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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 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 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主权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 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总结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PM2.5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 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群体性事件，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群体性事件，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 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Welsh H A.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Comparative Politics 1994-4： 381-382.
[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3-77
[3]otspeich R.Crim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J].Europe.Asia Studies，1995-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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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档案管理的社会化与建立“两个体系”的关系
档案管理的社会化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是档案工作的基本职能,是档案事业发展的主体内容。就“两个体系”建设而言,又具有特殊的意义:(1)强化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是建立“两个体系”的关键环节,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的重点是档案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档案公共服务产品的再分配,关键就在于实现政府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的调整与完善。(2)档案管理的社会化是“两个体系”核心理念的重要体现。建立“两个体系”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强化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重视档案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是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服务理念在档案领域的具体体现。(3)强化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是建立“两个体系”的根本办法。建立“两个体系”需要档案法制体系、管理体制、工作机制、服务方式等各方面的改革与创新。管理的社会化不仅为推进建立“两个体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并以其系统性、规范性、实践性成为实现“两个体系”建设目标的根本方法。档案管理的社会化不到位,“两个体系”就无从谈起,“两个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必然伴随着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的不断强化。
二、建立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档案中介机构
“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体现了档案管理的社会化,现阶段,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实现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要建立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档案中介机构。档案中介机构,是当前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从名称来看,有“档案事务所”、“档案咨询服务中心”、“档案事务服务中心”、“档案技术服务中心”、“档案托管中心”、“档案寄存中心”等。我国目前的档案中介机构按生成途径和运作方式,可以分为由档案馆或档案主管部门设立的、面向社会的公共性档案中介机构和以法人资格存在的、以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机构。我国首家档案寄存中心,1998年8月9日成立的深圳市档案寄存中心属于前者,其服务职能主要是将不具备充分保管条件及配备档案保管主体成本过高的国有与非国有及破产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在工作、生产、经营等各项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寄存在市档案馆中。相对于传统的档案机构来说,总体呈现弱势。
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档案中介机构需具备以下条件:(1)政企分开、权责明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首先政企分开、权责明晰要求档案中介机构必须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人员、财务、职能等方面完全脱钩,以独立经济法人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得再承担原有的行政职能,即真正实现组织中介性。其次要做到独经营、自负盈亏,必须保持档案中介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客观性。独立性可以使档案中介机构不受行政部门影响,在档案服务中保持独立,不损害客户的利益。(2)遵纪守法、规范经营、诚实守信、优质服务。从某义上讲,规范化程度不够是影响档案中介机构职能发挥的最大障碍。档案中介机构的规范化实质上涉及的是其与服务对象的信用关系问题,档案中介机构如果不规范,其信用度将大打折扣。从外部来说,档案中介机构应自觉接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前者是依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其经营活动进行依法登记注册、年检审计;后者是依照《档案法》等法规对其业务活动进行监管,以实现外部规范化管理。从自身来说。档案中介机构应体现社会服务性、技术知识性和商业经营性。社会服务性指档案中介机构能为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全方位的档案服务,包括档案咨询、档案达标升级整理、档案保管、档案设备引进等。技术知识性指档案中介机构进行的各项档案业务如技术咨询服务、传授档案工作理论知识和技能、档案价值鉴定等是建立在对档案信息的加工、利用或提供档案信息技术服务之上的。商业经营性指档案中介机构作为一个经工商注册的企业,有明确的服务方向和经营范围,有企业行为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档案有偿服务,获得收益,求得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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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针对某一指标而言。某一指标的权重是指该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目前，权重确定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具体的有权值因子判别表法、专家直观判定法、层次分析法、排序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方法。它们已普遍应用于决策评价、自然生态、生产管理、质量控制、流通管理、经济计划和管理、能源政策和分配、行为科学、军事指挥、农业、教育、人才、医疗和环境等领域。但在社会管理领域有关评价体系中简便、有效运用这些方法的还鲜有成功实践。
迄今为止，国内涉及社会管理领域的各类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的确定，普遍没有较为科学或被广泛认同的方法或数理模型，权重的确定通常带有个别性、主观性和随意性，在法治建设领域也是如此。如：2008年6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第一次“法治指数”。他们以数据指标形式，度量各项法治事务。这套数据体系具体可用“149”三个数字来概括: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九个方面。四个层面的人员参与法治指数评估：面对群众发放的有效问卷调查结果占35%；由余杭直接参与法律运作的机关人员组成“内部组”评分占17.5%；包括教师、记者、律师、企业家在内的“外部组”评分占17.5%；“专家组”评分占30%。
再如《南京市依法治区、县工作考核细则 》，其主体构架为“组织领导、制度建设、法制教育、初步成效”四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有若干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共21个。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是平均分配的，均为25分，二级指标的分值不尽相同，从3分到8分不等，没有给出不同权重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其第四个一级指标下的第20个二级指标“社会稳定，治安秩序良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落实，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和地区犯罪率控制在市规定指标内；人民调解工作落实，无因调处不当出现非正常死亡和‘民转刑’案件，无集体上访闹事等重大事件。”分值为8分，第21个二级指标“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义务教育、市容卫生等工作都能依法进行，符合上级规定的要求。”的分值为3分。第21个二级指标包含了几大基本国策和公民基本权益保障方面的依法行政却只有3分，而第20个二级指标概况起来就是一个维稳问题，却整整给了所有二级指标中的最高分8分。从这当中不难看出官本位的影子，因第20个二级指标中的几项工作都是上级政府要考核的，出了问题官员是要被追究责任甚至丢帽子的。
从上述一些例子可以看出，即便是近年国内几个较有影响的地方法治评价体系，在权重确定上也没有构建相应原则和模型，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建立我国在社会管理评价领域，特别是法治建设领域的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或数理模型十分迫切，也十分必要。
结合现今国内外社会管理领域各类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方法和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法治创建社会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至少应当遵循以下五大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应当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体现科学性，定位准确，客观揭示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应有站位。二是规范性原则。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应当具有一定数理模型，体系规范性，度量客观，准确得出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应有的权重。三是可操作性原则。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应当便于应用，体现操作性，简便易懂，便于操作。四是实用性原则。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应当联系实际，体现实用性，能切实解决评价体系中各类指标的权重确定问题。五是普适性原则。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应当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适用于全国法治县创建总的社会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也适用于法治指数指标权重的确定；不仅适用于法治领域社会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也适用于社会管理领域其他社会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
2.法治建设社会评价体系的构成及功能
2.1法治建设社会评价体系的构成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对地方法治水平的评判进行了大胆探索，但其评价角度不尽相同，评价内容相对笼统，指标分类重叠交叉。如《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法治的社会环境指标”、“法治的制度环境指标”和“法治的人文环境指标”3个一级指标系统，13个二级指标群（社会安全、市场有序、社会廉洁、法律资源、依法执政、民主政治、规范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制宣传教育、法律监督、公众评价性指标、公众体验性指标）和33个具体要素指标构成。郑州市金水区“金水法治指标测评体系”的主要架构则分为“党委依法执政、加强地方立法和规章制度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坚持公正司法、加强经济法治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维护社会安定和谐、建立健全法治监督体系”十大方面。
全国法治县创建评价体系由于开创性地构建了双向评价体系，即自上而下的创建工作行政评价体系和自下而上的创建效果的社会评价体系，因而在评价上可以做到评价角度顺向一致，评价内容客观具体，指标分类清晰有序。
在综合法学、社会学和法治元素论、法治GDP论、法治指数论的基础上，遵循权威性、客观性、普适性、量化性、长久性、关联性等原则，全国法治县创建社会评价体系由公众安全感指数、公民权益保障指数、矛盾纠纷动态管理指数、社会公平正义指数、社会治安状况指数、维稳指数、重大决策风险指数共七大法治指数所构成。
