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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空白的补充。浙江省率先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权责清单制度，就是用标准化的方法全面梳理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构建“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标准化是提升社会管理绩效的主要手段。通过建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内部的请示和审批，提高政府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和水平。被授予“国家级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创建示范县”称号的安吉县，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的原则制定了20项“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使美丽乡村各环节建设有据可依、简便易行。《美丽乡村建设规范》上升为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建设地方标准。
标准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奠基措施。标准作为自愿性手段，是法律体系向具体化、精细化方向的延伸，既体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又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为依法治国奠定扎实的基础。杭州市上城区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权力清单，推动了政府主导型服务向群众需求型服务转变，经验型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
标准化是社会共治的权威依据。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就是要用标准体系为自治和共治提供遵循，为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提供规范。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家政服务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导，协会主导，企业支撑，社会参与”的新模式，同时引入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实现了社会共治。
“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国家标准化体系发展规划（2015-2020年）》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标准化体系。“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要确立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标准化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成为实现人人受益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标准制订和执行，破解标准真空，让标准成为政府管控的重要职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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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成就
1.1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幅提升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广大乡村地区的公共管理体系建设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大幅提升。例如许多偏远乡村和山村基本实现了通水、通电，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村地区只能挑水吃、煤油灯照明的陈旧落后面貌。即便是在少数极端贫困地区，政府也通过易地搬迁的方式重新安置，使这些地区的村民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新生活。经过数10年基础设施建设，广大农村地区已基本实现了路路通和村村通，也就是实现了道路硬化与通信线路全覆盖，更有大量乡村地区实现了互联网全面普及。
1.2政策性投入持续增加，夯实公共管理基础
随着“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针对“三农”加大投入便成为近年来政策倾斜与扶助的核心。例如政府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已覆盖全部乡村地区，各地每年基于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开展的公共管理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坚实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为广大乡村地区全面提高公共管理工作水平奠定了扎实的经济与物资基础[1]。
2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的常见问题
2.1法律支持体系建设不完善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也为未来“三农”发展描绘了极为可喜的前景。但一些更加偏远的乡村、山区与牧区，农村公共管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从制度、措施、资金、人员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法律支持体系建设不完善。农村公共管理法律体系建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针对性和执行性不足，这是由于国内法律体系中专门针对农村公共治理的法律法规几乎处于空白造成的。现有的公共管理法律法规主要缘于城市的实践经验与现实问题而制定和完善，并不适用于乡村地区，农村不同所有制经济体出现利益纠纷时很难找到对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调解和处置，农村地区的市场经济在监督管理方面缺少专项法律的指导。法律支持体系建设不完善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给违法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也使奉公守法者出于安全等方面的担忧而不敢或不愿在乡村加大投资与生产。
2.2资源投入系统均衡性与针对性有限
针对乡村地区和“三农”建设的资金与资源投入存在均衡性和针对性不足的问题。广阔的疆域和极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状态决定了不同乡村地区在“三农”发展方面存在千差万别的特点和需求，而战略层面的资金与资源扶持几乎无法实现面面俱到，只能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改善和修正。这就造成一些地方的政策性投入出现“撒芝麻”“摊大饼”的均衡主义问题，也就是无差别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表面上看这种平均化的投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公正，实质上却降低了政策性扶持应当发挥的主导引领和激励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薄弱的乡村地区而言，对资金和资源的迫切需求需要管理层予以倾斜和照顾。过于均衡的投入显然难以满足特殊地区的特殊需求，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2]。
3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
3.1加快法律支持体系建设，夯实依法治理基础
涉及公共管理的体系建设不能缺少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依据。由于多年来广大乡村地区在经济发展、民生建设和公共管理等方面处于法律监管相对边缘乃至空白的地位，使农村发生农民、农户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法律体系的建设为农村公共管理实现系统化与规范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农村提升公共管理服务水平提供更加明确和清晰的法律依据和指导。因此，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优化要重点加快法律支持体系建设，夯实依法治理基础。由于法律相对于实践工作的滞后性，应在现有法律体系基础上鼓励地方立法，以试点方式分步骤、分阶段推广普及。当前，全国性法律体系中与公共管理相关的内容多属于宏观战略的原则性内容，虽然足够高瞻远瞩，但在精细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存在适应性较差等问题，尤其是对广大乡村地区越来越多个性化需求的契合程度明显不足。面对这种过于笼统的法律，农村公共管理常会陷入主观臆断的“泥淖”，容易因人而异出现认知误区和歧义。因此，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出台迫在眉睫。
3.2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提高资源投入系统的均衡性与针对性
作为直接影响农村公共治理系统性建设的核心因素，政策性资金和资源投入对农村公共管理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为解决当前这一环节中的现存问题，各地应积极探索本土优化策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提高资源投入系统的均衡性与针对性。例如近年来部分乡村地区通过外部投入和内部发展已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优化公共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硬件条件，管理部门可以侧重于本地产业化发展带动，以自身“造血”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本地公共管理的系统性和规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通过乡村集体产业的利润收益或税收收入等，支持当地公共管理体系建设，提质增效，基于公共管理系统化和规范化反哺集体经济做大做强，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对仍处于相对贫困和经济实力仍相对薄弱的偏远乡村、山区或牧区，公共管理更加需要财政性资金支持。这些地区的主管单位应适度进行强化投入，通过外部“输血量”的增加助力公共管理水平尽快提升[3]。
3.3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管理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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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庆智.基于公民权利的乡村治理建构――对汉中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9.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Based on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
HUANG Ai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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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发展面临着学生大量外流、学校大量撤并等诸多挑战，如何保障乡村儿童就近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是乡村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
1.1治理价值取向的偏失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逐渐走向了衰落，乡村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逐渐沦为了城市教育的翻版，出现了“乡村教育城市化论”的价值倾向。该观点认为，伴随着“新派”教师充实到乡村教育中，城市取向的教育理念、“现代化”的教学设计和方法使得传统的乡村教育逐渐丧失了乡土本色；大量乡村学校、教学点的撤并，使得乡村学校存在的空间场域发生了位移，随着大量乡村学校向城镇的集中，乡村学校存在的本土之根和文化场域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伴随着现代性知识对地方性知识和乡土知识的控制和侵占，城市取向的知识选择机制导致在教学知识体系中，乡土知识被无情地淹没和遗忘。因而，无论是知识体系、课程设置、教学过程，还是整个校园环境都与城市教育别无二致。乡村教育的城市化论取向以“城市教育是现代的，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乡村教育是落后的，是需要着力改造的对象”为前提假设，本身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忽视了乡村教育的历史基础、乡村社会的客观事实以及乡村教育的本体价值。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滋生了破坏性的后果。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觊觎，人类主体性的丧失、精神世界的荒芜等使得人类开始反思现代文明的价值，并在传统文化和乡村文明中寻找治愈现代性后果的处方。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乡村文明的独特价值和文化底蕴，以及乡村教育之于乡村社会乃至人类世界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乡村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中，出现了“乡村教育特色论”的价值取向，即认为城乡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背景是不同的，乡村教育具有不同于城市教育的天然资源和独特优势，乡村儿童的生长空间和个体经验也不同于城市儿童，因而乡村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应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发展必须以坚守传统乡村文化为前提，审慎利用现代文明和技术。
1.2治理主体的单一化
一方面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是教育质量的监测和评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缺乏让教师、学生和家长参与、商议和合作的意识，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群体并未进入管理者的视野，遑论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另一方面，作为乡村教育的真正实施者、受教育者以及利益直接相关者，教师、学生和家长亦没有作为真正的主体参与乡村教育治理，这不仅缘于其缺乏一定的治理能力和支持条件，更在于其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教育主体地位，也尚未萌生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主体意识。为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单一化管理和垂直式管理成为了乡村教育治理的客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有助于相关政策的传达和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下达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有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然而，由于主体的单一化，势必造成视域的狭窄和思维的封闭，导致对现状的掌握和问题的剖析不够全面和深刻，从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面的后果。
1.3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1乡村教育治理力量条块分割，较为分散
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乡村教育管理和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制定、监督和评估，各类乡村学校则是在制度框架范围内，按照教育部门的政策和文件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乡村社会组织很少参与到乡村教育活动中，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则成了乡村教育治理的现实“他者”，远离乡村教育治理实践。因此，由于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缺位，导致了乡村教育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2乡村教育治理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持续性
乡村教育治理不仅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完整的框架体系，而且要求相关政策的执行具有衔接性和连续性。然而，由于治理力量的碎片化，导致在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现象和问题导向的线性思维，缺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性考量和系统化设计。
1.3.3乡村教育缺乏协同、商议与合作
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导致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各类教育主体的视域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一隅，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仅仅关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各类学校组织则将重心放在教育教学活动和日常管理上，社区机构则几乎不参与乡村教育治理。此外，在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过程中，由于各类教育主体缺乏协同和互动，导致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如撤点并校运动之后，大量村小和教学点被停办，留下了大量闲置的教育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乡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是，由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级管理机构的分割和教育组织的封闭，导致这些闲置资源并未获得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突破路向
2.1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
（1）乡村教育治理的法治和德治理念是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的前提和基础。一切乡村教育治理必须遵循国家宪法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的作用，促进法治和德治的有机融合，发挥法、理、情的整体功能。
（2）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元治”理念，主张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简政放权，减少对乡村教育治理和改革的过多干预，为乡村教育治理创造更多自主的空间。同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需要积极发挥“元治”作用，对乡村教育治理及其未来发展作出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引领乡村教育治理方向；协调乡村教育主体之间的利益和冲突，实现主体之间利益的最大化；加强对乡村教育治理的宏观监测和评估，提升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质量。
（3）多元主体的“共治”理念旨在突破过去单一的政府控制理念和“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通过发挥政府、学校、社会组织、教师、学生以及家长之间的协同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治理力量；借助多元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合作互动，优化乡村教育治理方式，增强乡村教育治理效果。
（4）乡村学校的“自治”理念，旨在强调乡村学校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主张给予乡村学校充分的自，“让学校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凸显学校的主体性，增进学校办学的专业性，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
（5）专业组织的“他治”理念，重在突出在乡村教育治理中，适当地引入第三方机构，借鉴其专业的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教育治理效果。由于第三方组织不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备专业化的能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其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真实性。
2.2乡村教育治理目标现代化
（1）角色定位目标。只有正确的角色定位才能形成合理的角色认同。乡村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村落教育和乡镇教育。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承担着共同的责任、享有平等的权利。基于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角色目标在于城乡教育的平等、均衡与公平发展。尽管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教育治理过程中，应该正视乡村教育治理的角色，尊重乡村教育治理规律，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
