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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民国以前早期南洋华侨教育中的“家国意识”
早期南洋华侨教育从“家国同构”角度来看只是强调了一种家族观念，并未上升到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早期的南洋华侨教育“带着浓厚的帮派色彩，互不招收对方的子弟，同时普遍采用方言进行教学，华侨的宗族、乡土观念远胜于共同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观念。”如闽商会馆创设闽商小学、广东会馆创设粤侨公学。正如黄炎培在对南洋华侨教育考察后谈到：“既认国民教育为第一要旨，则同国以内即不宜有其他界限之见存。然吾观各校招生，间有限于某省某县籍者，叩其原因，曰为学校创自某会馆，经费集自某属故也。”
近代以来，大部分留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在国外无生存保障。他们在国外备受欺凌，受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却始终没听到来自祖国的一声问候，“因而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概念是模糊的，甚至是伤心绝望的，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自然就无从谈起了。”因此海外华侨华人为了能够在国外更好的保护自己，他们往往因血缘或地缘因素聚居在一
二、民国时期南洋华侨教育中“家国意识”的强化
清朝末年，因革命起事失败，大量革命志士亡命南洋，“彼等挟革命思潮，民族观念以往”，故而“华侨教育亦因此略具胚胎，非若昔之混混沌沌，简陋不堪矣”。到了民国时期，海外华侨教育逐步由浓厚的“家”情怀向“国”意识进行过渡与转化，民族性不断增强。南洋华侨教育由“家”情怀向“国”意识进行过渡和转化主要体现为两点：
1、破除省界，家族观念减弱。
省县界限是阻碍南洋华侨教育的重要因素。梁士杰面对南洋华侨学校招生限于某省某县籍的现状，不禁感叹道：“吾华人常怀地方界限之派别，故华校创兴未久，而意见日见分歧，把完善之华校，画得四分五裂，成为福帮之学校，潮帮之学校，广帮之学校，客帮之学校，界限森严，意见冲突，是亦华侨教育之危机也。”面对省界之害，黄炎培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省界之害，人人知之；欲使学生不分省界，当先于聘教员时破除省界，提倡国语，为根本破除之要着。苟其人能国语者，闽产亦可，粤产亦可，非闽非粤产亦可。”为了破除省界之害，在聘教员时破除省界之余，还对南洋华侨华人创办的学校进行合并。通过一系列破除省界之害的措施，使得南洋华侨教育招生不再限于某省某县籍，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新一代华侨华人群体的“家国认同”意识，增强了新一代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及归属感。
2、教授内容丰富，体现民族性。
华侨留居南洋虽已逾数百年，但华侨教育始终较为落后，并于近代以来出现了华侨教育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有“华侨虽富有保守性，然貌似神非之土生子，则喜如巫文荷文英文等学校，此华侨教育之危机一也。荷文或英文学校毕业之学生，无论物质之变化如何，足够维持自亡之生活，是以真正华人亦愿受其，是华侨教育之危机二也。华侨日与土人接近，而常学巫语，积久成习，又加通婚关系，子侄受母性沾染，几全非中国人矣，此华侨教育之危机三也。”正如梁士杰所说“综上诸因，亦即消失吾国民族性之可怕事，若此者，非利用教育，不足以使几濒消失之国民性恢复。”
三、结语
每个民族都是特定文化造成的，文化是民族的内在标识。中国人无论走在哪里，只要心中有中华文化，他就是有根的，就会心系祖国。正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使得海外华侨教育成了一个联系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南洋华侨教育，正是因为效仿中国国内的教育，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培养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感与使命感，使得南洋华侨教育打破了创办华侨学校的传统家族观念，增强了海外华侨华人学生群体的家国认同意识，这在维系华人社团、提高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凝聚力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明罡：《旧式南洋华侨教育的民族性》，《学术争鸣》，2009年第6期，第122页。
[2]梁士杰：《南洋华侨教育改造之路》，《集美周刊》，1930年第253期，第3页
[3]吴明罡：《旧式南洋华侨教育的民族性》，《学术争鸣》，2009年第6期，第123页。
[4]余椿：《南侨教育》，《南侨研究》，1928年第1期，第129页。
篇2
龙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从远古时期人们对龙图腾的崇拜到今天龙的传人，龙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积淀和凝聚的载体。舞龙也称为“耍龙灯”或“龙灯舞”，是在龙文化基础上诞生的民间习俗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舞龙运动作为集体性的行为仪式，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舞龙不仅是中华民族欢度节日和表达喜庆氛围的手段，也是寄托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舞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得到了炎黄子孙的充分认可，对我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舞龙运动的本源和符号特征及其价值进行诠释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1 舞龙运动的文化渊源及符号象征
1.1 舞龙运动的文化渊源
对于龙的起源自古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早在8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崇龙的记载。龙的雏形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开始萌芽，新石器时代的原龙纹是最早关于龙的雏形，原龙纹包含着浓厚的宗教观念，其本身被赋予了承担人与神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使命，其身份的产生与原始巫术有着密切关系， 龙图腾作为一种特殊的崇拜， 其物化的表现在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随处可见，我们祖先以丰富的想象力将龙描绘成了有着无比法力，能够在水陆空自由驰骋的“三栖动物”。其形态也是各种动物的集合体，如它是“龙麟凤龟”四灵之首，“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般的形状，它更是唤云播雨、遨游四极、吉祥庆瑞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冠之兽。龙在中国古代还代表着帝王的象征，“龙床”“龙袍”等称谓曾是帝王的专属。龙作为帝王的象征最早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史记》中这样记载：秦王政的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的时候有人持一块玉璧拦住使者对其说“请把这块璧交给池君（即水神）”，然后又补充到“今年祖龙死”。正当使者听得一头雾水的时候那人将玉璧放到地上后便不知踪影，使者回朝后将玉璧交予秦始皇，秦始皇闻讯后沉默良久，随即谕令御史大夫查看玉璧，惊讶地发现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时为祈福而沉江的那块。后人因此理解，这是因为秦始皇的暴虐无道上天已不再福佑其统治，所以就派妖鬼化成人形将秦始皇祈福时奉献的玉璧退还，以示不再庇护秦国的意思。要使者将玉璧交给像周武王那样的有德者，讨伐暴秦，取而代之。“祖”有始的意思，“祖龙”即“初始的龙”、“第一个龙” ，这里所说的“祖龙”即指秦始皇。自秦始皇之后的帝王都把自己比喻成“龙的化身”、“真龙天子”，自此龙在中国古代也成为了皇权的象征。龙在民间更多的代表着与水有关的“动物”。闻一多先生就曾指出“龙是一种图腾，是一种只存在于图腾之中而不在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生物，是由许多图腾糅合成的集合体”。龙是一种虚拟动物，属于水物，它的产生与农业对水的需求有关［7］。作为图腾和动物龙在中国古代被赋予神奇的色彩，不但可以兴云降雨还可以驱邪避异，更能给人们带来祥瑞与幸福。龙作为一种图腾是华夏先民在远古时代与自然环境斗争过程中的产物，更是给人们带来希望的一种虚无的崇拜物和精神寄托。舞龙运动的产生源于人们对龙的崇拜，据史料记载汉代的“鱼龙漫衍”之戏是舞龙运动的雏形，“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之。”（《汉书・西域传赞》）所谓“漫衍”颜师古注释曰“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花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自此之后龙文化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之中，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意识和风俗习惯。如盛行于我国南方的“草龙”、浙江省流行的“百叶龙”，另外还有“彩绘布龙”、“纸龙”、“段龙”等等。资料显示我国的舞龙形式非常多，仅在重庆地区就有诸如“黑龙”、“扁担龙”、“肉龙”、“柑子龙”、“采龙”、“板凳龙”、“小金龙”、“蠕龙”、“虾子龙”、“火龙”等十多种舞龙的形式。而且舞龙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花样和技巧繁多诸如“金龙绕柱”、“青龙上升”、“龙头穿花”、“引龙出洞”、双龙抢珠”、“龙脱衣”、“滚龙”、“盘龙”等方法。虽然风俗与仪式不尽相同但是其对图腾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基因符号，“龙作为虚拟的动物与图腾在民俗、宗教、文学、艺术及政治领域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1］。舞龙习俗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得到华夏儿女的普遍认同，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精神需要。
1.2 舞龙运动的原始意象及文化符号象征
1.2.1 舞龙预示着繁衍生息，展示着人们对生命力追求的一种象征
对于以农业社会或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下，最具有魅力的当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古代先民对无法把握的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做出解释时便试图通过“神”的图腾崇拜来表达愿望，于是舞龙活动便成了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和情感平衡的重要仪式。龙的每一个身体结构和体貌特征均被赋予吉祥的意象。如虎一样的眼睛象征着威严；鹿一样的角象征着长寿；牛一般的耳朵象征着名列魁首；鹰一样的爪象征着勇猛；剑眉象征着英武；狮一样的鼻子象征着富贵；前额的宽阔隆起象征着聪明和智慧；马一样的牙齿象征着勤劳与善良；金鱼一样的尾巴象征着灵活等等［2］。人们在舞动这种祥瑞“动物图腾”的过程中表达着一种对生活和生产的本质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民间，舞龙习俗与生殖和繁衍生息更是密不可分。《墨子・明鬼》中就有关于“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也。”的记载。其中“祖”、“社稷”、“桑林”、“云梦”指的是在仲春之月男女会合的地方［3］。闻一多先生也进一步指出“仲春之月，令会男女” （《周礼・媒氏》），与夫《桑中》《溱洧》等诗所昭示的风俗代表着以生殖机能为宗教的原始时代的一种习俗［3］［4］。另外舞龙与“灯”的结合形式也昭示着祭祖和繁衍后代的含义，在中国民间文化中灯有两层含义，灯不但代表着能够给人光亮和温暖还代表着“阳”是男子的标志，“龙灯”与“龙丁”谐音，预示着人丁兴旺，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的舞龙习俗中认为龙灯是有利于生育的，在舞龙灯的过程中摸“龙角”和“龙须”的行为也象征着为了受孕而象征性的与龙交合。胡朴安撰写的中国民俗中就记载着“妇女绕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如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的诗句［5］。由此可见，舞龙运动已经超出了运动的本身，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精神的憧憬与追求。在舞龙运动中也展示着繁衍生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象征。
1.2.2 作为农耕文化的遗迹，舞龙运动具有祈福性象征
我国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铸就了我国古代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丰收的取得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辛勤的耕种，另一个就是上天的风调雨顺。人们依靠谷物维持生命的根本，人们无力主导自然只能求助于神的力量，龙的作用也就进一步凸现。龙也成了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祥瑞“力量”，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保护神。因此最早的舞龙与古代的祈雨祭祀活动有密切的联系，《神农求雨书》中就有这样一段关于舞龙求雨的记载:“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己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者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6］。在舞龙的过程中人们都要举行各种仪式焚香祭祖、祈祷神灵、焚烧祷文以祈求五谷丰登和风调雨顺。在传统节日中的元宵、春节、庙会等喜庆的日子里人们都要舞龙助兴加以庆祝和祈福。如在我国的安徽省休宁县就流传这样的民谣“二月二龙抬头，五月端午赛龙舟，八月十五香火龙，天不下雨晒草龙”［3］。这些舞龙祈福仪式在我国内地的一些地方比较普遍。人们纷纷在舞龙的过程和仪式中祈祷神灵来帮助自己实现梦想，护佑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1.2.3 作为广大民众情感的衬托，舞龙运动代表喜庆象征
在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中给予了龙无比崇高的地位，把龙作为神物在观念上也将龙同祥瑞联系到了一起，龙也成了美好事物的象征承载着广大民众的情感寄托。舞龙习俗在汉代就成为庆典娱乐和民间表演的精彩节目。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代表着原始祭祀仪式的舞龙习俗也随着人们的需求赋予了娱乐与观赏功能，这期间舞龙的技巧和花样也不断翻新，对鱼龙本身的扎制和表现也不断呈现美观化。重庆地区的“火龙”表演以及浙江地区的“断头龙”，安徽等地的“草龙”都是较为精彩的舞龙表演。龙作为代表祥瑞的图腾人们在祭祀等仪式上可以借助龙的“力量”许下美好的心愿和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盼，在庆典和狂欢的时候人们又怀着感恩的心理来表达对龙和祖先的崇敬和谢意。
1.2.4 作为传统认识中吉祥的化身，舞龙运动具有禳祓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自身的认识相对有限，出现一些自然现象和疾病无法解释的时候往往会理解为是神的力量所使然，在出现对生产生活有利的现象时人们常常要感谢“神的关照”，在出现一些自然灾害和疾病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认为是“妖魔鬼怪”所使然，借助一种法力无边的神奇力量驱除邪恶成为了人们的心理需求。龙作为一种祥瑞和有着无比法力的“动物”，再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精神与情感寄托，于是龙又被赋予了驱避求吉的功能。如在我国四川等地的舞龙习俗中就有“开门”、“拜香”、“穿屋”、“扫圈”等过场，这一过程的目的就是要驱除灾祸，迎吉纳祥；河北的一些地区的“摆字龙”和“摆字龙灯”等活动也具有驱除邪恶的内涵；重庆等地的舞龙活动中的“抬龙女”和“捉旱魅”等仪式表演也具有驱除邪恶，祈求祥瑞，迎吉纳祥的含义。这些舞龙仪式活动的出现说明了龙作为吉祥的化身在民间习俗中具有禳祓性的特征。
2 舞龙运动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
2.1 舞龙是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及精髓诠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龙作为中华民族想象中的物种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情感的寄托，反映了炎黄子孙对生命的无限向往和追求。中华文化中的神异与灵迹、变异与周游在龙文化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龙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休戚相关，龙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舞龙运动使龙文化与爱国主义、创新精神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积淀和弘扬了传统优秀文化，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9］。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和谐统一”［10］。人们通过舞龙活动传递着与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我的信息沟通，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洽互动。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龙作为人与神的中介，舞龙习俗中人们通过龙的道具传递着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追求，更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对龙的敬畏与崇拜已经形成了一种族类认同，这种认同成了世代相承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而且这种叙事和传统进一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2.2 舞龙运动是汇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
