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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的方法可分为会计方法和非会计方法。本文按照会计程序发生的先后，上市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可按下列阶段分类:
1.经济业务发生阶段
在经济业务发生阶段，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关联交易、资产重组等活动来达到人为调节企业利润的目的。
(1)关联交易。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关联方之间由于存在控制关系，往往不以公平价格进行交易，为会计核算工作带来了盈余管理的空间。企业与关联方之间采用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的价格进行交易，以达到提高或减少企业收人的目的。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改制而来，或是将企业的一部分抽出来加以改制，因此，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子公司有着唇齿相依、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上市公司利用关联方交易来调节利润。其主要形式有：关联购销、托管经营、租赁经营、费用分摊、资金融通、合作投资等。
(2)资产重组。资产重组是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是企业为了优化资产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完成战略转移等目的而进行的资产置换。利用资产重组，以达到“美化”报表的目的，一次性冲销就是在会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把损失和费用在本期予以确认，以求在后续年度内实现较高的会计利润。其主要形式有兼并收购、资产置换、资产转让、股权转让等。
2.会计确认阶段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一般表现在对会计确认时点的安排、费用资本化等方式进行盈余管理。
(1)利用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上市公司根据自身的需要将收入、费用在会计的毗邻月份（12月和1月）提前或推迟入账。企业通过提前确认收入和递延确认费用来调增利润，反之推迟确认收入，提前确认费用以降低当期盈余，上市公司有时甚至为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而制造经济业务，人为地增加收入事项。
(2)费用资本化。在会计上，按支出的受益期长短可分为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两种。前者是指使以后会计年度受益的支出，应计入相关资产的价值；后者是指仅使本会计年度受益的支出，应计入当期损益。这两种支出有时很难区分，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
3.会计计量阶段
根据具体会计准则，企业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前后各期应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但如果法律或会计准则等有要求，或经济环境、客观情况发生改变，使企业原有的会计政策不能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企业可以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这就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提供了选择的可能。
(1)利用更改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我国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消耗方式，并根据科技发展和环境等的变化，选择合理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但正是该规定的灵活性给企业盈余管理带来空间。变更折旧方法和变更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可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财务状况。
(2)利用八项计提。计提方法属于会计政策，计提比例有赖于主观判断属于会计估计，而制度允许自发性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选择和变更，导致上市公司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调控利润，从而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3)利用存货的计价方法。存货计价方法很多，有个别认定法、加权平均法、加权平均法、先进先出法等。不同方法对上市公司利润和期末存货价值影响不一样，因此在上市公司中利用存货计价方法的改变来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较为常见。
(4)利用变更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可以在成本法和权益法中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方法。在子公司盈利时，由成本法向权益法变更，将属于上市公司部分的利润并入合并会计报表，增加公司的当期利润；子公司亏损时，由权益法向成本法变更，将该子公司的亏损剔除在外，从而调节上市公司的利润。
4.会计报告阶段
在会计实务中，表外融资在资产负债表中并不列示为一项负债，它绕过会计准则的限制，向人们展示着新的融资方式和运作手法，同时使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的信息缺乏完整性和真实性，表外融资同样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所利用。
三、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研究
1.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有股减持，改变失衡局面。其次，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制衡作用；再次，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地约束公司管理者拥有的实际控制权，同时减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得管理者操纵利润的风险加大，因此内部治理结构可对盈余管理起到制约作用。
2.强化审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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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科2011年3月—2012年3月接受甘露醇静脉输注并出现局部软组织坏死患者20例。其中：男12例，女8例。年龄27—79岁，平均57.6岁。所有患者均遵医嘱接受甘露醇静脉输注。输注过程中出现甘露醇外渗，并引发局部软组织坏死。
1.2 治疗方法 患者出现外渗以及局部软组织坏死后，立即停止甘露醇输注。确定坏死症状后，用无菌纱布蘸50%硫酸镁和10%炉甘石酒精溶剂对有关部位进行湿敷，每3—4h一次，每日3—4次。对部分症状严重者，使用654—2注射液10mg，并加生理盐水1ml制成0.5%的654—2稀释液，进行湿敷。所有患者均选择上肢静脉穿刺，重新输注甘露醇。
1.3 护理方法
1.3.1 健康宣教 在重新输注甘露醇之前，对患者进行了健康宣教，尤其是甘露醇外渗的危害和注意事项进行了重点讲解，让患者及家属再次输入甘露醇的过程中，对外渗有着充分的认识，从而预防甘露醇外渗的再次发生。
1.3.2 甘露醇加温处理 在注射甘露醇的过程中，对甘露醇进行了加温处理，温度在25℃左右。通过甘露醇的加温处理，以避免静脉炎以及输液反应的出现，有效降低外渗发生的风险。在加温过程中，严格控制温度，尽量不超过30℃，从而保证静脉输注甘露醇不会导致血管内的蛋白质出现变形等问题，诱发血细胞的死亡。
1.3.3 患者心理护理 部分出现外渗及软组织坏死的患者以及家属再次接受甘露醇输注时，存在一定的负面情绪。针对这种情况，我科加强了患者的心理护理，通过积极的讲解甘露醇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以及有效预防甘露醇外渗的注意事项，赢得了患者及家属的信任，为患者软组织坏死及有关疾病的治疗提供了良好的医患基础。
1.3.4 尽可能的使用留置针 留置针具有容易固定、对血管刺激小的特点，而且还可以减少穿刺次数，有助于避免过多的穿刺对患者静脉的破坏。因此，在护理中，通过充分的讲解，让患者尽可能的选择留置针穿刺。
1.3.5 外科处理 进行常规日常护理，并采取外科处理措施，包括静脉滴注抗生素以防止坏死组织痂下液化，清除坏死组织，定期换药等。并要求医护人员密切关注患者情况，一旦有异常情况出现立即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治疗。
1.3.6 出院指导与随访 患者治愈后，进行了出院指导，主要包括交代有关的注意事项，并就医护人员潜在的可能疏忽进行了道歉。同时，进行了1—2次的随访，了解患者情况，以充分赢得患者及家属的原谅。
2 结 果
所有患者经过治疗后，软组织坏死均得到治愈。其中，6例7d内治愈，11例在14d内治愈，3例在21d内治愈。从随访结果来看，患者无不良反应，患者满意率100%。
3 讨 论
由于甘露醇独特的生化性质，在静脉输注的过程中，需要以较快的速度输注完毕4。过快的滴速，极易对穿刺处形成强刺激，并引起甘露醇外渗，严重者还会导致局部软组织坏死5。通常发生软组织坏死意味着甘露醇外渗较为严重。因此，适当的治疗与良好的护理对于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硫酸镁是处理甘露醇外渗的常用药物。硫酸镁本身具有很强的渗透功能，通过将其湿敷于有关部位，可以减轻组织的受损程度，帮助组织恢复。而炉甘石在清除坏死组织、促进组织重生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从我院的实践来看，通过50%硫酸镁和10%炉甘石酒精溶剂交替湿敷患者有关部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注重治疗的过程中，我院还加强了有关护理。护理以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瓶颈为突破口，通过详细讲解有关注意事项，帮助患者及家属认识到甘露醇输注中需要留意的有关环节，同时以真诚的态度赢得患者及家属对工作的支持，极大的促进了软组织坏死的治疗。由于在护理中，充分考虑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因素，我们通过真诚沟通与真心交流，患者对有关工作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信任。而从随访的结果来看，患者100%的满意率体现了工作的成效。
重视患者心理干预的同时，我院还从药品、器械、外科护理等方面优化了护理方案。比如对甘露醇进行加温处理，建议患者尽可能的使用留置针等。从结果来看，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段娜，范传玲.甘露醇静脉滴注应注意的问题[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09，（22）.
