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人力资源问题认识
当前，我们所倡导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站在系统和全局的角度来处理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在人资工作中将范围进行了定的扩展，从而使其成为企事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股力量。这项工作必须要以企事业的发展方向和愿景为基础，充分的结合企事业自身的文化，采取有效的措施在短时间内就提升企事业的经营和发展水平，从而更好的去推动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和发展，此外在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应该和其他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结合在起。在企事业单位发展的过程中，每个部分都能涉及到人力资源管理。所以在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予以建设的时候就必须要保证和其他的系统充分的协调性和和致性。企事业单位的人资部门通常就是通过个平台来对其他系统予以调整和控制。所以人力资源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建立起个科学合理的制度，这样才能让其他系统正常的运转。企事业单位的人资部门在工作中主要就是对其他系统和部门进行定的监督，从而更好的实现人资管理的效果，确保当中的每个部门都能得到最公正的待遇。
二、以经济师经济学为基础的人力资源问题
(一)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
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相比尤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开发和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有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充分的发挥出其自身的作用和价值。但是很多企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建设当中对这点都不是非常的重视。很多时候在物质条件上并不是很好，所以无法留住优秀的人才。还有部分在薪酬结构上不是非常的合理，这样也就使得员工的薪酬和绩效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员工的积极性受损，所以很多员工纷纷跳槽。
(二)缺乏良好的竞争与考核拮施
当前，很多企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都没有建立起个科学的竞争和考核机制，在考核的过程中过分重视员工自身的政治素质，但是在技术水平上并不是非常的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使得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和市场的建设不吻合，此外，在人资监督的过程中，没有非常好的监督机制，这都严重的影响到了人资的建设和发展。
(三)理念落后
我国企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在管理理念上已经不能充分的满足当今的市场需要，人力资源建设的过程中粗放式较多，随意性非常强。很多企事业单位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源都不能有个科学的认识，人力资源管理中并不能用合理的方式去对人力资源实行管理，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原有的约束和管理方式来对其予以引导，这样来也就使得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无法发挥，此外还影响到了企事业单位的健康发展。
三、以经济师经济学指导人力资源实践
(一)树立发展新理念，增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人力资源正在进入个全新的阶段，所以人们也将注意力放在了高新技术人才的任用上，所以，以经济是经济学的原理来建设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对企事业单位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在这过程中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升员工的个人素质，此外还要建设支高素质的队伍，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该充分的应用新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提升管理者的素质和水平，创造更多的竞争优势。
(二)重视市场全新概念，培育核心竞争力
企事业单位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建设，此外还要对技术予以创新，如果个企事业单位要想更好的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就必须要对核心技术予以创新和完善，然后再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让其形成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此外企事业单位文化的建设也是经营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个环节，企事业单位对文化、对自身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的核心竞争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还要在这过程中更加科学合理的建立制度，为企事业单位的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制度保障。
(三)更新人事观念，把人力变成资源
首先，要做好管理者角色的转型工作。对个企事业单位来说，如何让员工在知识冲击和经验逐渐贬值的情况下，不断跟上时代、增强竞争力，是现代企事业管理层以及人力资源部的一大考验。通常来说，文凭也许在应征工作的时候用得上，但此后，人的思想、处事方式以及工作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最后，要以人为本，全面实行岗薪工资制，以岗定薪，岗变薪变。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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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个分支。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是两个概念。行为是人的身体的物理过程之统称，而行动则是与行动者的意识不可分的。“行动是目的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由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行为；它指向明确的且的，并以关于特定手段之适合性与否的观念为指导。”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是选择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学的话，就始终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作为人类行动科学的分支，经济科学是对人类行动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对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的数学分析。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实证主义方法对于经济学的不适应。实证主义的本质是泛物理主义，它企图把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一切领域。在米塞斯看来，这一目标，无异于“取消人类行动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无法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如果不参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人的行动说出任何东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认知原则运用于人类行动问题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评判的工具……价值判断不可能由实验者的观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学语言的基本句子(描述直接经验或知觉的命题――笔者插注)所描述。”人类行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即是狄尔泰和韦伯所定义的理解，即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价值判断，涉及的是目的的选择以及借以达成这些目的之手段的选择，涉及的是对行动结果的评价。”
米塞斯认为人类行动科学有两个分支：历史学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praxiology)。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解性的经验科学，而人类行动学则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先验性的演绎科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离开历史学的研究，但经济学理论本身则属于人类行动学。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并不是多少带有推测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演绎。经济学法则不是经济归纳的结果，而是从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ly of acia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经验的所有结构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演绎和推导出来的经济法则也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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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过程的反经验主义倾向
