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转向和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拓宽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s.Gor—don在评论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学时所指出的：”哈耶克要比罗尔斯、弗里德曼、熊德特或J.克拉克更重要，甚至比任何以经济学为基础而对政治哲学给出综合论证的学者更重要。”在哈耶克的社会理论中，有关教育的论述占有重要的地位，哈耶克利用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对教育问题作出了精辟的阐述。
一、哈耶克的基本理论观点
哈耶克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证明了他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他的社会理论大厦奠基于他对经济学的研究。在解决经济学难题中，哈耶克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类似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但是哈耶克认为，“自生自发秩序”这个概念具有广阔的适用范围，不像“看不见的手”那样仅仅能够利用在对市场的研究中。哈耶克甚至认为“自生自发秩序”这个概念是所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而由“看不见的手”所形成的“市场秩序”只是它的一个范例…。
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就是独立于人类的控制、组织和设计而由社会自发生成的秩序。这里的“秩序”，我们可以理解为“社会结构”，也可以理解为“人类文明”。也就是说，哈耶克认为社会结构和人类文明都是“自生自发”而来的，而不是人类理性所主观创造出来的，哈耶克的经典表述是，“人类的一切文明皆由进化而来”。哈耶克认为，道德、法律、语言、文字等人类基本文明成果的形成和变革，都是由其本身“进化”而来。从“自生自发秩序”这个概念出发，哈耶克区分了“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理性主义”，从而更加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理论，同时也更加透彻地解释了“自生自发秩序”这个概念。
建构论理性主义所提出的基本命题是，人生而具有知识、智慧和道德的禀赋，这种禀赋能够使人通过审慎的思考来创造文明。建构论理性主义认为人类所有的制度、文明形式都是、而且应当是人类主观思考和设计的产物。然而，进化论理性主义者则认为，人类文明乃是经过不断试错、日益累计而获得的结果，或者说，它是“独立于人类理性”的人类行动的结果。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命题可以表述为，文明于偶然之中所达到的种种成就，乃是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知识、智慧和主观设计的产物。简而言之，建构论理性主义认为文明(包括道德、宗教、法律、语言、货币、市场以及社会的整个秩序)都是人类“设计”或“组织”的产物，而进化论理性主义则认为文明是由本身进化而来的，文明的进化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不是“人类组织或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是“自生自发”而产生的。
对建构论理性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区分和对前者的批判，哈耶克提出了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在奥妙无穷的社会面前，人类的理性无法穷尽对社会的无限知识。因此，如果人类完全抛弃传统和历史，妄图利用已经掌握的关于社会的有限知识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必然会导致失败。
在人类理性优先这一根本性的约束条件下，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完美和谐呢?哈耶克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实行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决策主体的多样化与哈耶克理论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自由是一致的。决策主体多元化就是允许每个人运用自己拥有的知识、获得的信息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自由不仅是我们要追求的目的，而且也是导致社会进步的手段。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人类有限理性这一约束条件下，只有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类滥用理性带给人类的伤害，哈耶克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结局来说明了自由的重要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自由受到了巨大的抑制，决策主体高度一元化，个人的决策都由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作出，这种体制不仅影响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而且也影响了文化和思想的进步。相反，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法制下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而使市场经济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
二、哈耶克的教育思想
沿着人类理性有限性和决策主体多元化这一逻辑思路，哈耶克提出了他对教育的主张。哈耶克引用了约翰·穆勒(J.s.Mill)的一段话，深刻地表明了哈耶克的教育观点：
一般的国家教育(state education)，仅是一项将人们模塑成完全相似的人的人为设计，而通过此种教育强加于人们的模型，则又决定于那些能令政府中的支配型力量——不管是君主、牧师、贵族，还是当今社会的多数感到满意的东西；随着这种国家教育的效率及成功程度的提高，它将渐渐确立起一种控制人们心智的专制，而这势必会导致确立一种对人身的专制。
这段话深刻地表明了哈耶克对教育的基本观点：反对国家对教育严格的、统一的控制，即“国家教育制度”。
从经济学上看，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作为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哈耶克完全清楚教育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也清楚国家在一定范围对教育进行支持、干预的必要性。哈耶克所反对的，是国家对教育的过多干预和控制，以至于教育成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现状。哈耶克对国家教育制度的担忧，在其作品中处处流露，如“正是那种高度集权化的，且由政府支配的教育制度，将控制人们心智的巨大权力置于权力机构的操纵之中；这种境况当会使人们不致贸然地接受这种教育”，再比如，“教育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或许很快就会转变成一个如何防止人们滥用其已确实拥有的能力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乃在于：政府不再充当教育的主要管理者和提供者，而应当成为个人公正的保护者，以防止一切滥用此类新近发现的能力的做法”。
哈耶克强烈反对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控制，首先是因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引导和塑造作用，而在人类有限理性这一前提下，我们并不能准确知道如何才能“最好地”塑造和引导青少年的发展。而且，人的发展是否有“最佳的”模式和发展路径，同样值得怀疑。即使我们真的找到了一条“最适合”青少年发展的路径，让所有青少年遵循同样的发展路径、学习同样的知识、养成同样的思维模式、形成同样的世界观就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吗?很显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实际上，目前的国家教育制度就是利用了我们“已知的最佳模式”对青少年进行了统一性的引
导和控制，而这种模式已经阻碍了青少年成就多样化的形成，也阻碍了社会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为了防止根据我们已有的有限理性对青少年作出错误的引导和控制，就需要减少国家对教育实行的过多干预和控制，在教育领域内实现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和教育内容的丰富化。哈耶克以德国著名教育家冯‘洪堡及其他所倡导的国家教育制度为例，来证明国家对教育严格控制的危害。
冯。洪堡在倡导国家教育制度之前，曾是个人自由的积极倡导者，他甚至论辩说，公立教育(public education)是有害和必要的。冯·洪堡认为教育完全超出了政治机构应当受到恰当限制的范围。后来，由于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国防的需要，致使冯·洪堡放弃了他此前的立场。虽然普鲁士的经济崛起以及德国后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教育制度所带来的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是，哈耶克反问说，在此后几代人的时期内(一战和二战期间)，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有可能被人怀疑，普鲁士那种曾经备受赞誉的国家教育制度，对于世界，或是对于普鲁士本身，可能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幸事。
三、哈耶克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根据哈耶克的教育思想来看我国的教育改革，就会发现在我国的教育中，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控制过于强烈、统一和僵化。在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决策是由国家统一作出的，国家通过对教育实施严格的、统一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选择范围，从而限制了学生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
国家实施对教育的控制和干预，主要是通过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来进行的。高考制度在实际上规定了学生要学习的内容，而在诸多教育决策中，学习内容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教育决策，也是对学生发展影响最重要的因素。这样，国家通过统一的高考，就控制了全国学生的发展。从理论上说，高考并不是我国的教学大纲，但实际上，高考这根指挥棒比教学大纲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我国，要进入高等学府进行深造，虽然有比较多的渠道，但是通过全国性的高考还是最重要的一条。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高考还是这些学生的唯一渠道，就是于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可以通过经济渠道或其他渠道虽然可以进入高等学校，但是要进入最好的大学，也必须在高考中有一定的表现。因为能够进入高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学习，对于个人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高考就成为我国教育的最重要指挥棒，也成为评价学生、老师、学校和一个地区教育质量的最重要标准。对于高考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曾经作过专门的论述。
国家通过全国统一的高考对全国学生进行统一的规定，是导致应试教育在我国盛行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是现在看来，导致应试教育的盛行还不是高考的最大弊端。毕竟，激烈的应试教育提高了我国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水平，这从我国学生在历年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笔者认为，全国统一的考试对我国教育的最大影响是对学生多样化发展的戕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入兴趣这个因素作为中间变量进行分析。