[2] 廖才媛，喻立新.静注甘露醇引起局部软组织坏死中西药湿敷的治疗及护理方法研究[J].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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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档案信息意识不强所致。由于对现阶段档案信息服务于历史研究工作认识上的偏差，平时在档案工作中某些档案又比较强调保密，检索利用不方便，加上库藏档案信息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原因，造成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牵引不突出，反过来又导致档案部门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动力不足，难以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
(二)目标不够明确，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历史研究中的档案信息服务开发利用必须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目标，且每一项档案收集活动的总目标与各个档案收集活动的分目标必须构成一个目标体系。没有目标的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必然不会有太好的利用效果。由于长期以来档案编研比较强调档案的史料价值，使大多数档案人员眼睛只盯着过去，而不太关心历史研究当前的发展情况，对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往往只是在领导要求后才被动的提供一些背景资料，更缺少对如何策应提出明确的建议，或者提出的分析判断与历史研究工作需求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这样在历史研究工作者眼中，档案信息层次不高，辅助研究的价值不大。
(三)编研力量薄弱，信息内容深度不够
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提供的信息服务，应以深层次开发历史档案信息为重点，大力开发具有高度准确性、真实性和具有较高科学价值以及具有长远效益的档案信息，以此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保障。但目前的现状是一些档案馆(室）重馆(室）藏，轻开发，表现在投入开发的人力资源和设备均不足，开发工作似有似无，更谈不上有一定的深度。加工信息不多，主要的还是专题介绍、联合目录等粗加工信息，并且其中粗加工信息尚未形成以数据库开发为主要项目，缺少建有各个历史研究项目的提升数据库。从编制力量来看也很薄弱，大部分局限于编些检索工具，全宗介绍等二次文献，对于深层次的三次文献编研很少，影响到信息资源的深层开发，不能更好的服务于历史研究之中。
(四)信息提供方式陈旧，馆(室）藏资源不足
目前大多数档案部门虽以装备了计算机等设备，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素质能力问题，他们仍愿意用传统手工操作方式进行工作，大量的档案信息资源囿于传统的操作方式而没有开发出来。多数档案信息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现实利用的价值，客观上造成档案信息资源实效性差的现状。同时馆(室）藏档案不足，收集不够齐全，有些价值的材料没有很好收集起来。
二、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建议
档案信息资源系统是由现代信息技术诸要素构成的综合性开发系统，系统各构成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他们在系统整体中，服从、服务于系统整体，从而形成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总体动态平衡。因而要做好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工作，必须运用科学管理的原理与方法，从技术、设备、人员管理等多种角度，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全面的规划、协调与控制，以满足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多方面的需求。
(一)增强信息资源意识，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
1.增强信息资源意识。档案管理人员作为专业的信息资源管理者，对信息应要具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并要有专业的敏感性。在管理档案信息时，要以资源运作的观念来指导工作，将档案信息视作一种宝贵的资源，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知识备查为信息传送，促使档案资源向信息化的转化。不要将档案信息的存储和保管当做档案馆(室）的主要功能，而提供信息服务也是档案管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当做为历史研究提供必要支持的前导性活动，将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作为与档案存储、保管同等重要的资源加以管理，在宏观上要加强对信息资源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要摆脱重收藏保管，轻开发利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使档案变成活信息。要经常走出档案馆(室），了解和研究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然后通过选材与整理形成能够满足历史研究的档案信息产品。
2.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是有效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关键。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为历史研究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如下素质：一是全面掌握档案专业知识；二是具有一定的信息科学知识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知识，掌握档案管理现代化技术，学会运用信息工具和手段，能进行档案信息的分析与研究；三是具有敏锐的信息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要对档案信息存在状况及其相对价值有充分的了解，并对信息需求具有敏感性，必须要熟悉档案的收藏情况，了解收藏档案蕴含的信息内容，并能在总体上评估不同背景的档案所具有的价值，正确解读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服务的需求规律，从而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高效服务。
(二)利用多种媒介，拓展档案信息服务渠道
1.加快信息加工处理现代化步伐。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上的应用，就谈不上科学的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是实现科学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关键性技术条件。档案馆(室）传播信息的媒介包括语言、文字、电子三大类，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信息资源的开发工作还处于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这就必然制约着对档案信息资源的科学开发，因此必须加快实现电子化，重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档案馆(室）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使用多种媒介传播档案信息，以满足历史研究过程中不同层次、不同目标的研究需要。
2.与其它信息服务有机结合。可以将档案信息服务与办公系统、图书情报功能等其他信息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信息交流情况通报制度，形成信息资源管理的新领域。做到在外延上发掘档案信息资源，开拓档案信息服务渠道；在内涵上不断重组和加工档案信息库，为历史研究提供广泛的信息支持。档案馆(室）与其他机构合作，既可开发利用馆(室）内自身的信息资源，又可实现信息效益，还可以节约人力和物力，将自身静态档案信息与其它部门的动态信息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生动活泼的档案信息资源利用于、服务于历史研究的新格局。
(三)加强信息导航，构建档案信息网络
扩大利用以实现更多的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这是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数量上的要求。档案信息可以重复利用，它的价值不因利用而损耗，相反，档案信息的价值需要在利用中才能体现。它要求档案馆(室）能够找到更多的机会，使历史研究工作者得到更多的档案信息。当然在档案信息的传播中，为维护信息所有者的利益，要考虑信息的控制权问题，应该对信息的传播进行有效的控制。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要有明确的目标导航，不同的信息对不同历史研究层次有不同的价值，为此要求要有效地、有针对性地传递档案信息。档案管理的角色也要从档案保管者转变为档案信息导航者。建议在档案馆(室）设置相当于CIO(信息主管)的岗位，负责对档案馆(室）的信息资源管理、利用与开发进行控制，制定有关档案信息管理标准，并参与历史研究中的信息服务流程，参与规范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的基础标准，为历史研究提供有效的档案信息支持服务。
(四)做好需求预测，开展定题服务
对档案信息管理者而言，由于档案信息主要的目的是满足历史研究者课题研究的需求，我们不能满足所有历史研究的需求类型，这就需要我们做好新近历史研究热点课题的需求动向与趋势预测，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使信息提供更具有准确的预见性，以实现最大限度提高档案信息是使用价值，就显得十分重要。所谓定题服务，就是档案馆(室）要根据当前历史研究中的热点课题，了解历史研究者对档案的信息需求，主动向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档案信息，使其工作得以更好开展。对保管的档案信息进行有序的组织与横向、纵向深度加工是档案信息开发的核心内容，其侧重点应是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情报性，预测性分析，可以通过向历史研究工作者公布可提供服务的专题目录，有针对性地传递信息，充分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自身价值。
要围绕战略性，方向性课题组织开发档案信息。着重抓住与热点历史研究活动相关的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工作，是档案馆(室）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重点。历史研究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历史研究工作者考虑问题不一定全面、完备，档案信息服务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他们研究方向关注、对研究课题全局有重大影响的课题，把信息的焦点对准研究课题的全局性工作的重点、热点、难点、疑点，抓住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研究性的重大课题，组织相应的档案信息，超前提供参谋服务，帮助历史研究工作者拓宽视野，调整思路，做出科学研究。
(五)增强时效性，强调快速反应和主动参与
时效性是信息的特征之一，尽管档案信息有一定的滞后性，但也应要求档案馆(室）尽可能注重档案信息的时效性和所传播信息的新颖性，做到收集和加工信息要及时、迅速，利用信息更要及时、迅速。要强调快速反应和主动参与，提供的历史研究档案信息要做分析筛选，确保信息“适销对路”。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利用档案信息的反馈工作。档案信息输出利用后，档案馆(室）应及时收集利用效果、并经过汇总分析，掌握历史研究工作者所需的档案信息在某个时期的重点及其需求趋势，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和改进信息服务工作。
(六)注重档案业务基础建设，确保档案信息质量
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是建立在档案信息积累基础上的，没有基础工作，就谈不上有效地开发利用。因此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工作，有必要从档案业务的基础建设入手，重点抓好以下三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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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研究性学习与历史研究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的研究过程和最终追求价值是不同的，前者的价值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强调对他人的有用性，而后者强调其教育价值，主要是对学习者的有教育性。所以，从实际需要看，在学校教育情境下，完全严格地依照史学研究的方法和程序开展研究性学习不仅没有必要，更不具有现实性。在研究型课程的实施中，有人根据学生探究的自主程度和教师指导的程度不同，把研究性学习活动分为：开放的研究性学习和有指导的研究性学习。开放的研究性学习类似于纯粹的科学研究，一般不值得提倡；而“有指导性”因反映了历史研究性学习的最基本特征，而普遍受到欢迎。
二、历史研究性学习中的方法问题
科学方法是一切研究的根本。从方法论上看，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诸如，唯物辩证法、存在决定意识、分析经济方法、分析社会结构方法、分析阶级方法等，这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普遍方法。但是，普遍方法不能解决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还需对历史具体问题的具体的带有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方法。一般方法，这是适用一切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它又可以分为分析方法（如历史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历史比较方法、历史系统方法、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历史心理方法），实证方法（如考证方法、辩伪、校勘、训诂、假设与证明方法），叙述方法（如纪事本末方法、记传方法、编年方法、实录方法）。特殊方法，是适用于各门专门史的个别方法，可分为研究思想史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研究历史地理的测量方法、研究经济史的统计方法、研究科技史的模拟方法、研究考古学的年代测量方法等。
这些方法，对于广大的学生来说不可能一一掌握，即使对于历史教师来说也只能略知一二。因此，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同时，有选择地将历史研究中的常见方法渗透在教学和研究性学习的指导之中。作为重点，平常在历史研究学习中应当掌握的方法主要为分析和实证方法。在以往的历史教学中，分析方法运用的最多，探讨的也最多，而比较忽视历史实证能力的研究和培养。
提高历史实证能力的重要方法就是要重视史料。史料即构成历史的材料，举凡人类活动的遗迹、遗存，都可称为史料，它是借以研究与反思人类活动的前提和根据，包括文字记录与人类活动的遗物、遗迹以及口碑等三类。对中学生来说，在研究性学习中，虽然难以搜集直接史料，但间接史料还是需要的，特别要培养学习者的史料意识，形成有理有据，论从史出的思维习惯。这在西方国家历史教育中很受重视，而这正是我们急需改进和提倡的。
三、历史研究性学习的有效模式
历史研究性学习虽然追求的是一种个性化的学习模式，但由于它发生在历史教学活动中，因此必须与日常教学相结合，否则很难保证有多大的生命力。目前，人们习惯采取课题研究、活动设计等开放的形式，但如下方式似乎更值得尝试。
1.开放式习题
所谓“开放性习题”是相对封闭性习题而言。封闭性习题往往简单明了、条件完备、答案固定、解题思路和表达形式模式化，是以复习知识为目的的检查性习题。开放式习题则条件不完备、结果不确定、思路开放、表达形式多样化，多以培养能力、训练思维为目的的认知类习题。学习者不可能在教科书中找到现有的答案，必须通过自己努力，查找资料，提出假设，论证假设，表达观点。既然是习题，一般来说它出现在一段教学之后，依附于一定的知识。所以，教师也应当对学习主题进行研究，了解学习者的动机，研究学术的有关发展，才能设置比较合理的习题。开放式习题当然可以引进目前史学界争鸣的问题，以促进学习者的研究。例如，对科举的一点思考；是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等。学习者发现自己参与到史学研究的前沿，更会促使其主动学习的动机。很显然，开放式习题也要注意题目的设计，要尽可能贴近学习者，要设计一些情境化的问题。