1.阿尔都塞严格区分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认为认识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单还原为现实对象。他尽管承认现实对象是认识对象的绝对依据，并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认为现实对象在认识之前和认识之后都保持不变，但对现实对象的认识随着认识对象的变化而深化，并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现实对象是认识对象的最终依据，但“对现实对象的认识的深化要通过理论加工来完成，而这种理论加工则必然要对认识对象发生影响，因为这个加工仅仅同认识对象有关。”[1]80可见，阿尔都塞反对把认识对象等同于现实对象，认为认识对象是思维的产物，因此他是反对机械反映论的，某种程度上坚持了的能动反映论。阿尔都塞同样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发，强调“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通过分析后认为“现实的思维和现实的概念以及思考、理解现实的一切思维活动都属于思维的范围、思维的要素”[1]95。阿尔都塞告诫我们：不应该把思维的范围和思维的要素同现实的范围和现实的要素混为一谈，同样，被思维的具体属于思维而不属于现实。认识过程是一个对表象进行加工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因而，认识的关系和现实的关系有根本的区别，如果不注意区别就会陷入各种唯心主义。“如果我们象黑格尔那样把现实和思维混为一谈，把现实归结为思维，把现实理解为思维的结果，那就会陷入思辨唯心主义；如果我们把思维和现实混为一谈，把对现实的认识归结为现实本身，那就会陷入经验唯心主义。”[1]95这两种唯心主义把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现实具体和思维具体不加区别，它们是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对对象的镜子式的反映，彻底成为现实的俘虏。意识形态并不生产自己的对象，它提出的只是自身包含着答案的问题。“在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反映作用下，这个总问题像在镜子中一样被反映在这个问题的既定解答中[1]131。
2.阿尔都塞在区别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的基础上，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整体观和历史观。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实际上是思辨唯心主义，它所谓的历史也就是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而又回复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同时，黑格尔的整体是思辨的整体，因为自然界、人类社会是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环节，而在每一环节上，绝对观念是原本，各个环节是副本；一即万有，万有即一；绝对观念是本质，各个环节是现象。因此，黑格尔的整体和莱布尼茨的整体是相同的，这种整体是表现的整体，这种因果观也就是表现的因果观。阿尔都塞坚决反对这种整体，因为“这种整体的各个部分彼此之间存在默契，其中每个部分都是整体的部分”[1]106，这种整体决定了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时代的同质连续性和时代的同时代性。黑格尔的整体观和历史时代概念反映出社会整体的各个环节――政治的、经济的、美学的环节之间存在着统一的联系，而阿尔都塞强调结构的整体，并认为马克思的整体是不同于黑格尔的整体的，马克思的整体“是由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1]108这种层次有各自特殊的节拍和规律，但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统一的整体。因而，阿尔都塞认为，只有认真地研究社会整体的结构，并从社会整体的概念出发，才能建立的历史时代的概念；也只有在这种历史概念中，社会的整体得到了思考。显然，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和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有着质的区别，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是意识形态的，而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是科学的；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强调的是时代的同质连续性和历时性，而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强调时代的断裂性和不连续性。因此，阿尔都塞反对葛兰西把归结为历史主义（即使是绝对历史主义），也反对葛兰西把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方法论。
阿尔都塞同卢卡其、施米特、科西克等西方者一样，是从马克思后期的经济学著作入手解读哲学的。阿尔都塞首先通过阅读《哲学的贫困》，认为尽管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概念，但这一批判不是真正的批判，并且马克思在当时并不能完成真正的批判，因而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好象马克思成了绝对的或激进的历史主义。可是这样一来，马克思同斯密和李嘉图的关系就可以被看作黑格尔和古典哲学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功绩就在于使李嘉图黑格尔化、辩证化，也就是说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思考已经构成的内容。”[1]101同时，把马克思设想为绝对的历史主义就会产生必然的连锁反应，从而把马克思的整体降低为黑格尔整体的变种。“这种整体观和历史观实际上是黑格尔主义的继续，虽然有某种程度的说服力，但最终不免要模糊掉或取消各个层次之间的现实差别。”[1]150葛兰西把归结为绝对历史主义就是忽视了理论同先前一切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否认了的科学认识的性质。同时，葛兰西没有注意区分哲学和历史理论，象黑格尔一样，哲学成了哲学史。因此，“哲学没有了自己的对象……就归结为单纯的‘历史方法论’，也就是归结为单纯的历史性的历史的自我意识，归结为在现实历史的现实存在的一切表现中对这一现实的反思。”[1]156
二、实践观上的唯理论倾向
1.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除了承认的经济实践、技术实践、政治实践外，还存在意识形态实践和科学（理论）实践。既然认识对象不是现实对象、经验对象，那么认识对象究竟是什么？阿尔都塞说，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理论实践的过程，因而认识对象仍是抽象概念。“实践一词就其意识形态（唯心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含义来说，只不过是镜子中的映像，理论的对立概念。”[1]59阿尔都塞反对斯大林哲学体系中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法，认为“即使在实践一词的前面加上社会的、具体的、人类的等一系列的限定词，也不能改变这种实践的意识形态性质。这种实践主义没有在对手的领域建立自己的基地，不得不降低到对手意识形态的领域同其战斗，但是“实践主义同唯心主义的认识理论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样，只是追求一种保证”[1]58。因此，阿尔都塞要求建立理论和实践的新概念，要求建立科学的实践观。当然在一般的意义上，阿尔都塞是同意实践观。“关于实践，我们一般指的是任何通过一定的人力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成为一定产品的过程。”[2]139可见，阿尔都塞也承认生产实践是实践的主要形式，同时，他认为除了马克思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还包括改造社会关系的政治实践，它的特点在于“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原料加工成一定的产品（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也包括加工各种不同的“意识对象”的意识形态实践，还有产生一定的科学认识的理论实践。阿尔都塞尽管承认社会存在着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的实践、技术的实践和科学的实践（理论的实践），并且后几种实践都最终依附于经济实践，但这些实践有相对独立的形式，特别是理论的生产是一种独特的实践和严格意义上的实践。“我们认为，被人们共同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在其‘最纯粹的’形式即表现为仅仅是推动思维力（例如数学和哲学）与具体实践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形式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即科学的和理论的实践。”[1]59这种理论实践，它有自己加工的对象或原料，同样生产出对象和认识，这种实践不同于一般的非理论的实践。
2.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区分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是理论实践的结果。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这种理论实践的结果，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对象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对象，马克思是通过理论革命产生了科学，而科学同以前的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断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彻底的，它不仅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提出问题，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本身提出问题，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1]182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具体对象等同于认识对象，以经济事实作为自己的对象，并且把经济事实作为绝对的、既定的存在，自身的存在，而马克思针对这个既定对象进行了批评，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只不过是它的既定的对象的要求的镜子式的反映。”[1]183因而，它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而不是科学。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的，它认为生产取决于主体（人）的需要，“因此，主体作为有需要的主体，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商品的交换者和使用价值的消费者承担主体的活动的。因此，经济现象领域在原因和目的上都是建立在被人的需要规定为经济主体的人的主体的总体基础上的。”[1]188因此，政治经济学结果是承认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永恒存在，造成经济现象的同质空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本学。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建立了一个新的问题结构，使用了特别是使用“使用价值、价值、劳动力、剩余价值”这样的新的概念和术语，重新规定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现了巨大的理论革命。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地规定了使用价值、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并对前二者进行了区分，这是马克思提出的新的术语和新的对象，阿尔都塞还引用恩格斯列举的化学学科中术语的变化的例子，说马克思的这些术语是和普通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是不同的，但同时认为恩格斯囿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低估了马克思术语革命的伟大意义。阿尔都塞以剩余价值为例，着重说明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对象同古典经济学的决裂。阿尔都塞同意恩格斯对剩余价值概念意义的评价，认为斯密和李嘉图已经认识到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实质，尽管他们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和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虽然剩余价值已经完全被古典经济学生产出来，但是他们没有生产出剩余价值的伟大概念。剩余价值概念和理论的出现犹如“晴天霹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理论明显地标志着马克思的独创性……恩格斯毫不犹豫地提出了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认识论断裂的真正问题。”[1]171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创新的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断裂，这一断裂引起了马克思在历史科学和哲学中所建立的总问题的革命。“这一名词（剩余价值）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1]167显然，马克思《资本论》对象是同古典经济学的对象截然不同的，马克思的对象不是现实对象而是抽象对象，因而马克思的概念就不是具体的经验概念，而是抽象概念。马克思的概念是“生产”出来的，是科学抽象的结果。“科学思维对这些抽象进行加工是为了在加工过程中得出与最初的抽象不同的抽象，而这些不同的抽象是在使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区别开来的认识论的断裂中得出的，因而这些不同的抽象也是全新的抽象。”[1]98
