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篇2
1.××(单位全称)巡察反馈问题整改领导小组名单
要求:组长:XX 成员:XX、XX加盖公章
2.××(单位全称)关于落实巡察反馈意识形态工作存在问题的整改报告
格式如下:
××(单位全称)关于落实巡察反馈意识形态工作存在问题的整改报告
×××××××××××××××××××××××××××××××××××××××××××××××××××××××××××××××××××××××××××××。(正文与标题空一行,加一个简单开头)
一、存在问题(一级标题,三号黑体,不加粗)
在县委对县教体局巡察中,教育系统各单位存在意识形态工作还需加强。在抽查的 131 所学校中,存在未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未建立意识形态相关制度;安排思政课较少甚至未安排思政课程,农村学校思政课缺少专职教师等问题;对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重视不足,未制定专门教学内容对学生从手机、电脑等网络设备了解到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言论进行引导和遏制。(各单位针对以上问题,制定整改方案,逐一分析,写出整改报告,有整改事项、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整改措施、整改成效,整改成效包括成效照片、记录等。
整改时限:3月20日前,长期坚持
整改责任人:XX XX
二、整改措施
(一)加强领导。(三号楷体,不加粗)×××××××××××××××××××××××××××××××××××××××××××××××××××××××××××××××××××××××××××××。
(二)加强领导。(三号楷体,不加粗)×××××××××××××××××××××××××××××××××××××××××××××××××××××××××××××××××××××××××××××。
(三)加强领导。(三号楷体,不加粗)×××××××××××××××××××××××××××××××××××××××××××××××××××××××××××××××××××××××××××××。
三、整改成效
(一)加强领导。(三号楷体,不加粗)×××××××××××××××××××××××××××××××××××××××××××××××××××××××××××××××××××××××××××××。
(二)加强领导。(三号楷体,不加粗)×××××××××××××××××××××××××××××××××××××××××××××××××××××××××××××××××××××××××××××。
(三)加强领导。(三号楷体,不加粗)×××××××××××××××××××××××××××××××××××××××××××××××××××××××××××××××××××××××××××××。
2021年3月18日(时期与正文空两行,后空四字,加盖公章)
三、支撑材料
1.××单位落实巡察反馈意识形态工作存在问题的整改方案、领导组名单
2.××(单位全称)关于落实巡察反馈意识形态工作存在问题的整改报告。报告里措施要根据问题制定,措施要具体,成效要根据措施进行说明,提供资料。
3.××单位落实巡察反馈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整改会议照片、记录。会议记录要有反馈问题,制定措施,明确责任人等情况。会议记录要有专门的会议记录本,不能用笔记本、教案本等代替。会议记录复印件首页要盖章,但不能每页都盖。发现有的单位报材料,每页都盖章,这是不对的,盖章要盖到日期落款处,不能标题和每页都盖。
4.××单位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不需要太多,排版美观。提醒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工作每季度研究一次,个别单位制定的制度是每学期一次,是错误的。
5.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材料: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材料、国旗下讲话、教师上思政课照片,所有照片有文字说明。思政课课程表。以上材料,有几个就行,不一定都开展。
6.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材料。提供列入教学内容的教案,宣讲材料、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活动的照片等。
7.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研判材料。2021年第一季度开展意识形态研判会议照片、记录,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报告。报告题目:××(单位全称)2021年度第一季度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报告
四、有党建存在问题的单项整改任务的学校,依照上面内容。提供整改方案、整改报告、整改会议记录、照片,及必要的支撑材料。
五、排版要求
1.标题字号要求:二号宋体加粗,居中排,
2.正文,三号仿宋
3.一级标题,三号黑体,不加粗,序号用一、二、三、;二级标题三号楷体,不加粗,序号用(一)(二)(三);三级标题三号仿宋,可加粗,用序号1.2.3.。
4.章不能盖在标题上,必须盖在落款正中,距离正文3mm
篇3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比较传统的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在这个时期,社会的思维方式以及观念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了原先社会的平衡模式,使当前社会中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各种风险以及问题不断积累增加,就会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然而在风险社会当中,地位、媒介和政治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这就需要社会成员有一个明确的社会认同,使自身得到一种归属感。在本文当中,作者依据自身的工作实际,就怎样培养风险社会下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一、风险社会及政治认同内涵
(一)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危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认识程度也不断加深,所以,社会风险会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活。风险能够使得人们改变现有的各种各样的习惯,也会使社会上原先的社会制度与机制发生改变甚至是毫无所用,使得社会上的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德国著名的科学家贝克曾经对风险社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阐述。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及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必须要经历的时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秩序。
(二)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表示的是人们的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当中,使人们能够寻找到可以依靠以及遵循的制度体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准确地找到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位置,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并且具有自己追求的政治信念等等,这就需要具有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意识。政治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的动力,它能够让一个国家的人们团结起来。政治认同的高低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稳定性,甚至是与国家是否能够存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代的大学生,关系着祖国将来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关系着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的人才资源。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认同教育不仅是与大学生的自身发展相关,还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发展道理,甚至是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
二、风险社会具有的反思性特征
风险社会的概念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风险社会表示的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状态。风险与早期的危险有着很大的差别,风险指的是在现代化社会当中由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的危险以及潜在的危险因素,是全球化发展进行当中出现的后果。在政治上,它们具有比较明显的反思性,是在社会发展与人类实践过程当中,由人们不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使得社会的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生改变。风险的反思性使得认同的对象能够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不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认同不断处于反思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力量摆脱这个反思过程,使人们的政治认同在理性反思中不断提高。
三、风险社会影响范围
风险社会当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风险范围以及规模也会不断地扩大,甚至是超越了国家与民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给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怎样更好的应对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应该成为各国首要关注的内容。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风险也随之不断扩增,外界的变化会严重影响着局部地区人们的生活。就从污染的问题来讲,一个地方产生污染会对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风险社会实际上能够给世界带来各种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四、风险社会视角下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出现的问题
(一)产生了政治认同的偏执与边缘化现象
在风险社会当中,社会环境不断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这会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风险也会不断的产生于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的不断改变,使得很多国家的带有政治目的性的组织不断侵入到其它国家当中,会给人们的政治观点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更多的人去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这就使得很多大学生会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及价值观盲目地崇拜与追求,甚至是怀疑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增强了政治认同的反思与批判
当前,国家级及政府都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改革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社会风险的评价模式也正在不断探索当中,这就使得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由于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使得人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让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很大怀疑,进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再加上社会当中存在的不确定的、复杂的风险,使得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很大怀疑,怀疑当前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认同,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怀疑当前政府的智能以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大学生。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及分析能力,风险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触动,甚至可能会造成大学生对当前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的不认同。所以,要认真对待并且正确处理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大学生在风险社会当中的政治认同给予恰当的引导与教育。
五、风险社会视角下引导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有效方法
(一)加强大学生政治交流与思考
风险社会环境下,加强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断鼓励大学生以正确的社会观点来对待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且要让大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与政治认同。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并且能够与学生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对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该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与看待这一问题。同时,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要做出客观的分析,并且要给予有利的批判,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帮助学生建立判断是非的能力,让他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观念。教师在课堂上对风险事件进行分析的时候,要让学生敢于提出自己观点,根据学生的不同思想形态有区别的进行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才能够使学生具有积极的政治思想。
