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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关键点
（1）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增。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诸如知识这样的内生要素是具有外部溢出效应的，随着知识的积累会使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现实报酬递增，所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具有要素报酬不变或递增性质的生产函数，以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的原因。（2）边干边学与知识的溢出效应。一是随着资本品的增加积累的知识也越来越多，使得资本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的外部效应，所有劳动力与资本的效率在转化为产品时都会有所提高。（3）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可传递性，其最终结果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率，而且也提高了劳动与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从而形成了生产的收益递增。（4）研究与开发。研究与开发指的是运用现有知识进行科学技术的创新性活动。
二、贵州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分析
（1）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长久以来，贵州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10大行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80%以上，可见贵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目前仍然依赖于资源投入，一旦资源枯竭，经济发展将陷入极大困境。（2）人力资本的欠缺。贵州人口比例不均衡，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村人口较多，受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教育程度较低，其次，贵州高文化高素质人才分部不均匀，这造成了贵州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脱节，各地区经济水平差距较大。最后，贵州人力资本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程度较低，教育发展水平不够。（3）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能力不足。大部分企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农业的科技应用处于较低水平，各个行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较低，缺乏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是稀缺。
三、实现经济内生动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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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早以前的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含义。“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值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1]。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般指的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在数量上的完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片面地在数量上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经济结构失调、区域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工业污染及生态恶化等。于是，人们开始审视过去经济的发展态势，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的内涵，把增长与发展明确的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品在量上面的的增加，一般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衡量。而发展则包含两层含义，它既包含人均产值的增加，也包含另外一个指标：即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的必要性
（一）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各个地区只有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找出并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才能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在总体上的同步发展。目前，我们西部和东部在经济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和人均值上都要比西部高。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则相对落后，西部地区在资源、环境上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异，致使很多西部地区的人们跑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挣钱。这导致本来就没有人口优势的西部地区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反过来使东西部经济的差异更加加剧。因此，统筹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才能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进步。
（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2013年1月14日起，连续三天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城市的空气都陷入了重度污染中，北京甚至变成了“雾都”，浓雾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硕果累累。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而来了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和酸雨。使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三）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步伐虽然有所加快，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毋庸置疑，传统行业、低效能产业依然占主导的地位，高新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但技术含量较少，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在我国的手机制造业中，国产手机所用的屏幕、芯片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进口。中国的电子巨头富士康，也只是雇佣国人廉价的劳动力，组装电子产品，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依然被国外掌握着。这反映出我国自己主导的产业技术相对较少，所以才导致国产手机大部分沦为大同小异的“山寨”产品。如何把“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为产品链上游的供应端，才能使我们创造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真正走向现代化。
三、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创新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到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统筹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和实施。
（一）对经济结构重新审视和调整
“民以食为天”，农业方面，努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产工具的科技化，优化农产品种子的质量，更新农民的劳作观念。工业方面，更新效率低下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高新产业，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使我国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去，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服务业方面，在完善传统服务行业的基础上，拓展新型的现代服务业，使服务业跟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现在网上购物的兴起，为物流企业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物流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何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使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二）把科教兴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而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则制约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怎样的发展，发展的水平怎么样，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劳动者来实现。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首先，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提高大学的录取率，给更多人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其次，加强职业教育的培训力度。目前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这方面还不够重视，投资力度也需要加强。再次，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重视，使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人才才能公平，各地区经济发展才能平衡。
最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的增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增长，就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2]。”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态势，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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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
1.1循环经济基本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尔丁最初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主要倡导在经济活动当中，建立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生产与开发流程。通过该流程，实现低量开采、高效利用、低量排放的目的。该理论主要针对传统工业经济发展而言。而循环经济比较强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发展循环经济需要遵守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的基本原则。其中，再利用主要强调产品能够以其自身比较原始的状态被反复、多次地使用；再循环主要强调，在一次使用过程中，产品完成其使命后，可以被生产成为新产品再次使用，产生循环往复的过程；减量化则是指强调在利用的源头上恰当地借阅资源或者物质，减少污染的排放量。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基本措施比较符合当前环境、社会、资源、经济等多方面和谐发展的要求。
1.2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
1.2.1社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当中的社会可持续发展，主要将社会进步作为其发展的核心。为此，在当前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逐步提高全面的生态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意识。在此情况下，逐步使人们认识到其自身的行为、生产活动等，均可能对其自身所生存的环境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通过该种方式，培养人们具有良好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各个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由此可见，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1.2.2环境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可持续发展战略当中，必须将环境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通过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恰当地衡量当前社会的发展质量、发展水平等进行。当前，社会发展中，环境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人们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反思过去的环境破坏行为，并且深入了解当前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同时必须明确，只有拥有良好的环境作为保障，方能够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保证人们的生存质量。
1.2.3资源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当中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除了将社会进步作为其发展的核心以外，亦将资源问题作为了重要的中心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资源利用与人类生存、发展相互协调。将其作为基础理论的情况下，合理地开发与利用新的资源，深入分析资源的承载力。每一次的开发利用均必须在资源承载力的范围之内。此外，合理规划利用资源开发过程中，必须采用科学的人工措施，促使新资源能够获得再生产。对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则应该尽量通过有效的措施提高对其的利用率。亦可以适当地创新与利用可替代资源的，尽量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