3.理论实践是自身的标准，不需要外部的实践来检验。阿尔都塞如此注重理论生产的相对自主性，结果必然在实践标准上走向了唯理论。阿尔都塞反对经济主义把实践和理论二分的做法，并反对以目的的符合来检验真理，认为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在玩弄实践标准。那么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有没有标准，理论实践结果的正确性靠什么来检验呢？“理论实践就是它自身的标准，它本身包含着确证它的产品合格的明确记录，也就是说，包含着科学实践的产品的科学性标准……科学一旦获得真正的确立和发展，它就不需要通过外部实践来证明它生产的认识是否正确。”[1]60比如数学定理的正确性应由数学理论自身来证明，不需要它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来证明。“同理，理论是正确的，所以它才能够得到成功的应用，但并不是它得到成功的应用才是正确的。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所产生的认识的‘真理’的标准是由它的理论实践本身提供的，也就是说，是由它的可检验性提供的，由保证这些认识产生的形式的科学性提供的。”[1]60很明显，阿尔都塞的真理标准和斯宾诺莎的真观念标准一样，他们的总原则是理论只需要靠理论自身来证明，无需理论以外的东西去检验，这就陷入了黑格尔所谓的恶的无限。理论如果最终不通过实践来检验，那么它的正确性就不会得到证明。显然，阿尔都塞的实践观和实践标准是非的，它有明显的唯理论倾向。
正如阿尔都塞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的《资本论》实现了伟大的理论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同以前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决裂。固然是科学，但它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科学，因而也只是相对真理。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具有开放性和彻底的革命性、批判性，同时作为一种理论也受要到实践原则自律性的制约，因而自身也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发展。阿尔都塞的唯理论倾向势必把绝对化和教条化，结果是走向了与人本主义相反的另一条错误的道路。
篇4
一、引言
理性是经济理论和管理决策理论的基础性概念。理性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即在人的意识中能以数理逻辑表达的思维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体现出人之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一种能力。理性是人类主体意识的标志，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性的能力。具体地说，理性是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理论和学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合理解决问题的能力［1］。
自从经济理论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2］。在古典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角度，进一步完善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基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了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理论分支，分析视角逐渐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拓展到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或非理领域，并与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等其他科学相互交融。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博弈论不仅沿袭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且进一步要求“目标—手段”之间的一致性，即过程理性。传统博弈理论的理性概念将现实世界中人类复杂的互动行为加以高度的抽象和规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数学模型进行演绎推理，分析人类冲突与合作行为达到的均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实验博弈和演化博弈等分支领域，逐渐放宽传统博弈理论中行为主体完全理性的核心假设，转而研究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互动行为。理性概念不仅构成了博弈均衡的分析基础，而且根据理性假设的不同限制产生了博弈论的理论分支。因此，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核心地位。自20世纪40年代博弈论学科诞生以来，许多著名的博弈论学者如纳什、海萨尼和奥曼等人，在各个博弈论分支领域不断深化和丰富着人类互动行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第三节分别剖析了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第四节分别从均衡概念的形成和各理论分支的基本假设等角度，论述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二、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
在哲学意义上，理性概念包含着如下四条基本原则：第一，人们只接受经过彻底的、批判的考察证据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真理的产生途径只有两种：实证法和演绎法，“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第二，现实是可知的。因为现实世界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人类从理智上可以理解的结构。该原则将理性与命运说和不可知论等哲学观点分开。第三，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人的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说，“一些问题困扰着理性，而理性则无法避开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理性自己的本性强迫理性接受的，理性必须回答；但是，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理性力所能及的范围。理性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此种困境的，而是由于理性的界限”［3］。第四，实践理性，强调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正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构成了传统博弈理论大夏的基石：理性的行为主体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具有理性的能力使得给定参与者对外部环境的信念后最大化自己的报酬。
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理性就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动下，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思想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乃至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形态。
1古希腊时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3］。古希腊时代的理性开端于自然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具有自我意识，具有反省和认识自己的能力，这种意识和能力即为理性。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其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最真实、最普遍的某些知识、原理、观念或理念，其他知识都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的推演，人们学习和得到知识的过程，就是灵魂逐渐“回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将数学证明方法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为演绎逻辑。
2近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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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篇6
在本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IPE)界曾掀起一场大讨论，议题是关于IPE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的差异和优劣，以及这两派间是否存在“架设桥梁”[3]开展对话的可能性。这场大讨论由美国IPE学者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发起。他于2007年发表了论文《跨大西洋分歧：为何英美IPE学派如此不同?》[4]，随后在2008年出版了专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在这些著述中，科恩明确划分了IPE的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并对两派的优劣进行了深入剖析，就此拉开了这场跨大西洋大讨论的序幕。紧接着在2009年，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5]把当年的首刊作为特刊专门探讨这个议题，这标志着IPE的英美学派之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本次跨大西洋大讨论有力推动了英美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聋子间的对话”[3]状态。