（2）时展目标。当前，我国乡村教育治理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现实场境。在此基础上，乡村教育治理的时代目标在于抓住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代契机，以西方发达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的经验为借鉴，充分利用现代文明技术，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再次是价值定位目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有助于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一是有助于构建和完善乡村教育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促进乡村儿童健康发展；二是通过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交流、互动和资源共享，推进城乡教育均衡与公平发展；三是通过乡村文化进学校、进课堂等形式，传承、传播和创生乡村文化；四是疏通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联系，通过二者的有效互动，促进文明乡村社会、新型城镇化以及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在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教育治理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需要构建符合乡村教育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道路，在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中彰显乡村教育的战略意义，提高乡村教育在国家教育发展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使之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在政策上为我国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3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现代化
（1）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包括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领导者、设计者和决策者的作用，旨在通过对乡村教育发展现状的评估和对乡村教育发展趋势的研判，制定乡村教育发展政策，监测乡村教育发展质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担当着乡村教育“元治理”的角色，重在对乡村教育治理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把握。
（2）乡村学校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政策执行者和效果展现者。乡村学校认真领会相关政策的精神和要义，依据有关教育政策和实施纲要对学校的发展做出具体的规划；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促进乡村学校健康发展。
（3）广大教师和学生是乡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教育的活力所在，是乡村教育治理最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实施者，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教师，相关教育政策的执行需要教师的亲力亲为。学生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受益者，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精神成长。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广大师生的现实状况、利益诉求，发挥师生的积极能动作用，促进相关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4）作为学生的监护人，家长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由于广大家长具备不同的素养和能力，因而是乡村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力量。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家长的积极作用，如组建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通过家校合作，增强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力量。
（5）社会组织因其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因而是乡村教育治理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如通过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对乡村教育治理效果进行评估，有助于更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乡村教育治理的效果，诊断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
3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把乡村教育问题摆在一定的战略高度加以设计和谋划，乡村学校的规模可以小，但乡村学校的水平不应该差；乡村学生的数量可以减少，但乡村学生的发展不可以忽视。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面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保证乡村学生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为乡村学校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不断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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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1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随着“宽带山东”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得到稳步增强，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运算速度和综合技术水平位于国内前列，全省所有城区、行政村实现了光纤全覆盖，城乡家庭互联网接入能力基本达到100Mbps，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也不断的得到完善，但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亟需增强，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因其居住分散且基础设施差，导致网络建设成本很高，运营商无法收回成本，不愿意建设农村网络，设备商提供商也不愿意花费精力进行农村网络创新方案的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不广泛。1.2电子政务建设深入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实现互联互通，各服务平台的核心业务信息化应用加速，“一次办好”改革全面推进，基本实现了公众和企业网上办事“一号登录、一站受理、一网通办”[2]，全省政务信息系统集成整合共享工程明显提升了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但在农村，电子政务治理还比较薄弱，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建设还需稳步加强。1.3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升。在数字山东的带动下，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农村宽带建设已普及，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成效初显。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惠民政策宣传和普及、信息服务平台的使用及惠民水平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形成了城乡共享的优质教育文化资源，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1.4农村数字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互联网+”和市县级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使农村数字化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得到转化和推广应用，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差距明显。鲁西南是淘宝村集聚区，菏泽市淘宝村、淘宝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从地区分布来看，开展跨境电商的村主要位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拥有外贸传统的城市，如青岛市等。同时电子政务标准及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化取得积极进展，显著提升了网络安全防护和处置能力[3]。
2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城乡数字化鸿沟进一步拉大。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下，城乡“数字鸿沟”是山东省数字乡村战略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4]。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数字鸿沟”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管理措施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瓶颈[4]。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存在很明显的较大差异，城乡居民的互联网理念和对信息知识的应用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城乡“数字鸿沟”不断以新的形式呈现，其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理解和使用上，阻碍了农村培养数字化生产力的进程。还有一些地区在引导搬迁、撤并村庄时忽略网络设施和信息服务完善，促使了新的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2.2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财富流失及空心化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农民都选择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也逐渐增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对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很少，导致了乡村的信息失联以及情感失联。大量中青年农民的进城，使得农村土地也被大量闲置起来，无人耕种，加剧了乡村财富的流失，乡村空心化严重。这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必然产物。2.3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各地区不平衡。目前，我省农村数字化发展各地区很不均衡，发达地区与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差距较大，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比例差距也比较明显。淘宝村的出现，破解了农村信息化的难题，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如：滨州博兴县、菏泽曹县和郓城县等、青岛市即墨等淘宝村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2.4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我省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省移动宽带用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等指标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种植养殖、加工、集配、运输、仓储、营销、支付、消费等整个流程的数字化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产地仓、冷链物流、信息网络、购销网点等方面的建设还需加强，智能电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农业建设任重道远。另外农村的互联网理念淡薄，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也是影响数字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5缺乏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平台。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缺乏专业的科学技术指导和技能培训，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管理机制。虽然在农村开启了社区教育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些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构建还不完整，学习资源不丰富，根本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村民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不会上网也限制了数字化学习平台的使用，而且绝大部分人上网只是娱乐，对学习农业新技术不感兴趣。2.6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比较低。“互联网+党建”工作开展不到位，村干部老龄化严重，党务、村务、财务不能实现网上公开，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进程缓慢，“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能实现乡村覆盖，缺乏“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乡村治理能力和体系亟待加强。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在线诊疗和在线教育等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使村民真正获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3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3.1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乡村首先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部门应响应《数字山东2020行动方案》，积极推动“百兆乡村”建设，统筹推进移动和固定宽带网络的IPv6发展，推动智慧广电网络建设，支持培育和引进开放的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农业农村观测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5]。继续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推广和应用，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领域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实现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的转型。3.2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在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快建设数字型政府，加强各行政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办理，力推政务服务“一次办好”，并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一体化。地方政府做好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工作，建立或者健全一套适合当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政策，特别是要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优惠举措，补足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体系，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制度氛围。同时，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主体提供必需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以此来引导和激励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3.3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幸福乡村。首先，加强乡村信息化教育，培养信息化技术人才，把握好“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机遇，利用现代科技建设数字乡村，使农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愿意留下来，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数字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利用数字化、现代化设备来实现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鼓励农民积极接触和参与到农村电商中去，彻底打破农民信息贫困锁定的藩篱，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不断丰富乡村网络内容，构建数字乡村新系统，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村数字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业，使农民获得幸福感，改善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及财富流失等问题，建设幸福乡村，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真正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力农村数字化建设的全面开展。3.4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专业化信息人才的紧缺是数字乡村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本土农民是建设数字乡村的内生动力。首先，以本土农民为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目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农村中种地的人大量减少，大量的土地进行了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发展农村数字经济的同时应提升农民的信息化素养，积极培育实现智慧化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利用好各种培训平台，让农民成为懂信息、懂数据、懂技术的新时代农民，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进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再次，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引进及激励机制，为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3.5构建乡村大数据平台。山东省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平台的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传输、服务不健全，涉农电商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发展乡村大数据平台，整合数据信息资源，加强乡村信息资源的共享、兼容和公开，利用“互联网+”模式建设具有乡村特色优势的大数据系统，借助大数据促进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3.6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在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强数字文化建设，提升村民的信息化素养，尤其是乡村传统文化是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灵魂，以无形之力推进着乡村数字化的进程。首先，改变文化宣传方式，除了采用传统的公告栏外，还可采用微博、微信、网站等各种形式实现农村各项政策和事务的线上宣传，在乡村营造起良好的信息化氛围。其次，在培育新型农民的各种培训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元素，使农民在接受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理念同时，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逐渐提高村民的数字化素养。最后，利用新闻网站、学习强国及各种媒体平台，宣传数字农村的建设，讲好数字乡村故事，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3.7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政务工作和乡村治理中深化数字化建设。首先：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领导班子应改变传统思维，改变意识，从思想上树立农村信息化的观念，不断学习国家以及山东省关于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并积极落实到位。其次：将农村的各类资源纳入到乡村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数字化管理，建立“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再次：积极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定期开展党员信息化学习和培训，鼓励党员带领群众一起发家致富，探索农民在线交流议事模式，激发农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最后：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真正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的网上公开，推动形成积极互动的农村基层自治体系，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
4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山东省将数据和信息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加快推动山东数字乡村建设，使网络信息化在全省农村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论文在分析了山东省农村数字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乡村数字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农村数字化发展的路径，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静.分四阶段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R].经济日报,2019-5-18.
