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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国公司中，由于组织外在环境的多元化及内部“亚文化群落”的增多，使得受文化因素影响较深的管理成本的计算出现了复杂化及不均衡态势。由于影响管理成本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文化圈层面的差异，带有深刻的群体倾向，因此分析分别以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对跨国公司管理成本的影响。
二、文化差异对人力资源的影响分析
1.文化差异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从维持和辅的管理职能上升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管理职能。互联网技术在日常事务管理中的运用大大的节省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时间，人力资源管理者得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管理时间开发和战略经营伙伴的形成等功能。职务分工细腻和完善的企业规章制度，对每一个人的分工、职责、权利和突发性问题处理的过程和政策都有具体的依据。反观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多还处于以“事”为中心的阶段，普遍缺乏人力资源规划与相关政策，许多人力资源管理的功能远未完善。另外，人力资源部门无法统筹管理整个公司的人力资源，缺乏先进的、学习型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及有效的激励机制。
2.文化差异对员工培训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企业认为员工培训是一种风险性投资而不是消费，培训是员工素质弹性的调节器而不是无所作为。而国内企业经营者在培训中则过分追求短期利益，不愿意耗费精力去开展培训。
3.文化差异对激励机制的影响。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在激励机制的实施上，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别。如西方西方企业崇尚个人奋斗和竞争的个人主义，注重规章制度、契约关系，强调制度化管理；而中国企业则注重人际关系、忠诚和集体主义，更强调人性化管理。换句话说，在以理性为本，还是以情感为本；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问题上，东西方在激励机制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历史差异基础。美国：（1）受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企业里的技术分工日益精细严密，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各种操作逐渐规范化、有序化；技术研发和成果考核强调科学和定量的分析。这些都使得员工分工明确，职责清楚。（2）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使得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完善，各种资源的配置都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劳动力的市场化供求模式导致人力资源流动频繁，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和解聘非常容易。（3）美国人的“法制”观使得企业在人事制度、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表现出员工录用合同制和契约制的特征。
日本：（1）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前，几千年的农耕经济使得国人具有农耕民族典型的求稳的传统观念。（2）在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好学的民族，他们先后学习中国的孔孟之道和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及理论，并有效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日本企业文化。（3）日本自然资源缺乏，人口众多，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利用，他们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主张先培养人，后做事。
2.文化差异基础。美国：（1）美国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美国聚集了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种和民族的移民，他们初到美国便努力摆脱本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羁绊。（2）人们等级制度观念淡薄，不受上级权威的约束，民主意识强烈，强调人人平等，认为人人享有同等的权利。（3）由于这些移民往往是各民族中最优秀的人，他们渴望成功，追求豪华的物质生活，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4）美国人思想开放，接受新事物快，追求新鲜刺激，往往对现状不满，工作变动频繁。日本：（1）日本文化属于东方儒家文化体系，等级观念深重，注重上下级关系。（2）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人讲究谦恭礼让，忠诚守信，崇尚团队精神，注重合作，集体决策，集体行动。（3）日本人重视长远打算，不会因眼前的利益而放弃未来的发展，注重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 （4）由于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度高，工作态度踏实，从一而终，很少有跳槽现象发生。
3.价值观差异基础。美国：（1）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注重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他们追求成功，主张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实现人生价值，这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注重能力，鼓励竞争的良好氛围。许多佼佼者在这种氛围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2）他们天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反对束缚，崇尚个人自由，一切以自我为中心。（3）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重钱轻义，人际关系淡薄，缺乏团队精神，对组织无任何忠诚可言。
日本：（1）与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相比，日本崇尚团体至上，推崇集体主义价值观。认为公大于私，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2）日本员工努力为组织工作，他们极度信任组织，个人对集体有强烈的感情依附。（3）日本人也注重金钱，但并不把它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在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精神激励为主。
四、完善文化差异对人力资源的影响分析
1.转变观念——打破常规思维。在企业兼并的过程中，应该打破常规思维，转变思路。习惯思维不能解决跨文化管理的问题，特别是克服文化自大主义，应该尊重被兼并企业的文化，以及特殊的价值取向和管理方法
2.挑选文化相容性高的管理者。每个人的文化相容性并不一样，文化相容性高的经理能够妥善处理冲突，但是文化相容性差、特别是有排外现象的人处理起来就非常危险。
3.管理人员的本土化。进行跨国化管理的通常做法是管理人员本土化，用文化相近的人来管理。即中国人管理中国人，德国人管理德国人。
4.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整合。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整合时，应以嫁接方式开始，与管理人员本土化相配套，进行渐进式的整合。
5.妥善处理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处理原则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磨合需要过程，在此过程当中应该把握分寸，掌握技巧，妥善处理矛盾，人既是管理的主体， 也是管理的客体， 既是文化的创造者， 也是文化的继承者。因此企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 是对人力资源的管理， 而本文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探讨正是顺应当今经济全球化形势提出的， 旨在为中国已经及即将走出国门的企业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陶明.美欧、日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比较.中国人才.2002年（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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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英语写作中“词类汉化”的原因
1.知识缺乏。英语词汇知识应包括词义、词性、习惯用法、词类转换以及构词法等。英汉词汇在语法功能、语用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学生容易乱用、乱套词汇，如把“吃药”译成“eat medicine”等。英语里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固定词组，主要有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和动词与介词、副词的搭配，不能随意更改。学生在写作时受母语的干扰，甚至就完全按照汉语习惯表述英语，从而造成词类汉化现象的出现。
2.文化差异。英汉文化差异主要包括：其一，地域文化的差异。比如在汉文化中，龙被视为“神物”，中华民族也称自己为“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而在英语中，dragon被看作“邪恶、恐怖”的象征。其二，习俗文化的差异。主要有：姓名的差异、称呼用语的差异、隐私关注程度的差异、颜色内涵的差异等。在英语词汇学习中，学生往往对上述文化性差异因素没有足够了解，对英汉文化和语言差异形成的词义冲突现象没有明确掌握，在英语写作中按照汉文化特点表述，甚至会造成用词不符合英语国家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或宗教信仰习惯等严重错误。
3.教学弱化。其一，教师在词汇教学中缺乏对“词类汉化”的相关知识点、语法规则等进行强化练习，造成学生对汉化问题未能充分认识与理解，学生在英语写作中根本无法意识到哪些是属于汉化错误。其二，教师对学生写作中存在的词类汉化现象重视不够，习作、试卷的讲评没有针对汉化现象做出专题性的辨析、讲解，对学生习作中的汉化错误缺乏针对性的纠正，强化其认识、理解，致使学生在写作时不严格遵循英文表达方式，错误层出不穷。其三，教师在阅读教学中缺乏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以及对英汉文化差异的比较，学生在不掌握英语特有的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词类汉化问题。
二、减少“词类汉化”现象的教学策略
1.转变教学观念。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学好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高中阶段的师生未能摆脱应试观念的影响，以“考分”为价值追求的高中英语教学缺乏对英语汉化现象的关注，致使学生没有把英语真正作为一门语言来学，因而学到的英语完全失去地道的英文味。因此，转变英语教学观念是减少“词类汉化”现象的关键。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英语教师必须把传授规范、地道的英语作为英语教学的第一要务，要让学生能够进行正确流利的英文交流并写出“正统”的英文。
2.采取多种词汇教学方法，强化学生对词汇的正确运用。其一，采用对比法进行词汇教学。英语中有许多词形或词义相近的单词，如“divide, separate； tell， say, speak, talk; join, take part in”等，必须及时、有效地引导学生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点，并在写作中正确运用。其二，采用构词法进行词汇教学。构词法有转化、派生等，可帮助学生了解构词法，从而掌握单词及其正确用法。其中转化法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词汇使用功能，如map， head， dirty，warm，cool等名词、形容词均可以转化为动词使用。其三，采用阅读法进行词汇教学。词汇学习的关键是要掌握词义、词的搭配和用法，要能够用词语造句表达思想。将词汇教学融入阅读教学之中，能使词汇与句子、语篇结合起来，教会学生正确规范的词汇用法。
3.加强对英语文化的渗透。胡文仲认为：“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使用这一语言。”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充分挖掘词汇、语法、语用、语篇教学等环节中的英语文化因素，加强对英语文化的渗透，让学生真正了解和熟悉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加强学生对英汉文化差异的认识与理解，使学生能够用英语灵活、有效、恰当地表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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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佛教是影响最广泛的宗教，由于佛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互融合，所以也形成了中国的主要文化组成。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空是指一切物质世界中不真实的东西，而色是指一切有形的物质。此外，佛教中也讲求众生要经历生死轮回，世间的一切祸福皆是报应，只有真正放弃世间的欲求，才能使自己超生轮回。这种传统的宗教思想对中国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史上，很多文化都体现了佛教中的这些特点，这也是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现。
