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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异军突起的速裁程序
速裁程序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简化形式，通过合理会赔法官与当事人诉讼事项，以及通过强化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和当事人的促进诉讼义务等方式来加快诉讼进程的效果。
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对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速裁，减轻涉诉群众的诉累"之后，速裁庭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也成为东部沿海城市在应对2011年－2012年期间高发的金融案件必不可少的机构之一。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作为案情简单，法律关系单一的案件，一方面当事人为节省诉讼时间，另一方面法院为加快案件办理效率，通常会选择速裁程序进行审理。正是速裁程序的异军突起，极大地缓解了民间借贷纠纷等金融案件带来的高收案量的冲击。虽然我们倡导适用速裁程序需要当事人合意，也提出速裁程序适用于诉讼的各个阶段，但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在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基层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立案后，先全部移送至速裁庭，因而大部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2、调解中心与商事业务庭
部分未设立速裁庭的基层法院，也有一些法院设立了调解中心，对简单的案件进行立案前的调解，并制作法律文书予以确认。调解中心的出现，其性质上与速裁程序接近，但又有所区别。在民间借贷纠纷高发期间，调解中心同样起到了减少当事人诉累，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
当然调解中心不是真正的诉讼程序，因此，在这些法院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主要还是负责商事案件的业务庭，其审理也按照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二）固有模式之分析
纵观上述几种审理模式，不论是速裁程序还是调解中心的调解或者商事业务庭一般审理，笔者发现，经速裁程序与调解中心的案件，其再审率较其他程序审理方式高。
笔者以近三年L市再审案件为蓝本分析如下：
1、基本情况
2010年至2012年期间，L市共受理的再审案件52件，其中民间借贷案件37件。2011年，L市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收案总量达1562件，随之而来的是民间借贷再审案件达32件，较上一年度上升433％。2012年在受理的5件再审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占40％。
2、案件总体特点：
一是以虚假诉讼为主。从2010年、2011年受理的案件总量上看，涉及虚假诉讼的案件占当年总量的0.46％和2.05％。以2011年为例，当年L市受理的再审案件中涉及虚假诉讼案件达100％。
二是经速裁程序或者调解程序进入再审为主。
以2011年为例，当年进入再审程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审均以调解结案；又以2012年为例，该年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由于被告方送达不至径直判决的占20％。原本以期通过速裁程序或者立案调解给当事人减轻诉累的初衷，却被一些当事人恶意利用，成为牟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三是案件标的额较大，牵涉面较广。
调解案件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而速裁案件则要求案情简单明了。从近年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上看，部分一审期间调解或者速裁的案件，其标的额较大，尤其是系列案件，总标的额达百万，且此类案件牵涉的面较广，涉及人员达数十人。在2011年再审的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件中，涉及人员达三十多人，涉案的标的额最大的达45万元，最小的也有3.5万元。
较高的再审率和改判发回率，我们不得不思考，固有模式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出现的缺陷与不足。
二、现行审理模式之缺陷
（一）缺陷之一：自由选择之下的个人非法利益的牟取
采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放弃或者缩短法律规定的有关应诉答辩和证据交换期限等诉讼期间。"也就是说，速裁程序的启动需要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事实上，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基层法院，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大多先由速裁庭进行审理，而这些案件也大多以调解的形式结案。虽然当事人程序的选择权已然融入实际操作中，但过多的自由选择也出现了弊端。
实践中，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互相串通，利用速裁程序自由选择、程序简单等特点，虚拟案件事实，骗取法院裁判文书的情形屡见不鲜。近两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高发，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主利用速裁程序，或者虚构民间借贷事实，或者虚构债权人，或者自愿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骗取法院法律文书，参与执行分配，以达到躲避债务，转移财产的目的。但在随后执行中，往往被其他关联案件当事人发现，继而进入再审。
（二）缺陷之二：案件效率与程序公正的冲突。
采用一般程序审理的案件，一方面为提高案件审理效率，缩短案件审理期限，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而言，就意味着案件从立案到审结只要短短的几天，另一方面被告送达地址的缺失为案件顺利审结造成极大的困扰。大量的实践证明，送达仍然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面临的主要问题。从送达方式而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告或因欠债外出打工或因地址变更，甚至无法查询，因此通常采用公告送达或者留置送达。法律上所规定的留置送达必须要有见证人在场并签字，从实践上看，这一做法很难实现。另一种公告送达的方式虽然在程序上合理合法，但由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告送达地址的不确定性，容易造成原告为达到诉讼目的，刻意隐瞒被告已变更地址的事实。在2012年所受理的案件中，就有因原告刻意隐瞒被告变更地址的事实，继而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
送达问题在任何一个程序中都存在，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发的现在，问题尤其突出。提高审判效率为优先，那么在送达案件的问题上，送达的责任更多地转嫁给原告，极有可能造成程序上的不公正；若严格送达程序，未送达案件需要逐一进行后续的地址确认，责任更多地由法院承担，那么在审判效率上势必有所影响。
缺陷之三：单打独斗式审理
从目前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来看，法院是应对民间借贷纠纷的主要部分，而商事业务庭则是首当其冲。单一的审理模式出现的是人手短缺、司法资源严重匮乏、错案瑕疵案层出不穷的局面。规范民间借贷制度尚未建立，小额贷款制度尚在摸索阶段，政府引导力度不够，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纠纷随着经济的起伏涌向法院。法官一面忙于应对不断增长的案件，一面无暇顾及可能会出现的差错，也就谈不上案件讨论、审执兼顾、预防虚假诉讼几个字了。
近年来类似于一审阶段送达不至、审核材料不仔细、执行不到位等已经成为案件再审、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主要原因。
三、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模式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数量上的增多，其法律关系也从原本简单到现在复杂多变的，笔者认为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建立科学的审理方式：
（一）提高诉讼效率：建立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是指基层法院及排除法庭审理的数额较小、案件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某几种特定类型的案件所适用的简易程序。①它区分于速裁程序，更为便捷和简单，建立小额诉讼程序能够缓解短缺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适合小额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1、小额的限定。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对于小额诉讼案件，比如一万元以下或者五万元以下案件，可以以当事人选择为基础进入该程序。
对于诉讼标的的确定，不妨参考其他国家。在日本，规定30万日元以下，德国则规定为1200马克以下。②我国最高院也成规定了"对当事人的划入关系单一，事实清楚，争议标的金额不足5万元（含本数）的给付之书，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这一规定，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小额诉讼的标的最高限定为5万元。
2、当事人的选择权。速裁程序中，要适用速裁程序必须要求当事人合意。小额诉讼程序中，应当以原告选择权为主。比如在德国，小额诉讼的适用取决于原告诉状的确定的数额而不需要当事人的申请。日本则赋予原告对程序的选择，也赋予被告程序转化的权利。我国法律充分保护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权利，因此既可以按照诉状的数额来确定，也可以按照原告方的申请来启动，当然对于被告方应当赋予异议申请的权利。
（二）保护当事人权益：完善速裁程序
速裁程序是目前普遍适用的程序，笔者认为虽然最高院规定了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但仍然比较宽泛。就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而言，大部分案件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而且争议也不大。也就是这样的案件，却在当下最容易被虚假诉讼案件所伪装。
因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能够单一地，一概地划入速裁程序，只可以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标的额较小的案件采用速裁程序，以避免当事人利用速裁程序进行恶意诉讼。
1、对于金额问题的限定，在学界有许多不同的划分。笔者认为我国最高院已经规定了"对当事人的划入关系单一，事实清楚，争议标的金额不足5万元（含本数）的给付之书，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这一规定，与小额诉讼程序一样，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速裁的标的最高限定为5万元。
2、当事人的选择权的限定。基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速裁程序，但是过度的自由选择适得其反。笔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应当限定：
一是对不能够进行直接送达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能够自由选择速裁程序。公告、留置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可能会出现被告地址不确定、被告真实性确认等复杂问题，这些问题是查明案件是否是虚假诉讼的关键，因此这种情形下，当事人不能够单一地选择。
二是超过速裁程序限定标的额的案件不能够自由选择速裁程序。大标的额或者较大标的额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到企业破产或者个人非法集资等问题，牵涉面较广，牵涉案件类型较多，这类案件极有可能混杂着部分虚假诉讼案件，因此不能够选择。
（三）加强审查力度：一般程序中案件的审理
一是标的额较大案件需要经过谨慎审查。要对一些标的额较大、涉案被告为同一被告的系列案件，以及原、被告完全由委托人特别授权的借贷案件重点审查。这类案件不能够轻易进入速裁程序或者进行立案前的调解，应当以一般的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使原、被告双方进行充分的答辩。
二是证据认定的细化。对涉及借贷事实的有关证据，特别是现金交付的案件，要对交付凭证、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详细审查，对非现金支付的案件，要对银行交易凭证、当事人支付能力以及支付方式等进行详细核查，进行综合判断。对利率超过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之外的利息明确不予保护，对可能涉及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及时移送公安进行侦查。
（四）更新审理理念：仔细对待每一个案件
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曾一度停留在案件法律关系简单，借贷关系明了，审理难度不大的层面上，即便是出现几个虚假诉讼案件，也是极其个别。直到近几年，虚假诉讼案件上升，民间借贷纠纷出现复杂化，比如赌博借贷、模糊借贷、集团案等出现，使原本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摒弃原有的审理观念，为了调解而调解，为了结案而结案，要与时俱进，将每一个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仔细审核、分析，要尽可能地避免虚假诉讼案件出现。
（五）社会联动：健全民间借贷相关制度
一是规范小额贷款制度。近两年之所以民间借贷案件突发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小型企业受到国际金融影响，继而破产。这些小型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是周边的朋友、亲属等熟人关系介绍的借贷。一旦企业破产，无法归还欠款，继而产生系列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因此规范小额贷款制度有利于规范民间资本的规范流动。
二是设立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使民间借贷合法化、规范化，明确民间借贷的资金用途，并能够避免高息非法借贷的发生。目前温州已经开始试点实施了这一制度。
