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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概念，当前学界众说纷纭，尚未达成一致。正像美国学者列恩所说，“将公共管理己经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的辩解基本上是武断的，这个词仍然是含义不明的”。克拉克和纽曼认为:“公共管理是一种组织信仰与实务，是新的国家机关经营方式。”张成福教授认为:“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社与公共利益”的一种活动或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一套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安排。”尽管如此，学者们在认识本质上有一点是统一的，即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管理的最终的是满足一定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性就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使一定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也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而对于职业，学者米歇尔·贝利指出，职业包括三个基本的因素:从事一种职业需要经过广泛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涉及某些重要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专门的技能者为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除此之外，职业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需要经过某种认证或得到执照，存在职业的组织，的白主性等。学者巴伯则认为，职业人士的行为有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具有高度的系统化的知识;以社会的利益为取向而非以自我的利益为取向;由职业道德所产生的利益为取向;山职业道德所产生的高度的自我控制力作为作成绩象征的报酬制度。
在当今社会，公共管理职业化已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趋势。“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利一学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渗透，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和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公共管理职业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侧公共管理的职业化，不仅表现为公共管理领域成为各种掌握专业技术的人员云集的领域(如工程师、律师、医生、教师)，他们经过职业的教育和训练，在社会管理某方面具备专长，通过规则的职业准人直接或间接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职业属性呼唤从事公共管理的人员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业精神，而基于对职业精益求精的追求，更要求从业者遵循职业伦理规范，并在符合规范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的能力、从历史角度看，公共管理的职业属性之所以在西方社会为广大民众接受，是以公共管理者不使用公共特权谋取私利为条件的，当公共管理者损害了这一条件，便丧失了公共管理职业的合法性根基和从业资格。
二、公共管理的伦理价值核心是服务
伦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系，表现为对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正义与邪恶等的价值判断和一系列原则规范。伦理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遍及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便构成公共管理伦理这种伦理关系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孕育形成，并可以根据道德原则来加以判断。它又具有多重向度:在整体层面土主要指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个体层面上则主要是公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公共管理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在整体与个体的联结处则是公共管理组织与公共管理者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概言之，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也主要是指以公共管理者个人为核心的那些由于公共管理职责和行为所引发的伦理价值。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不同于传统的治理模式。它不仅是理性管理的领域，而且是价值追求的领域。如果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政治权术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科学的管理制度的确立为摹础的社会治理的话，那么，现代公共管理所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赖以确立的基础则是伦理化的服务精神伦理为人生设定某种至善的境界，它把对一真、善、美的追求确定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在公共管理中，服务就是“善”，就是社会治理全部伦理价值所在尽管对公共管理制度方面的伦理评价对公共管理者行为方面的伦理评价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所有标准都根源于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原则。服务价值是公共管理体系中的最高价值)正是以门飞公共管理拥有这一价值，才使它与以往的社会治理方式区别开来。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以统治秩序为最高价值，工业社会是以效率为最高价值，现代公共管理确立的服务价值则是对述两种价值的超越。只要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全心全意的服务行为，只要公共管理的制度和程序充分体现了服务精神和原则，也就自然地获得了和谐的社会治理秩序和充分的效率。
伦理价值对公共管理的协调功能应体现在公共管理者的意识自觉土，以使管理整体是自然和谐的，这一点与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构成的强制性秩序有着根本的区别。自然和谐是现代公共管理追求的一种良性境界，而服务的伦理价值把这种自然和谐转化为现实。伦理关系的和谐，会赋予并强化公共管理主体自身的合法性，它通过其他同构的道德规范作用于公共管理客体，获得整个社会治理的有序进而，公共管理客体在享有服务中感受到伦理价值的关怀，将唤醒提升他们的道德自觉和文明意识，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构社会生活，使之充满伦理精神，促进整个社会关系和和谐。
三、现代公共管理职业伦理意识的构建具有多维向度
现代公共管理，不仅关心专业领域的技术价值，更重视对公共服务伦理道德的追求。公共管理的职业属性要求其发展职业的伦理，形成一种内在的驱动机制和制度化的利他主义机制、历史表明，仅依靠法律和外在的控制，无法创造一种更好的公共管理秩序，促进负责任的行动，没有道德的伦理支撑，公共管理是不可能持久的。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是在公共管理中突显出的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一些职业标准和人生准则，如现代西方国家公共治理中不同层面所确立的对生命的尊重、公平、正义、责任、廉洁、高效等。这些观念和标准的确立及实践，在树立公共管理组织良好形象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维护了社会共同利益。
从各国实践和我国实际出发，笔者认为现代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构建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彰显法律权威
公共管理突出社会的公共意志，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不可能稳定地为个人所意识和代表，它必须通过法律规定和制度设置加以确定。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是促进民主、维护秩序的坚强保障。柏拉图认为法治的关键是树立法律至高无L的权威。亚里士多德提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并强调国家的执政人要严格执行法律，维护司法正义。法不执行无所谓“法”，缺乏执行效力的法或充斥不确定因素的法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破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耗损公共管理职业的核心服务价值。作为权力委托人，公共管理者应该成为宪法和法律尊严的捍卫者，宪法和法律价值的体现者，国家法律规范的忠实执行者，并在国家法律制度的框架内，以基于法律制度为本的规范程序为依据，公正合理地履行自身职能，最终实现在法的普照下更好地体现服务价值。
2.配置优质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发展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化、分立后的产物，有了公共部门才出现了公共物品，公共部门才成为专门的绝大多数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如果说在传统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管制、管理是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话，在走向现代文明的「业社会及随之而来的后工业社会里，服务则取而代之成为最重要最稳固的公勿品。“社会中其他公共物品以至于整个公共物品体系，都是建立在服务这一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基石之上的。” “公共管理提供一类特殊的公共物品，它的公共性决定了只依靠市场和社会不能保证有效供给，必须由公共管理执行组织来负责提供。职业的公共组织不是为组织自身利益而创设，它的产生应具有一更厂泛的社会公共标公共组织的行为应促进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管理者则应运用其专门的职业技术和特殊的权力依托整合社会资源并合理配置，创造出公众所需的不同层次要求的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需要。
3.承担公共责任
从最狭义的解释来看，公共责任是指向卜级负责，要求向某种权威来源说明个人行动的过程，处理的是有关监督和报告之机制。此种公共责任概念采用的是“命令与控制”的定义方式，含义是外部监督、辩护、顺服、奖惩、控制等意义，它通过清楚的法规命令和正式的程序、监督与强制来达成在当代，公共责任的概念已扩展出更广义的内涵，它具有多种善恶价值判断，涉及到国家、政府以及人民利益关系，既是制度又是伦理。作为一种义务，它要求公共管理人员承担为国民尽责，为服务对象效力、谋利的重任，这种义务的具体内容则由国家、政府和管理机构的性质、任务、政策法规以及道德原则确定。同时，公共责任又是一种任务，它要求公共管理者在履行义务和职责的过程中，对国家权力主体负责，完成权力主体交付的任务。从伦理价值角度来看，公共责任赋子了行为人道德上的寄托和约束，是伦理准则意识和伦理目标意识的统一。准则意识是管理主体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态度通过对管理客体的调控，达到由内及外的日的，它突出表现为主体的严格律己精神和责、权、利的平衡;目标意识的核心则是公共治理的理想，是激励人们进取的精神力量，它对公共管理者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对组织系统的良性运行起着调节、内驱和导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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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PM），通过将市场机制和管理主义引入公共行政，引发了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行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利于责任制的落实；四是行政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2］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峻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被认为过时。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体制（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3］123如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能有效地运转了。［4］其次，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展开竞争。最后，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和不现实的。而且，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而出现的，旨在为传统的官僚制注入类似于市场机制的因素，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影响很大，成为改造政府治理结构、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指导思想。其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立体的政治运作和决策的过程，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否定抽象的公共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的决策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虽然这场运动在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不同时段区别很大，但有几个共同的主题，凯特尔将其归纳为六个核心要素［5］：生产力。改革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政府以较少的资源维持甚至扩张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克服传统官僚制的弊端；服务导向。改革的一个共同目标是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提升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分权。不只是简单的决策权向底层的转移，也是使得决策者尽可能地接近受政策影响的普通公民的努力，从而使政府更贴近公民，对他们的偏好更敏感，具有回应性；政策。改革运动目的是改善政府创新、完善和执行公共之策的能力；问责制。改革要求政府更好地兑付其诺言。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6］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新公共管理”看做单一的模式，并指出“新公共管理”模式包含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即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按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为此，必须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政府，把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成功方法移植到政府中来，使政府这类公共组织能像私人企业一样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顾客为中心，即强调服务提供者应对他们的顾客负责，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断进行革新，寻求减少成本和增进质量的方法，授权顾客进行选择。休斯概括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六大要点：该模式意味着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重大改变，注重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负个人责任；一种脱离官僚制的趋势。目的是使组织、人事、任期等更具灵活性；明确规定组织和人事目标，以便用明确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工作业绩，以及对项目进行系统评估；公共管理人员更具政治色彩，而不是政治中立或无党派的；政府职能更有可能受市场检验（如合同外包），或奥斯本说的“将掌舵和划桨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指政府非通过官僚制方式不可；通过民营化或市场检验以及合同外包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7］Fer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即：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公共服务取向模式。［8］总体而论，相比传统的官僚制，分权化、服务外包、市场化的激励方式和更彻底的绩效考核等新公共管理秉承的管理主义理念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潮流。
二、作为制度安排的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来源于同样的词根。统治指的是民族国家创造和维持公共秩序、实现集体性行动的正式制度化的过程，它的主体是政府。治理也是指一种过程，但与统治相比，这一过程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治理是指“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限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9］从治理实践上看，“‘治理’的概念最初源于城市环境背景，是用来更有效地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的”。［10］概言之，“治理”和“统治”虽然都是指公共管理过程，但“治理”更强调技术性的权力或权威的运作绩效。有学者认为，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已逐渐获得了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3］81治理是一个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嬗变的背景下，治理是一种新的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包括正式的组织、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组织和制度、规则等。治理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有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可能，那么能否有新的制度安排？面对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的变化，治理理论成为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及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有力工具和思想体系。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各个层次的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罗西瑙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丰富，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1］海登也将治理定义为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规则的管理：“治理指的是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到运用权力的规则制定和解决规则之间的冲突。”［12］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治理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政府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其行动具有权威性，并产生正式的约束关系。而私人企业、企业联合会、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会等都参与到治理之中，这些组织常常与政府携手创造治理机制，有时甚至没有政府机构的参与。［13］林恩认为，治理是指“法律、规则、司法裁决和行政实践的机制，这些机制约束、规定和履行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通过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治理由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包括组织的、财政的和项目的结构；惯例和法律；政策许可；可获得的资源；机制规则和规范。这个定义也意味着治理是政治性的，涉及到不同利益的行为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妥协。［14］安妮·麦蒂·K考察了各个学科中的治理涵义，认为治理是比政府统治更宽泛的概念，治理过程包括结合在一个多元网络中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治理理论有一个深厚的制度主义背景。治理是规则设定、规则应用和规则强化的统称，是一种改变了的制度安排。随着国家作用的衰落，治理是新的公共物品提供形式和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合法性、有效性、民主和责任。［15］在全球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合作网络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组织形式。在网络中，各行为者通力合作，使公共管理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也是网络管理。”［16］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治理理论的关联与区别