兴趣是教育学和心理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杜威高度强调兴趣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说，“兴趣显示着最初出现的能力”，“成年人只有通过对儿童的兴趣不断地予以同情的观察，才能够进入儿童的生活里面，才知道他要做什么，用什么教材才能使他工作得最起劲、最有效果”。皮亚杰在著作中也引述了另一位教育学家的话说，“兴趣的规律乃是整个体系随之运转的唯一轴心”。兴趣依赖于独立的个人，具有不同生活经历、生活背景和智力禀赋的学生，对不同课程兴趣肯定是不同的。一些学生可能对某些课程感兴趣，而另外的学生可能对这些课程不感兴趣。我们的教育要承认兴趣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就要承认和尊重学生在兴趣上的差异。但是，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则不管学生对某些课程是否有兴趣，要求所有学生对所有学科(至少是考试科目)同等对待。
目前的教育体制，在不顾及学生兴趣、强制所有学生学习相同课程的时候，实际上也禁止了学生学习其他某些课程。以音乐和美术为例，音乐和美术是美育的主要内容，经典的教育学理论认为美育对于人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到我国的中小学(特别是农村)去看看，就知道音乐和美术大部分都是其他课程的陪衬：一般没有专任老师、上课时间经常被侵占，而在大部分高中根本就没有音乐、美术课。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如果有些学生对音乐或美术感兴趣，企图利用自习课的时间钻研一下乐谱或美术，一定会受到老师强烈的批评和制止。
哈耶克的教育思想及其对教育改革的建议，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反对国家对教育的过多干预和控制，实行教育决策的多样化。而这正是教育满足儿童兴趣的必要条件，也是儿童兴趣得到满足后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学习内容这个最重要的教育决策，除了国家，学生、家长、老师、中小学、高校都应该成为重要的决策主体。目前，我们需要特别强调落实学生和高校的决策权力，因为给予学生和高校教育决策权在目前最具现实性。学生自己决策，是实现兴趣满足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让高校成为教育的决策主体——给予高校充分的招生自，可以对学生的兴趣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激励，而不致使学生的兴趣漫无边际地发展。高校的独立决策和国家的统一决策具有完全不同的后果，不同高校的独立决策可以保证教育决策的多元化，而国家的统一决策只能阻碍学生发展的多样化。
王坤庆老师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到了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的例子。臧克家仅仅在试卷上写了一首诗，就被国立青岛大学录取。如果臧克家现在报考大学，可能就不会如此顺利了。国际影星巩俐就是一个例子。巩俐虽然很有表演天赋，但因为文化课不理想，几次报考山东艺术学院等院校，都名落孙山。后来她报考中央戏剧学院，也差一点因为文化课而被拒之门外，最后由文化部表演艺术司作出特批才勉强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我们不否认臧克家时代的多元化教育决策模式有其缺陷，我们也同样承认目前统一的高考模式有其长处。但正是因为每种体制都有利有弊，而且，对每种模式的利弊进行准确的比较和评价，可能超出了我们目前人类的有限理性，我们才需要实行教育决策主体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育领域中人类滥用已有的有限理性带给人们伤害。
参考文献：
[1]邓正来.哈耶克的社会理论一《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M]//[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8.
[2][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1，70，159，163，165，162.
[8]王一涛.应试教育的经济学解释[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4)：32.
篇2
加里・贝克尔，1930年12月2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童年时代就置身纽约这个金融中心，令贝克尔对股市等金融领域动态很有兴趣，也常为近乎失明的父亲念报纸上的经济新闻。
贝克尔于195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年仅30岁时，就已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后受斯蒂格勒邀请，留驻芝加哥大学任教。
1957年，贝克尔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在讨论歧视的度量、歧视的后果等问题后，他指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种族歧视的企业会因自己的歧视行为而承担更高的用工成本，从而被淘汰出局。在当时，这篇博士论文从选题、研究方法到结论，均堪称异端。
贝克尔的理论创新从一开始就遇到巨大阻力。在为诺贝尔奖委员会撰写的自传中，贝克尔回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研究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当时的顶级经济学家鄙视。在这些人眼中，贝克尔是经济学家中的异类，甚至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直到晚些时候，民权运动在美国如火如荼展开时，他的研究成果才受到更多关注和赞扬。
贝克尔没有就此止步。1960年，他出版《生育率的经济分析》，这是现代人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贝克尔认为，要不要生育、生育多少个后代，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因为父母在生儿育女时，肯定会理性地权衡各种与生育有关的收益和成本。
贝克尔还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他是最早明确指出教育和培训也是一种资本、可以为人们带来回报的学者。他于1964年出版的《人力资本》一书，是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之作。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则是贝克尔这一研究思路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贝克尔提出了“婚姻市场”模型，用来分析什么样的人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
贝克尔是一个直面现象，对真实世界有着卓越直觉的经济学家。他之所以研究这些社会问题，是因为它们确实重要，也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全新的认识，而不是替经济学“攻城略地、开疆辟土”。如果说他真的建立了一个“经济学帝国”的话，那也只是一种非意图的后果。
贝克尔一直关注“重要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人性。在贝克尔看来，不应认为人类只能被自私的物质利益所驱动，人类的行为受着更为广泛和丰富的价值因素影响。
事实上，很可能是对重要问题（即“人性”）的重视，而不是对经济学“理性”范式本身的关注，才是贝克尔上述偏执倾向的最终原因。他之所以到芝加哥大学师从米尔顿・弗里德曼攻读研究生，也是因为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不是一些聪明人玩的游戏，而是处理现实问题的有力工具。
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人一样，贝克尔也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过，从根本上看，贝克尔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内核应该是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一贯坚持资本的普遍性，并且认为最终决定资本积累（包括受教育程度）的是人性或“国民性”。贝克尔最终不仅成了经济学大师，还成了著名社会学家，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此。
获得诺奖后，贝克尔把研究重心转回“社会”。他是社会资本概念的创立者之一。他在和长期合作者凯文・墨菲合著的《社会经济学》一书中，将社会环境因素和普通商品及服务一并纳入了效用函数，分析了社会环境的改变对人们的选择和行为的影响。这是将社会学和心理学关于人的偏好的研究成果，融合到经济学中来的重要一步。
因为这种“以重要问题为导向”的立场，贝克尔勇于对传统概念提出质疑。他愿意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任何一个不符合事实的假设，哪怕是类似于“完全竞争”这样最核心的假设。
篇3
在计量经济学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同学对统计学中基本概念掌握得很好，依然无法理解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主要的原因是已有的计量经济学教材缺乏引导学生从概率论和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衔接。由于学生在学习这两门课的过程中，缺失了知识点的过渡和迁移，常常用孤立和割裂的视角来看待计量经济学的内容，这无疑提高了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困难程度。学生不知道将已有的数学知识与计量经济学相互结合，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论述从概率论和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过程中出现的知识点相互割裂的主要问题，阐述造成学生理解困难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
一、从概率论与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出现的教学问题
虽然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已经学过计量经济学的基础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但学生在计量经济学学习的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将已有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和计量经济学中的知识点相串联。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许多计量经济学中的重要知识点，在概率统计中只是简略的介绍，甚至一带而过，并未引起学生的重视。第二，许多计量经济学的教材常常忽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点，这可能是由于在欧美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并不要求学生前期修过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所以中国在引进的国外的计量经济学教材后，也没有在课程上复习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为了具体说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本文以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大纲中最主要的教学内容：经典线性回归的最佳线性无偏性质和违反基本假设造成的后果两个重要的知识章节作为案例说明。
（一）经典线性回归估计的最佳线性无偏性
