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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篇2
一、基本乐理教学中常见的快速理解与记忆方法
当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在学校中接受音乐教育的学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多，而随着学生之间基本乐理知识水平的差异化进一步提高，就更需要教师在基本乐理教学课堂中运用有效的方法使其快速理解。当然，不同的教师都有着不同的基本乐理理解与记忆方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笔者通过对多个基本乐理课堂教学中的快速理解与记忆方法进行调研后发现，其中最为有效的方法无外乎是口诀方法、游戏方法以及图表方法三种。首先，口诀法即是把理解和记忆基本乐理的方法编成口诀，利用押韵等特点来达到快速理解和记忆的效果。游戏法在基本乐理教学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快速理解与记忆方法，其能够通过在教学中以游戏的方式帮助学习者快速理解和记忆基本乐理知识。而图表法就是利用图表来快速理解和记忆基本乐理，该种方法有着清晰、直观的感觉，目前在基本乐理课程教学中的运用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
二、基本乐理教学中常见快速理解与记忆方法的运用
（一）口诀方法的运用
对于基本乐理教学中运用的口诀方法来说，其主要是将基本乐理内容编成押韵的口诀，这些口诀的编制和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需要从实践中进行提取，在提取归纳时还需要找到贴切的字词准确表达意思并达到押韵。可见，该种方法对归纳者的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比如：在学习《音程、和弦基本乐理教学记忆术――乐理教学记忆秘笈之二》时，有学者就将介绍音程及和弦协和性规律时其归纳为“纯一纯八极协和，纯四纯五全融合；大小三六能凑合，大小二七动干戈。”明显可以看出，通过该种总结，仅仅需要简短的几句话，便让我们很轻易地对极完全协和、完全协和、不完全协和与不协和音程进行了牢固的记忆。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时刻留意对基本乐理知识的口诀归纳与总结，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能够快速理解还能快速记忆。
（二）游戏方法的运用
在上文中已经论述，游戏方法在基本乐理教学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快速理解与记忆方法，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能够将枯燥的学习“寓教于乐”，让学生在玩耍中掌握学习知识，并能牢牢地记住。比如：在学习基本乐理课程中“音名与唱名”时，教师可以发动学生做出14张卡片，并将选出来的14名学生按照每组7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手拿着一个音名，另一组人手拿着一个唱名，让他们通过某种游戏的方式找到各自对应的音名或唱名。通过一通游戏玩下来之后，学生也能够充分掌握了同一音级有音名和唱名两种记法，从而让他们能够真正在游戏中快速理解和记忆乐理知识。
（三）图表方法的运用
在基本乐理课程教学中运用图表的方法，最为直接的效果便是清晰、直观，而且学生最为容易接受，在目前的教学过程中应用最为广泛，而且取得的教学效果也是最为明显的。比如在对基本乐理教学中的“自然音程与变化音程”的内容进行讲解时，为了能够让学生可以快速理解和记忆度数相同而音数不同的各种音程相互关系，可以向他们展示下图：
可见，通过把这些音程简要列出后只要将图中括号内的文字提醒学生，也即是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明白了相邻两种音程间的关系为半音，向左为减少半音，向右为增加半音，就达到了相应的教学目的，取得了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传统的“口传心授”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教学的需要，但是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还是能够在基本乐理课程教学这门基本的音乐理论课程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有效快速理解与记忆方法的运用，再加上教师的总结、引领，一定能够使学生的声乐知识得到不断的丰富，并在日常学习中形成一种理念和思维上的正确导向。
参考文献：
[1]姜秦丰.谈乐理教学中的“举一反三”[J].陕西教育（高教版），2013，（Z1）.
篇3
在孟子的礼学体系中，这种人伦关系居核心地位的是父子、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体现了家的范围内以“亲亲”为主的原则，君臣关系则体现了国或社会公共空间中的“贵义”原则。它们分别代表了家、国的两个方面，它们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宣传动摇这两个方面的任何理论的人，孟子都不惜斥之为禽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受，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滕文公下》）杨朱为我，废弃君臣关系，被孟子痛斥为禽兽。但是，按照孟子自身的理论，所谓“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公孙丑下》），从表面上看，这种“不召之臣”似乎也表现了一种“无君”的踞傲，但，他并不象杨子那样一味地“为我”，他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认为“有为”的君主，必是那种“尊德乐道”之人，他们对待“不召之臣”的态度是礼贤下士，做到“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孟子所谓的不召之臣，只不过是以自贵其德而向君主叫价的救世者，而非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自利之徒。相反，一旦为君主所赏识，他必然汲汲于“正人心，息邪说，距诐 行，放辞，以继三圣”（《离娄上》）的宏伟事业。
同样，在被孟子视为“无父”的墨者看来，儒家的差等之爱，若作彻底的推论，也会成一种“无父”的为我说。《墨子》里有段话就对“差等之爱”作了一个恶意的推论，儒者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2]最后一句“爱我身于吾亲”，这本是儒家差等之爱的应有之义，经墨家推到极至，却使它与儒家强调的孝道不合。从思维方式上看，儒家的差等之爱是一种外推，是以自身与亲的关系作为基点的，是一种爱的逐渐扩张，是在保持“亲亲”之爱基础上的扩张，而不是一种内敛式的爱的递减，否则，就会走向“为我”，由此可见，儒家的差等之爱，是不具备可逆性的。儒墨的差别是一种普世之爱与差等之爱的区别，它们反映倒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相反，它们倒构成了文明发展史上“先进”与“后进”的两个阶段。
在“人禽之辨”的讨论中，孟子将“仁”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竟而升华为道德的自觉意识。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礼乐道德规范背后的心理差别，“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但是单纯的心理差异，还不足以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在体现恻隐之心的爱幼方面，不仅猿类，而且其他种类的许多动物都会表现得“义无反顾”，因为爱幼完全是自然界赋予动物的求生本能，这种“爱幼”的恻隐之心，利于个体求生与族类生命的延续，也符合动物界的自然法则。同样，动物界中还存在一种动物群体在对抗另一种动物群体的进攻中所表现出的“是非之心”、动物界中所存在的对偶婚所表现的羞恶之心，以及道德家们有时为了论证“名教出于自然”，指出“蜂蚁犹有君臣，犹有父子”等等。这些都证明高等哺乳动物的群体生活、伦常秩序、同类相助、亲子之爱等，并不比人类逊色多少，有些方面甚至还胜过了人类：狼不吃狼。相反，人类从蒙昧时代起就自相残杀，西方人说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中国人说一部二十五史就是一部“相斫史”，[3]这说明单纯的动物式的心理差别，不足以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事实上，在先秦的儒道相难中，《庄子》记载：“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4]显然，庄子所理解的“仁”及其所体现的恻隐之心，不是人所特有的社会品性，而是动物所共有的自然本性、本能。对这种自然本性返归、实现得越彻底（“至仁”），也就是摆脱人为的、社会道德规范的“仁”越彻底，从而在自然人性复归的目标下，否定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文化的独特性。
孟子虽然调强“仁”作为礼的内在先验依据，竟而在一定程度上，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看作是人与动物界的区别之一，但他的认识并不就此止步。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这样，能否将此“恻隐”之类的心理感受，常存于心，并发自内心地去实行，是“人所以异于禽兽”的根源，也是文化精英与一般众庶的差别，人能自觉地创造礼乐文化规范是人与动物界的差别。人所具有的这种道德自觉，并不是为了刻意地用一些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相反，构造“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的礼乐文化，正是为了把自己从动物界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是对人性的一种提升，也是人优越于动物的证明。
卡西尔说，“对于统辖一切其它有机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来说，人类世界并不构成什么例外。然而，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与动物的功能圈相比]，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符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个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个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5]孟子将人禽之别定位于对礼乐文化的构造，与卡西尔的观点，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在人禽之别方面，人除了用礼乐文化文饰人的生活关系之外，人在适应自然界的方式上，也与动物迥然有别，这方面的差异我们在《周礼·大司徒》中可以看到。
在辨析人与禽兽差异的过程中，孟子首先是从人的“类”属性入手的，认为人作为一个统一的物类是有共性的：“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这种共性是圣凡所共一、共有的。那么，人的共性何在？孟子以为：“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在这里，孟子把人的共同点归结为三点，一是体貌相似，所谓“天下之足同”；二是感觉相同，易牙认为是美味的东西，我也会认为是美味；三是心对理、义的认同，这是人性中最重要的一点，能否保持它，是自为的人与自在的人差别，也是圣凡的区别；在这种“类”的共性基础之上，孟子从制度、心理、以及道德自觉等方面，进一步将人与禽兽区别开来。而这些与禽兽相区别的内容，可以内敛地反映在“礼”这一概念上来。
人禽之辨也体现在人的交往态度中，孟子对人与人的交往，强调必须注重礼的实质性内容。孟子说：“食而弗爱，豕交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尽心下》）强调恭敬之心，是在送礼之前就具备了的。就是说，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有几种迥异的态度。一种仅是让别人像猪一样地活着，这就是“豕交”的态度；一种是“兽畜”，这是一种爱而不敬的态度，他可以像宠爱小狗小猫一样地畜养你，但他并不将你看作是人；而真实的合于人的尊严的交往，只能是发自内心的“恭敬”。
存心，才能真正有礼；礼非徒仪节，必以敬人为本。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如果一个人以仁心、以礼、以忠对待别人，依然遭受他人的蛮横无礼，那么，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这种不能识别仁、礼、忠的人，与禽兽无异。因为没有仁、礼、忠教养的人，是不可能识别别人的文化教养的。因此，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就在于一个人是否具有敏感的心灵，是否把人当作人来尊重，以及在对待人事方面，是否具有尽心尽力的认真精神。礼作为文明的表征，是与人的心灵相联系的，它要求对人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徒有其表的。
转贴于 孟子不但将“礼”内化为情感心理，而且，还将赋予它以形而上学的先验性质。孟子以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种四端说，也即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础，它认为人先验地具有“仁、义、礼、智”这种内在的道德品质。这种“四端”说，在一定时候，被孟子认为是善的可能性，是向善的萌芽，它并不必然地使人为善，人的人格发展，还要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环境可以使先验的“四端”向其它方面转化，比如，“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这种承认“人皆有之”的四端能否健全地发展，主要取决于是否让尘世的物欲“陷溺其心”。
