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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教育学生养成强健的身体
大量调查报告显示，今日相当数量之青年学子不喜欢运动，大量时间在电脑上冲浪或者触摸手机屏幕，因此，部分青年学子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青年学子之身体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话题。“东亚病夫”是中华民族的一段痛史，国家之希望在于青年学子，所以，今日之大学生无论为自身计，还是为国家计，都应以养成强健之体魄为人生之头等大事。强健的身体就个体而言是其健全之人格、宽广之胸怀形成的基础，也是个体服务社会、贡献民族国家的前提，所以认为：“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今之学校中，盖咸知注视体育者，但国人之惰性甚深；致学生仍不得充量以提倡。”[2]从个体角度而言，认为只有身体健康的学生才能有健全的精神与思想，否则，个人的思想、理想则无从谈起。说：“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这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所以往往有聪慧勤学的学生，只因体力衰弱的缘故，纵使不患肺病、神经衰弱病及其他癌疾而青年夭折，也要受精力不强、活动力减少的影响，不能出其所学贡献于社会，前途希望和幸福就从此断送，这是何等可悲痛的事！”[1]“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1]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身体健康是个体献于国家社会的前提。个体的健康关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青年学子是民族未来之希望，健康之体质是他们能够担负社会责任之前提。要实现“中国梦”，青年学子的身体健康问题不可忽视。由此可见，今日之大学生若没有健全的身体则个人幸福、个人于国家之贡献无从谈起。
健康体质之养成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以古代文学家之生命遭际为例教育学生，要让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认识到健康体质之重要性。梁漱溟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教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3]认为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梁漱溟说：“知识技能是生活的工具，是死的；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活的。必待活泼的生命去进术，而后知识技能才得有待活泼的生命去运用，而后其功用乃著。生命消沉无力，则知识技能一切谈不到；而果得生命活泼，亦自然知所进求运用，正自不难著其功。”[4]在身体与心理两个方面，身体方面尤为重要，没有身体健康则一切智力活动无从谈起。其次，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生命在于运动”的人生观念，让运动成为青年学子生命即日常生活之一部分。说：“体力的增进，并非一蹴而成。试观东、西洋学生，自小学以至大学，无一日不在锻炼陶冶之中。所以他们的青年，无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一闻赛球，群起而趋。这种习惯的养成，良非易事。而健全国民的基础，乃以确立。”[1]良好民族性格的养成以国民健康的体质为前提，要让运动成为青年学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成为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我们的国民才能成为有良好素养的国民。顾炎武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学业与运动应该并行不悖。再次，要形成健全的体魄，必须求生活有规律。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有规律生活的理念。钱穆回忆自己二十几岁时的读书情形说：“余体弱，自辛亥年起，几于每秋必病。一日，读日人一小书，论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当努力讲究日常卫生。余时适读陆放翁诗，至其晚年作品，心中大奋发。念不高寿，乃余此生一大耻辱，大惩罚。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规律化，如静坐，如郊野散步等，皆一一规定。”[5]饮食有节，起居有时，力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且追求日常生活的规律化，这样才能有健全的体魄。
二、教育学生形成良好的心性修养
大学生的心性修养主要包括坚韧意志和勇气两方面：
首先，从古代有成就的文学家的经历中我们知道，古今能成大事者，必有过人之意志，士之读书治学亦然。王国维说：“要之，我国人废学之病实原于意志之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结果，于废学外，又生三种之疾病：说运动狂，说嗜欲狂，说自杀狂。”[1]钱穆回忆自己二十几岁时的读书情形说：“然其时余已严定规律，每日必读新书，必求能日知其所无。架上书尚多未读，心中欲读书更无尽。不欲为此一端自限，妨余前进之程，乃终未敢恣情于此，勒成一书。唯此《墨经解》与《读墨解》之两稿，则常存行箧中，至今未忍抛弃。偶一检阅，当时孤陋幼稚独学无友之艰苦情况，犹涌现心头。既以自惭，亦以自奋。余之终幸得免于孤陋幼稚之境者，纵不足以自满，亦可得以也。”[5]乾嘉学风成为历史绝响，近代以来民族整体学风浮躁，遂造成当代学术大师缺乏的现状，为复兴民族五千年的光辉文化，振兴国学，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有养成青年学子之坚韧治学意志，振兴民族文化的梦想才有希望。
其次，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树立坚持真理的勇气。说：“科学之事，困难最多。如古来科学家，往往因实验科学致丧其性命……可见研究学问，亦非有勇敢性质不可；而勇敢性质，即叮于科学中养成之。大抵勇敢性有二：其发明新理之时，排去种种之困难阻碍；其二，既发明之后，敢于持论，不惧世俗之非笑。”[1]任何重大学术成就都是在经历艰难困苦之后形成的，所以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青年学子养成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时，任何学术观点的坚持都要受到世俗社会的批评，青年学子要有勇于坚持真理、不畏世俗批评的勇气。
三、教育学生要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
章太炎认为：“道德的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恨极也。”[6]梁漱溟认为：“民族精神是我们讲精神陶冶的核心。”[3]上述“道德”和“民族精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指传统文化精神而言。今日大学生之自我日常道德修养自不待言，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态度及其由此形成的整体民族道德风尚和民族精神的培养应该成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先，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树立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定信仰。梁漱溟说：“中国原来是需要宗教的；但为有了孔子就不需要它。好比太阳底下不用灯，有灯亦不亮一样。”[4]梁漱溟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灯塔。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心灵与精神的灯塔，在社会物质文化极为发达的今天，古代文学教学要让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灯塔永远屹立于每位大学生心中。
其次，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危机感。在我国物质文化极为优越之今日，青年学子要力戒自满、骄傲之心，内心始终具有对民族文化之危机感，只有这样，民族文化的火种才能绵延不绝。说：“中国的文化在两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中国文化程度距离不远。那里欧洲大陆还是蛮人横行的时代。至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说。然而今日又怎样呢？欧洲文化的灿烂，吾人既已瞠乎其后，而美洲则更迅速发展。美利坚合众国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的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要落在学生的双肩上。”[1]时至今日，我们民族文化已走出了近代以来的窘迫处境，但是，自“五四”以来，西学东渐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民族文化之将来处境如何尚在不确定之中，所以，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青年学子心中有对民族文化之危机感，这样或许民族文化的振兴才有希望。
再次，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尊师。在大学校园中，教师是知识的化身，教师是青年学子的精神楷模，一个不尊重老师的人，我们希望他尊崇传统文化、报效国家恐怕是空想；相反，一个尊敬老师的学生，将来在社会上才有可能和同事友好相处，才有可能有责任性、善良心。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师的良好风尚，“一九二六年，康有为逝世，新会于法源寺设祭坛开吊，率门弟子致祭。自己披麻戴孝，有来会吊者，叩头还礼，有如孝子”[7]。钱穆回忆章太炎北京讲学的情景说：“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做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时]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学今文家言，而对太炎首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大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5]可见，民国时期的大师无一不尊师，尊师是青年学子良好道德情操的基础，古代文学教学要培养学生尊师的良好道德风尚。
四、教育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风
学风浮躁是影响当代学术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王国维说：“治新学者既若是矣，治旧学者又何如？十年以前，士大夫尚有闭户著书者，今虽不敢谓其绝无，然亦如凤毛麟角矣！夫今日欲求真悦学者，宁于旧学中求之。以研究新学者之真为学问欤？抑以学问为羔雁欤？吾人所不易知，不如深研见弃之旧学者，吾人能断其出于好学之真意故也。然今则何如？”[1]批评了当时浮躁而不求真的功利主义学术风气。王国维说：“然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1]批评了厌学而不乐学的学术风气。古代文学课教学要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发扬以下几种精神：
创新精神。王国维说：“日之暮也，人之心力已耗，行将就木，此时不适于为学，非与人闲话，则但可读杂记小说耳。人之老也，精力已耗，行将就木，此时亦不适于为学，非枯坐终日，亦但可读杂记小说耳。今奈何一国之学者而无朝气、无注意力也！其将就睡欤？抑将就木欤？”[1]学术进步的灵魂在于创新，如果做不到学术创新，那么学术研究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古代文学教学应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发扬创新精神。
科学精神。清代乾嘉学派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评乾嘉学者曰：“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8]周勋初评胡小石先生的学术成就时说：“总的说来，小石师具有深厚的小学根底，继承了清代朴学的成就，而又能用现代各种学问丰富和充实，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整理和提高，不论是日常谈话或办事，都能显示其条理的明晰和见解的深入。而他又具有诗人的气质，一身兼文学与科学之长，因此他的讲学才能这么动人，治学才能这么精深。”[9]由此可见，要想在学术研究中成一家之言就必须发扬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思辨精神。认为清人治学的弊端在于“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故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以致在社会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执指出：“两千年来的古学都犯了没有条理系统之病。”[10]当代学术系统完备、条理分明，但是现代学术的成果却不能超越前人，现代学术之弊端在于太有条例太有系统而缺乏思想。因此，古代文学课程要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做到逻辑与思想并重，这样才能在专业领域中成为大家。
知行合一的实证精神。梁启超说：“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1]任何理论都要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只有这样，理论才能产生实际价值。因此，古代文学教学要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的实证精神。
五、教育学生要有宽广的文化胸怀
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大学生要正确对待世界各国文化遗产。说：“在野蛮时代，仅知爱自己及与已最接近者，如家庭之类。此外稍远者，辄生嫌忌之心，故食人之举，往往有焉。其后人智稍进，爱之范围渐扩，然犹不能举人我之见而悉除之。如今日欧洲大战，无论协约方面或德奥方面，均是己非人，互相仇视，欲求其爱之普及甚难。独至于学术方面则不然：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平日虽属敌国，及至论学之时，苟所言中理，无有不降心相从者。可知学术之域内，其爱最溥。”[1]古代文学教学中要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有偏见，凡是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均须持虔诚之心。
关于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章太炎反对以西方文明为标榜，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运，所以自甘暴弃。”[11]“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一种偏心，用这种偏心去看问题，就会专去依傍他人，看不见自己学说的精思妙语……”[12]章太炎反对在学术研究中崇洋。同时，章太炎主张对外国的学说应该抱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态度，他说：“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有现成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12]取别国学术之长，补本国学术之短，这才是学术研究的正确态度。梁漱溟认为：“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洋人的长处。”[13]这应该是我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对待西方文明的正确态度。
总之，国家之希望在于青年学子，今日之大学生无论为自身计，还是为国家计，都应以养成强健之体魄、高尚之情操、良好之心理、求是之学风、全面之知识为人生之头等大事。以上这些方面是当代大学生健全之人格、良好之能力形成的基础，也是当代大学生服务社会、贡献民族国家的前提。因此，古代文学课在教学中应该以培养学生上述良好品质为切入点，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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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学季刊[J].1923（1）：13.