经典线性回归估计的最佳线性无偏性是小样本理论下的普通线性回归的最重要的性质，大多数本科计量经济学教材最前面的2-3章都是介绍这一内容，例如国内最常用的教材李子奈的教材《计量经济学》[4]和国外的伍德里奇的教材《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5]等。学生对这一内容的理解程度也将直接影响到计量经济学的后续学习。然而对于学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同学来说，虽然他们学过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包括期望和方差，还有n阶原点距以及n阶中心距的内容。但他们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中并没有接触过无偏性和有效性的概念，事实上，就计量经济学的本质来说。无偏性就是用一阶中心距来计算，有效性则用二阶中心矩来衡量。而这两个概念在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中都已经学过，但如果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不特别加以说明，学生很难意识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学生难以理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数理统计课程中，关于中心矩的介绍很简略，许多学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其在计量经济学中的重要性，而计量经济学教材中往往忽视对概率统计的中心矩的介绍，导致学生采取一种割裂的视角，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思维框架。
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常常遇见许多同学难以理解为什么要用最优线性无偏性来衡量最小二乘法的优劣？因为大多数计量经济学教材往往直接介绍最小二乘法种种优良性质，在同学们不熟悉无偏性和有效性与中心矩之间关系的前提下，直接引入这两个概念往往显得突兀，学生在学完了线性最小二乘法的最优线性无偏性之后，仍然会产生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的疑问。更合理的方法是，可以在介绍最小二乘法的内容之前，先介绍均方误差的概念来引入无偏性和最小方差两个概念，这与数理统计中如何衡量参数估计的性质等内容部分是一脉相承的，学生如果学过了数理统计学，就很容易理解均方误差的概念。关于这种过渡知识的介绍，已有计量经济学教材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改进，例如陈强著的计量经济学教材[6～7]，與许多其他的计量经济学教材不同，他并不是在计量经济学教材中直接介绍最小二乘法具有最优线性无偏性的性质。而是在还没有引入最小二乘法之前，先介绍了如何评价参数估计的优劣，即介绍均方误差的方法，均方误差可以进一步分解成方差和偏差平方之和。偏差平方等于零就是无偏性的证明，方差最小就是有效性的证明，这种分解方法可以直观的表示为什么线性回归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会得到最佳线性无偏的优良性质。因为这种对参数估计优劣的评价是通用于所有的参数估计，而不仅仅是对最小二乘法。同学在理解了评价参数估计的方法之后，就不会再对最小二乘法最优线性无偏性的证明过程感到难以理解了，这有助于同学们理解如何从数理统计过渡到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
（二）违反基本假设对最优线性无偏性的影响
当违反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基本假设时，其最优线性无偏性会如何受到影响？许多同学常常依靠背诵的方法记住违反了每一条假设产生的后果，正如已有研究中所指出的[8]。这会导致学生混淆违反不同基本假设与产生后果之间的关系。古典线性回归模型是基于以下四条假设而得出的最优线性无偏的优良性质，第一，线性假定；第二，严格的外生性；第三，不存在严格多重共线性；第四，球形扰动项。事实上，在对于无偏性的证明当中，并没有用到第三条和第四条假定。第一条假定可以通过设定线性方程的形式来保证实现，一般我们可以假设其满足。所以，影响无偏性最重要的假定是第二条严格外生性。第二条假设也是最容易违反的，而且直观上并不能看出是否违反了第二条假设，也很难使用计量的统计方法来检测第二条假设是否被违反。事实上我们所有关于线性回归方程内生性的讨论，都是基于违反的严格外生性的假定而展开的。只有违反第二条假设，最终的估计才是有偏的，而违反第三条和第四条假设，并不会对估计结果的无偏性产生影响。在教学中发现，许多同学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常常认为违反多重共线性或者球形扰动项的假设都会影响无偏性的估计。以至于他们认为所有变量之间不可以存在任何相关性，或者认为不可以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否则他们认为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这都是错误的观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理解在推导无偏性中所使用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相关知识。这里所需要期望的概念，同学们在数理统计中已经学过，但是另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迭代期望定律，在本科生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中一般并不会介绍，如果在推导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无偏性之前，先介绍迭代期望定理，则可以让同学们很容易理解整个推导过程，从而理解得到无偏性所需要的假设，并可以推导出违反不同假设对最优线性无偏产生的影响。二、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教学改进方案
上述介绍的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这些是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常出现的现象。结合教学实践和相关教学研究，笔者提出以下改进的方法和建议。
总体而言，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当中，推荐多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对于一些非常新的概念和知识点，先让同学分组讨论，由此可以了解他们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并且让同学们尝试应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推导出计量经济学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知道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缺口，同时能够很好的将计量经济学的新知识和他们的知识储备相连接，帮助学生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点过渡到计量经济学的知识点，建立一个整体的知识框架，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一）计量经济学教材的选择
在计量经济学教材的选择方面，最好选用计量经济学教材在介绍最小二乘法内容之前，先复习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虽然有些教材将这部分知识放到了附录部分，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往往忽略对这一部分基础知识的介绍。所以更合适的方法是先介绍完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比如，最重要的知识点包括条件概率、条件分布、数字特征，迭代期望定理，随机变量的性质、假设检验、统计推断、大数定理和中心极限定理、随机过程等。让同学们在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能够回忆起已经学过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基础知识。尤其对学生后期进一步学习最小二乘法的性质的数学推导过程和性质非常有帮助。
（二）课堂教学的改进方案
在课堂教学方面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教师讲解+课后习题演练”三者相结合的方法，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重视教师的讲解和课后的习题演练。而忽视学生的分组讨论，虽然学生分组讨论在学生较多的时候很难开展，尤其是在总学时有限的情况下。但是，如果在课堂上给出五分钟，让同学们能够自行讨论，并反馈他们对于计量经济学推导过程的理解，将有助于老师掌握学生真实的基础知识，尤其在不知道他们掌握了哪些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一味的介绍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往往无法在他们已有知识库和新的知识之间建立很好的链接。造成学生在理解计量经济学的推导过程中采用孤立的视角，无法跟他们之前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点形成有效的联系，最终无法建立更加统一的知识框架和体系。
（三）教学大纲的优化方案
对于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现有的教材在不同教学知识点的安排上并不十分合理。应该根据学生掌握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情况，提出更合理的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比如，从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计量经济学教材来看，往往会花很多笔墨来介绍小样本理论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推导过程和相关性质，尤其是在违反了不同假设之后所导致的不同后果。许多教材都会介绍当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并提出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但在计量经济学的实际应用当中，这两种违反假设产生的后果并不十分严重，在使用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处理的方法非常简单。这与实际教学中所花费的学时不相符。另外，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中，往往会花很多时间来介绍多重共线性对于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但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并不经常讨论多重共线性的问题，除非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为当建立回归的模型时，我们就会考虑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尽量避免使用多重共线性很严重的变量。而不是通过后期的测量多重共线性的方法来删除相关变量，因为如果该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一般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考虑其理论意义，而不是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将其删除，如果删除一个相关的变量，则有可能会因为删除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导致最终的回归结果产生偏误，最终反而得不偿失。
篇4
一、市场均衡及经济效率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上世纪20年代创立的。帕累托效率是福利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既是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工具，这个工具也经常被其他经济学流派所借用，它在经济分析和经济研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得到公认。
福利经济学第一公理和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阐述的是市场均衡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结论之一，他们的正确性已经通过艾奇沃思方框图等工具中得到论证。这两个公理也是本文研究税收效率的理论依据，在此简单介绍如下：
福利经济学第一公理是指在没有消费的外部性效应条件下，市场竞争价格下所达成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简单的讲就是竞争市场的特定结构具有实现帕累托有效率配置的特性。联系实际情况，经济生活中每一个参与交易的人都参与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而每一个参与者不必知道所购买的商品如何生产、制造原理、成本结构等情况，他们做出购买决策时只需要掌握商品的价格这一信息即可。竞争市场可大大减少每个参与者需要掌握的信息量，而这一事实有力的证明了市场竞争确为一种配置资源的好方法。这也是我国最终确定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的重要理论依据。
