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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运行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潜在增速从接近10%的高位向近期7～8%、中长期5～6%的中低位移动。从近期看，增长动力和机制开始转变，经济增速将在7～8%之间徘徊；从中长期看，在寻找新动力和新平衡机制的过程中，增速会逐步下降，最终的均衡位置既受供、需条件制约，也取决于应对措施的效力。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将面临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培育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等一系列挑战，宏观经济政策要守住底线，防止经济增速出现大的起落，并注重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有效衔接，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一、供给条件改变，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削弱
1.劳动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成本优势总体上逐步削弱。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生育意愿逐步降低，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我国人口呈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特点。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净减少345万，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
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优势未得到充分利用。2004年以来，教育程度较低的初级劳动力供应已经逐年递减；具有高中以上教育水平的中高级劳动力新增人口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2013年开始下降：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新增劳动力在2019年之前还会持续增加。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另一方面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创造了低成本扩张的可能性。然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缓慢，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在传统优势削弱的同时，人力资本的新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
2.投资增速将逐步下降
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保、民生支出增加，将降低全社会储蓄率，进而降低投资增速。201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达到14.3%。据估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30%。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对各种资源的分流作用更强。在对一般商品需求增加的同时，居民对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进一步降低社会的储蓄率。FDI流入量增速下降，部分加工类企业转移至其他国家。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同时也面临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导致我国制造业领域尤其是低端制造业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对外资的分流作用比较明显“）。另外，在“稳增长”的同时，我国需要兼顾“调结构”，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市场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相应进行结构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资的流入。
3.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加大
通过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进一步缩小。同际经验和中国历史数据都表明，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要快于非贸易部门，投资品和中间投入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于消费品制造业。正是由于存在结构性的差异，过去30多年，通过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和加快发展各类贸易，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较快。随着我旧城市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新转移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降低，农业转向非农就业带来的效率增量降低。同时，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FDI增速下降，对外贸易产生的技术扩散速度也在下降。
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缩小后，学习型技术进步的速度自然回落。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可以较快地提高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实现“挤压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引进生产线等多种举措，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成为制造业大国。当前，我国许多行业的技术水平与全球先进水平差距缩小，一些跨国制造企业在华建设全球样板工厂，有的将我国作为全球研发基地，国内企业在光伏产品、通信设备、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也达到全球先进水平。于是，模仿与技术引进的空间进一步缩小，而依靠自身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时间和资本成本较高，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对较低。
4.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
我国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约束趋紧。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工商业用地指标紧张，土地价格飚升。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的同时，未能获得与市场地位相当的定价权，采购价格受制于人。发展的环境容量变小，极端环境事件频发。多年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重点流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城市雾霾天气增多。碳排放约束加强，增加了我国发展成本。我国人口众多又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化石能源和水泥消耗量大，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虽然按人均碳排放，特别是按累计人均碳排放计算，我国排放容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空间，但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我国仍选择主动控制碳排放增长速度。
二、需求空间和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难以支撑经济高增长
1.出口增速出现趋势性变化，高增长阶段已结束
通过融入全球化拓展需求空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贸易占世界份额，已经与日本、德国曾经达到的历史峰值水平相当。随着我国出口产品进一步升级，与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之问的错位竞争将演变为同质竞争，抢占国际市场空间的难度增加。由于我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传统出口优势面临新兴国家的竞争压力。此外，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需求放缓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出口增长也将产生影响。我国出口的高增速时代可能已结束，预计出口将从过去10年超过20%的平均增速下降到1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2.房地产市场需求接近峰值。未来增速明显下降
从1998年启动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镇住房建设步伐逐步加快，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考虑到住房需求带动各行业投资以及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过去5年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达到23%左右。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显示，房地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率、人口结构和人均GDP均存在密切关系。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6%，进一步提高的速度将有所降低，而20～50岁对住房需求量大的年龄人群到2015年将达到峰值。目前，除了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住房空置率多数处在高位，“鬼城”现象经常在媒体曝光。预计未来10年房地产需求增速较过去10年将明显下降。
3.综合效益高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逐步减少
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我国内需的重要力量，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基础设施占固定资产存量的水平处于中等，但占比已经从峰值开始下降。高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和社会效益较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被优先建设，未来10年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会越来越少。而基础设施折旧周期长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在建设高峰期后的较长时期内增速难以有大的提高。
4.社会消费的重点从物质向服务类转变。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减弱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当基本生活物质消费满足后，社会消费开始更多地向教育、文化、信息和旅游等服务类转变。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的重点也从道路、电力、水利等方面逐步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转变。服务业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中间投人品生产的带动明显小于制造业。服务业占比提高，将会降低全社会投资需求的增长。
三、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潜在增长率和新增长点
1.增长阶段转换期潜在增速的测算
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有些变化是确定的，比如增速受制于供需条件的变化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有些变化则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增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下降？下降的幅度有多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我们对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制约因素本身是动态变化的。利用已有确定信息和相关理论，我们可最大程度地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勾勒出未来经济增长的图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近年来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推算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估算结果看一致性较高。
一是通过国际比较，估算潜在增长速度。课题组利用三种国际比较方法，测算了中国经济下台阶时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年份。第一种方法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并比照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验进行测算；第二种方法是将各省参照不同国际经验进行测算：第三种方法是根据大宗工业产品产量或消费量变化规律进行测算（如表1所示）。虽然不同方法估算的结果略有差异，但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十三五”时期将明显下一个台阶。平均来看，从现在到“十二五”期潜在经济增速为9.1%，“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速将降为7.1%。
二是利用省际历史数据构建计量模型估算潜在增速。国际比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国际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未来发展进行预测。按照同样的思路，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的增长经验对后发地区和全国增长也有借鉴意义。通过构建包含31个省市历史发展数据的时间序列一横截面模型，估算了未来10年我国潜在GDP增速。结果显示，发达省份达到接近的发展水平后，都进入增速下降的阶段。未来增速进入转折的省份不是平稳增加的，所以潜在增速下降可能是台阶式的。从表2的结果看。未来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7～8%之间，未来10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在5～6%之间。
三是利用CGE（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估算的潜在增速。利用CGE模型可将供给侧和需求侧变化的效应综合在一起，从而更加全面地估算潜在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在详细分析供给和需求要素变化的基础上，利用CGE模型测算出未来10年潜在增长率。结果显示，近期潜在增长率在7.7%左右，未来10年会下降到6.5%左右。
从几种方法测算的结果看，近中期潜在增长率都会有明显下降，只是下降的时间和幅度有一定的差异。对近期潜在增长率的估算，国际比较值最高，省际数据测算的值次之，CGE模型的值最低。考虑到当前经济运行的表现和不同方法的特点，我们认为2015年之前，我国潜在增长率在7-8%之间。对中长期的估算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综合几种方法的结果，我们认为10年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会降到5～6%。
2.我国增长阶段转换的特点
从国际经验看，追赶性经济体在经过一定时期的高增长后，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增速回落。一种是成功实现工业化、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后的增长减速。发生时点一般在人均GDP达到11000～12000国际元，增速降幅达到30%以上。日本、韩国等都是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另一种则是在追赶任务没有完成、增长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时，因体制、战略、政策调整滞后或出现失误，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甚至倒退。发生时点往往在人均GDP4000～6500国际元问，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数超过5个百分点或者50%。
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9100国际元，低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增速自然回落的时点，又高于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收入水平。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用典型的国际经验难以充分解释。这一方面说明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当今世界也不同于以往，国际比较存在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更加复杂，增速回落具有一定特殊性。我国人均GDP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但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落入陷阱的风险因素。例如，城乡、区域、行业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持续高位，2012年为0.474：腐败、司法不公等问题比较突出，社会不满情绪有所上升：个人成长和发展对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瓶颈，导致经济增长在追赶进程尚未结束时出现回落。
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我国在人均GDP相对较低时出现增速下降，也说明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红利所在。