2.2法治建设社会评价体系的功能
全国法治县创建社会评价体系具有以下四大功能：一是评价功能，七大法治指数涵盖了县域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和具体状况，能够能动地客观反映出某一时期某一县区的整体法治水平；二是考核功能，可以作为全国法治县创建活动开展中，对某一县区创建效果社会评价的重要依据；三是引导功能，七大指数的高低，真实反映出了某一时期某一县区相应法治领域的好差状况，可以为该县区推进全国法治县创建指引方向；四是教育功能，由于七大法治指数相关指标与各级国家机关和国家公务员的整体作为及具体行为密切相关，因而可以促使各级国家机关和国家公务员转变行为理念，提高县域法治水平。
2.3法治建设社会评价体系与“七大”法治评价指数的关联性分析
全国法治县创建社会评价体系是对县域法治水平进行评价的一个完整系统，在本文所建立的评价系统中，它由能重点反映一个地区的7个大的法治领域所形成的法治指数构成。这7个大的法治领域虽然不能涵盖一个地区法治领域的方方面面,但基于其在整个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通过这7个指数,我们认为其可以综合地、客观地反映一个地区某一时期的真实法治水平。由于7个法治指数最终形成的均是一个具体的数值，因此社会评价体系最终的评价结果仍然是一个具体的数值。当然，这7个法治指数所反映的法治行为在全社会法治建设中的重要程度不尽相同，因而在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权重也是不同的。其具体的权重将在下面具体论证和确定。
3.法治建设社会评价体系权重设置模型――积木权重法
基于上述社会评价体系权重确定应当遵循的原则，我们开创性地构建了社会评价体系权重设置的崭新模型――积木权重法。该方法的确立，可以准确得出法治创建社会评价体系中各类评价指标应有的权重，有效避免目前法治评价指标权重给出无据，主管性、随意性突出的顽垢。同时，该方法也可用于指导社会管理领域其他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的确定。
积木权重法的主体构架。构架1：评价体系是由多个评价指标所构成，若把评价体系形象地看作一座大厦，则这个大厦可以看作由多个评价指标积木（以下简称评价积木）所构成；构架2：自然积木的大小由自然积木的体积决定，自然积木的体积由自然积木的长宽高决定。对于评价积木，我们也可以抽象（概括）出能判明该评价指标所对应的某一社会行为实施层面、影响范围、影响层次三大主要属性，这一评价指标所对应的某一社会行为的三大属性决定了评价积木的体积；构架3：为了确定评价积木的体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三维坐标，其X轴、Y轴、Z轴分别表示评价对象的三大主要属性，三大主要属性的程度对应在X轴、Y轴、Z轴上形成不同的数值，这三个不同的数值对应地度量了评价积木的长宽高，有了评价积木的长宽高就可以得出评价积木的体积。构架4：各个评价积木的体积之和形成评价体系大厦的总体积，每个评价积木的体积占整个评价体系大厦体积的比例就是该评价指标积木在评价体系大厦中的权重。如此，评价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就对应准确确定了，且这个权重是经一定科学测算得出的一个确定的数值。
积木权重法的几点说明：一是三维坐标所描述的评价对象的三大主要属性可依据不同的评价对象而有不同，这需要评价者认真研究，找到既能反应评价对象共性又能体现区分度的三大主要属性。二是三维坐标只有正值没有负值，这是因为自然界积木的长宽高的数值是实数，是从0到＋∞的实数。因而积木权重法不能表示负性指标，对扣分类的负性指标应当尽量换用得分类正性指标。三是三维坐标中三条轴上表示程度的数值不宜过细，因为权重是评价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相对重要性，只要能有效区分不同指标的相对程度就可以区分出其不同的权重。
积木权重法在应用中的三大核心问题：一是科学构建表示评价对象三大主要属性三维坐标，并以此来对应评价指标积木的长宽高；二是科学设定评价对象三大主要属性的程度，形成X轴、Y轴、Z轴上的不同数值，并以此来确定评价指标积木长宽高的具体数值，求出评价积木的体积；三是科学确定评价体系大厦的体积（各个评价指标积木的体积之和），有了总体积，各评价指标积木在大厦中所占的比例就确定了，即评价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就确定了。
4.全国法治县创建社会评价体系的权重设置
4.1构建表示法治行为三大主要属性的三维坐标
X轴（长）：表示法治行为影响范围；
Y轴（高）：表示法治行为主体层面；
Z轴（宽）：表示法治行为影响层次。
4.2设定法治行为三大主要属性的程度
X轴：我们依据法治行为影响对象的不同程度，将法治行为影响的范围分为个人、社会组织、市县乡区域、全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五个不同的级次，其对应的数值由低到高分别为1、2、3、4、5。
Y轴：我们依据现代社会的治理结构有关理论，将法治行为实施主体的层面分为个人、社会组织、市县乡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中央政府五个层面，其对应的数值由低到高分别为1、2、3、4、5。
Z轴：我们参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法治行为所影响的层次分为生存权益、安全权益、工作权益、民益、发展权益五个层次，其对应的数值由低到高分别为1、2、3、4、5。
全国法治县创建工作社会评价体系三维坐标模型如下：
4.3确定七大法治指数积木的长宽高
公众安全感评价指数积木：长为1.5。公众安全感涉及到个人安全感、社会组织安全感，其在X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取其平均值为1.5。宽为3。公众安全感影响对象的层次涉及到生存权益保障、安全权益保障、工作权益保障、民益保障、发展权益保障，其在Z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高为3.5。公众安全感实施主体层面涉及到社会组织、市县乡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其在Y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2、3、4、5，取其平均值为3.5。
公民权益保障评价指数积木：长为1.5。公民权益保障涉及到个人权益保障、社会组织权益保障，其在X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取其平均值为1.5。宽为3。公民权益保障影响对象的层次涉及到生存权益保障、安全权益保障、工作权益保障、民益保障、发展权益保障，其在Z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高为3.5。公民权益保障实施主体层面涉及到社会组织、市县乡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其在Y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2、3、4、5，取其平均值为3.5。
矛盾纠纷评价指数积木：长为2.5。矛盾纠纷涉及到个人矛盾纠纷、社会组织矛盾纠纷、市县乡矛盾纠纷、省（自治区、直辖市）矛盾纠纷，其在X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取其平均值为2.5。宽为3。矛盾纠纷影响对象的层次涉及到生存权益、安全权益、工作权益、民益、发展权益，其在Z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高为3。导致矛盾纠纷的主体层面涉及到个人、社会组织、市县乡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中央政府，其在Y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
社会公平正义评价指数积木：长为2.5。社会公平正义涉及到个人公平正义、社会组织公平正义、市县乡公平正义、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平正义，其在X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取其平均值为2.5。宽为3。公平正义影响对象的层次涉及到生存权益、安全权益、工作权益、民益、发展权益，其在Z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高为3。影响公平正义的主体层面涉及到个人、社会组织、市县乡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中央政府，其在Y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
社会治安状况评价指数积木：长为3。社会治安状况涉及到个人、社会组织、市县乡、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其在X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宽为3。社会治安状况影响对象的层次涉及到生存权益、安全权益、工作权益、民益、发展权益，其在Z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高为3。影响社会治安状况的主体层面涉及到个人、社会组织、市县乡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中央政府，其在Y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
维稳评价指数积木：长为3。维稳涉及到个人、社会组织、市县乡、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其在X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宽为3。维稳影响对象的层次涉及到生存权益、安全权益、工作权益、民益、发展权益，其在Z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高为3。导致维稳的主体层面涉及到个人、社会组织、市县乡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中央政府，其在Y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
重大决策风险评价指数积木：长为3。重大决策涉及到个人、社会组织、市县乡、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其在X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宽为3。重大决策影响对象的层次涉及到生存权益、安全权益、工作权益、民益、发展权益，其在Z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1、2、3、4、5，取其平均值为3。高为3.5。实施重大决策的主体层面涉及到社会组织、市县乡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中央政府，其在Y轴上的对应数值分别为2、3、4、5，取其平均值为3.5。
4.4七大法治指数积木的体积和社会评价体系大厦的体积
公众安全感评价指数积木的体积： 1.5×3×3.5=15.75
公民权益保障评价指数积木的体积：1.5×3×3.5=15.75
矛盾纠纷评价指数积木的体积： 2.5×3×3=22.5
社会公平正义评价指数积木的体积：2.5×3×3=22.5
社会治安状况评价指数积木的体积: 3×3×3=27
维稳评价指数积木的体积： 3×3×3=27
重大决策风险评价指数积木的体积：3×3×3.5=31.5
社会评价体系大厦的体积：15.75+15.75+22.5+22.5+27+27+31.5=162
4.5七大法治指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权重
公众安全感评价指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权重：15.75162×100％=9.7％
公民权益保障评价指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权重：15.75162×100％=9.7％
矛盾纠纷评价指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权重：22.5162×100％=13.9％
社会公平正义评价指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权重：22.5162×100％=13.9％
社会治安状况评价指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权重：27162×100％=16.7％
维稳评价指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权重：27162×100％=16.7％
重大决策风险评价指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权重：31.5162×100％=19.4％
社会评价体系的总权重=9.7％+9.7％+13.9％+13.9％+16.7％+16.7％+19.4％=100％
篇4
一、加强相关法制建设
1.明确立法思路。一是实现立法指导思想从“控制管理型”向“培育发展型”转变。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控制型管理”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被管理对象“不信任”、“不成熟”的指导原则基础之上 [1]。① 但是社会组织单靠政府管制的“呵护”是永远不会“成熟”的，如果不解决立法的指导思想问题，法律即使制定出来，也未必能反映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和制度变革的理性要求。二是要把握好现实与发展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和导引作用。作为法律来说，它是对已存在和发生的社会现象的反映及其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它对应于社会现实，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制度规范问题。而且法律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可能频繁修订，因此一部好的法律应尽可能预见到所调整事物的适时性、稳定性和连续性问题。因此中国民间组织立法原则必须把握好现实与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国民间组织发展中的问题有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矛盾的反映。因此，依靠强化管理来解决问题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而且很容易扼杀组织的创新精神和发展活力。
