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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品牌价值内涵及来源的探讨逐步深入，学科间理论的融合，品牌价值研究从消费者视角及利益相关者视角共同肯定了品牌消费者及更为广泛的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社会化网络环境凸显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建设中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品牌治理相关理论研究开展时间尚短，企业品牌建设实践中的品牌治理行为也未提炼成为系统的品牌治理理论，因此，根据社会化网络的特征，从现有零散的研究中进一步解构品牌治理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对于品牌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主要概念内涵确定
2.1社会化网络
伴随互联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渗透，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社会化网络、社会网络、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等概念及内涵进行解读，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化网络界定为借助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搭建起网络虚拟社会，同时由此实现真实社交联系的扩大化与虚拟社交关系的真实化后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集合。即社会化网络是强联结与弱联结、虚拟社交与真实人际关系共同融合所呈现的社交关系形态。
2.2品牌治理
目前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治理定义分别是“品牌治理是对品牌及利益相关者进行管理”，以及“品牌治理是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创的机制和制度进行设计，保障品牌控制权共享基础上各方的权、责、利对等”。王彦勇融合以上两种观点，认为品牌治理是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建条件下，通过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保障合作过程有效、公正与合理运行的制度安排。本文结合社会化网络的特征，将品牌治理视为对品牌、利益相关者及网络关系而进行的多层面、全过程的品牌价值共创管理。
3品牌治理构成要素分析
从品牌所有者企业的视角出发，本文将品牌治理概念的结构按思想基础、制度规范、治理对象及范围，以及关系处理方式这四个层面，将品牌治理划分为：品牌治理文化、品牌治理规范、网络关系、治理方式。
3.1品牌治理文化
品牌治理中的治理文化是指企业具有品牌共创的意识，以及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理念和行为导向。品牌治理文化代表着企业具备品牌价值共创所需的素质和基础。
企业的品牌共创意识，意味着企业认可内外部合作者在本品牌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作用，将合作者作为品牌价值的重要来源，将品牌合作作为品牌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式。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传统，意味着企业以开放的心态开展合作，倡导构建品牌共建合作网络，在品牌共建的合作中吸收不同观点进行合作创新，并在遇到问题时积极处理分歧，降低合作成本。因而合作的文化是品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品牌治理开展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3.2品牌治理规范
治理规范是围绕品牌开展的，对品牌共建网络及其他品牌利益相关者进行关系处理所依据的准则。关系治理理论研究认为，得到明确规定的制度和无形规则均能有效协调成员关系。品牌治理规范中，明确的制度主要作用于在品牌价值共创过程中联系紧密、合作关系相对稳固以及范围相对明确的品牌共建网络成员及组织间，本文以品牌治理中的关系处理内容为依据，结合网络治理机制的划分，将已被制度化的品牌治理规范归纳为：品牌共建合作者遴选规范、激励约束规范、决策协调规范和利益分配规范。而根据关系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处于隐性状态的无形规则以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为主，它们在品牌价值共创依赖的多边网络和相对松散的关系网络中作用明显。
3.3网络关系
依据“网络特征优势”理论的思想，将品牌共建网络结构称为网络关系，综合Granovetter提出的节点间交互频率标准和Yang提出的社会关系亲疏远近标准，将品牌共建网络成员的网络关系分为强网络关系和弱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理论表明，强关系依存于联系紧密但范围较狭窄、涉及节点较少的关系网络，而弱关系则形成松散的社会网络，在参与者数量和网络所涉及的信息量范围方面具有优势。
品牌共建网络成员间通过互动积累关系资本形成强关系，使得节点之间相互了解程度、合作方式和节点状态都相对稳定。这种情感契约有助于形成成员间高度的内聚性与行动协调性。而弱网络关系成员各自所在主要领域存在差异，彼此间交互频率较低、品牌合作基础均较弱，与强网络关系成员相比，在未经干预的自然状态下难以集中于品牌建设。但从弱网络关系的整体结构角度出发，根据Granovetter的阐述，弱网络关系具有网络规模、网络范围和网络异质性方面的优势，因此经有效引导能为品牌价值共创提供数量、类型和途径丰富的资源及信息传递，能够通过提供不同于源自强网络关系的异质性资源和信息，从而贡献于品牌价值共创。
篇2
审计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是甄别经济信息、保障经济活动按照既定规划与要求正常执行的必要手段。现代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基于会计信息基础上的事后“查证”功能，而是逐渐从控制导向型审计转向了风险管理型审计，即围绕经济运行主体的既定目标，从检查、评估风险到预警、控制和化解风险。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描述审计职责时就曾提出：审计师应该“在不损害客观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提供确认和咨询服务，促进公司防范风险和进行公司治理”。本文借鉴财务预警分析原理，结合审计所应承担的查错纠弊、警示预险的功能，探讨审计预警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构建审计预警框架，为进一步发挥审计作用、防患于未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二、审计预警系统构成要素
预警系统，是指能够快捷、准确地分析经济问题或经济风险可能发生的蛛丝马迹，及时把握潜在危机出现的前兆，迅即发出警示通告及缓解或消除危机相关建议的一套完整的措施或评价模式体系。其主要功能在于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与危机、提前预警、消除隐患。而审计预警系统，就在于通过评价被审计主体的经济活动，揭示其经济运行或财务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与隐患，促进被审计主体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监控、提升经济活动效益，是审计内涵与外延的实践性扩展。
笔者认为：审计预警，应在明确预警、排警的前提下，结合被审计单位内外部环境状况，对其公司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管理机制与制度执行等）进行评价，将风险识别及信息传递、预警提示等有机结合，以保证预警系统目标的实现。因此，审计预警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应该包括对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的评价、对公司治理机制与执行力度的审计、对相关风险识别的审计以及信息分析与预警提示这四大要素。
（一）对内外部经营环境的评价
这是审计预警系统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内部经营环境如管理方法的先进性、计算机网络审计的运用程度、财务收支体系、权益制衡与内部协调运作能力、资产与资本构成等等；而外部经营环境应考虑相关政策的影响、资本市场与客户市场等等。只有首先了解被审计主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分析不同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才能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提高预警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二）对公司治理机制与执行力度的审计
这是审计预警的基础内容。治理机制与执行力度是维护公司经营活动正常进行、抵御不法行为与不良现象滋生的基础，也决定着审计预警系统运作的特点、目标和运作方式，进一步影响审计预警系统发挥的效率。在这一方面应特别注意公司组织机构中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执行、问题反映与处理系统、经济安全防范机制等等。
（三）风险识别
这是审计预警系统的关键环节，影响着审计预警系统最终目标的实现。风险识别是对影响经营目标达成的相关风险的辨认和分析，包括风险识别手段与方法、风险识别能力与风险评估等。要分析企业对风险识别的充分性和对风险衡量的准确性，以及针对风险提出的相关应对建议。只有识别风险和估计潜在的风险程度，才能有效地实施防范，有针对性地开展控制，其结果决定着整个审计预警系统运作效果的好坏。
（四）信息分析与预警提示
这是审计预警系统的核心。其直接功能是关注企业财务与资金安全，关注资产完整、经营活动是否正常运作，监督评价财务与经营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并在分析信息的基础上，及时发现潜在的、隐含的问题苗头和不良倾向，并通过审计调查、审计分析和风险识别，评价可能发生的风险程度及产生的可能影响或损失，及时发出预警提示信号、提出整改或应对建议，防止风险爆发导致的决策失误和经济损失。
三、审计预警系统层次模型
影响被审计对象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因素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企业不可能均衡地分析考虑每一影响要素，而应有所侧重，针对具有关键影响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进行分析、检测、预警。这不仅体现了审计工作与审计预警中必要的轻重缓急，也有利于降低审计预警系统的运作成本，保障审计预警机制整体运作的高效与合理性。
因此，结合上述构成要素分析，可以勾勒出审计预警系统的如下层次模型（见图1）。
其中，第一层次包括对公司内外部环境的评价和对公司治理机制与执行情况的审计，属于预警系统中的审计预防功能。通过收集被审计对象的各类财务、经营或经济活动信息，以及与被审计单位相关的政策、社会、市场状况等信息，对被审计单位经济与财务活动进行跟踪、监测，评价实际情况与目标、预算、标准或期望等等之间的差异，分析产生各类偏差的原因，以监测可能产生不利状况或经济问题的踪迹。
第二层次是对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及风险进行审计识别，通过对预警要素各类信息进行审计分析，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经营正常运作的不利因素或引发危机事件的苗头。特别是当某类重要的经济与财务指标出现异常或某些经营与管理关键要素不健全或者缺失时，更应及时识别、评估风险，确定预警等级。
第三层次是结合以往历史资料的统计比较以及对现行状况的跟踪监控，依据风险识别所确定的预警等级，发出相应预警提示，提醒、监督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责任人尽早采取应对措施，避免潜在风险演变成现实的损失。
此外，信息分析传递与预警提示应充分考虑审计监管的有效性、信息传递通道的畅通与及时性以及对审计明示问题的督促整改力度。只有配备必要的跟踪问效机制，保证预警与提示作用的确切落实，才能真正达到防范与化解风险的目的。
四、结论
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一定有对审计的需求。这是所有权和经营权或使用权等多重权利分离状态下人们对甄别经济信息、降低经济与管理风险、维护经济信用的基本要求。2008年，国家审计署刘家义审计长提出：审计本质上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意味着审计不应该只是被动的和静态的事后审查，也不应仅仅只局限于对被审计单位会计账簿及其财务收支的审核及监督；还应该强调主动的、动态的、全方位的事前与事中分析预测、跟踪反馈。作为这一“免疫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有效的审计预警不仅应该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产生的苗头，还应该具备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进行问题诊断、“对症下药”、“治病防病”的功能。通过对被审计主体各项审计构成要素的审计分析与评价，发现公司治理机制与组织架构中存在的不足、财务控制中存在的弊端、内部管理中存在的缺陷、监督执行中存在的漏洞等等，提出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与差错弥补等措施，达到从根本上堵塞漏洞、避免风险的再次发生，将错误与腐败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中。
【参考文献】
[1] 吴星.浅谈联网审计预警系统[J].中国审计，2009（18）.
篇3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2-0070-05
Abstract： Tourist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must be confirmed for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aliz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ghtseeing districts， managing tourist activities in scenic spots effectively， and regul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data of Gulangyu island on weekdays and holidays is analyzed with improved AHP by establishing an index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combining the natural ecology， social psychology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The analysis finds out that the scenic spot should enhance the management of long-term over capacity of touris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tmosphere purifying capacity， pollutant disposal processing capacity， and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f the psychological bearing capacity of tourists. By doing so， the tourist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could be promoted with tourist number controlled at an acceptable level， facilita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ulangyu island.
