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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1 老鹰（Hawk）与鸽子(Dove)博弈
1.2 系统选择博弈
二、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2.1 理性的由来及其缺陷
2.2 心理学研究成果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2.3 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三、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
3.1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模型分类
3.2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
3.3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
四、进化博弈理论的应用
五、传统方法的缺陷及进化博弈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性
5.1 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法的缺陷
5.3 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5.3.1 局部动态分析法的均衡观
5.3.2 局部动态法的时间观
5.3.3 局部动态法的均衡选择观
5.3.4 局部动态法的特殊性
六、结论
参考文献
摘要
本文从两个简单的博弈例子出发，以通俗的语言全面介绍了进化博弈理论的理性基础及其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和部分应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比较了新古典经济学、经典博弈理论 ①及进化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之处，并特别强调了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法的均衡观、时间观、均衡选择观及方法上的特殊性。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分析方法既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又是经济学直面现实的有力武器。
关键词：沉默互动；社会互动；进化稳定策略；模仿者动态；均衡分析法；局部动态法
引言
为什么同样一项经济制度在某个地方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另一个地方对经济发展却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为什么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中介在一些地方会出现而在另一些地方却不能出现？为什么同样的管理方法在一个地方显示出高效率而在另一地方却不具有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利用均衡分析法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均衡分析法的最大缺陷是把经济系统中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仅研究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不能把其所考察的问题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该方法完全忽略了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及人文环境等对参与人行为的影响，单纯考察某个条件与结果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无法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博弈理论尽管把参与人之间行为互动关系纳入到了模型之中，但依然没能跳出新古典均衡分析法的基本框架，并且由于其对理性赋予更强的假定，使得该理论更加脱离现实。进化博弈理论则一反常规，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及社会问题，它所提供的局部动态研究方法是从更现实的社会人出发，把其所考察的问题都置于一定的环境中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现实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进化博弈理论属于经济学的前沿理论，该理论从其理论框架建立到现在仅仅只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其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已经成为主流经济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对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对进化博弈这样的前沿理论更是知者甚少，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通俗的语言介绍进化博弈理论的相关内容及其应用，让读者对该理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给出进化博弈理论的两个典型的例子；第二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进行阐述；第三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第四部分概述进化博弈理论的有关应用；第五部分论述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及进化博弈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性；第六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发展及理论前景进行简要的说明。
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为了下文说明的方便，本文先给出进化博弈理论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给出该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
1.1 老鹰（Hawk）与鸽子(Dove)博弈
假定一个生态环境中有老鹰与鸽子两种动物，它们为了生存需要争夺有限的资源（如食物或生存空间等）而竞争。老鹰一般比较凶悍，必要时在斗争中直到重伤。鸽子一般比较温驯，竞争时在强敌面前常常退缩。竞争中获胜者得到了生存资源就可以更好地繁衍后代，重伤者则不利于其后代生长，即会减少其后代的数量。如果群体中老鹰与鸽子相遇并竞争资源，那么老鹰就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全部资源，而鸽子由于害怕强敌退出争夺，从而不能获得任何资源（当然不会受伤）；如果群体中两个鸽子相遇并竞争生存资源，由于它们均胆小怕事不愿意战斗，结果平分资源；如果群体中两个老鹰相遇并竞争有限的生存资源，由于它们都非常勇猛而相互残杀，直到双方受到重伤而精疲力竭，结果虽然双方都获得部分生存资源但损失惨重，入不敷出。假定竞争中得到全部资源为50个单位（该数字也可以表示为生物的适应度、繁殖成活率或后代数量）；得不到资源则表示其适应度为零；双方重伤则用来表示。于是老鹰、鸽子两种动物进行的资源竞争可以用一个对称博弈来描述，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操作依赖于该群体的初始状态。如果初始时，该宿舍有多于4人使用操作系统，那么该宿舍所有学生最终都会使用该操作系统；否则所有学生最终会使用操作系统。
二、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进化博弈理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该理论从否定传统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理性人假定出发而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结合了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出发来分析参与人的资源配置行为。
2.1 理性的由来及其缺陷
经济学自从古希腊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是在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能被人类经济活动所减少，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别差异的原因。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在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稀缺资源的配置是需要人的参与，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演变为关于经济中参与人如何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地方去的问题，强调个体行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济中参与人的决策行为是通过高度复杂的思维活动作出的，为了更好地从微观个体行为来解释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借用了哲学中“理性”概念对复杂的人类行为过程进行了抽象的假定。然而，理性一词用于经济学时却对其含义的理解与哲学中对其含义的理解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哲学中的理性是指人类所特有的用以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认知能力，当代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其著作《纯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人类理性即认知能力并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经济学中的理性则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具体地说即是经济中参与人对其所处世界的各种状态及不同状态对自己支付的意义都具有完全信息，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具有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或最大利润的能力。
经济学家认为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凭借理性就可以完全地认识自然与社会。经济学中对理性的含义经过这样的处理以后，就使得经济学能够充分运用数学理论发展的成果来进行分析。为了应用数学工具并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传统经济学家们从偏好，信念及理性三个方面来界定经济主体的特征，其中信念就是个体认为不同结果将会出现的基于个体所获信息之上的条件概率。偏好则是基于不同结果的信念之上的序。理性是根据上述偏好及信念，个体获得最优决策的程度以及个体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来修正其信念的能力。这三个特征使得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由现实人转向了理想化的对象，经济学越来越偏离了现实。
由理性概念而引致的缺陷首先表现在理性人具有无限的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的均衡观，认为经济系统常常处于均衡状态，非均衡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受到外生因素扰动而使系统偏离均衡状态时，系统会以线性的方式回归均衡，这种机械式线性反应的均衡观来源于牛顿力学，由此而得出的比较静态分析法完全忽视了系统受到非线性扰动及连续因素的影响。其次表现在由全知全能的理性人而引致的均衡跳跃观，认为经济系统达到均衡或者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是不需要时间的，认为时间是可逆的，即经济变量与物理学的变量一样，只要条件相同系统的均衡也就相同，市场和经济对于过去的记忆是短暂的或者是没有的。这种应用经典牛顿力学分析方法来分析高度复杂的参与人经济行为使得其预测效果大打折扣。最后表现在其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上，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分析方法----比较静态分析法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假定经济系统只受到外界一个个相互独立、互不重叠的冲击的影响，或者当一个因素的影响消除之后，下一因素才开始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种因素之间不可能相互独立，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动，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各因素对最终目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较静态法却只见局部不见整体，企图通过比较不同均衡来找出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因此得不出符合现实的结论，其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2.2 心理学研究成果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随着经济学家对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近来实验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主流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基础“理性人”假定及其基本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质疑。相继出现了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其中在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学应用于经济分析有着非常曲折的历史。事实上，斯密、马歇尔、庇古、费雪尔和凯恩斯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都仔细地分析了偏好和信念的心理学基础。但从1940’s开始，一方面受到萨缪尔森及希克斯等新一派基于理性假定经济学家的影响，心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慢慢地被降低了；另一方面理性模型也遇到了许多如Allais(1952)悖论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经济现象。于是1960’s开始，许多微观经济学家再次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来解释现实中的异常现象，宏观经济学也把经验法则和适应性预期纳入到其模型之中，正是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Simon(1957)提出了其著名的“有限理性”概念。然而，1970’s初随着Robert Lucas等人提出的理性预期理论、Selten、Kreps等倡导的强调正确信念及贝叶斯修正的博弈理论及Stiglitz、Spence等研究的信息经济学理论相继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界再一次掀起了排除渗透在经济学领域中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热潮，心理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界几乎无立足之地，严格理性假定席卷整个经济学界。行为经济学的发起者Amos Tversky在经济学界根本找不到志趣相投者。1970’s末期，随着心理学家Amos Tversky与Kahneman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应用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原创性文章，如1974年他们在Science发表的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1979年他们合作在Econometrica发表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慢慢消除了经济学界中存在的对心理学分析方法的偏见，此后应用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文献见诸于各种经济学期刊之中，心理分析方法也渐渐地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一。
进入1980’s，随着经典博弈理论、生态理论及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心理学家西蒙把其在心理学领域研究的成果直接应用经济分析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大地激励着经济及社会学家从现实人行为出发来解释经济及社会现象。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认知过程首先表现为人们通过一种“感知秩序”进行学习活动，并形成分散的非同质的知识，其中“感知秩序”是指人的理解力、知识和人类行动之间的关系；其次表现为个体通过学习所达到的理性程度的有限性，组织学习个体学习行为的整合而形成的多层次“理性结构”，个体理性便会在一个累积性的组织或制度环境中得到塑造和提高并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学习行为总会受到组织、习惯和文化等制度性的限制和影响。西蒙认为人类并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因为人类认知能力有着心理的临界极限，人类进行推理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推理也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另外决策者决策时需要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不可能免费获得的，获得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需要大量成本的。考虑到参与人有限的知识水平、有限的推理能力、有限的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非总是最大化的结果，其决策受到参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过去的经验、日常惯例及其他人相似情形下的行为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在有限理性条件下，由于参与人无法免费获得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并且参与人即使获得了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也可能由于有限的计算能力而无法得出最优决策。因此，参与人只能采取模仿、学习等简单的直观决策方法或一些固定的常规来进行决策。人类的决策结果受到复杂的认知过程的影响，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即使给出相同的条件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决策结果，即决策结果受到认知过程的路径影响。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研究在不确定条件下参与人的决策过程及行为结果并展示了人为决策是如何异于标准经济理论预测的结果。在1979年，他与有着深厚数学及哲学背景的心理学家特韦尔斯基（Tversky）提出了震撼经济学界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他们的发现激励了新一代经济学研究人员运用认知心理学来研究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是对获奖者过去成就的肯定，更主要说明了获奖理论将会成为主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丹尼尔·卡内曼标志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经济人”转向现实的“社会人”，经济学直面现实。如何从有限理性出发来研究参与人的行为，许多经济学家对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理论，在这些理论之中影响最大且受到了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即进化博弈理论。