[11]章太炎.演说录[J].民报，1906（6）.
篇2
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类》提要中，四库馆臣指出了文学批评中的两种现象：“才者能知”与“知不及才”。不烦一一列举如次。[1]
1.其论“才者能知”者：
①《石林诗话》（均指四库提要，下同）：“然梦得诗文，实南北宋间之巨擘。其所评论，往往深中U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比。”②《蛩溪诗话》：“然彻本工诗，故能不失风人之旨，非务以语录为宗，使比兴之义都绝者也。”③《诚斋诗话》：“万里本以诗名，故所论往往中理。”④《后村诗话》：“盖克庄于诗为专门，而德秀于诗则未能深解，宜其方枘而圆凿也。”⑤《修辞鉴衡》：“构在当时，实以文章名世，宜是编所录，具有鉴裁矣。”⑥《颐山诗话》：“盘亦能诗，王士祯《池北偶谈》尝载其数篇，深许其工。故其评论古人，多中U会。盖深知其甘苦，而后可定其是非，天下事类如是也。”⑦《容斋四六丛谈》：“所论较王《四六话》、谢场端牧麈谈》[2]特为精核。盖迈初习词科，晚更内制，于骈偶之文用力独深，故不同于剿说也。”⑧《余冬诗话》：“夫以讲学之见论文，已不能得文外之致，至以讲学之见论诗，益去之千里矣，则何如不作诗文，更为务本也。”（按，此条从反面立论。）
2.其论“知不及才”者：
①《解颐新语》：“然P诗有名于当时，而此书乃多谬陋。大抵皆袭旧文，了无精识，好大言而实皆肤词。”②《蠖斋诗话》：“闰章诗深婉蕴藉，世推作手，而诗话乃多可议。”
四库馆臣指出两种相反现象，而其《颐山诗话》提要中明言“盖深知其甘苦，而后可定其是非，天下事类如是也”，则其倾向明矣。盖馆臣以为“才者能知”可称公理，又对“知不及才”者颇致不满。
二.“才者能知”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往往由作家“客串”，故曾存在一种“才者能知”的论调。
最早或可追溯到曹植《与杨德祖书》：“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3]谓批评者之文学素养，至少当与作者等量齐观，方可批评。故批判刘季绪之“才不逮”而妄议。葛洪《抱朴子・广譬》：“不睹琼琨之熠烁，则不觉瓦砾之可贱;不觌虎豹之蔚，则不知犬羊之质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后悟《巴人》之极鄙。”[4]意谓提高修养而后能识高下。而后刘勰《文心雕龙》辟《知音》一章，专论批评与鉴赏，云：“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亦谓论者应具修养。又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5]细别之，“操千曲”与“观千剑”，一是实践，一是观摩，统谓“博观”。此即如何“有南威之容、龙渊之利”、如何“才逮于作者”之路径。
宋吕祖谦《诗说拾遗》：“诗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诗人之心，然后玩之易入。”[6]所谓批评者之修养，即此“得诗人之心”，无诗人之心，则论诗无凭。而诗人之心如何得之？则固当“习为诗”。刘克庄谓：“诗必与诗人评之。……不习为诗，于诗家高下浅深，未尝涉其藩墙津涯，虽强评要未抓着痒处。”[7]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大抵说诗者皆经生，作诗者乃词人，彼初未尝作诗，故多不能得作诗者之意也。”[8]强调先习作诗之必要，否则有如隔靴搔痒，不得要害。而作诗者，才能不高亦不得要领。方东树《昭昧詹言》称：“既非身有，其言或出于揣摩，不免空华目翳，往往未谛。”[9]综论之，则评诗者，须得诗人之心，欲得诗人之心，必先作诗，更须作得好诗。此则刘勰“操千曲”之一路。至于杜甫《偶题》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诗人自道，尤可注目。其谓唯作者知其作品，则未可坐实。论者若得诗人之心，谁谓不能许为知音？
论者善作，实际中往往有之。陆机作《文赋》即一例。其谓：“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陆机之“得其用心”，正由其本善于创作。故李善注《文赋》引臧荣绪《晋书》：“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10]司空图于《与李生论诗书》中论“韵外之致”，而列举其创作之实例，可见持论正有创作经验为依托。
钱锺书先生谓：“刘勰与嵘为并世谈艺两大，亦复词翰无称。”[11]于今观之，刘勰钟嵘固绝少词翰传世，然其于当时之世，亦可称有文名。《梁书・刘勰传》载：“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文章本刘勰所能者。至于钟嵘，《南史・钟嵘传》：“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军朔记室，专掌文翰。……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记室”之职，“专掌文翰”，非深于文翰者不能任之。故钟嵘之创作，当受重于其时。
诗人之论诗，最典型者莫过于所谓“论诗诗”。如杜甫、戴复古、元好问的论诗诗，都是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12]
三.“才知无涉”论
“才者能知”亦有反调者。曹植“南威龙渊”之论，唐孙过庭《书谱》评之曰：“语过其分，实累枢机。”[13]书学中此类持论正不少。如晋卫夫人《笔阵图》云：“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14]严分鉴者与写者。唐张怀《书断》：“语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必备能而后为评？”[15]其《书议》又云：“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仆虽不能其事，而辄言其意。”[16]均以为不必“备能而后为评”。苏轼《次韵子由论书》：“吾虽不善书，晓书莫若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17]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三》：“吾眼中有笔，故不敢不任识书;腕中有鬼，故不任书。记此以解嘲。”[18]东坡、m州俱作戏语，非真不善书者，固不可胶着坐实。然其俱分“善”与“晓”为二事，不相关涉。
文学实践中，善论者未必兼是善作者，又往往有之。如《诗品》列陆厥于下品，却称其“具识丈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19]又如严羽，历代对其创作造诣批评甚多。胡应麟《诗薮》：“宋末严仪卿识最高卓，而才不足称。”[20]徐桢卿《与同年诸翰林论文书》二：“独喜沧浪语语上乘，……而严诗故元人耳，岂识见、造诣殊途乃尔。”[21]徐世溥《溉园诗集序》：“使李、杜论诗，未必及严羽，然羽曾无篇语传者。”[22]王士祯亦谓：“仪卿诗实有刻舟之诮……大抵知及之而才不逮云。”[23]皆不满沧浪“才不及知”之病。“才不及知”亦正“才”“知”无涉之一证。而“知不及才”者，更是常例。历来作者多而论者少，正由此也。
四.今日未必“能而后评”
钱锺书先生云：“必曰身为作者而后可‘掎摭利病’为评者，此犹言身非马牛犬豕则不能为兽医也。”[24]所见尤深。古者文艺批评未尝真正独立，作者而兼评者，实不得不然。唯二者性质各异，终有鸿沟横亘，不可全然混一。《文心雕龙・知音》：“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25]指出创作与鉴赏批评遵循不同之逻辑过程，固不相类。然谓二者绝不相涉，亦过分之论。评者善作，对其批评事业自当有非凡裨益，可谓如虎添翼。而不善作者，诗心文心之所欠，则以博览群书而得之。刘勰之“博观”，实包含“操千曲”与“观千剑”二途，“操千曲”不可得，则不妨“观千剑”。当世学科已自独立，创作与学术未必合流，已是常态。今之学者，固不必要求兼善创作。其博取群书，知识经验可在一定程度补其实践经验之失，加以天赋运用，亦可成大家。若更兼善作，或可增其识见，助其拓出新境。
注 释
[1]引文俱见（清）永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不赘注。
[2]按，当为《四六谈麈》。
[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二《与杨德祖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3页。
[4]（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广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页。
[5]（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十《知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715页。
[6]（宋）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十五《诗说拾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5页。
[7]（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跋刘澜诗集》，《四部丛刊》本。
[8]（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四“诗中借辞引起”条，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7页。
[9]（清）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一《通论五古》，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10]（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十七《文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9页。
[11]钱锺书：《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文・全梁文卷五五》，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52页。
[12]关于“论诗诗”，可参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外篇》第四章《论诗诗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
[13]（唐）孙过庭：《书谱》，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14]（唐）张彦远辑，洪丕谟点校：《法书要录》卷一，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15]（唐）张彦远辑，洪丕谟点校：《法书要录》卷九，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16]（唐）张彦远辑，洪丕谟点校：《法书要录》卷四，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17]（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0页。