3.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增长动力和新增长点
增长阶段转换期是新旧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不断涌现的过程。我国潜在增速回落实际上也蕴藏着很大的潜力，只要我们能够根据供求条件的变化，调整政策、匹配资源，在增速下行的过程中仍然可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一是改革仍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我国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大，国有企业占有资源过多，资源价格扭曲，垄断者影响市场规则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只要能凝聚共识，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能释放出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是传统竞争优势仍将持续发挥作用。在低成本优势削弱后，产业配套、基础设施、高素质人才队伍、内部市场规模等优势没有改变。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复杂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密集的行业可能孕育着新优势。三是城镇化潜力依然巨大。我国城市化率偏低，特别是质量偏低。大量已经进城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转变为市民，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仍蕴藏着巨大需求潜力。城市化与信息化、绿色、低碳等新趋势相结合，能释放出产业升级的新动力。四是居民消费升级方兴未艾。伴随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升级将持续推进，信息、教育、医疗、培训等服务消费升级潜力巨大。五是全球化可能为我国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与那些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不同，我国处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明显深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时代，全球需求的增长空间和分工的专业化程度等大幅提升。一批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机遇。
四、正确认识和把握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的底线
所谓经济运行的底线，就是特定阶段经济稳定运行的下行临界点，如果超过临界点，将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危机。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稳定运行的区间收窄，脆弱性增大。因此，在这一时期，底线思维比以往更为重要。
1.增长阶段转换期“守底线”的关键是控风险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增速的重要依据是保就业，经济增速太低就难以创造充足的新增岗位以满足就业需求，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形成对比的是，这一轮增长放缓并未伴随大的就业压力，部分原因是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或者说，劳动力供给放缓本身就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解释变量。就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而言，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已明显提高。
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由于我国“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尚未改变，如果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将会出现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持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将可能集中爆发。底线守不住，将会成为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的触发器。因此，当前守底线，要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效控制和化解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微观主体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促使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2.保持GDP增长6.5%是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底线
历史经验显示，高经济增速阶段经济运行的底线可能在7%。我国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相对于GDP增速的弹性系数分别为4.6、3.2、3.4、1.3和3。在1996年以来的69个季度中，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大幅下滑的情况出现过2次，分别对应着两次经济危机。平均而言，当经济增速为6.9%时，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8.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6.6%。如果增速低于7%，并持续两个季度以上，就可能超过各行业、系统的承受能力，触及经济社会稳定底线，并引发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参见表4、表5所示。
随着发展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运行底线也会变化。与历史情况相比，近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企业风险意识加强、低增速下的盈利能力正逐步提高，地方融资平台过快扩张的势头得到遏制，经济运行底线可能已向下调整。综合考虑潜在增长率和风险积累程度。GDP增速不低于6.5%可能是现阶段的底线。
3.紧守底线的关键是主动释放已积累的风险
坚守底线并不仅仅是稳增长或保增长，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调结构、去杠杆上，有序释放已经积累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风险。这四大风险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推高了资金杠杆和经济运行的脆弱性。地方融资平台依托政府的显性和隐形担保，在GDP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推动下，往往不计成本融资。由于房价过高，存在暴利，且受到融资限制，房企总是存在资金饥渴症。这二者一起推高了整体资金边际价格，使大多数实体经济无力负担。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和融资平台资金效率偏低，使得利润水平远低于融资成本的现象相当普遍，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资产质量。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和规避监管的驱动下，开始寻求通过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扩张资产，在推高杠杆的同时也使融资链条不断拉长，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过快，并与实体经济相脱节，高成本的资金最终又流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
五、近中期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具有超过以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短期因素与中长期变化相叠加，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宏观经济政策要防止经济增速出现大的起落，尤其是避免快速下滑突破底线，积极化解系统性风险，并注重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有效衔接，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培育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才能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1.避免“过度刺激”和“放任下滑”两种倾向
充分认识到增长阶段已经开始转换、宏观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事实，是进行宏观政策选择的前提。从近中期看，有两种易于出现、需要着力防止的倾向。一种是“过度刺激”，试图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已经适应了高增长的宏观环境，也存在高增长的诉求。增速一旦回落，容易出现不顾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事实，政策刺激过度，结果不但不能恢复高增长，反而可能引发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201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出现短期回升，由此形成对2013年过度乐观的预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倾向。另一种倾向是“放任下滑”，引发系统性风险。增长阶段转换期，由于预期不稳、前景不明，容易出现短期快速下滑或剧烈波动。经济大幅下滑突破底线，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连锁反应。如果对此认识和重视不够，忽视市场主体对经济减速需要逐步调整和适应的事实，政策应对不力，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2.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赢得全局稳定
积极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四大风险，基本思路是强化约束、落实责任，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赢得全局稳定。其一，建立有效退出机制，并减少政府的保护和干预，让僵尸企业有序退出，促使实体经济逐步恢复盈利能力。其二，切实降低房价和改变市场预期，促进存量房地产进入交易，进而压低金融边际资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全国房地产联网、实名登记，并明确全面开征房产税的过渡时间。这既有利于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和地方财政收入，又可以改变房价预期。其三，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措施，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清理，隔离不良资产。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其四，积极盘活存量货币，在维护金融正常功能的同时，加强对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监管，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杠杆，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优先去杠杆，然后金融业跟进，不能仅从金融业单边推动去杠杆。这里涉及一些紧迫的改革，能否守住底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推动改革与控制风险的赛跑。
3.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新世纪以来，一些新兴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越南等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两倍多，其工业化进程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全球重要能源资源的供求格局。美、欧债务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财政、宽货币的政策组合，由此引发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上述两方面的情况，为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提供了需求基础和货币条件。一旦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迅速反弹。
从国内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增加、要素市场化推进和人口结构变化，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进入较快上升阶段。供给能力缺少足够弹性，不能适应需求增长，这正是目前需求回调而资源、要素价格高企的重要原因。同时，我国货币存量规模庞大。2012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97.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88%。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在增长阶段转换期，企业赢利能力下降，扩张动力不足。实体经济的货币吸纳能力下降，也为通胀和资产泡沫埋下隐患。
近中期，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需要调节货币供应，有效管理流动性；夯实农业基础，降低农产品等的流通费用；增强我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提升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完善住房限购和金融政策，引导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篇2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篇3
一、廊坊市产业经济总量演变与结构优化
廊坊2005年GDP为621.22亿元，2008年突破了1000亿元，2012年达到了1793.8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也从2005年的16.2：54.1：29.7转变为2012年的11.0：54.0：35.0。近年来，特别是自“十一五”规划以来，廊坊市产业体系调整优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三二一”的产业格局越来越明显，这为廊坊未来时期经济较快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经济总量和三次产业结构都有很大的进步，但就三次产业结构与国内国际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相差很远。从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廊坊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创意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等这些第三产业发达的突出特征在廊坊并不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三产业的技术水平还不是很高。
对于廊坊市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由于条件限制没有找到具体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河北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到2011年河北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为36.33：33.31：30.36，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廊坊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接近这个平均水平。廊坊第一产业就业结构明显高于产业结构，这说明第一产业的技术水平很低，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内生发展力不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廊坊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相对于产业结构占比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廊坊的第二产业比较发达，具有明显的高技术、低能耗的特征。
二、廊坊地区技术创新的演进与分析
1.技术创新的演进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经济均处于粗放式的增长阶段，大量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带动了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有资本都注重规模扩大等方面的投入，而用在研究开发等技术创新的部分却微乎其微，廊坊也不例外最主要的变现就是有关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专利授予量、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和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等方面的数据在各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公报中和统计年鉴中很少提及，技术创新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这个大的背景下，廊坊也开始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具体表现是专利的授予量、签订技术合同的数量、高新技术产值和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等指标的出现。自2005年以来，每年专利授予量、签订技术合同数量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都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增长速度较快。在最近4年，其中专利授予量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39%，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2%，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平均增长率为32%，技术交易额平均增长率为35%等。这说明廊坊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创新活动，投入创新的资金越来越充足。同时技术创新也为廊坊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2.廊坊技术创新仍处于较低水平