2.3 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进化博弈理论源于对生态现象的解释，1960年代生态学家Lewontin就开始运用进化博弈理论的思想来研究生态问题。生态学家从动植物进化的研究中发现，动植物进化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用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概念来解释。然而，博弈论是研究完全理性的人类互动行为时提出来的，为什么能够解释根本无理性可言的动植物的进化现象呢？我们知道动植物的进化遵循达尔文“优胜劣汰”生物进化理论，生态演化的结果却能够利用博弈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这种巧合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掉经典博弈理论中理性人假定的要求。另外，1960年代生态学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非合作博弈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并日趋成熟，进化博弈理论具备了产生的现实及理论基础。
进化博弈理论应用于研究经济学问题在学术界曾经引起极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理性假定。当时由于理性概念在经济学界已经根深蒂固。多数人认为利用研究生态演化的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参与人的行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动植物行为是完全由其基因所决定的，而经济问题则涉及到具有逻辑思维及学习、模仿能力的理性参与人的行为，因此，借助于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远比动植物复杂的人类行为显然是行不通的。但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利用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并解释经济现象的文献大量出现于各种经济学期刊了。尽管如此，利用进化博弈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还是需要对该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果去掉参与人偏好、信念及理性假定等条件，那么参与人是如何作出决策的呢？进化博弈理论在处理有限理性参与人决策问题时，常常假定参与人遵循某种比贝叶斯法则更简单的行为规则，这种行为规则应该告诉如何采取行动及如何根据经验来改变行为选择，这样参与人只要知道什么会发生，而不必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1970年代，生态学家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结合生物进化论与经典博弈理论在研究生态演化现象的基础上而提出了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gegy ESS），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进化稳定策略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进化博弈理论的诞生。此后，生态学家Taylor and Jonker（1978）在考察生态演化现象时首次提出了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至此，进化博弈理论有了明确的研究目标。
1980年代以后，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及博弈论固有的缺陷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有限理性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加之进化博弈理论在解释生态现象时获得的巨大成功，特别是经济学界于1992年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进化博弈理论学术会议，正式确立了该理论的学术地位。一大批如Larry Sameulson、Ken Binmore、Peyton Young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进化博弈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并使之逐渐转化为描述经济行为的理论。目前，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还是相当粗糙。因此，它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但该理论提供了比传统理论更具现实性且能够更准确地解释并预测参与人行为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的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该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已经为时不远。
三、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
进化博弈理论结合经典博弈理论及生态理论研究成果，并以有限理性的参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动态分析方法把影响参与人行为的各种因素纳入其模型之中，并以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群体行为的演化趋势。
进化生态学与博弈论的结合至少已有三十几年的历史，初看起来使人觉得奇怪，因为博弈论常常假定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而基因和其他的演化载体常常被假定是以一种完全机械的方式运动。然而一旦用参与人群体来代替博弈论中的参与者个人，用群体中选择不同纯策略的个体占群体中个体总数的百分比来代替博弈论中的混合策略，那么这两种理论就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两种理论在形式上达到了统一，但进化博弈理论与经典博弈理论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在进化博弈理论中每个参与人都是随机地从群体中抽取并进行重复、匿名博弈，他们没有特定的博弈对手 ④。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人既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直接获得决策信息，也可以通过观察在相似环境中其他参与人的决策并模仿而间接地获得决策信息，还可以通过观察博弈的历史而从群体分布中获得决策信息。对参与人来说，观察群体行为的历史即估算群体分布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群体分布包含了对手如何选择策略的信息。其次，通过观察群体分布也有助于参与人知道什么是好的策略什么是不好的策略。参与人常常会模仿好的策略⑤ 而不好的策略则会在进化过程中淘汰，模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行为不仅以说教的形式传递下来，而且也容易被模仿。参与人由于受到理性的约束而其行为是幼稚的（Naive），其决策不是通过迅速的最优化计算得到，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性的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参与人会受到其所处环境中各种确定性或随机性因素影响。因此，系统均衡是达到均衡过程的函数，要更准确地描述参与人行为就必须考察经济系统的动态调整过程，动态均衡概念及动态模型在进化博弈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1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模型分类
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模型按其所考察的群体数目可分为单群体模型(Monomorphic Population Model)与多群体模型(Polymorphic Populations Model)。单群体模型直接来源生态学的研究，在研究生态现象时，生态学家常常把同一个生态环境中所有种群看作一个大群体，由于生物的行为是由其基因唯一确定的，因而可以把生态环境中每一个种群都程式化为一个特定的纯策略。经过这样处理以后，整个群体就相当于一个选择不同纯策略（纯策略集的数目就相当于群体中的种群数）的个体。群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两两进行的都是对称博弈，有些文献中称这类模型为对称模型（Symmetry model）。严格地说，单群体时个体进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弈，博弈是在个体与群体分布所代表的虚拟参与人之间进行。如第一部分的老鹰----鸽子博弈，该生态环境中有两个种群老鹰与鸽子，它们代表两个不同的纯策略，用进化方法进行处理时认为该生态群体中每个个体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策略即老鹰策略与鸽子策略，此时的博弈并不是在随机抽取的两个个体之间进行，而是每个个体都观察群体状态（选择老鹰策略与鸽子策略个体数在群体中所占的比例），给定此状态它就可以计算自己选择不同策略所得的期望支付（严格地说这并不是期望支付，但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仍然借用该概念）进而确定选择哪一个策略不选择哪一个策略，对物种而言这就意味着种群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多群体模型是由Selten (1980)首次提出并进行研究的，他在传统单群体生态进化模型中通过引入角色限制行为（Role Conditioned Behavior）而把对称模型变为了非对称模型。在非对称博弈个体之间有角色区分，此时可以从大群体中区分出不同的小群体，群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之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两两配对重复、匿名非对称博弈，有时又称之为非对称模型（Asymmetry model）。如果我们把系统选择博弈中的宿舍变成学校（整个学校相当于一个大群体）而把十个人变成十个班（每一个班看成是一个小群体，且同一班的同学无角色区分即与单群体情形一样），每个班的学生都有多种选择，此时该校学生所进行的计算机系统选择博弈就是非对称博弈。非对称博弈模型并不是对单群体博弈模型的简单改进，由单群体到多群体涉及到一系列的如均衡及稳定性等问题的变化。Selten(1980)证明了“在多群体博弈中进化稳定均衡都是严格纳什均衡⑥ ”的结论，这就说明在多群体博弈中，传统的进化稳定均衡概念就显示出其局限性了。同时，在模仿者动态下，同一博弈在单群体与多群体时也会有不同的进化稳定均衡。
按照群体在演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是确定性的还是随机性的，进化博弈模型可分为确定性动态模型和随机性动态模型。确定性模型一般比较简单并且能够较好地描述系统的演化趋势，因而，理论界对之进行较多的研究。随机性模型需要考虑许多随机因素对动态系统的影响，一般比较复杂，但该类模型却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系统的行为，近年来理论界对之也进行广泛的探讨[对随机动态的详细讨论可以参阅这方面的经典文献Foster, D., and P. Young.(1990), Fudenberg, D. and C. Harris (1992), Kandori, M. G. Mailath, and R. Rob(1993)]。
3.2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
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⑦ [文献2、5有详细介绍]是由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及Maynard Smith(1974)在研究生态演化问题时提出来的，其直观思想是：如果一个群体（原群体）的行为模式能够消除任何小的突变群体，那么这种行为模式一定能够获得比突变群体高的支付，随着时间的演化突变者群体最后会从原群体中消失，原群体所选择的策略就是进化稳定策略。系统选择进化稳定策略时所处的状态即是进化稳定状态，此时的均衡就是进化稳定均衡。下面给出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对进化稳定策略的定义（此后本文称之为原初定义），用符号表示如下：
说是进化稳定策略，如果，存在一个<，不等式对任意都成立。其中A是群体中个体博弈时的支付矩阵；y表示突变策略；是一个与突变策略y有关的常数，称之为侵入边界（Invasion Barriers）；表示选择进化稳定策略群体与选择突变策略群体所组成的混合群体。实际上相当于该吸引子对应吸引域的半径，也就说进化稳定策略考察的是系统落于该均衡的吸引域范围之内的动态性质，而落于吸引域范围之外是不考虑的，所以说它只能够描述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至于系统是如何进入吸引域的原初的进化稳定策略定义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要准确地理解进化稳定策略概念就必须正确理解突变者和侵入边界的含义。我们可借助于前面的两个例子来理解。在老鹰、鸽子博弈中，当该生态环境中只有老鹰（或只有鸽子）时，这时系统已经处于均衡状态，但它们都是不稳定的均衡，因为这两个均衡都可以被突变者侵入。开始时，假定该生态环境处于老鹰均衡，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进入鸽子时，那么随着时间的演化，整个生态系统最终就会稳定于一半为老鹰一半为鸽子的状态，即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进化稳定的。这说明该博弈中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是不稳定的。因为，当系统处于纯策略所表示的状态时，只要存在突变者系统就会离开这种状态，所以它们都不是进化稳定的。相反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却不一样，即当系统处于一半是老鹰一半是鸽子时，如果由于某种因素使得系统偏离该状态，那么系统会自动恢复到原来状态。另外，在系统选择博弈中突变者、侵入边界就更为明显，所谓突变者即是指选择进化稳定策略以外的策略者，且侵入边界与不同的均衡有关。该博弈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和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前一个均衡所对应的侵入边界就是，也就是说如果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数占群体总数的比例大于（即学生数大于4），那么选择操作系统的突变者就不可能侵入到该群体中，如果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数占群体总的比例小于（即学生数小于4），那么选择操作系统的突变者就会侵入到该群体中而原来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会转而学习操作系统。
最初进化稳定策略定义有比较苛刻的条件限制，如单群体、群体中个体数目无限大、系统只受到不连续且互不重叠冲击的影响等。这些条件大大地限制该定义的应用，随着学术界对进化博弈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最初定义进行了拓展，如Selten 1980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多群体均衡的定义；Schaffer 1988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有限规模群体的均衡定义；Foster and Young（1990）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连续随机系统的均衡定义等等（有关对进化稳定策略进行拓展的讨论见文献[5]）。最初定义是在解释生态现象时提出来的，如果进行经济分析，时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在分析生态现象时，把每一个种群的行为都程式化为一个策略，因此进化的结果将会是突变种群的消失（消失的原因在于生物的行为是由其遗传基因唯一确定的）。如果用于经济分析，那么进化的结果将是那些选择突变策略的个体最终会改变策略而选择进化稳定策略（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学习、模仿等来改变自己所选择的策略）。
经典博弈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即是指一种策略组合，在该策略组合下任何个人单独偏离都不会变得比不偏离好。纳什均衡是一个静态概念，不能描述系统的动态性质，用数学语言来说它是动态系统的不动点，纳什的成功就是在于他应用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性。进化稳定策略必定是纳什均衡策略，它是纳什均衡的精练，文献[3]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在进化稳定策略的定义中引入突变者及侵入边界使之能够更好地描述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第一部分的两个例子中，按照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无法得知两个系统最终会选择哪一个均衡，但利用进化稳定策略却可以说明系统最终会稳定哪一个均衡并可以分析系统达到不同均衡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解决了多重均衡选择问题。
3.3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
进化博弈理论来源于生态学的研究，该理论基本上从“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待群体行为的调整过程。一般的进化过程都包括两个可能的行为演化机制：选择机制(Selection Mechanism)和突变机制（Mutation mechanism）。选择机制是指本期中能够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在下期被更多参与者选择；突变是指参与者以随机（无目的性）的方式选择策略，因此突变策略可能获得较高支付也可能获得较低支付，突变一般很少发生。新的突变也必须经过选择，并且只有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才能生存（Survive）下来。进化博弈理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描述群体行为的这种选择机制和突变机制。博弈理论家对群体行为调整过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由于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对群体行为调整过程的研究重点也就不同，因而提出了不同的动态模型，如Weibull(1995) 提出的模仿动态（Imitation Dynamics）模型，认为人们常常模仿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能够产生较高支付的行为；Börgers and Sarin(1995，1997)等提出并应用强化动态（Reinforcement Dynamics）来研究现实中参与人的学习过程；Skyrms (1986) 引入了意向动态（Deliberational Dynamics）模型对哲学中的理性问题进行了讨论；Swinkels(1993)提出了近似调整动态（Myopic Adjustment Dynamics）；Borgers and Sarin(1995)提出了刺激—反应动态（Stimulus-Response Dynamics）等等。到目前为止，在进化博弈理论中应用得最多的还是由Taylor and Jonker(1978)在对生态现象进行解释时首次提出描述单群体动态调整过程的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所谓模仿者动态是指使用某一策略人数的增长率等于使用该策略时所得的支付与平均支付之差。下面就给出Taylor and Jonker（1978）提出的模仿者动态的微分形式：
化的而且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也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均衡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或者在多数情况下，系统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现象，要更准确地考察参与人的行为就必须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行为互动性、因素互动性及时间因素纳入到其模型之中。
5.2 经典博弈理论的策略互动分析法及其缺陷