[18]（明）王世贞：《m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说部，明万历刻本。
[19]（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9页。
[20]（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古体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页。
[21]（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一五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
[22]（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七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
[23]（清）王士祯著，张宗棺爰，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8页。
篇3
作者简介：张开（1978―），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教育部考试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测量。
乐府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类别，其名称的来由是汉武帝时期建立的乐府机关。汉代以后乐府成为管理音乐的重要部门，在乐府机关搜集整理入乐诗歌的过程中，留存了大量的诗作。这类由官方机构搜集整理和后人拟作的诗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古代诗歌类别――乐府诗。无论是官方的乐府机构整理留存的乐府诗还是文人创作的拟乐府诗歌，都与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因此，乐府诗所具备的音乐文学的特点也是我们对这类诗歌进行解读和鉴赏的一个角度。
一、从音乐角度解读乐府诗的重要意义
在中小学课本中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短歌行》《木兰诗》《西洲曲》、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等诗歌都属于乐府诗，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就辑录了这些作品。乐府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深挖掘。但在中小学的教学中，对这些乐府诗歌的讲解等同于其他古典诗歌，教学重点集中在文本的文字内容上。把这些作品当作纯粹的文学文本去解读和分析，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但从乐府诗的角度看，只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笔者个人认为，不结合乐府诗本身所具有的音乐表演的属性，很难准确理解作品的精髓，也很难准确鉴赏作品，更难对作品进行准确的文学史定位。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借助对音乐的研究对乐府名篇进行解读呢？其实这是一个既困难又简单的问题。困难之处在于，在当下复原古代音乐非常困难。由于古代曲谱的读识障碍、乐器的消亡及演奏技法的失传等原因，使这些在古代能够和乐表演的诗歌无法再现，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和乐的乐府诗歌的障碍，毕竟在留存的各种典籍中对音乐体制、曲调术语、乐府诗流传变化的过程及曲调的音乐特点等有较为清晰的记载。从对这些文献的梳理中，我们仍可以看到可观的音乐表现形式，这些对我们从音乐的角度研究乐府诗有充分的借鉴意义。
二、从音乐角度解读乐府诗的示例
我们不妨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两首常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诗歌进行音乐方面的观照，看一看借鉴音乐研究的方法是否能对学习乐府诗产生一定的帮助。
（一）《春江花月夜》的音乐性解读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诗人张若虚存世的两首作品之一，备受后人推崇。“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这一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断语也在后世广为流传。一些版本的中学教材（如湖北教育出版社《语文》九年级下册）及古诗鉴赏读本都把这首诗作为古代诗歌鉴赏的经典。对于这样重要的作品，我们就更应该从音乐的角度进行深入解读，才能深刻理解诗歌的风貌。
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以“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评论为切入点，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解读。这一评语是清末王运在《论唐诗诸家源流》中提出的，原文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西洲》格调”一句。这一句看似一笔带过，往往被前人忽视，但却很能说明这首诗的独特风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音乐的角度解读这首诗的原因。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南朝乐府《西洲曲》在朱自清《荷塘月色》一文中有所提及，在人教社高中版选修教材的中国民俗文化中也选收了这首诗歌。其实也正是由于音乐的原因，我们可以把两首诗作为有着共通音乐因素的诗歌进行分析。从音乐的形制方面进行考察成为历来对这类诗歌进行观照的研究方法。清人沈德潜在评点《西洲曲》时曾经侧面论及：“似绝句数首 ，攒簇而成 ，乐府中又生一体。初唐张若虚、刘希夷七言古，发源于此。”[1] （P.290 ）这正说明了两首乐府诗在音乐表演形制上的特点，即结构上具有可分性，体现为其各部分所表现场景、意境的相对独立性。这与西曲舞曲曲辞极为相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曲辞可以视为九歌绝句组成的长篇歌行。断分为九首绝句的依据，除了韵脚的转换之外，九个绝句单元所表现的意境（场景）可以概括为：海上生明月、明月照花汀、孤月照江人、长江送流水、楼头远眺、闺中望月、雁飞鱼跃、江月西斜、落月满树。与此类似，《西洲曲》曲辞可以视作八首五言绝句的组合，其依据也主要在于每一绝句所表现场景的相对独立性。这八个场景，我们可以借用曲辞中的成句加以概括：“折梅寄江北”“两桨桥头渡”“出门采红莲”“低头弄莲子”“忆郎郎不至”“望郎上青楼”“垂手明如玉”“君愁我亦愁”。而无论是《春江花月夜》的九个情境，还是《西洲曲》的八个场景，其最终的体现，都是整篇歌行的一部分，而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整篇歌行的场景。这非常符合诗歌配乐演唱时的场景变换要求。
这种诗歌联句成篇场景实现的方式，不仅仅是这两首诗歌的呈现方式。可以说，齐梁时代的诗歌都有这样的特点，如沈约的《六忆诗》四首、沈约和梁武帝共同创作的《襄阳蹋铜蹄》曲辞及隋炀帝创作的《杂忆》也都属于这类诗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西洲曲》的诗歌结构“实则来源于西曲舞曲曲辞中的场景联章叙事体”[2]。
虽然齐梁诗歌在诗歌史中地位并不突出，但是明显带有这一时期诗歌特征的《西洲曲》和《春江花月夜》在古典诗歌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如果不具体认识西曲舞曲的艺术形态及其曲辞结构的特点等音乐方面的问题，就不能解决《春江花月夜》和《西洲曲》诗歌结构的来源等文学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由音乐的研究融汇这两首不同时代、体制迥异的诗歌，才能从诗歌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认识，并清晰梳理这类诗歌的风格特点和发展脉络。换言之，抛却两首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陷入孤立的文本研究的话，势必会影响对这些诗歌的认识。
（二）《送元二使安西》的音乐性解读
《送元二使安西》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历来受到诗歌学习研究者的关注，曾入选多个时期的中学课本。《渭城曲》在《乐府诗集》中被选入“近代曲辞”，又名《阳关曲》《阳关三叠》，从诗歌的文本角度进行解读和鉴赏已很常见。但从音乐角度予以关注的却很少，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领域。因为这首诗是从盛唐一直传唱到近代的不朽名篇，我们可以从历史文献中看到它被表演的信息。如在盛唐时 “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3] （P.891 ）在宋代及宋代以后，如北宋文彦博《咏筝》诗有“繁丝移宝柱，数曲奏《阳关》”[4] （P.3477 ），陆游也有诗云：“夜静孤村闻笛声，洗头月落欲三更。不须吹彻《阳关曲》，中有征人万里情。”[5] （P.25494）金元时期，也有《阳关三叠》流传的记载。如元好问的朋友辛愿有诗《送裕之往许州，酒间有请予歌“渭城烟雨”者，因及之》，可见辛愿善于唱《阳关三叠》。到了明清两代，《阳关三叠》仍偶尔被人传唱。如明代胡应麟曾经在云间舟中听过赵五郎歌《阳关曲》：“楼船明月夜如霜，一曲清歌赵五郎。贪听《阳关》第三叠，不知行色在吴阊。”[6]清代康熙年间查慎行曾在诗中写到“马嘶门巷客将还，残醉扶头改别颜。多感故人相送意，略烦秦女唱《阳关》。”[7]
“《送元二使安西》自盛唐入乐歌唱，至中晚唐成为流行歌曲。宋词兴起，新声并未取代旧曲，宋代《阳关曲》反而更加盛行，成为离筵的经典骊歌、文人的集体记忆、离别诗词中的常用一项。金元时期，流行的程度不及两宋，但依然有人传唱。明清两代，《阳关曲》虽偶有人唱，但其风头已让位于《阳关三叠》乐曲，《阳关三叠》琴曲更是常被演奏的经典曲目。总之，《送元二使安西》，由诗而歌，由歌而曲，从八世纪一直传唱演奏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穿越千年时空而历久弥新，堪称名副其实的千古绝唱，是中国诗歌史、音乐史上的瑰宝。”[8]
那么，为什么这首诗又被称为《阳关三叠》，又是怎样的“叠”法呢？苏轼曾在《记阳关第四声》中云：“旧传《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长，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古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切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一句再叠，则此句为第五声。今为第四声，则第一句不叠，审矣。”[9] （P.2090 ）这是对“叠句”的经典描述，但具体的表演又是怎样的呢？从表演的情况看，这种叠法是：