[2]丛楷力.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
[3]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J].新疆农业科技,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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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十五”期间增加8.437亿元，水利投资规模再创新高。全市十一五”期间全市水利投资达11亿元。水利基础设施保证能力全面提升。
2防洪减灾能力进一步增强。
全市综合防洪体系初步形成和完善。十一五”期间全市以堤防工程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市乡村防洪工程、县中潢圩堤局部竣工验收。基本完成全市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建设。
市局部地区水旱灾害严重，十一五”期间。全市四年累计损失达116亿元。同时，防灾减灾也取得显著成果，防洪减灾效益达107亿元。最大水平地减轻了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
3民生水利取得重大进展
共建成饮水平安工程7036处，农村饮水平安工程建设效果显著。完成投资7533万元，解决约17.47万农村人口饮水平安问题；至2010年底可完成硬石岭、五湖等19座中小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基本完成水利血防项目建设，县、市全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有序推进。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及节水示范项目建设有序展开，完成了县白塔渠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恢复灌溉面积1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3万亩；完成中型机电泵站更新改造4座。
4水利服务绿色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
全市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07平方公里，水土坚持生态建设卓有效果。十一五”期间。实施水土坚持生态修复115平方公里，实施了国家水土坚持重点建设工程、鄱阳湖生态区水土坚持重点治理工程。
水资源质量监测工作全面开展。全市4个主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100%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制定公布了全市工业和乡村生活用水定额。完成了全市水功能区划、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
农村水电迈上新台阶。全市新增农村水电装机近2万千瓦。
5水利改革不时深化
至2009年7月，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效果。全市有改革任务的2个县（市、区）10个国有水管单位均通过省级验收。水务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区成立了水务局，城乡涉水事务一体化管理职能逐步得到加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蓬勃发展，全市共组建农民用水户协会199个，农民参与用水管理灌溉面积6余万亩。
6行业管理能力进一步增强
开展了全市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工作，水利规划体系不时完善。编制完成了流域综合规划、全市农田灌溉工程规划等40余项水利规划；水法制建设不时加强，制定《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暂行方法》市河道采砂管理办法》等地方性配套水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继公布，水利法制体系日臻完善；防汛抗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防汛抗旱指挥决策系统更加完善，36个乡镇成立防汛指挥部及其办公室，353座中小型水库设立了平安管理员，开展巡查报汛工作；水行政管理不时规范，河道采砂管理及涉水事务管理等水行政执法不时加强，水事秩序明显好转。
（二）存在主要问题
防洪抗旱减灾体系不完善。
无控制性防洪工程。二是堤防工程防洪能力缺乏。市城区总体防洪能力仍达不到国家规范要求，防洪平安保证水平不高。一是区内无流域控制性工程。主要河流中。各县（市、区）重要城镇防洪设施普遍存在规范低、病险工程多等问题，防洪能力整体较低；大多堤防工程防洪规范不到10年一遇。三是多数中小河流尚未进行系统治理，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监测与防御能力较低。四是乡村和主要易涝区排涝能力缺乏。五是防洪抗旱基础设施较为单薄，服务体系不健全，应对气候变化和突发公共平安事件能力还不强。
2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仍然单薄。
农村饮水平安问题仍较突出。污染水、局部地区季节性缺水等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不同水平存在全市预计还有约39余万人的饮水平安尚未得到解决。
规范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依然单薄。现有灌溉工程绝大多数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兴建。不少工程带病运行，效益衰减，特别是近年来呈现的水旱灾情，凸显水源工程供水能力缺乏，农田灌溉基础设施十分单薄。目前，全市还有约15.7万亩农田没有灌溉设施或配套设施不全，且现有灌溉面积中大多灌溉保证率不高，抗旱能力缺乏。农田排水设施条件也很差，排涝能力缺乏，机电排灌泵站更新改造任务繁重。
病险水库、病险水闸除险加固任务仍然较重。全市有9座大中型病险水闸和196座病险水库亟待除险加固。
3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尚不完善。
但由于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市水资源虽然较为丰富。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配置能力不高，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加上现有工农业生产、生活供水基础设施单薄，工程型缺水普遍存在缺少应有的应急备用水源，难以应对特大干旱、水污染等引发的供水危机。
4水土流失依然严重。
全市现有水土流失面积978平方公里；现有崩岗1000余处，据最新遥感资料统计。崩岗面积400多公顷，515以上坡耕地面积34平方公里。同时，由于修路、采矿、乡村新区、工业园区等开发建设活动和陡坡开荒、顺坡耕作等不当的农业开发活动，以及乱砍滥伐、乱采滥挖等违法行为，致使全市每年人为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仍有1.6万亩左右，局部地区“破坏大于治理”现象仍然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江河湖泊行蓄洪能力明显降低，汛期经常呈现“小流量、高水位；小洪水、大灾情”进一步加剧了水患灾害。
5水利投入缺乏。
制约了水利的发展。一是至今没有建立稳定增长的水利投入机制，市及市以下各级财政的水利投入缺乏。近年来财政预算内用于水利的投入增长缓慢，水利项目地方配套少；二是水利融资平台缺乏，投资渠道有限，融资数量少；
6水利改革和管理有待完善。
水价形成机制与水资源紧缺状况还不相适应。基层水管单位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经费缺乏，水利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和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等有待进一步深化；水价改革还不到位。管理设施新鲜落后，基层水利发展后劲缺乏。
二、十二五”工作布置
（一）总体思路
1坚持以人为本。把解决民生水利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坚持统筹兼顾。把提高水利对经济社会的保证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3坚持人水和谐。把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4坚持生态优先。把服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5坚持改革创新。把构建法制完备、体制健全、机制合理的水管理体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6坚持现代化方向。把以水利信息化促进水利现代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发展目标
市水利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巩固和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要求。完善防洪减灾体系、城乡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环境维护和河湖生态健康保证体系、水利管理和运行保证体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以水资源的可继续利用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防洪抗旱减灾目标
健全防汛抗旱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防洪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建设。完善防汛抗旱减灾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水旱灾害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降低水旱灾害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市区、市区、县城和重点地区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规范，防洪除涝：基本建成信江段防洪减灾体系。即市区防洪规范50年一遇、市区、县城防洪工程及县中潢圩堤堤防20年一遇、万亩以上圩堤堤防10年一遇；重点地区中小河流基本达到防御1020年一遇洪水标准；市区排涝规范达到20年一遇，市区、县城、重点低洼地区和粮食主产区排涝规范得到提高，基本达到10年一遇以上。洪涝灾害损失率（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量占同期GDP比重）降至1.0%以下。
城乡生活、工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抗旱：重点地区、重要乡村、粮食主产区的抗旱能力逐步提高。发生中等干旱时。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不遭受重大影响；发生严重干旱时，城乡生活用水有保障，工农业生产损失降到最低水平；发生特大干旱时，保证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平安。
2民生水利目标
并解决新增农饮规划内人口饮水平安问题。农村饮水平安：解决规划内28.69万人农村饮水平安问题。
继续实施以小型水库为主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病险水库（闸）除险加固：全面完成中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全面开展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使病险水库（闸）比例进一步降低。
加大中小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设力度，农田水利：加快推进中型灌区续建配套改造步伐。逐步完善末级渠系和田间工程配套。以全国小农水重点县建设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加强，保证国家粮食平安和新农村建设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全市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2以上。
农田灌排条件有明显改善。机电泵站改造：加快机电排灌泵站更新改造步伐。
农村电气化水平大幅提高，农村水电：积极发展农村水电。解决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重点维护区的小水电代燃料问题，启动农村水电增效减排工程。