篇2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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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温州成为了金融改革试验区，我市各区、县纷纷成立民间借贷中心，政府开始积极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而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做为保护民间借贷债权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渐渐地从“幕后”来到了“台前”。那么民间借贷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在实践中的作用有哪些？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民间借贷合同又应具备哪些条件？我们在办理该公证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现笔者就相关法律的规定并结合实践情况作以下阐述。
一、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作用
温州地区民间资本雄厚，民间借贷十分活跃，自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越来越多。打官司，不仅浪费时间和金钱，也牵扯当事人很大的精力。而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作为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好处多多。
（一）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当事人申办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公证机构将对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是否完善、主体资格是否具备等进行审查，并指导当事人完善合同，使之内容更具真实和合法，从而规范了民间借贷行为，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
（二）强化证据效力
在民间借贷活动中，借款人给出借人出具借条、借据，或者与出借人订立借款合同、借款协议等，虽然也具有证据作用，但这些债权文书往往随手所写，不规范也不完整，双方容易为有无发生借贷、借贷本金数额多少、借贷利率高低、担保责任是否成立等发生纠纷，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证据不力、证明效力不强是主要问题。《民事诉讼法》（2012年）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公证法》第三十六条也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问题，强调经过公证的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由此可见，经过公证的民间借贷债权文书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这将大大地预防和减少民间借贷纠纷。
（三）增强借款人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在民间借贷活动中，主张申办公证的大多是出借人。出借人主张办理公证，目的就是防止今后发生纠纷，防止借款人赖账，防止担保人推脱担保责任。民间借贷合同经公证后，因公证文书具有很强的证据效力，借款人、担保人无可抵赖，如果再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故可促使借款人自觉按约履行义务，这将有效地保障出借人实现债权。
（四）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民间借贷合同经过公证但未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该公证文书只具有证据效力，而不能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人到期未清偿债务，出借人仍需提起诉讼。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诉至法院，从受理、审理到判决，时间通常比较长。有些借款人为了赖账或者拖延还款时间，故意躲避“下落不明”，致使人民法院不得不用公告方式送达应诉通知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一起债权债务关系非常明确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经过这么折腾，半年时间都无法使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还有的借款人利用这个时间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致使出借人的债权难以实现。《民事诉讼法》（2012年）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如果民间借贷合同经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就可以避开诉讼程序，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出借人实现债权是十分有利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主要表现为，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债务人履行债务，包括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性措施，也包括拍卖、变卖、变价等处理性措施，从而执行债务人的财产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
二、民间借贷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条件
既然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好处甚多，那么一份民间借贷合同具备了什么条件，才能赋予其执行效力呢？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九条和《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一份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可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债权文书以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
民间借贷合同本身就是债权文书，而且标的只是给付货币，因此，这个条件对民间借贷合同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当属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范围。
（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
民间借贷合同已经公证机构公证，在一般情况下，债权债务关系应当是明确的，出借人和借款人对偿还借款也无疑义。但是，民间借贷合同在公证后，也可能发生债权债务争议，如借款人主张已经偿还一部分借款，而出借人说全部没有偿还，那么就会产生纠纷。对此类纠纷，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不能出具执行证书。在出借人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时，双方当事人对清偿借款及其支付利息无疑义的，公证机构应当出具执行证书。
（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当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
这是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表明债务人在公证时就自愿接受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必须有债务人在债权文书中载明，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如果公证债权文书没有载明这种承诺，公证机构就不能出具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更不能出具执行证书。所以，在民间借贷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必须还要有借款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这样公证机构方可办理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
三、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办理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2012年）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根据民间借贷的特点来分析，民间借贷合同公证及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最容易出问题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践性与承诺性问题
《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这条规定说明，民间借贷合同属于承诺性合同，出借人与借款人经协商达成借贷协议并签订合同（包括借据、借条等），此时民间借贷合同成立，但不一定已经生效，只有出借人把出借资金交付借款人时，该借贷合同才生效。
在公证实践中，公证员如果把民间借贷的承诺性合同作为实践性合同进行公证，这就会违反《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出现《民事诉讼法》和《公证法》规定中的“确有错误”，结果会造成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笔者主张，应当将民间借贷分为承诺性债权文书与实践性债权文书两类情况进行公证。出借人未提供借款资金的，作为承诺性合同公证；借款人已经提供借款的，作为实践性合同公证。在做实践性合同公证时，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已经交付借款资金的证据，如借款人出具给出借人的“收条”、银行汇款凭证等，以证明借贷合同已经生效。
（二）利息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借款利率的4倍（在借贷发生时的基准利率而不是浮动利率，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在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时，应当按照这条规定处理相关利息问题。
1.高利贷问题。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超过银行同类借款利率4倍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超过部分属于高利贷，法律不予保护和支持。
2.预先扣除利息问题。预先扣除利息俗称“抽头”，是出借人在向借款人交付本金时就从中扣除利息的行为。《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出借人预先扣除利息，无论借款人是否愿意，都是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无效行为。
3.复利问题。复利是出借人将应得的利息加入本金再计算利息，俗称“息加息”、“利滚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会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复利仅是利息的计算方法，只要双方当事人自愿采取这种方法计息，又不超出法定最高限度，符合合同自由原则，应当受法律保护，但超过银行同类借款利率的4倍的，应当作为高利贷处理。
4.逾期利息问题。《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民间借贷合同约定支付逾期利息，是借款人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但是，正常利息与逾期利息合计不得超过“4倍利率”，法律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
5.违约金问题。民间借贷合同约定利息同时约定违约金，或者只约定违约金的，合计或单独计算均以不超过银行同类借款利率的4倍为限，而超出部分则不予支持。
“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借款利率的4倍”是处理民间借贷利息的基本准标准。当事人约定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等超过这个限度的，公证员应当劝导当事人降至“4倍”以内，当事人不同意降至“4倍”以内的，不得予以公证，更不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否则，人民法院将以“确有错误”为由裁定不予执行。
四、虚假借贷问题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在借款人是多债主的情况下，一些多债主借款人为了个别出借人多于其他债权人分得其财产，两者相互串通，出具假借款合同，将小额借款假造为大额借款，也有些借款人给没有发生借贷关系的所谓的“债权人”签订假借贷合同，由所谓的“债权人”分得其财产后返还给借款人。为了以假乱真，强化假借贷合同的证据效力，这些当事人往往申请公证。当事人出具假借贷合同很方便，双方又一致承认，公证员一时也难以发现，于是发生“虚假公证”，甚至“虚假诉讼”。“虚假公证”不仅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公证秩序，公证员应当严加防范，确保公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五、关于强制执行的相关问题
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是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案件的最终环节，同时对于债权人而言，这也是实现债权的关键一环，这关键的一环中更有许多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一）公证机构审查事项
公证机构在接到当事人要求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时，应当审查以下事项：
1.借款人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事实确实发生。
2.出借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和证据，借款人是否依照民间借贷合同已经部分履行的事实。
3.借款人对借款合同约定的偿还借款义务有无疑义。
此外，因现行法律未对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前核实债务人是否违约的程序作出规定，因此，公证机构核实的程序和认定的权限主要源于当事人事先的约定。基于此，公证机构在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时，应建议当事人在合同中增加如下内容：“公证处或出借方对借款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还款义务的核实方式为[（1）公证处信函核实方式；（2）公证处电话核实方式；（3）借款人履约备案方式；（4）查询指定账号转账情况的核实方式（可由公证处任选一种）]。借款方对履行情况有异议的应及时提供有效证据，否则视为没有异议。”在合同中应注意预留合同各方的通讯地址、联系电话、指定查询账号等详细情况。有了上述约定，公证机构出具执行前的核实程序变得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强，且简单易行，易为当事人接受认可。