2.加强法律规制。（1）对NGO经营活动进行管制。法律明确规定，NGO不得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也不能从事与自己的章程规定的宗旨不一致的活动。② 为了进一步拓展NGO的资金渠道，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允许社团兴办经济实体，依靠自己的技术、知识优势谋求生存。但这却又引发NGO营利化的问题。因此，对NGO经营性活动予以管制是必要的。（2）通过法律解决NGO员工就业和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包括专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NGO专职工作人员较少，志愿者更为缺乏。NGO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其从事的大都是公益性事业和社会服务事务，所提供的较低的回报使其在吸引人才上相当困难。从而进一步影响NGO的总体质量水平和竞争力。因此应当采取一定的扶植、鼓励措施以保证NGO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的稳定。将NGO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相关的制度规范，纳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的人事、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人才交流中心对社会组织人员的档案管理制度，在医疗、退休养老、劳动、失业保险金的缴纳方面，制订社会组织相应的标准。（3）对NGO进行财务监管。从目前立法状况看，对这部分内容的规定较少，现有的主要是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层级较低，如《国家民委社会团体财务管理实施细则》、《财政部关于对明确民办非企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等问题的函》等。从内容上看，这些规定比较笼统、零散，也没有体现NGO财务监管的特点——NGO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它们既不能像企业一样开展经营活动，也不能像政府可通过财政收入维持运转，它们只能依赖社会捐赠、政府财政拨款、税收减免、服务性收费、志愿活动等形成的公益资产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因此对NGO的财务监管也应区别于企业和政府。针对政府资助和社会捐赠资金，首先应当坚持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严格按照捐赠协议约定使用赠与资金，不能挪作它用。其次，NGO接受捐赠财产的数目及其使用情况应当公开接受监督。除了向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报告外，还应接受财会审计部门及社会监督，从而确保这部分资金使用的合法性。
二、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Deborah Eade说：“（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应该是促进改革公民社会的参与与民主程度。能力建设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通过评估增强对受援组织活动的质量的改善，对机构的组织和运作能力的提高。能力建设一种目标，通过对环境的分析和目标的选择，以提高机构的决策能力。能力建设是一个适应变革的过程。”[2] 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明确组织目标与使命并有效地传达出去。一个组织的使命是该组织建设的首要问题，决定和规约着其组织活动的目标、领域和方式。一个NGO必须对它为什么存在，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有绝对清楚的认识。同理，它也要清楚什么是本组织不能，或者不应该试图去做的事。组织内部人士对共同的价值和目的具备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由此发展实现这些目的的战略。有了明确的特性、价值观以及目的，一个组织就需要把这些东西清楚而有效地传达给不同的群体：它要在其中活动的社区，政府部门，它想要影响其政策或行为的企业和其他机构或组织，以及潜在的捐助人。这些群体都是相互关联的。政府部门更可能关注公众知名度高的组织的言行，而个人则更愿意把钱捐给他们以前通过报纸、电视或其他渠道听说过的组织。
2.实行民主、高效、公开的治理。中国社会组织的组织管理应实行民主、效率、公开原则：社会组织的民主管理，除了需要有一套制度规则与程序之外，还需要有一系列非正规的行为准则，以切实在组织内部形成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体制。社会组织的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是利润取向，但同企业一样，必须进行成本核算，追求在既定投入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因此必须像企业那样尽可能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不仅要获得经济效益而且要获得社会效益。
3.加强专业能力建设。NGO需要在它选择的领域开展优质的工作。由于许多NGO刚刚开始在诸如个人咨询、社会工作、肢残和精神残疾儿童康复等方面开展工作，这些工作无论对它们，还是对中国都是很新的领域，所以，这个要求很难。这些组织大多高度敬业，也非常有创新精神，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缺乏经验。在某些选定的环节提高其员工的技能，对许多本土NGO的成功至关重要。 这主要要依靠对员工的经常性培训。组织应拟订可满足个人发展需要，切合工作要求及顺应组织发展需要的训练及培育计划，即所谓的员工事业规划方案（Employee Career Develop Program，简写为CDP），并按部就班地安排同仁参加训练及培育的活动，以帮助员工了解和熟悉工作，更重要的是培育他们成为资深且优秀的人才。
4.提高合理调动资源特别是本土资源的能力。要使NGO的宗旨和目标得以实现组织必须建立对获取所需资源的投入。它既包括资金、物品的投入，也需要人力的投入。同时组织必须建立对获取所需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使用的机制。首先是资金来源，目前中国的一些社会组织，特别是小组织在调动资源上还缺乏相应的经验，因而常常无从下手。求助于国际资助，是目前许多中国NGO的无奈选择。但是中国的NGO数目正在不断增多，同时由于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税收的稳定增长，国际发展机构，特别是附属于外国政府的机构将在未来几年里撤出中国，将它们的资源转到更穷的国家。因此，开发对本土资源的调动能力将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现的眼睛和创新能力。除了筹集资金，NGO还应该提高对资源进行管理和合理使用的能力，并充分重视人才，吸纳人才，因为归根到底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
三、建立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关系
1.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一般来说，社会组织同政府关系可归结为四种类型：（1）对立的、不信任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政府腐败，不热心于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社会组织不热心于社会经济发展，热衷于反政府活动而导致的。（2）社会组织自行其是，不同政府发生关系。有些社会组织不接受政府资助，不抵制但也不配合政府的工作。这类组织大多规模不大，影响也很有限。（3）非政组织对政府的依赖关系。如果社会组织是政府建立并进行经常性干预，或者政府是主要资助来源，那么该组织就有可能在资金、思想和资源上形成对政府的依赖，可能会在决策和行动上不同程度地失去自主性。（4）合作关系。当社会经济发展是双方的共同目标时，政府和社会组织会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政府接受社会组织的自、独立性和倾听社会组织的意见，社会组织则协助政府实施国家计划、政策和规章，共同从事社会发展活动[3]。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如何最大化地发挥其合作关系，而减少两者的冲突，对于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2.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主要作用。目前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培育支持和监督管理两方面。首先，就培育扶持作用来说，政府对NGO的扶持培育，最重要的是资金方面的资助。西方国家NGO的资金30%以上来自政府资助，如果缺乏政府提供的资源，许多NGO组织就难以生存。政府负责提供资金，NGO承担服务性工作，NGO的服务实现了政府期望的公共目标，政府资助则壮大了NGO的服务能力，这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取的做法，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经验，制定具体办法，为中国NGO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其次，就监督管理作用来说，从总体上看，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在登记环节控制得很严，但机构一旦完成登记，政府对组织的管理则变的很松甚至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因此，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势在必行。一方面政府应该放松登记管制，以体现公民的自由，同时加强对组织运作期间的管理，对其运作的规范化及质量进行监督，以确保这些组织的运行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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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省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困境
我省高职院校61所，在校生54万人，占全省高校在校生总数的54.2%。近年来，我省职业教育取得了重大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职业特色更加鲜明。但仍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结构质量不合理、社会服务能力不强等种种问题，还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1.1 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的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其一，政府统筹管理不够。政府、社会、学校、企业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各自为政，削弱了职业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其二，《职业教育法》约束不强，执法不力。其三，职业教育科研力量薄弱，难以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效地科研保障；其四，行业企业参与度不高，制约了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
1.2 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产业升级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技术性岗位空缺，从南到北蔓延的技工荒需要通过发展职业教育的途径来填补。可目前职业教育却因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教学模式落后等原因导致毕业生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出现“就业难”与“用工荒”同时存在的怪现象。
1.3 招生难与上学难并存。职业学校的招生难已经日益显现。有的学校、有的专业教师比学生还多，教学资源闲置，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浪费。可同时，大量的农村孩子上不了学，初中毕业后进入社会，成为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偏低的弱势群体。
2 我省、我市“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河北省“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新局面。具体内容包括：实施“四个一”战略重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加快新型工业化、服务业、城乡一体化进程，强化航空、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建设等等。张家口市“十二五”规划指出，今后五年是我市实现科学发展、跨越赶超和建设强市名城的关键时期。旅游服务、新型能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和现代物流、电子信息、矿产品精深加工三大成长性产业是张市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我省我市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必然需要数量庞大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这为职业教育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教育如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势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成效，也会成为制约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
3 立足地方经济发展，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能力
3.1 以服务为宗旨，更新职业教育理念。职业院校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树立学校与市场对接、专业与产业对接、人才与需求对接的办学理念，以提高质量为重点，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为突破口，以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为路径，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互促互利的良性循环发展，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职业院校只有牢固树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观念，紧紧围绕支柱产业发展，打造服务特色，提升服务质量，才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科技保证，从而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体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