古代龙文化就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就记载 “诸葛亮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 钱其琛同志也曾经指出“龙的形象作为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象征，从更为深层的意义是来讲是体现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这种突破地域、族群之间的精神力量把中华儿女团结在一起，无论是身居何处每一个中国人都铭记“自己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舞龙运动就生动地揭示了“团结就是力量”。舞龙运动是集体运动的体现，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每个人都要团结协作才能够完成，如果个人力量不能够融入到集体的节奏中去，那么必将遭受失败。舞龙运动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喜庆的节日气氛，更是传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龙文化已经延伸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人们用龙来比喻吉祥美好的事物，在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各类物品上均有龙的印记。如自古以来的龙宫、龙床、以及雕龙画凤的建筑装饰，带有龙的地名、传说、人名；各种与龙相关的食品与饮食文化，如龙井茶、龙须面、龙眼等等不胜枚举。在中国古代龙又成为帝王的象征，隐喻着皇权与高贵，随着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龙与国家民族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最高意义上的图腾崇拜，“龙的传人”、“龙种”、“龙的子孙”的观念根深蒂固、世代相传。无论身居何处、无论天涯海角龙的传人就是中国人血脉相通的生动概括。龙的神圣地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体系、核心观念、艺术风韵、审美风格以及风俗习惯，是对中华文化的有效凝聚。经历了历史的积淀，龙文化更是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象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核心资源。因此笔者认为在有着深厚龙文化底蕴的现代，人们通过舞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更是对龙文化记忆的强化。
3 舞龙运动与民族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对所属文化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1］。舞龙运动作为集体性的行为仪式，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12］。舞龙运动不仅是中华民族欢度节日和表达喜庆氛围的手段，也是寄托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得到中华民族的普遍认同。舞龙运动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合作、拼搏的象征，多少年来在华夏的版图上各个民族每逢节日和重大传统活动中都有舞龙运动的出现（表1、2）。
上述资料中的关于舞龙运动与习俗的记载只是中华龙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我国关于舞龙运动的开展十分广泛，这其中既有现代的舞龙运动也有传统的仪式庆典，虽然因民族和习俗的差异各个地区对龙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对龙的信仰是相同的，龙文化与舞龙运动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文化现象，铸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特征，因此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代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和文化自觉。
4 结 语
起源于远古农耕社会时期求雨祈福活动的龙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滋养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永恒信仰，如今龙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舞龙运动作为传统舞龙习俗的仪式再现是对中华文化的强化与继承。其原始文化符号特征主要表现为舞龙预示着繁衍生息，展示着人们对生命力追求的一种象征；作为农耕文化的遗迹，舞龙运动具有祈福性象征；作为广大民众情感的衬托，舞龙运动代表喜庆象征；作为传统认识中的吉祥的化身，舞龙运动具有禳祓作用。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寄托，舞龙运动是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及精髓诠释，也是汇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性。
参考文献:
［1］ 潘一焕，等.中国龙文化景观［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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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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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5，271.
［7］ 白度百科.龙的名片记载［EB］baike.省略/view/6392.htm.
［8］ 汉书补注(列传卷六十六)西域传下.P5550转引自吕韶钧. 舞龙习俗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11，72.
［9］ 张远波，等. 舞龙运动的文化解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408.
篇3
篇4
1.2重视情感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个体主体自觉的事实与应然追求，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具体方法上必然是尊重人的主体性的、切入个体心性世界的、能激发个体心灵情感共鸣的教育方法[3]。传统文化教育首先是情感教育，直指大学生的内心深处，关注大学生的态度、情绪、情感和信念，通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血缘亲情引导大学生对父母要知恩报恩，培养其感恩意识。在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考虑大学生的情感需求，积极引导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各种媒介激发大学生对父母的真情实感，感念体会父母亲养育自己之不易，最终使其确立感恩的意识，在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完善自身以让父母放心，今后孝敬父母、成就事业以让父母安心，对周围的人和物常怀感恩之心，善待生活以让父母舒心。从而把感恩报恩由个体扩大到社会群体。
1.3构建代际和谐，提高大学生的交往能力在目前高校中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的现象，礼仪失范严重，这也影响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学生的礼仪教育缺失，学生的社会化程度不够，对于什么是日常生活中言谈举止的尺度没有明确的认识，不能把内在的修养体现于外。归根到底就是源于家庭教育的缺席和学校教育的不足。有些学生不知道如何与人交往，究其根源与父母的沟通就出现了问题。《论语•为政》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没有尊敬之心，赡养父母就和养犬马没有区别了，可见对于父母的恭敬心多么重要。“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弟子规》），对于犯错的父母，要和颜悦色、柔声细语地耐心劝导，如果当时没效果，等父母心情好了抓住时机再次规劝。要有耐心有礼有节地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简单粗暴只能适得其反。与父母的沟通尚且如此，与同学的交往更是需要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辅助一定的策略，以便培养和谐融洽的关系。“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弟子规》），谦虚礼让、长幼有序，年长者得到尊重，社会尊老敬老的纯朴和谐的风气才能自然形成。我们可以看到公交车有很多年轻人心安理得地坐着老幼病残专座，而对站在旁边的老人熟视无睹。“称尊长，勿呼名”（《弟子规》），称呼尊长，不能直接叫他们的名字，这是对长辈的尊重，直呼其名则显轻薄。现在大学生面对面称呼老师、父母姓名已不少见，更何况在老师、父母不在场的情境下。举止得体，用语文明，具有良好的礼仪风度，这样的大学生必然更容易融入集体，成为其他人所乐于交往的对象。
1.4推崇人生价值，塑造大学生的人文精神人能在家庭中为孝子，亦即可以在社会中为仁人，而参与有普遍性之文化生活。传统文化教育，重视每一个学生个体，体现着人文关怀，弘扬传统美德，立足当展的实际情况，倡导作为人类一分子的应尽的普遍义务和担当的应有责任[4]。“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儒家把关爱亲人、侍奉双亲作为修身的一项重要功课，而侍奉亲人就需要了解人性，了解人性就需要明白天理规律，正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儒家由亲爱亲人而推己及人，由人到物，蕴含着人性的光辉，彰显着人生的价值。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有内在的契合之处。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进而提升大学生的爱国情感。
3弘扬传统文化，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成效显著
利用校园文化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促进大学生成人成才。笔者所在院系开展的历时一年的弘扬传统文化系列活动，是立足传统文化的高校学生成人成才教育实践，以事实证明了其有效性。通过探寻家乡特色，培育了学生家国情怀，提升了学生对家乡、国家的自豪感。在引导学生品读中华经典过程中，培养了学生文化创新意识，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以文艺形式展现道德的力量，文化展演、汉服成人礼等活动熏陶培育了学生优雅风度、孝亲爱国的意识。通过举办传统文化主题讲座，使学生更一步明白了儒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旨趣，夯实学生做人的道德基础，学会了人际交往中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各班级举办弘扬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班会，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更深的认识。多层次志愿服务使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由内化到外化，培养了学生善待他人、关怀社会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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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德性
我国哲学属于文化的中心，占据主导地位，而伦理文化属于我国哲学的重点内容。把人生和人心当作参照，实际上是在寻求必然之理的过程中，一般是指向人性，进而把人性归纳到道德之性，于是构成了中国传统理论文化当中的德性主义精神。在这样德性主义精神的前提条件下，我国古代人文精神将先秦儒家思想当作主动，编制出十分全面的道德标准，将仁当作伦理道德的中心，重视生命的作用和道德方面的教化，重视自律和自我反省。例如，如家代表人孔子，其提倡的仁政以及德治教化，属于我国历史第一个提出以德治国的观点，其在我国几千年历史进程当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以人为本
我国古代有关书籍当中提出，为天地万物之母，为人万物之灵，这不仅表达了我国古代人们对于人性的看法，也给不一样历史环境下生活的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选择机会。我国人文注意，在春秋阶段开始流行的，但是，我国人文主义中心思想，也就是民为邦本这一思想观点，早在尧舜时期就出现了。在有关书籍当中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很多古代哲学家，例如，孔子和孟子以及朱熹和王阳明这些人，都由不一样的理论，站在不一样的角度赞扬了将人当作核心的这个主题。
三、和合精神
这里所说的和合精神，包含天人合一以及和谐思想。在老子的有关作品当中，有道法自然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提倡人们一定要顺应自然，在宋朝和明朝的时候，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发展到巅峰，有关学者吾心和宇宙之间的存在的关系，心外无物和心外无理这一思想，囊括着人心和万物合一，这些也相当于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传统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包括着人和自然二者的相互融合，将人和自然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尊敬和顺应自然的意思。我国人们思维模式当中的和合精神对于全国思想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国古代和合的自然观和现代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些理念一致，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人们核心主义。
四、群体本位
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在形态以及本质方面是将自然经济当作前提的农业文明是群体本位的思想。而群体本位文化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民族性格的主要表现，觉得人是需要群体生存的，拥有理论道德的互动个体的一种。所有人的命运均和群体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往群体本位其价值观点提出，人们的全部行为都要确保群体利益，将群体和谐当作出发点，要求个人一定要融入到社会以及其所属的系统当中。在群已关系的基础上，注重加家和国以及天下三者均是存在统一的关系，拥有不可以分割的特点。因此，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和西方人文精神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重点体现在将人当作群体的一部分，是群体的人，并不是非独立的个体。
五、热爱生活
人文主义热爱生活，并且人生态度属于积极向上的，但是人文主义者之间还存是存在一定不同的，庄子和荀子存在特别显著的区别，就是在先秦儒家学派内部，还有曾子一派主内，和子夏一派主外的不同。主内重视获得心理方面的圣明，道德修养能够到达圣人的地步。主外注重获得功劳和事业，事业成功能够给王者治理天下提供帮助。儒家学派属于内圣外王的学派，曾子比较偏向内圣，而子夏比较偏向外王。后人受到人文魅力感染学人均是关注社会和政治的，但是部分人也十分积极向上，还有一些人更多的是思考和默念。一个人一生当中，也有由积极向上转变成沉默死角，或者是发生反响转变的现象，这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其关键在于其所处的环境和改变，人文主义热爱生活，敢于承受，但是在环境情况不让其承受的情况上，贵生和重生也并没有偏离人文主义的核心。
所有人均不可以脱离人己关系，有关学者发出感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仅仅是气愤激动的言辞，发这个牢骚的庄子还要和人争辩，朝人借米，和多种类型的人交往，以一身而已，人有万千，人已关系实际上就是个体和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所有人存存在相应的社会关系当中，这是一个不可以否认的实施，而如何对待，就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了。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修己治人，提倡人要利用修养不断加强自身的素质，为社会贡献一份理想，是采取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人己关系。但是，这个说法现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是给治人者模拟的人生道路，仅仅是少部分的，针对大部分人来讲，治人几乎使用不到，修己这一部分也存在不一样的内容，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以照搬使用，需要进行改进，添加新的内容。这也是另外的话题。我国思想文化面对人己关系思想存在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要求人们注重加强自身素养，承受其对应的社会责任，给社会贡献出一份自己的理想。