(二)加强课堂内容的正面教育
风险社会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这就需要大学生对这些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前,政府的很多官员都出现了腐败的现象,这对政府以及执政党的形象带来很大的破坏,也使得很多大学生对于当前的以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有的大学生甚至是认为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不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在风险社会当中存在着很多社会风险问题,但是并不是说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未来是没有希望,而是我们正在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来规避这些风险。所以,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避险求生的教育,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上的需求,还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并对大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辅导。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可以依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需要,适当的加入求生教育的相关内容,并且要传授给学生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识。这种教育方式能够让学生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主流的价值观,增强自身的社会认同。
(三)培养大学生基于价值理性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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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党支部班子自始以问题为导向,先后通过群众提、自己找、集体议等形式,并结合自查和上级检查等情况,深入查摆了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
1.对巡视工作条例重视不够
我们支部在工作过程中有时会认为做为教师上好课,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是主要任务,有时对上级的巡视工作重视不够,上交的材料不及时,材料归档不合理,不全面,不便于检查,有时完成的任务也因为没有过程性材料而导致检查不合格,有时对同志们要上交的笔记等材料出不齐,存放不长久。
对以上问题咱们支部这次召开巡视整改专题组织生活会,进行自查剖析。按照教育系统巡视巡察工作新指示、新要求、新精神、新部署开展工作。
以后对巡视工作要高度重视,对以后巡视出的所有问题都要全面的进行分析,找到产生的原因,进行合理解决。
2.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咱们支部班子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总是觉得意识形态离我们太远,导致重视程度不够,这样就不能及时向支部党员传达一些会议精神和新的理论知识,在今后工作过程中我们要跟紧党的步伐,强化责任意识,按上级要求学习党的最新理论和会议精神及时向支部传达。开展意识形态学习教育。
开展意识形态自查工作,要注意意识形态内页档案建立。做好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工作。
(二)严守党的纪律方面
存在遵守工作纪律不严格情况,在有些学习和各种活动中,有的同志不能及时参加,有补学的情况,觉得现在大家的工作繁杂,不只是教学,各方面工作多,有时完成一些支部的工作任务会出现落后现象,今后工作中一定会及时开展上级要求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做好对党员的教育引导工作。
在工作纪律方面对党员的要求也不够严格,检查少,对同志们的工作纪律表现掌握的不够全面,也有不及时请假和及时签到签退的现象,支部要加强纪检监督,规范工作纪律,有事及时请假,另外要求同志在工作时间不得作与工作无关的其它事情,支部会定期抽查,做到对党员全面管理。
二、各类问题的具体整改落实安排
(一)对巡视工作条例重视不够具体责任人是潘红飞同志,做到立行立改,在今后工作过程长期坚持。
(二)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具体责任人是刘双同志,做到立行立改,做好上级精神及文件的传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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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主流价值取向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整合能力,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对价值取向的辨别能力和价值意识,关系到学校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关系到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一)凝聚社会共同意识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价值理念的集合体,是最深层的精神内核。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风尚。刘云山同志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战略任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举措。在文化多元背景下,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有利于引导广大师生塑造崇高人格和民族精神品格,有利于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共同意志。
(二)巩固主流社会思潮的客观要求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以及价值观领域的渗透,高校作为巩固意识形态的文化阵地,必须把握好意识形态的主动权,以为指导,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凝魂聚气、强基固本上下足功夫,及时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价值观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巩固主流社会思潮,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向心力。
(三)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必然需求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取向总体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态势,然而,少数高校在加强大学生知识能力培养的同时,容易忽视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造成有些大学生思想品德不高,政治意识淡化甚至异化,核心价值观“缺位”。因此,基于高校文化建设和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双重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更加“主流”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有效路径。
二、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性研判
高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是传承科学知识和思想文化的主要场所,担负着向广大青年大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职责。但高校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面临诸如多元价值观的冲击、网络新媒体的影响、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等方面的挑战。
(一)多元价值观的冲击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青年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识产生的分化,给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干扰。大部分大学生能辩证看待问题,能准确定位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部分大学生还不能熟练的进行政治判断,难以抵御新奇有趣的新事物新思潮,从而出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持中立态度、少数持冷漠态度的现状。另外,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不断向纵深拓展,各种文化思潮涌人我国,客观上也为多元价值取向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土壤。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淡化。
(二)网络新媒体的影响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社会的进步,新兴传媒手段不断涌现,网络新媒体以其自由、快捷、交互、开放等特点,成为社会发展的新时空。借助新媒体,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技术支持、传播渠道和言论空间,有助于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在及时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同时,也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控制力。特别是大学生富有激情、接受新事物快,很容易被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念、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所诱导,模糊了自我认知,弱化了是非观念,对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起到了阻碍作用。
(三)传统教育观的束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成员更多地把维系和维护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人的利益和感受,作为价值评判尺度。高校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缺乏适应期和缓冲期,特别是传统教学模式根深蒂固、教育渠道相对狭窄、教学资源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针对当前的学生价值选择和评价多元化、双重性的现状,如何做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相互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社会理想、道德理想、生活理想与职业理想相互融合,是高校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必须思考的课题。
三、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性分析
指出:“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高校应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融入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生活和精神世界,使之成为全校上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深化宣传教育,坚守认同自信
有自信才会有自觉,有自信才会有清醒,有自信才会有定力。增强价值观自信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认同的关键因素。“价值观自信”从何而来?这份自信来源于党的坚实领导,来源于党员干部的坚定认同,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因此,高校要把加强教育引导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认同的重要环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宣传、党校等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主动谋划,各司其责,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列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员组织生活、党校教育培训的重点内容,使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评师评教的重要标准,主动挖掘各个工作岗位蕴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采取哲学研修、课程培训、教学竞赛等方法,打造师德高尚、业务精湛、能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师资队伍,要深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特别是要纳入思想政治课程体系建设,融入教师职前准入、入职培训、职后管理的全过程,融入学生全面发展的全过程,细化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促进人人知晓、人人践行。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师生的灵魂和血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常修道德修养,磨砺嘉善言行,让人人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者、实践者、发扬者。
(二)强化笃行实践,坚守行动自觉
篇6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语言测试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语言测试专家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语言测试的技术话语,沿袭传统心理计量学方法,致力于研究如何采用并开发新的测量手段以提高语言测试的信度和效度。近年来,效度理论的发展及效度与公平性关系的讨论体现了语言测试界对语言测试使用及其社会影响的关注,对语言测试及语言教育的社会性的思考与探索。受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批判语言测试视角着重审视了语言测试中渗透的隐性权力,考量了语言测试在社会语境中扮演的控制者、监管者、支配者的角色,探讨了语言测试社会功能的演变对测试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在回顾批判语言测试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的基础上,着重介绍批判语言测试的研究领域,阐释其主要观点及核心思想,并讨论批判语言测试对我国语言测试实践及外语教育的启示。