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是指如果所有交易者的偏好是良性的（凸性），则总会有一组这样的价格，在这组价格上，帕累托有效率状况是在适当的商品禀赋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简单的讲就是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得到市场机制的支持，市场机制在资源和财富的分配问题上是中性的，无论打算如何在在经济中分配财富，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这种计划。在此，我们有必要着重区分两个词语：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分配作用是指确定资源的归属，属于所有权、产权等法律范畴的概念；配置作用是指根据商品的稀缺性，使资源流向最能实现其价值的地方，是一个地道的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告诉我们，这两种作用是完全可以区分开来的，在市场竞争机制中，价格就能实现这两种作用。而我们即将展开的税收经济效率分析正是在市场价格实现其“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二、税收经济效率分析
税收制度研究中，无法规避的一个概念就是“税收中性”，税收中性原则要求：首先，税收的成本尽量以所收到的税款为限，尽量避免社会额外税收成本；其次，税收尽量避免干扰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然而，税收中性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目标，是可不能完全实现的。税收通过税负的转嫁最终都会或多或少的增加额外税收成本并干扰市场经济的配置作用。
上节我们对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的阐述中，我们知道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够得到市场机制的支持，而市场机制是通过价格对资源的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来实现这一支持的。在税收政策讨论的过程中，有些政策制定者认为，为了分配公平，应当通过税收来干预商品的定价，例如消费税。仅仅从经济效率的纯理论角度来讲，这种干预会让经济偏离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因为价格的改变使消费者无法正视其行动真正的社会代价，在他们做出决策时面临着一个错误的边际替代（即价格）问题。我们知道，价格在市场中拥有“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其中后者同经济效率直接相关。如果仅仅是为了分配的公平，我们的税收只要根据消费者的禀赋价值来征税，就不会影响经济效率。
福利经济学公理给我们税收政策的制订的启示是十分重要的，价格拥有资源的分配作用和资源的配置作用，改变价格的税收制度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讲实为低效率的下策，因为通过改变价格达到重新分配财富的同时，也影响了价格的资源配置效率。而通过对禀赋征税，即可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也保证了价格（即边际替代率）仍然能够正确的反应稀缺，以达到最终经济的帕累托有效率。
三、结束语
税收政策的制订需要考虑众多因素，比如上文中所讲的消费税，除了要考虑税收的经济效率之外，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调节产业结构，引导消费方向等。然后税收的经济效率分析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上面的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税制结构中，都是以按禀赋征税的所得税和不改变商品价格的增值税（价外税）为主，其他税种为辅。同时，相信税收的经济效率也是我国部分服务业逐步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
参考文献：
篇5
产权的涵义，经济学中的产权（Property??Rights）概念，在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品的多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现代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要点是：产权是对经济品的权利，包括使用、获得收益、处置的权利，经济品的交换，即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交换是一组权利的交换；产权具有排他性，同时可分离、可分割，从而可有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同时它还受规则和国家的约束；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产权制度决定组织的类型、形式及经济效率高低；产权制度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技术进步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因；私有产权与政府干预都是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通过建立在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产权交易，私有产权制度会产生复杂、合作效率极高的组织，如现代大企业；企业本质上是投资者、经营者、职工、债权债务人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产权交易和“不完全合约”的组合及产物；企业的“不完全合约”性质及信息不对称，使企业的委托问题成为企业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
比较研究表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十分接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制度经济学的著名学者E・G・Furubotn & S・pejovich说：“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规范。…产权制度可以描述为，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见上海三联书店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1995年）。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意义
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与此适应的产权制度。
首先，产权制度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所以需要产权制度，是因为资源有稀缺性，必需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因此决定资源生产、使用和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就成了事关资源配置机制和效率的基本问题和必要条件。
其次，我们选择了主要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市场体制要求的产权制度和传统计划体制要求的产权制度不同，市场主体必须有资源交易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否则它就不是市场主体，无法担任资源配置的主角。
第三，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证明，按市场经济原则确立的产权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已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市场化的过程，就是独立的个人和法人取得资源支配权和交易权的过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特点
1.应覆盖所有经济资源的产权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应覆盖所有经济价值的获得需付出成本的经济资源，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源都应“物有所归”。适应经济关系的多样化，存在与多种产权关系相对应的财产权利的法律形式。
诸多财产权利之中，最基本的是物权和债权。物权是最基本的财产权，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权利。物权可分为所有权（自物权）与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债权指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一定给付(含作为与不作为)的权利。股东权是在股份制公司出现后产生的一种特别物权。和股东权对应的是企业财产权，尽管这种支配最终将受到全体或多数股东的股东权的约束，因而其独立性有限。
无形资产财产权是有关商标、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财产权利。随着技术进步，它的价值日益提升。对一些科技型公司，知识产权已成为它最重要的战略和组织资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权制度是最基本的产权制度，不明确物为谁所有，所有者有何权利，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市场经济主体；债权亦是最基本的财产权利，对它的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为它是市场交换可靠有效进行的必需前提；与现代大公司制度发展和科技进步、知识积累密切相关的公司产权和股东权、无形财产产权，已成为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些产权的有效性仍依赖基本物权、债权体系的完善，同时自身也要不断完善。
2.各种产权主体地位应平等，但作用有所不同。
经济资源是有价值、要获得必须有成本的资源。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资源的产权主体，即产权的拥有者有个人、法人和国家。个人、法人和国家的产权对象可以相同，都可以是企业、不动产和货币，亦有不同的特点。个人产权对象包括和人身不可分的人力资本，而法人和国家只能通过一定的交易和承诺获得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国家产权对象的获得可源于一般的交易，亦可以源于国家根据法律的征收。法人产权对象所及的范围宽，但它和人力资本只能有交换关系，亦不可能像国家那样直接用强制手段获得资源。国家和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企业的全部产权，而企业对国家和个人只能有部分产权（如债权）。
个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的产权主体，除非有法定的基于公益理由等的限制和对他人有不当的影响外（如有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必须承认和保护个人产权，即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及个人合法（或不违法）从事各种商事活动的权益。这是因为包括个人消费、个人投资和储蓄、个人工商活动、个人作为受雇者的服务在内的个人经济活动，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活动，而个人产权是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个人产权及其交易是法人产权的基础，是现代大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条件，现代大公司是个人产权主体通过成本收益比较竞争选择的结果，个人投资及其人（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和选择是大公司持续融资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承认个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及其相应权利，是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的前提，随着竞争压力加大、创新速度加快，人们日益认识到企业组织知识积累过程是人的“隐形知识”向“显形知识”持续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效率和结果与“人力资本”制度是否健全密切相关；在事实及法律（包括宪法）上我国都已承认的并承诺要充分保护个人财产权利，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承认和尊重每个人，包括劳动者个人的产权主体地位及其产权，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一致。