结束语：
通过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的进一步分析和探索，使我们了解到人文主义教育这个传统的阵地以及人文精神会不会消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以往的经验表明，任何偏差均有可能出现，但是基于人类社会整体以及历史发展方向观察，能够发现人文主义光环不会暗淡下去，这是由于其植入在人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当中。因此，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给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确保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篇6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工艺美术运动是起源于英国19 世纪下半叶的一场设计运动，其起因是对家具、室内产品、建筑的工业批量生产所造成的设计水准下降的局面，据比较一致的理解。这场运动的理论指导是作家约翰拉斯金， 而运动的主要人物则是艺术家、诗人威廉莫里斯。他们主张回溯到中世纪的传统，同时也受到刚刚引入欧洲的日本艺术的影响，他们的目的是诚实的艺术，主要是回复手工艺传统。他们的设计主要集中在首饰、书籍装帧、纺织品、墙纸、家具和其他的用品上。他们反对机器美学，主张为少数人设计少数的产品，所谓的the work of a few 。
包豪斯是1919 年在德国成立的一所设计学院， 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这所由德国著名建筑家、设计理论家沃尔特格罗佩斯创建的学院，通过10 年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荷兰风格派、苏联构成主义运动的成果，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集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大成的中心，它把欧洲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推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虽然这所学院在1933 年4 月份被纳粹政府强行关闭了，但是，它对于现代设计教育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难以估量的。中西方的文化交叉对于现代设计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是不同的，但意义都是极其深远的。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能够制作出非常优美的彩陶。所谓彩陶，是指一种绘有黑色、红色的装饰花纹的红褐色或棕黄色的陶器。这个时期的文化，称之为彩陶文化。因为彩陶最早在河南縄池仰韶村发现，所以也称仰韶文化。彩陶的造型优美，装饰精巧，充分体现了我们劳动祖先伟大的艺术创造力。汉代是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灯的应用已很普遍。汉代铜灯的形式分为好几类，分别为：盘灯、虹管灯、筒灯、为主。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虹管灯，虹管灯也称釭。灯体有虹管，灯座可以盛水，利用虹管吸收灯烟送入灯座，是溶于水中，这是利用科学原理以防止空气污染。著名的长信宫灯，塑造出一优美的仕女形象，左手托灯，右手提灯罩，以手袖为虹管，处理的十分自然。
汉代的铜灯造型丰富多彩，灯体优美。既适应实用的要求，也符合科学的原理，即可作灯，又可作为室内陈设品。做到了工艺品的多用化，达到了实用和美观的统一，体现了卓越的设计意匠和艺术构思，汉代的传统文化赋予了汉代铜灯不一样的色彩。
唐代工艺美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工艺美术的生产，几乎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最高点。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的高度发展? 自信和开放的政策? 中外工艺美术生产的交流? 工艺美术生产的传统发展。一种传统文化可以传达一种思想，也因此可以反映出一种特色：人的意识的解放、装饰的生活情趣化、多种装饰技法的应用。
篇7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29[本刊网址]http：//
2012年5月，“商丘好人”现象开始在市级各媒体出现，引发了强烈反响。经过三年多的宣传，“商丘好人”在全省、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商丘深厚的道德土壤催生了“商丘好人”现象，“商丘好人”现象同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商丘的具体演绎，并且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一、“商丘好人”现象的特点及影响
（一）“商丘好人”现象的特点
1.草根平民多
“送药哥”姜德强是一名普通药厂工人，拾金不昧的王超华是一位卖菜的农民，见义勇为的张晓华是一位普通的公务员……这些都是个人典型代表；商丘还有如“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商丘市义工联”等团体典型代表。他们都是草根平民，日常生活的点滴汇成了他们的善举。
2.“好人”类型丰富
商丘市委宣传部建立了存储机制、宣传机制、推荐机制、帮扶机制、回访机制等五种长效机制，其中“商丘好人”存储机制即对现有的“商丘好人”事迹进行分类梳理。商丘市委宣传科在2012年建立《商丘市雷锋式“商丘好人”谱》，初期共收录雷锋式商丘好人57人，这也是现在“商丘好人”库的前身。几年来，商丘好人不断涌现，好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丘好人”涵盖诚实守信、见义勇为、自强不息、爱岗敬业、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等六种类型，类型丰富的“商丘好人”不断涌现，形成了商丘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
3.产生了群体效应
随着“商丘好人”的不断扩大，其覆盖面也越来越广，产生了“群体效应”，成为独特的“商丘好人群体”现象。如今在商丘，各行各业都有“商丘好人”的代表，都有先进事迹的传播，在全市上下形成了一种“好人文化”，成为商丘的一种城市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商丘好人”现象的影响
1.传递激发了社会正能量
“商丘好人”中，不管是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还是诚实守信、孝老爱亲，他们都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施以援手，用自己平凡的善举温暖他人、照亮社会。“商丘好人”以自身向上向善的力量影响和带动着更多的人，传递和激发了社会正能量。
2.营造崇尚文明的社会氛围
绝大多数“商丘好人”都是具有浓郁“草根”气质的身边普通人，让群众感觉他们的行为可亲可敬可学，不是那么遥不可及、难以企及。在商丘的大街小巷，随处可听到好人的故事，看到好人的事迹。无论是公交站牌、广告牌，还是出租车、企事业单位以及商铺的LED显示屏，都在宣传“商丘好人”。在宣传氛围的熏陶下，一大群“商丘好人”相继涌现，形成了“商丘好人”群体现象，营造了崇尚文明的社会氛围，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3.提升了商丘的城市魅力
城市也是有生命的，一个城市的魅力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力量不容小觑。“商丘好人”现在已经成为商丘城市的一张名片，展示了商丘良好的城市形象，提升了商丘城市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软环境。近年来，一批知名企业和项目落户商丘，看中的就是商丘“一言九鼎实干兴商”的投资环境以及商丘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商丘好人”现象所体现的传统道德文化
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温情大爱，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他们的善行无疆，汇聚成美德新风，在豫东平原上涌动。“商丘好人”身上就处处折射出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闪光点。
（一）孝老爱亲的观念
《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孝”和“悌”是两条出自血缘亲情的自然纽带，其中尤以“孝”为道德的基石。儒家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础来建立的道德体系。民间谚语也有所谓“百善孝为先”，建立在血缘亲情上的“孝”是人类道德的根源，是人类善良的源头。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弘扬民族传统美德，促进家庭和顺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商丘好人”中有放弃事业来全职照顾植物人母亲的“夏邑孝子”李振亚；有悉心照料生病公婆十多年的永城“好媳妇”朱艳华；有对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不离不弃、悉心照顾的“感动商烟十大人物爱亲守礼模范”房晓云……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孝敬老人、爱护亲人我们感受到了积极的正能量。
（二）自强不息的品质
孔子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孟子告诫人们：“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周易》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完善进取的开拓精神和刚毅果敢、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
一个人面临挫折，不自卑，不自弃，不断学习，提高自己，努力奋斗，不断发展，这就是自强不息。虞城县沙集乡初级中学的贺晓雨和夏邑县业庙乡李寨小学的张京京都面临着家庭贫困和身体残疾的双重打击，但是困难却没有阻挡这两位孩子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梦想的坚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胜者强”的“自强”和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不息”。
（三）诚实守信的原则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认为：“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成为人们在世间的重要的规范和准则要求。“诚”是人的内在德性，表现为真实、诚恳、表里如一，即“内诚以心”；“信”体现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为讲信义、守信用、重承诺、言行一致，即“外信于人”。
商丘的地标“商”字代表着商丘的形象。在商祖王亥开创商业起源之初，诚信即是兴商之本、做人之本，而新时期的商丘人更是秉持了“诚信”这种宝贵的品质，商丘的城市精神“一言九鼎，实干兴商”就是这种宝贵品质的体现。“商丘好人”也秉承了商丘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如“贩菜哥”王超华菜途中捡到6000多元现金，为苦等失主，在街头冻了6个多小时；“美丽的姐”席月丽把乘客落在出租车上的贵重物品原封不动归还。以诚待人、以信立本，“商丘好人”的诚实守信让人们看到了商丘作为“三商之源”和“华商之都”的宝贵城市内涵。
（四）互助互爱的精神
子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爱之人要首先对别人建立仁爱之心，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人与人之间要互助互爱才能在道德上有一个归宿。这是为他人着想的一种仁政思想的实践，有互助互爱、共同强大之意。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也主张平等地关爱天下所有人，也体现出了互助互爱的思想。互助互爱是人们成为社会的人群居在一起最基本的生存手段，也是社会发展、人类共同进步所必需的精神。
李学生、蒋秀娟、李新立、何铁领、陈海旭……商丘外出务工人员以他们舍己救人的举动和见义勇为的精神一次又一次感动外界；荣获2013年度“中国最佳公益精神奖”的商丘市义工联会长李东亮带领无数热心市民对商丘的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商丘好人”这种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的事迹频频出现，充分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
三、“商丘好人”现象与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
“商丘好人”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当代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传播了社会正能量，弘扬了社会正气，形成了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提升了商丘的城市形象，擦亮了商丘的城市品牌，为商丘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对于道德文化的传承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催生“商丘好人”
商丘地处黄泛区，千百年来，黄河在这里多次决堤改道，灾祸频生。同时，处于平原地带的商丘地区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无数次的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造就了商丘人吃苦耐劳、坚忍顽强的性格，孕育了商丘人乐善好施的民风。
商丘是许多历史文化名人的祖籍地和故乡。商丘是孔子的祖籍地，庄子、墨子和惠子的故里，在思想上是中国百家争鸣主阵地、中国儒家思想发祥地、中国道家思想发源地、中国墨家思想发源地和中国名家思想发源地。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丘就是当时的教育文化中心，开设了“国学”、“庠学”等学校。北宋年间的应天书院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后来改为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元、明、清各代商丘为归德府，从“归德”的名称来看，商丘的传统文化土壤影响深远。“圣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以及‘百善孝为先“厚德载物’等传统文化精髓，千百年来深深融人百姓生活之中，成为百姓的生活习惯与行为自觉。”
因此，“商丘好人”现象的产生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是商丘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催生了“商丘好人”。在这种厚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商丘人扶危济困和助人为乐的意识也逐渐成为习惯。
（二）“商丘好人”的榜样力量使道德教育内化于心
北齐思想家颜之推曾经这样肯定榜样的力量：“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当代也有“一个焦裕禄，感动几代人”的佳话。由此可见，道德教育需要榜样的示范作用。，常言道，身教重于言传，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反之，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往往流于形式，无法让人们感同身受，宣传教育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让身边的好人影响身边人，用身边好事教育身边人，才能够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因此，榜样的力量对于道德教育的内化非常重要，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
“商丘好人”的善行义举就充分展现了榜样的力量，无论是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孝老爱亲，还是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平民草根出身的“商丘好人”用最为普通的方式告诉人们什么是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行为，什么是社会所不容许的非道德行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导向。
“商丘好人”榜样的力量促使社会道德教育内化为市民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并为引导市民进一步的外化于良好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可能。
（三）“商丘好人”现象巩固商丘道德文化高地