2.教材研究
在教师的合理分工和指导下，对某段学习材料进行研究是值得的。对学生来说，就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学习材料供大家共同阅读是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也极具有吸引力。其过程可分为：教师和学生根据现有的条件精选一段教材内容作为对象，学生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一段，并提出自己所具备的条件和开发的目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选择参考资料，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与编写样式，编写教材。教师根据学生研究成果，共同汇编成册，以供大家阅读评判。或者，教师与学生围绕教材就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教材的编写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及方案等皆可。以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一课为例，笔者曾设计过一次关于教材研究的课题。笔者要求学生根据原教材所提供的该时期经济发展特点分别寻找资料，编写教材作为对原教材的补充，学生们的积极性很高，也取得了不少收获，最重要的是学生们以研究者的眼光看待原来认为是圣经般的课本，自信心和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3.知识论课程
知识论课程是带有一种学术、思辨性的研究型课程，其理论性较强，以批判性的哲学思维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特征。创设这种课程的目的不是接受某些知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学习，而是为研究性学习做必要准备。它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促使学习者对学校内外获得知识和经验进行批判性反思，探讨这些知识和经验的可靠性和合理性，鼓励学习者通过概念、论点及价值判断的基础进行分析，从而形成对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他人的知识、经验及判断有一种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性反思，也包括一种跨文化反思，使学习者意识到所属的局限和偏见。知识论课程在国外比较广泛开设，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就历史学科而言，批判性的知识论课程主要包括：历史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历史是科学吗？历史有规律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吗？等等。知识论课程虽然不是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但是，由于它对以往知识、经验进行批判和反思，从而为历史研究性学习的开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4.背景式预习、共创式课堂
篇5
2 系统性不强
系统性不强在很大程度是完整性不够的必然结果，尽管某一阶段、某个专题或某个单位有过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对于我军装甲装备保障历史的整体，目前还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总结。除此之外，大部分研究成果只是停留在了对史料的整理和对装甲装备保障各阶段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和描述。一是外部关联不够造成的缺陷。一些研究，抛弃了时代特征、军事战略方针，离开了战法、保法、训法、军队编制体制以及装甲机械化部队的发展状况，单纯地研究保障历史，结果只能是自说自话、孤立片而，对当时和后人的借鉴意义都不大。二是内部互动不够造成的缺陷。装甲装备保障是管、修、供、训、研、战多项业务融合互动的统一体，一些历史研究的方法往往是就事论事，孤立地实施个体研究或业务纵向研究，忽略了业务间的关联性，其结果造成了对规律的探究不深不透，对原则的归纳若即若离。
3 对比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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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历史的研究通常能帮助我们寻找规律以更好地预知未来，科学研究同样如此，要把握任何学科的未来，最好途径就是先了解其历史。因此学科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学术方法。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学科历史研究和反思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这种反思的深度广度，对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学科史研究服务于该学科的需要，通常关注本学科领域里主要理论问题的来源、解决情况以及解决方法等。通过研究学科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梳理出学科发展的清晰脉络，确保该学科的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基本价值，是所有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教育技术学这一年轻学科来说同样如此。通过对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发展历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重要思想体系产生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领会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过程。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分析角度对我们梳理教育技术学科，寻找学科自身发展演变规律，准确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科学史主要研究方法对比分析
目前，科学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分别是以科学史学科创始人萨顿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编年史方法，以柯瓦雷为代表的思想史编史方法以及以默顿和贝尔纳为代表的社会学方法。
以科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乔治・萨顿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科学是实证知识，而科学史则是实证知识的积累史，其研究方法通常采用以大事年表的方法记录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由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开创的思想史编史家们则认为：科学本质上是观念，科学观念的发展是内在的和自主的，科学史是观念内在更替的思想史。与编年史研究方法相比，思想史研究方法既能从某个特定学术领域中寻找和选择能够代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科学事实和关键技术，又能深入分析这些科学事实和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在科学研究的系统性上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以默顿和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史家们则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因而科学史可以而且应该写成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史。科学社会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主张在研究科学发展的同时结合对应时代的社会背景。
实证主义编年史研究有助于人们快速而清晰地了解某一科学领域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和主要脉络，但对重大科学事件背后隐藏的科学演变规律却未作过多探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研究者们在对科学人物、科学事件和科学成果进行记录和总结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历史解释的方式来寻找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发展规律。在学科史研究过程中，如果想找出蕴含于其中的历史规律，最好的方法是对上述几种方法取长补短，结合学科自身特点加以综合运用，我们在进行教育技术和教育技术学的历史研究时同样需要如此。
三、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充分借鉴了科学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后，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者们最终形成了关键事件编年史研究、范式研究和学术人物思想研究等三种不同方法，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不同视角下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发展史。
1. 教育技术学的编年史研究
与其他科学编年史相同，教育技术编年史研究也是对教育技术领域曾经发生的各类事件进行整理，通过分析其对本领域的影响程度来进行选择，最终形成不同时间点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技术重大事件列表。
目前已有很多各具特点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大事年表，如美国佐治亚大学Julie Moore 主讲的《教育技术学导论》课程中，学生Saeid Roushanzamir和 Emily Giles 创建并维护了一个教育技术学大事年表（表1），该表的时间段基本上是从1920年代前后一直到2000年前后。针对每个时段里的重要事件都有较详细的说明和分析，其中列出每个年代出现的重要理论，如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系统方法，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理论开始向认知主义理论转化，20世纪80年代微型计算机的普及所带来的对教学设计的巨大影响以及绩效技术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理论的出现等。从这个大事年表中，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对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来把握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的发展历程。
2. 教育技术学的范式研究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为当代科学思想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讨论基础。范式实际上就是在某个科学领域内，研究者们遵循的相关标准理论、思想观念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的总和，也就是研究者们对于特定对象所使用的各种研究工具和方法构成的体系。
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以库恩范式理论为指导来解读和诠释教育技术学发展历史成为一种重要思路。不少学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技术范式体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范式体系如赛特勒的教学技术四范式理论，即：媒体范式、传播与系统范式、行为科学范式、认知科学范式，蒂莫西・克诗曼提出的包括计算机辅助教学（CAI）范式、智能导师系统（ITS）范式、（Logo-as-Latin）范式以及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CSCL）范式等。运用科学范式理论研究教育技术学既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也有消极影响，因为范式理论所倡导的多元化既能有助于从不同研究角度推进教育技术学发展，也可能影响教育技术学统一规范的理论体系的形成。
3.教育技术学的学术人物思想研究
学科基础理论的最终形成通常可以看作该学术领域大师们的理论思想与实践研究的积累和沉淀。运用思想史研究方法，研读和分析教育技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学术论著及其包含的观念和思想，既能从中梳理出引导学科发展方向的线索，研究成果最终也可以构成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基石。
虽然教育技术学的历史比较短暂，但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本学科和相关领域内无数学识卓越的大师通过智慧和努力，为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壮大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教育学理论巨著――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给出了很多教育基本理论的界定，成为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石。心理学家桑代克、斯金纳将行为反射理论应用于教育心理学；此外，皮亚杰的认知理论，香农的信息理论和拉斯韦尔、施拉姆对信息传播模式的定义对教育传播学后续发展的影响。皮亚杰、布鲁纳、维果斯基、格拉斯菲尔德等人对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等。这些例子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代表性人物的学术思想对教育技术学科的巨大推动作用。
对教育技术学界重要人物的学术思想史进行追溯与解读，系统介绍、分析研究和评价大师们的学术思想，是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以及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理清教育技术重要理论的发展及沿革规律。
四、不同视角结合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线索
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上述三种方法各有优点和不足。例如仅关注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事件，往往容易迷失于其中，难以从中发现规律。同样，如果脱离历史事件进行范式研究或是学术人物思想研究同样无法真正把握教育技术学的历史脉络，我们必须融汇和综合运用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结合教育技术历史研究三种方法的优缺点，分别通过关键事件年表、研究主题和范式的演变以及主要学术人物思想演变的过程梳理出多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历史发展脉络。
1.理论与技术视角下教育技术学历史发展演化线索
各种理论与技术随时间逐渐引入教育，使得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题与研究对象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如果以各类技术发展对教育技术学及其研究主题的影响作为分析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演进线索，如图1所示。
针对上述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技术及研究主题的历史演变，可以借鉴塞特勒范式概念来解读和综合研究其发展线索，可以综合应用媒体范式和传播与系统范式来研究直观教学到视听传播这条线索，综合应用行为主义范式和认知科学范式来研究个别化学习演化这条线索，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理论基础与技术进步影响下的教育技术学演进规律。