考虑到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把参与人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到其模型之中，经典博弈理论则在理性人假定的基础上把参与人行为的互动关系纳入到其模型之中进一步考察了参与人的决策问题。在我国，对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田赛马的故事，但作为一种正式理论提出来，一般认为是始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藤（Von Neumann and O. Morgenstern, 1944）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直到纳什（Nash 1950）在研究非合作博弈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概念才使得博弈论成为一门完整的理论。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终于在1994年，三位杰出的博弈论大师：纳什（John F. Nash）、泽尔藤（Rechard Selten）和海萨尼(John C. Harsanyi)获得了经济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经济学界再次掀起了对博弈论的研究热潮。经典博弈论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法来处理各种冲突与合作的问题。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其应用相当广泛。在信息经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1996年诺奖得主Mirrlees等、2001年诺奖得主Akerlof等都对信息经济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充分说明了博弈论在经济学的地位可见一斑。
经典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就是由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纳什在研究非合作博弈时提出来的。纳什均衡即是指给定其他参与人选择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单独偏离均衡都不会变得比不偏离好，显然纳什均衡是一个静态均衡概念。经典博弈理论尽管把参与人的互动行为引入到其模型之中，并认为现实中参与人不是孤立地作出自己的决策，每一个参与人的决策不仅依赖于其自身所面临的条件及其所拥有的信息，而且也依赖于其他参与人的决策选择。但该理论却面临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首先，博弈论中的互动是一种“沉默互动⑨ ”，这种互动不允许参与人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流，即假定参与人都是一个个只会理性计算的孤立经济人而非社会人，一旦引入社会互动，许多博弈都无法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经典博弈理论中的互动并不“社会互动”而是孤立的“沉默互动”。其次，博弈论的基本均衡概念纳什均衡要求博弈各方都是理性的，并且理性是共同知识，博弈时如果某一方选择了非理，那么博弈就无法进行下去。特别地该理论在利用后向归纳法（Backward Induction）对纳什均衡进行精练时，不但要求参与人完全理性，而且还要求参与人的行为满足序贯理性（Sequential Rationality）要求。这一比理性更强的要求使得博弈论更加远离现实人。再次，在处理参与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时，不仅要求各参与人知道世界的各种状态，而且要求参与人知道每一种状态所出现的概率，并且给定一个先念信念，当出现任何新信息时，每个参与人都能够应用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先念信念，也就是说参与人不但具有很强的计算、推理能力，而且能够在一个大的状态空间上应用贝叶斯法则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现实中多数情况下，参与人并不都具有这种计算、推理能力。最后，博弈论碰到了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多重均衡的处理，当博弈出现多重均衡特别是多重严格纳什均衡时，尽管许多理论家提出了一些方法（Selten（1965）提出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概念，Selten（1975）提出的颤抖手精练纳什均衡，Kerps—wilson(1982)提出的序贯均衡，Schelling（1960）提出的聚点均衡等）来处理多重均衡问题，但始终没能获得一致认可的结论。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经典博弈理论虽然在其模型中纳入了行为的“沉默互动”关系，但该理论给出的研究方法仍然没能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这种只注重结果而忽略达到结果的过程的分析方法依然把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因素都看作为一个个孤立因素，依然认为影响因素与决策结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依然没能把参与人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纳入到其模型之中，因而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中人的决策行为，其结论也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缺乏政策含义。
5.3 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进化博弈理论利用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论、经典博弈理论并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参与人群体出发，通过对群体行为的研究进一步得出参与人个体的行为。进化博弈理论跨越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的鸿沟，实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性的突破。与传统均衡分析法相比，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分析方法在以下几个方面独具特色。
5.3.1 局部动态分析法的均衡观
传统的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完全理性参与人能够对环境的任何变化作出迅速的最优反应，因而，经济系统是常常处于均衡状态的，分析参与人的行为只需要研究均衡结果，并以此来预测经济人的行为，通过比较不同均衡结果来寻找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这种处理方法为了数学上处理的方便而撇开现实中“因素互动”而分别考察单个因素对均衡的影响，使得理论更加缺乏现实基础。进化博弈理论则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中非现实的“理性人”假定，直接从有限理性参与人群体出发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局部动态法。局部动态法把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结果的过程纳入到其模型之中，认为经济系统达到均衡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均衡结果依赖于达到均衡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结果都是路径依赖的，它与混沌经济学完全动态的研究方法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5.3.2 局部动态法的时间观
传统的均衡分析法并没有纳入因素互动关系并且理性计算是不需要时间的，所以得出经济系统常常是均衡的结论。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参与人的决策过程时间及因素互动的时间纳入到其基本模型之中，强调系统达到均衡的过程，并认为经济系统由于受到各种互动行为及互动因素的影响，有些系统达到均衡可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有些系统达到均衡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些系统可能无法达到均衡。时间因素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均衡分析法无法考虑宏观经济政策中“时滞”使得许多实施时有效的政策在发生作用时却出现了与原意相反的结果。时间是度量政策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有些政策可能很有效率，但纳入时间因素，一些需要太长时间才能使系统达到意愿均衡的政策可能根本就没有效率。进化博弈理论把时间纳入到模型分析中并充分应用数学中的相图来描述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的路径，这样有利于决策者控制经济系统使之朝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也有利于决策者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系统向意愿均衡转化的因素，使系统尽快达到有效率的均衡。
5.3.3 局部动态法的均衡选择观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逻辑有理性就有均衡，然后在既定均衡下通过对不同均衡的比较来寻找系统达到不同均衡的条件，即比较静态法，最后结合条件找出希望达到的均衡，因此，该理论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均衡选择问题。经典博弈理论提供的分析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都存在其自身所无法处理的多重均衡问题。如老鹰与鸽子博弈及系统选择博弈中多重均衡问题。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引入突变因素就能够较好地解决了多重均衡的选择问题，在老鹰与鸽子博弈中，尽管全是老鹰（全是鸽子）都是均衡的，但这两个均衡都极不稳定即都不是进化稳定均衡，一旦有鸽子（老鹰）突变者进入该系统就会使系统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得系统趋向于混合策略进化稳定均衡即一半鸽子一半老鹰（该均衡是一个全局吸引子）；在系统选择博弈中经典博弈理论无法解释系统最终会趋于哪一个均衡，局部动态法引入了突变因素就能够很好地解决了均衡选择问题，即系统最终会趋于哪一个均衡依赖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即路径依赖。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均衡描述的是当经济系统一旦进入到某一均衡的吸引域内时，系统就会对其他的突变策略具有一定程度（即在突变边界内）的抵抗力。
5.3.4 局部动态法的特殊性
新古典经济学与经典博弈理论均衡分析法都是以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单个市场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参与人的最优决策行为，并由此研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然而它们却碰到了如何由个体行为转化到群体行为的困难，因为这种转化过程涉及到各种互动因素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经典博弈理论中囚徒困境博弈，在该博弈中两个囚徒都从个体理性出发，但得到了集体非理性均衡的结论。也就是说，均衡分析法根本无法实现从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的过渡，在此框架内寻找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则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利用系统论的处理方法来看待参与人的决策行为。该理论直接以参与人的群体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考虑到影响参与人行为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民族习俗及个体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群体中有限理性个体的行为互动关系，很巧妙地避开由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转化问题，因而能够更加真实地反应现实人的决策过程及其决策结果。
六、结论
进化博弈理论是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理论，它来源于对生态现象的研究，虽然该理论应用于经济分析的时间不长，但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方法，较好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及经典博弈理论中理性假定及多重均衡的困难。并且，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经济系统能够获得比传统理论更准确的结果，能够更加现实地解释经济现象，因而在短期内为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引入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法来分析经济中参与人的行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
注释： ①本文把源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藤经纳什发展而成的博弈理论称之为经典博弈理论。 ②即无性生殖，这样假定的意思就是说后代继承其母体的策略，并且永远不改变，当然用于研究人类的行为时，需要作相应的调整。 ③所谓近视调整即是指参与人不管未来怎么样，只知道使当前的支付最大化 ④ 经典博弈理论中每一个参与人都有特定的博弈对象，并且，在重复动态博弈中，后行动者通过观察先行动者的理而利用贝叶斯法则来修正自己的先念信念，然后，在此信念下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支付的策略。 ⑤好的策略即是指能够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 ⑥所谓严格纳什均衡即是严格占优纳什均衡。给定对手选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通过选择严占优的策略而组成的纳什均衡。 ⑦事实上，这与Selten提出的颤抖手均衡概念具有相似性，所谓颤抖手均衡是指一个战略组合，只有当它在允许所有参与人都可能犯错误时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的组合时才是一个均衡，其严格定义可以参阅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其中的颤抖或者犯错误与进化稳定策略中的突变因素有差不多的含义，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⑧由模仿者动态方程进行支付变换，可得。 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博弈论一个著名的捐款----回赠实验中看出，募捐者要求每一个人都自愿捐款，最终募捐者以3倍于捐款总额的钱平均分派给每个捐款者，为了使得博弈能够分析下去，募捐者要求自愿捐款时每个人都不得与其他人讨论，否则该博弈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本文称博弈论中的互动是一种沉默互动而非社会互动。这个实验充分体现了古典经济学及博弈论研究对象上的一致性，即它们都是研究单个个体的行为而排除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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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企业偷逃税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假定企业纳税人欲通过偷逃税手段减轻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偷逃税行为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不偷逃税也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查获或未查获。这里仍作如下假设:偷逃税款额为T,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概率为P,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查获后用于寻租以减轻处罚的支出为F,因此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C32、F(为研究上的方便,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如设置两套账成本、心理成本等)。根据假设条件分析得出企业纳税人的得益矩阵,如图1所示[1]:
从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的预期收益为:
U=T×(1-P)+(-C32)×P
=T(1-P)-C32×P=T(1-P)-λT×P
=T[1-(1+λ)P]
其中税收处罚率λ=C32/T,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将获取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就有了偷逃税的经济激励;但企业并不一定选择偷逃税行为,其具体行为的选择取决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1]。
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偷逃税行为是不经济的,但企业不一定选择不偷逃税。这里需要考虑一个特殊因素——税务寻租,当不存在税务寻租途径时,由于偷逃税的预期收益小于零,企业不会选择完全不经济的偷逃税行为;当存在税务寻租途径,企业的具体行为选择取决于寻租支出F和逃税支出T+C32之间的关系。若F>T+C32,则企业纳税人不会选择偷逃税行为,若F具体来说,在税收处罚率λ既定的情况下,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偷逃税行为;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纳税遵从,但在存在税务寻租的特殊情况下企业的纳税遵从也有可能转化为偷逃税行为。在企业偷逃税行为被查获的概率P既定的情况下,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偷逃税的理性纳税行为;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依法纳税。因此,为有效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税收稽查力度,二是加大税收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行为的查获概率和税收处罚率,从而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
二、企业税务筹划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税务筹划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但这种“合法性”客观上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而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使得企业税务筹划的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和税务机关来说,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税务机关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2]。因此,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
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则企业优先选择开展税务筹划,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3]。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这里仍作如下假设: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税务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行为的风险成本即加收滞纳金和税收处罚的金额为C32;企业税务筹划的节税利益为T;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的稽查成本为C。
当企业选择了开展税务筹划,税务机关具有进行税务稽查或不进行税务稽查这两个选择。当税务机关不进行税务稽查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当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时,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合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违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C1-C2-C32[4]。