自此以后，英美学派差异就成为了IPE研究中无法绕过的话题。本文主要探讨英美两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并以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学术传统作为切入点，拟对该议题提供新的认识和见解。
2 英美学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
IPE英美学派的差异众多，本文主要关注两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
2.1 研究范式差异
在研究范式上，英国学派趋向多元，包容性更强，而美国学派则相对单一狭窄。此外，英国学派具有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学术传统，能对不同学科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包容并蓄。而在美国，至少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自由主义学派就开始长期占据主导。
英美学派研究范式差异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持有不同态度。在英国，一直是IPE研究的重要学术思想来源，阶级关系常被当作研究权力与财富互动关系的分析工具，很多著作都体现了“资本作为一套社会生产关系的概念”。[6]因此，始终是英国学派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与此相反，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在美国却遭到长期漠视甚至不予置信。按照科恩的说法，在美国，“处于受人尊崇的主流学术研究之外”。[4]究其原因，这主要由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学术传统所决定。
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看，虽然英美两国都经历过“体系变革”危机，但是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都截然不同。英帝国的崛起发端于工业革命，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虽开始加强，但是彼此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并不深。而在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主流学说，因此学者们自然倾向于运用这些学术思想来解释世界体系的变化，且这种学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而美国所经历的“体系变革”时期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其表现是众多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存在，美国通过这些国际组织维系全球秩序。此外，当时世界深处冷战危机，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学者的学术范式选择。再次，美国的霸权虽然遭到挑战，但是其霸权地位并没有被它国取而代之。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美国的学术研究范式一直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主导。而，自然被隔绝到了主流的学术路径之外。此外，英国对于美国取代其成为世界霸权的心态非常复杂，所以科恩指出：英国学术圈存在“故意与美国唱反调的心态”[4]。
另一方面，英美两国的学术传统也不同。首先，IPE在英美两国的学科归属不同。在美国，IPE隶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IPE的初创期，政治学家们尝试运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美国IPE所关心的议题如权力与安全，都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关注点一致。与此相反，IPE在英国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与国际关系平行的学科。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苏姗·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甚至认为，国际关系应当隶属于IPE，而不是恰恰相反，因为英国的IPE研究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知识，有着更为丰富的学术内涵。正如本·克里夫特(Ben Clift)和本·罗森孟德(Ben Rosomond)所说，“(IPE的)多学科性意味它并不紧密依附政治学科的传统。行为主义革命在英国，从没有像在美国一样站稳脚跟”。[7]
此外，在英国，关于政治与经济互动性研究的传统早就存在。十八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道德哲学的研究，都是英国IPE的重要灵感来源。政治与经济的勾连，以及对世界进行描述并做出价值判断，对于英国学派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帝国主义》的作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AtkinsonHobson)很好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霍布森赞同拉斯金对(新古典主义、边际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控诉，认为“把‘财富’，‘价值’，‘利润’这些名词仅限于商业领域使用，是蓄意和系统化地贬损了这些名词真实和已被认可的意义。”[6]他认为，政治和经济关系错综复杂，根本不可能对政治与经济进行分离和专门化研究。霍布森完全反对“当前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专业化了的政治科学。”[7]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正是通过这些学者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这也是斯特兰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重新发现”或者“重新强调”的政治经济学传统。
要理解英国IPE学派的特有传统，还应当把它置于英帝国衰落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同克里夫特和罗森孟德所说，“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关于英国经济的争论都是与帝国的衰落交织在一起，(这些争论)是为了总体的英国经济和具体的英镑，在这个过程中找寻一个合适的角色和定位。”[7]因此不难理解，英国的IPE研究特别注重国际和国内因素的紧密勾连。斯特兰奇后来延续了这种研究路径，并将它用于对英镑的研究。而斯特兰奇本人作为IPE英国学派的奠基人，她的研究路径选择也对英国的IPE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在美国，由于IPE从创立以来就隶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其研究视野也受到了学科限制。美国IPE更多关注的是公共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对于跨学科研究也并不热衷。此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由于担心纯经济学的研究会受到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有意摒弃了对美国霸权衰落的研究。与此同时，越战暂时缓和了美苏关系，政治学家得以把注意力转向衰退中的美国经济并因此创建了IPE的美国学派，而其方法论也和其他社会学科一样，受到了当时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现今，自由主义学派始终占据主导的根本性原因，是因为其学说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在全球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
2.2 认识论差异
认识论关乎研究方法和认知立场，双方的本质区别在于：英国学派主张多科学的兼容并蓄，而美国学派则倚重科学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依靠演绎性逻辑和致求精简的形式化建模，把事实还原为基本要素。”[8]此外，在方法论层面，英国学派长于质性分析，强调规范性，更关注整体性的理论构建;而美国学派则偏好量化研究，更关注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理论建构。
英美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科学研究是否应当遵循简约的原则。英国IPE学者认为美国学派的还原论方法排除了太多因素，这些因素对于理解政治经济的动态相互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实现简约而牺牲了描述性的事实和可信度”[3]。而美国的IPE学者则认为，英国的IPE研究过于偏重体系及历史性分析，阐释性太强，且因为过于包容万象而丧失了研究重点。
此外，双方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英国的IPE研究一开始就注重从其他学科吸收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而美国的IPE研究从二十世界九十年代的第二代IPE学者开始，在研究方法上趋于单一。而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叶前，美国IPE也是以其丰富的方法论著称。但是，当政治科学家们设置了IPE的研究议程后，在研究方法上却偏好使用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热衷于实证分析，形式化建模以及对于经验数据的系统性搜集和评估”，被贴上了“蹒跚学步的经济主义”[7]的标签。
美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发生了转向，可归结为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大学里的学术训练更偏向量化研究。其次，美国社会科学的期刊编辑们对于数理与统计技巧更为偏好。再次，经济学的复杂公式和形式建模总让外行望而生畏，因此在解释经济学现象时，政治学家们总感到力不从心。还有，经济学在美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经济学因其善于以小见大而被尊为“统领社会科学的国王”[9]，正因为如此，美国的IPE学者也想运用“硬科学”的建模来增强IPE分析的形式力度，降低政治分析过程的不确定性。按照科恩的说法，这是因为“IPE的专家们也想赢得尊重。”[3]因此这种“仿效式科学主义”[10]的方法也得到了重视和强化。
英美学派对待价值判断也持有不同态度。美国学派认为研究者应当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而英国学派则认为价值判断必不可少。在英国学派看来，研究者理当置身于研究对象之中，发现问题并匡正错误，以此不断改善世界。总体而言，英国学派更具开放性，其核心研究问题更具普世关怀，涉及所有社会和道德领域，其目的是实现对世界的改造。此外，英国学派还认为“实证研究无法解释类似于情感、恐惧、迷信、欲望、贪婪等这样无形之物的决定性作用。”[11]