渭城朝雨轻尘（第一声），客舍青青柳色新（第二声）。客舍青青柳色新（第三声，一叠）。劝君更尽一杯酒（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第五声，二叠），西出阳关无故人（第六声）。西出阳关无故人（第七声，三叠）。
随着时代的发展，《阳关三叠》表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其三段式演奏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如杨表正《重修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大全》卷十《阳关三叠》就记载了其中一种表演的方式：
第一段渭城朝雨一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长亭柳阴阴，送我送我送我送我故人。长亭柳阴阴，不忍分，情最深。不忍分，情最深。
第二段邮亭折柳二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挑担行李的那沙头酒，长亭柳阴阴。送我送我送我送我故人。长亭柳阴阴，情最深，情意最深。不忍分，不忍分。
第三段石桥分手三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长亭柳阴阴。伤情伤情，送我送我故人。送故人，送故人，送别送到长亭。长亭柳阴阴，不忍分，情切转深。不忍分，不忍分。送别送别，终送别，送君千里终须一别。[10] （P.886 ）
《阳关三叠》的叠法即演唱的方法是非常多的，这与历代的表演者对这一诗歌入乐后的不断演绎有关。王兆鹏教授曾专文对之进行详细梳理。[11]从这些可以看出《送元二使安西》一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也可以发现这首诗为什么会有《阳关三叠》《渭城曲》等音乐性极强的名称。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这首诗歌能够传唱至今，这一方面与诗歌本身内容的真挚清新有非常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传唱表演的音乐传承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和清晰的规律。
三、音乐性研究所关注的内容要素
通过从文学和音乐角度对《春江花月夜》和《送元二使安西》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音乐的研究对诗歌的理解更有辅助和拓展的意义。从音乐的角度出发观照一些与音乐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为我们对诗歌的阅读赏析和理解打开另一扇门，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诗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把音乐特征纳入乐府诗的教学中，势必会增强对乐府诗教学的积极效果，也使我们对古代诗歌能够传承至今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那么把音乐的因素纳入到乐府诗的学习要考虑哪些因素？笔者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出发，对乐府诗的五个因素进行考量。
（一） 音乐研究所关注的四个方面
1.所涉音乐体制研究
如乐府机构的沿革、机构设置、乐人表演的规定和习俗等。还有表演者的歌舞形态、表演效果，表演的乐器等。
2.曲调、术语的了解
乐府诗中涉及大量曲调名称和相关音乐术语，这些曲调的含义是我们理解乐府诗的关键所在。
3.各类乐府诗流传变化过程的描述
乐府的入乐传播情况也是音乐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乐府诗的创作动机、流传播布、价值实现情况。例如过去我们一谈到唐人的古题乐府，就认定是文人的拟作，只是从文学的韵味上模仿前人，与时下的音乐毫无关系。其实，唐人作古题乐府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古题曲调一直流传， 作古题以入乐； 古题曲调被改造， 作古题以入乐； 古题曲调已经消失， 作古题以入新兴曲调； 古题曲调已经消失， 只拟古题而不入乐。把唐人的古题乐府创作统统归为最后一种， 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也把唐人作古题乐府的动机看得过于简单了， 很可能使我们对大量乐府诗的创作效果、作品风格做出错误的判断。
4.各曲调的音乐特点及其对曲辞的决定作用
这是音乐研究与文学研究相连接的关键一环。无论是选词入乐， 还是因声度词， 曲调都对曲辞有很强的决定作用， 因此清楚地掌握音乐特点进而分析其对曲辞主题、题材、体裁乃至整个风格的影响， 是至关重要的工作。
（二）有助于理解乐府诗的五个要素
1.曲名
曲名是乐府诗第一要素， 是总领其他要素的总纲， 是乐府诗的标志。因此， 考察曲名的含义、发生、演变等情况， 是首先应该做的工作。
2.曲调
曲调是乐府诗核心的要素。某一作品的曲调隶属于哪一个乐类， 其风格特点、表演情况、流传情况、演变情况如何，都值得用力考察。
3.本事
本事是包含本作品信息最多的要素。某一乐府诗在其产生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本事。这些本事或记曲名由来，或记本曲的曲调，或记该曲的传播，或记该曲的演变，从中可以看到该曲的题材、主题、曲调、体式、人物等许多情况。所以本事也是值得特别考察的要素。
4.体式
体式是某一乐府诗的重要特点。由于乐府诗在体式上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往往成为某一作品的重要标志，其句式、用韵、体裁等，都在考察之列。
5.风格
风格是内容和形式密切融会后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其他各项要素的集合体，也是某一乐府诗的总的标志。当某一作品在失去其本事、曲调等要素后，风格便成为该作品作为乐府诗存在的最后的理由。应该说，相当数量的拟乐府诗创作，只是对以前作品风格的模仿。
从音乐性的四个方面出发，对五个因素进行考量，再辅以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就形成了一条理解鉴赏乐府诗的有效途径。这也是学习乐府诗过程中可以借鉴的一种方法，应得到认可和关注。
综上所述，音乐学的背景渗透和视角介入可以解决我们在乐府诗学习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找到一种对入乐诗歌鉴赏和理解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使用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学习这类诗歌的成效，更大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观念的启示。那就是，在语文学习的环境中，要把学界对文学、语言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到中学语文的教学中，应该把如古代文学中对乐府诗的音乐性研究这类新的学科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我们的语文学习甚至教材的编写之中。“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取得了大量新的成果，但是很少有学人致力于把这些成果转化成教科书上的知识。”[12]为了让我们的语文教育与教学更为健康地发展，我们应该拓展语文教育的视野，利用好文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与革新，以此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让语文这个学科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能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中体现出语文应有的文化品味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沈德潜.古诗源[Z]. 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曾智安.西曲舞曲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曲辞结构[J].文学评论，2008，（5）.
[3]佚名.大唐传载.唐五记小说大观[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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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胡应麟.少室山房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查慎行.敬业堂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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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轼.苏轼文集卷六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篇4
西方园林是以欧洲古典主义园林为代表的几何形式，以中轴线所牵引的几何形图案构成一种和谐美为其独特的风格特色，整齐、规则、对称均衡，各类植物布置也都表现出其规划式的造型原则。
西方园林把美学建立在“维理”的基础上，并左右着其它艺术表现形式。
东方园林则是以自然山水为其表现形式，更显厚重，浑然一体。景观特色表现为不对称均衡，以曲线或自然基线作为结构各景观组的自然式山水园林，更具和谐之美。由于各种构思受到历史、文化、地域、民族、宗教、哲学和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以致出现了不同年代时期的园林景观文化分布和典型的地域特色。
东方园林源出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和光辉灿烂的哲学思想，具有特殊的伦理价值观及艺术审美观。儒家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人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崇尚的是“天人和一”观，把美学建立在“意境”的基础上，并借助于文学，绘画和建筑诸艺术于一体，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1、“意境”――中国园林景观的内涵。“意境”是中国传统园林风格的核心。
所谓“意境”，意是寄情，境是借物，景情交融而产生意境。