3.2 以校企合作为切入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职业院校应把提升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作为办学的第一目标，把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模式，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办学的第一效益。工学结合、校企联合既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地方行业、产业与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职业院校应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凝炼办学特色，融入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实践五大元素，坚持走“校企合作一体化”的办学之路，采用“工学交替式”、“双证互促式”、“订单式”、“校企双向介入式”、“顶岗实习”等各具特色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构建以市场需求为核心，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3.3 以就业为导向，改革教学模式。目前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严重滞后，不能适应市场、行业、岗位的发展变化，照抄照搬、简单模仿、形式主义的现象十分严重。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要考虑到地区
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市场的需求。遵循课程内容与职业工作相匹配、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相融合的原则，优化课程体系，从而达到课程设置从企业需要出发、从关键职业能力出发、从关键技术和最新工艺出发。首先，根据岗位职责和专业技术发展要求，参照相关职业资格标准来确定合格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二，从职业岗位(群)能力和职业资格标准分析入手，确定课程教学内容；第三，以能力为主线，进行课程重构和教学设计，构建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专业基础知识、实践能力和文化素质课程体系[1]。
3.4 以增强实践能力为方向，突破实训体系建设。立足地方重点行业、支柱产业、现代服务业，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换代，加强实践教学体系与实践基地建设，切实解决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问题。学校要积极主动与企业合作，或者在校内建起技术先进、设备完善、环境逼真、具有企业文化的教学工厂，为学生提供与企业相似的培训环境和经验学习环境；或者学校将教学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放到企业，由企业人员承担教学任务，将企业真实的场所作为“教室”，让学生“边学边做、理实一体”，实现教育和就业岗位“零距离对接”，提高职业院校的初次就业率，保持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3.5 以全面发展为目标，构建新的评价体系。传统评价是以学生的学习成绩论高低，这不符合职业教育的需求。行业、企业在选择人才时，一方面要考查学生综合知识的运用，另一方面，更要考查学生心理素质、职业兴趣、个性特征、团队合作、交流沟通等，企业在关注学生操作技能的同时，更注重学生的职业素养、劳动态度等综合能
力[2]。构建新的评价体系要本着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促进学生发展的目标。要考虑企业用人标准，不仅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还考核其学习态度、学习纪律、安全规范操作、团队合作等。同时，学校与企业积极沟通，重视校内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校内评价与企业评价相结合。
3.6 加快“双师型”队伍培养提高教师素质。提高职业教育的服务能力，关键是要有一支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双师型”师资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一方面，通过参加培训、到企业实践等多种形式，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实训指导能力，加快培养一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优秀学科专业带头人；另一方面，结合区域经济和市场需求，制定优惠政策，从企事业单位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来校兼职，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业务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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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在社会困境中，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由于不一致而冲突，从而出现个体的理性决策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社会困境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无论其他个体做出什么样的决策，个体做出背叛的决策相比做出合作的决策，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二，如果所有的个体都选择背叛的决策，那么相比所有的个体都选择合作的决策，结果要更糟糕。
Hardinl968年在Science上发表了《公共的悲剧》一文，明确指出了个体对私利的追逐造成集体利益损害的社会困境问题。其实，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Hobbes就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霍布斯悖论(Hobbes Paradox)：如果承认人性是自私的，那么群体和社会的协作又是如何实现的?无论是Hobbes还是Hardin都假设人性是自私的，只在意自己的利益，不会为他人考虑，因而面临社会困境的时候都会做出背叛的选择――这种假设被称为理性利己主义(rational self-interest)。
然而，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实验研究，都表明理性利己主义的假设过于片面。Miller和Rather发现，人们常常过高估计利己主义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Megiino和Korsgaad认为利己主义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人们并不是同等动机地追求自我利益。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个人也会不同程度地考虑他人的利益(他人取向，other-orientation)。即使在作为典型社会困境的单局囚徒博弈中，也有1／3到1／2的个体选择合作，在确定人们明确知道不同选择的意义以及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未来的联系时，结果也同样如此。更为重要的是，那些经常做出不同选择的个体之间具有稳定的人格差异：选择合作的个体具有合作性人格，选择竞争的个体具有竞争性人格。这种稳定的人格差异，反映了个体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由于人们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因而在面临社会困境的时候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2 社会价值取向的概念和分类
社会价值取向又被称作社会动机(socialmotive)，社会取向(social orientation)，社会价值(social value)和动机取向(motive orientation)，指个体对于自己和他人结果分配的特定偏好，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倾向，也是社会困境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个体差异变量。
从理论上说，由于个体偏好的不同，社会价值取向因人而异。研究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社会价值取向进行了多种分类，但大多数研究者都采用了Deutsch(1958)的分类方法，即将其分为合作型、竞争型和个体型三类。合作型指个体追求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竞争型指个体追求相对他人的利益最大化，而个体型则追求绝对自我利益最大化，与追求相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竞争型相区别。
3 社会价值取向的理论模型
社会价值取向的理论模型大致经历了从早期的双维模型(two-dimensional model)到后来的整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的发展。
3.1 双维模型
前面提及的社会价值取向的不同分类，大都属于早期的双维模型。在双维模型中，社会价值取向由两个维度决定：对自我结果的考虑和对他人结果的考虑。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就构成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例如，根据双维模型，亲社会者既追求自身利益，同时也兼顾他人利益，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困境中常常采用合作策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实现，所以亲社会者又常被称为合作者。这一假设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解释亲社会者的行为决策。但是，这一模型没有考虑平等因素，同时也无法解释亲社会者行为同化(behaviorassimilation)的现象：虽然他们常常做出合作决策，但是在多局博弈中，如果面对亲自我者多次背叛时，他们也会做出背叛的选择，而不是一味的合作。
3.2 整合模型
由于早期的双维模型不能解释亲社会者行为同化的现象，VanLange提出了社会价值取向的整合模型。这一模型加入了对平等(equality)的考察，把早期的两因素模型发展成了三因素模型，即价值取向是自身利益、他人利益以及两种利益间的关系(平等与否)三个因素共同考虑的结果。根据这一模型，亲社会者既关注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同时也追求自己与他人利益的平等。竞争主义者追求相对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希望自己比别人获得最多利益，而个体主义者追求绝对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不关注他人利益，只在乎自己是否获得了最多利益。因为竞争主义者和个体主义者同样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只是前者在相对意义上而言，而后者在绝对意义上而言，他们又被称作亲自我者(proselfs)，与亲社会者(prosocials)相区别。社会价值取向的整合模型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
4 社会价值取向的测量
根据不同的理论模型，社会价值取向具有不同的分类界定，但是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是分解博弈(Decomposed Games)。
Pmitt(1967)以及Messick和Mcclintock(1968)各自独立地设计了分解博弈，为社会价值取向的分解博弈测量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从McNeel(1973)第一次采用分解博弈测量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开始，此后公开发表的38篇文献中所报告的47个研究采用了各种形式的分解博弈，绝大多数采用的是社会价值取向的三分模型：合作型、个体型和竞争型。分解博弈的题目数量从6组到48组不等，最常用的是9组。分解博弈具有很好的心理测量指标：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稳定的重测信度，与心境和社会赞许无关，同时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例如有研究发现，亲社会者更多选择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而亲自我者更多选择驾驶私车的出行方式。
分解博弈一组题目通常包括三个选项，每个选项都是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收益组合，三个选项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被试需要在其中选出自己偏好的选项。举例来说，A：500，500；B：560，300；C：500，100。选项A代表合作的价值取向，因为自己的收益和对方的收益相同
(500=500)，差别最小(500-500=0)，同时自己和对方收益之和最大(500+500>560+300>500+100，且500-500560-300>500-500)。在9组分解博弈中，如果被试在不少于6组博弈中具有一致的选择，就会被归为相应的社会价值取向。一致选择少于6组的被试则无法被归类。
用分解博弈来测量社会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循环论证。从一个利益冲突的抽象情境中得到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然后应用到较为具体的模拟情境(比如实验室设置的各种利益冲突情境)，甚至是更为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循环论证的嫌疑被避免了，因为各种情境的抽象程度不同，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情境是最抽象的，因此也就可以作为利益冲突的代表情境，从中区分出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而较为具体的模拟情境，例如囚徒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公共物品博弈，则可以检验和运用抽象情境中测量到的社会价值取向。现实生活情境作为最不抽象的一种情境，按照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自然也可以运用抽象情境中测量到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区分和界定。
5 社会价值取向的实证研究
5.1 采用博弈模型的研究
人们发现，亲社会者在各种社会困境中都比亲自我者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性。无论是在资源困境还是在公共物品困境中。在资源困境中，亲社会者比亲自我者的要求更少，对自己的约束更严，更多地考虑集体的利益；在公共物品困境中，亲社会者比亲自我者会做出更多的捐献。在重复博弈的社会困境中，亲社会者都会最先做出合作，只有在对方坚持背叛的情况下，亲社会者才会采取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策略；而与亲社会者相反，个体主义者倾向于采取背叛策略，即使在对方合作的情况下，除非有特定的理由改变自己的策略，例如对方是非合作性的，但是愿意互惠；竞争者则自始至终都会采取被判策略，即使合作对他们本身有利时也同样如此。