1.2.4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当中，实行可持续发展，将满足人类的愿望以及需求而服务。该点亦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为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社会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使人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积极投入到可持续发展当中，由此支持可持续发展进程逐步加快。
2当代林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2.1有利于摆脱经营困境
我国林业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沿用着粗放式的、外延式的经营方式。该种经营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即大部分林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现象。加之生产中的技术比较落后，设备亦比较陈旧，基本上均属于落后的、分散的小作坊生产形式，该种情况占据着生产市场中极大的比重。同时，小作坊形式的林业企业，在林木产品转化率方面具有比较低的技术含量，此时产生的附加值亦比较低。因此，导致出现了十分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根据我国当时的部分数据资料显示：大部分林业企业仅有20％左右的科技工薪份额，只有34％的成果转化率。与其他行业相比较而言，水平比较低。总而言之，该种情况导致林业企业在经营当中出现了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的情况。但是，林业实行循环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方式，促使林业企业在经营当中逐渐能够实现节约、综合用材，摆脱传统的经营困境。
2.2有利于解决林业经济与生态效益矛盾
林业发展对改善自然环境、绿化山河、促进林业企业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若出现了林业资源不足的情况，林业发展将产生严重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矛盾。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林业经济若能够逐步转变其发展的观念，将极大程度地将国家制定的政策作为发展导向，促使林业经济成为循环经济。在该方面，首先，木材产业自身的利益必须得到保证，在此情况下积极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例如，林业发展中，对木材的采伐需要制定明确的限制条件。此时，为了保护木材原材料，解决原材料的来源问题，将必须重视防护林业火灾、病虫害。由此，将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其次，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保护生态林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力，促使各大企业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进行生产方式的创新，转变原本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最终，促使林业企业进入“低投入———高产出———低投入”的良性循环。
2.3符合国家林纸一体化发展要求
当前，世界各国均逐步认识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并且世界范围内的造纸业，均主要希望通过循环经济的发展，实现林纸一体化。我国虽然国土广袤，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是，人均森林资源则十分匮乏，相对于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总体的森林资源亦呈现着严重匮乏现象。当前，我国的木材蓄积量仅为120亿m3左右，人均只有8m3左右，相较世界人均水平，占比仅为14％。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对于木材的需求量比较大，每年均存在一定的木材需求且缺口，在2015年时木材缺口已经达到了近2亿m3[1]。此时，若对于森林资源的培育不予以重视，对木材不加以循环和节约利用。则不仅会导致林纸方面出现巨大的花费量，更会加大成本，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面对该种情况，我国将发展林纸一体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在此时发展循环经济，将完全符合国家提出的林纸一体化发展要求。
3当代林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林业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当代林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已经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存在着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该问题可以成为当前我国林业循环经济发展当中的关键性问题。在我国现阶段的林业经济发展当中，在林业生产与林业作业方式上，存在着比较突出的滞后问题。大部分比较现今的生产与作业技术、方法等均未得到有效、广泛的普及。由于该问题的存在，使得大多数地区的林业经济在发展当中，仍旧在使用比较传统、比较陈旧、比较落后的林业生产与作业方式[2]。因此，大部分地区的林业生产效率均比较低，相应的，该部分地区的生产建设水平亦比较低。未来，林业循环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对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予以高度的重视，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为林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3.2林业环境污染情况比较严重
林业发展的过程中，若要实现循环经济发展，除了重视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外，亦需要从思想与理念方面进行相应的改变。但是，当前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情况。在某方面而言，主要由于我国当前并没有针对林业经济的发展，更新相关的理念[3]。尤其对循环经济的理念，更是未产生比较深刻与清晰的认知。该种情况使得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林业管理，仍旧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与阶段上。直接导致当前我国的林业与生产水平难以得到有效的提高，生产效率亦比较难以得到提升。在此情况下，更加使得我国林业生产与作业当中，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污染情况。尤其农村的林业污染排放量，更未得到有效的控制，甚至呈现着逐渐增加的迹象[4]。在林业的环境污染方面，尤为重要的应该是土地污染和森林污染。面对该种严重的环境污染情况，继续制定可行的、有效的对策进行控制与整改。
4当代林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4.1发展有机林业
当代林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必须大力发展有机林业。通过发展有机林业，将能够有效促进林业循环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林业循环经济发展实践工作当中，必须详细地了解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发展规律等[5]。并且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严格地遵守生态环境发展存在的观念与法则等。由此，推进林业循环经济的大力发展。另外，在发展有机林业时，需要研究与创新新型的、无公害的防病虫害药物。以此加强林木当中病虫害有效的防治。同时，可以建立完善的、健全的轮耕体系，采用动物肥料、绿色化肥等精心培育土壤[6]。最终，将能够帮助林业的发展上升一个阶段，保证有机林业发展中产生的产品等，能够符合当前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7]。此外，有机林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气候以及季节方面的变化，具有比较良好的发展前景。
4.2发展循环经济林业
我国人口众多，虽然土地面积比较广阔。但是，人均土地占有率比较低，人们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等十分突出。鉴于此，我国林业循环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针对该特点入手，解决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问题。为此，在林业循环经济发展实践当中，必须要针对当前林业发展的形式，分析与改变其经济发展的方式，并且使之成为真正的循环式经济发展形式。通过循环经济林业发展形式的实现，亦能够稳定与协调当前我国人口、土地、环境、资源等多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8]。同时，在建设与发展新型林业资源过程中，将能够提高与促进生态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实现林业经济发展形式的逐步改革。
5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前环境问题与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各个国家均开始重视对环境的保护与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为此，当前各国均逐渐发展的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在此情况下，我国林业经济若想要获得良好的发展，亦必须遵守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林业逐渐向循环经济发展。但是，当前，我国林业循环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仍旧存在着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等问题。面对该种情况，我国林业必须积极发展有机林业，并且要发展循环经济林业。通过该种方式逐渐解决，我国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相关工作能够稳步前进。
作者:赵雅洁 单位:吉安市吉州区林业局
参考文献:
1赵静芳.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导下的林业循环经济分析[J].北京农业，2015（18）
2俞花美，葛成军.海南省热带农业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安徽农业科学，2011（26）
3黄道京.广西林业循环经济现状及发展模式探讨[J].福建林业科技，2011（3）
4陈宝刚，刘爱华，李朝晖.关于发展林业循环经济的探讨[J].防护林科技，2012（1）
5陈绍波，卢璐，邓红兵.云南省农林业循环经济发展及其在低碳发展模式中的作用[J].经济问题探索，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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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的重要性与发展经济的迫切性，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以目前现状来看，生态建设却往往让步于一些短期既得利益，殊不知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由此，应积极谋求能推动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实现双赢的策略。
一、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伴随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而日益突出，并衍生出全球化、综合化与社会化等新的特征。其中，全球化带来跨越国界的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侵袭等，逐步影响着人类生存。综合化意味环境污染只是影响人类生态的问题之一，全人类的综合变化才是生态问题的全貌。社会化说明了环境与社会紧密联系，自上而下的形成了一个复杂体系。然而，生态是全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基石，牺牲环境来赢取经济，最终必将影响人类自身生存。如何在经济与生态之间获得平衡，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双赢目标，已经成为各国学术界热议与重点关注的战略问题之一。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即维持自然生态圈与人类开发的和谐与平衡，生态建设作为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核心部分，是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口号提出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主要任务即强化生态调节机制，平衡自然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处理好资源、环境、人口三者间的生态关系。与生态环境建设内涵一致，都是以保护、改善、恢复人类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自我修复功能实现改善与消除干扰生态环境等行为为目的，唯一区别在于生态建设能够创造出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于经济发展，同样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生态环境的建设与治理需要充裕的资金支持，而只有经济得到发展才能够带领人类走出贫困，擢升生活质量。而且社会的发展、科研活动等也需要足够经费支助，以实现社会资源的高利用率。联合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了《人类环境宣言》，称要将政治、文化、经济与人类的平衡和谐视作发展追求的对象，要注重人类与大自然的和平共处。由此可见，不论是实践探索还是理论研究都证明了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双赢局面”是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二、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对立与共性
1.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衍生矛盾与机遇
生态建设的经济价值难以量化，由此将其导入经济发展体系使之有机结合共生互促，会产生诸多对立问题。首先，以外化形态来说，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及土地资源来投入生态建设，且无法估算产出值，由此给经济发展带来无形压力。但是，不论是建设或是发展，开展经济活动都是以获得经济效益为目的，由此两者“貌合神离”。其次，经济生产活动中必然对生态系统造成负面效益，为了保持平衡，人们又将进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期恢复之前所受损益。而市场经济作为发展主体所追求的就是利益最大化，与生态建设的投入产出追求的生态效益明显对立。