英美两派在价值判断上所持有的不同立场也与两国的学术传统紧密相关。美国学派从“发展于十九世纪末期的传统社会科学规范中汲取灵感。传统社会科学并不否认社会道德的重要性，但却坚持首先要进行客观地理解，其目的是为了给下一步的变革打下坚实基础。”[11]而英国学派的学术根源更为久远，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对于道德哲学的研究。如马修·沃森(Matthew Watson)所称，英国IPE“根植于以价值为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12]正因如此，英国学派“不仅要进行价值判断，又兼具很强的包容性，这无可避免。”[3]
3 英美学派的学术对接可能性
有鉴于IPE英美学派在研究范式和认识论上的差异，对于双方能否如科恩所说通过“架设桥梁”实现学术对接，学者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3.1 积极的观点
以科恩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英美学派的差异性也是双方能够实现学术互补的前提。一方面，科恩认为英国学派过于兼容并蓄，并且“理论建构和验证的方法不够严格缜密，这使得知识的普及和积累几无可能。”[3]而另一方面，美国IPE学派过于倚重标准化的量化研究方法，致使研究议题的设置过于狭隘。因此双方如果积极开展学术对话，可互为取长补短，更好促进IPE的发展。
3.2 消极的观点
但不少学者质疑两派实现学术对接的可能性。理查德·黑格特(Richard Higgott)和马修·沃森(Matthew Watson)认为，英美两派的认识论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双方无法比较，更无可调和。[13]戴维·莱克(David Lake)对此表示认同，他对科恩所倡议的“双方应当在彼此的认识论鸿沟上架设起一座稳固结实的桥梁” [14]的说法深表怀疑。而且莱克认为，无需担忧英美学派的差异性，相反，应鼓励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这更有利于IPE的发展。
除了本文所专门讨论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之外，IPE英美学派之间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别。比如在本体论上，美国学派以国家为中心，把国家置于其他利益单位之上。而英国学派仅把国家视为利益单位之一，并不把国家凌驾于其他利益单位之上，有时甚至不把国家纳入分析之中。因此，两派之间要实现学术对接，彻底结束“聋子间的对话”状态并不容易实现。
篇7
作者简介：刘艳（1l964 -），女，辽宁海城人，编审，博十，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和农业经济研究。E-mail: 944068@163．com
张凤林教授主持撰写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进展追踪评析》一书（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出版），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热衷于追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氛围中，此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秉承“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试图打破盲目崇拜西方主流思想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偏颇倾向，着力展开了对于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该书在占有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追踪、梳理了后凯恩斯经济学者近年来在若干重要领域的主要学术理论进展。与此同时，作者采用历史的、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这些学术新进展与当代其他经济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演进的思想轨迹、精神实质及其对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并探讨了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及其政策观点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实践的启示与借鉴价值。可以说，本书是近年来国内少见的关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力作之一，特别是在有关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填补了空白。纵观全书，主要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文献基础厚重，资料翔实。本书严格说来属于思想史研究范畴，而思想史研究工作质量的高低将依文献基础的厚重程度。本书作者占有并研读了丰富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文献资料，总计达三百余种原文文献。这显示了作者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同时也为本项研究的高学术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篇8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篇9
区域经济学；范式演进；应用拓展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就本体论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之下，在区域经济研究后期，基于杜能模型的研究范式逐渐脱离开来，其中本体论对个体动机予以了强调。首先，它对物品稀缺性假设与理性人假设进行了建立，并基于消费者与厂商的均衡，对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进行了分析。在近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经济对象的微观均衡分析受到了广泛关注。就认识论而言，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区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起初，在区域经济学中，理论体系构建并得到重视，观察的重点对象主要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以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例，起初是针对企业选址问题，其特点表现为基于问题导向的实用主义。在经验研究的结论应用之下，在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中区位论与区域科学得到了有效运用，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的联系十分紧密。就方法论而言，描述性的研究与经验验证是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其研究主要涉及到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也基于计量分析与统计学的归纳法为主。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关联性是区域经济学的重点，基于此对区域政策进行调整。在特定空间上，产业的集聚是区域经济学的观察对象，在经验研究之下，对产业聚集与空间变量的关联进行探索，然而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关联却没有得到解释。而这种联系是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内容，同时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与其有着密切联系。主流经济学对理论演绎有着高度关注，并意图基于精炼模型对经济运行整体现象潜在的个体理性动机进行揭示，计量分析基于理论演绎实施，换言之计量研究就是验证理论假设，然而计量研究并非理论假设的直接来源。站在市场经济系统整体认识的角度来看，经济系统在主流经济学之下向不同部分进行了划分，然而这些部分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关联并组成一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能的能力。换言之，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自组织性，因此个体选择成为了关注重点。就传统意义而言，基于区域经济学的区域经济系统能够对其组织系统加以运筹，因此整体布局与结构的优化成为的关注重点，然而其运筹结构并非完全符合个体理性。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
以杜能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为例，杜能对位于均质平原上的孤立国进行了假设，其中制造品有中心城市供应，食品供给则由城市四周土地承担；孤立国内各区域具有相同的自然条件与运输条件。杜能提出生产地与市场距离成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农业经营规模，成本与运费的偿还必须与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对等。基于一定的耕作成本，与城市的距离与追加运费、边际产量偿付量成正比，与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成反比。杜能对农业圈层理论进行创建，并认为差级地租为各区域农业布局的最优类型。杜能通过理论化与体系化形式验证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在其他研究领域中，这一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推广与应用。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空间成为了经济物品，并且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杜能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分析具有双重性，与之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其相关性与普遍性也更强，可见基于杜能的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在其思想提出后的一个多世纪，业内并没有对其予以重视。萨缪尔森则基于杜能的理论创建了空间市场均衡模型。在艾萨德的努力之下，主流经济学中逐渐接纳了区域经济学，并实现了杜能理论与均衡分析的有机结合。
三、区域经济学的应用拓展
1.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学解释力更强