5.2 采用模拟谈判的研究
社会价值取向对于谈判过程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谈判同样是一种利益冲突情境。那么，社会价值取向在其中有着怎样的影响呢?De Dreu和Boles发现，在谈判的准备阶段，亲社会者更倾向于采用合作的启发式(cooperative heuristics)，竞争者更倾向于采取竞争的启发式(competitiveheuristics)，而个体者则对两种启发式没有偏好。De Dreu和Van Lange的研究也表明，在谈判过程中，相比亲自我者，亲社会者提出的要求较少，做出的让步较大，利用更多的重组线索，做出更多支持他人的反应。谈判结束之后，虽然他们认为对方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但还是会认为谈判对手更公正和体贴。
5.3 来自现实生活的研究
除了实验虚拟的社会困境之外，研究者们同样在现实生活的社会困境中考察了社会价值取向的效应，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对城市交通工具的使用偏好研究。正如其他的社会困境一样，私车的使用对个体来说是理性的，可是一旦越来越多的人都使用私车的话，就会使集体利益受到损害，造成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许多研究表明，相比亲自我者，亲社会者表现出使用公交车的更强烈的偏好，更多地考虑到自身选择对环境的影响。
5.4 影响个体的社会认知
除了对行为决策的影响之外，社会价值取向还影响人们在社会困境中的社会认知。研究表明，亲社会者和亲自我者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困境进行建构。Kelley和Stahelski认为，合作者和竞争者发展出了对他人的不同观点：合作者倾向于认为人们具有不同的合作性和竞争性，有一些人倾向于合作，另一些人倾向于竞争，他们更多地预期对方会合作；而竞争者则认为他人都是同质的，而且都倾向于竞争，竞争者的这种认知偏差会使他们在动机冲突情境中一味选择竞争，而合作者则会根据对方的行为调整自己的策略。
另外，不同取向的个体对合作与竞争的判断也是不同的：合作者更多地从评价性的好坏维度看待合作和竞争，而竞争者则更多地从动力性的强弱维度进行判断。具体而言，亲社会者更多地把社会困境看作是伦理问题，认为合作是道德的，竞争是不好的；亲自我者则把社会困境看作是权力问题，认为竞争是强大的，而合作是软弱的。对合作和竞争是否理性和明智的问题，合作者和竞争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亲社会者认为合作是明智的，他们期待明智的人更多地做出合作；亲自我者则认为合作是不明智的，他们更多地期待那些不明智的人做出合作。
6 社会价值取向的研究趋势
2000年之后，社会价值取向的研究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新的趋势。
6.1 理论建构
以Kelley和Stahelski(1970)的相依理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实证研究为基础，Van Lange、DeCremer、VanDijk和VanVugt(2007)对社会价值取向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分析，提出了社会交往中存在六种人际取向：三种亲社会取向，即合作、平等和利他，两种亲自我取向，即个人和竞争，一种取向，即攻击。合作取向的目的在于提升集体利益；平等取向的目的在于提升个体之间的利益平等；利他取向的目的在于提升对方和他人利益；个人取向的目的在于提升自我利益；竞争取向的目的在于提升自我相对他人的利益优势；攻击取向的目的在于减少对方的利益。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平等、个人和竞争四种取向的研究，前两者是亲社会取向，后两者是亲自我取向，对利他和攻击取向的关注较少。这与利他取向和攻击取向的自身特点有关，前者要求个体之间存在人际依恋、同情和关系承诺的基础，而后者则常以愤怒为前提，并不是一个自我激发的现象(self-activatedphenomenon)。现有的研究多以陌生人为对象，他们之间没有情感联系，同时也大多在中性情绪状态下参与实验，因而很少表现出利他和攻击的取向。
对于六种人际取向，Van Lange和De Cremer等人提出了五个基本命题：第一，大多数人都在社会交往中追求即时的或长期的自我利益，但这不是人们唯一的人际取向。第二，人际取向不但包括个人取向，还包括合作、平等、利他、竞争和攻击取向五种类型。第三，同为亲社会取向的合作和平等联系密切，经常共同发挥作用。第四，人际取向某种程度上被社会交往塑造，受到个体、他人和情境的共同影响。第五，人际取向代表一种或多种决策原则激活和使用的概率。
6.2 实证研究
第一，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影响个体行为
的情境因素。Brucks和VanLange(2007)发现，在存在消极偏差(negative noise)的情境下，亲社会者甚至会表现得和亲自我者一样的自私，与不存在消极偏差的情境相比，他们更少做出合作的行为。启动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研究者们发现道德启动条件下，无论是亲社会者还是低稳定性的亲自我者，都会作出更合作的行为，但是高稳定性的亲自我者会变得更具竞争性。权力启动条件下，竞争者的合作性会降低，而亲社会者则不受影响，甚至合作性会提高。Giebels，De Dreu和De Vliert(2003)发现，与没有退路相比，存在另外选择的情况下，亲社会的谈判者会表现出较少的问题解决努力，谈判的结果也更差，但是亲自我的谈判者没有这种差异。Poppe和Valkenberg(2003)发现，相比于有获得的情境，在有损失的情境下，个体的行为会变得更加自私自利；相比于确定的情境，不确定的情境会让个体变得更具竞争性。
根据勒温的心理动力学观点，行为是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函数。人格与情境对行为的影响取决于两者的相对强弱。在强情境中，情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更大；在弱情境中，人格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更大。De Kwaadsteniet,Van Dijk,Wit和De Cremer(2006)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在资源数量确定时，亲自我者和亲社会者都依据默认的平均分配原则做出决策，当资源数量不确定时，平均分配原则就失去了效力，亲自我者比亲社会者表现得更自私。
第二，亲自我者也会像亲社会者一样关注平等，但其动机并不相同。社会价值取向的早期研究认为，只有亲社会者关注平等，但是有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Van den Bergh、Dewitte和De Cremer(2006)发现在多次囚徒博弈中，亲个体者也会表现出和亲社会者同样的追求平等的倾向，但他们对平等的追求是功利性和工具性目的的，最终结果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Stouten，DeCremer和VanDijk(2005)使用公共物品博弈的研究指出，亲社会者对平等的追求是基于公正的考虑，而亲自我者对平等的追求则是基于效率的考虑。他们发现，违背平等原则而群体利益仍能保证的情况下，亲自我者没有多少情绪波动，但是亲社会者会产生消极情绪。Carpenter(2003)通过多局最后通牒博弈研究发现，具有公正取向的被试会做出公正的行为，但利己主义者则把公正作为一种工具，他们做出公正的行为是因为害怕不公正的行为会被拒绝。
篇7
企业与社会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以个人为单位构成的，不论是企业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都需要和谐的人际关系和顺畅的相互沟通。所以，与社会一样，企业的管理，重点正是在于职工队伍管理。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职工队伍管理的具体对象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普通员工。毫无疑问，普通员工在一个企业当中，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一定是最大的，是企业的主体，企业领导部署的各项工作，都需要由员工来完成，员工工作能力的发挥，决定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效能。
（二）中层管理者。作为企业的高层领导，受制于客观条件，不可能将自己的理念、思路直接传达、贯彻到每一名员工，这时就需要中层管理者通过发挥传令兵的作用，将上级的命令传达和督导落实，同时，将下级对上级指令的完成情况及时汇报给上级，提供上下之间良好的沟通环境。
（三）职工的家庭成员。往往我们在开展职工队伍管理工作过程中，都会忽略一点，那就是对职工家庭的关心和了解，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职工的工作状态，与家庭状况息息相关，和谐的家庭氛围能够成为职工努力工作的助推器，而反之，则会对工作产生不良影响。
二、社会工作方法在职工队伍管理的切入点
上文中提到，社会工作的本质在于助人自助。也就是说，要将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到职工队伍管理工作当中，重点应当从解决职工问题、帮助职工成长的角度出发，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运用马斯洛理论的方法，对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关注：
（一）关注职工的基本需求。这里说的基本需求，指的是职工的生理需求，也就是职工的薪酬收入和生活水平，企业要通过为职工设置合理的薪酬和薪酬分配模式，满足职工及其家庭的生活所需和基本的归属需求。
（二）关注职工的安全需求。企业不应让职工在工作之中缺乏安全感，在一个企业当中，除了基本的薪酬收入之外，影响职工安全感的因素还在于能否企业之中，企业员工的安全需要主要影响因素是：能够在这个企业工作多久？是否享受到了应有的福利待遇？在企业当中，职工的基本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进而就会有追求安全需求的自觉性。
（三）关注职工的社会需求。企业对于职工的向心力，除了薪酬收入的诱惑，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职工是否能够感受到身边同事的关怀，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都会希望生活在和谐融洽的环境之中，满足职工的社会需求，就是要创造一个和谐的沟通环境，提供企业内部和谐的社交圈。
（四）关注职工的尊重需求。尊重需求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包括职工在企业的成就大小、职务高低，它既包含了对自我价值的个人认可，也抱过了他人对自身的承认与尊重。
（五）关注职工的自我实现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层级的需求，代表了职工在企业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得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
三、社会工作介入职工队伍管理的措施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这三大工作方法为社会工作有效介入企业职工队伍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思路，企业管理者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根据职工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对症下药，选择适当的工作方法，确保存在问题有效地得以解决。
（一）个案工作。个案工作认为，个人的人格行为，是受到周边他人和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个人问题的发生，是在客观环境和个人心理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所以在职工队伍管理当中，应当注重开展一对一的互动，协助问题职工发挥自身的潜能，针对职工存在的心理困扰、工作和生活困难等问题，制定个性化的解决措施，帮助职工解决发生的问题。
调查发现，企业的领导者经常会感觉部分职工跟不上上级的思路，不能完全明白上级意图，导致工作不到位，达不到要求，导致职责履行不达标；而有些职工也会天天怨天尤人，抱怨工作累、领导要求多，表示领导不理解自己，充满了无奈和委屈。这些问题的出现，都需要个案工作的介入，比如通过开展“谈心交流”活动，建立上级领导对一线职工的直接沟通渠道，更好地树立工作导向，帮助企业执行层更加有效地直达目标。
（二）小组工作。在小组工作当中，企业管理者应注重发挥职工的团队意识，善于调动整体合力，协助小组内成员的交流互动，已达到促进职工个人素质提升的目标。企业的最小单位是职工，其次是部门，部门是一个企业分工的主体单位，通过分工完成一项工作，可以有效提升整个工作流程的顺畅度，但与此同时，正如同工厂流水线作业一样，一旦某一个部门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就会影响到企业整体工作效能的提升。
小组工作的思维就是要解决这一潜在的问题，企业管理者要善于引导员工在团体中增强团队互动，也就是要提高团队意识，比如组织各类小组活动、拓展训练、劳动竞赛、运动会等活动，让职工在一定程度上从单兵作战的事务性工作中脱离出来，在整体协作的过程中增强合作意识，树立合作精神，以增强职工个人的综合素质，强化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达到提升工作效果的目标。
（三）社区工作。社区工作是以整个社区及社区中的居民为服务对象，提供助人和利他的一种专业方法。社区工作的由来，是为了解决城市工业化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企业职工队伍管理中，我们不妨将企业及其周边的社会区域看做是一个社区，通过发动、组织社区成员参与集体活动，确定社区的问题和需求，有效调动社区资源，最大化争取外力协助，改善和提升企业形象，减少社会误解。
四、结语
应该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的竞争，体现了人对于社会的适应程度，企业职工的整体水平和综合能力水平，可以反映企业的发展程度，甚至于决定了企业的命运。如何做好企业职工队伍管理工作，充分激发每一名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是当前各个企业所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将社会工作思维的关键点运用到企业职工队伍管理中，合理地使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企业职工构建一套成长激励体系，可以最大化地激发企业职工队伍的活力，从而为企业的发展不断创造价值。
参考文献：
篇8
一、社会化及社会化的心理机制
（一）社会化的概念
社会化通常是指个体在社会影响下，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掌握社会技能、建立社会经验，并通过自身不断的选择和建构，形成一定社会所认可的的心理――行为模式，成为社会成员的过程。
（二）社会化的心理机制
1.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l-7）