2.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契合
两者之间的结合点是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关键，从不同方面分析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与内涵，不难发现两者实质上是高度统一的。首先，是目标的一致。生态建设是为了给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可以依托的自然环境，而经济发展是以经济角度出发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保障，从根本上来看二者目标是一致且相互依存的。其次生态建设同样能产生经济高效益。比如，针对某地的生态建设，可以包装成产业建设，将产业发展融入生态建设，不仅让当地居民收入得到提升，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另外，人们在得到物质满足时，也会渴望心灵满足。比如某城市相同区域内，依山傍水的生态区住宅就比其他区域住宅售价高出两成以上，从而许多房地产开发商针对此推出各种“绿色生态”宣传标语，由此说明生态建设足以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价值收益。
三、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战略概述
1.选择发展经济目标的战略模式――PRED战略
PRED战略的目标与发展方向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妥善解决“人口问题（population problems）”、“资源问题（resource problems）”、“环境生态问题（environment and ecology problems）”以及“发展问题（development problems）”，实现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人口得到有效控制、资源得到永久续用、生态得到良性循环、社会得到持续发展。在实践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必然得到增长，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耗费量也随之加大，从而使生态平衡很容易受到破坏，要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首要解决的就是发展区域的人口、环境、资源和生态之间的平衡关系，作出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与经济增长方式等措施。
2.针对不同类型区域的生态建设，采取不同类型的经济策略
首先，对于沿海地区生态建设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外向型经济，主要措施有：
（1）发展集约化农业在人均耕地较少的东南沿海区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发展。
（2）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依靠环海地势的贸易优势，发展以制造、通讯、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产品，将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内陆，将经济发展重点投射在技术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产业。
（3）利用沿海区域对外贸易的优势，加强区域间的协作，带动内陆省市的发展，辐射区域联动。比如，泛珠江三角经济区，以珠三角为核心区域辐射港、澳及内陆湖南、四川、福建、云南等省。
其次，对于内陆省市经济发展战略主要采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比如，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构建的关中平原产业大开发模式，成都、德阳、绵阳形成的成渝经济带都是对内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其中，具体实施举措有：
（1）承接沿海地区向内陆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加工制造业、机械加工业、航空航天、核工程等产业集群。
（2）充分发挥内陆地势优势，利用耕地资源丰富，保持农业产业领先地位，比如，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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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几乎和经济学有同样的漫长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始于美国经济学家索罗（Solow）和斯旺（Swan）于1956年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为基本假设，为经济增长分析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出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存在外生的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政策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
由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出的结论无法解释当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广泛的差异。为了弥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疏漏和缺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象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内生的，源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的努力，知识的全面增加是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由于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作为一种内生的生产要素被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广泛的差异的原因。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增加，从而总的收益递增，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设，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和永久的源泉和动力。
总之，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R&D、收益递增、边干边学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新增长理论的“新”在于其区别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它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完全内生化，因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GrowthTheory）。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在理论和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这一理论还处在发展和完善中，新的文献、新的观点不断涌现，尚未形成一个非常完整和规范的理论体系。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包括形色各异的诸多模型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但内生增长模型仍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而放弃了资本收益递减假定的AK模型；二是假定知识积累(或技术进步)是其他经济活动(如投资)“副产品”的外部性模型或溢出模型；三是明确地将技术进步视为企业有意识的研究开发结果的R&D模型。本文将分别介绍这三种模型，并结合安徽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三种内生增长模型简要描述
（一） 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之所以不能产生内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AK内生增长模型的主要性质是不存在资本递减收益，这种不存在资本收益递减的简化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Ak（1）
其中 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 是产出。（1）式两边同时除以劳动量 ，可得到人均产出：y=Ak(2)
由（2）式可得资本平均和边际产品都为常数A，即：
（二）外部性模型
这类经济增长模型既不放弃资本收益递减假定和完全竞争，又能产生内生增长，其基本特征是:其一,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是其他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因而不需要补偿并可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其二,个别厂商的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就整个经济而言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其三,上述两个特征决定了这类模型具有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即政府政策不仅具有水平效应,而且具有增长效应。根据外部性来源的不同,这类模型有多种构造方式,如阿罗（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1988)。这一类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源于资本积累,即是模型中的K的函数,笔者以“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模型为例进行说明:
1962年阿罗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提出了“边干边学”理论。在阿罗的模型中，边干边学或知识被认为是投资的副产品，提高一个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增加。同时阿罗认为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知识水平本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递增边际生产力，在知识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社会经济整体的每一个厂商具有规模不变收益，然而，在扩大资本投入的同时，知识水平也随之变化，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具有递增收益。而且，由于知识是公共的，收益递增是外在于厂商的，所以资本和劳动按边际产品支付报酬，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是企业投资的“副产品”，个别厂商并没有考虑到其投资活动对这个经济生产率的影响,而是将它视为外生变量,因此,它的行为仍然像新古典模型中的厂商一样。于是,通过干中学和溢出效应(或投资的外部性),我们可以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得到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外部性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源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能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一旦经济中每一个厂商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状态,但是一个厂商的投资行为能够创造的新知识可以产生出乎意料的外溢效应。所以这些由于个体投资行为带来的“外部性”使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水平得以提高。
（三）R&D模型
罗默（Romer，1990）开创并由格罗斯曼、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和阿格恩、豪威特（Aghion&Howitt，1992）发展了R&D模型，从有目的的R&D活动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专门用于进行R&D的部门，利用这个部门不间断地进行R&D活动，可以实现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外部性模型通过引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并借助于溢出效应得到了内生增长。R&D模型明确地将技术进步或创新归结为厂商有意识的、旨在获取垄断收益的活动,并运用垄断竞争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罗默指出,技术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物品的两大特点:它是非竞争性的和部分排他性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部分排他性则为从事R&D活动的厂商提供了激励(外部性模型抓住了技术的第一个特征,但没有抓住第二个特征)。以R&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种类的增加(例如新行业的开辟),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质量的改进(例如同类产品的升级换代)。这两类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引入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性”概念,即新产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的被淘汰。
R&D模型暗示技术进步或创新是企业有意识进行R&D投资的结果；来自创新的垄断利润则为企业从事R&D活动提供了市场激励，一国劳动力越多，从事研发的人口越多,研发成果越能受到保护，经济增长就会按一定速度持续增长下去。人均产出与经济体人口成正比,越大的经济体越富有。政府政策具有增长效应。
总的说来,尽管内生增长理论表现为形形的不同增长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上述模型之一或这些模型的某种组合。一般而言,AK模型和外部性模型具有简洁、便于扩展和应用、易于进行计量检验的优点,R&D模型则更符合人们的直觉,具有更良好的经济含义和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利用这些模型,我们就能够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外部性模型比较适合于那些在总量水平上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因素(如教育、经验积累和基础研究等),R&D模型则比较适合于对产业层次的创新活动并易于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激励(相对易于排他)的经济活动的分析。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启示