同样，人的善性能否得到正常发展，还要受到工具理性的制约。孟子说，“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公孙丑上》）正是每一种职业有其各自的要求，使得它并不去考虑源于手下的技术工具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甚至在多数时候，它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从事不义的事业，或从事违背人的本性的工作，这是导致人们“陷溺其心”的根本原因。这种工具理性的膨胀，在《韩非子》那里，是人心为利益所遮蔽的必然结果。所谓“医者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这样说来，“若非不为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四种善性固然根植于人性，它能否畅然表现于外，则要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
孟子讲“四端”还有另一种说法，以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义，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这是径直将仁义礼智等同一种心理感受，它们各自之间不存在内在萌芽的感受与外推的成长过程，所谓“恭敬之心，礼也”，说明礼不是外在的节文，礼的内核是恭敬之心。孟子讲“四端”说，能否就此认为它们就是孟子的礼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呢？我认为关键是要弄清这四个范畴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孟子的四个范畴中，他更多是强调仁义，仁义并称的时候，远远多于仁、义、礼、智四者并提的说法。
孟子对于“仁”这个范畴，首先是把它当作一种心理情感。所谓“恻隐之心，仁也”（《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上》）；“仁，人心也”（《告子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这些说法都将仁归结为一种心理情感，但又不是纯粹的心理情感，它是超感性的先验本体与感性的心理的相统一。李泽厚将孟子的这种认识归结为是“普遍的道德理性不离开感性而又超越于感性，它既是先验本体同时又是经验现象”。[6]其次，孟子还在社会伦理关系的层面来使用“仁”这一概念。“人之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孟子将仁义作为最根本原则，但仁义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原则，它们表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他平实地宣称，亲爱父母便是仁，恭敬兄长便是义。这与《礼记》中“门内之治以恩断义，门外之治以义断恩”是很不相同的，但孟子的仁义又不以“门内”为限，他要求以“门内”为基点，并以之外推，推到社会生活中去，“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在推已及人的“充其义”的过程中，仁德也最容易体现出来的，也最为容易成就个人的“仁德”，所以说是“求仁莫近焉”的捷径。
除以心理因素释“仁”外，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这说明仁的感情或道德，只会在人群之中产生。《说文》：“仁，亲也，从人二”。仁心也只有指向自己之外的他者，才会表现出来。但是基于仁的这种情感关系，是特定的宗法关系的产物，从本源的意义上讲，“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知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命也。”（《尽心下》）这是说仁这种情感关系源于父子之爱，是一种必然的安排，这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亲近所致，我们高于动物的地方，儒者不同于墨家的分野，就在于他既不把“仁”变成一种父子之间的私情，也清楚地知道“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尽心上》）“急亲贤”是“仁”这种情感外推的基点，同时，又是普遍之爱中的重点。这也就是在礼与法之间，儒者何以守护的是父子之间的亲情，以“亲亲”为最大的伦常的原由。在孔子那里，“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7]在孟子那里，从亲亲的伦常关系出发，很轻易地化解了舜为天子，瞽叟杀人的难题。所以，“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尽心上》）
在这个法与情的著名假设中，孟子以为舜会离开社会，“遵海滨而处”，以与瞽叟相处。作为天子，舜一是允许皋陶去拘捕，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承认法的合理性；二是从个人的角度，不废亲戚，不忘父母，以事亲为最高原则。这种亲亲之爱决定了他首先考虑的是亲爱者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整体公正，这也是历来儒家最为人们所病诟的地方。针对舜对其弟，“至不仁”的象，以庳之国来封他，孟子的弟子万章不解地问道：“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对此，孟子的解释则是：“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亲，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万章上》）否则，自己身为天子，弟弟却为匹夫，那是不符合“亲爱”之道的。其实，这种亲爱亲者的感情，正是每个正常人所具有的一种普遍心理感受。比如，当一个与己无关的人，被越人“关弓而射之”的时候，我们可以笑谈此事；但一旦被射者是自己的兄弟时，人们就只会痛哭流泪地陈述它，因为被射者是自己的亲人的缘故，所谓仁，不过是对亲人的爱罢。这种普通的感情，正是人具有相同本性的证明，它恰如“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的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仁”除了含有“门内”的亲亲之义外，它还有社会意义，就是对他人的爱，对生命的重视。“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但这种对生命的重视，依然是由内外推而来。对待生命的态度，恰恰可以看出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下，它可以通过正确地使用外推原则表现出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
既然仁义是内在的，根源于人的本性的，是人的一种自然感情，那它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伦理关系的准则。从构造完美社会关系的角度讲，“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接”（《告子下》），这种仁义学说，其实不过是“礼”的别名而已。人们通常称孔子是以仁释礼，那么，在孟子这里，我们则可以看到他是以礼来释仁义，他突出仁义，但仁义却是以“亲亲”、“敬兄”为内核的伦理规则[8]。
由此，孟子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亲者，以及人与身心的四种情感关系。在人与自然也即是人之于物的关系中，孟子以为是“爱而弗仁”，爱惜它，却不用仁德对待它；对于百姓，也即是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以为应取的态度是“仁之而弗亲”，用仁德对待他，却不亲爱他；对于亲者，是“亲亲”，是发自内心的真挚之爱，然后将这种“亲亲”之爱外推，就可以对人民仁慈；将仁慈的感情外推，可以遍爱万物。这种爱的差等，由“亲亲”开始，没有“亲亲”之爱，也可以说是对于人伦的“不知务”。（《尽心上》）同样，在处理身心关系中，孟子提出了“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公孙丑上》）的理论，认为人心的安顿，必须以仁的道德意识为基准，没有这个自觉的道德意识，“莫之御而不仁”，也即是没有人阻碍你为仁，你却要自甘堕落，远离仁义，就是“不仁、不智、无礼、无义” （《公孙丑上》），这种人只能成为外界物质力量或别人的奴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格完满的人，就是能够做到仁、义、礼、智统一于心的人。
由于仁义的内在性，使得它作为一种美德并不天然地畅达于四体，它与人们的实践构成了一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的正向关系。因而，在历史实践中，仁义的实施就有三种形式：一是发自内心的本性去推行它，比如尧舜就是如此；二是身体力行，努力向善，比如汤武就是如此；还有一种是假借，“五霸，假之者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尽心上》）把内在的仁义，当作相对外在的形式，加以借假，总是依此而说，弄假成真，变成了自身所有的东西，本性中没有的东西可以通过“外铄”而变成固有的东西。
注释：
［1］[清]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7月版。本文所引孟子的文句均出自该版本，以下只注篇名。
［2］王焕镳：《墨子校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342页。
［3］许苏民：《人文精神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88页。
［4］郭庆藩辑：《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版，第497-498页。
［5］［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2-33页。
篇4
哲学告诉我们：物质与意识是辩证的，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事物在人脑中的反应，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同时，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将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要求我们重视意识的作用，重视精神力量。
在琵琶演奏的学习过程中，物质与意识之间就相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要正确认识琵琶这个乐器，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琵琶独有的特质，这也是体现琵琶的独一无二性与不可替代性的基础。其次，依据琵琶的本质特征对不同乐曲的背景、内容、风格、所要表达的情感以及它所独有的文化底蕴做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树立正确的意识。再次，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根据琵琶特有音色制定演奏指法与方法，并融入个人对曲目内容的理解、情感的体会与曲风的把握，进行深层次、有感情的演绎。
二、认识论在琵琶演奏艺术中的体现
哲学还告诉我们：实践和认识也是辩证关系。首先，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其次，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促进实践的发展，错误的认识阻碍实践的发展。
接受过专业、系统学习与训练的综合型音乐人才，在学习实践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丰富的音乐理论基础知识，而且对众多琵琶曲目的背景、内容、演奏技巧有详细的了解，懂得如何去恰当地表现音乐。但是，这些理论知识与演奏技能在演奏实践中能否得到很好的体现，就需要通过演奏活动来验证。通过各种艺术实践，如参加演出和比赛等活动，演奏者可以通过艺术表现来体现音乐的内涵，但能否体现到位就要以实际的演奏效果来评判。正是这样的亲身体验让演奏者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演奏经验，再将这些难得的经验或教训进行总结，把它改良成更合适的处理方法来指导下一次的实践。由此可见，正确的理论、经验将对我们的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错误的理论、经验对我们的实践起阻碍作用，取得事倍功半的消极效果。对于正确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理论、经验，我们就要坚定地继承下去，相反我们则要进行改正、克服，坚持在艺术实践中寻求、把握和发展演奏真理，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便更好地指导下一次的演奏，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
三、辩证法在琵琶演奏艺术中的体现
1.联系观在琵琶演奏中的体现
首先，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有联系，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联系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其次，整体处于主导地位，整体统领部分，具有部分所不具有的功能。这要求我们立足整体，选择最佳方案，实现最优目标。同时，部分影响整体，关键部分对整体的功能起决定作用。还要注重部分的作用，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