Key words： tourist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improved AHP， Gulangyu island scenic spot
一、引言
鼓浪屿景区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西南隅，是我国第一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之一。同时厦门市也是一座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我国著名的滨海旅游胜地，有“海上花园”的美誉，旅游资源丰富。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民众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旅游活动已然成为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旅游消费产业也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厦门市与鼓浪屿景区凭借其良好的经济、环境资源优势和独特的民俗、饮食等文化条件，成为了中外闻名的综合性风景文化旅游地，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到访。
近十年来，厦门市不断重视和宣传旅游产业的发展，鼓浪屿景区作为厦门市的窗口和旅游业发展的龙头已经从当初游客、旅游收入均不足的局面转变为当前每年游客过千万的状况，旅游收入随即大幅度增长，景区在2015年接待游客达到1021.17万人次。但在游客井喷式增长的同时，景区环境受到污染，自然、人文景观遭破坏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威胁到了鼓浪屿景区旅游业及旅游资源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加强对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分析，以期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及旅游资源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的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这使众多热门旅游景区的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旅游环境承载力被人们逐渐所关注，国内外诸多学者开始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内涵、计算方法、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到了90年代，学者们开始对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旅游进行研究，并将旅游环境承载力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研究之中；21世纪以来，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更加的深入和细化，且实证研究大量出现并应用于旅游管理实践中。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Wager（1964）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认为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指一个旅游目的地能够长期维持产品品质的旅游产品使用量[1]。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内涵随着社会关注度的逐渐增多也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国际组织WTO/UNEP（1992）[2]、国内学者崔凤军（1995）[3]等分别在文件和著作中较早阐述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定义，这些定义的关键词最终都落在确定一个景区的适宜游客数量上。同时学者们在概念体系的研究中也探索指标体系的构建，崔凤军与刘家明（1998）在综合分析社会文化环境、心理环境和经济环境三方面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和TECC测算模型[4]。梁智与卢政营（2015）在综合各位学者的说法基础上，把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构成要素归纳为自然环境承载力、社会心理承载力、经济承载力三个部分，体现了旅游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含义[5]。随着人们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走向全面和深入，学者们更加注重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量化研究，以期用量化结果指导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旅游产业的管理。Tony Prato（2001）通过构建和运用AEM（Adaptive Ecosystem Management）和MASTEC（Multiple Attribute Scoring Test of Capacity）模型，对美国国家公园景区适宜承载游客数量进行了测算[6]。KampengLei和Zhi shi Wang（2008）通过能值流的方法对澳门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分析，并以此衡量了旅游产业对当地社会发展的贡献[7]。黄震方、袁林旺等（2008）[8]综合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构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江苏海滨湿地生态旅游地为例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估该地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董成森（2009）[9]基于其前期实地调查资料，通过总量模型、流量-流速模型及“木桶原理”的方法，对武陵源景区旅游环境日承载力和年承载力进行了定量计算与分析，并结合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刘佳、于水仙等（2012）[10]在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构建基础上，采用物元综合分析法及灰色预测模型测量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水平。王奎峰、李娜（2015）[11]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山东半岛的地质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12项代表性指标的权重，并运用Map GIS空间分析、数字地面模型对该地的地质环境承载力进行分析评估，为推进山东半岛生态文明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内涵、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及定量分析等方面。通过构建一个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理方法进行分析与评价已经成为环境承载力分析中最广泛的研究方法。当下，旅游环境承载力已不仅是一个理论阀值数字，更是一种管理工具。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厦门市鼓浪屿景区为例，综合考虑鼓浪屿景区在工作日和节假日的差异性，采用改进层次分析法对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体系各构成要素赋予权重，测算出鼓浪屿景区分别在工作日和节假日的环境承载力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
旅游景区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方法有很多，结合鼓浪屿景区的实际情况，将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和线性加权法对鼓浪屿景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先建立合适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动态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构成要素的权重，最后用线性加权法得出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情况。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景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进行该地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的前提和基础。不同的景区由于其所处区域空间的差异，其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相对权重也将不同，因此指标体系构成要素及其权重的衡量必须综合考虑该景区的具体环境。参考当前学者的研究[12]，以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心理承载力、经济环境承载力三个维度为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以大气净化能力等7个重要构成要素为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建立如下树形结构评价测算指标体系（见图1）。
（二）研究方法
在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体系中各构成要素的含义以及相应的测算方法分别说明如下：
1.大气净化能力测算。大气净化能力C1是旅游生态环境系统对旅游活动起限制性作用的因素之一。大气净化能力主要是指景区植被的氧气供应量或对二氧化碳的净化量。其测算模型为：
式中R表示景区植被总的氧气供应量或对二氧化碳的净化量；r表示人均需要氧气量或产出的二氧化碳量。
2.污染物处理能力测算。污染物处理能力C2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当地生态环境系统固有的吸收与净化能力；二是旅游地主动投入社会资源处理污染物的能力；三是游客在旅游地产生的污染物绝对数量。通常情况下，生态环境系统对污染物的自然净化能力很慢，人工方式处理污染物的作用较大，所以旅游景区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优先考虑人工方式，污染物处理能力的测算模型为：
式中Q表示景区每天人工处理掉的垃圾物的数量；q表示每个旅游者一天内产生的垃圾物的数量。
3.景区空间承载力的测算。景区空间承载力C3是指在景区空间范围不变的前提下，满足游客对景区旅游资源的基本需要基础上而形成的景区所能承载的人数阀值。尤其对于空间相对固定的景区，受游览面积的限制，空间承载能力也更加重要。景区的空间规模A除以游客平均最低基本空间标准a，即可得到景区的瞬时空间承载力，而景区空间承载力就是瞬时空间承载力与景区人流相对比较密集的时间T除以游客人均每次游览时间t之积。其测算模型为：
式中A为景区空间规模；a为游客平均最低基本空间标准；T为景区人流相对比较密集的时间；t为游客人均每次游览时间。
4.游客心理承载力测算。游客心理承载力C4是游客在旅游地游玩时所能忍受的拥挤程度的量化值，主要受游客人数过多而导致的视觉干扰和气氛破坏等因素相关，且游客心理承载力和景区空间承载力有量上的一致性。根据实地问卷调研结果可得出当游客心理承载力约为景区空间承载力的时，大多数游客对此时的旅游活动量表示满意。即：
式中C3表示景区空间承载力。
5.居民心理承载力测算。居民心理承载力C5是指旅游地本地居民从心理感知上所能接受的游客数量。游客过度密集而引起的交通拥挤、物价上涨过快、商品供给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会使当地居民产生排斥心理。
6.经济环境承载力测算。经济环境承载力C6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外部条件，是指满足游客食、住、行等基本要求的物资供给，主要包括供水、供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酒店床位、副食供应等服务设施诸多方面的供给水平所能承载的游客人数，其公式为[13]：
C6=min（T1，T2，…，Ti） （5）
式中Ti为第i种要素供给量形成的经济环境承载力，Ti=Si/Di；Si是第i种要素的日供给量（量/天）；Di是第i种要素的人均需求量（量/人・天）。
四、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构成要素的分析，结合鼓浪屿景区的实地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现场监测和考察、记录的方式取得鼓浪屿景区旅游承载力各构成要素的相关数据以供计算需要），可以测算出各限制性构成要素的结果；通过改进层次分析法得到各限制性构成要素在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体系中的权重；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出鼓浪屿景区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实际情况。
（一）构成要素承载力的测算
由于鼓浪屿景区独特的区位条件和资源优势，该区域旅游业已被列为支柱产业进行大力发展，给鼓浪屿景区当地带来了许多有利变化，如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就业机会的增加等，使当地居民大多对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故居民心理承载力C5目前未表现为限制性要素，可取无穷大。此外，鼓浪屿景区内交通基础设施、供水、供电等设施完备，且靠近厦门市，交通便利，食宿、医疗、购物、银行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需要均可在景区内或厦门市里得以满足，故景区经济承载力C6也不视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性要素。
所以本文在分析中忽略非限制性要素，只考虑四个限制性构成要素：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C1、C2、C3和游客心理承载力C4。
1.大气净化能力测算
通常情况下，1公顷绿化植被每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吨，放出氧气0.73吨，按生理学上的指标，每个成年人每天需要消耗氧气约0.8千克，释放二氧化碳约1千克，上述公式按照氧气为指标计算；则：1公顷绿化植被可负担912.5人，平均每人需拥有绿化植被10.96m2；同理若按照二氧化碳为计算指标，考虑到各种工业生产、日常生活所放出的二氧化碳气体，相当于每人平均每日释放的二氧化碳更多为2.5-3千克，则平均每人需拥有30-40m2的绿化植被才能维持空气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正常比例，使空气保持清新。
鼓浪屿景区面积1.87平方公里，绿化植被覆盖面占全区面积58%左右为1084600m2，整个景区的空气净化功能强大。按照以上指标，以每位游客每天平均需要40m2绿化植被的最大标准测算，可得出：大气净化能力对旅游活动的承载力为C1=27115人/天。
2.污染物处理能力测算
鼓浪屿景区的污染物绝大部分来源于每天大量的游客所产生的垃圾，因此景区污染物处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游客垃圾的处理能力。鼓浪屿景区现每天有保洁及转运工人270人，一天可以处理的垃圾数量为6.5吨，每位游客在景区产生的垃圾平均每天为0.6kg，可得鼓浪屿景区污染物处理能力为C2=10834人/天
3.景区空间承载力测算
鼓浪屿景区的可游玩面积A=205400m2，a表示旅游景点单位容人指标，通过景区调研平均测得a=12m2/人，游客每次游览时间为t=4小时/人，游客相对密集时间T=9小时/天，测算结果如下表：
4.游客心理承载力测算
根据以上景区空间承载力C3数据，可得鼓浪屿景区的游客心理承载力C4结果为下表：
（二）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指标体系中构成要素的权重将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计算。改进的层次分析法[14]顾名思义是对传统九标度的层次分析法的变动，使得在使用过程中更加方便。传统的层次分析法在进行要素重要性等方面之间的比较时需要划分九个程度，而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则是划分三个程度，在构造比较矩阵时则是三标度法，这将使得在判别两两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时更加简便和清晰，最后通过矩阵进行计算推导。同时根据旅游业的季节性特征将景区旅游季节分为工作日、节假日两类，在原有的改进层次分析法的原理上融入权变思想，以更好地突出旅游环境承载力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从而确定各构成要素在不同旅游季节下的相对权重。
1.构建三标度比较矩阵
对四个显著性构成要素之间建立三标度比较矩阵如下：
改进的层次分析法有三个标度0，1和2，其中aij是要素Ci与Cj相比的重要性，当aij=0时，要素Ci没有要素Cj重要；当aij=1时，要素Ci与要素Cj同样重要；当当aij=2时，要素Ci比要素Cj重要。对要素之间的两两比较后得出的三标度比较矩阵如下：
从比较矩阵中可以得出四个要素中大气净化能力C1，污染物处理能力C2，空间承载力C3和游客心理承载力C4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2.构建判断矩阵
将三标度比较矩阵变换成具有层次分析法特征的间接判断矩阵，根据公式计算各指标重要性排序指数：
可得到rmax=7，rmin=1；rmax所对应的指标Amax=C3，rmin所对应的指标Amin=C1，选取C3和C1作为基点比较元素，假定基点的相对重要程度bm在节假日为4，在工作日为7（按标准AHP标度给出）。再根据下式可分别得出节假日与工作日的间接判断矩阵如下：
节假日的间接判断矩阵为：
工作日的间接判断矩阵为：
3.计算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用方根法求出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即可得到各构成要素的权重。首先计算出间接判断矩阵中各行元素的积，即，并计算这些积的四次方根，，得到向量，再对向量Gi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到特征向量Hi，即大气净化能力、污染物处理能力、空间承载力、游客心理承载力四类要素的权重向量，通过计算可以得到节假日时的相对权重为：ω1=0.10，ω2=0.16，ω3=0.46，ω4=0.28；工作日时的相对权重为：ω1=0.06，ω2=0.12，ω3=0.56，ω4=0.26。
再分别对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
节假日时：最大特征根λmax=4.03，n=4从而可以得出：
C.I.=（λmax-n）/（n-1）=（4.03-4）/3=0.01 （12）
查随机一致性指标表可得C.I.=0.9，故计算的一致性比例为：
C.R.=C.I./R.I.=0.01/0.9=0.011
结果表明判断矩阵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同理可得在工作日时的一致性比例C.R.=C.I./R.I.=0.04/0.9=0.044
（三）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综合测算
通过改进层次分析法计算可知大气净化能力、污染物处理能力、空间承载力、游客心理承载力四个限制性要素的权重在ωi节假日时为：ω1=0.10，ω2=0.16，ω3=0.46，ω4=0.28，在工作日时为：ω1=0.06，ω2=0.12，ω3=0.56，ω4=0.26。结合鼓浪屿旅游环境各要素承载力的数据，采用线性加权法可得鼓浪屿景区环境承载力在工作日和节假日的综合测算值：
C=ω1C1+ω2C2+ω3C3+ω4C4 （14）
工作日：C=0.06×27115+0.12×10834+0.56×29954+0.26×19969=24893.2人/天
节假日：C=0.10×27115+0.16×10834+0.46×38512+0.28×25675=29349.4人/天
测算结果显示：鼓浪屿景区工作日旅游环境承载力为24893.2人/天；节假日旅游环境承载力为29349.4人/天。
五、结论与建议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通过以上对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量化计算和评价，得出鼓浪屿景区在工作日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为24893.2人/天，在节假日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为29349.4人/天。这个测算结果可以使我们更科学的对景区游客人数进行管理，以实现鼓浪屿景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对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测算表明，大气净化能力、污染物处理能力、游客心理承载力三个限制性要素承载力较低是制约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主要因素，这些限制性要素的改善可以为景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充足的资源保障，因而，建议未来加快厦门市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安排以提升鼓浪屿景区的污染物处理能力和大气净化能力，同时要加强景区内的旅游服务，更加注重对于游客体验项目的规划，以此转移游客的注意力，提高旅游者的心理承载力，最终提升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