2001年至2004年4年间，安徽省的GDP年增长率都高于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率（见表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利用1991年-2003年间中部六省和东部地区及全国数据，对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2006年），结果显示安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知识和技术进步对我省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小。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省应该在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和经济发展宏观政策上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技术进步应该成为推动我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主要依靠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据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OECD）报告，知识和技术对该组织成员国经济的贡献率已从20世纪初的5%-20%提高到现在的70%-80%。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劳动、物质资本）具有报酬递减的性质，实现经济的可持久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生产要素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我省应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与扩散的运行机制。摈弃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的发展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具有技术外溢效应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传播和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的渠道，FDI通过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的转移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安徽省应该利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在不断搞好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和产业配套，积极吸引外商来皖直接投资。
（三）继续扩大外商投资的同时，增加R&D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强自主研发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与我省临近的东部地区由于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软硬环境较好，今后仍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外商投资将继续在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省在继续扩大外商投资的同时，要增加R&D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自主性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力度，增强自主研发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以获得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四）大力发展教育,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
在所有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中,舒尔茨(1960)特别强调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教育可能在将来做出的贡献。财政政策在加强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省应完善教育财政支持政策,促进教育的优先与协调发展,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应优先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全省人民的受教育年限。在外部性模型中知识的外部性能否传递到其他经济个体，还取决于其他经济个体的接受能力，在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个体知识水平总体上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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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转贴于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转贴于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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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框架构建
1.1现阶段我国财税政策
随着目前低碳环保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旋律，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通过财税政策来引导各行业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如对节能减排的企业进行财税优惠等；二是通过财税政策来引导各行业企业积极利用新能源，如对利用新能源的企业进行财税优惠；三是通过调整财税政策，给于高耗高排企业一定的压力，如提高高耗高排企业的税率。从这三个方面出来制定的财税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但目前而言，财税政策体系不算完善，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难以发挥财税政策对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方面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不高，总体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投入占总体比重较小；二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手段单一，如国债、基金等各手段并没有开发出来，难以加速低碳经济的发展；三是目前很多财税政策并不是直接作用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这样就导致该方面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在实际实施中企业仍然存在一定的可操作空间；四是财税政策制定的不够全面，很多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都没有建立，如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就缺乏财税制度。
1.2财税政策框架构建
一是建立激励性质的财税政策体系，对我国市场主体进行节能减排行为进行激励。如财政方面用于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再如和节能减排有关的国债投入、刺激市场主体节能减排的贷款贴息等等。二是建立约束市场主体高耗高排的税收政策，如针对高耗高排行为来提高税率，或增加能源消耗税种等等。
2.当期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2.1激励性质的财税政策
（一）提高财税预算支持
想要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提高财税预算支持，只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才能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出发：首先，政府应该把用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资金纳入到财税预算中，从而保证该项资金的稳定性、持续性。其次，提高低碳经济发展资金在财税预算中的地位，最好建立一个单独的科目，从而便于计算低碳经济发展资金占总体财税预算的比重，调节好这一比重，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稳定低碳经济发展资金来源
首先，在现有低碳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数额的基础上，扩大专项资金的规模。专项资金指的是，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专门用于某一项活动的资金，如我国现阶段已有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等等。而这些专项资金在低碳经济发展中，能够促进专项活动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想要进一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就需要提高专项资金的规模，稳定专项资金的来源，从而为专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加强该方面的资金管理工作，做好资金使用过程中的监督，避免资金滥用现象，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建立中央和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基金。该方面基金资金的来源可包含国家的财税预算，同时也可以把各项新实行的能源消耗税收所得税费纳入到低碳经济发展基金中。最后，提高低碳经济发展国债方面的资金，稳定该方面的资金来源，从而为我国市场主体能源开发、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三）建立低碳经济税收优惠政策
完善低碳经济税收优惠政策，从而提高我国市场主体进行节能减排的动力。税收优惠政策主要理论就是市场主体通过节能减排来实现缴应纳税种税率的降低，或减免部分税费等。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对现阶段实现能源消耗转型或本就采用可再生能源的企业来减免或降低企业所得税；二是对能源利用率高的、进行综合利用的企业给于一定的税收优惠，从而促进我国企业积极的改善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三是针对环保项目建设一定的优惠政策，即企业参与的环保项目可享受税收优惠，从而提高我国企业参与环保项目的积极性。
（四）加大财政补贴
一是针对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活动，给于一定的利息补贴。即企业如果在进行一些能源开发、技术研究或环保项目时，政府应该给于该项目所贷款利息的补贴，从而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提高企业动力，并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二是除了利息补贴以外，还可以制定亏损补贴政策，即企业在参与环保项目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亏损情况，在合法范围内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补贴费用，从而降低企业损失。
（五）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采购方面制度的构建也可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建立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采购制度，尤其是采购清单的制定，一定要选用低碳环保标志的产品，可有效刺激我国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如办公用品方面，计算机等现代化设备生产所消耗的能源较多，这部分的采购清单一定要筛选到位，必须要具备低碳环保的标志。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采购监督制度，对采购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采购人员必须按照采购清单来进行采购活动，一律禁止不按规定的采购行为。
2.2约束性质的财税政策
约束性质的财税政策，顾民思义指的是通过该类政策来实现对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制约，通过惩罚机制来抑制高耗高排现象的发生。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增加新税种。针对节能减排理念来开展新税种的增收，如环境税、碳税等。同时，要调节好税率，做好污染越多，所需要缴纳税种的税率越高，相反，污染小所需要缴纳税率越小。二是优化原税收政策，调整税收政策方面，增加税收政策的激励性质，即避免出现“付钱就可以进行污染”的思想出现，从而促进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提高企业参与节能减排的积极性。
篇8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辩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不揣浅陋，提出并论证此问题，以期引起经济理论界的关注与思考。
1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建设现状
目前，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①从理论定义的角度来看，尚且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性，由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缺少相对统一的理论基础，所以目前的理论定义一直是次啊用的布伦特兰夫人定义，其中比较推崇的思想是“当发展能保证当代人福利增加时，不会使后代人福利减少”，对上诉内容进行分析的话，很容易得出：可持续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无代价的发展过程。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生态环境一定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收到一定的破坏，而且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对生态环境没有任何危害。
②从理论内涵的角度来看，尚且存在一些模糊性，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造成的，内涵中并没有确切的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内容，甚至对发展的措施以及注意事项也模糊不清，在发展于环境中不能有效区分重点。那么如果二者在运行过程中不能相互协调，该如何进行可持续发展。
③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统一理论基础的缺失，导致可持续发展经济课题研究停滞不前，其自身的统一性于整体性得不到发挥。
所以针对这种现象，首要的工作就是能够建设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统一理论基础，在这一基础结构要求下才能够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可持续发展在各个方面能够层次清晰的开展。