2.基础理论与学术思想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线索
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的关键阶段，往往都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他相关基础学科理论的发展，对本学科重要学术人物产生了较大影响，令其深入思考后提出带有突破性的观点和理论而推动的。如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过程中，以戴尔、芬恩为代表的早期媒体派教学专家的研究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播学的影响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发起的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运动带来的从媒体研究向整体教学过程研究的发展，使系统科学研究方法逐渐开始成为教育技术学科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此后学习心理学发展推动学习科学逐渐成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使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开发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战场。相关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不断开拓着教育技术学研究视野，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不同学术人物之间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沟通交流与融合贯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科理论体系的不断充实和完善。
五、多视角结合的教育技术学历史发展脉络
结合上面所说的教育技术历史关键事件、研究范式的演变以及学术人物思想的碰撞与交互过程，我们可以尝试着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来梳理出一条清晰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例如，可以应用赛特勒四范式结合历史事件、理论发展及代表学术人物思想影响来梳理出20世纪30年代至目前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和演进关系。
从上图中不难看出，在教育技术的演变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关键事件，能够带来教育技术研究视野和角度的变化，对于相应时期的学术人物的学术观念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由此推动其学术思想的变化和丰富完善，这种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了推动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全部动力。
六、结语
教育技术学作为真正意义的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都与现代教育技术自身的出现和发展息息相关、相辅相承，而教育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教育实践的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不同阶段的教育技术发展都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从不同角度的教育技术学发展史中，都能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在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发展开拓，从主要注重视觉媒体及其教育应用，到视听媒体、再到视听传播、教育制度，从只关注学校教育本身到关注学校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隐性因素，从注重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到注重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等，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向纵横方向深入发展，这种研究的深入也在不断推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体系自身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单一视角和单一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有助于梳理出更加清晰、完整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在研究中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原则，既注重对事实的叙述，也注重对事实背后影响因素的逻辑分析，应将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过程置身于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要结合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状况来做研究和分析。
作为比较年轻的学科，现代教育技术诞生和发展还不到一百年，在基础理论建设上还很不成熟。对于这样发展迅速的新兴交叉学科，对其历史和理论的总结、研究和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为解决学科高速发展同时带来的一系列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所有教育技术理论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冷静总结学科发展历史，寻找客观规律，分析和预测变化趋势，探寻保证本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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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的网络资源大大拓宽了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的范围，为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在教学中广泛运用，以突破传统教学方式与手段的束缚，开创历史教学的崭新局面。
1.传统教学手段与信息技术的比较
1.1传统教学手段难以开展真正的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比较广泛的教育资源的背景下所开展的自主的、开放的、探究式的学习。开展研究性学习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必须有比较广泛的教育资源基础；二是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探究式的、创新性的学习活动。从这种定义来看，开展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必须有丰富的资源基础。从历史科目所具有的特点来看，这些资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展研究性活动所需的物质、技术基础，包括开展活动的教室、电脑等；二是研究所用的"资料"。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科的研究非常强调占有研究"资料"。历史研究资料有很多种类，有历史文献、历史档案、历史文物、历史遗迹、音像资料、研究著作和论文等。历史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使其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源，但从空间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几个大城市中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中小城市的高中生要开展研究性学习，其所需的研究资源只能是主要依靠网络信息资源。现在，各类网上图书馆、专业历史研究网站、历史博物馆等提供了大量的网上电子图书、研究论文、音频、视频等网络资源，为高中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了一条获取研究资料的便捷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1.2传统手段选题面窄。许多历史教师在指导学生选定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时，往往要求学生以地方历史作为研究的首选的课题，把历史研究性学习同地方史研究等同起来。教师这么做主要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寄希望于地方史资料容易获得和其相对独有性，期望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成果具有创新性；二是担心教材上的问题研究的比较"透"，同时，资料不易获得，不易出"成果"。
其实，只要很好地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即使是根据历史教材选定的课题也可以"创新"。比如朝鲜战争研究，国内外对其研究的很多，相关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网上仍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志华教授利用其从原苏联购回的大批原始档案资料，翻译了大量与朝鲜战争相关的资料并在个人网站上，所有研究历史的人都可以免费利用，其中一些资料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国内首次。但现在有些教师成天沉浸于教材之中，欠缺网络信息资源搜索、整合能力，因而在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时选题面非常窄，限制了学生研究性思维的发散。
1.3传统手段互动性、情境性差。传统的历史教学内容狭隘，缺乏现代化技术含量，师生的互动性差。学生在学习方式上则习惯于接受性学习，忽视体验式学习、发现式学习等等，因而不能开启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信息时代，利用网络资源的共享性和丰富性，对其进行筛选、整理、提炼，创设新情境，可形象、生动、直观地展现历史，达到声画同步、图文并茂，实现人机交互沟通。这样灵活高效地组织开展研究性学习，使学习的空间得以极大地扩展，学科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相互交流和合作的余地会得到无限延伸。
2.运用信息技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基本方法
运用信息技术是开展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是现代教育必然要求。网络信息资源的整合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根据研究性学习课题目标的需求，对信息资源进行筛选、归纳，最终整合成高质量的、可供利用的系统构建过程。
2.1对网络信息资源检索定位。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即：问题情境阶段、实践体验阶段和表达交流阶段。在研究性学习的第一阶段，教师应指导学生，开展与研究课题相关的知识及情报检索知识讲座。教师根据研究性学习的课题确定一个网络信息检索的范围。此外，在学生查找一段时间后，可通过校园网师生互动交流系统进行交流，对网络资源的检索进行定位。这一过程对教师的科研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同时，教师应该牢记指导者的角色定位，不能越厨代庖，而要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网络信息资源查找定位，真正融入研究性学习的情境之中来。
2.2建立共享资源库。在正式搜寻网络信息资源前，可利用校园网建立一个研究性学习资料库。然后，学生分工合作，把网上能找到的资源下载到数据库来（不能下载的可以建立链接）。这个数据库应对所有参加研究性学习课题的学生实行开放式的共享，使研究资料的查找情况对教师与学生都保持高"透明度"，减少重复性劳动。每个学生都可为研究资料的查找做出自己的贡献，实现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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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的方法
1.搜集历史课题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
高中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搜集有关某一重要课题的资料，加以整理和分析，再把研究的结论以历史小论文的形式撰写下来。一般来讲，论文要有它的研究意义，要有明确的论点，分析及论证都要有依据，让学生独立思考，有学生自己的见解。
2.撰写有关历史题材的小型社会调查报告
学生围绕某一历史课题，组织开展走访或是实地调查等有意义的活动，将搜集的资料和得到的结论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撰写出来。活动的进行不能盲目，组织者要事先选定调查的地方和对象，并做好各项记录，在此过程中，学生们或学生和教师之间可以互相沟通交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3.教师不定期地组织学生进行历史知识辩论
组织辩论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具有正反面的历史问题，将学生分为正反两方，双方各持一个观点，以正规辩论赛的形式组织开展活动。教师不能任意的将课题视为辩论课题，被选中的辩题一定要具备可辨性和适中性，是学生都比较有兴趣或是比较重视的历史问题，但必须要求这一辩题不偏向于任何一方，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4.适当地采取试教法
试教法简单来说就是教师和学生进行角色互换，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扮演教师给大家上课，从“学”转变为“教”，在“教”中学习，做到真正的“教”“学”相结合。历史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扮演自己的身份，把一些指定的历史教学内容在课堂上教给其他学生。但是学生一定要重视每次的上课，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分析好教材，找齐所需资料等。在学生准备的过程中，教师要给予适时的指导，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收获。
5.自办报刊，尝试编写历史性事件
在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了解后，可以让学生尝试“成为”一名编辑或是记者，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和编写。学生不但可以模拟当时的历史情境，也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选取一个视角进行编辑。这种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也让学生明白掌握历史事件阶段性的重要性。
二、高中生在历史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高中生选取的历史研究课题的范围过于广泛
由于学生以往都是接受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作为一个新的学习方法，学生对其还是有些生疏，不能很快适应它。因此，学生在选择或制订课题时盲目不合理地选择了一些大范围的研究课题。一个较大范围的研究课题，由于它的文化范畴较为广泛，学生很难把握住它的教学方向，不仅不利于学生掌握知识，也浪费了学生的学习时间，严重挫伤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学生搜集资料有一定难度
历史具有过去性，历史学科不像那些物理学科，可以通过做实验来获取所需结果。历史研究性学习所需的资料很少有实物资料，一般都是以文字资料为主要参考资料，影像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学生获取资料的方式只能是通过书本上的文字叙述或是图片资料，然后分析出与之有关的知识点来。
