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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篇2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 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 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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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基本理论和必要性
1.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内涵
总体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首先，长三角地区汇聚了我国众多经济发展领先的地区。其次，长三角的GDP占到了我国GDP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以近百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接近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其经济实力和生产水平，可见一斑。
2.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的国际化进程逐步加快。自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上的制造业开始迅速的向我国拓展。特别是我国的长三角区域，是制造业进入最早也是最密集的地区。外商的不断涌入，也促进了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我国面临经济转型期的背景下，企业的市场化路线愈发明显，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起新的协作关系。在此期间，长三角区域的产业模式进一步发生转变，很多民营企业开始集中到上海寻求更大的发展平台。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原来长三角之间的竞争关系慢慢的转变为合作关系。企业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现状探究
在整体的发展进程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都处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为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随着该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地区的综合实力也在不断深化。
共同建设和共同发展的理念，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双赢，为各种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自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就一直处于高速的发展之中，产业升级和转型突飞猛进，造福了这一区域的民众。
1.产业结构趋同，经济效益不高
在长三角的16个城市中，有12个城市主打的产品是电子产品，以汽车为主的有11个城市，石油行业占较大比重的有8个城市。高科技企业几乎遍布了长三角的每个城市。与此同时，长三角区域还存在产业发展上没有进行统一的部署、各种产品或者生产链条重复较为严重的现象，对长三角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基础设施重复建设
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各个地方之间的有形或者无形竞争变的日益激烈。这样，之前政府已经规划好的路线和方针就需要进行重复的改造。例如，长三角地区港口建设的争端，使得政府不得不对这个地方进行重复建设，这样就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这对于国家的或者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均非常的不利。
长三角的问题不但体现在产业结构趋同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这两个方面，它们只是在建设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从另外一个方面上来说，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是政府配套设施安排不完善导致的。随着问题的深化，解决问题的手段自然就会出现，国家也在不断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支持和规范这一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以推动这一地区的发展。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中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为长三角地区各大经济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条件，经过几年的发展，各个产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经济的不断发展，首先需要面对的是金融问题。在对长三角地区进行经济一体化建设时，需要加大金融对长三角地区的支持力度。让合作双方都达到一种双赢的状态，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需要将得到的资源进行最为合理的配置，只有这样，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才能够稳步发展，并不断地登上新的台阶。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中金融支持的现状
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支持一直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在信贷市场上，银行贷出去的款项中，有65%流向长三角地区。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需要的资金需求量就会越来越强大。在资本市场上，近年来，股市瞬间走向了整个长三角地区，12年从境内外证券市场筹资543亿元（其中货币资金340亿元、实物资产103亿元），长三角地区的融资量在不断的扩大。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开始出现一系列相配套的中介服务机构，将其产品衍射到长三角以外的区域。这样，就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涌向长三角地区进行综合性的投资。
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在我们国家设立相关的金融机构，很多比较大机构的总部都设立在上海等中心大城市里，银行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为证券机构和各种基金公司提供了一定金融保障，同时也为长三角地区进行融资提供了一定的路径，融资的选择面就显得更加的广泛。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1.银行信贷力度不足
银行信贷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中小型企业一直都是长三角经济力度发展的支柱，但是由于金融市场复杂多变，长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要求很难得到满足。目前，银行的信贷主要流向规模大的企业和城市以及行业。同时，中小型企业所具有的贷款金额零散、数量小、次数多等特点，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收取的利息比较高，并且其进行贷款之后承担的风险比较大，这样，大大的降低了中小企业向银行和各种信贷服务机构贷款的欲望。
2.资本市场融资难
随着中小企业板的开动，在长三角地区，直接融资的比重在逐年的增大，股市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下发展。由于证券市场门槛高，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公司的债券进行融资活动，在社会上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显得非常的有限。资本市场中，还存在缺乏多方面、多领域融资的困难，这样不但加大了其市场融资的风险，并且让中小企业在市场中进行融资显得更加的难以实现。
3.区域内资金流动受限
由于在行政上区域上受到一定的分割，资源想要进行调配所受到的限制很大，导致金融资本割裂，这样的严重后果就是金融价值无法充分的体现出来，使得上海具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而江浙地区出现了资金不足现象。
4.区域和行业金融发展不平衡
区域之间的经济在不断的改变，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平衡。金融经济开始变得一体化，在金融发展较早的地方，由于其具有比较强的地域性，早起就开始发展经济，显得比较成熟，因此，经济发展比较好。由于长三角地区各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行业金融方面，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显得非常的不平衡。
三、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金融支持对策
经济一体化进程关系到长三角地区的长远发展，是促进该区域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经济保障。各个区域之间进行友好的合作，就需要对这项工作进行不断的深化和探索，建立起一个具国际化路线明显的市场机制，同时，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对长三角地区经济进行扶持的时候，需要加大对其金融支持。
（一）促进多方面、多领域的区域协调
1.保持金融体系的相对独立性
如果想让长三角金融服务机构变得更加的完善，使其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进行区域的行政划分时，各个地方均应当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样才能够让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体系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以能够在经济的大潮流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2.提升长三角区域的金融竞争力
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深入，想要根据这一潮流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在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和监督管理。要想提升长三角区域的金融竞争力，首先需要做到把各个企业之间的发展战略提出来，将企业中的落后成分进行淘汰，选择最新颖的手段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这样，这一地区的金融竞争力就会不断的增强。
（二）依托创新金融，实现跨区域资金合作
1.建立长三角金融共同市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特别是形成占据核心地位的金融市场，这样便可以将得到的资源都进行最合理的配置。在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市场中，可以有效的对有实力和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和企业进行有效的支持。同时，还要注重对新型的经济以及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力度，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和产业的效益，在支持一些大型、有前途企业参与更广阔竞争的同时，还有效避免了以往传统做法中资金的浪费和投资的低效。
2.增强金融机构与企业跨区域呼应
一个有效的金融机构要能够对企业的经济需求、企业的融资提供有效的支持。对长三角金融机构而言，更是要满足一些涉及国际的经济活动。这种更高的要求，使得这种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跨区域呼应成为必然，从而建立有效的跨区域合作，实现资金的区域间流动，以便于适应快速的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交汇。
（三）实现区域内外的经济需求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汇贸易极其发达，资金的国际流通范围大、数量广，因而，实现有效的外汇管理以及外汇跨区域合作，对于长江三角洲的国际贸易有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进一步建立规范、有效的外汇管理制度，实现经济发展，满足长江三角洲区域对外经济的发展需求。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深入，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发展优势将会更加的明显，同时，在保税区的发展转型期，其拓展优势已成为必然，然而在现存的管理制度中，尤其是对外汇的管理，与长江三角洲的整体发展状况以及形式不相符合，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起着消极的作用。
针对这些问题，如果继续固守原有的管理方法和制度，那么，势必会对长江三角洲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管理工作中，要对长江三角洲的外汇管理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方法上的摸索，积极主动的与整体区域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需要相吻合，以此，为长江三角洲现在的飞速发展以及将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1.整合现有外汇管理政策
所谓整合外汇管理政策，是指要在适应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将原本不一致的外汇管理进行统一一致的管理，这样，有利于在长江三角洲所实施的一系列的政策的一致性和配套性，也可以在将来的管理中体现规范化管理，提高整体的管理效益，促进长江三角洲的进一步发展和外汇贸易。
2.保证保税区内企业正常经营购汇
要改变传统的做法，进一步减少限制，促进融资权力的平等，这样一来，有助于企业积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获取更多的利益，也有助于银行对于贷款金额的快速回收，从而，实现彼此间的互助双赢。
参考文献：
[1]嵇尚洲.长三角产业同构的效应、发展及演化[J].华东经济管理，2013，12（6）：78-80.