商丘道德文化是中华道德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也是中华几千年道德文化绵绵不绝的一支脉络，商丘道德文化有许多代表人物，如帝喾、商汤、微子、宋襄公等等。道德文化是商丘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篇8
乔德龙在多年的贵州乡村生活中，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他有着对生活的礼赞，有着深厚的文学和文化修养，他之于中国古典文化造诣精湛，有超然的精神状态。他能够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想象中优游驻足，把生活融于笔墨的体验变成了生活的常态。所以，你看他的画，既有对历史人物精神状态的提炼与笔墨表现，又有对当下人物现实生活的表现，尤其是对黔地苗族、布依族，琼岛黎族等少数民族文化风情的生动展现。我觉得，乔德龙的意义就在于，他为当代中国画提供了某种值得思考和拓展的空间，他让很多画家知道了，艺术要表现生活，要表现大爱，要表现自己真实的内在情感，而不仅仅是图式的嫁接与复制，当然更不是所谓的精神的简单借取。古人的图式不可复制，古人的精神情感更不可复制。比起有些人来，乔德龙的人生有着太多的曲折坎坷，但我觉得他胜就胜在能坚守，能找到自己内心一直想要表现的东西，那就是和他休戚与共、心灵相通的那片土地和人们，正如我前面所说，他的笔墨没有与他的生活及情感脱节。乔德龙在贵州生活了几十年，在那里出生、求学、工作、生活和成长。云贵高原的一些地方仍然保留着农耕文明甚至是原始文明的生活状态，原始的巫术与祭祀依然在这里延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代，西南的文明都是绝然不同于中原文明的，这里是中国的秘境，是中国艺术和宗教神秘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可以说，是西南这片神奇的地方，给予了乔德龙饱满的艺术情感，他以深情的画笔，画这里的山山水水、人物风情。他的绘画所透出来的，是对农耕文明的礼赞，是对工业文明复兴、原生态文明终了的挽歌。
文人画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文人画的范畴和表现内涵，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地域的变化而变化，随画家心境的变化而变化。乔德龙的可贵之处即在于，他没有蹈袭过往的艺术形式，没有固守传统，而是有着内心的坚守，他坚守着这片地域，他将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栖息于这片凝重的大地之上，他以火热的艺术激情和饱满而深沉的笔墨，礼赞着这里的人们，礼赞着这片土地，礼赞着这种原生态的文明，他以凝重、洗练的笔墨线条，描绘当地农民淳朴的乡村生活，堪称民族地区民间风情的历史画卷，但他的画又绝不类似一般的风俗画。他的画线条简洁凝炼，但其中的思想却很深邃，他的画表现的虽是世俗化的题材，但内涵却十分丰富。
我觉得文人画的第一要义就是它的精神内涵。什么内涵呢？文人内涵、文学内涵和文化内涵。而这首先又要使画家本身就成为文人。不是文人的画家，画出来的画肯定不是文人画，没有文学和文化内涵的画也不能算是文人画。乔德龙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首先就是一个文人，他有很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传统诗词功底，他的骨子里就有传统文人的精神情结。在艺术上，他既有传统中国画深厚的笔墨功底，又有扎实的人物线描与造型能力，还有川、黔、滇、琼四省丰富的边地生活体验。他虽出生在都市，却长年工作、生活在黔地的一个县城，当过乡村教师，更长的时间从事文化工作，由于工作需要，脚步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对贵州苗族、布依族文化、西南农村生活有着深刻的体悟与认知。早年，由于时代的原因，他曾两次被下放到贵州偏远的农村劳动，按当时的说法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每次都是直接住在农民家里，终日与农民为伍，脚蹬草鞋，高挽裤腿，仿佛就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他熟知农民话语，熟知农民生活，所以，他的画里，有着丰富的农民气息，他对少数民族妇女和农民的衣着、服饰、装束、形象、语言、神态乃至生活细节等等可谓了然于胸，他的很多代表作都是与西南少数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性创作，贴近生活现实，画里传达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挚爱。
所以我认为，乔德龙对当代中国画的贡献即在于，他深入挖掘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的精神内涵，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质，探索笔墨的可塑性与拓展性，探索传统中国画的现代意识，丰富、发展了传统文人画的精神内涵，真正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生结合了起来，他的很多画都是融写实与写意、传统与现代、生活与想象、精英与民间于一体。最为关键的是，他赋予了文人画以丰富的文学内涵，画里有细节，有故事，有情感，有韵味，有境界。
当然，乔德龙虽然长期工作、生活在基层，还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直接与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但他却是一位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文人学士。他的骨子里具有对中国传统精英文人的那种向往与敬畏，这是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寻觅到的，他把中国文学中的那种诗性精神读懂了读透了。他画坡，画陶渊明，是带着饱满的激情去画的，他深受陶渊明淡泊与潇洒的精神意志的感染，深受东坡逍遥、超逸于尘世苦痛之外的熏陶，所以你看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把东坡那种快意平生、旷达闲适的精神意趣以寥寥几根线条即表现得淋漓酣畅，东坡那种人格的坦荡、伟岸、高绝、卓然不群、恬淡自如的精神情怀跃然笔下。所以，乔德龙即使是画古意人物，也是带着今人的审美、带着他自己对古代文人精神的重新诠释去画的，而没有简单地描其形、摹其貌，我以为，这是一种在与古人进行精神会通之后的信手拈来与任意挥洒！
乔德龙以善画人物著称。他的人物，借古开今，既有扎实的笔墨功底，也有夯实的造型能力，更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精神风貌。中国人物画以魏晋为滥觞，此际的佛教造像，可谓中国人物画的奠基，佛教造像以其对人物衣纹、线条、比例、眼神、面部、妆饰等的细部刻画，而为后来的人物、山水、花鸟等创造了经典的范式，尤其是为中国人物画的线描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晋唐之际的铁线描、兰叶描等，均成为中国人物画中的经典技法。所以，人物画既要讲究线条、比例、造型等，又要讲究神态与精神意趣，实为不易。近代一个时期以来，西洋画与西方的人体素描进入中国，很多人高呼要以西洋画改造中国画，但是一改造之后，很多人就不知道到底该怎样画了。而且近百年以来，尤其是进入当代以来，人物画确实在衰落，保守派与激进派打得不可开交，到底是中好还是西好，到底是写实好还是写意好，似乎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其实，在我看来，绘画中的中与西，并没有绝对优劣之分，而只有工具和表现手法之分，真正好的绘画，是不分中西的。当然，作为中国画家，你在精神内涵与本质及意境上，最终肯定是东方的、中国的，林风眠即是如此。林风眠的成功即在于，他创造性地汲取了西方的艺术表现手法，融入了大量抽象艺术的元素，而在取法素材上，又大量吸取了民间艺术如戏曲人物、剪纸艺术等艺术形式，但在精神内涵上，却是东方的意蕴、东方的神韵。我觉得乔德龙的绘画与林风眠的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处。乔德龙的艺术表现手法中，也有大量的中西融合。在画传统人物上，他较多地运用意笔的书写去表现他心目中的文人雅士，或释道人物的神采风韵，这是晋唐之法；而在画现实农村题材的人物上，他则较多地借鉴了西方的写实手法，讲究人物造型，却又讲究笔墨五色的韵律与节奏，追求传统的笔墨语言与时代审美尽可能完美的结合。衣纹褶皱的处理，讲究人物的线条与比例，讲究明暗关系的处理。但不管运用何种表现手法，乔德龙的画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东方色彩。可见，一个画家最为关键的不是他画什么，运用什么表现手法的问题，而是他的文化修为、文化本位问题。在众声嘈杂中，乔德龙既不跟风，又不赶潮，也不守旧，还不盲从，而是立足于他生长的这片西南大地，坚定不移地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我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中国少数民族隐秘文化内涵的画家，他画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秘史，他是用身体俯在云贵高原大地上行走的艺术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乔德龙是在重拾中国晋唐人物画的精髓。他对线条的讲究，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他的一些历史人物和释道人物都是用细线勾勒的，这种细线勾勒，似乎只有在晋唐的佛教绘画里才能找到，细线勾勒难就难在对线条的锤炼，而对线条的锤炼，难就难在对书法的锤炼，可以说，绘画的线条，就是书法的线条，书法的线条，又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能成的，而是长年累月积淀之结果。乔德龙绘画之所以笔墨浑厚华滋，当赖于他对书法的研习。乔德龙的绘画中，有很强的书写性。他的线条很简洁、很干净、很厚实、很有弹性和韧性，现在的很多画家已经做不到了。乔德龙深知书法之于绘画的重要性，当然，他并不是要当书法家，而是为了让绘画的线条更精致、更细腻、更厚实、更有弹性、韧性和表现力，更具有屋漏痕、折钗股的审美意趣，也就是更具有中国风。
但是，光做到这点还不够，人物画除了要做到线条的细腻和精致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使人物有神采、有情感、有内涵。而我看西方画，即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看毕加索、凡高、莫纳、马蒂斯、康定斯基与夏加尔的画，都能感觉得他们的画能表现各种情绪，表现大爱与生死主题，他们的画能让你久久地凝视，久久地震撼你的心灵，它甚至能给予你以心灵的救赎。而当下的中国画，更多是一种审美的愉悦。当然，中国画的思想内涵是隐藏在笔墨之中的，或者说它更含蓄、更简练、更内敛。但是我不满意的是当代中国画题材雷同，图式雷同，笔墨雷同，主题雷同，我觉得雷同就等于死亡！而乔德龙的画明显跳出了束缚，跳出了种种窠臼，面对浩如烟海的画史，他并没有蹈袭前人的任何程式，他没有陷入对古人图式的亦步亦趋中，他将笔触面向了更为深层的农村土地，苗族、布依族和黎族都是中国民族史上历史悠久、勤劳朴实、多姿多彩、能歌善舞、有着丰富民俗风情的少数民族，在我们的视野中，他们的生活很少得到主流文化圈的关注，乔德龙却用画笔的形式用真情去表现与讴歌他们，这其实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眼光！
一个画家，不管他画什么，其实都是在画他自己，画他自己的情感，即便是画那些远去了的历史人物，他也是用他自己的情感去重新解读那些历史人物，重新赋予他们以新的文学涵义。这种涵义，不光属于古代或当代，而是贯穿古今且具有普世价值的。历史人物仍然具有当下性，当下人物仍然可以具有历史性，这就是乔德龙人物画的精义所在。历史与当下，在他这里是统一的。比如他画海南的黎族也是如此。我觉得乔德龙与黎族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精神层面的关联。首先，乔德龙是一个十分具有文人情结的画家，他尤其钦慕坡，他读东坡，研究东坡，画东坡，他的很多古意人物画，其实是对东坡情怀的笔墨读解，他不但在绘画上，而且在大幅的题跋上，用很长的文字去叙述东坡，可见，他的内里与东坡不知交心了多少回，而东坡晚年，恰好与海南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东坡晚年的诗文词章，大多都来源于海南和黎族，那些质朴的诗文中，有大量描写东坡自己与海南黎族百姓日常生活场景的内容，而乔德龙旅居海南后，又大量地以笔墨的形式表现黎族人民的生活风情，可以说，这恰好实现了与一千多年前坡的精神晤对。我认为，坡是一个真正的能将精英文人精神与平民精神相结合的经典代表，而今，这种精神又在千年之后的乔德龙这里复现了。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篇9
一、立德树人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滋养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安身立命、精神归根与心灵安放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培育的是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魂之底色、育之方式和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在立“什么德”上，不能割裂传统。传统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续和发展的族群，为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通过协商、合作构成命运统一体，在共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共同文化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思想行为方式的总和。传统既体现为能够代际相传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要求，也体现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作为族群个体隐性的、强有力的精神标识，根植于个体内心并规约其行为。“每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都以行为的统一性为先决条件，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说，行为的统一性包含了所说的‘习惯’和‘习俗’。……它虽然不为其他人明确赞成或反对，但总是被某个人或许多人习惯地遵守。遵守习惯并不需要任何约束力来保障，而是行动者自觉的事情。”〔2〕立德树人只有融合传统并在其中获得滋养，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古代社会立德树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嵌入，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继传统并在制度要求下加以强化都可以得到侧面印证。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必然蕴含中国独特的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等，这些元素已经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中，成为“德”的重要思想底蕴，割裂与这些传统因素的内在关联，就意味着“德”失去了底色，会使“德”无处安放、无所附着。
在“育什么人”上，离不开文化的承载。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文化具有整体上育人的功能，其总是潜移默化地对人认识世界、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基本观点发生影响，致使个体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文化熏染中不断确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4〕文化是涵养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文化育人是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中许多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与追求是人才培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养分，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为人处世乃至审美情趣等，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承载。
在“怎么树”上，需要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 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数千年文化传承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情感和文化认同，更是时展最迫切的呼声，它承接过去又延续未来：民族精神不仅构筑民族国家共同的文化根基，构成民族国家共同理想的现实基础，更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和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时代精神则是在新条件下把握时展的脉搏，总结时展的经验，反思时展的问题，归纳时代精神的现实要求的最新成果。两者的相互融合构成立德树人的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就是要从时代角度筛选、过滤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并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与时展要求的良性对接。这就需要我们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服务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铸牢科学信仰，构筑道德情操；也需要传承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塑价值共识。
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无法承载中国社会发展全部精神支撑的功能。
