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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4、第 36 条5、《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下文简称《婚姻法》)第 17 条6的规定,依法判决驳回驳回刘女士要求分割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俾利街 1**号**座房产(价值人民币 210 万元)及澳门国际银行的 50 万元存款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但双方当事人均未向二审法院提交新的证据。关于争讼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首先,关于吴*锋于 2007 年 3 月 6 日从其中国银行划扣至澳门国际银行的存款 50 万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适用问题。一审法院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的规定,基于刘*红与吴*锋的共同经常居所地为内地,从而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对本案进行审理,判决刘*红主张该笔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要求分割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维持了原判决。其次,关于位于澳门俾利喇街 1**号**座商品房的处理问题。该房产的法律适用,一审法院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36 条的规定,适用《澳门民法典》进行审理,并认定该房产属于吴*锋婚前个人财产,不予支持原告诉求。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夫妻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纠纷,对于位于澳门俾利喇街 1**号**座商品房的处理应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的相关规定确定准据法,即适用内地法律审理,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适用法》第 36 条的规定不当,并予以纠正。二审法院根据内地《婚姻法》认定,本案中的争讼房产于 2007 年 3 月 5 日购买,刘*红与吴*锋于 2007 年 5 月 16 日登记结婚,房屋购买时间早于双方结婚时间,且刘*红没有充分证的证据证实其对讼争房屋确有出资行为,双方亦均确认购买讼争房屋的目的是为办理投资移民之用。即使吴*锋在购买讼争房屋时在《承诺买卖合约》中记载其婚姻状况为已婚,且与刘*红已取得共同财产制结婚,但因当时双方并未登记结婚,故不能以此作为双方对婚前财产达成一致约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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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婚财产分割的相关冲突法问题
(一) 离婚财产分割问题的识别
识别,又称定性或者归类,是指在适用冲突规范时,依据一定的法律观念,对有关的事实构成做出定性或分类,将其归入一定的法律范畴,并对有关的冲突规范进行解释,从而确定应援用哪一种冲突规范的认识过程。7从广义上讲,识别存在于法官处理所有案件的过程中,而就内国案件而言法,官只需依照本国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进行识别,并不会产生识别冲突问题,但对于涉外案件而言,识别就成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问题。8从《法律适用法》第 8 条9的规定来看,大陆地区是根据法院地法进行识别,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用内地的法律对相关的法律事实进行识别。尽管如此,我国法院的司法裁判文书也鲜有反映法官对法律事实的识别态度。虽然法官会阐明确定准据法的内国法依据,但法官不会详述其做出法律选择的复杂的心里判断过程。所以本案的问题在于如何识别,即对于涉案法律关系如何进行定性的问题。就本案而言,作为离婚财产分割案件,一方面因作为诉讼标的涉诉财产是物,易将该问题定性为物权法律关系;一方面离婚财产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而又具有夫妻财产关系的属性;另外,该财产分割因离婚产生,故与离婚关系本身又具有密切联系。鉴于一审和二审法官对于该问题定性不一致,下文就此进行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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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今离婚事件中房产纠纷表现显著
面对经济因素的影响，其购房已经成为夫妻结婚共同努力的目标。因此，可见房产在婚姻生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而在后期离婚中其房产成为最瞩目的纠纷事件，其双方最显著的纠纷就是房产。例如：婚后由男方家长投资购买的房屋，而后将房产过户至夫妻双方的共有名下，随后在落实离婚诉讼程序中，女方要求对房产进行平等分割。根据《婚姻法》的第十七条条例规定，法定夫妻若在存有婚姻关系中继承财产是归双方具有共同拥有权。因此，在办理离婚程序当中，应对房产进行合理、平等的分割。针对该离婚案件进行浅析，男方父母在婚后投钱购房并过户至夫妻双方名下，实属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一定的房产赠与行为。因此夫妻二人在离婚程序中有权平等分割房产。根据当前夫妻结婚形势，基本由父母购买房屋。在房产权方面普遍存在忽视赠与行为的现状，在离婚中涉及了较多纠纷。从道德角度思考，对父母财产权益构成了法律威胁，从侧面也展现了房产分割的不合理性、不平等性，不利于维持社会群众生活的稳定性。
三、研究亲属法的财产基本问题
（一）对亲属法中财产缺少本质、规律研究
现有的亲属法研究成果一直停留在微观的角度、层面，而对其本质、规律没有进行宏观性研究。这样的研究导向必然会导致婚姻法的立法界定不够清晰、明确，应该运用婚姻法学的研究会进行高层次的研究，它在学术界中所发表的文章并没有从本质上研究亲属法在内容上涉及的基本原理。直至2010年在学术界发表的相关性文章并没有超过10篇，这样的研究数据表明亲属法涉及的财产基本问题没有收到研究协会的高度重视。
（二）对亲属法中法律问题缺少内在关联性研究
在现今的亲属法研究方法中，没有与相关部门的法学进行关联性研究，导致其法律问题在研究方面缺少内在关联性，致使司法在解释有关婚姻法法律问题时，急切想通过有效手段解决婚姻生活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因此，应该通过《物权法》等对其实施关联性解决法律问题的方式。这也体现了物权法在婚姻法中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关联性，因而解决婚姻纠纷问题应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运用法律法规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以此明确现行婚姻法在立法中的范围及界定。
四、基于民法视角分析婚姻法相关纠纷问题
婚姻法根据法律效应对法律制度进行了详细、具体、明确的划分，法律效应的差异性需要借助人类进行准确性划分。因此，它在法律关系方面、法律制度方面的构建又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与联动性。部分学者对《债法》、《物权法》划分进行批判，它分割了婚姻经济、伸过的完整性。例如：《合同法》从第一百三十五条条例之后，对动产的交易行为、滋生的义务进行相关性界定，其动产在交付方面应履行的义务需借助《物权法》进行规范性界定。虽然没有构建专门法律进行专一性界定，但在解决、处理婚姻纠纷问题中，法官可以根据有观法律作为判决的重要依据，其《债法》、《物权法》在解决该问题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综合所有法律去解决婚姻事件的纠纷问题，更能彰显法律约束的全面性、谨慎性。
基于夫妻在婚姻生活关系中的复杂性，在法律中也涉及了重大的纠纷，尤其是对不动资产的纠纷。在面对离婚事件过程中，其财产纠纷必然会引起民众的重视，仅靠《婚姻法》去解决婚姻纠纷问题会在法律上暴露出不具全面性的问题。因而，需要结合其它相关法律对其实施解决策略。若夫妻在法律中的关系不涉及离婚、房产纠纷的双向问题解决条例，会导致婚姻法失去保护权益的法律效应。但在实践上，中国的单项法律虽然不具完整性，但其法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在解决民事纠纷问题时，能够突显法律的叠加效应，进而运用综合法律的全面性去解决现今离婚、房产纠纷的双向问题。因此，在涉及离婚、房产纠纷的问题中，其财产分割应选用《债法》、《物权法》进行支配性处理。
如果该项纠纷问题用较为单一的《婚姻法》去处理，不仅是法律条例失去合理性，还会却是一定的法学秩序，譬如：运用综合法益、法价值构成的法律秩序会缺失合理性，因此，法益在人格方面具有较高的法律阶面，尤其是财产涉及的利益问题。在许多离婚事件中，会牵扯至人格平等权在法律面前的冲突，体现了权利、权益牵涉的歧异性，难以作出抽象性的区分及比较。其《婚姻法》在相关立法中，没有明确界定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判断，而只能结合实际事件去权衡当事人的婚姻利益关系。
五、解决与处理相关房产纠纷的有关保障
（一）利用借贷关系
为了使夫妻双方在离婚事件中得到有效、合理的权益保护，基本采用和谐的方式完结相关纠纷问题。因此，房产纠纷应该利用借贷关系作为保障。对父母、夫妻间构成一种借贷关系，父母在投资房产过程中，应有夫妻双方出凭借贷字据。在构成借贷关系之后，当在离婚程序中女婿、儿媳分得平等的房产产权，父母可凭借贷字据在法律中进行诉讼，向他们追回投资房产的部分财产。因此，运用借贷关系会在未来离婚程序中构成一种全新诉讼方式，保障父母的房产资金，但其房产产生增值利润部分与父母无关，也无权作出申诉行为。
（二）明确房产的赠与对象
为了在房产纠纷中维护自身的法律权益，投资购买房产者应该进一步明确日后房产的赠与对象。根据国家对《婚姻法》规定，其中第十八条指明：遗嘱书、赠与合同如果明确阐明了归于夫方、妻方都属于夫妻单方的私有财产。其司法对其解释为，夫妻在婚后有父母投资所购买的房产并将其落户在自己子女的名下者，根据社会道德的解析，由于父母指定了房产赠与的单独对象，不属于夫妻婚后的共同不动资产。因此，该策略的实施又是在保障父母、夫妻单方的婚后权益，体现了财产在法律中的公平性。
（三）结婚时进行协商、约定
夫妻各方在达成结婚共识时，应该事先对资产进行协商、约定，以免在日后生活中涉及纠纷，尤其是对房产的纠纷。对财产进行约定去解决未来纠纷问题，应该依据双方结婚时的约定，有利于解决房产产权的纠纷现阶段问题。特别是在和谐社会的构建道路上，其法治建设是核心部分。因此，一切纠纷问题都要依据法律进行判决，通过协商、约定去解决各种纠纷问题，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也是最具合理性的权益保障，有利于维护婚姻在社会中和谐、稳定发展下去。
六、对婚前的按揭房产归属进行界定探讨
在现今多数离婚事件中还涉及了还钱的按揭房产归属的纠纷，实际上是夫妻单方在婚前进行的个人首付行为而展开的按揭付款购房交易，并将其登记在私人财产的名下，但婚后由双方共同实现还款活动，其对最终归属进行界定探讨如下：
（一）夫妻双方财产在制度上发生的变化