新公共管理运动要回答的是这样几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要实现这些目的，政府需要什么能力？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如果说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那么NPM代表了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深层次转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治理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指的是一种能够推动政府、社团、企业和公民个人相互合作、共同实施对公共领域的管理的制度安排和一套与此相关的操作技术。［17］由此可以推出，治理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要求，或者说，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治理和NPM都意味着权力从官员和民选代表向政策网络中的其他行为者的转移，这两种模式都降低了选举官员的传统的角色和责任，他们不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为者；治理和NPM都主张运用竞争手段去弥补传统官僚制内在的低效率，使公共服务对于其服务的公民更具有回应性。这二者也都是结果导向的。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他们注重的是输出而不是输入，强调的是效率和满意度；治理和NPM都接受“掌舵”的概念。奥斯本和盖布勒最早提出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在这里，“掌舵”是指把握方向，确定宏观政策目标，“划桨”指具体采取行动实现目标。但同时，治理和NPM的区别也是本质性的。首先，治理研究的是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探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而NPM着眼于这一关系的具体建构。
NPM试图将企业精神引入公共部门，它认为公私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区别只在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相反，治理理论承认公共部门对于民主政治维持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独特作用，认可公私部门之间的不同，认为两者的合作对于民主政体的重要性。其次，治理和NPM的实质性的关注焦点不同。治理强调的是过程，NPM关注的是结果。治理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管理过程连在一起，其目的是确定在这个过程中行为者及其角色，说明他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公共服务提供的。NPM的目的是有效性和消费者满意度，也就是说，它阐述的是被消费者认可的公共产品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生产出来。再次，治理和NPM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
NPM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学说，建立在制度主义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其解释角度和结论聚焦在组织结构。相反，治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其最终目的，力图解释为什么政府这样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些都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最后，治理没有如NPM一样的意识形态标签。NPM的理论渊源是公共选择理论，而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治理不一样，它提出了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但它的答案并不是单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治理希望给与公共部门更多权力，迫使其与私营部门进行更多的合作安排，创造一个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性市场。
四、社会管理新模式：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的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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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信息化的时代的发展，对高职院校考试管理人员的自身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非专业化管理人员须通过自身的培训学习，增强管理能力，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中的管理人员是由专业学科的教师任用，专业性的管理人员相对较少，缺乏现代管理理念与知识，其原因探究为：首先管理人员普遍认为管理岗位的工作难度不大，处理好日常的管理事务便万事告捷，无需再额外投人精力进行专门的工作技能培训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其次，管理人员与教师的业绩考核与评比标准相差较大，促使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降低，从而削弱了管理者对现代管理的渴求与探索；最后，在考试管理过程中，需要院校各职能部门的相互配合及协助，办公条件及信息的沟通等外部因素都对考试管理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1.2考试管理机制不完善
职业教育的发展推动了高职院校的扩张，在生源相对缺乏、学生的整体素质下滑的情况下，考试管理人员疲于应付，考试中的违纪现象日趋严重，考风呈下降趋势。从试卷命题、审核、印刷、学生考试、成绩评定等环节，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责任考核体系尚未健全，使得考试很难发挥其固有的作用与价值。
1.3命题考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试卷命题的目的化
高职院校生源质量的下降，导致教师对试卷命题趋向于简单、目的化。由于现在的高职院校大多实行“2+1”模式（即：2年的在校学习，1年的校外实习），也就是在二学年里学习完三学年的课程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下自身的自学能力不足的学生有所不适应，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大打折扣，在课堂上的表现会直接给老师释放信号。教师为了绩效考核，只能在试卷命题的时候趋向简单化，并且将复习范围缩小，从而达到高的课程合格率。这种直接的目的性命题，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对学习的恶性循环，考试的检测功能已不能正常发挥。
2) 考试形式的单一化
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与一般的本科院校课程体系不一样，它是一种实践与理论想结合的操作性课程体系。其课程内容，应以过程知识为主，陈述性知识为辅，即以实际应用的经验和策略为主，以适度够用的概念和原理为辅。然而，高职院校现有的考试形式中以理论闭关笔试为主，原因是：首先，理论闭卷考试学生用时时间较短；其次，理论闭卷考试操作起来简单、方便。因此，鉴于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单一化的考试形式不利于全面、真实地考核学生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无法达到教学检査、评价和督促的要求，与因材施教相违背。
3) 考试动机的复杂化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具有社会人的属性。单纯的学习知识的动机已渐被利益的复杂化取代。如评优、奖学金、人党、毕业和就业及后续的再深造；家长及朋友的肯定或家长的威严；同学之间的相互竞争往往都是与考试智育分数直接挂钩，这些必然导致学生注重的只是考试结果，而不是学习的内容。这种复杂化的考试动机只会偏离教育原有的方向，难以发挥考试的真正作用。边际在《考试的传说传说的启示》里说过:“如果把考试作为目的去追求，那么，目的就不再庄严，考试便沦为把戏。”
4) 成绩评定的粗略化
在成绩评定时，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以平时成绩为辅，评分比例一般分为期末成绩占60%-70%,平时40%-30%两类，这种评定方式将平时的课堂表现、出勤情况、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等纳人到成绩的评定范畴。这种评定方式重视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和评价，有利于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有助于克服成绩评定中的片面性。PI然而，其并不能真正发挥出考试特有的作用，其原因是平时成绩在成绩评定时所占的比重偏小、操作时随意性大。
2.新公共管理的主张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将企业的管理理论运用到公共部门，旨在提高公共部门的管理效率、效果和质量。格里尔和盖布勒等人提出：公共部门应以市场为导向，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公共部门应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手段和经验，在公共管理中引人竞争机制；公共部门应重视公共管理的效率、效果和质量。这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服务管理理论，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学为理论基础，是对传统的公共部门管理的变革，因此它是一种崭新的管理模式。
高职院校的管理中运用的是中国式的“安人修已”管理，这种管理比较内敛、宽厚，体现中国人一种包容的胸怀。因此，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引人竞争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管理理论，职能部门将更好地优化服务模式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作为高职院校管理中的一支，考试管理中渗透这种新的管理主张，以改善考试管理中的弊端，优化和完善现有的考试管理制度，更好地发挥考试的真正作用，实现考试的更加公平与公正。
3.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考试管理中的应用
3.1考试管理改革的原则
曾仕强教授认为管理就是“从现况走向未来的历程”。在考试管理过程中，依靠的是管理人员的力量，使考试发挥最佳作用，达到最优的检测效果。因此，在考试管理改革需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新公共管理理狐为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学生作为教育的客体，考试的主体，同样具有社会属性。艾伯特.班杜拉认为：人具有自我组织、积极进取、自我调节和自我反省的特点。因此做到“以人为本”，即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服务学生的发展和促进学生的发展及实现学生的发展，充分发挥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性，让学生在学习变被动为主动，在道德上约束自己、监督他人。
2)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市场经济追求的是资源的再生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教育作为一种投资，更需要健康稳定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考试管理的改革与创新，目的是促使教育更加全面化、民主化与自由化，因此让学生不再“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默笔记”，必然让考试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检测教学质量的手段。改革现有的考试制度、内容、形式和管理模式，持续可行的发展可能会培养出适应于全球化、具有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全面型人才。
3) 坚持合理性和可行性原则
将竞争机制引人到考试管理当中，不能一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急功近利，将管理视为手段与程序，以迎合他人的喜好。因此，考试管理改革须坚持合理性与可行性。改革得合理与可行，将推动考试管理与时俱进，走向未来，而不会使改革陷人纸上谈兵、原地踏步的困境。
3.2考试管理改革的措施
3.2.1提升职能部门的管理效率
1) 通过再学习、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服务质量的提高必需要有意识地培训和引导。发达国家高校已经开始注重对管理人员进行工作技能的培训，注重加强管理人员的培养、提升服务质量。因此，在结合学院的具体情况及自身的工作经验情况下，通过学习中、西方管理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更新管理理念，以提高管理效率和能力。
2) 健全绩效考评制度’提升管理效益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市场导向，引用竞争机制，实行绩效管理，提髙服务质量。在考试管理过程中，注重管理的产出与结果，实现绩效考核的公正与公平性。第一，考核标准应具有统一性。虽然不同的管理产出不同，但是考核标准应是统一的，不能实行分等级考核。第二，考核的内容应是全面的，考核的过程是公开的，这才能体现公开、公正和公平。第三，考核结果应具有差异性。分工不同，产出不同，在统一的考核标准下，考核结果的差异性会激发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满足、达到个体的需求。
3) 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态度
在考试管理过程中，要有充分的服务意识，以提高管理的效率。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与沟通、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与学、考试过程中的督与考都要有服务意识。管理的目的是使事情变得更为简单与圆满，如果姿态高高在上，可能使得沟通更为困难,问题更难解决，从而大大影响考试管理中个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2.2提升考试效能与质量
1) 加大对学生的诚信教育，树立正确的“三观”学生考试的主体，但学习的被动性，导致学生铤而走险，因此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尤其重要。诚信乃是道德之本，人缺乏诚信，何言人格。如何进行诚信教育，笔者认为：第一，在考试前，学校应该有组织地进行宣传考试过程中违纪作弊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加大力度宣讲诚信。这样大规模的组织教育，会增强学生对考试的尊重与敬畏，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及监督意识。第二，各系部应敦促诚信教育的开展情况，开展一系列的诚信教育主题活动：如班会，主题海报、考试纪律的评比等，人人参与，生生参与，切身体会诚信考试的重要性。第三，细化到班主任及任课教师的诚信教育，让学生诚信于人，做到诚信高于一切，对使用不公平手段而获得的成绩予以否定，甚至惩罚，并能提升本班级或团体的公开、公平竞争意识。
2) 推行场外监考机制，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艾伯特?班杜拉提出施为概念，他从施为的角度来分析人是具有榜样作用的特性。施为是指人有意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机能和生活环境，人类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的产物’他们反过来也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作用。m因此，在考试管理中，运用人的这种施为活动，充分调动人的自我约束意识和自我调节、控制能力，遵守考试的规章制度，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考试氛围。同时，榜样作用在考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在一个团体里，如果有人起到积极向上的榜样，那么这个团体将会具有创新能力，创造奇迹。因此，试行场外监考流动性监考机制，先从小范围试点，再慢慢扩大至全院。这种监考机制在节约资源及减轻教师监考负担的同时，给考生一种不确定性，减少考生堂而皇之作弊的机会。另外，这种监考机制将好的榜样推到示范者的位置上，以带动、推动其他人的参与和进步。
3) 淡化考试概念，运用分散化的考试方式期末考试是能够及时考查学期授课情况及学生的知识掌握和“消化”情况，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这种集中化的考试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顺应时代的变化，无法真正做到检测的目的。在期末考试的来临时，记忆力的好与坏可能决定着考试的结果好与坏，因此，要改变这种突击复习的状况，须淡化考试概念，让考试不再是结束，而是开始。首先，淡化考试时间，实行分散化的考试形式，以消除集中化考试对学生的产生的阶段性影响。在整个学期穿插各个阶段知识点的考核，让考试成为常态化。其次，淡化考试结果。实行多样化考试形式后’评定成绩时不再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学生将会更加注重学习的过程，而不是考试结果。
篇4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较之传统体制下有着根本的不同，即以直接控制变为间接管理。城市政府的行为特征必须符合体制变迁的要求，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和功能。然而，我国城市政府的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不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公共管理提出的要求。现有城市政府公共行政体制存在以下不足:
1.1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植入
城市政府需要依赖行政机制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依照法制轨道来运作，这样可以进一步减少行政命令固有的不确定、难持续、不对称等特性可能导致的问题。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情况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匾乏。一些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管理目标所没有的内容，为谋取自身利益、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而另立一套、自行其是。特别是当公共利益本身与管理者的切身利益有所冲突时，他们就会钻政策的空子，甚至对原政策内容有意曲解、肆意变通，导致政策执行受阻，直到造成政策目标无法实现和公共管理的失败。最近十多年里，城市政府行为开始实现法制化，但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位，使各级政府和社会，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的问题。政府传统行之有效的手段，有些正在逐渐失效，而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所具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公共问题的手段，才刚刚开始发育、未能成熟起来，难以有效控制和解决公共问题。过去的行政命令机制有用，但失去了部分效用，现在的依法行政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但由于不健全，各方面法制意识又差，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1.2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政府部门如不及时向社会权威信息.谣言、传言等非权威信息就会填补“信息真空”.从而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
在一个开放和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不能再像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再告之公众甚至不告诉公众。这种“公共问题内部化”的思维，天然地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而事实上面对永远的变化和未知的复杂，政府的能力永远是有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解决。没有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责怪政府，但公众有权利要求实时的、真实的、透明的反映。
1.3长期以来.对社会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不足