一、 批判语言测试的研究背景
近年来,语言测试工作者的研究重点逐步从提高语言测试信度和进行效度验证方面转向对语言测试社会影响的关注。语言测试社会维度的研究,即语言测试在社会中的使用情况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是在效度框架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丰富的。Cronbach和Meehl提出用构念效度替代效标关联效度,强调效度验证的对象是基于受试所得分数所做出的推论和解释,而不是分数本身[1]283。Cronbach在效度验证的论著中并未强调分数解释中的社会因素,这与他在有关项目评价的研究中对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影响的考量形成鲜明对比
转引自T.McNamara & C.Roever, Language Testing:The Social Dimension, Oxford: Blackwell, 2006, p.11。。后期受项目评价研究的影响,Cronbach开始意识到评估的社会语境的重要性,试图将语言测试的社会维度理论化[2]4。Messick在1989年提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整体效度观,把效度概念的涵盖范围由分数意义扩展到相关性和使用、价值意义及社会影响,拉开了语言测试社会维度的研究序幕[3]20。Messick的效度理论涉及社会维度的两个层面:测试分数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测试使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其中两个关键概念:构念代表性不足 (constructunderrepresentation) 和构念无关差异 (constructirrelevant variance),体现了他在效度理论中包含的对公平性问题的思考。受Messick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起,语言测试研究者开始关注语言测试的社会话语,强调语言测试效度验证中社会用途及社会后果的重要性。Kane基于论证的效度验证模型与Messick的整体效度观一脉相承,认为基于分数所做的实际决定受社会价值和政策的制约,应考虑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4]3840。Bachman 和Palmer建立了测试有用性框架,该框架包括测试的信度、构念效度、真实性、交互性、影响和可操作性[5]。Bachman和Palmer把“影响”纳入到该框架中,认为语言测试的使用必须考虑其对个体、教育体系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Bachman于2005年首次提出“评估使用论据”(Assessment Use Argument, 简称AUA)框架[6],并在他与Palmer 2010年的新著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将测试有用性框架发展为对测试结果解释和使用的合理性进行检验的理论,并进一步强调语言测试使用要考虑测试后果、道德和公平性等社会问题[7]。
McNamara和Roever指出,效度理论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对语言测试社会维度多角度的思考,但缺乏对测试所给予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关注及系统的理论支撑,并对测试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受到的政治、政策影响表示默许和接受,而没有采取批判视角审视测试背后无形的权力之手[8]4041。
受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范式的影响,对测试的批判性思考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着力论述了测试作为象征权力和控制的工具,把日常生活的常态转化为权力的行使,认为“检查(考试)(examination)把层级检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9]208。Pennycook提出批判应用语言学(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应用语言学范畴内的实践与社会、政治、文化思考的结合,主张语言和话语应与广泛的社会语境相结合,应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1011]。Pennycook总结了批判手段的三大特征
转引自B.K.Lynch,″Rethinking Assessment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Language Testing, Vol.18, No.4(2001), pp.351372。:(1)对特定领域兴趣浓厚,如性别、社会阶层、性、种族、民族、文化、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并拒绝对这类问题给予标准化回应(normative response);(2)包含转换教学法(transformative pedagogy);(3)对批判理论持自我反思立场(selfreflexive),即审视“压制”、“不平等”、“意识形态”等一类术语所揭示的对世界的特定认识方式。受Kramsch[12]、Pennycook[13]和Moss[14]影响,Shohamy在1997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年会上做题为“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and Beyond”报告时明确提出了批判语言测试(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简称CLT)的概念,指出测试行为并不是中立的,事实上,测试是文化、社会、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代表,它们对每一位参与者、教师和学生的生活都有影响[15]。此后,Shohamy在《测试的权力》一书中对测试权力的生成和运作机制,测试在社会和政治语境中引入的目的、使用情况及所产生的后效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充分的阐释,提出了批判语言测试的15项原则,开拓了语言测试的新领域[16]。受批判理论对事物之间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Shohamy把测试视为植根于社会、政治语境中的权力工具,批判性地思考测试引入的意图、用途、后果及影响等,提倡监控测试的权力,揭示测试的误用,减少测试的负面影响,并保护测试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其他学者也对语言测试进行了批判性研究。Lynch探讨了测试用途的道德性问题,提出了衡量一项测试是否具有公平性的评判标准[17]。《客观语言测试》一书标志着语言测试的政治功能开始重新受到关注。Spolsky追溯了语言测试的心理计量学传统的发展,并在书的后半部分以托福考试为例,说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s,简称ETS)如何利用心理计量的精确性对测试利益相关者施加权力影响、实施控制[18]。
McNamara和Roever赞同将语言测试的效度包含在公平性框架内,并将关注点集中于公平性的社会、政治层面,强调基于心理计量学研究测试偏颇时,应融入受社会、政治因素驱动的价值判断[8]。这种公平性研究不再局限于心理计量学的范畴,而是承认测试开发设计过程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有助于从社会学角度提高测试的质量。Shohamy认为长期以来测试工作者通过使用更合理的评分手段以提高测试的精确性,但测试内容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仍然由当权者掌控。测试者与受试者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影响了测试的效度。对来自不同国别、文化背景、民族传统、教育体系,且没有平等拥有所测知识的学习渠道和学习环境的考生,对他们测试相同的内容,并基于测试结果做出高风险的重大决定,具有不公平性[16,32]。Lynch指出公平性应包含对测试利益相关者权力关系的思考,即是否考虑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立场,是否实现了福柯提出的与规范性道德准则相关的个人行为的最大化
参见M.Foucault,″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L.Dreyfus & P.Rabinow(eds.),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208226。,也即是否使权力关系处于流动的(mobile)、可逆的(reversible)、互惠的(reciprocal)状态[33]365。
批判语言测试特别指出了测试的误用与产生的社会后效对测试公平性的影响,拓宽了测试公平性的含义。Shohamy指出测试所宣称的目的与实际目的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测试的不道德、不公平。她以三门语言考试,即某国四五年级学生全国性阅读水平测试、以色列七到九年级学生阿拉伯语言水平测试及某国高考英语口语水平测试为例批判性地指出:引入语言测试的实际目的是将测试作为媒介,实现政治目的,控制教学内容与实践,而不是官方所声称的为了衡量学生语言能力,且不给予学生关于考试的任何反馈,并不能真正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水平。就这个意义而言,测试是不道德且不公平的[16,24]。
(四) 语言测试的替代性评估
批判语言测试理论承认测试能测量到的领域是有限的,测试不应作为评估知识水平的唯一手段,测试者和评估者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来收集测试无法测量到的被试能力的证据,多元化的评估方式能为考生能力提供效度更高的解释。Shohamy否定了权力模型(power model)测试,认为在这种模型中,知识和价值观体现的是权力中心者的意志,其他测试利益相关者如教师、考生家长、考生本人等的想法并未得到关注。在此基础上,Shohamy进一步提出了民主评估模型(democratic assessment model),即权力不是从权力中心转移到地方,而是两者相互合作,通过测试之外的多种方式收集考生行为的相关信息以进行评估,包括观察、访谈、个人陈述、参与课堂活动、建立学生个人档案等。Shohamy还提出了民主评估应该遵循的五项原则:(1)应把批判语言测试的观点应用到测试实践中,监控测试作为权力工具的用途,质疑它的前提并检视它的后果;(2)测试以与被试者相互合作的方式实施;(3)测试开发、实施过程中的相关者应对测试本身及其用途承担责任;(4)应在测试设计过程中把不同群体的知识包括进来;(5)应保护被试者的权利[32]376。Lynch指出,替代性评估的提出象征着研究范式的转变,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测试的文化。替代性评估意味着采用非后实证主义视角,用非定量的手段收集和分析数据。事实上,采用定性手段不仅是方法论上的转变,也是知识论和本体论上的转变。语言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被动等待人们的探索和衡量,而是存在于人们对它的使用、研究和解释中[33]361。
(五) 语言测试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由于语言测试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如入学、求职、移民、入籍等,它对被试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意味着生活的“妨碍者”(intruder)。因此,语言测试工作者面临着在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意识之间寻求平衡点的困境。对语言测试工作者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探讨,是语言测试伦理问题研究范畴的一个方面,不同学者所持立场各异。
Davies赞成对语言测试工作者提出伦理要求,但呼吁这些要求不是无限量的,认为测试开发者很难考虑到测试可能带来的所有社会后果。建议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制定道德规范,以资格证书作为职业门槛,创造伦理环境,以培养测试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意识[34]335337。HampLyons则认为测试工作者承担的责任范围更广,应对所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负责[35]302。Shohamy把测试工作者定义为所有参与行动和决策、实施测试的人员,包括政策制定者、命题者、统计学家、测试出资方、测试审校者、考生家长等,把被试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视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认为他们应与测试工作者共同分担责任[16]145。
在我国,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语言测试伦理道德及测试工作者社会责任的论著较少。2007年,杨惠中、桂诗春两位教授合作撰写的《语言测试的社会学思考》一文论述了语言测试工作者的责任,认为一项好的考试要收到好的社会效果,需要考试各方的协同努力,包括语言测试工作者、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用户等,呼吁为保证考试的正面社会效益,各方应共同做出努力[20]。
三、 批判语言测试理论对我国语言测试实践及外语教育的启示
首先,在重视英语教育的同时应平衡母语学习和外语学习,提高母语的学习意识,保护和弘扬中国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英语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使用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使用领域最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交际工具[36]233。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加强外语教育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了“培养各种外语人才”的重要任务,体现了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具备国际化素养的人才的迫切需求,而较高的外语能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条件。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个人或社会整体接受和掌握一种语言的过程,意味着其世界观、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受到该语言背后的文化的影响。外来文化的普及必将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国文化造成冲击。如何正确处理母语与外语的关系、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在重视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的同时增强母语学习意识,保护和弘扬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制定外语教育相关政策时应思考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各种英语水平考试,如大学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托业、剑桥商务英语等,在学生毕业、求职、出国留学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许多家长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就对孩子的外语教育给予高度关注,在孩子的中文尚处于起步阶段时,英语教育已经同步甚至抢先一步开始了。