[2]苏永乐，陈鹏.城市圈发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长三角城市圈为例[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6（3）：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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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5-0065-05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外汇管理的现状
自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地区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从总量上看。“两省一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的4615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56710亿元，除个别年份外，该地区的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大大快于全国同期水平。从产业发展上看，2007年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全国总体水平低8.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分别高出全国总体水平4.3和2.3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92年的1474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3672亿元。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长三角地区目前正面临如何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从地区合作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市场体系、基础设施和城市布局之间的合作分工趋势日益明显，地方政府的主动介入，开创了更为广泛的合作领域(洪银兴，刘志彪，2003)，推进了地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加快(徐现祥等，2007，徐现祥，李郇，2005)。
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外汇管理作用日益显著。数据显示。该地区2007年进出口总额8453亿美元，是2002年的4.4倍。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402亿美元，是2002年的2.8倍。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的外汇资金流动快速增长。以上海市为例，各类外汇收入从2002年的451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154亿美元，年均增幅75％。各类外汇支出从2002年的449亿美元上升为2007年的2073亿美元，年均增幅72％。伴随涉外经济的发展，长三角地区外汇管理合作不断深入。三地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建立跨区监管协调新机制、加强区域内部的信息交流、实现外币资金跨区清算、积极开展专项试点等方式，开展了各项业务的跨区合作和协调监管。尤其是2007年《关于推进“长三角”地区金融协调发展的计划安排》出台后，成立了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分局在内的加强长三角外汇管理合作小组，确定了企业开立外汇账户和购付汇等七项具体工作内容。目前，外汇管理合作进展顺利，部分工作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当前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外汇管理的突出问题
(一)与产业分工和布局变化有关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产业分工和布局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生产网络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凭借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我国的产业和国际制造业之间大多处于纵向一体化的关系。这种垂直形态的分工体系表现在企业层面，就是一些企业或企业的分支机构开始专注于核心业务的生产和经营，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他专门从事该项业务的企业或部门。这种产业分工和格局改变了过去传统产业“小而全”的模式。促进了以供应链模式为特征的新型贸易方式的兴起。
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与“小而全”的企业经营模式相适应。延续了金融本身不能作为独立要素发展而形成的“钱随物走”的管理思路。在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方面典型地表现为“物资流和资金流必须一一对应”的进出口收付汇及核销模式，即每笔贸易必须同外汇资金划付一一对应，逐笔审核，其中涉及到的出口单位、报关单位、收汇单位、核销单位、核查单位必须完全一致。这就与新型贸易方式下物资流和资金流的独立运动产生了较大冲突。不利于企业的跨地区生产经营，也不利于上海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建设和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有关的问题
目前全球的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已占60％以上。每年FDI(国际直接投资)新增流量中，服务业约占三分之二。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五大率先提出了“现代服务业”的概念，此后，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六大报告和十七大报告又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目前，加快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进而促进长三角地区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就外汇管理而言，由于国内服务业总体水平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极有可能造成服务贸易国际收支的长期逆差，进而影响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由于服务贸易用汇真实性审核依据来自于税务等上游部门提供的各种凭证，在服务业市场逐步开放、税务等上游部门对服务贸易的行政管理手段放松或取消的情况下，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审核交易真实性的难度加大。加之服务贸易因其固有的虚拟性和价格的非可比性，极易成为外汇资金异常流动的渠道，严重影响外汇管理的有效性。
(三)与外部融资需求有关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仅靠内资已经无法满足建设的需要。如：建设以上海为中心、以江苏和浙江港口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不但涉及洋山深水港区建设，还包括对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以及推动长三角各大港口的协调发展，这些庞大的项目都离不开大量外资的投入。在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传统的利用外资方式对国际资本吸引力有限，因此应积极探索新的引资方式，包括规范和引导外国投资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以及向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股权融资、发行国际债券、特许经营权投资、项目融资等。
但就外汇管理而言，主要面临如下问题：第一。从有效利用外资的角度看，一方面对数额巨大的投资项目，由于对本外币资金(尤其是外汇)的需求量已超出当地银行的经营能力，亟需区域内多家银行以银团贷款形式联合提供融资；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的跨地区经营。中资银行的配套服务也逐渐延伸到异地。从而产生异地贷款需求。但是受中资银行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域开展业务和《贷款通则》对中资银行开展异地贷款的限制，以上业务要么无法开展，要么经过繁琐的手续后才能得到批准，降低了外资利用的效率。第二，从拓展外资利用方式的角度看，对于引人国际产业投资基金、项目融资、海外上市等国际通行的投资手段，目前尚未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外汇管理方式。而且对于外资参与兼并重组，现行的政策法规也难以满足外资并购资金结汇的合理要求。第三，从借用外债的角度看，受非金融机构开展资金运作的限制。公司总部的资金管理中心无法集中境内所有子公司的外债额度，无法以规模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取得较低成本的资金，然后拆借给各地子公司
使用。
(四)与内源融资需求有关的问题
内源融资主要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留存收益的配置。研究发现，在工业化国家，内源融资甚至比通过金融市场和银行的外源融资更为重要。我国的实证也表明。跨国公司在华企业获得资金也主要依赖于内源性融资。一个主要的表现是，随着地区总部和加工生产基地在空间上的分离，跨国公司对内部资金进行集中管理，通过对内部交易相关的资金流进行统一管理，优化资金头寸配置，并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实现对汇兑风险的控制。
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跨国公司实现对内部资金的集中管理，但在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难以充分实现。目前，外汇资金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的流动特性仍然受到一定管制，例如限制境内无贸易背景外汇资金在账户间划转，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内部难以及时自主地在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之间调剂外汇资金余缺。往往导致一部分子公司资金富余，却无合适的投资渠道或受公司总部限制不能自主投资，只能存入银行获取微利；而另一部分子公司资金短缺，不得不以较高成本向银行申请贷款。这种资金分布不均、但又不能及时调剂余缺的局面，造成了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整体外汇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尽管跨国公司也可以通过委托金融机构贷款和设立财务公司等手段实施资金集中管理，但由于成本大、费用多、周期长，所以使用效果有限。
(五)与加快企业“走出去”有关的问题
在正常经济循环运行的条件下，随着经济开放政策力度的加大，一个国家加入国际资本流动。必然要走过从不成熟债务国――成熟债务国――债务减少国――不成熟债权国――成熟债权国这五个阶段，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2000年，我国首次将“走出去”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
目前外汇管理对国内企业“走出去”的限制已经放开，但对“走出去”企业的后续金融支持力度仍不够。具体来看，第一，从融资的角度看，由于我国新成立的境外公司在境外银行往往没有信用记录，加之资本规模有限，因而从境外银行融资非常困难。虽然外汇管理政策允许跨国公司境内母公司向境外投资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但对绝大多数从事境外投资的中资集团公司来讲，门槛较高，操作性不强，无法解决大部分企业的困难。第二，从担保的角度看，目前外汇管理部门开展的“内保外贷”业务虽然在一定程度解决了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担保难的问题，但由于审批手续复杂，操作时效性差，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而且还占用境内母公司的信用额度和反担保资源。因此，多数企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仍采取母公司垫款方式。
(六)与非法外汇活动跨区域化有关的问题
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各类管制逐步淡化和经济自由度不断扩大的过程，在市场效率提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一些地下钱庄活动就往往涉及多个省市。加之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扩大、频率提高、资金大进大出的风险加大。此外，打击由恐怖活动、走私贩毒、逃税漏税、等滋生的黑钱交易问题也不容忽视。而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外汇管理部门为“三地五局”的机构设置局面，分别负责监管在当地注册的企业和银行的本地外汇业务，不利于对跨地区外汇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
三、大力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外汇管理总体思路
(一)及时更新管理理念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能只依靠区域内部的自身推动，而应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协调作用下实现较快发展。外汇管理既涉及微观层面的收支管理，更是开放经济下宏观金融管理的主要内容。为此，外汇管理部门必须立足宏观，加快改革创新步伐，提高外汇管理效率，真正成为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整体性目标和阶段性推进相结合，有计划、分步骤、有重点地推动各项工作，深入研究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外汇管理需求。在整体规划基础上，密切配合其实施进程，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积极稳妥地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整个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前期阶段。重点是在现行外汇管理基本框架下，大力减少办事环节，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透明度，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在中期阶段，外汇管理要由直接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管理模式，争取实现大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长期目标则是：基本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完善人民币可兑换后的外汇管理。