篇9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 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一
前文提到，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毫无疑问，在民俗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叙述性是一种人们公认的传统因素。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就在于这一特点随民俗研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在人类社会内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纵观民俗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戏剧、传说、谚语、俗话、宗教仪式、习俗和风格等等，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的文献史料之外，这是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因此，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留下自己过去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关文字记载，而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见，叙述性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优点。
不容置疑的是，叙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成为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它同时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史料，人们只能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口述史学则向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点是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口述史学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而能够在学科林立的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
笔者曾多次强调，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其一，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的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从当事人来说，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二，就口述史学家而言，由于他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取证工作的，因此，他们在访谈和取证时自然地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同时也不会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三，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对象多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内容的可信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这在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等国家尤其是如此。然而，这些神话和故事都是从极其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由来已久的宗教传统、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动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抛开艺术，只谈理论，那么，即便是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芬兰学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发表的《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民俗学文化研究的观点看，心态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并不受下列事实的困扰：在许多方面的历史研讨中，心态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学的。其实，在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任何关键性的概念本身也无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时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民俗学者一直被迫考虑心态的综合性质及其与精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独特性的相互关系。”
这段语录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其中也许存在着一个误区。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而民俗学则偏重于文化研究。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范畴，然而，也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圆。
转贴于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总体史学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当地说：“唯一的真正历史，乃是总体的历史。”“总体历史”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主义史学的封闭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下层民众，走向社会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纪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一书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在总体上揭示了法国农村的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民众，这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口述史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研究范围从社会史、妇女史、家族史、矿工史到社区史、人口史和种族史等等，几乎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口述史学家毫无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这样，口述史学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指出，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总之，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民俗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也是当代民俗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民谣、谚语和俗话等等均取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而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又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并且通过口述的形式（还应包括文字资料）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传之于民”。风俗和习俗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们是各阶层的民众在数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就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毋宁说，失去了社会性这一特点，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实。
四
较之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口述史学无疑是一门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
口述研究的综合性质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其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毋庸置疑，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民歌、民谣、民间戏剧、民间故事、寓言、传奇和传说、谚语、谜语、俗话、史诗、叙事诗及叙事活动、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和工艺、民间音乐、系谱、家史、传记、神话、宗教仪式、各种风俗和习俗等等均属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显然不及口述史学。然而，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
五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易于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涉及面较广，因此，其内容显得十分庞杂，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一点与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西方许多著名的民俗学家着重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这给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例如，民间创作的随意性很大，有些艺术形式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艺术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别形式甚至能够繁衍出上百种变体，其演变过程同样是相当复杂的。
缺乏第一手资料是民俗学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民俗学家S.汤普森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仅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工艺美术家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专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最终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总而言之，划定学科范围，选择研究方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所有这一切是民俗学界的当务之急。
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如果访谈取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一来，口述史学家便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而不是仅仅依靠有限的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家便提出了“文化遗留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民俗可以被视为远古文化的遗留物。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众所周知，民俗乃历史的积淀，一个民俗学家必然是文化学家，因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惯性，因此，文化的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即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巴西民俗学家埃丝特·巴罗尼斯·卡尔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间文化的定义、观念和研究领域，依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围也可大可小。……无论理论定义如何，民间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一论点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民间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尽管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口述史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的产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而现存的文字资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其客观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领域，许多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然而，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则侧重于研究民间流传下来的家族史。肯尼亚学者米维卡利·基埃蒂认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书面的形式，在所有讲匈牙利语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家史。家族成员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家史传给下一代，这些故事往往能够刻画人物的完整个性，塑造人物的传奇人生。朱莉安娜·奥尔西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家史记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总之，这类家族史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
七
方法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分支学科才能够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采风”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当然，这些研究方法多为“舶来物”。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万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学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们广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则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这种方法常常能够使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历史资料。另外，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国历史学家H.梅休认为，这种方法既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凭证的整理和利用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同时也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搜集工作还是整理工作，先进的音像技术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到今天屈指数来不过半个世纪，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首先，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些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的影响无异于一场革命。毋宁说，这一革命还在继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1.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