鼓浪屿景区近年来的实际游客量（2015年鼓浪屿景区接待游客1021.17万人次，2012年10月2日，一天的游客人数突破12万，创历史新高，2015年春节黄金周鼓浪屿景区共接待中外游客44.88万人，属于强度超载）与景区的环境承载能力相比，游客数量已经严重超出了当地旅游环境系统的承受能力，其后果必然是景区旅游环境系统的破坏和旅游服务质量的下降，对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尤为不利。针对此现象，应该做到“预防”与“治理”双管齐下加强管理。从事前和事后两方面着手，通过价格杠杆、媒体宣传、以及与旅游中介机构合作等方式来对游客数量进行调控和管理。总之，鼓浪屿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根据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对当前的长期游客过载现象加强治理，也需要重视大气净化能力、污染物处理能力、游客心理承载力限制性要素的改善以提高景区自身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把景区的旅游数量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推动鼓浪屿景区的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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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政策效能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研究”（ 11AZZ004）。
作者简介：王亚茹（1993-），女，山东淄博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自国家治理体系进入学者的视野以来，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众说纷纭。学者们主要就国家治理w系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衡量依据以及优化策略等方面进行论析，观点难免产生分歧。如何建构一个兼容性的分析框架，以消除或缓和学术观点的对立和冲突，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与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本文拟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出发，将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考量，探究其内部构成主体及其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有机整合，以期丰富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有学者从制度构成的视角将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综合性制度体系。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四个方面。[1]与之相类似的，周平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2]俞可平从政治学的角度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可分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3]
还有学者将国家治理体系看作是一个涉及主客体、各层级、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燕继荣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包括利益诉求的输入、决策以及政策的输出。通过完善这一过程，可以体现治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和民主原则等。[4]部分学者则聚焦于治理主体与客体的多元互动。蔡文成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相融合的多元系统。它是某种纵向和横向互动的立体系统，打破集权国家自上而下模式的单向度运动，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系统；国家治理体系是动态与静态相统一的发展系统，超越传统国家体制僵化封闭的制度惯性。[5]郭强认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色就是多主体、多客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打破国家治理上的主体割裂、客体割裂，特别是领域割裂、部门割裂、上下割裂、地域割裂、阶层割裂、职业割裂、民族割裂等，实现政权、政党、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等主体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实现各层级权责匹配，实现各领域多面一体，整体观照、综合治理，实现主客体之间系统耦合。[6]宣晓伟基于社会分工理论探赜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设计。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国在其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目标影响下，为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和具体技术手段的综合体系。[7]
就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这一命题而言，学界存在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江必新、惠、唐皇凤等学者基于制度优化的视野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其中，江必新将制度优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之一，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8]在江必新的论证思路基础上，惠又强调了国家治理主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的重要性。[9]唐皇凤将制度优化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治理主体多层化、多元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结构分权化、网络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手段文明化与治理技术现代化。[10]其二，辛向阳、竹立家等学者从价值追求的视阈出发来考察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问题。辛向阳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要着眼于符合时代潮流的基本制度，还应强调国家治理的组织架构应以现代化治理理念为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国家治理体系的外设氛围应是廉洁的、风气纯正的。[11]竹立家推崇的是法治与民主的价值理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理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根本上将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明确，公共权力不错位、缺位或越位的科学而严谨的治理范式；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12]其三，何增科、魏志勋等学者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何增科等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各类治理主体的专业分工，与此同时，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商沟通网络高度发达。[4]与何增科对多元治理主体的强调不同的是，魏志勋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应始终以政府为权威主体，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实质上是行政体系的自我重造，其直接目标即是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13]
就当前学界研究成果来看，我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体，不仅需要制度设计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同样也需要对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及优化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治理宏观层面、顶层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而对于相关治理主体诸如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如何增进治理优化，如何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来阐释治理主体的优化重组以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从原有的“全能性政府”的一元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体的分工，各个治理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那么国家治理很容易出现“碎片化治理”。各治理主体的作用力和着力点不一致，无疑会造成国家治理的恶性状态；同时各主体功能领域界限不清，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主体应该构建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实现整体功能的最大化来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
二、系统整体观的方法论意义
系统整体观是系统科学的重要观点之一，贝塔朗菲（Bertalanffy）在创立系统科学的过程中，对其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他看来，新生的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到处都冒出了有机体和组织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科学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组织的一般理论”。[14]他把整体性作为组织系统的核心性质，“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需要通过其构成部分，还要研究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15]也就是说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者简单相加，系统整体功能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特质。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系统整体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它与相关理论进行对比，如结构功能理论等等。
结构功能理论的基本信条是，社会惯例和社会制度都可以从它们在维持更大的社会体系中发挥功能的角度进行阐释。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从结构与功能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出发，深入分析了有关社会系统的一系列重要理问题。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联结，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此外，社会整体的存在处于平衡状态之中，其各组成部分虽然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与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结构功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之所以能够保证自身的存续，应归结于它始终满足四种功能性条件，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实现功能（Goal 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潜护功能（Latency）。他进而指出，社会系统按照这四种功能的发挥可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社会系统。[16]可见，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侧重于整个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功能的发挥。若以该理论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强调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功能的发挥。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研究着眼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优化选择，“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系统诸要素或各部分之间按一定的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确定的相互构成关系和作用方式，它们之间具有较为确定的稳固联系和明显的序列层次关系，这就决定了社会系统的相对不变性和秩序性。”[17]与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系统稳定性、秩序性不同的是，系统整体论在关注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有序关系的同时，更加强调各子系统功能作用的合力，即整体功能的发挥。然而，我们还必须明确，系统整体观指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又不同于整体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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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而在不同的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下，同量的资源会产生出异质性的科技传播效果：当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中的各构成要素能够有效互动并产生正效应，则这种体系能够使得已有资源发挥“1+12”的整合效用；反之，则会使大量的资源及创造力在系统内部被消耗或浪费掉。
一、当前我国“政府主管”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的特征
从整体上讲，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具有非常明显的“政府主管”特质，它以政府农业管理部门及其所属的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作为农业科技知识传播的主要管理者、农业科技知识供给的主要组织者，并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实现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
从科技传播主体视角来看，政府农业管理体系及其所属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处于核心位置，包括关键技术的大规模推广、新科技推广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科技推广资金等大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来推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既是农业新技术开发的组织者，又是新技术的选择者，同时还是农业新技术推广的管理者与服务者，在我国现阶段各类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的技术服务中，国家农技推广机构占70%以上。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经济实体开始（如民营类及国营类涉农企业、农业科技咨询及服务机构等）加入到农业科技传播领域，为农户获取新技术、应用新技术提供了另一条新的路径。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非政府性的市场投资占据非常小的份额，如2004年我国的非政府农业科研投资仅占全部农业科研投资的4.4%左右，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及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平①；市场法治环境仍有待进一步改善，新技术、新品种的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监管制度及维权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仍然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科技传播模式，信息通道缺乏开放性，主要通过政策的下达与实施来实现自己的职能，“行政命令”成为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主导性工作动力，并形成了“农业部――农业厅――农业局――植保站、农机站等――村农技服务部门”这样一套完善的农业科技推广及服务体系。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具有“刚性管理”特征，其调整动力主要来自行政体系自身，更多属于“内调整”，缺乏源于外部（如农户）的动力调整机制；另外，在要素整合方式上，亦主要采用“刚性”模式，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及其对资源的控制来实现对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各构成要素（如科协、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系统）的整合。农户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处于被动位置，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户既很难参与到科技推广决策环节中，亦较难有效地进行信息反馈。由于我国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加之农户自身的自组织程度较低，一定程度上使得来自农户群体内部有限的科技创新力无法有效的推广与传播，这种现象又加剧了农户对政府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依赖。
二、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问题的凸显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政府主管”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具有其国情适用性，如：使有限的农业资源得以集中使用，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可以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规模化推行先进农业技术，有助于关乎农业整体发展的关键性新技术得以较快地推行②。但是，随着的不断推进、农业市场化的加快，以及政府所属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自身的局限性，使得我国农业科技知识在推广、应用、供需接洽等方面出现各种问题。