公共卫生体系发展不健全，公共医疗体制等方面的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导致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严重滞后。加上现行医疗卫生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同的人群实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医疗标准，特别是城乡二元分离，充满了各种各样歧视性的规定，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基本上被置于现行制度安排之外。重新检查和改革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乡在内的普及性的城市医疗卫生网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所有居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医疗服务，进而逐渐形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增强和提高全民体质。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不仅是医疗保健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是政府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公共政策的根本调整。医疗和公共卫生是一项社会公共产品，城市政府有责任也必须提供足够的财政力量去履行这项责任。同时，政府在这个领域上要帮助贫困的人。疾病预防是投人少产出大的措施。但这种投人因为很难看到显象的效果，往往容易被忽视。防疫部门只好自我筹集资金，提倡有偿服务，靠创收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导致工作重点转向创收服务。影响了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应切实将政策向“以防为主”的方向转移。花大力气在事先防范、而不是病后医疗的盈利上。医疗“产业”产出多，医疗系统创收多，不一定就意味着社会公众的健康。医疗和卫生体系要有社会尤其是政府的组织，必须避免把医疗当成纯粹的盈利途径。
2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变趋向
从以上分析来看，为了适应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调整势在必行。理念是行动的指导，实现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换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重要任务。当前政府最需要确立的是下述管理理念。
2.i从“全面控制社会”向“对社会实行公共管理”转变
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城市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对经济、社会和私人生活领域实行高度控制，造成政府行为的严重失范，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城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对城市社会实行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政府角色定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不提供私人产品，而由市场和社会提供，不干预私人领域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不替代市场、不替代社会、不替代企业。那些除了政府以外其他组织无权管、无法管、管不了、不好管和管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如法律与秩序、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环境保护等，才是政府应该管和必须管好的事情。
2.2从“经济建设单中心“向“经济杜会发展多中心“转变
城市发展以前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城市官员中，逐渐演变成简单的“以GDP为中心”，以及“以GDP增长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则演变成了任何简单的增长都是硬道理，从而出现各种偏差，包括为吸引投资不惜手段这样的事情也就无法避免。经济和社会一定要统筹协调发展。我们常说经济建设第一，但不是惟一，还有第二、第三等等。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社会环境建设落在后面，二者关系失调，城市发展必须寻求他们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2.3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
传统的城市政府管理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导致行政权力支配一切，随意性和无序性较大，削弱了人民应有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政府职能发生严重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一个人民的政府，各级官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而不是对上级的面子和喜好负责。城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不是社会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通过让人民参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使他们成为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主人，使城市全体成员的政治平等真正成为可能。排斥公民的参与，公共权力的运行就会偏离社会公共目标，就可能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出现寻租等权力腐败现象。通过人民广泛的民主参与，就会将长期以来官管民的官本位管理模式转化为民管官的民本位管理模式，通过切实的民主监督，使城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能够树立社会主义的权力观，使政府真正关心民众疾苦。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也是政府能够搞好公共管理的基础。城市政府应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并为其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人民满意度应成为衡量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成效的主要依据。为此，政府应通过为人民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更好的贴近人民群众，更及时地了解他们的需要。
2.4从“全能政府”向“有限贵任政府”转变
城市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办是过去的通病，城市政府以全能政府的身份出现。人民排除在决策圈外，即使决策失误，城市政府也不负责任，责任追究制度缺损。
城市公共管理执行主体都是承担一定行政角色的国家公务员。经法定程序进人行政体系中的公务人员，一经确立行政职务关系，必须履行职务，不失职;必须遵循权限，不越权;必须符合法定目标，不滥用职权;必须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因此，必须建立与职位、职务、职权相一致的公共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现行的城市公共管理体制缺乏责任追究制度。首先，管理过程缺乏正常的监督;其次，管理的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其三，考核的结果缺乏必要的奖惩措施。这样，公共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政策歪曲、政策截留甚至政策抗拒等现象。导致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偏差行为难以得到制止和及时纠正。因此，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管理过程及时地跟踪评估，强化监督控制;对由于政策执行失败而造成损失的执行者，要追究其责任。
现代城市政府应该是有限责任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是负有责任的行政主体。将政府管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也是保证政府有效地实行公共管理的重要法宝。因此，必须对政府行为立法，明确规定政府施政行为的一般原则。使政府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使各级政府官员以法自律，避免和减少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他必须承担:第一、政治责任，要对人民负责;第二、行政责任;第三、法律责任;第四、道义责任。在对政府行为立法的同时，建立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并保证监督机制的相对独立性，只有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城市政府真正成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2.5从“内部操作”向“透明管理”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政府喜欢和习惯于一切靠红头文件办事，但红头文件不是一般产生于广泛的民主讨论中，其结果主观随意性较大，往往脱离实际，造成决策失误。公共管理必然对城市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当前，许多城市政府在不断加快网上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公布职能部门的联系方式和办事程序，开设了“政府公报”、“政府信息”、“政府法规”等窗口栏目。但城市政府还应当继续增强信息的公开化程度。这样做:①政府能够及时通过各种媒体为公众所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②确保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的信息获取权，使他们能够了解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信息，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政策内容，增加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机会和政策认同感，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接受、支持和执行该项政策，进而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施政。③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增强管理的透明度，使不透明地行使公共权力的机会最小化，与社会公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通过从群众中获得智惹，提高自身行政能力，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使公共权力不仅仅在权力制约机制内得到监督，而且也能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监督和制约，从源头上杜绝黑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等权力腐败现象。
2.6从’.政府管理不计成本”向“精心计算成本”转变
低效率，高成本，是长期以来城市政府管理中的一大通病。政府的开支取之于民，在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成本核算问题，必须讲求效率，力求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收益，达到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效益的最大化。高效的政府即廉价的政府。廉价的政府就是减轻人民负担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必定会得到人民拥护。在危机时期，我们承认政府的重要作用，但不能忘记政府始终是社会的工具。我们考核这个政府是否称职，不仅要看它是否带领人民渡过危机，还要看它是否以更低的代价。要达到公共管理的高效率，一方面，政府应该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办事成本。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自身形象的塑造，廉洁从政，树立起自己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公共权威，防止权威的流失，使得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提高政府权力运行的效能。
2.7从“只重视对公共部门投入”向“注重目标绩效管理”转变
政府对公共部门的管理往往注重投入而忽视结果，造成严重的浪费。许多公共部门年复一年的投人，结果成效甚微。而政府对那些投人越多，收效越差的部门，反而加大了进一步的投人，形成了更大的浪费。现在，政府必须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要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既要注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问题，又要考虑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资源配置不当，就无法实现公共管理要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政府要用市场上相对最低的成本生产市场上需要的最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8从“常规管理”向‘.创新管理”转变
长期以来，城市政府按照常规办事，例行公事，陷人消极被动地应付日常事务的圈子里。在公民的政治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提高，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必须实行创新式的公共管理。创新是政府公共管理的灵魂。今天，网络政府、电子政府、学习型政府等提法，就是创新的结果和对政府创新的要求。公共管理创新与重塑政府的实际成效与管理者的知识创新水平密切相关。公共管理创新的实质和关键是培养和发挥管理主体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发展，对人们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管理是系统工程，主要有:(1)政府组织创新，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的广泛应用，促使政府组织机构朝着扁平化方向发展。所谓扁平化政府组织结构，是按照公共管理事务流程划分部门并调整组织结构，减少因中间管理层级太多而导致的上下信息沟通失真和信息反馈迟缓等弊端。(2)政府体制创新，要完善和实施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职位工资制度等。(3)政府预算制度的创新，政府的预算不再以惯例和权力为标准，而以公众的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为导向。(4)政府文化的创新，要形成廉洁奉公、高效实干、绩效导向、勇于竞争的文化氛围，以良好的政府文化激励人和塑造人。
篇5
一、“以人为本”思想的适用性
公共管理思想在高职院校学生中的实际体现就是“以生为本”，把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作为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理念。
（1）“以人为本”的内涵
以人为本，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价值目标，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人的作用的重视。其丰富内涵在于：以人为本是一种执政理念。为谁掌权、为谁执政、怎样执政，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基本内容。以人为本是一种衡量标准。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这是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以人为本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实践中，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把符合客观规律同反映人性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把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结合起来，关注人的生活世界。
（2）“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涵义
首先，培养人才以学生为本，学生是主体。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学生服务的。把培养学生、促进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作为学校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其次，学校办学以人才为本，教师为主体。要把教师的主体精神发挥出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教师办学。最后，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关心人、尊重人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来营造学校师生身心愉悦的、亲和的良好氛围。
（3）“以人为本”在高职院校学生管理中的具体涵义
第一，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的实质是尊重教育规律，尊重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学生的人格。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落到实处，必须做到：以尊重学生为基础，关心学生为关键，服务学生为方式，发展学生为目的，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作为重点和关键。尊重学生，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构筑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管理工作者放下架子、抛弃权威，将自己与学生置于“人与人”的生活关系上来，建立师生平等的人际情感关系。关心学生，即关心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实施个性化管理。这就要求学生工作者主动去研究、去理解学生，及时地在生活上、学习上、心理上等方面关心和爱护学生，尊重并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了解并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服务学生，即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变管教为服务，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开展学生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学生工作者从学生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真正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项目，并以服务的方式做好对学生的成才服务、就业服务、生活服务等。发展学生，即学生工作要以学生实实在在的发展为终极目的，是“以人为本”管理的最终归宿。尊重学生、关心学生、服务学生都旨在促进学生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管理最终是为了实现“全人教育”的培养目标。把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作为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在一些决策机构可以邀请学生会的代表参加，保证学生在学生管理的决策中发挥作用，这是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形式，即从制度上保证学生的利益得到重视。
第二，以学生工作者为本，发挥学生工作者在管理中的核心作用。首先，明确学生工作者地位，激发工作热情，学生工作者是学生管理的核心力量，他们深入学生工作第一线，最了解学生实际，同时要积极做好学生工作者的后勤保障工作，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合理需要。
第三，实施“以人为本”的德育，必须结合高职院校实际情况。首先，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要适应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具备突出的职业性、行业性的特点，因而在高职院校学生管理中就应该突出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其次，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要适应高职学生的特点。高职院校学生生源多样化，学生的身心发展极不均匀，总体看身心发展不成熟，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不稳定。因此，应该将学生的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方面要作为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二、凸显人性化管理