原有的婚姻财产在制度上为基本的共同财产所有制到结婚后的共同所得制，但是截止2001年国家对婚姻财产的相关制度作出了调整，重新归类了个人财产、共同财产的归属问题，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在法律效应上优先其法定制度下的财产归属权。该制度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婚姻关系、现实生活而制定的，有利于夫妻双方经营婚姻的和谐关系。但近些年的婚姻关系，受经济影响发生了转变，在财产方面表现出独立的特征，对财产而作出的约定使夫妻在后期财产纠纷中削弱了法律指定财产归属权的职能，进而对其财产的支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与法律性。此外，在新婚姻法中对夫妻财产相关制度的界定进行了部分修改，在共同财产方面进行了完善与改进，使其制度更具合理性、紧密性、公平性，有力保护了婚姻关系中弱势一方，但其保护的财产范围变小了，旨意在强调夫妻不是同体的原则，设立了约定财产的合法制度、个人财产的合法制度。而通过书面形式完成约定财产事项，足以体现夫妻双方的自愿性、自治性，这对双方的财产进行了约束。其中夫妻单方的债务信息若被泄露，并且告知第三人对财产实施的约定，应由该方偿还对外债务。该制度的建立在法律中提升了相应的地位，在财产规定方面得到完善；此外，运用个人财产的合法制度对夫妻的个人财产实施法律性保护。其财产的法定制度、夫妻特有制度、夫妻约定与协商制度等在形式上完善了夫妻在婚姻关系中的财产制度及关系，从而形成具有完整性的体系。在财产判决方面，法律完全优先依照夫妻约定制度，对其财产进行依法处理与判决。而在夫妻财产的法定制度中，需要明确特有财产、共有财产，根据实际情况及法律进行判决。
（二）夫妻涉及婚前的按揭房产纠纷归属问题
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条文一中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单方具有的财产不会受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发生改变，这不包括已经约定的财产部分。例如：夫妻单方在结婚前所签订的房产合同，以及各银行之间签署的按揭还款合同，该房产在产权上归夫妻单方所有，属于个人财产部分。如果经过夫妻双方进行有效性约定，可将其划分为共有财产的行列中，否则依旧属于夫妻单方的私有财产，但其在离婚纠纷中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这主要体现在婚后按揭还款上。婚后所履行的按揭还款行为，实际上是属于花费了夫妻双方的公共财产。
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条文三中第十条规定，将该房产问题进行细化、具体化。针对以上按揭房产实施离婚程序后的房产分配问题，此不动财产理应由夫妻双方进行协议形式处理。根据法律条款夫妻双方没有达成约定，就不能构成公有财产，因此法院会将其房产判决给夫妻单方。其未经偿还的部分款项为个人债务，而在婚后经双方共同偿还的款项属于公共财产部分、以及归属增值部分，在办理离婚程序时法院应该根据并借鉴《婚姻法》中的39条条例第一条款项中所规定的法律原则，其产权登记为夫妻单方并对夫妻另一方实施补偿。离婚程序在处理房产纠纷事件时，当在夫妻没有对财产分配进行法律约定的情形下，法院会默认为该房产的产权归夫妻登记一方所有，这有效保护了夫妻单方在结婚前个人财产权的利益，也间接损害了夫妻另一方在结婚后的相关财产权益。
自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第三条例在婚姻生活中实践以来，其在学术界内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并将争议的重点以及焦点都放在了婚后财产纠纷中的分割、补偿等方面上。其中第十条条例在婚姻法中规定：如果是离婚的非财产所有者，夫妻单方就会在此房产纠纷中净身出户，在实际婚姻生活当中，具有非产权的夫妻单方基本上是弱势方，但在婚姻生活中却付出了较大的努力，而在办理离婚程序时，如果贸然从事上诉的判决就会突显法律的不公平性。如果单纯是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后共同偿还按揭房产的房款、以及对应在财产对应增值部分进行补偿，会严重削弱了夫妻非产权当方在经营婚姻方面、夫妻关系方面、所得财产方面的积极态度。其中婚姻关系体现为身份关系以及财产关系，身份关系作为财产关系的基础保障，而其财产关系主要是由身份关系演变而来，所以身份关系直接影响着婚姻当中的财产关系，单纯使用《物权法》解决婚姻关系中夫妻的房产产权纠纷，就会将夫妻共有财产赋予市场经济性，遮蔽了夫妻身份的复杂性、特殊性。因此，要想处理好夫妻财产产权关系不能只参照基础财产法，应该理清财产纠纷涉及的《婚姻法》在内在关系上的逻辑性与关联性。然而在国外处理婚姻纠纷时，房产产权归夫妻单方所有。但法院会根据夫妻另一方在婚姻期间对房产产权作出的贡献进行依法判决，并赋予其房产权益。因此，我国在立法上应该承认女方是非产权者对婚姻生活的过程，并用法律的界定去对该夫妻单方进行财产补偿。
（三）对房产增值财产部分纠纷的处理
根据国家《婚姻法》的司法相关解释，投资的房产在获取收益、增值之后，在法律上实属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而彰显法律规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其在争议上将焦点锁定在房产的资金方面。其资金的获取在房产增值合法范围之内，是夫妻双方共同维护房产所获取的收益，间接体现了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在这部分设计了夫妻双投入的问题，将租金的收益定义为个人财产、共有财产存在一定的偏差。其按揭房产涉及的增值问题，应综合夫妻单方为还房款作出的贡献程度，进而对其进行合理性财产补偿。如果将该房产硬性定义为个人财产、共有财产，不仅破坏了夫妻财产权益，还制约了对婚姻关系的维系。因此，房产产权的纠纷应该借鉴国外法律，其判决在法律上应该尊重夫妻协力的重要原则。
七、总结
房产问题自古以来是社会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对离婚纠纷的处理，房产的纠纷涉及了夫妻双方利益、社会和谐发展。由于我国部分区域法院存在一定的处理、解决问题，其在原则、方法上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因此，解决房产纠纷相关问题还应完善法律、法规，对房产归属判决形成可行性依据，为婚姻关系、房产产权等纠纷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以公平、公正的态度维护房产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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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纠纷,亦称家事冲突、家庭冲突、家庭纠纷等，是指发生于家庭内部的有关身份或财产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婚姻案件、亲子案件、监护案件、扶养案件、继承及遗嘱案件等。家事纠纷是一个复杂的纠纷体系,既包括身份关系案件,也包括由此关系所引发的财产纠纷案件。因此，依据纠纷是否涉及财产关系，可以把家事纠纷分为单纯的人身关系纠纷和同时涉及人身、财产关系的家事纠纷。对家事纠纷进行这样的分类,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家事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
二、有关家事纠纷可仲裁性的立法现状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规定，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可仲裁事项进行限制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国家都把涉及人身关系的事项归结到不可仲裁的范围内，如：《秘鲁民法》在其1913条以否定性列举的方式规定涉及个人法律能力和地位的争端及涉及道德情感和可接受的标准的争端不能成为仲裁标的。
但随着国际经济以及仲裁制度的不断发展，也有些国家或地区将家事纠纷纳入了仲裁的范围内,如：瑞士国际私法第177条第一项规定：凡具财产性质之事项，得为仲裁标的；而所谓财产性质之事项，依据解释，在瑞士法下，只要得以金钱评论的请求权，即为财产性质请求权而为财产事项，故瑞士国际私法对争议的可仲裁性系采取宽松的态度，赋予广泛的承认。
我国现行《仲裁法》只用两条条文简单规定了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即：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由此可知， 我国法律是从肯定和否定方面规定了争议可仲裁性的范围，并将家事纠纷排除在可仲裁范围。
家事纠纷中基于人身权所产生的争议不可仲裁，这没有什么争议，但在婚姻、收养、抚养、继承等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对相关的人身权没有任何争议，案件也没涉及到对人身关系的认定，只是单纯的财产权益纠纷，这种情况下并不是绝对不能提交仲裁的，下面本文主要探讨一下两种可以提交仲裁的典型情形：1、离婚后财产纠纷，这里可以提交仲裁的只包括婚后的财产纠纷，对于离婚纠纷中所产生的所有财产权益纠纷，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仲裁的。对于婚后的财产纠纷，由于相关机关已经解决了涉及人身的离婚纠纷问题，此时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权益纠纷已经从人身关系中剥离出来，符合仲裁所要求的当事人主体地位平等、争议的标的是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的财产权益，并且当事人处分自己财产权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2、继承纠纷中的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我国《继承法》第31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遗赠扶养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合同，只不过合同内容涉及到了扶养关系，但是，首先我们应看到它所具有的不同之处，即遗赠抚养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具有人身关系，遗赠人和受遗赠人之间也不必经过人身关系的认定；其次，遗赠扶养协议旨在解决无法定扶养人或法定扶养人确无抚养能力的人的生活保障问题的，遗赠人作为其财产的所有人，可以自由处分其合法财产，这可以和任何符合该条件的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这并没有损害到第三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法律不应该限制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
三、家事纠纷可提交仲裁的现实可行性
根据以上对家事纠纷可仲裁性问题的探讨，并结合国外的一些规定，可见仲裁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一国的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我国仲裁制度虽然有发展,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特别是限制家事纠纷提交仲裁，这不利于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也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这种现状下,我国有必要将一些家事纠纷纳入到仲裁的范畴内。其可行性和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家事仲裁提供了可能。1995年9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仲裁法》，将仲裁统一为民间性的协议仲裁，并实行一裁终局制度。但是从我国仲裁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我国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内仲裁方面尚难以完全摆脱以往行政仲裁的烙印，其与现代国际仲裁制度相比较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为了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有必要将一部分家事纠纷纳入到仲裁范围之内。
（二）将家事纠纷提交仲裁可以解决法院诉讼负担过重的现象。为了缓和诉讼负担和司法资源紧张的矛盾，法院对仲裁逐渐采取鼓励并支持的态度。但由于《仲裁法》对仲裁的受案范围规定的仅限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一些可以和人身权认定相分离的、只涉及财产权益争议的家事纠纷，我国有必要列入仲裁的范围之内，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法院的诉讼爆炸和司法资源紧张的矛盾，促使纠纷快速得到解决。