虽然廊坊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但其创新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国际上一般采用研发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选取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个指标。2005年以来，廊坊GDP一直都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逐步增加，到2012年达到了19.0%。而作为近邻的北京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了19.56%，可见廊坊的技术创新水平还不是很高，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影响技术创新水平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研究经费的投入。“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这个指标要达到2%；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再次提出2015年达到2.2%，可见研究经费投入对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从有关数据来看，目前廊坊在研究经费的投入上还非常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创新。
影响创新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费的投入结构。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数据资料，但是通过调研分析发现，廊坊地区有限的研究经费投入和对研究人员培养多数集中在大中型和国企，使得大量有创新潜力和创新需求的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研究经费和研究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诞生。跟内生增长理论是一致的：当创新资源倾斜于大企业时，创新能力和效率必然低下。
3.专利开发等科学技术难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廊坊市专利授权量基本上保持着快速增长趋势，最近4年增长特别明显，但是专利授权量与GDP 增长之间没有同步的迹象（ 见图1） 。这说明当前廊坊专利开发多数是交差应付式的，而并没有或者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自2005年以来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趋势，但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与GDP 增长率之间并没有反映出同步增长的关系（ 见图2） 。因而可以推断廊坊产业成长主要是以量的扩张为核心，科技创新没有展示出对产业增长的突出贡献。即便是最近几年廊坊技术创新能力有一定的提高，但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相互推动作用有限，贡献率依然不足。
廊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取得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在耗费巨大资源和高昂环境成本的前提下，获得了有限的效益。自身的研究成果没有真实的产生实效，多数技术都是靠引进，但真正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和可循环发展是难以靠引进来完成的。
4.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产业结构的变动是产业体系高级化、合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要体现的是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其中蕴含了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但证明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同样印证了技术创新对产业体系调整升级的巨大推动作用。技术创新的直接表现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直接作用就是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对新产品的需求，调整了不同产业的份额，从而促进产业体系的升级。我们从专利授予量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来看，廊坊在过去10年中，专利授予量的增长与第三产业比重的增长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尤其是2008年以后，第二产业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在上升，而这段时期专利授予量的增长速度表现的更快（见图3）。廊坊专利授予量自2005年以来，增长的速度就非常快，由于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技术创新促进了廊坊产业体系的优化，但是这种优化因为创新能力和将新技术转换成现实生产力能力等的不足而远未到位。如果用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代替专利授予量指标，我们同样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见图4）。
回顾廊坊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可见廊坊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是结果并不明显。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能力有限，并没有像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展示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充分体现内生发展力。
三、提升廊坊地区内生发展力，促进经济健康增长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廊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是河北省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之一。但是相关研究也表明，这种快速的发展是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为代价的，这种外生经济增长的模式根本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可循环。根据内生发展的理论和我们上述的分析，要提升廊坊的内生发展力，保证廊坊经济进一步增长和经济的可持续可循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严格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精神，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使投资和出口等外生动力拉动的经济发展转变为依靠消费需求增长和技术进步拉动的内生经济发展。
第二，合理安排研发经费，特别是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的培养，逐步形成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提升廊坊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增加高新技术产值，为廊坊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添加新的血液。
第三，对于专利的授予要严加控制。一项专利不仅是一项新技术，更重要的是其转换成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对于通过审查的专利，要加强跟踪调查，最大限度地保证将其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实效。
第四，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式”，要注重产业体系优化调整，努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发挥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创新的相互带动作用。
第五，廊坊市政府要坚定不移的保持在促进廊坊经济快速、持续和可循环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要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各种制度环境，建立健全用人用工机制等各种保障措施，为廊坊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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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 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 utilized 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预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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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3］《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4］《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篇5
2005年1～5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9719.3亿元，同比增长26.4%，比一季度快1.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增幅分别回落8.4个和0.8个百分点（见表1）。
二季度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加快主要是由于去年二季度基数较低，去年二季度投资增长24.2%，比去年一季度的47.8%回落幅度接近一半。因此，投资在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正在逐步由前期的过快增长状态向中期均衡增长水平转变。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下半年房地产增长如果不能实现预期的“软着陆”，此轮宏观调控将很难实现预期效果。投资过热将会再次出现，资源瓶颈将会继续加大，煤电油运也会更加紧张，不仅如此，房地产泡沫化继续发展将会产生金融风险明显增大、使经济可能出现大起大落、因近期住房消费透支过多而使未来居民长期消费能力下降、使服务业的成本加大而抑制服务业发展等问题。
2．出口增长可能明显放慢将对下半年经济增长产生较明显的压力。许多迹象表明，下半年出口增长很可能明显放慢，将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拉低工业增长速度，导致就业增长回落和GDP增长放慢；出口产品增长放慢与一些长线产品产能加快释放结合，使通缩的压力增大。但这只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暂时的压力，而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不大，而且会有许多有利影响：如出口增幅的明显放慢，将适度减少顺差，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出口明显减速将迫使国内企业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效益上下功夫；同时，出口增长放缓将有利于一些地方政府重视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等。
3．金融货币政策偏紧将对投资增长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当前一段时期货币供应量增长是否恰当是影响下半年经济会不会出现过度调整的重要因素。当前金融环境偏紧，在当前投资增长预期明显下降、物价增幅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有导致经济增长调整过度和使通缩压力增大的风险。当前金融货币政策偏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增长处于偏紧的水平。从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最强）出现了两轮快速增长，第一次是在1998年年中开始，持续到1999年第三季度，其与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结合，结果使宏观经济在2000年出现重要转机，之后因M2和M1增长相继回落，导致经济增长有所放慢；第二次货币供应量M2加速增长发生在2002年8月至去年二季度末，因其加速更为明显及持续时间较长，使中国经济在2003年后出现了明显的投资过热现象。目前M2和M1双双增幅回落到较低增长区间，M2增长持续10个月低于15%的水平，M1增长出现了两波段的明显回落，目前已持续徘徊在10%左右，比1998～2001年出现通货紧缩的最低水平还低（见图2）。
二是月短期贷款增加额持续减少，表明企业流动资金偏紧。从表2中可以看出，短期贷款月新增加额在2002年～2004年一季度出现了持续性快速增长，而2004年二季度后受国家加强信贷调控政策的影响，月增加额明显减少。2004年5～12月，短期贷款净减少了408.2亿元，其中有4个月为净减少。进入2005年后，这一状况持续。去年企业因利润增长较多并不明显感到流动资金紧张，但今年将明显不同，在今年企业利润增长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银行短期贷款的继续放慢将使企业资金压力明显增大（见表3）。
三是总的贷款增长率持续明显放慢。今年5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末回落0.6个百分点，比上年5月末和去年底分别放慢6.2个和1.8个百分点，增长率回落的幅度超过了各层次货币供应量（见图3）。
总之，当前有三大问题影响下半年的短期经济运行。房地产“软着陆”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将影响此轮宏观调控的效果，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出口增幅可能出现明显回落及金融货币政策偏紧则对短期增长的稳定性会产生较大影响。只要应对得当，这些短期性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便会更加牢靠。
经济增长趋势判断和下半年增长预测
1．经济增长是否将进入“周期性的低迷期”。
受政府加强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影响及出口增长可能下降、当前金融货币政策偏紧等因素的影响，下半年经济增长将会继续回落。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可能步入深幅且持续时间较长的调整阶段，并伴之于出现通货紧缩。我们认为，这是合理放慢，而不是转折，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将进入“周期性的低迷期”。
首先，自去年二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率放慢，符合宏观调控的目标。从幅度上讲这种放慢相对平缓且适度，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放缓正是宏观调控希望看到的结果：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适度降下来，而把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且在增加消费需求上多下功夫。
其次，短期增长的适度放缓有利于中国经济中长期保持快速稳定发展趋势。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投资和出口增长可能明显放慢会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我们认为，即使这导致经济增长被明显拉低，但较长时间内我国仍能保持8%以上的增长。因为投资和出口增长的调整是迟早要发生的，这有利于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符合中长期增长的目标，即适度调整是主动性的，且是为今后更长时间的稳定快速增长创造基础。预期中的增长调整，不仅不会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悲观，反而应该是更加乐观。如果今年调整得好， 2006年、2007年以及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会更好。
其三，从周期的观念来看，短期增长的适度调整可以认为是两阶段高增长的“间隙”。因为中国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之中，且短期周期也没结束，实际上因宏观调控可能会明显延长，这有点像80年代中期的情况。
最后，最近连续2个月CPI回落到2%以下，并不表明我国经济将在下半年或明年进入新一轮“通缩”。一方面，2005年4月和5月物价增幅的显著回落在相当程度是由于去年基数较高作用的结果，预计2005年6～9月份物价水平仍为在低位增长，但扣除基数影响，实际物价增长应该仍会保持2%以上。另一方面，目前实行的稳健型宏观经济政策将使发生通缩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可以这样来理解此轮宏观调控的深意，即从中期角度看，宏观调控不是防“通胀”，而是防“通缩”。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既是为了明显缓解资源瓶颈约束及解决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又起到了减缓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生产过剩压力。因此，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适度调整反而降低了未来通缩发生的可能性。
2．对下半年经济增长指标的预测。
全年GDP增长呈明显的前高后低的走势。主要是因为受投资增长在房地产明显降温的作用下继续回落及出口增长将逐渐走低的影响。预计2005年下半年两季增幅回落较为明显，分别达8.6%和8.2%，全年经济增长为8.8%，比一季度回落0.6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由此，宏观调控的目标基本实现。