（二）出具执行证书的内容
《公证程序规则》第五十五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经公证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依照有关规定出具执行证书。执行证书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执行期限内出具。执行证书应当载明申请人、被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标的和申请执行的期限。债务人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在申请执行标的中予以扣除。因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而发生的违约金、滞纳金、利息等，可以应债权人的要求列入申请执行标的。”
（三）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和申请法院执行的期限问题
《民事诉讼法》（2012年）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此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超出这个期限，又无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法院将不予执行，那么，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就会失去强制执行效力。由此可见，债权人申请出具执行证书以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应当在申请执行二年期间届满前提出。
（四）执行证书是否出具的情况
1.借款人确实没有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且无疑义的，应当依法签发执行证书。
2.借款人履行部分还本付息义务，仍有部分没有履行，且对没有履行部分没有疑义的，公证机构在扣除已经履行的部分外，对没有履行部分，签发执行证书。
3.当事人对债权债务有争议的，可以进行调解，或者告知出借人通过诉讼程序或者其他途经解决争议，但不能签发执行证书。
六、民间借贷强制执行公证的失落与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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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实行借贷办理公证（办理民间借贷公证），能够有效确保公证的地位和作用，这可以有效减少纠纷的发生几率，使得民间借贷行为严格按照一定的流程来执行。基于民间借贷公证的实现（效力），合同的履行率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也有利于为金融市场提供良好而稳定的秩序。但是，民间借贷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借贷交易相对比较隐蔽，风险难以控制，民间借贷既存在合法性又存在违法性，这就使得公证机构的工作难度加大，风险相应的增大。在本文中，笔者对在办理民间借贷公证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了探讨，并且对其预防措施进行了简要分析。
二、民间借贷公证面临的主要风险
1.虚假民间借贷公证的风险
在进行民间借贷工作时，很多当事人进行肆意串通，随意捏造借贷事实，构建根本不存在的借贷关系，随便签订虚假的合同，任意出示不真实的借条，这就可能使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坏，对财产进行随便转移。在平时的民间借贷公证实践中，很多虚假的债务直接进入执行程序之中，这个过程就可能钻了很多法律漏洞，有效地逃避了债务，这不仅可能损坏他人利益，更严重地是损坏集体乃至国家的利益。
在实际民间借贷公证中，当事人的意思表达趋于虚假：第一，当事人的意思不明确。例如，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不符合借贷要求，但是又没有征求到法定人的同意。第二，当事人的意思不是自由表示的，一方通过欺骗等非法手段使对方受到欺骗而出示借条。此时，借条内容可视为无效，因为借条内容并不是当事人自由表达的，不具有完全真实性。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公证机构班级（办理）的民间借贷业务不具备基本的真实性，那么可能会面临公证无效的风险，更严重的是要提供赔偿。
2.为不合法的民间借贷公证的风险
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容易掺入很多违法元素，导致民间借贷的不合法性，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借贷活动（借款用途）具有非法性。出借人在知道借款人是借款来从事违法活动的前提下，还是选择借款给他，这就是违法借贷，这种借贷关系显然是违法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同样地，如果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不符合国家在金融方面的相关规定，那么这些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此外，民间借贷的利率相较于银行利率会偏高一点，但是上限不得超过同类银行利率的4倍，否则，其超出部分的利息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需要一定的程序和参照标准进行鉴定，这是公证机构在进行公证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难点。可见，如果公证机构没有掌握一定的标准，就很难区分合法与非法民间借贷，这就可能导致公证机构错误地操作了不合法民间借贷业务。
民间借贷一般会涉及集资诈骗等违法行为，甚至会涉及经济犯罪，更严重的是触及刑事违法犯罪的底线。
三、民间借贷公证中风险预防的措施
1.加强制度建设，避免承担民间借贷公证风险
针对民间借贷公证业务，中国公证协会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为该项业务的实施提供相应的指导意见，并为公证机构进行相应的民间借贷业务办理规范。基于此，民间借贷公证业务的办理就具备了统一的参照标准，使得公证员可以在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进行业务办理（公证）。需要注意的是，审查标准需要认真细化和具体化，对每个部门甚至是每个人的责任进行具体化，还要搞清楚民间借贷公证可以分为哪些类型，审查核实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等。除此之外，民间借贷公证业务是否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也需要做出合理鉴定，但是审查员的责任和义务不能被无限放大，需要严格参照一定的依据和程序来执行。与此同时，还要适当采取一定措施，来提高行业约束力，保证行业规范具有普遍适应性，这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民间借贷公证抗击风险的能力。
2.加强审查核实，防范民间借贷公证风险
对于民间借贷行为而言，必须参照一定的标准对其真实性进行甄别，杜绝一切虚假民间借贷行为的发生。第一，对资金来源进行严格审查。主要是要对出借人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解和审查，并对其资金来源进行掌握。如果遇到银行出示的凭证和借款金额之间出现不相符合的情况时，就要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核实。倘若出借人不能出示相关凭证，就要要求出借人说明资金来源。第二，加强对于借贷交易的审查力度，重点关注时间、地点、金额以及凭证是否齐全且合法。
对于民间借贷行为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其合法性，杜绝违法借贷现象的出现。其中，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的审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借贷双方的当事人进行主体审查，保证发生借贷关系的是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和非金融企业之间。一般而言，只有小额贷款公司才具有进行借贷业务的能力。第二，对合同条款进行仔细审查，出借人不可以把利息算在本金中，也不能把利息从本金中实现扣除。与此同时，借贷双方需要事先约定利率，并控制其在同类银行利率的四倍以内。此外，借款人必须为了进行合法业务（用途）才进行借款。第三，严格审查民间借贷行为，保证其合法性。
3.提高管控能力，抗击民间借贷公证风险
第一，不断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增强公证从业人员的抗击风险能力。只有公证员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掌握了较强的公证业务能力，才能够进行合理的民间借贷行为，有效抗击公证风险的发生。为了全面提高公证从业人员的也无语（业务）能力，需要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主要可以通过专题讲座、剖析证例等方式进行专业培训。这样不仅可以使公证人员更加全面地掌握业务的优势与不足，有效规避公证风险。
第二，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技，可以有效规避民间借贷公证风险。但需要指出的是，仅仅依靠公证从业人员的一己之力是很难规避所有公证风险的，可见，必须通过提高科技技术，增强综合信息核实能力。严厉打击违法民间借贷行为，并设置相应的警示信息。除此之外，还要对信息进行共享，通过信用记录来对其进行严格核查。
四、小结
伴随着民间融资借贷的合法化进程日趋加快，公证机关应该充分发挥其职能，提供公证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但同时民间借贷公证中存在对公证机构自身的风险，本文探讨了相关风险后提出了规避措施，但也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专业人士对公证风险的研究与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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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争议焦点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可分为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实体方面的问题高达70%，但随着民事主体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律师专业素质的不断提高，程序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
（一）程序方面。该类型案件在程序方面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主体是否适格、管辖权异议、送达程序是否合法及诉讼时效等方面。
（二）实体方面。借贷纠纷案件在实体方面的争议焦点绝大部分围绕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其所占比例高达42.22%，而实践中借贷是否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责任也是比较常见的争议问题。
二、 裁判结果
（一）二审案件的裁判结果。青岛中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二审结果发改率达27.27%。其中5个发回重审的案件，有3份判决的理由均为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三）项，即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另2份除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外，还涉及《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四）项，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管辖权案件的裁判结果。在摘取的45件借贷纠纷案件中，有4件属管辖权异议，但青岛中院都作出了维持的裁定。
三、 裁判观点
（一） 程序问题
1.借贷合同纠纷案件的适格主体为借贷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非该借款金额的实际使用人。
上诉人张维波因与被上诉人周延贵民间借贷纠纷案中[（2014）青民二终字第144号]，上诉人辩称，其是代姜诚诚给被上诉人书写借条，实际借款人为姜诚诚。青岛中院认为，2014年2月27日上诉人以借款人身份出具借条，即便该款项实际为姜诚诚所用，但姜诚诚以担保人身份签名，上述事实证明上诉人是实际借款人，姜诚诚是担保人，上诉人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责任主体，应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
2.合同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此外，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施行，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确定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应以新司法解释为准即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中“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不再适用。
（二） 实体问题
1. 借款人出具借据，且贷款人实际交付借款，双方借贷关系成立。
上诉人周健与被上诉人青岛玉柘木业有限公司民事借贷纠纷案[（2014）青民二终字第196号]中，原审法院认为，玉柘公司主张其于2012年10月18日给付周健20万元系借款，周健虽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笔款项系玉柘公司替他人向周健偿还借款，但周健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以为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玉柘公司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玉柘公司主张该20万元系借款予以支持。上诉人于上诉期间提交的证据证明：①被上诉人股东分别为张守玉、张吉春、张桓；②在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万元以前，上诉人曾支付张守玉10万元，支付张吉春8万元。但不能证明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仅凭该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