对英语的关注反映的是一种社会需求,而强调英语在经济、政治、学术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及门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英语的强势地位,对汉语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冲击。学生的母语意识淡化,并在跨文化交际中频频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症”[37]。面对这样的情况,有必要全面开展英语能力需求调查,制定更切合实际的英语教育政策。同时,在英语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把文化传承贯穿于英语教学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学生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对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其次,从批判角度思考测试结果在社会领域内的使用,避免误用及滥用。语言测试从测评语言能力、为教学提供反馈、促进语言能力提高的初衷逐渐演变为权力渗透和实施监管的工具,已经超越了测试专业领域的管辖范围,对测试分数的解释和使用与政策制定及测试使用者高度相关。而某项测试的社会权重越大,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也越大。因此,要从批判视角思考测试结果的使用,避免误用及滥用,并需要测试相关者如政府部门、学校领导和教师、家长和学生等的共同努力。如在我国已实施二十多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初衷是对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我国大学生英语能力进行客观、公正、准确的评价,为推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服务,为我国各级用人部门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目的服务[38]21。但近年来频现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结果误用的现象:如将四/六级考试成绩与学位授予、毕业证书发放挂钩;一些地方和高校对四/六级考试成绩统计排名,并以此作为经费划拨的依据;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将四/六级考试成绩作为招聘的准入条件等。考试被赋予的社会权重迫使一些英语基础薄弱的考生为获得证书而采用题海战术或临场猜题等各种应试技巧,并没有真正提高自身的英语能力,违背了四/六级考试开发设计者的意图。测试还引发了一系列负面的反拨效应,如应试教学导致教学计划无法完成,教学内容狭隘化,学生学习的兴趣点受考点影响,所测知识与文化呈现制度化、标准化、同质化等。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为主的大规模高风险考试的社会公信力已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而如何降低其社会权重,避免将考试作为某些选拔的唯一标准,并对考试用途进行充分论证,是回归测试结果合理使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相关政策制定及完善的方向。
最后,应尝试采用多元评估方式,降低以单一的大规模考试作为决策依据的风险。现阶段我国教育仍倾向于“一考定终生”,呈现出了不公平性和失误零容忍性。对部分平时表现优良但在考试中因不可抗力如身体不适、交通堵塞等意外情况发挥失常的学生有失公允。以一次采样区分考生能力无法全面、客观地评测考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进展及语言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一些大规模考试如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命题者因考试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及风险性而承载了额外的心理压力。替代性评估方式的提出有助于降低一次考试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风险,通过学生自测、观察、访谈、个人陈述、课堂活动参与、建立学生个人档案等方式,把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结合起来,全面真实地反映考生的语言能力。考虑到替代性评估可能出现的问题,如由于我国考生人数庞大,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的结合在实施过程中会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需先在个别城市和学校进行试点,评估其可行性及可操作性,进而探究是否适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四、 结语
作为审视语言测试的多种视角之一,批判语言测试理论的提出,敦促语言测试界将研究重点从语言测试的心理计量学、统计学范畴向社会学范畴延伸,象征着传统语言测试研究范式向批判理论范式的转变。批判语言测试理论不再单纯研究测试本身及测试的技术话语,而是转向对测试的社会话语的关注,为语言测试的社会维度研究提出了批判性视野,对测试中渗透的权力关系深入挖掘剖析,倡导规避大规模测试带来的高风险,减少测试结果的误用及滥用,对公平、合理地利用已具备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试,回归测试设计开发者的初衷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从本文的上述归纳中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有限。首先,语言测试的主要研究问题决定了其作为应用语言学较为独立的一个分支,与其他分支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相对疏远;其次,由于缺乏系统翔实的理论与操作性较强的框架支撑,将语言测试视为一种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难以开展;最后,语言测试研究者对社会学、批判理论等了解有限,导致批判视角仍处于非主流地位。虽然困难重重,但语言测试的跨学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进一步思考如何借鉴和发展批判语言测试理论,并将其应用于语言测试研究与实践中,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L.J.Cronbach & P.E.Meehl, ″Construct Validity in Psychological Tes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52, No.4(1955), pp.281302.
[2]L.J.Cronbach, ″Five Perspectives on the Validity Argument,″ in H.Wainer & H.I.Braun(eds.),Test Validity,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8, pp.318.
[3]S.Messick, ″Validity,″ in R.L.Linn(ed.),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pp.13104.
[4]M.T.Kane, ″Validating HighStakes Testing Programs,″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s, Vol.21, No.1(2002), pp.3141.
[5]L.F.Bachman & A.S.Palmer,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L.F.Bachman, ″Building and Supporting a Case for Test Use,″ 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 Vol.2, No.1(2005), pp.134.
[7]L.F.Bachman & A.S.Palmer, Language Assessment in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8]T.McNamara & C.Roever, Language Testing: The Social Dimension, Oxford: Blackwell, 2006.
[9][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99年。[M.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by Liu Beicheng & Yang Yuanying, Beijing: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0]A.Pennycook, 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11]A.Pennycook, ″Introduction: Critical Approaches to TESOL,″ TESOL Quarterly, Vol.33, No.3(1999), pp.329348.
[12]C.Kramsch,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A.Pennycoo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New York: Longman, 1994.
[14]P.Moss, ″Enlarging the Dialogue in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Voices from Interpretive Research Tradition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25, No.1(1996), pp.2028.
[15]E.Shohamy, ″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and Beyond,″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Vol.24, No.4(1998), pp.331345.
[16]E.Shohamy,The Power of Test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Uses of Language Tests, London: Longman, 2001.
[17]B.K.Lynch, ″In Search of the Ethical Tests,″ Language Testing, Vol.14, No.3(1997), pp.315327.
[18]B.Spolsky, Measured Words: The Development of Objective Language Tes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P.Broadfoot, Education, Assessment and Socie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杨惠中、桂诗春: 《语言测试的社会学思考》,《现代外语》2007年第 4期,第368374页。[Yang Huizhong & Gui Shichun, ″Social Dimensions of Language Testing,″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No.4(2007), pp.368374.]
[21]P.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G.Madaus, Testing as a Social Technology: The Inaugural Annual Boise Lecture on Education and Public Policy, Boston, MA: Boston College, 1990.
[23]F.A.Hanson, Testing Testing: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Examined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4]E.Shohamy, ″Testing Methods, Testing Consequences: Are They Ethical? Are They Fair?″ Language Testing, Vol.14, No.3(1997), pp.340349.
[25]陈平: 《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年第1期,第413页。[Chen Ping, ″Linguistic Nationalism: Europe and Chin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1(2008), pp.413.]
[26]G.HoganBrun, C.MarMolinero & P.Stevenson(eds.), Discourses on Language and Integr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Testing Regimes in Europ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9.
[27]E.Shohamy, ″Language Tests as Language Policy Tools,″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Vol.14, No.1(2007), pp.117130.
[28]E.Shohamy & T.Kanza, ″Language and Citizenship in Israel,″ 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 Vol.6, No.1(2009), pp.8388.
[29]A.J.Kunnan, ″Fairness and Justice for All,″ in Fairness and Validation in Language 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14.
[30]W.W.Willingham & N.Cole, Gender and Fair Assessment,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31]W.W.Willingham, ″A Systemic View of Test Fairness,″ in S.Messick(ed.),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ssues in Access, Quality,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9, pp.213242.
[32]E.Shohamy, ″Democratic Assessment as an Alternative,″ Language Testing, Vol.18, No.4(2001), pp.373391.
[33]B.K.Lynch, ″Rethinking Assessment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 Testing, Vol.18, No.4(2001), pp.351372.
[34]A.Davies, ″Demands of Being Professional in Language Testing,″ Language Testing, Vol.14, No.3(1997), pp.328339.
[35]L.HampLyons, ″Washback, Impact and Validity: Ethical Concerns,″ Language Testing, Vol.14, No.3(1997), pp.295303.