管理中要注重人际的和谐。首先，管理措施要科学、合理、突出服务性。学校要按照以学生为本的要求，一切从学生的利益出发，一切都要为学生着想，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根据学生自身实际情况，建立起与法律法规相协调、与和谐校园建设相衔接、与学生成长成才需要相适应的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的制度体系。组织学生参与有关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实施和有效监督，使学生管理工作尽快驶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篇6
新公共管理发端于英国。到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特别是新西兰也广泛采纳新公共管理的方法。而后它扩展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欧洲大陆。[1]
1 新公共管理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其内涵
1.1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挑战
一是政府的应变与反应能力。在全球化社会中，国家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一国政府须时刻关注世界的变化并增强自己的反应力、分辨力。二是政府的创新能力。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知识的竞争。政府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主宰力量，应及时汲取与更新知识，进行有效的改革和制度创新。
1.2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随着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迈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向政府政提出了新的要求，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和信息被官僚机构垄断的局面，普通百姓几乎和政府一样迅速的获取知识。这样，政府就要改变传统行政理念，更加关注百姓的需求。
1.3企业改革的成功对公共行政的触动
为了应对竞争，现代企业更注重人性管理，注重绩效评估、人力资源开发等。他们引领技术改革和创新的潮流，及时回应顾客的需求。这种精神和改革成本给政府构成了很大的改革压力，同时又有很大的借鉴意义。[2]
2 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精神
根据西方行政学者P·格里尔、D·奥斯本和T·盖布勒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主要有如下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2）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
（3）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4）政府应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或经验；
（5）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6）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
（7）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
（8）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3] 。
3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在管理教育中的职能定位——生态化管理
3.1从教育管理的主体来看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定位
3.1.1转变教育行政组织的职能，职能是“掌舵”而非“划桨”
教育行政组织的职能是指教育行政组织为实现其任务而进行的职务活动。我国教育行政组织当前结构并不合理，机构臃肿、重叠，思想严重，在管理教育的过程中习惯于大包大揽。我国政府在学校事情的处理上本应是策划者和谋略者，即对重大事情进行宏观上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但我国政府却把学校当成自己的下属机构去管理，这在高等教育中尤其明显。[4]
3.1.2政府管理教育应该做好权力的分配和使用，要做到集权和分权相结合
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将服务和管理的权限适当下放，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管理职能和权力交给社会、公民或者市场来承担，这样可以提升工作效率。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最终形成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格局。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种民间教育组织参与办学，同时给他们合理的法律权限和应有的政策保护。
3.2从教育管理内容来看，注重教育产品质量标准的构建
3.2.1教育产品的界定
教育就其行为来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活动，生产着特殊的教育产品。教育产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认为教育产品是一种服务，包括知识的加工、传授及为学生学习提供的其他服务，可以称为服务产品，服务产品的直接消费顾客是学生、家长；二是受教育者体力、智力与技能的增加、完善程度，即人力资本增加部分看成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产品，可以称为学生产品，学生产品的直接消费顾客则是家长与社会。”[5]
3.2.2构建教育产品质量标准
没有质量标准就无法对教师和学生提出要求，没有它就失去了参照系，不可能纠正教育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也会使师生失去努力的目标和方向。理想的标准应该符合下面的几个要求：（1）标准应符合社会生产生活要求，应随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改进。（2）标准应系列化（3）标准要明确、具体。
3.2.3构建监控系统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这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构建教育产品质量标准的监控系统。所谓教育产品质量监控系统是指“监控专业组织在政府的资助与要求下，通过对本国学校关键年级教育质量的定期监督，收集有关教育产品质量的信息，科学分析本国教育质量是否存在的问题，是否达到了预定的标准，以便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及时纠正与调控，教育质量公告等从而稳定与提高本国教育质量。”教育质量监控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1）收集监控信息 包括操作法、测试法、问卷法等（2）计量工作 通过教育调查、测量、统计等方式来获取关于学校教育质量状况的数字及描述性资料。（3）监控结果进行反馈 把监控结果反馈给教育决策部门。
参考文献：
[1]张志斌.新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J].武汉大学学报，2004（1）：106.
[2]徐增辉.新公共管理研究[J].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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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共信息资源的概念
目前，公共信息资源尚无一个公认的概念，纵观国内外学者及行政机构等对于公共信息资源概念的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狭义的观点认为公共信息资源即是政府信息资源，而另一种更加广义的观点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的内涵应大于政府信息资源，即包含政府信息资源在内的任何产生并作用于公共领域的信息资源都可视为公共信息资源。
随着社会的 发展 ，仅靠政府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广泛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乃至私人 企业 开始为公众提供信息。显然，单从政府角度来定义公共信息资源是不够全面的。我们认为，公共信息资源是产生于社会领域并能为公众所享用的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信息资源。这里所说的公共物品特性，是指它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
公共信息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除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点基本特征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公共信息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关系到工作、 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娱乐等方方面面，政府十分有必要公开这些信息来满足公众对其的需求。
因此，公共信息资源具有公开性。其次，公共信息涉及社会的 经济 、 政治 、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为社会各项事务提供信息支持，具有十分广泛的适用面。所以公共信息资源具有基础性。再次，公共信息资源还具有公益性特征。公共信息资源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社会组织要免费或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为公众提供，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1．2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
鉴于人们对于公共信息资源概念的不同界定，对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一部分人仍从政府的角度理解，认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即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但是由于公共信息资源产生主体范围的扩大，数量的急剧增加，显然，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已经不能单纯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来解释。结合公共信息资源所具有的公共物品的特性，文本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理解为：政府或第三部门等生产公共信息资源的社会组织，为满足公众对公共信息资源的需求以及实现公共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而对其进行的收集，加工，整理，组织，提供等活动的过程。
1．3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客体
管理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必定有它实施管理的一方与接受管理的一方。也就是说必然具备管理活动的主体与客体。很明显，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客体无疑是公共信息资源本身。而我们主要要讨论的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管理活动不仅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也不仅仅将公共管理活动等同于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而是将公共管理看成是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由多元主体共同组成的复杂 网络 的治理，是由公共部门、准公共部门及部分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私人部门共同对公共事务的处理。
政府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政府在公共信息资源的生产与产生领域中占据着龙头地位。但我们所认同的这项管理活动的主体不再是单一性的，它应包括一切产生公共信息资源的组织或机构等。也就是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应由政府、第三部门以及企业这三方共同组成，而在其中，以三者所占比重来区分其主次。
2建立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管理体制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作为一个多方参与的管理活动，其管理体制应当是多元化的，而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政府、第三部门以及企业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建立一个政府主导，第三部f3辅助，企业参与的管理体制十分有利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
2．1政府主导
政府是公共信息资源的主要来源，政府信息资源是公共信息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政府信息资源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一些 法律 法规条例，医疗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等，都是社会公众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公共信息，对于此类信息的管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能否有效地管理好政府信息资源，及时地为公众提供所需信息，都是衡量一个政府能力的关键指标，而政府对于其所产生的信息资源进行管理也是责无旁贷的。
政府作为公共信息的主要生产者，势必要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起到主导作用，在全社会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总揽全局。政府在其中的职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立专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机构，对全社会的公共信息资源作统一合理的管理、规划和配置。这一机构应当聘用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员负责对公共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加工、存储和提供等活动。
(2)制定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规范社会各个领域对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利用与获取，防止出现公共信息资源的垄断、浪费、不公开等社会问题，尤其要注重 金融 保险、教育、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等信息问题比较严重的公共领域的管理。
(3)为社会公众提供有效的公共信息资源服务，方便公众对公共信息资源的查找和获取。公共信息资源的提供与获取要做到规范化，政府设立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机构作为公众获取公共信息资源的窗口，通过建立信息中心或官方网站等途径，为公众搭建获取公共信息资源的平台，以便更好地进行信息服务。
2．2第三部门辅助
第三部门，亦称非营利性组织，是指除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部门(企业)之外的组织或部门。第三部门包括慈善组织、民间社团等，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研究会、学校、 医院 、福利院、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 体育 馆等，它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共同构成当代社会协调运转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第三部门在其自身的运作过程中，会产生各种相关信息，而其作为一种公共组织以及它的非营利性则决定了这些信息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其自身所产生这些的可公开、可供公众利用的信息也属公共信息资源范畴。第三部门所产生的公共信息资源种类繁多、参差不齐、分布分散，加强第三部门对其自身所产生的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也是社会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完全可以并且有理由加入到社会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中，帮助政府进行管理。
2．3 企业 参与
科斯的经典 论文 《 经济 学的灯塔》中的研究表明，一向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的公共产品也是可以由私人提供和经营的。同时，私人部门的一些信息也内在的具有公共信息的性质，例如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市场交易信息等都属于公共信息资源。可见，公共信息资源并不是与企业毫无关系的。
但是，企业毕竟是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其对于信息的公开程度是非常小的。有些企业的信息是政府强制规定要求公开的，如食品的原料、配料，药品的成分、副作用等，但涉及企业内部技术等的商业信息则不属于公共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企业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产生的一些公共信息，这些公共信息仅是以“副产品”的形式被顺带生产出来，而企业可能也没有多少兴趣来对其进行专门的管理。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部分信息资源。我们所说的企业参与到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中来，是说企业作为生产公共信息资源的一类主体管理好其自身所产生的公共信息。
3构建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模式
3．1分散式管理模式
分散式管理是一种微观的管理模式。简言之，就是社会各部门、各机构对自己所生产的公共信息进行收集、加工、整理、保存与提供等活动。就政府而言，各个政府部门、机构在日常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活动中都会产生大量的公共信息，而这种分散式管理就是各部门自行管理其所产生的那一部分信息。
第三部门所涉及的社会组织是十分庞杂的，它们在社会活动中也会生产出繁杂的公共信息，对于这些公共信息，各部门则要配备专人来进行管理。对于企业来说，公共信息有时作为一种“副产品”被生产出来，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是公众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比如药物的成分与副作用的这一类重要的信息。可见，企业也完全有必要将自己的这一部分信息管理起来。
可见，分散式管理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但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只有在政府的统一规范与监督下，这种相对宽松的管理模式才可以顺利实施。
3．2集中式管理模式
集中式管理是一种宏观的管理模式，在整个社会领域中，主要在政府和第三部门两个领域中完成。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政府设立专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机构(如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各个政府部门的公共信息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这一机构除了制定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外，最主要的是要对各政府部门中所产生的公共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各政府部门将其所产生出来的公共信息上传到这一集中管理机构，由该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加工后，通过官方网站提供给社会公众。
在第三部门中，公共图书馆相对于其他机构而言，在信息的管理上，具有人员、技术、设备、环境等一系列的优势，因此，由各地区的省级图书馆管理第三部门其他组织的公共信息资源是十分适合的。各地区省级图书馆作为第三部门中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导，定期收集、整理、加工第三部门中所产生的公共信息，这些庞杂的公共信息就不会再另我们感到头疼，同时，对于企业中所产生的那一少部分公共信息也可以由当地的省级图书馆进行集中管理，这样也可以克服企业中的公共信息太过分散而不便管理的难题。各地区图书馆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管理机构，同时也可以通过建立查询网站或公共信息资源数据库等，为公众进行信息服务。
3．3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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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较之传统体制下有着根本的不同，即以直接控制变为间接管理。城市政府的行为特征必须符合体制变迁的要求，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和功能。然而，我国城市政府的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不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公共管理提出的要求。现有城市政府公共行政体制存在以下不足:
1.1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植入
城市政府需要依赖行政机制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依照法制轨道来运作，这样可以进一步减少行政命令固有的不确定、难持续、不对称等特性可能导致的问题。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情况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匾乏。一些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管理目标所没有的内容，为谋取自身利益、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而另立一套、自行其是。特别是当公共利益本身与管理者的切身利益有所冲突时，他们就会钻政策的空子，甚至对原政策内容有意曲解、肆意变通，导致政策执行受阻，直到造成政策目标无法实现和公共管理的失败。最近十多年里，城市政府行为开始实现法制化，但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位，使各级政府和社会，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的问题。政府传统行之有效的手段，有些正在逐渐失效，而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所具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公共问题的手段，才刚刚开始发育、未能成熟起来，难以有效控制和解决公共问题。过去的行政命令机制有用，但失去了部分效用，现在的依法行政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但由于不健全，各方面法制意识又差，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1.2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政府部门如不及时向社会权威信息.谣言、传言等非权威信息就会填补“信息真空”.从而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
在一个开放和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不能再像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再告之公众甚至不告诉公众。这种“公共问题内部化”的思维，天然地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而事实上面对永远的变化和未知的复杂，政府的能力永远是有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解决。没有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责怪政府，但公众有权利要求实时的、真实的、透明的反映。
1.3长期以来.对社会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不足
公共卫生体系发展不健全，公共医疗体制等方面的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导致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严重滞后。加上现行医疗卫生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同的人群实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医疗标准，特别是城乡二元分离，充满了各种各样歧视性的规定，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基本上被置于现行制度安排之外。重新检查和改革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乡在内的普及性的城市医疗卫生网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所有居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医疗服务，进而逐渐形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增强和提高全民体质。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不仅是医疗保健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是政府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公共政策的根本调整。医疗和公共卫生是一项社会公共产品，城市政府有责任也必须提供足够的财政力量去履行这项责任。同时，政府在这个领域上要帮助贫困的人。疾病预防是投人少产出大的措施。但这种投人因为很难看到显象的效果，往往容易被忽视。防疫部门只好自我筹集资金，提倡有偿服务，靠创收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导致工作重点转向创收服务。影响了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应切实将政策向“以防为主”的方向转移。花大力气在事先防范、而不是病后医疗的盈利上。医疗“产业”产出多，医疗系统创收多，不一定就意味着社会公众的健康。医疗和卫生体系要有社会尤其是政府的组织，必须避免把医疗当成纯粹的盈利途径。
2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变趋向
从以上分析来看，为了适应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调整势在必行。理念是行动的指导，实现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换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重要任务。当前政府最需要确立的是下述管理理念。
2.i从“全面控制社会”向“对社会实行公共管理”转变
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城市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对经济、社会和私人生活领域实行高度控制，造成政府行为的严重失范，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城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对城市社会实行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政府角色定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不提供私人产品，而由市场和社会提供，不干预私人领域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不替代市场、不替代社会、不替代企业。那些除了政府以外其他组织无权管、无法管、管不了、不好管和管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如法律与秩序、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环境保护等，才是政府应该管和必须管好的事情。
2.2从“经济建设单中心“向“经济杜会发展多中心“转变
城市发展以前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城市官员中，逐渐演变成简单的“以GDP为中心”，以及“以GDP增长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则演变成了任何简单的增长都是硬道理，从而出现各种偏差，包括为吸引投资不惜手段这样的事情也就无法避免。经济和社会一定要统筹协调发展。我们常说经济建设第一，但不是惟一，还有第二、第三等等。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成就显着，社会环境建设落在后面，二者关系失调，城市发展必须寻求他们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2.3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
传统的城市政府管理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导致行政权力支配一切，随意性和无序性较大，削弱了人民应有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政府职能发生严重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一个人民的政府，各级官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而不是对上级的面子和喜好负责。城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不是社会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通过让人民参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使他们成为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主人，使城市全体成员的政治平等真正成为可能。排斥公民的参与，公共权力的运行就会偏离社会公共目标，就可能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出现寻租等权力****现象。通过人民广泛的民主参与，就会将长期以来官管民的官本位管理模式转化为民管官的民本位管理模式，通过切实的民主监督，使城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能够树立社会主义的权力观，使政府真正关心民众疾苦。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也是政府能够搞好公共管理的基础。城市政府应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并为其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人民满意度应成为衡量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成效的主要依据。为此，政府应通过为人民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更好的贴近人民群众，更及时地了解他们的需要。
2.4从“全能政府”向“有限贵任政府”转变
城市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办是过去的通病，城市政府以全能政府的身份出现。人民排除在决策圈外，即使决策失误，城市政府也不负责任，责任追究制度缺损。
城市公共管理执行主体都是承担一定行政角色的国家公务员。经法定程序进人行政体系中的公务人员，一经确立行政职务关系，必须履行职务，不失职;必须遵循权限，不越权;必须符合法定目标，不滥用职权;必须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因此，必须建立与职位、职务、职权相一致的公共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现行的城市公共管理体制缺乏责任追究制度。首先，管理过程缺乏正常的监督;其次，管理的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其三，考核的结果缺乏必要的奖惩措施。这样，公共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政策歪曲、政策截留甚至政策抗拒等现象。导致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偏差行为难以得到制止和及时纠正。因此，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管理过程及时地跟踪评估，强化监督控制;对由于政策执行失败而造成损失的执行者，要追究其责任。
现代城市政府应该是有限责任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是负有责任的行政主体。将政府管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显着特征，也是保证政府有效地实行公共管理的重要法宝。因此，必须对政府行为立法，明确规定政府施政行为的一般原则。使政府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使各级政府官员以法自律，避免和减少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他必须承担:第一、政治责任，要对人民负责;第二、行政责任;第三、法律责任;第四、道义责任。在对政府行为立法的同时，建立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并保证监督机制的相对独立性，只有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城市政府真正成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2.5从“内部操作”向“透明管理”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政府喜欢和习惯于一切靠红头文件办事，但红头文件不是一般产生于广泛的民主讨论中，其结果主观随意性较大，往往脱离实际，造成决策失误。公共管理必然对城市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当前，许多城市政府在不断加快网上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公布职能部门的联系方式和办事程序，开设了“政府公报”、“政府信息”、“政府法规”等窗口栏目。但城市政府还应当继续增强信息的公开化程度。这样做:①政府能够及时通过各种媒体为公众所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②确保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的信息获取权，使他们能够了解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信息，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政策内容，增加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机会和政策认同感，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接受、支持和执行该项政策，进而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施政。③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增强管理的透明度，使不透明地行使公共权力的机会最小化，与社会公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通过从群众中获得智惹，提高自身行政能力，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使公共权力不仅仅在权力制约机制内得到监督，而且也能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监督和制约，从源头上杜绝黑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等权力****现象。
2.6从’.政府管理不计成本”向“精心计算成本”转变
低效率，高成本，是长期以来城市政府管理中的一大通病。政府的开支取之于民，在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成本核算问题，必须讲求效率，力求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收益，达到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效益的最大化。高效的政府即廉价的政府。廉价的政府就是减轻人民负担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必定会得到人民拥护。在危机时期，我们承认政府的重要作用，但不能忘记政府始终是社会的工具。我们考核这个政府是否称职，不仅要看它是否带领人民渡过危机，还要看它是否以更低的代价。要达到公共管理的高效率，一方面，政府应该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办事成本。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自身形象的塑造，廉洁从政，树立起自己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公共权威，防止权威的流失，使得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提高政府权力运行的效能。
2.7从“只重视对公共部门投入”向“注重目标绩效管理”转变 政府对公共部门的管理往往注重投入而忽视结果，造成严重的浪费。许多公共部门年复一年的投人，结果成效甚微。而政府对那些投人越多，收效越差的部门，反而加大了进一步的投人，形成了更大的浪费。现在，政府必须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要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既要注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问题，又要考虑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资源配置不当，就无法实现公共管理要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政府要用市场上相对最低的成本生产市场上需要的最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8从“常规管理”向‘.创新管理”转变
长期以来，城市政府按照常规办事，例行公事，陷人消极被动地应付日常事务的圈子里。在公民的政治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提高，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必须实行创新式的公共管理。创新是政府公共管理的灵魂。今天，网络政府、电子政府、学习型政府等提法，就是创新的结果和对政府创新的要求。公共管理创新与重塑政府的实际成效与管理者的知识创新水平密切相关。公共管理创新的实质和关键是培养和发挥管理主体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发展，对人们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管理是系统工程，主要有:(1)政府组织创新，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的广泛应用，促使政府组织机构朝着扁平化方向发展。所谓扁平化政府组织结构，是按照公共管理事务流程划分部门并调整组织结构，减少因中间管理层级太多而导致的上下信息沟通失真和信息反馈迟缓等弊端。(2)政府体制创新，要完善和实施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职位工资制度等。(3)政府预算制度的创新，政府的预算不再以惯例和权力为标准，而以公众的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为导向。(4)政府文化的创新，要形成廉洁奉公、高效实干、绩效导向、勇于竞争的文化氛围，以良好的政府文化激励人和塑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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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职业教育在国家政策中地位的提高，职业教育课程也逐渐成为国家教育政策的核心内容。一方面，课程改革实际上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相当水平的资金投入，更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的积极参与，使之真正的影响教育实践，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教育制度与课程课程属于辩证的关系，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需要将两者紧密结合，甚至需要逆向思维，用课程理论来思考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针。因此，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复杂性，需要国家政策平台的支持，集合职业教育课程研究的队伍和人才，整合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力量，尽可能避免重复工作，提高效率产出。
课程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还扮演着多种重要角色。首先，课程是衡量教育教学能否达到基本质量要求的规范标准。随着教育活动的类型趋向多元化，社会中各类办学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也逐渐增多，从总体上保持教育教学的一致性需要课程的规范。其次，课程是教育机构之间联结的桥梁。现代教育体系不是由社会各办学机构的简单机械化的叠加，而是众多教育機构按照一定的纽带关系联结而成的一个整体性的教育系统，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课程作为核心力量联结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中高职的对接，如果没有课程作为枢纽，那么中高职对接只是一个缺少教育本质的形式衔接。再次，课程作为媒介，帮助学生形成其知识体系与能力机构。
二、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分析
课程建设属于低投入高产出的活动。而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观点是课程建设仍然属于中观层面的问题。但事实上，课程不仅有属于中观层面的问题，也不乏微观、宏观方面的问题。
在实际教育活动中，我们更多地会从完整实践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困惑，而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不同问题领域中大部分属于内容的不同，而并不是层面即宏观、中观、微观上的不同，也就是说，其实在对教育问题分类时是很难用这样的维度来进行衡量。例如从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角度上看，其实是属于比较宏观的问题，然而当我们真正对课程建设进行深入研究时会发现其中的某些细节是属于偏微观方面的，比如教师力量作为课程改革的主力军该如何发挥其作用等。