由于受税收征管力量和水平的影响,税务机关客观上并不对每个企业开展税务稽查。假设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P1,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1-P1;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情况下,对企业税务筹划“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P2,对企业税务筹划“非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1-P2,则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
U=(T-C1-C2)×(1-P1)+(T-C1-C2)×P1×P2+(-C1-C2-C32)×P1×(1-P2),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0。
(一)税务机关的策略选择
尽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目的在于严格税收征管,监督企业依法纳税,现实中并不一定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但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这里假定税务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在选择税务稽查时遵循成本收益原则。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P2+(T+C32-C)×(1-P2);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只有当税务机关的期望收益U=-C×P2+(T+C32-C)×(1-P2)>0,即P2<(T+C32-C)/(T+C32)时,税务机关应选择税务稽查策略;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应采取不稽查策略。
(二)企业税务筹划的一般策略选择
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时,若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务筹划认定为合法时,企业将选择筹划策略以取得税收收益,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T-C1-C2,且U>0;若企业估计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时,企业将选择不筹划策略,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C1-C2-C32<0。即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情况下,企业的收益函数:
P2>(C1+C2+C32)/(T+C32),
此时企业应选择开展税务筹划策略;当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时,因为T-C1-C2>0,企业应选择税务筹划策略。只有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
P1×(1-P2)<(T-C1-C2)/(T+C32),
此时企业选择税务筹划策略。
结合前面对税务机关与企业税务筹划的策略选择分析,只有当(C1+C2+C32)/(T+C32)
三、企业特殊策略选择的经济博弈分析
这里的特殊策略选择是指企业纳税人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为减轻税收负担所选择的合法筹划或非法筹划,即选择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还是违法的偷逃税行为[5]。假定在相对稳定的税收环境下,企业欲通过一定手段减轻自身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税务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
这里仍作如下假设:节税额为T,税务机关的稽查概率为P3,并假定企业的偷逃税行为一旦稽查即被查出,而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被认定为合法;偷逃税被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因此影响偷逃税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3、C32,影响税务筹划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C1、C2(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也不考虑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税务寻租成本)。为研究上的方便,现引入三个相对率指标反映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一是税收处罚率λ,即λ=C32/T;二是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即δ=(C1+C2)/T,三是税务稽查概率P3。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偷逃税的预期收益为:
U1=T×(1-P3)+(-C32)×P1
=T(1-P3)-C32×P3
纳税人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为:
若U2=(T-C1-C2)×(1-P3)+(T-C1-C2)×P3=(T-C1-C2);
则U1-U2=(C1+C2)-(T+C32)×P3。
当U1=U2,即:
(C1+C2)-(T+C32)×P3=0时,企业采取偷逃税行为与开展税务筹划行为取得的预期收益是一致的。对该式进行调整分析,两边均除以T,则得出δ-(1+λ)P3=0。在λ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企业应尽可能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提高税务筹划行为的经济效益。
在δ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收处罚力度,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在δ和λ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引导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的方式由违法的偷逃税行为转向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四、结语
经济激励是影响企业理性纳税行为的根本诱因。偷逃税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其可能的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机关查获概率、税收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税务筹划作为一项合法的理财行为,其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税务机关对税务筹划的合法性认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遏制或减少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引导和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加大对偷逃税等违法行为的税收处罚力度,减少纳税人偷逃税的收益预期,有效降低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内在经济激励。同时,加强税务机关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教育,从根本上堵住纳税人税务寻租的源头,科学认定纳税人的税务筹划行为,从而切实体现税收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对于企业纳税人来说,应在依法纳税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尽可能减少税务筹划成本支出,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取得较好的税务筹划效果。在此基础上,纳税人依法开展税务筹划、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实现“税企双赢”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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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3－0099－03
安乐死一词出自古希腊，本意是尊严地死亡或无痛苦致死术。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一般是指“患不治之症的人或其他特定状态下的人在严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而无法解脱，在病人或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人生最后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①。在死亡学研究中，没有哪一个领域比安乐死的研究更具有争议性，无论是赞成的人，还是反对的人，都能以充足的理由去反驳对方和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合理性。无论是医学上的争论，还是法律上的争论，最终都可以用经济与伦理的对立与冲突来表达。不可否认，医学和法律背后都有经济和伦理的因素存在，而正是经济与伦理因素的存在，才决定了医学和法律上的争论。从医学上看，医患关系内在地包含了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救死扶伤无疑需要经济与伦理的支撑；从法律上看，经济是基础，伦理是底线，安乐死必然无法脱离经济和伦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只有厘清安乐死内涵的经济与伦理因素及其博弈关系，我们才能对安乐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产生认同，也才能推动安乐死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发展。
一、安乐死的经济困境
经济发展是基础和手段，社会和人的发展才是目的。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存在，只不过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和热点而已，如史前时代游牧部落为了维持部落的存在与发展，往往在迁移之前把老人和病人留下，用原始的方法加速他们的死亡，这可称之为最早的“安乐死”。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人们开始关注死亡问题，尤其是关注人的死亡质量问题。这样，安乐死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荷兰、比利时则以法律的形式认可了安乐死的存在，在其他很多国家如英国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地承认了安乐死的合法性。是否承认安乐死，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但为什么要承认或者不承认，背后却是经济和伦理的考量。经济和伦理既可以是赞成安乐死的理由，也可以成为反对安乐死的理由，从而使得安乐死陷入了困境。
赞成安乐死的经济学考虑主要有：一是从经济发展与人的关系而言。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和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当一个人处在疾病缠身的濒死边缘而根本不可能痊愈的情况下，安乐死是阻止病人生命质量继续下降、保持其人格尊严的有效途径，这也是符合经济价值的考虑的。因此安乐死从发展趋势上看，是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的。二是从经济负担而言。安乐死的对象一般都濒临死亡并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维持其生命需要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如美国维持一个植物人生命每年花费的金钱大约是15万美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花费如此巨额的资金去维持一个不能创造任何价值，且又根据现代医学条件无法治愈的生命，毫无疑问是经济上的严重浪费。不仅如此，维持这样的生命还有可能拖垮一般的家庭，因为一般的家庭根本无力承受这样巨大的经济负担。三是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而言。面临安乐死问题的病人，一般会长期占用固定的床位和相当的医疗资源。在医疗资源稀缺的当代社会，其结果必然是挤占了其他有救治希望的病人享受医疗资源的机会和权力。而安乐死的实施，不仅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还可以有效节约医疗资源，保证其他病人得到有效的治疗。
从经济学上反对安乐死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生命具有最大的经济价值。人的生命与物相比，其价值要超过物的价值，只要生命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没有任何物品的价值超过人的生命的价值。而人与人之间的生命是等值的，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价值。那种认为可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去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观点是违反生命价值原则的，会引发生命不平等的严重后果，导致一些人践踏其他人生命的事件发生，同时也不符合现代平等的生命价值理念。二是认为安乐死的对象虽然已经处在濒死边缘，但毕竟还是未死之人，这样就有可能从医学的最新发展中受益。如果不对其实施安乐死，医学的发展就可能突破“不治之症”的限制，病人也就有可能彻底地得到治愈，重新回到社会中为社会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
二、安乐死的伦理困境
死亡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必然归宿。人们对自然死亡的人不存在道德上的争议，也不存在道德困境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选择死亡的方式和时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开始以整体的目光来看待人的生命，开始追求优生和优死的辩证统一的时候，安乐死的伦理困境就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就其实质而言，它所涉及到的主要是传统伦理观念和现代伦理观念的冲突。
传统伦理观念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非经正常的法律程序，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维护生命，珍惜生命是善的；毁灭生命，或妨碍生命是恶的”②，伦理学存在的价值就是指出了尊重生命存在的必要性，其指向是人的生存意识，保存生命是伦理学的第一原则。具体到安乐死问题，传统伦理认为医护工作者保存和延长病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是善的；而利用安乐死的名义去结束病人的生命则是违背道德和医学伦理的，是恶的。“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人们应该竭尽全力地维护人的生命的存在，不遗余力地延缓死亡的来临。”③ 可见，传统伦理学把生命的延续看作是最大的善，是人们特别是医护工作者必须要遵守的首要的伦理原则。
与传统伦理学相比，现代伦理观念更加注重生命的质量而不是生命的数量（长度），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在于生存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生存的品质。在安乐死的问题上则要求人们从生与死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生命，把生的权利延伸到死的权利，把生命的质量延伸到死亡的尊严。如果不实行安乐死，病患者将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过着非人的生活，并使病患者的人格尊严和生命质量严重降低，在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后悲惨死去。我们为了维护所谓的道德原则，而让一个人生不如死地活着，忍受没有生存希望的痛苦，这难道就是符合伦理道德原则的吗？这样做是违背道德主旨的，因为道德的存在从根本上讲应该是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促进个人的福祉。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安乐死可能是维护其做人的尊严的唯一选择。除此之外，现代伦理学还从自由意志理论出发，认为个体具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个人具有选择生存的权利，同样也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安乐死就是个体在特殊条件下对死亡的有意识的选择，尊重了病人的自由意志和生命自决权，是完全符合伦理原则的。医护人员所做的只不过是去实现了病人无法实现的自由意志。
三、安乐死的经济与伦理博弈
一般来说，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应该是协调的，因为根据的基本原理，经济是伦理的基础，伦理决定于经济并为经济服务，伦理水平与经济的发展是呈现正相关关系的。但在安乐死的问题上，不仅在经济和伦理各自内部，而且在它们之间都存在着争议和冲突。认识到这些争议和冲突的存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安乐死的本质与特点，明确经济与伦理的辩证关系，为寻找到协调争议和冲突的有效途径提供借鉴。
博弈之一：生命的价值能否纯粹用经济来衡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似乎一切的价值都可以转换为经济价值，一切的价值都可以用经济价值来衡量。其实这是人们一个普遍的误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经济资源的配置原则而已。安乐死尽管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但无论怎样都不能以病人不能创造经济价值或生命存在已经没有经济价值作为理由，而对其实施安乐死。因为人除了经济价值外，还有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伦理道德价值，而经济价值只是人的价值的一个方面，甚至并不是主要的方面。但反过来看，如果一个病人已经不再具有其他的价值，其存在只能是浪费经济价值，并且其生命已经处在痛苦的濒死阶段，这个时候则可以把经济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在不违背现代伦理原则的前提下实施安乐死。
博弈之二：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导致生命质量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生存环境不断改善，生命质量不断提高。但是经济的发展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引发了经济资源的分配不公等问题。同样，经济发展也不会必然引起人类生命质量的提高，因为生命质量的提高不仅仅是用经济因素来衡量的。病人在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任何力量（包括经济的力量）都无法使病人的状况发生好转，而安乐死则可以使病人在救治无望的情况下，选择无痛苦地走向死亡，从而维护了病人死亡的权利和死亡的尊严，从反面来看也就是保持了病人做人的尊严。安乐死“既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让临终不可救治的病人，平稳、安详、无痛苦、体面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又不损害病人的尊严”④，这是经济因素不可能做到的。
博弈之三：经济资源的分配是否要考虑伦理原则。支持安乐死的人在经济上有两个重要的论点：一是认为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病人如果不实施安乐死，则他们每年要占用大量的医疗资源，而这些医疗资源又根本无法挽救病人生命，反而只能延长其痛苦，因而是一种严重的经济浪费和不人道的行为；二是认为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有条件和可能把完好的身体器官贡献出来，去挽救那些需要这些器官的病人的生命，实现其最后的经济与人道价值。然而，人不同于物，应该有自身的伦理存在原则，那就是生命之间在伦理价值上是没有差别的，而作为物的经济资源本身就是为人服务的。因而使用大量经济资源去维持病人的生命体现的正是伦理原则，而不是经济原则；用挽救另外一个生命作为牺牲一个人或者占用他的器官的理由，严重违背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伦理原则。所以在安乐死的问题上，经济资源（主要指医疗资源）的分配不能只用经济的标准，还应该采用伦理的及其他的标准，并且伦理的标准至少要优先于经济的标准。