篇7
一、风险及人生风险意识含义
风险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和由自然现象、自然灾害造成的客观危险[1]。伴随着人与环境的密切关联,风险日益渗透到社会各方面,体现出高概率性、渗透性、侵害性、扩散性等特征。
人类生存总有一些风险伴随,因而“现在人们想必很有可能还会把风险概念扩展到人生;扩展到一系列问题上,如劳动力市场的不可预测性,以及离婚、疾病等方面的不可预测性”[2]。所谓人生风险,就是人生活在世界上,在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实践交往活动过程或结果中所面临的损失或失败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从社会层面看,可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从个体层面看,可分为人际风险、价值取向风险、道德风险、生命健康风险、情感风险、就业风险等;从造成风险的方式看,可分为自致性人生风险和非自致性人生风险。
人的一生都会在一定范围内处于某种风险的不确定状态中,这加剧了人们对人生风险的深化认识与反思,并逐步建立起人生风险意识。人生风险意识就是指个体在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人生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危险的一种能动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不是机械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
二、对大学生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风险频发现象为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
近年来,地震、海啸、雪灾、干旱、禽流感、疯牛病、核泄漏、矿难等各种自然灾害、社会灾害、事故频繁发生,直接冲击和迅速蔓延至个体生命、生活、精神世界,造成巨大的毁灭和伤害。与此同时,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化,使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学业、交友、情感、财产、健康、社会实践、就业等领域凸显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风险诱因加剧。这些都为加强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和任务。
(二)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是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
当代大学生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事业的成功,具有健康成长成才的迫切愿望。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在风险频发的社会和人生领域,用正确、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防范、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风险和灾害。
(三)为大学生步入社会,促进人的社会化发展提供经验和方法准备
风险所造成的灾难总是与幸福相背离的。通过对大学生进行人生风险意识的超前性、主动性教育,有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具备预见风险和果断应对的能力。一方面,能够为大学生积累一定的风险防范经验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能深化他们对人生曲折经历的认识和理解,为将来步入社会,正确面对和处置人生实际遭遇的困难和风险奠定基础。
(四)丰富和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视阈
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解决现有的思想矛盾和已经发生的问题,而要尽可能有效预防可能发生的问题和挫折,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性所要求的主动性、预防性”[3]。人生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对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回避。人生风险意识教育作为全新的话题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正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工作领域内涵的丰富和拓展。
三、大学生中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的现状
(一)大学生关于风险及人生风险的意识淡薄
大部分学生通常将风险作为小概率事件而疏忽大意地对待,总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缺乏对风险危害事件的知觉、预测和防范意识。同时,大学生社会经验、阅历不足,对周围事物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的态势估计不充分,对人生风险的发生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认识。虽然大学生价值观和判断力正处于趋向稳定时期,但对复杂事物和现象的分析能力还比较欠缺,难以自发形成洞察、预防风险危害事件的正确观念,更谈不上用科学的方法和知识进行处置。
(二)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的教育比较缺失
长期以来,社会外部环境缺乏对公民大众进行自然灾害、社会灾害、突发灾难事件的教育、防范与演练,这与发达国家建立日常宣传和全民教育、防范的机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大部分高校也没有专门开设灾难和风险防范的课程,教师主要专注于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风险危害防范的系统分析和指导。家庭教育中,由于受文化知识和视野的局限,家长普遍关注学生的智育、特长培养,一切都寄希望于学校的教育和对未来成长的美好规划,普遍缺乏对人生领域风险危害的充分估计和考量。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缺乏对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指导
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大德育”范畴内容。但学科研究长期关注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对实践领域急剧变化的问题与现象反映不敏捷、回应乏力、解释力度不够,没能够及时满足大学生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对成才的渴求和对人生风险防范的科学指引。至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所包含的人生风险的基本概念、特征、类型、表现、传播、控制、化解、处置等问题,都还没有完整、系统的研究,也缺乏实践指导的科学理论和有效经验的借鉴。
四、加强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的对策思考
(一)把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
思想政治教育要用理论指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和“三贴近”,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回应同学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植根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找到学科发展和指导现实的新的理论增长点。在经济全球化、教育终身化、信息网络化的崭新时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把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纳入学科视野,需要重点研究风险产生的自然和社会根源、风险发生和运动的规律、外部环境风险的类型和影响、风险在人生领域的表现和影响、风险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利弊和学校与大学生个体如何应对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以及一系列操作范式的内容等。同时,还需要在实践工作中认真研究和积累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在大学生中的接受心理和传播规律等方面的经验,通过采取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强化大学生的人生风险意识,形成风险防范的辨析、洞察、实践能力,满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渴求,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生存和发展质量。
(二)通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开展教育和实践活动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结合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交往开展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它有着丰富的教育内涵和多样的教育形式。高校应当利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经常性、持续性、广泛性、渗透性、潜隐性等特征寻求合适的载体、方式和途径对在校大学生开展风险和人生风险意识方面的教育和实践活动。其一,学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可以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生形势政策》等课程的主渠道作用,安排一定的课时或专题对大学生开展风险和人生风险意识方面的教育;其二,学校还可利用军训、运动会、实践活动等机会,开展灾难教育、风险教育、生存教育和一定的实践演练活动;一些有条件的院系和教师还可以结合自身研究专长,开设相关的选修课和讲座,编撰科普书籍或专著,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有关灾难、风险、事故、情感恋爱、流行疾病、生活安全、就业风险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学生对人生领域有关风险的关注度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其三,学生个体和班级,可以自主设计主题班会、主题党团活动,参加社团协会、兴趣小组等,开展满足大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大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有条件的,还可以邀请优秀毕业生和校友举办讲座和座谈交流会,讨论人生和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危机、风险事件的处置,增强大学生的真实感力度,提高理性思维和实践处置能力。
(三)加强教师素质建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大学生、班主任、辅导员和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是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主客体关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和日常组织、实施工作,都必须要建立在教师具有某领域的丰富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基础之上。因此要加强教师这方面的素质建设,构建教师完善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师在课程开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设计、规划、管理、组织、协调、实施等方面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性,并有效带动受教育对象积极参与,产生对知识的渴求、对自我人生规划的责任,提高受教育对象的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双向互动的良好局面,把教育和实践活动效果引向深入。教师素质的提高对促进大学生知晓风险知识,了解风险规律,警惕风险危害,提高防范处置风险的能力具有关键作用。学生在教师主体性充分发挥的激化状态下,调动自我的全部信息参与,通过内化和外化过程,形成信念、意志和一定条件下的自我行动,达到良好的教育和实践效果。
参考文献:
篇8
1.1 思政教育课程的意义
当前,在我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因此,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意义重大。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课无疑是对学生进行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直接关系着学生正确的政治信念、道德观念的形成和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
1.2 思政教育课程的地位
学生思想政治课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学生思想政治课与其他学科或课程在教育职能上大有区别,它肩负着意识形态教育的使命,通过向青少年灌输国民意志,把握舆论导向,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课的价值因此显得尤为突出。不重视思想政治课的政治价值,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重视思想政治课的价值,并切实搞好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思想政治课是中学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和基本环节。
二、思政教育课程的教学实施
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课的本质均要求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而目前学生思想政治课仍然存在着忽视"以人为本"的现象,因此,应认清学生思想政治课坚持"以人为本"的必要性和原则,使其从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坚持"以人为本"。
学生思想政治课是对学生系统进行公民教育和常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是学生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建立以学生思想政治课为核心的公民教育体系,协调各种教育力量,共同努力,通过课教育与实践活动,传播公民知识,培养公民意识,弘扬公民权利,呼唤公民责任,把学生培养成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好公民。
三、新形式下思政教育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指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运用有关心理教育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的教育活动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性不断加强,乡土社会固守家乡的观念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学生中的大部分从农村来到城市,疏离感、陌生感和不信任感不断增强,加之网络时代信息更新快于一个人的现实接受能力,各种新旧观念参杂在一起产生矛盾冲突,内心困惑感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凭能力获得认可的评判标准使很多人暴露在高压状态下,总之客观外在环境的改变给学生在新形势下带来一些心理健康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人际问题
学生来自不同区域、不同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环境,习性和爱好各有不同,这些差异性使刚进入学校的新生感到陌生和不适,特别是有些学生不会独立生活,不知如何与人沟通,不懂交往技巧与原则等,校园中偶尔出现的打架斗殴现象也体现出了部分学生不懂如何文明交流、沟通。久而久之就会衍生出严重事故,案例之一如震惊全国的"马加爵事件",其产生与马从小自卑、自闭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心胸狭窄,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斤斤计较、报复心强,与同学关系处理不当遂经常遭冷落,所以心生恨意酿成如此严重后果。