二、中西文化语言中的词语差异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二者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而语言又来源于词语的组成，词语组成了语言，形成了文化，所以，在文化语言中，词语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词语是对于世界万物的一种概括，不同的语言都有自己的运用和习惯，根据不同的方式对主客观世界进行分化，形成了不同的词语。也正因为如此，文化之间的差异也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在不同文化下语言中的词语产生了不同。在中西文化语言中的词语也主要体现在称谓语言等方面。
1称谓语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对于人伦、名份较注重，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以人为主的价值观念。中国文化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在称谓上也尽显等级差别，比如对于妻子的称呼，就包括了夫人、老婆、爱人等多种称呼，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人物身份会使用不同的称呼。尤其在古代社会，这种称谓则更加严格，古代人会根据丈夫的社会地位而选择不同的称谓来称呼他的妻子，这也体现了中国严格的等级制度。此外，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也使中国人经常会以某人的职务或者官衔来称呼他人，这不仅能够体现出他人的地位和身份，也体现出了此人的尊敬和礼貌。比如：李经理、王老师等等。而这种称谓在西方国家却很少见，这与他们的文化传统不尽相同，而且与其语言习惯也不相符。
2禁忌词语在中国汉语中，有许多的词语虽然与本身的内容意思没有任何关联，但由于汉语的发音习惯，会有同音不同义的词语，而由此造成了禁忌词语的出现。比如，送人礼物非常忌讳送钟，因为钟与终同音，送人钟会使人想到分别，而使接受者感到不吉利，由此心里产生不痛快。在西方语言文化中，却没有这样的禁忌，同样是送钟，体现出的却是一种对对方的关爱。
3宗教词语中西方不同，许多与宗教有关的词语也在运用和意思表达中也有较大差异。中国信仰佛教、道教，所以有许多比如观世音、菩萨等词语正是来源于宗教。西方人大多信仰基督教，所以比如圣经、洗礼等词汇所表达的正是西方宗教中的词汇。此外，即使是中西方的宗教词语中有相同的词汇，但所代表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这样的词语不能混淆。
三、中西文化语言的风格体现
中西文化语言除了受到历史背景及价值观念的影响，也会受到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的影响，由此表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西方哲学大多都是自然与逻辑相结合的思想模式，而且对于思维方式中的分析方式更加注重。语言中也多以主谓语作为核心内容。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更加强调整体的统一，重和谐，所以在词汇中多以动词为核心词语，通过时间的顺序归纳总结。中西方词汇的不同，也使中西文化中的语言风格各具特色。比如在西方的语言中，所体现出的是更强的逻辑思维性，词汇也更加直观简洁，而在汉语中，更突出一种由表及理，以物抒情的表达特点。在语言的表达风格上，也惯于追求结构匀称，读来朗朗上口，这种表达方式含蓄，更寄托了深深的情感，使人能够感受到强烈的共鸣，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都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感情，读来使人振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比如“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表达了作者的思念之情，其中以滋味喻愁，而味在酸甜之外，它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是一种独特而真切的感受。这种情感是难以直接诉说，只有在诗句的颂读中才能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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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群体认同与个人本位
从不同的餐桌文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基础单元，中国人的社会存在首先依存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 再延伸至家国社稷。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融为一体，文化上兼收并蓄，价值观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保护全体利益。“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中国人喜欢聚餐共食，在中国人心目中，“独食难肥，共食才能汲取营养；独食无味，共食才会其乐无穷。”目的是为了加强人情往来，群体联系。中餐桌上的热闹气氛与西餐的雅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主人宴请客人往往为了表现热情好客，铺张排场，在餐桌上还频频给客人布菜夹菜。客人们一上桌，便滔滔不绝，谈天说地，劝酒敬烟，甚至吆喝划拳，现阶段的这种风潮有悖于传统儒家文化“食不语，寝不言”的教诲，已远超出文明的界限。
比较正式的宴席的座次安排， 也体现出这种不同的文化认同。传统的中餐宴席使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现代宴席，主要用圆桌及方桌， 但往往男性与女性分桌， 女性安排在次桌或次要座位。若家中请客，女主人往往在厨房和餐厅之间穿梭忙碌，待所有菜品上桌才就座陪客。而西餐宴会中， 主角是女主人，一般使用长形或马蹄形餐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以右为尊，左为次。入座方式为从左侧入座，男士应拖拉餐椅，协助女士入座，以显示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若家庭宴请，男女主人都应始终陪同，客人还应送瓶葡萄酒或鲜花，或为女主人准备纪念品等小礼物，这也是社交场合的起码礼节。
2 面子观念
在西方社会中也有面子观念，Brown 和Levinson 于1978 年提出了“面子保全论”，指出礼貌就是“典型人”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他们将面子分为正面面（positive face）和负面面子（negative face）。正面面子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希望自己的愿望受人顺从， 他的自我形象被人欣赏和赞许。夸赞对方就是西方人典型的生活习惯和交际方式，不管多么简单的菜肴，都会得到客人的赞美。如果每道菜都吃完，会令主人很高兴，说明自己的心意和努力得到客人的肯定。餐后告别，客人们总要表示“have a nice dinner”（吃得很高兴）。而负面面子是与正面相对而言，指的是社会成员希望其行动不被人干涉， 即具有行动自由和自主决定的自由， 凡是有违这种自由愿望的言行就会被认为对他人负面面子的侵犯。与之相应，在西方更受欢迎的还有自助餐和鸡尾酒会，形式更加自在随意，按照个人的喜好和食量自由选择，便于相互联络与交往。另外邀请他人外出用餐，往往是AA 制，各人付各自的帐，或平分账单，若为人付账需事先说明。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核心的熟人社会，即人情社会，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家族和他人的评价。在这种特定语境中，人们往往十分关注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 以寻求和捍卫自己的优势，保持体面和尊严。在家族和交际圈子中，人们习惯用面子来解释和调节社会关系和行为，谁的面子大，谁的话语权就大，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高。因此人们热衷于请客和被请，谁的应酬多，宴请的档次高，客人的级别高，谁就“有面子”，在人际交往中，也乐于互相“给面子”。比如餐桌上几乎每宴必有的敬酒环节， 敬酒者和被敬者竞相表演的一套套说辞，言不由衷，醉翁之意不在酒，全在于面子。餐后争先付款买单，即使无意出钱，彼此心照不宣，也要做一番“争面子“的表现。
3 总结
有些时候不同的礼仪是不同文化之间产生误解， 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又是造成礼仪不同的主要原因。研究和理解深藏在礼仪背后的文化因素， 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交际的原则和习惯技巧。餐桌礼仪作为礼仪中的一种，是我们与西方人交往时难以避免的，因此，对餐桌礼仪的研究不能只分析东西方差异的表层，需要探索其背后的文化，这样才能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以客观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减少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交际障碍，避免产生误解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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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习惯差异除了历史传统文化的差异外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生活、风俗习惯的差异上。中西方文化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诸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会习惯说:“去哪儿了？”“吃过了吗？”等类似的语句，但是传递出来的意思并不是真正要问对方打算去什么地方或是有没有吃饭，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问候语。然而在英语文学翻译作品里可以看到，礼貌用语都是一些具有实际意义和真实性的语句，很少涉及到一些形式问候语。在英语文学翻译中，经常会遇到情景对话的环节，在这些情景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中的问候习惯与我国有明显的差异，作品中的人物如果要进行问候，便是直白简单切合当时情景的表达。除问候习惯的不同之外，中西方礼貌习惯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礼貌习惯的最大特征在于“卑己尊人”，包括孝道等，都是通过晚辈对长辈的谦恭来体现“礼貌”这一行为，并且将这种“谦让、谦卑”的文化当成一种崇高的美德。当别人对我们发出赞叹或是表扬的语句或语气时，我们通常会进行自贬以示礼貌，这一礼貌习俗是中国的一大特殊文化现象。而西方的礼貌习惯与中国恰恰相反。一般情况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夸赞，并且是符合对方实际情况的，受夸赞的一方通常都会接受这一赞美或是赞叹，并对赞扬者说“谢谢你”，以此表示对对方肯定的感谢。由于中西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我们往往会认为西方人比较自信且不谦虚。而作为西方人来说，对于中国人对自己成就的贬低，也表示不理解，觉得中国人不太诚实或是诚恳。因此，对于中西方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存在的差异，需要进行更为深刻的探讨和挖掘。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本质上来说，是基于语言而逐步产生和形成的一种较为深层的特有机制，并且其具体表现是在语言形式之中。从英语文学翻译作品来看，思维方式也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之一。思维方式的差异是进一步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语言差异的重要诱因。从古代开始，我国传统文化就主张天人合一的理念和思想，看中人与天的和谐与统一。因此，相较于西方国家来说，我国的生存意识更为明显，并且在形象思维方面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思维方式中，还较为重视抽象思维的发展，对于实证研究及逻辑推论都比较看重。而西方文化在这方面与我国文化有着根本区别，从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框架和逻辑顺序就可以看出：其语言在句法特征、造字、语言的组织、思维的方式、逻辑性以及思维性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汉语里如果要对一个事物进行描述，通常都是从大至小，由表及里，从一般到特殊来完成。而英语在这一点上，恰好相反，具体地表现在汉英语句当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称呼、位置、组织系统等多个环节当中。诸如在问句“你吃饭了没有?”当中，我国文化所指的吃饭，可以是早饭、中饭，也可以是晚饭，人们往往不需要指明。但是，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则必须要具体到早中晚，逐一翻译为：breakfast，lunch，supper。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呢？笔者着重从历史社会根源、社会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历史社会根源的不同
中国经过了漫长的帝王世袭制度的封建时期，而在西方，很早就开始出现民主集中制的苗头，并且在随后的发展中不断更迭交替，直到现在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封建制度背景下，我国国民的思想及意识形态其实没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皇室及官员在引导着整个社会的潮流，从某个层面来说，在封建社会我国国民是不存在思想自由一说的。而就西方国家来说，自文艺复兴时期就逐步开始了思想自由的“征战之路”，开启了欧洲文化发展的新章程（中国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最终却没能在思想领域掀起如欧洲般的大波澜）。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文化精神领域似乎出现了新局面。
（二）社会经济的影响