（三）将家事纠纷提交仲裁符合仲裁的性质和目的。对于仲裁的性质问题，国际社会主要有四种理论学说，即司法权论、契约论、混合论和自治论。纵观这些理论，我们发现，人们对仲裁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尽相同，但是都认可仲裁的意思自治属性。在家事纠纷中，一些纠纷是在人身权得到认定的基础上发生的财产纠纷，当事人可以对其自由处分，只要当事人自愿平等地达成仲裁协议，在纠纷发生时将其提交仲裁，那么仲裁机构就没有理由拒绝裁判，因为这符合仲裁的要求，也和仲裁的意思自治理念相符合。
参考文献：
[1]江平主编.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2]林一飞.最新商事仲裁与司法实务专题案例（第一卷）[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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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年西城区法院受理老年人离婚案件同比增长13.2%，上升趋势明显。”西城区法院家事审判庭副庭长张涛法官介绍。
除了“闪婚”“闪离”，时髦的“网恋”也在影响老年人生活。由于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一些老年人开始“触网”甚至“网恋”，以至于出现离婚和再婚纠纷。
专家分析，老年人离婚率上升，一方面表明老年人的生活观念日益开放，一些离异、丧偶老年人愿意追求自己的幸福，重新组织家庭；另一方面，老年人再婚的感情基础相对薄弱，重新组建家庭也面临诸多问题。
单身老人增多，再婚离婚普遍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男性有21.1%婚姻状况为丧偶，女性有46.7%丧偶，我国丧偶老人占老年人口的27%左右，约为4748万。
中国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80%的丧偶老人有再婚愿望，其中进行婚姻登记的不足一成。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单身老年人选择“同居”生活，并未进行婚姻登记；有的“同居”老人，共同出资购买新房，之后婚姻关系破裂，因为房产权属问题闹上法庭。据分析，导致老年人再婚以及老年人家庭纠纷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老年人再婚并非出于情感需要，而是想找“保姆式”的老伴照顾生活。二是老年人再婚导致赡养、继承关系复杂。三是社会孝老、养老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缺失。
订立婚前协议，避免婚姻纠纷 据了解，一些老年人再婚前没有进行财产约定或公证，婚姻破裂造成财产纠纷并将子女牵扯其中。一些老年人由于生前没有妥善安排遗嘱，身后亲人子女不顾亲情，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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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进行婚前财产公证的利弊，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婚前财产公证是对道德和爱情缺失信心，对婚后诉讼的引诱，有的则认为婚前财产公证是解决婚后财产纠纷的可靠法律保障，为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发展进步的，婚前财产公证也一样，它是时展的产物，体现了人本主义和物权法定的原则，更是社会高度法制的重大表现。
一、婚前财产公证是时展的产物
夫妻财产公证的前身是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第4节《夫妻财产制》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第1007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应以书面为之”。这是我国历史上正式有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随之人们的婚姻观念也有了一定变化。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关系的需要，1980年《婚姻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此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一总分正式得以确定。但在法律中对如何实行约定制，约定的范围并无明确规定。
现行《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这是我国采取婚前财产公证的法律依据，也是目前夫妻财产制度的基本原则。
二、婚前财产公证体现人本主义原则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公民个人财产日益增多，财产的种类也成多样化。在男女平等的大背景下，社会对妇女的经济生活高度重视，很多妇女在职场、商场上做出了非凡的业绩，妇女经济的独立也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大提高，夫妻双方都有独立处理自己财产的要求。
在发达国家，夫妻财产分别所有制是普遍的做法。在我国受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的影响，虽然有些夫妻想选择婚前财产公证，但怕影响影响夫妻感情，最终还是很少选择。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涉外婚姻也有所增多。受到西方夫妻财产分别所有制的影响，借鉴婚前财产公证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成功案例，选择婚前财产公证的夫妻也不断增多。
随着旧社会封建婚恋观念的破除，许多夫妻也走出了感情不合的阴影，选择了离婚。近几年，我国公民的离婚率显著提高，2010年上半年有800多万对夫妻离婚，是去年全年的1.2倍。再婚夫妻特别是丧偶老人再婚的，也不断增加。允许夫妻对婚前财产进行公证，有利于夫妻妥善处理财产问题，避免家庭矛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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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新解释的确存在着过于强调财产关系的问题，它过于强调个人的财产权利，将夫妻一方的个人价值、个人权利提高到了过高的程度。而这一方多数情形下都是男方，由此导致了新解释对本已处于弱势的女方的保护不足。这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现行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同时，第四十九条也规定必须对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包括妇女、母亲和儿童进行特殊保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在婚姻家庭领域对男女双方权利的规定是非常公平的，它将男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差异考虑其中，实行一定的差别对待，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实现了法律对男女的实质平等。然而新解释中有关房产的规定却违背了宪法的这一精神，处处显露着对女方的不公。这也是新解释最大的缺陷。同时，这样的规定也是和世界各国婚姻法中婚姻财产的主流不符，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都承认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巨大付出及相对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
二、对《婚姻法解释（三）》有关离婚后房产归属的完善
（一）正视《婚姻法解释（三）》
在《婚姻法解释（三）》已经正式实施的今天，我们首先所应该做的不是如何批判它，而是正视它，并积极的应对。因为，即使对它争议不断，它也不会轻易改变，与其怨声载道，还不如积极面对，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损失。更何况若只是从自己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待新解释通常都是狭隘的、片面的，我们应该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去评判它。
（二）夫妻双方都应重视签订书面夫妻财产约定
《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鉴于新解释中对房屋产权归属的明确规定，夫妻双方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避免婚后房产纠纷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可在结婚时签订夫妻财产协议，明确婚前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房产的归属。另外，签订书面夫妻财产约定之后，有关房产归属的变动，要依法办理过户手续，否则将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协议将房产约定为共同财产并且将房产证办理到双方共同名下，从法律上即意味着双方对房屋拥有共同的权利。
（三）夫妻双方都应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女性
在社会迅速发展，各种纠纷纷繁复杂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的懂法、学法，以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从而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新解释对女性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女性尤其要了解法律，做出一些事先的预防，比如签订书面夫妻财产约定，以防离婚时自己利益受损。
（四）办理婚前财产公证
婚前财产公证是指公证机关依法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就各自婚前财产和债务的范围和权属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阿证明的活动。婚前财产公证有助于明确夫妻双方婚前财产的数量、范围、价值和产权归属，是解决婚姻、财产纠纷的可靠的法律依据，对于稳定家庭关系和财产关系，预防婚姻纠纷，保护夫妻双方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社会，婚前财产公证比较常见，也很少会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大多认为婚姻情感和个人拥有的财富是两回事，并不觉得划分财产会有损感情。在新解释颁行之下，人们的观念也将会逐渐随之转变，婚姻感情和个人财产将逐渐分离，相应的办理婚前财产公证将会越来越常见。其实，公证房屋所有权并没有法律效力，不动产遵循登记制度，公证只能证明出资，不代表享有房屋的所有权。但公证在证据效力上是比较高的，由于法官裁判时的“自由心证”，不同的法官认识不同，此时公证的作用就能体现出来了。
