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近年来，双流县的环境污染纠纷频发，从近3年来处理的环境纠纷的统计数据可以初步看出：2008年处理纠纷518件，2009年589件，2010年677件。另外，出现了一些棘手的纠纷，如2006年发生三强轧辊厂、成都驱动桥厂、成都顺成机械铸造厂与周围住户关于噪音、烟尘的污染纠纷以及成都飞压粉末涂料涂装实业有限公司与周围住户关于粉尘、噪声的污染纠纷：2007年华阳歌城与周围住户发生噪声污染纠纷；2010年煎茶镇、三星镇、永兴镇交界处的养殖厂与周围农户发生环境污染纠纷。这些纠纷的处理反复性强、难度大，还引发了集体上访事件。尽管如此，通过环保行政执法人员耐心细致的工作，县环保局与县规划局、国土局等职能部门的合作，县政府出面行使职权，以相关企业整体搬迁或取缔使上述污染纠纷得以根本性解决。
在这些污染纠纷的处理过程中，我发现了环保行政执法者、行政相对人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我对环境污染纠纷的本质、特点以及环保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职能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依法行政是解决污染纠纷的根本之道。2环境污染纠纷的认识和实践误区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人治”文化，对纠纷的认识和处理留下深深的烙印，长期流传的“包青天”和“拦轿喊冤”的故事经久不衰，现在的省长、市长、县长热线(信箱)一定程度上也传承了这种文化。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到人的认识，很多环境污染纠纷当事人认为，解决环境污染纠纷就是只能靠环保局和局内行政执法人员的公正调解，无论如何也不愿走司法途径，实践中就存在信上不信下、不信法的群体上访、越级上访事件，而且缠住环保局要一竿子到底，而不管环保局有无相应的执行权(司法性质)。另外，受传统文化影响，环保局及局内行政执法人员在纠纷处理的认识和实践中也存在误区，少数人唯领导指示是瞻，不以法为根据而是习惯性地参照领导意图来处理纠纷。但绝大多数行政执法人员对环境污染纠纷处理还是尽职尽责的，有把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完美的美好愿望，实践中却往往事与愿违：因袭旧的工作方式，不惜跑腿、不惜口舌、不厌其烦地调解，对反复性的环境污染纠纷也一而再地调解，却对当事人反悔、撕毁协议的行为无能为力，陷入循环反复而无法取得实质结果的状态中，环境污染纠纷当事人不满意，社会舆论不满意，上级领导也不满意。最后还被老百姓戏称“环保局工作人员留下了一串串脚板印，问题还是问题”。
3 环境污染纠纷的本质及特点
环境污染纠纷有时反反复复，难以解决，可以从它的本质和特点来分析原因。环境污染纠纷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常常是某个污染源头污染了自然空间，就与在这个自然空间内生存的人群发生了矛盾，所以，环境污染纠纷往往涉及到多数人的类似纠纷，易发生，由此发生的司法诉讼叫普通共同诉讼。其次，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未出现拐点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县近年来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正是经济增长、利益分化导致环保矛盾通过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而集中凸现。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纠纷数量却多起来了、种类也日渐复杂，不是环保部门没作为，而恰是经济与环保存在相关性关系的科学体现。再次，环境污染纠纷处理难度大，反复性强。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新问题交织，使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牵涉到规划、环保、国土、建设等各职能部门，甚至有些问题要县政府出面解决，这些都使环境污染纠纷处理难度加大。正如本文前面所介绍的2006年的两起纠纷，由于规划设计过于保守，与经济迅猛发展，城镇迅速扩建不相适应，一批持有合法批建手续的厂矿很快成为“城中厂”，挤占了商住楼、住宅楼的环境空间，加上生产工艺、污染治理水平有限，于是纠纷不断。环保局穷尽职权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措施――责令整改到位、罚款、限期治理(限期治理这项是县政府委托授权给环保局的，2008年新的水污染防治法将这项权利赋予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等措施加上行政调解也无法完全处理好。常常是一时处理后得到短暂平息，但事隔不久再度暴发，而且不断升级、恶化。而且，这类纠纷通过司法途径也未必能得到圆满解决，因为司法系统处理民事纠纷是遵循救济原则，利用赔偿或补偿方式使损失得以恢复，赔偿或补偿方式可能起到一段时间的平息作用，但环境污染问题可能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纠纷也可能再次出现。根本性的解决措施只有责令停产停业、取缔或整体搬迁，这些措施或处罚措施是县政府的职权。本文之前提到的多起环境污染纠纷最终以企业取缔或整体搬迁得以解决。
篇2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篇3
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在解决环境污染纠纷时，采用行政手段来处理，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在解决纠纷时，调解法受到环境保护机关的认可，下文就着重讲解了调解法的优点。
1行政处理的含义和特点
1.1行政处理是当事人发出的请求
行政处理程序的启动是指由环境污染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的申请。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的第41条2款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关于环境污染中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无法自己自行处理。那么当事人可以提出相关的请求，让环境保护主管（或者是或者是依照法律行驶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来进行处理。如果当事人对其处理结果不满意的话，也可以向相关的人民法院，我国以下的几条法律都做了相关的规定，具体是：《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几项法律都做过明确的规定，从上述的法律可以看出，行政手段并不是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必经途径。是当事人对处理方式的不满意，而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请求。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由于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纠纷，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管辖。只有双方当事人对其处理结果不满意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要双方当事人一旦向法院提出请求，相关的环境保护的行政部门和环境监督管理的职责部门，才能处理这起环境污染纠纷。也就是说，环境污染纠纷的当事人只要向法院提出请求，选择用行政手段来处理，那么，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也就产生了相关的职责，并且要认真履行，把自己岗位上的事情做好。这是国家机关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而做出的决定，如果不按照执行，那么就是行政不作为。
1.2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机关必须要具备法定的环境监督职能
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时，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根据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第41条的规定，并结合环境污染纠纷的类型（以及所涉及的环境因素）来进行处理。根据《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环境保护不止是行政主管一人，还包括了以下部门，具体的有：①渔政渔巷监督、②港务监督、③交通、④公安、⑤民航管理部门、⑥铁道等。县级以上的行政部门包括：①农业、②水利、③林业、④矿产等。以上这些行政部门都应该都应该依照法律规定对环境保护做出保护和监督的职责。
2运用行政手段调解环境污染纠纷
2.1行政调解
由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纠纷，表明双方当事人在协调的过程中，意见没有达到一致，才引发的纠纷。双方本来就有一定的积怨，在双方的内心都会产生一定的敌视心理。双方当事人在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等问题上，由于各自意见的不一致，已经形成了对抗心理。如果任由对抗进行发展，不进行正确的调解，即使是相关的法律机关做出了判决。但是双方还是会对产生积怨，并不能消除当事人之间的隔阂。所以，行政手段用在环境污染纠纷中，并不合适。在生活中，对于环境污染纠纷，大多数都是采用的调解。因为调解可以缓解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气息，而且也是进过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在调解的整个过程中，都贯串着双方当时互相体谅、换位思考的氛围。正是由于调解具有如此多的优点，所以，行政调解得到了环境管理监督部门的肯定，是解决环境污染纠纷最受欢迎的方法。因此，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和其他的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在调解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种原则是：把产生环境污染的是非调查清楚，查清楚产生环境污染的具体原因；第二种原则是：在解决环境污染纠纷时，应该遵循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见，如双方意见达成一致，都同意调解，才可实施；第三种原则是：在双方均同意调解的情况下，并最终达成了协议，那么，该协议的内容必须是合法的。
2.2行政处理决定
由于环境污染纠纷引起的行政处理决定，具体的意思是指：有管辖环境污染权的行政机关和部门，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时，由于意见达不到一致，可以根据已经调查到的事实和是非来进行处理，来做出最终的判决。使用行政手段来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可以避免哪些久调不决的案子，这种做法，充分的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还可以提高法律处理事情的效率。环境保护机关对环境污染纠纷作出的判断，如果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认可，那么，该法律就是有效的，有义务的一方就应该按照判决，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反之，该判决引起了一方（或者是多方）不服的话，那么该判决也就失去了法律效益了，任何不服的一方都有权利提讼，从而得到司法的处理。
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也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有一方对其判决不服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但是列谁为被告，有着多种说法，但是笔者认为，在没有明确规定诉讼性质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其“行政处理决定”的特点，以及不服处理判决而提讼的目的来确定应列谁为被告。