2.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在上诉人藤素英与被上诉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花园支行借款合同纠纷案[（2014）青金商终字第62号]中，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发生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系期间，藤素英应与王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青岛中院认为，结合①上诉人与王波于2004年6月26日签订了关于收入与债务相互独立的协议书，②两人于2009年10月4日将上诉人单独购买的房产产权进行公证，该两份证据，认定上诉人与王波对于家庭财务收入和支出相互独立。上诉人对于本案借款，既不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未实际使用款项，不应对王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借贷合同中的借款金额为借贷合同记载的金额，但贷款人未足额交付的，以贷款人实际交付的金额为准。
在上诉人纪毓德与被上诉人栾志强民间借贷纠纷案[（2014）青民二终字第114号]中，栾志强在一审中辩称，人民币10万元的借条纪毓德实际只交付了9.7万元。原审法院认为，纪毓德提交的借条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因纪毓德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栾志强提交的借条及双方陈述，确认纪毓德实际支付栾志强借款的数额为9.7万元。而青岛中院认为，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支付9.7万元的主张，故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应偿还上诉人10万元借款。
四、 结语
本文是对青岛中院近两个月来已公布的借贷纠纷审判案例的简单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借贷多采用书面形式、债务人逃避债务的手段增多、借贷合同的形式多样等问题，因此借贷纠纷所涉及的各项法律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学习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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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日期：2012年4月16日
民间借贷是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但法学界对民间借贷的研究比较少，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也比较零散、粗浅、总体上缺乏对其的正确引导。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更灵活，有利于缓解国家资金不足的问题，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当引导、鼓励、规范民间借贷关系的发展，而不应给予过多的限制，应当在依法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前提下着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一、民间借贷的涵义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相对于银行借贷而言属于直接融资，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同时，因借贷产生的抵押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根据《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民间借贷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在内容上只能是借用金钱，在主体上也只能是自然人和企业。此外，由于民间借贷本身具有自由性、广泛性的特征，所以弄清楚民间借贷的种类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认定民间借贷的法律效力，便于相关机构解决此类纠纷问题。
（二）民间借贷的种类。民间借贷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
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即民间个人借贷活动，是自然人之间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通过自愿协商，由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或者法定的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都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且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超过部分法律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禁止复利，即“驴打滚”。
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产生的社会基础关系复杂多样，有的基于亲情关系，有的基于合作关系等，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是符合民法要求的，是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手续不规范。民间借贷中用来约束借贷双方的主要是口头协议和便条借据，很少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极易出现矛盾纠纷。
第二，感性因素浓厚。民间借贷依附亲情体系，借贷分散，随意性大，且有很强的隐蔽性。通常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有较强的信任基础，在请求支付等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其特殊性。在还款时间以及利息的约定上也经常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切因素在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时，会带来举证困难，事实难以认定等局面。
第三，发生频率高。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自然人之间经常发生短期或者长期的借款现象，实现着民间借贷互助。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人法律意识较为薄弱，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民间借贷的纠纷也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2、自然人与企业（单位）之间的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一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出借人与借款人在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往往涉及面较广，处置不当会使法律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如现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自然人之间借贷案件的处理其涉及国家利益、银行债权、购房者、股东、其他债权人利益，处理不当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又如在有限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中，大多数股东并不直接参加经营并及时知晓经营信息和状况，控制公司的只是少数大股东，如果公司虚构债务，一旦执行后就会减少公司利润或者增加公司亏损，从而直接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与此相关，国家税务机关针对公司、企业利润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必然减少，这将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以企业的名义与自然人之间达成借款协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企业资金周转等问题，但是也引发了逃避债务、抽逃资金等一系列的问题。
3、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是违法借贷。企业借贷出去的资金实际是银行贷款。1996年下发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企业之间不仅不得办理借贷，而且连“变相”借贷融资都不被允许。故这类借贷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类型。
二、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现状及完善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民法中的债权理论与合同法同样也适用。但民间借贷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为详细的规定。在现行法中搜索，就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问题，较为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一）民间借贷案件真实性的确定问题。由于民间借贷的手续简单，当事人之间往往不签订正式借款合同，而是以借条或者欠条、收条等来代替，或者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欠条和借条都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而收条则不仅仅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还能够作为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前者如公司收到股东出资时出具的凭证；后者如卖方收到货款时出具的凭证。在这两种情形中，持有收条的一方是无权要求对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的。持有收条的一方要求出具收条的一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就必须证明，其所持有的收条是债权关系，而并非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出示一张收条通常是不够的。收条的持有者在不能出具其他证据时，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败诉的风险。
在民间借贷出现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多种途径来解决。随着法制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纠纷已诉至法院。这类案件中，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出借人作为原告需要就借款事实提供证据，借款人如果否认借款事实，同样也需要对其陈述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情形根据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已足以解决纠纷。
其二，在原告的主要证据就是被告出具的一张借条，且当事人双方均对债务无异议。法院是否应对借贷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方式，而这涉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三条的理解和日常经验法则的运用。
一般认为，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模式更强调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当事人的主导作用，强调“以证据认定的事实”，通常只有当事人才能够将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除涉及身份关系外，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审查。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将不利于双方的事实通过自认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由于诉讼的公法性质，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应当顾及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相互协调和平衡，因此，《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民间借贷具有当事人较少、法律关系简单、证据单一、法律关系中一般不涉及第三人等特点，其主要证据就是借据。一般情况下，有借据且对方无异议时可以认定借贷关系的证据充分并可直接作出裁判或进行调解，法院一般也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正因如此，实践中通过虚构债务经诉讼程序达到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目的从而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蔓延，有必要放宽对法院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的标准，使得案件的事实基础更为可信，且更能有效地保护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二）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时效期间是法律对民事权利提供保护的期限。在此限期内，权利人行使请求权，即可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不能再依诉讼程序获得救济。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进行的民事活动之一且并非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因此，同样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即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计算。
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即自然人之间互的生活方面的借贷有其特殊性，不应当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民间借贷依附亲情体系，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在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民间借贷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在较强的信任基础，在请求支付等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其特殊性。为了帮助朋友、亲人，在其自身遇到困难时也不愿意向朋友、亲人讨回借款或者基于双方合作信任关系，对于彼此之间的欠款等不直接主张权利的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见到，这不能说明这些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一种互助和诚信精神。在当今这个信用有所缺失的年代，立法的目的不仅需要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督促其行使权力，同样也需要将我们的优良传统和民间善良风俗传承下去，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应当适当延长，不应当适用过短的两年时效，具体时效的确定需要调查考量社会成本、司法成本及民俗习惯等来予以确定。