然而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我国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仍在存在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首先，我国目前职业教育课程还没有形成专业且系统的教学标准体系。专业的教学标准体系使课程建设中最基础的部分，更是评价国家课程建设水平的核心标准。没有专业的教学标准体系的课程开发，是没有根本依据的名义开发。其次，我国没有形成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有效保障体系，一方面，政府没有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没有形成专业、技术的研究团队来进行开发研究，大多停留在经验层面，难以开发出高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体系。再次，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大多教育活动往往单纯地追求质量保障，而将课程建设与改革依附在其他活动中，导致课程在职业教育国家政策中的独立地位严重缺失。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支撑及启示
1.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应该作为掌舵者而非划桨人，即提供政策的制定及监督管理职能，下放权力，让各级部门参与到政策的运转中；同时关注公共服务的结果与产出，重视实际结果而非程序，再不是单单提供服务的过程和规则，采取即时的专业管理，让公共管理者管理并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引入竞争机制，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方法，降低成本，提高服务的效率及效能，用市场竞争取代官僚集权制度，强调优化资源配置，使公共财政的价值最大化。
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首先，应该明确改革的目标。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强调的关注产出问题，我们应该明确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学生就业水平的提高，适应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也就是说，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应该以职业院校的就业问题相适应，以其课程体系的实际结果与产出，提高核心竞争力作为改革的导向，而非单纯的对课程体系进行机械化的改革。比如说中高职衔接的问题，虽说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衔接失灵的问题，如果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只是单纯的对课程内容进行整改而不考虑中高职的对接，那么这样的改革无疑是流于形式的，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其次，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我们应该明确改革的原则。由于国家政策对教师的学术问题尤为重视，导致不仅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教师团队将大部分精力放于学术研究，忽略了教师最基本的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在职业院校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况出现。然而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教师作为主力军自然应该承担起其不可或缺的作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问责机制不仅强调结果与产出，更加强调公共管理者对实际结果责任制，这一管理模式可以通过强调教师对学生培养结果负责来体现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也就是说，要将教师坚持其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力作用不动摇为原则，坚持问责机制来调动教师作为课程改革主力军的积极性。
2.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1）政府层面：下放权力，增强管理灵活性
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主导，首先，要真正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在重视职业教育课程的基础上，针对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政策的制定和监督发挥其作用，同时下放权力给各级教育机构的管理者，提高社会参与度，并实行问责制度，让每一个管理者实时参与到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去并为实际课程改革与培养结果负责。其次，政府应该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加大课程改革的经费投入，设置专项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研究的专项组，为课程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体系的支持。再次，政府应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的力度。教师作为课程设计开发与实施的主体，是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改革的主力军，而政府作为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应作为主导力量组织教师加强职业教育相关理论的学习，提高教师的教育能力，充分提高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打造一支适应教育活动的系统化、专业化的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教师团队。
（2）学校方面：以市场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注重绩效管理
首先，学校作为教育活动实施的主要场所，要明确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以学生为中心，以职业能力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人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社会市场对人才的要求与需求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目前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职业能力的训练，而多数只是机械化的被灌输技能知识，导致创新能力低下，缺少核心竞争力。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市场导向，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切实将学生作为“顾客”，一切课程发开发与实施以“顾客”需要为导向，不仅要注重职业素质的培养，还要加快开发人文素质课程的开发，加强课程知识的连贯性，使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合，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能力。同时完善课程的运行机制，保障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校企合作是学校和企业达到双赢模式的必然选择，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市场接轨，建立动态的课程设置体系，以培养出既拥有充足且实际的理论知识，又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人才为目的，要求提高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竞争力，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在课堂教学中注意充分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在课堂设置中要以“知识、素质、能力”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指导思想，将课程内容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提高毕业生的岗位技能。
其次，教师作为教育活动实施的主体，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学校一方面应该注重双师结构的教师培养，这不仅要求教师的实践能力与学术水平，更应该明确“双师”型教师首先要是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同时，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养，建立以职业院校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与运营机制。另一方面，重视培养教师的创新意识，打破原有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及刻板的教学内容，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在教学活动中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起引领的带头作用，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为教师创造宽松的教学环境，鼓励教师勇于创新与实践。
再次，学校应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绩效管理机制，注重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并重，以实践为导向，工学结合地对课程教育形成合理的课程评价与教学评估，以职业能力为主线，考虑课程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先进性，完善课程评价的体系，强调绩效与效率的重要性。同时，强调问责制，使教师对职业教育的结果负责，比如令工資、福利与之适合，调动教师参与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积极性，提高课程改革的水平。
综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引入竞争与问责机制，完善对课程体系改革的评价体系，以追求效率和效能是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要义。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社会性、系统性工程，无论是课程开发、设置还是实施的改革，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性。只有明确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全面、终身发展的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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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兴起的治理理论有机融合了各种竞争性理论，成为了西方学术界指导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念。一种较为权威性的定义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此理论指导下，西方各国近年来正在掀起一场以公共服务市场化、地方政府分权化和执行机构自主化为特征的行政改革浪潮，其中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所谓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就是要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用市场机制来改革政府的公共服务，以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治理理论为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提供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非划桨：“掌舵”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即政府做出关于公共服务的决策和制度创新活动；“划桨”是指政府的一些执行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就是政府的“划桨”功能。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它只能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学上著名的“科斯的灯塔”告诉我们，公共灯塔制度（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造成了资源浪费和低效率。政府可以从直接经营竞争性物品和生产供给服务中逐渐退出，让市场去生产与供给竞争性的物品和服务。政府不是代替私人经营，而是提供制度，对制度的实施予以监督，保证质量和效率。
（二）政府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政府必须依靠与民众、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共同治理和共同管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相应的多元化成为可能，而只有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共同工作，才能提供满足公众需要“无缝隙的服务”。
（三）政府公共服务以顾客为导向：政府要实现良好治理，以“顾客”为导向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应打破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传统，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以公民的需求为导向并具有较高服务效率的施政机构，善于倾听作为“顾客”的公民的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公民做出承诺并赋予“顾客”选择“卖主”的权利，以实现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目的。
（四）把竞争机制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引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中，建立一个竞争性政府。管理是一种纯手段性的活动，具有共通性，公共部门可以借鉴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降低成本，节省资源，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如打破政府部门的垄断，通过“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方式将公共服务承包出去，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和目标管理，对公共机构和人员进行量化绩效评定，与工作人员签订短期就业合同，重视对员工的激励等。
（五）对政府公共服务产出结果的高度重视：效果指公共服务符合政策目标的程度，通常以产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加以衡量。传统公共行政注重的往往是投入而不是结果，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因此，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与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联系起来，对政府公共服务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进行系统的绩效评估，按照绩效评估的结果来有效配置资源。
（六）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有限市场化”：由于市场自身存在缺陷，单纯的市场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仅仅依靠政府手段同样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就需要在市场或政府之间做出一定选择，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分类，推行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市场化措施。
概括而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把市场理念引入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神话。新理论将公共产品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核心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和生产，如国防、外交、国家机关管理、警察、国家安全和社会保障等；另一类是混合公共产品，私人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与提供，如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交通能源、公共服务事业等等。新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在公共服务领域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大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走市场化之路，依靠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通力合作，鼓励和支持非政府、非赢利组织积极参与，形成政府、非政府和非赢利组织和私营部门三足鼎立的局面，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降低成本，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二、几点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基本上集中了所有的公共资源，对社会事业实行大包大揽的管理形式。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这种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不仅导致政府机构庞杂，政府负担沉重，造成服务成本日益提高，服务质量日趋下降的后果，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质量社会事业服务的需求。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尽管我们不可能全盘照搬国外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具体做法，但其经验对我国当前社会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一）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设立改革专职机构
从国外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来看，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改革成功必要的前提条件。多年来，我国社会事业一直政府直接经营管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的步伐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教育卫生成为当前群众最不满意的少数部门之一。但就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措施而言，理论和政策领域还存在许多和空白。这就要求学术界和决策部门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出发，大胆解放思想，借鉴国外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尽快提出社会事业改革的指导性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思路，将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引向深入。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实践证明，由具体职能部门自行改革，各自为战，收效甚微。有必要在各级政府中设立专职机构，统一领导和协调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或由政府综合部门即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接负责，制定并监督落实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
（二）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实践形式，实行多元化分类管理
国外经验证明，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应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佳平衡。因此，一部分地区或部门侧重公共服务的合同外包，一部分地区或部门侧重公私合作，一部分地区或部门侧重改善公营机构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不搞一刀切。公共服务市场化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作支撑，除了经济和效率，政府还需要考虑其它众多的因素，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