(二)改进外汇管理方式方法
从本质上说，外汇管理属于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经济问题，但多年以来，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部分管制的外汇管理体制下。确立了以行为监管为基础的监管框架和法规体系。这种偏重行政化的运作方式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相悖。因此，外汇管理要由现行以行政审批为主的直接监管方式转向间接监管方式。逐步减少行政手段的使用，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引导外汇资金有序流动。要遵循市场原则，凡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由市场解决；暂时难以解决的，应创造条件由市场解决。同时，应逐步实现外汇管理和市场调节手段的有效搭配，通过适度的外汇管理宏观调控，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
(三)完善外汇管理的宏观调控基础
发展外汇市场既是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外汇管理宏观调控的需要。由于外汇市场容量小、与货币市场关联不大，导致了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作用发挥有限。这也是目前外汇管理宏观调控难以启动而不得不在较大程度上维持行政方式管理的一大原因。目前的外汇市场只是银行间的头寸市场，且只有人民币与美元、日元、港币、欧元和英镑五个交易品种。今后要不断丰富业务品种，大力培育货币经纪公司等市场机构，努力吸引金融机构将外汇交易转移至国内。稳步推进外汇市场产品创新，丰富柜台外汇市场避险保值衍生产品，推广远期结售汇、外汇套期保值、远期交易等业务。
(四)夯实外汇管理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要更新和完善外汇法规政策，给予市场主体稳定合规经营的法律框架和预期。便利市场主体了解和执行。面对外汇形势多变、速变的特点，要在保证监管基本政策稳定、连续的情况下，合理把握政策调整的方向、力度和时机，增强立法和执法的透明度，为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外汇法制环境；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和提升电子化监管平台，为简化管理手续、转变监管方式、加强外汇资金流动监测、提高预警分析决策水平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四、近期促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外汇管理对策建议
(一)逐步消除妨碍企业和银行跨地区经营的外汇管理政策障碍
1、在进出口核销监管方面。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推进，各地分工协作不断加强，产业链不断完善，相应的资金运作与商品生产
销售在空间上的分离程度越来越大。因此近期要通过改革，实现货物贸易外汇管理由企业逐笔核销向外汇局总量核查转变、由现场核销向非现场核查转变、由一般的具体行为监管向主体监管、重点管理转变。
2、在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方面。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很多非贸易用汇需求，一些合理的用汇需求因为没有明文规定或缺乏相应的凭证而不能得到满足。在当前还难以出台一套完整的政策法规的情况下，建议总局正式对分局授权，以解决一定金额以下的特殊用汇审批问题。同时，分局要建立相应的集体审议制度，完善内部管理规定，并加强内部审计。
3、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资企业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国际资产价格回落的情况下，应继续完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在简化相关手续、放宽跨境融资限制的同时，便利境内企业“走出去”所需外汇资金的获取和运用。可以根据企业资信、财务状况和外汇收支情况，建立中资企业境外投资分类监管机制。
4、在完善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管理方面。可考虑进一步放宽外资跨国公司和中资企业集团集中管理境内成员公司闲置外汇资金的政策。例如，完善跨国公司外币现金池的管理模式，银企可以通过签订委托管理服务协议办理成员公司间的外币资金划转，减少因办理委托贷款而产生的税费。允许外币现金池内的资金在符合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可通过银行办理远期结售汇、掉期等汇率避险交易，更好地发挥现金池的功能，降低企业资金集中后的汇率风险。对于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内部外汇资金的跨境集中运作，在我国资本项目未完全放开、汇率形成机制仍需完善的情况下，要逐步创新外汇管理手段，既尽量满足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内部合理调度资金的运营需要，又要有足够手段确保外汇资金跨境流动在可控范围内。
5、在不断满足企业和银行的跨行政区经营需求方面。随着国内市场向外资银行的完全开放。应尽快取消对中资银行经营的不合理限制，允许中资银行跨行政区向异地客户提供服务，促进中资银行拓宽服务范围。要进一步完善外资银行主报告行集中管理境内分支机构的结售汇周转头寸和外债额度的政策，增强现有政策的可操作性。要不断简化手续，方便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在异地开立外汇账户、进行异地收付汇。
(二)打破长三角地区外汇分散管理现状，促进外汇监管合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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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中的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是基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不断完善的重要过程。区域市场秩序是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地方行为对区域市场秩序的形成及由此造成的对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影响有复杂的机理，本文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地方政府行为、市场秩序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三者之间关系有更深入认识。
一、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市场秩序的形成
（一）区域市场秩序形成的内生论和干预论
关于政府行为与市场秩序的关系，学术界并无定论。一般认为：市场秩序就是一种交易关系，是由法制规章给予保障的市场交易关系。也就是以法律、法规、章程、行业制度等形式进行规范，对市场运行的各种利益主体给予具体规定。区域市场秩序就是由法律规章等制度来进行保障的区域市场交易关系。但是，对区域市场秩序的本质，也就是说它到底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自发形成的约束关系，还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通过施加特殊影响而形成的市场关系，这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事实上，关于区域市场秩序的内生论和干预论，也就是说区域市场秩序主要是自发秩序还是后天形成，这对宏观调控的思路产生重要影响。它决定了政府在处理自身行为和发展市场中的优先秩序。即政府调控和市场规范孰先孰后。关于区域市场秩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理念，在政策层面会对微观经济产生千差万别的效果。
不过，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作用，学界的认识还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在市场秩序形成和维护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这是因为：首先，区域市场秩序无论是内生论还是干预论者，都不可能否认地方政府的力量对市场规则、规章制度等的执行、监督、推广和完善，缺乏政府力量，单靠市场主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中的趋利导向（比如导致市场秩序失灵和无序竞争）。其次，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则、章程和法制，基本都是由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组织制定、颁布和实施。这就导致了市场秩序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融合和体现地方政府意识，包含着地方的主体利益。再次，作为区域市场经济秩序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地方政府在维护和推动区域市场秩序建构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地方更容易从区域经济的实际状况出发，降低区域交易成本市场，推动交易双方达成契约，推动市场信息更迅速、便捷的传递以及切实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有高度信用的地方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契约保障，它的存在使市场主体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创造良好的信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可以从良好的区域市场经济秩序中获得利益，比方说区域经济发展的繁荣，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财政和税收收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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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某个区域内不同城市制度变迁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各具特色，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区域范围内的城市都出现了发展模式基本融合，都市连绵带凸现的趋势。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中，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城市化，城市化又反过来影响地区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城市化必然是后发展地区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
（一）城市化有助于后发展地区跟上区域经济步伐
城市化以其发挥核心城镇聚集效益、规模效益和扩散效应的功能，推进地区产业集群化。而地区产业集群化，即空间集中和产业链集群，能有效降低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同时降低能耗、减少排放，提高产业技术创新水平，推动地区发展循环经济，获得基础设施利用经济。这些为后发展地区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空间平台，直接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内涵式增长。最终成为推动后发展地区跟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强劲动力。
（二）城市化有助于后发展地区参与区域分工合作
从国际城市发展的历程看，城市发展一般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从一个孤立中心，到区域乃至全国中心，再到国家大都市区和融入大都市连绵区，形成区域城市集团。也就是说，城市化是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发展出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城市群或大都市圈，通过其强大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有效带动区域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实现以城市群带动城市化的跨越。地区加入区域城市集团带动的城市化，能够推动地区城市完善地理上的合理布局和职能分工、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的最优化以及成本与收益的均衡，对地区城市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尽快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有很大的帮助。
（三）城市化有助于后发展地区与区域经济文化的融合
城市化过程是社会文明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城市化带来的地区内城市岗位分工细；信息密度高，传播快，为社会成员就业提供的机会多，选择的空间大，实现个人价值的概率高，是吸引区内外劳动力资源和高级人才流入的基础。城市化带来的地区内城市的教育资源配置好，城市文化娱乐、卫生体育、环保、社保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完善，是吸引区内外劳动力资源和高级人才流入的动力。城市化带来的地区内城市的人口素质较高，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法制和管理体制相对完善，是吸引区内外劳动力资源和高级人才流入的根基。城市化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文化与区域经济文化的融合，有助于后发展地区真正融入区域经济实现一体化发展。