博弈之四：在寻求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和伦理的因素孰重孰轻。安乐死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只有搞清楚了上述问题，我们才能知道经济和伦理因素在安乐死中的分量。安乐死是回答和解决死亡优化的问题，即如何使濒死边缘而又救治无望的病人在无痛苦中死亡的问题。因此安乐死应该是一种方法或手段，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怀和人道帮助的一种伦理的、人道的手段。安乐死主要应该是属于伦理的范畴，只不过这种伦理的方法首先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障而已。当然，经济因素是伦理的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才对安乐死有了伦理上的要求。所以，在安乐死的问题上，应该说是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生存质量提高后，才开始思考死亡优化的问题，因而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之争。但安乐死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是经济发展必然的逻辑结果，而是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人类依据伦理和人道原则，对提高自身生存质量和品质的一种选择。
注释：
① 周德新：《死亡学概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② 波伊曼：《今生今世――生命的神圣、品质和意义》，陈瑞麟等译，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篇4
一、导论
对广告竞争的研究，实质上是分成三个层次的：（1）广告花费对产品销售的影响；（2）销售额与广告支出之间的反应关系；（3）广告和销售额的动态关系。在最优广告策略的研究中，Sethi（1977）、Feichtinger等（1994）都给出了确定最优动态广告预算的解。然而，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单个产品和垄断市场的假设下，尤其忽略了竞争性市场环境下的研究。
因而，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里，大量的学者将精力放在了微分博弈框架下的广告竞争研究上。用微分博弈方法研究广告竞争的优点，在于其基于博弈论观点的决策过程和连续动态博弈理论的应用。微分博弈的理论基础允许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对竞争者决策的预期。微分博弈的动态本质使得广告策略的制定不仅仅要考虑当前的结果，还要考虑广告决策的长远意义。微分博弈分析为广告策略的研究增添了动态和竞争的因素。
在众多的微分博弈模型中，定量、解析、定性以及各种实证研究方法都被运用于包括动态广告竞争在内的情形下。早期的很多研究集中于双寡头广告竞争，而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三寡头甚至更一般化的寡头竞争模型。然而从双寡头广告竞争到多寡头广告竞争的扩展却并不容易，因为那些在双寡头条件下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在更一般的垄断情形下已不再适用，而发展新的研究方法还面临一定的困难。
本文下面首先介绍其基本模型、主要的模型和模型的扩展，然后对这些模型的实证研究进行比较，最后介绍当前研究面临的挑战，并对此作一个评论。
二、广告竞争与微分博弈模型
1．基本模型框架
假设每个竞争者都有凹的广告反应函数，微分博弈包含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广告竞争中的控制变量是指各个竞争者的广告支出，即Ai,i=1,K，n；而竞争者的销售水平Si（或市场份额Mi），i=1,K,n。则被解释为状态变量，其动态变化受广告控制变量和现有的状态变量水平的影响，另外也可能受时间变量的影响
假定竞争者们不能进行串谋，且每个竞争者都拥有与互动竞争相关的完全信息，因此能很确定地推测到竞争对手的最优策略，得到微分博弈的纳什均衡解。所谓纳什均衡解是指一个策略集，对每个竞争者来说，这一策略是在给定其它竞争者策略下的最优选择。在微分博弈中，纳什均衡解能够通过下面的哈密尔顿函数（Hamilton函数）哈密尔顿函数源于物理中的动力学，应用到微分中是一种用以求极值的函数，其一般表达式为：H(t,x,p)，其中，t是时间变量，函数对P是凸的，但并不一定是线性的。，从方程（2）和（1）中解出：
开环和闭环是可供研究的两种纳什均衡。开环均衡策略只随时间变化，而闭环均衡策略不仅是时间的函数，同时还是状态变量的函数。对于开环策略，式（5）中动态约束右边的累加项将消失。然而，开环策略并非子博弈完美均衡，因为这一策略不必对每个子博弈都构成纳什均衡。如果不依赖初始条件，闭环均衡策略则是子博弈完美均衡（这种不依赖初始条件的闭环策略也被称为“反馈”策略）。尽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式（5）中的累加项可以忽略，从而很容易研究问题的闭环策略，但一般情况下这些累加项并不会消失，这对闭环策略的确定带来很多困难，因为其中涉及一些偏微分方程，且这些方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解出。但是，当广告模型只涉及一个状态变量时，研究闭环策略时遇到的困难就可能被克服。例如，假定双寡头竞争市场中的市场容量固定，那么将其中一个寡头的市场份额作为状态变量，就可以应用闭环策略分析广告竞争模型。
在现有的文献中，有三种微分博弈模型的应用较多，它们分别是VidaleWolfe模型、Lancaster模型和扩散模型。下面分别介绍这三个模型。
这里，A1、A2是双寡头中两个竞争者的广告水平，M是竞争者1的市场份额。
VidaleWolfe模型和Lanchester模型其实很相似，后者经常被看作是前者在竞争性市场上的一般情况（Little，1979）。如果假设竞争对手的销售额为（N-S），将式（6）除以N并将δ写成一个竞争对手广告的函数，则可以推导出式（7）。公司的销售额（市场份额）的衰减可以视为竞争对手的广告努力引起的。VidaleWolfe模型适合应用于垄断行业，Lanchester模型是其在逻辑上的扩展，用于分析广告竞争。正如Jrgensen（1982）所说，尽管早期的研究涉及很多模型，但主要集中在两个重要的模型上，即VidaleWolfe模型和Lanchester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研究中，Lanchester模型的应用更多。
4．扩散模型
在市场营销中，比较受欢迎的销售增长模型是扩散模型，由Bass（1969）建立：
・S=(a+bS)(N-S)(8)
扩散模型并不直接反映单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是反映购买和销售增长的总体效果。模型中有两个重要的参数：一个是外部影响因子，一个为内部影响因子（参数a和b的微观意义的详细说明请参考Chatterjee and Eliashberg，1990）。内部影响因子通常被解释为口碑效应（wordofmouth），因为该模型认为未开发的市场受到已有市场消费者的影响。a和b都可以解释为广告的函数。一方面，广告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消息来源会影响扩散过程；另一方面，广告也可以通过引起消费者内部注意来影响扩散过程，如通过增强社会影响力。
5．闭环解和开环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经开始尝试在实证背景下，利用微分博弈模型来检验动态广告策略。特别是Chintagunta 和 Vilcassim（1992a）、Erickson（1992）的两项研究，通过将开环广告策略同闭环策略进行比较，来检验哪种策略类型能更好地解释软饮料行业的两个竞争者――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广告策略。两项研究都假设以下形式的Lanchester双寡头模型：
其中: M是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Chintagunta 和 Vilcassim（1992a）估计了式（9）的离散形式，并利用参数估计值模拟开环和闭环广告策略，然后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实际广告量进行对比。Chintagunta 和 Vilcassim（1992a）发现闭环广告策略能更好地拟合实际广告数据。Erickson（1992）估计了联立方程的闭环广告策略，并通过非嵌套替代模型的统计检验比较了闭环策略和开环策略。Erickson（1992）也认为闭环广告策略比开环策略提供了更好的对实际广告策略的解释，并进一步估计了Lanchester模型的一般形式：
作为联立方程系统的部分，方程（10）包含了竞争情形下的两个啤酒公司AnheuserBusch和Miller的闭环广告关系。
尽管这些理论提供了支持闭环广告策略的实证证据，但闭环纳什均衡仍然还是很难处理的。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实证研究只有两个竞争者，而且有固定的市场总容量，这些条件将问题限制在只有单一的状态变量，即单个竞争者的市场份额的情形下。要将广告竞争的研究进一步从双寡头扩展到更一般的寡头垄断，或者扩张的双寡头市场中，则需要多个状态变量（各个寡头竞争者的销量或市场份额）。当涉及多个状态变量时，无论从必要条件（1）、（4）和（5），还是从下列使用较频繁的数值函数方法来推导闭环广告策略，都包含对偏微分方程的求解，而这是一项或许可能但十分困难的工作。
因此，广告竞争的微分博弈模型发展到这里遇到了挑战。鉴于目前求解相关的偏微分方程还存在困难，要将微分博弈分析推广到多寡头竞争的研究中，只能发展一些避免推导闭环均衡的方法，如折衷或逼近的方法。下面简述按这一思路得到的三种不同的方法，同时也是在寡头竞争下的模型扩展。
三、寡头竞争下的模型扩展
很多研究动态广告竞争的微分博弈模型都仅限于两个竞争者，即双寡头的情形，因此有必要从双寡头扩展到更一般的n个竞争者的寡头垄断分析。与此同时，由于闭环纳什均衡相对于开环均衡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此尽管在闭环的研究领域内发展广告策略理论可能很困难，但仍是必要的。虽然微分博弈闭环纳什均衡的条件不一定能完全满足，但存在一些方法可以逼近这些条件。下面介绍三种逼近的方法。
1．两阶段决策
其中：gi是竞争者i的边际利润，wi1和wi2是其二次型残值系数，残值的二次型表达式使用的是非线性函数。竞争者目标函数中的残值考虑了当期广告决策带来的未来收益，同时也体现了动态框架下最优化的本质。根据VidaleWolfe模型的离散寡头垄断形式，销售量受到广告的动态影响。
这样，得到了纳什均衡广告水平的闭环形式表达式。通过这一模型对三个最大的方便食品制造商――Kellogg、General Mills和Post之间广告竞争的实证应用，Erickson（1995）认为，每个竞争者的当期销售都具有一定的未来价值。
3．动态推测变化
Erickson（1997）还提出了另一个不同的方法，在微分博弈分析框架下给出必要条件（5）的解释。之所以在主变量动态约束的右边有一个累加项，是因为对于闭环策略，竞争者被认为会对状态变量的变化做出反应。为了避免处理偏微分方程的麻烦，Erickson（1997）建议将反应AkSj视为动态推测变化，如推测关于对状态变量变化的竞争性广告反应。用这种方法推导出的纳什均衡广告策略成为改进的开环策略，但是具有闭环策略的一些特点。在多寡头Lanchester模型的背景下：
以上所述的三种扩展都试图将广告竞争的动态分析引入到多寡头（两个以上）垄断的情形下，且都提出了突破微分博弈开环均衡缺陷且反映闭环均衡某些特点的方法。当然，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虽然Erickson（1997）的动态推测变化提供的纳什均衡策略含有闭环的观点，但是却遭遇到开环策略的限制。Chintagunta和Vilcassim（1992b）的两阶段方法的有限期限、离散时间的特征和Erickson（1995）的单阶段残值方法摆脱了微分博弈分析框架，但给出的模型同样能合理反映管理者对动态市场条件的反应。很显然，如果没有偏微分方程在数学上的突破，则有必要采取一些折衷的方法来研究寡头垄断广告竞争。
四、实证研究
大量文献采用实证方法来检验微分博弈模型对竞争广告策略的估计准确性以及广告与企业的销售和市场份额的动态关系。
Erickson（1992）选择了Lanchester模型对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公司、Anheuser Busch和Miller两大啤酒公司进行了双寡头广告竞争的分析。首先，研究发现闭环解的估计更符合实际。有趣的是，两大可乐公司的广告投入与市场份额存在着动态负相关，即当市场份额越大的时候，广告投入越少。然而，两大啤酒公司的情况却不同，分析表明其广告投入并不仅仅取决于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市场份额区域，在该区域中当Anheuser Busch的市场份额上升时，两家公司的广告水平同时上升。
Chintagunta（1993）研究分析了两家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达90%的药品制造企业的广告竞争策略，研究重点放在了对模型的各种参数设置和敏感性分析上。为了分析得更仔细，假设市场的总销售量随时间变化，且竞争者将市场占有率作为必争之地，设置了三个不同水平的参数：（1）折现率；（2）广告弹性；（3）广告衰减指数。分别对这三个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还应用了最大平滑原则，从而用实证数据验证了这一原则的可靠性。
Chintagunta和Jain（1995）则使用了改进的Lanchester模型，并且使用了方程组，把需求描述也包含进模型，对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Anheuser Busch和Miller、两家无名的医药公司以及P&G和联合利华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闭环均衡解比开环解能够能更好地解释动态广告竞争；同时，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竞争广告投入的水平是否单单取决于市场份额是一个模糊的结论。
Nguyen和Shi（2006）将Lanchester模型和扩散模型相结合研究并建立了分析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动态变化的模型。模型不仅采用了方程组的形式将需求包含其中，而且还采用了反馈广告战略，实证研究采用了美国两大快速成像企业宝丽莱（Polaroid）和柯达（Kodak）1976―1985年的数据。研究也发现闭环解更好地拟合了实际的广告投入数据；同时，由于考虑了市场容量的变化，发现在不同产品生命周期阶段（即市场规模发生变化），拟合度的大小有所不同，而最接近真实值的是在产品生命周期最初的阶段。在研究期的最后两年里，宝丽莱和柯达的广告竞争策略都是在固定市场规模的模型中有较好的拟合性。这有可能说明，快速成像市场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饱和。
这些实证研究都是很具有价值的，因为就市场状态对广告决策的影响进行建模，将这些影响作为竞争者之间实证关系的一部分，不仅可以为广告的需求效应研究提供丰富的空间，还可以从供给方面来考察这种影响对竞争性广告所产生的作用。
五、评论和总结
正如Eliashberg 和 Chatterjee（1985）所说，对竞争的研究分析要求对竞争者的数量、相互竞争的本质，以及涉及到的竞争者的信息结构作一些基本的假定。总的来说，目前的很多研究都是建立在博弈分析框架下的。博弈论为研究竞争性广告的互动本质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早期的研究都假定广告竞争者同时做出决策，并拥有完全信息。或者他们假设每个竞争者都对竞争本质有充分的了解，且了解其他竞争者的利润结构，因此每个竞争者都可以推断出其他竞争者的策略；同时，假定竞争者之间不能合谋，那么可以用博弈论中的非合作竞争和纳什均衡理论来说明各广告竞争者的策略。
后来的很多研究涉及到双寡头，也有涉及三寡头的情况，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扩展到更多竞争者的情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同时分析很多竞争者的决策行为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对少数企业之间竞争的研究也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企业的营销活动相互影响，并且都能够被其他企业察觉。尤其是在分析双寡头的情况时，要抓住直接竞争的基本特点，因为每个寡头的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严格的双寡头假设可能并不现实，但在社会经济中可能有很多情况类似于双寡头，尤其是在广告领域（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
早期的博弈论在广告竞争方面的应用着重于静态模型。实际上，这种竞争可以看作一个动态模型，因为每个竞争者的广告策略都随时间改变。动态模型更可取是因为它加上了时间这个重要的尺度，同时认识到竞争者的策略并非一成不变。竞争性市场本质上就是动态的，动态模型也反映了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深刻地洞察竞争性广告策略。动态模型在时间上可以是离散的，也可以是连续的。连续型模型是对现实的一个真实反映，但是在应用时并不需要精确地界定数据时间间隔，且可以对广告策略进行瞬时性调整，所以连续型模型应用起来不太方便。在连续模型中，为了从市场数据中估计出模型的参数，可以对时间进行分割，这样一来连续型模型的实证研究就没什么障碍了。广告竞争动态模型中都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竞争者的广告策略怎样影响销售额和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变量的微分过程）。因此，连续竞争模型一般都可视为微分博弈，其中一些关键的动态变量（如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可以假定为给定微分函数对时间的微分。
纳什均衡的概念可以用来研究竞争性广告策略。但是在微分博弈的框架下，求得纳什均衡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步骤。在开环策略中，竞争者在博弈开始时就约定好广告支出的时间点，即使博弈参与人被要求在某个中间点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他们也不会做出改变。但是，如果这个约定不可行，那么开环均衡解还取决于初始状态、状态变量的初始值，因此这个均衡解不是子博弈完美均衡，即开环均衡并不构成在不同时间点开始的子博弈的均衡解。这个逻辑同样也适用于受动态变量的初始值影响的闭环均衡情况。要达到子博弈完美，均衡解必须与初始状态无关，也就是说，与初始状态无关的策略是一个既定的反馈策略。
开环策略的一个重要缺点就是它一经确定就无法改变。开环策略不能根据某些条件, 如当时的市场份额进行修改。但是, 营销经理确定自己的市场定位时, 一般不会忽略市场中的挑战，从而制定自动控制的营销策略。企业和品牌为了保持市场占有率，回应潜在竞争威胁的例子很多。另一方面，闭环均衡策略允许根据市场现状做出调整，比开环均衡更加现实一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闭环均衡是在微分博弈的假定下，但是并不能完全反映某些市场动态。比如, 竞争者根据其对手过去的行为来做出反应的能力。
计算闭环解的困难毫无疑问在于博弈论以及偏微分方程的发展迟缓。Case（1979）提出的方法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启发性的意义。Case（1979）认为均衡策略应该是状态变量的静态函数（时间不变），广告随系统状态改变，却不随时间改变。但是静态假设并没有太强的限制，因为广告策略随状态变量而变，而状态变量又是随时间改变的。Case方法的优越之处在于它对系统状态的连续依赖。对于涉及一个状态变量的微分博弈，只需要求解一系列的全微分，而不涉及偏微分函数。因此，这一方法成为分析双寡头市场中广告竞争的基础。
对于更一般的情形，可以考虑使用动态推测变化方法（Erickson，1997）。这一方法可以扩展到包含多个状态变量的相关研究。竞争者对状态变量的变化所采取的边际广告反应被视为各竞争者所做的推测，而动态推测变化策略依赖于竞争者认为其对手如何反应的信念。基于动态推测变化的广告策略可以像开环策略那样计算出来，因此这种策略可以看成是开环策略根据竞争者的推测所做的调整。
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研究后，动态广告竞争的微分博弈模型领域已进入一个兼具吸引力和挑战性的发展阶段。近几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如：Prasad和Sethi（2004）在双寡头的动态博弈模型中加入了随机扰动项来分析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广告竞争；Cellini和Lambertini（2003）采用微分博弈模型分析了古诺模型中两个企业的合作广告博弈和非合作广告博弈所产生的社会福利，从而研究广告中存在的溢出效应（正的外部性）；Benchekroun（2007）区分了广告对商誉的影响，并且建立了一个商誉内生的微分博弈模型，在进行了动态的分析后，他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销售量对商誉的敏感性增加会导致在均衡状态的销售量的减少。综上所述，该领域的研究今后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闭环解计算方法的进一步发展;（2）目前大部分文献只涉及到双寡头市场的广告竞争，对多寡头竞争市场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3）今后的研究将更为突出模型的随机性和动态性；（4）过去的博弈只关注非合作博弈（即绝对的竞争情形），因而今后对广告主之间合作博弈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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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Xijie CHEN Dem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篇5