我国现阶段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资源有限，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坚持“政府主导，公平效率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以分类管理为主线，将社会事业领域划分为纯公益性、混合性和经营性三种类型，明确界定和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责。在保证政府发展社会事业投资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通过市场化和多元化，扩大优质社会事业资源供给，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目标。
（三）做好可行性论证、监督和评估工作，以点带面，逐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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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京大学“三三制”教改及对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的推动
1. 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
2009年秋季学期，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面向全校所有本科生推出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为突破口的新一轮全方位本科教学改革。改革主要是要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权，为学生自主构建课程模块和知识体系搭建平台，拓宽学生成才途径，进而激发学生学习能动性，促使其变被动教育为主动学习。
“三三制”人才培养体系以个性化、全方位、全覆盖、内生性为特点，将本科培养过程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和“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使全校本科生有机会自主选择专业、课程和发展路径，进而实现多样化发展。大类培养阶段重点通过实施通识教育促进学生人文与科学素养的全面发展；专业培养阶段着力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多元培养阶段保障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实现个性化成长。
2.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再定位
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按照南京大学创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要求，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遵循“四个融通”的人才培养新思路：学科建设与本科教学融通、通识教学与个性化培养融通、拓宽基础与强化实践融通、学会学习与学会做人融通，努力形成富有特色的本科教学体系，培养具有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根据南京大学总体发展思路与本科生培养目标，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为：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将具有良好的素质并掌握公共管理基础知识，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宽阔的国际视野，独立的科研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能适应我国科学研究、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创新和领军人才。
二、公共管理类学生分流制度与课程体系改革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类学生在一年级第二学期末，需要由大类培养阶段向专业培养阶段转换，因而涉及专业分流。
1. 公共管理类学生分流制度
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分流制度如下：（1）专业分流时间。在一年级第二学期末将公共管理类学生进行分流，分流出行政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两个专业。（2）专业分流方法。第一，尊重学生自主选择，同时通过组织师生交流、安排学习导师等方式结合学生的兴趣、志向，做好学生的分流指导和咨询工作。第二，为了学院各专业平衡发展，在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志愿的基础上，学院依据学生意愿进行学生专业的调剂。（3）建立公共管理类学生最低准入专业标准。鼓励其他学院各专业类同学按最低标准准入。
2. 公共管理类准入和准出课程体系
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改的课程体系主要由相互联系的三大模块组成，即通识通修课程模块、学科专业课程模块、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在此整体课程体系设置下，由各专业按学校统一要求自行制定专业准入和准出标准。在达到“专业准出标准”的前提下，学生根据院系“多元培养分流机制”自主选择个性化课程模块，在完成所有应修学分并满足其毕业条件后准予毕业。
（1）行政管理专业
准入课程：“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准入标准：第一，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通识通修类课程31个学分。第二，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6门专业准入课程的学习，取得相应的13个学分。第三，外院系申请准入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6个准入课程学分（在“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选学）。
准出课程：“经济学原理”、“公共行政学”、“社会保障概论”、“宪法学”、“组织行为学”、“公务员制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行政法”、“行政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
准出标准：第一，完成通识通修类课程53个学分；第二，完成6门准入课程、12门专业准出课程的学习，取得相应的46个学分。
（2）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准入课程：“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准入标准：第一，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通识通修类课程31个学分。第二，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6门专业准入课程的学习，取得相应的13个学分。第三，外院系申请准入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6个准入课程学分（在“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选学）。
准出课程：“经济学原理”、“公共行政学”、“社会保障概论”、“宪法学”、“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职业生涯与薪酬管理”、“保险精算”、“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政策”、“统计学”、“公共经济学”、“社会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
准出标准：第一，完成通识通修类课程53个学分；第二，完成6门准入课程的学习，14门专业准出课程的学习，取得相应的51个学分。
三、专业学术型人才培养
1. 通过本科生创新项目提高专业学术型人才的培养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是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课题的设计和实施、数据处理与分析、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实施注重的是“研究过程”而非“研究成果”，旨在通过组织本科生参加训练，使其体验和了解科学研究整体过程，感知“作为科研工作者的顶峰体验”，从而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实现个性化培养目标。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按照“公开立项、自由申报、择优资助、规范管理”的程序，重点资助思路新颖、目标明确、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可行、实施条件可靠的项目。公共管理类创新训练项目主要来源于“教师课题”和“学生自选课题”两种类型。每位同学在校期间可以主持或参与一项创新项目。学校每年组织一次大学生创新项目训练项目申报。
例如：有一位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生，在了解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基（Muhammad Yunus）开创的小额信贷而创立的格莱珉银行等社会企业之后，对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非常感兴趣，因而以此为题申请了大学创新训练项目。综合多年的实施情况来看，经过公共管理类创新项目训练的学生，由于有前期初步的研究训练，通常毕业论得都比较有深度。从毕业去向上看，有的同学继续在国内攻读研究生，有的选择出国留学深造。从在本校继续读研的同学的情况看，创新项目训练确实有较好的专业训练效果。
2. 通过境内外交换学习提高专业学术型人才的培养
在学校层面上，每学期会遴选优秀本科生赴境外签约学校交换学习，同时，C9联盟学生交换项目、长三角地区高校学生交换项目也是学生可以选择的。随着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境外高校相关学院交流合作的不断增多，每年一些优秀的公共管理类学生被遴选出来赴境外交换学习。从近年境外交换学生的跟踪调查发现，交换学习的经历拓宽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增强了他们专业学习的兴趣。从他们的毕业去向看，几乎所有有过交换生经历的学生，都选择了继续学习深造，其中有不少是去境外相关院校留学读研。而从留在本校读研的同学情况看，他们的专业学习兴趣相对比较深厚一些，有的甚至在课后自发组织兴趣小组，讨论共同感兴趣的专业学术问题。
3. 通过“以专业主流知识为导向”课程改革来提高专业学术型人才的培养
以行政管理专业为例，专业基础课程重在讲述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成果，搭建合格公民所需的制度、历史与国情背景；专业核心课程遵循公共行政专业主义的内在要求，聚焦在公共伦理、公共责任等价值系列和公共政策、公共组织行为等知识系列；专业实务课程突出政府运作以及公共议事规则训练，形成了宏观视野与专业内核双轨并重的课程结构体系。和原有的课程设置比较，删除了过去因人设置、内容陈旧的多门课程，开出了“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政府与企业关系导论”、“城市与社区治理”、“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民意调查与民意分析”、“地方政治与治理案例分析”等多门新课；还改造和新开了“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中国公共政策分析”、“中国公共服务模式与绩效评估”等高年级研讨课，提高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匹配程度。
四、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
1. 通过交叉课程学习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
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对一部分学生而言，通过交叉复合性课程的学习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比如学校和学院每年都会组织教师给学生开设交叉复合型课程，让全校学生或本院学生可以学习与本专业相关的复合型课程。另外，学校还通过开放学生选课的所有权限，让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广泛选课，拓宽自己的学科视野、专业视角，增强知识底蕴，避免过分局限于本学科、专业知识领域而缺乏交叉融合等综合性创新能力的缺陷。
在公共管理类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上，形成了“注重方法训练、体察实践环节”的教学改革理念。改革以前的教学过程理论灌输多、方法训练少、实践环节弱，人才培养的能力取向没有受到重视。改革以后，通过课堂方法论训练和课外实习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以行政管理专业为例，将方法类课程从原先的两门扩充为四门，并且鼓励教师将课堂变为师生共同研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载体；在保留原有教学实践基地的同时，按照新的人才培养目标，顺应公共管理改革的趋势，继续完善省、市、街道等各层级的教学研究和实务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外拓展机会。与此同时，有计划地安排实际部门人员参与授课，打通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壁垒，扩大教学信息源。教学改革强化了学生对专业角色和职业情境的认同。
2. 通过跨专业的系统学习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
跨专业的系统学习，是走第二专业证书、双学位证书、主辅修证书等学习发展路径，也是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第二条路径就是要面对那些积极上进的学生，系统学习另一专业知识的机会。随着对大学环境中的逐渐适应和广泛了解，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现在的专业未必是自己的最大兴趣，也有可能发现掌握另一个专业的知识可以增强自己未来的竞争力，还有可能觉得自己学习能力比较强，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多学一个专业的课程等等。
比如有的学生，在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的同时，通过系统学习，取得了法学专业的本科学位，这会使得他与单纯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法律基础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有的学生，在学习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同时，选修了商学院的会计学专业，这不仅拓宽了其知识面，让其了解企业的运作与基础状况，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其更好地从事劳动人事与工资薪酬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当然，还有的学生，在学习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同时，还系统学习了工商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这样有助于知识的融会贯通，更好地理解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未来还可能会有自己的集成创新。
五、就业创业型人才培养
1. 就业创业课及其对就业创业型人才培养
就业创业型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相关课程的学习与实习训练。学校一方面在课程体系建设的时候，有意识地开设相关课程，另一方面则是多部门联动，组织丰富的就业创业教育第二课堂活动，目前已经发展为创业课程、创业竞赛、创业训练、创业讲座与创业实践“五位一体”的创业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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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管理共治模式的依据
城市管理的共治模式，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共治就是共同的社会治理，这个共同体包括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共治的关键是整合资源、整合力量和整合利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上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许多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对我国城市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为城市管理共治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
由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在国有化和私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地运行，强调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制治理公共事务。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私人的、社会的机构都可能成为社会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现已成为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充满竞争并富有效率和活力的治理方式。多中心的城市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治理权力非垄断、治理方式民主等显著优点。这一理论的启示是：政府应与社会合作，与社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实现对城市的管理。要注重民主协商、平等合作、互惠互利，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式民主合作机制，形成多元城市治理结构。要充分发挥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其在反映诉求、提供服务和规范行为等方面的作用，共同负责维持秩序、参与城市的管理和调节，构建多元主体的共治模式。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20世纪80年代，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他们提出，公共管理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公共管理者在执行公共政策和管理公共组织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驾驭或控制上，而应该承担向公民服务和放权的职责，形成以公共利益、协商对话和公民参与为标志的公共服务行政，协助公民实现其共同利益。要以人为本，树立集体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为公民搭建协商和对话平台，为公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激发公民的责任感，使其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共同享有公共利益。这一理论的启示是，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政府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向社会放权，切实担负起为民服务的责任，发展公共服务，提高服务效能，满足社会需求，保障公民权利，形成城市管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三）治理/善治理论
西方国家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用治理或善治来替代管理。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主体间权力具有互动性和依赖性。它强调政府要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与多向协调沟通，为公民提供参与公共管理的机会，使公民积极参与政府对公共生活的管理，让公民能更直接、更便利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实现管理的民主化。传统的城市管理是指政府运用权威进行单向控制来达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城市治理则是城市政府、私人部门等主体通过对话、协作等方式管理公共事务。为有效解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失效、政府失灵问题，学者在治理理论之上，提出了善治概念。政府不仅能够治理，而且善于治理，从而达到善治的要求。善治是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即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理论是一套系统完善、科学实用的理论体系，在当代开放、民主、法治背景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治理/善治理念下，城市管理工作应把行政机关、执法对象、社会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纳入治理主体，形成合作共治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协同发展，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当前城管执法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城市管理执法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管执法进一步规范，城管秩序有所好转，但必须看到，目前城管执法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要提高城市管理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客观认识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一）城管执法工作理念落后