3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但是在发展的同时，没有将环境保护的理念给贯串实施好。导致我国近年在环境污染问题上，频繁的发生纠纷。为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大多数都是采用的调解法，如果是使用调解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采用行政手段来处理。行政手段具有维护法律公正、公平的特点，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陈松.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决定及提讼的法律性质[J].贵州环保科技，2012，04：8-12+17.
篇4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篇5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篇6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危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篇7
在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分散于《民法通则》、环境基本法与单行法之中。此外，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与之密切相关。
1986年的《民法通则》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作了原则规定。其中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⑴停止侵害；⑵排除妨碍；⑶消除危险；⑷返还财产；⑸恢复原状；⑹修理、重作、更换；⑺赔偿损失；⑻支付违约金；⑼消除影响、恢复名誉；⑽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此外，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民事责任规定、第130条关于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第83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等，也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有关。
在环境法中，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相当丰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⑴战争；⑵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⑶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者其他过失行为”。此外，1984年通过、1996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1995年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1996年通过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也基本上作了与《环境保护法》相似的规定。只不过前者增加了因第三者故意或过失、及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水污染损害的免责事由，而后两者没有规定免责条件。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立法的评价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具有如下优点：
1、民事基本法、环境基本法、环境单行法等有关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作了不同层次的规定，可以说，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已经比较严密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
2、无过错责任立法比较彻底。不论是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还是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抑或各环境单行法，都贯彻了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则，并且，该原则不仅适用于生命、身体、健康遭受损害的场合，也适用于财产损害场合，这就克服了日本环境法中只对产生于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的人身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
3、鉴于环境污染侵权的复杂性，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诉讼时效作出了有别于普通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其诉讼时效比普通诉讼时效长1年。
4、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责任方式，不仅规定了事后补救性质的损害赔偿（包括恢复原状），也规定了事前预防性质的侵害排除（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与消除危险），且两者可以合并适用，避免了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对损害赔偿与侵害排除割裂开来、分别规定的局限，有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及环境的保护。
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
1、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民法通则》的规定与环境法的规定不协调。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环境污染侵权须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为前提，而环境保护法及各单行法的规定并无此要求。国外之通说、判例与法规也认为污染源遵守公法标准并不能成为私法上免责的理由。尽管不少学者为消除其间的矛盾，对该条作了扩张解释，如认为该条所称“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是指“我国环保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非具体的某项排污标准”； 或者“这里违法，即可以是违反了我国宪法和民法的规定，也可以是违反了我国环境资源法律的有关规定”。 但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仍然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并且仍有学者把这里的“规定”解释为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2、关于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立法上没有作出规定。关于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至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则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司法解释。而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对于受害人人身、财产、环境权益的保护至为关键。
3、关于损害赔偿范围，立法上对环境污染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实践中对因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法院一般也不认定。这与国际人权保护运动、环境保护潮流不相符合，对受害人来说也不公平。
4、关于责任方式，一是缺乏对排除侵害成立要件的进一步界定，且没有“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等过渡性质的责任方式的规定；二是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如国外行之有效的财务担保、责任保险、损害赔偿基金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为空白。
5、关于受害人救济的途径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对仲裁的规定。仲裁作为一种迅速、便利、经济的救济途径，在国外及国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我国环境法中，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各单行法皆未明确规定。二是行政调解欠缺具体化的操作规程。目前，我国大多数环境纠纷都是通过行政调解处理解决，但对诸如调解机构的组成、办案程序、执法权限、资金、处理期限等都缺乏规范，很不完善。
6、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知情权和请求鉴定权尚属空白。这对贫弱的受害人进行举证及请求救济极为不利。
三、完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对策思考
了解了我国现有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不足，就可以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健全和完善。完善的主要方面和途径有：
1、删除环境污染侵权以“违法性”为前提之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在规定环境污染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又明文规定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而不少学者也对此加以肯认。这不仅与国外有关通说、判例和立法所持的污染源遵守公法标准和要求并不免除其民事责任的立场或规定相反，而且与环境基本法及各单行法的有关规定相矛盾，不利于环境污染侵权受害人的保护。为此，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删除《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一前提和要件。
2、适当拓宽损害赔偿的范围
众所周知，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
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也应该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就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应特别注意以下几项损害：⑴环境要素或场所恢复费用。如农田污染不仅使农作物减产，还会使农田肥力减退，为恢复原有的土质和肥力，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改良与追加肥料。⑵人身潜在损害。环境污染侵权具有潜伏性与滞后性，受害人在遭受损害的早期，其损害往往显露不完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害会逐渐显露。对于这种潜在损害，也应予以赔偿。⑶精神损害。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皆已确立，但学界普遍认为其适用范围失于狭窄，应予适当放宽。 鉴于环境污染侵权对于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等皆有较大影响，甚至还可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因此，在民法和环境法中明文规定环境污染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适当的与必要的。⑷生态损害。考虑到其鉴定、量化的极端困难与生态利益的公共性质，一般不宜通过私法途径给予救济。