除了历史社会根源的作用和影响外，社会经济结构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古以来，我国百姓就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人人都在为生计打算，我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大多都是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与起伏，才作出了一些耐人寻味、万古流芳的作品。而就西方国家来说，由于社会较早步入工业时代，人们的劳动力价值得到了体现和尊重，基本上可以满足温饱需求，加上西方国家对科技文化的重视，劳动人民基本上都享有创作的机会。所以，西方文学大部分作品的素材都比较贴近劳动人民的生活实际。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恰好相反。虽然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是文人为宫廷所做，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三）文化个性的作用
文化个性也是形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要素之一。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度时期，文化风格通常较为保守。从这一层面来说，社会制度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个人思想的发展，或者说是压制了个性化的发展；而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一种以资本流动为基础，较为重视财产和人权的社会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比较重视公民的个人权利，赋予了国民很大程度的思想自由，推动了社会文化多元化及多层次的发展。
三、差异视角下推动英语文学翻译工作发展的有效措施
中西方文化交流从很早就开始了，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增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如何正视中西方文化差异，推动英语文学翻译工作的有效进行，是文学翻译界当今热议的话题。
（一）通过差异化进行深度审视
所有事物的存在都具有两面性，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也不例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甚至在接受差异的基础上，对自己进行深度审视，找到不足，谋求发展的主动权。我国的主流文化是中庸及和谐，但是在某些场合或是情景下，这一理念实际上是发挥不了作用的，鉴于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近代更为科学的“管理策略”，提高我国的外事能力或是文化引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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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语与文化的关系如同鱼和水的关系。然而，由于英汉文化体系不同，英汉习语在意义和表现形式上，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张镇华，2007：223）。本文从动物习语所反映的英汉文化差异入手，进行简单的分析和介绍，从而促进英语学习者成功的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中西方动物习语感彩的差异
不同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构筑不同的民族心态及审美情趣。一种文化认为美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看来可能是不美的，甚至是丑陋的。就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来讲，各自的审美观和感彩也是大相径庭。
（一）英语文化中的美，却是汉语文化中的丑
在西方国家，狗是他们很好的伙伴。狗常常被视为生活中的忠实伴侣和知己。所以有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gay dog（快乐的人），lucky dog（幸运儿），top dog（出类拔萃的人）的用法。但中国人通常认为狗是看家，而不是供玩赏的动物，甚至它在中国人眼里是丑陋而卑贱的。人们常常用带“狗”的词语来咒骂别人，如“狗头军师、狗屁不通、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等等。
（二）英语文化中的丑，却是汉语文化中的美
在英语文化中，“龙”（dragon）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怪物，不具任何的美感。它常被用来借喻凶暴、严厉而又残忍的人，甚至作“恶魔，凶神恶煞”的代名词。例如dragon’s teeth（相互斗争的根源），Her mother is a real dragon（她母亲真是条恶龙）。然而，龙在汉民族文化中不仅是美的，而且还是一种图腾，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人们历来将“龙”视为“权利、吉祥与荣誉”的象征。于是便有了“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名句，也有了“龙飞凤舞、藏龙卧虎、画龙点睛、生龙活虎”等优美成语。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龙的文化”-----逢年过节，我们都要“舞龙”、“赛龙舟”。
三、浅析中西方动物习语感彩差异形成的原因
造成中西方动物习语感彩差异的原因，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其形成原因主要如下：
（一）地理环境的不同。
任何文化的特点都离不开它所处的地理环境。以鱼为例，英伦群岛四面环海，海洋渔业较发达，所以鱼（fish）成为英国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寻常之物，人们对其价值并非十分看重，反映在语言上的也往往是丑陋的。而中国人在生产力极其低下情况下，之所以选择了邻水而居，就是因为滔滔的河水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生存食粮---鱼。所以鱼在汉民族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往往被赋予各种积极的正面的文化意义。
（二）的不同。
不同的宗教是不同文化的表现形式，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西方，人们信奉基督教。它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而中国则信奉佛教，以佛教文化为主。因此造成了感彩的差异。上文中的“龙”则是典型的一例。《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在《圣经》中，龙是恶魔撒旦的化身，罪恶的象征。从而在西方人心中形象极坏。另一方面，中国人信奉佛教，佛教文化中有“天庭”，里面住着各路神仙，而“龙王”就是其中一员，他能布云施雨，是农民好丰收的救星。
（三）社会生活的不同。
社会生活的不同是造成中西方感彩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就以本文提到的狗为例，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动物上采取中庸，实用主义态度（黄玉霞，2008：214）。中国人口多，家庭观念重，中国家庭从不缺人气。虽然有几千年的养狗历史，但是中国人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素有“看门狗”之说，是不能被当作家庭成员来看待的。而在西方国家，宠物狗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条宠物狗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之一。西方人养狗是为了陪伴自己，人们把狗视为宠物，视为忠实的朋友。
四、中西动物习语差异与英语学习
学习中西动物习语差异对于一个英语学习者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首先，学习中西方文化体现在动物习语上的差异，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语言的感彩，进而了解两种文化消除文化交流的障碍，因而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胡振东，2005：178）。如果有人说：“You are a lucky dog”，那是真心的说你是个幸运儿，并非指你是条幸运的狗。其次，了解了一种动物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的象征意义或联想，可避免在商务活动中因文化差异造成巨大损失（胡振东，2005：178）。比如产品的取名， 上海名牌凤凰牌自行车一直以英文“Phoenix”为外文名字，汉语里凤凰是代表吉祥的一种神鸟，使人想到“吉祥、如意”等。可是在英语文化里，它是“再生”的象征，会使人有一种死里逃生的尴尬联想。最后，了解一个动物名词的文化背景，有利于翻译工作者选择正确、得体的词汇来表达需要的意思（胡振东，2005：178）。翻译史上“四小龙”的典故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段时间人们把东南亚发展速度很快的“四小龙”译为“four little dragons”，但后来悄悄地被“four little tigers”代替了。就是因为西方人一向把“dragon”看作是罪恶的象征。
五、结语
由于中英习语在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异，语言学习就不单单的是词汇的积累，我们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更应注重词汇的文化内涵，如此，才能顺利完成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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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文化差异现象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和历史的沉淀，而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却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它是两国人民交流和理解的障碍和鸿沟。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复杂而多面的。
(一)文化观念的差异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也就是说，凡事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并受到等级观念的制约。例如，晚辈见到长辈为表尊重要主动打招呼；学生要尊敬老师。而美国文化主要承袭了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等级观念淡薄。美国人更注重个人权益，追求人人平等，没有辈份间过多的礼节。子女对父母、学生对教师都直呼其名，子女可以与父母争论问题．或提出自己个性主张。
在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人情占很重要的地位。人情在中国社会中有其一定的社会结构性，人情与面子是相互联系的，讲情面的人会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地回报别人的情谊。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自我评价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及互相交往的情谊中建立和实现的。中国人强调家族及阶级层次。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信赖，团结合作，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集体利益总被放在首位。在衡量个人行为时，往往是以道德为准则，注重和谐、群体利益的维护，这与美国文化截然不同。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及个人利益的追求，信奉法律至上。在美国，人与人之间多为互利关系，表现出人情较为淡漠，但却十分重视个人利益和自由，个人自我意识较强。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受到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哲学思想及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受不同文化背景制约的中美两国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偏向综合性思维．强调整体优先，采用从整体到部分的思维方式，如表达顺序时，要由大地方到小地方，即国家一省一市一区一街一号；表达时间是按年一月一日的顺序。美国人则偏好分析性思维，强调部分的优先，在表达空间顺序时与中国相反，由小地方到大地方，时间的表达也由小到大。
(三)风俗习惯的差异
在社会风俗习惯方面，中美双方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以中美文化对待不同动物的态度为例，在大多数的中国习惯语中，“狗”这个字都是贬义的，例如“狗仗人势”、“狐朋狗党”、“狼心狗肺”等等；然而在美国文化中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习惯语中，例如“Youarealuckydog”意思就是你真幸运。同样地，在谈及“猫头鹰”时也是如此，英语习惯语中有这样一句话“aswiseasanowl”(像猫头鹰一样聪明)表明在美国文化中把其当成智慧的象征：然而，中国文化对待它的态度却截然相反，由于猫头鹰长得十分奇怪，叫声又很难听，因而古时迷信的人称其为“恶呜”，说听见夜猫子叫不吉利，至今还留下了“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等迷信传说。
(四)宗教信仰的差异
宗教信仰也是中美文化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传人中国的这2000多个春夏秋冬里，其思想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更深深地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对中国的语言词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成语都是与佛教有关的，例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五蕴皆空”，“半路出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等等，这些词语如果单单从字面上来译成英语的话。会让美国人无法理解。同样的，作为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教也深刻地植入到了美国文化之中，“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上帝”，“1991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美国人相信上帝大约在一万年前创造了人。”因此，在美国文化中，“上帝”(God)这个字代替了“佛”在中国的意义，一些习语和谚语也与这个上帝有关．如“Godsendsfortunetofools”(傻人有傻福)，“Godblessyou”(愿上帝保佑你)!