2经济发展成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我们都知道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广泛的，它关系到生态环境、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环境等等方面的发展与治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和生态环境中的能量与物质做交换的，那么人类的经济发展行为势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使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总的来说就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生态环境与系统的良性循环，在这一干扰过程中就会对生态环境的资源造成破坏，凸显出的使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以此表现出的效应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
那么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不会因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就被抵消，只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将这种经济发展成本降到最低。在降低的范围内能够对二者产生一定的效益，其一是生态系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得到良好的修复，其二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要低于所得到收益，这一循环过程是遵从了成本-收益法则。那么，从这样的实际发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要将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有效治理，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使生态系统能够得到良性循环，从而使社会经济发展能够利用有效的资源，最终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这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能够大大缩小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3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思路
3.1重新界定可持续发展概念。根据上诉扥内容我们可以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总结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依托在人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二者有机结合之上，从而实现的制度以及政策，在发展过程中以激励与约束制度遏制当代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负面采集，同时讲人类经济发展的成本减少到一定范围，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结合，最终保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3.2强化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相关制度安排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考虑：第一，要充分考虑市场机制对制度安排的影响与作用，所以要在生态系统资源的利用中合理介入价格机制，之后利用市场机制来科学合理的控制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利用，以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效节约经济发展成本。第二，强化我国政府部门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在制度安排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出市场秩序性的合理维护以及相关法制法规的有效建设，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实施行政规制中的内容，以法制手段来约束社会经济的合理发展，使之在发展的过程中将生态环境污染指数降到最小。第三，最重要的是市场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这样才能够使资源环境市场占有一定的优势，进一步实施市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3.3建立可持续发展政策机制。政策的引导与约束作用使无可厚非的，所以可持续发展想要从理论向实践过度的话，需要政策性的强化与引导。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已经明确了关于环境保护以及生态保护的内容，所以生态环境这一内容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是占有一定份额的，所以针对经济发展主体来说，政策性的引导应该体现出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引导其保护环境，使我国的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能够相互协调。
4 结论
综上所诉，就是对经济发展成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的深入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成本控制，生态环境系统对于人类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有效保护环境资源，这也是可持续经发展经济学的统一理论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能够长期、有效的依存发展，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以有效提升。
篇9
（2）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了。第二阶层的人口开始出现，他们进行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服务。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是由农业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业分布与基本阶层农业人口分布直接相关。
（3）随着区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区域也开始趋向于从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区域被迫开始实现工业化。区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立足于建立在农林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发展食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和纤维纺织业等。工业化的后一个阶段则出现了诸如冶炼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
（5）在区域经济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开始输出资本、熟练技术人员和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据此，在部门理论看来，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两个相辅相承的成长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必须经历由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商品经济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运输成本下降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只有运输费用降低才使区际贸易成为可能。此外，要想区际间资源转移获得最大比较利益，还必须建立区际贸易基础。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区域经济必然要相应地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过渡。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甚至在胡佛等看来，由农业、采掘业等初级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次级产业过渡被认为是维持区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部门理论由于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符合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但该理论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并非什么地区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这样的“标准阶段次序”。
二、输出基础理论
输出基础（Export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规划者们所采用，他们用它来预测地方化城市经济的短期变化趋势。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曾建立了一种能定量地对城市经济进行预测的理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被划分为两个部门，即一个输出基础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外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和一个自给性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内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在这种模型中，通常假定自给性部门不具备自发增长的能力。但是，随着外部需求的扩大，输出基础部门的扩张、并为地方经济带来额外收入时，这些部门也会随之相应扩张。
输出基础思想后来被著名经济史学家、1993届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用来预测区域经济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输出基础理论。诺思在其1995年所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根据把太平洋西北岸作为其实证研究的基地而得出结论：区外对木材、毛皮、面粉、小麦等产品需求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那里的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诸如辅产业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与就业波动范围等。他进一步指出，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产业投资的增长，也会导致对其它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区域要求得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而特定区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又将根据它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对其它区域所拥有的比较利益而定。
与诺思的输出基础理论相对应，蒂博特在其于1956年所发表的《输出与区域经济增长》论文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thestapleexporttheory）。该理论认为，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开始于该区域发现了一种诸如矿产品等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者因为其自然条件特别适合于生产某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为既定的条件下，资本甚至劳动力将输入该区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产将发展起来，而地方工业和地区市场是随着出口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按照该理论，特定区域要取得发展，必须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产品基地的方式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可以被看作为输出基础理论的一种变种，也可以将其归之为广义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之列。
三、资源禀赋决定论
无论是部门理论还是输出基础理论，均是从部门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过程的，而较早从空间或区位的角度来对区域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可追溯到珀洛夫（H.S.Perloff）与温戈（L.Wingo）所提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
珀洛夫与温戈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1961年）等论文中，将诺思等人的区域输出基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广，并把制造业的建立看成是区域经济出现增长的首要条件。在他们看来：企业家总是选择使其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区位进行投资。为此，他们需要对不同区位的生产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并相应地作出区位投资决策。就特定产业来说，由于不同区位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取得其基本生产投入要素和接近产品市场的机会也将有所不同，相应地其成本与收益变量也就有所不同，从而企业家必然作出有利于某一特定区位而不利于其它区位的区位投资决策。并且一旦投资向某一区位倾注就会产生相应的区域乘数效应，从而加速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上的集聚过程。