3、明确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
举证责任分配的正确与否，直接关涉当事人诉讼命运。考虑到环境污染侵权往往是被告（加害人）一方掌握着所排废物的种类、数量、性质、迁移转化途径和规律、致害机理等，而且其工艺流程通常都是保密的，因而被告往往具有离证据近、容易取证的方便条件，而原告（受害人）却不易接近证据，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国外立法、司法普遍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规则。我国有关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仍须进一步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
鉴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不易查明和认定，为了提高受害人求偿的成功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具体作法可适当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盖然性理论”、“疫因学理论”及“间接反证理论”。比如在没有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时，如果该排污行为先于损害事实存在，且危害的严重程度与污染物排放的数量与浓度在统计上呈正相关关系，统计结果与实验和医学上的结论也不矛盾，被告又不能证明损害事实非由其排污行为所致，即可推定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细化排除侵害的构成与方式
鉴于排除侵害对工商业活动的过大打击，对其运用应当严格慎重，一般只能适用于连续性、反复性及不可恢复性的侵害，且应当进行严格的利益衡量， 以兼顾产业的发展与公众权益的保护。同时，除完全排除侵害外，还应通过立法引进确立“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排除侵害的赔偿（即代替性赔偿）”等过渡性质的责任制度，以便法院或执法机关通过对有关利益的比较权衡而对各种排除侵害的方式加以灵活运用，从而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及社会公正理想。
5、酌采责任保险与损害补偿基金制度
环境污染侵权往往具有社会性，其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加害者一般都难以承受。对此，许多国家为确保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都对从事有高度风险的企业进行强制性责任保险。 这样，因环境污染侵权而致赔偿责任时，就可通过保险的渠道将巨额的赔偿金分散于社会，从而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这既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又有利于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避免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及因之而生的社会动荡。为此，我国也应建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保险机制，对有高度污染危险的企业，实行强制性责任保险，并明确具体地规定承保范围、保险金额、责任条款和理赔程序等。
此外，针对加害主体难以确定、或支付能力有限、或已经破产或关闭，而受害人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形，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逐步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制度。具体做法可适当借鉴日本1973年《公害健康损害补偿法》的立法经验， 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
6、授予受害人的咨询权和责任鉴定请求权
环境污染侵权发生时，及时取得有关证据材料，对受害人提起诉讼至为重要。然而，环境污染侵权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往往关涉高度科技，而受害人又多为没有此类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加上加害者出于对工艺流程、专有技术保密的需要可能阻止原告的取证活动，因此，立法明确授予受害人对加害人或有关国家机关就有关机器设备、使用原料、排放废弃物的种类、数量、性质、迁移转化规律及可能的危害后果等的咨询权或向当地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的责任鉴定请求权就十分必要。
7、完善行政调解制度与仲裁制度
行政调解是我国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寻求解决的重要途径，但就其运行而言，却又因缺乏具体化的规范，以致有关主管部门不能公正、有效地依法开展工作，也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因此，应参照日本、台湾地区《公害纠纷处理法》的规定，制定具体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或调解法，并对有关受案范围、主管机关、处理程序、效力等作出明确规定。
仲裁，作为一种灵活、经济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国外及国际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都有其运用。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一般都关涉财产权益，把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解释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一种并无不可。考虑到环境污染侵权的复杂性，在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赔偿数额等事项的认定方面，双方当事人往往存在很大分歧，不易达成和解；而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有时也不成功，因此，运用仲裁方式解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很有必要，我国立法应加以明定。
参考文献：
1 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2 曹明德著：《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3 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5 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6 金瑞林：《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载《中国环境科学》1997年第3期。
篇8
随着我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整体生存环境质量也随之得到有效的改善。但与此同时，社区层面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矛盾纠纷逐渐出现并显现出复杂、多样化的特点。探讨社区环境污染问题及提出适宜的解决方法，已成为社区环保的首要任务。
1 社区主要环境污染问题
1.1 废弃物污染
社区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建筑垃圾和居民生活垃圾。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社区垃圾数量越来越多，废弃物种类也日趋多样化，除一般生活性垃圾外，房屋装修垃圾、餐厨垃圾、有毒有害垃圾等大量产生。此外，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率不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垃圾集中有效处理和节约处理成本的重要因素。在环境卫生方面，垃圾处理不及时会导致蚊虫孽生，影响社区环境质量，在运输收集过程还会产生臭气、噪声等扰民问题。在社区污染矛盾中，由于居民垃圾处理不当影响邻里的矛盾纠纷逐渐增多。由于垃圾的产生和每个社区居民息息相关，已成为评价社区管理水平和环境文明程度的重要因素，社区垃圾是否得到及时妥善收集、处理成为目前社区居民普遍关注的社区环境问题。
1.2 废气污染
随着城市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城市中餐饮、浴场、美容院、干洗店等形式的服务产业随即大量出现，伴随而来的餐饮单位油烟气、锅炉燃油废气、洗涤液气味、空调热气等一系列局部空气污染情况逐渐增多，由于此类服务业大多与社区居民住宅毗邻，因此污染矛盾也日益突出。在居民区内，居民生活垃圾倾倒不及时产生的臭气影响，住宅区内商店、居民等房屋装修期间油漆废气扰民等等一系列影响邻里生活的污染矛盾形式也不断增多。
1.3 噪声污染
城区噪声污染已经成为目前城区环境污染的主要方面。在影响城市环境的各种噪声源中，商业企业固定源噪声（如排风机、空调等设备噪声）、建筑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是主要方面，噪声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由于噪声传播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具有广泛的散播性，已经成为社区污染的主要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社会生活噪声和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问题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这方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随着近年来城市改造、公共设施施工等建设施工噪声干扰附近居民生活的情况愈加突出，矛盾投诉数量激增；此外，商业活动、日常的室内外娱乐活动、房屋装修、空调使用等噪声干扰也日益成为邻里纠纷的重要引发因素。
1.4 辐射污染
随着人们环境认识的提高，对自身环境安全的意识和要求也逐渐增高，其中以往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的电子辐射问题也成为目前社区居民投诉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中无线通讯基站和电力变电站的设置成为社区居民关注的要点，虽然对无线通讯服务和电力供应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市居民们对周边上述设备位置的设置十分敏感，纷纷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造成了大量矛盾纠纷。
1.5 社区新建项目引发的环境问题
随着社区居民环境权益保护意识的提高，公众参与的热情日益高涨，居民对于周边尤其是社区内部的环境问题总是予以特别的关注，新建项目选址引发的矛盾纠纷也逐渐成为城市环境问题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除了部分确实会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的项目外，也包括一些对周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少（甚至没有影响）的项目的设立，这是由于不同层次居民对于自身居住环境的要求不甚相同，愿景与现实的差距也使这类问题成为环境矛盾的焦点。作为项目审批决策的政府部门由此被再次推向“风头浪尖”。如小区内会所、周边商家的招商引资过程，公交枢纽的设置等常会引发周边居民的反对，从而引发矛盾。除上述突出矛盾外，光污染问题，由于违章搭建、乱设摊等低端甚至违法经营活动引发的公共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影响社区环境质量的因素。
2 治理社区污染主要措施
从污染治理的方式看，以政府主导的行政治理方式是最为传统的方式，但以市民环境维权为主要目的的其他治理途径也同时并存，构成了目前社区污染治理的总体结构，概括如下。
2.1 行政治理方式