(五)非言语交际的差异
中美非言语交际也有很大差异。首先，在中国，我们不善于用肢体动作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与亲近，例如拥抱、亲吻。而在美国文化里，父母和儿女之问、兄弟姐妹之间、好友之间，从小到大都没有问断过拥抱和亲吻。其次，在美国，当人们相互交流时，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腈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有句话说：“Nevertrustapersonwhocan’tlookyouintheeyes”(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不敢看着你跟睛的人)。但是在中国却不需如此，甚至一些中国人为了表达他们的谦虚或尊敬而故意避免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再次，中关两国人民对于各自的空间距离都有着不同的要求。多数美国人在交谈时都不愿意离得太近，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电梯、公交车或火车上，中国人可以容忍互不相识的人拥挤在一起，而美国人却无法忍受这样的身体接触．因此在对个人空间的要求上面．中国人要比美国人小得多。不仅如此。文化差异也体现在学校里．中国学生通常必须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以示尊重．而美国学生一般都坐着。
二、中美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
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现象，其原因也是各自不同，纷繁复杂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
中华民族生活在广阔的内陆土地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内陆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使得古代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农业经济条件下人的生活规律基本上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劳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万物有限．有限寓于无限的哲学思辨观念，强调了群体问的和谐。美国人的祖先源自欧洲沿海国家和地区，航海业的发展使他们相信人的力量，崇尚发挥个性，勇于探险，富于挑战。他们讲究速度与效率，精于计算，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抵达北美大陆后，成为了第一批开拓者。
自然条件的恶劣、气候的多变和印地安人的骚扰使他们随时应付各种挑战，于是人和环境常处于一种相峙、对抗状态，也需要他们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培养了他们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信念，是一种“海洋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美国不完全依赖于农业，他们对工商业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此相适应，美国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
(二)传统思想的影响
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内陆文化，主张简约、和谐、中庸、对称与平衡。孔子主张“允执其中”“过犹不及”。朱熹称：“中者，不偏不倚也，庸者，平常也。”“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成了后人的一个道德准则，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鲁迅曾举过一个例子，若一个人嫌房子太暗，要开天窗，其他人是一定要反对的，但他若要把屋顶掀掉，其他人便会劝他开个天窗了，这便是所谓的“中庸之道”。中国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在于人际关系中要适当地调节与折衷，务求在不损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使自己和别人都过得去，不至于造成群体内部的激烈对抗以致破裂，而无论是进取还是退缩，要有节度。合乎中庸，不走极端。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人的这种中庸与平和又在一定程度养成了一种惰性，过度沉溺于“和稀泥”，缺乏创新意识与进取精神。由于受儒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以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具有经验综合性特点，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主张建立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美国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腊传统之上的海洋文化，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为特征，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美国人不太接受中间调和，是则是，非则非，喜欢标新立异。美国传统中则贯穿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信念，他们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永远愿意进行创新，渴望寻求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也愿意迁移，接受新的工作，进行冒险，而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人所缺乏的，很可能是因为这一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而美国则经历一个又一个经济飞跃。
(三)认知系统的影响
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中美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美国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美国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美国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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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亨廷顿认为：文化的核心是“由传统的观念所构成的，特别是同这些观念密不可分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群体由于受地理，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持有不同价值观的文化群体。虽然价值观是后天形成的，每个人都有一套其独特的价值观，但在每一种文化中总有弥布于文化之中的普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称为“文化价值观”，它使生活在该文化中的成员用不同的价值尺度来评判事物表明肯定、否定、喜欢、避忌或模棱两可等意向。文化价值观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规范性质。家庭价值观是文化价值观研究的核心，因为家庭是文化价值观形成的最初环境，家庭成员的行为、观念等势必受到家庭的影响。家庭是社会形态的最基本单位，因而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受家庭价值观的直接影响。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美国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融合体，因而这两个不同的文化实体必然体现着不同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中国文化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为核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与之形成对比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为核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中美家庭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因而受到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中美家庭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组成家庭的成员的个人的行为、观念由于受不同文化价值观影响必然不同。本文试图从跨文化角度对受不同价值观影响的中美家庭在婚姻、教育孩子两方面进行探讨，并对其差异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二、婚姻观
婚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是构成家庭的最基本的关系。
（一）中国家庭价值观之婚姻观
中国是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群体，个人利益需要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培养和谐、宽容的人际关系，因此中国家庭成员的行为观念大多数是以家庭这个小集体的利益为中心。家庭对于夫妻双方来说是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多数中国家庭所追求的是那种温馨、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而这种幸福一定不是强调每个家庭成员的利益所能获得的，它需要成员之间的相互谦让、相互包容甚至忍让。由于受中国“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不是完全平等的，如在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等。婚姻对于中国夫妻来说是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它的开始还是它的结束都将会对双方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总体看来中国的离婚率还是远远低于美国，因为中国人注重家庭这个集体的利益，婚姻已经不属于个人问题，它包含着道德、责任、荣誉感等因素。中国夫妻双方在考虑婚姻及家庭时大多数不会以个人的利益为重，这和美国家庭价值观大相径庭。
（二）美国家庭价值观之婚姻观
美国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文化尤其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集大成者，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和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美国家庭价值观贯穿着独立、权利及平等三大观念。美国人的天伦之乐的思想意思是以个人平等、独立发展和权利意识这些观念为基础的。其中最突出的观念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独立平等。这种家庭价值观和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许多人有这样的信条“Everyman for himself and God for us”，所以单纯的个人才是美国人家庭价值观的出发点。因此在美国家庭生活中，美国人也崇尚独立性和一切靠自己的原则。