3.2 认知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来的思想与生活方式给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而且部分学校唯学习分数论,不重视思政方面的教育。因此学校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现在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独立意识很强,接收新的思想和新的事物的能力比较强,他们对于那些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很容易接受,但对于事物好坏善恶的标准还不能客观的把握。往往因此形成一个错误的认知形态,无法辨别是非甚至有的学生因此触犯了法律。由此可见,纠正其错误的认知,建立一个健康正确的思想意识,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3.3 情感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式各样的信息无孔不入,从而导致中学生早恋现象越来越严重,进而产生了许许多多感情困扰。这些因情感而产生的困扰,不仅会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而且会造成持续的心理伤痛,严重者会伤及自身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学生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是由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不健全甚至错误而引起的,如果单纯依靠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只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收效甚微。在客观环境没有优化的条件下,只有加大其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教育,纠正学生错误的观念、提高其心理调适能力,才能让学生正确的认识和定位自我,增强其抵抗风险和挫折的能力,在激烈的学习中健康发展。
四、总结
长期以来中国学生以追求高分为最终目标,但从近些年来从网络上报道的一些消息显示,众多我们眼中的"精英"最终成为违法犯罪的群体,究其原因,除了道德因素外,与个人的心理健康以及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
社会的发展对人的主体性发展提供客观环境和要求。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忽视主体性格、人格养成过程中所需要的指引。思政教育能为学生的坚强意志、健康人格和良好性格和情绪的养成提供调节器。其次,它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随着客观环境和主观个体的变化,其教育内容和手段也需要不断充实,其中心理健康教育把有些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归于心理健康问题,从学生的内心寻找原因,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独特的因人而异的方式。再次,心理健康教育是人们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人才的培养目标是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以人才的健康心理为前提,而且也是人才的基本素质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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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维多利亚・诺兰教授和纽约戏剧发展基金发展总监安・特莱茨是美国著名的艺术管理专家,她们围绕美国当代戏剧艺术能力状况进行研究,通过问题假设和调研,既设置了六个能力的一般性的关照,同时叉涉及如何论证和确认这六个能力的状况,并且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国外艺术管理的专家的研究,首先表现出视野的开阔,既有宏观的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也有微观的实际运行与操作的研究,既有纵向研究,也有横向研究;其次是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把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大众心理学等有机结合为一体;又次,能够超越单一的研究角度,上升到一个综合的、全面把握的角度。
来自国内40余所院校及出版社、文化企业的学者环绕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这一核心命题展开演讲和深入的研讨,其中又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跨文化语境下中国艺术管理的宏观审视。涉及这一命题演讲的学者从国内外艺术管理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出发,高屋建瓴地分析艺术管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戏剧学院黄昌勇教授从对我国艺术管理专业学科建设梳理开始,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艺术管理体系的构建、方法论的自觉以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等。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三个发展维度”、“三大问题”的总体观察。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认为,跨文化本身是流动的。虚拟空间的形成加快了艺术流动的速度,形成艺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艺术管理具有现代性与社会性,其制度创新值得研究;艺术具有意识形态性,并非专指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价值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指出,应当科学辨析宏观艺术管理和微观艺术管理的关系,重视对艺术活动客观规律的掌控。不能把艺术管理者等同于行政管理,应当从行政管理的模式和理念里面超越出来;要确立艺术管理的基本理念,科学设置艺术管理学科;要充分认识艺术管理人才的特有品质,重视该类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济南大学江奔东教授强调,艺术与文化管理,需要重视文化规制的问题,要有制衡效果的标准,各机构职责划分是否清楚,规制出台的政策是否合理;内容规制应当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先进文化的标准;文化产业规制需要有立法实施和统一的完整性;面对文化规制,需要科学地掌控政府、文化企业和文化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博弈。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深入论述了宏观艺术管理与围观艺术管理的关系。二者在管理的特征、管理主体与客体、管理使命和方式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二者是制导被制导的关系,又是相互协同的关系:二者会出现一些冲突与摩擦,应在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磨合与化解,使之产生更大的活力。上海师范大学方华从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切入研究艺术管理的状况,这一过程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现象早已引起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刘素华作了中美国家艺术基金的比较研究,指出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五十年兴衰表明多元文化与共同价值的协调是国家文化治理中的棘手问题,而中国国家艺术基金如何在价值认同的框架中激发文化活力,既是其直面的挑战,也是其肩负的使命。
第二,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的发展趋向。较多学者针对艺术管理某个方面的现状与问题,予以深入的剖析,许多观点具有深刻的创见。天津音乐学院张蓓荔教授认为跨文化传播要确立科学的理念和标准,寻找相同的精神内涵与情感共鸣;要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多方力量构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格局,用好交流贸易等多种方式;要科学设计项目、制定合理的指标、突出重点、分阶段、分批次推进,突出品牌战略,市场战略,合作战略和媒体战略。山东艺术学院李丕字教授针对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指出要跳出旧有的“内向型研究”的局限,以开放的心态开拓“外向型研究”,充分发挥双向视域研究的互补优势,同时积极开展中外合作研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国文联出版社朱庆社长讲述了基于互联网的艺术资源管理。中国文联出版社建立的“中国文学艺术+互联网”这一平台要为每一位艺术家或艺术学家免费做唯一个人的官网,精准和广泛地传播交流学术成果。他认为互联网时代应当拓展艺术管理的视野,建立宏大的艺术资源库和艺术交流的巨大平台,这正是科学管理的体现。湖北大学艺术学院张建军教授切人中国外流文物的回归这一命题,认为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其间既有不同文化碰撞,也有相互的认同。为了实现更多文物的回归,应当审时度势,调动政府、民间各方面的力量,加大科学管理与运筹的力度,实施行之有效的举措。四川音乐学院廖勇教授探讨了员工与组织、组织内各部门和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构建一个有利于组织高效运作的内外管理生态是现代管理的关键,而遵照相应的组织制度设计和管理生态模式进行秩序井然的有效管理,则为管理的生态法则。
第三,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创意、生产与营销。该课题涉及到艺术管理具体运作的诸多问题,从创意与策划、生产与运营到传播与营销,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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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因素对两性的学科/专业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对男女性别差异的理解,同时赋予男女性别不同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它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同时也包含着权力关系。
一、父权制下的女性从属地位影响本科生的学科/专业选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与话语权,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对两性的学科/专业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女性顺从气质与话语权的缺失,使得她们比男性更顺从家庭和社会的决定或期望,家庭和社会更倾向于女性选择一些文科性的专业,就造成女性在文科专业的集中;其次,女性的从属地位使得女性过多的被禁锢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在选择专业时就必须考虑到家庭的责任,而男性则在公众领域,在选择专业时更倾向于从个人兴趣出发,因此那些风险小、投入少、未来工作稳定的专业更受到女性的青睐;再次,男性占据着社会的主要资源,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更愿意考虑就业前景比较好的专业,以获得未来的高收入与高地位,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所谓的“女性专业”。
二、学科性别刻板印象影响本科生的学科/专业选择
学科性别刻板印象是指人们持有的男生学习理工科能力和潜能强于女生的观念。学生、教师以及家庭中都存在这样的学科刻板印象,影响学生的专业选择。
对女生来说,她们认同女生在理工科方面不如男生的观点,就会影响女生对理工科的学习动机与学习能力的发挥;而男生认为男生学习文科是学习不好或者不愿意学习的表现,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就会选择男性学科。
老师的学科性别刻板印象会影响他们对两性不同的态度。一般情况下,老师对男生的信任、关注较多,而对女生则怀疑较多,关注和鼓励较少,而且教师很少费心去采取适合女生学习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这就影响两性对学习的积极性与动力,导致女生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不会选择不受关注的理工科专业。
由于父母的学科性别刻板印象,他们会认为男生学习理工科比较有前途而女生学习文科就比较稳定,子女在家庭的影响下也会接受这一观点,特别是女生更更愿意听从家长的建议,因此在选择专业的问题上倾向于选择家长认为的适合女生的专业。
三、职业性别隔离影响本科生的学科/专业选择
职业性别隔离是指某一性别的人口在一些职业上的高度密集,形成与另一些人口职业的隔离状态。以父权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和实践建构了两性气质的差异,并通过历史、社会等再生产出刻板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一般包括地位、坚强和非女性化。而女性气质拥有温柔、爱整洁、依赖男性的特征[5]。两性往往选择凸显各自性别气质的工作。在历史文化的作用下,两性的不同职业类型被固化并不断延续,造成了职业性别隔离。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是造成职业性别隔离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女性在生育期间是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这不仅造成了用人单位的高成本而且影响其劳动生产率,因此,他们往往不会在一些关键岗位录用女性。这就使得女性从事风险小的、报酬低的或者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形成职业性别隔离。
本科生在选择专业时往往会为以后的职业考虑,现存的职业性别隔离在隐形中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当他们看到某一性别的人集中在某一职业中的时候,其从众心理或者相关职业的排他性会导致他们选择与性别相符的职业,导致某一性别集中在某类专业,造成专业性别隔离。
四、社会和家庭对两性不同期待影响本科生的学科/专业选择
社会和家庭对两性的角色期待是不同的,这就导致两性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两性根据社会和家庭的不同性别角色期待而扮演不同的角色,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因此,两性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就会选择将来能够符合他们社会角色的专业。男生由于社会和家庭期望其是领导者、决策者,这就需要一个地位高的职业,因而就会选择职业前景好的专业,而女性则更多的是家庭角色,因此就会选择未来工作比较稳定的专业,这样才有精力去照顾家庭及相关的社会关系。就使得两性在专业选择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专业倾向性,男性集中在某些专业,女性集中在另一些专业。而这些不同的性别期待在社会发展中被人们不断所接受与延续,就更加形成了专业性别隔离的固化。