法人是法定的团体。法人的经济活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为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使法人组织成了商品和劳务最主要的最有优势供应者，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需求者。因此法人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主要产权主体。法人产权制度是与法人有关的产权制度，它离不开个人产权（如股东权、个人基于合同获得的权利），但有别于个人产权。完备的法人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中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制度，是现代产权制度与“罗马法”时代和资本主义初期产权制度最重要的区别所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人组织，特别是大公司的产权关系十分复杂，能出现有效率的大公司，既要求个人产权制度比较完善，更要求有较健全的法人组织制度，首先是法人相关者产权关系的协调机制和较好的制度安排，这只能是市场经济比较成熟、水平较高及市场经济产权制度比较完备的成果；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法人组织是将个人产权与资本市场及大公司产权相联系具有公有特点的重要工具，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日益重要（按德鲁克（Drucker）的说法，机构投资者获得股权是一场无声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将通过大企业主体成长及其作用发挥的过程，完善中国的产权制度，并从而进一步促进大公司的成长。
国家，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重大的产权主体。国家产权所涉及的对象中，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及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及国家拥有的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长远地看，国家产权的主要作用是充当经济发展的保障和支撑。因此国家产权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目标所需的公权手段，除在国家必须控制的少数领域及特定时期外，主要用于解决单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市场失效”问题，一般不直接充当创造价值的主体。尽管通过国有企业，国家产权也间接参与经济价值的创造。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产权主体，作用不尽相同，但其地位平等。地位平等的含义是，除非国家有明确的法律限制，各主体在民事及商事活动中的经济权利和法律地位平等，一视同仁。
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权制度要不断完善。
从历史上看，先有物权，以后由于交换出现引出债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封建经济体制，出现了新的公司组织和相应的公司财产权利，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财产权利也日益重要。包括公司产权在内的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历经百余年其基本构架已基本确立。以后由于科技进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产权制度在已有框架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四、推进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与对策
1.理顺不同产权和主体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个人与法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这方面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个人的权益，包括个人产权保护不够。
理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涉及理顺个人产权与国家公权，及个人产权与国家（国有）产权两个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亦公认“公权优先于私权”。关键是必须明确界定公权和个人产权，个人产权不能对抗公权，公权亦不能无偿占有个人产权。理顺公权和个人产权关系，必须明确界定公权和个人产权的边界；确定公权的存在范围，我国的主要问题是公权力过大，政府介入了许多它不应也不必介入之事，但同时很多该做之事并无精力去做；公权只能按法定程序行使，不能随意侵犯个人产权；当行使公权会带来个人（及法人）的财产损失时，国家应予以补偿。
理顺个人产权和国有产权关系的重点，一是界定个人产权和国有产权的范围，要根据中央已明确的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针，适当缩小国有经济及相应的国有产权的控制范围，允许个人产权进入更广泛的领域，并给予保护和尊重；二是在允许个人产权进入的领域，明确个人产权主体和国有产权主体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目前既有国有产权主体利用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侵犯个人产权主体的问题，亦有个人产权主体利用国有产权主体责任不清侵犯国有资产的问题。
2.通过建立合理的企业产权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建设。
在产权制度建设中，要突出企业及法人的产权制度建设。首先是因为企业法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我国目前又特别关注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建设。企业产权制度健全离不开个人产权制度的健全，但其产权结构，尤其是大公司的产权结构为与其复杂的功能相适应，通常涉及很多人的产权，远比一般的个人产权结构要复杂。突出企业及法人的产权制度建设，既有利于直接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而且有利于促进个人产权制度的完善。
为搞好企业产权制度建设，还必须重视法人产权制度建设。企业不仅要与个人和企业交易、合作，还要和政府机构、大学、社会团体、职工持股机构等各种法人和团体合作，并且这种合作日益重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完善，革除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束缚市场经济活力的产权制度，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的产权制度，充分调动各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福全宋克勤:迈向21世纪：中国企业制度选择，中国工商出版社，1999
[2]吴宣恭:产权理论比较――与西方现代产权学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彭光良罗晓云:从产权理论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技术经济，2003，(9)
[4]刘蕾:从新制度经济学透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经营与管理,2004，(6)
篇6
二、免费顾客
(一)免费顾客概念
Gupta&Mela(2008)认为，免费顾客是支付很少或不支付费用而由第三方付费者(如顾客或企业)补贴的客户。显然，对一组顾客只收取少许费用甚至免费，让他们的人数迅速累积到关键多数，从而足以吸引第三方付费者(顾客或企业)，由此获得的收入远高于吸引和服务免费顾客所花的成本(Gupta&Mela，2008;Anderson，2009;Guptaetal，2009)。到目前为止，已有文献对免费顾客的界定大多依据Gupta等人的观点，基于此，本文提出：所谓免费顾客，是指完全免费模式下支付远低于成本或完全不支付费用而获得产品/服务的顾客。
(二)免费顾客重要性
由于免费顾客对企业不即时贡献收益，常常被企业所忽视。哈佛商学院长期进行顾客价值研究的教授Gupta&Mela(2008)指出，捕捉免费顾客价值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个有价值的顾客可能恰恰就是那个什么东西都没买的人。事实上，分析互动环境中的免费顾客价值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Guptaetal(2009)将经济学领域中的网络效应概念移植到免费顾客价值研究领域，提出了免费顾客价值的研究新模型。该模型试图通过计算新增加的免费顾客所吸引的其他顾客的数量(无论是否付费)，以及计算这些被吸引顾客所产生的涟漪效应，进而尽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免费顾客对企业的长期贡献。他们以一个拍卖企业为对象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免费顾客所产生的网络效应对企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付费顾客更有价值(Gupta&Mela，2008)。因此，在免费经济学视角下探析免费顾客网络价值，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具有指导性意义。
三、免费顾客网络价值研究评述
顾客价值已经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被视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新来源(Woodruff，1997)。文献回顾表明，对顾客价值的研究要么从顾客的角度切入讨论顾客感知价值，要么从企业的角度切入分析顾客资产价值。其中，对顾客资产价值的研究正从关注顾客过去和现在为企业带来的贡献拓展至关注顾客未来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一)传统顾客价值理论
国外学者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评估顾客价值的理论模型，其中有代表性且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包括，Kotler的顾客让渡价值理论，Woodruff的顾客价值层次模型，Weingand的顾客层次模型以及Jeanke,Ron&Onno的顾客价值模型(胡旭初、孟丽君，2004,王怀林等，2010)。传统的顾客价值理论模型侧重于支持顾客感知价值观，顾客价值是由顾客而不是产品/服务的供应方所决定的，因此，顾客价值实际就是顾客感知价值。
(二)顾客终身价值理论
虽然传统的顾客价值理论模型能够帮助理解顾客价值，但是，在面对顾客价值这个抽象的动态概念时，尤其是当从企业角度将顾客价值看作企业资产一部分的时候，传统的顾客价值理论模型已经不能满足评估需要，企业亟须一套更符合实际的量化工具。顾客终身价值就是一个正在受到追捧的热门概念工具(Kumaretal，2010)，比较有代表性的顾客终身价值计算模型主要有Dwyer方法和顾客事件预测法(顾琪，2007)。前者只能预测一组顾客的终身价值或每个顾客的平均终身价值，无法具体评估某个顾客对企业的终身价值;而后者对未来事件预测的精准度并不能完全保证。与传统的顾客价值评估方法不同，顾客终身价值不仅评估顾客过去和现在为企业带来的贡献，还评估顾客未来可能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即，顾客终身价值试图对顾客整个生命周期为企业贡献的收益总和进行量化，包括历史价值、当前价值和潜在价值(Kumaretal，2010)。总的来说，顾客终身价值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对企业而言，通常需要考虑顾客维持时间、顾客份额以及顾客范围三个维度。如今，基于顾客终身价值视角的顾客价值评估模型已经被广泛认同，现存有大量对顾客终身价值进行测量、计算与监测的分析资料。
(三)免费顾客网络价值
顾客终身价值主要捕捉顾客交易行为(购买行为、交叉购买行为以及升级购买行为)可能给企业带来的财务贡献，也就是顾客对企业的持续购买、更多购买和更深入购买的倾向(王永贵、张炜，2006;Kumaretal，2010)。然而，从交易本身来看，免费顾客与企业之间虽有交易行为，但其交易本身不能为企业带来任何直接收益，甚至可能是企业需要负担的成本。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免费顾客对企业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因为免费顾客，企业的市场规模扩大了;因为免费顾客，企业获取付费顾客的营销费用减少了(Guptaetal,2009)。显然，成本的降低与利润率的提高都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这正是免费顾客数量增加所形成的网络效应促使付费顾客为企业带来财务贡献的直接体现。实质上，免费顾客终身价值对付费顾客所带来的现金流的净现值有加乘效应，这取决于免费顾客吸引其他付费或免费顾客的程度，以及那些被吸引顾客对别的顾客的涟漪效应。当网络效应足够大时，付款开始流向企业，此时，免费顾客终身价值增加了(Guptaetal，2009)。因此，对企业而言，增加的这部分免费顾客价值就是免费顾客网络价值。换句话说，对免费顾客而言，其终身价值主要表现为免费顾客网络价值。