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用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和分析，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界定为“立德树人”的精神滋养，才能更好地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立德树人”的关系，不至于偏离与失措，由此培育的“人”才是中国的、健康的、现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功能定位之所以是精神滋养，是因为在立德树人中理论是指导思想，其发挥思想统领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理想信念，其设计未来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基础，其统筹和汇聚社会价值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更好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统领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的传承、对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所确立共同理想的寄托、对每个中国人美好生活愿景的承载，是中华民族在理想信念层面的共同目标，蕴含着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也需要文化传统对其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滋养，“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清晰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延m中华民族群体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价值观层面获得归属感、归宿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传承民族的精神共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支撑和丰富资源，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基础。
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从当下时展要求看，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石，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智慧宝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磨砺民族意志过程中，在时代的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中，绽放着人性之美，思想之魅。其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滋养立德树人的宝贵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发挥其情感与道德感召力，保持其生命力与鲜活性，使人们的内心信仰、价值操守与精神原则与文化传统相契合，有助于科学信仰、价值共识与精神家园深入人心。
一是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成圣成贤作为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操守，提高人生境界，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更通过社会实践，将内在人格力量外化于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大学》三纲领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宗旨在于彰显人的品德，向内成己，向外成物，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努力抗争、不畏牺牲，留下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与壮美篇章。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立德树人”要构筑高尚道德情操、关注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兴盛、民族富强、百姓幸福紧密相连。这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自信的宏伟气度，也折射出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价值取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其总体现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仁”为核心，仁是对人之为人内在价值的肯定。从“仁”的核心价值出发，在生死取向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义利取向上，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家庭范围内，以“孝道”为价值原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妻恩爱；在社会范围，以“爱人”为价值原则，由己达人，仁民爱物；在国家层面上，提倡“民本”，民重君轻，重社稷必爱百姓。由“亲亲”“仁民”进一步拓展为“爱物”，爱物体现对人之外的自然与外部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这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体要求、社会要求和国家要求实现了整体对接，“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要求。”〔7〕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老爱亲、扬善扶正、见义勇为、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
三是精神追求。精神的重要价值在于识别民族身份，唤醒民族发展动力，激发民族创造性。张岱年先生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8〕中华民族长久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需要呼应时展的迫切要求，鼎新革故的进取精神、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催生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这一方面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和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人心、凝聚动力，铸就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注入新力量的过程中提供丰厚滋养和精神财富。
四是育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与原则，比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等，具有长久魅力，富有育人智慧。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更多地融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大量事实证明育人实践只有融入现实生活“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成为习惯性的人伦日用，才能有效约束与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实际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学・学记》）通过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纲常伦理、蒙学孝德、修身成贤及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情操得以精进，人人向善，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文化人”也体现于“礼教”“诗教”“乐教”中，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现“成人”。“以文化人”更体现在各种仪式和各种表达中，比如以婚丧嫁娶的仪式、祭祀、成人礼以及各种节日仪式“化人”，再如借用建筑、宗教、书法、绘画、碑刻、雕塑、戏剧、诗文典籍等各种形式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中华传统文化善于运用各种形式与不同载体，利用各种时机与场合，把文化育人融于日常生活中，构成立德树人实现方式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立德树人”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历史，承载当下，昭示未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0〕作为转化对象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构成立德树人素材，而应通过重塑与创新，吸纳、融合时代精神，主动支撑与有效滋养“立德树人”。
从传统的“内圣外王”到“新四有”公民。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是基于对人生的感悟，对心性修养的反省，对政治民生的关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有关人生、教育、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理想信念。所谓“内圣”，就是通过修身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为正己的功夫。所谓“外王”，就是将成就的高尚道德推而广之，及于家庭和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正人的功夫。“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和基础，“内圣”以“外王”为归宿和目标。两者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体现为通过修身正己以实现正人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理想信念、价值操守和基本精神的内在道德铸塑，以达到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同构；同时以育人为目标，尊重个体的价值，唤醒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追求内在道德指引下个体“自在自觉”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实现个体与民族国家协调、同步发展。新时期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文化牢牢扎根心中，友善、互助、明理、自强、谦让、包容、诚信、节俭的传统美德融入血液，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的“新四有”公民。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新四有”内涵，丰富“有道德”人才培育的其他核心内涵：一是“有信仰”，即有中国梦理想信念和信仰。明确把“有梦想”“有信念”“有信仰”作为新时期关于“育什么人”整体战略的首要目标，决定了立德树人的整体规格和本质追求。“有信仰”在人的精神领域和能力素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思想引领和行为主导作用。二是“有理性”，即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属性的价值操守。理性意味着成员个体能够对自己存在发展及其同社会整体关系有清醒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有判断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价值标准和价值操守。三是“有道德”，即有以中国精神为独特标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有道德”是“有奋斗”“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情操”“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撑，铸育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时代精神的人，新时期立德树人才能获得现实生活基础，才能把育人在现实的道德与精神生活领域中凝结升华为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四是“有本事”，即有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专业分工及社会交往全面发展的能力担当。这是“有能力”“有担当”“有本领”“有素养”对专业能力的整体要求。立德树人针对的是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各职业人群，这些人群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生活的充分融合，立德树人不能只强调“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等思想水平与道德素质，还要强调“德才兼备”，培养专业技能和综合才干。综上，围绕培育“有道德”的人整体目标，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应该围绕“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核心内涵与总体规格，培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从传统价值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重点发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这六个方面表述了传统美德、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不仅要讲清楚“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也要梳理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与转化。“仁爱”就是爱人爱物，有“仁爱”之心，才能成己成人成物，仁爱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源泉。“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立君为民”“民为邦本”“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传统民本思想向民主价值观的转化，需要使其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诚信是进德修业之根，也是治国为政之本，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需要使其服务于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和培养诚信个人。正义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为先、舍生取义影响深远，可以为形成崇尚正义、富于奉献、自觉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氛围注入思想资源。和合是中华心、民族魂的基本标识，也是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华民族独特理论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面对自然、社会、国家、人际、文明间的冲突，需要以和爱公正化解与融合矛盾。大同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理想，在近代到现代的思想探索与政治实践中，大同理想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同理想出发接纳自由、民主、公平、平等现代价值，使之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接轨，能助力于在“旧邦新命”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观念支撑，更作为道德生成的逻辑中介，在立德树人中奠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基础，也使其在统筹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理想信念与现实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1〕，使其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既是个体层面以价值底线和价值标准凝聚共识的有效方式，也是在群体层面有层次、有重点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更是在全局层面实现为民族寻根、为社会立德、为国家圆梦的价值基石。
