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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形成、现状和问题
（一）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形成。
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依据税收征管的立法情况，可以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无专门立法阶段。这一阶段自建国至1986年4月21日颁布《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前。为了统一全国财经政策，前政务院于1950年1月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统一的税收法规，即《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是一部综合性的税收法规，不仅对货物税、工商业税等14种税的实体问题进行了规定，而且还规定了高度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即税收立法权和税种的开征、停征、税目与税率增减调整的权力都归中央，税收的减免权大部分由中央政府掌握，各级税务机关受上级局和同级政府双重领导等。因此，《要则》是一部“实体”与“程序”规范不分的法规。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税收的宏观调控和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被忽视，税收法制不健全，《要则》颁布后的很长时期一直没有制定专门的税收征管法，有关税收征收管理的规定分散在各个实体税收法规之中，税收征管的程序法律制度处于“分散”状态。
第二阶段，统一立法阶段。这一阶段自1986年4月21日至1992年12月31日，即《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实施阶段。为了改变税收征管制度分散、混合、不规范的状况，适应当时正在进行的税制改革，1986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开始单独立法，初步实现了税收征管制度的统一化和法制化，对于促进依法治税，加强税收监督管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条例》存在不少缺陷：一是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的适用不统一、不规范；二是税收行政执法权薄弱；三是税收征管法规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四是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和税务人员执法的制约不够；五是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法律效力有待提高等。
第三阶段，开始进入法治化阶段。这一阶段自1993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正式实施至今。1992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于1993年1月1日起施行，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个别条款作了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是我国调整税收征纳程序关系的第一部法律，是税务机关税收征管的基本法。为了保证《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效实施，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发票管理办法》、《税务稽查工作报告制度》等。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颁布与实施，使税收征管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我国税收征管工作开始步入法治化轨道。
（二）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现状与特点
1、初步建立了税收征管法律体系。《税收征收管理法》通过后，国家和各地方又相继制定了与征管法配套实施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大体形成了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为“龙头”和“母法”，以税收征收管理各专门法和单行法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征管法律框架。表现在：第一，税收征管综合性方面，制定了《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1993年）、《关于贯彻实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家税务总局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方案的通知》（1997年）、《税收征管业务规程》等。第二，税收征管体制方面，制定了《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组建在各地的直属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局实施意见的通知》（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范围意见的通知》（1996年）等。第三，税务管理方面，制定了《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1998年）、《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等。第四，税款征收方面，制定了《国务院关于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强化查账征收工作意见的通知》（1997年）、《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国务院1998年）等。第五，税务稽查和税务行政处罚方面，除了国家制定的《行政处罚法》（1996年），还制定了《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家税务总局1995年）、《税务稽查工件报告制度》（国家税务总局1995年）、《税务案件调查取证与处罚决定分开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1996年）等。第六，税务争议的解决方面，除了国家制定的《行政诉讼法》（1989年）、《国家赔偿法》（1994年）、《行政复议法》（1999年），还专门制定了《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试行）》（国家税务总局1999年）、《税务行政应诉工作规程（试行）》等。第七，税务代理方面，制定了《税务代理试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1994年）等。第八，打击税收犯罪方面，1997年通过的新《刑法》中专门涉及税收犯罪的就有14个条文，并在第三章第六节中单独规定了“危害税收征管罪”一节等。
2、统一了内外税收征管制度。《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条规定：“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应本法。”从而使我国此前内外有别的税收征管制度实现了统一，相对于企业所得税等少数实体税种现在依然实行的内外两套税法，在税收程序法上率先实现了“国民待遇”。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也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在税收法律制度上尽快同国际接轨。
3、明确了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是制定、修改、解释或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有关税收立法权的分配问题是税权和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制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这就形成了我国目前集中统一的税收立法权体制。
4、赋予了税务机关必要的行政执法权。根据新时期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借鉴国际上税收征管的通行做法，《征管法》设定了必要的税务行政执法权。表现在：第一，赋予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第二，将出境人员清缴税款制度扩大到适用各种税。第三，明确了税务检查权的范围等。
5、建立了对税务机关的执法制约制度。《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或者少征税款，并对征税权的委托作出严格限制。强调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以及进行税务检查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履行必要的手续。对税务人员滥用职权，故意刁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要给予行政处分等。
6、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必要的保护。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在规定了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和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时，也明确了纳税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主要表现在：第一，规定了税款延期缴纳制度。第二，建立了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不当造成纳税人损失的赔偿制度。第三，延长了纳税人申请退税的法定期间。第四，赋予了纳税人对复议的选择权等。
7、建立了税收法律责任制度。《征管法》和《刑法》对偷税、抗税、骗税、欠税等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处罚标准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税务行政执法和税务司法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武器。
8、确立了税务代理制度。
（三）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特别是《税收征收管理法》是在我国刚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992年颁布的，距今已8年了。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发展，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税收征管也出现了机构分设、税制简化等新情况、新形势，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加强税收征管，推进依法治税的需要。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法律效力有待提高。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综合性的税收程序法典，它不可能对税收征收管理的各个方面都作出详细、可操作性的规定；目前有关税务管理、税务稽查、税务代理等的规定都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不仅法律效力不高，内容也不规范。应抓紧制定和完善专门的《税收征管体制法》、《税务稽查法》、《税务代理法》、《发票管理法》、《税务争议救济法》等。
2、税收征管的基础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税务管理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表现在：第一，税务登记在法律上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不少纳税人不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漏征漏管现象比较严重。第二，税务登记与纳税人银行存款之间衔接不够，不少纳税人在银行多头存款，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纳税人应税经营情况。第三，现有的发票管理规范不够健全，违反发票管理的处罚措施尚待完善。第四，纳税申报的期限、方式、作法、法律责任不够完善，税收征管实践中零申报、负申报增多；一些纳税人利用延期纳税的规定拖欠税款，影响国家税款的及时收缴等。
3、税收征管工作中面临的一些新情况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规定。现行征管法未明确税收优先原则，致使在一些经济纠纷、企业重组、企业破产中国家税款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普及、电子商务的发展，应制定相应的税收对策和征管制度；应对税控装置的推行和使用作出规定；现行滞纳金制度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需要重新考量等。
4、税款征收、税务检查和税务行政执法不够规范、有力和完善。表现在：第一，税收保全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第二，税务检查效力不强，没有对税务检查的法定程序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税务稽查法律地位不明确。第三，税收征管中与银行、工商、公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制度不健全，尚未建立有效的协税护税机制，尤其是缺乏法律责任的规定。
5、未明确、全面规定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征管中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6、法律责任不够严密、完善。罚款等行政处罚的幅度过大，没有规定下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一些重要的征管法律规范没有“制裁”部分，税收征管实践中不少法律规定难以落到实处等。
7、税收征管法与相关法律存在一定的冲突。现行征管法实施以来，我国陆续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修订了刑法、会计法等，现行征管法需要与这些法律相衔接。例如，一些税务机构执法主体资格需要明确；征管法中的偷税概念与刑法中的规定存在差异，需要修改等。
8、税务争议的救济和司法保障需要加强和改善。一方面，现行征管法给纳税人提供解决税务争议的途径和方法不够完善，影响了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法律没有赋予税务机关打击税务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门执法手段，没有建立税务警察、税务法庭等税务司法保障机关，税务执法手段的刚性不强等。
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原则
（一）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1993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施行以来，我国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不断健全。税收征收管理法在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调整征纳关系，改善税收征管环境，促进税收征管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现行征管法立法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税制日益完善，税收征管改革也在深化；依法治税正在积极推进，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意识在不断增强；我国正面临加入WTO的新形势等。因此，为强化税收征管，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已刻不容缓。
1、改革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保障新税制有效实施的需要。1994年，我国进行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全方位的工商税制改革，调整、规范了税制结构，初步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中央税与地方税既自成体系又有机结合，符合国际惯例的复合税制体系。但现行征管法和发票管理办法都是在税制改革前制定的，难以适应新税制和税收征管的需要。例如，征管法对发票、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需要进一步完善。
2、改革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强化税收征管、深化征管改革的需要。目前，我国税务机关正在推行“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但征管法却与征管改革存在“两张皮”现象。一方面，征管改革的一些成果在征管法上得不到体现，找不到依据，致使其难以迅速推广和普及，如统一纳税人识别号、电子申报等；另一方面，征管法的有些规定不够科学、合理，与征管改革的基本精神明显相悖，如征管法关于纳税申报的规定不利于自行申报制度的建立和推广。因此，必须尽快改变征管法落后于征管实践的状况。
3、改革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规范税务行政执法，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推进依法治税的需要。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广大纳税人法律意识的提高，对税务行政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对现行税收征管法律、法规中关于税务行政处罚设定的种类、标准、实施处罚的法定程序等，进行清理和修改，以改进和规范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切实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4、改革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入世后，大量外资企业将在更广泛的领域进入我国，国内企业也将更多地走出国门，资本、技术、人员交流将更为广泛，现行针对跨国企业和跨国经营活动的税收征管将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必须研究改进和加强对跨国公司以及我国海外投资税收征管的法律对策。
（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当前，我国立法机关和有关实际部门正在修改和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我们认为，为了建立并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征管法体系，在改革和完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时，应重新认识并坚持以下原则：