下半年投资增长调整的幅度相对大一些。预计2005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分别增长25%和22%。三、四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0%和16%，预计全年50万元以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同比增长20.6%；全社会投资全年将达83390亿元左右，增幅将由上年的25.8%降至19%左右。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将在三、四季度呈大幅回落的走势，预计分别增长15%和12%，全年房地产增幅将自2000年以来首次回落到不足20%，增长18%至19%。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及消费者对房地产增长的预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基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也是基于市场内在的变动要求，如地方政府不得不降低对房地产发展寄予的过度预期，房地产商不得不收缩投资计划及降低收益预期来适应宏观政策的变化，而广大消费者在住房消费上也越来越趋于理性，一些投机炒房将会明显退市，这在美元升值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有所减弱的环境下，更是如此。
下半年出口增长回落的压力将逐步增大。一是在出口规模已经较大的基础上继续保持高增长难度越来越大。二是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高增长与前两年有所不同，今年出口高增长是在工业制品出口增长逐步放慢、初级产品出口有所加快基础上形成的，工业制品出口增长的逐步放慢将带动全部出口增幅明显回落。工业制品出口增长由2004年的37.0%回落到今年一季度的34.8%。受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升的影响一季度初级产品出口增长高达35.1%，比全部出口增长快0.2个百分点，比2004年增幅16.5%快1倍以上。但最近国家出台的一些对初级产品出口的抑制政策及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较大等将使初级产品出口增幅放慢。三是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幅的明显回落与外商企业出口增幅放慢也显示主导性的出口增长在明显减速，下半年这种减速会更加明显。四是我国纺织等劳动型产品出口近期受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挠，这方面的出口增长难免将受到相当大的影响。预计，上半年出口总额为3365亿美元，同比增长30.3%，1～3季度和1～4季度出口增长则将分别回落到24%和20%，呈明显的增幅下降趋势。
CPI增长在三季度受基数影响继续回落后四季度会有一个反弹。全年CPI增幅将肯定在3%以内，我们预计为2.2%。工业增长和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两个稳定器，下半年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将增长15.7%，第二产业增加值增幅为10.4%。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2.8%，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将超过11%，比上年有所加快。（见表4）
对宏观调控的认识和政策建议
一、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的认识。
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与实施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密切相关。这一点在此轮宏观调控中反映得最为明显。我们认为对去年以来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内涵和方式的把握，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走势。特别是宏观政策的三个着眼点或特点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努力使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与中期稳定增长目标相一致。以控制供给为主的此轮宏观调控从中期的观点看主要是反“通缩”，而不是表面看的是反“通胀”。受技术进步加快、市场的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供给过度膨胀的概率远大于需求过度膨胀的概率，正因为如此，新一轮宏观调控是加强对供给过度增长的抑制，防止供给过度引起新一轮生产过剩及通货紧缩，以及引起当期资源供给的过度紧张、造成资源利用的严重浪费。正因为有这样的政策考虑，未来再次发生通缩的概率明显降低。与此相对应，防止通货膨胀在制定金融货币政策上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金融货币政策的重点应主要放在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控制和促进就业和消费的稳定增长上。
2．今年加强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个别行业（房地产）的需求过度膨胀，防止经济增长出现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高度重视并有效实施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事关此轮宏观调控的成败。从亚洲国家经验来讲，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和最大风险是因房地产过度繁荣而引起泡沫经济。因此，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不仅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需长期关注的问题。
3．“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措施，体现了对行业增长不平衡、地区增长不平衡、城乡增长不平衡等的高度重视，标志着宏观调控由单向（一路松或一路紧）型设计向复合型设计转变，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充分考虑各地、各行业的增长差异性。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明显的挑战。
二、政策建议。
1．地方政府要切实落实中央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使房地产健康稳定发展，使宏观调控的成果进一步巩固。要把短期调控房地产的目标和建立房地产业长效稳定增长的机制综合考虑，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泡沫经济的隐患。要形成这样的共识，房地产业持续过度繁荣是难以持续的，合理的增长调整符合各地方及中国经济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尤其要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及演化为泡沫经济。重点是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三个“转变”。一是重新确立住宅消费和投资理念，二是加快完善房地产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三是改变和完善住宅的生产销售方式。
（1）要从三个层面促进房地产发展观的转变。对政府来讲，房地产业应理解为一个被动型的产业，是社会福利的重要表现形成，不能作为财富增值的重要手段，相反应该调节。政府要引导大众消费，促进住房大众化需求发展，而不是鼓励大众投资。对房地产商来讲，塑造理性的房地产发展观，就是对满足大众住房需求为己任，尽可能提供相对廉价的住房商品，通过扩大规模和品质来盈利，要实现企业追求适度利润与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相统一，才是房地产业正确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对广大普通消费者来讲，观念转变是，住房是一个必需的耐用消费品，通过大众炒房甚至投资来追求巨大的增值空间是理论上的错误，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2）加快完善房地产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要在税收政策和行业风险控制和规范运作上要做长期有效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政府房地产政策设计上要以防止泡沫化、抑制投资炒作为目标。
（3）改变和完善住宅的生产销售方式已经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房地产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不发生重要转变，那么投资炒作将会以各种形式重复出现，而且在现在的利益纷争格局中，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房地产生产销售方式的转变应由目前所采取的香港模式转变为美国模式，即只允许出售现房不允许出售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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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以来的农民收入增长
随着我国不断的发展，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的收入确实是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在这一发展环境下，通过对农民收入的情况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其主要呈现出“N”型的发展，因为我国是一个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在上千年的演变与进化过程中，农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主要的产业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我国农业的底子还是很扎实的，但是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也就是人口数量较多，但是人均的耕地面积较少，这就会在无形之中造成一定的矛盾，最初实施的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红利，但是这一时期的发展是相对短暂的，并且只是在短时期内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在随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的农业增长速度较为迟缓，甚至是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乡镇企业不断出现，但是却不能长远的发展下去，很多农民为了养家糊口，选择去外地打工，所以出现了严重的农民失业现象。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三农问题产生的矛盾愈发凸显，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也颁布了一些政策，力求降低农民的压力，减少农业税收，这样才使得农业发展相对稳定了下来，并且呈现出回暖的趋势。
从上述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经济规律必然会对农村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是本质的，而政策的影响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这一时期中，主要呈现出两方面的变化，农民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一是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我国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业产品的出口，工业的发展也是十分显著的，这样就为广大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农闲的时候可以通过打工增加经济收入；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我国人口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计划生育政策获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劳动力相对短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迹象，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因此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正是刺激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阶段。
通过数字并不能真正的了解到农民的真实情况，所以需要从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切的感受到农民的真实生活变化。不久前，在一次民意调查中，一位快满六十岁的四川农民感叹说，现在终于赶上了好时代。1991年他第一次外出打工，在某省会城市做建筑工，一天五元，吃住都在工地，楼房搭好一层就把铺盖往上搬一层，而且时不时遇到工资拖欠。就这样的工作，还是因为远房亲戚是包工头，说了很多好话，才肯带他出去。打了二十多年的工，最近这十年终于交上了好运，工价年年涨，现在在建筑工地做电焊工，一个月轻松挣到五六千块，住在板房里，有专门的食堂和洗澡间，工作时间也比以前明显短了。按照他的话说，这是他父亲那一辈想都无法想象的事，虽然时间来得晚，他好歹赶上了，要不然供孩子上大学根本不敢想。
二、经济新常态下变与不变
在新常态的发展环境下，需要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突发性的变化，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必然会出现的一个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其经历的时间是比较漫长的，并且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只要按照规范化的措施开展农村建设，那么相信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十分有帮助的。
首先，应该在从经济增长方式入手，对就业情况加以转变。因为在新常态这一发展前提下，受到制造业以及建筑行业的影响，人们就业情况不容乐观，这就会对人们的收入产生影响，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整体的经济形势依然处在扩张的状态下，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就业机会还是很多的，明显的要高出失业情况。同时，在进行劳动的过程中，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依然是生产性的行业，还有就是生活服务类的行业，随着就业率的提升，就可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因此我国自2012年开始，其就业形势比较良好，并且也相对稳定，进而带动了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这是十分明显的一个现象。
其次，受到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主要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得的结论，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逐渐变得缓慢，并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环境下，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是比较落后的，但是这符合人口学的规律，并且我国人口素质变得更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产生了极大的改观，尤其是高学历女性正在呈现增长的趋势。在这一时期，人们更多是比较关心自己的生活，所以不希望生育更多的子女，在这一现实环境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劳动力的供需关系正在呈现出一个重要的转折，并且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收入的增长就成为一个必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最后，农业经营效益有很大提升潜力。根据有关学者的分析，改革以来中国国民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肉、蛋、奶等动物性蛋白摄入比重大幅度增加，从而为小农经济提升效益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由于农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饮食需求在很长一个时期都将处于“紧平衡”的状态，农户多种经营的前景总体上看好。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特别是主粮安全更加重视，用于主粮生产的土地流转、粮食补贴方式等领域很可能推进相应改革，势必也会提升粮食种植的收益。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常态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农民的经济收入必然会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是需要人们清楚的认识到，这是一个主要的发展趋势，在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实际发展规律作为着手点，让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占据主要的位置，不断进行创新，这样才能对农民的经济收入起到根本性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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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地区经济出现了飞速发展的局面，但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很不均衡，东部地区的上海、深圳等地经济增长迅速，而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地区如、青海等地则经济发展缓慢，这种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对全国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从长期来看，我国地区内部经济增长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呢，是经济增长趋同呢，还是经济增长趋异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拟运用Barro 和Sala - I - Martin 趋同模型，分析我国地区经济的条件趋同状况。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适宜的解释变量,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进行实证检验。并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规律以及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理论基础