从传统修身教化到富含时代内涵的教育感染。传统文化注重修身教化，修身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格与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进行的自我磨炼与力求完美的品格追求；教化是通过礼乐教育与道德教育而实现人心风俗的变化，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与环境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的育人方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价值取向使修身与教化备受推崇。在今天开放、民主、鲜活的社会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规范社会意识、传承美好道德需要对修身教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体教化的言传身教、俗约规化可以通过发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力有效达成，创设优良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工作环境与群体环境，发挥环境间良好的感染作用是当代修身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家庭中以尊老为例，现在社会尊老不必像《弟子规》里所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晚辈应该尊敬长者，长辈也应给予晚辈人格上的平等，这样的转化更富有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所铸育的是以为信仰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属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认为共识基础，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独特标识，以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为成果借鉴的当代道德。
“立德树人”需要坚持指导、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明风范，继承弘扬传统美德。现时代的“立德树人”需从不断绵延演化的v史进程中理解传统文化与时代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学分析、鉴别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为信仰确立、价值重铸与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滋养。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2〕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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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中，工科生的比例要多于文科生和理科生，2015年我国工科在校生数量总计约1072万，位居世界第一，无疑工科大学生是我国大学生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在工科院校，由于人文学科的处于弱势甚至缺失地位，工科大学生接受的人文课程熏陶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工科大学生长期接受工科教育所形成的重视实用、重视客体的思维方式，使得工科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不能正确认识到作为工科学生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意义。笔者结合工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四个认识误区，解读对他们加强传统文化素养的意义。
一、留住经典，传承爱国基因
认识误区之一：中国传统文化陈旧落后。在大学生活现象中，所谓过圣诞节、情人节乃至万圣节早已不是时尚，而已成为大学生中的一种新传统，外国歌曲、戏剧等艺术形式备更受大学生追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传统节日的日渐平淡没落，京剧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无人问津。究其原因，一是开放中的中国与世界同步，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在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中已不再是初来乍到式的体验，而是得到了全方位的融入。二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科学技术发展的落后，在工科高等院校绝大部分的工科专业知识体系都来自于西方，易使工科学生产生中国传统文化陈腐落后、非科学和不产生工科科技的印象。三是工业生产的全球化，使处于产业技术领域前沿的工科学生更易于接受国际化的文化。四是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工科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接受的是以知识点为主的应试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系统了解和深入思考的能力，进入大学阶段后工科学生的思维深度加深，但工科院校对传统文化教育投入较少甚至缺失，使工科大学生仍然无法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缺失，仅抱持固定的思维而不能正确全面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全球化时代和社会加速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衰落是整体社会现象，并非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独有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下，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极度深化，西方文化话语权与流行度在全球化中占据优势，要避免文化全球化变成文化西化的趋势，就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守住根和魂。“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传统文化是在全球化浪潮下保持文化独立性的根本，缺乏传统文化素养，就割断了个体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将直接动摇个体爱国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接受技术知识本身就多于人文艺术知识、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又相对较少的工科大学生而言，这种危害与影响显然会更为明显。而工科生作为大学生中的最大群体，其精神价值取向对国家民族的影响也最大。因此，加强工科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教育，首要目的是通过使之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经典所蕴含的精神内化，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陶冶心性，涵养人文情怀
认识误区之二：中国传统文化不产生实用价值。这一认识误区，主要因工科学生对于知识价值判断的坐标是以“实用”为中心。工科是研究应用技术和工艺的学问，其最大特征是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原理来解决问题。以更为高远的工科视野思维来审视人文科学，会肯定人文学科对科学产生与进步的影响，但对于大学阶段的工科学生而言，其思维更多尚停留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操作主义的就事论事阶段。所以我们往往发现工科学生对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的质疑是“有什么用？”，即认为人文科学不产生具体实际可见的效用价值。而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主体恰恰是人文知识和精神财富，又多以文言文的形态存在。所以工科大学生往往会产生中国传统文化既读不懂、又没有用的误解。
工科学习的内容是工具理性，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代表价值理性，是人自身内心的观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工科大学生所学习的知R、所研究的对象，与所建构的思维均偏于客观，并不能用来调适人类自身的情感理性和人际关系，而这恰是人文科学的价值所在――解决人自身的问题特别是心灵的问题。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态与情怀始终无可替代的共鸣。对于工科大学生而言，以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抒释心性陶冶情操，不仅有利于他们涵养人文情怀，砥砺性格气质，其认同感与接受度也会更为贴近。例如最为典型的“儒道互补”心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小就接受文化典籍的训练，熟悉并受儒道二家的思想薰陶，很多人形成儒道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即一方面受儒家孔孟思想的影响，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赶，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又受道家老庄哲学的影响，遇到挫折时采取超然和通达的态度，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强求，能够安于平淡和自得。“这种两重素质使得士君子的生命富有弹性，他们用儒家进取，用道家调节，形主义与自然主义交融的风格，可以适应顺境和逆境的转换。”对于以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工科大学生而言，如果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似哲学精神，对他们的生活态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指导。又如中国古典诗词等文学遗产，其阅读感受既是一种审美，更是一种基于民族普遍心态的情感共鸣，中国书画、戏曲等艺术形式，强调韵味、虚实，无不都体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的美学观念，学习了解这些传统文化，对于以面对枯燥数据与冰冷技术为主的工科大学生，无疑能起到巨大的精神调节作用。
三、积累智慧，储备管理经验
认识误区之三：工科大学生工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工程技术，用不上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这一误区的原因，一方面同于前文所述是以“实用”为价值坐标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作为在校大学生还缺乏对职业发展的远见。工科大学生就业初始，必然依靠技术为主，终身以工程技术为业者也不在少数。但对于工科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而言，更为高远的规划应是由技术层逐步转入管理层，从技术人员走向中高层管理岗位的职业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技术更新换代剧烈将逐步超出其所学知识范围，另一方面从技术走向管理则能利用懂技术的优点对管理进行优化，是实现个人与单位共赢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管理工作不同于技术工作，管理工作既要处理一些技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单位成员有效完成目标。管理的知识、经验，有许多内容可从中国传统文化别是诸子思想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借鉴。我国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工科大学生在掌握工程技术专业之余，如果从大学阶段就有意识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中积累借鉴智慧，对未来走上管理岗位将是一种极大的知识和经验储备。
工科大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关键在于领会其正确的思想精髓，而非皓首穷经熟悉知识点。一是要善于活用中国传统文化并转化为当代应用。这一古人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的示范，无论是正史还是戏曲小说都可从中汲取大量经验，如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本身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学习治理经验。清代开国与皇太极等人大量运用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计谋不无关联，也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典型。[4]二是不能食古不化或歪曲误读。如对于儒家思想，应当借鉴其“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 》，即注重规则和表率、要把握宽严与平衡、用人德才兼备）的管理原则和“致中和”（《礼记・中庸》，即中庸和谐）的管理愿景，却不能去纠结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又如学习老子的“无为之治”，绝非无所作为，而是指不妄为，顺乎事物发展规律去管理。
四、补充专业，联结中西知识
认识误区之四：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专业技术本身无关，不促进科技发展。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有代表性的思想、艺g、文学、历史等形态。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在工科大学生的认知中，与自身所学的工科各专业的知识几乎没有关联度，因此易于形成传统文化与自身所学的工科各专业几乎毫无关联度的印象。实则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人文领域更具代表性，但在农业、医学乃至工程、建筑等方面均有有别于西方科学体系的独特理论与实践，工科大学生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到本专业的东方智慧，作为专业知识的补充。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先生研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时，其灵感来源于晋代道士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溃，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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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文明与美式幽默巧妙结合
《疯狂原始人》中有着许多观众为之捧腹的笑点，然而这些笑点背后暗藏着中国文化符号的缩影。在中国，这些文化符号通常被置于历史课本或各种类型的纪录片中，其讲述也往往颇为庄重。然而，该影片却以其一贯的美式幽默、浪漫主义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将中国文化符号轻松、愉悦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观众在欢笑声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中国的汉字活体印刷术演变成滑稽可笑却无比“高级”的照相方式；游牧原始人Guy帮助克鲁一家捕猎，采用了木偶戏技术原理，让大鸟落入陷阱瞬间变成烤大鸟；克鲁家族为躲避大猫的攻击，借用了我国东北民间艺术形式――踩高跷；老爸Grug和Guy遭遇柏油危机，用自制的木偶雌猫吸引大猫，成功脱险。此外，代表文明和创新的年轻人Guy通过石块撞击和钻木创造出火种，源于我国古代文明――燧氏的钻木取火，等等。一系列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贯穿于《疯狂原始人》中的故事情节中，为打造轻松、幽默的动漫风格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创意元素。
二、中国传统生活习俗的“润物细无声”式解构与融合
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中运用了现代人生活中熟悉的场面或事物，如：如玩美国橄榄球般激烈地抢食鸵鸟蛋，自然材料做成“雪橇”穿越山坡，两块小石板做“电击”工具、有趣的“鞋子”，挡雨的“伞”，等等。电影将此类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通过形式变化与剧情发展紧密结合而变得异常生动有趣，从而跨越了国界和年龄，让世界观众为之惊呼、欢笑和感叹。
在影片众多的画面中，浓缩着许多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也是中国观众群潜意识下接受和喜爱该影片的原因之一。如：“文明”原始人Guy给小伊及克鲁一家作为传递信息、互报平安的海螺。小伊的第一个海螺被家人破坏后，遭遇危机时，小伊情急之下，用动物的残角代替海螺传出声音，向Guy求救并成功。其雏形为我国古人在战场和生活中用来发出号令或传递信息的号角。其次，克鲁家族悬挂“洗澡”――用木棒敲打身体和衣裳，看似粗野可笑，但它不是美国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它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出生于20世纪 80年代及以前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村，能经常看到自己家人用洗衣棒在河边敲打衣服，用鸡毛掸子掸去桌椅上的灰尘，这些曾经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过的生活场景和方式，通过该影片解构和“变异”之后，拉近了中国观众和该影片的距离，同时勾起了中国众多老、中、青辈的民族记忆。再次，克鲁家族的睡前故事与传统中国式家庭生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20世纪80年代以前电灯、电话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无论乡村或城市，晚饭过后一家人围坐在小院听长辈讲各种鬼神故事、民间故事或者历史人物故事等，虽然有些故事听过许多遍，但这种看似单调的“娱乐”活动却因为浓浓的亲情让家人倍感温馨、期待和怀念，当然，由于剧情需要，克鲁家族的故事主讲人是保守的父亲Grug为保全家人的生命而展开的“安全教育”活动。最后，还有Guy运用火种成功击败食人鸟、引发玉米地“火灾”，意外收获可食用的爆米花之后，出现漫天绚丽的烟花，此时欢快的音乐及时出现，符合我国观众群将烟花与喜庆、节日相联系的传统生活习惯和风俗。总之，类似于上述中我国传统生活习俗和方式的穿插运用，有效地拉近了影片与中国受众群的距离，让大家在倍感亲切又轻松愉悦的状态下接受美国文化影响和熏陶。