在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的推进之下取得了重大突破，换言之，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逐渐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发展，对于未来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工具则包括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等，然而基于发散下的理论范式中，这些理论的发散性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中，这些理论工具无法得到整合与归结，这使得区域经济学整体看上去并非精密的仪器，而是一个“工具箱”。当“问题区域”出现在国家经济中时，那么建立在空间分析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学则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在人们在探索中不得不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中时，那么区域经济学将会停滞不前。在区域经济学研究结论中，在主流经济学的整合之下使得其范式转化得以实现，进而基于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事实上，经济是社会全体成员个体决策之下诞生的。在传统研究中，区域经济学的规划性特点十分突出，换言之就是通过规范经济学对最优模型加以定义，然后对区域发展目标进行确定，同时在经济发展中也强调了政府干预的方法。然而，与政府规划相比，个体理性选择的综合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基于此就难以作出合理解释，进而导致上世纪70年代之后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供给产生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在于“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中，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十分突出，“问题区域”逐渐成为国内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应用范围。由于对问题的解释缺乏根源性，不管采用的技术与方法如何，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区域问题的诊断的针对性与目的性并不强。究其原因，就在于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认可，这一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尤为突出，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十分明显，一般这是受到规划模型中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缺失造成的，在政府干预之下，市场结构、规模报酬等发挥变化，使区域经济均衡状态迁移的预见性不够准确，政府干预效果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站在政府对经济政策加以干预的角度来看，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学是以区域经济为主要对象，这一点在建立在区域经济禀赋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规划十分突出，然而相关的政策手段并不明确，缺乏系统性。主流经济学则站在微观的角度来调整市场参数，以此实现对企业决策的限制，这显然已经属于经济规制。从中不难发现，当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引入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那么就逻辑而言，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分支学科的一致性就得到体现，就政策供给而言，在理论方面的选择上就变得更加丰富。
3.与主流经济范式趋同的启示
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引入区域经济学，能够提高经济问题分析的全面性。区域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得到扩展，并不在单纯的针对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基础之上的制度机制、市场竞争、社会运行以及要素共享机制都能够通过区域经济学得到合理解释，进而使区域经济规划的合理性与全面性得到提升。传统单一的运输成本与比较优势分析饿逐渐向区域经济的全方位“扫描”转化。就理论体系而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趋于严整，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干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范式逐渐得到统一，鉴于此，就逻辑而言其一致性得到体现。实践表明，这一理论体系的生命力与包容性十分突出，在主流经济学范式与区域经济学趋同的背景下，在区域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有效运用，对于学科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与意义。
四、结束语
在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中，我们不难看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与趋势。在国内，区域经济学研究也可以向“范式”进行整合与归结，而研究基础与方法的不同则会引发区域经济理论的相关争论。基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补充，为人们对区域经济运行规律的观察与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颜飞,罗永刚.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与应用拓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8,(8):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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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方法论而言，描述性的研究与经验验证是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其研究主要涉及到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也基于计量分析与统计学的归纳法为主。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关联性是区域经济学的重点，基于此对区域政策进行调整。在特定空间上，产业的集聚是区域经济学的观察对象，在经验研究之下，对产业聚集与空间变量的关联进行探索，然而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关联却没有得到解释。而这种联系是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内容，同时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与其有着密切联系。主流经济学对理论演绎有着高度关注，并意图基于精炼模型对经济运行整体现象潜在的个体理性动机进行揭示，计量分析基于理论演绎实施，换言之计量研究就是验证理论假设，然而计量研究并非理论假设的直接来源。
站在市场经济系统整体认识的角度来看，经济系统在主流经济学之下向不同部分进行了划分，然而这些部分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关联并组成一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能的能力。换言之，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自组织性，因此个体选择成为了关注重点。就传统意义而言，基于区域经济学的区域经济系统能够对其组织系统加以运筹，因此整体布局与结构的优化成为的关注重点，然而其运筹结构并非完全符合个体理性。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
以杜能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为例，杜能对位于均质平原上的孤立国进行了假设，其中制造品有中心城市供应，食品供给则由城市四周土地承担；孤立国内各区域具有相同的自然条件与运输条件。杜能提出生产地与市场距离成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农业经营规模，成本与运费的偿还必须与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对等。基于一定的耕作成本，与城市的距离与追加运费、边际产量偿付量成正比，与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成反比。杜能对农业圈层理论进行创建，并认为差级地租为各区域农业布局的最优类型。杜能通过理论化与体系化形式验证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在其他研究领域中，这一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推广与应用。
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空间成为了经济物品，并且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杜能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分析具有双重性，与之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其相关性与普遍性也更强，可见基于杜能的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在其思想提出后的一个多世纪，业内并没有对其予以重视。萨缪尔森则基于杜能的理论创建了空间市场均衡模型。在艾萨德的努力之下，主流经济学中逐渐接纳了区域经济学，并实现了杜能理论与均衡分析的有机结合。
三、区域经济学的应用拓展
1.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学解释力更强
在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的推进之下取得了重大突破，换言之，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逐渐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发展，对于未来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工具则包括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等，然而基于发散下的理论范式中，这些理论的发散性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中，这些理论工具无法得到整合与归结，这使得区域经济学整体看上去并非精密的仪器，而是一个“工具箱”。当“问题区域”出现在国家经济中时，那么建立在空间分析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学则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在人们在探索中不得不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中时，那么区域经济学将会停滞不前。在区域经济学研究结论中，在主流经济学的整合之下使得其范式转化得以实现，进而基于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
事实上，经济是社会全体成员个体决策之下诞生的。在传统研究中，区域经济学的规划性特点十分突出，换言之就是通过规范经济学对最优模型加以定义，然后对区域发展目标进行确定，同时在经济发展中也强调了政府干预的方法。然而，与政府规划相比，个体理性选择的综合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基于此就难以作出合理解释，进而导致上世纪70年代之后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供给产生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在于“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中，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十分突出，“问题区域”逐渐成为国内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应用范围。