3水资源开发利用目标
水资源调配能力显著增强，重点地区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得到有效改善。建立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城镇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供水平安保证体系。
提高供水平安保证水平；启动市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建设，水源工程和水资源调配工程：加快推进重点地区、重要乡村水源工程和水资源调配工程建设。提高应急供水能力。全市新增总供水能力约1.2亿立方米，其中城镇供水能力0.2亿立方米。
4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目标
推行用水总量控制，水资源节约：贯彻落实江西省水量分配方案。编制《市水量分配细化方案》建立健全用水定额指标体系，强化节水考核管理，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至2015年，全市万元GDP用水量270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50立方米，全市平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65%以上，乡村供水管网平均漏失率控制在15%以下。
加强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维护，水资源维护：建立入河污染物限排总量控制制度。着力改善水生态环境，保证水资源平安，重点地区河段水体质量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河湖水体功能状况得到改善。2015年，依照水功能区划要求全面实施水域排污总量控制，全市重要饮用水源区水质达标率应达到100%其他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应在85%以上。
5水土坚持与河湖生态修复目标
逐步构建河湖及地下水生态维护体系，逐步完善有效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充分发挥自然修复能力，水土坚持：切实搞好水土坚持生态建设。加强对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综合治理，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00平方公里。
着力改善水生态环境，生态修复：加强水生态修复。保证水资源平安，生态修复面积85平方公里。
6水利法制建设目标
水行政、执法进一步得到规范和加强，建立较为完善的水利法制体系。以抗旱、水资源利用与维护等为重点的水法规配套体系建设基本完善。水事纠纷预防调处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水利法制化水平不时提升。
7水利行业能力建设目标
构建与水利发展相适应的水利信息化综合体系，加强以水利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全市水资源管理系统、农村水利管理信息系统、水土坚持监测与管理信息系统、水质与水环境监测系统、电子政务系统。以水利信息化推进水利现代化。
提高防汛抗旱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加强水利应急管理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水利科研技术手段和能力。加强水利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水行政执法能力。加强水行政执法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和保证能力建设。
适应水利现代化建设需要；加强水利科学研究和科技效果推广，加强水利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水利科技创新体系，为水利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8水利改革和管理目标
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和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水利改革：进一步完善水管体制改革；健全水资源管理体制。基本实现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制度，水利管理：强化水利管理。加强农村水电的管理和监督，规范水能资源开发行为，实现水能资源可持续利用。
（三）保证措施
1加大政府投入。
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各级政府要把水利建设和管理作为财政预算布置的优先领域。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方法，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改善农村特别是老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大融资力度，拓展水利投资渠道，做到政府投入与市场融资偏重。
2建立健全地方性法规体系。
法规体系框架内，强化依法治水。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顺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监督管理和高效运作机制，加大政府对涉水事务和公共服务的监督检查力度，保证工程平安、资金平安等，提高水利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
3加强人才培养。
篇7
“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二元混杂”状态，成为中国“城中村”的鲜明地域标志
中国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相演相生，其“历史性加速”有目共睹。据城市常驻人口统计，1952年城市化率是11%，1978年是17.9%，1992年是27.5%，2002年是39.1%，2012年是52.57%，2014年是54.77%，2016年达到57.35%，城镇常驻人口已_到79298万人。
伴随着急剧扩张的“摊大饼式”的城市膨胀，在“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下，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约束，各种大小不一，样态各异的“城中村”被逐渐地、一个一个地“遗留”在城市中。由于城乡二元的土地所有制制度，农田集体所有制土地征用成本低，交易过程简单，因此村庄农用耕地被快速征作城市国有建设用地，而农民宅基地和少量村中集体留用地由于征地程序繁琐、交易成本高，加之宅基地之上的农民住房拆迁补偿成本更高，所以留存下来。此种“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扩张，就逐渐形成了城市周边村庄被城市化进程“遗留”下来，“城中村”积累性产生，“城中村”问题浮出水面。
正如“城中村”在城市格局中“星罗棋布”有目共睹，“城中村”问题同样有目共睹。村民为了获取最大的“租房租金”，宅基地上的“民房”愈建愈高，一般都在5-8层，最高甚至高达20层；“私搭乱建”违章建筑不断蔓延，“握手楼”、“接吻楼”鳞次栉比，房距楼距狭小拥挤；“城中村”街道狭窄、各种电线管线密如织网，一旦发生火灾等事故灾害，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城中村”成为大量流动外来人员暂住的“常住地”，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外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常发生，“城中村”管理面临极大挑战。“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二元混杂”状态，成为中国“城中村”的鲜明地域标志。
这种各级城市政府“管不了、拆不起”的“城中村”，自然成为了“复杂难解”的“城中村”问题。城市化进程越是简单粗暴扩张，“城中村”问题亦是越积越多，而“城中村”问题越积越多，“城中村”改造的规模和成本就越大。加之“城中村”周边不断攀高的城市地价和房价，更是刺激了“城中村”村民扩建楼房和加高楼层的“寻租”欲望。“城中村”问题随之呈现出一个越积越多，越多越难改造的“治理困境”。
但“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化进程中提升城市文明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城中村”民众生活品质的民生要求。“势在必行”的“城中村”改造，面对长期累积的“城中村”问题，也必定是一个阶段性发展问题。这便关涉“城中村”改造中的各种深层次制度性改革问题。
“城中村”改造关涉各种“制度性问题纠结”的深层改革逻辑
“城中村”问题既然是各种“制度性问题纠结”的历史性积累结果，就必须针对各种“制度性问题纠结”而推行深层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体系，是“城中村”及其“城中村”问题存在的总的制度根源。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二元分治的总体性格局。城乡户口的天生身份差异，连锁地界定了城乡不同的土地所有权结构、不同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同的住房和拆迁补偿标准、不同的城乡社区管理机制等。“城中村”改造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也由此产生。
例如，城市的国有土地所有制与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便有不同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标准。“城中村”改造中，有关土地征用和民房拆迁的法规依据，是依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还是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城乡规划法》？况且不同的法律法规中还有不太明确的“模糊之处”，甚至法条规定之间还有矛盾和冲突。这也是各地城市政府不断制定适用本地的“城中村”改造管理条例的原因所在，但各地城市政府在制定本地适用的条例时，所根据的上位法和具体的实施细节则各有不同，同样存在矛盾和不一致之处。
又如，政治制度层面，“城中村”改造后，农村村民一体登记为“城市居民”，平等一体的公民政治权利如何保障？“村民”变“居民”后的知情权、选举权、管理权、监督权如何落实？原有“城中村”中庞大的“集体资产、资金、资源”如何有效管理？“三资”的盈利和收入如何分配到每位居民手中？“村委会”变“居委会”后如何继续推进基层民主自治？
再如，社会制度层面，“村民”变“居民”后，有关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如何与城市管理体系对接？原有“村民”各自缴纳、时间先后不一和金额多少不一的各种保险如何接续管理？各种社会保障所需的庞大补交和支出资金如何筹集？城市社会保障资金如何能够接纳如此突然“进入”的庞大“城中村”居民？
还有，文化融入方面，“城中村”中还有不少历史文化“村落”，如何在快速推进的“城中村”改造中保护传统的“乡村文化遗存”？宗族祠堂和名人故居如何保护性开发？原有的乡村道德礼治、风俗习惯如何在城市文明中发挥作用？
只有在“城中村”改造中，一体联动地推进各种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才能真正持久地解决“城中村”问题，保证不发生大规模的上访和，同时保证后续的城市化扩张中不再出现新的“城中村”问题。
“城中村”改造的关键制度机制是利益协调和利益平衡
“城中村”改造，从长期来看，是一个制度缺失和制度平衡问题，关键是推进各种保证公民一体平等的制度建设。从短期来看，则是一个各种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利益平衡问题。
在全国各地的“城中村”改造中，各地政府也在“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的总体原则下，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改造模式：如政府主导的“包拆包建”模式、开发商主导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村委会和村民主导的“自拆自建”模式。但不论哪种模式，都不能由单一方面“独自决定”和“独自完成”改造进程，都会涉及各种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协调和利益博弈。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相关方：
城市政府，尽管各地城市政府，在其区位优势、城市规模和财政收入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在提升城市品质、增加城市土地收入方面，都有强烈的“城中村”改造动机。城市政府是城市发展的引导者和主导者，是“城中村”改造中的关键性组织者和协调者。但在“改造后的土地增值”中，城市政府也存在与开发商、村民的利益博弈。