近年来，网络效应的研究迅速发展。Kata和Shapiro(1985)认为，所谓网络效应是指随着产品使用者数量的普遍性扩大(兼容或相关产品的人数增加)，网络随之扩大，从而带给使用者更大的价值。研究表明，消费者只需加入网络，成为其中的成员，而无需对产品进一步消费，就会对其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决策产生影响(曲振涛等，2010)。对免费顾客而言，吸引更多免费顾客与更多付费顾客是其网络效应的具体显现，能否衍生交易关系的关键在于现有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是否足够。不仅如此，现有免费顾客还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观众，即，少数付费顾客从大量免费顾客那里获得了声誉价值的回报。免费顾客声誉价值促使了更多免费顾客升级成为付费顾客，为企业带来即时利润。另外，免费顾客自身也是企业的潜在付费顾客，即“跨越观众成为演员”。基于顾客终身价值理论，免费顾客预期财务价值是企业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此，本文认为，免费顾客网络价值包括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声誉价值和预期财务价值。
1.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1997年美国学者Michael—H—Goldhaber在《连线》杂志上首次提出“注意力经济”的概念。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资源不再是信息与货币资本，而是注意力。的确，人们无法同时关注许多不同的信息与事物，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取舍间，注意力产生了机会成本，也诞生了价值。有关顾客的注意力价值在学术上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Deighton&Blattbery，1996;黄志平，2010)。对于免费顾客而言，其注意力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免费顾客数量的增加会吸引更多的免费顾客。以电子商务市场为例，买家是否接受服务平台，不但关注卖方的多寡，更关注评价者的多少，评价者越多，买家更愿意接受该平台。另一方面，注意力的规模效应会吸引更多的第三方付费者，以三方市场为例，免费顾客注意力是否足够对第三方付费者(顾客或企业)至关重要。显然，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对其他免费顾客与第三方付费顾客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在免费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时代，企业想要获得更多的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仅提供免费产品或服务已经不够，还需要将免费顾客作为企业资产来进行有效管理，增加其退出消费的心理与社会壁垒，通过促进延续消费来获得更多的免费顾客注意力价值(Anderson，2009)。
2.免费顾客声誉价值。声誉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Anderson(2009)认为，“声誉经济”是指企业的声望和信誉。然而，在免费经济学视角下，免费顾客的声誉价值带给企业的收益也不容忽视。因为，免费顾客声誉价值会对其中某些免费顾客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即，由于免费顾客这一观众群体的存在，促使某些免费顾客在期望被尊重与仰视的动因下升级为付费顾客。尽管在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下，搭便车被认为是“免费午餐的魔鬼”但在免费经济学视角下，搭便车不但不再是问题，而且，大量免费顾客的存在使得付费顾客购买升级版本变得时髦而高级(Anderson，2009)。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预示着大规模定制时代的到来。众多既能满足个性化需求、又价格低廉的升级产品使得免费顾客转变为付费顾客的经济成本降到最低。企业要充分利用免费顾客的声誉价值，并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相结合，通过强调付费顾客的尊贵、面子等来增加其心理与社会收益，从而促使更多的免费顾客转化为付费顾客。
3.免费顾客预期财务价值。在顾客终身价值视角下，衡量顾客资产价值还应关注未来可能的购买行为。由于免费顾客不仅具有注意力价值与声誉价值，其本身就是潜在的付费顾客(Anderson，2009)，因此，免费顾客预期财务价值也是其网络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捕捉免费顾客网络价值时，还应衡量免费交易行为基础上他/她对企业的产品/服务做出追加或交叉购买行为的可能性(Guptaetal，2009)。
免费顾客作为潜在付费顾客虽然没有即时购买行为，但是，免费顾客通过其注意力价值、声誉价值和预期财务价值不但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免费与付费顾客，还能提高其忠诚度。因此，准确识别免费顾客网络价值，实现顾客细分，不但有利于企业合理地选择免费顾客，而且有利于企业针对不同价值的免费顾客分配资源与制定差异化营销战略(Venkatersan&Kumar,2004;顾琪，2007)。免费经济学视角下免费顾客网络价值的研究对顾客管理理论和实践均有积极影响。
四、简评及未来研究方向
在免费经济学的视角下探讨免费顾客网络价值，可以发现免费顾客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企业的资产。免费顾客价值首先体现为注意力价值所带来的第三方付费所产生的收益，其次体现为声誉价值所带来的某些免费顾客升级为付费顾客所产生的收益，最后还体现在作为潜在付费顾客而产生的预期财务收益。尽管基于网络效应解读免费顾客价值是令人振奋的前沿性研究，然而网络效应的计算困难重重，需要有多年的历史数据。因此，对于免费顾客网络价值的实证性研究成果还只是凤毛麟角。为全面而深入地掌握免费顾客网络价值，给企业提供可操作化的指导意见，本文对未来研究提出以下三个关注重点。
首先，建议从免费顾客投入行为入手来测量免费顾客价值。Doom等人(2010)指出，顾客投入行为是在购买行为之外，基于某种动机所产生的对企业或品牌的推荐、口碑或博客撰写等行为。由此可见，在使用或持续使用免费产品或服务之后，免费顾客通过个人博客或公共网络等渠道对免费产品或服务进行评价、推荐等都是免费顾客投入行为的具体体现。由于免费顾客价值与其投入行为密切相关，因此，准确捕捉免费顾客个体价值或群体总价值对于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篇7
1目标体系的涵义及重要性
经济学教学目标体系是指将经济学教学的总目标、分目标和具体目标的整合与系统化,是对培养活动质量和规格的设想和规定。
应用目标体系有助于解决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在时间有限的培养过程中,学习什么对学生是最重要的,即“学什么”的问题;二是怎样计划和传递内容才能让大多数学生产生高水平的教学效果,即“怎么教”的问题;三是怎样选择评估工具和程序才能提供教学效果的准确信息,即“怎么评”的问题。
2目标体系的内容与结构
2.1目标体系的内容
经济学教学目标体系的内容按层次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总目标,是作为总揽全局的指导思想而存在的、概括性的总体要求。二是分目标,是学生在完成某一项较长阶段的学习后需要达到的要求。三是具体目标,是指学生在经历某一教学单元后应达到的具体明确要求。三种目标的特性如表1所示:
表1总目标、分目标与具体目标的特性
2.2目标体系的结构
对于目标体系结构,利用两种不同类型表格进行描述,分别是层次表和分类表。
2.2.1层次表
层次表,用于概要性地描述总目标、分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层次包含关系,如表2就是以层次表描述了经济学教学的目标。
2.2.2分类表
分类表是在描述目标体系中具体目标时采用的主要表达方式,用于描述具体目标在操作层面上的内容。它将具体目标分为两个维度,一是知识维度,二是认知过程维度。在知识维度,知识被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反省认知知识4种类型。其中事实性知识指专业词汇、历史事实等稳定的信息,是较为简单零散的信息;概念性知识是原理、模型、结构等较为复杂的知识;程序性知识是指“如何做事”的知识类型;反省认知知识是指关于认知的知识,也称为元知识。在认知过程维度,认知过程由低级到高级被分为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和创造6种水平。4种知识类型和6种认知水平总共构成2 4个目标单元,某一个目标单元所指的就是某一类知识的某种掌握水平。表3所示的就是对经济学教学中培养获取信息能力这一具体目标的分析。
表中符号代表的意义:
A1:识记经济领域的专用术语和符号;
B2:理解各类信息渠道的原理和特性;理解各类信息获取、传递、存储、处理的模型和方法;
C2:熟悉运用各类信息渠道的时机和方式;
C3:熟悉运用各类信息渠道获取信息的步骤和方法;
D1:多种格式的信息得出初步分析结果;
E2:多种理论与模型对初步分析结果的可信性进行评估;
F2:全面考虑和分析初步分析结果和评估结果,得出分析结论。
2.3实现目标体系的要求
目标体系结构确定后,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填充,以实现针对某种特定的目标体系,这是一个具有多个选择和结果的操作过程,因此在实现过程中应力求达到一些要求,以达到高水平的实现结果。一是先进性,要满足市场对学生的基本需要,并尽量占据较前沿的位置。二是针对性,不同的培养对象,不同的培养阶段有不同的知识起点和不同的接受能力。因此,目标要有针对性,注重因材施教。三是具体性,表述中尽量避免含混和不切实际的语词,应明确、详细、可以观察和测量。四是系统性,应列出全部知识点的教学目标,不同层次不同难度的教学目标搭配合理,能起到相互促进,总体优化的作用。
3目标体系的应用
3.1基于目标体系合理选择教学和考评模式
构建了这个目标体系之后,主要利用分类表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估。以获取信息能力为例,对于事实性知识,可以利用针对事实性知识的培养方式进行培养,如理论授课与要点测验相结合的方式,如对于识记经济领域的专用术语和符号的学习;对于概念性知识,则以专题讲授与实例训练为主;对于程序性知识,则宜于使用实际组织训练的方式,如熟悉运用各方式获取资料的步骤和方法。对于记忆、理解、运用型较为低级的认知形式,宜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训练,对于分析、评价、创造等较为高级的认知形式,则宜于采用诱导式模式进行训练。
对于考评模式而言,一是考核内容要尽量对应培养目标的各个方面,以达到训考一致的效果。二是以达到训练目标为考核标准,灵活选用考核方式。
3.2基于目标体系构建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模式
素质教育强调面向个体的教育,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中,教师的水平和精力极大地制约着针对个体实施教育的可能性。目标体系有助于改善这一局面,当学生作为主体进行培养目标体系的制订后,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兴趣制定适合自己的目标体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和实践。借助于目标体系,学生可以站在较高的层次上看待经济学中各门课程的学习,培养综合的素质。此外,目标体系还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在合作的模式下,学生与学生可以综合同一目标体系,筛选最重要的目标能力,选择最有效的学习模式实现快速共同提高。
参考文献
[1] L.w.安德森.《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2] 布卢姆,《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8年1月版.
本论文为河北省高等教育学会结题论文,课题名称:高校经济学教学目标研究,
课题编号:GJKT-09-18
作者简介
篇8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NextPage]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NextPage]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篇9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3-0005-04 收稿日期：2008-03-11
篇10