古人说：“情与景遇，则情愈深，景与情会，则景常新。”所以“意境”赋予艺术以灵魂，灌注以生气，化景物为情思，变心态为画面，对景观产生意象含蓄，情致深邃，具有飘然于物外之情，玄外之音，画外之境，味外之致的特殊魅力。在审美活动中，高度发挥了意想思维的能动性，激发心灵创造出比之于实际的景物远为丰富的艺术情趣。在体察感受中，让游者从身入心入情入至神入，心领神会中引人入胜，耐人寻味，提高到深层性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是中国园林艺术传统中的审美心理结构，都是建立在内心境界的基础上的“心物感应”和“兴到神会”的审美价值，而西方园林文化唯独缺乏“意境”这一灵魂的审美内涵。
2、“诗画园林”――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诗意特色。
中国古代文学中，中华园林景观成为古诗人写景寄情的主要内容，成为诗中不可缺少的“景”与“物”，而每一位大诗人，都可堪称中国古代园林最富鉴赏水平与设计水平的设计大师。盛唐时期出现的，以诗人画家自成一派的“诗画园林”以来，深深地影响着后人在园林设计的创意及布局构景，也影响和推动着后人对中国古代园林艺术文化遗产的憧憬与学习、研究和借鉴。奠定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园林景观所谓的“无声的诗”和“立体的画”这一重要的美学基础。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而历代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民间山水，巨富庄园，也无不从中国文学，绘画中得以借鉴，这种自古以来的互为表里，彼此借鉴，交互引发，相资为用，构成了中国文学艺术与园林景观艺术相得益彰的，独具风格的传承文化遗产，按诗情画意而创意组合的园林类型，犹如中国画咫尺千里的山水画立轴或横幅手卷，成为众多当代艺术家，设计师创作始初的灵感和动因。
中国山水画，追求“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边走边赏边构思的民族传统的方法，表现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任其高低远近，角度和视点的自由观察，集大自然之精美于方寸之中。中国山水园林犹如画幅一样，集大自然之精美于一园。在组织时间和空间的游览路线中，任其高低远近、角度和视点的转变，都观赏到如诗似画的中国古代园林景观。
3、“路回峰转”――中国古代园林景观的面壁布局构思。大至皇家园林、苏杭景观，小至水乡农舍，在设计时首先体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审美系统。借鉴于文学艺术的立主题，分段落，讲究起、续、转、高、结的程序组合。因借在园林的规划设计布局构景中，坐落在潍坊市的“十笏园”便是以“石”与“竹”为主景、配景，划分景区、景点，讲究游览路线在组织景区中的序幕、连续、转折、和结尾的系列组织程式；犹如诗歌中的抑扬回转，富有韵律节奏感。园内水木清华，建筑布局新巧。在仅有的2000平方内，建有楼、台、亭榭、书斋、客房等67间，曲桥回廊连接，鱼池、假山点缀其间，小巧玲珑，匀称紧凑。春雨楼、漪览亭、水帘洞、小瀑布等，虽出人工，宛如天然。壁上镶嵌“扬州八家”郑板桥、金农等人真迹石刻。清代潍县县令，著名书画家郑板桥书画真迹和碑刻陈列在园内。在中国“四大名园”中，无不体现出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园林中的一个景区引向另一个景区，由封闭到开敞，从路回峰转到柳暗花明，又好似运用章回小说中的一波三折、隐喻等手段，引向主景，然意尽，噶然而止，令人产生余音绕梁，意犹未尽的意境情趣。
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形式因借于文学和绘画，景观富于诗情画意，便是中国古代园林东方民族形式独具的风格和特色。这些宝贵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充分借鉴，仔细研究和发扬光大。
中华古代园林景观设计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往往注重以“人”为本，人性化空间设计，但真正能够落实到位，运用到实际当中去的并不多见，中国人的“人体”和对“园林景观”的需求，不能离开传承文化；西方的东西好，但离开了具有浓郁的西方文化，便很难推动他的灵魂和存在价值；同样，东方园林也离不开具有传承几千年的东方文化。
景观规划设计领域的一代先驱，首届国际景观规划设计师联合会（IFLA）主席杰弗里吉利柯曾经说道：“在先进国家，个人在其所拥有的家园住区之中产生、演化，并形成其个人信仰。对他（她）存在的最大威胁可能并非商业第一主义，并非战争、污染、噪音以及主要能源消耗，甚至亦非断子绝孙的危险，而是由于鉴赏力的严重缺乏和历史上价值观念的相继解体毁灭所导致的盲目无知。”所以，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文化、文脉，借鉴传统。不能违背自然而盲行，不能违背人的行为方式，更不能违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选择。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在传承、发展中国园林景观文化中创新。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所以我们的设计应符合人类的行为方式，各个领域人的精神追求，这才是真正的体现中国人的“人本主义”。
1、尊重人的精神追求：“哪吒”博士夏建统在阐述传统的设计手法的继承和创新时曾说，地域文明的体现，并不影响用很现代的方式和素材来表达。
文化首先是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地方性、民族性的，任何跨越文化传统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认同都必须基于这一前提下，它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理由和命运前途，包括经济文化的传承发展。除非人类世界不再存在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和区别；因此，来思考全球化中的中国和中华文化时，就不可能放弃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本人非常赞同这一说法，景观园林设计，首先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具体表现，无论是设计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以及体现形式，都必须尊重这个区域的人的文化观念与精神追求。
2、尊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存在权力。对很多人来讲，总觉得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是很遥远的事情，尤其和当前房地产开发的效益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其实也不然。我们一直在说 “设计以人为本”，其实还是存在片面性的。全面理解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概念，土地和环境都是有生命的。环境是一个社群，这是生态学最基本的概念。而环境中的土地、动物、植物等等都应该拥有各自的位置，得到相应的尊重，那就是生态伦理的范畴，大自然的风、水、雨、雪，植物的繁衍和动物的运动过程，灾害的蔓延过程等等，都刻写在大地上，因此大地会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有树木，什么地方可以有水流；大地也告诉你什么格局和形式是安全与健康的，什么格局是危险和恐怖的。同时，大地景观是一部人文的书，大地上的足迹和道路，门和桥，墙和篱笆，建筑和城市，树木和花草，都讲述着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爱和恨，继承和摒弃，人类的过去是、现在是，甚至未来也是。因此，尊重他们的存在，实际就是在尊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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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后宫·甄嬛传》（以下简称《甄嬛传》）改编自网络同名畅销小说，保留了许多原著的诗词歌赋，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征服了观众，从开播以来，收视率火爆。为此，网络上掀起一阵“古诗词”热，还出现了“甄嬛古诗词大全”、“甄嬛古诗词解析”等专业文章；微博上自动发起了“看《甄嬛传》学古诗词”的活动。本文在此基础上，侧重于探讨诗词曲赋与电视剧《甄嬛传》故事情节的关系。本文中诗词曲赋是指广义的古诗概念，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的韵文文学。据笔者统计，76集电视剧引用或者化用的诗词曲赋高达上百首，范围也从先秦的《诗经》一直到明清的诗词、戏曲，甚至还有今人创作的仿古诗。这些诗词歌赋，大多数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文，而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诗词歌赋生发或者推进了故事情节
首先，剧中每次引用的相对比较完整的诗句，如《金缕衣》、《采莲歌》、刘禹锡《赏牡丹》、温庭筠《菩萨蛮》等都会引发相应的情节来配合。如安陵容两次争宠的情节，都是通过吟唱根据古典诗词谱曲的歌曲引发的。第一次是安陵容唱《金缕衣》的时候，宫中暂时分为两派，一派是华妃，一派是皇后（甄嬛和安贵人暂且可以归入皇后一派）。所以，两派围绕着这首歌曲，唇枪舌剑，争论不休。华妃斥之为靡靡之音，认为安陵容不知廉耻，招蜂引蝶。而莞贵人甄嬛认为此歌是劝人懂得珍惜之意；皇后认为如同天籁。皇帝认为此曲唯有“昆山玉碎，香兰泣露才可勉强比喻”，就宠幸了安陵容，华妃一派暂时失势。而帮助安陵容争宠的甄嬛却因为皇帝的滥情而闷闷不乐。果郡王也来凑热闹，以为皇帝新得的佳人是莞贵人。第二次安陵容唱《采莲歌》的时候，甄嬛和华妃双双失宠，彻底投靠皇后的安陵容的歌声引起了甄嬛的疑心和悲凉，引发了欣贵嫔的辛辣讽刺，更引发了不能参加宴会的华妃的歇斯底里的爆发。两首歌曲，语词虽简单，韵味却悠长，引起了剧中人物的几多争执，既引发了情节，又使情节富有波折。
其次，即使剧中人物每一次吟用断章残编似的诗词歌赋，也会推动相应的情节向前发展。如甄嬛大年夜在倚梅园祈福时念出崔道融的《梅花》诗“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这句诗的作用甚多，不仅表达了甄嬛美好的心愿，而且“梅”谐音“媒”，是甄嬛、果郡王、皇上、纯元和余莺儿诸多人物的媒介，把他们都吸引到倚梅园里，从而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这句梅花诗是纯元曾经念过的诗，刚好触动了来寻梅的皇帝的情肠。但甄嬛借故离去，在梅园的余莺儿却冒充了甄嬛抢先得宠，为以后自己失宠后毒害甄嬛埋下伏笔。来寻皇帝的王爷拿走了甄嬛的小像，埋下了两人以后情缘的线索。
其他的如第22集宫中女人在看戏时，几出戏曲的情节演化为皇后一派、甄嬛一派和华妃一派勾心斗角的情节。苏轼的悼亡词和张华的悼亡赋，无不引发皇帝对亡妻纯元皇后的悼亡之情，进而欲在人间找替代人物而不能的情节。
二、诗词歌赋与情节虚实相生的融合关系