三、中国传统父亲形象的运用与解构
影视艺术创作中常利用“移情”这一理论，将影片中的人物设置成与所针对观众群的年龄、身份、品性相近似的人物，将影片中的环境设置成观众所熟悉的环境，这些人物、环境等都来自现实生活，并在现实基础上变形、夸张、组合和修改，让观众产生“移情”体验。[1]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中的父亲形象就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及生活环境而塑造，在阶段性采借中国传统父亲形象、表现世界上所有父爱特质的同时，凸显了美国父亲形象，向世界表达了美国的家庭观和亲情观。
《疯狂原始人》中的Grug是一个保守而固执、严厉却内心充满大爱的父亲形象。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Grug固执地认为山洞是家人最安全的栖身之所，他坚守规矩，害怕失去，拒绝改变，与家人长期生活在没有阳光的山洞里，通过辛苦恶斗哪怕只有一个鸵鸟蛋也是先让家人享用，而自己却笑着说“上个星期我已经吃过了”。Grug这一父亲形象也是广大中国传统父亲的缩影：作为一家之主，上有老、下有小，为生计奔波，肩负着家庭的责任，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小心谨慎地做每一个决定，按部就班地做每一件事情。为了家人的幸福，可以放弃自己的梦想，立足现实，几十年如一日地做着能让家人没有生活忧虑的工作，就像影片中的Grug不是不愿意接受新事物，而是在没有十足把握下，宁愿选择目前他认为最安全的山洞和生活方式。然而，这个类似于中国父亲形象的Grug在Guy多次新奇idea实施成功的事实面前、在巨大的家庭责任重压下， Grug渐渐意识到了Guy的说法的正确性，因此，在面对危机时，他将家人托付与Guy，自己做好牺牲的准备。老岳母那一句“你让我刮目相看”，体现了Grug的思想巨变，道出了广大观众的心声，意味深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影片在表现父爱如山的共性同时，打破了中国式父亲感情表达含蓄特点，影片中一贯严厉、固执的父亲Grug在准备牺牲自己，保全女儿时刻一句“我爱你”，让人潸然泪下，感动不已；从“我有我的力量”到最后“用脑子”想出绝妙好主意，也融合了中国传统英雄男子的“智勇双全”的审美评判标准和美国人的探索、冒险精神；总之，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通过家庭责任、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的演绎，传递了美国现代主流社会重视家庭和睦，注重建立家庭亲密关系等家庭观和社会价值观。
四、《疯狂原始人》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运用对国产动漫发展的启示 经综合分析，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是美国动画梦工厂成功运用和解构重组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典范。中国传统文化的巧妙融合为影片提供了丰富动漫元素，同时，通过植入美国价值观、家庭观，解构重组中、美及世界优秀文化，结合3D技术和美式幽默，为该影片制造了许多笑点和感人的故事桥段，形成了老少皆宜、温暖催泪的家庭大片。因此，该影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包装下，以其影片质量、内容主题和3D技术等绝对优势，在中国上映短短一个月，票房突破3亿元人民币。而我们的国产动漫与之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以我国目前热播的动画片及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为例，它相对于《疯狂原始人》等梦工厂系列动漫，内容缺乏深度，显得较为幼稚，同时，从内容、主题及价值观等没有体现中华民族特色，民族文化内涵不足，民族基因识别度太低，缺乏国际竞争力。而美国推出的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花木兰》《功夫熊猫》到《疯狂原始人》，每部影片都在我国创下高票房纪录。因此，国产动漫行业的从业人员应该不断反思、总结，为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和传统文化传承不断努力探索实践。首先，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动漫创意灵感。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动漫创作的重要源泉，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要拒绝西方和其他地方的文化或者知识，“而是从本土文化中寻找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生态关系”，“寻找当代人所缺、所想、所需的精神和文化境界”[2]。其次，学习美国梦工厂及迪斯尼动漫创作特点，广泛吸收、借用世界优秀文化，并为我所用。如《疯狂原始人》中皮带猴为Grug和Guy助阵吸引大猫来沼泽地，敲打动物骨骼残骸，这一幕让人联想起9000年前，我国河南舞阳贾湖村先民制造、吹奏骨笛画面，或者联想到曾侯乙墓编钟，等等。同时，该影片通过演奏“骨器”这一片段，体现了美国人乐观、幽默等民族特质。最后，可以利用我国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将动漫音乐作为动漫艺术的最佳语言交流工具，做到“先声夺人”“余音绕梁”，形成动漫音乐经典，最后成为民族音乐文化符号。
综上所述，动漫影片《疯狂原始人》在中国取得票房成功，与它巧妙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密不可分。它在获取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深刻地表达美国追求自由、平等，向往光明的探索精神以及重视家庭亲情等社会价值观，宣传了美国文化。因此我国动漫产业也应该借鉴其成功经验，立足本土，为体现中华民族核心精神和主流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渗入到动画作品的形式，固化其民族认同，达到对国家的文化认同，以至于以后他们在不同的文化接触、碰撞和相互比较的场域中，面对另一种异于自身存在的东西时，能产生一种保持自我同一性的反应。[3]同时，广泛采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并以此为国际交流工具，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动漫影片为媒介向世界推广，实现动漫产业经济效益和传统文化发展双赢。
总之，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国产动漫电影创作应该借鉴国外动漫创作经验，在立足本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大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发展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动漫艺术产业。
[参考文献]
[1] 李艳芬.宫崎骏动画中日本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建[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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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型营销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收录日期：2014年6月8日
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目前业界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话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销人才对国家经济社会和各行各业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创新型营销人才的培养也成为高校营销人才培养的共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代代相传的物质和精神创造，是我们民族繁衍生息的不懈动力，其中蕴藏着大量的有关宇宙、世界、人生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智慧瑰宝。20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汤恩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先生的对谈集《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指出，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依靠中国传统文化。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巴黎会议有一个鲜明的议题：人类在21世纪的生存，需要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当前，人类面临诸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国内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各行各业纷纷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答案，形成了一股股学习国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例如，上世纪的日本、韩国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积极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了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面对当前的这种大趋势和创新型营销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营养，培养创新型营销人才显得尤为必要。另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营销人才不断地向国内外进行营销传播，打造我国的民族特色，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创新型的营销人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学生学习、践行并营销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和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文化发展的大繁荣，实现中国梦。
一、创新型营销人才及其培养
创新型营销人才是具有高尚的创新人格、敏捷的创新思维、丰富的创新知识和较高创新能力的高素质营销人才。创新型营销人才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品格，追求真理，对事物充满了好奇，积极探索未知的东西，不迷信权威，不惧怕困难挫折，不怕失败，原意与人合作，乐于奉献，敢于自我挑战；同时，头脑灵活，敢于打破陈规，善于发现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另外，知识丰富，动手能力强，善于在实践中积累新知识新经验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创新型营销人才包含了道德修养、理想信念和人格特质等人格要素，也包括了思维方式、做事方法、知识储备和实践技能等思维、知识和能力要素。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创新知识和能力共同组成了创新型人才这个有机体。
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新形势下高校担负的历史使命和承担的现实任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同时也是高校自身在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生个人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谋得生存发展的平台，实现自身理想、价值的需要。除此外，营销作为一种企事业行政单位、各行各业、各种组织和个人在运行、工作、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必须具备的理念和技能，其重要性越来越突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作为很多高校都开设的营销专业，培养创新型营销人才显得尤为必要。但是在创新型营销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学生道德素质不高，人文素养欠缺，缺乏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做事情心浮气躁、眼高手低、急功近利，不能够心平气和、高瞻远瞩、脚踏实地，在学习中过分看重考试分数和一些技能证书的获取，等等。面临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一些营养，让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下，提升自身的创新素养。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创新型营销人才的意义
（一）传统文化有利于塑造学生较完美的创新人格。创新人格是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创新人格一方面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创新的人格，是创新的个性，一般表现为具有较强的好奇心、自信心、坚强的意志、独立的思考能力，不迷信权威、敢于打破陈规、不断进取和不断超越自我；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思想品质的角度来界定，创新者的人格是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坚持真理、乐于奉献、不怕失败，具有较高道德素质的人格。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人格的塑造都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格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以“修身为本”；历来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不怕艰难困苦，不断超越自己，都可以成圣作贤，要相信自己；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个人要养“浩然之气”，“心怀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仁爱，“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帮助塑造较完美创新人格的精神财富比比皆是。学生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体悟并力行这些智慧，是能够塑造较完美的创新人格的。
（二）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发现问题并创造性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需要创新性的思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很多东西都可以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带来启迪。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人”并称三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视事物的整体联系，具有明显的整体思维特征；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取象比类，通过自然界中的事物和现象来探究人身、自然和社会等不同领域的规律，看重类比思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直观体验和体悟，具有直观思维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反对机械呆板，拒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认为“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具有辩证思维的特征，等等。相比直线式的机械式的思维，这些思维方法在帮助学生开启创新之门的过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可以为学生的创新提供思维支持。