1、依法征管原则。在税收领域，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和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与税收史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思潮和“议会保留”密切相关。税收法定主义具体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依法稽征原则。可见依法征管原则是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内容，它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动法定课税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②]坚持依法征管原则，要求有关税收征管的规则必须由国家的法律加以确定，要提高税收征管的立法层次。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征纳程序必须在法律上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税务机关无权决定开征、停征、减税、免税、退税、补税。这是依法治税方针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税收征管行为的法治化，减少税务执法的随意性，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2、效率原则。税收征管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行政管理活动，因此，只有尽量降低征收成本，才能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充分实现税收功能。税收征管效率原则，要求国家征税应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去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使税收的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额最小。税收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税收征收费用，即征税机关为征税而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另一方面是纳税人因纳税所支出的各种费用，如税务代理费、纳税申报的交通费等。坚持税收征管效率原则，要求我们在建构税收征管制度时，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税收征管程序在明确、可操作的前提下，应尽量简化。第二，有关制度和模式的设计应多样化，以适应不同情况。例如，纳税申报就应允许采用实地申报、邮寄申报、数据电文申报等多种方式。第三，按照科学合理、统一协调的要求，建立反映税收征管客观规律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务代理、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等现代税收征管制度。第四，积极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要想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必须用法律手段推动征管方式从传统的人海战术、手工征管向现代化、信息化的征管方式转变。为此，要大力实施科技兴税战略，在增值税征管中积极推行“金税工程”。
3、程序正义原则。程序正义是在法律活动中，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和实现法治而必然提出的要求。它使程序法从仅仅作为实现实体法的工具地位中摆脱出来，赋予法律活动作为“过程”本身也同样具有独立价值。程序正义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当事人在程序活动中享有基本的程序性权利，程序应当是在公开、公正、理性和效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才能鼓励当事人积极和“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中的对话、选择和妥协。[③]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税收程序法，但现行《征管法》中有关税务行政执法程序的规定，不仅数量少、分散，而且对一些重要的程序缺乏规定，使纳税人在纳税和税务争议中无所适从，增加了税务人员执法的随意性。依据程序正义原则，在税收征管中，应当建立回避制度、说理制度、听证制度、时效制度等，完善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行政处罚、税务争议救济等程序。
4、强化税务机关执法权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并重原则。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税收征收管理是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税收征管权是公法上的一种权力。为了保证税款的及时、足额收缴入库，税务执法权必须具有较强的刚性和约束力。现行征管法在税收征管权的规定上尚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范围过窄，对银行等部门不履行协助义务缺少处罚手段等。因此，加强征管权力，深化税收基础管理，对于解决当前税收征管中存在的“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现象，保证国家税收不受侵犯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纳税人作为税收征管中的一方主体，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对纳税人的权利规定的不多，重视的不够。随着民主、法治、人权运动的发展，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从根本上说，纳税人是税收的源泉，保护纳税人也就是保护税源。因此，我们应当在征管法中确立依法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对纳税人享有的申请减税、免税、退税权，税务法律政策的知情权，接受服务权，争议救济权，保密权，赔偿权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要加强对税务机关的执法监督，建立税务执法责任制度，增强税务人员为纳税人服务意识。税收征管法应在强化税务机关征管权与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为征纳双方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提供法律保障。
5、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原则。目前，经济全球化、法治化正在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也在相互借鉴、合作和融合，我国不久将加入WTO，因此，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加快法律改革的进程，在享有入世带来权利和利益的同时，应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诺”。在税收领域，除了要继续完善税制外，应加速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国际化改革的步伐。第一，规范税收征管程序。要推行专业化征管，健全纳税自行申报制度，强化税务稽查，扩大税务代理等。第二，加强税收征管科技化建设。要加大税收征管的科技含量，充分利用计算机手段，逐步建立网上征税系统，探索和建立反跨国偷税、避税的手段和机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第三，增强税收法律的透明度，完善税务争议的解决制度。要在提高、统一税收征管立法的基础上，建立税收法规公告制度；加大税收法律统一实施的力度，切实解决税收执法中收“人情税”、“关系税”或收“过头税”的问题；为税务争议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加强执法监督，建立对税务行政执法的司法审查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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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税收征管立法，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相符合的税收征管法体系
（一）税收征管法体系的概念。
税收征管法或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指调整税收征收与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是从广义上、实质意义上理解的税收征管法，是与规定税收实体内容的各税种法相对称的税收程序法。狭义上、形式意义上的税收征管法，是指1992年9月4日颁布、并于199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管法体系，是指由不同层次、各种类别的税收征管法律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⑤]当前，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目标，加速建立并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的税收征管法体系，是税收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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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征收机制的转变。为了建立运转灵活、规范、高效的征管手段，该局于2001年9月将原乡乡设所时全职能的30个基层分局所，整合集中为5个分局，征管机制实现了“多元化征收、属地化管理、一级化稽查”的转变，个私税收管理也实现了由分散手工征收向集中微机征收、专管员管户向管理员管事制的转变，较好地解决了管理责任淡化和弱化现象。
三是管理方式的转变。今年5月，在个私税收已全面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兼顾务实与灵活、法治与效能的原则，该局决定管理方式由全面管理转向分类管理，本着“管住大户、管细中户、管活小户”的思路，做到大户重点税源重点抓，实行行业管理；中户以管为主，实行户籍管理；小户以征为主，实行按季征收，大大节约了人力资源，提高了税收管理质量。
二、做到“六个规范”。一年来，南康地税局与时俱进，高标准，严要求，认真走好实施个私税收规范化管理这个棋子，个私纳税人税务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分别由原来的86％、53％、79％上升为98％、96％、93％，税务管理质量的提高，激活了税收工作“一盘棋”。
一是规范管理制度。制度是规范管理的基础，该局按照依法治税、征管改革、权责平衡的总体要求，融“从严管理、效率管理、科学管理、协作管理”为一体，突出管理制度的“规范性、操作性、创新性”，出台了《南康市个体私营经济地方税收管理办法》、《南康市地方税务发票管理办法》、《南康市地方税收“银税一体化”实施办法》等7项个私经济地方税收管理办法，全面系统地规范了个私税收税源管理、税款核定、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发票管理、档案管理、税务检查、执法评议、过错追究等9个环节的工作职责和执法责任，并编印7500册发至每位纳税人，增强了办法操作的透明度和社会的知晓度，成为全体地税人员和个私纳税人征纳行为的基本规范。
二是规范征管规程。征管机制转换上收税执法权后，需要重新分解和规范。该局重新整合征管业务规程，全面清理税收行政审批事项，精简规范了九大类十六项行政事宜，并因事设岗，因岗定人，细化了税收工作的步骤、方法、标准、时限、责任及文书传递，使每一个税务人员的税收执法都有章可循、有制度制约，保证了征管规程“流水线”似地运作。尤其是在个私税收税款核定程序上，该局要求地税人员严格按照业户自报、典型调查、定额核定、集体评税、定额下达的程序，邀请乡镇、工商、国税、财政等部门和行业代表组成集体评税小组分行业、地段、规模逐户进行税负评定，并制作公告栏张榜公布，否则按每户次管理员扣奖金5元，分局长扣奖金10元，确保了税款核定公开、公平、公正，“阳光操作”。
三是规范征管档案。资料是征管质量直接真实反映。该局舍得花费，投入资金近10万元，给基层分局添制了资料盒、资料架，实行征管资料“三专一化”管理。“三专”即专门个私税收控管台帐、专职资料管理员、专用税收资料室；“一化”即征管资料管理档案化，由专职资料管理员负责资料的领发、整理、审核、保管，及时督促缺损资料的补正，建立目录台帐、征收台帐，一户一档，分乡镇、路段及管理员序号存放，年终装订成册档案化管理。资料管理员考核系数高套一档(享受副分局长待遇)，调动了其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促进了征管资料档案化水平和税收管理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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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征收机制的转变。为了建立运转灵活、规范、高效的征管手段，该局于2001年9月将原乡乡设所时全职能的30个基层分局所，整合集中为5个分局，征管机制实现了“多元化征收、属地化管理、一级化稽查”的转变，个私税收管理也实现了由分散手工征收向集中微机征收、专管员管户向管理员管事制的转变，较好地解决了管理责任淡化和弱化现象。
三是管理方式的转变。今年5月，在个私税收已全面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兼顾务实与灵活、法治与效能的原则，该局决定管理方式由全面管理转向分类管理，本着“管住大户、管细中户、管活小户”的思路，做到大户重点税源重点抓，实行行业管理；中户以管为主，实行户籍管理；小户以征为主，实行按季征收，大大节约了人力资源，提高了税收管理质量。
二、做到“六个规范”。一年来，南康地税局与时俱进，高标准，严要求，认真走好实施个私税收规范化管理这个棋子，个私纳税人税务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分别由原来的86％、53％、79％上升为98％、96％、93％，税务管理质量的提高，激活了税收工作“一盘棋”。
一是规范管理制度。制度是规范管理的基础，该局按照依法治税、征管改革、权责平衡的总体要求，融“从严管理、效率管理、科学管理、协作管理”为一体，突出管理制度的“规范性、操作性、创新性”，出台了《南康市个体私营经济地方税收管理办法》、《南康市地方税务发票管理办法》、《南康市地方税收“银税一体化”实施办法》等7项个私经济地方税收管理办法，全面系统地规范了个私税收税源管理、税款核定、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发票管理、档案管理、税务检查、执法评议、过错追究等9个环节的工作职责和执法责任，并编印7500册发至每位纳税人，增强了办法操作的透明度和社会的知晓度，成为全体地税人员和个私纳税人征纳行为的基本规范。
二是规范征管规程。征管机制转换上收税执法权后，需要重新分解和规范。该局重新整合征管业务规程，全面清理税收行政审批事项，精简规范了九大类十六项行政事宜，并因事设岗，因岗定人，细化了税收工作的步骤、方法、标准、时限、责任及文书传递，使每一个税务人员的税收执法都有章可循、有制度制约，保证了征管规程“流水线”似地运作。尤其是在个私税收税款核定程序上，该局要求地税人员严格按照业户自报、典型调查、定额核定、集体评税、定额下达的程序，邀请乡镇、工商、国税、财政等部门和行业代表组成集体评税小组分行业、地段、规模逐户进行税负评定，并制作公告栏张榜公布，否则按每户次管理员扣奖金5元，分局长扣奖金10元，确保了税款核定公开、公平、公正，“阳光操作”。
三是规范征管档案。资料是征管质量直接真实反映。该局舍得花费，投入资金近10万元，给基层分局添制了资料盒、资料架，实行征管资料“三专一化”管理。“三专”即专门个私税收控管台帐、专职资料管理员、专用税收资料室；“一化”即征管资料管理档案化，由专职资料管理员负责资料的领发、整理、审核、保管，及时督促缺损资料的补正，建立目录台帐、征收台帐，一户一档，分乡镇、路段及管理员序号存放，年终装订成册档案化管理。资料管理员考核系数高套一档(享受副分局长待遇)，调动了其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促进了征管资料档案化水平和税收管理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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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推行契税直接征收制度
我市多年来的契税征管实践证明，实行契税直接征收，有利于及时掌握税源情况，有利于严格执行税收政策，有利于强化税收管理，有利于提高征收效率，是保障契税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措施。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征收机关直接征收契税的通知》（国税发〔*4〕137号）的规定，自*5年1月1日起，停止委托代征，全面实行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机关直接征收。按照方便纳税人缴税、有利于控制税源、有利于规范征管的原则，我市契税的具体管辖权为：*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契税由市财政部门直接征收；各县、市辖区内的契税由各县、市财政部门直接征收。各级财政征收机关要按照要求，抓紧做好终止契税委托代征的各项后续工作，通知代征单位及时办理票款结报手续,收回委托代征证书。
二、规范契税征管程序
要严格实行“先征税、后发证”制度，加强对契税的源头控管。纳税人必须按规定缴纳契税，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按规定程序办理免税证后，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部门方可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对未按照“先征税、后发证”的程序办理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造成税款流失的，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各级财政部门要与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部门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契税征管工作。财政部门要严把政策关，并定期向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部门通报征收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征收中出现的问题。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部门要与财政部门建立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情况的网络互联体系，实行信息共享，并根据征收工作的需要，及时提供与征收有关的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的详细资料。财政征收机关对查询的土地房屋相关资料应严格保密。
三、严格执行契税政策
各级财政征收机关要严格执行《安徽省耕地占用税、契税减（免）管理实施办法》，加强契税减（免）管理，按规定程序办理政策性减（免）契税手续。纳税人符合契税减征或免征条件的，应当在办理土地、房屋权属证之前向财政征收机关递交减（免）税申请报告，办理减（免）税手续。各级财政征收机关按规定批准后，必须每季度将减（免）情况上报市财政部门备案。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契税的减税、免税。征收机关和征管人员也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受理、审核减（免）契税申报。对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计税依据、资料（销售合同或协议及销售发票等）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由契税征收机关追缴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加大契税执法检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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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税职权的界定与分析