是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的社会心理学基础理论，这一理论源于行为主义学派的强化学习理论――即学习，本质上说是受到积极强化、消极强化、无强化、惩罚的影响，而改变了行为的发生概率。而社会学习理论则认为，不仅加诸于个体本身的刺激物可以让其获得或失去某种行为，观察别的个体的社会化学习过程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
2.社会比较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1954年提出的一种关于自我评价及亲和行为的理论。他认为个体都具有一种评价自己的驱动力，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标准的情况下，便会以他人作为比较的来源与尺度，通过对比来评价自己的态度、能力和反应的适宜性。
对于社会心心理学来说，从心理机制来探讨社会化，通过社会角色引导、社会比较、社会学习和亚社会认同四个侧面，从而有力揭示社会化在个体身上发生的心理机制。作为一名中学政治教师，了解学生社会化过程发生的心理机制，对于了解和认识学生的身心特点，从而改善中学德育教育方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中学教育中学生存在的德育问题
（一）对自己学生角色认识和把握
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和身心全面发展的年龄，还不能进行合理准确地进行价值判断和取舍，对很多东西认识和把握都存在偏差，特别是有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学生角色把握不明确，不务正业，不能完成学校和老师规定的任务，荒废学业。
（二）青少年学生群体中的相互比较
中学生处于青少年学生群里中，随着自身的不断成长和自我意识水平的提高，总会将自身与他人的状态进行比较以获得明确的自我评价。有的学生不能对自己进行准确的认识，缺乏良好的自我肯定感或者过于肯定自己等问题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身心的健康发展。
（三）从观察学习中获得的经验
在当代，学生的很多行为和方式并不仅仅只是来自系统的学校课堂知识的教育，而且也来自他们自身对生活的观察，通过观察学习获得经验，形成自己一定的价值观。
（四）学校这个亚社会在与大社会接口时出现的不一致
同辈的学生群体构成一个亚社会，如果亚社会的要求和现实大社会出现冲突，而青少年又处于自我价值系统的形成阶段，身心发育不平衡，通常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消除压力，所以这个阶段就更容易出现内心的重重矛盾和压力。
三、对中学德育方法的启示
（一）从学校来讲，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道德文化大环境
所以从学校来讲，就是要培养良好的学校文化，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道德文化环境。学校要从各个层面完善和改进，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完善学校的公共设施和设备，开展多姿多彩的文体活动，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及管理条例等，形成良好的学校文化，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
（二）从教师来讲，对学生进行各方面的正确引导
1.从社会角色引导帮助中学生明确自己的角色，在学校教育过程别是德育过程中，对学生影响最大的就是教师，教师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给学生树立积极健康向上的形象，并且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他们的学生角色，做一名合格的中学生，并且在以后的阶段和社会化过程中，面对各种社会角色，都要积极应对和承担。
2.注重发挥同辈集体的积极作用，帮助培养良好的自我肯定感。一般来说，只有得到社会群体的承认和接纳，个体才能形成稳定的自尊感，并由此获得自信和安全感。在班上多开展积极有益的交流活动，充分认识自己，同时鼓励大家要合理选择比自己优秀的人作为比较对象，从而激发大家的自我努力意识，并向更高的方向发展。
篇9
（二）关于社会化
社会化指个体在社会影响下。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掌握社会技能、建立社会经验，并通过自身的选择和建构，形成一定社会所认可的心理——行为模式，成为社会成员的过程（金盛华的《社会心理学》第二版）。社会化关注的是社会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使个体得到更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实现个体更好的社会化。就要以社会现行的规范和期望去引导个体个性化的发展，同时也要保证个体的个性化有足够的空间去实现，让个体得更好社会化的同时个性化也得到发展，使社会化和个性化在个体身上得到统一，使人更够全面发展。
（三）中学德育现状
有人说：“身体不好废品，学习不好是次品，道德不好是危险品。”道德教育是中学教育不可少的的重要内容，我国道德教育取得不小成绩，但在长期应试教育影响下，中学德育还存在不少问题。
张武提到中学德育存在的问题有：第一，德育目标缺乏层次性，德育观念滞后；第二，德育内容陈旧、脱离学生实际；第三，德育方法简单呆板，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第四，德育途径封闭单一、缺乏合力；第五，德育评价重文本考试，忽视日常行为表现。
许望斌提出中学德育教育现状有：第一，德育教育的认识片面、个性缺失；第二，德育教育目标脱离现实、过于抽象；第三，德育教育内容滞后、缺乏时代感；第四，德育教育方法过于单向，德育对象的主体地位缺失。
以上研究中，对中学德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从整个大社会的背景下看的，对中学德育存在的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个体社会化心理机制得到些启示。
（四）个体社会化心理机制对中学德育的启示
每个人在社会中总扮演不同的角色，对角色的准确定位有利于个人和社会更好的融合，中学德育中，要注意中学生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还不准确，并且容易出现角色错位和混乱，所以，按社会化心理机制的社会角色引导要求对中学生施以合理引导，这样德育效果会好些，因为，中学阶段学生个人独立的评价系统还处于发展之中，还没有成熟，所以这个阶段的学生对于价值判断（如没有价值。是对是非，应该或不应该等），更多的取决于所处的群体或小社会中所提倡的价值为标准，他们缺乏独立的并且稳定的价值评价体系，容易受到他人影响，还有社会对他们认可。接纳，重视及尊重等有急切的期待。基于此，给学生一个正确角色定位，并按这个社会角色的要求加以引导，可以很容易达到教育目的。
篇10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国家和社会对高校所提供的服务均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国家科技规划纲要》的实施更需要高校在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1普通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为解决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形成的条块分割、重复设置、资源分散、办学效益低下、学科结构单一等问题，教育部先后于1998年和2000年对252所普通高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其中本科院校199所。其中，合并32所，划转教育部管理36所，划转地方管理127所[1]。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完成后，这些高校在行业、政府、社会之间不断探索新的合作机制，为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总体来看仍然还存在不少问题。
1.1 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高校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主要还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第一，高校未能充分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很多高校抓学术，轻服务，进而导致高校与社会严重脱离。第二，高校社会服务的定位不明晰。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高校忙于扩大招生规模，未能及时定位。服务定位直接决定服务质量，没有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从而导致整体服务质量不高。第三，服务的科技水平不高。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许多高校社会服务的能力较差，其社会服务的科技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高校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缺少话语权，同时在服务的技术层次上一般以中间技术为主。第四，社会服务效益低。从经济效益上讲，高校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获得的经费有限；从社会效益上说，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评价、社会赞誉不高。最后，普通高校因其鲜明的行业背景和行业特色，使其学科专业和科学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相对较低，从而导致高校很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优势。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既有对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理解的偏颇，也与高校在走向社会过程中的实际操作行为有关。
1.2 高校服务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普通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做出了贡献。但目前主要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改制后，高校学科结构发生变化，总体呈现出“多科化”、“去行业化”甚至“综合化”的趋势，削弱了高校传统的学科专业特色，使得高校渐渐远离行业。第二，高校与原行业之间的沟通渠道狭窄。高校与原行业系统之间的沟通不断被弱化，进而原行业主管部门给予相应的指导和扶持也日趋减少，从而导致高校发挥传统特色优势、为行业服务的空间在进一步缩小。第三，高校来自原属部委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锐减。改制后，使原行业部委对这些高校的支撑弱化，经费投入减少甚至取消，政策上也没有倾斜。最后，高校本身对行业服务的影响力降低。普通高校实力下滑，导致这些高校对原行业服务的影响力降低，行业优势日益消退，甚至产生了不断被边缘化现象。
总之，高校服务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以上问题，多源于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将探究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发展内部动力，旨在更好地满足行业和地方的服务需求，形成普通高校服务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良好的内部动力机制。
2普通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主体内部动力及相互关系
所谓内部动力，是指存在于服务系统内部各主体对服务产生的内驱力。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只有把外部动力因素的作用真正转化成内在动力，才能实现其动力功能，形成真正的服务动力。
2.1 普通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主体内部动力普通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包含了三个主体，即普通高校、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下面就从服务的三个主体来阐述其内部动力因素。
2.1.1 普通高校内部动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高等教育领域中，普通高校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是政府在加大对教育力度的同时，也对普通高校提出更高的要求，并通过评估等手段，来衡量高校办学水平。若办学水平不能达到一定要求，就会被淘汰出局。普通高校相对底子薄，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二是， 高校之间竞争激烈加剧。全国有一千多所高校，高校之间竞争激烈。普通高校在政策上倾斜、师资队伍建设、生源及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无法同中央部委所属的重点高校相比，从而导致资源更倾向于实力强的名牌高校集中。三是，民办高校、私立高校等多种形式的高校迅速崛起， 电大、自考、 成教、函授等不同办学层次冲击着普通高校。普通高校求生存，谋发展，就需要解放思想，紧密联系原所属行业，拓展自身特色，同时结合自身特色、优势，与地方的各类社会组织进行合作，通过服务，获取资源。因而，普通高校需要以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社会来获取资源以谋求发展。
