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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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分析
1、医疗卫生设备配备不足。目前我国的大型、先进医疗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因为这些城市的人口密集，城市建设及基础设施的配置比较全面，加之又是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中心，国家在这些发达城市的资金投入比较多，因而，这些地区的医疗机构有能力也有实力购买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医疗设备，为医疗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基本的硬件保证。而城乡、社区医疗单位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人员配备或是基础设施的投入上都比较有限，正因为缺乏这些先进的医疗设施，从而影响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
2、高技术水平的优秀人才缺乏。总所周知，仅有高科技的设备仪器而缺乏使用这些仪器的人才的话，再好的设备也形同虚设。对于经济水平发展迅速的城市，医疗机构的福利待遇、社会环境、交通情况等都为吸引人才提供了良好保障。而基层医疗单位大多位于比较偏远或落后，或交通不便利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福利水平等远不及大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自然不具备优势，这就直接导致人员综合水平无法提高。
3、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自古以来，中国百姓一直被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所困扰。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人口中的70%是农民，而中国卫生资源80％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不但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农民患病后，由于当地医疗水平及能力有限，很难在当地就医，必须要到大城市的大医院去治疗，不仅造成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往往还会因长途奔波加重病情，抑或错过最佳治疗时期而导致病情恶化。
二、解决问题的几点思考
如何更好的解决现状，提高城乡医疗机构的总体实力，提高城乡基层医疗机构看病救人的综合能力，有效解决当前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提供以下几点建设性建议：
1、配置充足的基础资源。国家及党政机关应大力支持、帮助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补充、购买工作，加强硬件设施的投入，切实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同时要加强乡镇、社区医疗机构的管理工作，统一管理步伐，协调一致，形成网络式的信息传递模式，实现信息同享。与此同时，还要定期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确保所有的医疗设施能够落实到实处，能够切切实实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同时要加强国家监察机构的监督管理，杜绝某些党政机关干部利用自己的特权，在基础设备购置过程中，贪赃枉法，确保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
2、提高基层医疗人员工资待遇。软件方面要大力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队伍建设，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建设。不但要与当地的各类卫生院校积极合作，大力提高培养力度，还要积极吸引人才，培养人才，还要加大在人员工资待遇方面的资金投入，对优秀人才定期予以奖励，尤其是那些技术水平突出的医疗工作者。此外，对于一些高级人才，除了要在工资待遇上的投入外，还要加强对其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人性化关怀，如对其子女的入托、上学、择校等问题上要予以一定的照顾，可以适当在经济上予以补贴。
3、加强人员素质建设。要增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必须在人员素质建设上下更大工夫。要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技术水平，积极转变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思想观念与服务理念，更要定期开展学习与外训工作，要积极与优秀的医疗单位合作，定期组织优秀医疗服务人员间的工作交流与心得分享，以不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方式，更要让那些先进的工作者去带动、影响身边的其他工作者，使团队的业务能力与技术水平共同提高。必要时也可以聘请一些行业精英或专家开展一些讲座，就其工作中的体会与大家分享，在轻松、愉快的谈话、互动过程中了解一些技术知识。也可以组织一些参观学习活动，让基层医疗工作者更好的认识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提高自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规范基层医疗机构管理工作，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综合水平，缓解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要加强农村、社保、医保等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与资金投入，严格监督，确切落实专款专用，严厉打击那些利用职权挪用专款的非法行为。
在一些偏远的乡镇，要开展医生送药下乡的工作，还要定期组织学习班，为广大人民群众讲解一些简单的医疗知识与医学常识。要避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们缺乏医学常识，治病心切的特点，用一些假药，假医疗器械骗人。
规范医药价格，构建完善的药监体系。加强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一些制假、售假机构，同时要统一药品的定价，防止药品制造商为了私立而肆意提高药品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
结语：基层医疗的构建是关乎到民生、民安的大事，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是每位医疗工作者不断思考的问题，更需要每位医疗工作者积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昆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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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观。基层社会治理一定不能忘记职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一切为了群众，才能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为百姓解难事，坚持不懈为人民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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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治”理念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启示
对于基层社会治理而言，其在解决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也要积极维护社会的和谐关系，而这种和谐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求政府遵照社会现实，调整社会治理模式。现阶段，我国政府进一步强调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政府要还权给民众。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我国政府大动作“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累积超过700项。在国务院的号召下，各地区各级政府也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幅度，社会活力空前迸发。简政放权不仅是过去两年的改革重头戏，也将会是未来的重头戏，而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也要“简政放权”。事实上，行政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而政府要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构。但是，重构需要强大的理论指引，而“善治”理念给了我们较多的启示。
“善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思想，其中其概念的中心是good governance，“善治理念”主要强调了通过有效的治理，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集体。“善治”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阐述，具体来看：
（一）合法性质与法治状态
即公众和政府均对社会秩序和权威表示认同，并自觉服从。在基层社会治疗重构中，我国政府也要保证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并使其社会大众认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公众深度参与
“善治”的基本原则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等，同时强调民众的深度参与性质。对于基层社会治疗重构而言，民众（社会组织）参与治理，要体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两方面。中国式的“善治”更加倡导政府和民众，深层次的友好合作，这样才能提高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性。