哈耶克认为市场功能的发挥是以某种事先存在的制度秩序为前提，市场指的并不是自然的某种状态。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市场并不是在一个制度的真空中运作的，而是隐含了某种制度的框架，这个框架界定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哈耶克的后来者将他关于秩序的自发演化的思想主要应用于促进、改善或者创新市场有效运作的制度。[2]
一、互惠互利原则是市场秩序的伦理建构原则
市场社会的兴起，所依靠的是人们获得的这样一个洞见:即人们无须就他们各自独立追求的特定目的达成共识便可以做到和平共处且互惠互利。哈耶克从过去人们采取易货交换的方式来实行目的交换的经济过程，说明了人们在不同的行为目的基础上，也能实现利他伦理的问题。他说，人们之所以愿意进行易货交换，完全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第一，同样的物品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尽相同的用途;第二，如果甲从乙处得到了后者所拥有的某种物品，以作为甲给予乙所需要的物品的回报，那么这往往会对双方都有利。换言之，要实现这种易货交换方式，人们只需要就那些确定各人拥有什么财产以及这些财产通过何种方式可以经由同意而转让的规则达成共识，而没有必要就各自进行具体交易所欲达致的特定目的达成共识。” [3]
人类社会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分工，正是劳动分工使人类社会比其各部分简单相加之和更具力量。正是互惠互利原则在支撑着这个社会的运转。可以说，和睦友爱的社会体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友善及信任，这一切都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之上，并逐步培养了信任等美德。非常明显，这就意味着应该大力提倡实力相当者之间的交换。正如两个国家之间发展友谊的窍门就在于贸易往来一样，充分享有自利的个体之间的交易也是促进协作的最佳手段。反之，在一个没有互惠义务，没有公平交易的世界中，信任他人是难以想象的。在囚徒困境的问题上，作为双方长期选择之结果的合作博弈，其基础首先是互惠互利，相互制衡。正是损害别人的利益就一定损害自己的利益的格局，才使得身处其境的所有人都同时承受着改变行为方式的压力。对此，我国有学者作了有益的探究：“市场经济的博弈可以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因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管理层、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只有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才能促进各方的利益。”[4]显然，我们可以在市场经济本身中充分挖掘互惠互利的合道德性。
二、诚信美德是市场秩序的价值基础
诚如哈耶克所坚持的“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 [5]。人们在处理彼此的交换关系（即“产权”交易关系）时必须坚持契约伦理和信用道德，其基本要求就是讲“信誉”或恪守诺言。休谟将此视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道德律之一。由此道德律或基本伦理原则也可引伸出不少具体的行为准则，诸如“诚实守信”、“不提供虚假信息”、“不背信弃义”、“不违约毁约”等等。这些行为准则内化为内心信念并外化为实际行动，便是讲信用的道德。其重要性在于，它既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广泛信任关系，实现分工合作的价值前提和基础；也是节省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要是没有契约伦理和信用道德的支持，人与人之间连最简单的交换关系都建立不起来，更妄论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分工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大和相关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
当今中国社会的不少企业陷入没有“市场”的境地，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它在“市场”上建立的信任关系非常有限和十分微弱。尽管贸易和交换产生对诸如诚信、诚实、可信赖等道德行为的要求，但市场上的交换关系和人际关系相互依赖的网络却不够紧密，无法使交易者的个人利益同相互间合作的行为相结合。由于交换关系的瞬间性和匿名性，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及伙伴的可替代性，总会出现牺牲他人而无风险地获取自身私利的“黄金机遇”。因此，只有当交换伙伴已拥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和美德，贸易和交换方可长期互信地进行。
哈耶克也指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有制，相反，它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即使自由主义者也承认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个人自由总要受到许多规则的限制。[6]美德是自由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在一个存在匿名关系和社会网络残缺的经济市场中，即使从纯功利角度出发，对个人来说，拥有道德和高尚的人品较之与总是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总的来说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益处，因此，培育美德和个人美德终将符合理性。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一再证明，契约伦理和信用道德对现代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合作秩序的扩展
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人始终需要相互依赖。于是乎，人们以道德的方式遵从各自获利的驱动力，温和、正直、可靠、诚心和愿意作出妥协便成为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美德。换句话说，经济没有最低限度的善意和合作精神，将会运行得十分糟糕。名誉、诚实和可信性等市场道德重新被视作确保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扩大分工合作秩序要求人们在超越私人联系的交换关系中应当坚持的平等对待他人“财产权利”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这种“普适主义”的伦理道德要求尊重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财产权利”，或者说是要求“权利平等”和“平等待人”。不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他们的“财产权利”都应受到同等的尊重。这种“尊重”的内涵可以表述为简单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类的黄金律。与此相关还可衍生出“平等互利”原则，以及“不宰陌生人”、“不恃强凌弱”等其他具体行为准则。这些原则和准则的人格化，就是“正直”的美德。这种伦理和道德是对“爱有差等”的“自然道德”（哈耶克语）的否定，是发展市场经济或扩大“人类分工合作秩序”所必须的。正是这一“普遍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以此为价值基础的超个人的现代法律规则，构筑了人类分工合作的“秩序”或交换秩序，从而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分工和专业化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或交换关系，不仅是各种经济主体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实现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基本途径。然而，在时下中国，经济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大量不合作的现象，全社会范围的广泛交换关系之所以难于建立起来，合作规模经济效益之所以上不去，不仅与相应的制度创新没有跟上有很大关系，而且与中国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秩序”有实质性联系。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广泛合作关系的建立，不仅是以契约的方式建立的，而且从根本上依赖于人们对契约的信守。可以说，经济主体对契约的信守和可信任，是建立和拓展广泛合作关系的主要基石。于是，这就对经济主体提出了重承诺、讲信用和兑现承诺的契约伦理要求。依照这一要求，经济主体既不能以骗人的手段去谋利，也不能为了眼前的小利而背弃自己的承诺。而应当确立诚信至上的价值理念，以诚信为本去建立和拓展广泛的合作关系。自行确定并自负其责地建立合作关系的自由是培育具有“社会性格”的个人及道德完整的个人的关键基础，我们可以期待这些人自愿遵循社会规范并积极投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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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0引言
经济权力概念对于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超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结合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考虑市场上经济权力对企业内权威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才可以内洽性地处理经济权力与企业本质这两个理论问题。
企业本质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项 (nie)的开端。科斯开此先河，探究了权威和指挥在经济上优于市场关系的原因。
这两类研究都没有充分分析经济权力。但两类研究的内洽性具有不同含意: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中，没有分析经济权力是因为它认为经济权力与现实研究无关;威廉姆森考虑到经济权力的相关性，但没有发展经济权力的含意，从而使其命题容易受到理论内洽性上的攻击。
1经济权利的问题
1.1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经济权力根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资本主义系统中不存在经济权力，强制关系只是表面性的，细察之后便可发现它们其实是平等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竞争背景中的退出原则使权力非对称成为一种错觉。在双方间的每一关系中，每一方总是可以实施他的退出权。一方退出权约束了对方行为，而不依赖于双方在制度或组织内的交易形式。关系中的双方都面临竞争，这使每一方都不能在交易中享受不公平的回报。
在这一背景中，经济权力被看作是垄断地位带来的市场权力，它必然意味着违背了完全竞争假定。因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存在经济权力，各方完全对称，即使他们在科层式结构的组织中处于不同位置。如果有可能确定每种人类行动的自由或被强制的含意(content)，那么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的制度理论便可以合理地运用。但问题是，若不讨论这一分析中所用的标准，这种人类行动“两分”是不可能的。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可以被批评的原因是，尽管其分析发展足以内洽，但是它基于站不住脚的假定。
1.2威廉姆森方法中的经济权力威廉姆森框架本身面临一个内洽性批评:在市场与科层的分析中，威廉姆森把经济权力作为一个相关变量，却不能在其框架中发展它的含意。威廉姆森对其方法的辩护是无力的。威廉姆森提到的经济权力概念的“分析模糊(analytical vagueness )”都涉及(pours into)效率概念，因为，经济权力本身(其他情况不变时)要在个人约束的改变中得以体现，个人约束改变又构成了效率概念的基础。在威廉姆森框架中，承认某一分析范畴的相关性却不能清楚地说明它，等于承认威廉姆森理论的局限。这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分析掩盖了他不充分的分析框架导致的极大不精确性，从而无法评价他自己认为对制度演进过程有重大影响的要素之一。这种局限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框架有助于说明不同制度安排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但不适于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范描述或历史解释。
2企业的问题
2.1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企业把生产问题定义为(稀缺)资源配置问题，是把生产作为一种交换形式的分析基础。根据nie，交换得以发生的自然制度是市场。如果满足完全竞争假定，那么市场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没有经济权力的制度。
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假定生产领域也满足完全竞争条件，从而对经济权力的否认也可被扩展到企业内部。①“交换”是竞争原则支配下的自愿行动。②“完全竞争”的条件是不存在权威和权力关系。③“市场”是交换发生的场所。④“生产”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⑤“企业”是生产发生的场所。
通过厘清这些定义，我们便可以评价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所得结果的重要性:科斯明确引入权威和指挥原则以及竞争原则，从而解释了企业的本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及其追随者只提及竞争原则而不承认权威问题，并以此分析各种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因此是一种平等主义系统，其中没有真正的个人间权威。
2.2威廉姆森方法中的企业威廉姆森在其框架中对科层关系的明确分析，使他可以基于企业内的特殊合约关系来描述企业的特征。企业是一种以工作合约为基础的组织。工作合约确立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科层关系，这种科层关系代表了正交易成本背景中协调问题的有效解。企业的定义因此依赖于各方的非对称，涉及权力概念。科层工作关系的基础是限制权力实施范围的合约—权力因此始于相互同意，止于合约期满，或者说，随着支持并证明其合法的同意的终止而终止。即使基于相互同意，经济权力也仍然存在，仍然是企业定义的构成要素。这使威廉姆森可以用一种比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更优美的方式，分析社会交易关系中权威与平等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后者试图证明权威只是表面，而非实质;相反，威廉姆森并不想否认科层的存在，而是作如此解释。
3如何使经济权力与企业相一致
篇7
[9] 曹文星.基于微博平台的微公益传播研究[EB/OL].人民网，2012 -02-24..
[10] 高燕.微公益的伦理审视[D].重庆师范大学，201：30.
篇8
纳什均衡的定义：在博弈G=﹛S1，…，Sn：u1，…，un﹜中，如果由各个博弈方的各一个策略所组成的某个策略组合（s1*，…，sn*）中，任一博弈方i的策略si*，都是对其余博弈方策略的组合（s1*，…s*i-1，s*i+1，…，sn*）的最佳对策，也即ui（s1*，…s*i-1， si*，s*i+1，…，sn*）≥ui（s1*，…s*i-1， s*i ，s*i+1，…，sn*）对任意sij∈Si都成立，则称（s1*，…，sn*）为G的一个纳什均衡。纳什均衡在很多的博弈模型中是普遍存在的，一般在一个博弈中可能存在多个纳什均衡，这就是多重纳什均衡的博弈模型。然而对于大多数纳什均衡博弈来说，混合决策策略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混合策略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策略。多重纳什均衡策略的选择所依据的实际上是帕累托效率意义上的优劣关系，用这种方法选择出来的纳什均衡就成为帕累托上策均衡。
二、博弈模型的构建
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动态博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家族企业选择不信任职业经理人，相互之间可以得到的收益是（B0，I0）；第二阶段，家族企业选择信任职业经理人，此时职业经理人就可以选择忠诚与不忠诚，假如这阶段职业经理人选择不忠诚，这样相互之间的收益是（B1，I1）；第三阶段，家族企业信任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也忠诚，此时企业也选择重用与不重用职业经理人，此时的收益分别是（B2，I2），（B3，I3）。见下图博弈模型。
在第一阶段，如果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相互之间都不信任，此时双方都不会合作，家族企业也不会聘用职业经理人；如果在第二阶段家族企业很信任职业经理人，此时职业经理人也会表现出忠诚和不忠诚，当职业经理人不忠诚时，企业刚开始也会聘用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也许会因为企业未来发展前景不好、企业文化不适应、在企业遭到排挤或者是自己的因素等关系影响，职业经理人也会考虑跳槽到其他企业，此时企业会遭受一些经
济及信息丢失等方面的损失；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进入第三阶段博弈之后，在这个阶段家族企业非常信任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也会表现出自己的忠诚，经过一段时间对职业经理人的考验，家族企业觉得职业经理人工作很出色、对企业也很忠诚，于是家族企业就会考虑给以其更大的权力或更高的职位对其重用，此时双方都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当然，家族企业也会继续考虑是否要重用职业经理人，双方之间的博弈还将继续进行。
假设家族企业甲和职业经理人乙，之间只有信任和不信任两种策略，策略 1表示双方都互相信任，策略2 表示双方不信任，则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都有两种策略可以供双方去选择，这样就可以从纳什均衡的纯策略角度去分析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支付矩阵，见下表帕累托均衡，分别为（信任，信任）和（不信任，不信任）。当然（信任，信任）这对决策时这个纳什均衡中，在帕累托最优意义上比较好的一个决策，因此（信任，信任）构成成本博弈的一个帕累托上策均衡。
以上对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在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系统演化的长期纳什均衡结果可能是信任也可以是不信任。从图表分析也可以看出，当信任使双方所产生的超额收益越大，或者因此所付出的代价越小，系统收敛于均衡点G的概率也就越大，意味着双方越倾向于选择信任。反之，若由于信任而带来的超额收益很少或者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很少时，系统将向O点收敛，也就意味着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就会倾向于选择不信任。
通过上面的纳什均衡分析可以知晓，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博弈的最优策略就是彼此相互信任对方，在此种策略下双方所获得的收益也最大，而对于理性的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来说双方只有都相互信任，双方的合作才能更好的进行下去，彼此获益也最大。这样一来家族企业就会重用职业经理人让其担任比较重要的岗位，而职业经理人也会对企业更加忠诚，于是在工作中职业经理人也就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份工作，双方的合作也会比较长远，这样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
四、构建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对策建议
1.构建信任机制，完善家族企业信任体系