1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资本论》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经典著作，而且也是全部经济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已有的经济理论成果，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作的。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研究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 《资本论》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研究。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入手，运用科学抽象法，逐渐深入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本质，进而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阶级对立展现在读者面前。再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还原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指出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利息等式怎样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的。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现象，而资本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很不相同，所以西方有些人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了。但最近几年，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和政府重新开始重视对《资本论》的研究，认识到马克思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对于研究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进行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 从事经济学研究，分析解决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离不开深刻的经济学观察力。要取得这种观察力需要经历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1]学习《资本论》，我们不仅是要学习其中的理论知识，更是要训练经济学思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逻辑和数学推导，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读者跟随作者的思维，会使我们逐渐养成这种严密的思维习惯，对于我们学习其它的经济学知识和进行经济学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2.1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2.2学术界的不同理解：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取得统一的看法。主要的争议来自对“生产方式”的理解。通常我们讲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但《资本论》中用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与通常意义的生产方式并不一致。这里的“生产方式”，可以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也可以是生产的社会方式。基于此，学术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2）它是最基本的、基础性的生产关系，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3）它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如胡钧认为应把《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属于生产方式范畴的劳动方式、生产方法……恰恰是马克思的本意；（4）它是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独立经济范畴。
对于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很多者认为：着重研究了经济的一些本质的关系，而所谓正统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的一些现象形态，即层次不同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研究的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正统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市场经济的日常运行机制。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存在二重性：一是物质生产问题，二是社会交往或经济关系问题。樊纲认为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对这两方面都有所研究，但它们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生产问题，即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经济学重点研究经济关系问题，即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
3《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4现实意义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增长，不仅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论证，而且对经济现象背后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资产阶级经济学逐渐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对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本质问题却不做分析。从W.S.杰文斯开始，逐渐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这样更符合学科的对象和主旨。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回归，使经济学理论重新回到研究经济关系本质上来。《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经济关系的分析，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看到了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规律。虽然在解决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时，应着重对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进行论证，但是要把握经济活动的发展规律，就必须分析经济活动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也是为何马克思要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3]张衔：《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讲义纲要.2007年
篇11
一、国内外关于资产定义综述
国外学术学术界对资产定义，根据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三类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资产的本质是未来经济利益。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1907年查尔斯E・斯普瑞格(Charlese E.Sprague)在《账户的原理》中指出，资产是包括以前获得的服务，以及其它还在得到的服务的积蓄；1929年坎宁(Canning)在《会计中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资产是指处于货币形态的未来服务，或转换为货币的未来服务；1957年美国会计学会(AAA)在《公司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和报告准则》中指出，资产是一个会计个体从事经营所需要的经济资源，是可用于或有益于未来经营的服务潜力总量；1962年斯普路斯(Sprous)和莫尼茨(Moonitze)认为，资产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已经由企业通过现在或过去的交易的结果而获得；1992年，HendrieksonandBride在《会计原理》中认为，资产是特定的主体所控制下的潜在的服务或预期服务的权益。二是认为资产的本质是财产权利。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1993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首席会计师舒尔茨(Walter，P・Schutze)发表了《什么是资产》的报告，认为资产是现金、对现金或劳务活动的要求权，以及能够单独出售、变现的一些项目；1996年美国的理查德A・萨缪尔森教授在《会计评论》上发表的《会计理论中的资产的概念》认为：把资产定义为财产权，就有可能更明确区分资产和费用、资产是能够用于交换的抽象权利，资产价值是财产权利的货币表示。三是认为资产的本质是剩余成本(这里的剩余成本是未消耗未分摊的成本，已消耗的或已分摊的为费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1940年威廉A・配顿(W.A.Paton)与A.C.利特尔顿(A.C.Littleton)的《公司会计准则导论》(《An Introductionto CorporateAccounting Standards》)一书中提出资产是未消逝或未耗用的成本；1977年亨德里克森(Hendrickson)在《会计理论》中指出：由于把重点放在收益的确定上，许多关于资产的正式论述就都直接或间接地把它们的性质强调为未分摊成本或结转于未来各期的数额。
我国不少学者长期对资产定义进行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本质、定义与特征一个企业的财务报表与账户体系的要素》一文中认为，资产是特定企业由于交易和事项(包括资本投入或退出的产权交易)以及交易虽未执行但在法律上不可更改的契约而取得或控制，而由企业配置和运用，旨在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未来现金净流入)的经济资源。在学术界讨论资产定义的同时，各国及国际准则委员会也对资产进行了定义。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6号中提出：资产是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是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中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FASB。SFAC No.6，1982)。澳大利亚对资产的定义同美国的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它强调资产是能够“被控制的”而非被“取得的”。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99年公布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中对各种会计要素作出了明确界定，其中资产的定义为：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特定主体控制的、对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或其他使用权(ASB，par.4.6)。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基本框架》中对资产进行了如下定义：资产是指作为过去事项的结果而由企业控制并且可以期望向企业流入未来经济利益的一种资源。很显然，这些定义都体现出未来经济利益的观点，认为资产的本质是其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