（三）传统文化有利于丰富学生的创新知识。创新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特别是一些人文方面的知识。营销是综合性非常强的活动，营销的创新需要吸取经济、管理、自然、人文、社会、哲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知识。而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藏，蕴含了大量的涉及各个领域的智慧。传统文化的学习能够为学生的营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源泉，比如在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营销者可以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产品的文化意蕴，开发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创意产品，像美国人利用中国文化素材拍摄制作了电影《花木兰》和《功夫熊猫》向全球市场推广，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收入；在产品品牌和包装策略中，营销者可以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以此来彰显自己独特的定位和个性；在广告创作过程中，营销者可以突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此来吸引受众，打造自身的独特形象，像乌江涪陵榨菜的广告宣传中强调“中国好味道”，并更换带有国粹京剧脸谱标志的新包装，使得产品的销售和品牌形象得以迅速提升；在促销活动中，营销者也可以基于传统文化采取合适的促销人员、时间、地点和方式等等。
（四）传统文化有助于营销理念的树立和实施。树立和实施现代营销理念是营销活动的重要内容。不管是在商业组织经营、行政事业单位运行，还是个人工作、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营销理念的树立和实施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营销理念强调站在“顾客”的角度考虑问题，向“顾客”提供更多价值，让“顾客”满意，使“买卖”双方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仁爱、和谐，强调亲亲、仁民、爱物，“凡是人，皆须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营销理念的本质，使得西方的营销理论增加了几分本土色彩，从而更加方便营销理念被各行各业各种组织和个人所采用和实施。
创新型营销人才的培养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营销人才的营销与弘扬，借助传统文化培养创新型营销人才也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目前我国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比较少，缺乏正确的认知，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落后和禁锢人性的腐朽的东西。所以，借助传统文化来培养创新型营销人才，有利于对我国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使他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向国内外营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型营销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如何培养这种人才的回答，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和培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与一般的创新型营销人才培养模式相比，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型营销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和内容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在创新型营销人才培养目标中增加了传统文化相关的要求。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首要内容，引导着人才培养内容和培养方式的选择。除了一般的培养要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型营销人才的培养模式，其人才培养目标中增加了对学生传统文化修养相关的素质要求，像孝悌忠信、仁爱和平、礼义廉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身养性和修齐治平等，强调学生要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还要不断向国内外弘扬和营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正如北宋大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生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心胸，把光复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一个神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份力，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在培养内容方面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培养内容是人才培养模式非常重要的构成，决定着向学生教授什么课程的问题。在营销专业的教学内容中，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定为大一或大二的专业必修课，每个营销专业的学生用至少一学年的时间较系统地学习这门课程，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正确的认知并逐步产生学习兴趣；在大三增加与营销专业学生的创新素质相关的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思维方法、传统艺术和古代文学等方面的课程作为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这在营销中日益强调文化价值，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势头日益迅猛的大背景下，这些课程的设置对学生的营销创新和实践具有较多好处，有利于学生创新人格的塑造、创新思维的训练、创新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大四，我们开设国学经典选读的专业选修课，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等。这些教学内容的安排，使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贯彻整个大学四年，使他们耳濡目染、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认同、产生兴趣，逐渐践行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三）教师要以身作则，创新教学和考核方式。在创新型营销人才培养中，教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必须有什么样的老师。要培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创新型营销人才，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创新素质。这首先要求教师在授课和日常生活中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传统文化精神，学习并践行中国传统文化，为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学习榜样；其次，教师在授课中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引导学生重视传统文化，在介绍营销专业知识的过程中，除了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相关问题，还可以引导学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来探讨相关问题；再次，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不能够把传统文化的学习当成说教，使学生把所学课程当成自己拿学分的工具。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多采用现代的教学技术和手段，利用案例式、体验式、研究式、启发式和师生角色互换式等教学方式，强调师生互动共同成长，重视知行合一；在考核方式方面，创新教学考核方式，不但要考核学生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还要考核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人格；不但考核结果而且更要重视过程的考核，在教学考核中也要体现传统文化的精神。
（四）学校改变管理理念，塑造良好的传统文化学习氛围。学校要改变管理观念，由“管”师生转变为服务师生，增强学习传统文化的意识，为师生学习传统文化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学校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在工作、生活实践中践行传统文化的精神，“自己做到然后再要求别人做”，这样才能够上行下效，得到师生的积极响应，为师生树立一个效仿的榜样。学校要在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后勤管理和其他管理过程中，积极贯彻落实学习传统文化、力行传统文化和宣传传统文化的精神，使传统文化成为学校的校园文化。学校要定期不定期地组织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论坛，成立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教师和学生团体组织，开展推广落实传统文化的主题实践活动，鼓励师生每天诵读《弟子规》、《三字经》和《千字文》等经典读物；积极利用广播、海报、路标、条幅和网络、手机等传统的和现代的媒介不断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等等。通过这些方式来推动师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为师生共同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四、结语
“越是民族的越是特色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指出“注重发展教育的民族特色是世界教育的大趋势”。在培养创新型营销人才的过程中，我们要积极挖掘和吸收反应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的智慧宝藏，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来提升学生的创新人格、启发创新思维、丰富创新知识和提高创新能力，帮助学生成人成才。同时，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实践，使他们致力于向国内外营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为世界曾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她还会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来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帮助我们实现中国梦。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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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中国的人物形象设计怎样才能打造出既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跟上国际现代设计水平的优质作品，是当下中国所有人物形象设计师都应当深思且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一、人物形象设计的概述
人物形象设计是通过对具体个人整体形象的诊断和设计，专门为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提供私人化、差异化的一种服务行业。形象设计师会根据客户本人在身高、体重、身材、肤色、发色、五官轮廓和气质气场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个人特征，参考客户的工作职业、社会地位和将要前去的场所等具体情况，通过高雅的审美观设计来对客户的妆容进行设计，对服装风格进行选择，对发型配饰进行推荐，为客户打造出最适合本人的整体人物形象。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对在中国漫长悠久的历史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一切文化遗产的统称。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具体指的是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提取出来并被大多数中国人承认、接受和认同的一种意象符号。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既是我国历史文化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精髓，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也是象征着中国国家尊严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文化符号，具有神圣而庄重的严肃意义。
自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中国文化全面而系统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之后，世界范围内的设计行业都在频繁地学习和应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国的书法、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性的文化元素被大量运用于世界级的设计作品中。古老的中国文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站在了全球文化的历史舞台上，成为各国设计大师争相采用的设计元素。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外观设计、房屋室内设计、商品包装设计和服装造型设计等方面的应用较多，但仍然很少有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人物形象设计方面的应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人物形象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每一个设计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喜爱、偏好、选择、提取和采用都有着个体的区别和差异，但也正是这些区别和差异创造出了风格和特点各不相同的艺术设计作品。
（一）妆容。中国古代的女性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对面部进行修饰的设计工作了。应运而生的胭脂水粉更是每位女性必备的设计工具。在历史画卷中相继出现了注重眉眼描绘的眉妆和泪妆，强调脸颊色彩的粉脂妆和三白妆，还有以胭脂晕染眼角、眉梢、嘴角的红妆和血晕妆等。随之产生的还有额黄、面靥和斜红等修饰面部的绝妙方式。以修饰额际的花钿为例，女性将各式各样花朵形状的饰品贴在眉心作为修饰额眉的装饰道具。如果将这种古代的妆容绘到现代丽人的额际与眉间，就又是另外一种新鲜的风格和韵味了。
（二）发型。中国古代女性的发型和发饰形态各异，种类繁多。以发型中的盘髻为例，光是唐代的发髻造型就有同心髻、交心髻、抛云髻和鸾凤髻等上百种不同的髻形。而修饰发髻的发饰更是五花八门。汉唐以真假花朵居多，宋代以绸缎玉器为主，明清则主要是金石珠翠的宝钗发簪。即便是到了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在，女性的发饰造型也仍然是以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为基本参考而设计出来的。据2010年国际发型机构的统计数据信息显示，中国红、凤纹、晕染和盘髻编辫等一系列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型设计元素成为了隐居在人们发丝间的新一季流行风尚。
（三）服装。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注重意境的营造和气韵的培养，大多数的服饰设计和纹案设计都有着吉祥如意和平安祥和的美满寓意。其中，红色飞龙、金色凤凰和紫色祥云等都是最为常见的服饰图案。“飞龙”是中华民族最高阶级的图腾代表，象征着天命的尊贵权威。“凤凰”是与龙相对的一种威严代表，凤为黄天，凰为厚土，象征着成双成对的贵族强权。“祥云”代表的是安康和祥瑞，是中国古人对和谐平安的祈愿和祝福。
四、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从中华民族悠久漫长的历史中积累沉淀下来的文化财富，和世界范围内的人物形象设计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传统文化元素可以被任何一位设计师应用到任何一种形象设计中去，进而创造出兼具前卫时尚风格和民族传统特色的设计作品。
参考文献：
[1]孙红霞.探析人物形象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J].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2）：30-31.
[2]刘晓阳，许阳.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人物形象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装饰（理论），2015，（02）：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