联系的观点不仅体现在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在音乐演绎中。从创作角度看，do、re、mi、fa、sol、la、si这7个简单的音符在创作中能够连成华丽的乐章，靠的是作曲家对它们进行新的具有节奏韵律的排列组合，演奏者再对其进行复杂的演奏处理。而这看似简单的7个音符之间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仅可以随意组合，呈现出不同的音调和旋律，而且它们每个音之间分别存在全音或是半音的关系，形成“度”的空间感，实现与节奏上形成的时间感的交叉。同时，作曲家和演奏者根据乐曲内容和情绪的需要再对乐曲快慢、强弱等进行调节，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从演绎角度来看，完美演绎一首乐曲不是一两日就可达到的，靠的是长期的一点一滴的学习与练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积累许多独立的演奏法，它们从表面上看各不相同，组在一起可能是曲不成调，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无论是事物内部还是事物之间都充满了联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这就要求我们树立联系的观点，用联系的观点来对待演奏。
在众多联系相互交织中，整体与局部这对辩证关系对琵琶演奏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一首乐曲若想表现欢快的情绪，我们大多采用快速的演奏方法。相反，若想表现悲伤的情绪，我们大多通过中速或慢速来演奏。可在实际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哪怕是谱写一首极其悲伤的乐曲，很多作曲家也会采用一连串的快速、猛烈的炫技演奏。由此可见，我们不能以局部的几个乐句的色彩来判定整首乐曲的色彩基调，它只是具有渲染整体气氛的作用而已。我们要树立全局观念，把握好乐曲的整体情绪色彩，重视局部色彩变化的修饰作用，以推动乐曲整体情绪向的迈进。
2.发展观在琵琶演奏中的体现
首先，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创新意识，确立整体性、开放性的观念。其次，质变与量变之间是辩证关系。即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要求做好量的积累，为实现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相反，质变又为量变开辟道路，使事物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
事实证明，最初接触新作品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很新奇，通过由句到段、一点点的摸索还是比较容易做到顺畅的演奏，但通往成功的道路没有那么平坦，要想真正弹好一首曲子也没那么简单，需要下一番功夫，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你会被速度上不去、音不够准确、情感投入不够、韵味把握不到位等难住，认为自己无法完美演奏此作品，甚至有时候认真刻苦练习也换不来对音乐美感的体会，感到力不从心，无法表达出乐曲内在的情感，就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面对困难与瓶颈，我们需要咬紧牙关，坚信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为实现质的飞跃创造条件，相信当自身的练习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有质的突破。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光明的前景，坚定必胜的信念，又要保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重视量变，不要急于求成。
3.矛盾观在琵琶演奏中的体现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任何事物都有矛盾，但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矛盾，同一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矛盾，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琵琶演奏艺术中，一个简单的指法运用就能体现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首先，不同的指法在同一背景下可演奏出相似的音响效果就体现出了它的普遍性。例如：轮指可以演奏连绵不断的曲调，同样，滚指、摇指也可演奏出这样的音响效果。其次，同一种指法在不同的乐曲背景下可演奏出不同的效果，这体现了它的特殊性。例如：扫拂这种指法若是运用在歌颂性的乐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要采用由弱到强的处理手法；若是运用在描绘战争场面的乐曲《十面埋伏》，我们则采用突强的表现手法。由此可见，矛盾是对立统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要承认并分析矛盾，坚持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两点论、两分法，用一分为二的全面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将演奏细致化，情感也就自然而然更加细腻。
总之，初步分析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琵琶演奏艺术中的体现，我们可深刻认识到在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在继承与发展传统音乐、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琵琶演奏艺术正在以一种更完美甚至是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呈现给大众。它在不失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明的时代先进性，为大众呈上了一场匠心独运的音乐盛宴。
参考文献：
[1]李景侠.中国琵琶演奏艺术[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2]金晓楠.艺术与哲学、宗教的关系[J].艺海，2012，（8）.
篇5
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指出：“我们所观察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 这里“探索问题的方法”指的就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着医学研究的角度和视野，支配着医学研究的思路，制约着研究方向，内在性的决定着研究成果的性质和水平，对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先导作用[1]。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医学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认识才逐步明确，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是系统论的，从发展水平来看是朴素的，尚未达到现代系统论思维方式的水平。中医学朴素的系统论思想，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其主要内容体现在它的六个基本原理（非加和原理、元整体原理、功能性原理、有机性原理、有序性原理、自主性原理）中，下面就从中医系统论的六个基本原理认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1非加和原理
该原理是从只存在于“人”的整体层次，不能分解为机体的各部分的内容或其相加和角度出发，来解释精气神、阴阳、藏象、经络、“证”等内容。
2元整体原理
该原理指出中西医学具有不同的整体观看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西医学是“合整体观”，中医学是“元整体观”，即西医认为“部分”是产生决定“整体”的原因，而中医认为“部分”是由“整体”产生和决定的；西医重视“部分”，而中医重视“整体”。 如下图所示：
整体（果）产生、决定反作用部分（因）整体（因）产生、决定反作用部分（果）
[西医学“合整体观”][中医学“元整体观”]
3功能性原理
该原理指出中医学注重功能性病变，重视阴阳失调、气机失调和正邪相争；相对而言，西医较为重视器质性病变，重视局部的组织结构的病理改变。
4有机性原理
该原理又称联系性原理。该原理认为中医学是“关系中心论”，认为健康的本质是“关系”（阴平阳秘）正常，疾病的本质是“关系”（阴平阳秘）不正常。
5有序性原理
该原理指出人是典型的耗散结构，有如下特征：①人的机体的稳定是高有序度上的稳定。②人的机体的有序稳定是靠耗散物质、能量建立和维持的。③人的机体的有序稳定在热力学上是非平衡的。该原理的重点在于正确认识到“阴平阳秘”不等于“阴阳平衡”：人体阴阳的运动变化反映着生命过程中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转化。①在热力学上，阴、阳的任何一方，其自身都不能是平衡的。“阴平”是“阴藏精”过程流的最佳，“阳秘”是“阳化气”过程流的最佳，都是远离平衡的。②阴与阳之间的关系更是不能平衡的。阴与阳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转化，形成“互根、互用、互生、互化”的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以阴与阳之间的非平衡为前提的。另外，“阴平阳秘”作为人身的健康态，它不只是“稳定”，更重要的是“有序”，且“稳态”是其外在表现，“有序”是其内在本质。故“阴平阳秘”是阴阳统一体的“非平衡有序稳态”。“阴平阳秘”这一最佳状态的“失调”有两种基本情况：①“失稳”但不“失序”。此时阴阳运化能力仍强，有序度没有改变，故虽有偏离但“阴阳自和必自愈”，往往不药而愈。②“失序”必致“失稳”。这是“失调”的较重状态，此时阴阳的运化能力失常，机体有序度下降，进一步恶化会发展到“阴阳离绝”，这种“失调”必须通过调理和治疗才能恢复正常。
6自主性原理
该原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阴阳自和必自愈”。“阴阳自和必自愈”首见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原文58条指出：“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可见，“阴阳自和”是机体所固有的调节阴阳的消长、平衡，以及进行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及过程。“阴阳自和”是“必自愈”的前提条件[2]。“自”不表示“自身”而意为“理当”、“自然”。《说文》：“和，相应也。”五声和而后悦耳，五味和而后适口，故“和”是适合，和谐，是恰到好处之意。和，是治疗的目的。在疾病过程中，机体本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修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自愈”趋向。从《伤寒论》中的自愈证来看，都是以“阴阳自和”为前提的[3]。“阴阳自和”论的要害不在“和”，而在“自”。它所解决的已不是什么健康态的问题，而是阴平阳秘这种有序稳态的健康态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它的回答是，阴平阳秘这种“和”的健康态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控制作用形成，而是由阴阳本身的内在矛盾运动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自和”，不是“他和”。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并非人体被动地被损伤的结果，而是自主性地反映过程。因此，中医治疗疾病的中心环节是依靠、调动、发挥机体固有的抗病祛病的机制和能力，治病的本质并非“治愈”，而是“自愈”。
人的机体是通过自我复制、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组织起来的“自组织”系统，人是靠机体固有的调节能力进行自主性调节。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中医学指出的“阴阳自和必自愈”与现代的诸多理论精巧吻合：《从现代系统理论探讨张仲景“阴阳自和”观》一文从“物理统一场论”和“现代非线性系统理论”来解释“阴阳自和”[4]。《“阴阳自和必自愈”新解》一文对“阴阳自和必自愈”的解释是“顺势疗法”，即不直接针对病因和病灶产生特异性的治疗作用，而是作为外加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作用于机体的“中介”或“气化”过程，推动机体的自组织，即顺势调节，因势利导。并指出阴阳自和在时间方向上不可逆[5]。现代系统自组织理论揭示出，一切自然系统都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和过程，即在自然条件下，自己走向有序化，并建立和保持有序稳定。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耗散导致有序”，协同学指出“协同导致有序”，超循环理论指出“超循环导致有序”，这些理论均揭示了自然系统普遍的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它像“一支看不见的手”，能把环境提供的条件有选择的进行利用，组织为系统自身，提高系统的有序度，保持特定的有序稳定状态。
经过20多年的挖掘总结研究，发现中医学系统论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形成科研和临床诊治中的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根据已有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是：非加和观、元整体观、功能观、联系观、有序观、自主观。现代系统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医学里已经以朴素的形式体现出来，印证了中医学的思维是朴素的系统论思想之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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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华龙.伤寒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24.