总体看来，美国人的婚姻观与中国人的婚姻观有着极大的不同。美国人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没有权利干涉；同时婚姻与道德问题没有关系。一个人有权去选择自己所爱的人，结婚后一旦发现现有的婚姻是一个错误，不幸福的婚姻，自己有权做出再一次的选择。如果夫妇一方爱上了第三者，任何一方都不会受谴责。在他们看来：强迫两个不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残忍的。
因此，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家庭价值观的不同，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家庭价值观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美国家庭价值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跨国婚姻中，这些问题是夫妻双方交际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三、教育方式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文化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对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而教育的实施除了在学校规范的进行外，还有大部分时间教育的过程是在家庭这个情景中进行的，而能影响这个过程的主要因素便是父母。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和情景，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父母和美国父母在教育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中国父母的教育方式
中国家庭价值观注重家庭这个集体的整体利益，由于中国一直受儒家思想和“三纲五常”的影响，在中国家庭中一直存在这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地位不平等的倾向。因此在做一些决定时，父母的决定更具有权威性。随着中国社会逐步进入经济社会时代，中国父母已经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对孩子的知识教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孩子学业的成功与否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孩子前途的问题而且已经和家庭利益联系在一起，因为许多父母认为孩子的好成绩会增加自己的颜面，这无形给中国孩子增加了精神压力。评价一个孩子是否优秀，学习成绩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近来，对孩子的技能培养也成了中国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知识教育的基础上，家长给孩子安排了各种技能培训，例如，钢琴、舞蹈、书法、棋类等技能培训也成了孩子教育的内容。选择这些技能，大多不是基于孩子的兴趣来选择的，而是从他们将来谋生的角度考虑由父母的意志来安排的。对于孩子以后的人生道路，中国父母更多是采取包办式。对于孩子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工作问题、甚至婚姻问题等，中国父母都是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二）美国父母的教育方式
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美国文化价值观，以个体的商业活动为经济基础，始终把“利”看作是健康的价值追求，因此它鼓励人们积极地追求现实利益，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努力获取个人的最大利益和幸福。在美国，竞争意识渗透于整个社会乃至每个家庭。因此在美国家庭价值观中，竞争意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竞争才能进步，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充分展现出自己真正的能力。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具备在社会中顽强生活的实力，因为竞争是残酷无情的，只有不断的提高自己竞争的能力才能迎接各种挑战。因此美国家长非常注重培养子女的各种社会适应能力。其中包括自理能力、自我选择能力、自我表现能力，而所有的这些能力是在竞争中不可缺少的。美国家长尊重、鼓励儿童“自我选择，自主负责”，因此在制定家庭教育的目标时，家长会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关于择业和交友等问题上，父母会尊重孩子的意愿，最后由孩子来做最后的决定。
总而言之，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对不同家庭教育目的形成产生着巨大影响。中美两国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是导致形成不同家庭教育方式的原因。
四、结语
中美文化的价值体系都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但对人的理解却截然不同。美国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一切靠自己，因而在处理家庭问题方面也必然体现出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观念。无论是在婚姻问题方面还是在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方面，他们都以个人的意志为中心。而中国文化则主要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把人看做是群体的一份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个体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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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教师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中国学生代表的中国文化在课堂这一特定情境中相遇和交流。我们发现，有的外籍教师课堂气氛活跃融洽，两种文化和谐相处；有的却死气沉沉，产生心理抵触甚至言语冲突，抱怨四起。因此，外籍教师课堂存在着文化冲突与共生的现象，但这些冲突与共生与中国教师课堂不完全相同，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些差别使它成为独特的文化景观，从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试图借助课堂文化理论和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分析和揭示外籍教师课堂文化冲突与共生的原因、表现形式以及对教学管理的启迪，帮助外籍教师和中国学生做到“文化适应”，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课堂文化是发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规范、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整合体[1]。课堂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不仅表现在教材等要传授或要学习的文化内容上，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课堂中师生围绕文化进行的活动中。因为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在活动中交汇，由于经历、环境、年龄、知识的不同，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方式都有所差异或大相径庭，教师和学生之间可能会产生步调不一致或者不同程度的、形式为内隐的心理对抗或外显的摩擦、冲突。另一方面，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又绝不是不可融合的，更不是完全对立，他们在共同的教育目标引导下，遵循共同的教育行为，相互吸引和补充，达到和谐一致，朝共同的方向迈进。课堂文化的主体之间即教师与学生之间生动活泼的互动营造了课堂“小气候”和师生情感交融，因此不同的文化可以调和，他们之间是能找到契合点，相互适应以致共生。
一、 外籍教师课堂文化冲突
从课堂文化理论来说，外籍教师课堂与中国教师课堂具有共性，都存在社会规范文化与师生共享的非规范文化、教师化与学生非化等冲突。但外籍教师代表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介入到中国环境下课堂教学中，因此与其他中国教师课堂的首要或最大区别就在于其两种文化的交锋和对话。我们可以说外籍教师课堂文化冲突是中外文化差异引发的冲突和上文提到的各种冲突的叠加和揉合，他们共同作用于课堂教学的进程、气氛和效果。他们之间相互交织又相互影响，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事实证明，在跨文化交际情境中，后者退为次要因素，居于次要地位，而文化差异往往是引发课堂文化冲突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原因，跨文化交际失效和冲突占主要地位[2]。
我国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由于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其生活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也就截然不同[3]。西方文化主张自我中心，独立意识很强，强调表现自己，而中国文化主张谦虚谨慎，注重团结协作；西方人平等意识较强，而中国人等级观念较强；西方文化主要从直接、实用角度认识人际间的交往，中国文化则注意人际间交往的社会意义；西方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中国人则拐弯抹角；西方人做事先制定“游戏规则”，坚持原则，中国人讲人情，顾“面子”等。两种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极易产生语言失误和信息差，从而引起了交际失败，甚至伤害对方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中国学生很多内向，矜持害羞，怕犯错误，别人说三道四，不愿意主动大胆表现自己，阐述观点。外籍教师提问题时，不敢主动举手回答，课堂活动很难开展，气氛也活跃不起来，师生之间缺乏生动、即时、有效的互动。有的外籍教师制定的所谓“规则”太过于西方化，不适用于中国学生；学生违反了“规则”，有的教师一律不毫不讲情面地“记录在案”作为考核的依据，学生有委屈难以申辩。这种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背离”和“文化专断”现象，都不利于调动各文化要素形成协同一致的课堂氛围，师生关系变得如同手脚不协调一样。冲突可能不会马上爆发，但它潜伏在老师和学生心里，久而久之，逐渐变成心理抵触，最后可能由于其他外界因素作为导火索而爆发出来。