三、结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在婚姻家庭纠纷中，财产纠纷尤其是房产纠纷占据重要地位，有时候，财产纠纷解决的好于坏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和与分，因此，婚姻法中有关房产的规定在婚姻家庭中至关重要。可是，婚姻法及之后的两个司法解释在这方面的规定都过于笼统、原则，难以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实际需要，在此基础上，《婚姻法解释（三）》应运而生。新解释进一步完善了法律关于房产归属的规定，使其更加务实、进步、具体，既便利了司法裁判，又维护了家庭的和谐稳定。虽然新解释并不完美，有着些微的缺陷，但总体上来说，它是积极的、进步的。相信在一代代法律人的努力下婚姻法会更加完善，我们的婚姻家庭也会更加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 曹诗权.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2] 巫昌祯.婚姻家庭法新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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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人民生活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日益蓬勃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不断地改革机制、市场体制和法律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夫妻婚姻关系也不再向上世纪一样简单、稳定，据有关研究表明，物质文明愈加发大，夫妻婚姻关系破裂的概率就越大。当前，我国物质文明已经不能和上世纪的那个时代相提并论，物质丰裕度已经大大提高，但是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较为缓慢，道德准则约束越来越显得乏力，法律制定也较为滞后，导致法律制约未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夫妻婚姻关系越加显得不稳定，离婚率更是大幅提升，就此引发的夫妻间的财产纠纷屡见不鲜。夫妻共同财产的纠纷包括婚内共同财产纠纷和婚外共同财产纠纷，其中对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分割是司法社会实践过程中最为头疼，也是最具争议的，这与我国《婚姻法》规定不完善是脱不了干系的。
夫妻财产制度可以说对一对夫妻之间处理好婚姻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也历来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在我国，夫妻财产制也被称为婚姻财产制，是我国对夫妻婚姻关系中财产分配的规定，主要包含了夫妻双方在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处置权、财产收益的所有权以及婚前婚后债务偿还责任分配等内容，同时还包括离婚时如何对夫妻财产的清算。对于夫妻财产制的制定，各个国家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不同，立法制度不同，传统文化差异，风俗习惯不同，意识形态差异，历史制度的影响，以及家庭结构和夫妻之间各自对于经济财产的思想观念不同，其相对应的夫妻财产制都会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实现法定财产制或者约定财产制，并且法定财产制为默认财产制，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优先使用法定婚后所得共同所有制。但是对于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能否或者如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在婚姻法实践过程中并未形成非常完善的法律条例来约束。
二、《婚姻法》 的规定
《婚姻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指受我国婚姻法约束的，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所有的财产。婚姻法所调整的夫妻婚姻关系是夫妻共同财产关系的基础，这种财产关系是建立在夫妻两者共有人之上的，这就使得这种财产关系本身就具有共有性质。由此，我国很多法学研究者倾向于不分割的所有权这种说法，不分割的所有权指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于其共有财产拥有不分份额的共有权，夫妻关系只要是成立的，夫妻任何一方均对共同财产不享有处置权和份额划分请求，同时对于保持共同财产的完整性负有同等的义务。此外，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任何一方或者双方共同获得的财产，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夫妻之间有约定，否则均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由此可见，夫妻共同财产具有其鲜明的特点。第一，这种共同财产关系是建立在合法的婚姻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存在于具有婚姻关系的夫妻之间，对于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是不存在所谓的共同财产这个概念的。第二，共同财产只发生于婚姻关系存在的时间段内，即其产生和消亡均与婚姻关系紧密相连，有婚姻关系的存续期来决定，因此婚前的财产并不能算作夫妻的共同财产。最后，除了法律另行规定和夫妻有特殊约定的，夫妻共同财产的来源既可以来自于男方也可以来自于女方或者双方共同所得的财产。
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于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一规定明显存在着过于宏观，过于概括性的问题，没有细化、具体化，具有挂一漏万的风险。在夫妻共同财产关系现实处理中，如何运用此条例，以及如何认识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所引发的其他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后果，婚姻法并未作出详尽的规则加以引导和规范，从而使得实际运用过程中发生权利滥用或者权利使用冲突的情况。对此条例，最高院出台了文件进行了专门的解释，即在婚姻存续期间，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按照平等的原则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在一方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较大幅度的处置时，比如捐赠、买卖或者转移等行为，需要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后才能进行处置。夫妻在生活中所产生的消费费用，由共同财产分担，此外，平等的处理权还包括在不违法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可以自由、自愿、平等的条件下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或者归属做出行文规定，这规定具有法律效应。
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可以反应出我国婚姻法制定并未十分地完善，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和义务并未十分具体明确，夫妻财产的分割清算也没有做出清晰的规定，这导致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纠纷案件中，尤其是在案件复杂，牵扯到多个法律关系时，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现实生活中，传统家庭结构使得夫妻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并非平等，这种地位的高低与其创造的财富具有正相关性，直接创造的财富越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就更大，长此以往，使得经济地位高的一方在使用夫妻共同财产的过程中具有垄断的特权地位，进而产生“二奶”现象。
三、《解释三》的规定
2011年8月12日，为了进一步规范《婚姻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最高院出台了《婚姻法》解释（三），并于次日正式实施。这次对婚姻法的解释正是充分考虑了物权法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处理中的作用，是物权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该解释有助于成为打通《物权法》和《婚姻法》之间的桥梁。解释三中的第四条指出，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夫妻双方如果并未实现在法律效应上的离婚，原则上不能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以下两种重大理由的情况下可以打破原则，允许例外进行分割的存在。首先是夫妻中有一方患有重大疾病，同时另一方拒绝支付重大疾病医疗费，这对患病方造成了医治的延迟，为了是患者得到有效的及时的医治，法院允许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这时患病一方的共同财产分割请求权并得到了有效的行使，这也是体现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其次是夫妻一方有故意隐藏，非法转移、变卖和恶意损毁共同财产，甚至伪造夫妻约定文件等违背保持夫妻共同财产完整性原则的重大损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出现，对此，另外一方可以依法提出共同财产分割请求，法院出于对夫妻财产的正当保护，可以在对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没有造成损害的条件下，对共同财产分割请求予以支持。
解释（三）对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做了详细的说明，明确规定原则上不支持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请求，但同时在2大重大理由并且不损害相关债权人权益的条件下允许例外的存在。在婚姻存续期间，只要出现解释中的2种重大理由的情形，当事人均可以有权向法院表达诉求，请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样的解释规定，无疑是对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也更有利于《婚姻法》和《物权法》在审判实务中的有效运用。此外，还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解释三中将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由不予受理改为不予支持，说明我国对夫妻婚姻关系调整的立法更为全面，更为深入，更具可操作性，对夫妻财产保障也更为到位，此处修改说明法院在受理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请求，即夫妻未离婚，但请求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也应受理。这一解释规定的出台，有效地避免了在一方罹患重大疾病时或者存在恶意处置共同财产的行为时，另一方袖手旁观的情形，对夫妻家庭里地位较弱的一方提供了更多保护。例如，某女大学生小Q与已婚企业经理老W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保持着婚外恋并同居，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老W偷偷将家里大部分存款提现给了小Q总计50余万元。后来东窗事发，这段婚外恋被老W的合法妻子老L发现。老L向法院以丈夫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向法院提出在婚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法院对此予以了支持。与此同时，解释（三）也具有一定的不足，比如对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纠纷中并未充分地将涉及第三人的共同财产纠纷作出细致的规定。
四、结论