当然，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时效中断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完善了《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这对我们的司法实践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是针对民间借贷自身的功能和特殊性，我们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项关于民间借贷的法规。
（三）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民间借款是自然人之间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民事法律行为。民间借款的利率由当事人约定产生，因此，民间借贷的利率实质上是确定自然人之间因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后而孳生的债，法律性质上属合同之债，是按合同约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在当事人自由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由性、广泛性的特征，因此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定并不严格，而给当事人较多的自利。《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一条文确定了只要出借人与借款人在实施订立、变更和终止借贷行为时，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国家就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允许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借贷利率可以高于国家银行利率，突破了以往民间有息借贷的。《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立法精神是以自愿为原则，充分体现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但是，对高利率没有明确的解释，对什么属于高利率等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利息纠纷的处理各地法院理解和认识并不统一，适用法律、保护的程度也不同，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法治的统一性。在借款合同纠纷中，双方既约定了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且利息和违约金的总和超出了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具体如何去计算利息和违约金成了目前争议最突出的问题。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利息、违约金等问题的解答》中明确提到：“当事人约定违约金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若当事人以约定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调整的，法院可以参照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进行调整。”这个解答开了关于借款合同利息和违约金纠纷问题的地方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的先河，不失为利息和违约金过高而产生争议的较好的解决方法，能够有效地平衡借贷双方利益，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参考该解答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以解决利息和违约金问题各地法院司法混乱的不统一的局面。
综上所述，只有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民间借贷这种行为走上法制的轨道，也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民间借贷活动中的风险，减少民间借贷纠纷，从而确保民间融资市场的有序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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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 家企业、120 户城镇居民和120 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 2008 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 54亿元，比 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 122.4万元， 比 2004 年增加38 万元， 年均增长 11.25%; 样本城镇居民 2008 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 万元， 比 2004 年增加 1.33 万元， 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 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 2004年增加1.06万元， 年均增长 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 34.29 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 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 23% 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 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 74% 用于投资经商。
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
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二、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
首先，民间借贷的高利率是导致民间借贷纠纷的原因之一。当前民间融资利率一般高于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次，民营企业为代表中小企业的经营中存在风险，由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相对低下，盈利能力差，资金偿还能力差等，所以以银行为主要代表的金融机构难以对其注入资金。中小企业要想求生存、求发展，只能另辟蹊径，民间借贷的存在，为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提供了条件。近年来，民间融资规模的扩大，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俨然已经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
三、民间借贷产生的风险。
（一）高额的利率，影响国家宏观调控。
国家的信贷利率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制定的，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标准则是根据借贷双方自身的利益而定。据调查，当前民间借贷的利率主要是依据借款人的实力、信用情况和借款时间长短而定。当贷款人对借款人的经济情况比较了解或者认为其有能力按时还款的话，会酌情降低利率水平，反之则是相应的提高标准，作为自己利益的保障。由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远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从一定程度上截留了信贷资金来源，直接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弱化了信贷资金能力。
（二）民间借贷的监管模式落后，金融利益的保障乏力。
我国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只是停留在政府独立监管的层面上，并且具有滞后性，监管效率较低，难以实现金融利益的有力保障。《取缔办法》虽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监督与取缔有关的工作”、“公安机关配合调查、侦查”，但实际上人民银行无力监管。因为人民银行既无强制措施，在乡镇、村又无分支机构，监管信息不对称，且在取缔非法金融活动过程中，人民银行可以在什么条件下，应当按照什么程序提请地方政府协调或请求公安机关配合，当地政府或公安机关如不配合怎么办等，对此《取缔办法》并未明确规定。
四、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建立健全民间借贷存在的法律制度环境。
第一，制定《放贷人条例》作为规范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健全财务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明确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为放债人（包括企业主）的放债确立宽松的规则框架和必要的监管框架，保障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制化轨道，纳入金融监管范围，为规范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制定《放贷人条例》有助于规范和引导农村地区民间借贷，发挥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拾遗补缺作用。第二，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现有民间借贷组织及其行为规范化，现在国家试点实行的小额信贷公司的建立就是一种模式，我们可以通过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各种民间借贷组织规范化。
（二）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和调控。
民间金融有着灵活多样化的特点，但由于它涉及的领域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行业，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秩序。因此要对其进行合理的监管和调控，使其在相应的框架内进行。首先，银监会、人民银行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要密切协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民间借贷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定期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相关数据，尤其要对利率变动情况定期监侧，切实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督和管理，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其次，要切实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测，密切关注涉及众多自然人、借贷范围超出熟人社区的民间借贷行为；将非法集资活动扼杀于萌芽时期。再次，要改变过去单一的监管模式，充分发挥金融行业组织的自律功能和社会监督作用，逐步形成政府主导、行业自律、社会监管的综合性监管模式。最后，在监管的过程中仍需调动民间借贷的积极性，使之在服务经济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规制，如果宏观调控的手“伸的太长”，民间金融就会丧失其低成本迅捷简便的优势，丧失其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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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现行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证法分析
根据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可知，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受法律保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从根本上便源自宪法中有关公民合法财产权利保护的这一基本规定。应该说，财产权是公民自治权的核心之一，对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公民的财产权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包括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使用、处分的权利。因此，运用自有资金放贷是市场主体的合法财产权利，这也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例如，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物权法》和《担保法》确立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规则，债权人可以选择设定保证、抵押、质押、留置以及定金等担保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第八条则规定：“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不能证明的，可参照本意见第六条规定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也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贷款通则》、《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却规定：“禁止企业间的借贷、禁止企业未经法定程序以股权、债权.或者其它权益性融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也对《刑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进行了行业性解释。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而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从法律效力上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效力级别属于行政法规，但规定合法的民间借贷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的效力级别属于法律。