珀洛夫和温戈通过对美国经济从早期农业社会阶段向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阶段过渡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上的日趋成熟，不同的自然资源都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随着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之不同，这些区域也将出现或大或小的繁荣。一般来说，区域增长主要取决于区域生产国民经济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按竞争利益向区外输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输出能力增长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将通过乘数效应方式而得到强化。乘数效应大小将依赖于某些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特征的“内在”特征而定。在这些内在特征中，尤为重要的有：输出产业的性质、地方产业关联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工资水平、地方收入分配状况等。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扩张并出现自我强化和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时，新的内在因素，如与社会分摊资本及与产业集聚相关的外部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等将成为决定乘数效应和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将导致工业“核心地带”的形成。而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为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造就了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而使得新的区得到连续的发展。即随着所需投入量的扩张以及地区新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发现，经济增长将逐步“渗透”到地区。
珀洛夫等认为，美国东北部“核心地带”的形成，最早即在于该地区拥有钢铁工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禀赋”，这一自然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在本世纪初发展成为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并进一步在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制造业中心。而美国自1920年以来所出现的不同州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整个趋势中，核心地带对地区的“渗透过程”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工业资本投资在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铺开，或者是从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向美国东北部高收入地区的移民，州际间的区域差异已逐步缩小。
珀洛夫等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将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等因素联系了起来，其理论思想与蒂博特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和诺思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具有某种类似特征。所不同的是，该理论已经将“核心地带”与“地区”等空间变量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之中，并且所分析的对象已由孤立的区域经济分析转向综合的区域发展分析，因而更接近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四、经济进步延滞假说
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已经将“核心”与“”等空间因素引入到对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而美国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1979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W.Schultz）对“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即农村地区与工业城市中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区域经济进步的“延滞假说”（theretardationhypothesis）。舒尔茨最早在其于1950年所发表的《农业部门贫困的反思》一文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正当美国经济处于空前高速增长时，一些“农业社区”的生活标准还总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最初在该文中所给出的答案是，这种相对贫困并不是由土地的自然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的亲疏性（Proximity）所决定的。他在1951年所发表的《土地经济学构架：长期观点》一文中，又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为所谓的“延滞假说”，该假说的基本内容包括：（1）经济发展出现于特定的区位基（locationalmatrix）上，经济中一般存在着一个或数个区位基。（2）区位基一般以典型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结构为其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往往出现在这些区位基的中心；基的中心一般都不会属于农垦区而往往为工业化城市中心，但由于这种城市中心的崛起而使得一些农垦区比另一些农垦区处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区位上。（3）位于或靠近特定经济发展区位基中心的区域经济组织将运行良好，受惠于中心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也将运行良好，只有远离区位基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运行状况比较差。
舒尔茨所提出的“延滞假说”后来由尼科尔斯（W.H.Nicholls）和唐（Tang）在南加利福尼亚、佐治亚和田纳西等州进行了检验。其研究结果证实了“延滞假说”所作出的结论。他们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发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达的县，其劳务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效率也高，越靠近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农村收入也更高，这些都是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对农业要素市场所造成的影响的结果。
五、区域创新扩散理论
无论是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还是舒尔茨的经济进步延滞假说，均已经强调了“核心区”或“经济进步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贝里（B.J.L.Berry）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城市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扩散理论。
在贝里看来，城市中心在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的渗透作用，使经济增长通过城市等级而逐渐向下传播；二是增长利益的扩展作用，包括从核心区往腹地区及从大都市中心向城市间区的扩展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增长起源于企业和家庭对创新的采用。区域不平等则是由于创新的收益效应为时间的递减函数，并受扩散的门槛范围所制约。因此，城市中心本身即能起着一种“发展作用”，因为它们能强烈地影响着不同地方创新采用时间的先后顺序，而经济变化的影响将按城市等级顺序由高级城市中心逐渐传播到低级城市中心。
贝里认为，创新在大范围内的等级扩散及其横向扩展将带来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或者说增长起源于创新通过城市等级顺序的向下渗透以及创新向城市周围腹地的横向扩展。
从贝里的这一理论结论中可以推导出各种政策主张。一般说来，要促进区域成长就应该去加速创新的扩散，从而使创新逐渐渗透到贫困地区及小城镇之中。而且如果城市中心“创新潜力”大小真与其本身规模及接触创新采纳中心之机会相关，那么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去促进地区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并改进它们同最大或最早的创新中心接触可能性。
六、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那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如何，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研究应该首先应归功于杰弗里·威廉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他根据其在50年代对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国际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将会不断扩大，但是在达到发展过程的某一点后区域差异开始缩小。
由于威廉逊把区域人均收入作为指示器，将权变系数作为度量区域收入差异之工具，通过对24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区域不平等格局的经验考察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即当这些国家按其发展水平进行“排列”时，我们可以发现，区域不平等格局呈现为倒“U”字型状，其中，如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与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到达了倒“U”字型的顶端。威廉逊又将横断面分析法扩充到对单个国家区域收入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上来，并从24个国家中的16个国家中取得其所需的一年以下的短期数据。其结果是，这种趋势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所假想的格局：人们预料富国各区域之间会逐步趋同。事实上，它们也正在走向这个阶段，而不是趋向于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穷国正相反，它们以区域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特征。
威廉逊的发现是引起区域发展理论家发生争执的重要源泉。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即“在发展的初期，区域间以收入差距扩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强为特征；在国家成长和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则以区域间趋同和‘南北’问题消失为特征”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区域发展理论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的或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使之出现的模式。
七、经济增长空间影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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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贵安新区，成为全国第八个国家级区。贵安新区规划面积1795平方公里，涉及贵阳、安顺两市所辖4县20个乡镇，所辖区域是黔中经济区核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设立至今，其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自开工建设以来，城市骨干路网基本完成，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三大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观等一批引领性项目建成投产，一批绿色环境建设重大工程启动实施，城市统筹初见成效。“三年有形象、五年大发展、十年建新城”，贵安新区蓝图绘就。“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一定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不能降格以求。”6月17日，视察贵安新区时做重要指示。作为全国第八、西部第五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紧紧围绕“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三大战略使命，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开发建设中坚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民营经济作为开发建设的重要力量和新兴动力，坚持创新与创业环境并重，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最大限度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力打造中国西部民营经济发展新高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可以定义为区域经济集团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和经济活动的跨界功能一体化，是一个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和国际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表现是贸易扩张、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新技术的浪潮和区域一体化。在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问题日益凸现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落后病”、“膨胀病”，区域问题如同区域“病症”一样影响着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由于区域问题的出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区域”或者“问题地区”。一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稳定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问题区域”的解决。因此，在将来的区域经济学发展中，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中数学模型形成了几种模型，分别为：投入产出模型、？线形规划模型、区域空间均衡模型、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动态城市模型、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
三、经济新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一）点轴开发理论