在我国，家庭是我国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合情合理地做好婚姻关系的调整，解决好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尤其是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是我国婚姻法实践过程中的重大课题。从婚姻法解释三的出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立法态度趋于明朗，也更加地规范、全面、周到，相信随着司法实践的积累总结，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制建设将取得更好的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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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婚约的效力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在我国，订婚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手续和条件，没有约束力，无人身约束力，可凭双方或一方的意愿随时解除。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不等于可以视婚约为儿戏，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轻率地订立和解除，更不允许以订婚为名索取钱财或玩弄异性，否则，应视其情节依法处理。
对因解除婚约而引起的财物纠纷，应区别情况，妥善解决。对属于包办买卖性质的订婚所受的财产，应依法没收或酌情返还。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原则上应归还受害人，情节严重的，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以结婚为目的所为之赠与（包括定婚信物），价值较高的，应酌情返还，对婚约期间无条件赠与，受赠人无返还义务。总之，应本着公平、公正、互谅谦让，团结友爱的原则妥善处理这类财产纠纷，它从侧面也折射了我们为人处事的魄力和气度。对于未同居生活的，或给一方家庭造成经济困难的，另一方应当返还。
1.2男女双方同居期间的财产关系
《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由此可见，进行登记不仅是结婚必经的法定程度，而且是唯一合法的法定程序，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封建主义遗留思想的，民间有错把举行仪式当成结婚成立的必要条件或唯一条件，而把结婚登记视为可有可无的。对于没有配偶的男女双方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亦认为其为夫妻关系的，除能认定为事实婚姻外，为非法同居关系。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89年11月21日）中分别规定：①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前，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起诉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②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③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对待。凡是能认为事实婚姻关系的，按离婚案件处理；确属非法同居关系的，如涉及非婚生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应一并予以解决，具体分割财产时，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
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一方向另一方索取的财物，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84）法办字第112号《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规定的精神处理。如同居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双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患有严重的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财产时，应予适当照顾，或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非法同居关系不仅影响着社会的安定，构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保障当事人权益方面，由于失去了《婚姻法》的庇护，显的苍白无力，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对弱者给予深切的同情，对某些不道德的行为予以社会舆论的抨击。但即便是这样，法律在某些关键时刻给我们树起最后一道保护的屏障。曾记得有一个题为《风中的承诺》的真实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十八岁的少女小丽卫校毕业后，就搬到男友家的小诊所里，两人过起了同居的生活，商定等小丽过了二十周岁，就去领结婚证结婚。两年多来，二人百般恩爱、幸福和美，在外人的眼里，俨然一对幸福的小夫妻。然天有不测风云，年轻的小丽患上了绝症，婆婆一改往日对小丽的疼爱，百般刁难，直至破口大骂，并怂恿儿子对小丽大打出手。伤心欲绝的小丽，在人生的艰难历程中，终于发现往日的美好承诺早已灰飞烟灭。二十岁的花季里没有盼望已久的结婚证，有的只是回到自己家中和老实巴交的父母黯然落泪。小丽向法院起起了诉讼，要求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并要求支付医疗费。虽然小丽与其男友非法同居的关系，不能认定为合法的婚姻关系，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其男友无抚养的义务，无法向其追讨生活费和所需的费用。但法律还是最大限度的支持了作为弱者的小丽。因小丽在其男友的诊所里工作两年多，此期间诊所的收入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而且小丽在同居期间患有严重的疾病未治愈，应予适当照顾，或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小丽最终拿到了两万多元的救命钱，用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
1.3夫妻财产关系
1.3.1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资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应当首先与家庭共同财产、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加以区别。家庭共同财产为全体家庭成员共有。夫和妻作为家庭成员，也是家庭共同财产的主体，可以依法确定夫妻共同财产在家庭共同财产中所占的份额。在大家庭里，家庭共同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在核心家庭里，家庭共同财产中如无子女应享有的权利，实际是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他家庭的财产为其本人所有，如父母的财产、兄弟姐妹的财产和子女的财产等。对属于未成年人的财产，夫妻应以法定人的身份代为管理。
夫妻共同财产以实行约定制，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共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对于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婚前财产公证，在客观上确定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及婚后个人财产的界限，减少了财产纠纷，虽然从道德层面上看，它使婚姻更加注重金钱与财产，为脉脉温情的爱情婚姻罩上了一层冰冷的面纱，但它毕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就是明确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界限，减少了离婚时的财产纠纷，只要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离婚权），一般认为是有效的。
对于以夫妻个人财产对抗债权人债权的，以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为准，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这样规定，目的在于防止“假离婚”，以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规定；（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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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件当事人以缔结婚约的男女为主，并涉及父母。在以上案件中，原、被告为婚约缔结者的有20件，占案件总数的76.92%；涉及父母的6件，其中5件为女方的父亲或母亲，1件当事人双方为男、女双方的父亲。
3、案件当事人以农村为主。以上案件当事人，其中50人分布在我区17个街道、镇的39个居委会和村委会，5人为绍兴、滨江和城区户口。在上述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为农村户口的23件，占案件总数的88.46%；一方为农村户口的3件，占案件总数的11.54%，其中女方为农村户口的2件，城镇户口的1件。
4、纠纷以经济发达地区为主。从统计数据来看，以上55位当事人中，有34人（占案件总人数的61.82%）来自我区东片地区10个镇28个居委会和村委会，其中一个镇就涉及到7个村。这些镇的经济实力在我区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而相对经济欠发达的南片地区仅涉及2个镇2个村。
5、案件标的额相对较大。据统计，以上案件的总标的额为838392元，平均每案为32245.86元，是我区农民人均收入的4.4倍（以2002年7336元为标准）。如果按三口之家的标准来计算，一家人必须不吃不喝一年多才能攒够这笔钱。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风俗和子女参加工作不久，彩礼大多要靠父母举债来承担。例如原告吕某与被告单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所涉及的10万元彩礼一部分是原告父母借债来承担的。
6、结案方式以撤诉、调解为主。26件案件中，撤诉为11件，调解为10件，合计21件，占案件总数的80.77%。其中双方当事人大多居住在我区各街道、镇的，占撤诉、调解案件总数的90.48%。由于许多案件能够自行和解或调解结案，因此76.92%的案件都能自动履行。而其余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也能在1个月内执行完毕。
二、引起婚约财产纠纷的原因
常言道“金榜题名大登科，洞房花烛小登科”，因此，中国的老百姓对结婚历来十分重视。虽然现在的结婚不象过去那么烦琐，但是产生于西周的“六礼”（即纳采、问吉、纳吉〈卜得吉兆后订婚〉、纳征、请期、亲迎）中的“纳吉”一直流传至今，而且在农村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结婚登记，说到订婚就必然要谈起彩礼。下面分析婚约财产纠纷原因：
1、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但许多父母，特别是农村的父母们，总把儿子能不能讨到媳妇当成自己的头等大事，如果办不到，不仅脸上无光，而且愧对祖先和子女。而当前步入适婚年龄的男女大多是独生子女，“不能白养、白送”的想法也逐步被许多人接受，作为男方家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付给女方彩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许多男方父母宁可举债也要承担。