2.Peter Dale:Ideology and Atmospher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6，No.3，Vol.13。
3.D.Paul Schafer:Towards a New World 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 ， 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载《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丝特·卡尔文斯基：《民间文化的流派和它们的理论涵义》，1996年，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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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是一个在多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博学多识、勤于探索、著作等身，被誉为“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①其代表作有：《人类理智新论》（New Essays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Correspondence with Clarke）、《新系统及其说明》（New System）、《单子论》（Monadology）、《中国最新消息》（ Novissima Sinica，也译《中国近事》）、《神义论》（Theodicy）、《形而上学序论》（Discourse on Metaphysics）、《原始地球》（Protogaea），这7部著作是广为人知的传世经典。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论文集由后人整理并出版，例如《莱布尼茨政治著作选》（Political Writings）、《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哲学文集》（Philosophical Texts）、《莱布尼茨短篇文集》（The Shorter Leibniz Texts）。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涉猎之广博、思考之深邃令世人瞩目。欧美学界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始于19世纪，时人对莱布尼茨研究的解释模式主要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外学界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大都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专入广的过程。但莱布尼茨扬名于外凭借的是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身份，其哲学和数学上的成就掩盖了莱布尼茨在其他领域作出的贡献，致使学者重点关注其哲学思想，相对就忽视了对其史学的研究。故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历史性的探讨则仍显薄弱。
就欧美学界而言，对莱布尼茨史学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20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开展的。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欧美学界研究莱布尼茨的专著有：（德）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英）罗素《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段德智、张传友、陈家琪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英）罗斯《莱布尼茨》（张传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美）汤普森《莱布尼茨》（李素霞、杨富斌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俄）菲利波夫《莱布尼茨》（黎鉴堂、朱卫、马中平译，海燕出版社2005年版）；E.J.Aiton，Leibniz：A Biography（Adam Hilger LTD，1985）；M.B.W.Tent，G.W.Leibniz： The Polymath Who Brought Us Calculus（CRC Press，2012）；Stuart Brown，N.J.Fox，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eibniz’s Philosophy （The Scarecrow Press，2006）等等。在论文方面有：（德）卡西尔《历史观念的演变――笛卡尔、莱布尼茨、维科》（张永清译、姜文彬校，《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年第7期）；Lewis W.Spitz， The Significance of Leibniz for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3， No.3（Jun.，1952）；Dieter Turck，Leibniz's Correspondence （1692）：Complete Writings and Letters by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32， No.4 （Oct.- Dec.，1971）；Frank J. Swetz，Leibniz， the Yijing， and the Religious Conversion of the Chinese，Mathematics Magazine， Vol.76， No.4（Oct.，2003）；Franklin Perkins，Virtue， Reas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Leibniz's Praise of Chinese Moralit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63， No.3（Jul.，2002）。由此可知，学者们主要研究莱布尼茨的生平、哲学思想、中西交流等等。那么具体到莱布尼茨的史学研究，欧美学界则大致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史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莱布尼茨思想本身纷繁复杂，学界对他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哲学。缘此，厘清莱布尼茨史学和哲学思想的关系适为学者们应该首要探索的问题。欧美学界对此各执己见：一种观点是二者乃从属关系，即史学研究是为支撑其哲学观点服务的。如出版于1942年J.W.汤普逊的《历史著作史》中指出：“莱布尼茨是哲学家又是实践家，他转向历史研究是为了以史实支持他那些观点”，②“作为一位职业哲学家和科学家，莱布尼茨把科学精神应用于历史方法，并运用哲学推理阐明历史的意义”，③这是促使他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也是他写史的一个特点。但矛盾的是，“对莱布尼茨这样一位哲学家说来，奇怪的是，他成天忙于校勘考据，却忽视了人的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各种社会力量也不太注意了”。④汤氏认为莱布尼茨的历史研究仅限于对文献校勘考据，不注重人和社会因素是他写史的最大缺点，也是他在史学领域长期未受关注的主要缘由。汤普森持这种观点也并非毫无依据，历史考据确是历史研究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毋庸置疑的是，历史研究更需要致力于探究人在历史中的主体作用及社会背景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莱布尼茨的历史观散见于他的书信、序言、论文集和哲学著作里，更令世人认为其史学观念乃寄寓于哲学之中。卡西尔《历史观念的演变――笛卡尔、莱布尼茨、维科》一文论述莱布尼茨的一般形而上学开辟了一条通向历史学的新道路，莱布尼茨哲学里个别性和普遍性，时间和永恒，持续和变化，都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新的形而上学的时间概念及其对特殊性的重新评价，证明对评定历史思维具有决定性意义。⑤
目前，这种观点日渐遭到挑战。学界普遍认为莱布尼茨的史学研究的主旨在于调和史学和哲学关系。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认为“莱布尼茨把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应用到哲学史上而获得了重大的成果……而且我们正是有赖于他才把哲学概念当作一种连续不断的历史传统”，⑥并得出结论：“莱布尼茨标志着哲学和历史学两个已经互相异化的领域之间的接近，但还不是二者之间有效的接触。”⑦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论证莱布尼茨反对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立，“莱布尼茨是一个在百科全书派人文主义传统熏陶下成长而又皈依到新哲学的令人着迷的学者例子，他实质上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冲突”。⑧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明确指出莱布尼茨力图促使史学与哲学的统一，“他的终极目的是寻找这样的精神纽带，这条纽带将把他全部的古文物研究知识与他的哲学统一起来――虽然他在这种追求中从不曾获得真正的成功”。⑨柯林・威尔斯的A Brief History of History论述莱布尼茨致力于寻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平衡，“莱布尼茨注意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普遍存在的对彼此的轻视，于是他期望能在对两者的追求中找到平衡点”。⑩Lewis W.Spitz， The Significance of Leibniz for Historiography阐明莱布尼茨把哲学和史学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凯利、梅尼克、威尔斯和Spitz四人观点不谋而合，系鉴于莱布尼茨在1700年致伯内特的信中写道：“以哲学和理性为傲的人通常轻视鼓舞研究，而古文物研究者反过来奚落他们所称之为哲学家之梦想的东西。但是力图公正对待两者的功绩，这种做法是妥当的。”11
综上两种观点提供给我们一个启示，即莱布尼茨的史学与哲学的关系在整个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仍需进一步思考。不言而喻，学界在这一方面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缺陷，笔者拟以史学与哲学关系为基点做进一步研讨。
二、历史主义的方法
莱布尼茨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欧美学界有学者提出莱布尼茨的方法论是历史主义。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将莱布尼茨作为历史主义的先驱者，指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命定将会在历史主义中开花结果：这就是有关特定个体的观念，这种个体根据其自身的法则而自发地运动和发展着，是某一普遍规律的变形物。12 而历史连续性这点在其为了王朝的任务深入研究系谱学管窥一斑，在《韦尔夫家族简史》中，莱布尼茨不再采用世界历史划分为四大世界帝国的古老的划分方式，而是划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13 世界历史演变由地域划分方式转向时间划分方式，即从空间向时间的转型。西人相较于国人而言，更重空间概念。莱布尼茨在历史书写中重新按照时间观念来谱写历史书写时序，这对于此前在西方以空间、区域为主的世界历史而言，可谓一个巨大的飞跃。关于这一点Lewis W.Spitz， The Significance of Leibniz for Historiography也有所提及。另则，梅尼克认为莱布尼茨的思想体系中，发展观念存在缺陷，即莱布尼茨的单子知觉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更多的是一种完善过程，而非真实的历史演化过程，不能将单子学说不加思考地转用于历史的经验世界。14 梅尼克侧重于历史主义这点研究莱布尼茨史学，未从整体考察莱布尼茨史学，且仅限于泛泛而论，缺乏具体而微的深入探讨。然与梅氏之见复有大相近庭者，柯林・威尔斯A Brief History of History一书诉于读者不必期望莱布尼茨会对所有事情归纳出单一的规律或起因。莱布尼茨并没有提出被广泛接受的“历史规律”或者努力想要提出这种规律。15 于此，学界就莱布尼茨方法论的问题观点不一，莫衷一是，这也是笔者汲汲思考的一大难题。
三、大局看小局的方法
除前揭研究莱布尼茨历史主义方法论之外，国外学界同时关注着莱布尼茨的大局看小局的史学方法。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阐释了莱布尼茨从大局看小局，运用宏观视野观微观世界的方法。《原始地球》可视为其编年史著作的一部导言，它研究的是地下萨克森的地理学、地质学和最早的人类遗迹。16 即从人类的原始开端伸展到远东民族及至他所处的时代，并由特殊的历史中催生出普遍的概念。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和柯林・威尔斯皆持与此相近的观点，柯林・威尔斯认为莱布尼茨《原始地球》一书“将他在从事采矿工程师时积累的化石和其他地质知识结合到历史中……直到达尔文时代，才有人认真尝试将历史放置在地质时间范围内”。17 海登・怀特《元史学》论述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连同它的连续性学说，渐次的演进理论，以及作为宏观世界之微观世界的单个事件的概念，表现出为我们称之为提喻的理解模式所做的形式辩护，这种理解模式要求以微观――宏观之间的关系作为实在的所有解释与表现的范式。18 梅尼克视莱布尼茨的这种方法为后来赫尔德类似努力的一种更小而更具体前奏，即让人类的历史在宇宙的和地球的前提下诞生发展。19 显而易见，梅尼克并未详论莱布尼茨的方法论对赫尔德史学具体的影响，而对其他史家的影响更是未及进一步申论，后学可从此向度重点阐释与解读。
四、历史研究的目的与功能
另外亦不能忽略的是，欧美学界有学者就莱布尼茨论述历史研究的功能及其历史研究的立场进行过探讨。譬如Lewis W.Spitz， The Significance of Leibniz for Historiography一文指出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强调历史的主要功能是道德教化。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论述莱布尼茨为历史知识赋予的目的是功利主义和道德的。另有学者阐述莱布尼茨历史研究秉持求真的精神，正如唐纳德・R・凯利在《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中提出历史统一的观念通过莱布尼茨更加理性地表达出来，突出莱布尼茨非常看重历史的真实性，要求清除历史中的谎言，还原历史本来面目。20
综上所述，自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对莱布尼茨史学的认识呈现一个逐步深化的趋势，相对而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前文已揭，欧美和中国学界着重关注莱布尼茨的哲学和史学关系、历史主义、大局看小局、历史真实性及其撰史注重历史道德教化功能，但并未详细具体地分析，研究内容和范围仍过于零散和狭窄，缺乏系统性，往往依附于他人的史学思想之下，详细而具体的考察莱布尼茨史学的专著暂付阙如，专文亦鲜有所见，故对莱布尼茨史学思想的认识与考察尚有很大空间可供拓展。譬如，莱布尼茨历史著作的史料来源问题，如何考订史实及其历史批判精神，探究莱布尼茨的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以及莱布尼茨若干观念对后人的影响。总而言之，系统而全面地探讨莱布尼茨史学是必要之举，并具创新意义。
注释：
①（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96. 120.