[3]纪立金.伤寒析变[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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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过程及结果
认知诊断评估的基本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诊断目标的确定，诊断目标涉及的认知属性及属性间的关系，根据属性及属性间的关系指导测验编制（或事后分析），测验的实施，测验结果的分析及报告.[2]故针对意志的三个基本属性进行更进一步的划分，根据属性及属性间的关系进行编制测验卷，测验卷包括调查问卷和数学综合题两大部分，分别对学生的自我意志诊断和实际意志情况进行综合.
1.1调查的基本过程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的形式，样本选取了某市一所中学的高三年级不同层次班级的172人作为实验对象.最终回收问卷172份，剔除24份无效问卷，得到148份有效问卷.所有问卷均采用团体测试的方式进行，并一次完成，时间大约45分钟.
1.2实验数据的分析
将收集的数据输入SPSS中，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以求诊断出目前高中生数学学习中意志的基本状况.
1.2.1总体情况分析
对148份问卷的总分情况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图表：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本次实验的平均分为45.98，标准差是16.903，总成绩基本符合正态分布.故此次试验达到了预期目标.
对综合卷中的两部分题目得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以下表格：
由此表可知，学生的意志状况与其答题情况相关性非常显著.
基于认知诊断理论，将意志分为三个属性，对这三个属性的答题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学生的意志状况与意志的三个属性的相关性都比较高，学生的答题情况与其本身的意志状况相匹配.目前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基本能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课堂上能认真听讲，但是在执行学习计划方面还有所欠缺，并且认为自己很难解决数学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有畏难心理，甚至有学生会因此产生厌学情绪.
1.2.2不同层次班级间的对比
（1）A班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A班的学生的意志行为与其意志的第一、二属性相关性非常显著，与第三属性的相关性显著.
（2）B班情况：
类似的，通过B班选择题与综合题得分相关性分析可以知道，B班的选择题得分与综合题得分相关性显著.下面，具体分析学生意志的三个属性与意志行为表征的关系：
从上表可以看出，C班的学生的意志行为与其意志的第三属性相关性非常显著，与第二属性的相关性显著，与第一属性相关性不显著.
结论：由于A、B、C三个班的总体数学学习成绩是呈依次递减的，故结合对三个班级的意志属性诊断分析及其意志行为表征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学生在意志属性得分越高的，其意志行为得分也越高，两者是呈正相关的.换言之，即成绩越好的班级学生在学习数学方面的目的性越强，越能控制自己的数学学习行为，越能克服在数学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而其中与数学成绩相比较来说，这三个属性的重要性是依次递减的.
1.2.3男女生的对比
由于测试过程中，有10位学生没有填写性别这一栏，故根据统计得知，在样本中男生94人，女生44人.现就这138位学生的情况进行分析.
（1）男生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女生的意志行为与其意志的第二属性相关性显著，而与意志的第一、三属性相关性不显著.
结论：从男生与女生的对比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男生的选择题得分与综合题得分相关性非常显著，而女生在这两部分的得分相关性不显著.结合问卷中的具体项目分析，我们发现，女生的意志属性得分主要在控制和支配行为方面，尤其是数学课堂上的听讲行为.也就是说女生在课堂上的听讲行为直接影响其在数学学习中的意志表现.
针对男女生以及不同程度的学生在数学学习中意志情况的不同特征，要求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注意因材施教，尤其注意在课堂上要提高学生的听课效率，以此来优化学生的意志结构，从而培养他们在数学学习中的意志品质.
2.分析与讨论
学生通过数学学习不仅仅获得数学知识、技能和能力，而且重要的是还要培养其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以形成优良的个性品质。数学教学活动是通过一定数学教学过程来完成的。数学教学过程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边活动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传授知识、技能、发展学生数学能力的过程，也是发展学生的态度、兴趣等非智力因素的过程。
鉴于数学这门学科的严谨、抽象和复杂，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学生容易产生厌烦、急躁的心理.如果学生意志力不够强，很容易半途而废，导致数学成绩总上不去，学习过程无法顺利进行.因此，要使学生树立坚定的信念，勇敢地面对困难、战胜困难，成功获得数学知识和技能，在数学学习这个艰苦的过程中有始有终、锲而不舍，坚强的意志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紧张的数学学习充满着竞争，这种积极进取的竞争意识的直接效果是激发了学习动机.针对缺乏意志力的学生，教师应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由易到难的引导，进一步设计有一定难度的练习，鼓励学生知难而进，用意志克服各种干扰，保持平静的心态去学习数学，对学生取得的进步及时进行表扬，渐渐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意志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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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史带论”教学法及其优势分析
众所周知，理论与历史无法简单分开，任何一个理论都有逐渐生成、发展的形成史，而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也表现为理论的不断发展与更新。由此，把握理论必然离不开对其渊源的追溯。也正因如此，人们在讲授理论时，总是将历史过程梳理与理论观点分析结合起来，先后提出如“史论结合”、“寓论于史”等教学方法，强调在教学中以历史及其发展脉络为主，中间穿插对理论观点的分析和揭示，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与上述方法相比，“以史带论”教学法主张在讲授理论时，注重历史回顾，通过巧妙地穿插一些对相关理论形成发展史或背景的简要揭示与回顾来达到对理论的分析和揭示，即在理论的历史发展回顾中着重阐释相关理论，从而使理论更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便于学生理解掌握。因此“以史带论”教学法有其特点和优势。
首先，“以史带论”教学法在教学目标上强调对“论”的价值追求。在“史”与“论”相结合的教学法中，每种都有其侧重点，它们或以“史”为重点，或以“论”为重点，或两者并重并有机穿插组合。“以史带论”教学法在运用中始终强调以“论”为重点，突出阐述和分析“论”的目标追求，在“史”与“论”关系上明确“论”主“史”辅，即对“史”的分析不是最终目的，只是达到分析“论”而让学生理解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其次，“以史带论”教学法在教学环节选择上始终强调“论”的核心地位。在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时，必须要将对“论”阐释置于核心地位，不能顾此失彼。在教学设计和实施中，不能过于追求对“史”的追溯，而冲淡或忽略了对“论”的分析。这要求在教学环节的设计、教学时间的分配以及教学材料的选择上都要以始终将对理论的分析与阐发置于教学的中心地位，不能让对“史”的引述淡化“论”的核心地位。
二、“以史带论”教学法契合的理论特质与要求
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其目的是要用来教育和武装大学生，使之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每门课程又都有各自的教学目标和重点，如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是帮助大学生懂得“三个选择”的必要性。而基本原理概论则是侧重系统阐述，使大学生对此理论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依此，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是一种必然与必需。
首先，“以史带论”教学法是理论的本质要求。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从的创立过程可以看出，它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抛开这些来讨论便没有任何意义。同时，也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它植根于西方深厚的文化土壤，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并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而创立起来的崭新的科学体系。它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可以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其渊源；梳理其理论发展轨迹，还可以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中吸取过往思想的合理内核。由此出发，要做到让学生真正理解及其精神实质，理解每一个理论观点，必须要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了解马克思在批判中实现对旧思想的扬弃，在通晓形成史中理解。
其次，“以史带论”教学法是全面把握理论的需要。在中，科学性、革命性与实践性实现了有机结合。是科学的，在于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观点与方法，随时代与实践发展与时俱进；是革命的，在于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是实践的，是因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检验中强调发挥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可以说，理解了这三者及其辩证关系，才能全面把握的理论价值与魅力。依此，在教学中，如果割裂了“史”与“论”的内在逻辑，忽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创造性发展，单调地讲授的基本原理，就会缺少历史的厚重感。因此，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借助理论发展脉络的回溯，将有助于全面准确理解。
再次，“以史带论”教学法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应对问题的能力。在发展史中，“史”与“论”密不可分，二者结合就表现为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理论所遭遇的每一次挑战总是以一个崭新的理论观点出现为终点和下一个起点，而这样一个个应对挑战的经过串联起来则构成了的发展史。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其首要任务是通过理论教育，促进大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和人格的不断完善，提高他们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特别是对发展史和一些理论观点形成史的回顾，将不仅使抽象的基本原理更加形象地呈现出来，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应对时代与现实挑战以及理论作为观点和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担当，既增加了的理论魅力，更是培养大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非常好的契机。因此，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有助于大学生应对问题能力的培养。
三、“以史带论”教学法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的运用
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即在讲解基本原理、观点时，侧重分析它们是在怎样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以及它们的出现解决了时代与实践发展面临的那些问题，从而将理论与历史、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让理论有充分的历史和实践作引导与支撑。这样，理论讲授更有说服力，而学生在学习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并逐渐树立对的坚定信仰。当然，在实际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除了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讲授者在史料选择、史论结合以及教学形式安排方面还必须遵循一定的要求。
首先，在史料选择方面，要做到准确性、典型性与宏观性并重。基本原理概论是系统向大学生讲理论的课程，而要在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首先必须要在史料选择方面下功夫，即不仅要在钻研、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全面掌握各个知识点的背景资料、理论渊源以及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更要通晓与基本原理中各个理论观点的理论源头及相关观点在人类思想史、特别是欧洲思想史中的整个逻辑发展脉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选取合适的史料。当然，在史料选择方面，讲授者必须进行细致甄别，力求做到使选择的史料准确无误，并能对理论起到充分的佐证作用。同时，史料必须体现出足够宏观的历史感，必须能够使由此分析得出的结论绝对可信、可靠、有价值。如：在讲解第二章认识论之前，有必要对认识论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历史发展作一个简要回顾，由此突出在认识论的划时代变革与创造性贡献。但在欧洲思想史上，认识论的探索源远流长，而从古希腊开始的思想家在历史发展中探究形成的理论观点更是纷杂多样。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必须要从这些汗牛充栋的理论中挑选出少量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观点。如在讲授中可选择简要介绍德谟克利特的“影像说”、柏拉图的“回忆说”、中世纪神学的“天启真理”、近代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和洛克的“白板说”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主张等观点，并复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之后再来理解认识论，便不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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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维修原理与技术》是我校航空工程本科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以“灌输式”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在教授这类专业性强、实践环节因客观条件受限不易开展的本科课程时，存在一定的弊端。特别在当今一些社会思潮和不正确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学生到了本科三年级后，普遍对所学的专业知识缺乏兴趣，对本专业热爱程度不断下降，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教学相长的良性课堂教学发展。本文从提高《航空维修原理与技术》教学质量着手，探究建构主义理论在本科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一、建构主义理论简介