点轴模式是从增长极模式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开发模式。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把产业部门集中而优先增长的先发地区称为增长极。在一个广大的地域内，增长极只能是区域内各种条件优越，具有区位优势的少数地点。一个增长极一经形成，它本身日益壮大，并使周围的区域成为极化区域。点轴开发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空间线性推进方式，它是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线性推进的完美结合。一旦地区的主导产业形成，源于产业之间的自然联系，必然会形成在主导产业周围的前向联系产业，从而形成乘数效应。
（二）积累因果理论
累积因果理论，又可以称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其的形成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后来经卡尔多和瑟卡尔沃尔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一种模型。根据研究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这累积效应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指比较落后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落后地区要素不足，相比发展更慢；后者所指的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这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理论
中心理论是拉美国家的“依附”理论的重要体现。中心是决定经济体系发展路径的局部空间，这也就是决定了被称为“”的依附的局部空间的发展。中心和共同构成了体系，是以权威性和依附性关系为主要标志的。中心和存在了不同层面：一个区域的局部范围之间，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以及在全球层面上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第三国家的大城市是该地区的中心，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是所属于地位。由这些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周边地区依附于“中心”而获得发展。因此，发展本身就包含极化过程，在这一点上同极化理论一致。
四、贵安新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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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9-0076-03
广东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其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经济腹地广阔，发展后劲强劲，综合竞争实力名列全国省市的前茅，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201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7792.24亿元，比上年增长7.8%，人均GDP达到63452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10330美元。[2014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为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原因，广东在经济发展过程表现较为明显的地域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距过大已日渐制约广东经济发展，努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全省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
一、增长极理论与梯度转移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最早提出的。狭义经济增长极有三种类型：一是产业增长极，二是城市增长极，三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极。广义经济增长极，是指所有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生长点，其中包括制度创新点、对外开放度、消费热点等。[1]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即增长极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2]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3]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
二、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一）广东各区域经济发展实力分析
广东经济各项经济指标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现象。广东省根据区位分布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划分为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四个经济区域，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九个市，东翼指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四个市，西翼指湛江、茂名和阳江三个市，粤北山区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五市。[划分依据：2014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表1可以看出，2014年广东省GDP为67792.24亿元，其中珠三角地区GDP为57802.21亿元，占全省78.91%，粤东西北地区生产总值15448.03亿元，占全省比重为21.1%，粤东、粤西、粤北分别占6.9%、7.9%、6.3%。人均GDP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从2014年广东各地级市人均GDP和排名来看，珠三角地区地级市排在前十名。由此可见，地区间的人均生产总值亦相当悬殊，珠三角远高于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东西两翼和山区的经济水平与珠三角地区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
从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来看，珠三角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全省的66.65%，是东翼的18.65倍，西翼的19.34倍，粤北山区的14.02倍。因此，珠三角在财政收支这一层面上比起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则表现出财政能力弱化的现象。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珠三角遥遥领先于其他三个经济区域，西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珠三角的14.44%，相差达到6.92倍。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的差异严重地影响了区域之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广东各区域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西蒙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时也指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是上升的；服务部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4]
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广东珠三角地区53060.48亿元，三次产业比重为2：45.33：52.67。东翼三次产业比重为8.75：55.87：35.37。西翼三次产业比重为18.77：42.23：38.99。粤北山区三次产业比重为16.29：41.70：42.01。对比可以看出，珠三角产业总值Ⅲ>Ⅱ>Ⅰ，根据胡佛・费希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可以看出，其经济结构已经开始从工业化阶段向服务业输出阶段转变。东翼的产业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西翼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18.77%，表明农业在区域生产结构中仍然占有较大的份额。非珠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但与珠三角地区相比，非珠三角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太高，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三、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间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得益以政策和地区优势，充分发挥核心带头作用，在技术创新、产业聚集的形成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形成了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核心区”。[5]珠三角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区，处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支配地位，依靠周边区域提供劳动、资本、原料、市场而发展，区域差距随着发展而不断扩大（见表3）。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粤东西北地区财政收入、投资、消费、出口等均与珠三角差距不断拉大。2007年，珠三角财政收入与粤东西北相差1603.64亿元，2013年扩大到3824.63亿元，珠三角财政收入比粤东西北地区有着明显优势。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受益于近年来对粤东西北地区投资力度的加大，粤东西北地区投资明显提高，但2013年珠三角投资仍达到粤东西北地区的2.4倍（见表4）。
（二）粤东西北地区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缺乏经济增长极
从2014年广东省各地级市GDP排名来看，粤东西北地区城市内部经济总量接近，中心城市龙头经济作用不明显，难以聚集辐射周边地区。粤东西北地区内部差异小，说明粤东西北地区内部没有形成增长极，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
（三）产业分工水平有待提高，产业梯度转移仍需大力推进
根据梯度转移理论，进行梯度产业转移首先应该存在梯度差距，从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珠三角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之间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既有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推力，也有非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拉力。[6]然而，过大的区域经济差异阻碍地区间经济发展中的梯度转移，造成地区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争夺等负面影响，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制约经济发展。低梯度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与高梯度地区实现资源的互补和双向流动，一方面创造条件吸引产业向本地区转移，另一方面要利用优势，主动促进本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梯度转移仍需大力推进。[7]
四、基于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的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建议
（一）做大做强区域中心城市，凸显增长极作用
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要继续发挥珠三角增长极作用，推进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和影响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粤东西北地区要实施新的中心城区规划，拓展城区空间，提高城区辐射力，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加强各区域中心城市与省内外经济圈、经济带的联系与对接，承接先进发达地区的产业溢出转移。
（二）充分发挥粤东西北地区后发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要注重发展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的加快发展提升区域整体实力，提高其竞争能力。要加强投资引导，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区域的示范和扩散效应下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逐渐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三）继续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支持
珠江三角洲地区面临着产业升级压力，粤东西北地区要继续做好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及承接工作，加快产业集聚，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同时，要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支持，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并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各大区域之间的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着广东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正视广东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问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继续发挥珠三角经济中心对外扩散、展现辐射优势的同时，引导和促进产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转移，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特点和优势，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发挥国民经济整体优势。
参考文献：
[1] 高煦照.增长极理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J].改革与战略，2007（6）.
[2]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5）.
[3] 徐忠爱.“泛珠三角”经济圈产业梯度转移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6（3）.