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依法拥有的执行税法，对税收征纳事务进行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是国家征税权的转化形式，是征税机关在税收征纳过程中行使的“个案”征税权。征税职权在性质上属于税权范畴，是税权的下位概念，并且与税权的多义性和异质性相比较，征税职权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比较容易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征税职权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1.法定性。征税职权是依照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征税主体行使征税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税收法定主义中依法稽征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征税职权的设定、调整、取消及其行使规则，都要由法律来规范，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8条、第29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2.权力服从性。征税职权虽然是由具体的征税主体来行使的，但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的。征税职权的行使具有命令与服从的隶属性质，征税决定由征税主体单方作出，不以纳税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3.专属性。一方面，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的一项公权力，纳税主体不享有。另一方面，征税职权的主体在根本上为国家，但国家不直接行使，而是由法律规定的专门的征税机关等来具体行使征税职权，即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专属的职务权限，不拥有法定征税职能的其他国家机关也不得行使征税职权。
4.优益性。征税职权不同于作为个体的纳税人权利，它的行使事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征税主体在行使征税职权时，依法享有征税优益权和征税优先权，即征税主体在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中，相对于纳税主体而言，处于优益的法律地位，例如，征税主体作出的征税行为具有公定力。
5.不可处分性。征税职权是国家征税权的具体化，与纳税人权利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等不同，属于国家“公权力”而不是一般经济权利范畴，因此不可自由处分。即对征税主体来说，行使征税职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征税职权与征税职责是相统一、不可分割的，随意转让、放弃或抛弃征税职权是一种失职和违法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二、征税职权的内容
征税职权的内容是指征税职权所包含的具体权能，它是征税职权运作的具体形态。在不同的国家，征税职权的具体内容不完全一致。我国除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征税职权作了集中规定外，在行政处罚法、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法、立法法和宪法中都涉及到征税职权问题。从总体上看，征税职权的内容可归纳为下列十项：
1.征纳规范制定权。这是征税机关依法制定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征纳规范制定权是征税机关的抽象征税行为，对税收征纳活动具有广泛的影响。但因征税机关的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从税收法治和保护纳税人权利角度讲，征税行政立法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我国《立法法》对税收行政立法有所涉及，但对具体的事项和范围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完善这方面的规定。另外，有权征税机关对税收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在性质上也是征税规范制定活动。实践中，这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但它与在具体征纳过程中，征税机关在作出征税决定时对税法的解释（实际上是对税法的理解）不同，后者涉及的是“自由裁量权”问题。
2.税收计划权。这是征税机关有权确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所要实现的国家税收收入目标的权力。税收计划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预算能否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征税机关历来十分重视税收计划的作用，税收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也成为进行税收征管的重要手段，以致于把税收计划的执行和完成情况作为检查考核征税机关贯彻税收政策法规的主要手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计划应以非指令性为主，要正确处理完成税收计划与依法征税的关系，即必须要在严格执行税法的前提下组织税收计划的实现，不能为了完成税收计划而违法多征、少征、提前征收或摊派税款。
3.税款征收权。税款征收权又叫征税处理权、征税形成权，这是征税主体依法对具体的税款征收事项作出决定的权力。税款征收权是征税职权中的核心权力，运用得也最广泛，它与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相对应，其所作出的征税决定直接涉及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款征收权包括应纳税额确定权（包括对纳税人在纳税申报中的应纳税额初次确定权的第二次确定权、法定情形下的应纳税额核定权或叫估税权）、税款入库权（税款缴纳方式、税款入库期限和地点的确定权）。为了保证税款征收权的有效行使，征税主体还可依法行使与税款征收权相关的下列权力：税负调整权、税收保全权（代位权、撤销权）、税款优先权、税款追征权等。
4.税收管理权。这是为了保证具体的税款征纳活动的顺利实现，而由法律规定的征税机关进行的税收基础性管理活动的权力，它具有基础性、广泛性、与税款征缴间接性等特点。税收管理权的内容有税务登记管理、账薄凭证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管理、税源监控等。
5.税收检查权。它是为了保证征税决定的作出和税收征管目标的实现，而依法对纳税人等遵守税法和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的调查、检查、审计和监督活动的权力。税收检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和证据，因而它不仅是一项独立的权力，而且是行使其他征税职权的基础和保障。在实行申报纳税制度下，加强税收检查十分必要。税收检查权的行使在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如税务稽查、税务检查、税务审计、税务调查等，有些国家还赋予征税机关行使司法性质的搜查等强制检查权。
6.获取信息和协助权。是指征税主体有权从纳税主体、其他组织和个人获得与纳税有关的信息，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征税协助。与征税有关的信息是正确作出征税决定的前提，为了保证应税信息的有效获取，应建立调查、统计、报告、协助、信息共享等制度，并加大对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制裁。但征税主体在行使获取信息权和协助权时，要注意处理与纳税人的隐私秘密权的关系。
7.征税强制权。这是征税机关为了预防税收违法行为，确保纳税义务的履行而依法对纳税主体实施强制手段的权力，它包括采取预防性的税收保全措施和执行性的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征税强制权的行使将使纳税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要完善征税强制权的行使程序，为纳税主体提供更多的程序保障。[①]我国有关征税强制的程序规范十分稀缺，目前国家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将对此作出进一步规范。
8.税收处罚权。这是征税机关对违反税收法律规范行为给予制裁的权力。与征税强制权一样，对征税处罚权的行使也要加以规范、控制，这主要涉及到税收处罚权的主体、程序、与刑事制裁的关系等问题。
9.争议裁决权。这是征税机关对发生在征纳主体之间的争议进行行政复议的权力。它是一项准司法性质的权力，对于处理技术性、专业性、反复大量发生的税收争议有重要作用。但为了保证公正和法治，征税机关的行政复议裁决还要受到司法审查的监督。
10.税收指导权。这是征税机关通过政策文件、纲要、指南或通过直接向纳税主体提供建议、劝告、咨询等，以引导纳税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新的征税职权形式。但税收指导一旦错误或不当，对纳税人利益的影响往往十分重大。因此，应当对税收指导给予一定的法律约束，而不应将其视为完全自由裁量的事实行为。这涉及到税收指导的事项、程序、法律责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征税优益权：征税职权的保障条件
为了保障征税主体有效地行使征税职权，国家赋予征税主体及其征税人员职务上和物质上的优益条件。征税主体依法享受这些优益条件的资格就是征税优益权，包括征税优先权和征税受益权。征税优先权是征税主体在行使职权时依法享有的种种优越条件。我国现行税收程序法上的征税优先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社会协助权。它要求征税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二是推定有效权。法国很早就确立了“公务优先原则”，并把“推定有效”作为其主要内容。推定有效权实际上是指征税行为的公定力，即征税行为一经成立，不论其是否合法，就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的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征税决定并非一经作出就真正合法生效，有的需经复议裁决，有的需经法院裁判。如果征税决定要走完所有救济程序并被确认生效后方能执行，那就会影响税款的征收，不利于稳定税收征纳秩序。因此，税法特许在这种条件下推定征税决定有效，可以先行执行，复议、诉讼期间征税决定不停止执行便由此而引出。为了确保征税职权的有效行使，可以考虑赋予征税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如进出口环节某些偷逃税行为、未结清税款离境），实施先行扣留、即时强制等先行处置权。征税受益权是国家为保证征税主体有物质能力行使征税职权而向它提供的物质条件，征税主体享受这些条件的资格便是征税受益权。征税受益权是征税主体从国家所享受到的权益，而不是由相对的纳税主体提供的。征税受益权的内容表现为国家向征税主体提供征税经费、办公条件、交通工具等，它实际上是征税机关为征税而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构成狭义上的税收行政成本。为了给征税职权的行使提供物质保障，应当切实保证征税主体的征税受益权，但从税收效率原则来说，也应当注意降低税收征收费用，以使税收的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额最小。
四、征税权限：征税职权行使的法定界限
1.征税权限的界定
征税职权是一项“公权力”，鉴于它的易被滥用和由此产生的破坏性，征税职权的行使都被附加各种条件，其中范围上的限定是重要的方面。征税权限是征税主体行使征税职权时所不能逾越的法定范围和界限。遵守征税权限是征税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征税主体行使职权超越该“限度”，便构成征税越权，视为无效。征税权限是各国税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控制征税主体的征税行为超越权限是税法的重要任务。
在界定征税权限时，还需要注意其与“税收管辖权”、“征收管辖”、“税收主管”的区别。税收管辖权一般是指国际法意义上的税权，它是指国家或政府在税收方面所拥有的各类权力，国际税法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协调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以解决重复征税和税收逃避问题。征税权限一般是在国内法意义上使用的，如果在扩大的意义上使用征税权限，也可以说税收管辖权是国际税法上的“国际征税权限”。实际上，国内层面上的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也客观存在，对它的解决也已提到议事日程。[②]征收管辖又叫税务管辖、征管管辖，是指不同征税机关之间进行税收征收活动上的分工与权限，包括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征收管辖的落实是征税机关进行具体的税收征收活动的前提，是征税权限中一项基本内容。但征税权限不限于征收管辖，它还包括征税事务权限（主管），包括与税款征收管辖有关的其他征税职能的权限，如税收行政处罚管辖、税收行政复议管辖、税收行政赔偿管辖等。税收主管又叫征管职能的划分，是在征税机关内部对征管职能的划分，在我国是指税收征管权在税务机关、海关、财政机关之间的划分，也包括在税务机关内部的国税地税之间的划分。可见，税收主管只相当于征税权限中的事务权限。
2.征税权限的类型
（1）事务权限。在我国又叫“税收主管”，在德国叫“业务主管权限”，是指税收征管职能在不同类别的征税机关之间的分配问题，主要是这些征税机关之间如何划分其各自主管的税种。在我国，税务机关主要负责工商税收的征管；海关主要负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征管；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农业税收的征管。而在税务机关内部，按照分税制的要求，其所负责征管的税种又在国税与地税机关之间再进行划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条）、《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调整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范围的意见》（1996年1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
（2）级别权限。又叫纵向权限，是指有上下隶属关系的征税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级别权限按照权限内容的不同，可分为税款征收级别权限（级别管辖）和与税款征收间接联系的其他级别权限。后者在我国税收程序性法律上已有不少规定，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2条关于发票的管理权限；第31条关于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第33条关于减免税审批权限的原则规定；第37条、第38条、第40条关于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权限；第53条关于税款入库权限；第54条关于查询储蓄存款的权限；第74条关于罚款权限的规定等。另外，《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级别管辖权限的划分适用于税收行政复议。税款征收级别权限是征税级别权限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它又叫征收级别管辖。由于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只推进到省一级，省级以下征税机关之间如何划分征收管辖权缺乏规定；采用税额分成的共享税种的大量存在，为级别管辖的划分带来障碍；国税机关严格按照行政区域隶属关系进行设置，不易于征收管辖权的明确。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级别管辖的确定带来许多困难。解决的对策，一是加快省以下分税制改革，真正落实“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权”的分级财政体制。二是取消共享税种，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央税和地方税，某些税种实行中央地方同源共享。[③]三是实施国税机构改革，按照经济区域设置国税机构，理顺中央税种的级别管辖。
（3）地域权限。又叫横向权限，是指没有隶属关系的征税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在地域权限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税款征管权限划分的地域管辖。但在我国，如同级别管辖一样，地域管辖问题研究得相当薄弱，在各实体税种法中也只是从纳税地点的角度零星触及到地域管辖问题，而且矛盾之处很多。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并应在税收程序法上对管辖问题设专章进行规定。这里，至为重要的是要确立地域管辖的原则。笔者认为，总结我国现行税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参照国际税法上有关税收管辖权的原理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税收地域管辖的原则应当包括下列三项：第一，属地原则。这是以纳税人的经营活动地或财产所在地为标准来确立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它一般适用于间接税和资源财产税。我国实体税法上以商品销售地、劳务发生地或营业地、财产所在地等作为纳税地点的规定即是属地原则，例如，对流转税来说，就是以实际经营地为纳税地点，不考虑注册地、管理中心地、核算地等因素，但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则由海关行使专属管辖权。[④]第二，属人原则。这是以纳税人的住所和人的因素为标准来确定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关于住所等“人”的因素，对自然人纳税人来说，以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属人原则在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中适用较为普遍。第三，属地优先原则。这实际上是解决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冲突时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属地原则。因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接受外来投资多，实行属地优先原则，有利于保护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缩小其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当然，这种优先适用也是有限度的，它只能对源于本区域内的应税收入等课税。
关于级别管辖问题，应重点确立下列两个原则：一是实用性原则（两便原则）。它是考虑由何种级别的征税机关征收最能降低征收成本（需考虑其获得征税对象信息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如何尽量为纳税人缴税提供方便。二是中立性原则（税收程序统一原则）。为了确保法律秩序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维护征税的平等，保护公平竞争，应统一全国的征纳程序、争讼程序。
此外，在管辖权限中，还涉及到共同管辖、移送管辖、继续管辖等问题。[⑤]
3.征税权限争议及其解决
征税权限争议是征税主体之间及与其他非征税的国家机关之间，就征税权限的范围等划分问题发生的争议。由于立法上征税权限的划分不合理、不清晰，实践中应税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征税主体的主观认识等原因，征税权限的争议在所难免。征税权限争议的类型有纵向争议与横向争议，前者是有隶属关系的征税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后者是没有隶属关系的征税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此外，征税权限争议还可分为积极争议与消极争议，前者是争议主体都主张有征收管辖权，后者是争议主体都不主张有征收管辖权。