建构主义理论是继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后的又一发展，是目前比较盛行的一种学习理论。建构主义也被称为结构主义，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知识并不是由教师简单地传授给学生，而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知识建构中，从而获取知识。其理论核心是：“以学生为重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灌输者、指导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
二、以“灌输式”为主的传统教学存在的弊端
1.“灌输式”教学使学生对专业知识产生逆反心理。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按照一种惯性思维，甚至一种语调，把原本完整的知识体系，分片讲解。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旦产生逆反心理而缺乏学习兴趣时，知识的完整性就会因为一两次的课堂学习情绪不高而断裂，以致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到学生后续的课堂学习效果。此外，对课本知识，缺乏有效的实例化手段，无法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造成知识严重脱离实践，以致产生不良循环，加重学生的学习逆反心理。
2.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维修这类课程在传统教学中一般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课堂教学主要依靠教师口头讲授和多媒体技术，这种讲授式学习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而不是主动地探索学习。实践教学则主要依赖教师现场操作演示，但对飞机维修这类的实践教学，受限于场地和经费，以及现场实施条件，这类教学很难开展，一般通过暑期的下厂实习进行补充。但由于在课程设计上，课堂教学与下厂实习往往不能配套实施，造成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工程实践脱节，严重制约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知识迁移能力。
3.传统教学方法考核形式单一。“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使得知识呈单一流向，由输送端即老师向接收端即学生单向输送，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无法以有效方式回流到老师这里，老师无法准确获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由于“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又无法提供更多的途径让老师可以传递知识，因此老师对学生掌握知识的评判标准又回到只能通过卷面考试的应试教育的老路上，这对长期接受应试教育的学生来说，通过考试俨然成为掌握本门课程的代名词，因此考前一周内画重点，考试前三天背答案，已经成为学生通过这类专业基础课程的不二法门。
三、以建构主义理论探究专业课程教学应用与实践
1.创设情境。建构主义教育理论认为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为学生创设情境学习环境，并且始终以教学目标为主进行情境教学。作者在准备《航空维修原理与技术》这门课程中发现，航空维修这类课程是很多航空类的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方向之一，且围绕航空维修开设有一系列的职业技能课程。相比之下《航空维修原理与技术》仅是作者所在院系航空工程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因此对航空维修这种强调实践和技能的课程，如何在缺乏实践条件的情况下，能够对其原理做出生动讲解，是作者在备课过程中反复思考的问题。
作者想起因专业爱好，早年看过由Cineflix公司制作的灾难纪录片空中浩劫（Air Crash Investigation），此节目主要介绍黑匣子发明之后所发生的重大航空事故，以模拟演出的方式，分别以乘客、机师、调查人员等不同视角，从起飞，一直到事故发生及调查为止，重现整个过程。这给作者在准备《航空维修原理与技术》的创设情境教学提供很好的启发和素材。因此，作者在备课过程中，收集了《空中浩劫》134集的相关影片视频，从中挑选出所有因维修技术实施不当，或维修管理失误等原因造成航空安全事故，并详细观看每一集影片，从中找出事故调查过程中的技术分析，并将课程中的相关理论与之对应，从维修原理与技术角度为影片提供一套技术旁白。在去年的教学过程中，播放从中精选的可以覆盖课程主要内容的影片，并在播放前给学生预设一些思考问题，播放后让学生分组讨论，最后选出各组代表上台从技术和管理角度阐明事故原因和改进意见。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作者发现这种创设情境教学，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有效得提升了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2.知识迁移，知识建构。知识迁移是指利用新旧知识间的联系，进行新旧知识对照，由旧知识去思考、领会新知识，学会学习的过程。知识迁移有利于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独立的视角，来认识和解决新生事物，最终使得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建构。作者在备课中发现，《航空维修原理与技术》中的飞机结构维修技术这部分内容，与本专业中另外一门课程飞机装配技术有很多内在联系。飞机装配是根据尺寸协调原则，将飞机零件或组件按照设计和技术要求进行组合、连接形成更高一级的装配件或整机的过程。而飞机结构维修可看成是通过补强等方法，在局部实施飞机装配工艺。由于学生在前期已经上过飞机装配技术这门课程，因此，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引入飞机装配相关原理技术和工艺方法，让学生体会知识迁移的过程，将所学的不同课程进行知识组合，促进学生的专业知识建构。此外，在观看《空中浩劫》的相关影片中，作者也适时引入相关专业知识，让学生以专业性的视角来体会影片内容，促进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的发挥和水平的提高。
3.多样化的考核形式。以单一期末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课程考核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学生的知识迁移和知识建构，与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冲突。基于作者在上述“创设情境”和“知识迁移”等教学设计和实践，作者对课程的考核形式也进行了设计改进，提出了多样化的考核形式。在情境教学环节，作者事先对影片中与课程相关的知识点进行抽取提炼，设计了随堂测试环节。《空中浩劫》一集影片时长在45分钟左右。除去片头和片尾，一般在35到40分钟，加上作者在过程中穿插的讲解讨论，一般一堂课可以完成一次情境教学，再利用第二节课，进行随堂测试。一方面可以巩固学生所学知识，一方面又形成了多样化考核的途径。此外，在一个学期的课程中，作者设计3―4次小组讨论，让学生通过查阅阅读相关专业论文，结合“创设情境”和“知识迁移”等教学内容，进行分组讨论。再结合书面报告，产生另外一种考核途径。在学期结束的闭卷笔试试卷设计中，不限于教材书本的知识，而是融入了整个学期各个教学环节的知识，这有利于学生在备考过程中，对整个学期所学知识的回顾，甚至会以脑海画面和情境回顾的方式进行知识的再次构建。
四、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了传统教学方法在专业基础课程中存在的弊端后，通过“创设情境”、“知识迁移”和“多样化的考核”等方式，将建构主义应用到《航空维修原理与技术》的课程教学中，既保证课程知识有效地传授给了学生，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在拓展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又让学生体会实践了知识迁移过程，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吴刚.奔走在迷津中的课程改革[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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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古文、英语、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选读、伤寒论选读、金匮要略选读、温病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针灸学、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检体诊断学、实验诊断学、影像诊断学、西医内科学、西医外科学等。
2、中医学专业培养系统掌握中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适应现代中医学发展和高等中医教育需要，具备良好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素养、扎实的西医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一定的中药学及预防医学相关知识，具有较强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的中医学专门人才。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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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其中，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它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在林林总总的教科书中多少都进行过论述。不过，国内专家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要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要么是只论述其中一点，而不顾及其它，造成误会甚至偏见。由于教科书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书的偏误不可小视。本文在以往学界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学教科书中能够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
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是指从专业／学科分类体系中怎么确立社会学自身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19世纪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在已经拥有制度化支撑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面前，社会学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须拥有与其他先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更为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从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会学”概念到涂尔干(EmileDurkheim)最先获得法国大学的社会学教职，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就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就是科学自然优于常识。比如孔德，他把人类观念进步的阶梯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做了准备，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在他的科学分类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包括常识，因为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之下，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
涂尔干则在孔德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涂尔干指出，“孔德这种用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的方法，与人们用常识来解释社会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从表面上看，历史提供了社会进化的一个简单程序……因此，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这样来解释社会，不仅是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而且是将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概念当作社会学对象了。”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要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涂尔干看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常识来解释它们。可是，社会学家不能这样，他指出，“社会学者在决定研究对象时，或者在讲授他的研究结果时，都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社会学者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应该明白这类常识和习惯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才不致于让这类东西在学说上占据重要地位。”