文化差异从主观上容易造成文化主体的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是一种对待异文化的态度，即一个群体（或国家）将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肯定自己的成就和价值，相信自己的优越性，认为自己群体（或国家）的文化是最好的、合理的，随时保护自己的文化不受侵害或侮辱，而否认、歧视、贬低异己文化的价值。研究表明，文化中心主义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4]。外籍教师有必要在跨文化交际中，增强移情能力，充分理解文化的差异性，改变成见，消除偏见，以尊重的心态，欣赏的而不是挑剔的眼光去看待中国文化，以积极合作的态度，才能跨越文化障碍。课堂中教师虽说只有一人，但他的地位或背景决定了他代表了一种强势文化，学生代表了相对弱势的文化。强势文化的心态应该是开放容忍的。现实中，有些外籍教师觉得中国很多地方不如意，老是看不惯。教学条件差，设备陈旧，不能满足要求；班级太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不易管理；教学安排不是自己以往熟悉的；教材不适合自己的口味或兴趣；教学支持不熟悉或不方便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如果老师站在自己文化角度来看，不免心生怨气，失去教学兴趣。此外，教师的文化中心主义可能会表现在言语中，中国学生出于文化自尊，理所当然地抵触教师。
外籍教师不了解中国英语教学情况、学生水平和学习风格也可能引发课堂文化冲突。目前中国很大学英语教学很大程度是牵制于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也是为了过级，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们关注能直接提高英语水平的教学内容，听说能力还没的到充分的重视。口语可对考试没有太大帮助，学生的期望与教师的教学错位，学生积极性不高，教师的积极性就会遭到挫折，文化冲突在所难免。其次，在学习风格上，中国学生喜欢并习惯了系统地接受知识，中国教师的授课很注重知识的内在联系和逻辑连贯。调查表明，外籍教师课堂教学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系统性。学生不知道究竟学什么，该朝什么方向努力，这常给中国学生造成比较大的困惑。
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不适合中国学生引发课堂文化冲突。根据Krashen的二语习得理论，习得者通过理解含有i+1的语言而从阶段i（习得者的当前水平）迁移到阶段i+1（在某种自然次序上紧邻i的阶段）[5]。如果外籍教师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的是可理解、有意义的输入，那么外籍教师的教学活动对于学生的英语学习进程产生了积极作用的。由于外籍教师不清楚学生的实际水平，有的期望过高，教学内容难度过大，要求过严，也就是说，从i到i+1的阶梯太长，学生够不着，以至于失去学习信心和对口语课的兴趣。而有的期望过低，内容太简单，就是说从i到i+1的阶梯太短，毫不费力就达到了，没有构成挑战，激发不起好奇心和动力。有的课堂只有枯燥的学习活动，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课内活动的单调和枯燥与课外活动的生动、鲜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学习活动中主要从事的是一种理性活动，缺乏情绪体验和情感的渗透，从而使课堂变得机械和呆板。这样一来，师生双方都可能失去兴趣，可能变成教师唱独角戏，不能构成有效沟通。
二、 外籍教师课堂文化共生
外籍教师课堂文化共生是课堂环境中跨文化交际的述求， 跨文化交际中体现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正是外籍教师课堂文化共生的基础和可能，也就是说，外籍教师课堂不因文化差异而必然冲突，是一个关于文化的教学文化形式问题[6]。课堂教学形式是应与课堂内容紧密联系、和谐一致的，即也应是一种与之相称的文化形式，也就是说传播文化的方法和手段也应是科学和文明的，这样才能让文化成为文化，才能让学生喜爱这种文化而不是走向其反面。找到了课堂冲突结症所在，就可对症下药，即加强外籍教师和学生的培训。
跨文化培训的目的是增强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的态度，消除因文化背景差异形成的理解、沟通上的冲突，学会适应对方和欣赏对方。内容可以包括本地文化特征、本地人的交际方式等，这是外籍教师融入当地文化、正常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步骤和基本框架。涉及文化差异的，一定要耐心解释，绝不交待了事，而要解释规章制度的目的、必要性，要让外籍教师理解。教学方面的培训更是不可缺，教学设备使用方法、程序、教学管理制度、学生英语水平、学生期望、学习风格等都必须一一解释。要加强教学过程的监督和辅导，适时主动或针对不适应问题进行研讨、意见交换，这要求管理人员要善于发现问题并积极应对。比如在教学内容方面，调查显示，学生最希望外籍教师讲授英美民俗等内容，对异文化的强烈好奇心，使得师生有了共同语言，同时赋予师生之间、两种文化之间对话的契合点。外籍教师完全可以以多种形式比如录像、图片、现场表演等直观地展示，学生在活动丰富他们的文化视域，两种文化是能融合和谐的。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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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英语文化中的礼貌原则
基督教文化和西方哲学思想体系构建了英语国家文化大厦的主体，且英语语言文化受封建制度束缚的时间较短。因此在英语语言文化中具有“以个人为中心 （individualism）”的特点，没有传统的贵贱之分，平等意识较强。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它要求沟通双方谈话的内容既要真实切题，简明扼要又要充实，不空洞。此后，英国语言学家Leech拓展提出了礼貌原则。
（二）以汉文化为背景的礼貌原则
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积淀了以皇权统治为中心，以儒家思想安天下的深厚文化底蕴。中国人崇尚“谦虚”的美德，推崇“贬己尊人”的处世原则，遵循“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等”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奉行个人从属于社会的价值观。
顾曰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在Leech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总结了汉语言文化有关的礼貌准则，其内容为：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得体准则、慷慨准则、雅言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他认为，汉语中礼貌的四个基本要素为：尊敬他人、谦虚、态度热情和温文尔雅。
二、英汉礼貌原则的异同
中西方礼貌原则都体现出了“得体”二字，这也是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最需要坚持的原则。才能实现双方友好合作，要以长远利益作为最终目标。
但由于不同文化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存在，使人们表现礼貌的方式与策略是不同的，这就大大增加了跨文化交际的难度。如下面这个例子：一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Wil1iam Smith和一位中国的销售部经理王建国初次见面，相互认识时，产生了以下的对话。
史密斯先生：很高兴认识您，我叫威廉・史密斯，我的朋友都叫我威廉。这是我的名片。
王先生：很荣幸认识您，我叫王建国。史密斯先生，这是我的名片。
史密斯先生：不，不，请叫我威廉。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良好的合作前景。
王先生：是的，我相信会的。
史密斯先生：建国，当我一回到美国后，我就会和您联系。
王先生：我期望着接到您的电话。
两个人分开后，史密斯先生而言觉得自己对王先生很有礼貌，他直接称呼王先生为建国。然而这也是王先生认为史密斯先生对他很不礼貌的原因。
这个结果完全是由英汉文化差异造成的。史密斯先生觉得应该像中国人一样热情，与人套近乎。而王先生觉得初次见面史密斯先生就直呼自己的名字，这样太不含蓄了。因此，该例子中两个当事人的做法实际上是对Leech礼貌原则中一致准则的破坏，从而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三、中西方商务谈判中礼貌用语差异的成因及对策
东西方社会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交际原则与策略的取舍。中国的“礼”主张“与人为善，先人后己”，其实质为“克己复礼”。而西方的“礼”则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他们有一种等价交换的潜意识。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尤其注意以下几点：
（一）礼貌得体的语言
交际双方对语言及表达的巧妙运用是推进交际成功的重要条件。首先，交际语言要温和、委婉，使对方容易接受。跨文化交际中，双方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用词的选择就要考虑周到：如不发达国家就常用undeveloped countries而不是poor and backward countries。又如engineer一词就常常被人们用来称呼普通的职业工作者，以表达对普通从业者的尊敬，像dry cleaning engineer（dry cleaner），automobile engineer（mechanic）等。在英语表达方式上中，像“I’m afraid”“we would suggest”，以及 “but”“however”等都是交际中常用的委婉语，这些词既能表达否定的含义，又能保全对方的面子，让人更容易接受。这也体现了Leech的慷慨准则。例如：“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sign such a sales contract with you”相比“We are happy to sign such a sales contract with you”。
（二）学会聆听
在跨文化交际中，有很多事却是无法事先了解的。因此，在交际过程中成为好的聆听者是非常重要的。聆听体现了礼貌合作的原则，不仅是双方相互尊重、诚恳相待的做事态度，其实更是察觉对手心理活动，了解对方具体性格、做事风格、习惯以及利益重点的摸底过程。通过聆听，可以揣摩对方的交际能力、诚实度，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赖，是否可以遵守诺言。
（三）谦虚而有自信
交际双方在实力背景方面有强有弱，但平等互利始终是贸易合作发展的前提，所以无论是处于优势或劣势的情况下，交际双方都应保持谦虚和自信的心理。所以，t虚和自信不是自卑和自大。在交际过程中，过多地使用祈使句和肯定句会使语言显得生硬自大，气势逼人，违反谦虚的礼貌原则。因此，在交际中要尽可能把祈使句和肯定句转变为疑问句形式来表达。例，“Would you please give me some advice？”就比“Please give me some advice.”显得更客气、谦虚而不失自信。
（四）热情赞扬策略
礼貌也体现在人们待人接物的情绪态度上。谈判前后的热情赞誉就是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的有效方式之一。例如，中方人员询问：“Mr. Baker， what has impressed you most during your stay here？”对方可以回答：“Many things have impressed me deeply，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 the hospitality of Chinese people， Chinese food. Of course， our successful business talk has impressed me most.”