关于征税权限争议的处理，国际上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议会途径，即由议会或来解决管辖权争议，如英国和西班牙。二是司法途径，如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6条规定的“机关诉讼”。三是行政途径，即由争议机关之间协商或由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裁决权限争议，这是为多数国家确立的主要解决途径。
我国关于征税权限冲突解决的立法很不完善，只是在《宪法》（第89条、第108条）、《立法法》（第五章）、《行政诉讼法》（第53条）、《行政处罚法》（第21条）等法律中一般性地涉及。[⑥]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法还没有关于征收管辖的系统规定，有关解决权限争议的一般原则、管辖权争议的裁决及确定管辖权期间的临时处置、当事人的申请权等事项缺少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的征税权限争议解决制度：（1）确立权限争议解决的原则。纵向权限争议时应尊重上级机关的监督权，即以上级机关的判断为准；横向权限争议时，应以合作为原则，尽量协商解决并需履行协助义务。（2）规定解决权限争议的启动程序。至为重要的是要赋予纳税人等利害关系人有管辖权的异议申请权，另外，发生权限争议的共同上级机关可以依职权解决。（3）完善行政途径解决机制。一是对有共同管辖的，以最先受理的征税机关管辖。二是不能确定受理先后或是有其他争议的，争议的征税机关之间协商解决。三是不能协商解决或是有统一管辖的必要时，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指定管辖；没有共同的上级机关时，由各该上级机关协商决定。[⑦]四是在不能通过上述方法确定管辖权或发生紧急情况时，应由有实施征税处理必要性即公务原因发生地的征税机关管辖，它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及时通知其他负责的征税机关。（4）建立征税权限争议的预防机制，如部门会议、协作协议等。（5）积极探索用司法途径解决征税权限争议问题。
注释：
[①]在普通法系国家，征税强制权原则上归法院，当事人获得程序保障的机会较多。
[②]国内层面上的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况：在联邦制国家，各州之间的税收管辖权冲突；在一国境内存在多个独立的税收管辖区时，会产生税收管辖权冲突；在更广的意义上，行使不同税收征管职能的征税机关之间也可能产生税收管辖权的冲突。目前，中国内地就已与香港达成了“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
[③]同源共享是指不设置共享税，而以同一税源由中央与地方分率计征的方式取而代之。
[④]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0条的规定，我国税收行政处罚实行“属地原则”，即由税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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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述三种模式，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在现行法典化模式的国家中，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税法的法典化程度并不比采用通则化模式国家的法典化程度高。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其有关适用于所有税收的一般规则分布在税法典的各个部分；税法典中的“F”部分是关于“程序和管理”，但对每一特别税收或类似税收的征收都有各自的程序规定。法国有关税收程序问题也是由专门的税收程序法规定的。相反，比较而言，制定了税法通则的第二种模式国家税法的法典化程度更高，这尤以《德国税收通则》为最，因为它们都有关于税收基本问题、共同问题的系统规定。第二，在税法法典化中，以采用通则化模式最为普遍。将税收活动中一些基本的和共同性的问题规定在税法通则中，而将税收中的专门问题留给各单行税收法律规定，既解决了税收立法的体系化问题，又将税收活动中的特殊问题通过单行法律加以具体灵活调整，是一种科学、富有效率的立法模式，因而受到税法法典化体例模式国家的广泛采行。第三，税法法典化的主要形式是税收程序法的法典化。这表现在：一是各国已制定的税法通则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程序问题的规定。例如《德国税收通则》，共九编415条，除第一编总则、第二编欠税责任法中的少量规定为实体债务法的内容外（如有关税收的定义、欠税责任关系、税收优惠的目的等章），其他七编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税收程序问题的规定。二是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的税法典中，其有关税收共同问题的规定也主要是程序方面的内容。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分标题的内容除了“程序与管理”部分是有关税收程序问题的共同规定外，其他部分主要是按照所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主要税种的内容分别规定，没有对适用于所有税收问题的一般规则进行集中规定。法国则有专门的税收程序法，它独立于税法典。
应当指出的是，各国税法法典化表现为税收程序法法典化的方式，是有其现实原因和合理性的。一是各国的税制要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作为其法律形式的各实体税法也必须要经常修订和完善，这使得实体税法的法典化成为困难和不必要。即采用以税收实体规范作为法典主要内容的模式时，不仅法典的编纂工程巨大，而且在修订和适用时也很不方便。二是有关各税法通则性内容和税收程序性规定较为稳定，技术性强，将这些内容以通则式法典予以规定，从立法技术和实际运用上来说，都是简便易行的。上述两个方面反映了税收法律中包含两个在稳定性、共同性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组成部分，一个是适应社会经济变动的修订激烈的税收实体法，另一个是较稳定的、共同的、修订不激烈的税收程序法。三是随着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发展，各国在税法法典化实践中，认识到税收程序性规定在提高征税效率和保护纳税人权利上的重要性。于是尝试税法法典化的国家，都将工作集中在以税收程序性规定为主要内容的税法通则的制定上。同时，各国有关对税收程序法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即属于税法总则的事项，逐渐被纳入税收程序法中。而在我们看来，税收实体法的重心在于税法分则，税收程序法则构成税法总则的核心，因为税法总则实际上是有关税收征纳原则、征纳制度、征税机关组织的法律。实践中，各国并没有将税收程序法的内容限定为纯粹的程序法，而是将有关征税行为、征税机关组织、征税权限等实体内容与税收程序一起规定在税收程序法中，即各国实定税收程序法都表现为我们称之为税法通则这种形式，从而使税收程序法的制定与税法通则的制定进一步吻合。
二、中国税法通则的模式
在具体确定我国税法通则的模式时，我们认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要采用与行政程序法并列的方式。我国制定税法通则，必须考虑好与行政程序法的衔接和协调。鉴于税收活动的特殊性、大量性、经常性，税收征纳活动应当主要适用以税收程序制度为重要内容的税法通则，行政程序法处于对税法通则补充的地位。第二，税法通则在国家整个税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位阶。税法通则应当是税法法典化在我国现实中的表现形式，它应当就有关税收征纳实体和程序制度、税收债务要素中的基本问题等作出规定，以便为税收征纳活动提供基本的行为准则，成为制定其他税法规范的“母法”。第三，在规模上，我国税法通则应当采用与日本、韩国相近的适度的、较发达的税法通则形式。德国税收通则属于发达式的税收法典，体系庞大，内容完整，从追求完美的角度看，它是税法通则的理想模式。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都没有德国那么健全；我国现行的立法习惯也多是采用制定单行法律的形式，每部税法的篇幅都很小，条文最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也只有94条，而且法律用语的规范性和操作性不强，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考察报告中所说的，“中国的立法传统习惯用比较抽象、广泛的词句，更像是制定宪法的风格，而不是写细、写具体。其结果是中国的税法和规定加起来所描述的细节也不及西方国家某一项法律里描述的细节多”；目前，我国的立法技术也无法达到德国税收通则对立法逻辑性、完整性、严密性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因此，我国在第一次制定税法通则时，必须立足于国情，不能过于理想化和急于就成，现在还不能采用德国的法典模式。同时，我们也不能采用俄罗斯的“发展式”模式。因为俄罗斯税法通则过于简单，内容狭小，原则性太强，且不注重程序问题的规定，满足不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需要。相比较而言，日本、韩国的税法通则体系完整，规模适度，有关税收程序的基本问题都作出了规定，又有一定的操作性，值得我国借鉴。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移植，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有所取舍和创新，做到民族特色和国际标准的有机结合。
三、中国税法通则的基本内容
为了确定中国税法通则的内容，避免法律调整过程中出现空档、重叠和冲突等问题，保证法律适用的效果，关键是要处理好税法通则与下列法律的关系：
一是与宪法的关系。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税收管理体制、税权划分、公民纳税的基本义务等问题，应当由居于国家根本大法位阶的宪法来规定，这些问题是税法通则不能解决、也解决不好的。如果降格在税法通则中规定，也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二是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税收程序与行政程序有许多共同属性，它基本上可归于行政程序，因此，以征纳程序作为主要内容的税法通则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在总体上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税法通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特别行政程序法。目前，世界上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德国、日本采取的排除式，即行政程序法不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但需说明的是，这种适用除外是在形式意义上的，因为德国税收通则已经将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直接移用过来。另一种是行政程序法补充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这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方式，它考虑了税收程序活动有很多不同于其他普通行政程序活动的特殊性，我国的税法通则也应采用这种处理方式。但是，为了使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正当程序制度能够在税收程序中得到适用，就必须将其吸收规定到税法通则中，并于行政程序法同步公布施行，否则即会出现像台湾因在行政程序法之前施行的税捐稽征法排除其适用的情形，从而影响行政程序法应有的功能，并使税收征纳活动缺乏更严格的程序保障规定。
三是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我国现行的税收程序制度主要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税收征管法实际上扮演着“小税法通则”的角色。制定税法通则时，应认真总结税收征管法实施的经验，并将其中行之有效的基本程序制度上升到税法通则中。日本、韩国都分别制定有税收通则法和国税征收法，前者是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和普通法，而国税征收法主要是有关税收征收程序，特别是有关滞纳处分程序的规定，其目的是要在实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时，调整好与私法上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关系。我国将来也应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税法通则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即税法通则是有关税收程序问题的基本法、综合法和上位法，税收征管法将缩小和纯化为主要规定税收征收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的专门法、下位法。税收征管法、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不得与税法通则的规定相抵触，即税法通则优先于其他法律适用。换言之，将来税法通则应采用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92条、《韩国国税征收法》第2条所规定的相类似的方式，来处理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关于中国税法通则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在实体上，应当规定下列内容（其中有些内容也属于程序问题）：一是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等一般原则，比例原则、实质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诚信原则、生存权保障原则等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 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等税收程序性原则等；二是税收征管权，税收债务的构成要素，纳税义务的成立、继承和消灭，税收特别措施等；三是征纳行为，包括征税行为的效力、合法要件、成立、生效、变更、撤销、转换、废止、附款等规则；四是法律责任，包括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的法律责任、征税主体违法和纳税主体违法的法律责任、抽象税收行为违法和具体税收行为违法的法律责任、一般税收违法行为和税收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它涉及到税收违法行为的构成、法律责任的形式、税收罚则的适用等。
有关税收活动的程序制度，应当是税法通则规定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内容。在这些程序制度中，一是有关税收管理程序、税收确定程序、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执行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等税收征纳程序制度，它们是程序制度最主要的方面。二是有关税收救济程序。目前，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税法通则中，都有关于税收救济程序内容的规定，体现了对税收活动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体规范的思想。但鉴于我国已制定了专门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税法通则中有关救济程序的规定应当是原则性的，主要是结合税收争议救济的特点，规定一些特别适用的程序保障制度。三是有关税收行政立法程序。征税机关制定税收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抽象税收行为的程序，属于税收程序的范围，并且是征税机关实施税收征管活动的一项重要职能，各种税收法规、规章在税收征纳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规范抽象税收行为，应当在税法通则中就有关税收规范的制定程序作出规定。当然，鉴于我国已制定了《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税法通则中只需就税收规范制定程序中某些特殊事项作出规定，如在税收规范文件的提案、起草、听取意见和评议、公布中，应当更多地吸收广大纳税人参与。四是税收内部程序。主要是征税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上下级或不同级别征税机关之间关系的原则、授权、委托、行政协助）、管辖（如管辖原则、类型、权限争议的解决途径和方法）等。但各国税法通则中涉及的主要是征税机关相互间的关系和管辖，一般不涉及征税机关的设置、实体权限划分、征税经费来源等内容，后者应当由宪法和组织法规定。但考虑到我国组织法并不健全，有关税收征管体制、征税职权等也应在税法通则中规定。
四、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
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是税法通则的基本内容在结构上的安排。立法架构虽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处理好了，不仅有利于税法通则的制定，更有利于其理解与执行。在确定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必须处理好实体与程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少国家的税法通则以征税行为为核心概念构筑，是关于征税权运行的法律。例如，《德国税收通则》除了“第一编总则”是关于税法共同问题的规定，“第二编欠税责法”是关于实体税收债务的规定外，“第三编一般程序规则”的结构为征税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总则）——征税具体行为的一般规定，以下各编则按照专门税收程序（核查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执行程序）——救济程序（行政救济程序、司法救济程序）来安排。可以看出，德国税收通则的制定采用了征税权自我规范的立法思路，其法典呈线性结构。首先规定征税权行使主体，接着是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然后是程序运行结果的征税行为自身的效力，并重点对各专门税收程序（特别税收程序）进行了规定，最后是税收救济程序，遵循了按照主体、征税行为、对征税行为的救济的大陆法系立法结构的一般模式。
不过，各国税法通则中的程序性规定一直是立法的重点，这不仅表现在以程序性规定为基本内容的国家（如日本），就是上述实体内容占有较大比重的国家也是如此。对程序性内容的规定，其立法架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述德国的一般程序规定与专门程序规定即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类型，即在总则中，不分征税行为的种类和程序的阶段，对各种类型税收程序的共同事项作出统一、集中的规定，即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如当事人、回避、证据、期限、期日、送达等；在分则中，对专门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如核定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等。另一种是不区分总则与分则，而是根据征税行为的种类，规定相应的程序。我们认为，中国税法通则在架构立法内容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第一，税法通则应当对税收活动中的基本问题、共同问题进行全面的规范，可以考虑借鉴德国税收通则的立法结构， 按照总则——税收债务——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征税行为——专门税收程序——法律责任为立法主线。第二，在程序性内容的规定上，应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将基本的、共同的税收程序制度集中规定在总则中，可使法典精简密实；而在分则中，可以针对特定征纳行为的特点规定专门程序，使一般性与特殊性得以很好地结合。第三，应考虑与行政程序法、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关系，但更要结合税收征纳的特点，而不必拘泥于现行规定，即要将反映税收活动规律的科学、正当、有效的原则和制度吸收到法律中，使税法通则在税法体系中具有基本法、综合法的位阶，并成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律。