2.1.2 行业内部动力近几年来，我国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低碳经济已成为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这对行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普通高校具有本行业齐全的学科专业门类、综合的行业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与行业企业联系密切，与行业协会、学会和行业科研院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较深的感情，在本行业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有着能激发创新思维的独特人文环境，跨度大的学科交叉以及数量巨大、源源不断脱颖而出的创新型人才，使其在探索性较强的基础科学和前沿高技术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可在制定行业科技发展规划、促进行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而且，普通高校能够无私地、全心全意为行业技术进步和发展服务。积极承担的科研任务，且大多数均有较明确的为行业中长期共性关键技术服务的应用目标。其科研团队具有较强的实践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研人员来自工程或生产第一线，了解生产实践，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普通高校服务行业有利于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2.1.3 地方经济社会内部动力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信息的创新、处理、应用等因素的整合能力[2]。而作为面向社会，竞争性地提供知识产品、教育培训和科技服务的社会组织，普通高校在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传播和应用等方面恰好拥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当地社会对普通高校也就不断产生新的期望和要求，要求高校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直接服务为其解决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我国地方政府承担着组织和领导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职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会整合地方的各类教育科技资源，构筑产学研相结合的平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地方政府积极地对普通高校的社会服务提供全方位支持，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引导的行为，客观上也构成了普通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强大牵引力。
2.2 普通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主体之间相互关系普通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系统。三大主体的内部动力为普通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系统。在服务过程中，每个主体都会随时产生多种作用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拉动、推动作用，如果处理不当，甚至会产生阻滞服务的进行。所以，在服务过程中，应仔细深入研究各阶段的特点和规律，根据所涉及因素的不同特点和相互关系，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措施，促使各动力的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动力因素的积极作用，避免各因素的消极作用，以形成利于服务健康运行的合力，推动服务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在这个系统中是以普通高校为纽带，服务行业与地方，同时通过服务，又拓展了行业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因而，构建普通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动力机制是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3普通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动力机制的构建
普通高校服务行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动力机制涉及三个主体以及多个层面，是个复杂的系统。本文从人才培养机制、科研机制、服务机制、保障机制等几个方面来构建其内部动力机制。
3.1 人才培养机制要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自身原行业高校特色和行业的发展，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需求，积极探索“3+1”模式，确定本校人才培养方案。在本科教育上，优化课程体系，在课程的安排上，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的需要及学校各专业的特点，抓好预测并事前设置，部分专业开展订单式培养，从而毕业生毕业后就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在研究生培养上，要加强与企业、行业之间沟通与联系，与企业、行业共同制订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并组织该项计划的实施，积极制订、实施高校为地方企业和行业培训人才，并为企业员工和行业系统单位员工开设学分或非学分课程的计划，以提高员工的素质。
3.2 科研机制科研要面向行业与地方经济建设，为行业与地方企业搞技术开发和产品研发，发挥自身优势提高地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具体来说，要做好以下工作：①科研工作紧紧围绕行业和地方社会发展的重点，促进行业和地方重大问题科学地解决。普通高校的科研只有紧紧围绕“科教强省”、“科教兴市”等地方发展战略，从原行业和本地区资源出发，注重捕捉行业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地对策研究，才能找到三者相互发展的“耦合点”，更好地服务于原行业和本地区的建设发展。②建立成果对接机制，提高行业和地方企事业单位自主创新能力。成果的对接机制实质上就是成果的流通渠道，普通高校要提高成果的转化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要积极邀请或聘请社会、企事业和行业方面人士参与到学校教育教学、科研等工作中，在科研计划、科研立项，乃至发展规划的制定等工作，认真听取意见，努力与行业和地方联合，加快产学研合作，从而取得更强的创新发展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并要加强与行业和地方企业的信息沟通，如积极参加技术交易会、网路信息沟通、开展厂校联合等。
3.3 服务机制为了更好地为行业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普通高校还应建立一些实体性或半实体性的专门组织机构，具体负责或实施校地、校企合作事宜。这些机构包括: 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合作研发机构、信息咨询中心、校企联络办事处、董事会等。
3.3.1 建立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提供成果转让一站式增值服务
产学研合作是高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在三边合作中，普通高校可更广泛地参与到企业的技术开发、技术改造、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与创新等活动中，为此，可建立专利技术推广机构。美国许多大学都建立了大学专利公司，专门提供技术转让服务，推销科研成果，同时也帮助大学教师确定商业上可能有利的研究项目，承担各种专利任务[3]。这样可以凭借行业和地域优势，加强横向联系，促进产学研结合，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3.3.2 以互补性为基础，与政府、科研院所、企业、行业共建研究开发中心当今社会科技发展迅速，一些高新技术、尖端技术项目的研究越来越显示其技术交叉集成性，开发难度大、耗资大、风险大，共建研发中心可以共同承担的。
3.3.3 信息咨询中心普通高校是行业和区域信息中心，理应成为行业和政府的智囊团、行业与地方企事业单位的参谋。普通高校应该主动接受行业和地方有关部门、企业委托，组织有关科技人员，为他们进行区域发展规划、产业对策及其它专门的重大决策，或重要产品的研制、开发等方面的科学论证，制订确实可行的方案，为行业与地方有关部门、企业决策提供服务。
3.3.4 校企联络办事处联络办事处是实现高校与行业、地方“对接”的重要平台。学校设立企业联络办公室，帮助教师与行业、地方企业牵线搭桥，以便建立固定的、畅通的联系渠道。
3.3.5 高校董事会和校友会普通高校应通过建立董事会密切与行业、地方社会各界的联系，协调与行业、地方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进行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相互协作与支援。同时，董事会和校友会是普通高校发展的重要资源，学校的重大事项应该由董事会参与，使普通高校更好地适应行业与地方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而校友会可以协调高校与行业、社会的关系。
3.4 保障机制普通高校要长期、有效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保障机制。就高校科研状况而言，目前普通高校中有很多科研人员的科研动机主要是职称评定，看重论文的发表与成果的评审与鉴定，忽视科研成果的转化意识，缺少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因而，普通高校要发挥自身管理机制灵活的优势，调整政策，整合资源，调动广大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鼓励他们积极为为行业和地方提供服务，从而提高科研成果转化。从管理体制而言，目前部分普通高校既接受教育系统纵向管理，又接受地方政府横向管理，束缚了高校服务行业和地方经济能力的全面发挥。为此，在管理权限上，要扩大地方政府对高校的决策统筹权，让地方政府通过经费评估、监督等手段调控高校，使高校主动为行业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在教育法规上，既要明确对高校与社会双方在合作中的责、权、利，又要对高校内部在为行业和地方建设服务中的人员编制、职称评定、收入分配、奖励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保障服务地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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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主要将爱国、社会及个人三方面进行社会主义价值的体现。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过程中融合了精神与我国的国情进行结合，使其在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的同时更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体现在高中教学的各个学科中，本文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课的融入方法进行研究。
一、国家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课的渗透路径
在高中历史课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历史教学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融合，对高中生进行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教师在历史课得到教学过程中通过对近现代史中的历史知识进行讲解，并将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爱国层面的教育进行阐述，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同时构建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教师在的历史内容讲解过程中，如果仅仅是按照教材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讲解并教育学生要构建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教育并不能起到主导作用。教师首先应该通过多媒体对当时的情景进行播放，使学生在短片的观看过程中了解到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使学生能够在看短片的过程中体会到当时社会大众的真实感受，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其次，教师在短片的播放过程中通过对历史知识的讲解引导学生构建爱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更能使学生对于教师所讲的历史内容产生认同，并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使学生在构建价值观的过程中也能产生一定的危机感，了解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国家的重要意义。
二、社会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课的渗透路径
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较多，但是由于其在社会生活中较常见，因此学生对其社会层面的价值观重视程度不够。历史教师应该在相关的历史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注重高中生社会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与构建，使学生在历史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体会到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通过历史知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使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了解社会实践中社会层面价值观的真正含义，并且能够为学生未来社会生活带来较大的帮助。教师在高中历史社会主义建设内容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联系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学生进行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意识形态及我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建立过程中的社会价值观层面进行动态的分析，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形态的价值观能够更具体。历史教师可以通过情景教学，请几名同学进行情景表演“穿越”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设立的初期，如果不是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形态对其价值观的构建，进行情景表演。通过教学情景的表演使学生认识到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三、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课的渗透路径