行政治理手段是政府通过各类环境法规与环境标准的制定与强制执行达到一定的环境控制目标，以达到消除污染，解决矛盾纠纷的目的，政府是实施行政治理的主体。目前各类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都为行政环境执法提供了制度标准。从整个城市区域污染的层面看，由于社区污染影响范围相对较小，对某个城区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有限，在缺乏有效激励的情况下，难以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而主动采取治理行动。从这个意义而言，环境则是推动社区污染行政治理的主要动因。由于长期以来的环境保护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使人们在遭受环境污染侵害时，首先想到的方式便是环境。
2.2 直接交涉途径
指污染受害居民直接同污染者进行交涉，要求停止污染行为和进行赔偿的单方面维权行为。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双方直接博弈的过程，博弈者的个人因素对博弈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因而治理的效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般而言，由于污染受害居民相对处于劣势地位，且受到个人知识水平、信息获取、能力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因此治理效果较为有限。
2.3 司法诉讼方式
主要指污染受害居民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要求污染者停止污染侵权和进行赔偿的方式。由于诉讼途径一般需要当事人较多的资金和精力投人，加之目前社^污染方面环保法律法规及环境标准的不尽完善，以及客观污染取证方面的困难，诉讼成本较高。同时，由于社区污染危害程度相对不大，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污染纠纷直接向法院的情况并不常见。虽然从国外的实践经验看，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污染矛盾是较为有效的治理途径，但在目前我国的环保法律、制度环境和市民的意识习惯下，环境诉讼难以成为社区污染纠纷治理的主流途径。
2.4 第三方调解方式
指通过第三方出面主持下，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达成协议，消除污染、化解矛盾纠纷的方式。目前污染纠纷调解的第三方主体主要为司法部门或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实践中，调解方式多发生在居民之间的污染纠纷上，以自愿为原则，在调解过程和调解协议缺乏相应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治理效果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行政治理、直接交涉、司法诉讼、第三方调解方式构成了目前社区污染治理方式的总体框架。
3 结语
总之，解决社区环境污染问题，一方面要强化社区管理，充分发挥社区在控制生活污染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培育和壮大民间环保力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只有这两者双管齐下，共同发挥作用，才能逐渐缓解社区生活污染问题，并最终在社会发展中彻底解决生活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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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各种环境问题日益涌现，相应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大量发生，收集证据成为处理环境纠纷尤其是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纠纷的关键。而环境问题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1]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也相应地具有复杂的技术特征，一般当事人很难通过自身力量收集到这样的科学证据，往往需要借助于专业的监测（鉴定）机构加以完成。如何从专业监测机构及时得到真实准确的监测数据以支持其主张，成为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中对当事人具有胜负决定意义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规定得以产生。
一、有关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规定及其理由
环境监测，是指人们对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视性测定的活动。[2]在环境问题的个案处理和司法程序中，环境监测可以理解为对有关证据、因果关系等事项的鉴定行为。
所谓强制监测义务，是指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中，环境监测机构依据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定义务，即接受纠纷当事人的委托，为其如实提供相关监测数据。强制监测义务首次规定于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以后，已经相继在其他一些立法和文件中得到规定和体现。
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87条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据。”该条款的含义是：(1）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适用范围是适用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具体范围包括两类纠纷：一是关于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大小的纠纷；二是关于赔偿金额的纠纷。(2）监测义务的具体内容为：接受委托，如实提供监测数据。(3）权利主体即前述纠纷中的当事人包括加害人和受害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包括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89条也规定：“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据。”
2009年《环境保护部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若干意见》第24点指出：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的，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该意见是环境保护部的政策性文件。虽然它不是法律法规，但它对之前相关立法规定作了基本总结。在适用范围上，它从“固体废物污染”和“水污染”扩展到一般的“环境污染”，从而扩大了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应用范围。
规定环境监测机构的强制监测义务，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监测本身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其一，它是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哨兵”、“耳目”，是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管理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沿性工作。任何环境决策都离不开环境监测基础数据的支持，每一项环境管理措施的优劣成败都要依靠环境监测来验证。[3]环境监测不仅是政府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开展自身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其二，它是加强环境执法的重要依据。我国为加强环境监督管理而建立的各项环境执法制度和措施（如环境标准、排污收费、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环境信息公开等），以及对违法行为的认定和处罚（如超标、超总量、超范围排污、违规监测、污染事故等），都涉及到技术上的指标、质和量等问题。这些都离不开环境监测提供的技术支持。其三，它是处理环境纠纷的重要保障。环境污染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多元性与继续性等特性，导致赔偿范围诊断不易或是赔偿数额难以计算等缺失。[4]因此，作为专门鉴定的环境监测就非常必要。环境监测通过环境污染事故的监测和污染纠纷的仲裁监测，可以确定环境是否受污染、污染程度如何、受何种污染物污染等，这就为正确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和污染纠纷提供了技术依据。[5]
另一方面，环境监测机构比其他机构更适合作为强制监测义务的主体。首先，从当事人角度来看，受害人举证能力有限，或者双方容易对监测数据产生争议，从而无法形成权威统一的数据。目前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在诉讼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证据收集。污染监测的数据基本都掌握在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和排污者手中。让污染受害人去收集有关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受害人没有任何监测手段，即使监测，由于没有资格认定，其监测结果也不可能被法院接受。[6]其次，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法院作为是非曲直的裁判机构，不擅长科学技术问题的判断。各级法院作为纠纷裁决机关，对那些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监测数据，要求其作出精确的论断，无异于让法院进行无穷尽的科学审判，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7]因此，法院也不适合调查收集和判断环境监测数据。最后，从环保部门和环境监测机构的角度看，它有法定监测的职责并拥有技术优势，但是，环保部门往往不接受委托，或者接受委托监测后不给监测结果。[8]我国台湾地区亦有类似情形，因事涉高度争议，鉴定单位或机构欠缺进行鉴定的意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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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环境污染地域广、污染后难以发现长期积累，县级环保部门人员设备落后人员不足。
2、农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分别负责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和农村村镇环境保护工作。但实践履行监管治理职权困难重重。3对于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有乡镇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没有监督和处罚的职权，不利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实施。
(三)救济途经不畅目前农村法律救济的阻碍主要表现在:
1、环境法律责任不明确，法律救济途径不畅通。2、守法、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3、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少。
4、公益诉讼实际案例少，提起主体不主动。面对当前农村环境纠纷日益复杂，环境矛盾情况逐渐严重的情况，显然法律救济途径是缓解争议、解决纠纷的重要疏通途径。
二、农村环保之建议