综上,在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下本科生学科/专业选择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造成了高等教育阶段出现专业性别隔离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女性就业平等,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女性就业歧视问题,促进社会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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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副书记强调,一是厘清形势,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夯实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掌握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权,紧紧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二是严格落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肩负起“四种形态”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坚守担当,善用“四种形态”对干部队伍中间存在的苗头性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坚持抓早抓小,真正用纪律管住大多怠H是抓细抓深抓长,深化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打好作风建设的攻坚战和持久战,各级纪检检察机关要加大监督执纪力度,看住教师节、开学毕业季等重要节点,严查顶风违纪行为。四是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教育系统廉政风险防控。五是聚焦主业,巩固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六是抓好对巡视问题的整改。聚焦巡视反馈问题,以钉钉子的精神,逐条逐项整改到位。
《重庆市教育督导条例》实施一年来情况良好
教育督导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成立重庆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分管教育副市长担任主任,21个区县成立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教育监测评估体系不断完善,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级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17个区县成立教育督导评估中心。教育督导研究机构不断健全,设立教育督导研究所,教育督导研究走在全国前列。督导队伍不断充实,26个区县为教育督导机构配备3名以上专职人员。教育督导经费不断增长,2015―2016年,市本级落实工作经费202.8万元,各区县落实5195.5万元,保障了教育督导工作扎实开展。
来源:重庆市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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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化思想政治教育
说起思想政治教育,人们自然想起政治教育或“三观”教育,好像只有这样才是“讲政治”的表现。“讲政治”本身没有错,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上的政治性要求不能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国家的政治要求为依据,但不应该是唯一。实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化思维模式只会导致“政治第一”倾向的出现,如果仅仅简单地把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化,其实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延无限缩小。这实质上从客观上淡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缺乏特色,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发展及目标的实现,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
应该说由于社会主义的后发性,我们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公开性,但这种公开性是建立在人们对真理的认同上的,正如列宁所说:“因为我们的鼓动中所含有的真理钻进一切人的头脑中去,而这些都是真理”。首先是一门科学,然后才能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人类发展各个门类的规律性的总结,是科学之中的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轨迹深切的了悟之上的。政治化和具有政治功能毕竟不一样,我们如果只注重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党或政治集团的一种意识形态活动,而对政权的获得或巩固所起的作用,教育目的政治化,却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个人健康成长和自我完善的需要,政治化思想政治教育必然陷入以课程阐释政治、以文件解释文件、以政治说教图解政策的怪圈。则思想政治教育的功用只能满足于对上级精神的照转、照传;教育从本本、原则、语录出发,脱离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这些行为必然造成学科体系变动较大,疲于应付的局面。“台上讲得头头是道,台下听得没有味道”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方面,党和国家不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不但加大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对此却不感兴趣。这实质上是缩小或者错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内涵造成的。
大学不仅是训练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应当被理解为促进人们实现自我超越,把握未来,对适应社会、规划自我发挥先导性作用。学校无法直接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走向,但学校可以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及特征的理论与实践性分析,提高学生思维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教育把变为学生自觉的信念。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为政治服务的,它还应该为社会经济、文化及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因此,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延扩大到素质教育的核心其优势就会显著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传承文化传统、传授思想政治价值、传播思想理论知识、传递思想道德信息,也能够增强人们互相之间的信任理解、情感交流、思想沟通、行动配合。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真正做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就必须与时俱进,将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多学科武装。要认真研究客观形势的新变化和师生思想状况的新特点,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变单纯的政治理论灌输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成为一个精神世界和谐发展的人。这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方向。
二、学科化思想政治教育
一提到重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就想到正规化、标准化学科建设,于是,思想政治教育“进课堂、进头脑”成为口头禅,教育方式学科化。但形成的客观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轰轰烈烈,专业学习扎扎实实”,教学管理部门感到不解:我们非常重视,并按正规化、标准化学科进行建设,制定严格教学计划,投入量相当大。教师也抱怨说:我辛辛苦苦,按质按量完成任务,怎么就是达不到效果呢?
我们不否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独立性,但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是特殊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一般学科,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更多是靠领会和感悟,靠心灵沟通,能产生一般学科难以达到的1+13的结果。这些特性决定了它难以通过标准化的考核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难以通过传统的衡量方式来检验教师的教学效果。正是过分强调正规化、标准化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理论性;过分强调对概念讲细讲透,对进度、板书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考试强调标准化,对概念的记忆要求较高。这种教学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教学具有强制性和划一性,评价方法手段的单一,学生按学校的规定修完思想政治课程,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获得学分,学习时心不在焉;教师为了对付考核、完成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纯粹概念演绎课,流于古板的照本宣科、空洞的说教,把思想政治教育文字化、大纲化。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脆弱和苍白无力的。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系统工程。马克思说:“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正是综合开发人的精神潜能和智力潜能的理论。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思想形成转变的过程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存在于活生生的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帮助人们增强面向未来的意识,使之对未来发展趋势有一个清晰认定,学会抓住机遇,化解风险,驾驭组织和自己的发展。教育的责任就是要创造条件,为学生进行正确的选择服务。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知、情、意、行”才会交织在一起,这样形成的思想观念和准则才是学生自己的,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实效。
三、教条化思想政治教育
现在,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习惯认为无须顾及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把他们看作是可根据教育者的主观意愿随意雕琢、加工的对象。教育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突出自己的角色和地位,把受教育者看成完全被动或理应服从的承受者,作报告似的说教;甚至辅之以行政或经济手段,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也不联系灌输对象的工作;教材也是千人一面,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与现实生活存在较大差距,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进课堂”易,“进头脑”难,难以产生实际效果。教育对象希望教育者能够以一种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流、沟通,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的要求。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广泛渗透。遍及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向世界,接受其它思想政治的渗透与挑战,也为人们提供了价值观念选择的多元取向。面对世界上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人们更要有正确分析、鉴别、选择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基础;投身于世界范围的经济、科技、人才竞争,更要有敢于竞争的勇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生活在对外开放的环境和活动在各种场所,更要有健康的心理和文明风度,等等。这些思想政治素质,比过去要求更高、更全面。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层出不穷,信息种类多、更新频繁、手段现代化,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客体之间既是一个平等互动的过程,又是一个双向对象化的过程。客体是受教育者,同时也可以是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也要为人的发展服务,这两者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里也必然要有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内容,尊重是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要真正实现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就必须强调主体选择的多元性,让学生通过各种比较进行选择,再通过实践进行判断。
思想政治教育其实是一个世界观、方法论的引导问题,它不鼓励无条件的、盲目的依附和顺从。它通过合理建告,把科学真理、前人成功的经验展现在学生面前,把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学生信念,把社会要求转化为学生自觉、自择的行动;通过平等交流,让师生共处一个平台,双向互动;通过环境影响,通过教师人格魅力、文化底蕴以及社会环境、个人努力将社会核心价值观传达给学生,使学生在社会影响下形成思想。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应加强思想政治的实践性、针对性,根据多变的社会现实及时转换职能、调整内容、更新方法,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社团活动、课余活动、心理咨询与指导有机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增强其参与意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处于树人的最前沿,如果不进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在整个高校教学体系中地位也会非常尴尬。
(注:本文是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2007D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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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经济人原理表明,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一方面,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人们的行为又是理性的,也就是能够根据市场处境,判断自身利益,并凭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尽可能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或个人,只要进入市场,它的行为必然受市场机制的制约。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决定在交易或交换中,人们会采取哪些被认为将给自己带来最大净收益的行为,并在取得收益时规避风险。理性经济人假说表明,一方面市场主体是独立的存在体,另一方面基于独立存在的行为是有风险意识的,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是处于理性思考的。基于存在的独立性,权衡的主体性,选择的自主性,对风险的规避性,使市场在“自由”交换中有着合理的理性内核,从而使市场经济在无形的手的支配下,处在一种自发的良性运转之中。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所遵循的自主性原则要求经营主体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实行自我约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市场经济这种特质赋予人们必须具有主体意识,讲求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唤醒了人们的巨大积极性、能动性。人们的风险意识、使命感和责任心也随之加强,有利于人的独立性、创造性意识的形成,有助于促进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以独立的人格关注现实,思考未来,为推进学生主体精神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道德的主体性发挥奠定了基石。