由于对问题的解释缺乏根源性，不管采用的技术与方法如何，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区域问题的诊断的针对性与目的性并不强。究其原因，就在于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认可，这一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尤为突出，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十分明显，一般这是受到规划模型中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缺失造成的，在政府干预之下，市場结构、规模报酬等发挥变化，使区域经济均衡状态迁移的预见性不够准确，政府干预效果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
站在政府对经济政策加以干预的角度来看，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学是以区域经济为主要对象，这一点在建立在区域经济禀赋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规划十分突出，然而相关的政策手段并不明确，缺乏系统性。主流经济学则站在微观的角度来调整市场参数，以此实现对企业决策的限制，这显然已经属于经济规制。从中不难发现，当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引入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那么就逻辑而言，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分支学科的一致性就得到体现，就政策供给而言，在理论方面的选择上就变得更加丰富。
3.与主流经济范式趋同的启示
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引入区域经济学，能够提高经济问题分析的全面性。区域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得到扩展，并不在单纯的针对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基础之上的制度机制、市场竞争、社会运行以及要素共享机制都能够通过区域经济学得到合理解释，进而使区域经济规划的合理性与全面性得到提升。传统单一的运输成本与比较优势分析饿逐渐向区域经济的全方位“扫描”转化。
就理论体系而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趋于严整，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干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范式逐渐得到统一，鉴于此，就逻辑而言其一致性得到体现。实践表明，这一理论体系的生命力与包容性十分突出，在主流经济学范式与区域经济学趋同的背景下，在区域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有效运用，对于学科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与意义。
四、结束语
在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中，我们不难看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与趋势。在国内，区域经济学研究也可以向“范式”進行整合与归结，而研究基础与方法的不同则会引发区域经济理论的相关争论。基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补充，为人们对区域经济运行规律的观察与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颜飞，罗永刚.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与应用拓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8，（8）：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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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理论、统计学和数学三者的结合。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是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数量规律，计量经济模型描述的是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这就决定了计量经济研究必须以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机制作为建立模型的理论依据。此外，由于计量经济研究过程是将经济理论与客观事实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计量经济研究的结论反过来可以验证有关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因此，计量经济的研究成果又可以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发展经济理论。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以数学形式描述经济变量之间逻辑关系、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分析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数理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区别只是表述形式不同，所以，有人称之为“理论上的空盒子”。但是，数理经济学对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却有着重大影响，因为它毕竟将经济关系数学化、公式化了，为计量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计量经济学家在此基础做了两点改进，一是在模型中加入随机误差项，使模型成为随机方程。二是利用统计资料和数理统计方法估计出模型的具体形式。所以，计量经济学时计量经济研究的基础，计量经济学时数理经济学的具体应用和发展，计量经济的研究结果在数理经济学的“空盒子”中填上了实际内容。
一、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科学性的研究
讨论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回答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计量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广义的或者说完整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并不是一般认为的“只能检验，不能发现”，而是一个能够作出科学发现的研究全过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不是有人认为的“是归纳的”，模型设定阶段的演绎与模型检验阶段的归纳相结合，构成了完整的、辨证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认识论。
2．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体系的内在一致性问题。现代计量经济学包括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非参数计量经济学以及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等相对独立的分支。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内在一致性，是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从计量经济学模型发展的角度，论述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科学性。
二、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统计学基础研究
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统计学基础相关的专题有3个，即模型类型设定对数据的依赖性、模型随机扰动项的源生性和假设检验的不对称性。“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性”全面地论述了计量经济学模型与数据的关系。从计量经济学模型类型选择、总体回归模型设定、模型估计和模型应用等方面分析了数据的作用，强调了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性。具体包括，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的类型依赖于表征研究对象状态的数据类型，不同类型的数据，必须选择不同类型的模型。
从检验对象的角度，计量经济学中的假设检验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关于模型设定的检验。二是关于分布的检验。三是关于样本数据的检验。四是关于模型结果的检验。从检验方法的角度，计量经济学中的假设检验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嵌套检验。在非嵌套检验中，既设定了原假设，又同时设定了备择假设，检验一次完成。绝大多数假设检验都采用非嵌套检验。一类是嵌套检验。在嵌套检验中，只设定了原假设，没有明确的备择假设，检验非一次完成。当原假设被拒绝，需要设计进一步的检验。
假设检验中充满着不对称性。假设检验的不对称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的不对称性，属于经济学范畴；二是证伪和证实的不对称性，属于逻辑学范畴；三是犯第一类错误和犯第二类错误的不对称性，属于统计学范畴。正确理解假设检验的不对称性，对于正确认识和正确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理论的研究
在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研究中，直接依据经济学理论设定总体模型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通常被认为是先验理论导向的。以先验的经济学理论作为计量经济学模型总体设定的导向，至少存在两个主要障碍。第一，正统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和理性选择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石，任何一种理论都建立在决策主体是理性的和决策行为是最优的基础之上。而计量经济学模型总体设定的目的，是建立能够描述人们实际观察到的经济活动之中蕴藏着的一般规律的总体模型，毫无疑问，实际经济活动既不是“理陛”的，也不是“最优”的。第二，正统经济学理论强调“简单”，认为只有简单的理论才能够揭示本质。而计量经济学模型恰恰相反，它强调“一般”，必须将经济活动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包含其中。所以，即使经济学理论是正确的，也不能据此设定计量经济学模型，因为它舍弃了太多显著的因素。所谓“统计检验必要性”原则，是对数据关系导向的批评。
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应该遵循“经济主体动力学关系导向”原则。以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动力学关系分析为基础和前提，基于该动力学过程生成的数据，以数据统计分析为必要条件，验证并确定经济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正是计量经济学总体模型所要界定的因果关系。以这样的原则设定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实现先验理论导向和数据关系导向的综合。
参考文献：
[1]李芝倩.应用导向下的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教学之思考.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2).