(一)立法的修改与完善鉴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各个区域情况各异，为保证环境立法能够得到有效的实行，首先，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环境状况和地理情况广泛调查听证，增加公众的参与程度。其次，应规定地方乡镇政府机关环境监督和管理的职权，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整体工作，提高积极性，防止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和破环。同时，应给予农民更广泛的知情权，加强宣传、学习，提高公众环境意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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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违反环境法定义务实施环境不法行为致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是民事法律责任的一种,也是侵权民事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又与普通的民事责任有许多不同。它具有如下特征：
1、环境民事责任主体的多样性。依我国现行环境法的规定，一切排污单位和个人系属机关、部队，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亦或居民，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排污行为并对他人的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行为人均应依法承担环境民事责任。
2、环境不法行为的多样性。需要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环境不法行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和途径。环境不法行为既可以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也可在生活过程中产生。同时，环境不法行为还可以水、大气、噪声，固体废弃物，放射性污染等多种污染形式通过环境介质进而对他人的环境权益造成损害。
3、环境损害后果的多样性。环境损害后果作为环境污染的结果具有多样性。它不仅表现为水、大气、声，土地环境质量下降或不再具备其应当具备的功能和作用，致使人类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遭到破坏，还表现为直接对他人的人身、财产、精神权益造成损害和危害他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4、环境民事责任的同质救济性。环境民事责任，作为不法行为人对于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被侵权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它是通过由不法行为人对于受到环境损害的被侵权人给予一定的财产补偿，弥补被侵权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方式来达到私权救济的目的。因而不同于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侧重于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立法目的。
（二）环境民事责任的作用
环境民事责任作为对于受到环境不法侵害的被侵权人给予物质救济的环境法律责任具有如下作用：
1、维护环境法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环境法治的基本要求。而环境民事责任正是环境法治违法必究基本要求在环境法域民事责任体系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有通过环境民事责任的落实与完善，环境法域的法律秩序才能得到实现。
2、制裁环境违法行为。环境民事责任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追究不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从而使受到损害的环境法律规范恢复其圆满状态以维护环境法的尊严与权威，而且在于通过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而教育违法行为人本人及社会公众遵守环境法律规范。
3、保障环境权益。环境立法的基本目的就是保护环境权益和人类健康不受侵犯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民事责任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而使侵权人受到损害的环境法益得到补偿以保证环境权益的实现。
二、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一）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行为人因违反环境法定义务实施环境不法行为致人损害而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所必需的各种要件的有机统一。它包含如下内容：
1、损害后果。环境民事责任作为不法行为人对于环境权益受侵害的被侵权人所承担的财产责任，其前提和基础就是不法行为人的排污行为对被侵权人造成了损害后果。有损害则有补偿，无损害则无补偿是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于环境刑事责任和环境行政责任是为了追究行为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因而不以违法行为造成损害后果为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损害后果只是违法行为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轻重的选择要件。
2、排污行为。排污行为作为特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行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性，它是单位和个人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活消费的过程，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尚无可或缺的附属行为。但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民事责任作为一种无过错责任，只要行为人所实施的排污行为造成他人环境权益的损害均应承担环境民事责任，而不以其主观上具有过错或客观上实施的排污行为违法为要件。盖因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与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排污量的数量与浓度的扩张不成比例，这既是排污者实施排污行为致人损害应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基础，也是国家环境管理政策由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转变的原因。
3、排污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排污者的排污行为与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既是行为人具有可归责任性因而应当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基础，也是被侵权人具备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资格并可向排污者提出环境损害赔偿请求的基础。唯环境损害的因果关系因其复杂性、专业性、科学技术性难以确定，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之所以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是由于因排污行为而获益的不法行为人相对于受到污染损害的被侵权人而言在经济、技术和专业方面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更应当就其排污行为与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二）环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
是指由环境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在因环境污染致人财产或人身损害时可据以主张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环境民事责任免责事由的属性为法定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作用是对抗或抵消受害方的赔偿请求以达到不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目的。环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包括：
1、不可抗力。它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对于因自然或社会原因造成的非人力所能预见、避免并克服的客观情况所导致的环境损害，强行规定由排污者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不仅对于责任承担者有失公正，而且也不能发挥法律责任的教育警戒作用。因而在我国环境法中明确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但对于虽然属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未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导致环境污染损害的，排污者依然不能免除其环境民事责任。
2、受害人的过错。它是指行为人因为故意或者过失未尽到自身应尽的注意义务而致其人身或财产因环境污染遭受损失。对于完全由于受害人自身的过错导致其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由毫无过错的排污者承担环境民事责任有悖法律公正的本义；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但是当排污者对于损害结果也有过失，亦即污染损害是由于排污方与受害方双方的混合过错造成时，排污者则不能免责。
3、第三人过错。它是指由于排污方和受害方之外的第三人的故意或过失，使受害方的人或财产因环境污染遭受损失。对于完全由于第三人的过错导致受害方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因而免除对于损害结果没有过错的排污者的法律责任，更符合法律伦理和公平理念。因而对于由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造成的污染损害，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当排污者对于损害结果也有过错时，排污者则不能免责。
另外，在发生侵害人与受害人混合过错的情况下，也可以减轻侵害人的环境民事责任。三、环境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及适用
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十种，根据《民法通则》和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环境民事纠纷的处理实践，可以发现，承担环境民事责任最经常采用的方式有以下5种：
1、停止侵害。停止侵害是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结束侵权状态的法律责任形式。它发生在侵权行为正在进行，通过停止侵权活动就能使受害人的权益得以恢复的情况下。环境侵权行为在许多情况下都具有持续性，只有行为人停止其环境污染和破坏活动，受害人的环境权益才能得到恢复。比如，环境噪声污染，使受害人难以正常工作和休息，但尚未造成财产上的损害，就只能让排放环境噪声者停止侵害。在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停止侵害责任形式的规定，在一些资源法律、法规中停止侵害的责任形式是以责令停止破坏行为的行政处罚形式出现的，明显地带有民事责任行政化的倾向。因此，在环境侵权方面，依照《民法通则》规定，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的环境民事责任。