电视可以生动形象展现诗词歌赋涉及的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然后再让剧中人物吟诵相关的诗词歌赋，这样便把看起来比较虚幻的、含蓄的诗词歌赋与客观的、通俗性的电视情节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虚实相生的关系，极大地增强了电视剧的审美感染力。形成这种虚实相生的关系，作者采取了两种巧妙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作者靠从诗词歌赋里幻化出来的实际物象，联系情节和诗词歌赋。作者先让温实初带着祖传之宝“玉壶”作为定情之物，向甄嬛表白“一片冰心在玉壶”。结果甄嬛不接受他的“冰心”，痛苦的温实初最后和沈眉庄情好，把玉壶放进了沈眉庄的棺材。一段发生三个人物间的凄婉情事，借助一把由诗“一片冰心在玉壶”幻化出的定情之物“玉壶”，便叙述得委婉动人。这把“玉壶”既成了促进情节发展的道具，又承载着诗句所蕴含的情感，做到了虚实相生。其他如对着崔白的画作《秋浦容宾图》上画的大雁，作者生发出甄玉娆喜欢忠贞之鸟的联想，然后再联想起金代元好问以一对殉情大雁为内容的词《摸鱼儿》，来宣扬爱情的至真感人等等。还有从《诗经·周南·关雎》生发出先秦“淑女”步伐，从李白的《长相思》生发出的长相思琴，从《金缕衣》生发出来的金缕衣等等，无不巧妙绝伦。
第二种方式是电视先呈现诗词歌赋里面的具体场景，然后再引用诗词歌赋来相互生发。作者受了《红楼梦》以各类花来隐喻其书中女性的气质、性格和命运的启发，也用花来比拟她笔下的女性，用杏花来比拟甄嬛。电视剧就先呈现甄嬛在这两种花中的具体场景，然后再生发出相应的诗词歌赋。这些表情达意的诗词歌赋和具体的场景虚实结合，不但使观众欣赏了实际的鲜花美景，而且体会到了花的象征意义，扩展了他们的审美空间，使其获得意在言外的审美感受。电视剧先呈现杏花怒放的春日美景，红色的秋千架上，女主角吹奏的是姜夔的《杏花天影》的曲子，那站在“杏花影里淡然悠远的样子”，引起了皇帝的极大关注，进而两人进入对杏花的讨论之中，皇帝以杏花的温润比拟少女的和婉，甄嬛却以杏花的虽美满结出的果子却极苦涩，感叹开头美好结局潦倒的人生遭遇。
其他还有甄嬛的母亲对着宫中的鹦鹉说“含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揭示宫禁森严，没有言论自由；甄嬛和皇上的对话中引用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一头连着皇帝和甄嬛在宫中西窗下剪烛安静从容的早期婚姻生活场景，另一头联系着在允礼巴山聆听夜雨、攀登着蜀道的场景等等。
三、诗词歌赋成为情节发展的骨架或者线索
首先，从大处着眼，作者从《洛神赋》背后的爱情传说汲取了故事的大致骨架——皇上和王爷，先后爱上了同一个具有绝世的容貌、诗书精通的女性，为此勾心斗角，最终以一方的死亡为终结。因为女主角甄嬛的姓来自于汉末三大美人甄宓的姓，她的名出自宋·蔡伸词《一剪梅》“缳缳一袅楚宫腰”。作者兼编剧流潋紫刻意为她安排这样的姓和名，可见她是把甄宓的形象叠加在了甄嬛身上。甄氏，即三国魏文帝曹丕之妻。她倾国倾城，而且贤德、文才出众，最后被曹丕赐死。据说曹丕的弟弟曹植暗恋甄氏，以甄氏为原型，在《洛神赋》描写了一个具备绝世容姿、性情温柔、哀怨、口才出众的洛神。在电视剧中，甄嬛也是如此形象。在第13集中，作者还特意让甄嬛跳 “惊鸿舞”，给惊鸿舞配的歌词就是曹植《洛神赋》的节选。果郡王和甄嬛正好是曹植与甄宓的关系，结局又殊途同归。
其次，由诗词歌赋幻化出来的与女主角相关的人物称谓，连起来就成为全剧情节的线索。
甄嬛的称谓都来自于诗词歌赋。甄嬛入宫后，皇上给她的封号为“莞”，同已故纯元皇后的小名 “菀菀”同音，现任皇后就称“菀”出自王建《春词》中的诗句“菀菀黄柳丝，蒙蒙杂花垂”。出家后的法号为“莫愁”，“莫愁”出自梁·萧衍《莫愁歌》的诗句 “洛阳女儿名莫愁”。第一个女儿小名“绾绾”，与纯元皇后的 “莞莞”近音，“绾绾”则化用自晁采《子夜歌十八首》“侬既剪云鬟，郎亦分丝发。觅向无人处，绾作同心结”的诗意，希望长发绾君心，以期女儿能挽住皇上的心，得到皇上的宠爱。第二个女儿封号“灵犀”，源自李商隐《无题》“心有灵犀一点通”。沈眉庄临死时给自己的女儿起名静和，甄嬛解释说是取“温和从容，岁月静好”之意，名字取义《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中“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诗句。
从这条线上，可以看出甄嬛一生的命运。她本无意入宫，却因为诗书精通，引起了皇上的关注，细看了容貌，终被选入宫。“莞”的封号，隐含着她得到皇帝宠爱的潜在条件是与纯元皇后相似，所以地位不断上升，一路由莞贵人、莞嫔做到莞贵嫔。皇上梦中的一声“菀菀”，曾令她心生怀疑，因为皇上无人处总喊她“嬛嬛”，为之后剧情埋下伏笔。她看到皇上为怀念纯元写下的文字“莞莞类卿，但除却巫山非云也”，终于明白自己当了纯元替身的事实，万念俱灰，自请出宫修行。但为了保护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周全，她特为其取小名“绾绾”，以期皇上能爱屋及乌，果然得到了皇帝的照顾。而自己“莫愁”的法号，开始了在宫外修行的愁苦日子；“灵犀”正是她和允礼爱的结晶，本为了纪念自己与王爷允礼心有灵犀、两情相悦的那一段神仙般的人间生活；“静和”预示着已经成了她在宫中生活不可实现的期望，这只好在子女的身上得以实现。
最后，有关《长相思》的诗词歌赋是贯穿全剧的情感线索。皇上把长相思琴赏赐给甄嬛，而果郡王却有长相守的笛子。在皇上和甄嬛卿卿我我的时候，果郡王长相守的笛子却为他所爱的人演奏着《惊鸿舞》和《凤凰》。当甄嬛小产失宠时，却又听见了果郡王笛子吹奏的《长相思》。当甄嬛斗败华妃，遭了皇后的暗算，彻底对情爱绝望和皇帝决裂时，只带走了长相思琴，在修行时恰遇琴的旧主人舒太妃。长相思琴、长相守笛、长相思诗终于在凌云峰完美地和鸣。故事的最后，所爱的人已经被皇上毒死，长相守成为一种奢望，只有他们的儿子吟诵着《古诗十九首》中“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的诗句，完成了长相思的主题曲。总之，全剧描写了三对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白头到老的长相思故事，前有先皇和舒太妃的长相思，中有皇帝和纯元的长相思，今有王爷和甄嬛的长相思。由李白的两首《长相思》和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把他们连接起来。
综上所述，电视剧《甄嬛传》引用的众多诗词歌赋，虽然皆不是作者自己创作的诗篇，却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文，而是相当完美地和情节融合在一起，引发或者推进了故事情节，和故事情节虚实相生，有些甚至成为故事发展的骨架或者线索，增加了剧作的审美意蕴，提高了剧作的审美品位。
参考文献：
篇6
一、宋代与禅学的因缘关系
“以禅喻诗”之说不是严羽的想象或杜撰 ，也并非始自严羽，正如郭绍虞先生所指“‘诗禅之说’原已成为当时人的口头禅了” [3]，那末，为更好地阐释“以禅喻诗”，我们必须先置身于历史文化语境中。
自苏轼作“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4]，首开诗禅相喻风气，“而后有黄庭坚、惠洪、陈师道、韩驹，吕本中，范温、刘克庄、叶梦得、严羽等” [5]，比肩接踵，各发己论。以此，以禅喻诗，风靡于宋。正如钱钟书所云：“盖比诗于禅，乃宋人常谈” [6]。何以这一状况兴盛于宋？
正如罗宗强先生曾想：“一种新的诗歌思想、诗歌理论的出现，必有一个环境、一个过程，绝非孤立现象” [7] 。宋代与禅学之因缘，显然易见，首先在于佛禅之于士大夫的影响之上。在宋代，禅宗思想大规模渗透进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宋代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及宏智正觉的“默照禅”是这一时期极有影响的两支禅宗支系，对当时禅学及世俗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宗杲的“看话禅”认为“我”可以再现实生活中的“随缘放旷，任性逍遥”，正觉的默照禅吸收了慧能以来的心性论和般若空观，突出了“返观内照”的思想。在内忧外患压顶而来的宋代，士大夫纷纷退回到内心生活中，寻找一种“心理平衡”。 而重视心理的“禅学”给了士人们心灵安顿之处。这就产生了北宋文人间流传的“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现象[8]，士大夫参禅队伍空前庞大。
其次，自北宋中叶以后，由于士大夫禅悦之风大盛，禅和士吟诗之习益浓，士人们纷纷自觉引禅学至文化领域，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以禅参诗便成为宋诗学的一大特点，“以禅喻诗” 这种新的诗论方法成为一种潮流。严羽正是承接此绪而来。如蔡《蔡百纳诗评》云：“黄太史诗，妙脱蹊径，言谋鬼神。惟胸中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9]；任渊《后山诗注目录序》：“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 [10]。无论比喻是否确切，这些现象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即宋人经常以禅门宗风的不同来比喻诗学理论。宋代的禅宗，门户众多，禅法各异，北宋有临济、云门的并立，黄龙、杨歧的分派，南宋有看话禅、默照禅的论争，临济、曹洞的对峙。诗人对于禅宗宗派，因为受到时代、地域、家学、交游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于不同的禅门各有偏嗜。禅思影响到诗思，便有诗风的差异和宗风差异的类比。故宋人诗学理论，常常以禅门宗派相比附，严羽“以禅喻诗”的形成，固然有各种因素，然而这一潮流的影响也为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并非“自家闭门”也。
二、严羽与禅学的因缘关系
严羽“以禅喻诗”中，以下一段话多为人诟病。“学汉、魏、晋与宋唐之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严羽把汉魏迄于盛唐之诗喻为临济宗，是最上乘的诗，而把盛唐以后之诗喻为曹洞宗，是次一等的诗。后之学者多认为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临济宗和曹洞宗均出自南宗禅，故谓严羽不懂禅学而胡乱设喻。陈继儒《偃曝谈馀》卷下云：“此老（严沧浪）以禅喻诗，瞠目霄外，不知临济、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剿其门庭影响之语，抑勒诗法，可谓杜撰禅” [11]；钱谦益《唐诗英华序》：“严氏以禅喻诗，无知妄论 ……不知临济曹洞，初无优劣也” [12]；冯班《钝吟杂录卷五・严氏纠谬》尤为详批，兹不赘述。从禅宗史来看，临济宗出于南岳怀让，曹洞宗出于青原行思，据为五宗之一，原无高下之分，而汉魏、盛唐之诗与大历、晚唐之诗，却又有妍媸之别。欲解困惑，先得明晰严羽究竟与禅学有着怎样的姻缘关系，是谓“无知”，还是别有趣尚？
禅宗五家，发展至严羽生活的时代，只有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势力最大。其中沩仰、法眼二宗在北宋中叶已无嗣响；云门宗至南宋孝宗时期也后继无人。而在严羽之前，叶梦得稍后，临济宗和曹洞宗各出一位大师，及宗杲和正觉。而严羽却是宗临济宗宗杲禅风的。其《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之言可为证：“妙喜（自注：是径山名僧也宗杲）自谓参禅，仆亦自谓参诗”。