总之，礼貌是促成跨文化交际成功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交际的双方必须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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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念的差异
受传统价值理念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员工治理上更注重以“情”治人：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维系着企业的运转，公司规章制度在制定时更多的考虑感性因素，以“情”治人是企业的一大特色；而以美国企业为代表的国外企业则更注重“法”治：公司的规章制度是最根本的。在员工治理上，理性因素占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在企业购并后的整合中，情治与法治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无论是走出去的企业还是引进来的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
曾有国外企业A收购了国内企业B，之后在整合中出于精简机构的需要将取消原企业的副经理一职。消息一传出，这些副经理们纷纷动用各种关系进行游说，甚至威胁将带走一部分业务骨干。最终购并方没有妥协，坚决裁掉了这几名副经理。但是在之后新企业的运行中却发现员工“遵规守纪”意识加强了，但是工作效率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企业缺乏原有的凝聚力。究其原因发现是新企业的做法让中国的员工觉得人人自危，而在国外员工看来裁员却是剩余员工动力的源泉。这就是企业在购并后整合中碰到的治理理念差异带来的问题。
主动与被动的矛盾
不论是原先企业内部整合还是国内企业之间的购并整合都存在员工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矛盾，但是在跨国购并整合中这一矛盾更加尖锐：习惯“上传下达”工作方式的国内企业员工的思维方式已被固化，他们认为只要执行上级的指令就是尽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让他们习惯于被动的工作方式；但在国外企业中，员工更习惯于主动的工作方式：他们会将个人的观点溶入日常工作指令中，追求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最佳结合点。这种工作方式上的差异导致在跨国购并整合中出现了中方领导常发出“外国员工不好管理”的感叹，而外方管理者却认为“中方的员工没有个性，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
实现“文化整合”
如何解决整合中文化差异形成的障碍呢？
在跨国购并整合中，走出国门的海尔的成功经验对后来者应该有重要的意义：立志进入世界500强的海尔通过购并、独资进入了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育健全的市场，和东南亚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如果单纯照般照抄青岛海尔的成功经验成本太高，而完全按照当地的习惯办事又会为企业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海尔的解决方法是：在输出资本的同时输出文化——将青岛海尔的先进积极企业文化与当地特有的文化底蕴相结合，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文化整合”，创造出新的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
以一个美国海尔子公司为例：为了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降到最低，海尔在海外的企业都是雇佣当地的员工，任命当地的管理人员。在激励员工制度上，青岛海尔的做法是将干好和干不好的员工的名单一起公布，但是在美国就不行了，当地的员工不同意。怎么办呢？最后子公司的管理者想出了一个方法：采用玩具熊和玩具猪——干好的得到玩具熊，干不好的得到玩具猪。这样既体现了海尔“赏罚分明”的特点又得到当地员工的支持，顺利解决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反面教材则是肯得基“两进”香港市场的例子：肯得基很早就对香港市场虎视眈眈了，在它第一次进入香港时，完全照搬自己在西方的做法，没有注意到香港人的饮食习惯与东方传统饮食是一致的——排斥非常油腻的食品，所以肯得基进军香港市场的第一次行动以失败告终。到了第二次进军香港的时候，肯得基对自己的食品做了改变：在保持肯得基全球同一形象的前提下，结合香港人的口味开发香港肯得基的特色食品，让肯得基真正走进人们的日常饮食中。可以看出在第二次进军香港时常的时候，肯得基改变的不仅仅是食谱，而且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适合香港人的经营方式，实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从海尔和肯得基的例子我们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是企业购并整合的天然障碍，实现文化融合对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文化是企业价值观在员工中的内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受一个地区自身文化习惯的影响，又通过员工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对于采用跨国购并方式的企业，文化因素不容忽视。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市场竞争激烈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立志要在全球市场上大展手脚的企业一定不会忽视购并这一快速有效进入目标市场的方法；同时，随着中国入世后5年过度期的结束，大量外国资本将涌进国内市场，而国内的企业也纷纷通过购并方式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但是，购并的结果有成功也失败。在众多失败的购并案件背后，文化差异以及文化整合失败是最根本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在发达国家间的企业购并浪潮有所冷却，而发生在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购并案件却日益增多——
2001年10月经过18个月的谈判，阿尔卡特在支付了3.12亿美元的现金后拥有新成立的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有限公司50%1股的股份；
2003年11月21日中国香港雅虎以纯现金方式收购香港3721网络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份，并与北京3721科技有限公司结成技术同盟；
2003年12月5日德隆旗下的沈阳合金投资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称该公司独资收购美国MURRAY集团全部资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同月11日全球最大的化妆品集团巴黎欧莱雅在巴黎和北京同时宣布欧莱雅正式收购中国护肤品牌小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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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足球俱乐部外籍球员文化冲突研究的相关内涵
1.1文化冲突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由于各自功能、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形成的各种冲撞、对抗等表现，其实质是不同性质文化之间的矛盾性的外化过程，但其形成过程与发生形式却不一定是外显的。文化冲突由文化的先天性或者文化的本性所决定，其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文化的产生是以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为基础，在不同生存环境的刺激和作用下，形成了人们对自身、他人及外在环境的不同感受与看法；而处在相同生存环境里的人，会形成许多共同的感受和经验（观念）。在不同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制度构架、社会管理等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和分歧，当彼此的分歧达到严重程度时，就会产生激烈的文化冲突。
1.2外籍球员
“外籍球员”也称为“外援”，指某一运动队中非本国国籍的队员。通常引进外籍球员最直接的作用是弥补球队在某些位置上技战术水平的不足，提高球队的技战术水平，从而整体提升球队的竞争力。很多学者认为，引进外籍球员能够促进先进的技战术理念的交流，让国内球员更快进步，有助于提高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水平，促进足球市场的发展，并且对本土职业球员的素质、球队的竞争机制的优化、团队协作精神的塑造和作风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
1.3职业足球俱乐部
职业足球俱乐部是指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以足球产业为基础平台，为追求利益最大化，通过创造优异赛绩，提供足球竞技表演服务，以及经营开发相关有形和无形产品，具有参加国家级别职业足球联赛资格，并具有法人资格的特殊体育企业。
2职业体育俱乐部外籍球员文化冲突成因的要素梳理
本文对文化冲突通过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目前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从而构建职业体育俱乐部外籍球员文化冲突的理论要素（见表1）。由于学者们各自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不同，提到的文化冲突要素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几乎涵盖了职业足球俱乐部外籍球员形成文化冲突的各个方面因素，为深入的分析诊断外籍球员文化冲突现象、探究其原因及寻求解决策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
根据表1中呈现出对相关学者观点的梳理，职业足球俱乐部外籍球员文化冲突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价值文化冲突、制度文化冲突和行为文化冲突。
2.1价值文化冲突
价值文化冲突就是由人们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的总体评价和认识的差异，以及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的差异，导致的在价值观体系判断上的分歧。人们对事物或现象的价值衡量以及感受，是长期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逐步内化形成自身价值体系。多元文化团体成员价值观的差异更加显著，因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外籍球员，对事物正确与谬误、重要性排序等所秉持的态度和排序，是与中国文化存在冲突也是必然的。
首先，对待足球态度的差异。外籍球员对待足球的态度较为放松，更多的是出于个人乐趣。这是中外足球运动员培养体制的差异而导致的。中国职业球员大多数是从小进行足球训练，以足球为职业，以足球为谋生手段。另外，在中国“应试教育”的制度下，中国青少年足球缺乏“玩”的观念，缺少参与性。而国外职业足球是业余足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外籍球员认为踢足球是一种乐趣。在巴西、阿根廷、英国、德国等国家，业余足球是职业足球的发展源头，青少年热爱足球，在学习之余参与足球训练，也受到家长、学校以及社会的鼓励和支持。球员只是他们的身份之一，他们本身可能是教师、医生、律师等。因此，外籍球员对待足球的态度更为放松，享受足球带给他们的乐趣和满足感，所以他们更喜欢在具有良好足球文化，并能够让他们感知到强烈足球热情的地域效力。
其次，处事观念上的差异。从HofStede等学者提出的文化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视角出发来分析：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认为个人权利与利益居次要地位，人们的群体意识较强。人们更重视权威和等级制度，强调一致的重要性，往往注重群体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保全面子”和“重人情”为信条，秉持避免正面冲突的观念，不主张甚至排斥个性发挥。而西方国家多数崇尚个人主义，外籍球员大多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强调个性自由及个人的成就，解决问题时无明显的权利距离、风险规避程度较低、多以短期取向为准则。两种不同的处事方式，容易导致外籍球员与其他人员或部门造成误会，引起沟通不畅。