从另一方面看,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以及“市场失灵”的情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制度还不完善,在个人主体意识与利益驱使的情况下,有可能诱发极端利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对青少年学生而言,其主体意识的增强,只是表明他们社会化过程的加速,并不等于他们已具有良好的主体意识,不等于他们已具有行为的自控性和自主性。相反,在缺乏积极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容易助长他们的个人主义倾向,表现在思想和行为上不关心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崇尚自我,唯我独尊,我行我素。
2.市场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必然导致思想价值取向的多元性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以来,遵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了所有制结构的不合理因素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经济,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态势,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完美契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整合为有机的统一体,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共荣发展的局面,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物质文明的进步,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发展。社会宏观环境的良性运行为学校德育工作的改进和加强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从另一方面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多元存在,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相应地表现为多种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既有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的、健康的意识,也有反映小商品生产封闭、保守的意识,既有反映过去计划经济统筹过死的产品经济意识,也有反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原始积累的意识。在价值观方面,无私奉献,公私兼顾,合理利已和极端利已主义价值观并存;在外来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精华与糟粕并存等等,这种复杂多元的社会现象通过家庭和社会种种渠道渗透到学校中去,使学生的思想行为、价值取向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其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方面面临着多种选择,而其中消极因素必然对青少年学生产生负面影响。
3.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增强了效益观念和求实精神,同时诱发了拜金主义和重利轻义倾向
市场经济效益原则、利益驱动原则,是市场经济生命力的支撑点,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遵循“低成本、高效率”“少投入、多产出”的法则,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在目前我国物质生活条件不够高,生产力尚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推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效益观念和务实求实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进取拼搏精神,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从另一方面看,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机制、法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备的情况下,使某些人钻法律的空子,谋取个人私利成为可能。市场经济竞争的严酷性会引发少数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达到求利目的的心理倾向,诱发拜金主义、利已主义倾向,偏好于追逐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利益,致使道德滑坡,以至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等社会阴暗面的存在。社会上的种种消极因素通过各种途径散播到学校,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学生的行为习惯必然产生不利影响,使其滋长投机冒险心理,疏于遵守校规校纪,甚至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
4.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与全球化趋势同步进行,促进了国人开放进取意识的生成,同时,在东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青少年面临多元选择的困惑
当前,全球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并全方位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载体的全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我国不可避免地被全面卷入全球化浪潮,入世更强化了这一进程,使国人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的压力,而且要面对国际“零距离”竞争的压力,求生存、求发展,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内在的驱动力,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依赖性、等待性、保守性、封闭性和僵化性等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时俱进,开放进取成为时代潮流。
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一个新思想文化阵地,各种思想得以迅速在网上传播,对于其中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而其中的文化垃圾,没落的道德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传播,使一些人自私自利的贪欲不断膨胀,对青少年的价值选择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地休闲、娱乐、消费,避免不良社会风气、生活方式的侵蚀,成为现实生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新时期德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德育体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德育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抉择,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效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素质。德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灵魂,市场经济的确立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受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基础的制约,道德必须适应而不可回避、排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对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道德必须超越而不能仅囿于适应市场经济。只有在适应中超越,在超越中适应,螺旋上升,层递发展,德育才能在培养与造就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首先,德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属于精神活动,要受物质的、现实的生活制约。德育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要求立足市场经济的实际,适应社会,贴近生活。但德育的适应性不是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的适应。一方面立足于市场经济自主经营、平等互利、自负盈亏的实际,引导学生树立主体性、协调性价值观念。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充分挖掘、发挥个体的创造力,使学生确立平等互利、公平诚信的价值原则,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另一方面立足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求利性引导学生树立进取、开拓、创新的观念和功利、时效、信息等功效性价值观念。并基于市场经济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培养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良好心理素质。促进新一代青少年学生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契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能够成为弄潮儿,而不被淘汰。
第二,德育仅停留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层面,还不足以发挥其对经济的能动作用。思想道德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它是对可能的未来世界的一种把握与向往。德育对市场经济的超越是在能动适应中的超越,是在扬弃中的超越,更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的超越。兰刚《关于21世纪德育的前瞻性思考》《江苏高教》1999年第1期一方面引导学生积极克服、消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促使思想意识、行为规范合理化,避免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思想行为。另一方面,引导青少年学生形成更高层次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提升他们的道德境界,形成高尚、完美的人格。从而在适应中实现超越,体现主动适应,积极作为的特征。德育正是“按照某种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去培养和塑造人,促使人去追求一种理想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以此实现对现实的否定”鲁杰《道德教育:一种超越》《中国教育学刊》1994年第4期。也正是由此,德育通过为未来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的现实活动,来超越现时代而不是停留在复制现有规范,从而实现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拉动作用,最终发挥其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
2.教师的主体性与学生主体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为德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意识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外在社会环境。从哲学意义上讲,按照经典作家的观点,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教师和学生都具有能动性,都应是主体。作为道德的载体,师生又表现为道德主体。道德主体主要是个体以认识、肯定、发展和完善自己为已任的。而且作为道德主体,师生又表现为德育主体。德育主体不仅要尽相应的道德义务,更要求个体和群体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修养向较高层次迈进。
德育作为德育主体的一种实践活动过程,其实质是学生主体在教师主体帮助下,消化、吸收、实践德育内容的过程张秀清《双主体合作德育论》第50页开明出版社1999年10月,在此过程中,学生处在一定社会和自身成长的发展阶段,受社会环境和自身道德发展规律的制约。因此在德育目标的确定上,不仅要考虑社会的要求,更要重视学生自身成长的需要;在德育内容的安排上,不仅要依据社会规范,更要遵循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在德育途径和方法的运用上,不仅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更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詹万生《“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研究与实验”开题报告》1997年。教师的主体作用体现在保证学生的自觉主动性的充分发挥方面。在德育过程中,教师的活动是可以变化的,学生的品德发展规律是不可替代的,道德认识的发展,道德情意的感化,道德行为的展开都由学生自主完成,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从德育起点、过程、终点三方面看,学生主体是第一性的,教师主体是第二性的。
在实践过程中,近、现代西方教育思想偏重于学生主体作用,夸大为学生中心论,导致学生的放任、放纵的可能。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侧重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生主体性培养,使学生缺乏主动性、创造性。
因此,在德育过程中,树立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双主体合作关系的理念,使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双向互补,发挥两个积极性,形成合力。经由这一过程,学生主体性逐渐成长,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最终促进学生自我教育主体达到各个具体的德育目标,从而发展和完善个体道德人格,成为适应市场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建设的主体。
3.德育导向的一元化与道德实践的多元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确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是符合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抉择。多种经济形式主要指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存在。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决定道德实践主体的多元存在,既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又有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的员工,既有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的外商投资者及中国员工,又有私有制工商企业人员。由于所处的经济所有制性质的不同、个人生活背景、教育程度、思想观念的差异性,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共同富裕原则为德育一元化导向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道德基准,以公有制为主体为德育一元化导向提供了道德实践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