2、商品意识的加深。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婚约视作契约的一种，男、女双方一旦订立婚约就要履行义务，否则将会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最流行的就是男方“违约”，其支付的彩礼将作为违约金；女方提出的，收受的彩礼将退还。因此，在案件中，女方为了避免返还彩礼，往往多次拒绝登记结婚，迫使男方提出解除婚约。随着商品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不仅这一习俗沿袭至今，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现在，凡与婚约相关的行为都可以转化为货币或商品。如在东片一些城镇的文具店、礼品店中，只要花上5元钱就可以买到两本制作精美且为烫金文字的订婚书。同时还出现了以媒人为职业的群体，一旦婚姻成功，他们可以收取500左右的“好处费”。这与过去流行的请媒人吃“十八顿半”相比可谓“进步”不少。
3、媒妁之言与现实的差距。虽然父母之命已远离婚姻的形成，但媒妁之言不仅是双方确定恋爱关系的关键，也是订婚成功的基础。尽管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但在农村，青年男女的相识一定程度上还须媒人的介绍，因为这种方式对广大农民来说比较牢靠。由于考虑到今后的生活质量，男方的经济条件始终是女方选择对象的首选，因此作为媒人，为了迎合女方的心理以提高成功率，就会将男方的经济条件有所夸大。一旦女方发现言过其实，就会拖延或拒绝登记结婚逼迫对方提出解除婚约。这种情况又以双方或女方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居多。如我院审理的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双方均有企业、公司开办，但经过交往后，女方觉得还是自己家庭的经济实力强于对方，由此拒绝登记结婚，导致男方为彩礼将女方告上法庭。
4、非法同居多。有的青年男女追求感官享受，订婚后不久就同居，有的甚至怀孕、流产，一旦发生纠纷，矛盾就更加突出。这也是目前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撤诉、调解率较高的原因之一，因为男方考虑到与女方曾经同居过，在彩礼返还中予以一定让步。
5、一方患病或遭遇其他意外伤害。青年男女订婚后，在恋爱交往过程中如发现对方患有乙肝、肺结核等慢性疾病，或对方因车祸、工伤等意外事故造成身体伤残的，解除婚约的可能性较大。如今年我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男方经婚检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女方遂拒绝登记结婚，男方只得提出解除婚约并为彩礼提讼。
三、法院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存在的困难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故索取所得财物应全额返还。但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这类纠纷如何解决，所以实际审判过程中各个法官根据不同的认识会得出不同的裁判，缺乏统一的定性和处理标准。以下是对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几种观点。
1、将支付彩礼认为一种纯粹的赠与行为，所得财物一律不予返还。这种观点问题在于将缔结婚姻过程中双方互赠财物的行为等同于民法理论中普通的赠与行为。我国目前民间男女双方订婚时互送彩礼已成一种风俗，并把这种行为视为双方婚约成立的标志，给付方和接受方均是以将来能共同享有此类财物的所有权为心理因素，当解除婚约时，民间通常的作法是接受方将数额较大的财物返还给对方。如果将此种行为一概视为纯粹的赠与行为，当不能缔结婚姻时，给付一方在承受了精神痛苦后，又因财产性利益受损而不能得到补偿，无疑加重了其精神损害，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
2、将支付彩礼视为一种附条件的合同行为，即附义务的赠与。赠与人馈赠财产具有与对方结成夫妻的目的，受赠人接受订婚彩礼，或者在恋爱中接受贵重礼品，可以认为是接受附条件的赠与，当不能结婚时，赠与人坚持要对方返还的，接受彩礼的一方应当退回彩礼。此种观点虽然也弥补了赠与人的财产损失，但将此行为定性为附义务的赠与有不妥之处。首先从附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中来看，当事人之间所约定的义务必须是合法的，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在给付另一方财物的同时，强加给对方必须与己结婚的负担，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的原则，干涉了接受方对婚姻选择和决定的自由意志。另外，此种附义务赠与，通俗的讲，就是说，你接受了我的财物，理应与我结婚，否则就返还财物,按照此种通常的解释，附义务赠与的定性方法使得男女双方之间的互赠财物行为便难逃买卖婚姻之嫌了。
3、将支付彩礼归入一种特殊的赠与，即目的赠与。因为目的赠与附义务的赠与的区别在于：目的赠与的赠与人不得向受赠人请求结果的实现，即给付方不得因给付而要求对方必须与其结婚。此种理论满足了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的一般属性和特殊性。赠与人在目的不能实现时，可请求受赠方返还其给付的财物。对此，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
4、对返还彩礼请求权的法律界定。承上，如果对支付彩礼归入目的赠与，那么权利人返还财物的请求权的性质是属于物上请求权，还是债权性请求权，也有争议。笔者认为，该请求权应确定为债权性请求权，并属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因为将婚约财产纠纷按照不当得利处理，符合“公平”的法律理念和我国民间的风俗习惯，有效的平争息讼。理由有三：一是物上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而产生的请求权，是以恢复其合法物权的良好状态为目的的权利，而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将财物赠与对方，其所有权已发生实际转移，那么在丧失物权的基础上该所谓的“物上请求权”便是无本之源了。二是作为债权性请求权，因债的发生原因不同，男女双方缔结婚约的，虽为平等主体之间涉及财产利益的民事行为，但其带有强烈的人身性质，不是一般的合同关系。对方因故不能缔结婚姻不能说是违约或侵权，所以此请求权显然不是合同上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三是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获得利益，就其“没有合法根据”的解释，当涵纳本无合法根据和合法根据尔后消灭两类，笔者论述时所依据的应为后者。男女双方在订婚时，因双方存在将来必然结婚这个默示的合意，一方给付对方一定的财物，对方加以占有存在一定的根据，而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不论原因如何，此种默示的合意便不存在了，且一方面其主张返还，那么取得财物方便丧失了占有的合法证据，且使对方财产利益受损。那么他们取得的利益便转为不当利益，受损方可依此法定理由主张权利。
四、建议和对策
婚约财物纠纷案件的发生，反映出一些社会不健康因素。它影响了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间矛盾，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1、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公民法制意识。早在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就规定婚约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当我们已经进入“四五普法”的今天，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的频发，不能不令我们引起重视。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婚姻法》的宣传力度，使人们明白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让人们由被动地接受法律约束变为主动地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2、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倡移风易俗，婚事简办。运用社会舆论力量，加大宣传力度，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案例及时予以曝光，宣传、表扬好的典型和事迹，从而让广大青年人自省、自励、自警、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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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案件的增多及其涉及的财产纠纷带来的烦恼，也是人们倾向于婚前财产公证的原因之一。我个人认为，离婚案件中的财产纠纷如此之多，这与夫妻双方没有就财产问题作出约定有很大的关系，而婚前财产协议作为夫妻财产约定的重要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法学界的高度重视。
一、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概念
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是指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双方）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它不仅是调节夫妻财产关系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涉及到了夫妻财产交易安全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在夫妻财产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夫妻财产约定制度逐渐被人们所认同。我国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实行约定制和法定制的结合，且约定的效力高于法定的效力，即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才适用法定财产制。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应注意的问题
1.约定的范围。《婚姻法》对约定的范围和时间未作明文规定，从立法精神看，当事人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部分归夫妻共同共有，部分归一方个人所有，也可以通过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制。对于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作的合法约定，法律均予承认。
2.约定的实质要件。约定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但约定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自应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约定的实质条件是：（1）约定时，双方必须具有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作的约定无效；（2）双方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以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对方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作出的约定无效；（3）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3.约定的形式要件。约定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口头形式必须双方认可，或者经公证处公证，以免发生纠纷时无法认定。夫妻双方在必要时，可以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关于财产的约定。