开发商，是“城中村”改造中具体的“操作者”，只是在改造中“介入”或“主导”的程度不同。但开发商的根本“宗旨”是其利润回报，有利可图则介入开发，反之则没有“改造激励”。利用开发商的专业开发资源和专业技能，是保证“改造质量”的主要途径。城市政府如何激励和引入各种开发商积极介入改造开发，主要是通过“让利与商”来实现的，但也受到“城中村”村委和村民“谈判能力”的制约。
村委会，是“城中村”集体利益的“组织化代表”和集体谈判代表，是村集体资产和公益的守护者。为了减少“谈判对象”和“谈判交易成本”，政府和开发商一般都愿意选择“村委会”作为“谈判代表”，而不会选择与每家每户“一对一”地分别谈判。所以，村委会是否能够充分代表“村民利益”？村委会领导是否公正无私并有能力与政府、开发商反复谈判？村委会成员是否有、截取冒领征地和拆迁款行为？都成为改造进程能否顺利推进，村民能否认同和支持改造工程的关键因素。
村民，是“城中村”改造的最终相关方，一般以“一家一户”为利益代表。改造后收益越多的家庭，越有可能支持尽快“改造”。所谓的“钉子户”、“上访户”，可能就是“改造工程”的最大“受损者”。由于“城中村”改造涉及每家每户的直接利益，所以受到村民的极大关注，也由于各家各户的“利益收益”各不相同，各家各户的“参与态度”和“参与程度”也自然不同。这正是改造工程中，动员协调工作和矛盾化解工作十分“难做”的根本原因，也是考验政府的行政能力和为民服务意识的关键环节。
还有一个“间接利益相关方”，那就是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流动人员”，同样由于“户籍限制”，众多的“外来居住者”，在“城中村”改造中，既无参与权、更无利益分享权。甚至政府和开发商无需“正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只能“默默地”选择“逃离”，去投奔更便宜、更边缘的“临时栖息地”。但“城中村”改造的大幅推进，必然“抬高”租房者的“租金成本”，对当地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带来劳动力雇佣的压力。
在“城中村”改造中，除了“外来居住者”受到“外部性挤压效应”的影响之外，城市政府、开发商、村委会、村民之间是紧密互动的“直接利益博弈者”，政府和开发商可能“合谋勾结”以最大限度获取“土地开发增值”；开发商和村委会，也可能“合谋勾结”以私分截留补偿资金；村委会和村民团结程度越高，与政府和开发商的“谈判能力”就越强，赢得“城中村利益”的机会和收益就越多。
在城市政府的主导下，经过各种利益相关方反复的博弈协商，建构公平、公正、公开的利益协调和利益平衡机制，就是“改造工程”能否顺利推进并没有“后遗症”的制度性关键。这在全国各地的“城中村”改造的各种成败得失案例中可以得到佐证。
在“城中村”改造的历史进程中构建现代城市治理体系
随着中国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推进，相伴而生的城市化的“历史性加速”，“城中村”及其“城中村”问题普遍存在，考验着现代城市的治理水平和能力。“城中村”改造，成为构建现代城市治理体系的契机和机会。
“城中村”改造前，需要健全城中村的自治组织体系，选举公正廉洁的村集体组织和代表，完善村民利益的“组织化表达”机制，为顺畅的协商与谈判过程奠定良好的“自组织”基础。同时，需要中央政府协调和统一各种有关“征地和拆迁”的法律体系，各地政府制定具体的征地和拆迁的实施细则，为“城中村”改造提供协调一致的法律和政策支持。
“城中村”改造中，各地城市政府需要制定城乡一体协调的发展规划，制定社会资金参与“改造”的融资途径和运作平台，构建政府、开发商、村委会及村民平等沟通的利益协调机制。同时，开放公共媒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的途径和机制。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和民众多元参与、协同治理的城市治理体系，不仅是“城中村”改造工程顺利推进的制度保障，也是提升现代城市治理能力的制度体系保障。
“城中村”改造后，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城乡居民都能平等享有公平的权利保障，推进“城中村”居民一体深度融入“城市化”进程。在大幅增加政府公益性“廉租房”供应的基础上，降低“城中村租房”的市鲂枰和“村民建房动机”，消除“城中村”再生的“外部激励”，防止“冒进性的激进城市化”，遏制新一轮“要地不要人”的“城中村”蔓延。同时，在消除户籍限制、对接城乡征地补偿差别、消除外来打工者融入城市的各种制度门槛和制度限制方面，要有所作为。这有利于为新型城市文明的治理能力建设，奠定长久的制度体系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政治理论室主任）
【参考文献】
篇8
龙塘是融创中国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案例之一。2018年融创中国联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进驻帮扶，2019年全村脱贫成效检查通过，2020年帮扶成果移交，2021年融创宣布继续支持龙塘乡村振兴工作。曾经被千米海拔深山“封印”，大部分青壮年流失到广东、福建、浙江、北京打工，老幼留守、村落衰败、年关冷清的百年老寨，复活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图景实现。
融创中国之前积极参与了13省21村的帮扶工作，2021年又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并从龙塘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总结经验，在重庆中益乡、延安万庄等大量帮扶项目开展中进行补充迭代，归纳了基于企业责任和自身资源的融创乡村振兴模式：通过文旅切入，实现“四推动、五振兴”，切实助力乡村在产业、组织、文化、人才、生态维度上全面振兴。
1
以文旅带动一产、二产，打牢产业基础，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
农村穷，是因为产业弱。据统计，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偏高水平，意味着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产业差距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农户为了保障生活水平，不得不外出打工。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削弱了乡村的产业基础，尤其是在偏僻地区。
建立合理的产业体系，成为改变乡村现状，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之一。融创在龙塘村的帮扶过程中发现，此前因为交通闭塞，龙塘保留了良好的自然资源，且有完整的苗寨村落风貌和苗族的人文环境，具备做文旅乡村的基础。
而融创自身在文旅产业方面有技术优势和运营基因。因此，“文旅切入”成为龙塘乡村振兴的第一落点。融创依据龙塘自然人文资源，定制了观光游+苗乡生活方式深度体验的多层次文旅产品体系。
常年在雷山县城打工、老房闲置的村民文武家和另外一家贫困户的房子被融创与友成基金会帮扶项目组整体翻修，改造成荷塘雅苑、粮仓楼，做成了示范民宿。并因此带动了村里15户村民相继自发改造了自家老房子，开起民宿和商店。
融创又联合知名设计师孟凡浩建造了“龙塘山房”这一高端民宿IP，和村民家的民宿形成产品错落搭配。大体量民宿形成配套，龙塘的村容、道路、居住设施也得到规划、修整和升级，龙塘也具备了接待游客的前提条件。
改造好“硬件”，经过企业自身资源和平台导流，大量游客涌进龙塘和村民们一起过上苗年、鱼冻节。预计2021年全年，龙塘接待游客数量将突破万人，为龙塘带来三百万元左右的收入。有了客流和知名度，再加上文旅产业建立之后部分青壮年回归，龙塘的产业被真正激活。
在此基础上，融创联合友成基金会又对龙塘村产业进行了调优升级。一方面，支持龙塘的农业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协助龙塘打造“龙塘好物”自有农产品品牌；另一方面，通过消费扶贫方式，打通推广渠道，带动龙塘村合作社销售本地鱼酱酸、茶叶、玫瑰花等产品的市场化运转，形成可持续模式。
农村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的“博物馆”，像龙塘这样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不仅具有数百年历史，还保有有自己独特的技艺和文化习俗。因此，融创在龙塘挖掘苗乡非遗文化，通过技艺、技能培训打造“绣娘团”和扎染、苗绣等文化特色产品，搭建文化产业，增加龙塘产业体系的立体性和体验感。
建立产业体系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抓手。通过文旅切入带动一产、二产，龙塘形成了旅、农、文乡村“新三产”的跨界深度融合，用产业化思维推动了龙塘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产业带动，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并打造经营性收入、工资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多样化增收体系；另一方面，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安居乐业的乡村新生活方式；此外，还通过产业化运作，增加了公益触点，拓展了公益场景，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乡村振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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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人才支撑，推动可持续运营
2018年12月，龙塘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前在外打工、夏天才回村的文远胜看到村里的新变化之后，决定留在村里，加入合作社。文远胜的父母强烈反对，但他自己则异常坚定。
合作社组织开展了生态稻米种植和销售试点工作，文远胜和另外6名村民积极响应。今年他们种植的 6.9亩红米，5.4亩香米，预计产值可达11.7万余元。除了村里的经营性收入，种地的收入也提高了，又可以陪着家人孩子，文远胜的生活有了富足感。
组织村民开展生态稻的种植和销售试点，推动农业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之外，融创和友成基金会帮扶项目组还以合作社为基础，带动成立了非遗发展小组、社区应急响应队、导赏员小组、民宿发展管理小组等，通过一个人带动一批人，通过一批人影响一村人。
非遗工坊成立的时候，在外打工的潘晓芬也和丈夫回到了龙塘。她很快成为非遗工坊第一批参加培训的“绣娘团”成员。她们的蜡染、苗绣产品，现在已经成了村里的特色旅游产品。潘晓芬自己在今年也成了非遗工坊的负责人，开始培训更多年轻女性成为“绣娘”。
没有产业引不来“金凤凰”、留不住“能人”是以前乡村的痛点。现在的龙塘有了产业体系，人才能不能跟上、有没有成长空间、愿不愿意留下来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龙塘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在融创和友成基金会的指导下成立，之后又以合作社为示范，引导村民自发组织了各类经济、技能培训、文娱、公益小组。帮扶项目组还展开了一系列培训，这些培训包括了餐厅和民宿的运营管理、蜡染和苗绣的技艺技能学习、非遗文化和非遗产品的市场推广、生态农产品的种植技术，以及合作社等小组的管理知识和龙塘旅游产业发展的各项机制等等，逐步培养提升龙塘村民的运营和市场开拓能力，达到“授之以渔”的效果。
合作社资金互助小组也在融创与友成基金会的推动下成立。通过资金互助的方式解决村民在生产经营和生活提升方面碰到的资金问题，同时又将利息收入归还于龙塘，用于敬老社员的生活改善。
龙塘的生产、管理方面有了组织协作体系，过去农户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状况被改变，村民之间再也不是“小散”关系。通过生产经营管理培训、职业技能培养、资金互助，龙塘的村庄治理能力也得到提升，有能力的村民也可以在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发挥更大作用。村民有了成就感和可持续运营能力。
在中益乡，融创捐赠建设初心学院，联合清华大学开展党建引领、组织振兴工作。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重庆石柱远程教学站、清华大学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在初心学院挂牌，面向党政干部、企业管理者举办高层次教育培训，加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治理能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以初心学院探索“党建引领”，不仅让中益乡实现了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教学基地的模式也搭建了中益乡和校企资源的长期联结路径，形成了开放性的人才培养体系。