②③④（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133，134，134.
⑤（德）卡西尔.历史观念的演变――笛卡尔、莱布尼茨、维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7）.
⑥⑦（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 107，107.
⑧20 （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三联书店，2003.382， 397.
⑨12 13 14 16 19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译林出版社，2009.26，9，28，23-24，27，23.
⑩15 17 （美）柯林・威尔斯.A Brief History of History.重庆出版社，2010.119，122，121.
11 转引自Lewis W.Spitz， The Significance of Leibniz for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3， No.3（Jun.，1952）。"Philosophers despise historians of antiquity and antiquarians mock what they call the dreams of philosophers. But he is right who does justice to the merits of both."
18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80.
参考文献：
〔1〕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商务印书馆，2010.
〔2〕莱布尼茨.神义论.三联书店，2007.
〔3〕莱布尼茨.新系统及其说明.商务印书馆，2009.
〔4〕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大象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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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讨会共提交学术论文17篇，分别围绕“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大历史研究”两个主题展开讨论。
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
“文明”是一个常见而重要的历史概念。不同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具体案例的角度对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与共生进行了研究。刘文明教授从“文明”的概念和文明史的编纂史入手，对多元文明史编纂方法的演变进行了回顾和探讨。他认为，从基佐的《欧洲文明史》(1828年)算起，文明史作为一种历史书写形式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即使在国别文明史和单一文明史当中，也包含着多元文明史的成分。不过，此种文明史充满了西方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探讨了不同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然而，汤因比把文明接触主要理解为文明的解体原因而非发展的动力，并不重视文明接触的过程。针对这一观点，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不仅将西方的兴起置于全球背景下来思考，而且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作为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而挑战了强调欧洲内在因素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刘文明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基佐还是汤因比，他们的文明史之所以会体现出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主要在于他们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看做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西方文明是施动者，而非西方文明是受动者，因此文明史中的文明构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主客关系。在这种文明史中，即使有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不平等的互动。因此，要克服多元文明史书写中的不平等关系，首先应该将参与互动的各种文明都看作行为主体，强调文明互动的“主体间性”。
董欣洁副研究员对文明互动的动力和规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她认为，从研究实践来看，全球史重视跨文化贸易和物种传播等物质文明的互动，这种做法与西方学术界把实践精神化的传统路径有所区别，与交往理论的实践维度更加接近，但远未达到的理论高度。现有的全球史研究止步于描述各种文明互动的历史现象，而没有充分地以互动为基础来探索人类社会的内部规律，因此也就无法构建出一个系统、科学的世界史理论阐述体系。张旭鹏博士对全球史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强调文明互动的同时也应考虑到文化遭遇和文化冲突。
有学者从文明共生、物种传播、人与环境和文化交流等角度对文明互动进行了个案研究。夏继果教授对8-11世纪西班牙科尔多瓦地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互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这三个多世纪里，穆斯林和基督徒通过不断的调整和适应，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随着后倭马亚王朝的日益强大，科尔多瓦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而坚守基督教信仰的基督徒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王永平教授研究了“拂菻狗”从拜占庭传人中国的过程及其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认为远距离的物种传播主要是通过问接转手或接力性传递的方式实现的。施诚教授研究了近代早期欧洲殖民者对美洲、乃至全球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他认为，克罗斯比的《哥伦布的交流》《生态帝国主义》和戴尔蒙德的《枪炮、细菌与钢铁》等著作丰富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方法，扩大了世界历史研究的视野，但是他们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对欧洲殖民扩张给世界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有粉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嫌。
陈晓华副教授梳理了清代中前期宫廷和学者的西学观的演变过程。面对西学的传人和中西文明的碰撞，清廷对待西学的态度随着其统治的日益稳固而逐渐僵化，康熙朝较为宽松的“西学中源”观到编修《四库全书》时最终演变为“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方针。这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传教士传播西学的最终目的是传教。中西互动的中方不能得西方精髓，停留在表面，而西方带有目的互动，也不能完全获得中国人的人心。魏孝稷博士对古典时期中国和希腊族群认同的形成和文化转变进行了对比。
二、大历史研究
大历史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个主题。大卫·克里斯蒂安是大历史的首倡者，他的《时间地图》一书集中体现了大历史的特色，即试图把宇宙学、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纳入史学研究，融自然史和人类史于一体。孙岳副教授介绍了大历史问世的背景及其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他认为，大历史视野宏大，在当今人类知识细碎化的形势下，“大历史”对人类知识的跨学科整合显得弥足珍贵，但也存在着概念多而阐发应用少、科学有余而人文不足等问题。
黄留珠教授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后指出，自司马迁以来，70％以上的官方史著都存在着类似《史记·天官书》的记载。此外，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全面覆盖了从天象、地理、生物、灾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志书和类书。尽管古人的“天”“人”概念与自然史、人类史的观念不尽相同，但这种把天象与人事共同记录的传统与大历史的理念是相通的。
于希贤教授研究了公元2-57年的灾变。这一时期，国内外地震、火山、陨石雨、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不断，导致了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和社会动荡(包括王莽政权的覆亡)，学术风格和文艺思潮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佛教的传人和道教的产生。于希贤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是人类本身的历史，也是地球自然演化史的最新、最近阶段和最高阶段。人类社会的变迁不仅要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意识形态上找原因，还应当继承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放开视野，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叶文虎教授认为工业文明时代建立的经济活动法背离了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原初目的，阻碍了环境一社会系统中物质循环的通畅。为此，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求一条能够消除危机产生根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文明转折的序幕已经悄然拉开。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中华文化以其注重整体性的方法论和伦理观，将成为引领全人类走出工业文明泥沼、步人生态文明的智慧之源。
王鑫海博士从风水学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拥有两条生命线：瑷珲—腾冲线与海岸线。瑷珲—腾冲线以西的国土面积超过全国之半，人口密度很低，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历史上，瑷珲—腾冲线是一条战争拉锯线。这两条生命线的稳定，使中国享有了背靠蒙古高原和世界屋脊，面对太平洋的全球最佳风水，但由于清政府长期施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封杀了海上生机，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会。认识这两条生命线的重要性，从历史教训反思现行的人口政策与户籍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是影响未来中国、亚洲、世界百年乃至千年历史走向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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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天津师范大学谢丰斋教授在题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构架和意义》的发言中从世界史的角度讨论了“东方外交史”的构架和意义：1.“外交”与“东方”释义。“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是指地中海以东的整个亚洲地区，包括北非的埃及。这个地区曾出现过四大古典文明。因此，东方外交史主要是研究这四大古文明和四大文明衍生国之间的外部交往，其中的主体意识当然是东方各国；2.东方外交史的分期与构架。纵观世界发展史，东方外交史以新航路开辟为分界线，分前、后两个时期：公元1500年以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外交，1500年之后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外交之外，还新增加了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东西方外交；3.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包括：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正在上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也在回归，对东方外交史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二是有助于拓宽外交史研究的视野。目前只有发达国家如美国外交史、欧洲主要国家外交史等等，却没有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东方外交史。三是有利于启动对中国古籍与古史资料的整理工作。这些古史资料除了正史外，其他史籍也可成为整理和使用的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刘丹忱副教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作了概括。他认为，中国古代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教化四方、天下诚服的文化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间互相征战攻伐的那一套。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基本被同化，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而西罗马则是文明基本被毁灭。这种差异性很值得研究，通过这种研究可突出东方外交中东方文化的特性。