[4] 刘昭云.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与协调发展对策[J].经济地理，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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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类已经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智力成本的重要性凸显，并成为推动时展的主要力量。知识经济对经济增长主体、社会价值创造和分配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会计学科，其内涵与概念随之不断变革，在理论与实务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下文将就此展开详细讨论。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一）对会计目标的影响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物质资产的作用减弱而知识资产的作用增强，会计的目标从为物质资产的所有者服务转向为企业主体服务，即会计的目标将由过去的向股东、债权人提供信息为主，转为以计量企业主体资源、权益的变动情况、收益的形成过程和有效控制企业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为主的企业主体型会计目标模式。
（二）对会计假设的影响
1.会计主体假设。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使得知识成本的重要性日渐提升，也给会计主体假设带来巨大挑战。知识经济发展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经济不仅创造了有形的物质资源，还拥有更多的无形资产，更多情况下，知识经济发展环境下的会计主体和计价方法已经不能局限于某个具体的空间或结算方法。
2. 持续经营假设。持续经营是会计进行的假设之一，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随时面临破产和清算，并购步伐加剧，一旦企业发展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就会惨遭淘汰，会计主体被兼并的可能性加大。加上计算机网络上独立法人随时介入和退出的特点，让持续经营的观点遭到挑战，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已不能适应。
3.会计分析假设。传统的会计分析假设主要基于各种会计数据，以会计记录和相关财务票据为主要来源。而知识经济时代，网络化的发展使企业向着多元化和多层次发展，企业可以将各种原始数据在网络上直接提供，而且很多数据已经逐步电子化、移动化，成为虚拟的分析主体，使会计分析的意义逐渐淡化。
4.货币计量假设。货币计量是指会计结算和交易以货币为主要方式，这也是传统会计思想的基础之一，而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产品知识含量逐渐升高，加剧了货币风险，冲击了币值不变和稳定的假设。在此背景下，会计计量已经不再仅仅依赖于货币，还存在很多虚拟的计量方法，非货币计量将逐渐增加，货币计量被弱化。
（三）对会计概念的影响
1.对基本会计概念的影响。在传统的会计概念下，企业是由实体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和财务单位，是实际存在的单位进行的一系列财务相关活动。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推动了基本会计概念的扩展。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知识经济下的基本会计概念已经从实体财务扩展到智力资本与非智力资本(实体资本)订立的特别市场契约，二者共同存在，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利益。
2.对利润含义的影响。传统的企业利润以能够兑换为货币的衡量方式存在，而知识经济时代，智力成本也能够间接地创造利润，推动企业发展，这就要求会计假设必须对利润重新给出定义，对员工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进行重新衡量，对企业利润分智力成本和非智力成本来综合考虑，进行明确划分和重新定义。
3.对资产概念的影响。传统的企业资产均为有形资产，而知识经济发展推动了智力成本的增值，并成为创造生产力的重要要素。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资产已经不能仅仅由各种有形资产来衡量。例如，对于互联网企业，其真正价值在于人力资源中的员工智力成本，与之相比，企业的计算机设备、厂房、相关用品在企业资产中所占比例较小。
4.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影响。传统的会计确认和计量基于数据和报表，而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更加复杂，对主导知识经济发展的智力资本、人才资本等的计量已经成为会计计量的新领域，如何对这些无形资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计量，更新相应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已经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四）对会计原则的影响
1.关于相关性。传统技术条件下，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难以兼顾。而知识经济条件下，多元化信息的格局使可靠性与相关性得以共存和实现。
2.关于一致性和可比性。传统会计理论，希望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所使用的方法前后一致并可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大量的公司兼并、破产、清算等，导致企业短期会计方法变更，对一致性原则造成冲击。
3.关于谨慎性原则。知识经济时代，网上签订合约，无法确保收益的确切实现，资本以虚拟化形式进行交易，存在的潜在风险增强，是对传统会计谨慎原则的挑战。
二、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一）会计工作重点的转移
知识经济时代，快速发展的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会计人员的工作提供了有力辅助，帮助广大会计人员从繁杂、重复的日常会计事务中解脱出来，会计人员的工作重点将从日常结算事务逐渐转移到更加智能化的领域，包括预测、决策和经营分析等层面。
(二)会计电算化从低级向高级稳步发展
计算机信息技术推动会计电算化发展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由单项处理向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发展；由单机应用向计算机网络应用方向发展；由单纯的会计核算向管理会计应用方向发展。
（三）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
知识经济时代下，计算的繁简程度已不再成为评价一个会计方法是否应该采用的标准，科学性和合理性成为选择会计核算方法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
（四）会计信息时效性和多样性的增强
知识经济时代下，很多在手工条件下很难或者无法及时提供甚至无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时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企业可以同时编制出以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报表。
知识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给世界带来了革新性的变化。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后，在人类创造形式上的又一个崭新经济形式。关注知识经济发展对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是新时期会计发展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1]王雯.知识经济对财务会计的挑战与对策探究，2013，8．
篇13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同比下降2.56%，以外资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外部动力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了外资进入减缓的势头。与之相反的是，中国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总数却在逐年攀升。作为内陆开放高地的重庆，不仅在直辖15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级数增长，更日益成为外资竞相追逐的热土，在2006年2011年间，重庆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从6.96亿美元剧增至100亿美元。显然，对于重庆而言，外资的大量流入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理论上讲，FDI与GDP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但是在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对FDI与流入国经济增长的检验由于假定条件的不同、计量方法的差异，处理数据手段的不一以及资本流入国的实际情况导致所进行的检验是不固定的。本文从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运用EVIEWS3.0软件，通过ADF检验与协整检验判断出1997年至2011年期间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并用脉冲响应函数与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两者相关性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综述
国外对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1966年，Chenery和Adelman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制约东道国经济起飞的两大瓶颈是“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FDI是弥补这两大缺口的最佳办法。1995年，Borensztein，De Gregorio 和Lee通过对69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是一种重要的技术转移渠道，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国内投资。然而，Chakraborty和Basu（2002）在对印度19741996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真实GDP增长是FDI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FDI不是真实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De Mello（1996）通过对5个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的研究发现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方向取决于东道国的贸易体制、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国内政策。Agosin和Mayer（2000）以及Misun和Tomsik（2002）对不同国家的实证分析结果也都大致支持了FDI对不同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的结论。
国内对于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开始与上世纪90年代。沈坤荣，耿强（2001）指出外国直接投资（FDI）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缓解了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通过总体生产函数的构建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同年，窦祥胜从金融危机角度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指出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中国应该实行适当的汇率制度，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改善外资流动管理方面采取对策。肖继五，李沂（2009）通过对我国1982一2008年间资本流动与GDP增长率变动情况的实证分析验证其相互作用关系。胡祖六（2004）论述了中国引进外资方面的三个问题，即中国引进外资的成绩如何的问题，外资在中国的作用问题，以及未来前景与政策影响问题，文章指出FDI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指出外资对中国的影响不总是正面的，所谓的技术外溢效应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最后对我国今后在外资方面的相关问题提出政策和建议。
二、重庆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1997年6月18日，占地8.24万平方公里（主城区面积：640平方公里），拥有近3300多万人口的重庆正式恢复直辖市的身份，此后，重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直辖当年，重庆全市国民生产总值（GDP）仅为1509.75亿元，截至2011年底，该市GDP总额上突破10000亿人民币。不仅如此，重庆人均GDP在2009年突破3000美元，正式步入小康社会。在过去的一年里，重庆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但经济增长的步伐并未就此放慢，据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表明，2012年重庆人均GDP达到39083元，首次超过38449元的全国人均GDP水平，该市与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等地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较1997年分别缩小16.4、24.9、25.5和17.2个百分点。
在利用外资方面，重庆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呈稳步增长的趋势。重庆直辖当年，该市实际利用FDI仅为3.8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不足1%。在提出西部大开发后几年间，重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呈小幅上升状，总额始终停留在一位数（以亿美元为单位）。直至2007年，重庆吸引外资额增长幅度达55.95%，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截至2011年底，重庆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105.29亿美元，为1997年的27倍，占全国比例约9%，并连续三年成为西部吸引外资最多的城市。
参考文献：
[1]Borensztein， E.&De Gregorio J.&Lee J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