严羽的这种宗临济宗的祈向，一方面，来自严羽与宗杲禅学的地域姻缘，另一方面则是严羽诗学思想与宗杲禅学思想的相契合。首先，在地域上，以宗杲为代表的临济宗，其势力以浙江、福建一带为主。宗杲曾在《若怀首座求归洋屿庵》诗中即说“吴于闽有大因缘，夜梦昼思无间然。他日定归洋屿去，楞伽室内作终焉” [13]，其中洋屿庵即在福建福州。而以正觉为代表的曹洞宗，“道法浸盛于江淮，大被于吴越” [14]。严羽，为福建邵武人，因而，定然更易受到临济宗的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严羽对宗杲禅宗思想的自觉接受。在当时的禅林中，宗杲是大力提倡“妙悟”的。而与之相对的曹洞宗的“默照禅”则看轻“妙悟”，主张静坐默照，宗杲鄙之为“邪禅”、“屎禅”、“杜撰禅”。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六云：“近年以来，有一种邪师，说‘默照禅’……更不求妙悟，只以默然为极则” [15]，又云：“如此等辈，不求妙悟，以悟为落在第二头，以悟为诳人，以悟为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 [16]等。在宗杲看来，参禅除却“妙悟”，别无正途。而严羽也说，“禅道惟在妙悟”，即从此处接受。此外，宗杲还认为妙悟在于心解，不在于言句。如其在《示无相居上》中指出“今时学道人，不问僧俗，皆有二种大病：一种多学言句，于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种不能见月亡指，于言句中悟入，而闻佛法禅道不在言句上，便尽拨弃，一向闭眉合眼，做死模样……”[17]。而严羽讲“妙悟”，也是与学力相对的。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可见，严羽并非无知于禅，而是与宗杲禅学有着深厚的因缘关系，其禅学趣向也因此偏向于以宗杲为代表的临济宗。因此，在严羽心中，临济宗与曹洞宗自有高下。取二者之高下，实乃取二者之不同的宗风而比喻诗风差异。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中指出“参禅之方法，则各有所取，取以比论，有何不可？”[18]。
三、诗学与禅学的譬喻关系
“以禅喻诗”一词首先明确地出现在严羽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其谓“以禅喻诗，莫此亲切”。何为“以禅喻诗”？简言之，“借禅以为喻”。喻者，譬也，作“比方”之解。本体为诗，喻体为禅，本体与喻体并不能全然比附，而只是在某个方面的“浑似”、“类合”。吴可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19]，明末陈宏绪《与雪崖》亦云： “诗与禅相类，而亦有合有离” [20]。综合定义，即是借用禅学术语来作譬喻，用禅学系统的概念来类比诗学系统的概念，进而由一个禅的体验走向诗歌创作的体验，从而阐释出丰富的诗学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历来有以喻论诗的传统，钟嵘《诗品》贯穿着以“比”论诗的方法，钟嵘《诗品》卷上评谢灵运：“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20]；司空图《与极浦书》：“戴容州云：‘诗家之景色，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然是项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到，不可废也” [21]。
显然，宋人以禅喻诗是继承了历来以喻论诗的传统。而不同在于，古人偏好于通过具体意象，以传达其诗学主张，如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云：“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事。……此以容比物者也” [22]。具象化的比喻，通过形象的比喻，能描述出诗歌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征。而以禅喻诗，乃是以禅的体验来解说诗的体验，从抽象的“禅意”走向难言言传的“诗意”，都乃“空无所有”。
从上文观之，以禅喻诗，是就禅与诗相类之点而比拟的。以禅喻诗乃是宋人别致的诗学阐释方式。诚如现代学者周汝昌所言“借禅讲诗，以禅喻诗，只是一种方便法门，而不是认诗即禅。讲中国文学艺术而涉及禅学的问题，与、与唯心主义等等哲学问题毫不相干，而只是一种东方文化中所独具的‘传达’、‘领会’的奇特方式。这方式，无以名之，―也许可以杜撰一个‘超高级传达交流方式’。诗人(韵文作家)由乐感受，要想将它传达于他人(读者)，非常困难，用一般方法，必非诗人原意。于是而有见于禅家的传达方式，用最直截了当的办法达到领会的效果。诗禅的关系，主要在此。把握真、最亲切的直接感受(心得领会)，语言无法传达。诗人也将所感受事物之真，设法传达于人，在传达真谛上共同之处，诗理、禅理相通。这是诗与禅能够结合讲论的主要原因” [23]。比喻这种修辞格要求本体与喻体有相似之处，但不能完全相同。严羽也只是从“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道出禅与诗的相似之处。因此，以禅喻诗只是一种阐释诗学的方式而被广泛采用。这种比喻方式不可避免地有些局限性。在概念体系的构建上，缺乏对概念定义的精确描述，这也是“以禅喻诗”诗论所存在的缺陷。以致后之评论家过多的比附本体和喻体，容易导致诗学阐释上的牵强附会。应秉承郭绍虞先生之见去为“以禅喻诗”正义：“沧浪说，‘论诗如论禅’用一‘如’字可见只是用作比喻，并不重在禅义与诗教之同异” 。[24]
四、小结
自严羽“以禅喻诗”以来，褒贬不一，聚讼不已。反对派如刘克庄论“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 [25]，乃误解了“以禅喻诗”中的阐释方式，“譬喻”不等于“是”，此为第一认识误区；其次，如李维桢、陈继儒、冯班、钱谦益等人诸如“临济、曹洞有何高下”之疑问、认为严羽“参学之功少也”之论，乃忽视了严羽与宗杲禅学的因缘关系，此为误区二；清钱振论“纯是傍人篱壁，拾人涕唾”[26]，如此之论，大概是未能参透严羽“以禅喻诗”之本义，未发现其于诗禅相通之义上的理论创建，尚且估之为误解之三。可见，前人对严羽的“以禅喻诗”的误解，都是在宋代与禅学、严羽与禅学、诗学与禅学之关系的把握上。不过，“以禅喻诗”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和表达上的含糊化也将是其歧见迭出的另一可探原因，“因为作为宗教的禅与作为艺术的诗，中间终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论比喻起来多么‘亲切’，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 [27]。但就严羽的客观条件来说，在把握好了这些命题中的相关关系后，不难发现其确实在以禅喻诗上作出了总结性的成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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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朝）刘勰著.陆侃如，牟世宗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 200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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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9.
篇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网络时代高校大学生‘深度阅读’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2400411041）。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3-0181-02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今大学生虽然无需“学而优则仕”，但在电视、电脑和手机等电子媒介几乎影响了每一位读书人的电子时代，大学生如何博览群书、开阔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浅阅读、读图与读网是当前阅读的主要特征。网络时代，我们正面临阅读转型。在纷纭繁杂而又丰富多彩的阅读世界里，是“浅阅读”“深阅读”还是“浅阅读+深阅读”，各高校大学生阅读方式的选择提上日程。
一、“深度阅读”释义
“深度阅读”是相对“浅阅读”而言的，以提升学识修养和理论思维、工作能力为目的的深层次阅读形式。“浅阅读”是指一种浅层次的、以简单轻松甚至娱乐性为目的的阅读形式。两者最大的不同为：“深度阅读”是沉浸式、有知识、有系统、有深度的阅读，即要有消化的耐性，有“俯而读，仰而思”的精神；“浅阅读”是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的阅读，轻松、有趣，“快速、、快扔”。身处网络世界的大学生读者，获取有用信息的来源多种多样。浅阅读符合大众流行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基本特质，但却有致命的弱点，即易把读者引向功利性阅读、思维能力弱化等边缘。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深度阅读是很危险的。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阅读的深与浅，不仅对一个社会精神气质的形成和走向至关重要，也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最佳途径。“深阅读”并非是敲门砖，但却是扩大知识面、增加知识量的最好手段之一。
二、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深度阅读”的现状
1.阅读的随意性。不论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在地铁月台，甚至上个厕所，都可以看到年轻人掏出手机翻点学习。看似抓紧点滴时间，其实只是利用微博、短信等来打发时光。这种利用手机、数字化的新型阅读模式，自2010年5月正式商用以来，以令人激动的速度不断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手机阅读的规模效应、长尾效应和二次发行的效应。这里人们阅读的主要目的变成了休闲和娱乐，整个社会沉浸在“悦读”的环境中，高校大学生也不例外。以手机为代表的数字阅读具有无限潜力，但数字出版内容的质量却不尽如人意：严重缺乏优质内容，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优质内容很难脱颖而出。市面上一些畅销书只是为了迎合目前读者追求轻松愉悦的阅读品味，极缺深度。这种“快餐式”的阅读，只会使大学生的见解与思考力像手中的读物一样走向浮浅，既不利于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不利于构建自己宽广、扎实的知识结构，甚至会泯灭民族的文化感受力。