部分执法人员思想观念落后，执法理念存在偏差，认为城管执法就是管制，重在规范秩序，没有完全树立城市管理工作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文明执法的理念，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执法为民，认为执法者就是管理者，摆位不正，存在特权思想，没有普遍形成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想。一些城管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不强，执法效率和执法水平不高，执法不当备受争议，严重损害执法队伍的执行力和公信力，致使城管形象严重受损，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二）城管执法工作机制不健全
城市管理工作因缺乏联动机制和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开展。一方面，城管执法的一线行政人员由规划、建设、环保、公安、司法、交通、工商等相关的多个部门构成。部门、机构之间的迥异，职能之间的交叉、重叠使其缺乏联动，难以形成合力，甚至出现单打独斗和多头执法的现象。联动机制的缺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城管与群众之间常常产生偏见和误解，“依法抗争”和“暴力抗争”行为常常出现在街头政治之中。另一方面，城市管理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执法人员所面对的执法对象是人民群众，需要在执法过程中彰显顾客导向与服务精神。但由于其工作性质限制，对这些一线人员的监督成本太高，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同时，现行的体制对这些人员缺乏有效的激励，很难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三）城管执法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多项研究表明，城管执法人员面对公民需求的多样性和无限性，以及环境对他们身心的挑战等情况，对现行政策往往会采取变通的方式执行。城管执法过程中既要有灵活性、富有同情心，又要维护政府的公平与正义。但执法人员因体制原因被划分为两类群体：正式工和临时工。由于工作的复杂性、正式工的稀缺性，大量一线执法工作常由临时工来完成。由于所受的制度约束较小，临时工易出现“越轨”行为。部分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相对缺乏，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建设比较薄弱，执法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仍然存在。
（四）城管执法方式简单粗暴
有学者指出，城管执法过程中受主政者影响较大，领导风格的不同导致一线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不稳定。他们的执法方式包括两种：过程型执法和结果型执法。“前者决定如何最好地达到目标，即手段；后者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或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即结果。”［2］两种形式的执法方式常常发生异化，使城管执法人员执法方式简单、缺少人文关怀，态度蛮横、行为粗暴。目前，城管执法方式容易引起冲突的模式大都相同：一是没收。就是没收商贩的物品，以示处罚。二是罚款。城管执法中的罚款，容易造成以罚代管的通病，无法维护城市管理秩序，商户与城管讨价还价已经成了买卖，严重丧失了执法的严肃性。三是暴力。有些城管执法人员工作压力大，加上年轻自控力不强，容易冲动，动不动就掀摊折秤，甚至大打出手，执法过程中存在暴力执法现象。
三、“六共工作法”：城市管理共治模式的新探索
针对当前城管执法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创新工作思路，敞开大门开展“六个一”（送一份温暖、求一份建议、换一个角色、移一个重心、转一个路径、变一种方式）系列活动，积极探索出城市管理的“六共工作法”（共鸣、共商、共识、共管、共担、共享），形成了城市管理的共治格局，破解了城市管理的难点和痛点，取得了较好成效，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送一份温暖，激起共鸣
普安县城管执法人员通过向执法对象送一杯热水、送一个水杯、送一碗早餐活动，把城管干部的热情和温暖送到执法对象心中，引起其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拉开普安城管走向商贩、深入群众的序幕。通过现场发放宣传单、赠送水杯等方式，将印有城管职责、常见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罚、争做文明市民等内容的宣传单发放给群众，开展文明礼仪教育，培育讲文明、讲礼貌、讲诚信、讲卫生、讲秩序的文明商贩和市民，让广大群众在监督城管工作的同时自觉争做文明市民。同时，城管人员与商贩交朋结友，建立微信群、QQ群，主动到商贩家里走访调研、交朋友、拉家常，了解实际情况和困难。普安县始终坚持服务群众这一宗旨，把印有“有困难、找城管”的普安城管真情服务卡，分发到各商铺和广大居民手中，卡上向社会公布城管干部职工的电话号码，24小时接受服务及管理对象的咨询与求助，及时收集和处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群众排忧解难；为部分自产自销户和少数老、弱、病、残等特殊管理对象提供经营场所，帮助其解决生计问题，给游商散贩经营空间，划定区域让其规范经营；对家庭困难又没有固定摊位的商贩，主动为他们争取摊位；对老弱病残的商贩，主动帮助他们整理搬运货物。在一件件一桩桩主动服务群众的小事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
（二）求一份建议，开展共商
为更有效地推进城市管理工作，普安县坚持“用群众的方法解决群众的问题”，精心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向现场群众发放城管工作民意调查问卷，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专门邀请老干部到现场进行座谈，发挥他们的经验优势，面对面提意见、讲建议，想办法、出点子，做好建言献策，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共同商量推进城市管理的办法、措施。城管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交流沟通延续不断，城市管理工作在互动中收集建议、交换意见，共商城市管理之策，打通了城管与群众互通的经络，奠定了城市管理工作的群众基础。
（三）换一个角色，寻求共识
在推进城市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普安县极力找寻城管与执法对象的共同结合点，城管与执法对象互换角色彼此体验。一方面，安排城管工作人员深入群众，主动到商贩、服务对象中体验生活。城管人员通过请商贩们吃一碗早餐，轮流凌晨五六点到农贸市场以商贩身份协助商贩摆摊设点，帮助商贩规范摊位、调剂摊位，真真切切体验商贩的生活，感受商贩、群众的不易，真心换真情，赢得商贩感情上的接纳。另一方面，邀请商贩中的部分典型代表，以城管执法人员身份协助参与城管执法，让商贩感受城管工作的艰辛，体验城市管理工作的难处。通过角色互换体验，城管、商贩从感情上找到结合点，思想上形成共识，相互理解和体谅。
（四）移一个重心，实现共管
普安县把城市管理工作重心放在解决城市管理执法转型上，推动实现了单一主体单向执法到多元参与治理的转变。聘请商贩作为市场城管志愿者，通过发挥同行情、朋友情，带动其他商贩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组建商贩文艺队，让商贩帮助正面宣传城管，正面引导广大商贩服从市场管理。聘请有威望的老年人作为市容管理和监督志愿者，帮助管理市容环境卫生，宣讲政策措施，化解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矛盾。把社区的“两委”班子成员设置为城管信息员，在群众中找到城管工作的落脚点，掌控一线城管信息，第一时间掌控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一切现象和行为，杜绝损坏城市形象的行为发生，开创多元共治共管的良好局面。
（五）转一个路径，责任共担
普安县探索出一条共担城市管理责任的新路子，即提高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责任意识，让群众主动参与担责，一起担当城市管理工作中的责任，共同破解遇到的困难和难题，推进城市管理工作。在旧城经贸片区拆迁改造过程中，为避免与市场经营者矛盾激化，城管执法部门将收集的意见整理归类，邀请有代表性的商贩座谈共商市场管理，形成管好市场出效益的共识，明确卫生主体责任，严禁并打击假货上市、欺行霸市、抢摊占道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整治初期得到部分商贩的支持与帮助，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更多商贩自觉参与市场管理，出主意、想点子，帮助管好市场。同时，城管把积极支持管理的小商贩发展为城管志愿者，参与农贸市场管理，城管与商贩的争执下降，商贩与商贩之间矛盾减少，经营环境变好，生意明显好转。商贩树立了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升的理念，明白了“规范经营就是效益”的道理，共同担当了城市管理的责任。
（六）变一种方式，成果共享
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普安县通过转变方式方法，与群众共商管理、共同管理、共担责任、共享管理，使城管、商贩走到一起，城管人员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商贩主动配合城管工作，城市经营秩序、社会秩序日益规范，杜绝了占道经营、店外经营和游商游贩，街道环境干净整洁，城市环境质量水平和城市管理工作水平逐步提升，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同，城管与商贩及市民共享了城市管理环境，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四、构建城市管理共治模式的新思考
不断推进城市管理工作创新的大背景下，构建城市管理共治模式，需要创新思维、把握关键，要在工作理念、主体参与、体制机制、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下功夫，真正实现“四化”。
（一）转变工作理念，增强共治的思想自觉，实现执法理念民本化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实践的指南。城管执法部门要转变工作观念，从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服务，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地放在服务群众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上。城市管理是手段，人民幸福是目的。城市管理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理念，实施人性化的城市管理。要始终做到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变以管为本为以服务为本，把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达到以服务促进管理的良好效果。城市管理的一切工作都要始终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紧紧围绕为民、便民展开，心系群众、情牵群众、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形成顺应民意、贴近民心、凝聚民力、得民支持的良好氛围。广大人民群众是城市管理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城市管理的最终受益者，让广大市民共同享受城市管理的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成果、多方共享共赢。
（二）动员公众参与，夯实共治的群众基础，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
治理理论告诉我们，单一主体治理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尤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参与意识和权益意识显著增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政府必须发动各种组织、企业和人民群众，才能使公共事务得到良好解决。多方参与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方式。实现城管综合执法多元主体共治，最主要是有效吸纳社会主体的参与。城市管理工作社会性强、受众面广、参与度高，要畅通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城市管理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用热情影响群众，用真情赢得群众。城市管理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要始终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汇聚群众智慧、学习群众经验，实现与群众共鸣、共商、共识、共管、共担、共享城市管理，引导广大群众真正融入城市管理，成为城管事业的支持者和宣传员，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责任心和担当意识。要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不断拓宽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通过发展城管志愿者、城管信息员、城管文艺队、文明劝导员等多种参与形式，积极动员公众参与，形成多元共治、良性互动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三）突出机制创新，筑牢共治的制度基础，实现工作制度标准化
要不断创新城市管理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协调联动的城市管理工作机制，对城市管理实行统一指挥、统筹协调、督促检查，形成城市管理工作合力。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交流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的相关信息，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不定期地召开工作推进调度会，协调解决制约城市管理工作的瓶颈问题，重大问题依法定职权联合行动。要注重加强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局面。要建立健全问题发现机制、事件督办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系列工作制度，实行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制、激励和惩戒约束机制，用制度来规范城管人员的行为，推动城市管理工作制度化。例如，针对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可建立鼓励创新、包容失误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设立“智慧奖”和“委屈奖”。对在城市管理中，应用新方法解决好工作中的新矛盾、新问题的优秀城管人员，颁发“智慧奖”给予奖励；对在城管工作中屡受辱骂委屈，甚至遭攻击，但仍顾全大局，坚持文明管理执法的人员，颁发“委屈奖”，予以组织上的安慰。同时，实行“干部召回制度”，设立“工作不力办公室”，把不作为、乱作为的城管干部召回到“工作不力办公室”，让他们反省思过、回炉锤炼，转变工作作风。
（四）加强队伍建设，奠定共治的人才支撑，实现执法队伍规范化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制度的关键在人。城管执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执法效果。要着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廉洁务实的执法队伍。要通过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塑造良好形象，增强其工作责任心和荣誉感，不断提高城管执法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坚持做到政治强、执法明、业务精、形象优，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强化城管执法人员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实现规范管理、依法管理，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城管执法人员应坚持学法与用法相结合，真正熟悉宪法，精通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掌握城管执法业务知识，要严格按照执法程序、执法规范开展执法活动。执法人员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要认真听取服务和管理对象的诉求，耐心宣传讲解有关法律和政策，通过关怀、协商、提醒、帮助、劝告等非强制性方法，坚持文明劝导、文明执法，实现和谐执法、人性执法。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有力、有理、有节，确保执法公信力，维护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维护安定和谐的大环境。总之，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门综合管理艺术，需要我们把握城市管理工作创新的发展脉搏，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取得群众信任，获得群众认可，努力构建城市管理的共治模式。这样，城市管理工作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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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绩效管理
在绩效管理这一工作内容中，其主要的重心应放在对于人力资源的全面了解与评估，对员工的所处的岗位要求与其实际工作能力进行综合判定。这方面不仅涉及到对公共管理内容，还涉及到行政管理内容。在公司目标分解后，建立起一套可操作性强，评估科学化的指标体系，是决定绩效考评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对于这方面而言，平衡计分卡是目前应用最广的绩效管理方法，这种方法从客户角色、财务角色、创新与学习力角度及内部管理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在应用中，如财务角色就是问，公司聘请你是做何种工作的？客户角色就是问：客户对你印象如何？如何去了解与满足股东的需求？等等，在实践中，招标公司还会加上内部沟通互评内容、部门竞争与奖励等内容进行完善。
2、完善招标公司内的绩效考核
2.1员工本位
以员工为绩效管理本位的思想重点在于，尊重员工的个人价值，把知识工作者视为公司的资产。这样的观点也就与传统的人力成本观点有所不同，因此，当员工深刻感受到公司对其的重视时，员工本位的管理也就能达到，即使员工有其它发展机会，他仍然愿意留在公司继续工作。但目前看来，在员工本位思想的执行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由于大多数招标公司对于绩效管理的理解过于片面，仅仅把绩效考核看作是绩效管理工作的全部，那么在绩效管理的过程中，也就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对于考评计划的制定，不关注员工的工作态度与客观因素影响，一切以工作结果为标准，罚大于奖，甚至只有罚没有奖等。而对于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绩效管理员工本位思想而言，重要的是营造一种重视员工工作态度，重视员工个人努力，把工作过程与工作结果同等看待的氛围。这与目前大多数以结果为导向的招标公司相比，增加了人文关怀和拥有感性的公司文化内涵。当然，当招标公司在面临生存压力时，以结果为导向的考评制度是适用的，而当进行长期发展与壮大时，以过程为导向的绩效考评则更有利于留住人才，保持公司的持久发展。
2.2动态管理
对于绩效管理而言，只有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以现实情况为参考依据，不断进行绩效管理与考评的修正与完善，不断对员工的思想动态与市场发展进行了解与贴合，进而达到绩效管理因时制宜的目标，才是知识经济时代下绩效管理的成功之道。考虑到任何绩效管理制度都不可能完美，反映到招标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来，如在进行方案落实时，应多征求不同层面员工的意见，不同的人看到的不同角度自然会有着不同的启发，而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管理方法也自然是比一种角度来得更科学与完善。招标公司在动态绩效管理过程中，应以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对于员工的合同签订、职务升迁、培训进修、调岗调薪等都应全面地结合进绩效管理内容中来，进而达到善于发现人才，广纳人才，留住人才，与人才共发展的绩效管理目标。
2.3绩效考评
在绩效考评奖励这一方面，为了提高招标公司的绩效管理水平，考虑到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内在需求正发生着变化，在进行绩效管理时，应更多的把奖励转化到内部来，把长期奖励的比重提升上来，强调员工的个人成就感、重视员工的工作成果，扩大员工持股计划奖励范围等方式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应重视员工与其上层通道间的沟通，当对员工的绩效考评结果出来后，员工如有异议，可以实时与上层进行有效沟通，并得到答复。如对公司的招标战略目标进行阐述时，员工有权进行询问，并对自身的工作内容进行确定，在员工认同自身绩效工作内容与考评内容后，再来实施。而对于招标公司的薪酬保密制度而言，应与员工就其个人薪资构成等详细内容进行宣讲，务必让员工心中有数。从这一点来说，绩效考评这一工作内容，沟通是非常关键的，只有员工心中无疑惑，在工作时才会没有思想负担，也减少了公司的潜在经营风险。另外，在考评结果出来后，还应马上把信息反馈给员工本人，并解释清楚为何是这样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相应的措施，如改善工作环境、培训、岗位调整、指导、奖励、调整目标、惩戒等，员工也就心悦诚服，对于下一阶段工作内容与绩效管理工作也就会持积极配合的态度，这样的方式不仅帮助员工更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也有效地保障了下一阶段公司业务的更好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