三、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分析和建议
修改后的《婚姻法》较完整地确立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但是笔者认为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仍存在有一定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法律保护夫妻和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假离婚、真逃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出具体的说明或解释，以便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正确适用。
1.夫妻财产契约是否变更可以或撤销，立法没作出明确规定。
夫妻财产约定既为契约性质，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
2.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没有解决公示问题，这对约定当事人财产权益保障不力。
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才能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第三人的正当财产权益。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笔者个人认为，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3.是否允许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进行约定，立法也应有所涉及。
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并不是只为可能发生离婚作准备的，夫妻财产约定不应理解为是一种“保险”，而应该是为婚姻的美满稳定服务的。因此，法律不应该仅仅解决离婚时，约定财产归属问题，而应该同时涉及夫妻在存续期间对其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处分权是否可以约定以及如何约定等法律内容。例如，夫妻双方约定各自工资的使用方式和用途。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但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需要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财产约定。而且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对公证人员而言，应增强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法学修养，准确地把握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立法精神，提高专业化法律服务能力。同时，也希望立法机关能更加重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使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民事交易安全，最终让婚姻更美好，让家庭更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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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约与婚约财产阐释
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在我国,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婚约当事人俗称未婚夫妻。婚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但目前我国《婚姻法》没有婚约的相关规定。法院不受理以解除婚约关系为诉讼请求的案件,但对于因婚约关系引起的返还财产案件,法院则予以受理。
按照传统习俗和习惯,订婚时往往要求一方或双方给予对方一定的财物,这便是婚约财产。根据支付者与收受者的不同,可将广义的婚约财产分为两类:一类为男方彩礼指新郎或新郎家支付给新娘家的财物;另一类为女方彩礼指新娘或新娘家支付给新郎或新郎家的财物。由于我国的婚约财产从目前立法规定上来看是特指男方彩礼,即新郎或新郎家支付给新娘或新娘家的财物。在现代法律体系下,作为风俗习惯的婚约财产具有以下特征:
1.具有很强的广泛性、地域性与文化性。婚约财产作为风俗习惯,仍存在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同时,各地区人文习俗不同,婚约财产的赠与形式、种类、方式、意义、金额以及返还等均有差异。
2.发生在缔结婚姻期间。婚约财产给付一般基于双方之间婚约的约定,发生在婚约缔结期间,一方赠与另一方用作稳定感情或婚后生活之用。婚约缔结期间包括订婚时与结婚时的整个时间段内。
3.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婚约财产的赠与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赠与的目的是为了男女双方最终能够缔结婚姻关系,而且该赠与涉及到当地的风俗习惯,有些场合下往往并非完全出于自愿。
(二)婚约财产的类型解析
现今,因经济条件的改善及习俗的变化,在婚约缔结期间所给付的财物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超出了彩礼的范畴,尤其是在温州地区。这些财物已经包括了为稳定婚姻关系而给付的财物以及为婚后家庭生活而给付的财物。尤其是以前为婚后家庭生活而给付的财物往往发生在婚后,但现在很多家庭将这部分财物亦在婚前给付,而这部分明显已经超出了彩礼所规定的范围,由此导致婚约缔结时给付财物的类型及性质已呈现多样化特性。综合而论,婚姻财产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因稳定婚约关系而给付的财物,本文称之为“彩礼”。如男方或男方家赠与女方或女方家的红包、定情或结婚信物、金戒指等,这些物件承载了对未来婚姻的期望,一般情况下具有较大价值和特殊涵义,被视为爱情和婚姻的见证。另一类是为了结婚后家庭生活所需而由男方或男方家给付女方或女方家的财物,本文称之为“礼金”。比如大额的金钱、物件(如汽车)等财物,这些财物给付是男方为了男女双方将来家庭生活需要而由男方在婚约期间所展示出的物质能力,主要目的是显示男方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能保障女方将来的物质生活质量,以增强女方愿与其一同生活的信心。现实中男方或男方家往往在订婚时将这部分财物直接交由女方或过户到女方名下。
(三)彩礼与礼金的标准界定
婚约财产包括彩礼与礼金,而彩礼与礼金在给付目的、性质、返还制度上均存在差异,因此如何区分彩礼与礼金则显得非常重要。现实中,因订婚时男方往往没有明确讲明所给付财物是彩礼还是礼金,且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地区习俗、不同经济条件等均会对所给付财物的类型产生影响。立法上由于没有区分彩礼与礼金,而是将婚约财产统称为彩礼并适用彩礼的规定,所以立法规范中无处可寻。
笔者认为,区分彩礼与礼金的标准区分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1.两者的目的不同。彩礼是为了确立和稳定婚约关系男方赠与女方一定的财物以彰显自己对与女方将来缔结婚姻的诚意与决心;礼金是为了结婚后双方共同生活之所需而在订婚期间男方给予女方一定物质条件安全感保障。
2.两者的价值不同。一般情况下,彩礼的价值相对低些,礼金的价值则相对高些。区分价值的高低可依照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习俗等,并以同类条件下为了结婚所要赠与的财物价值为限,明确低于该价值的可视为彩礼,明显高于该价值的可视为礼金,价值相差不大的可依个案具体情况酌情认定。
3.综合考虑个案特殊性。在具体实践中,对特别贫困的或特别富裕的家庭下所建立的婚约关系,在婚约财产性质的认定上要特殊对待。此时,要考虑到双方家庭的经济能力及赠与时的表示及态度,结合实际情况来认定所赠财产是属于彩礼或是礼金。
(四)彩礼与礼金法律属性的认定
目前对于彩礼与礼金的法律属性,在理论界与实践界往往只就彩礼的法律属性展开研究论述,而对礼金的性质往往罕有研究涉及。
1.彩礼的法律属性。对于彩礼的法律属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国的现行法律也未对此做出明确的界定。关于彩礼的属性,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所有权移转说、证约定金说、从契约说、附义务赠与说、附解除条件赠与说等。依据现行我国的法律体系,作者赞同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认为彩礼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一旦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被解除,赠与彩礼的缘由归于消灭,受赠人则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依据,此时,应当将财产“恢复原状”,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
2.礼金的法律属性。对礼金的法律属性的研究应以给付礼金的目的为基础。从上所述,婚约缔结时,对礼金的给付往往是为了婚约男女双方婚后家庭生活的需要而在结婚前给付的,此项给付是男方为了男女双方将来家庭生活需要而由男方在婚约期间所展示出的物质能力,主要目的是显示男方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能保障女方将来的物质生活质量,以增强女方一同生活的信心。男方或男方父母对礼金的给付是希望将这些礼金作为婚约男女婚后家庭生活的共同财产来支配。而男方赠与给女方的财物往往仅限于彩礼的范围,因为彩礼赠与的本意则是一旦婚姻缔结的条件成就,财物归女方单方所有。由此而言,礼金的法律属性应属于一种附解除条件的共有关系,所附的解除条件是婚约的解除。如果婚约未解除,那么男女双方对礼金继续共有,礼金的所有权归男女双方共同所有,婚后转为夫妻共同财产,一旦发生纠纷按立法上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相关规定处理;如果婚约解除,给付行为失去法律效力,礼金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即应当返还给付人。
二、现行婚约财产司法处理的困境及其变通做法
(一)现行法律规范对司法裁判的影响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婚约财产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依据,但规定太笼统和模糊,缺少配套细则和司法解释,导致该规定对现行司法实践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1.对当事人真实意
思的曲解。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及习俗的变化,男方及其父母在婚约缔结过程中所给付女方的财物除了彩礼有时还包括礼金。给付彩礼的目的与给付礼金的目的是不同的,彩礼与礼金的性质亦为不同。目前法律规范将两者合二为一,造成严重曲解了当事人给付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2.对解约或闪离时财产处理有失公允。在男女双方因感情不合,尤其是在婚后不久解除婚约时,依现行法律规范处理因婚约财产引发的纠纷,将导致无论是彩礼与礼金,只要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关于彩礼应当返还的规定,均不会出现返还裁判。而如此裁判,将扼杀礼金的给付本意,使得法律的天平向一方倾斜,有失公平公正。