趋同是由英文“convergence”翻译过来的，它又可以被称为经济收敛。β- 趋同可理解成与时间序列相关的趋同假说，即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它又分为绝对β趋同与条件β趋同两种形式，本文主要分析条件趋同状况。条件β趋同认为各区域的产业结构、投资率、人力资本条件、技术水平等结构变量存在显著差异，认为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稳态，每个经济体都收敛于自身的稳态，距离自身的稳态越远，其增长速度也越快。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新古典方法来分析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状况，该方法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初始人均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增长的β趋同系数，所谓β趋同系数，是指低收入地区逐步接近高收入地区的速度，估算模型为：
式中，代表经济区域，和分别为i区域期初和期末的人均产出或收入，和代表期初和期末时间，为观察时间长度, 为误差项，为常数，系数β为趋同的速度，为相应的回归系数，分别为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地区投资水平、地区制度水平、人口增长率以及区位条件。，则意味着初始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较高收入的国家或地区，从而经济存在趋同现象。β值越高，则表示趋同的速度越快，若β值为负，则表示地区经济不存在趋同。
3.研究区域选择、时段划分和数据选择
本文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用地区的成人识字率、FDI/GDP、制度指数（制度指数=0.2非国有化率+0.4市场化程度+0.2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0.2对外开放程度）、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代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制度水平、地区人口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同时将区位条件设为虚拟变量，东部地区赋值为1，中西部地区赋值为0，以此来考察区位条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1991年、1999年为初始年份进行时段划分。
三、实证分析
篇8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北京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水平有了巨大提高，实现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1978～2012年，北京GDP总量由108.8亿元增加到17879.4亿元，增长163.3倍，年均不变价增长10.4%；同期最终消费由53亿元增加到10655.1亿元，增长200倍，年均不变价增长12.4%。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后，消费快速扩张，逐渐成为三大需求中的主动力。北京人均GDP在2006年突破6000美元以后，经济发展进入重要转折期，增长模式由投资、消费双轮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以2006年为分水岭，北京最终消费增速持续快于GDP增速。2006～2012年，全市GDP年均增长10.4%，同期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3.5%，消费增速快于GDP增幅3.1个百分点。从世界平均水平看，1960～2009年间最终消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71%～75%之间，且总体上呈微幅上升趋势。从北京情况看，1981～2012年的32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20个年份高于50%，有15个年份高于60%，且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06年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速上升，由60%上升至2012年的73%，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贡献率接近，消费成为北京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从国内看，目前只有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经济以消费驱动为主导。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1.5%，同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为3.6%，最终消费总量比重为4.3%，北京的消费规模高于其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
双轮驱动下居民消费转向“发展享受”型
消费率接近60%，仍有上升空间。扩大消费的重点在于提高消费率，即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12年，北京人均GDP达到13857美元，消费率达到59.6%。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消费率一般在75%～85%左右。从金砖国家看，2011年，俄罗斯、巴西的人均GDP均突破12000美元，消费率分别达到66.5%和81%。相比之下，北京消费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
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双轮驱动。北京作为首都，汇集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政府消费比重较高。2012年北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比例在6∶4左右，全国为7∶3左右。政府消费对于促进北京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2012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15.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提高，由2006年的27%提高到2012年的30.8%。居民消费是拉动内需的重点，2012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2.2%。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是本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总体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消费的规模和结构将有所调整，居民消费增长有加快势头。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增速普遍快于政府消费。上半年，北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增长8.8%，同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增长10.9%和15.5%，消费增长动力处于转换之中。
居民消费从温饱型转向发展享受型。北京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58.7%下降至2012年的31.3%，农村居民家庭从63.2%下降到33.2%。近年来出现了以住房和汽车消费为代表的消费升级，同时，教育、医疗、旅游、信息和家庭娱乐支出快速增长。目前，北京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已经超过四成，部分享受型消费支出与发达国家接近。2012年，北京居民休闲与文化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比重为10.3%，而主要发达国家该比重在9.1%～11.5%之间；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为6.9%，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1.7%～20.2%之间；教育支出比重为5%，主要发达国家在0.9%～7.4%之间。
增长模式转型“革命尚未成功”
有效供给不足。消费供给对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北京生产业快速发展，而消费业和公共服务业发展较慢。消费业占经济的比重由2006年的20%下降至2012年的17%，符合大众实际消费水平和承受能力的产品依旧是“稀缺”资源。文教卫等公共服务业中国有企业比重达到90%左右，发展缓慢，无法满足居民多层次需求。
居民收入跑得不够快。扩大消费的基础是增加收入。从国际看，北京GDP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2006～2012年，北京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8.7%，低于同期GDP增速1.7个百分点，未实现与经济的同步增长，以致有人开玩笑说：“G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收入涨得跟眉毛一样慢。”收入跑得不够快，老百姓不敢痛快花钱。
篇9
区域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区域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产品与服务总产出量的增加，可以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计量。而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指产出的增加，还要伴随着产出结构的改善和资源配置（投入结构）的优化，因此区域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社会体制进步、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区域市场结构的优化、居民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等。
我们认为，要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找出影响该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导因素，应该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如图1所示。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因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生产要素的种类及其质与量。其主要作用是形成原始生产要素的供给。斯密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的数量决定一国的产出。生产要素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
投入要素的种类。主要包括：一是资本要素，主要来源于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二是劳动力要素，主要来源于区域内自有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如迁移和打工等因素；三是自然资源要素，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产的种类及丰富程度、气候等因素。
投入要素的数量。资本存量的多寡特别是资本增量的快慢，往往成为促进或阻碍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一般认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其资本形成规模的最重要因素。在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投资又全部形成资本的前提下，资本形成规模便完全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及相应的储蓄率，而储蓄率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对应的收入水平。
投入要素的质量。资本要素的质量主要指内涵型资本的形成，即在资本形成规模既定的前提下，资本形成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取决于资本能否发挥综合效益，包括资本的投资选择和区域经济主体对资本的吸收能力。
生产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两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通。经济体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很低，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但前苏联改革失败教训又证明短时期内完全的市场化，也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当前，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决定了我国在较长时期内的混合经济体制模式，即市场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为辅。这意味着一定时期内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会存在着显著差异，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越细化，要素的流通、使用效率就会越高。
企业生产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作用是促进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微观层面上，要素最终要交由企业使用，而企业使用要素的效率同企业内部的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在不同的技术模式下，各种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结合方式不同，技术要素主要分为：节约资本性技术，适用于资本稀缺的区域；节约资源性技术，适用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区域；节约劳动性技术，适用于劳动资源稀缺的区域。
政府调控。我国政府对区域经济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其调控措施主要包括三类：通过立法的手段制定成文的法律，如税法、反垄断法和普通法（包括财产权法、契约法、侵权法）等；对经济主体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或间接的宏观调控，甚至是直接组织公共生产；依靠社会力量，如民间行会、宗教团体等非政府性组织，运用伦理、道德、习惯等社会因素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结构及其空间格局。主要包括：一是区域产业结构，其一般趋势是第一产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有明显上升；二是区域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变化造成不同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从而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三是区域组织结构，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区域规划、经济发展计划和区域经济政策会更加合理化。
区域间的经济往来。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仅受区域内的因素影响，而且也受区域外因素的影响。在一个开放的区域中，经济增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区域间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流动及货物与服务的运动会使技术知识扩散，提高流入地区的生产能力。杜森伯利（J•S•Duesenberru）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利用两区域模型研究了产品输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D.C.North）也认为，产品和服务的输出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方法与模型。国内外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越是发达国家，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高。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进而测算全要素增长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资本服务流量与资本存量成比例，国民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Yt=A0λr1t+r2t2KαtLβt
其中α、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常数A0代表初始技术水平，
λr1t+r2t2为趋势变量，代表非线性的技术变化。其中t表示时间，r1,r2为时间参数。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即为：
lnYt=lnA0+r1t+r2t2+αlnKt+βlnLt，当α+β=1，即规模报酬不变时，有：
ln(Yt/Lt)=lnA0+r1t+r2t2+αln(Kt/Lt)或
ln(Yt/Kt)=lnA0+r1t+r2t2+βln(Lt/Kt)
方程左端加入随机误差项及虚拟变量D1、D2，得到生产函数的线性回归方程：
ln(Yt/Lt)=lnA0+r1t+r2t2+αln(Kt/Lt)+D1+D2+υ①
ln(Yt/Kt)=lnA0+r1t+r2t2+βln(Lt/Kt)+D1+D2+υ②
定义全要素生产率为：
TFPt=Yt/(KαtL1-αt)③
全要素增长率为：
TFPt
tfpt=————-1④
TFPt-1
数据说明。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对数据来源及其处理方法做出解释，具体数据从略。