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张，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涂尔干挑选了一个常识看来无非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如自杀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识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当然也包括当时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通过这样具体的研究成果，涂尔干清楚的表达了他在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总之，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眼里，树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显然是要把它不仅与常识而且要与其他已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区别，这在他们说来显然不仅是树立学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须的(我们只要看到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创始社会学时在将她和其它学科区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看，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在社会学家作为专门职业的层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为了求证社会学研究自身对于常识的合法性，往往对此加以说明论证。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1)目标。常识性知识关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动，是怎样以一种有意义的、可以预料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相反，科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当科学家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尽力“证明”某种理论时，指引着他的就是常识，不是科学。(2)支持其理论的证据。常识性知识建筑在现行事物的基础上。科学则需要远为广泛的证据，他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收集起来的。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甚至将努力证明其理论之不成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才能向任何一个接受所运用的证据的规则的人提供系统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证明其理论之成立。(3)系统性。科学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过系统阐述的，而常识性理论则是想当然的，并且可能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常识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上。
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透视
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学家作为教师怎样在教学中阐明这对关系。在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是很多大学生的必修／选修课，对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社会学的入门课里，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同学们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理解好这个问题，可以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学习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WilliamE．Snizek为美国大学选修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会学智商测验(SociologicalI．Q．Test)。
这份测验由30个陈述组成，依一般常识来看，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难度似乎不大。但根据社会学的科学调查或社会实践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陈述的对错与常识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这份测验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其结论不一定还适合已经变迁了的社会情境。但同时，这种测验的思路体现了撰写教材的专家们在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上希望透露给这些专业修习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验，使学生们能够理解，常识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经得起社会学研究的推敲和考验。
在大陆，目前很多社会学概论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思路，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可能迥异于常识的观点(甚至在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证也是与美国教科书所引用的例证相同)。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学家刘少杰就在访谈中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其主旨也是与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国内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概论教材，如张敦福主编的《现代社会学教程》、风笑天主编的《社会学导论》，朱力主编的《社会学原理》，王思斌主编的《社会学概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国内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评论，仍是立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对立或者至少是有优越性的地方。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社会学当然与常识不同，甚至与常识的观点正好相反，否则就没有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从专大众的角度透视
如果说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还是从知识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对关系的话，从专家与大众(门外汉，layman)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则远远超出了知识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讨论了社会学与常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知识至少不比常识拥有更多道德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会学与常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而考察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专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也对社会学知识本身以及社会常识做了建构论的解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他认为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在吉登斯看来，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样一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确包含了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人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这从社区、社区建设、社会指标、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等等社会学的专业词汇逐步推广到变成大众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所以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它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
吉登斯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也认为，与自然不同，在社会一人文环境中，每一个被专家视为“外行”的社会成员作为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都在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并且，这既是行动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而他们对在自己的行动参与下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的阐释，若照专家看来也许无非是“常识”而已。不过，情况也有正好调转过来的时候，所谓的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知识，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来，也不过是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常识。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识者和阐释者，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理论都是在被常人从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断进行再阐释着。正是这种“双向阐释”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
因此，从反思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角度来看，常识与社会学的关系就不像前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这些方面的认识，也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事实的主观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总的来说，从以上的三个角度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常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会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二者之间种种变化的关系。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会学与常识之异
社会学包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常识也包括常识性的知识、直接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直觉从众的思考方式。社会学与常识的区别关系也可以参照前述的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别来看待。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凭个人经验和普通常识来处理日常事务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式也可以发展出知识来，就像传统社会以经验累积与传承来建构知识一样。“社会学”不必也未必能“导正”所谓“偏颇”的想法(因为“正”与“偏”是相对地)，但至少能提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通常是经由实证资料的搜集来支持或是经由理论逻辑的推演结果。由于现代知识的建构方式，通常强调“系统”而不是零散，重视“累积”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社会学”的特色就在强调“系统与累积”，主要能提供我们一般性(即大数法则)的知识。当然这并不能说是“正统”知识，只不过是能透过现代“科学”技术或程序的“实证资料”来加以支持的说法而已。透过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般”现象(而不是和一个人的想法)，这或许可以帮助一般人跳脱出以自己经验为主的“认知”与视为当然的“常识”。同时，熟悉(常识)使我们“视而不见”，“去熟悉化”则是社会学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开我们的社会触觉，让我们“见人所不能见”，看清楚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几乎是命定的必须以“常识”为探讨对象的社会学让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学并无举足轻重或者对实际人类社会贡献——甚至有些人直觉地就去质疑(或者否定)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但其实，社会学的知识具有强烈批判品格(尽管社会学之中的某些说法被视为是保守、静态且倾向于维系“现状”(htestatusquo)的)，社会学的这种批判品格也是常识所不具备的。
另外，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在其研究和理论中，也使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常识性假设成为理所当然(take—forgranted)的东西。社会学最近几十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常识性假设进行再考察，对它们做出批判性评价，在必要的地方以经过科学的证据严格验证的观点来取代。
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学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会学庸俗化”问题提出来，希望使社会学学科的特性更加凸显。在这些论者看来，对社会学家而言，常识只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题目，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源泉。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由于社会学家们都生活于常识的世界里，他们对自己所利用的常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识当成了社会学知识(当然，反过来说，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社会评论，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成果)。