五、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时机和起草组织安排
我国有关税法通则的立法调研、起草已有很长时间，至1999年初，国家税务总局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稿已经六易其稿，法律框架和主要内容已经基本完成。为履行WTO规则，我国必须尽快建立统一、公开、公平、高效的行政执法制度。在具体把握我国税法通则制定的原则、条件、内容、时机时，应坚持以下要求：
一是以我国加入WTO和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为契机，统筹规划，调整立法思路，不失时机地重新启动我国税法通则的立法调研、法案起草和学术研究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税法通则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应当整合相关资源积极组织实施。
二是进一步加强税收立法理论研究，既要总结梳理我国税法学术研究成果，也要积极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税收立法和税法学理论，提高我国税收立法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三是认真总结我国税收征管法立法和实施的经验，总结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实施情况，并对征税机关制定的大量税收规章等进行整理，对税收征纳实践情况进行调查，以便使制定的税法通则成为符合实际、能够为中国的现实所接受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
四是制定统一的税法通则与制定各单行税收法律齐头并进，分步实施。为了使立法机关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已通过）、行政收费法等法律更好地适应税收活动，应当结合税收征纳实际，同时起草这些法律在税收领域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还应当配合统一行政程序法的起草及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加紧税法通则的起草、协调、调研工作。其最终目标是在行政程序法颁布实施时，同步公布施行税法通则。即便行政程序法因故搁浅，税法通则在时机成熟时也应当单独颁布，以使在与国民财产权保护密切相关的税收征纳领域实施统一的程序法律，为纳税人提供公正、公开、合理的程序保障，并可为将来行政程序法典的实施积累经验。[1]
五是改革税法通则草案起草的组织形式，充分吸纳社会各界参与税法通则的制定，使立法过程成为推动中国税法理论研究和税收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职能部门组织起草《税法通则（官方稿）》，可在现行税收基本法（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二是由中国财税法学会这一“民间”学术机构组织起草《税法通则（专家稿）》，可不必拘泥于现行的官方草案，而是在理念、体例、架构和制度设计上体现应有的特色和风格。吸纳民间机构起草基本法性质的税法草案，对于提升理论界对税收立法的参与程度，增强税法的科学性、进步性和公正性，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全民税法意识的提高和税法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在现代税收国家，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广泛的行政程序关系为税收程序关系。为了保证制定出来的行政程序法典具有本国特色并能够产生好的法律实效，必须注意大量吸收税收程序法在适用中的经验。
「参考资料
[1]Black‘s Law Dictionary，5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9，p.233
篇7
一、所得税征收及管理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所得税是国家调节收入平衡，维持企业发展、实现收入科学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它既能够通过征税是手段筹集政府资金，实现地方经济的发展，又能够通过累计税率等调节个人收入，实现收入分配。随着国家税收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所得税进行征收与管理进行研究有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够促进企业与个人的发展，还能够稳定国民经济，在合理的范围内为国家积累资金，促进国家与政府的发展。［2］
（一）促进企业及个人的长远发展，提高征管水平
市场经济下，国家需要通过税收来弥补市场经济的弊端与缺陷，保证收入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在所得税征收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累进税率，即对低收入人群，不征收所得税税款，对高收入人群，按照相应的比例缴纳税款，对于企业的征收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所得税并不是缴纳越多越好，如果盲目征收，企业经营利润得不到保证，无法促进生产，个人利益得不到保证，公民生活水平将大幅度降低，进而无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所得税征收及管理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对累进税率等进行研究，在保证企业、居民的权益的基础上合理征收，降低收入差距，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在合理的范围内促进企业生产、居民生活，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可以规范所得税征管流程，提高征管水平，使得所得税的征收更加合理、合法，一切皆有依据，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3］
（二）有利于税收政策顺利执行，符合经济形势的发展
在传统的观念中，公民的税收意识较为淡薄，骗税、漏税的行为层出不穷，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在本质上，税收政策有调节国民经济收入的作用，发挥着重要的国民经济杠杆的职能，在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担任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所得税涉及所有企业与公民，因此，对所得税征收与管理进行探讨，可以实现以下目标，首先，通过探讨，可以掌握目前所得税征管出现的问题，例如，公民的税务意识淡薄，征收管理不规范、制度不严格，宣传不深入等，然后制定合理的征管措施加以预防与规避，加强税收管理工作。其次，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新形势，多种经济成分充分发挥活力，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国家经济面临改革，因此，国家政府需要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所得税征收及管理进行探讨，一方面实现所得税职能的转变，由过去的财政监督职能转变到财政监督与调节职能上来。另一方面，树立市场经济的公平观念、合法观念，针对市场经济的具体情况研究相关政策、法规，使得税收管理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既能保证所得税的征管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又能够保证税收政策的顺利实施，更加贴合实际，适应国家经济的需要。［4］
（三）规避税收风险，提高监督效率
在以往的所得税征管过程中，由于税收制度不健全、征管程序不规范、税收观念意识淡薄，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税收监管不严格导致的偷税漏税、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私分产品物资等，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通过对所得税征收及管理进行探讨，可以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法，将税收深入到各个部门以及各个环节，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分类，合理确定税率，规范所得税征管程序，做到税负合理、征管有效，并且通过合理征税所得到的税款能够真正被政府部门所用，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建设，强化了所得税经济调节职能，实现整体的税务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二、针对所得税征收及管理提出的建议措施
通过以上可以了解到，对所得税征管进行研究与探讨，提高税收征管意识，一方面规范企业与个人行为，促进其长远发展，另一方面能够适应当今税务体系发展的需要，规避税收风险，促进国家税务体制改革，因此，需要根据目前的所得税征管情况，确定合理的路径，可以从观念、税务监督、数字化、分类管理等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提高思想意识，加强税收考核
在所得税进行征管的过程中，必须提高税收征管人员的思想意识，落实具体责任，并且加强税收考核，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首先，提高税收征管意识，税务部门的领导以及各级员工要把加强所得税征管看作完善税务体制的重要保证，不仅能够正确认识到所得税征管的重要意义，还要落实具体责任，例如，税务部门相关领导要制定征管制度、加强税收考核、推行分类管理等，可以通过税务系统宣传、组织讲座、各个部门及时交流等形式提高员工的思想认识，积极履行征管任务。其次，税务机关要制定合理的绩效管理制度，加强税收征管考核，例如，根据税收工作的特点完善相应的考核机制，落实具体职责，将各个部门的、各个税务人员的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制度，制定《所得税征管工作考核办法》，结合本单位所得税征管的实际情况，设计绩效考核指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绩效考核指标不能设计的过高或者过低，要满足“够一够、摘桃子”的实际，并且指标要进行相应的量化，从而保证员工的所得税征管工作落实有序，真正提高征管质量。［5］
（二）加强分类管理，实现数据管理
分类管理与重点监督是提高所得税征管效率的保障，在进行所得税征管的过程中，需要完善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纳税人的经营方式、经济特点、组织方式的复杂性给所得税的征收及管理带来了困难，在进行征管的过程中，纳税部门必须缕清思路，针对纳税人的基本情况进行分类管理，例如，需要及时掌握纳税人经营情况、将纳税人的基本信息计入档案、定期对纳税户的会计报表、财务报表、经营状况、发票使用情况、减免退税、税率计算等所得税信息进行调查记录，定期核对、及时登记纳税户的违章违法等情况、及时收集各项涉税信息，通过以上税务信息的了解，可以将纳税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分类整理，进而针对不同类型的纳税户进行征税管理，提高征税效率。其次，注意征税软件的合理运用，为了提高征税管理效率，必须重视征税软件的合理运用，在征税软件的设计上，一方面要请专业的软件设计公司根据征税业务的具体特点设计合理的软件，既能够将纳税户的基本信息录入，又能够方便征税业务人员进行处理，并且公司要负责后续的软件维护工作。其次，重视征税人员的数据化培训，通过定期培训提升其数据化处理能力，例如及时将纳税的基本信息录入系统、及时计算纳税户所得税数额、按期提交所得税业务情况，进而实现数据管理，提高征管效率。
（三）引进专业人才，加强税务监督
征税是否公平、合理离不开有效的税务监督，因此，在进行所得税征管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引进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强税务监督，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首先，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人才可以分为征税业务人员、数据处理人员以及内控监督人员，要确定合理的纳税人才招聘标准，细化招聘细则，规范招聘流程，提高招聘人才准入门槛。其次，应该根据专业人才的具体情况制定培训计划，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最后，应该加强税务监督，征税部门应该制定《所得税征收及管理监督办法》，细化各个制度，例如，定期核查所得税登记情况、申报情况、严格核查缓交税款的情况、加强各个部门的沟通进而严格执法、复核所得税缴费金额、程序是否规范等，通过定期核查，严格惩戒，实现科学严明的税务监督，进而提升所得税征收及管理效率。
三、结语
所得税因其覆盖率较大，并且计算较为复杂，在征收及管理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相应的风险，为了深化税务体制改革，加强税务执法，税务机关需要摒弃传统的所得税征管观念，将分类管理、征税监督、征税数据化有机结合，将所得税征管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提升征税工作的质量与效率，从而有效推进税务体制改革，促进税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王钰.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征管问题及对策研究［J］.财经界，2020（1）.
［2］蔡高茜.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及对策分析［J］.科技经济市场，2020（3）.
［3］曹可成.个人所得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完善税制并重［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6）.
篇8
个税政策规定与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现行对建安行业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政策依据，是鄂地税发[2010]126号文《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异地建筑安装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和武地税发[2010]144号文《市地税局转发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异地建筑安装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等文件。
对于异地建安企业，鄂地税发[2010]126号文规定：“财务会计制度较为健全、能够准确、完整地进行会计核算，并能及时准确实行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代扣代缴的，经工程作业所在地县（市、区）以上税务机关审定同意，其应扣缴的个人所得税可以实行查账征收”。“对不符合查账征收条件的异地建筑安装企业和个人一律实行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的附征率为工程价款的1%。”
文件规定，对于异地建安业查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审定条件是：1.是否已在工程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项目登记，纳税主管税务机关项目管理范围；2.是否为国家一级以上施工资质的省内企业或上市公司；3.是否在工程所在地按要求设置会计账簿，能够准确、完整地核算该项目工程收入、成本、费用以及资金往来情况；提供总机构出具的个人收入发放、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明细表、社会保险缴纳、工资转账凭证等情况；4.是否连续6个月以上能够正确计算和扣缴申报个人所得税，并按规定实行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明细申报；5.其总机构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是否为查账征收。以上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进行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因此，对于异地建安业的个税查账征收政策应从严把握。
对于武汉市本地建安企业，武地税发[2010]144号文在鄂地税发[2010]126号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延伸，文件规定：“应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积极推行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和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申报，如实缴纳个人所得税。对未设立会计账簿，或者不能准确，完整地进行会计核算的单位和个人，主管税务机关可实行核定征收，核定征收的附征率为工程价款的1%。”
以上政策规定十分明确，但在执行中却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建安企业个税的征收方式与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的认定过程自相矛盾。对于大部分的建安企业，特别是中小建安企业，正是因为账务不健全，不能准确核算成本、费用及盈利情况，在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上，税务管理部门普遍认定为核定征收。但在建筑安装企业的个人所税的征收方式的认定上，特别是本地建筑安装企业，一些税务部门和人员却网开一面，没有严格掌握并执行相关政策，只要纳税人进行了个人所得税的全员全额申报，也不论是否全面、准确，一律认定为查账征收。也就造成在同一企业上不同税种间税收政策执行上的自相矛盾。
加强建安行业个税征管的建议与对策
篇9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5日
一、京津冀税收征管协同发展背景和意义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键时期，在京津冀产业升级、生态环境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需要财税政策支持。为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2014年7月税务总局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组。2015年4月，中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促进三地间企业流动；同年12月《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出要推进跨区域国税、地税信息共享、资质互认、征管互助，不断扩大区域税收合作范围。税务部门这些措施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也为服务税收中心工作和优化区域税收环境提供了保障。
在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起到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其在调控经济和要素分配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发展和要素分配的重要手段，能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税收政策的作用大小在于落实的程度高低，税收征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研究当前京津冀税收征管协同发展问题，改进阻碍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税收相关政策，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健康协同发展。