产出数据。一般而言，衡量区域经济整体产出的指标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方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本文采用黑龙江省GDP数据，并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劳动投入数据。在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严格说，投入数据是一定时期该区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它不仅取决于要素投入量，而且还与要素利用效率和要素的质量因素有关。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劳动报酬能较合理反应劳动投入量的变化。但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完善，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的年劳动投入量为黑龙江省三次产业年初和年末就业人数的平均数。
资本投入数据。资本投入量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劳务及福利设施资产。由于我国不存在真实资本存量数据，我们根据投资流量数据和永续盘存法构造黑龙江省资本存量数据（取年均资本存量作为样本值）。资本存量数据通过公式：Kt=(1-δ)Kt-1+It求得，其中Kt和It分别是t期的资本存量和投资，《黑龙江五十年》（1949—1999）公布了黑龙江省1952年以来“资本形成”的官方数据，考虑数据的准确性因素，本文的投资采用“资本形成”数据，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固定资产形成”数据。δ是固定资产折旧率，黑龙江省1978年以前固定资产年折旧率统计数据的缺失较为严重，考虑“一五”以后东三省全民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高的特点，1978年以前的折旧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数据”，并估计缺失年份的折旧率得到；1978年以后的年折旧额，可以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获得，部分年份通过估计获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存量K0的确定，我们仿照美国学者珀金斯（1989）的假定（我国1953年的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比为3），设1953年黑龙江省的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比为3，计算K1953，进而得K0＝（K1953－I1953）÷（1－g×δ），其中g为1952年固定资本存量占资本存量的比重，它通过计算1952-1955年黑龙江省固定资本形成额占资本形成额比重的平均数获得。
虚拟变量。D1代表上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制或破产对地区经济造成的影响，规定其值：1990年以前为1，1990-2003年为0；D2代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实行下岗分流（失业率增加）给地区经济造成的影响，经检验确定1998年为突变点，规定其值1998年以前为1，1998-2003年为0。
回归结果。我们用OLS法分别对①、②式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各项的参数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资本的产出弹性α值为0.61，劳动的产出弹性β值为0.39。依据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公式③得到黑龙江省1983-2003年全要素测算值；同时依据公式④测算全要素增长率，如表2所示：
有关结论。通过上述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通过对黑龙江省资本与劳动产出弹性的测算可以看出：1983-2003年期间黑龙江省资本产出弹性为0.61，劳动产出弹性为0.39，与全国资本、劳动产出弹性值大致相等。这种情况说明黑龙江省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而劳动力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较低。
通过表2可以看出：1983年改革开放后，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很大，从总体看呈上升态势，但从数值上看明显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3—1998年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在21.48-23.25之间）。从全要素增长率来看，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83—1984年全要素增长率为正值，其原因是1983年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同时城市改革围绕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形成了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经营机制，黑龙江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生产技术得到较快改进；1985—1991年黑龙江省全要素增长率基本为负值，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建成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逐渐走下坡路，国企改革尚处在探索阶段，地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技术出现落后，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下降；1992—1999年全要素增长率为正值，但年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黑龙江全省上下围绕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科学制定了“搞好二次创业、实现富民强省”战略目标，地方经济改革逐见成效；2000—2003年黑龙江省全要素增长率为正值，年增长速度在5%以上，速度明显加快，主要是由于国务院从199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再就业工程，特别是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于1998年制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有关政策，这些政策加速了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同时也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科技进步速度加快，凸现出全要素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对策
实施区域金融优惠政策，加速地方资本要素的积累与流通。资本要素向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区域经济发展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本地区资本积累和区域外资本的净流入。中央政府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优惠政策时，可以实施地方信贷倾斜政策，适当调高享受优惠政策地区的储蓄存款利率，降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和贴现率，即地方银行增加的利息负担由中央财政补贴，这样既可以吸收地方居民储蓄及外来储蓄，扩大信贷资金规模，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又可以减轻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创新项目，通过鼓励银团贷款（其主要作用是增强信用识别、分散信贷风险，减少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联合金融服务等手段，发展和完善区域金融市场，为区域资金积累提供支持。同时，要注重规范和发展民间资本市场，如优势企业可以建立联合投资基金，通过发行基金股份，将中小型投资者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基金公司进行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投资，活跃区域金融市场；发展联合民营金融机构，包括股份制民营金融机构、城市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等，这样既可以利用闲置的民间资本，又可以提高区域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技术和教育事业的财政支出。罗默（Romer，1986）认为，知识是非竞争性的产品，具有外部效应，这种效应不仅使其自身形成收益递增，而且也使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具有收益递增特性；帕克（1998）扩展了罗默（1990）的模型，认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政府研究也可导致经济增长；格洛姆和拉维库马尔（1997）利用交叠世代模型，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生产性支出模型，表明公共教育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可见，地方财政用于企业挖潜改造（技术设备的引进）、科学研究（R&D资本开发）、教育事业的支出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东北三省为例，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其用于科研、技术及教育的财政支出金额越高，反之科技和人力资本又会以收益递增的态势促进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地方政府应该适当调整本地区财政支出结构，注重对本地区公共人力资本、科技及教育事业的开发与支持，加大对相关项目的财政投入。
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结构及其空间格局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组织管理结构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我们以东北三省2001—2002年三产结构比重（如表4）情况进行考察。
表4说明：一是三个省份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较小，且呈逐年递减趋势，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大，第三产业其次。二是东北三省三次产业结构趋同，这就要求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从财政支出方面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促进生产要素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另一方面，东北三省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时，不但要注重产业间的分工协作，更要注重产业内部的协作，防止因“大而全，小而全”引发同类产业间的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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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官方部门普遍预测,东盟国家经济将陷入长期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痛苦的过程。东盟国家经济将在低谷徘徊较长时间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现U型复苏。然而,1999年东盟国家经济竟在短时间里出现迅速复苏,呈现V型的强劲反弹。不过,当时就有人警告东盟国家经济V型复苏的基础脆弱,随时有变成V型危机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现W型的经济波动。因为东盟国家经济从严重衰退到快速复苏主要是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全球电子业景气循环之赐。但是,各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基础依然脆弱,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国内外投资继续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这些国家经济将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东盟五国经济增长率(%)
附图
2001年,东盟国家经济急转直下,再次出现普遍衰退。不过,此次东盟经济衰退与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不同。1997年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是重灾区,新加坡所受冲击相对较小。而2001年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幅度最大,它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统计,1964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曾出现-4.3%,其后是在1985年经济萎缩1.6%,而这次经济衰退的幅度要大于1985年;二是生产和出口部门受冲击最大。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2001年经济衰退中深陷困境的则是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部门。该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其中制造业部门增长率为-12%。马来西亚同年的出口贸易下降11.5%,泰国全年出口贸易也下降4.9%;三是电子业衰退尤为严重。1997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金融投机,这次经济衰退则是国际电子产品需求急剧萎缩引起的。目前,东盟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电子业的生产与出口。2000年,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新加坡为19%、菲律宾为9%。这些国家电子产品生产与出口的骤然下降,必然导致国内经济的急剧滑坡。
2002年,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与1999年该地区的经济复苏有所不同,此次东盟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和各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效应的双重作用。由于美国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的增加,东盟国家电子产品的出口已经趋于回升。在经济衰退期间,各国采取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已初见成效。许多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贷规模,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市场需求。当然,目前各国内需扩大还远未能成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来源,因而其经济复苏仍然十分有限。
二、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的原因探析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盟国家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迅速复苏、再陷衰退和又呈复苏的增长轨迹。东盟经济增长的急剧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增大。
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愈益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在东盟国家,这种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性更大。例如,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最大,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另据美国着名的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本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24%、泰国经济就会增长0.17%、马来西亚经济就会增长0.13%。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东盟国家的传导,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是通过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实现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发展,东盟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占东盟国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已经从初级产品价格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东盟国家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比重分别高达65%和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25%和19%。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价格 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造成的损失部分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6.46%、3.13%、1.03%和0.87%。2000-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从年增长30%到下跌30%,导致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急剧波动。例如,200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去年则下降2%,其中约有12个百分比的大幅波动。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世界半导体工业每下降1%,新加坡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导体工业增长波动达60个百分点,它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6.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为2.4个百分点。(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流量减少,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近年来,东盟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持续萎缩,1996-1999年东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63亿美元降至73亿美元,它对以投资—出口推动的东盟国家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近年国际股票市场价格和美、日货币汇价的剧烈波动,也引发东盟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危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汇率的变动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元每贬值10%,泰国经济就会下降0.3%、新加坡经济就会下降0.22%、马来西亚经济就会下降0.21%。