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是在充分研究国外、国际会计准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逐步与国际趋同。财政部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这一定义没有体现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观。2001年起施行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规定：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这一定义强调了资产会预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财政部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将资产定义为：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这一定义体现了与国际的进一步趋同。
二、资产定义的相关因素分析
(一)会计外部环境 会计环境是指与会计产生、发展密切相关，并决定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法制，以及会计工作发展水平的客观历史条件及特殊情况(郭道扬，1992)。这里的会计外环境是指生产实践中与会计相关的内容如社会经济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等，它决定了会计目标、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影响会计的程序和方法。根据唯物辩证法中关于物质世界联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原理，任何事物都受其周围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所制约。所谓条件是事物同其周围事物的关系，是制约着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会计作为一个人造经济信息系统，必须有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统称为会计环境。E．s．亨德里克森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社会和经济变革对会计实践和会计思想有很大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曾发生很多环境变动，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会计师的工作，迫使会计界采用新的会计方法和新的会计思想(亨德里克森，1986)。李心合认为，会计环境不仅是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占据会计理论结构最高层次的要素。如果抛开这些会计环境因素，就等于无视财务会计“是
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李心合，1996)。资产的定义不仅要和会计环境相适应，而且它的发展还受其约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资产的本质、特性、存在形态都在发生变化。
(二)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的差异这里的会计实践是会计内部环境，它决定了会计本质、会计职能、会计程序和方法。根据哲学中认识论的相关原理，理论和实践是相统一的，科学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概括，是关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对实践起指导作用。笔者认为，会计理论中关于资产的定义(简称为“资产理论定义”)应侧重理论特征，而会计实务中关于资产的定义(简称为“会计实务定义”)应侧重实践特征。二者的本质和内涵是相同的，而外延是有差异的，前者包含后者。在会计实务中，资产的定义一方面必须置于资产理论定义的范畴之内，体现资产的经济、法律特征，概括资产的本质；另一方面，还必须满足财务的要求，即“可操作性”。石本仁指出“会计对资产的处理有其独特的方法，所以，会计上对资产的定义必须表明财务特征，否则一些现象就无法解释(石本仁，2004)。在资产的财务特征中，一方面是要满足会计实务中确认和计量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是资产必须能以货币计量和反映，这也是会计准则中会计基本假设――货币计量单位的基本要求。另外，实践的主体是有意识、有实践能力的人，由于人的知识结构、教育水平、职业道德意识的差异，势必会影响会计实践的效果。以资产理论定义作为指导结合会计的实践情况来界定会计实务定义，才能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协调。
(三)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以及会计对象一方面资产作为重要的会计要素，对其定义应置于整个财务会计的框架之中进行探讨，应受到比其更高层次的会计概念的约束。因为会计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根据系统论相关原理，系统是有结构的，它是由各要素按一定秩序、一定方式或一定比例组合而成的，并且这种有机的结合使得系统保持相对稳定和各要素间协同效应的发挥；有层次性的，并且层次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承接的，总是较高层次对较低层次有制约和指导作用，较低层次对较高层次进行反馈和影响。因此，资产的定义必须考虑会计目标及会计基本假设。杜兴强、章永奎等指出，会计要素的决定因素固然受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及成本效益原则共同制约和决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会计要素的定义决定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而不能倒过来由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结果或过程来进行会计要素的定义，否则就会犯谬误逻辑(杜兴强、章永奎等，2005)。
(四)资产的法律和经济学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着的。会计在企业管理活动中并非孤立的，是与法律、经济等紧密相连的，因而在考虑资产的定义时就不可能回避资产的法律、经济特征。首先，从法律意义上讲，所有权是资产的核心，一项资产的取得必须对其拥有所有权。笔者认为，会计定主体对资产的权属规定不必像法律中那样严格，因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严谨性，它追求形式上的完备性。而会计注重经济实质，遵循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的原则。必须在法律上对资产的未来权利或劳务具有要求权，那些可以由其他企业或个人任意撤销或者政府无偿撤销的劳务不应列为资产(葛家澍，1996)。所以，能在一个企业中确认和计量资产，必须对其拥有实质上的控制权，这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如融资租赁，虽然承租人对资产没有所有权，但是在租赁期内他能够有效的控制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而应该作为承租人的一项资产。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产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表现为一定时点的财富存量，由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和权利构成；它还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效用性和稀缺性是经济学中资产的特征，会计中核算的资产首先得具有经济学中的资产所具备的特征。最后，虽然资产在经济学、法律、会计学中的特征有些许差异，但是这并不能就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完全将其割裂是不科学的。因此，资产的定义在体现财务特征的同时，须兼顾资产的经济、法律特征。
三、资产定义的思考
篇12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二）自发秩序理论方面的缺陷。哈耶克基本上把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重叠起来。这样，他的所有理论探讨和论证实际上也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辩护。然而，哈耶克的这种辩护并不成功。首先，市场经济自发进化的不纯粹性。哈耶克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基础的，只能是那些在进化过程中自发生成的规则，而不是那些刻意设计的规则。他在这里强调的当然是那些起源于个人之间相互协调行为的习惯性规则，这些习惯性规则是众多自利的个人在做出各种相互独立的决策时无意产生的结果，在生成这些习惯性规则的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发挥着作用：在起点的决定问题上，偶然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一旦起点确定后，必然性将最终造就出一种均衡态。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论证并不成功，市场经济规则的出现和维持离不开某种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的推动和实施。其次，自由主义原则含义模糊。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给出了自由的、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的状态适成对照。在这里，自由概念的准确界定依赖于强制概念的确定。由于强制概念的混乱，哈耶克的这个定义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它根本无法对社会关系的性质做出判断。
总之，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看待哈耶克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摈弃其错误和糟粕，吸取其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启发借鉴意义的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参考文献：
[1]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2004.166.
[2]（英）哈耶克，邓正来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2003.9.
篇13
张五常实证分析所引用的案例主要都是源自中国经济。事实上，张五常毕生学术研究的素材都是精彩的中国故事。从《佃农理论》到《中国的经济制度》，他有一个特别的法门，那就是始终从最简单的问题问起。
中国30年的经济制度变革自始至终伴随着数之不尽的批评声，每时每刻都有人倍加责难，却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张五常问：你们可以一直批评下去，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见到的经济奇迹。那“非常对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如此一问，直探问题的核心和本质，立刻回到了40年前他思考的同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诀窍让佃农分成合约有效？
《佃农理论》的答案是合约各方可以改变分成比例，《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答案则是“地主”（主要是县政府）向“佃农”（投资兴业的企业家）要求的投资可以是负值。张五常的精彩结论是：“把土地看作地主提供的资本，可以用负地价代表地主提供着无限的调整机能，只要分成的百分比落在一个不离谱的范围内，在这机能下有效率所要求的边际相等条件永远都可以达到”。
张五常经济学其实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成本，纵然变化万千，都是从调查成本局限而来，最主要当然是交易成本或制度成本的限制条件。
从《佃农理论》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所开创的合约经济分析跨越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合约的角度看价格，看需求和供给，佃农理论就是这样想出来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公司，看公司本质；第三个阶段是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看整个国家，看人类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从合约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