2．社会学与常识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学对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与常识相对”的态度要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会上，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似乎什么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家都可以发言且常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有些舆论把社会学家的工作称为“花大量的钱财去发现尽人皆知的事实”，把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的很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分析称为“庸俗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介入与社会舆论对社会学的讥讽之间的张力使得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学与常识(实际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
篇11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 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 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转贴于
尽管中医诊与断的科学性毋容质疑，但其局限性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而日益凸显。首先中医诊断学诊断手段的落后性。中医学自其诞生之日至今的漫长岁月里，诊断手段几乎无任何革命性变化，即望、闻、问、切。在科学发展仍处于落后、萌芽时期的古代，用望、闻、问、切尚可理解，且在当时应该说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在科学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病情资料的采集手段还墨守陈规、对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仍无动于衷，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与科学同步，势必被科学所淘汰；可作对比的现在医学主流――西医，在其发展之初，医生耳朵贴近患者皮肤来了解患者体内的声音的变化，接着改良为听筒、听诊器，乃至发展为X线透视、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可见西医的诊断技术紧紧跟随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延伸医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医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医诊疗手段与其产生发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的中医，仿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净土”，因此其诊断手段自其始至今无突破性进展，那么其相对于西医的落后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中医以“四诊”为主要手段的“诊”法，以中医辨证思维为逻辑方式的“断”法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表明中医诊断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临床表现而揣摩机体内部病变的本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医生的感官系统去体会疾病的外在表现，那么感觉器官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医生的心态、临床经验、身体健康状况、感觉的偏差、环境变化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均可影响，因此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资料很难确保是基于客观、疾病本质的检查所得。而且，中医学的“断”就是在中医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的“辨证”，寓于其中的主导因素仍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羁绊，也就是说中医学整个诊断过程过多地依赖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客观因素的制约度很少，其结果势必导致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增加。
给疾病诊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但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往往也过于表面化、肤浅化。因为其诊断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个临床症状或病位，如水肿、内伤发热、癃闭、眩晕、黄疸、泄泻、不寐、肺痈、心悸、腹痛、胃痛、头痛等等，故此这些诊断很难反映疾病的本质，因而对制定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医学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个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疗方案，那么这样的诊断还有多大的价值？
3 中医治疗措施的保守性
中医学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其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对于具体方药讲究“君、臣、佐、使”，既可针对主证进行治疗，同时又兼顾次要表现或兼证，并且在同一方剂中可以运用药性完全相反的药物，达到“佐制”作用，这是西医治疗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医药有时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治愈了许多西医界颇感棘手的疾病，这也是中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佐证。而且，中医药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中药（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天然药物，副作用少，这也是中医药为许多患者青睐的重要原因。
中药不是一点毒性都没有，这个观点慢慢为医患双方所共识，但比起化学药物，其毒副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少数剧毒中药除外），因而中药比西药要更安全，除了中医药可靠的疗效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优势，中医药是许多患者就诊的重要选择。但中药汤剂入口太苦，使许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年轻患者，虽然中药剂型还包括片剂、针剂等等，可目前中药主要给药途径仍就是汤剂，这也是中医药就诊人群逐渐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药方剂剂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上能购得的中药丸剂、片剂、膏剂、散剂、丹剂、针剂等也不少，但仍没有形成中药给药的主流，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丸、片、针剂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众所周知，与西医比较中医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药可选择针剂太少，因为水针剂在体内作用时间要比口服药要快，口服药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肝脏首过作用，达到血液循环至少需要20 min的时间，而且中药的煎煮又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往往是争分夺秒，20 min或更多时间的耗费往往为病情不能容许；另一方面，中药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因而作用效果较为广泛，所以又被称为中药的“散弹效应”，但“散弹效应”带来负面代价就是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不强，中医药理论中本来就有“力专则效洪”的说法，作用面广泛就无异于“无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准确性和缩短单次用药的起效时间，是中医药治疗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针。
4 中医人要迫切加强创新思维
纵观中医药两千来的发展历程，中医药一直没有摆脱《内经》的思维模式。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知识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势发展，人们形容为“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而中医药的发展似乎永远处于“量变”之中，而且这种量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人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封闭性、排他性。
中医药的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创新中医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中医的灭亡；但没有创新的继承中医学就会固步自封、泥古复古，知识渐老，最后为时代所淘汰，渐渐消亡。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之路在于继承和创新双管齐下，缺一不可，但从目前中医的发展来看，是创新不足，继承有余。其实中医学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太注重经典及考证，如《内经》《伤寒论》等的注者达数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学术渊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汉代医学宗师张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至今为许多中医人视为座右铭，因而绝大多数历代中医人对于“古训”，敬若天命而不敢轻易“篡改”，现在依然。目前，在中医论文或理论探讨文章中，动辄“《内经》云……”或“仲景云……”等，从古代医家古籍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寻求理论依据，仿佛《内经》就是终极真理，与《内经》不同“政见者”，就值得怀疑或否定。“中医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办；西医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进展”［1］，这句话是目前中西医思维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西医逐渐“蚕食”中医就诊人群和治疗病种的重要原因。
现在又有人倡议加强中医学人文因素的研究。诚然，中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医学是在悠悠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医学的人文因素对于揭示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医学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无异议的话，那么其发展就应该遵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单从中医学文化层面去咀嚼、挖掘，很难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医学的“突破”来；另一方面，中医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新思路，自古有之，从某个角度说中医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多少年来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够透彻、够详尽了，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陆”？
篇12
中医起源于远古时期，是中国人民通过各种手段长期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武术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成为人与人之间搏斗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医和武术都经受着传统哲学以及儒释道等主流文化的影响，并从中汲取营养，总结经验，建立起联系密切的理论体系。
在天人合一整体观的思想指导下，中医把人看成一个内外一体、五脏相应、六腑相通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讲究从整体出发，辨证施治，调人治病。而武术在修炼过程中也是讲究内外合一、内壮外强、内意气外形力的技击整体，讲究“踢打摔拿靠”的全息技法，以及“头肩肘手胯膝足”无所不练、无所不用的整体技击部位。此为中医学和武学在天人合一整体思维观上的契合。
精气神学说是对中医和武术影响最大的中国古典哲学之一。在中医中，精气神是人之三宝，精和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宰者。精气可以相互生化，而神则是由精气化生而来。精可以化气，气可以生精，精气生化而生神、养神，而神又有统领精和气的作用。张介宾在《类经》中指明：“虽神由精气而生，然所以统驭精气而为运用之主者，则 又在吾心之神。”而在武术的修炼中，讲究内外双修，即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肉，因此，精气神也是武术内修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是武术修炼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精足、气盛、神明是武术人追求的高级境界。此为中医学和武学在精气神学说上的契合。
在中医中，阴阳用以解释人体生命的特征和现象，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在武术的修习中，阴阳也是用以解释人体的阴阳二气、人体结构、动作结构、运动规律、技击原理等。因此中医学和武学在阴阳学说上是相互契合的。