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高中生的个人发展极其重要，能够帮助学生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时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衡量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对学生以后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中历史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对于学生诚信、友善、敬业等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有助于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个人道德规范于准则，使学生在未来社会发展中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历史教师在秦国商鞅变法的内容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通过商鞅在变法过程中通过的诚信建设而获得百姓信任与支持，对学生进行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古人在思想落后的年代都能够认识到诚信对于个人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在当今的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更需要诚信建设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总结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与追求，并且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爱国精神的培养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历史学科的融合能够使学生在进行学科的学习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价值观。希望通过对本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课的渗透路径探讨，能够对我国高中学科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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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工作方法；职业院校；学生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1-0056-03
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健全、完善的社会工作体系，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高校教育体系中虽然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但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近几年来，社会工作的概念逐渐出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将社会工作理念引入职业院校的管理工作中已成为共识。但仅有理念是不够的，唯有科学的方法才能使职业管理者掌握扎实的专业技术，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管理水平。
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及职业院校管理者的工作要求
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 成长环境对职业院校学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他们与同龄人一样面对着前路的迷茫和花花世界的诱惑。具体来说他们有如下特点：（1）心理特点。他们像所有刚刚高中毕业的青年一样，面对未来感到迷茫，特别是对于自己所学专业在未来的应用更是一无所知。此外，他们又有一些本科生没有的特点。他们学习动力不足，自卑心理较强，却又十分渴望成功，渴望学有所成。他们希望过积极健康的生活，自制能力却较差，相比一般的本科生，他们的心理冲突更强，心理压力更大。（2）行为特点。职业院校学生的行为具有自主性与他律性、目的性与随意性、有序性与多变性、沉稳性与突发性等特点。而高职学生的身上体现出更多的他律性、随意性、多变性与突发性，这与社会要求恰恰相反。（3）认知特点。职业院校学生总体上综合素质不如本科生，知识面较窄，很多职业院校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专注力。特别是许多学生在此阶段尚未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往往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职业院校管理者的工作要求 面对具有上述特点的职业院校学生，管理者在工作中的引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管理者既扮演班主任、教师、“家长”的角色，又充当调解员、办事员、服务者等角色。这就要求管理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储备，还要有优秀的人格魅力和专业管理水平，善于沟通交际，能够妥善处理学生之间的矛盾、问题或其他突发事故。随着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壮大，提高职业院校管理者的整体素质，提高学生管理的时效性，建设具有较高管理能力的管理人员队伍被提上日程。
引入社会工作方法的可行性
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指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应有以下原则：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是建立在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基础之上的。
通过分析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的识辨能力、自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刻冲突，他们看待事物的态度和角度与传统有很大不同。这就需要职业院校管理者转变教育理念，由单一教育者向社会工作者转变，同时担负起教育者、实现者、赋权者、调停者、小组领导、协调人等多种角色，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对职业院校学生给予正确的引导。
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职责，社会工作者需要随时在各个不同角色间切换，甚至需要随时做好扮演多重角色的准备。社会工作方法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如何具体应用在职业教育教学工作中是广大职业院校教师共同面临的课题。首先，尊重受助者的个别差异，不要以共性泯灭个性。在传统的学校工作中，集体利益至上一直是教育的核心内容，然而在现在社会价值多元、社会观念多元的现实情况下，学校社会工作者有义务维护每一个独特的个体。毋庸置疑，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心智是不同的，后天的成长环境差异更是千差万别，因此造成了每个人独特的信念、心理功能、兴趣、专长、行为模式等特质。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不以自身的经验为界定标准，而是宽容地包涵、相信、理解他人才能够深入理解学生的心理动机，平等地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方法帮助学生。其次，学校社会工作者应相信受助者有成长、改变以及解决困难的能力。传统的学校工作依然保留着与传统学校教育同样单一的、强制的、封闭的方式。这方式往往也是简单的、粗暴的，虽然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解决现实问题，却无法真正对职业院校学生的社会化起到有益的引导。因此，激发受助者改变的动机，才是主动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因素。
这些观念的转变早已在我国教育界提出，并在高校教育工作实践中发展着，这使得社会工作方法应用在职业院校管理工作中有了观念上的可行性。
学校社会工作方法的具体应用起源于美国。美国学校社会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工作方法在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更涉及学生校内外生活的方方面面：心理健康服务、学习辅导服务、职业咨询服务等等。美国高校社会工作形式不拘一格，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相较之下，我国香港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就是较晚的事情了，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在政府积极的主导和民间组织的支持下，也取得了不俗的效果。在多所高校内部成立了非盈利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如香港杰出专上学生服务协会、扶青团、科大团契、香港科技大学社会服务团等。我国内地学校的社会工作还没有被认可，更没有制度化和普遍化。但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兴起和社会工作界人士的多年努力，有许多高校依靠本校社会工作专业建起了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社会工作方法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微观社会工作、中观社会工作、宏观社会工作，分别对应具体的活动方式：社会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组织工作。根据实际情景的不同，分别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可以有效地规避传统教育引起的负面影响，提高班级管理的时效性。更重要的是，能够以科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提高他们的自制能力，激发他们的正能量，实现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原则。
社会工作方法的具体应用
社会个案工作 社会个案工作以“一对一”的方式帮助个人解决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班级成员各色的成长经验和生活环境使得学生各有独特的性格和习惯，管理者通过“一对一”的平等交流，了解学生的生活习惯、成长背景、心理特点甚或是未来规划，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恰当地运用移情与反移情，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教学生如何解决问题。个案工作的特点之一是“案主自决”，管理者不但要充当实现者的角色，更要承担起教育者的角色。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管理者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使他们真正认识问题的原因、要素、结果，使他们在今后遇到同样问题时可以妥善处理，甚至可以避免问题的重复出现，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使他们可以独立地面对未来、面对挫折。
小组工作 小组工作是通过个体参与团体活动，借助于团体成员的协助、引导，在团体活动中互动，引导彼此建立关系，协助个人增进社会功能，达成个人、小组协调发展的目标。小组工作是通过个体参与团体活动，接着团体成员的协助、引导其在团体活动中互动，引导彼此建立关系，协助个人增进其社会功能，达成个人、小组协调发展的目标。职业教育管理中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建立与之相应的小组，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小组活动，如新生适应小组、就业小组等。在小组工作中，通过组员之间的彼此角色、情感、态度、行为等要素的变化实现成员的互助与自助，达到积极引导的效果。小组工作方法中有一种模式为小组治疗，其“助人者治疗原则”使“助人者”感到自己已经对别人有所帮助，这对“助人者”本身也有积极的治疗作用。对职业院校班级管理而言，小组工作是构建良好班风、增强班级凝聚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社区组织工作 社区组织的目标是促进和帮助社区评估工作计划、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努力，满足社区成员在健康、福利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社区是一定区域内共同生活的群体，一个学校、公寓、班级都可以是社区。职业院校管理者通过社区组织的方法以整体学生为服务对象，组织学生有计划地开展活动。一方面，对学生进行人际交往训练，培养其沟通能力，增强学生的互助、自助精神，协调学生之间的关系，增强凝聚力；另一方面，发现社区问题、解决社区问题，提高社区管理水平，稳定社区秩序，为学生创造一个轻松良好的环境。职业教育的特点之一是以就业为导向，在此基础上扩大社区交流的范围，引导校园社区与校外社区接触，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社会资源来加强学生对社会的认知，开拓学生的视野，加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其明确目标、做好规划，为以后步入社会、为社会发展做贡献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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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企业条件分为一、二、三、四四个资质等级。各资质等级企业除应符合《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一级资质：
工程技术、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的高级职称。
（二）二级资质：
1、注册资本不低于3000万元；
2、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
（三）三级资质：
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
（四）四级资质：
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
三、新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自领取营业执照起30日内，向市建委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二、三、四级资质由市建委核准；一级资质由市建委审核，报建设部审批。
四、市建委负责本市二级及二级资质以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年检工作，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按建设部的有关规定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