融创认为，乡村振兴模式中，产业是实现目标的路径，人则是一切的基础和源点，通过人才培养激活人的因素，才能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和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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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居环境，复活风俗风貌，推动人文宜居生态
乡村和城市的主要差距体现在现代化程度上，但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独特性，大量民风民俗和建筑风貌还带有文化的传承功能，需要被充分尊重，这是融创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原则性前提。
例如，龙塘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至今保留了大量传统建筑。全村285户中有苗寨吊脚楼200余座，其中一百年以上的传统建筑就有9座。村里还有大量古树和一口古龙井，每逢新年和嫁娶，龙塘人都会去古井挑水取一个好的寓意。
位于石柱县武陵山区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的中益乡，是土家文化的传承地。融创联合清华大学设立了非遗研培点，启动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针对本地百姓和相关爱好者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文化是乡村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失的精神内容和身份认同。融创认为，尊重乡村风俗风貌，才能达成乡村振兴的真正意义，实现乡村和城市的融合发展。
因此，融创在乡村振兴模式中，会先对乡村的资源和文化进行摸底和系统梳理，做因地制宜的文化激活，不搞标准化设计，不建“欧洲村”，不盲目推进现代化，重点做人居改造和历史人文特色景观带的打造。
在被帮扶之前，龙塘村委会主任文冲有一个心愿：改造之后的龙塘仍“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态，不走过于商业化道路，而是做成一个苗家生态核心博物馆。”
龙塘帮扶建设期完成并运营迄今的一年内，文冲的愿望实现了。龙塘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苗年、鱼冻节、吃新节等重要节日比以前更加热闹，游客们来到龙塘和村民一起跳芦笙、抓鱼、斗鸟、拔河、赛苗歌、斗牛，还喝上了村民自酿的米酒。住吊脚楼、深度体验龙塘的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最吸引游客们的旅游项目。
在重庆中益乡，融创根据村里的生态和历史文化，捐赠打造初心学院、毕兹卡里、中华蜜 蜂谷、伴乡原宿四大项目，带来了中益乡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一套绵延 6 公里的景观谷地在“乡村地文化渲染+旅游产业唤醒”理念中，复原了中益乡的土家文化和乡村文化，同时融入红色主题游，打造旅游体验和文化教育复合功能空间，让它成为了被激活的中国传统村落人文宜居新样本。
通过乡村振兴复活传统村落和文化，提供一个区别于城市的美好生活样本，这是融创做乡村振兴看到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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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教育帮扶，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推动下一代看见美好
乡村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但乡村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的差距却显而易见。因此，教育帮扶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教育扶智方面，融创将英苗培养计划带进大山，用教育的力量让龙塘的未来焕发生机，嫁接自身文旅及文化资源，打造“一进+一出+全面探访”的助学模式，更深度、长线地为龙塘等乡村的孩子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
针对乡村学校教育设施、教学器材等硬件和课程落后、信息“软资源”鸿沟两大方面的不足，融创一方面通过捐赠教学器材、改善学校设施，提升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募集网上名校精品课程，搭建英苗书屋，邀请部分师生代表走出大山体验外面的世界，开拓师生视野，建立信息获取渠道和意识；此外，融创还通过教育基金方式给具备特定条件的学校、学生提供更多维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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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对农业农村经济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强调实现工作导向的重大转变和工作重心的重大调整，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主要有乡村观光旅游休闲产业、“互联网+”农村电商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业等四大产业要发展。与此同时，聚焦农民问题一定要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各类企业，要帮助普通农民实现和市场的对接，要让农民在现代农业过程中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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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任务
紧紧围绕“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总体目标和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总体部署，按照“统筹协调、属地管理、联勤联动”的原则，在辖区国省道路、县乡村道路、辖区城市道路分级设置“路长”，构建责任明确、重点突出、协调有序、防范有力的交通管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辖区国省道路、县乡村道路和城市道路“一路一策”精细化管理水平，积极创建隐患治理成效明显提升、路面管控效能明显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升、交通事故明显下降、交通拥堵明显下降、路面违法行为明显下降的“三提升、三下降”示范道路。
三、工作原则
（一）坚持统筹协调。乡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统筹全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路长制”工作，指导各村委会落实工作要求，确保“路长制”各项措施要求落地见效。
（二）坚持属地管理。充分发挥党委政府为主体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将国省道、城市道路和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道路阻断等公共安全事件纳入应急管理体系，协调和监督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督促指导本辖区公安交管部门落实交通管理措施。
（三）坚持联勤联动。建立健联合执法、道路交通安全劝导、源头监管和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机制。
四、“路长”组织架构
结合农村道路和城市道路全覆盖的要求，构建“路长制”组织机构。各级路长岗位变动的，由继任者自动接替。
农村道路“路长制”。由乡镇主要负责人、派出所所长任“一级路长”，乡镇分管领导、包村领导、社区民警任“二级路长”，各乡镇交管站站长、乡镇交警中队中队长、包村干部、行政村主要负责人任“三级路长”。
负责线路：全乡乡村道路。
五、“路长”职责
（一）国省道路、农村道路、城市道路“路长”职责。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严格落实道路交通安全属地管理责任，主要承担“调查研究、统筹协调、指导检查和督促落实”四项职责，着重做好组织推动工作，推动基层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责任，主动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1.国省道路“路长”重点做好辖区国省道路监督管理，协调指导以县级党委政府为主体的国省道交通安全管理责任体系。指导各部门落实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严格落实“情指勤督宣”弹性勤务模式，强化对国省道路的交通安全管控。
2.农村道路“路长”重点做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协调落实“主体在县、管理在乡、延伸到村”的农村道路交通管理机制，指导农村“两站一室”、乡镇交警中队工作，落实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控措施。
3.城市道路“路长”重点做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实行定点勤务与巡逻勤务相结合，实现对城市道路的全方位管控。
（二）各级“路长”职责。
一级路长：负责召集“二级路长”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相关工作，协调跨乡镇、跨部门重大事项。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强化综合治理，积极指导创建“三提升、三下降”示范国省道路。
二级路长：协助一级路长健全乡镇际警务协作机制和交警、路政、养护、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气象等部门“一路多方”协作机制，建立常态化联勤联动和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跨部门重大事项；制定完善事故多发路段、安全隐患路段“一路一策”整治方案并组织实施；协调落实国省道路安全提示、精准诱导工作及服务区宣传阵地建设；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强化综合治理，积极创建“三提升、三下降”示范国省道路。
三级路长：协助二级路长完善恶劣天气、交通事故、严重交通拥堵、重大节假日等交通管理应急处置预案，组织人员力量、储备物资、救援设备保障到位，定期开展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水平。负责本辖区隐患排查治理、事故预防、路面秩序整治、交通应急处置、交通安全宣传等具体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村委会要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切实提高思想认识，要坚持属地管理，明确责任，抓住关键，突出重点，确保“路长制”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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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按照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6大方面、24项指标体系，立足全省前茅、力争全国上游，到2020年，建设水平综合得分达到85分左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其中，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3万元，年均增加10%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0%以上，科技贡献率达到65%左右，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70%以上，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达到75%以上，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100%。同时，城镇化水平力争达到60％。
坚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建设，释放三大活力、做好四项工作、实施五大项目。
（一）深化改革，释放三大活力