一是政府指导失灵。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推进，广大农户开始重视适应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市场类的经济作物具有变化性、多样性、风险性，因此，它要求知识供给者能够适时掌握新的技术需求信息并及时地传输给农户，但是，当前我国政府所属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信息供给渠道具有一定单向性特征，缺少相应的信息回馈路径；往往更多地关注主要农作物，且主要解决一些共性问题及关键技术，但是，对于广大农户在实践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及技术需求，往往是难以顾及。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仍然是依照传统的行政模式建立起来的，农业科技资源、信息的分配是通过上级的业务指令和同级的行政命令，从而形成以“向上负责”为基本特征的动力机制。与之相比，农户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农民在具体农业实践中遇到哪些困难等问题，则与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人员的利益处于一种“间接”关系，这一定程度导致来自基层农户诉求层面的激励机制的弱化，“政府推广机构自上而下地行使行政性推广职能，很少考虑农民真实的科技与信息需求”③。
二是市场参与失效。当前我国实行的是，这是一种以单个家庭为最小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当面对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时，单个农户在新技术搜集、选择及应用，以及技术维权时会面临诸多问题，可以总结为“市场参与失效”现象。首先，农户获取新技术信息的方式仍然是比较被动，特别是对于广大科学文化水平、鉴别力并不强的农户来讲，他们主要还是通过“模仿”、“被动接受政府或涉农企业所给予的信息”等方式来获取新技术信息；其次，广大农户对于涉农企业仍然存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如新技术排斥心态，或源于传统种植方式的惯性认同，或源于对市场风险及新技术风险的盲目惧怕，导致一部分农户不愿意接受新产品与新技术；新技术盲从心态：一部分农户单一地根据市场价格走向选择新技术或新产品，但往往由于对市场、技术及融资风险的准备不足而陷入困局。农民维权的一个重要过程是“维权显化”，即主动将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向相关部门或协会反映，但是在单个农户式的维权活动中，很多农户权益被损害现象“被消失”，这一方面源于农户自身的维权意识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则源于单个农户式的市场维权方式由于缺少组织化的支持力量，使许多农户迫于诉讼程序、诉讼资金等方面的压力而选择沉默。
三是系统整合困局。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所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各构成要素间尚没有形成信息、资源、创造力的有效整合，如“农业科研―农户需求”间的整合失效，当前农业科研机构表现出重学术轻实践、重科研轻转化、重研发轻经营、重实验轻推广倾向，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④。由于“政府指导―市场需求”间的整合失效，我国当前的政府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在向广大农户传播新技术时并没有向后者提供充分的市场咨询、技术的市场效应评估等服务；农业科技传播对象――农户在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中的作用缺失，农户决策参与缺位、信息反馈缺位、权益维护体系缺位现象较为突出。
三、积极构建“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
构建“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其路径便是要通过引入公民社会理论，发展基层农户自组织系统（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等），扩展农村的公民社会空间，使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形成“政府―市场―农村公民社会”三个要素间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局面。
一是“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的特征。“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在价值导向上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包括将农户视为“积极的行动者”，改变将传统农户视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做法；“知识的供需动态平衡”成为农业科技传播的重要目标，改变我国传统的单纯以“科技供给能力”作为核心诉求的传播理念；适度提升农户自组织在我国农村科技体制改革中的话语权，为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系统改革提供另一种动力。在“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中，政府农业管理部门更多的体现出“服务性”、“合作性”、“宏观指导性”，其角色由“划桨”转变为“掌舵”，改变传统的“绝对掌控者”角色，强调政府农业管理部门权力的有限性及外部监督性特征⑤。同时，除了政府管理模式外，“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还关注以农户自组织为基础的“自我管理”模式。在“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中，私人科技知识、自组织型科技知识被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农业科技传播需要农户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新农业技术的创造需要农户土壤，需要创造相应的条件鼓励农户间的新技术传播。除了强调政府、市场农业科技传播路径的作用，它还重视来自农户内部的（特别是农户自组织系统内部）的以平行传播、自主接受为主要特征的科技传播路径，其科技信息传输渠道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特征。从科技传播决策过程来看，“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的决策机制更具有开放性特征，它提倡决策过程的多主体参与性，使更多的信息需求及信息供给主体能够加入到农业科技传播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与农共治”的思想，农户的科技决策参与、科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反馈等成为其重要特征。
二是“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的运转机制。“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强化了农户自组织系统在农业科技传播政策制定、监督、反馈过程中的作用，农户自组织系统的决策参与成为其重要标志。之所以将农户自组织系统视为农业科技决策的积极的参与者，主要是因为它拥有以下优势：首先，它本身便是农户自身的组织，能够较好地反映其组织成员的利益，相比基层农村行政管理体系，它在某些方面确有其优势；其次，相比个人式的意见反映方式，它具有代表性强、管理成本低、有利于沟通等优点，可以在各级农业管理机构中建立“农户自组织系统协商办公室”，其成员主要是当地农户自组织系统民主选举或选的代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门负责与农业管理部门之间协商，并能够参与到科技决策过程中去，其功能体现在农业科技传播相关政策制定的参与权、对我国农业科技传播政策的谏言权、对农业管理部门权力运作的监督权，体现了“有限政府”思想，赋予农户自组织系统更大的话语权，在面对不合理的科技供给行为时，农户可以通过自组织系统向农业管理部门进行合理交涉。
在“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中，农户参与市场的方式开始由传统的单个参与逐步转变为组织化应对。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组织（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发展合作经济，为农户获取、应用及传播新技术提供组织保障，共同应对大市场的各种挑战。其优势在于：（1）降低新技术信息获取成本，农户自组织系统可以通过组织成员的群体智慧，互通有无，扩大对市场信息、新技术信息的感知力空间，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各种损失，如“经纪人带动”模式。（2）降低新技术及新品种使用风险，通过组织力量构建形成新技术实验、评估、传播平台，针对新技术实际运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风险评估，同时将新产品小范围地推向市场，考察新品种或新技术的市场接纳度。（3）提高农户的市场谈判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买家的市场垄断状态，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农户自组织系统通过组织的方式将散户的资源、产品集中起来，并通过组织代言人与买家进行谈判，这样不仅可以通过集中买卖来降低生产及交易成本，同时亦可以应对买家的利润挤压⑥。
“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系统将“刚性整合”（即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及其对资源的控制来实现对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各构成要素的整合）转向为“软性整合”。所谓“软性整合”，是指以农业科技知识的“供需平衡”为目标导向、以“服务――反馈”作为主要管理方式，将农户自组织系统作为联系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各构成要素的“沟通桥”，使政府、农户、科协、科研单位纳入到一个互动性更强、联系性更为紧密的统一体中，实现科技供求信息间的更高效流通与整合。在“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中，农户自组织系统一方面联接着农户，代表组织成员的利益，尊重组织成员的意愿，实现新技术在系统内的传播；另一方面它依靠自身的组织化优势（如资金、资源、信息、人力等）不断加强与政府及其所属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农业科研机构、科协、市场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农业科技知识的供需互接。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实现知识需求与知识供给间的良好互动。
需要强调的是，“公共治理”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理念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变革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传播体系，而是试图通过对现有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各构成要素间的关系进行适当调整，强化农户自组织系统的作用，来提升我国农业科技传播体系的运转效率、知识传播质量，同时使得农业科技传播系统实现更好的知识“供给”平衡。这一过程不是突发性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注释：
① 胡瑞法、时宽玉：《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变化及其与国际比较》，《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2期。
② 刘燕、万欣荣：《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③ 高启杰等：《农业推广组织创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④ 黄家章、李思经：《农业科技传播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应用》，《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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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相关研究
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实体的、要素的有序集合。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组织等。奥斯特洛姆则把社会资本看作是基于共同期望下，在知识、规则、规范达成认同基础上实现关系网络内部成员的良性互动。（1）关于关系网络的相关研究。部分学者侧重于社会资本中关系网络要素的研究。波茨强调社会组织内部个人凭借社会资本搭建的网络及服务结构内部个人的宗旨，可以在获取稀缺资源方面占有优势，侧重关系网络和内部人员资格的强调。帕特南主张在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建立基于相互信任的纵向的和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并对破坏信任的人予以严肃惩戒。科尔曼强调了社会网络在培育社会资本中的重要性。林南则认为，社会网络是正式性较弱的社会结构的代表，在网络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利益节点，自我的社会资本则正是由嵌入这些节点的资源转变而成的。（2）关于社会规范的相关研究。制度、规范，作为规范、协调结构内部成员行为的重要准则，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引起了国外学界的广泛研究。从规范的效用方面展开研究，科尔曼主张规则、规范与有效的惩罚并存，共同作为规范结构内部人员行为的有效形式。正如他所说“：在某些自治体的村庄、公社以及部落社会中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限制某些行动，鼓励其他活动”；奥斯特罗姆则主张通过实现规则、规范、知识、期望的共享和认同来摆脱集体行动中面临的困境；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推进结构内部开展有效合作的非制度化规范；埃里克森认为，保持互利互惠的内部规范会推进组织总体利益的最大化。⑦（3）关于信任的界定。纽顿认为：“信任就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其他人不会故意损害你，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其他人将站在你的利益的角度采取行动”。
3、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互动关系的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RobertPutnam）经过对意大利南北地区社会差异的调查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之间潜在的互动关系。北部地区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合作、公平公正的网络，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政府保持高效率、回应性、公平公正；南部地区则恰好相反，公民参与能力较低，参与意识淡薄，帕特南称其为“无公民心”。
二、国内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
1、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互动关系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促进的关系。王强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指出，发育良好的社会资本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传统的家本位、伦理本位、依附权力的社会资本会严重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⑨；郑光梁则从政府回应性的角度指出，社会资本中所包含的网络、信任、互惠等构成要素，有助于在政治参与活动中实现公民之间、公民与第三部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互惠合作，同时，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又可以整合各种利益和要求，为申张公平正义、政府善治创造基础。⑩因此，他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提升社会管理创新的水平。胡洪彬从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三个要素进行论证，指出信任可以增强政府公信力，促进公民遵守社会秩序，公民参与网络的形成可以协调公民参与，推动公民意愿的表达和权利的维护。陶国根从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角度指出，信任社会资本可以强化参与主体的相互信任，规范社会资本可以规范社会管理格局的秩序，参与网络可以推进社会协同机制的形成。刘雅静则从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研究，她指出，信任社会资本可以培养政府及社会管理参与主体的责任意识，推动行政伦理建设；规范社会资本可以强化公民的自我约束意识；参与网络可以强化公民的集体意识、大局观念及政治参与意识。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样，良好的社会管理体系可以有效地推动社会资本的健康成长。陈述飞指出，良好的社会管理体系对培育社会资本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存量为创新社会管理创造了优良的社会土壤和生态环境，社会管理的广度、深度和质态都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良好的社会管理体系有助于推动互利互惠、相互信任的公民参与网络的构建，从而从强化信任机制、构建服务网络等方面推动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輯訛輥
2、关于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研究
在诸多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信任机制、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互利互惠、民间组织等，但是，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表述和解释方式。刘雅静认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是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輰訛輥唐贤兴从社会资本的性质和来源角度指出，人际信任、制度规范、关系网络和互利互惠都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輱訛輥陶国根在探讨社会资本发育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信任”社会资本、“规范”社会资本、“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赵曦对少数民族社会资本的内涵作出了界定，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道德伦理、宗族观念及民族和谐基础之上，蕴含于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之中，并以成员间的信任和规范为保障。輲訛輥
3、关于社会资本发展现状的研究