二、京津冀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税收征管是指国家税务征收机关依据税法、税收征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税款征收过程进行的组织、管理、检查等一系列工作的总称。当前京津冀税收征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税收征管相关法律不健全，执法标准不一。税收征管涉及一个或者多个税务机关及不同的纳税人等多个主体，有效处理征管发生的社会关系需要有健全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作为保障。我国199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随后至2015年4月期间共经过三次修正和完善。虽然从立法角度看，我国总的税收政策是统一的，但是经济发展迅速，各种各样新的经济形式层出不穷，税法的细节规定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因此，在总体税收政策框架规定一致的情况下，各地对于税收政策的理解以及执行程度是不同的。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三地税收征管中执法标准不一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是某些税收法规制定时没有考虑到实际征管工作的复杂性，规定模糊不够明确，漏洞较多，变通空间大、规范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后续的有效监督，大大增加了征管的难度；二是税收法律中存在很多税收自由裁量权。很多具体税收政策的解读和执行条件、范围、幅度等由各省（市）税务机关自行决定，各地征管所遇到的情况不尽相同，税收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层次不齐，这也导致了对同一个税收案件，京津冀三地税务机关处理结果有所不同的现象。税收征管执法标准的不一致，会让跨区域经营企业无所适从，给企业的正常经营发展带来很多的人为障碍和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二）行政壁垒严重，税收征管协作水平不高。当前我国税务机构的设置和管理都是依照行政区划来设置的，按属地原则行使税收管辖权。由于合理的税收利益分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地方政府及各地税务机关出于各地经济利益考虑，往往以行政区域为依托形成各种壁垒，阻碍了税务部门间的横向协作。税务征管尽管是一种依法行使的执法行为，但在实际税收工作中往往会受到地方行政干预。
针对京津冀三地而言，京津冀一体化逐步推进，三地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企业跨区域涉税行为越来越多。虽然京津冀三地会针对一些税收征管案件一起查办，但实际税务征收管理工作中三地间缺乏相应的税收管理协作管理制度和一个固定的协调管理机构，协作税收征管的流程及责任追究方面缺乏法律形式的制度加以约束。各区域税务征收管理往往缺乏全局意识，而仅仅基于自身地区及部门利益出发，对本地有利的案件往往高度重，对于本地无利或有执法风险的案件就不积极处理。针对存在的这种问题，2015年6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财税分成、利益分享的相关问题加以明确，并制定了标准和方法。但是，如何将这个政策规定切实贯彻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具有可操作性、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篇10
税款追征是税务机关的主要职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纳税人欠税情况越来越多地发生，欠税形成的原因也日益复杂，加之税收管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依法治税要求的不断提高，税务机关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笔者以相关理论和现行法律、法规为依据，深入分析探究当前税款追征的实践中存在问题和原因，在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做法基础上，对如何完善税收管理现代化进程中税款追征制度进行了思考。
一、税款追征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现阶段欠缴税款现象较多的存在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充分形成，在经济交易过程中大量存在非法交易，逃避税收缴纳，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互交易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对因违反税收规定的纳税人不能及时地被发现，对失信的纳税人的惩戒机制没有建立并发挥作用。市场中介机构也未真正发挥客观公正的作用，监督市场主体的行为。
其次，作为社会成员的自然人和法人对市场经济理念、税收、纳税义务有了初步认识，纳税人意识在部分人中有所确立。纳税人观念意识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完全形成非一朝一夕所能，当前，过于强调纳税人义务，而不重视纳税人权利实现和保护，使得纳税人心理不平衡，产生抵触纳税义务的心理，没有形成自觉的心理和行为。现实社会中的诸多纳税信用不彰的现象，均与此有关。因此，科学地认识我国当前社会现状，理解社会成员成长的历史阶段，对科学地采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的法治环境导致税款追征制度执行不到位
1. 税收行政执法尚不到位
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许多法律执行不力的情况。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行政执行难的问题时有发生。公民“信权不信法”，“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存在“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等问题。少数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寻租、贪赃枉法，仍有不正确的执法倾向，如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
2. 司法公正仍有待提高
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效率、司法公信力和干预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司法机关出于地方形象、地区稳定等思量，对税务机关提出的税款追征案件，不予受理或违法裁判，司法不公、司法不作为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三）税务行政机关自身的行政管理水平不高
一般来说，税务机关管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纳税遵从度的高低，税收管理水平高，纳税遵从度就高，反之就低。
一是管理机构和机制处于不断改革变化中，适应性减弱。近年来，税务机关的税收管理不断地进行改革，新的机制尚未稳定，纳税人尚未适应，又进行调整，使得内部税务人员和纳税人均难以迅速适应改革后的要求，导致管理水平有所下降。
二是税收政策越来越复杂，难度加大。近年来，出于规范执法和便于操作的目的，税收政策的补充文件越来越多，税收政策的变化也越来越大。以企业所得税为例，自2008年实施企业所得税法以来，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外，仅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就达到了近300件之多。政策变化大、计算过程复杂，给纳税人实务操作带来很大困难，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经常会导致征收部门和稽查部门对同一时期、同一税种的计算结果差异较大，纳税人的纳税成本明显增高，由于纳税人不能及时、全面地了解税收政策、申报缴纳税款流程，因而不能准确、及时、足额地履行纳税义务，易使纳税人出现不遵从现象。
（四）税收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总体处于低水平
一是税收管理人员的能力和水平不高。近几年，各基层税务机关综合业务素质好的税务人员，一部分晋升、一部分被上级局选调，新进人员有待学习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基层一线税务管理人员力量薄弱，只有少数一线税务管理人员能够充分掌握复杂税收问题涉及的税收政策，无法满足税收征管优质服务的需求。
二是法律知识欠缺，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不强。对《公司法》、《破产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知识知之甚少，缺少对税务行政机关职责的深入理解，认为是纳税人的自身违法行为，与税务机关无关，不积极参与，从而在税款追征中丧失了有利机会。
二、税款追征制度的国际借鉴
（一）主要发达国家的税款追征制度
1. 美国的税款追征制度的主要内容
《征收程序与管理法》第64章《征收》规定：纳税人确定税款后，纳税义务履行不能或纳税人怠于履行纳税义务，形成税收之债之后，税务机关的处理税收之债的方式。美国的征收部门主要征收个人应付未付的税款、小业主已扣而未缴的税款，向拖欠税款的企业和个人的住址寄发通知书。对于发出催缴通知书10日内仍不能使欠税人负税或达成一可行的负税方案，税收官有权采用各种手段征收所拖欠的税款：一是到雇佣的公司、企业要求将工资转作税款，二是没收纳税人的财产或在第三方的资金，并可以拍卖以抵顶欠税。如果纳税人破产，税务部门属优先债权人，对其所欠税款的偿还优先与对贷款利息等的偿还。美国欠税的追溯期为十年。
2. 加拿大的税款追征制度的主要内容
加拿大的纳税申报主要以自核自缴为主。每年1～4月是纳税期，而纳税人通常在前一年的10～12月收到由国家税务部门寄来的纳税辅导材料，由纳税人自己核算、整理，按税表要求逐项填报，并于第二年4月底前寄到税务部门。为了加强税收的管理，使国家税收收入及时地、有保证地征收到国库，加拿大政府加强了税务审计工作，专门成立审计工作指导委员会，负责对税收违章案件的选案和审查。
3. 德国的税款追征制度的主要内容
德国基层税务局相应地设置纳税申报受理部门（包括那税服务中心）、税收评定部门、税款追征部门、违法调查部门（稽查）和处理部门（法制部门）。税款追征部门主要职责是为了保障国家税收权益不受侵害，针对纳税人怠于履行税收债务清偿义务等行为，承担着对受理申报、税收评定、违法调查、税收争议裁决等法定情形下形成的欠缴税金，依照法定程序实施强制追征的职责。税款追征由专门的执行处集中处理，执行处的执行官有资格到企业和纳税人家里了解资金、财产情况，也可以扣押、没收财产，如纳税人拒绝配合可申请搜查令进入，还可以依法没收纳税人工资、存款、不动产，组织强制拍卖，通知边境限制出境，协调有关部门取消营业执照、吊销车牌照等。对确有困难的纳税人，可允许分期、缓期缴纳甚至豁免欠税。
（二）发达国家税款追征的共同特点
国际通行的税款追征概念的内涵要小于中国税收管理语境下的税收征收。仅指当纳税人怠于履行税收债务清偿义务时，税务机关行使法定的追征职责，近似于我国的欠税追征的概念。
为了保障国家税收权益不受侵害，针对纳税人怠于履行税收债务清偿义务等行为，一些发达国家税法普遍赋予税务机关征收职责。税款追征（Tax Collection）是税务机关对应申报未申报、受理申报、税收评定、违法调查、税收争议裁决等法定情形下形成的欠缴税金，依照法定程序实施强制追征。
1. 税款追征是对税收债务的追征。当纳税人怠于履行税收债务清偿义务时，税务机关行使法定的追征职责。
2. 税款追征具有双重性。基于征纳双方形成的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税收征收除了适用行政程序规则，有时还适用相关民事程序规则。
3. 债务追征的强制性更加突出。与其他债务追偿程序相比，法律为税收征收权的行使制定了严格的强制执行程序，授权税务机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追征税收债务。税收债权不仅优先于普通的债权，还优先于税收债务形成之后出现的各类抵押、质押权等。
4. 主张税收债权也具有时效性。对于税收债务，税法普遍规定了追征期。超过法定期限，税务机关即丧失这一权能。
税务机关的核心业务是指从事与税款征纳直接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强制征收是其中的核心之一，是税务管理链条上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三、税收现代化进程中完善税收追征制度的建议和对策
（一）建立健全税款追征基础制度
1. 准确界定税款追征职责
改变以往过于宽泛的征收概念，按照纳税人自我评定制度下税收征管的新特点，把税款追征定位为“税务机关依法对税收债务等实施强制追征的法定职责”。从范围上讲，实际上是缩小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税款征收概念，也就是欠税追征的范畴。
2. 建立欠税的预防制度
税款追征的对象是欠税纳税人，所以从根本上做好税款追征工作，就是要预防欠税的发生，从源头上控制欠税。欠税的预防制度主要包括税法宣传制度、严格延期缴纳税款的审批制度和制定合理的税款预缴制度。
3. 完善税款追征相关制度，防止欠税流失的制度
主要包括：离境清税制度和纳税人报告制度等。离境清税制度指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离开国境前，要按照规定结清税款和滞纳金或者提供纳税担保；纳税人报告制度指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处置其不动产或者大额资产前，要向税务机关报告。
（二）税款追征制度的法律完善及协调
1. 修订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
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设立专门章节，规定有关税款追征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对欠税的催缴、税收保全措施、税收强制措施 、税收优先权、撤销权、代位权等制度。《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工作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修改稿对税款追征工作进行了清晰的规定，较之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是规范税收征管的基本程序。《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征求意见稿）规定，税收征管基本程序以纳税人自行计税申报为基础，由申报纳税、税额确认、税款追征、争议处理等环节构成。把税款追征作为税收征管的中心环节，专设一章，对税款追征的程序规则、确认规则、举证责任分配等作出了规定。
二是规范税收征管的时效。一般情况下税务机关应在5年内对纳税人的税收义务进行确认。对未登记、未申报或者需立案查处情形的追征时效由无限期改为15年。对欠税追征时效，由原来的无限期改为20年。
三是增强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的能力。专设“信息披露”一章，对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予以规定。明确第三方向税务机关提交涉税信息的义务，明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息报送义务，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信息提交协作制度，规定税务机关对涉税信息的保密义务。充分的信息，将会有利于税款追征的顺利开展。涉税信息获取能力的提高，必将提高税款追征的实现程度。
2. 与相关法律的协调
一是与刑法修正案（七）相衔接。将“偷税”改为“逃避缴纳税款”，明确与刑法“逃避缴纳税款”构成要件的相同与不同点，同时规定因过失造成少缴或者未缴税款的，承担比逃避缴纳税款较轻的法律责任，减轻纳税人负担。
二是与行政强制法相衔接。将“滞纳金”确定为“税收利息”或“税收滞纳金”，利率由国务院结合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借贷利率的合理水平综合确定，以与行政强制法中的滞纳金相区别。完善税收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税务机关临时采取扣押等税收保全措施时，应在24小时内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三是与相关民商法的相衔接。与破产法相衔接，对申请破产的企业，税务机关应以不同于普通债权人的身份参与破产程序，以实现税款的优先权，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与担保法相衔接，提高税收担保的特殊地位。与公司法相衔接，增加对欠税纳税人的实际控制人的连带责任，预防公司实际控制人对法人利益的侵害，影响税收利益的实现。
3. 修订总局有关税款追征的规章制度
一是对总局出台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凡是超越权限或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坚决予以作废。今后不得出台增加纳税人负担或减少利益的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对涉及税款追征等重大税收事项的，应在现行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以总局规章的形式予以明确，确保其合法性。
二是修改与税款追征相关的规章制度。如《欠税公告办法（试行）》、《纳税担保试行办法》、《抵税财物拍卖、变卖试行办法》作为总局规章，一直处于试行阶段，实际执行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特别是后两者几乎没有体现效果。随着依法治税要求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收管理现代化要求，需要对其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构建完整的税款追征制度体系。
税务机关的税款追征职能的合理配置按照税收现代化管理的要求，税务部门的主要业务工作可划分为纳税服务和税收执法两大系列，很显然，对于税款追征职能应配置于税收执法系列。
根据现代税收管理改革的目标，税收管理层次将进行缩减，结合机构设置现实情况，可考虑在县级税务机关设置专门的税款追征职能的部门，近期可考虑在政策法规部门增加职能配置。具备条件的，应设立专门的税款追征职能的部门，专司税款追征工作。远期，考虑在省辖市级税务机关设立统一的税款追征职能的机构，集中力量负责辖区内所有的税款追征工作，便于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和提高专业化水平，也有利于依法治税水平的提高。
取消现行的县级以下税源管理单位具体实施税款追征职能，减少中间环节。对省局《职责清单》中过于复杂的部门职能集中进行整合，统一由纳服部门流程传递到税款追征管理职能的部门，并由其负责分析、审核、调查、审批和执行。
组建具有合格资质人才组成的税款追征队伍。由于工作量的集中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负责税款追征专门人员应同时具有税收、法律专业知识，至少有一名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员，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专门人员除了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外，还应具有较高政治思想素质，以公平、公正地做好税款追征工作，确保纳税人的利益不受侵犯。
（三）税收管理现代化下的税款追征实施程序的设计
1. 税款追征的实施程序的启动
由纳税申报受理机构（纳税服务部门）根据纳税人欠税发生的情况，下达责令限期缴纳税款的法律文书，要求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所欠税款。对逾期仍不缴纳的，启动税款追征程序，并将相应的欠税纳税人信息传递至税款追征管理部门。
2. 税款追征的实施程序的分析
税款追征管理部门在接收欠税纳税人的追征信息后，运用税务机关掌握的相关情报信息，开展对该纳税人的欠税情况及其相关信息分析，确定欠税的事实、原因和可能采取的追征的方式与手段。分析的主要方面是：（1）分析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中有关欠税纳税人的信息，确定需要进行税款追征的纳税人名单。（2）分析纳税人的欠税报告，确定纳税人是否存在处置其不动产或者大额资产的情形；是否存在纳税人解散、撤销和破产情况或合并、分立的情形；是否存在纳税人需要出境的情形；确定纳税人是否有清欠能力和意愿。（3）收集司法部门的情报信息，确定是否存在商事纠纷和破产公告。（4）分析纳税人财务报表的变动情况，关注纳税人是否存在资产变动的情况。