2.阅读的从众性。大学生富裕时间较多。利用课外阅读扩大知识面、增加知识量、了解时事，是值得提倡的。不过，如今大学生已不是半世纪前的“纯读书型”，其阅读倾向波动性大，阅读内容不仅受个人需求、兴趣、文化意识所制约，而且往往受社会环境所左右。如社会上各种“文凭热”“考证热”进到校园后，学生疯狂地钻研、抢读英语和计算机等考级书籍；当时尚作家、作品被报道或被介绍后，高校学生又会热衷于谈论，带来“韩寒热”“穿越热”；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股市操练大全》等有关金融、股票书籍也深受大学生读者的青睐。一股股阅读热浪均说明社会宣传对大学生阅读倾向的指向性。但对教师介绍的古今中外名著，甚至作为作业要求阅读的作品，学生却不感兴趣。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要求越来越高，如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这些都需要大学生提早开阔知识视野，完善知识结构。“从众”的热衷也是大学生在阅读中时刻追赶着时髦、追求着热点的反映，这是当代大学生时刻关注新鲜资讯、通过零散的阅读来积攒谈资的一种表现。
3.阅读的娱乐性。在如今快节奏时代，有人认为，书不屑读，形成了以下局面：在书店里，最热闹的永远是畅销书。郭敬明、韩寒、蔡康永、何马等作者成为被热捧的对象。而古典名著、外国经典则往往鲜人问津，理由是晦涩难懂，没有时间。确实，大学四年，有些学生是学业、实习一个不能少，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些经典读物读起来又感觉乏味、吃力，即使需要“人文枝节”，也希望“快餐化”，用最少的时间读最多的名著。在学院图书馆里，已没有了“阅读饥渴”年代的影子，“上座率”远不如从前，一些同学基本没进过图书馆。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让他们选择轻松、愉快的课外阅读作为专业学习的补充和调剂。即使进到图书馆的大学生，要么浏览网页、网上聊天、进入各级网络论坛、玩网络游戏等；要么怀揣英语书，把图书馆当成了“自习教室”；也有些同学到图书馆借回很多书，但大多数书只是随便翻翻，甚至原封不动归还了。于是有人喟叹现在的阅读状况是：最该读书的时候不读书，最该读书的人不读书，最该读的书没人读①。
4.阅读的功利性。就业压力的增加，社会竞争的激烈，促使大学生认识到只有逐步完善自己，才能拥有竞争优势。许多学生一进大学校门就开始为就业做准备：英语四、六级证书，电脑二、三级证书，雅思、托福考试……目前，社会对大学生能力、才华的评价，确实有误区，证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种职业水平和技能。据抽样调查显示，学生的公务员书籍、考研书籍占据排行榜很大比例，一些辅助学习、就业求职的工具书也占据榜单，甚至介绍英美风情便于留学的书籍也高居榜首，成功励志类书籍在大学生中也比较受欢迎。大学生的课外阅读，当前已经形成了“英语+计算机+专业知识”的阅读模式。
存在即合理，但过于实用、功利的阅读，与社会对人才类型的需求是不符的，与教育界提倡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的初衷是相悖的。这种呈现的越来越明显的实用性、工具化倾向的阅读，只能是“过日子时代的大众阅读”。
三、拯救高校大学生“深度阅读”的对策
1.克服阅读障碍，培养阅读意识。复合型应用人才需要有学识和思想。而文化思想的厚重积淀，又需要有“两句三年得，捻断数根须”的执著探索。现在的年轻人，阅读需求往往由兴趣所致，为了更多更快地获取信息，往往选择卡通、动漫和图多字少的读物，比较注重直接的感官感受和刺激。因此，拓展网络图书阵地，培养大学生阅读的自觉意识，是克服阅读障碍的第一步。
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也是大学生课堂教学的延伸、扩展和深入。图书馆应给不同专业的学生读者提供共享软件、引擎网址、信息咨询、阅读心理咨询等服务②，使院校图书馆发挥阅读的“摇篮”作用，并形成“蝴蝶效应”，让更多的学生读者对图书馆有依赖感。同时，可以开展一些有趣的读书活动，吸引学生读者的阅读意识。如“我喜爱的图书”“中外名著欣赏”“阅读征文比赛”等活动，让学生在愉快中读书。事实证明，想改变现在大学生几乎零阅读的状态，要坚持精读，必须强化学生对真正“课外读物”的全方位的认识，提升经典著作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最终培养起真正的阅读兴趣。
2.把握阅读需求，保持阅读兴趣。阅读改变人生，“悦读”延伸世界。大学应成为塑造人文精神的大本营，广泛涉猎书海，特别是对文学名著的鉴赏，除了学会表达个人情感外，更能以丰富的内心与这个世界对话。而了解世界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每个人的兴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阅读的内在动力。而青年时期又是读书的黄金时期，应在美妙的大学时光，开启记忆闸门，根据每个人的学习目的、任务以及个人兴趣爱好拓宽知识面，以渊博的知识去适应和面对未来社会的需要和挑战。在大学生拥有知识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要求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既要不断向数字资源库输送新的、高质量的信息数据，又要提供适合大学生读者网络阅读的资源。图书馆工作人员要根据不同年级读者的需求，查找其所需要的文献信息资源，对文献信息资源进行综合开发、重组、整合、加工，设计出更多学生感兴趣的网页，使其自我认识、自我选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3.平衡各种媒介文献，提高信息获取能力。扩散式学习，接触的信息面广，但深度不够。挖掘式学习，需要耐心、深入地思考和逻辑性论证。 首先，对接传统阅读和网络阅读平台。传统阅读与网络阅读的读者究竟孰多孰少？一时间很难断定。对阅读者而言，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只是意味着宽泛的各取所需和不同的阅读。它们泾渭分明，但能够同时存在。所以读书还是读网，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阅读习惯的改变以及读什么内容。确实，网络读物，信息海量，阅读方便，改变了单一的文字或静态的图像的表现形式。但要避免数字阅读可能带来的“浅阅读”倾向，将信息化为知识，碎片化为体系，又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让沉浸式的“深阅读”在电子世界里觅到栖身之地，这是电子界今后努力的方向。而传统阅读最能表现和传达细致入微的情感和深刻思想，对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能产生新思想、新概念，从而实现对作品意义的创造性阐释。因此，传统阅读是满足人类高级精神追求的必要途径。当今大学生读者应在饱览纸质书的基础上，辅以网络阅读。
其次，对称专业知识与广博知识比例。科学的发展日益突显出交叉、融合的趋势。能否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的有关知识、方法，去思考、研究、解决综合性问题，成为当代检验一个人能力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专业知识结构的独特性与现代人类对人才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要求各专业的大学生在其求学过程中，必须专业阅读和综合阅读有机结合，使内在的智慧、思考力、想象力、审美力、批判力、创造力开发出来。一般认为，网络时代的大学生，网上阅读和传统书本阅读都是必需的，两者之间只有分立，没有对立。对于当今大学生来说，只有建立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平衡使用多种阅读媒介，才能具备更高的阅读能力，迅速、快捷、准确地获取所需信息知识。
4.激励阅读机制，拓展阅读指导。尽管阅读是一项私人体验，然而，更需要被组织与被激励。分享阅读，不是一种姿态，而应是一种常态。阅读指导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图书馆导读制。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条件，通过对大学生阅读心理、阅读兴趣、专业特点的了解，开展导读服务。可以建立专业网页，可以进行新书推介，可以采用组织方式来纠正大学生的不良阅读倾向，从而树立正确的阅读行为。
教师指导制。教师的主导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中，还应该在学生课外阅读中发挥影响。尤其是文科老师，更应提供给学生围绕课程学习的阅读计划。教师开出阅读书目后，要定期召开学生阅读座谈会、交流学习体会，一来扩大阅读范围，二来检查阅读效果。
个性化药方制。随着社会的日益多元化与信息渠道的畅通，网络时代的大学生更多一些自主选择的机会；随着大学生阅读地点（食堂、走廊等）的选择出现多样化，阅读习惯也趋向个性化。而人文类的课外阅读，又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提出具体不同的阅读要求。尤其是面对面地讨论、交流，印象会更深刻，也更具针对性。若能形成“读书+交流+思考”的模式，那么阅读也可以成为一个“活”的、饶有趣味的过程。
5.扩大图书文献，营造阅读氛围。第一，图书馆要多向大学生推荐阳光健康的网站。网络时代拓宽了大学生阅读的空间和渠道，但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也容易被一些判断力弱的大学生吸收。所以图书馆要建立网络信息资源讲座，指导大学生网络检索能力和网上信息资源的使用能力及辨别能力。第二，图书馆要继续加强传统优质文献的购买和推介。高等院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这个任务要求图书馆藏书除突出专业特色外，对新学科、相关学科、边缘学科及与教学相关的图书都要增加购入数量。既能满足学生专业教育的阅读，也能满足学生通才教育的阅读。第三，营造怡人的读书氛围。一方面，需要图书馆营造健康向上、安静舒适、具有吸引力的读书环境；另一方面，需要采编部精心组织文献资源建设，杜绝品位低下的文献进入图书馆，还需要图书馆根据需求提供服务，使图书馆成为大学生们“慰藉心灵的小站点”。
四、结语
作为网络环境下的大学生，有的喜欢浏览网页，有的喜欢睡前读书的感觉。其实不管是“深阅读”还是“浅阅读”， 只要在阅读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其行为也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虽然网络媒介具有传播的快速性、时间的自由性、空间的全球性、传播的交互性和方式的多样性等特征，但只要“深度阅读”，就能“打破时空的界限，克服个人生命的有限范围”；虽然到了大学还在收复人文精神失地，但只要把阅读习惯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为此，要引导大学生从全面发展的角度设计自己，增加阅读量，平衡阅读比例，扩展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多种阅读媒介的共存，既是必需的，又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一种精神上的营养丰富的组合套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