从目前的社会管理实践看，社会资本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存量上来看，都未达到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相匹配的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1）从宏观层面进行的理论分析。陈述飞指出，在目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社会资本的发展缺乏兼容并包，呈现出非理性化、分布失衡、成分杂织的趋势。张凯兰通过对频发并不断扩散的趋势进行分析，指出信任危机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和谐，以法律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化规范和道德规范为代表的非制度化规范普遍缺失，加之官本位思想突出和参与机制缺乏，致使社会资本存在严重问题。（2）基于实证调研的社会资本研究。张弛指出，北京大兴区城乡结合部在实行“村庄社区化”管理前，社会资本的状况是伦理缺失、规范失效和关系网络弱化。輳訛輥胡洪彬以浙江省为基地，采取试点的方式对浙江省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发育状况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在信任方面，从纵向来看，政府的公信力较高，但从横向看，民众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在规范方面，宏观上指导性规范较多，但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具体规范不足；从参与网络来看，公民有较强的参与意识，但缺乏参与能力。吴开松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道德伦理、宗族观念及民族和谐基础之上，蕴含于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之中，并以成员间的信任和规范为保障、与传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内涵完全不同的一种资本形式。輴訛輥
4、关于社会资本培育策略的研究
如何将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创新成果应用到指导社会管理的实践过程中去，从而实现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的良性互动，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1）整合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陈述飞、蔡潇彬、刘雅静都强调要整合社会资本，并从价值观、制度、社会等层面提出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共价值），完善制度、规范，发展民间组织等第三部门等举措。（2）重构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部分学者侧重于对构建关系网络重要性的相关研究。吴东民主张将社区NGO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通过合作模式、信任模式、互惠模式来突破社区治理困境。张弛认为，通过强化社会关系网络，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可以培育社会资本，推动村庄社区化建设。张凯兰等学者侧重于对规范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的相关研究，将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非正式制度，纳入到社会管理创新体系当中去，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也有学者从完善机制的角度提出通过推进社会管理机制创新来完善社会资本结构。胡洪彬从宣传机制、治理机制、工作机制和民间组织四方面展开论述，提出完善宣传教育机制；完善治理机制，提升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推进制度构建，完善社会管理的工作机制；加强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构筑社会管理的辅助平台等重要举措。輵訛輥（3）优化社会资本外在环境的相关研究。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资本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那么，通过构建适合社会资本成长需要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培育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按照这个要求，唐贤兴提出通过完善法律执行，充分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及时回应民众需求，构建交流和沟通的互动平台等举措来适应和谐社会和社会资本成长的需要。（4）区域性社会资本发展研究。鉴于民族地区丰富的社会资本与政府管理能力的不足，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更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吴开松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谐人际网络、降低政府管理成本、增强公民参与意识、创新乡村发展的互惠机制等五项适合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举措。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评价
1、社会资本研究取得的成效
（1）研究是多层次、多视角、丰富和全面的。从研究的内容看，学者分别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主要构成要素、发展现状、培育策略及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从研究的视角看，学者分别从内部构成、服务功能等视角展开研究；从研究方法的看，学者主要包含规范研究，也包括实证研究；从学科领域看，社会资本的研究横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甚至出现学科交叉研究成果。（2）突出了应用价值。学者分别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为组织内成员提供工具性便利、推动组织内部成员的有效参与、构建组织内部成员的信任网络等方面对社会资本的应用价值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和剖析。这样，更加明确了社会资本的研究导向，并给社会资本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2、社会资本研究过程中凸显的不足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丰富、全面的，整个研究过程是深入的、不断向前发展的，但随着研究的推进，存在的不足也逐渐凸显。（1）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滞后。目前，国内外对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规范研究或者描述性研究，实证研究法、定量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模拟法等许多研究方法并未得到广泛而有效的运用。（2）社会资本的测量未引起重视。尽管研究中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从概念到构成要素到培育策略，但却忽视了对社会资本的测量研究，如果不能对社会资本进行有效的测量，就无法了解某一区域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有效运用社会资本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了。（3）缺乏对社会资本的个案和比较研究。社会资本的存量是受区域限制的，社会资本的发展具有区域性和发展不均衡的特征。在目前的研究中，除帕特南对意大利南北进行比较研究外，国内外没有其他学者从事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在个案研究方面，只有国外的帕特南、国内的张弛、吴开松、胡洪彬三位学者从事过社会资本的个案研究，其余的学者基本没有从事过社会资本的个案研究。事实上，顶层的理论研究是基于个案研究的，否则，缺乏可信度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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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界的观点
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Creative Industry Task Force，CITF)把创意产业定义为“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和才干，通过开发和运用知识产权，具有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凯夫斯(cayes。2004)从文化经济学角度定义创意产业，并力图构建新的创意产业的文化经济学。他认为，创意产业提供给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霍金斯(Howkins，2006)从专利授权角度出发，认为创意产业主要包括著作权(CoPy-fight)、专利(Patent)、商标(Trademark)、设计(Design)等四项产业，并由此形成了智慧财产。因此，创意产业可界定为：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本质是用创意资本投入把所有产业联系在一起。
(二)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的观点
截至2008年底，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关于创意产业内涵与外延的提法，依据名称划分成三种：一是以英国政府定义为基础的“创意型”，比如创意产业是以创新思想，技巧和先进技术等知识和智力密集型要素为核心，通过一系列创造活动，引起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价值增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广泛就业机会的产业：二是以美国政府定义为代表的“版权型”，比如版权产业是生产和分销知识产权的产业，包括所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业；三是中、韩等国的“文化型”，比如文化产业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二、产业环境的重要性研究
首先，企业外部环境历来是战略管理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Daft(1988)提出企业外部环境或许比其它因素对组织结构、内部过程及管理决策影响更大，并进一步将企业外部环境中的一般环境细分为科技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其次，和生物体一样。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Moore(1993)首次提出和定义了“企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这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企业组织与个人形成的经济群体”，企业所处生态系统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任何一个企业都应与其所处环境共同进化(co-evolution)，塑造一个开放、抵抗力强的生态系统。企业生态系统由企业及其环境构成，这些环境包括企业、政府、供应商、顾客、股东等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所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
最后，C00ke(1992)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企业及其机构经由以根植性为特征的制度环境，系统地从事交互学习，并由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eture)和商业创新(Business Innovation)两个关键维度构成。根据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的观点。企业是环境的产物，创新环境是培育创新和创新性企业的场所，区域创新网络正是这样一种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区域治理结构。
三、关于创意产业环境构成要素研究
国外学者很少直接涉及创意产业环境的构成要素的讨论，但是他们对创意城市产生因素和条件的研究，对本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英国经济学家汤姆・坎农提出。未来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将更主要依靠人的创意和创造力来推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创意的思维和理念将渗透到城市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这类城市称为“创意城市”。本文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就创意城市产生因素或条件展开讨论。
(一)急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环境
Peter Hall(2000)通过对比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维也纳、1870―1910年间的巴黎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得出高度保守、极其稳定的社会，或者所有秩序已消失殆尽的社会都不是产生创意的地方。拥有高度创意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旧秩序正遭受挑战或刚被的城市。
(二)三因素说、“3T”理论与“3S”学说
首先，Hospers(2003)归纳出非稳定状态(Instability)、集中性(Concentration)和多样性(Diversity)是创意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第一，越是在危机、冲突甚至动乱的时期，越容易出现创造性成就，因此。非稳定状态是引发创意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第二，由空间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能够带来人们信息交流和社会交互所必需的集聚效应，使得城市中创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这只是“创意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第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行业的艺术家相互交流，各个门类的创意设计和信息相互渗透，互相提供机会，形成了互相共生和竞争，多样性为创意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和动力。
其次，Florida(2003)以传统模型为基础。提出构建创意城市的关键要素是“3T”理论：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度(Tolerance)。但Glaeser(2004)认为Florida的“3T”理论是一种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而且Florida关注的是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一些工业化城市，但就全美国来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人们喜欢居住在阳光充沛的地方，而且人们的确喜欢那些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Cm-centered Cities)。Glaeser坚持真正有效的是“3S”因素，包括技能(Skills)、阳光(Sun)和城市蔓延(Sprawl)。
(三)四活力与七要素说
Landrv(2000)强调城市的活力和生命力(Urban Viabili。ty and Vitality)是创意城市的主要测量指标。包括经济活力、社会活力、环境活力以及文化活力等四个方面。他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的基石是：①人员质量；②意志与领导素质；③人力的多样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④组织文化；⑤地方认同；⑥都市空间与设施；⑦网络动力关系。
部分国内学者也从创意城市产生因素的角度，对创意产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展开讨论。如盛垒和杜德斌(2006)对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中国的上海、香港、台湾等国际著名创意城市进行了对比研究，归纳出创意城市产生的七个条件：①发达的创意产
业；②密集的创意阶层；③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④宽松开放的创意氛围；⑤众多知名的大学；⑥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⑦完善的制度结构。
四、小结
第一，创意产业的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当前经济发展的本质特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商品的个性化需求和文化诉求势必越来越高，经济必然要产生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创意产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创意经济。这种创意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满足人们的个体和文化需求方面，另一方面也体现为，社会经济的任何一个产业，通过引人合适的创意，其附加价值就会大大提高。
第二，创意产业是通过“越界”促成跨行业、跨领域重组与合作的全新产业。创意产业已经超越一般文化产业，更加强调文化产业与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的融合和渗透。任意一种创意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通过重塑传统产业结构来完成价值实现。
第三，创意产业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创意产业首要特征就是人的创造力，因此，创意产业可定义为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内涵，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并通过科技的支撑作用和市场化运作可以被产业化的活动的总和：创意产业是依靠人的创造力、技巧及天赋。来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形式。
第四，创意产业的基石是文化。按照创意性质和文化应用的区别把创意产业分为两个大类，即通过赋予历史文化某种新的内涵。从而给予产品或服务以艺术想象力的消费性创意产业；以及探索适合本土文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创新，或者企业经济体制、管理模式应用创新的生产性创意产业。由此可得，每个创意工作者都可以在植根文化的基础上将个人对产品的理解和创意冲动倾注于创作中。所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地位由此奠定。
第五，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意产业存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创意产业是一个智力密集型产业，创意存在于技术、经济和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由于创意知识在转移中不具备排他性，因此，必须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够创造财富。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意产业将面临任意仿制、随意复制的混乱局面。失去利益的保障，也就没有了创意的动力，整个行业都将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通过对上述5个特征的归纳，不难发现，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经济环境、合作氛围、人力资本、文化基石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支撑，而这些要素都是创意产业发展的环境要素。所以。研究者提出：