3.助长借婚约侵占他人财产的不良风气。自《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施行以来,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显着增加。越来越多的司法案件表明,很多女当事人为了骗取高额的彩礼、礼金,往往伙同他人或单独行为,在结婚不久并无理由地提出离婚而占有彩礼、礼金。有些女当事人甚至转移财物后下落不明,致使彩礼或礼金无处找寻。同时,在经济越发达、给付财物金额越多的地区,此类情形越发严重。
(二)现行司法实践中的变通作法
基于上述存在的一些问题,温州地区基层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有关显失公平的婚约财产的返还进行了一些变通作法。一种做法是适用过错责任。对解除婚约时如男方存有过错的,则部分支持或者不支持其财礼返还的请求;对不属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应当返还的范围内的,则不予支持。如果是女方存在过错的,则大多支持男方财礼返还的请求;对不属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应当返还的范围内的,往往也会用过错责任予以适当考虑。一种做法是扩大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中“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范围,对一些如不予以适当返还将导致明显不公的个案,扩大适用该款的规定。还有就是按双方相处时间长短,结合提出解约方是男方还是女方等情形变通确定返还比例。
上述变通作法在全国各地法院都不同程度的出现过,但由于立法层面上有关婚约财产纠纷的适用只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而上述作法又或多或少地与现行立法规定不相吻合。另外,就适用标准而言,上述变通作法都是由法官个人决定,不同的法官可能会有不同的判决,导致同类案件判决差异大,上诉审判决与一审判决不一致等。考虑到上述一些负面影响,法院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类案件时大多采取调解优先的原则,甚至存在强迫调解、久调不判现象。
为了统一适用标准以变通《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司法处理,一些地方法院出台了内部裁判适用标准,如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于2004年出台了《关于将善良风俗引入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一(婚约返还彩礼)》,将婚约期间一方向另一方赠送的彩礼在婚约解除时如何返还进行了规范。该《指导意见》首先强调了当地善良风俗的重要作用,要求善于运用善良民俗习惯处理纠纷。同时,该《指导意见》结合其当地社会经济状况及民间婚约习惯,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彩礼返还的规定,如区分接受彩礼方或给付彩礼方提出解除婚约时按不同比例返还,又比如对不同金额的返还也进行了区分规定。豍姜堰法院出台的这个《指导意见》对温州地区如何司法处理婚约财产返还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在重视善良风俗在司法处理中的作用方面值得借鉴。
三、婚约财产纠纷司法处理困境的应对
(一)对婚约财产进行分类并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
婚约财产发展到现在,其主要类型已经不再仅限于彩礼,而且还包括礼金。目前法律层面上有直接规定的仅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而该规定所调整的对象仅为彩礼,如果继续将涉及礼金返还的纠纷纳入到彩礼的规定,将显得有失公允。有鉴于此,应当地彩礼与礼金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
1.依现行规定规范彩礼问题。有关彩礼的规定,目前《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基本上已经满足了现行司法实践中对该类财物纠纷解决的需求。虽然理论界与司法界对该规定是否全面、详细等有些不同看法,但总体上应当说在司法处理的方式及结果上都比较理想,可继续依该规定处理纠纷矛盾。
2.依具体情况区别规范礼金问题。一是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因礼金的性质为附解除条件的共有,如果婚约解除,应当予以返还礼金;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和虽已结婚但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这两种情形下,如果一方或双方提出离婚,可依现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二、三种情形规定予以返还礼金;三是对男女双方已婚且已同居,后一方或双方提出离婚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加以规范。男女双方一旦结婚且同居,礼金所附解除条件不再生效,礼金在婚后便转化为男女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四是对彩礼、礼金,已经在共同生活中消费的,不在返还之列。男女双方自婚约缔结后可能会因交往、同居或其它原因对原先给付的彩礼或礼金进行消费,该消费行为也都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或者是双方均能预见到的情形。对这类财物应当明确不在返还之列。
上述规范意见仅基于有关彩礼、礼金的一般性原则规定,针对男女双方存在过错或一方利益依上述规定裁决显失公平时,司法实践中可针对具体案情予以调整。
(二)引入过错责任规范婚约财产返还制度
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可以看出,彩礼返还时不考虑过错因素,仅以是否登记结婚为判断依据。然而,导致男女双方解约或离婚的原因是多样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多都是因一方过错而引起。不考虑导致婚姻未成的过错和受赠方的损失,仅仅以未办理结婚登记为由要求受赠方返还全部财物,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因此,有专家尖锐地指出:“该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用判决方式强制返还彩礼,代表了一种立法倾向,即男女平等有余,保护妇女权益不足。”竖因此,在婚约财产返还上,应当引入过错责任制度。对订有婚约未能结婚的或婚后离异的,有过错方应当在对婚约财产的分配处理上承担相应的不利责任。这既有利于惩罚过错方维护婚姻的稳定性,又可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引入过错责任,关键是确定何为过错。此处的过错,可以借鉴《婚姻法》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中的过错,即男、女一方或双方存在严重违背夫妻忠诚义务、扶助义务的行为。如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对方等。依据这些方面来认定男女一方或双方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程度如何,从而在处理彩礼或礼金的返还上来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多少。
(三)无过错责任下侧重保护妇女权益
在我国广大农村,仅举行民俗性质的“结婚”仪式,而未办理法定婚姻手续,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事实婚姻”大量存在。这件情形下女方往往已经履行了配偶的义务,同居生活、生育子女、孝敬公婆,原先收下的彩礼或礼金或用于日常生活消耗掉,或转为共同财产购置财产。“此时由于主客观原因不能继续共同生活,要求接受赠与的女方退还全部彩礼及礼金,违反《婚姻法》保护妇女权益原则。豏”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其权益往往容易受到侵害,离异的妇女在面对再婚时由于年龄、观念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往往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所以对婚约关系或婚姻关系的当事人而言,不仅要考虑男女双方作为普通赠与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更要考虑到其作为婚约或婚姻关系当事人特殊身份所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在司法处理上,首先应当坚持婚约财产归还的一般原则规定,依本章第一节的内容确定。其次,对一些特殊案例,如女方确实存在为家庭付出很多,或因当地特殊情况已共同生活若干年且生儿育女却未办理结婚证等,司法处理时可以结合男、女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女方为家庭支出的情况、男女双方在家庭中的表现及当地社会习俗等因素来确定返还的数额。
(四)重视善良风俗的指导作用
善良风俗作为一种乡土文化在我国农村大量存在。当国家法对乡土社会关系的调整存在一定的难度和不足时,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善良风俗,可以弥补国家法的适用缺陷。实践也证明,将民间善良风俗引入民事审判工作,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升司法的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更好地 实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息事宁人”的司法目标。”
婚约财物的给付本身来源于民间习俗,且又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与文化性,各地在财物的给付类型、方式、金额等各方面都有不同,司法实践中如予以全国一刀切的作法未必能实现案结事了的效果。而且在此类纠纷的观念认识上,群众公正观与法律公正观往往出现偏差,而法官不得不考虑两类公正观的差异问题。群众公正观来源于长期存在于社会基层的并影响到其认知的社会习俗,尤其是群众对此的普遍性评价标准。此时,如果重视善良风俗在此类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将更有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更好地实现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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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人认为“赠与”、“索取”难以确定时，应以“赠与”论，理由是主张按“索取”处理的权利方负有举证责任，既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索取”，则可推定为“赠与”，由权利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后，要求返还彩礼于法无据，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应驳回权利方要求返还财产的诉请。
三是认为两者难以确定时，应以“索取”论，理由是多数情况下看似一方主动向对方赠送财产，实际是迫于不良习俗不得已而为，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法官应当凭借其社会经验，作出这样的推断，判决义务方返还财物，以体现司法对健康社会风尚的倡导，对“恶俗”的抑制。
以上三种观点差异很大，都有一定的道理，让人难以取舍，实践中采纳这三种观点的都不少，这就是婚约财产纠纷司法标准悬殊之所在。实际上这三种观点均有理论上的漏洞和操作上的缺陷，下面逐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