1、释放土地活力。在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的基础上，依托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完善各项功能，拓展交易品种，建成网络信息交易平台，实现乡镇产权交易所全覆盖，构建立足全市、面向全省，集信息、产权交易、资产评估和抵押融资等功能于一体的为农服务综合平台，提高农村要素资源利用效率。
2、释放经营活力。加大对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涉农协会的扶持力度；加强涉农协会体系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主体行为，实现经营主体互助发展、抱团发展、集群发展；开展示范创建，每年创建10个示范合作社和联合社、10个示范家庭农场，培育3个省级龙头企业。到2020年，力争新增2个国家级龙头企业，农产品销售总额突破100亿元。
3、释放服务活力。加快健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金融创新上，完成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谷农投为依托，加强与邮储行、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对接，探索建立“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经营主体”融资模式，五年内实现新增涉农贷款翻番；营销模式上，以发展互联网农业为重点，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和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试点，每年培育2个年销售额300万元以上电商示范企业，五年内电商销售额突破20亿元；科技支撑上，加快建设__农业“硅谷”，深入探索政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完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职业化培训机制，建立1000人的技术经纪人队伍、2000人的技术推广队伍；风险防范上，加强与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合作，建立“政府补贴、经营主体自缴、保险公司共担”机制，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
（二）统筹推进，做好四项工作
1、加快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步伐。扩大规模，持续实施“四个一”工程，重点打造设施蔬菜、苗木花卉、红枣和有机小杂粮的4个10万亩农业产业基地；提高品质，以开展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为重点，健全农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功能，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建成10个千亩精品设施蔬菜园区、10个现代化规模养殖示范场、1个万亩高标准水果种植基地和1个万亩高效红枣示范园区；支持品牌创建，重点培育中国驰名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加快优良产品向优势品牌转变，建成全省最具示范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2、加快推进农业一二三产相融。围绕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活三产，持续推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大力发展“第六产业”。以乡村旅游为重点，打造“谷色古香、养生__”品牌，发展生态农业、都市农业、养生农业，娱乐农业，实现旅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翻番，建成全省最具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3、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为重点，实施完善提质、农民安居、环境整治和宜居示范四项工程。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90%的村生活垃圾得到处理，无害化处理率达到50%以上，创建高标准宜居示范村50个，成为全省最具代表性的美丽乡村。
4、加快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扎实开展市级农村治理法治化试点工作，厘清乡村权力、责任清单和村民权力义务清单，加强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做好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两篇文章，实现法律宣传、法律顾问和人民调解全覆盖；完善农业农村相关
规章制度和村规民约，依法规范各类主体行为，将“三农”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三）引领带动，实施五大项目
1、____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园区。依托金谷农投和__农大，5年内完成投资10亿元，占地1万亩，建成以综合服务中心、大学生创业园、农业科技创新园和现代农业示范园为主的“一区三园”；完善脱毒快繁育苗工程中心运营机制、建成生物技术工程中心，打造全省资本农业、科技农业展示区，占领全省优势农业制高点。产值实现20亿元、带动就业2000人、辐射周边县市农户1万户。
2、__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以__省投资集团为主体，投资30亿元，占地1200亩，建设期货市场、产业孵化中心、精深加工基地和网络交易平台等项目。通过5年时间，建成中部六省最大的集农产品展示展销、物流配送、检验检测和精深加工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经济体，建成全省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实现农产品年吞吐能力50亿公斤、利润3.7亿元。
3、精品苗木基地。以森禾种业为主体，投资1亿元，按照“园林园艺化、户外家居化、苗圃公园化、农业娱乐化”的理念，建设千亩精品苗木基地，带动__乡、__乡两大苗木基地提档升级，加快产业链条向前、后端延伸，提高产业附加值，整体提升苗木花卉产业发展级次，引领未来苗木花卉发展方向，建成全省最具规模的精品苗木基地。
4、南山生态修复综合提升项目。投资2亿元，持续开展边山一线的生态修复，带动乡村旅游景点、养生养老基地建设，5年内，完成投资20亿元，建成30个乡村旅游景点、10个生态庄园和以__文化养生健康城为重点的5个养生养老基地，使__成为全省最具发展活力、最具文化张力、最具和谐魅力的生态经济县和休闲度假区。
5、__金谷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发挥产业基金公司作用，丰富基金品种，与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发挥担保公司作用，有效解决农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探索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投资模式，成为辐射__乃至__的综合性资本平台。
尽管__的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效，但要全面完成试点任务和“十三五”三农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在土地、科技、风险防范等方面仍有诸多制约因素。
（一）在土地上，建议加快建立省级土地流转交易网络平台，出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具体实施办法，确保农民“失地不失利”；出台针对农业各类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规模和配套基础设施所需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办法，有效破解各类经营主体做大做强的土地瓶颈问题。
（二）在科技上，建议构建省、市、县三级资金统筹机制，支持__县在互联网农业上开展示范，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互联网+物流网平台，建立农产品大数据库，构建全链条式的科技服务体系，预测市场趋势、降低农业经营风险。
（三）在农业保险上，建议建立省、市、县三级统筹的保险风险基金和补贴政策，以我县为试点，扩大涉保品种覆盖面，提高赔付额度标准，推进种子种苗保险、政策保险，探索价格保险。
（四）在人居环境改善上，建议推进分布式能源建设，构建农村垃圾收运处理体系，避免二次污染，提高农产品安全水平；推广燃气式分布式能源，解决电价偏高和供热措施不足的问题，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现代农业测评主要指标注释
1、现代农业示范区综合得分：等于或高于75分为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阶段。
2、高标准农田面积：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值为75%。
3、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90%。
4、科技贡献率：2014年全国为55%，农业部韩长赋部长讲话中谈到，到2020年全国为60%。
5、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0%。
6、畜禽规模化养殖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80%。
7、农业标准化水平：即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50%。
8、农业产业化水平：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7:1，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3.5:1。
9、农业组织化水平：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5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5%。
10、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
11、财政支持水平：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0%。
12、金融投入水平：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费收入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值），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5%。
13、粮食生产水平：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幅度，基础目标值为2%，发展目标值为3%。
14、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值为100%。
15、农民收入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3000元，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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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据2007年统计，全市化肥施用量为519946吨，农药有效含量使用量1532.23吨，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为2977.07万亩次，远远超过安全上限。此外，化肥、农药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由于我市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推进村种植业生产水平相对较高，此类污染十分严重。
设施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农膜年使用量4733吨，其中地膜3096吨，使用面积47329公顷。农膜回收率仅为35％。此类污染在发达地区尤其严重。