后发展地区城市化现状模式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随着新兴工业化的发展步伐显著加快。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原始积累，市场空间特别是土地空间基本开发完备，它们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型升级。这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包括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后发展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靠近北边的清远、东边的惠州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的产业转移和扩散。但依靠产业转移和扩散带动起来的这些后发展地区仍存在着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现状，属于滞后城市化发展模式。这严重阻碍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健康发展。其中，后发展地区形成滞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原因有：
（一）经济方面：工业化水平低
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是：随着区域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相应提高，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向城市迁移并引起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工业化进程诱导城市化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为工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吸引工业企业进一步集中，城市化反过来促进工业化进程。但是后发展地区工业化并没有完全实现与城市化的互动。一是工业结构中资源性产业占主导。资源性产业对劳动力特别是高级人才资源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二是工业化程度低。一些地区工业增长仍然以粗放型为主，生产能力在低水平上扩张，成本高、效率低、产品质量差、竞争力弱，且布局分散，发展滞缓，市场开拓力不强，造成当地工业低水平发展。工业低水平发展对第三产业带动能力有限，制约了市镇人口比重的提高速度。三是工业园区建设落后。工业园区定位低，准入门槛低，园区缺乏规划性，配套服务设施不健全或不到位，管理服务机制较差等，制约了地区规划建设水平。这种三重制约最终导致后发展地区城市化进程滞后。
（二）发展方面：动力不足
城市是一个人口、产业、技术和服务高度聚集的空间区域，各种构成要素通过有效配置产生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乘数效应。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对促进地区城市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一些地区忽视了中心城市发展带动力和城市网络的营造，造成地区城市化水平整体滞后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发展缺乏特色。一些地区在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比较重视“硬件”设施建设，却轻视城市软环境建设，如：文化建设。城市高楼林立、道路宽阔、通讯发达，现代化设施齐全，但城市整体风貌基本雷同，同质化比较严重，缺乏发展魅力。二是总体规划不适当。有些城市在做总体规划时不根据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要么缺乏长远目标、规划陈旧落后，要么贪大求洋、规划盲目超前。结果造成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下，耕地绝对数量减少。三是城市功能缺乏互补性。地区城市无论大小，五脏俱全。无法形成功能互补、各显神通的城市网络。这严重制约地区城市化发展。
（三）观念方面：定位缺失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着城市化进程。由于受行政因素的影响，城市基本上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薄弱。改革开放后，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密切了，但竞争通常超过了合作，各个城市仍然是孤立发展的，经济腹地基本上局限于其行政辖区范围内，诸侯经济特征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东部地区很多城市经济活动已经超出了其行政辖区。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城市之间出现了协调发展的趋势。尤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一体化进程加快。例如，京津之间城际高速列车的开通，长江三角洲城市联盟的建立，珠江三角洲城际公交网的发展等，都是在朝着一体化方向迈进。但一些地区管理者并没有认识到良好的城市化发展必须定位于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高度，反而限制了城市集群化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清远市：后发展地区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城市化战略
清远市位于广东省西北部，属于环珠三角区域内最临近珠三角的一个城市，是广东省经济后发展地区。1988年建市，2004年以来其城市综合实力也从全省的后几名发展成为广东省工业十强市和全国地级市综合增长竞争力排名第一的城市。但清远市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到2010年，清远市城市化率为47.5%，与全省的66.18%和全国的49.68%差距甚大。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国家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已达到70%。而2010年清远市人均GDP已达4000美元。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成为清远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根据木桶理论，木桶容量的多少取决于短板的长度。因此，未来清远市要保持这种经济增长势头，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必须把短板补长。
（一） 城市化是清远市发展的战略选择
1.清远市面临着城市化的难得机遇。清远市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和抓手有两个：一个是最大限度地承接珠三角的产业和人才转移，再工业化；另一个是产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再城市化。因此，清远要牢牢抓住这一良好时机，以城市化为主要手段，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推动地区城市化，实现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和谐发展。
2.城市化将为清远市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文明发展进程，加快城市化进程将为清远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和难得的机会。当下，清远的发展仍以外源性经济为主，内源性经济规模较小发展较慢。加快城市化可以扩大内需，大力发展内源性经济，为清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据估算，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可以带动50万元的投入。到2015年，清远城市化率达52%。按照静态计算，每年将增加14万城镇人口，相当于增加705亿元的城市功能配套投入。以房地产为例，每个城镇人口居住面积为30平方米，每年需增加420万平方米。若按照每平方米2500元造价计算，每年仅新增人口就可拉动房地产产值达105亿元。
3.城市化是“四化”发展战略的载体和原动力。“推进四化进程，建设幸福清远”是清远市政府对“十二五”清远经济和社会发展定位的主题和核心，而城市化是“四化”的载体、原动力和发展方向。首先，城市化为工业园区化提供土地和人才支撑。城市化可以减少农村人口，缓解土地供给和发展工业需要用地的矛盾，为发展园区化工业提供土地支撑。城市化也为发展工业引进人才提供条件，有利于吸引人才到清远定居创业。其次，城市化为农业产业化提供空间和消费市场。只有减少农民，农村才能打破小农经济的格局，发展规模农业和效益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同时启动和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内需。再次，城市化是管理人性化的重要支撑和发展方向。城市是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人类文明的高地。管理人性化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幸福清远的人本理念。只有最大限度地推进城市化才能最大限度地为清远人民提供富裕文明的生活质量和环境，从根本上体现了人性化。
（二）清远市推进城市化的基本路径
1.教育的推动。教育是城市化的原动力。城市化最大的瓶颈和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教育的功能是可以把农民培养成为具有高级专业知识或专业技术的人才，也就是可以把农民变成市民。清远市已于2010年提前一年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在校生已达到18.33万人（其中高中一年级7.35万人），毛入学率达93.08%。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7.5%。可以说，单就教育这一项，每年就约有3.2万（按每年级6.11万人的52.5%计算）以上的农村人口变成城镇居民。这些人结婚之后，按照1：1的比例把父母接到城里，每年就可以有6.4万人在城镇居住。为此，必须巩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加快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努力争取到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36%（全省平均水平）以上。同时，改革以往的户籍管理制度，放松农民工进城户数限制。逐步实现进城农民工及子女享有与市民在职业稳定、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同等待遇。使进城农民真正成为市民。
2.工业化的推动。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为城市化提供资金来源和物质基础。首先，工业化是城市化的重要支撑。当前，工业是清远市财政税收的最重要来源。其次，就清远市现阶段来说，工业是人才集聚的最重要载体，是解决劳动力就业的最重要的产业。因此，在“十二五”期间，清远市必须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必须再工业化。清远市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已经有良好的产业基础，能够最便捷地承接珠三角的产业和人才转移。可以借助“双转移”珠三角腾笼换鸟的历史机遇，向珠三角借力、借脑、借势，加快与珠三角的产业、人才、基础设施的对接，加快与珠三角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3.城镇特色化的推动。城镇特色化是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城镇特色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区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必须遵循城市化发展客观规律，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以中心城区为依托，以县城和专业镇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的城镇体系。特别要建设好中心市区，把市区建成华南休闲宜居名城、富有南国特色的湖城和生态之城。二是城镇的产业特色化。每个城镇必须有自己的产业特色和优势，错位发展，扬长避短，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三是城镇的文化特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是一个地区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所在。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善于挖掘、保护人类物质和文化遗产。如：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
4.现代服务业的推动。现代服务业发达是城市发达的重要标志。发达城市，如北上广深，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很大，达到65%左右。清远市在调整转变产业结构上任务艰巨，同时第三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大有可为。一是这种发展生产业，促进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除了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之外，还包括知识经济、会展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教育事业、信息产业、房地产业、城市基础设施等。现代服务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同时也为国家创造大量税收。二是大力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存在着二元结构，必须在政策和制度顶层设计上予以高度重视和解决。当前，必须致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和进程。这样，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建立覆盖城乡的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交通、通讯等的公共服务体系等。
5.城市规划的推动。目前，广东省广州、深圳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佛山、珠海、中山、东莞等城市也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城市化水平与当地工业化水平不相适应，城市转型严重滞后于产业转型，造成当地综合承载能力不强，产生发展瓶颈。对此，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加强城市规划与产业规划的衔接，完善城市产业布局，推动城市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清远市城市规划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新倾向，从三个方面实现城市规划与产业规划相衔接，促进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