2、排除危害。排除危害是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清除因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而对受害人造成的各种有害的责任形式。它通常发生在环境侵权行为发生或停止后，对他人的环境权益仍然存在妨碍、损害或危险的情况下，之所以需要这种责任形式，是因为，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发生或停止后，其危害影响往往继续存在，使受害人的环境权益继续受到侵害。例如，某工厂将危险废物掩埋于饮用水源地，结果造成饮用水污染，如果仅仅要求该工厂停止在此地掩埋危险废物，显然无法使受害人免受污染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工厂承担排除危害的责任，清除已掩埋的废物和被污染的土壤，并治理已经被污染的水体。排除危害的费用应由造成危害的人承担。
3、清除危险。清除危险是要求行为人消除对他人环境权益侵害可能性的一种责任形式。它发生在行为人的行为尚未对他人的环境权益造成现实的侵害，但已构成对他人环境权益侵害的危险或确有可能造成环境侵权的情况下。例如，某矿山企业开矿采煤，在没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开始疏干地下水，如果达到可采煤的程度，将使当地的水位大幅度下降，使当地居民无水可吃，使当地森林和其他植被全部枯死。那么，在矿山企业一开始疏干地下水时，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就可以要求其承担消除危险的责任。依照《民法通则》，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承担此种责任。
4、恢复原状。恢复原状是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将被侵害的环境权利恢复到侵害前原有状态的责任形式。它发生在环境被污染、破坏后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能够恢复到原有状态的情况下，如果环境的污染、破坏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难以恢复或者恢复原状经济代价太高，明显地不合理，则可以用其他形式代替恢复原状。
在环境法中，恢复原状的程度如何掌握，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如果要求被污染破坏的环境都恢复到原有状态，是比较困难的，有时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就需要一个恢复原状的标准。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可以说恢复了原状。这个标准可以这样掌握：对于环境污染的恢复原状，可以以被污染的环境要素在当地适用的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只要将环境要素的质量恢复到其环境质量的要求即可视为恢复了原状；对于环境破坏的恢复原状，只要恢复到环境要素原有的功能要求即可。例如，要求复垦的土地恢复到可供放牧的状态，要求被破坏的耕地恢复到可供耕种的状态，要求被破坏的草原恢复到可供放牧的状态或当地的植被要求，等等。我国的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恢复原状这一责任形式，一些资源法律中在规定恢复原状的责任形式时采用的是行政处罚方式，这是由我国自然资源的国有性质决定的。实际上，在环境法中应当强调采用恢复原状的责任形式。因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就是要使环境保持在良好状态，只有将被污染破坏的环境加以恢复，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5、赔偿损失。赔偿损失要求侵权行为人对其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损失用其财产加以补救的责任形式。它发生在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损失不能通过恢复原状的方式加以补救或不能完全补救的情况下。赔偿损失是环境民事责任形式中应用最广泛和最经常的一种责任形式。它既适用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也适用于环境破坏侵权损害。赔偿损失的范围，既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赔偿；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上的损失，不管侵权行为人主管过错程度如何，应当全部予以赔偿。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应根据人身受损害的程度确定赔偿的范围。对于经过治疗可以恢复健康的一般伤害，应赔偿医药费、住院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护理费、治疗期间的交通费和误工工资等；对于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残废的，除赔偿必要的医疗费外，还应根据其劳动能力丧失的程度和收入减少的情况，赔偿因不能工作而减少的收入和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人的死亡的，侵权人除应赔偿死者在死亡前因医疗或抢救其生命所花的医疗费用外，还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等。
以上环境民事责任形式，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其中致人人格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则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和赔偿损失。其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适用于正在进行的环境危害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排除危害。赔偿损失适用于造成环境损害后果的环境危害行为，其目的是为了给予受害人物质补偿。赔偿损失不仅包括对于因环境危害行为造成的人物质损失的赔偿，而且包括对于因环境危害行为造成的人身权益遭受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这不仅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相关判例的支持。
三、追究公害民事责任的程序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污染危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有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
（一）追究公害民事责任的特点尽管两种程序所依据的法律、处理的机关、以及法律效力等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但是，纠纷的共同性质—环境污染危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则使得它们有不少共同之处：
1、是平等双方当事人的公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因环境污染危害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力;致害人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
2、执法或者司法机关是以“第三者”居间对民事争议做出调解处理或者判决。这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不同，后者是监督管理机关对相对人的单方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意愿为转移，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不予处罚，就是违法失职。
3、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原则。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否则可能导致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在公害的民事纠纷中，如前所述，受害者很难提出有关证据。因此，国外不少环境保护法律早就改变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而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原则。即法律只要求受害者提出致害者已有污染危害环境行为的证据，赔偿要求即告成立，若致害人要否认，就须提出保证。
4、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由于环境污染危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比一般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要复杂和困难得多，这使得大量的公害行为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5、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由于环境污染危害的潜伏期长、短时间难以发现;要查明致害人，提讼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环境污染危害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与其他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有所不同。
（二）公害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失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争议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可知，对环境污染危害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行政处理，属于行政调解的性质，即通过行政部门的引导，双方当事人对争议进行协商，相互让步，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之所以可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其基础是所处理的纠纷属于平等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当事人有权对自己的权力进行自由处分。行政部门主持下的调解处理，是我国多年业解决公害民事争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程序，虽然这一种处理决定没有法律强制力。但是，时间表明，许多公害赔偿纠纷，都是在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主持下得到圆满解决。至于公害民事纠纷行政处理的具体程序，我国环境保护法至今未做具体的规定，但是，根据各地的实践，可概括为申请、受理、调查、调解、处理和执行五个阶段。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环境保护走向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指明了方向，环境民事责任则为依法保护环境权益和环境管理相对人依法履行环境法定义务提供了法律保障。这都将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与落实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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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环境司法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展开。1 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就有涉及环境司法的内容。环境司法开展以来的三十多年，对于保护环境、惩治污染行为、维护人民的生存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司法机关立案审理的环境案件数量偏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环境正义的诉求。同时，环境案件重刑事，轻民事，重处罚，轻救济，不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而且传统的诉讼模式难以实现对环境本身的保护。这些情况都使得环境司法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由于环境司法救济不利，导致了人们产生了厌诉的心理，人们在遇到环境侵害后，很少选择诉讼的方法。导致环境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环境破坏越来越来往严重。