五行学说同阴阳学说同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五行学说是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特性以及生克规律来认识事物、解释世界和探索宇宙规律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医学中，五行学说用以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等。在武术中，五行学说的运用在心意六合拳、形意拳、少林五行拳和太乙五行拳中达到极致，讲究五行生五拳，五拳配五脏，外练五行以生克变化、克敌制胜，内练五行以濡养五脏，壮内强外。可以看出，其中的五拳配五脏以及练五拳养五脏的理论是在中医五行配五脏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中医学和武学在五行学说的理论上是完全相同的。
在中医经络学说中，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经脉有路径之意，贯通上下，沟通内外，是为经络系统的主干；络脉是有网络之意，是为经脉别出的分支，较为细小，纵横交错，遍布全身。其功能是沟通表里，联系脏腑，行气血，养脏腑，传导感应，调节脏腑机能，以及保卫机体。经络不但是营养脏腑、四肢百骸的气血运行通道，同时也是信息能量交换的通道。而在武术的修习中，特别是在内功的修习中，也正是以疏通经络为主，调整气血的运行，以达到强筋壮骨的目的。武术内功中的打通任督二脉、奇经八脉、十二经脉等循经导络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医经络学的直接借鉴，所以说武学和中医学在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
1.2中医学和武学在实践上的交融
中医学和武学在实践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医骨伤、针灸推拿、养生等都是中医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导引、吐纳、行气、服气、武术修炼等都是中医骨伤、针灸推拿、养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中医骨伤、针灸推拿中的手法、技法的来源，离不开导引、吐纳、行气、服气、武术等内容特别是武术内容的支撑。在临床实践中，正骨、针灸、推拿过程中的劲力、感知力和耐力的展现更是离不开武术功力的支撑。传统中医养生的手段和方法从总体上来讲不外乎四个方面，即饮食养生、起居养生、药膳养生和传统运动养生，传统运动养生是根本。
在武术的修习中，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观贯穿始终，崇尚力发全身的“整劲”，追求“身上无处不弹簧，无点不打人”的浑圆之力；外练“明劲、暗劲、化劲”的三个阶段，又要求配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三个内练阶段；同时又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指导动作的变化规律和生克关系，以在外练五体的同时濡养五脏；而中医经络学说则是武术内功实践中打通任督二脉、奇经八脉、十二经脉等循经导络的理论指导。因此，习武之人喜欢中医，懂一些中医的基本理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武术家们研习中医，并且悬壶济世者也大有人在，单从近现代来看，就有黄飞鸿、杜心武、孙禄堂、王子平、万籁声、郑怀贤、吕紫剑等等。在中国武术史上，武术的传承机构、武馆同时也是医馆的记载也颇多，最著名的的就是少林寺，许多武功造诣颇深的高僧同时也是医术高明的大医家。
1.3武学在中医学影响下价值功能的丰富和转化
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武术套路、武术功法和对抗格斗三种运动形式。从传统武术的本质来讲，这三种运动形式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她们共同构建了传统武术“打练结合”、“练养一体”的特性。也正是传统武术的这一特性，使传统武术由初始单纯的“技击”属性而转变成以“技击”功能为主、兼具“健身”、“强身”、“修身”、“养性”、“医疗”、“养生”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别属性。这一特别属性使武术的价值功能得到丰富和转化，而传统武术这一价值功能的丰富和转化直接得益于武术功法也即是武术内功的产生。武术内功的产生是武术在传统哲学以及儒道佛等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借鉴中医基础理论、融合导弓I、吐纳、行气、服气、食气等中医传统养生实践的结果。
武术内功的产生首先丰富了武术练习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丰富了中医传统养生功法和中医伤科、中医针灸推拿功法的内容和形式。由于受中医基本理论的指导和影响，所以武术内功不但可以为武术的技击本质服务，还可以为传统医学的技术实践服务，并为人民大众提供健身、强身、治病、养生的技术和方法。所以说，武术内功的产生，也拓展了武术的习练群体，使武术的价值功能得到了丰富和转化。
1.4传统武术桩功在武术功能丰富和转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
在武术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武术桩功的产生是伴随着武术内功的产生而产生的。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检验，越发显现出其特殊的作用，因此不断的被加以强调、重视和改进。长期以来，她已经成为传统武术的入门功法，同时又是提高其技术、技法、功力，从而达到武学大成的必修功法。从传统武术桩功的概念来看：广义的桩功泛指各种武术内功的锻炼功法，它是采用或静、或动、或站、或坐、或卧的各种身体姿势或组合套式，精神内敛，调节意、气，锻炼人体运动时意、气、力、形四者一动俱动、一到俱到、一止俱止的能力，从而达到内壮外强、内外合一以及激发人体潜能的效果。狭义的桩功是武术内功中静功的站功，即采用武术中的某些步型保持静站姿势，以求得腿力充沛’下盘稳固，犹如桩之栽于地中的效果，并且通过精神内敛，意念、气血的调节，达到以意领气、以气运身、以身发力、内壮外强、内外合一以及激发人体潜能的效果？9]。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所说的桩功多是指狭义的桩功。在武术功能丰富和转化的过程中，传统武术桩功伴随着武术的发展而发展，并影响着武术的发展和衍变。由于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击，因此，随着武术的发展，武术内功的静站式功法也即是狭义的桩功成为武术内功的主要练习形式。
武术桩功的发展使武术“内外兼修”之“内修”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出来，从而出现对内修极为重视的内家拳法，如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等。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受桩功影响最深的当属近代武术家王芗斋先生创立的意拳。意拳的训练没有套路，只有站桩、试力、发力、推手和散手，用王芗斋先生的话说就是“万法皆得于站桩”要知拳真髓，首有站、桩起。“由此后期意拳的发展不单单是健身和技击，还能通过不同的桩式和不同的意念以及不同意守部位来辅助治疗多种身体的慢性疾病。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武术桩功在武术功能丰富和发展的过裎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她是武学和中医学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中间桥梁，她既是武术功力提升、人体潜能开发的途径，同时也是中医养生和辅助治疗某些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从武术的角度看，她具有内外双修的技击价值和民族特性，从中医学的角度看她具有健身、强身、防病、治病的医疗价值。因此，无论是在武术内功中，还是在中医传统养生功中，传统武术粧功都可以说是精髓部分。
2中医学视角下传统武术桩功的医学价值
2.1中医学视角下传统武术桩功的“治未病”价值
“治未病”理念最早见于我国的医学古典《黄帝内经》，它既是传统的、先进的医学预防思想，又是现代、全新的预防医学课题。在中医领域中，“预防为主、防重于治”是众多医家的一贯主张，因此有“上工治未病”的说法。在古代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利用中医气功、导引、吐纳来进行积极的健身锻炼是极其重要的手段，《素问·移精变气论》中记载：“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其中的“动作”就是指古代的导引可以起到防病保健的作用。《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擎天地，把握阴阳，呼气，独立守神，筋肉若一，故能寿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其中的“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正是传统武术桩功的雏形，这也可以说是远古时期上古之人利用桩功来健身、养生、延年的写照。
武术功法运动即武术内功，是武术在中医学的影响下，结合导引、吐纳等传统养生方法形成的重要运动形式之一。传统武术桩功是武术功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动形式特别，健身价值独特。从广义上看，桩功是一种静止或缓慢柔和的运动，从狭义上看桩功是一种静止的各种站立式的运动。但无论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其外在的表现都不是绝对的。外在静止的桩功有着丰富的内动，这种内动包括内在的意动、气动和全身肌肉的“蠕动”，也即是意拳站桩里所说的在不动中的“微动”，在微动中的“速动”，所以静止的桩功，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外在柔和缓慢的桩功有着安然的内静，这种内静包括神定、意专、气静，也即是武术练习中要求的“形动而神不动、意不乱、气不喘”，所以运动的桩功，动是相对的也不是绝对的。也正是传统武术桩功这种特殊运动模式，即相对“静”或“动”，才使其在锻炼过程中既能达到外调身形、又能达到内调意气的独特健身效果。这样“练养结合而不伤”，“气以直养而无害”，同时又有利于开发人体的潜能。所以说，运动形式的特别，决定了传统武术桩功和中医养生功法具有相似的健身防病价值。
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中，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形体官窍、经络皮部、五脏六腑、奇恒之府都通过经络相连、气血相通。它们互为表里，彼此所主，又分属五行，并通过五行的生克变化规律相互影响，紧密联系。所以通过传统武术桩功这种内外兼修的练习，外练筋、骨、皮、肉可以舒经活络，通达脏腑气血，颐养元神，达到练外以壮内的奇特效果；内练精、气、神、意可以濡养脏腑气血，通达形体官窍，强筋壮骨，达到练内以强外的独特功能，从而达到内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提高、内壮外强的全身锻炼效果。因此，中医学的整体观原理和传统武术桩功中的内外兼修原理也决定了传统武术桩功具有健身防病的“治未病”价值。
2.2中医学视角下传统武术桩功的“治未病”价值
《黄帝内经》是记载导引、养生功法能够治病的最早的古典医籍，据不完全统计，《黄帝内经》中涉及导引法达14处之多，其中《素问》5处，《灵柩》9处。治疗范围由单纯治疗关节痛发展到能治疗19种病症，包括内、外两科和急慢性两大类疾病。
传统武术桩功是武术内功和中医导引养生中的精髓部分，因此，她既有健身、技击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治已病”的医疗价值。由于传统武术桩功的锻炼具有能波及到身体各处的独特作用，因此，它对全身几乎各处的病变都能有一定的缓解和医疗作用。中医学受整体思维观的影响，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强调从整体出发，把握全局，讲究“调人治病”。而传统武术桩功内外兼修的整体锻炼原则刚好和中医学的治病原则和出发点相契合，在锻炼过程中外调“引体令柔”内调“导气令和”，从整体上调整人体阴阳的动态平衡，促使人体机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能通过扶植正气，而祛除邪气，因而使其具有了能够“调人治病”的可能。
在传统武术粧功治疗各系统疾病的过程中，由于其涉及的范围较广，病种较多，因而在治疗不同的疾病时，内在和外在的要求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其相同点有：心理上“排除杂念、神意内敛、抱圆守一”的要求，呼吸上“腹式呼吸、气息绵绵、若有若无”的要求，是进行气机调节、祛除疾病的内调基础。身形上，“屈膝下蹲、头顶项竖、命门后顶、脊柱竖直、两臂不过曲也不过直”的要求，“肌肉松而不懈、紧而不僵、松紧适度和用意不用力”的要求，是调整形体肢节、疏通经络的外调基础。不同点有：心理上“意守病罩、气贯痛点、意念假借、引浊外放”的要求，是进行气机调节、祛除不同疾病的内调基础。身形上，“姿势高低、动作各异”，是调整形体肢节、疏通经络、内合意气、治疗不同疾病的外调基础。因此，有了以上丰富的内调和外调基础，才使得传统武术桩功具有能够治疗全身多个系统、多种疾病的医疗价值。
3结论
篇13
中医药英语课是中医学和英语相互结合的一门专业、公共结合课程，它向学生提供和传授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固有的常用专业名词、词组、句型的正确英语表达形式，中医临床各科英语会话常用术语和句型，以及中医应用文英语写作的基本格式和要领，从而全面提升学生在说、读、听、写、译五方面从事中医药对外交流的语言表达能力。本课程既是中医各专业大学生学完大学公共英语课之后的后续课程，又是培养学生把已学的中医知识、理论、技能用英语表述出来的应用课程，对学生的中医学和英语两种素质都有巩固及深化作用。目前,各中医院校已相继开设了中医药英语教学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促进中医药文化交流与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选用教材的陈旧落后、缺乏系统性，极大程度地限制了本课程的发展。为此，特介绍本校中医药英语课程选用教材的特点，以供同仁们参考借鉴。
1 选材的实用化
我校选用的教材是由成肇智教授主编的《中医药英语》（Specialized English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人卫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本教材是由湖北、南京、广西、辽宁和成都等五所中医药院校着手在完善湖北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中医药专业英语》的基础上，专为中医药英语课程教学需要协力合编的一本教科书，旨在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培养高素质的外向型人才，因此本教材紧扣教学目标而选用三部分材料，即中医基本理论，中医临床会话和中医应用文写作。
其中，中医基本理论介绍中医学的概念、基本学术特点，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理论，气血津液理论，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四诊，辨证，防治法则。
中医临床会话介绍中医内科门诊感冒、咳嗽、胃痛、头晕、失眠、淋证、水肿、痹病等患者就诊时医患之间的对话；中医儿科门诊肺炎喘嗽和泄泻患儿就诊时医患之间的对话；中医妇科门诊痛经和崩漏患者就诊时医患之间的对话；针灸门诊中风和面瘫患者就诊时医患之间的对话；中医骨伤科门诊胫腓骨双骨折和腰扭伤患者就诊时医患之间的对话。
中医药应用文写作介绍中成药说明书、中医药广告、中医住院和门诊病案的基本格式和重点内容的英语表达形式；中医理论性、临床性和实验性三类论文的英语摘要的书写方法。
通过掌握此三部分内容，就基本能满足学生们将来从事中医药国际交流活动的需要，选材的实用化也是本教材深受学生及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
2 内容的中医化
本门课程不同于公共英语课，而学生大都通过了四、六级大学英语考试，已具备较强的英语基础，因此本教材是着重介绍中医常用术语、词组、句型及学术观点的英语表达方式，并通过上述三方面内容的学习和反复练习，集中培养学生运用专业英语进行说、读、听、写、译的语言能力。教学实践业已证明，使用本教材教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