2、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造成人居环境污染。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新镇、新村、新房”建设中，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镇只重视编制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忽视了与土地、环境、产业发展等规划的有机联系，规划之间缺位或不协调，农村聚居点则缺少规划，使城镇和农村聚居点或者沿公路发展，形成马路和带状集镇，或者与工业区混杂。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则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
3、乡镇企业和集约化养殖场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工业污染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直接污染的危害。
与乡镇企业存在类似污染问题的是，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集约化畜禽养殖，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另外，农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体废弃物，大量承载了工业污染的转移，导致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我市污灌面积已达20余万亩，约占总灌溉面积的10％。
二、我市农业环境污染的本质和成因
1、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我市环境管理体系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3、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4、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农业环保政策、机构、人员以及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
三、我市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
1、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基本制度体系
目前我国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因此，应从环境立法的角度入手，制订农业生产、污染物排放与控制等方面的环境标准，规定各级政府和环保、农业等相关部门的环境法律责任；其次，要对农村环境建设和污染治理提供政策扶持，在征地、用地、税收等各方面给予优惠，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投入与收费机制；第三，要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环境法律制度应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保“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以加强预防性环境管理，强化管理环境的经济手段。
2、突出农村环境保护规划的先导作用
将农村环境保护体现在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计划和规划中。在地方规划中应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县域环境保护规划的重点内容应是环境功能区划和环境保护控制性规划，有条件的应编制县域环境容量规划。通过编制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工业园和畜牧园区规划，逐步实现人居环境和生产环境的分离。按照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原则，注重区域环境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协调。
3、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和农业科技推广模式
解决农村面源污染的根本途径是改变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首先，要大力倡导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生态农业是农业循环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各县市区要因地制宜发展各种合理、高效、协同、循环的生态农业模式，通过发展生态农业调整优化农业增长方式，避免农药、化肥带来的面源污染，达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其次，要加强绿色农业栽培等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农村推广体系的重建，在农药、化肥禁止使用方面加强国家的强制性。
4、加强农村污染治理的集中化和市场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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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坚（以下简称“王”）：现代应急救援体系的标志，一是要上升到国家和社会的层面;二是要以法治为基础。2003年，我国提出应急救援体系要建立“一案三制”。2007年11月1日，我国正式颁布实施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十报告提出，强化公共安全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之一，要求建设更加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现代应急救援的基本要素和特征为：国家意志、法律法规、政府行为、企业责任;“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生命至上”和“不抛弃、不放弃”的现代应急救援理念，应急救援的红线是安全施救、拯救生命;“成建制、专业化”应作为投送救援力量的基本技战术指导原则，也是建设应急救援队伍的基本经验;“高技术、信息化”是安全救援、科学施救的基础，是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的根本保证;“科学、及时、统一、权威”的宣传报道，必须把握舆论导向的主动权。
此外，现代应急救援的基本要素和特征还应该包括：民间组织、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市场化运作机制等。比如美国的应急救援的硬实力，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救捞船等相当于我国的10～15倍，但是仅承担了应急救援任务的4%，其他96%都是商业化运作，靠社会救助或政府购买服务来实现。
2010年3月28日14时30分许，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一起严重透水事故，115名矿工被困井下，公安部、国家安监总局、交通运输部和中国民航局等应急联动机制成员单位协调配合，迅速开辟绿色通道，救援队伍和装备千里驰援，6 000名专业救援力量，近700套设备及时到位、迅速展开，经过8天8夜，被困的115名矿工成功获救生还，成就了矿山救援史上的一个奇迹。这起事故的成功救援，体现了现代应急救援的特征，也很好地体现了国家意志。
2013年3月29日，自治区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斯布村普朗沟泽日山发生山体滑坡自然灾害。、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国务院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应急预案，现场组织指挥，调集当地驻军、公安消防、中央企业、民兵、医务等救援人员4 600余名，大型工程机械及车辆200余台、搜救犬15条、雷达生命探测仪15台，投入抢险救援，是现代应急救援的经典战例。
记：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应急救援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王：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创新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应急处置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急救援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地处置突发事件，已成为治理国家能力的标志。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危机处理和应对能力将成为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成熟的执政党必须有系统的应急理念，合格的政府必须有高效的应急构架。国家安全生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应急救援体系。
记：2012年4月12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国家和区域矿山应急救援队建设的意见》，要求建立7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和14支区域矿山应急救援队。请问这一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还需要在哪些地方进行完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中还存在哪些不适应问题？
王：目前，国家、地方和企业累计投入30多亿元，建成了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开滦队、大同队、平顶山队、鹤岗队、淮南队、芙蓉队、靖远队，配备了排水、钻探等一大批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的救援装备，有能力承担起全国各大区域内以及跨区域重特大、特别复杂矿山事故的应急救援任务。
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与国外先进的救援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在以下6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从国家队的建设情况看，硬件是投上去了，但是它的职能建设、能力提升还没有和国际接轨，差距较大。以前人工救援看重的是一线队员的技术战术能力，现在的救援要看后方的科技能力支撑、技术的配套。第二，我们现在的应急救援建设还是要把路子走开，既要强调专业化，又要淡化事故的分类，建立大安全格局，走“大救援”的路子。第三，理顺体制机制。我们现在的救援队依托企业，有一个悖论就是，企业遵从于《企业法》，依法生产经营，终极目标是盈利。但是，要要求他们承担社会责任，而指战员本身是企业的工人，工人的立场就是依法依规，按照规章制度操作，提高预防事故的能力，发生事故以后自救互救。这个时候，凭什么要求救护队员往火海里冲？这个体制问题需要加以解决。第四，追上信息化、数字化的步伐。比如澳大利亚的应急训练就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进行，把一些信息化、数字化的科技装备移植到里面，使训练更贴近实战。第五，如何做到救援中怎么作战就怎么训练，怎么训练就怎么比武。我们配备了很多训练装置，但是怎么把它们用起来，这也是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第六，应急救援知识的普及还没有深入人心。现在全社会整体上缺乏危机意识，专家们喻为“高风险的城市，不设防的乡村”。怎么样普及应急知识，很生动地把这些知识教给别人，这方面现在做得还不够。
此外，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中存在的不适应问题：对应急管理工作认识不足，应急救援能力关系执政能力的认识刚刚破题，总体上认识还不够，摆位还不够;全社会普遍缺乏危机意识，员工自救互救能力不强;应急救援队伍的体制、政策不健全;应急预案与应急处置脱节，响应不及时等。
记：我国应急联动机制是如何建设的，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的建设重点内容是什么？
王：中国政府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和创新体制机制，自上而下建立了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和多层次、全覆盖的应急联动机制，以提升处置重大事故的能力。我国应急联动机制在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下原则：生命至上、统一协调、提高能力、科学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