(一)产业环境的重要性表现在企业与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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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内涵;构成要素;创新;评估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商业模式作为专业术语出现以来，围绕商业模式的理论探讨逐渐兴起。目前，众多学者探讨了商业模式的方方面面，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很大的发展。本文系统梳理了商业模式的内涵、构成要素、创新以及评估这四个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发现现有文献的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
二、商业模式内涵的研究
商业模式的内涵具有复杂性体现在商业模式是一个系统，研究者很难全面的去把握，因此也就出现对商业模式多种多样的解释，无法形成较为权威的定义。在整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大部分是从盈利模式、运营结构、战略方向以及系统视角来定义商业模式的。
（一）盈利模式
企业经营的目的是获取利润来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盈利的角度去理解商业模式也体现了商业模式的最终目的。Rappa（2000）认为企业的商业模式的核心就是指导企业如何赚取利润，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模式，并详细地描述企业在价值链中如何获取利润。Timmers（1998）认为商业模式是包含产品、服务和信息的框架，并在其中对参与者的利益以及利润的来源给予了很好的描绘。Afuah和Tucci（2001）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获取利润的依据，他们认为，企业通过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大的价值来赢得顾客赚取利润。Itami和Nishino（2010）认为，商业模式应该是一箭双雕，既要满足企业当前利益与利润诉求，还要服务于企业未来的发展。
（二）运营结构
Amit和Zott（2001）认为商业模式的核心是为企业自身、供应商、伙伴以及顾客创造价值，并且将商业模式看成是联结各商业活动参与者交易的平台。Mahadeven（2000）认为商业模式的框架式由企业与商业伙伴以及买方之间价值流、收入流和物流构成的。Magretta（2002）将商业模式与价值链结合，认为商业模式是描述企业如何运作的，并且以客户为中心为企业创造价值。Mayo和Brown（1999）提出商业模式是为了创建竞争力强劲的企业并保持企业的竞争力，为企业相互依存的关键系统进行的总体设计。
（三）战略方向
许多学者认为战略是与商业模式渐趋融合的。王伟毅和李乾文（2005）认为商业模式与战略有融合的部分，但是也存在着差别。他们认为，商业模式描述的是一个相互协调的有序系统而战略是将战胜竞争对手，获取良好的绩效为主要目的。但在很多时候，商业模式是与战略融合的。因此，从战略的角度来思考商业模式也是值得尝试的渠道。DussonTorbay（2002）等认为商业模式是对企业及其伙伴网络为获得可持续收益流，创造目标顾客群体架构、营销、传递价值和关系资本的描述。李振勇（2009）认为商业模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核心，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的，高效的，并且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系统，企业通过提品和服务为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资本的整体解决方案。
（四）系统视角
Morris等（2005）将商业模式的主要定义进行归纳分为三类：经济类、运营类、和战略类，并认为应用一种整合的视角来对商业模式进行定义。Osterwalder（2005）提出商业模式是一个商业模式是一个概念性工具，它借助一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联系，用以说明一个企业的商业逻辑。它描述了企业向一个或多个顾客群提供的价值，企业为产生持续的赢利性收入所建立的架构以及移交价值所运用的合作网络与关系资本。
虽然学者们从多个侧面给予商业模式解释，但是本文可以发现在解释商业模式时逐渐倾向于“盈利模式+运营结构+战略方向”这三种视角整合来认识商业模式这一概念。因此本文认为商业模式是用来描述企业的盈利模式、运营结构以及战略方向的逻辑结构体系。
三、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研究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早期对商业模式的研究大多是将商业模式简单的罗列，没有突出关键要素。例如，Howitz（1996）提出了价格、产品、分销、组织特征以及技术五个要素。Donath（1999）认为，商业模式构成要素是理解顾客、营销战术、公司治理、内部网络能力、外部网络能力五个要素。
近年来，学术界对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的研究逐渐倾向于将各要素之间形成一个逻辑结构体系。比如：Gordijin等（2001）提出了e3value用于指导商业伙伴合作的价值网络建模，以及判断价值网络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盈利能力研究。e3value的根本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以价值为主线的研究方法，用于分析商业模式构成体系，并对体系中的价值交易活动建模，说明参与主体为谁提供何种经济价值。Osterwalder（2011）提出九要素模型，具体包括价值主张、消费者目标群体、分销渠道、客户关系、价值配置、核心能力、合作伙伴关系、成本结构以及收入模型九个要素。
本文认为对于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的研究要么简单化，要么太过于丰富，还无法将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准确、简洁、全面的概括起来。虽然学术界对于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的研究参差不齐，但是也有许多交叉的地方，比如顾客，价值主张以及经济模式等，这些关键要素的重复出现，体现了企业在运营过程对哪些环节的关注度较高。根据王伟毅与李乾文对商业模式组成要素整合的进行分析，学者们对构成要素的研究大多来源于案例的归纳总结特别是电子商务领域的案例，这样对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的理解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四、商业模式的创新研究
商业模式创新作为商业模式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众所周知，创新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企业要想持续赢利并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就需要在商业模式的设计上持续创新。本文从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途径两个维度来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
（一）商业模式创新概念的研究
现有对商业模式创新概念的界定呈现多元化的现象。本文根据文献[12]、[13]以及[14]整理了主要商业模式创新概念（见表1）。
表1商业模式创新概念概览
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Calibri; mso-ascii-theme-font：minor-latin;mso-fareast-font-family：宋体;mso-fareast-theme-font： minor-fareast;mso-hansi-font-family：Calibri;mso-hansi-theme-font：minor-latin'>]卢小平.广州汽车：后来居上[J].大经贸，2007（3）
作者简介：
金晶（1990.02-），浙江宁波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在职研究生，现供职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东门支行，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实践。
由表1可以看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解释大部分围绕价值链、战略以及系统的视角来界定。虽然学术界对于商业模式创新概念在研究视角上存在许多分歧，但这也为深入研究商业模式创新这一领域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二）商业模式创新途径研究
1.从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的角度
商业模式是可以分解为若干的关键要素的，从这些要素入手来设计商业模式，也是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渠道。例如，Weill（2000）等提出的“原子商业模式”的概念，他们认为改变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并提出每个原子商业模式具有战略目标、营收来源、关键成功要素和必须具备的核心竞争力这四个特征，企业可以改变原子商业模式的组合方式来构成新的商业模式组合时，往往会忽略商业模式的整体性，这给商业模式创新带来了难度。Osterwalder（2002）指出，在商业模式这一体系中企业可以通过改变价值主张、目标客户、分销渠道、顾客关系、核心能力、价值结构、伙伴承诺、收入流和成本结构等因素来激发商业模式的创新。
2.基于价值链的商业模式创新
迈克尔・波特认为任何企业的价值链都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创造价值活动构成的。按照其提出“价值链分析法”，企业的价值活动包括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大类。价值链将企业所有的利益参与者都纳入其中，再进行优化排列。企业可以集中优势资源专注于价值链上某几个环节，在这几个环节上寻找利润增长点。企业也可以对价值链的某些环节的顺序进行重新排列。在价值链中，企业要处理好与上下游企业的关系。在衡量企业资源和外部环境条件下，对价值链优化整合可以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高闯、关鑫（2006）认为，在明确的外部假设条件、内部资源和能力（企业被界定在某一产业内）前提下，企业商业模式是企业价值链的一个函数，并可以将其看做是一种基于价值链创新的企业价值活动及对这些价值活动所涉及的全体利益方进行优化整合以实现企业超额利润的有效地制度安排的集合。
本文通过对商业模式文献的梳理，发现对商业模式的创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不足。学者在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汲取了对商业模式定义和构成要素等的相关研究成果，但还很不成熟，并且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的操作较少，缺乏实践的支持。从价值链和构成要素的角度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观点固然很新颖，但是价值链和构成要素是由许多变量组成，这给管理者在实践中带来很大的困难。
五、商业模式的评估研究
目前大部分的学者都致力于对商业模式定义、构成要素和创新等的研究，而对商业模式评估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很不成熟。Hayes和Fenngegan（2005）从创新（内部技术创新和外部创新）、经济控制、功能整合、供应链或价值链整合以及投入来源五个方面来对商业模式进行评估。本文根据Morris等（2003）提出的内部匹配性和外部匹配性以及DubossonTorbay等（2002）使用平衡积分卡来评估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利用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尝试建立了商业模式匹配度测量指标体系（见表2和表3）。
表2商业模式匹配度客观测量指标
总体来说，客观测量法所使用的指标虽然难以获得，但是其测量准确性相对较高;而主观测量法的测量结果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导致测量结果模糊不清。
六、未来的展望
商业模式的理解一直都没有明确，学术界无法给予正式的地位，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其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国内外对商业模式的研究日趋增多，并且越来越深入，可见商业模式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不是只有修辞学而已。
本文通过对商业模式定义、构成要素、创新以及评估的综述和
概括，也为日后商业模式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要想确立商业模式在理论界的地位，还需要学者们多多努力，来进一步解决在研究商业模式时出现的质疑和争论。本文认为未来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对商业模式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一，准确界定商业模式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对商业模式的定义有许多不同角度的解释，拓展了商业模式的研究视角，但不利于商业模式的深入发展，因此，在理论研究方面，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厘清商业模式的定义，这会给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创新以及评估等的研究带来直接的影响。
第二，现有研究对于商业模式评估的关注度不高。目前，对商业模式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定义、构成要素和创新的研究，为了形成对商业模式更加系统性的研究也应对其评估问题进行探讨。
第三，本土化研究。对于商业模式的探讨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但是，目前国内的研究较少且不够充分。中国的文化有其独特性，我国的学者应借鉴国外的优秀研究成果加以本土化，使商业模式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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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实质而言，建构行政规制模式是一个试图发现并改变规制关系主体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比率的过程。行政规制的法律设定不仅会影响规制对象的行为选择，还会影响规制主体的行为选择，通过保证规制主体行为选择的理性来推动规制对象行为选择的理性。就其形式而言，建构行政规制模式是一个制造出一种主次分明的主体关系的过程。要从事实上或者假想中一片混沌的社会现象中建构起一套轮廓清晰、取向明确的行政规制模式，就必须遵循某种取舍标准，首先建构一系列对立的范畴，诸如规制主体与对象、公益与私益、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等，然后再进行优先性排序，例如公益优先于私益、规制对象服从规制主体、公共选择取代市场选择等，通过承认一些变量和拒绝一些因素、强化部分变量和弱化部分变量的方式，建构起一个错落有致的行政规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类似于韦伯所谓的确立“理想类型”的过程。
建构一种行政规制模式，就是试图通过可预期的法律之治来解决社会行动的不确定性问题，这是一个依托现实创造未来、客观见之于主观、努力将法治价值融入社会事实之中的过程，是一个有风险的试错过程，存在着各种可能造成行政规制模式不合理的隐患。这主要包括：或者是模式的构成要素残缺不全，例如缺乏绩效评估；或者是模式的诸构成要素之间不匹配，例如权责不对称；或者是对成本/收益比率产生非理性的制约与激励，例如诱发行政规制的设租、寻租；或者是对模式变量的取舍不当、甚或挂一漏万，例如行政规制的理论模式容易因追求模式的纯洁性和可控性而将经验、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拒之门外；或者是在制造模式局部强弱对比的过程中因过分夸张而顾此失彼、甚或本末倒置，例如因片面强调行政规制的命令———服从性从而变异成权力本位。
传统规制模式及其危机
所谓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就是一种以国家为轴心的行政规制模式，它有可能滑向两个极端：在一个方向上对应于全能政府，主张更广、更硬、更加直接的行政规制，将维护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当作法律的主题；在相反的方向上对应于夜警国家，主张更窄、更软、更加间接的行政规制，将法律的功能定位为控制权力和保障自由。大多数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尽管在两个极端形态上形成鲜明对比，但这并不影响二者分享一些共同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它们殊途同归：
一是对抗性。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制造大量泾渭分明的对立范畴，这就使得一种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昭然若揭，它集中体现为规制主体与规制对象之间的对抗性，将公益与私益关系机械地理解为此涨彼消。二是单向度。行政规制主体是指令的发出者，行政规制对象是指令的接受者，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命令———服从关系。三是国家垄断。行政规制的依据只能是“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创制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硬法规范，行政规制的主体只能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行政规制过程只能是一个单一的权力行使过程，国家在行政规制中居于单中心的垄断地位。四是封闭性。就其主体而言，行政规制过程对规制对象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往往是封闭的；就其评价机制而言，行政规制过程对规制对象和观察者、评价者往往是封闭的；就其据以决策的信息和知识而言，行政规制往往只对单一来源开放，以逻辑排斥经验或者因经验排斥逻辑，不同知识之间不能兼容。五是形式主义。行政规制过程被似是而非地假定为“绞肉机”式的执法过程，重视的是形式合法性而非行政绩效，注重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强调对上负责而非满足公众诉求。
这种与国家管理主义范式契合的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因为公共治理的兴起而越发地不合时宜，危机四起：一是行政规制的目标与手段关系出现断裂，单一的命令———服从方式不足以有效满足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促进公共福利的社会需求。二是行政规制的形式合法性背离实质正义，法律似乎得到实施，但公共安全并未随之出现；或者虽然维护了公共秩序，但公民自由并未因此得到维护和拓展。三是理论、制度与实践三者之间的各自为战，合乎逻辑的规制理论没有能力指导法律制度安排，法律设定的规制“效力”难以转化为规制实践的“实效”，规制实践的经验教训在规制理论中得不到应有的反映，这就造成了行政规制理论的自说自话，行政规制制度安排的一厢情愿和行政规制实践的各行其是。
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带来严重的规制失灵问题。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强制性规制收效甚微，规制目标经常落空。此外，还诱发权力滥用，设租、寻租屡禁不止，经济领域的过度规制和社会领域的规制不足并存，行政规制存在着结构性失衡，行政管理的越位和错位与公共服务的缺位和不到位并存。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行政规制的初衷主要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那些因行政规制的挤占而致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会发生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的双重失效。
行政规制模式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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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地教学的概念
以往政治理论课课外教学实践活动，统称为实践教学，而这里讲的现地教学与实践教学是有区别的。实践教学是与理论教学相对应的，是指在课堂理论教学之外，与课程内容相联系的，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并且由教师主导的教学活动。而现地教学，现地教学是由实践教学发展而来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实践形式，现地教学是由教师在现场作全程指导，在实践各个环节中，引导学生深入参与，使学员反复体会深入理解实践活动意义的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实践教学形式。