日本经济和汇率波动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增长1% 日元增值10%
新加坡 +0.24% +0.22%
马来西亚 +0.13% +0.21%
泰国 +0.17% +0.30%
中国 +0.09% +0.15%
香港 +0.12% +0.10%
台湾 +0.04% +0.03%
亚洲 +0.10% +0.16%
资料来源: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转引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2月11日。
其次,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之难以抵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
篇11
在一定的城市化水平下，城市集中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和经济增长缓慢，适度的城市集中度是城市群综合效益最大化的集中体现。城市集中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土地面积、人口密度、交通体系等因素（周文等，2007）。城市集中度的测定指标主要有以下三种：城市集中的帕累托系数、城市集中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城市首位比指数。纵观国内外对城市集中度的研究，目前对于城市集中度的研究大部分聚焦于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上，对城市集中度的测定方法研究较少。合理的城市集中度测定方法对于描述城市群集中程度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本文试图建立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模型，进而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目前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第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西部地区合理的城市集中度是怎样的？
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的特征现状
（一） 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模型
根据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思路，构建基于产业、空间、交通三个因素的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方法。设Pc表示产业集中度指数，Ps为空间集中度指数，Pt为交通集中度指数，α、β、γ分别为代表产业集中度、空间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的加权影响系数，城市集中度per为：
Per=αPc+βPs+γPt （1）
1.城市产业集中度的测度模型。根据城市群产业集中度的概念，构建产业总量集中度指数Pcc、产业结构集中度指数Pcj和产业结构空间效率指数Pcs作为测度城市群产业集中度的主要指标。则城市群产业集中度Pc的计算公式为：
Pc=αcPcc+βcPcj+γcPcs （2）
（3）
（4）
（5）
式（2）中：αc、βc、γc为权重，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本文中所采用的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等计算所得系数均参照方创琳、祁巍锋、宋吉涛的《中国城市群紧凑度的综合测度分析》）计算可知，αc=0.30、βc=0.36、γc=0.34。式（3）中，xi表示选取的某个城市群内第i城市的指标值，x为各指标的平均值，n为城市群内城市的个数。Mi为城市群内第i城市的工业增加值，Gi为第i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式（4）中，δ、、ω分别为三次产业加权值（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计算得知δ=1.50、=3.87、ω=4.63），Fi、Si、Ti分别为各市三次产业产值。式（5）中，xik为城市群第i城市第k产业的比重，xjk为城市群第j城市第k产业的比重，γk为第二三产业空间相对重要性的权重。本文中k取1时，表示第二产业，k取2时，表示第三产业，γk取值为1。
2.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测度模型。根据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概念，选取空间相互作用指数Psi、人口密度指数Psp和城镇密度指数Psu这三个具有空间指向性的指标作为计算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指标，则城市空间集中度指数Ps的计算公式为：
Ps=αsPsi+βsPsp+γsPsu （6）
（7）
（8）
（9）
式（6）中，αs、βs、γs为权重，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求得αc=0.35，βc=0.28，γc=0.37。式（7）中，Pi、Pj为第i、j市的总人口，Gi、Gj为第i、j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Dij为第i、j城市的距离，n为城市群内城市个数。式（8）中，ηj为不同城市等级的权重（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计算获得），i为1-5，即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五个等级，相应的权重分别为0.36、0.28、0.20、0.12和0.04，pi为城市i的人口密度。式（9）中，Nj为相应等级的县级区划数，Ai为某一城市的面积。
3.城市交通集中度的测度模型。根据交通集中度的概念，选取加权通达指数Ptt、非加权通达指数Ptf和交通空间集中度指数Pts三个指标测算城市通集中度指数Pt：
（10）
（11）
（12）
（13）
式（10）中，αt、βt、γt为权重，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计算得αt=0.28，βt=0.16，γt=0.56。式（11）中，Ti为节点i客运量与货运量的加权平均数，本文权重为1；为评价系统范围内某区域中心和活动目的地j的某种社会经济要素的流量；Gi为i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Pi为i城市人口。式（13）中，LNi为节点i的对外直接联系线方向数量，n为城市群内节点数，Ai为i城市的区域面积，xi为节点之间直线距离，x为节点间联系的直线平均距离。
（二）城市集中度的现状与趋势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99-2009年为研究时段，以成渝、关中、兰白西城市群为研究样本。采用上述公式计算城市的产业集中度、空间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并利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计算得到产业集中度、空间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的加权影响系数分别为α=0.32，β=0.38，γ=0.30。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10》，采用公式（1）计算城市群综合集中度per，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得出：从时间趋势上看，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各城市群的城市集中度在不断增加，且整体上关中城市群高于成渝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从纵向上看，各城市群空间集中度指数要高于产业集中度、交通集中度指数。
城市集中度与区域经济增长
（一）实证分析框架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之本文沿用Henderson（2003）将技术进步的速度设定为城市集中度的二次形式。综上，将模型设定为：
（14）
其中，GDPi（t）为GDP变化量，Ki（t）为固定资产投资额变化量，Li（t）为劳动力变化量，i=1，2，3表示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
（二）结果分析
考虑到各城市群的固定不可测因素，如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文化制度等对该城市群的生产集中度的影响，并且也无法认为这些个体因素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独立的，因此本文在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时将个体的固定影响纳入解释变量中。采用Hausman（1978）检验方法判定可得本文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采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利用stata11.0软件进行运算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除“教育”和“城市集中度*人均GDP”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显著。
“城市集中度”的边际影响为：
α0+α1lnscalei（t-1）+α2lnpgdpi（t-1）+2β0peri（t-1） （15）
本文考虑到α2的系数不显著，因此没有考虑“城市集中度*人均GDP”这一变量，代入数据后系数如表3所示。
本文进一步计算最优的城市集中度（见表4）。由于α2不显著，所以在计算时没有考虑人均GDP的因素。
城市集中度与区域收入差距
本文进一步试图分析城市集中度对缩小区域内部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影响。图1描述了1999-2009年成渝、关中、兰白西城市群区域城市人均GDP（对数值）标准差的变化趋势。从图1中可以看出，成渝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在1999-2009年间，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收敛迹象，关中城市群区域内部收入差距保持稳定，这与西部大开发政策不无关系。其中成渝城市群区域内部收入差距要大于关中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
以区域内部各城市人均GDP（对数值）标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城市集中度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模型中考虑了城市集中度的二次形式，模型设定为：
（16）
其中σi为区域内部各城市间人均GDP（对数值）的标准差。被解释变量σi描述了城市群内部之间发展程度的差距。采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除了“教育”变量在10%的置信度下显著外，其他变量都在1%的置信度下显著，“城市集中度”对人均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为：
α2+α3lnscalei（t）+α4lnpgdpi（t）+2α5peri（t）
（17）
将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带入边际影响的公式，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对于三个区域，城市集中度对人均收入差距作用的方向是不相同的。其中，对于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提高城市集中度会增大区域人均收入差距；而对于兰白西城市群，提高城市集中度对缩小区域规模差距具有积极作用。这不同于孙洋（2009）针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区域地区所做的实证结论。
考虑“城市集中度的平方”的系数为正，说明存在最优的城市集中度使得区域人均收入差距最小。此时最优的城市集中度为：
（18）
将样本数据代入（18）式，可以得到使区域人均收入差距最小的城市集中度，具体数据如表6所示。
通过观察表6可知，兰白西城市群最优的城市集中度要大于成渝、关中城市群，为使区域收入差距最小化，成渝城市群应减小城市集中度，关中城市群应减小城市集中度，兰白西城市群应增大城市集中度。
结论
本文针对以上分析得出结论：
通过建立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模型可知，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低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空间无效率，交通通达性低等问题，集聚多为空间人为集聚，因此西部地区应提高集聚效率。
我国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城市集中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目前就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城市集中度相对过高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这说明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城市已经相对集中的西部地区，人为提高其集中度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甚至负面的影响。
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区域人口规模的影响和制约。回归结果显示“城市集中度*区域人口规模”系数为正，说明区域人口规模增大，最优的城市集中度会增大，但这种集中度的增大是人为的，无效率的。政府应基于区域现有的人口规模，制定符合当地具体情况的城市发展战略，更多地考虑发展产业、交通等的集聚。
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人口收入差距同向增大。从区域经济增长来看，提高城市集中度，成渝城市群经济增长会增加，兰白西城市群经济增长会减小。从缩小区域人口收入差距来看，提高城市集中度，成渝城市群区域人口收入差距会增大，兰白西城市群则会减小。关中城市群处于过度阶段。即如果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则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也增加，这说明政府要考虑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把提高经济增长还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Henderson，J.V.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The so-What Ques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8（1）
2.周文，余志斌，连洁.城市集中度的测定指标和影响因素―我国经济发展对城市集中度影响的回归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3）
3.杨波，吴聘奇.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社会科学研究，2007（4）
4.周文，余志斌，杜朝晖.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8（5）
5.孙洋，李子奈.一种空间矩阵选取的非嵌套检验方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7）
6.方创琳，祁巍锋，宋吉涛.中国城市群紧凑度的综合测度分析[J].地理学报，2008（10）
篇12
人们通常把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增长,归结为粗放或者外延式的增长方式,进而认为这是不好的增长方式。这种看法失之于笼统。实际上,没有实现要素充分就业的增长方式,一定是不好的增长方式;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增长方式,不一定是不好的增长方式。
1. 在存量意义上,一个经济体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应该充分就业而不是闲置。我们无法想象在中国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在美国资本没有充分就业的增长方式,是好的增长方式。
2. 在存量意义上,一个经济体的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更应该充分就业而不是闲置。在中国资本相对稀缺,如果稀缺的资本没有充分利用,则未被利用的资本就无法获酬,也就无法实现资本积累,资本稀缺的状况就无法改变。在美国,劳动力相对稀缺,劳动力失业率是所有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重要指标,如果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就会经济衰退。
3. 要素投入增加所推动的增长方式,对应着两种情形。一种是存量生产要素已经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新积累的要素投入生产。另外一种情形是,原来闲置的存量要素投入生产。不难理解,这些情形根本无法和不好的增长方式画等号;正相反,这些都是好的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
4. 不断积累生产要素并投入生产,扩大市场规模,是内生科技创新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条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还是最新的内生技术进步理论研究都认为,市场规模大小,实际上是分工深化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前提,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