信任与信誉是家族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家族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构建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信任的桥梁。拥有良好信任体系的家族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引入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企业信誉好职业经理人会觉得在这样的企业有干劲，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职业经理人也会放心大胆的全身心的投入到企业的管理工作中。
2.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发挥职业经理人才能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可以保证企业能够合法正常的运转、保护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合法权益。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管理层、决策层和经营层三层分立的公司治理结构，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更有利于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的发展，此时职业经理人可以大胆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公司治理中建言献策，从而避免由于家族企业主一言堂造成的决策失误和引起的企业上下的不满。
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增强企业上下的凝聚力，加深彼此间的感情联系，也可以丰富企业上下的精神生活，活跃气氛，创建一个互信互爱、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企业文化建设应该将企业的利益同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淡化和根除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情文化，使得传统的任人唯亲的家族思想不再起作用。
在设计家族企业的激励机制时应该充分考虑职业经理人的心理感受，除了进行有关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外，还要进行相关绩效考核改革.对企业有巨大贡献的职业经理人可以通过股权激励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度，同时职业经理人也会感觉企业对其工作很认可，是一个值得信任和托付终身的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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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文化震惊是1960年首先由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他认为文化震惊是“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日本学者星野命认为“文化震惊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个人在接触与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时，最初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托夫勒(A．Toffler)说“文化震惊是某人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的意思变成了‘否’，‘固定的公价’变为可以讨价还价，微笑可以表示气愤”。人们发现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无法对信息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能问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人的问题，气候与自己家乡的气候完全不同，食物几乎不认识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犹如经历一种动乱，一场内在文化积累或文化构成上的动乱。文化震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者的文化身份(指旅游者的所附带的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不一致造成的，但是这只是外在的因素。从旅游者的内在心理运行来看，文化震惊表现为旅游者认知机制的变动，是由于旅游者的认知心理平衡被破坏导致的。
一、旅游者文化传播中震惊产生的心理机制
旅游者对世俗生活表现以及对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有自己的观念，这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文化背景，也成为他们作为主体心理反应和行为的根据，和作为旅游观赏对象的目的地人们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实，这种不同就打破了旅游者认知心理平衡结构。
对人的认知平衡研究比较重要的心理学家是弗里茨·海德，他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平衡主要目的是让人对事物的认识如何与外界保持和谐一致，因此他在1958年所写的《平衡理论》中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和谐的，一旦出现不平衡、不和谐，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恢复平衡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状态，重新恢复认知系统的平衡状态。海德还提出了体现这种思想的“P—O—X”模型，体现了一种简单的交往关系，其中P是认知主体，O是作为P认知对象的另一个人，X则是与P、O有着某种关系的某种情境、事件、观念。
“P—O—X”模型存在两种关系：单元关系和情感关系。人的认知对象之间，有的是分离的，有的则是由于存在接近、类似、相属等关系而结成一个整体，被人们所认知，这种联结成一体的认知对象，海德称之为单元关系。人对认知对象都有特定的情感与评价，如喜欢、讨厌、赞成、反对等，对认知对象的这种情感、评价称之为情感关系。海德认为人对认知单元内的两个对象，一般是保持同一方向的态度，如对不喜欢的人的衣着也不喜欢。海德认为人们在对认知对象的整体情感一般是同一的。情感关系有正负之分，爱、喜欢、赞成、尊重、认可、崇拜为正向情感关系；恨、讨厌、反对、排斥为负向情感关系。
海德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否平衡，取决于情感关系是否一致。在“P—O—X”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三者关系的直观表现是：
P与O对x认知和情感处于不平衡状态有4种状况：
1．P与0的关系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认可的。
P赞成x，O也赞成X；
P反对X，O也反对X；
2．P与O的关系不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不认可的。
P赞成X，O反对X；
P反对X，0赞成X；
1957年利昂·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提出了认知失调论。他相对海德来说，更加强调认知要素引起的矛盾冲突即失调或不协调。费斯廷格说过，如果用“协调”来代替“平衡”这个词，用“不协调”代替“不平衡”，那么海德的陈述和失调理论所讨论的是同一“过程”。当然，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和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费斯廷格所指的认知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是指认识体系的因素，即一个人意识到的一切有关环境、个人的任何认识，如事实、信念、意见、情感等。他认为人的认知因素是无穷尽的，各种认知因素间存在着3种关系：协调、不协调、不相关，人总是使不协调的认知协调起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协调有各种表现，如获得的认知与先前的认知，原先所抱的希望未实现，做出的决定还有某种遗憾。
费斯廷格认为不协调存在程度的差异，有的严重一些，有些轻一些，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1)认知对个人的重要性，如果认知的对象与个人关系重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要高；如果认知对象对个人不重要，不协调的影响程度就要轻。
(2)不协调因素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不协调认知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越高。
费斯廷格认为，通常有3种途径来减少不协调：
一是改变行为，使认知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的认知。二是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符合他的行为三是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保持一致，如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认知和行为的理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篇10
Forecasting for Changes of Farm Produce Price Based on Calamities Grey Predi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SONG Jing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of Xiny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As farmers and the consumers would suffer much unexpected loss due to the farm produce price exceptional fluctuations， so forecasting and then addressing them correctly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day. In order to predict this price fluctuation effectively， a risk forecast model for exceptional changes of farm produce price is proposed based on grey prediction theor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is tested by a case subsequently. The result provides satisfying support for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Key words： farm produce;price;risk forecast;calamities grey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农产品价格围绕价值曲线上下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对农户而言，一方面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价格波动，以达到抵御风险和降低损失的目的，另一方面，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价格变动趋势进行有效地监控和预测，为农户提供精确的预测数据对农业生产而言至关重要。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加之农户自己在市场信息搜集方面的投入和努力，农产品价格会保持相对稳定。然而，以往研究表明农产品价格的起落常常是由多种外部因素交互作用所导致的[1-3]，正因如此，在某些年份农产品价格波动可能会出现异常现象，会比其他年份明显偏低或偏高，不仅给农户带来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会对广大消费者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和麻烦，并进而对社会稳定造成隐患。例如，2007年的猪肉价格异常偏高就在群众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因此，能否对农产品价格的这种异常波动进行有效预警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农业生产而言，由于农产品价格与投入品价格呈正向相关关系，因此，进行简单的价格水平预测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关键在于能否根据现有价格的异常波动年份来预测下一个可能的异常波动年份。也就是说，对这些异常价格波动年份进行预测要比单纯的“价格”预警更有实际价值。就现有的预测工具而言，传统的加权移动平均模型、趋势移动平均模型、简单移动平均模型、回归模型等都需要充足的历史数据[4]，而现实中的农产品价格相关的统计数据通常很少，其中异常数据更是凤毛麟角，因此，采用传统的预测模型无法精确预测现实中的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问题。与传统预测方法不同，灰预测的特色在于既可以对序列作值分布灰预测，又可以作时分布灰预测，而且对序列的数据量要求不高，只要大于或等于4即可，因此非常适合于农产品的价格异常波动预测。基于此，笔者构建了一个基于灾变灰预测理论的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预警模型，并以福建省生猪收购价格的波动预测为例检验了该模型的有效性。
1 理论与模型
1.1 理论原理
灰色系统理论是针对既无经验、数据又少的不确定性问题，即“少数据不确定性”问题提出的，其核心理念强调信息优化，研究现实规律[5]。灰预测理论是灰色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子理论，目前该理论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实践中，在进行各种类型的预测时，为了获得准确的预测结果，需要用于预测的客观数据具有全信息性。根据灰色系统理论，具有灰因（原因）白果（结果）律的数据满足全信息性。在进行农产品价格预测时，作为预测的基本数据，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当年各种因子如成本、疫病、流通、信息不对称、规模化程度、宏观经济形势……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农产品价格波动因子满足灰信息覆盖的特点。而每年（月、季）的农产品价格是确定的，满足白信息覆盖的特点，也就是说，从价格影响因素到后续的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符合灰因白果的特点，用农产品价格数据建立灰预测模型，符合灰色系统理论要求的全信息性。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利用灰预测方法来有效预测农产品价格的异常波动。
1.2 模型建立
在灰预测理论中，灾变灰预测是被广为采用来进行各种突发事件预警和预测的一种预测方法。灾变灰预测又称异常值灰预测，是对异常值的“时”分布进行建模以预测跳变点未来“时”分布的一种灰预测方法。根据该理论，如果时间序列中含有异常值，可以采用GM（1，1） 模型预测异常值的时间分布。例如，由于受多因素影响，农产品价格在某些年份会出现异常波动，导致价格序列中会出现一些异常值。因此，利用农产品价格的这些异常值来预测下一次价格异常波动的具体年份，可以帮助农户对这种价格异常波动做好充分的准备。具体建模步骤如下。
（1）令x为含异常值的原始序列。
■，为历年价格数据。
假设ζ为正实数，如果
1° ■为异常值，则称ζ为上灾变阀值;
2° ■为异常值，则称ζ为下灾变阀值。
在本模型中，对■和■两种情况不加区分，即将价格异常高和异常低两种情况合并起来研究。
（2）记x中异常值为x（kζ）。
记x（kζ）的序列为kζ
■
则kζ为灾变序列，其数值称为灾变值分布序列。
称灾变序列kζ中分布点kζ的序列tζ为灾变时分布序列。
■
（3）令tζ为异常值时分布。
■，记■
■
序列：■
（4）GM（1，1）建模。
GM（1，1）的含义为1阶（Order），1个变量（Variable）的灰（Grey）模型（Model）。
若序列■满足： σ（0）（k）∈（0.135 3，7.389）。其中：
■，σ（0）（k）称为级比。
则可对序列x（0）作GM（1，1）建模：
■（1）
■（2）
■（3）
■（4）
式（1）为GM（1，1）的定义型，式（2）为GM（1，1）的白化模型，式（3）和式（4）为GM（1，1）的白化响应式，即预测公式。其中：
■（5）
■（6）
■（7）
式（7）中x（1）（k）=■x（0）（m），即x（1）是x（0）的累加生成序列。
■
（5）残差检验。
残差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模型的预测精度。令x（0）（k）为实际值，x（0）（k）为预测值，则
1°称e（0）（k）为相对残差。
■
2°称e（0）（avg）为平均残差。
■
3°称p°为精度。
■
2 应用举例
福建省1999―2012年的生猪收购价格如表1所示。笔者利用该数据建立模型来对该省生猪收购价格的异常波动情况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具体方法如下。
（1）原始序列为
x=（x（1），x（2），…，x（14））=（4.32，4.72，…，16.47）。
（2）确定灾变序列。
由于价格具有随时间而上升的趋势，因此价格的灾变（即异常）不能以价格的绝对值来衡量，而应当以相邻两年的变化幅度来界定。假设相邻两年的价格变动超过10%为价格异常波动，则有灾变阀值ζ=10%，即若：
■，则第k年为灾变年份。由此可得灾变序列为：
■=
（5.44，8.04，9.44，9.36，14.68，18.32，16.47）
（3）灾变时分布序列为
■。
即在第3，4，5，9，10，11，14年，也就是2001、2002、2003、2007、2008、2009、2012年生猪收购价格出现了7次异常波动现象。利用其前6次价格异常波动数据建模，然后利用该模型预测第7次出现价格异常波动的年份，并将预测结果与实际年份相对照，以检验该模型的有效性。
（4）级比平滑性检验。
■
■
■
σ（k）∈（0.135 3，7.389）
表明序列x（0）是平滑的，可作GM（1，1）建模。
（5）建立模型。
由式（5），（6），（7）可得：
■
代入式（3）、（4）得
■（8）
■（9）
（6）预测。
将k=6代入式（9）得：
■（对于预警而言通常宜早不宜晚）
这表明在第14年（即2012年）将会再次出现价格异常波动现象，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是一致的，表明本模型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7）模型预测精度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预测效果，作以下残差检验：
■
残差检验结果表明，本模型的预测精度达到89.9%，这对于受多因素影响而变化极不规则的农产品价格波动而言已经达到了比较理想的预测效果。
3 结 论
笔者以灰预测理论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预警模型，并以福建省生猪价格的异常波动预测为实例介绍了利用该模型对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进行预警的做法[6-10]。结果表明：（1）灾变灰预测方法是对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进行预警的一种有效方法，解决了传统预测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2）可以利用残差检验对模型的预测精度进行检查，从而可以对预测的精确性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本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当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年份数据序列的级比平滑性不能满足时，也就是说，当级比小于0.135 3时，将无法利用GM（1，1）模型来对价格异常波动进行预测，就本研究的生猪价格而言，就是某相邻的两次价格异常波动年份距离较远，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种特殊情况出现的概率通常很小[6-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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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少杰.政府部门对农产品市场风险预警的管制和调控――基于猪肉和大蒜价格暴涨经济学分析[J].天津农业科学，2012（4）：95-99.
[4] 刘武，娄成武. 定量分析方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3.
[5] 邓聚龙. 灰理论基础[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6]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7] 钟昱，张鹏.农产品价格研究方法综述[J].市场经济与价格，2012（9）：11-13.