二、士官政治理论现地教学
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能够较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求实精神，提高学生的交流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运用理论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提升综合素质整体的目的。
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是以培养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的士官人才为目标，以中国化最新成果为中心内容，以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为基础，以各门课程重点内容为依据，以问题设置为牵引，以参观考察为手段，以社会实践为主体的教学形式。这一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参与、组织现地教学的各方面和各个环节共同发力，形成合力育人机制，是各构成要素有机结合的结果。
三、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体系的构建
现地教学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运行中各组成要素既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又要协调配合，构成实践教学体系的总体功能。士官政治理论现地教学体系的具体构成要素包括：实践教学活动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管理体系、保障体系好评估体系等要素。
（一）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目标体系
目标体系是现地教学需要达到的人才培养的目标，起指挥和引导作用。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的目标体系的构建，应以士官人才培养目标为主线，以士官基本素质、岗位需要为牵引进行。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体系，应以提高学员政治素质为指向，以中国化最新成果为中心内容，着重提升士官学员政治行为能力和道德行为能力，帮助学员坚定政治信念，牢固法纪意识，明确职责使命。
（二）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现地教学的内容是实践教学目标任务的具体化。构建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内容体系，必须科学统筹各门政治理论课程现地教学活动。通过相关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合理配置、相互配合，构建达成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目标的有效内容体系。按照士官各门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进行整体设计，结合现地教学基地特点，构建各门课程相互配合、合理互补现地教学体系。
（三）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管理体系的构建
管理体系是指管理机构、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总和，它在整个体系中起到调控作用。首先，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活动需要教学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组织实施，管理机构必须做到责任分工到人、明确具体任务。其次，要建立现地教学科学的管理制度，明确各个环节、方面的组织协调责任人，明确实施计划方案，完善现地教学基地，掌握整个现地教学过程，确保现地教学顺利进行。再次，管理机构和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实施管理活动，落实现地教学计划，确保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监督教学过程以及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四）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保障体系的构建
保障体系是由教员队伍保障、资金保障和实践基地保障等条件组成，它是影响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首先，有效的现地教学离不开科学指导、合理引导的教员参与。在开展现地教学前，教员必须交代本次现地教学的目的意义和相关背景；在现地教学现场，及时引导学员有序进行，分别深入讲解具体内容；在活动结束，引导学员升华理解和认识并对活动的情况进行客观讲评。其次，现地教学活动必须有合理的资金保障。最后，现地教学活动必须建立一批说服力强、形式新颖、贴近学员、有利组织实施的教育教学基地，特别注意长期保持联谊关系，为现地教学提供全力支持。
（五）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过程与效果评估体系的构建
效果评估体系是评估现地教学过程和效果的制度，是信息反馈的主要渠道。要全面评估现地教学的过程和效果，必须从教员和学员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对教员组织实施开展现地教学的各个环节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包括现地教学的授课过程是否科学、是否体现教学目标，是否妥善开展教学组织。对学员参与现地教学的过程和效果的客观评估，应作为评价课程教学效果和教学改革的客观依据之一。
在完善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的过程中，必须紧紧扣住培养目标，重点应放在构建合理的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评估内容，健全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评估指标体系上，配合科学的管理、保障和评估，不断提高现地教学质量效益。
参考文献：
[1]俞仲文.《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实戏教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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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突发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突发事件一般超出人们的预料，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剧烈的负面影响，可能成为激发社会矛盾、进而爆发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直接原因，其具有突发性，种类的多样性，处理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全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持久性、广泛性和连锁性等特点。
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概念及特征
（一）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概念
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是集突发事件之事前、事中和事后各项工作的应对能力综合。
（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特征
1、整体性和系统性
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治理和应对能力，它涵盖了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发生过程当中以及发生之后的各项能力，集突发事件的预防、准备、反应和恢复于一体，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
2、公共资源参与度高
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处理的复杂性、以及较大的破坏性等特点。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政府部门起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但是要妥善的处理突发事件带来的破坏和后续性影响，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理性公众的积极配合和广泛参与是实现突发事件有效处置的重要一环。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尤其是事中应急管理过程当中，需要相关法规、人员、资金、医疗、物资以及技术等的高度集中与配合。
3、社会关注度高
突发事件往往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些突发事件更是影响到国家形象和国家核心利益，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是检验政府部门行政管理效率和为人民服务本领的磨刀石。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政府部门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三、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构成要素
（一）事前监测预警能力
事前监测预警是指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及后果做出预告与警告并制定相关预案以减少损失的行为。事前监测预报能力建设是为了最大程度降低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有效的事前监测预警体系具有预见和警示、延缓及减缓、阻止与化解等多种功能。提高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能力，加强对突发事件的预测、预警工作，提高政府和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是适应风险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事前监测预警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对突发事件的预、监测能力，对突发事件的预报能力，突发事件预警技术能力，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能力等。
1、对突发事件的预、监测能力
包括对已有及可能存在的突发事件的预、监测能力。这种能力需要有可靠而完善的信息采集系统为依托、以历史经验和现场调查为基础。通过运用信息系统（IS）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实现基础性信息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利用航天遥测、遥控、遥监技术和地面监测监控系统迅速、及时地实施严密监测，自动采集信息和数据，通过卫星传输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形成动态和静态系统相结合的、空间一体化的灵活性监测预警体系，在相关专业机构及人员的专业技术、历史经验和社会调研的基础上对突发事件进行预测、监测。
2、对突发事件的预报能力
这种能力是指通过一定的预警信息平台或通过网站、广播、电视插播、电话、传真、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农村大喇叭广告等具体方式，实现预警信息的统一收集、管理及，保证信息的通畅、及时、准确和有效。
3、突发事件预警技术能力
从突发事件信息的采集到预警信息的都离不开相关技术的支持，现代突发事件预警是以信息技术、通讯技术为平台，采用传感器技术、智能化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力求构建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立体式、全方位和灵活性的动态监测体系，实现预警信息的整理、风险评估、预测评价、预警对策的功能。预警技术设备的完备度，技术应用的纯熟度，监测体系的技术数字化、综合一体化和传递网络化水平决定了突发事件的预警技术能力。
4、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能力
突发事件的事前应对措施能力主要是指预案管理能力，它与突发事件的应对效果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良好的预案管理能力主要表现为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具体性、实际操作性和兼容性强，预案的公众参与度较高。
（二）事中应急管理能力
事中应急管理能力是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部分。它对于阻止突发事件影响范围和破坏程度的进一步扩大，挽救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减少和消除社会公众的恐慌心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及国家核心利益等方面意义重大。事中应急管理重点是指应急的响应及救援，主要包括险情的报送、预案的启动、资源的调配和实地的抢险救援。事中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需要有有效的机制和应急保障。
事中应急管理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突发事件辨别能力、突发事件紧急救援能力、居民突发事件行为反应能力等。
1、突发事件辨别能力
突发事件辨别能力是指相关机构和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根据系统技术、历史经验、现场调研等方法或渠道，对突发事件发生的种类、方式、时空范围、危害程度、发展趋势进行分辨识别的能力。突发事件辨别能力是开展具体救援活动、启动应急预案的基础。
2、突发事件紧急救援能力
突发事件的紧急救援一般是以政府为主导，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广泛理性参与。政府部门的应急救援能力具体体现在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控制能力、救灾救援过程中的协调能力，救援装备配置的现代化水平、救援队伍组建能力和救援力量响应能力等方面。政府部门良好的突发事件紧急救援能力表现为恰当的启动应急预案、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能够有效决策、协调、指挥、控制，具备先进的救援设施及装备，注重救灾组织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的构建，并且能够有效而迅速的发动救援力量。
3、居民突发事件行为反应能力
居民突发事件行为反应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居民防灾减灾意识的强弱，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的意识越强，突发事件发生时社会恐慌、骚乱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应急救援的难度也相对较小，反之，则会使应急救援的难度加大；二是居民理性救援的参与度，包括自发救援和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救援。居民理性救援的参与度越高，越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置。
（三）事后恢复重建能力
突发事件的事后恢复重建意味着让突发事件发生地区的民众、基础设施和系统恢复到事件发生之前的状态或者相比较而言更好的状态，它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型，是社会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它涉及突发事件发生后受灾民众的安置、相关人员的心理干预、生态环境的恢复、社会治安、社会动员、调查评估、重建监管等诸多方面。
事后恢复重建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社会保障系统支持能力、事后损失评估能力、事后恢复能力、事后重建能力等。
1、社会保障系统支持能力
社会保障系统支持能力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突发事件灾后安置能力，受灾民众的过渡性临时安置与救助工作往往是突发事件事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过渡性安置地点应当配套建设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并按照比例配备学校、医院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对于特殊群体，如孤儿、孤老、孤残人员可以采取临时安置与长期安置相结合的办法。
其次是心理干预能力。心理干预是指对受到突发事件影响的群体或个体采取明确有效措施（心理介入、认知干预等），使之最终战胜心理危机和压力，重新生活。心理危机干预机构和网络的建立与完善，是社会保障系统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最后是社会治安能力。突发事件爆发后，由于事件的突然性与强打击性，往往会对人的心理形成巨大的冲击，使人丧失社会规范意识，滋生犯罪行为。相关公安部门要深入突发事件发生区，了解灾民情绪和掌握灾后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及时化解和消除各类不稳定因素，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工作，尽量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
2、事后损失评估能力
事后损失评估能力主要是指调查、统计、上报、核查实际发生的灾害损失，为灾民救济、保险理赔、制定恢复重建计划等提供依据，同时也可以为评价决策成败及减灾效益提供依据。事后评估主要包括灾区总体受灾情况，如受灾人口、受灾区域、房屋倒塌间数，道路损毁情况等，还包括灾区群众的生活救助情况和应急救助需求情况，如粮食、饮用水、衣被、帐篷、煤电等的需求状况以及倒塌房屋的恢复重建需求情况等。
3、事后恢复能力
事后恢复能力主要是事后环境恢复能力，是对突发事件发生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进行清理、整治，使之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按照污染产生的不同原因，可将环境恢复分为自然灾害类环境恢复和污染类环境恢复。自然灾害类环境恢复主要是对自然灾害侵袭所造成建筑物倒塌的残骸，以及洪水、泥石流、沙尘暴等所带来的沙石泥土的清理整治活动，使之恢复到正常状态。污染类环境恢复是对突发事件中受环境污染的地区进行污染治理，使其恢复到正常状态。
4、事后重建能力
事后重建能力包括重建资金筹措能力、重建监管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首先，灾后的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的筹措能力是事后恢复重建的前提和保障。另外要确保救灾款物的正确合理使用，要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的规定，对救灾物资的筹集、分配、拨付、发放和使用做到手续完备、专账管理、账目清楚，保证专款专用、重点使用。最后是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动员社会组织和民众理性参与到突发事件发生区的恢复和重建当中来。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眭源.提高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的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4（14）：267-268