5. 现有的经济增长分解核算,存在着高估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历史水平、低估当今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缺陷。经济增长分解核算结果中,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加强微观管理和改善要素配置以及科技创新三者的贡献度总和等于100%。在这种此消彼涨的关系下,如果投入被低估则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现行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产出用增加值度量,而投入要素中却没有将开采和消耗的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包括在内。这样一来,自然资源价值的低估,就反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殖民地时代完成工业化的当今发达经济体,其历史上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比例较大;后发国家,尤其是对大宗商品需求量大的国家,在当前自然资源市场国际竞争非常充分、一价定律起着支配性作用的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拉动自然资源价格持续上升,那么,其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的高估程度,就不如发达经济体历史水平那样高。
二、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内生性决定于发展阶段
最优增长方式的内生性是指,在经济增长的三种源泉中,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增长所倚重的主要源泉不同;在各种源泉当中采取的重点途径也不相同。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发展中国家不必强求和发达国家有同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理解最优经济增长方式组合内生性质,关键在于理解科技创新不是“免费的午餐”。原始创新本质是控制性试错,其典型特点是高资本投入和高失败概率。即使在技术上成功可行,其商业前景也有很大不确定性。通常观察到的某个公司一项专利赚取大量利润的个案,并不能改变全社会原始创新失败概率大的统计性质,一个企业成功案例背后实际上是多次失败的尝试,以及全社会大量竞争性公司沿着相近技术方向上的多次失败尝试。在发展中国家,把有限资本投入到前沿技术原始创新所获回报,远不如投入到成熟技术的生产活动中来得多。
对发达国家而言,其劳动力增长缓慢;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积累虽然比劳动力增长快,但也不如其历史上那么快;管理水平、微观激励、生产要素和产品配置结构等接近于最优化。因而,要素投入增加与改进生产和提高配置效率对增长的贡献相对就小。其经济增长主要倚重科技创新。而且,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也只有主要依靠自己的原始创新,难以引进别国技术,因为很少有比它们更加先进的技术。
对于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言,提高配置效率和加强微观管理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仍然存在;劳动力增长和资本积累推动增长的潜力还比较大;科技创新也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经济体的科技创新方式,则是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原始创性并举。
而对于中国大陆、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样需要倚重要素投入增加、提高配置效率和管理水平以及科技创新,但是也有明显区别:1.要素投入增加推动增长的潜力比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更大;2.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潜力也更大;3.就技术来源而言,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除了极少数涉及国防等受到封锁进而需要进行原始创新以外,大量生产性技术主要依靠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关于美国和日本经济史研究提供的证据,支持上述增长方式内生性的结论。
三、政府干预往往导致增长方式悖论
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内生性决定于发展阶段。但现实中经济增长方式往往受到政府干预。比如,政府确立以某一类产业科技创新为主的增长方式,并给予这类技术企业以某种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扶持的部门短期内可能会按照政府的意图快速增长;但是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整体的增长方式往往和最优增长方式有很大偏离。这就产生了增长方式悖论:以科技创新为政策出发点,以扭曲价格体系等扶持少数高技术产业优先发展为手段,以国民经济整体的技术进步慢于潜在水平为结果。这正是改革之前我国的情形。
四、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增长的贡献比较大而不是比较小
新近的权威国际比较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我国改革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迅速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度也比较大。
笔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和分省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从自身历史比较角度看,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和各地区的增长,都作出了显著贡献。这里既有要素和产品在行业和地区之间配置结构改善的效应,也有微观激励机制改善和管理改进的效应,还有技术引进和自主技术研发的效应。
五、不宜简单地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所有地区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
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运用累积分布曲线比较服务业法人企业和制造业法人企业的特征,可以发现,前者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资产量多于后者;前者的财务和经济效益比后者差;进入前者的投资门槛不比后者低。由此观之,那种认为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所谓的生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观点,是片面的。如果政府人为扶持这些服务业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将是高昂的,也会导致“增长方式悖论”,最终不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方式转变。
六、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业部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各异
对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表明,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从产业对比角度看,总体而言,劳动密集的轻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程度高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这表明我国行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和难点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这些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所以比劳动密集的轻工业部门差,重要原因有二。1.重工业部门国有企业比重高,不少企业还享有行政性垄断地位和软预算约束保护,企业改善管理、优化要素配置、节约成本、促进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2.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技术研发所需资金量和失败概率均比轻工业部门大,行业标准等也由发达国家控制。而在劳动密集的轻工产业部门,我国市场份额大,不少行业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发达国家在这些行业上的研发投入在缩小。这样,我国劳动密集的轻工业产业部门必须自主寻找持续科技创新的道路。
展望未来,就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而言,应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地位,硬化预算约束,促进其改善要素配置和管理水平,不断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从而增加自身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实力的提高,研发活动可动用的资源才逐渐增加,从而开展更多的自主创新。目前阶段,除少数国防安全需要或者发达国家封锁的技术需要自主研发外,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仍应该作为主要的科技创新途径。
对劳动密集的轻工业部门而言,在继续巩固原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力度,逐步掌握行业标准主导权,依靠自主的原始性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七、不同区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也不完全一致
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加强微观管理和改善要素配置以及科技创新,对各省域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各自作用程度不同。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差距较大,不同区域未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着力点也就各有侧重。第一,增加要素投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对于任何一个省份来说,加快资本积累,并促使劳动力充分就业,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第二,优化要素在产业、产品和区域间的配置,加强管理,减少浪费,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中西部地区在这个方面,大有潜力可挖。第三,加强科技创新,开展原始创新,对于我国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而言,将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增长源泉。实证分析表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几个地区科技创新对增长的贡献比重在下降。而这几个地区恰恰是我国科技创新的源头地区。所以,这些地区应该把加快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就业而不是相反
我国劳动力资源世界第一,且没有在人口自由迁徙的前提下实现充分就业,这不仅是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也不利于未就业人口获取劳动报酬和分享发展的成果,因而和谐社会也就难以建立。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任何优化,都应该带动就业增加而不是相反。
为此,我国科技创新的方向应是带动而非挤出就业。自主进行原始性创新应该如此;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也应该大力进行本地化改造,能够用劳动替代的环节,尽可能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另外,还需要加强劳动力培训,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九、通过确立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方式,初次分配领域能够兼得公平和效率
如何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是所谓的公平和效率两难。通常的看法是在初次分配(即生产过程中根据要素贡献进行的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即政府的各种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目标不可兼得。
笔者则认为,如果生产模式既能够促进快速增长,又能够在初次分配领域内,使“穷人”具有优势的获酬资产(即劳动力)充分就业,且报酬水平(即工资)的增长快于“富人”具有优势的获酬资产(即资本)的报酬水平(即利润)的增长,则公平和效率就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
只有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模式,才能够实现上述目标。具体到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而言,应该多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或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区段。只有这样,大量劳动力才能够配置到产出更高的非农部门,充分发挥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才能因为快速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而提高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稀缺程度,创造出对劳动力的最大需求,工资相对于利润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提高。
篇13
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大幅提升，年均增长率达到约15%。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也保持6%以上年均增长率，近年百分数增速甚至超过两位数。
二是资本回报率增长。1998年以来工业部门的净利润/资产比、净利润/权益比强劲增加，2007年分别达到约6%和15%。虽然2007年公司赢利能力统计值可能受到显著通胀和股市价格飙升等因素额外拉高影响，但是总体来看，资本回报率增长对近年投资和经济增长推动效应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三是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人口比例逐年下降，2007年已降至约40%。过去几年这一指标变动速度显著加快，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房屋建筑和高速公路里程快速增长都显示了这一点。
四是人口视窗或人口红利影响。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后期阶段，这一因素仍是推动我国GDP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然而依据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结构长期变动趋势的预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后将达到顶峰，之后将会逐年下降，因而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不久将发生逆转。
五是国外投资的拉动。1993年以来我国总的国外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FDI）都维持在较高水平，2007年更是达到近700亿美元。我国目前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并不缺钱；然而大规模FDI流入不同程度地伴随着成熟技术、管理方法以及国外市场，有利于解决我国资金富裕和资本不足问题，因而仍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如果中国能保持迅速增长势头，假定人民币相对美元趋势升值继续展开，到2025年我国的人均名义GDP有望达到12000千美元（基于2005年美元价值）。
过去高增长积累的问题
一是外部不平衡。集中表现为贸易顺差快速强劲增长，2005-2007年在经济增长显著高于潜在供给能力的同时，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为20%~30%，与此前顺差增长逆周期的经验形态形成鲜明对照。加上资本项目盈余及近来境外资金违规渠道流入，我国外汇储备几乎呈指数形态增长，2008年3月底已达1.68万亿美元，6月底约达1.8万亿美元。
外部失衡可以从两种视角来看。一是认为外部不平衡源于我国的高储蓄率，然而这一解释基于宏观经济变量等式定义关系，在提供经济假说方面存在明显局限。二是从相对价格角度看，外部不平衡的基本根源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偏低，与中国经济追赶过程中生产率相对增长的基本面因素要求不相适应。
二是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表现为CPI、PPI和RMPI较快增长。目前对通胀现象有两种解释观点。一种是结构主义分析观点，认为物价上涨是不同部门和方面供给逆向冲击通过成本推动带来的结果，因而需要采取结构性措施。另一种是货币分析观点，认为一段时期经济偏快增长累积失衡压力，通过广义货币过快增长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因而应当主要采用总量调节手段。
三是剧烈波动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2007年房地产价格和股市指数大幅上涨，但是进入2008年后，房地产市场疲软，沪深两市指数剧烈震荡，这些成为宏观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政策基本原则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其大体包含两层内容：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于这样的原则，当前我国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宏观经济政策。
在涉外经济政策方面，我国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逐步使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减少出口退税，降低特定进口商品的关税；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建立CIC（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尝试在全球范围进行多样化投资；通过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逐步扩大国外证券投资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