篇12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1）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2）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3）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4）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A．Smith）《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G．Becker）1976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1）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1994）。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2）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1992）。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3）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1991，1997b），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E．Husserl）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E．Durkheim，韦伯M．Weber，帕累托V．Pareto）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T．Parsons，米德G．H．Mead，舒茨A．Schutz，高夫曼E．Goffman）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J．Habermas，吉登斯A．Gid－dens，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1）亚里士多德传统；（2）奥古斯丁传统；以及（3）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1）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self－interest），（乙）社会性（socialaffectivity）。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J．A．Schumpeter，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A．Alchian）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theenlightenedegoism）。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2）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 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VonMises，《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J．Bentham）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1902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P．Samuelson，1947年版FoundationsofEconomicAnalysis）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3）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D．Hume）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1）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2）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Quesnay）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Mandeville）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TheFableofBees）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1714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1729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F．Hutcheson）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self－love）的成? 郑灰约懊系峦??摹靶岸瘛惫勰睿?衔?浯砦笤谟谌稀白园?蔽?岸瘛5?牵?抟傻兀?姑芙邮芰嗣系峦??讶说淖岳?匀献錾缁岱⒄苟?Φ目捶āVゼ痈绱笱ё杂墒谐【?醚?傻牧煨洹⒁压实呐当炊?钡弥魉沟俑窭眨ǎ牵?樱簦椋纾欤澹颍??冢保梗罚赌辍对?弧贩⒈矶?倌曛?实闹ゼ痈绱笱С霭嫔缭侔媲把灾兴担骸啊?獠⒉灰馕蹲牛?姑苋衔?说男形?ㄒ坏乇蛔岳?砸?甲拧J率瞪希??牡谝槐局?鳎?兜赖虑椴俾邸肪椭荚谔教帧??樾摹?鑫?赖碌暮?濉??还?楦?岬祝?姑芟嘈牛?歉鲎钅芄岢故贾盏模?钇毡槭视玫模?佣?彩亲羁煽康娜死嘈形????侨硕宰晕依?娴淖非蟆！被痪浠八担?颐遣荒芫痛巳衔?姑艿牧⒊∈且匀说淖岳?拘越馐鸵磺猩缁嵯窒蟆J率瞪希?颐欠⑾郑?姑茉??诼凼鋈说淖岳?宰鑫?缁岱⒄苟?Φ耐?保???懦腥系笔彼崭窭际忻裆缁岬闹种趾侠砬疤幔ǚ?傻模??蔚模?缁岬模?赖碌暮臀幕?模鑫??梅⒄沟幕肪场R桓龈崭沾幼诮躺缁崞裘煞⒍说淖时局饕迳缁幔?鑫??淖杂墒谐【?谩⒂绕涫亲杂擅骋桌砺鄣奈赖朗康乃姑埽?茏匀坏匾?康魅说淖岳?拘裕??皇茄叵?诮檀?车乃到汤春胙锶说牡赖履诤??nbsp;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1950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M．Friedman，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Silberberg）的争论（TheMathematicalStructureofEconomics，“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18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Coase，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篇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1602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1 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地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2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2.1 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例如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现象描述法和科学抽象法已经初露端倪,而在斯密经济学说中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斯密之后,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渐趋精细化。此后,现象描述法又得到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大力发展。
2.2 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研究唯一合理的方法,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但他并不排除抽象法的功能。凯恩斯发展了演绎法并承认归纳法和演绎法有互补作用,他将西尼尔的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调和起来,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实证主义者。罗宾斯摈弃了历史归纳主义,他指出了经济学不依赖于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他强调抽象在构成特定假设过程中的作用。奥地利学派对特定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归结于经验事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反对方法论的一元性,主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对将自然科学方法不加批判地运用于社会现象中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对于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注释。
2.3 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但他对杜恒-硅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科学的修正必须能够产生可检验的引申结论。如果新的理论部分性地被证实了,说明修正是“经验前进的”(empirically progressive),我们就有理由舍弃未修正的理论而利用新理论,而不管新旧理论从普遍意义上讲是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及“硬核”(hard core)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莱切斯引入拉卡托斯的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2.4 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正是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以及张五常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围绕着“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这几个核心概念,尽管他们之间的许多著作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内在一致性。
3 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给予我国经济学研究工作者启示在于:
3.1 “常无”心态面对经济现象
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3.2 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林毅夫(2001)谈到,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过程是一个从“定义提出假设假说借用分析工具验证假说”的往复循环的过程。
3.3 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套套逻辑一般性非常强,但是没有内容;而特殊性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用,因为加入的限定性条件太多,其结论是没有可能错的,但也正是其过多的条件限制,使特殊性理论失掉了一般性,这样的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张五常 2002)。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林毅夫 2004)。
3.4 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林毅夫 2001)。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2]亓学太.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评介[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3]张五常.经济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