此处反映出针对民间金融我国现行的行政法规与法律之间好像存在冲突，实则不然。从国家法律允许民间借贷的事实并不能推出法律允许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未经批准，像金融机构那样用所吸收的资金去发放贷款，去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在制度层面上还处于半真空状态。之所以是真空状态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民间金融的合法性进行明确规定，而之所以说是半真空状态是因为我国法院和监管机构以往的一些规定和做法对民间金融采取的打压和抑制态度，民间金融的效率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鉴于此，是有必要对从立法上加以明确规定，使得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到地上，理顺当前针对民间金融之法律规制的混乱状况，因势利导，使得民间金融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更好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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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人、自然人与其他组织间以及这三者之间存在的资金融通行为称为民间借贷[1]。自古以来，民间借贷就存在于我国社会中。而对于民间借贷，不同阶段的社会均有着不一致的认识。近年来，由于国家出台了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政策，因此使民间借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并大幅度地增加了民间借贷的业务量。有资料说明，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民间借贷担保业务，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为：改革开放使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普遍升高，从而使民间资本的投资保值需求逐渐增长；我国相对滞后的金融体制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较为困难。融资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尤为重要，而正确地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保值，并公开民间借贷的担保业务，则能够对国家的指导监督起到促进作用。据报道，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国家银监会已批准设立贷款公司，不仅减轻了对民间借贷行业的束缚，而且使我国金融市场的氛围得到活跃，同时为公证工作提供了发展机会。
一、存在于民间借贷行业中的问题
1.不完善的法律体系
在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具有相对较强的自发性，而政府却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范。若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则会产生诸多钻法律空子的情况。而正确认识民间借贷主体资格的有效方法是在担保业务中进行公证工作，若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得到完善，则会使公证工作得到良好地发展。
2.监管不足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监管制度相对而言发展较为缓慢且落后，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2]。尤其是在对机构信息来源进行监管时，较低的技术水平严重地影响了数据的可信度与可靠度。若民间借贷不经过政府合理、正规地安排与规划，并根据我国目前的监管方法，监管部门则很难获取其真实情况。另外，由于民间借贷主体具有较强的广泛性，因此，监管部门应尤其注意这方面资金来源的合理性。
3.信用危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良好的信誉对于企业而言尤为重要。民间借贷行业的规模较小，若政府没有对其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彻底地完善，则会导致其发生情况极为严重的信用危机。因此，应对民间借贷担保业务进行公证，才能更好地避免以上情况发生。
二、在民间借贷担保业务中进行公证的必要性
“一对一”、“担保抵押”、“担保公司进行担保”、“公证部门进行公证”是民间借贷担保业务的基本运行过程[3]。某个出借人对应某个借款人，或者经一致协商后几个出借人对应一个借款人，即“一对一”；借款人将车辆、房产等抵押提供至出借人名下，即“担保抵押”；担保公司给予出借人连带责任的担保，允许借款人逾期不偿还借款，而担保公司则在三天内承担起无条件代偿的责任，即“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担保公司、出借人以及借款人三方一起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一旦借款人不按相关约定将借款本息进行偿还，则出借人可以不用经过诉讼程序，并借用公证机构出具的执行证书直接向有权处理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还款。
在以上民间借贷担保业务的基本运行过程中，有效地规避了“非法收集公众存款”与“非法集资”的政策风险，并取得借贷双方的认同。该运行过程不仅使投资担保市场得到繁荣地发展，而且为我国开拓公证工作提供了机会[4]。然而，实际上，由于部分担保公司的宣传较为模糊，而且对于公证工作，借贷双方均有着较高的期望，对公证的认识也较为模糊，甚至认为只要经过了公证，借款就能够安全地收回。因此，若想更好地发展民间借贷担保业务，则应该进行公证工作。
三、民间借贷担保业务公证工作的注意事项
1.注意公证过程中的告知问题
由于人们对民间借贷担保业务的公证工作仍未有全面地认识，因此，在实际担保公证工作中，应根据相关规则进行告知外，还应将以下几点进行告知：①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作用的债权文书的后果以及法律意义；②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债权人的举证责任、期限以及具体程序；③应将准备好的材料提供给公证机构，以便顺利地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2.注意公证受理中的资料审查问题
①审查担保公司的资质。只有经过国家工商管理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担保公司（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才能够使用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并将相应的民事责任进行承担；而担保业务不在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此类公司并不能进行民间借贷担保，且无法使用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②审查借款方。公证单位应对借款方（自然人）的身份、婚姻状况以及财产等资料进行严格地审查；若借款方为法人单位，则应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进行审查。③审查借款人的人是否公证地代签。公证方应对借款方人签订的委托书进行仔细地审查，并明确当事人的各种权利，④审查当事人提供的借款合同。公证方应注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借款合同中各种细节，以免产生后患。
四、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在我国民间借贷担保业务中，仍然存在着正规约束缺乏、经营手段不规范以及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但是可以采用公证工作将因民间借贷产生的诉讼、纠纷问题进行解决并减少，从而能够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与此同时，若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则会激发其继续从事民间借贷担保业务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民间借贷行业在政府中重视度较低的状况进行弥补，从而能够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进一步地促进作用。将公证机制进行完善、健全，才能使公证法律的效力在民间借贷担保业务中得到充分地发挥，从而使我国民间借贷行业能够得到更为长远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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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一些经济问题也逐渐的暴露出来。一些中小型企业运营过程中是非常容易发生资金短缺的问题，解决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民间借贷来维持企业的运营，所以也就导致了民间借贷的繁荣发展。民间借贷在没有一套科学的规范约束下，存在借款的金额比较大，而且借贷方式灵活、利息高的特点，通俗的说就是高利贷。最后可能会出现非常多的法律纠纷。本文就民间借贷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减少民间借贷出现法律纠纷的机率。
一、民间借贷的基本情况
民间借贷，又称为“灰色金融”，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也逐渐的活跃在金融市场中。民间借贷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比较悠久，大概有四千多年的时间。起初的时候发展并不好，甚至在几十年间再无踪迹。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民间借贷又慢慢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壮大规模。民间借贷虽然在不断地发展，但是由于是法律所禁止的，所以在法律之外的夹缝中求生存，发展也是步履维艰。民间借贷主要有地下钱庄、中介、担保三种模式。三种模式各具特色，发展是非常的快的。
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在资金上得到的支持是非常少的，甚至是没有，所以中小型企业要想取得发展，最好的选择就是民间借贷，省去了向正规的银行贷款的程序。民间借贷是可以非常快的拿到钱的，因此也节省了中小企业的时间，以更好地抓住发展的机遇。
二、民间借贷值得注意的法律问题
（一）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民间借贷法律是非常少的。在目前受理的关于借贷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按照非法集资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来量刑。民间借贷是国家支持的非正式融资形式，但是由于民间借贷的基本特点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一样的，而法律对此也没有详细的界定，所以就导致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得不到保证。借贷的风险性是非常高的，进行借贷的双方都担心会出现纠纷。而仅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只是限制一些非法集资的行为，却并无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而且相关的法律条款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定是不统一的，有的法律是允许的，而有的法律是严令禁止的，所以在同一件借款事件中，依据不同的法律就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审判后果。所以民间借贷的的形式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非常难以抉择的。
（二）民间借贷的成本太高
民间借贷是没有法律保证的，所以在交易的双方心中是没有一个准则的，因而双方就会在交易的过程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借款的规则商定方面，这些时间的浪费对交易双方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由于法律的缺失，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因此在债务到期的时候，而借贷人却没有能力偿还的时候，法律不能保证放贷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当前我国因为诚信的缺失，更为民间借贷带来了许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三）在经济法中存在的问题
1.打乱金融市场秩序
如果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过度依赖民间借贷，就会影响国家一些的金融政策的推行，官方金融机构也就不能统计出相关的经济信息，国家也就很难全面的把握金融发展的趋势，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繁荣。因为民间借贷的的快速发展，而管理制度又不完善，资金的使用没有合理的计划，所以会导致我国金融市场秩序的紊乱，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2.过分拉升借贷利率
正规银行贷款利率是由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统一制定的，而民间借贷却是完全相反的，是由借贷双方自己商定的利率，一般是根据借款的时间长短、还款能力来定的，而且通常来说借贷的利率是远远高于银行的利率，对国家在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的。因为放高利贷获得的利润比较大，许多人会因为禁不住诱惑去进行一些非法集资活动，而且大多数群众对于民间借贷是完全不了解的，因此可能会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参与到这种非法行为中去。就民间借贷来说，放贷人大多数是为了利益，所以最关心的是利息和本金能够收回来，对于借出去的钱用来干什么是完全不关心的。而不可避免的是有的人借钱是为了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不仅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三、民间借贷在刑法上出现的问题
（一）非法集资事件增多
进行非法集资的人大多数是抓住了一些人想要轻易获得利益的心理，编造故事，让他们相信可以赚钱；被骗的群众大多数都是对这种集资行为不了解的，不知道如何分辨是否为诈骗行为，盲目投钱进去，最后导致血本无归。
（二）为洗黑钱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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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8月，上虞法院共受理2257件经济纠纷案件，其中民间借贷案件1159件，占民商事案件总量的51.35%，同比上升81.66%，远远超过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农村承包合同等传统经济纠纷案件，总体上表现出民间借贷案件急增的态势。