首先，城市规划要加强城市功能定位。按照广东省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清远属于重点发展地区。清远要主动融入珠三角，就必须启动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新体制和机制。要通过本地区城市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各县市区发展的定位和功能分工，如清远市下属的8个县市区分别要重点发展哪些产业，限制发展哪些产业，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有序的流动和配置。同时，要定位于做好珠三角后花园的城市发展理念，建设好生态屏障，保护好青山绿水。
其次，城市规划要注重工业园区规划。珠三角企业到清远投资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技术合作和经济增长点。清远已成功地引进珠三角企业进驻清远，并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如深高速、碧桂园、建滔集团、约克空调、万科地产、樵顺地产等。清远2010年GDP达到1112亿元，但人均GDP和财政收入不到全省平均水平。今后，清远仍需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高科技产业，优化清远的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清远必须提高本地区工业园区规划水平，将工业园区建设成为企业生产的舒适场所、员工生活的温馨家园。因此，将工业园区作为另一个现代城市生活新兴区来规划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也是当地吸引外来企业到当地投资设厂，做大经济堆头的重要措施。
最后，城市规划要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基础设施是清远融入珠三角的纽带、桥梁和必要条件。目前，已经产生广佛同城化效应，清远要主动融入珠三角，就必须先实现广清佛同城化。广清佛同城化，将进一步推动三地经济、技术、文化的合作和交流。基础设施融入珠三角后，清远将成为珠三角点轴线中的北极。走西线，自清远可以直通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澳门。走东线，可以直通广州、东莞、深圳、香港。清远市要充分利用广佛同城化的机遇和效应，加快中心城区的建设，用建设大都市、大城市群的理念，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主动对接。
结论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珠三角抓住了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外资推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空前成功。随着“中东、拉美、非洲等提供原材料东亚制造美欧消费”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危机形式被瓦解，珠三角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将不得不进行调整。根据国务院《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要求，在新形势下，珠三角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这是该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当前保持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和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需要。而作为环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范围内的城市，要在新时期下更好的参与到区域、国内甚至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必须利用好毗邻珠三角区位优势，通过与珠三角地区经济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带动自身经济发展。清远作为其中一员，又是广东省经济后发展地区，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除积极转变角色参加区域分工，更要通过加快地区城市化进程，全身心投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去。这才是后发展地区赶上时展的步伐，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本质。
参考文献：
1.李嘉岩.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5)
2.何燕.论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J].商业时代，2010(22)
3.黄顺江.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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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背景及作用
当今社会，互联网从出现变得到人们广泛关注，经过这几年的飞速发展更是改变了商业，政府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现在他是一种新技术具有巨大的变革能力这便是 “大数据”。大数据（big date），或大量的数据，大量的数据信息是指手动所涉及的数据量太大，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捕获、管理的过程，成为一个人类可以读取数据。大数据出现以后影响巨大，他给很多行业打开了一道信息大门，其中爆炸的数据更是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机会，减少了许多盲目的资金投放而且大数据的倡导者认为，处理大量的数据，并不是和因果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只要从大量的甚至杂乱无章的数据信息中提取出有关的信息即可。从而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和财力[1]。
在大数据时代，“用数据库（ 包括教学效果、图书资料、办学经费、仪器设备、专业和课程、教学水平、学校情况、学生基本情况等数据群组信息） 可以达到全面监控教育质量的目的，形成动态的、全面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可见大数据对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或数字化教育信息平台建设至关重要。从京津冀三地的教育资源一体化配置角度看大数据可以极大的减少各高校老师之间的交流，联系学习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2]。
二、京津冀高等教育可以形成教育一体化的现实依据
京津冀是一省嵌两市的地域， 以北京，天津为两个核心以河北为辅助，京津冀之间地域相互连接文化内容相互交融，这本身就为京津冀教育一体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且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京津冀三地各政府和各行各业都在凭借自己资源优势，齐心协力相互帮扶，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自2005年以来，河北省首钢曹妃甸，批准进一步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资源同时，能源、生态、产业、交通等领域的发展和建设没有限制，特别是从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秦皇岛、石家庄到天津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一切物质基础为一体的高等教育[3]。因此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经济基础，加快了京津冀教育一体化的发展。
京津冀区域有着其他区域无法相比的丰富教育资源。北京既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信息中心， 又是全国高等教育得中心。据统计，目前有32个附属学院，北京市，私立大学的总数超过200所学院和大学，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学位，文科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的重点实验室，科学和艺术、科学、工程、农业、医学国家总数的55%国家重点学科，目前，共有44所在天津高校，其中，18个本科院校，高职院校26日，否则独立学院10所；职业教育，天津现在有2个国家示范高职院校重点建设单位，65年国家和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88年河北师范大学，其中26个本科学校10所省重点大学14所私立院校。高等教育的丰富的教育资源整合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基础和必要条件[4]。
三、高等教育资源的划分
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本文将教育资源分为硬件资源的共享和软件资源两大类，并根据特点将高等教育资源的划分体系细分为了教师资源、学生资源、财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无形资产等五项三级指标（表1），这一划分思路主要源于资源的主体性。从资源被动性角度来看，资源在使用方面存在使用效率和频率的差别，因此教学资源存在层次的差别，其共享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种层次的差别。根据共享的层次划分，高等教育资源按照逻辑逐层可以分为开放教学资源、教学资源合作、教学资源共建三个逻辑层次。其中，开放教学资源在资源共享模式中处于最浅显层次，它主要是指W校中写生的课程、专业、实验室、实践培训基地、等基本设施的建设和开放共享；教学资源的合作主要是指教学中学校对资源的管理，学校对于学生的大力培养，使学生成为人才，和学校对于教学的深化改革；更深层次的资源共享模式是教学资源的共建，它涉及的范围很广泛，比如：共建课程建设、优秀课程建设、网络课程建设；共建教材建设，共同编写教材；开发多媒体教学课件等。
将高等教育和大数据信息联系起来，从共享教育资源的数字化角度，数字化教育资源分为三类：教育管理资源、学习服务资源、教育通用资源。通用资源是按照标准规则来进行资源开发和建设；学习服务作为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的关键环节，可以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并提供相关服务。其中，以教育管理为核心，围绕资产管理、财务管理、学籍管理、学校办公管理、招生考试和其他服务展开；学习服务包括：平台使用物联网技术来丰富高等教育的课程，这些活动在网络资源共享的环境下，改变了传统的学习方式，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学习型社会文化形式的具体表现。
四、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
建设系统的大背景是大数据的技术，而建设系统的主要任务则是搜集和开发利用优秀教育资源，建设系统主要任务是共享教育资源进行的第一步，数字化教育资源和非数字化的教育资源相互应吸纳，相互补充，数字化的教育资源主要是为了搜集和利用发展而生，而非数字化的教育资源要对搜集而来的教育资源进行数字的加工和制作，让其符合当代媒体文件的标准，建设系统还有其他功能，便是将现有的教育资源进行整理和合成，使他们形成一个整体进行推广，分类和评估。
分类方式 涵盖内容
按要素分类 硬件数码照相机、摄像机、视频展台、投影、计算机教学软件、音频、视频、课件、网络、期刊数据
按资源基本类型分类 设计型：教学软件、音像教材、投影资料、多媒体课件
利用型：电子百科和教育音像等
集成型：交互系y、校园网、虚拟教学仪器
按资源应用目的分类 多媒体教学课件、视频资料、多媒体素材等图书馆信息检索、科研、教学、后勤、财务系统管理、常用软件下载
按资源素材类型分类 多媒体信息资源、图像类、视频类、影像类、教学软件、教学方法模板、学生参考文献、工具书等计算机辅助教学类练习性、实验性教学资源
五、大数据帮助高等教育做好教学评估，促进教育客观，全面的发展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方式教育评估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首先，形成发展性教育评价的观点，强调发展的主体性教育评估对象为目的，从学生的需求出发，重视学习过程，学习经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第二，扩大教育评估的范围，强调教育评价对象不仅限于学生，还应该包括如课程、教师、学校对教育活动有重要影响的内容；第三，反思的片面追求成就，强调考试成绩不等于物理测量的直观意义，在教育评价不仅可以被简单的数字决定。在网络成为基本的日常学习平台的大数据的时代，“使用数据挖掘、研究分析、内容分析等技术和学科的发展，使得“评价的增量评价”、“进步”的发展性评价的特点，技术和方法的保护[5]。大数据既能变革教育评价理念，扩大教育评价范围，还能为教育评价提供技术和方法。
六、优质资源之间的流动
面对京津冀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在京津冀地区之间流动。在教师方面，为了使失衡的京津冀地区的师资均衡发展，可以利用北京和天津的人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走出去”的战略，“引进”，所谓的“介绍”，即政府应努力构建她霁创造有利条件，施工阶段，河北省在吸引人才和天津工作能力，所谓的“走出去”是北京和天津的著名院校建立教师培训基地，普通教师，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或者使用休息日或假日讲座在北京和天津著名的学院和大学，以改善河北高校教师的自身素质[6]。不仅师资力量要流动，而且各高校之间的优秀教育资源也应流动，例如像尔雅课这样的优秀公开课，可以各个高校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让各大高校支架互相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七、结语
在京津冀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和教育的均衡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大数据时代给我们发展带来了爆炸性的信息，技术和方法，我们利用大量的信息和技术才能准确地把握京津冀教育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利用大数据所带来的技术使教育资源得到平衡，在教育方面实现环境和机会的平等，促进教育一体化的发展，消除京津冀一体化中教育之间的巨大差距，为京津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张诚.大数据数据理念和媒体转型发展[N].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6-1-17，（104）.
[2]徐勇.大数据时代观下的教育质量监控（下）[J].师道，2014（5）：33.