[2] 朱华桂，洪巍.论突发事件灾后恢复重建能力建设[J]南京社会科学，2008（9）：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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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一般的国际不法行为和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的行为所产生国际法上的责任，通常学界称为国家责任和国际刑事责任。因为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的行为是国际罪行，因其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也就称为国际刑事责任。一国一般的国际不法行为所产生的责任也即狭义的传统的国家责任。二者除了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承担责任的形式也不同。国际刑事责任承担的主体一般是个人，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是例外。学界对国家是否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如何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还存在许多质疑。狭义国家责任承担的主体一般是国家，个人存在国家责任是例外。按照2001年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的规定，承担狭义国家责任的形式主要有：继续履行、停止不法行为、保证不重犯、赔偿，包括恢复原状、补偿和抵偿的方式。《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适用的刑罚有：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罚金、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该犯罪行为得到的收益、财产和资产。
广义的国家责任概念不仅包括狭义的国家责任，国际刑事责任，还包括因国家的合法行为所产生的国家责任，即“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而承担的责任，该责任一般称为“国际赔偿责任”。有学者认为“国家赔偿责任”与因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的责任，即狭义的“国家责任”，这两个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已经“作为两个不同的国际法概念被普遍接受”。但也有学者从论述方便起见，一般称之为跨界损害责任。
对于国家责任概念的混淆状态，我国有学者用国际法律责任一词以涵盖狭义的国家责任、国际赔偿责任和国际刑事责任。国际法律责任（International Legal Responsibility）是指国际法主体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或其他损害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分别以《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和“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后果的国际责任”为主题分别进行法律编撰工作。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将国际不法行为分为国际罪行和国际不法行为，涵盖了一国一般不法行为所产生的国家责任和国际罪行所产生的国家责任，如何理 顺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广泛争论的问题。
二、国家责任的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
众多学者认为国际责任的构成要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条规定：一国国际不法行为在下列情况下发生：（1）由作为或不作为构成的行为依国际法归于该国；（2）该行为构成对该国国际义务的违背。因此，国际不法行为的主观要素是指某一行为按国际法的规定可归因于国家，客观要素是指该行为违背了该国的国际义务。对于国际不法行为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构成的表述，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委员会似乎将此处的‘主观’和‘客观’理解成了对归责方式的定性，简要地讲，‘主观’即是指在考虑是否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时，必须考虑国家是否具有‘犯意’。而所谓‘客观’即是指在考虑是否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时，只需考虑是否存在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而无需考虑法律主体的主观方面。”因而国际法委员会国家责任草案评注中便正式地废弃了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提法。我国有学者为了避免在国际不法行为的构成要素中使用“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进而使人和国内法的相关概念混淆，也采用另外的表述方式，如有学者认为，国际不法行为责任主要包括两个构成要件，即只要行为可归因于国际责任的主体，且该行为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则该责任主体就应为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指国际责任。
实际上，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历来就存在争议，从上述对国家责任定义的表述中就可以发现，不管是广义的国家责任概念还是中义的国家责任概念，均认为国家责任是对其他国际法主体造成损害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国家责任的构成要素还必须有损害的发生。如果没有损害发生，纵使一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不会产生国家责任。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国家责任的性质是过错责任。也就是说一国承担国家责任，该国主观上对所为的国际不法行为存在故意或过失。因而有关国家责任的构成要素就有“二要素说”、“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但此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条规定国家责任的二要素后，国内众多学者的论述基本上与此一致。不过，国际法委员会第三任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教授指出，二要素并不意味着可以在一切特定案件中排除目的、过错等主观因素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我国也有学者指出通过对不法行为责任上的主观因素的分析，可以准确、恰当地确定具体的国家行为是否构成了国际不法行为，以及所引起的第二性赔偿责任的具体种类、程度、大小等，从而可以有效地恢复被损害的国际秩序及相关利益，并可防范、遏制潜在的国际不法行为，以实现国际社会中良好的治理秩序。
三、解除行为不法性与国家责任的免除
国家责任的免除是指一国行为的不法性依国际法由于某种原因被排除从而免除了该国的国家责任的情况。《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将其称为“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有以下六种：同意、自卫、对一国国际不法行为采取的反措施、不可抗力、危难、危急情况。国内学者基本上将国家责任的免除与解除不法行为作为同义语进行解释。如邵津主编的《国际法》：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客观原因或条件，对原本不法行为的国际法规定可以免除行为国的国家责任。因为国家责任的基础是其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如果一国的行为已经被排除其不法性，那么该项行为的国际责任也就随之消除。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行为有时从表面上看不符合条约义务或其他国际法规则，可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或条件，其行为的不法性被排除，因而与此有关的国际责任也就免除了。
对于我国众多学者将国家不法行为的解除等同于国家责任的免除，不管是国际实践还是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均没有证实。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7条“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后果”明确规定，根据本章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不妨碍：（1）在并且只在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不再存在时遵守该项义务；（2）对该行为所造成的任何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7条的规定不仅是习惯国际法的产物，而且也经受了新的实践的检验。在CMS燃气传输公司诉阿根廷案中，ICSID仲裁庭指出，即使根据《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第25条投资东道国可在紧急情况下不遵守国际义务，但根据第27条的规定，这并不影响相关国家的赔偿义务。
纵使一国的国家不法行为因为受害国的同意而解除，也只是受害国因为同意而免除了行为国依国际法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但受害国如因该行为而产生了损害，受害国在对行为国国际义务同意予以免除的同时，是否丧失了请求行为国予以赔偿的权利呢？对此，国际法委员会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一国的行为即使是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但因此而给他国造成损害性后果，也应负赔偿的责任。因此，国际不法行为的解除，解除的仅仅是“不法行为”，而不是同时解除了该国应当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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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渊源及内涵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源自国际政治领域国家层面的软实力概念，是该概念在城市发展层面上的微观衍生与具体应用。
国家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的，后又不断梳理、扩展并完善而成的。约瑟夫·奈将国家的综合实力分解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部分，指出硬实力是一种借助军事、经济等物质力量强制别人做其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与之对应的“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以及对外政策”。①
奈氏的软实力理论将国际政治领域中一直存在却又潜于无形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制度政策等方面“软力量”的较量明晰并理论化，从而激起世人关于软实力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国内学界对之研究的极大兴趣。国内学者王沪宁1993年在《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一文中最先使用软实力概念，之后国内对软实力的研究迅速展开。与国外相比，国内学界更为强调文化在软实力中的核心地位与根本作用，把软实力主要归结于文化实力。
随着在城市间综合实力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人们对软实力认识的深化与丰富，国内学界对文化软实力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倍增效应日益关注，于是有学者进一步将文化软实力从国际关系领域的国家层面类推到国内区域竞争领域的城市层面，从而衍生出城市文化软实力概念。
自城市文化软实力概念提出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界定。当前学界主要是通过列举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或其资源基础的方式对其进行界定的。例如，张卫海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特色、精神气质以及市民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它虽然是一种隐性的力量，难以具体衡量比较，但可以通过城市的精神面貌、文化事业的繁荣程度、广大市民的文明素养以及城市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状况体现出来。”②
而吴玲则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就是指城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延续力、创新力、向心力、认同力、生命力和凝聚力以及在对外交往中产生的感召力和辐射力。”③这种通过列举构成要素或其资源基础来界定城市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方式，当然无法揭示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尚处于探索前进中的新兴学科的尴尬与无奈。
鉴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终究是源于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层面软实力的概念，本质上不过是该概念在城市层面上的衍生与映照，因此，我们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界定就自然要以奈氏的软实力概念为原本，以其精神内核与逻辑脉络为依据。那么，我们就应把城市文化软实力定义为：城市文化软实力是指城市通过诉诸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方式，激发和吸引城市内外的积极因素自愿参与城市建设以达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能力。这一能力实际上由对内、对外两部分构成：对内激发市民创造激情并发挥其聪明才智；对外树立良好城市形象并争取域外生产要素。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关于城市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的研究，不仅可以提供比较城市间文化软实力强弱的衡量依据，更能够有效指导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方向。因此当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成果也较为丰富，但见解各异。借鉴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从其表现层面来看应涵盖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即文化整合力、社会凝聚力、人口素质力、政府公信力、城市辐射力。
文化整合力。所谓文化整合力是指不同文化间相互吸收、融合而在形式与内容上逐渐趋于一体化的力量。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不同文化区域与文化习惯背景下的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必然造成一个城市地域内各种文化间的激烈碰撞与相互交织，这也必然造成对原有城市主流文化的严重冲击以及诸多社会矛盾的出现，从而阻滞城市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而文化整合力能够将城市内各种文化进行有效整合并纳入到城市主流文化之中，加强市民间的沟通、理解与信任，有利于城市和谐的实现。文化整合力的发挥主要通过制度与文化的两种手段来实现。
社会凝聚力。所谓社会凝聚力，也称社会内聚力或社会向心力，是指基于共同的观念与目标而促使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在行为上产生协同性与合作性的力量。任何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繁荣发展都需要以强大的凝聚力作为基础与前提。而一个城市社会凝聚力的取得，追根究底源自于城市先进而合理的政策制度，源自于廉洁而高效的政府治理，源自于复杂社会关系的及时而正确的梳理，也源自于城市特色文化的深沉感召，并由此实现民众团结、组织和谐、社会公平与城市稳定。
人口素质力。所谓人口素质力，是指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人口素质综合状况而在社会功能上展现的力量。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口素质在城市竞争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地位日益凸显。从城市内部来说，良好人口素质所蕴育的智力资源，能够推动城市由物本经济向人本经济的转变，有利于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良好人口素质所提供的道德环境，能够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职业情操，打造高效工作效率，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良好人口素质所具有的公民素养，能够有效提高市民参政议政的能力与水平，有利于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良好人口素质所展现的城市形象，能够产生对内部民众的凝聚力以及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有利于城市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
政府公信力。所谓政府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基于对政府执政能力与履职情况的普遍信赖而产生的认同力与信服力，它是形成内部社会稳定发展、对外塑造良好区域形象的重要基础。政府公信力作为民众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主要来自于民众对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对政策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的认可程度，对政府施政的效率与廉洁情况的认可程度等。高度的政府公信力不是靠政治强力与过度宣传获得的，它需要通过良好的行政行为与合理的社会体制来成就。良好的行政行为与合理的社会体制，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消除或及时梳理社会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能够切实保障社会机器的正常、高效运转，从而对内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塑造良好区域形象、吸引域外资源，推动城市发展。
城市辐射力。所谓城市辐射力是指城市对周边区域的综合影响力与发展带动力。它既是一个城市内在素质、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也是该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向城市外的自然挥洒与自然表达。强大的城市辐射力不仅有助于本地经济的向外拓展，而且能够吸引外部生产要素的向内流入。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辐射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气质为基础，以文化产业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努力打造经济强市，为城市辐射力的提升提供深厚的硬实力支撑；二是城市形象的塑造。要在正确定位城市形象的前提下，将城市形象的塑造纳入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战略部署之中，借助各种媒体资源的宣传，努力提高城市的影响力。
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它需要岁月的积淀与镌刻，需要长期的挖掘与整理，需要更多的深入思考与精力投入。然而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在硬实力影响逐渐式微的背景下，由文化整合力、社会凝聚力、人口素质力、政府公信力、城市辐射力等构成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与决定力量。我们必须通过发掘和整合城市文化软实力资源，充分发挥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功能与效用，不断影响、推动并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作者分别为辽宁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鞍山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张国祚：“张国祚和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