3. 税款追征的实施程序的调查
税款追征管理部门在数据分析后，对仍存在不确定或案头分析难以确定的事项的，可决定交由专门的调查部门进行实地调查，如开展对纳税人经营状况的实地调查、资产负债、损益状况及实际控制人的状况，是否存在税收优先、可代位、可撤销事项等。开展调查时，必须由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进行，遵循法定的程序。必要时，也可要求其他部门和单位进行协助调查。
4. 税款追征的实施程序的执行
调查部门在分析、调查的基础上，形成欠税纳税人综合调查报告，提出税收追征的具体执行方案，经批准后，交由欠税追征部门予以执行。欠税追征部门根据调查情况，具体实施对纳税人的欠税追征，主要可采取措施有欠税公告、强制税款划扣、查封扣押并拍卖财产、主张优先权、代位权和撤销权，阻止出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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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问题意向：《行政强制法》颁布实施带来的立法冲突负效应
在成文法世界里，法律冲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不仅是由于同一事项可能有不同的立法机关进行规制，而且可能因为新的系统性单行立法的制定对旧的分散立法所带来的冲击，《强制法》与《征管法》之间发生的冲突即属此类。
从立法的实体配置来看，《征管法》为确保税收及时足额入库、促进税负公平原则以及量能负担原则的实现，授权税务机关可以对违反税收缴纳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强制，以期通过物理强制力量实现税收征收目的，并且就税务行政强制的实施主体、条件、范围、方式、程序、救济等进行了系统化的明确规定，这些规范为保持稳定的税收秩序和必要的征收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而《强制法》主要是针对行政强制进行的专门性、系统性立法，是关于行政强制的一般性法律规范，不仅对行政强制的设定进行了限制与规范，而且具体规定了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种类、条件、实施程序、法律责任等，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另一方面突出了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对私权利的保护。就《征管法》与《强制法》在行政强制的具体内容规定来看，认真加以检视和审思，应该说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全方位的。
关于立法冲突的解决，我国《立法法》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定不一致，“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据此分析考察《强制法》、《征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之间的适用关系：从法律规定的位阶来看，《强制法》与《征管法》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若后者与前两者关于行政强制的规定不一致，后者不得适用；从新旧规定的角度来看，最近修订的《征管法》于2001年5月1日起施行，《强制法》于2012年1月1起施行，后者是关于行政强制的新规定。由于《征管法》中的行政强制规定系针对税收征收领域作出的特别规定，而《强制法》则是针对一般性行政管理领域作出的普遍规定，前者是关于行政强制的特殊规定，因此若两者之间存在同一事项不一致的规定，需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从上述分析来看，对于《强制法》与《征管法》之间存在的法律冲突现象，如果不能够及时进行立法解决的话，无疑将会给税务执法实践带来尴尬难题，因为在《行政强制法》生效之后、冲突问题解决之前的期间，税务机关虽然面对两部适用税务行政强制的法律，但由于需要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而不能够直接适用。特别是程序性规定，可以说其不一致情况更为严重，这种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已经导致了税务行政强制执法实践陷于无所适从的局面。
二、审思与检讨：《征管法》与《强制法》之冲突的现实样态
（一）法律概念使用层面的冲突
法律概念是在法律文本中对法律现象的抽象性描述。若对同一法律现象或性质类似的法律现象使用不同的法律概念，不仅会引起学界不必要的逻辑论证和多余的研究讨论，而且容易给执法者和行政相对人带来具体应用上的错觉，并进而影响法律的实施效果。作为《征管法》中重要法律概念的税收保全措施与作为《强制法》中核心法律概念的行政强制措施称谓不一致，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的诸多困惑和不便。
《强制法》将行政强制划分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并进行了概念界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有效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考察《征管法》文本，虽没有出现“行政强制措施”这一法律概念，但存在近似概念“税收保全措施”。《征管法》所规定的税收强制包括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两种情形。“税收保全措施是指税务机关对可能由于纳税人的行为或者某种客观原因，致使优厚税款的征收不能保证或难以保证的案件，采取限制纳税人处理或转移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的措施。”“税收保全措施也就是《强制法》所称的行政强制措施。”笔者认为，虽然税收保全措施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不能完全等同，但税收保全措施具有避免危害发生的不利后果，应被包含在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之内，体现了“行政强制措施”的意蕴。因此，《征管法》中的税收保全措施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可以被称为《强制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在法律概念使用上用行政强制措施替换税收保全措施，于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另外，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也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这一法律概念，并明确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二）《征管法》与《强制法》中关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范围、程序不一致
查封、扣押、冻结既是《征管法》中税收保全措施的全部内容，又是《强制法》中行政强制措施的重要种类，在行政强制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因立法者认识上的不同及法律实施对象的差异，《征管法》中作为税收保全措施的查封、扣押、冻结与《强制法》中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查封、扣押、冻结之间在具体范围上不一致。《征管法》第37条规定的扣押范围为商品或者货物；第38条规定的扣押、查封范围为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冻结的范围为存款；第42条的规定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排除在外。《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9条将《征管法》中规定的“其他财产”解释为纳税人的房地产、现金、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和动产，明确机动车辆、金银饰品、古玩字画、豪华住宅或者一处以外的住房不属于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规定税务机关对单价5000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得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强制法》第9条、第23条规定查封、扣押范围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规定冻结的对象为存款、汇款，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通过比较分析，《征管法》与《强制法》的扣押、查封范围存在交叉关系，主要差异为：前者不受“涉案”的限制，后者不受“单价5000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的限制；前者冻结的范围为存款，而后者则还包含汇款。
（三）滞纳金的性质及其功能定位不一致
《征管法》中的滞纳金被认为具有补偿与惩戒性质，其功能不只是督促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为确保滞纳金制度的可行性，将滞纳金征收率定为万分之五，即相当于年利率18%，较为合适，它一方面注重了滞纳金的经济补偿性，同时又兼顾了滞纳金的惩戒性，同时还考虑了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我国税收滞纳金的性质主要是损害赔偿，并兼具行政执行罚性质。在立法中主要体现为：滞纳金征收率高于银行利率；滞纳金起算时间为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解缴税款之日止。在征管实践中，滞纳金征收绝对量较大，个案中滞纳金数额有时会超过应收税款。《强制法》则把滞纳金定位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目的是通过对逾期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之行政决定的当事人加收滞纳金，使得行政决定尽快得以履行。“滞纳金是指当事人没有按期履行金钱给付的义务，有关机关可以按照规定对当事人收取一定带有处罚性的费用，以督促其履行义务。”“加收罚款和滞纳金都属于执行罚的范畴。”显然，这里的滞纳金并不具有经济补偿性。为更清楚地区分两者的差异性，现举例说明：某一企业2010年5月25日发生纳税义务，按规定应在6月15日前将税款缴纳入库，但该企业一直未申报缴纳。2011年5月10日，税务机关在执法检查时发现该笔税款未申报缴纳，并于5月15日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企业在5月30日前缴纳税款。后企业于5月20日将税款缴纳入库。该案中，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75条规定，滞纳金计算日期应从2010年6月16日起至2011年5月20日止；而依照《强制法》第45条规定，由于企业在税务处理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缴纳了税款，则不需要征收滞纳金促使其履行纳税义务，但如果企业在限期内未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可以自5月31日起加收滞纳金，以督促企业尽快缴纳税款。
（四）《征管法》中的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在适用范围、目的及程序上不一致
税收保全措施的适用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根据《征管法》第38条规定，对于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而未到纳税期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在责令提前缴纳税款的期限内发现其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应税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迹象的，并经责令提供纳税担保而未能提供的；二是根据《征管法》第55条规定，在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前纳税期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并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迹象的。《强制法》中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基于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税收保全的适用范围较窄，适用目的具有单一性，主要是为了确保税收安全而采取的，以避免税收逃逸结果的发生，而不存在防止证据毁损等目的。在具体程序上，《征管法》在第37条、第38条、第4l条、第47条规定了扣押、冻结、查封的基本程序，其实施细则从第58条到第69条进行了细化的补充解释；《强制法》第三章针对行政强制措施不仅规定了系统的一般程序规定，而且又分别对查封、扣押和冻结“量身定做”了个别化的具体程序。两相比较，主要差异在于：一是在查封、扣押、冻结实施前的审批上，《征管法》第37条规定的扣押无需报批程序，其他情况下的查封、扣押、冻结则需要报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长批准；《强制法》除第19条规定了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应在事后补批准手续外，其他情况下的查封、扣押、冻结于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二是在查封、扣押、冻结实施过程中，《强制法》规定了当场进行理由、依据、权利、救济途径告知制度、制作现场笔录制度、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制度、交付冻结决定书制度，而《征管法》缺乏相关规定。三是在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间限制上，依据《强制法》第25条、第32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限除情况复杂并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最长为60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查封、扣押期限另有规定、其他法律对冻结期限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律不得超过30日；《征管法》对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限未作规定，但根据其实施细则第58条、第88规定，《征管法》第37条所规定的扣押期限应为15日、第55条规定的查封、扣押、冻结期限一般不得超过6个月，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下的扣押、查封、冻结则无期间限制。四是在查封、扣押、冻结的解除条件上，依据《征管法》第37条、第38条规定，当事人在限期内缴纳税款的，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否则将依法拍卖或变卖扣押、查封物、扣缴冻结的存款；《强制法》第28条、第33条规定了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五类情况，概括得比较全面、细致。不难看出，《征管法》关于税收保全措施的规定，不仅程序设计相对粗糙，而且在采取扣押、查封、冻结措施之后、实施强制执行之前缺少基础处分或行政处理决定。
（五）《征管法》与《强制法》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不一致
按照《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界定，《征管法》中除第40条明确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之外，第37条、第38条从整体上来看亦可归入行政强制执行之列，因为在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之前已经存在具体内容为限期缴纳税款的行政处理决定，至于所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则可视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个环节或者缓冲措施，如果该税收保全措施足以使税务管理相对人完成税款缴纳义务，则不需再行采取拍卖、变卖、划拨等强力方式。比较《征管法》与《强制法》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主要差别在于：前者须报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长批准，并规定了变卖制度；后者规定了催告程序、执行中止、终结、回转、和解制度及书面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等，程序相对复杂。
三、从冲突走向协调：《征管法》与《强制法》统一的路径选择
（一）以修订《征管法》为契机，完善税务行政强制立法
《征管法》自2001年修订实施以来，客观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不协调日渐明显，重新修法的要求日益迫切。为适应客观情势，《征管法》重新修订工作已经启动，相关草案也已交由各级税务机关讨论。由于《强制法》是在《征管法》修订草案完成之后出台的，有关的税务行政强制的规定基本维持原状。由于《征管法》与《强制法》关于行政强制规定的冲突是全方位的，维持目前立法现状不仅理论上落后于行政法治要求，而且实践中将陷入困境。行政强制作为税收征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的《征管法》修订应当充分体现出《强制法》的新要求，以实现两部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因此摆在目前的问题不是是否要对税务行政强制立法进行完善，而是如何完善，如何能够让《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与《强制法》无缝对接。这不仅要考虑实质内容的增删与重整，而且要注重立法技术的运用。
首先，要正确认识两部法律之间的关系，以获取科学合理的宏观性思维进路。前已述及，根据行政强制法律规范适用范围的不同进行区分，《强制法》为一般法，《征管法》为特别法，“就行政强制而言，《强制法》具有统领作用。”“《强制法》对行政强制制度以法典的方式，对行政强制的定义、范围、原则、种类和设定、操作程序、例外规定以及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作出了纲领性规定，这是所有行政强制的实施，也包括税收强制的实施都必须遵循的制度。”因此《征管法》关于行政强制的规定原则上不应与《强制法》相冲突，在进行重新修订时应特别注意。但同时基于《征管法》的特别法地位，也应当允许其在《强制法》授权允许作出特别规定的范围内，把实践上证明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做法进行特别立法。