[3]庄世英.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构想[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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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学界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所研究。王志强认为，《原产地规则协议》本身存在缺陷：
1、《协议》在整体法律规定层面上存在不足。《协议》只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并未对原产地作出一个统一的实体性规定，对区域经济集团的原产地规定缺乏约束力，关于普惠制原产地及政府采购的规定存在不足，没有涉及服务贸易的原产地规定。
2、《协议》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存在缺陷。在HS制作或加工工序标准上存在滞后性，税目改变标准缺少一般性的规则，从价百分比标准在操作上过于复杂并缺乏统一标准。这些操作层面遗憾的存在很难杜绝区域一体化经济集团制定有利于区内经济的原产地规则。
这些灰色地带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其消极影响表现为：原产地判定标准中较高的百分比标准和技术工艺要求给区外企业的中间产品出口造成了困难，阻碍了自由贸易；原产地规则越苛刻，贸易转移效果就越大；区域经济集团原产地规则的管理与实施增加了进出口商及贸易管理部门的成本。
（二）原产地规则限制进口、促进区内投资。Paul Breton， Miriam Manchin，Oliver Cadot，Anne O.Krueger 等通过数理统计、建立数学模型等方法验证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自由贸易造成的贸易转移效应，并通过调查和理论分析验证了原产地规则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成本增加情况。例如，原产地的认证成本、为满足原产地标准而采用高成本生产的原料或中间产品，证明原产地会阻碍自由贸易。
原产地规则还扮演了引导投资流向的作用。罗先云、项新认为，一体化区域以外的企业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为了绕开关税或原产地的限制，享受区内成员国的待遇，会选择在区内投资、生产、销售。区内的企业则通过非法或合法的手段，改变产品的原产地，使自己的投资符合原产地标准。因此，通过实施严格的原产地标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迫使非成员国在区内投资，扩大区内的就业，改善经济利益。
二、原产地规则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
经济学家Anne O.Krueger认为，为了解决自由贸易区之外的第三国搭便车的问题而设置的原产地规则很大程度上会沦为贸易保护的工具，加大了保护的范围，并削弱了进一步自由化的进程。区内成员国为了获得税收减免的优惠，需要利用原产地规则防止第三国产品经由关税低的成员国输往其他成员国，所以原产地规则不仅会限制区域内外的贸易，还会增加管理负担，给厂商增加证实产品产地的额外成本。从这一角度来讲，一体化经济组织中的原产地规则的存在阻碍了区域内外的贸易。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深入研究，孟夏认为优惠原产地规则在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上带有强烈的排外色彩，一方面为区域内的贸易成员创造更具诱惑的贸易环境，另一方面又将区域外成员置于有失公允的境地。优惠性原产地规则中复杂的原产地标准已经带来了大量的管理和执行成本，生产商在熟悉和满足这些规则方面也承受了很大的负担，尤其是处理多边原产地规则时更是如此。另外，对于各国的海关机构而言，管理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和检验原产地证书的准确性也要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原产地规则实证分析
孟祥锋、刘月芬以自由贸易区为例，对原产地规则对区域经济的贸易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假设世界由A国、B国和其他国家W组成，各国均生产一种产品X，X的边际成本递增，假设B国对X的需求弹性大于1，A国X的产量不足以满足B国的需求。A国X的生产成本低于B国但高于W国。A、B建立自贸区之前，两国均设有保护性关税，A国的X商品自给自足，B国仅从W国进口少量的X，其余靠国内生产。建立自贸区后，A国企业会把X商品出口到B国，而W无法进入。随着A对B出口的增加，B国X价格下降，需求增加，A将X全部出口，而A国内所需的X从W进口，最终B国的均衡价格下降，促进了区内贸易，避免了区外成员搭便车。
张祥以NAFTA关于服装面料原产地的规定为例进行量化分析，得出结论：严格的原产地标准，使区内成员国制造商倾向购买区内的原料和中间产品，减少对非成员国原料及中间产品的采购，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区内中间产品制造商的利益。中间产品制造的产业关联性比较强，对原料及中间产品需求的增加也能够带动前后向产业发
展，因此原产地规则的效应不仅局限于某一产业，通过关联效应将会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原产地规则研究的缺陷
国内外研究者们对原产地产生的贸易转移、贸易创造、福利变化等方面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基本上都认为原产地规则的实施会减少一体化经济集团内成员国与区外国家的贸易量、扭曲资源配置、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然而，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目前学界对原产地规则的研究未能形成一个体系，都只对原产地规则的某一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对一体化经济中原产地规则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对原产地规则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集和文章不多，主要介绍了各国及各个区域组织的原产地规则，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原产地规则的经济学影响进行了分析。
原产地规则之所以会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争论较多的一条规则，根本原因是因为其法律体制的不健全。原产地规则既是国际贸易实务领域的研究内容又属于国际法的研究范畴。然而，研究贸易实务不得不面对纷繁复杂的法规与国际惯例，因此解决原产地规则引发的纠纷、还原产地规则真实面貌，必须从法律方面着手。WTO《原产地规则协议》是规范成员国贸易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兴起，一些WTO成员国也是一体化经济集团的成员国，《原产地规则协议》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区域经济集团在制定和实施区域内原产地规则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主观性，使得原产地规则逐渐沦为贸易保护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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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取消国内漫游费”的讨论由来已久，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在7月初召开的新闻会上对此表示，工信部正在研究探索取消漫游费的可行性，而且目前三大运营商部分3G、4G通话资费已基本实现长、市、漫一体化，未来这一比例将会越来越高。
三大运营商低调落实
按照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8月1日是取消京津冀手机长途漫游费的执行起始日，虽然截至目前，三大运营商都没有通过官方渠道相关消息，但已有部分运营商实际上取消了京津冀地区的手机长途漫游费。
中国移动10086客服代表表示，中国移动已在京津冀地区实行了上述新策，归属地为上述地区的用户拨打本地区任意手机号码均按市话费收取，但是如果主叫或被叫地区超出京津冀地区则执行原费率。
中国电信10000客服代表表示，中国电信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上述政策，具体实施日期等待公司统一部署。
中国联通10010客服代表表示，中国联通目前并没有全面实施上述政策，待有具体政策落实后会第一时间公布，请密切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策还仅限于取消京津冀地区的移动电话长途漫游通话费，固定电话长途费和手机流量漫游费用依然要收取。
据工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京津冀共有移动电话用户1.17亿户，约占总数的9%。而按照当前执行的通信标准费率来看，部分2G和3G预付费用户国内漫游主叫0.6元/分钟，被叫0.4元/分钟；本地主叫0.15元/分钟-0.25元/分钟不等，被叫基本免费。因此，德瑞咨询首席顾问宋永军推算，此次调整可以给京津冀三地客户带来50亿-60亿元的信息福利，但是仅中国移动一家损失就在25亿-30亿元之间。
“经过多年的资费下降，漫游费已经成为运营商重要的利润来源，此次调整对运营商的影响很大。”宋永军告诉《通信产业报》（网）记者。
取消漫游费需要时间
“取消漫游费”的呼声一直很高，而且由来已久，颇引人关注，而且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三大运营商，都在不同场合表示正在积极推动取消漫游费的工作，但是也有业界人士认为这项工作颇为繁琐，需要时间。
“取消长途漫游费既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也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避免对运营商冲击过大。”宋永军表示，“技术方面主要是运营商业务平台、计费系统、跨省、跨运营商结算的考虑。同时三家运营商均是上市公司，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地影响，这就要求循序渐进式的推进。”
据了解，此次取消京津冀移动电话长途漫游费的政策依据是2014年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推进三地“通信一体化”，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题中之义，而取消手机长途漫游费，又是推进三地“通信一体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实取消漫游费的问题全球皆有之。前不久，欧盟通过最终版电信法，将从2017年6月15日起取消欧盟28个成员国之间的手机漫游费。但是这个法案从最初谈判到最终开始施行，经过了四年多的时间，不可谓不漫长，况且其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限制条款。
根据新达成的协议，在所谓“合理使用政策”规定下，运营商可以禁止滥用漫游，比如，禁止居住在某国的人去其他入网费较低的国家注册使用手机。
其实，欧盟从2007年起就不停下调漫游费，迄今已降低了80%-90%。欧洲电信网络运营商协会预计，到2020年，取消漫游费可能导致移动运营商的现金流最多减少70亿欧元（约合474亿元人民币）。可见，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盟，漫游费都是运营商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想取消并非易事，需要运营商发掘其他收入来源，以抵消这部分收入损失，而这一过程同样需要时间。
地方分公司会合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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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重要特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FDI的结合部分就是直接投资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决策无疑会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刻影响。
尽管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相对滞后，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21世纪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其现在主要是“10+1”和“10+3”的合作。
1.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理论
1.2.1区域经济一体化FDI理论回顾
欧盟的形成和发展促使了大量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的研究的出现。美国为了维系其商品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成功绕开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于是对西欧进行了大量的FDI，这一现象引发了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的注意。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FDI理论的研究主要形成以下几种思想。
第一，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角度。美国经济学家Kindleberger借鉴Viner（1950）的提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学说，率先提出了两个概念：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这也奠定了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流向做出反应的基本分析框架。
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跨国公司投资战略的角度，亚诺普洛斯是这一理论的代表。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应战略成为了解释FDI的一大重要原因。
第三，关税同盟和内部化理论的共同作用角度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FDI和区域间FDI的影响。内部化理论认为，“开发无形资产”是外商投资的主要动机，但是例如出口或技术转让等都会带来很高的交易成本，所以外商在国外建立子公司进行内部化有很大的必要性。
1.2.2对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FDI理论的评价
现有的文献资料更多的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而且研究地区较单一，主要集中于欧洲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比较欠缺。总体而言，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以及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思路与框架。
2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FDI发展现状
中国和东盟各国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均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吸引着众多投资者。在20多年内，中国吸引的FDI从最初的每年几亿美元到后来的每年十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再到1992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再到2008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可以说FDI在量上的发展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
图1中国、东盟FDI的流入情况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东盟一直是FDI的主要流入地区，2005年7月1日随着全面降税进程的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如图2，1992—2010年期间，东盟国家FDI流入占世界总的FDI的3.97%，东盟地区是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
图2中国、东盟FDI流入量占世界FDI总量的比例3中国-东盟间相互投资的现状
3.1东盟对中国FDI的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东盟各国家对中国有了直接投资。开始时规模较小，80年代后期投资数额逐渐增长，在1993—1995年进入高峰期。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对中国投资增长趋势出现了逆转趋势。从2001年起，东盟国家对华投资逐渐回升。从2002—2006年，对华投资金额基本在30亿美元左右，从2007年起超过40亿美元，2010年达到63.2亿美元，同比增长3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从1991年截止至2010年底，东盟国家对华实际投资金额623.1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吸收的直接投资总额10791.6亿美元的的5.77%（如表1）。