二、司法制度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一）基本情况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环境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制度性原因。随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环保监管压力不断增加，环境法制建设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一是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缺乏有效法制手段、经济手段管理环境的矛盾日益显现；二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要求与环境法制建设粗放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三是群众环境维权意识增强、跨界损害事件增多与民事赔偿、调处能力滞后的矛盾日益凸现；四是环境违法现象普遍、环境纠纷增多与环保法律法规操作性不强、执法不力的矛盾日益加剧；五是群众环境案件走向复议、复议案件走向诉讼的快速变化趋势与有关部门对行政复议工作的认识不高、司法诉讼渠道不畅通的矛盾日益明显；六是国家对环境法制的更高要求与相关的基础性研究、机构设置以及执法能力不强、执法不到位等问题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加大。
（二）环境法制突出问题的表现
违法成本低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是环境法制最突出的问题。这既有立法不足的问题，也有行政执法、司法不到位的问题。
一是行政处罚普遍偏轻。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违反环评规定擅自开工建设的，要求限期补办环评手续，逾期不办的才能给予20万元以下的罚款。由于处罚太轻，一些企业为了抢进度，采取边开工建设、边做环评报告，甚至一些企业以交罚款代替环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超标排污的罚款上限是10万元，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罚款是50万元；水污染防治法对超标排污的罚款为其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罚款仅是污染直接损失的30%以下。20__年6月，哈药集团被披露多种环境违法问题：恶臭气体排放大大超过国家标准，硫化氢气体超标近千倍，氨气超标20倍；污水排放超过国家标准，氨氮超标2倍多，COD超标近10倍。哈药集团20__年营业收入达125.35亿元，利润13.14亿元，虽然被依法罚款123万元，也仅为企业年收入的万分之一。20__年7月紫金矿业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被法院判处罚金3000万元，其中还包括了行政罚款956.313万元。尽管这是我国几十年来开出的最大一笔环保罚款，但却不足企业净利润的千分之三。环保罚单开出后，资本市场看到“紫金污染门”责任追究收尾，利空出尽，紫金矿业的股票立即涨停，当日成交额高达14.52亿元之多。
二是行政执行缺乏强制手段。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手段主要有“停止建设”、“停止生产使用”、“责令限期恢复使用治污设施”、“责令停业关闭”等，但在基层却难以有效执行。当前，环境案件的执行绝大部分都要申请法院执行，法院执行除受司法体制、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外，还存在着执行期限较长、力度不大等问题。案件处理后要等待复议诉讼期满，还要通过 法院的立案、审查、听证、裁定等程序，时间跨度长，而法院系统也很少为环境案件运用先予执行等强硬手段，致使违法污染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
三是环境民事赔偿法律制度不健全。追究环境民事赔偿责任对于制裁环境违法行为，保护国家和公众的环境权益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环境民事赔偿相关法律及配套制度不健全，环境民事案件立案难、举证难、审判难、执行难的问题日益突显。重大环境事件的责任追究，多以行政处罚和行政调解结案，通过司法途径追究法律责任的很少。
四是环保官司难打。我国的环境资源案件数量较多，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环境民事案件数量却很少，许多重大环境污染纠纷未能进入诉讼程序。据调查，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一方面群众遇到环境纠纷，宁愿选择或举报投诉等途径解决，而不选择司法途径；另一方面司法部门也不愿意受理环境纠纷案件。“十一五”期间，我国环保系统受理环境30多万件，行政复议2614件，而相比之下，行政诉讼只有980件，刑事诉讼只有30件。20__年至20__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环境资源案件中民事案件12278件，仅占同期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0.04%。在环境污染损害纠纷的处理中，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致使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难以量化、污染损害因果关系难以判断、环境损害赔偿标准难以认定。许多污染案件久拖不决，历时数年，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高昂，污染受害人也往往得不到损害赔偿。
五是生态环境损害难获赔偿。环境公共利益损失的索赔缺乏明确法律支撑，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以及应急和修复等相关费用尚未纳入赔偿范围。20__年英国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湾发生漏油污染事件，由于担心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用于赔偿污染受害者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失。而我国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20__-20__年先后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故、大连海岸油污染事故、福建汀江污染事件、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等，至今均未被追究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失赔偿。
三、完善环境司法制度的对策建议
面对环境保护司法实践难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健全我国环境法律制度，规范政府环境行为的前提下，从上到下建立一套完整的环境司法保护体制，走环境司法专业化的道路，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才能日益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取得良好成绩，也同时可以推动环境保护法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一）强化政府责任，健全约束和规范政府环境行为的法律制度
环境问题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又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解决，但环境问题不会自行解决。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环境立法来明确政府的环保责任，规范政府行为，是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根治环境问题的关键措施。很多发达国家都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最尖锐、最突出的时期，制定了专门约束政府行为的环保法律法规，以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比如美国和欧盟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日本的《环境基本法》、加拿大的《环境保护法》、韩国的《环境政策法》、英国的《环境法》等，都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此，建议以修改环境保护法为契机，紧紧围绕落实“政府对环境质量负总责”的要求，重点解决一些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不作为、乱作为、干扰环境执法等的突出问题，创建或强化一批制度与机制，主要包括五大类和若干个具体的制度与机制：一是科学决策类，如战略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规划、主体功能及环境功能区划、环境标准、区域限批与行业限批等。二是实施执行类，如环保目标责任制、强制淘汰重污染企业补偿机制、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跨界环境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区域生态补偿制度、环境应急管理及信息通报制度等。三是保障措施类，如环境经济政策、跨行政区的环境监督制度、环境法律救济制度、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环保能力建设、环境教育等。四是监督机制类，如人大监督政府、政协民主监督政府、政府内部的层级监督与同级监督、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等。五是责任追究类。通过一批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将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二）严格追究污染者的环境责任，切实解决长期困扰环境保护的违法成本低的问题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影响环保法制建设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违法成本低”必然降低法律的威严和效率，导致违法排污屡禁不绝；“守法成本高”势必淡薄人们的法律意识，视法律为可有可无。提高违法成本和守法自觉性是完善环境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强化环境损害赔偿，健全环境民事责任，既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措施；又是解决“违法成本低”问题的根本出路。