其次，从立法技术上考虑，应注意借鉴《征管法》与《行政处罚法》之间的分工与配合。《行政处罚法》是集中统一规定行政处罚的程序性法律规范，普遍适用于所有的行政执法领域。《征管法》主要是针对税务领域特点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实体性法律规范，即对那些违反税法规定需要处罚制裁的行为进行列举，并规定相应的处罚种类、幅度等。当然，《行政处罚法》也有一定的实体性处罚规范，《征管法》也有个别的程序性处罚规范。从长期以来的税收执法实践来看，《行政处罚法》的程序性规范与《征管法》的实体性规范之间的配合是比较成功的，一方面为税务行政处罚的运行提供一套系统、完整、明确、合理的处罚法律程序，另一方面又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实施提供严密细致、宽严相济、裁量适当的处罚实体依据，极大提升了税务行政处罚的法治化水平。因此，就《征管法》与《强制法》之间关于行政强制的立法关系协调而言，可以考虑将《征管法》中的程序性规范原则上予以删除，只保留或增加个别必要的程序性规定；同时在实体上按照《强制法》确定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强制类型、强制措施种类、强制执行方式、执行体制等重新整合与新增创设系统的实体性税务行政强制规范，并可以考虑将《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的部分实体规定纳入《征管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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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会计是核算与监督税收资金运动的一门专业会计。它是以直接负责税款征收、入库业务的税务机关为主体，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税收资金及其运动进行连续、系统、全面、综合核算与控制，为税收决策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资料，以保证税收政策法规的正确贯彻执行，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的一种税收管理活动。
税收会计的职能，是税收会计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固有的、客观的功能和职责。税收会计和其他会计一样具有反映和控制两大基本职能。
税收的反映职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税收会计通过一系列专门核算，将税收资金已经发生的运动情况，真实、客观地表现出来，反映税收业务活动的情况。比如，税收会计通过设置与运用会计凭证、会计科目、复式记账、登记账簿和编制报表等税收核算方法，提供一定时期的应征税金、减免税金、入库税金等税收资金运动的核算资料，可以全面地反映出税收业务活动的历史状况。另一方面，税收会计运用的方法，对记录的历史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获得一定质量的会计信息，用于预测税收资金运动的变化趋势，从而预测税收业务活动的发展趋势。
税收会计的控制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会计方法控制。通过税收方法本身的规范性、严肃性，使税收业务符合规定的会计方法、会计程序，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比如，税收会计可以运用税收会计凭证的方法，对纳税申报表、税收票证的填用、手续、传递程序等，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施对税收征收管理过程的控制。二是法规控制。通过税收会计反映的税收业务活动所涉及的国家政策、法规和制度来监督税收业务的合法化和合理化，这就是平常所说的会计监督。例如税收会计通过对税收票证的审核，可以发现错征税款并及时更正，依次监督征收活动依法进行，法规控制是税收会计的主要控制职能。三是目标控制。通过税收会计提供的信息与预定的计划、目标相比较，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使税收活动沿着正确轨道正常进行，例如税收会计利用核算资料，分析税收运动各环节对税收计划的，采取相应的征收措施，以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
二、税收会计与税收征收管理的关系
税收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税收管理活动，是税收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管理，它是由若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各自发挥功能的管理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主要包括税收信息管理、税收法规和税收计划管理、税收征收管理以及税收监督检查管理。税收会计与税收管理的各个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体现在：
1.税收会计信息是税收管理过程的状态、特征及变化趋势的客观反映。它是税收法规和计划管理的基础，又是进行税收监督检查的基础，它包括税收活动定性的信息和定量的信息两大类。其中定量的信息由税收业务核算、税收会计核算和税收统计核算来提供。税收会计核算所反映的信息是对税收资金运动最具有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和准确性的信息，税收会计是获得税收资金运动信息的主要渠道。
2.税收计划和税收是税收活动的法律依据与税收工作的目标。税收法规管理主要是法规的制定，制定税收法规必然要考虑税收的财政职能，即税收法规出台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这就需要使用有关的税收信息来分析。税收计划管理实际上就是对税款入库情况的管理，它所要的信息主要是入库税金即影响入库税金方面的信息，所以，它离不开税收会计的核算资料。
3.税收征收管理是税收职能的实现过程，它是税收活动的主要。税收财政职能的实现，实际上是国家预算资金积累的过程，即税收资金运动过程。税收征收管理的主要工作是税款征收入库，税收会计通过办理税款结报，汇总缴库、与金库办理上交税款入库税款的对账以及办理税款提退等业务，直接参与税款的征收工作。
4.税收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税收法规的正确执行和税收计划的完成。税收监督检查除运用法律和外部审计手段外，主要是通过税收行政监察、税收业务稽查和税收会计等内部手段来实现的。税收会计运用其特有的方法，如制定原始凭证填制手续、传递程序来规范税收活动；开展凭证审核和会计检查来揭露与纠正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进行会计分析来督促税收计划的完成等，通过税收会计对税收征收管理过程进行全面监控，成为税收监督监察的重要手段。
三、税收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税收会计的职能贯穿税收管理的全过程，如何发挥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在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依法征收税款，提高税收征收质效，最大限度地节约税收成本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是摆在税收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那么，税收实践中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1.反映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党和国家制定税收政策提供依据。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税收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的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国内生产总值由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体系，采用的产生，而税收收入则是税收会计通过完整的核算体系，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来，通过对比和，出税收负担率变化的，为党和国家制定税收政策，调节运行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
2.为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提高征收管理质量和效率提供可靠的依据。税收会计核算从纳税人实现税收到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组织税款入库直至纳税人欠缴税款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的记录和反映，这就为税务部门掌握纳税人税收实现情况，及时征收税款并为准确、及时解缴入库，摸清纳税人欠缴税款情况，强化税收征收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税务机关根据税收会计反映的欠缴税款的情况，进行正常的税收检查和税务稽查，保证党和国家税收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税务机关按照税收会计制度的规定，分科所、分预算级次、分税种设置入库税金明细账，编报税收入库税明细表，为税务部门掌握税收收入进度，提供可靠的依据。
四、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税收会计是国家预算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职能作用发挥得好与坏，事关财政收入能否平衡，事关稳定与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税收会计工作，充分发挥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使税收更好地调节经济运行、组织财政收入，服务于经济发展。
1.加大税法、《会计法》的宣传力度，普及税收和会计知识，营造全社会重视税收、重视会计资料真实性的社会氛围。每年组织全社会的税法宣传，广大公民树立依法纳税光荣，偷税、漏税可耻的思想意识，必须为税务部门提供翔实、准确的数据资料，为税收会计核算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定期对税务人员、税收会计人员进行税收知识、税收会计知识的培训，并严格组织，成绩及格的发给《税收知识合格证书》，成绩不及格的不得上岗，通过提高税务人员和税收会计素质的有效办法，使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得到最大发挥；教育广大税务干部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不论向哪里提供数据，都要做到数据准确、编报及时、口径统一，为税收会计核算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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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现行征管模式的总体评价
1．现行税收征管模式在运行中的积极效应。
现行的征管模式强调以纳税人自行申报和税务机关优质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征收、管理、检查相互制约．这在实践中明确了税收征管工作程序．推进了依法治税的进程．从宏观上对税收管理的规范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建立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纳税制度．其核心是明确了征纳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有利于促进纳税人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税务机关在征税程序和纳税申报管理上更加科学、简便和规范．
计算机网络的大力开发和应用．使税收征管工作从繁琐中解脱出来，大大降低了税收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计算机信息系统在税收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使申报、征收和稽查三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建立办税服务厅采取集中征收的办法，增加稽查人员的比例，设置专门稽查机构，这些措施都大大增强了税务机关执法的力度．
2、税收征管模式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是一个比较适应当前条件．且较为科学的模式．但是现行税收征管模式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1)现行税收征管机构在功能应用上存在着不尽完善的方面．首先征收大厅没有充分发挥其功能效应．各窗口的设置还不尽完善，虽然投入大量硬件设施．但其功能的应用有待于开发．如以计算机代替手工征收，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目前的软件功能尚有欠缺，只是对纳税人简单情况进行储存，打印税额及征收日报等．不能提供大量信息，特别是对未申报户、欠税户缺乏很好的源泉控制方法，未能与工商、银行、企业进行联网．其次，稽查人员所占的比例仍显不足，稽查力量有特充实，稽查的内容、方法也有应进一步完善，特别是目前稽查部门实行的“选案、稽查、审理、执行”一整套方法．虽然本意是要强化对稽查权力的制约．减少大规模稽查而增加的税收成本，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出现一些问题，利用选案提供的数据不尽准确，影响了稽查工作的准确率，特别是目前市场经济干变万化，企业的情况亦是瞬息万变，而且纳税人自身素质不高，势必影响了原始数据的准确性，造成了一些“问题户”长期置于税收管理范围之外．再次，各机构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责范围划分有时不甚合理，征收与稽查两大机构间也缺乏整体协调，使矛盾日益突出．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机构功能的正常运转，必须积极地解决．
(2)在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中，税源管理出现的失控．现行征管模式运行后，机构人员重新组合．只靠纳税人凭借自觉意识主动上门纳税．征收不再是专人下专户．由于客观观经济情况复杂多样，形成漏征、漏管户的大量存在．给税务机关正常工作秩序造成混乱．如：企业变更地址后不到税务机关进行重新登记，一但中途不来申报，就形成“在逃户”；另则，企业此废彼立，钻空子，少缴、漏缴税款，再如，企业办理税务登记，领取发票以后便销声匿迹，不再来申报纳税；纳税人虽然申报了，但税款不及时入库，形成拖欠；还有一些从事地下经济的纳税人长期置于税务机关征管范围之外．凡此种种，致使税源流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3)征管工作在具体操作中缺乏一定的规范性．首先表现在税务人员的素质、业务水平有待于提高；其次办税程序、手续、文书还不甚规范，税务人员执法的规范化问题仍然存在；再次，现行税收征管模式下机构设置和相互之间组织协调并设有形成高效的运行机制．
二、现行税收征管模式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l、现行税收征管模式相对超前与税收管理环境相对落后的矛盾
我国现行税收的征管模式总体内容与世界先进国家税收征管模式接轨．即纳税人自行申报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通过税务稽查对纳税人进行监控．减少税源流失．但这种模式设计并没有考虑我国税收征管环境的现状．从我国税收征管外部社会环境看．纳税人纳税意识相对淡薄，造成税收申报不真实的状况比较严重；在全社会范围内没有形成由政府立法并协调的全社会共享的信息网，使税务部门无法准确及时分析并控制纳税人申报数据的真实性．从税收征管的内部环境看，我国税务机关管理水平比较落后．从税务部门的机构设置到税务于部的人员素质，从税收法制建设到税收行政执法和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从税收管理手段到计算机运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我国税收管理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与国外发达国家比较相对落后，因此决定现行税收征管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客观实际，必然是超前的，因此在实践中会产生许多问题．
2．税收征收的集中管理和税源的极度分散、隐蔽之间的矛盾
在现行税收征管模式下，一方面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实行集中征收，集中管理．但对纳税人动态状况，以及地下经济中的纳税人没有建．立有效的控管手段．税务稽查部门由于人员数量、人员素质、稽查手段的限制，对纳税人的纳税状况也不可能全面准确管理，同时由于社会信息网络没有形成，计算机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只是浅层次的．而另一方面，税务机关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纳税户，税源分布极度分散，同时由于目前分配渠道的多种多样，收入方式复杂化，使得税源变得十分隐蔽．这就使税务部门不论是对隐蔽的税源还是流动的税源．不论是已纳入征管范围的纳税户，还是末纳人管理范围的纳税人都难以全面．真实和动态地掌握其税源的状况．可以说目前的税收监控是人工的监控、事后的监控．这是造成目前税收管理中难以形成对纳税人的主动、积极、同步、有效管理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三、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征管模式的对策
1．强化税收管理，防止税源流失
针对税源流失问题严重，漏征漏管户大量存在，应重视征管基础工作，针对各种具体问题采取不同措施，衔接好征管工作中的各个环节．
在税务登记环节上．应采取纳税保证金制度，而且要派专门人员进行实地调查：留档管理，然后再发给登记证件，这些原始数据将作为后来的一系列管理工作的基础。同时．与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信息交流，掌握纳税人动态资料．
在征收环节．应对纳税人一定时期的申报情况，财务数据，申报违法情况，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税款滞纳数额、原因，零字申报、负申报的情况做详细储存，为稽查选案输送案源．也为票证供应窗口提供数据。
在稽查环节，通过税务登记窗口提供的数据，进行各种对比分析，及时做出准确结论，对可疑问题进行彻底检查。
在管理机构设置，实行征收和稽查的彻底分离，征收局在受理纳税人申报的同时，应设专职管理人员按区域对纳税人的管理专职负责．
2．实现税收管理法制化
要继续开展深入、持久的税法宣传．利用一切渠道，采取各种宣传形式，全方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要运用典型事例开展宣传工作，在全社会形成偷税可耻，纳税光荣的良好风尚，以提高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要严肃税法，严格执法，实现税收管理法制化．要做到有法可依，建立健全税收法制体系，使征纳双方和社会各个部门都纳入法治化轨道．近期应要完善税收工作各环节执法程序，规范执法文书的应用，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执法人员要加强法制观念的教育，做到执法必严．要从自身做起，不允许收人情税现象出现，坚决制止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的做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无论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要违犯了税法，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
3．建立健全工作规范制度
办税程序要统一，设置多功能办税大厅，明确各窗口的职责分工，规范服务、文明征税．
征收、稽查各环节工作要程序化、规范化．各环节的资料、信息传递要有规范的手续．稽查工作中要正确处理选案、稽查、审理、执行各环节的关系．
规范税务执法文书的使用．全国或省市要统一执法文书的使用名称、式样．法律依据等，使税务执法人员能够正确运用税收担保、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等税收法律手段．并在这一领域与计算机软件相配套，在软件上存储相应的文书及使用方法，做到杂而不乱，有章可循．有条不紊．税务人员要加强文书使用，规范使用执法文书，每一个工作步骤都要有相应的内部文书或外部文书，以此达到严格执法的效应．
4．大力开发软件系统．进一步扩大计算机在税收领域中的应用
为了改变计算机现有的利用程度，达到人机结合征收、人机结合稽查的目的，我们必须大力开发软件系统．第一，增加一定投强加强微机开发力量．确保软件开发应用及时到位；第二，规范不合理的工作程序，规范部分内部传递文书以及纳税申报表体系，使之既简单明了，又有实质应用，便于进行微机操作；第三，尽快与工商、银行等机构进行联网，达到信息共享，以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征收管理，完善征管监控系统，既全面掌握了税源基本情况，又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使税收工作由繁到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