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来源地区分布不均，大部分的投资量来源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五个国家，占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90%以上，而在这五国中，新加坡在华直接投资最多。在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新加坡的份额一直在60%以上。
3.2中国对东盟FDI的现状
由于历史原因，在过去的长时期内，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基本上是单项的，即FDI主要是于东盟国家流向中国。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东盟的FDI表现出稳定增加的趋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迅速增长。虽然同美国、日本、韩国、欧盟这些相比，中国对东盟投资相对较少，但可以看到发展潜力较大。
图3东盟实际利用的五国外国直接投资从图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占东盟吸收FDI总量从2001年的0.7%，上升至2004年的2.03%，此后在2005—2007年一直保持着2%左右的份额，在2009年有一次迅猛的增长至10.35%。从趋势上可以看出，中国正在不断扩大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仍然偏低。
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国家主要是以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老挝。
4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FDI效应的实证研究
4.1研究方法及模型说明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nFDIit=a+β1lnGDPit+β2lnImportit+β3lnWit+β5Dit+μit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为t时期i国家的FDI流入量；表示t时期i国的GDP；表示t时期i国家的进口总额；表示t时期i国的工资水平；表示t时期i国家是否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一，市场规模。预期其符号为正。第二，进口总额。用进口总额来表示，预期符号为负。第三，劳动力成本。用制造业的月平均工资水平表示，预期符号为负。第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该变量是本文要重点关注的变量。虚拟变量（D）表示代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与否，此变量在成员国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后为1，未加入为0，预期其符号为正。
4.2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将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自身的经济禀赋情况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的影响。对于市场追求型的FDI，选用国民生产总值（GDP）这一指标来体现东道国的居民消费能力以及市场规模；对于效率追求型的FDI，用东道国的制造业的月平均工资水平这一指标来代表东道国的劳动成本；用进口总额（import）这一指标来表示区内外关税的差异。与此同时，选取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控制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对FDI的影响。
从1992年起，中国吸引的FDI增长较快，因此样本时间选为1992年至2010年共19年。由于数据的不完全，选取中国和东盟中的六个国家的FDI数据进行回归，其中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柬埔寨。由于工资的数据缺失较多，部分采用了内插法进行处理，数据来源及表示如图3。
4.3定量分析方法
本文中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分别对面板数据进行处理。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除去虚拟变量以及比重指标外，其他变量都采用自然对数形式，同时为了消除自相关因此加入AR（1）项。估计结果见表2。
4.4实证结果及其说明
133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上标***，**，*分别表示在l%，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在模型一中，市场规模变量的系数为正，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成员国市场规模越大，越能吸引外资的流入。
在模型二中，代表对外关税水平的变量符号为负，这表明成员国较高的关税水平会使厂商的出口成本增加，跨国公司会通过选择投资方式来替代出口。
在模型三中，劳动力成本变量的系数为负，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国的劳动力成本越低，越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也是中国和东盟各国成为世界投资热点的原因之一，虽然现在这种优势在不断下降。
在模型四中，代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与否的虚拟变量D的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各成员国吸引外资。
5基本结论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高了东亚区域的区位优势，同时促进了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在市场规模的增加的情况下，厂商可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影响，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从而增加了市场追求型的FDI。自由贸易区内部和外部的关税水平的差异使得厂商针对贸易转移做出进口替资的决策。自由贸易区内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促进了外商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进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区域内各国吸引FDI效果的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在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的竞争中占有优势。
应该注意的是，一体化协定的合作范围及深度，以及区内成员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
最后注意的是，本文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FDI流入的影响，仅关注了FDI的流入一个方面，关于区域FDI的流出效应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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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想要明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首先应当对其概念进行明晰。虽然当前对于区域一体化的概念缺乏统一的界定，但是仍然可以从实际工作中发现其诸多共性并且加以总结。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地缘毗邻的城市或地区通过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和渠道，制定统一的区域政策制度、区域规划布局以及对接措施，在共同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之下，形成具有共生关系的发展目标，并且协调行动；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各自区位优势，进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利用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方向的同一性、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地域的相邻性等特点，实现全区域内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借助于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促进地区间的产业整合与重组，实行地区经济联合与协作，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以有效的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耗损，以提高区域经济总体效益的一个动态过程。从这样的概念中可以看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重一体化区域内部的合作和分工合理化，并且着眼于实现区域环境共赢，注重可持续发展。
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主要是需要考虑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是建立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环境的优势体现。对于动力机制而言，其自身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根源，因此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对于动力机制而言，首先应当注意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要实现区域内部多个组成部分的协同发展，因此展开了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环境中，更为微观的区域性政策将会被统一的政策所代替，这必然会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部环境中自由流动，推动其朝向更加具有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区域集聚，从而实现对于地区环境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同时，这种增长与优化还能够带来扩散效应，形成区域朝向周边的带动。其次，规模经济同样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发展动力。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帮助经济的发展打破既有的行政区域格局，而转变向经济区域整合的方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资源的优化利用，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规模经济在更为宽泛的区域环境中，比相对窄的地理环境之下更容易形成。最后，低成本机制的形成，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低成本并不仅仅局限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降低，而是来源于区域经济环境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力资源成本、运输成本以及某些自然资源成本等，都需要考虑在内。由于突破了行政格局，因此区域范围内的资源能够在有效流动的基础上，遵从市场机制实现优化调配，从而实现成本机制。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发展
京津冀地区在经济的发展方面各有所长，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特征，因此对于该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而言，毋庸置疑地有着积极价值。当前环境下，京津冀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得到加强，从2004年共同签署《廊坊共识》到2008年签署《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合作的会谈纪要》和《天津市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等，这些都无意成为了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实现的诸多里程碑事件。
虽然从政策层面看，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直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但是从实际的展开状况看，仍然存在诸多障碍。首先，不同区域合作主体对于经济合作的认识方面存在偏差，并且尤其是在京津冀区域环境中，仍然缺乏具有一定高度的市场意识。从合作态度方面看，北京仍然以自我中心的态度十分突出，要求津冀为北京提供对应服务，在产业转移、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此种态度均较为突出，天津同样想要依据港口优势进行自我建设。这种状况造成了河北难以获取和京津两地对等的发展机会，因此从观念的角度看，京津冀地区区域合作还有待进一步整顿。
其次，^域内部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高层次区域合作、磋商与协调机制。近年来，虽然京津冀高层领导进行了双边互访和多边协商，但是总体说来这种机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而想要建立起深入的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和密切的磋商机制亟待形成。目前仅限于首长联席会、协调会和合作论坛明显无法满足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必须实现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磋商机制的建立，才能切实构建起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方针。
三、结论
针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当前的展开现状，实际工作中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区域一体化实现的主导思想，深入把握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不发，并且切实加强不同层次之间主题的密切沟通和配合，建立起更为均衡的政府协作机制。除此以外，应当注意转变观念，打造京津冀发展协同观念，以互惠互利作为发展的根基，建立区域间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内市场环境成熟，支持资源和生产要素更为自由的流动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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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消除地区内各国之间的各种壁垒，简化贸易层交程序，加速货物自由流通，并有利于促使资源跨国界的流动，以便进行更加有效的配置。
2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扩大市场规模和空间，使各成员国有更大的可能获得发挥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效果，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3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激化地区内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利用新的管理手段和科技成果，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加强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区域经济一体化能促成各成员国研发与生产的结合，相互贸易与投资的扩大，进而产生各成员国封闭锁国所不能得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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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长三角地区应抓住良好机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本地区的产业升级，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要求，而且经济全球化也首先突出表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加快承接产业转移，长三角必须加快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其中尤其以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间产业结构的趋同最为明显，不容回避。高度的产业同构不利于长三角区域内的产业布局和专业化分工协作, 城市之间缺乏应有的产业分工，形成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严重损害了长三角地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实力。为了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重要目标，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妥善处理好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的产业同构问题，合理规划区域内各城市的发展定位和分工合作，使得资源在整个区域内进行合理高效的配置，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实力。