再次，对待工作、生活平衡的态度差异。根据schwartz等的价值导向理论，西方社会推崇享乐主义与个人主义。外籍球员更重视生活质量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认为工作不是生活的最终目标，与家人在一起才是他们对幸福的定义。这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导致诸多外籍球员来华以后难免会遇到饮食、出行、娱乐等日常生活不适应，或者训练、参赛环境不如意，自己及家人不适应中国的生活，或者不能与常常家人团聚等问题，当外籍球员认为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超出了在中国俱乐部效力所能获得的价值时，便可能做出拒绝来华工作或合同期满离开、甚至毁约出走的选择。
2.2制度文化冲突
职业足球俱乐部制度文化是俱乐部为了实现其比赛、运营等目标，而对俱乐部以及俱乐部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的，具有共用性与强制性的规范文化，具体包含两方面，一是，具有约束作用的规章制度、组织惯例和体制等；二是，制度施行过程中而形成的管理方式、经营理念、决策方式和管理风格等。对于在华效力的外籍球员来说，曾经接触的是与中国有差异的制度文化，使其不能直接适应中国的情况，便很有可能会产生制度文化冲突。
首先，对制度约束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各国家对于权力的理解不同，国外多数国家的人不是很看重权力，而亚洲国家由于体制的关系，注重权利的约束力。这种制度文化不但影响着管理者，也塑造了相应的被管理者。在对管理者的态度方面，来自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外籍球员认为自己对教练员和其他俱乐部管理人员拥有一定的建议权，并认为自身在负责的基础上拥有较大自，喜欢民主的管理方式。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管理方式是管教式的，认为球员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被管理和约束的，中国球员习惯了专制型、面面俱到的管理方式。在此情况下，容易引起外籍球员的非理性反映或沟通误会等，形成相互之间的不认可，使俱乐部的管理工作难以进行。
其次，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存在差异。西方职业俱乐部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其制度模式经历了百年锤炼，制度建设更加完善，规定更加周密，符合国外强调的以制度为基础、讲究管理原则、追求效率的做事宗旨。外籍球员习惯了以详尽完善的制度为依据进行判断。在我国，目前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管理者多采取适应环境变化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并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针对特殊情况或特殊需要进行人为的解释、调整。这种情况使得我国俱乐部制度的作用被弱化，外籍球员会感到无所适从。
2.3行为文化冲突
行为文化是某个群体的行为符号系统，包括行为规范、情感表达方式、习俗和生活习惯等。职业足球俱乐部外籍球员行为文化冲突是指外籍球员在行为规范、情感表达、习俗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中国文化的冲突。本文主要从外籍球员训练比赛中的行为文化冲突和语言行为文化冲突进行分析。
首先，训练比赛中的行为文化冲突。足球实质也是民族气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一种文化孕育一种足球，现代足球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东欧、西欧、南美和日韩等，但中国足球还在探索过程中，还在没有自己的足球文化风格。有学者认为，在儒、释、道的文化熏染下，中国球员缺少积极进取、本能野性、刚健雄性等品质，球员心里没有侵略性、压迫性、攻击性等概念。正如克里维茨的传球比中国球员快半拍出球，使其与队友配合起来时常会出现失误，他的优势是盘带突破，但在中超凶猛的防守风格下，让其特点难以发挥。外籍球员曾经在不同于中国足球文化的地区效力，他们有着不同的足球理念、意识、配合和日常训练的态度，这些都会在球场上表现为他们不同于中国球员的行为，这些行为具体体现在训练方法、技术、战术思想上的差异，在华效力期间难免会出现足球行为文化的冲突。
其次，语言不同导致的文化冲突。外籍球员的到来，使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成为多语言共同应用的交流环境。对于国内球员多为专业运动员出身，文化教育水平薄弱，英语交流水平有限，有第二外语交流能力的更少；而对于外籍球员而言，中文是一种非常难学的语言，虽然有翻译陪同协助，但翻译的语言翻译能力和对职业足球运动、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了解程度都影响着交流的质量。不论是球员自己的语言交流水平，还是通过翻译员的翻译，在言语行为的表达过程中，其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都很难得到精准的表达。语言与是思维工具和交流工具，是思维的载体还是思维的表达形式，而跨语言文化的交流需要通过表达能力、认知能力、感悟能力和思维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共同应用，达到表达情感、描述事物、阐述思想等作用，这座桥梁没有搭好，影响着与外籍球员的交流和其自身的社交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籍球员融入我国职业俱乐部。
3缓解职业足球俱乐部外籍球员文化冲突的对策
3.1提高管理者和行政人员的文化冲突管理和服务能力
在文化分析阶段，俱乐部的管理者和行政人员要充分做好所引进的外籍球员的文化分析工作。在引进外籍球员前，对外籍球员及其所效力过的俱乐部和联赛进行充分的文化分析，充分考虑引进后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的具体情况，对其选择科学的培训、沟通和服务模式。需要提高管理者的文化冲突管理能力。依照campinha Bacote提出的跨文化系统的能力模型，通过对跨文化意识、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技能、跨文化碰撞和跨文化愿望五个方面发展来培养管理者的文化冲突管理能力。其中最基本的是提高管理者和行政服务人员对不同文化差异理解和尊重的认识，提高识别文化差异的能力，培养其对文化差异及冲突的敏感性，还要注重语言能力、对文化冲突的沟通及处理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对文化冲突进行科学有效的预防，有利于设计后续的管理计划。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要认识到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要努力识别和剖析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有针对性的寻找解决对策，做到尊重外籍球员的文化差异，促进多元文化的磨合，尽量使文化冲突的积极作用展现出来。
3.2优化完善俱乐部的管理制度
优化完善俱乐部管理制度的策略包括追随文化策略、创新文化策略、渗透模式和借助第三方文化模式等文化融合方式，其都有各自的优势与劣势。目前，由于我国足球领域的实力和管理水平还不够成熟，还需学习职业联赛发达国家在职业俱乐部运营、训练、竞赛等方面的优势。所以，相应的制度改革主要采用追随文化策略，逐步运用创新文化策略，形成适合我国俱乐部的制度、方法与模式。并将文化冲突管理转变成俱乐部战略和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冲突视为激发俱乐部管理改革和完善的重要诱因，将文化冲突管理的责任分配于专人，在建立文化冲突管理的模式和制度时，细化到管理策略的选择，并完善和形成书面文件。俱乐部须使其管理模式与外籍球员的期望结合在一起。俱乐部甚至可以让专人负责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及不同的表达方式等，进而创造出一个更利于球员适应的制度环境，为外籍球员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管理、训练和比赛制度环境，针对俱乐部球员间文化差异和障碍，建立文化差异下的沟通渠道、运营管理的制度。
3.3增强外籍球员的归属感服务
为外籍球员提供必要的协助，会使外籍球员对俱乐部产生更强烈的归属感。优秀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作为国际职业足球产业的稀缺资源，来自不同的国籍和地域，俱乐部应该根据俱乐部的实际情况，创造一种有助于沟通的大环境。俱乐部应为外籍球员的个人生活和俱乐部生活提供符合他们文化价值观、能够满足其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服务，以帮助外援更快地消除文化休克，缩短文化适应的时间。比如，给与外籍球员方便舒适的居住安排，符合其饮食习惯的科学营养的饮食，良好的医疗康复保障及相应的法律咨询，满足其对隐私保护的需求，对其社交的需求提供建议和培训，还包括家庭生活及子女教育环境等。训练环境方面，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还要不断提升球员训练和比赛的条件，比如场地设施、康复设施等，缩小与国外俱乐部的差距，全面提高外籍球员在中国的适应性。设立专人向外籍球员提供此类咨询服务，对外籍球员配备的翻译人员进行必要的足球运动相关的理论训练、热情的培养，对出现的服务缺失问题进行及时的沟通、积极的协助、努力的完善等。
3.4丰富针对外籍球员的文化适应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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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的移情主要表现在语言语用移情和社会语用移情两个方面。跨文化交际首先接触的是语言,语言是移情体验的主要手段。语言语用移情的微妙之处是说话人或者听话人总是能从对方的角度进行语言的编码和解码。社会语用移情现象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也十分普遍。它涉及到交流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人际关系,当然也涉及到语境,主要指交流双方都设身处地地尊重对方的思想感情和看法,从而在交流过程中相互默契,达到预期效果。
一、语用移情与翻译的关系
语用移情是指言语交际双方在情感沟通过程中能设想和理解对方的用意,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编码或解码,通俗讲移情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的一种意识或行为。在翻译中,原作的语境消失了,只留下一些不确定和空白,等待译者阅读时驰骋想象,进行补充和创新,所以语用移情是翻译之必然。没有移情,原作的生命就难以延续般有移情,就不可能产生忠实可读、原汁原味的译文。依赖译者的移情努力才能在空间和时间上拓展作者的本意,只有译者根据原作品的结构和译者的人生阅历、阅读经验去想象、去共鸣、去移情,才能淋漓地再现原作的美。
二、译者对读者语用移情的表现
译文要吸引读者,译者就要关注和审视读者的具体反应。如果读者无法与译文进行交流,甚至产生误解,这种翻译就不算成功。翻译是将一种文化环境里产生的作品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环境里的过程,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运用语用移情,度一定要掌握得恰如其分,适度地运用语用移情可以保证译文的真实性和艺术性。
1.“巧媳难为无米之炊”的两种译文:
(1)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2)Even the cleverest house 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从语用移情的角度考虑,1译文中,译者所考虑的对象是中国的读者。用大米做饭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2译文里,译者也注意用到了语用移情,只不过考虑的对象是讲英语的西方读者,从而灵活使用了。“bread”和“flour”这是针对两类读者进行语用移情产生的两篇译文。正说明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的时候恰当地移情于读者,以实现和读者交际的和谐与成功。
2.“癞蛤蟆想天鹅吃”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
A case of“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这里,霍克斯用“鹅”(goose)的形象,替代了“天鹅”(swan)的形象,是为了适应英美读者的审美观。因为在英美文化中,“鹅”和“天鹅”是有完全不同的联想意义的。这从英语成语“a swan among geese”中足见差别。可见,译者的语用移情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翻译的准确性。
结语:移情要求交际双方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建构和理解话语,这也体现着文化宽容的态度,“文化宽容”是缓解和避免因汉英民族思维习惯、文化模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不同而导致文化冲突有效的手段和措施。移情在语用学上体现为“交际对方着眼点”翻译不是简单的语际语码转换,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要使这种交际活动取得成功,译者应在正确理解原文的信息意图和作者的交际意图。在处理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问题时,译者作为汉语文本的读者,应乐于语用移情,尊重、适应汉语文化,并在准确判断英语语言文化规范和译文读者接受力的基础上尽量地采取异化策略,将汉语文本中的文化因素移植到译语中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