篇11
2、博弈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认为博弈论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博弈论创立的标志是冯・诺伊曼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部著作，他们的贡献现在看来主要是创立了博弈论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决和对合作博弈的贡献。现在应用更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创立，则是以纳什（John Nash）1950年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为标志，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萨尼（Harsanyi）和德国塞尔顿（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时，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基石。
1944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认为是博弈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该书在总结以往关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的概念术语、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较系统的博弈理论。而且，在该书以前，博弈论主要是数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一种数学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和经济学研究的联系。从此，博弈论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对博弈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标志着博弈论的初步形成，但是这个时候的博弈论还是比较幼稚的，研究的范围也较小，总体影响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少数类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纪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论的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博弈理论的研究。1950年，纳什（John Nash）在他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中，将博弈论扩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终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论的思想源泉，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的证明，发展了以纳什均衡概念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纳什均衡是对古诺模型和伯特兰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有关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来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纳什均衡为研究出发点的。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微分均衡”、“强均衡”、“重复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而且在60年代初开始了博弈论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应用的研究。这个时期产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萨尼（Harsanyi）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外还在1973年提出了关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释，以及关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严格“纳什均衡”概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进化博弈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等概念。当然，这个时期产生的博弈论成果还有很多，博弈论更多地应用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当中，为80-90年代博弈论的成熟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博弈论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表明博弈论已经作为一种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渐走进了政治学、军事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中。尤其是在经济学中，博弈论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个时期，是对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博弈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分支，如信息经济学，以及一些关于特殊问题的理论，如拍卖理论、激励理论。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论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德布鲁(J・Debreu)表明，如果没有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没有他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证明。到了90年代，克莱普斯(D・Kreps)、克鲁格曼(P・Krugman)和格罗斯曼(S・Grossman)都是因为在博弈论上的贡献而获得了美国的克拉克奖(Clark Prize)，这是美国对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最高奖。之后，博弈论两度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颁给纳什(Nash)、海萨尼(John Harsanyi)和塞尔顿(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论专家；2005年颁给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 )。
二、博弈的类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强调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强调个体理性、个体的最优决策。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图是基于上述分类方法的博弈类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论的研究趋势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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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博弈论”是一门将博弈论原理与经济问题相结合,分析经济活动中各博弈方的对策选择的学科。传统经济学往往忽略经济活动中各个方面行为或决策时相互之间的反应。博弈论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不足之处。目前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已经引发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在传统的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侧重对经济理论的阐述,忽视理论的具体应用。实验教学法能够让学生亲身参与,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在“经济博弈论”课程中运用实验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一、“经济博弈论”中实验教学的总体思路与教学体系
在“经济博弈论”课程中,设计和组织适用于教学目的的实验,让学生作为被试参加实验,甚至参与到实验设计中来,是使学生理解抽象的博弈理论以及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好方法。
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的张伯伦教授首先在课堂上进行经济学实验。史密斯教授发展了一系列实验方法,为实验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目前实验经济学应用范围遍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博弈论是实验经济学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经济学家对博弈论中许多著名的模型都进行了实验,出版了很多实验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设计“经济博弈论”中的实验。
“经济博弈论”中的实验可以分为两类:验证型实验和研究型实验。验证型实验是为检验理论所设计的实验。在简化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者能对被检验理论的自变量进行良好的控制,从而能比非实验方法更好地确定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学生通过实验能加深对博弈理论的理解。
对少数拔尖学生还可以让其参与研究型实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学习博弈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实验设计。例如,在反复的试验中发现和前人不同的结论,这为根据实验数据建立新的理论提供了证据。研究型实验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制度设计。过去的制度设计一般通过理论和逻辑推理得出,这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制度设计失误。通过研究型实验可以借助实验室环境检验制度的效果,并进行改进。
二、“经济博弈论”中实验教学法的基本环节与内容
(一)基本环节
1.实验设计。在实验设计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实验指导语和实验变量的选择。在实验指导语中应包括实验的重要信息,例如资源与信息的初始存量、各被试可能采取的行动集合、实验各个阶段的简单的示例说明。指导语应该简明具体,容易为被试所理解。在实验中,可以直接控制多个变量。例如,博弈规则可以控制,博弈参与者的可选方案集合也可以控制。为了将无法控制的干扰变量从处理变量中独立出来,应该将被试进行随机化分组。
2.实验实施过程。在实验前教师应该做好准备工作,如用作实验的道具以及现金等。有时还应该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实验规则。在宣布实验开始后,把实验指导语发到学生手中,由教师大声读出并向学生解释有关问题。实践证明,有的学生由于注意力不集中等原因,容易误解实验规则,导致实验结果不理想。然后按照规则进行实验。教师观察和监督实验过程,提醒学生遵守规则,做好实验记录。
3.实验结果讨论。实验结束后,教师及其助手整理实验数据,得出结果。接着宣布实验结果,并引导学生思考相关问题,重点是比较理论预测结果与本次实验的异同,对不同之处认真分析其原因。
(二)基本内容
“经济博弈论”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用实验来检验和发展。可以考虑进行以下实验:
1.协调博弈实验。协调博弈在许多经济问题中都存在。协调博弈实验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合作的困难以及给参与人可能带来的福利增加。例如,协调博弈实验可以通过扑克牌来进行。教师发给每个学生两张扑克牌,一张红色,一张黑色,两个学生配对。选择黑色扑克牌的人得到1元钱。选择红色扑克牌的人则要根据对方的选择来获得收益,如果对方与自己选择一致,则红方得到5元钱,否则得益为0。
2.选美博弈实验。选美博弈是一种测量重复删除劣策略步数的工具,可以引发学生思考人们在博弈时是否具备完全理性。教师要求n个学生每个人i同时在区间[0,100]中选择一个数字xi。用p(0
3.最后通牒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可以检验人们对不公平的反应。教师将参与的学生分组,每组两人,并任意指定一组中两人分别为A和B。先由A提出按一定比例分配一定数量的钱,而B有权接受或者不接受该方案。如果B接受该方案,则二者各获得由方案所决定的金额。如果B拒绝该方案,则他们都将一无所获。如果B最大化其收益,则他会接受任何分配方案。如果A最大化其收益,并且预期到B也追求收益最大化,那么他将决定分给B一个最小金额即0元。我们的研究表明A大多将总金额的30%～40%分给B,当A分配给B的比例小于20%时,超过50%的B选择拒绝。这个结果与理性经济人最大化其收益的假定不符 [1～2]。
除上述实验外,还可以进行囚徒困境博弈以及公共物品博弈等实验。这些实验对于学生深入理解博弈论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三、实验教学法在“经济博弈论”教学中的优越性
将实验教学法运用于“经济博弈论”课程,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能够让学生准确掌握理论,提高创造能力。
1.深化学生对理论的理解。“经济博弈论”包含大量的理论模型,对大学生来说,由于其实践经验较少,会感到很抽象,造成学习上的困难。单纯的理论讲解使得学生没有验证理论的机会,难以引起学习兴趣,造成教学效果不好。
2.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在实验中模拟现实的一些情况,进入完整的实际操作情景,通过对实验程序和规则的掌握以及分析和讨论实验结果,可以归纳出其中所包含的规律,从而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约束条件并进行创造性解决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张耀辉.实验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1-126.
[2]董志勇.实验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7-81.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the Economic Game Theory
YAO Tao,LIU Qian-qian
篇13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领域的解释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研究市场结构对企业各种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并没有真正关注技术创新所引致的产业组织演变和经济结构变革。这种静态的均衡分析远离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安东内利，2006)。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变迁视为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瞬时移动，并不考察制度失衡后个体间的互动和协调过程(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也将经济増长视为移动均衡的过程，它假设企业知道所有可供选择的技术机会集合及其自身生产函数所处的位置，技术进步是源自企业有意识和明确的R&)投资决策，经济增长并不涉及任何知识增长过程(纳尔逊，2004)同样地，并不是所有的演化模型都能得出与新古典模型相同的结果，演化模型必须满足以下四个主要条件才能确保所有生存者的行为是利润最大化:多样性(variety)行为连续性、利润引起的增长和有限的路径依赖
可见，在许多领域中，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完全取代演化经济学的解释。而且，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新古典的理性选择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有限理性”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经济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以Nelson和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掀起了演化经济学复兴的浪潮。在过去的20年里，演化经济学发展速度更加迅猛。通过对Econlit数据库中经济学文献的统计，Silva和Teixeira(2⑴6)发现，在过去50年有关演化的经济学文献中，90%的文章是1990年以后发表。因此，经济学中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演化经济学可能再次成为主流经济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从原先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分析转向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分析，进而又拓展为演化博弈的趋向均衡分析
其中，演化博弈的发展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几乎处于相同时期—些学者将演化博弈视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交流和结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调和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的范式冲突，也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对演化经济学的吸收和接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演化博弈的发展可能促使演化经济学成为主流在一项有关演化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演化博弈是演化经济学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理论之一。
但是，从理论发展脉络上看，演化博弈和现代演化经济学却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各自的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当然，独立发展并不意味着毫无联系。但现代经济学却很少深入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博弈论者并不熟悉演化理论，反之，演化论者也不熟悉博弈论。很多学者仅仅凭借学术直觉，要么认为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属于新古典体系，它与演化经济学本身并没有联系;要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为演化经济学提供合适的数理模型，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进展，甚至能够促使演化经济学再次成为主流。就演化博弈对于演化经济学的作用而言，前者判断过于悲观，后者判断则过于乐观。那么，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演化博弈是否能够推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并且成为演化经济学今后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或者它更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乔装，与先前的新古典演化主义一样，尽管其模型中包含演化过程，实质却是为了证明进而重复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显然，正确理解演化博弈在演化经济学中的作用和局限，对于理清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二、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及其发展
普遍认为，演化博弈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当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广泛运用时，生物学家从中得到启示，尝试运用博弈论中策略互动思想，建构各种生物竞争演化模型，包括动物竞争、性别分配以及植物的成长和发展等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博弈论在生物学中的运用;接着，生物学家根据生物演化的自身规律，对传统博弈论进行改造，包括将传统博弈论中支付函数转化为生物适应度函数引入突变机制将传统的纳什均衡精炼为演化稳定均衡，1973)以及引入选择机制建构复制者动态。这个阶段是演化博弈正式形成阶段;随后，鉴于演化博弈对传统博弈的拓展(例如，放松理性假设、精炼纳什均衡以及考察动态调整过程)，经济学家又反过来借鉴生物学家的思想，将演化博弈运用到经济学中，这又进一步推动演化博弈的发展，包括从演化稳定均衡发展到随机稳定均衡,从确定性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发展为随机的个体学习动态模型等
实际上，演化博弈的思想较早还可以追溯到约翰。纳什对均衡概念的阐释。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均衡概念存在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理性主义的解释，另一种就是“大规模行动的解释”。前一种是经典博弈论的解释方式，后一种实际上是演化博弈的解释方式。纳什认为均衡的实现并不一定要假设参与者对博弈结构拥有全部知识，以及个体拥有复杂的推理能力，只要假设参与者在决策时都能够从具有相对优势的各种纯策略中积累相关经验信息(例如，学习收益高的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策略调整，也能达到均衡状态。因此，演化博弈的思想早就存在于纳什的博弈理论中。在一些学者看来，演化博弈是博弈论的另一种思考视角，它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Schmidt,2004)。事实上，演化博弈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众多优秀的博弈论学者推动的。
但是，纳什也不是最早提出演化博弈思想的学者。尽管很难考证纳什的“大规模行动”是否受到生物学家的影响，但却可以在更早的许多生态模型和生物种群模型中清晰地发现演化博弈思想。例如，Logistic増长模型、Lokta和Volteira的捕食与被捕食(predatoiipiey)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各种生物互动模型等。Vincent和Brown(2005)指出，只要建立各种演化策略同适应度和种群増长率的关系，上述这些种群动态模型都可以被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他们进一步指出，演化博弈的核心思想早就存在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可以将其称为达尔文主义博弈(Darwiniangame)因此，演化博弈的兴起既受到博弈论的影响，也受到生物演化的影响。它不应该仅仅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还应该属于演化理论的研究范畴。
(一)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
1.博弈框架
与经典博弈一样，演化博弈首先必须存在一个博弈框架。这个博弈框架主要指博弈的结构和规则。演化博弈总是在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下进行的。而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这也意味着演化博弈是在特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进行。但是，与经典博弈不同的是，演化博弈认为参与者并不拥有博弈结构和规则的全部知识，相反，参与者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参与者通常是通过某种传递机制而非理性选择获得策略。尽管博弈的次数可能是无穷的，但是，在每次博弈中，参与者通常都是从大群体中随机选择出来，参与者之间缺乏了解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较低。因此，参与者不会像重复博弈那样尝试通过声誉机制来影响对方未来的行动(Friedman,1998)
2.适应度函数(fitnessfunction)
演化博弈必须将经典博弈中的支付函数转化为适应度函数。适应度是生物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它用来描述基因的繁殖能力。在演化博弈模型中，某种策略的适应度可以被简单理解为采用该策略人数在每期博弈后的増长率。适应度函数则可以被视为策略与适应度的映射关系。在生物演化领域，适应度函数的定义是比较精确和确定的。但是，在社会经济演化领域中，适应度函数的定义则相对模糊和不确定。某种策略的适应度不仅仅取决于它在博弈中获取的支付，还可能取决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该策略的各种主观道德评价，以及个体对该策略的学习能力和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模式。但是，为了简化分析，许多演化博弈模型都直接将个体的博弈支付等同于适应度。由于参与者是随机挑选的，某个纯策略的适应度取决于该策略的期望收益，后者又依赖于策略的频率分布。因此，适应度函数是频率依赖(frequencydependence)。此外，适应度函数有时还依赖于群体规模(人数)。
3.演化过程: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