2008年1—8月受理的1159件借贷案件，诉讼标的总金额达2.12亿元，同比上升了444%，这些案件基本上借款规模都很大。其中，被执行人为绍兴萨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和上虞市萨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47件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中，涉执行标的3000多万元。再如龚某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共有案件15件，合计标的达3500余万元。
国家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按目前银行贷款年利率7.5%计算，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月利率不得高于2.5%。然而，大部分民间借贷案件中双方约定的月利率基本上都在5%至10%之间，有的甚至出现日息1%的约定，部分案件还出现逾期归还则每日借款总额1%的违约金这种变相高利贷的现象。
·借贷行为中违法、非法情况突出
部分当事人是为了赌博才借款的，但在借条中不会注明，庭审又拿不出证据，因此法院也很难查明。民间借贷的违法性主要体现在高利贷上，几乎所有的借贷都是超过国家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有的还会再约定高额违约金。这类违约金都是以每日百分之几来计算，与利息无异，实际上是变相高利贷。还有，很多借条上只写明借款数额，没有写明利率，诉讼时当事人也不主张利息，只要本金，但实际上贷款人在给付现金时已经将利息扣除，这也是违法的，违反了民间借贷不得提前扣除利息的规定，提前扣除的利息要从本金中扣除。
讨债中的违法现象更是普遍而触目惊心。部分担保公司、私人借款往往与黑社会势力有联系，因索取债务而导致的非法拘禁、扣押人质甚至绑架案件增多，成为危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民间借贷形式下，还隐藏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金融犯罪活动。
·涉诉的濒临停产倒闭企业日益增多
2008年1至8月，我院共受理因民间借贷而濒临停产倒闭的有8家企业共164件诉讼案件，涉案标的达7954万元。具体为，绍兴萨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涉案标的2802万元，上虞市辉瑞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涉案标的2212万元，上虞市恒迪光电有限公司涉案标的1200万元，上虞市五车堰纸箱厂涉案标的605万元，上虞市鼎鑫模塑厂涉案标的485万元，上虞市崧厦吉利羊毛衫厂涉案标的达335万元，上虞市萨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涉案标的190万元，上虞市崧厦龙凯伞厂涉案标的125万元。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国际、国内两个因素。国际上，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国的金融危机产生全球性经济危机，更使中国今年出口贸易量大幅下降，严重影响了上虞市外向型的民营企业，很多企业因产品销路问题而停产倒闭。在国内，我国经济也遭遇寒冬，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中小企业的生存日益艰难，以致出现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停产倒闭的现象。
·案件送达难，被告多不出庭
借贷案件多是贷款人多次催讨无着、借款人债务累累不得不外出逃债才进入诉讼程序的，这时的被告往往是下落不明。被告不出庭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很多不利影响。
在程序上，因为被告外出逃债，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往往失败，法院不得以只能改用公告送达。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公告送达的时间为两个月，这样再加上案件的审理时间，一个民间借贷案件最少需要两个半月才能审结，这在如今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环境下，占用了很多审判资源，也容易使案件超出审限，这正是造成法院现在 “三多”局面中“未结案多”的重要原因。
在实体上，因为被告不出庭，对案件的审理影响更大。被告不出庭，使得庭审中质证、辩论两阶段原告方一方主导，具体可能会产生以下不利影响：借款是否用于赌博等非法活动难以查清；只写明借款数额未约定利息的借条难以认定贷款人是否已将利息从中扣除；是否为“阴阳借条”也不易认定；对借款本金利息是否已有部分归还难以认定。
应对民间借贷案件的策略及措施
笔者针对民间借贷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认为当前应在把现有审判制度用好、用尽的前提下，探索制度创新和审判思路创新，具体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和措施：
加强学习和调研，深入研究新类型、复合型案件。
首先，着力提高审判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引导审判人员牢固树立公正司法的理念，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注重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慎重审理涉及困难企业的诉讼案件，着力促进社会稳定。
其次，大力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能力，练就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火眼金睛。通过召开庭务会，组织干警调查研究、交流经验，共同提高业务能力；认真学习法条和法律精神，保证法律准绳的公正性；同时在细节上下功夫，深入调查，增强对借条、当事人陈述真假的辨别能力，针对被告不到庭、难以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必要时主动调查取证，坚决查清是否为高利贷、资金是否用于非法活动。
·充分运用调解制度、简易程序，最大程度减少社会矛盾
大多数民间借贷案件本身属于邻里纠纷，适用调解能让这种纠纷化解于和气之中，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而且有利于节约审判资源。针对民间借贷案件的特点，我们应在立案、审理、执行的各个阶段，都积极主动适用调解制度，同时，与指导民间调解有机结合，与人民调解室形成互动，拓宽调解辐射面。实践证明，运用调解制度解决民间借贷纠纷十分有效。
部分民间借贷案件事实清楚，标的也小，在不影响案件公正的情况下，我们提倡与诉讼机制相结合，积极扩大简易程序审理范围，最大限度促成当事人对话和沟通，节约司法资源，这样也能大大提高审判效率。
·注重社会效果，慎重审理涉及困难企业的案件
鉴于这些企业在市民就业、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不影响公正司法的情况下，发挥能动司法作用，对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予以适当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
对涉及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的借贷案件，我们在依法审理和执行的前提下，应慎重采用财产保全措施，尽可能采用调解方式化解纠纷，尽可能减少有挽救希望企业的关门倒闭，尽可能适用司法重整和和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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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基本问题；法理分析
一、民间借贷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民间借贷的主体
许多学者将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限制在“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和法人之间”，不仅忽略了非金融机构，而且将自然人作为必要主体，大大缩减了民间借贷的范围。
根据我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第61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可知，我国限制或禁止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借贷活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有其合理性。
首先，交易自是市场主体的权利，也是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只要不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企业的自主交易权不应受到限制。其次，我国正在进入金融高度繁荣的商品社会，货币正在成为市场主体的主要交易标的，其流通交易不应该受到行政权的过度干预。再次，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自然人一样，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主体，自然人享有的权利他们也应享有，不应该区别对待。最后，国家限制企业间的借贷行为无非是为了防止企业的资金风险，维护债权人利益和其他相关利益，只要完善公司财务与会计制度，加强监督，企业是可以参与资金拆借行为的。
此外，我们认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不应该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经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认可的，其金融活动存在着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受到国家金融管理机关严格的监管，具有明确、公开和严格的程序和规则。而民间借贷，则是一种自发性的、自主性的金融活动，程序简单、形式灵活，监管难度大，与正规的有金融机构参与的借贷存在很大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民间借贷”的主体采用的称呼为“公民”，然而在合同法中却规定为“自然人”，这也体现了民间借贷关系的一个变化趋势，如今的民间借贷已经由只限于本国公民发展为在我国境内的所有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国家对于民间借贷的态度是逐渐缓和的。
（二）民间借贷客体
有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其他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货币、实物和其他财产的行为。”但是，我们认为，民间借贷的客体为货币，而不应包括实物和其他财产。
首先，实物借贷在现代社会经济尤其是金融方面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实物借贷与企业间进行大规模生产等活动联系不大。其次，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相较于无声无息的资金借贷，实物借贷取证比较容易，法律纠纷解决难度较小。再次，随着金融业的高度发展，实物借贷具有极高的货币借贷替代性。在商品经济极度发达，在商品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中，由于各种实物的极大丰富，对于与正常生产、生活需求相关的实物即商品，完全可以通过货币购买而获得满足。而货币资金却不同，在商品货币关系极度发达的现代金融社会里，货币成为了一种估价与衡量一切的不可替代的手段。事实上也是如此，在货币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通过实物借贷或是其他任何财产的借贷来获得满足。
此外，我国《合同法》中采用“借贷合同”和“借用合同”说法，也有将资金借贷和实物借贷区分之意，货币和实物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不仅性质不同，地位也不尽相同。实在不应该将实物也强加在民间借贷的可以之内。
（三）民间借贷的行为性质
有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许可，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持此观点的学者将民间借贷行为规定为民事法律行为，这表明其只认定了民间借贷活动中的合法行为，对于民间借贷中可能出现的无效民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以及效力未定民事行为都不予认定。
我们认为，民间借贷是一种形式平等的民事行为。
首先，民间借贷体现了形式平等。尽管在实际的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中，借款人与贷款人并不处于平等的经济地位，借款人往往处于弱势，但是在形式上，双方均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就借贷金额、借还方式、日期、利率等问题自主、自愿、平等地协商，形成合意。这完全符合一般民事合同中的形势特点。我们判断民间借贷是否有效时，应首先考虑形式是否平等而非实质是否平等问题，因为很多情况下，正是因为借款人经济地位的弱势才引起了民间借贷行为的发生，如果没有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很多借贷特别是高利贷便不会发生。
其次，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行为，只有当其被法律承认后才可称为民事法律行为。当下，尽管我国已在局部地区进行金融改革的试点，但是立法并未明确确定民间借贷的合法边界，很多民间借贷行为仍处于非法边缘。例如，我国《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由此，利率超过同期银行利率4倍的借贷行为就不能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故而，为了准确界定民间借贷的行为，目前还不能将其成为民事法律行为。
（四）民间借贷合同的性质
民间借贷合同一般为要式合同、实践合同，但也可以是不要式合同。首先，由于民间借贷客体的特殊性以及其与国家金融秩序的紧密联系性，应该从严规定借贷合同的形式，故而，民间借贷合同应该以要式合同为一般。同时，大部分的借贷行为基于亲缘、业缘和地缘关系，借贷双方处于熟人社会中，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就已具有很强的可靠性，所以，不要式合同可以作为补充。而这，也恰恰体现了民间借贷形式的灵活性。
其次，《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由此可见，我国合同法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以实践合同处理的，不同于银行借款合同的诺成合同性质。以此推定，有金融机构参与的借贷合同应该是诺成合同，而民间借贷合同则应该为实践合同。而且，民间借贷合同多为口头协定，如果以诺成合同处理，现实中难以取证，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故而，我们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在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非金融性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货币出借给另外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支付利息的行为。其主体应该是自然人、法人以及非金融性组织，客体为货币，而行为性质为民事行为而非法律行为。