二、长三角产业同构状况及根源分析
1.高度的产业同构
产业同构是指区域间产业结构在变动过程中出现的高度相似状态。产业同构现象成为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已得到大家的认可。
然而很多学者得到长三角地区存在严重产业同构的结论是基于他们计算长三角两省一市间三次产业大分类层面的结构相似系数，这种高度的产业同构只在大分类层面比较明显，如果将研究推进到更细的产业分类层面，比如制造业层面，则同构程度就会下降许多。产业越是细分，相似系数就会越低。更进一步，如果深入产业内部分析产品结构，那么同构现象将更不明显，如果再进一步细化产品分类，则相似系数还会进一步降低，而在我们面临的市场上产品种类会越来越细分、产品差别化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存在对产业同构严重性的高估。
2.产业同构根源分析
导致长三角产业同构的因素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市场的自发力量，市场机制对产业同构的产生有很大的促成作用；另一类是政府的主导行为，地方政府实施地方保护主义和“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为吸引资金进行各种恶性竞争，这些直接导致了产业同构。
导致产业同构的市场因素主要有两个。
（1）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导致产业结构趋同。产业结构的演进有其内在的规律，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就越大。处于相近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上的不同区域，其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必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导致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大的分类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2）长三角地区内部各次区域资源禀赋结构大致相同，相互之间交通便利，投资环境相近，导致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认为，企业布局时会考虑生产成本，运输距离及运输费用等因素，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以最小化生产经营成本。长三角各次区域大致相同的投资环境使得企业在该区域内任何一个地方的生产经营成本相差不大，这样就弱化了企业在长三角内选址时成本上所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业同构。
由此看来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同构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本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过分的夸大产业同构的严重性是不合理的。
第二类是政府因素，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局部利益是导致产业同构的重要因素。促使政府制定政策导致产业高度同构的因素也大致有两个。
（1）地方政府追求本地区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动机促使其设置行政壁垒，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是各自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者，为了最大化本地区的利益，有更多的财税收入，会在各地区间设置行政壁垒，同时各地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纷纷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来资金，形成“倾销式”竞争，这对长三角整个区域的利益受到极大地损害。而且各地经济都发展都“利大税重”的行业上,加上各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相似,这就导致了各区域产业结构严重趋同。
（2）地方政府官员为获得政治晋升也是导致产业同构的一大重要因素。就地方政府官员个人而言，相对绩效考核成为上级选拔地方官员的方式，他们面临的政治晋升博弈是一个零和博弈，一个人获得提升意味着另一人丧失一次获得提升的机会，在这场各地政府只有动力去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对有利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或使各区域产生“共赢”的事情反应平淡，这种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会使得地区间设置行政壁垒。
如果一个区域内城市间存在各种行政壁垒,则资源只能在本区域内流通,各区域内部对产品需求的多样性导致了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这样也直接导致产业同构。
三、转变政府职能，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1.长三角一体化的目标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订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对长三角的战略定位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这说明政府需要从区域整体出发来制订发展战略，根据长三角各次区域的实际情况调整产业结构。要形成以上海为龙头、长江为轴线、江浙沿海为两翼、两省全域为依托的“T”字型的空间布局，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中枢城市，为整个长三角区域的发展提供高新科技、人才、金融、信息、物流等服务，上海的辐射功能将不断向整个长三角区域扩散，而苏浙两省要迎接上海的辐射，建设成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表现是市场的一体化，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开放、自由有序的各类商品市场和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市场，使得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能在各区域间自由流动，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2.对产业同构的再认识
从大的产业分类而言，产业同构度高，但是具体到某种具体的产品，则同构度就比较低。而且产业同构也具有积极的意义，长三角地区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大多数产品市场并不仅仅是面向长三角内部，而是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如果市场远有达到饱和，那么即使存在同质竞争，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仍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同时产业同构产生的内部竞争会增强本区域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了长三角整体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优势。
同时产业同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长三角广域产业集群的发展，为各区域加强合作、实现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条件。产业同构一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局面，同时产业同构造就了长三角都市圈的特定产业，全球相关产业都向长三角内的特定产业集聚，进入集聚的自增强轨道，成为广域产业集群的重要前提，这为长三角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基于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现象的以上认识，政府的政策目标若是单纯将产业同构各项指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值是不合理的，因为产业同构中仍有市场机制所导致的合理因素，政府不能干预此过程中市场自发机制的作用，而是要维护好市场的自由运行，同时去除产业同构中的政府色彩，解除政府因素在产业同构中所起的作用。
3.长三角一体化的主要动力
市场机制是配置和优化资源最基本的手段，整合区域经济最基本的促进力量仍是市场，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故建立起统一开放的各类市场是整合区域经济最重要的一步，必须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而要在长三角区域内建立起统一开放的市场，首先必须克服地方分割和地方保护，打破各区域间的行政壁垒，这样各种资源能突破行政边界的阻碍在各区域间自由流动。
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微观层次的力量来自企业，各地政府应尊重企业的选择，不认为设置壁垒，放开对其的管束，让企业在各区域间能自由流动，这样就能在微观层面上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加快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4.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性政府
（1）建立政府间协调机制。为了妥善处理各地区之间发生的经济矛盾和利益纠纷，规范地区间竞争关系，必须在制度层面形成一个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将地方政府行为引导到保障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轨道上来，为此各政府间应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建立长期和有效的谈话机制和协调机制。
在长三角区域协调机构的组建上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如成立于1996年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已成为长三角城市间进行对话协商的重要平台，协调会的市长会议一年举行一次，促进成员城市市领导层面的交流，加强与各城市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及时传递各城市的信息，协调会紧紧围绕中央要求和江浙沪二省一市确定的工作重点，签署《城市合作协议》，并按计划组织实施，很好的推进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2）建设一体化的交通运输系统。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转变职能，一方面弱化干预功能，另一方面强化服务功能，为区域内经济合作与发展提供各种优质服务，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基础设施，重点在交通建设，优先推进交通一体化。长江三角洲城镇、人口、产业高度密集，运输需求量大，而与此相对的土地、岸线资源非常紧张，区域间各种运输方式缺乏有效衔接，缺乏信息共享，造成了各种交通资源的整体利用率不高，不能适应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交通体系的割裂，强化了区内各个省市、各个城市之间因行政区划造成的市场分割。长三角各区域间交通便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必须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交通设施一体化的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提供一个衔接顺畅的基础设施平台。
同时要以信息化带动和促进长三角交通运输系统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构建交通信息平台，建设交通信息资源和业务管理系统，收集整理公路属性数据库，逐步实现运输管理业务信息化管理，建立电子化的地图，为可视化和科学化的管理搭建平台。
（3）构建一体化的区域性金融市场。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过程中，金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一体化的关键环节。目前长三角区域内的金融壁垒表现为企业跨区域融资非常困难，在管理体制上存在金融抑制，一些江浙的企业家将企业迁至上海，以为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可以方便融资，然而却遭遇到诸多限制，最后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省市融资，而外商投资企业在江浙地区的快速扩展，对跨区域金融服务具有相当大的需求。各地区应逐步完善长三角地区金融协调机制，打破金融机构地区分割、门户独立的界限，全方位开展合作以满足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同时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提高金融市场的服务效率，发挥金融市场对经济一体化的引导作用。
（4）在服从区域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追求本地区的合理利益。长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地区间竞争不可避免，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必须承认地方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为长三角地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应努力在全面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福利水平的条件下，协调好各地区之间经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尤其在财政领域。经济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所产生的税收流失正在已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大障碍，各地政府应协调好相互之间财政利益的分配关系，在不损害区域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追求本地区正当合理的利益，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但同时又不干涉经济资源在各地区之间的自由合理流动。
（5）改变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关系，中央是委托人，地方政府是人，中央政府实行锦标赛式的选拔机制，考察相对绩效而非绝对绩效，这种选拔机制不利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相反会产生道德风险。为了尽量降低晋升激励机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应当改变官员的晋升考核体制及政绩考核指标，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之间的竞争，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和公平的竞争规则，在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中更多的融入长三角整体性经济指标，改变单一以辖区GDP为纲的考核方式，形成一个完善的综合性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这样能促使各地区官员在制定各项经济政策时，不仅仅只考虑本地经济利益，同时还需考量长三角整体的经济利益，考虑本地区实行的经济政策是否和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相冲突，不能以整个区域的“不经济”作为代价来换取本地区的发展，而是要使整个长三角区域更好更快地走上可持续性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沈坤荣，付文林．政府职能转变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J]. 中国城市经济, 2010,(2)
[2]陈建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同构及产业定位[J].中国工业经济, 2004,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