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任陈奉林教授在题为《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的发言中，总结了近年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1.已成功召开了五次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概念、内涵、理论、方法与历史阶段等形成了明确而明晰的认识；2.出版了多本论文集，为进一步推进东方外交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突破了传统外交史的旧框架，对国家间、地区间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内容、体系、立意上都有所突破，凸显了东方国家的主体意识；4.强调国家间的横向联系，突破了国别与分散研究的旧模式，加强了东方国家外交史的整体研究；5.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展，理论范式、分析模式、概念使用都有所创新，出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6.建立了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框架，通过借鉴与吸收西方研究成果中一些有益的东西，再结合自身特点进行了创新，东方外交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同时，陈奉林教授也指出了目前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那就是参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力量还很薄弱，东方外交史这个概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国内将东方外交史作为研究对象的高校或研究机构还很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国内史学界公认的引领国内外交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与著作。
二、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各分支领域的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对东方外交史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1.关于东方外交史的地理范畴问题。外交学院杨晖副教授认为，可把现在的“东方”按文化区域进行研究，东亚是儒学，南亚是佛教，西亚是伊斯兰教，要研究各个区域的不同特点，不是分散的、多中心的国别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副教授认为，现在讨论的“东方”这个概念，是和“西方”一词相对而言的，其范围包括亚洲和北非，但这个区域广袤，统合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从东方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东方外交史是一项不得不做的紧迫工作。《世界知识》杂志主编徐波认为，东方外交史研究涉及的区域广阔，各个文化体都有其自身特色。北京联合大学陈文寿教授认为，可以做非西欧文明圈的外交史研究，但这比较宏大，一旦有所突破，就有了创新性。
2.关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北京大学董经胜副教授认为，应该加强对周边中小国家的研究，应该做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而不是高谈阔论地构建理论。暨南大学张明亮副教授指出，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应该加强对历史上东方国家间相互认知情况的关注，因为这种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相互认知对今天国家间关系的重塑有着重大影响；他也强调了对小国研究的重要性，如老挝对中越关系改善就发挥了很大作用。重视小国作用的看法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吕耀东研究员的响应，他认为小国对大国的影响值得关注，比如东亚峰会在哪个国家召开，对讨论什么议题影响很大。
北京联合大学陈文寿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的经历指出，研究东方外交史，尤其是古代部分，资料分散于诸多史籍之中，要挑选出来加以利用是一项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外交学院李潜虞博士指出，东方外交史研究符合现在世界历史研究的大趋势，那就是关注的热点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高级政治转向了经济、社会、文化甚至个人。河北大学的程爱勤教授表示，东方主要存在两个交流圈，一个印度——东南亚交流圈，一个中国——东南亚交流圈，而其交集在东南亚，所以东南亚的地位很值得重新审视。外交学院任远博士提出了三点关于未来东方外交史研究发展方向的想法：一是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可以和东亚区域合作问题结合在一起，挖掘东亚区域合作的思想根源；二是开辟东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打破西方长期独占外交思想研究的局面；三是关注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做一些关于外交制度、外交政策的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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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综合地研究历史
在西方大多数历史学家忙于繁杂的课题时，汤因比独树一帜地把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单位确定为文明形态，摒弃传统的以国别、时代划分的史学分期，这是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长期以来，“每一文明社会，各自都确信自己是世界上仅有的文明社会，而人类的其余部分则全是野蛮、低贱和异教的。”[1]文明多元论表明每一文明形态曾经都为人类生存作出过非凡的贡献，谁也没有资格称为最好。至少，汤因比让西方人认识到世界不是欧洲，也不是欧洲的延伸，在西方文明之外，还存在着五彩缤纷的异域文明，这是汤因比坚持宏观治史的一个体现。此外汤因比认为文明是一个整体，在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坚持“整体性观点”，整体性观点的内涵是指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不能孤立地去解释其产生、发展的缘由，而要联系相关的各种因素，这样才能得出更趋向于客观和准确的结论。可以说，以宏观的眼光对历史作整体考察，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一直奉行的准则，他认为，国别史和断代史的研究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人类历史的面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研究的方法顺序颠倒过来，将仅仅罗列历史事实的编年体转变为将人类历史的各方面融合为一体，然后逐一进行比较。这种整体的文化视野，也是对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深刻批判和重建，改变了西方学界长期袭用的“古代一中古一现代”的历史框架，使丰富多彩的历史体系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汤因比承认了历史的意义和历史进步的某种可能性。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一贯以本国文明为基础和重点，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谈之甚少。中国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山人物，一生从事文化史的研究，他的思想就受到了文明史观的影响，他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而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文明”，在《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一书中，他将“文明”进步的动力归之于竞争，“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也。”[2]可见在近代中国先进的革命人士逐渐认识到了竞争的重要性，而进行竞争的条件就是要把自身的文明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比较，这样才能更好的看到自身的不足。 现在历史学领域提倡全球史观，而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中的整体性观点也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过程中不仅应该考虑本国的社会现实，以整体性的观念研究本国历史，还要注意借鉴和引入西方的史学思想。同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国文明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灿烂的文明，把中国文明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研究，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自身的发展过程。
2 重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创造作用
本来，“‘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都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人，世界文明正是人类用双手创造的，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壮观的历史剧。任何一种持积极态度的历史理论，都应该强调人的主动性。我们很容易发现，一方面，汤因比宣扬超人是天命的执行者和体现者，人民群众只能俯首听从这些神秘力量的支配和超人的摆弄；另一方面，在孜孜以求的探索和徘徊中，汤因比又看到，文明形态新陈代谢的历史，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活动。他认为，人类完全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历史以某种新的史无前例的发展形式。在《历史研究》中，人占有中心的地位，处处可以看到人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顽强的奋斗。文明的生长归功于富于创造性的个人的退隐和复出，新一代文明的产生也是上一代文明中解体出来的少数人创造性行动的结果。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一直主张人定胜天，强调人在改变自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所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4]这就强调了人的社会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远古时代人们崇尚鬼神，认为历史发展都是鬼神意识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商鞅“突出权力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5]到了荀子，逐渐确立起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如今汤因比提出文明形态史观，指出文明在发展，衰落和解体的每个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创造性活动，这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要把人们群众的主动性放在首位，文明的产生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
3 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享受便利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科技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科技迅猛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而且应战争需要产生的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造成整个人类的毁灭。因此汤因比晚年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感，此前他认为统一国家的建立是文明衰落的标志，现在他主张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社会的联合对于人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汤因比认为，西方国家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们在早期的扩张过程中发展了侵略和蛮横的不良心态，这样的国家注定不能承担起团结世界的任务。汤因比预测12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而东亚文明的主体则是中国，因此，未来的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个睿智的头脑启示我们，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作用，把这种凝聚作用服务于当今社会。
上述所主张的这种综合、整体地研究历史的观念， 既有助于中国思想史学者多角度、更深入地研究问题， 也有助于史学理论和知识的普及化。事实上， 在枯燥、呆板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的背后有着广泛且丰富的的文化史、社会史等内容， 在可望而不可及的英雄人物的背后有着无数更贴近普通人民的小人物。因此，全面地研究历史可以让史学从教科书中走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虽然《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史实错误。但是，《历史研究》毕竟是开创性的，它破除了欧洲中心论和单线发展理论，展示了世界历史演变的不同模式和多样性，它开创的宏观历史学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开拓历史学术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研究中国思想史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梁启超：《新民说》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