二、民间借贷合法化的立法建议
（一）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划分
国家对于民间借贷的严格限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由国家科学合理地控制民间借贷中的利率，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利率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商品的价格，我国的商品价格一般由市场竞争机制决定，但因为市场竞争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国家适时进行宏观规制以稳定市场价格。虽然借贷行为因为标的的特殊性与市场的其他交易活动有所不同，但经济原理却是大同小异。故而，国家可以参照一般的市场交易行为，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调控，根据不同的借贷行为设定不同的调控规则，一般情况下设定浮动幅度，必要时明确规定利率水平。
与利率调控配套的应该是建立健全民间借贷的监管体系。第一，制定准入标准，完善专业贷款人的资质认证制度，要求期望从事借贷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核准登记，并提供与贷出资金规模相适应的担保。对于偶发性的自然人间、企业间的借贷行为，只要不超过法定的利率限度，国家不必进行专门调整。第二，设立出贷人协会，制定民间专业贷款人的职业守则，管理并监督出贷人的行为。我国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都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区域，商人文化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形成，行业自治组织比较成熟，借助行业协会进行监管，不仅不会破坏民间借贷原有的活力，更可以加强其规范性与安全性。第三，逐步建立完善的民间借贷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民间借贷中介基本情况、资金投向、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借款形式、抵押或担保形式、借款偿还情况等。建立对放债大户的跟踪监测调查制度和民间借贷群发性异常变动情况调查制度，加大风险防范力度。
（二）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法制构建
针对民间借贷的复杂性，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法规。其中，明确认可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规定贷款者与借款者的权利义务，划分合法借贷与非法借贷的界限；建立民间借贷的管理体系，明确管理部门及职责；健全民间借贷的监管系统，合理分配监管权限；规定相关责任承担机制，确定罚则。还可以引入债务人破产法规或自然人破产法规对债务人进行保护，减少债务人由于被逼债而导致生命权和人身权被侵犯的情况。
此外，修改完善现行法律法规。第一，修改国家相关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的非法集资的部分，划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以及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部分的界限。第二，放宽民间借贷的主体，修改企业之间借贷的相关规定，如对《贷款条例》中禁止企业间的借贷行为的规定加以修改。第三，修改《刑法》中金融犯罪的部分，修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条文，增加民间借贷罪等相关规定，明确罪名罪刑。第四，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并增加相应条款，规定其民事责任等。第五，针对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系统内部的法规，与民间借贷专门立法相协调，制定金融系统监管的部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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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静（1992-）女，河南漯河人，华中师范大学201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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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游离于国家金融体系之外的融资方式，基本处于放任状态，缺少必要的监管，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高，往往会吸引大量投机性的资金投入，上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下至普通的老百姓，将自己的闲散资金都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以其获得高额回报。民间借贷资金容易流向国家宏观调控限制的行业或企业，助长了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二是民间融资利率越来越高，造成了实体经济不可承受之重，中小企业难以支付如此高的利息，只有缩小规模，或半停工，或停产，资金链一旦断裂，最终导致“跑路”，公司解体，这对中小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冲击。三容易引发经济纠纷，不利于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这种盲目性、不规范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四是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有的债权人采用非法手段暴力催讨，非法拘禁甚至故意伤害债务人；因民间借贷而发展成为，甚至引发犯罪的案例层出不穷，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五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占用了许多司法资源，法院花大量人力物力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虚假诉讼进入司法程序时还会影响司法公信力。
二、民间借贷问题的成因分析
民间借贷作为商品经济中的一种金融现象，已存在数千年之久，我国春秋时期已有放债取利的记载， 随后的历朝历代，民间借贷也一直存着，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经济行为。在农耕社会和商品经济初级阶段，民间借贷大多出于生活需要的借贷，一般数额不大，不会引起社会问题。然而在我国现阶段，民间借贷的资金以生产经营为主，生活消费为辅，原来因缺衣少食、用于生活消费的民间借款已经很少了，现在民间融资的范围和用途发生了根本转变，主要用来解决企业、各种农村专业户、个体工商户等的生产经营资金的不足。 绝大部分是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并且利率很高，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一旦出现危机，资金链断裂，就面临崩盘的局面，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以下就民间借贷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法律地位不明确
作为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一种非正规信用形式，民间借贷长期以来处于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尴尬地位。至今为止，没有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等若干法律和司法解释。这些法律和司法解释涉及面较窄，还不够具体，不能适应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需要。按照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民间借贷被界定为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借贷，而经济组织之间的借贷则被列为非法。更为严重的是，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刑事犯罪难以清晰界定。由于行政监管和刑事规制的法律法规之间协调不够，既可能打击正当的“民间借贷”活动，使个人和企业正常的融通资金的诉求受到压制，也可能放纵以“民间借贷”为掩护的非法金融活动，引发一系列民事和刑事纠纷，从而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乃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二）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
在金融市场中，交易成本是指为达成金融交易所耗费的各种资源。交易成本低，意味着融资效率高；反之，融资成本高，则意味效率低。当前，一般中小企业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进行融资，对它们而言，正规金融的交易成本过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不得不多方寻求较低交易成本的融资方式，例如，民间借贷就成为中小企业的一种有效选择。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民间借贷虽然具有比银行信贷高得多的利率，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通过银行信贷进行融资时，由于手续繁琐使得单位资金的签约成本较高，而民间借贷在交易过程中一般不需要对融资方进行“公关”并支付成本，也无预算、审批等程序，只需要借贷双方根据具体情况签订借贷合同，贷款选择自由、借贷数额自由，期限灵活，利率定制灵活，借贷手续简便，交易过程快捷，能够减低签约成本。
（三）庞大的民间资本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近年来，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普遍资金富余，而现有投资渠道狭窄，当前由于银行存款利率不高，加上通货膨胀，公众的利息收入进一步下降。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投资渠道相对单一，多数居民不具备投资股票的条件，县市以下国债发行量少，农村基本不发行。多数具有风险偏好、手头有较多盈余的富裕居民，在市场供需两种力量的推动下，通过发放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以谋取较高的利息收益，民间资本的趋利性使他们在投资股市专业知识缺乏、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制约条件下，只能选择具有一定道德约束和信用了解基础的民间借贷。
（四）民间借贷多为短期行为
民间借贷立足借贷双方的个人关系，一般只用于弥补短期的资金缺口，资金供给和使用具有短期性。依附于短期的经济关系，对于长期的市场变化缺乏预测，市场的波动以及经营中的未曾预计的种种因素的出现，会影响到借贷关系的顺利完结。从资金需求方看，借款人可能只考虑弥补当前资金缺口、度过难关，对于资金按时还本付息并没有作妥善安排。从资金供应方看，贷款人出于人情关系、资金收益等考虑借出资金，而没有将借款人的债务偿还能力充分考虑。由于借贷双方均为短期行为、缺乏长期的计划，资金链可能随时断裂，不利于企业自身与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五）缺乏合理监管
由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国家无法将其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非正规金融所分流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不能被货币当局统计观测和监控，民间借贷利率是借贷双方根据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自发制定的，这些问题都很容易导致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货币政策效果下降。
三、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赋予民间借贷合法的法律地位。从法律上明确界定高利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推动民间借贷走出灰色地带，允许中小企业和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以吸收股本金、职工内部集资等方式融资。打击违法金融活动，保障民间借贷合法权益。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和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行为，维护民间借贷发展的良好市场秩序。
（二）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督和管理，将其纳入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民间借贷不同于银行信贷，在监督和管理的方式、方法上有着显着不同，对其必须进行专门的监测、监督和管理。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管权力，调动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监管积极性，使其加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
（三）合理引导民间信贷资金的流向，拓宽民间资金投资范围。
民间借贷资金的流向具有盲目性，与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有着一定关联。不少领域至今仍为国有企业所垄断，民营资本面临准入壁垒，可供选择的投资渠道和工具并不多。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尤其是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和设备更新等贷款，继续安排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推广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要的各种贷款抵押产品，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融资负担。鼓励并规范民营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金融体系、参与金融服务，通过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和基金互助组织等一些小额、合规的借贷活动，解决经济运行中资金供给结构失衡，改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