首先，以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为重点，完善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应在现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单行的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责任承担主体、赔偿责任范围、责任承担方式、救济途径等基本制度。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公益损害与公民的私益损害，列入赔偿范围。建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制，为落实环境责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其次，建立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让污染者为其违法行为付出高昂代价。1980年，美国国会针对历史遗留的大量的污染土地的严重问题，专门通过了超级基金法。该法:一是严格明确了污染者必须承担污染治理全部费用的责任；二是企业经营者及产权拥有者的环境责任将是一种终身责任；三是要求在污染企业发展中的所有曾经获益者，都必须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事实上，这是一种无限责任，即如果污染责任方无力负担其依法应偿付的污染清理费用和损害赔偿费用时，有关控股或参股的组织和个人，向其贷款、借款及销售过 保险的组织和个人，均有可能成为被追究责任的对象。美国超级基金法实施后，不仅有一批污染企业倒闭破产，而且还有一批银行、保险公司因环境损害赔偿而倒闭破产，从而大大强化了法律制度的权威，提高了人们的环境责任意识。
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大对污染企业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罚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决、公益诉讼等环境损害救济途径，切实落实企业环境责任。
（三）强化环境执法，充分发挥司法体系的保障作用
司法作为社会秩序与稳定的基石，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防线，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建立了严格、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以及完整、有效的司法模式，采用以行政调解和司法裁决相结合的法律手段，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解决环境纠纷。
强化司法救济途径，倡导更多使用司法途径解决环境纠纷，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司法部门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司法力量介入环境保护，逐步改变目前在环境纠纷处理中司法救济不力和比例偏低的问题。
首先，应当建立专门的环境保护制度，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庭，实现环境司法专业化。在环境保护行政职能受阻、行政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必须借助司法救济，加强司法保障；环境案件本身的专业性和特殊要求，决定了必须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建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将分散的环境司法权收归独立的环保法庭统一行使，打造环境司法“三合一”审判模式。环境司法“三合一”审判模式绝不是简单地将传统三大诉讼体制中涉及环境保护的案件进行糅合，而是基于现实环境发展的考量，有一定的环境案件数量为基础，它有助于解决环境诉讼案件司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有助于克服因涉及的受害人较多、环境专业知识要求高、受害人无法举证等原因引起的诉讼困难，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同时，环境保护法庭有助于打造一支专业化综合型的环境保护法官群体；
其次，在审理涉环境案件时，要及时妥善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正确适用环境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准确认定环境污染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保环境侵权受害人得到及时全面的赔偿；加大对环境刑事责任的追究力度，确保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得到应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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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发挥环保调解作用，架起为民服务桥梁
为切实提升环保队伍执法水平，树立良好环保形象，为民排忧解难，我局把环保行政调解作为为民排忧解难的“服务台”；作为了解社会舆论及民意、宣传环保法律法规的“交流窗”；作为接受群众监督、加强行风建设的“警示台”；作为提升环保形象和了解社会舆论及民意的重要途径，以此为窗口，快速、圆满的解决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
一是建立矛盾纠纷预防机制。我局切实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工作，防止矛盾纠纷扩大激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的原则，推行“双卡”服务制度和“三进入”活动，走进街道、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及时掌握矛盾纠纷动态，坚持定期排查、通报和会诊，变被动为主动，变滞后为超前，对症下药，使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葵英街道文化社区反映进展巷老皮革厂废弃锅炉房院内多年来一直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用作经营废品收购，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街道多次找经营者协商解决，但经营者不是避而不见就是不闻不理，街道苦于没有执法权而无能为力，我局中山分局接到反应后，积极配合工商、公安、综合执法等部门采取联合行动，对该废品收购点现场予以取缔，基本解决了困扰街道数年的老大难问题，受到了周围群众的好评。
二是建立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通过深入社区、企业、公司等调查研究，区分不同情况，正确运用经济、行政、法律、道德等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真正实现和谐办公、为民服务、定纷止争。用各种调解方式、方法和调解技巧，努力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交流、协商一致、达成共识，实现了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超市学苑店送货区楼上为居民住宅，噪声扰民问题确实存在，我局高新园区分局已限制其早、晚上货时间，但白天上货时送货车与地面、电梯接触产生的噪声仍对居民存在影响。针对此情况，我局分局与超市学苑店负责人进一步协调，该公司已于2010年1月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制定减少噪音方案，在噪声源和固体传导物即地面之间安装减震平台，平台下安装含有鲲达公司独有技术的双阻尼减振器，把噪音的震动传播途径切断，达到治理的预期效果。多年来，在我局分局的协调下，好超市学苑店已将收货区的卷闸门更换为低噪音卷闸门，将叉车轮更换为胶轮，地面铺上地胶来尽量减少噪音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为此楼上居民送过锦旗表示感谢。
三是建立领导包案机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我局实行领导牵头负责、分级落实责任、专人具体落实，在办理过程中切实做到“三个认真”：认真接待，热情服务；认真调研，现场勘查；认真办理，程序合法。坚持从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做起，高度尊重投诉人的意愿，确保每一项投诉工作都维护群众的利益。近年来，中国石油公司随着企业生产能力增加，居民的环境投诉愈发突出，居民聚集、围堵大石化公司情况时有发生，为避免矛盾升级，我局董伟局长带领局班子成员到该企业进行现场办公，主持召开大石化公司问题专题会，要求企业高度重视周边居民的环境诉求，采取有力措施，尽可能减少生产异味和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妥善处理厂群矛盾。同时，我局于2008年11月，向张军副市长呈报了《关于公司环境污染及环境风险问题的报告》，全面汇报了公司的环境现状，并建议距公司厂区1000米范围内居民进行搬迁，副市长做了专题批示，要求市土地储备中心会同政府与公司协商解决办法。
三、严格执法，当好群众和经济发展的“保护神”
环保行政调解在维护当前社会和谐稳定过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在执法过程中，针对案件新特点，树立运用调解、和解、协调功能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和谐稳定，坚持文明诚信，坚持维护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充分发挥调解、和解、协调的作用，和谐处理好每件案件，依法调节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调节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引导人民群众弘扬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打造诚信友爱的人文环境，促进民风更加纯朴和谐，让人民群众在和睦相处中实现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为完善和切实提高行政调解工作的落实，促进社会和谐，我局一是细化审批程序，加大验收力度。为了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范建设项目审批行为，我局积极探讨敏感区域内的建设项目审批、验收工作，通过“两次告知”即项目受理告知、项目验收告知保障公众合法权益；以“三个提前一个抓紧”即提前向业户讲明环保行政许可的程序、提前做好环保法律法规宣传工作、提前用人民赋予的全力遏制住未验收已营业的现象发生，以抓工作效率、紧验收时限使业户避免经济上的损失，加大验收力度，扭转验收落后局面。同时，加强建设项目监督管理，日常监管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防止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
二是坚持依法办案。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妥善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和污染纠纷。在调查案件过程中，我局调解和办案人员认真做好《调查询问笔录》和《现场勘验笔录》，全面掌握各相关情况，把污染纠纷消除在萌芽阶段，杜绝了重访和越级访。
三是坚持每月一次的“局长接访日”活动。自我局开展“局长接访日”活动以来，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全部参与接访，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群众直接与市局领导对话反映自己的诉求，局领导面对面倾听群众的心声，帮助群众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现所有局领导接访案件已全部结案，真正做到了“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局长接访当天，人先生反映小区某企业生产石渣、水泥造成粉尘扰民问题，局长立即将此件批转甘井子分局进行调查处理，执法人员经多方排查确定污染企业为大连兴业杰彩色地砖厂，经现场勘查，该厂未经环保验收私自投入生产，同时加工作业时未进行封闭处理，我局甘井子分局执法人员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申请我局验收，人对我局工作人员办案态度及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