（三）公开与透明
“善治”要求治理过程中，关系公民和组织成员的直接利益事务要保证公开与透明。具体来说，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应告知民众，政府、政策等治理相关信息，并给予公众（组织成员）参与治理相关决策制定的机会。此外，也要重视民众对公共决策的监督职能，进而保证管理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公共服务优质性
“善治”强调治理的关键是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否优质、高效直接决定管理的成败。同样，在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中，也要保障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具体来说基础建设、软等都要保证较高的治理效果。民众与政府的协作管理，将最大限度的突显公共利益。
从“善治”理念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启发，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集中体现为“还政于民”，完成这个过程也将提升社会自治能力。对于社区自治问题，我国应以培育自治能力为主，进而完成整个治理模式的重构。
二、基层治理模式重构——社区自治的治理路径
重构社会治理模式其本质就是改革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对于社区治理而言，“自治”要求社会个体要逐步实现“社会人”的转变，这样才能做好基础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良好互动。在治理模式重构中，社区要尽快实现“政府主导”完成到“自治”的转变，具体来说其治理路径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自治主体多元化发展
在社区自治中，需要对政府的职能、管理行为等进行重新定位，以提高治理的规范性。在社区自治中，自治主体已经发生了改变，其包括政府、公民、社区组织三部分，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重构后治理主体不再单一，而是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在社区自治中政府仍占有关键的主体地位，但是要保证社区的公民充分发挥其管理的职能。作为政府，要重新定位自身参与社区建设角色，将原有“全能政府”职能进行分解，让各类社会事务管理下放至公民治理。同时，近年来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逐渐开始承担起行业内社会事务的管理，这使得政府不必浪费精力管理纷繁的事务，社会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膀右臂。由此来看，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将作为政府的补充力量，在社区自治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在社区自治主体向多元化转变的过程中，还应完成以下几个任务：
1.定位权力与关系。应构建新的现代社区组织结构，传统的自上而下单向权利运行结构不能满足合作、协商的多方管理关系。因而，要构建一种上下联动的互动管理模式，要求多方管理主体可以进行良好的合作、协商。定位权力与关系的关键是保证管理主体处于一种伙伴关系，多方主体可以友好的协商确定管理目标，这种多方认同的管理模式也将提高公共事务的效率。现阶段，政府要“简政放权”，提高社会非营利组织、社区公民的主体地位，共构建三者“鼎力”的社会组织结构。
2.加强社会非营利组织培育。社会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部门组织，应突显其社会服务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各行业的自治管理需要一些行业组织、社会非营利组织进行管理，而政府加强这些组织的培育，将极大减轻政府管理的负担。这些组织属于民间力量，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应鼓励这些组织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达到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目的。社会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社会服务内容主要为中介服务和针对两部分，这样能迅速解决问题，同时也能提升服务的专业性。
3.激发内各方参与社区建设热情。社区自治的效果直接关系社区内每个个体，因而要广泛调动社区内各单位的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共建的氛围。当前，我国社区内各单位参与管理的程度较低，且参与热情不高，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参与率较低等。因而，在社区管理中，要积极宣传社区共设的精神，鼓励各方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同时，要完善制度规范，如政务公开制度、社区管理体制、听证制度等，从而用制度规范社区自治。
（二）自治方式转向复合型
传统社区治理方式以“管制”为主，强调单一治理主体（政府）绝对的管制权，而在社区自治中要打破这种绝对控制的统一管理模式。在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中，要体现出治理主体服务社会成员的理念，并不进行统一化管理，而要尊重社会个体的差异性。因而，社区自治的自治方式，应是服务、协调、回应等组成的复合型管理方式。社区自治方式要趋于复合型发展，可以运用法律、政治、文化等多种手段。
1.加强改革措施完善。社区自治一次全面的改革，改革离不开各项改革措施的支持。首先，要加快社区改革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构建一套完整且规范的社区法律体系，使社区自治模式规范化、制度化，同时为社区自治深化提供法律依据；其次，要完善社会政策，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公民的权益，促进社区治理向民主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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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社会基础考察
治安治理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其过程必然涉及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具体分配。治安治理决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等环节，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同时，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反过来也影响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层面理解和使用“社会基础”一词，即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7］。前述以国家和社会为载体的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会基础。作为有威权统治传统的中国，整合社会治安资源应注意中国社会的发育程度，即中国基层社会是否拥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资源等。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对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有重要影响，其核心在于基层社会和公众参与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除了公众参与，社会结构、社会信任、社会关联类型等也会影响社会治安治理的运行过程。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基层社会对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影响：一是在基层社区范围内，从微观层面考察基层社会和公众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县域范围内，从中观层面分析社会力量对治安治理的影响；三是在国家范围内，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宏观层面分析市民社会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从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现状考量，治安治理资源整合面临的困境在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状况不理想。①首先，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建国后高度发达的行政体系以及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性对基层社会结构的建设性破坏导致市民社会尚未构建起来，国家力图培育的基层民主与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安治理在基层社区的运行，社区警务、社区矫正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即是例证；其次，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往往伴随着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静态社会结构下遗留下来的社会资本存量，导致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本总量比较匮乏，社会参与的热情、广度、深度均不够，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径。由于社会的转型，我国缺乏长效的制度和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治安治理工作，这是社会参与的实践困境。在国家治理理论中，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但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当今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8］。对于治安治理而言，社会参与的贫弱也就意味着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社区为依托，从培养社区的“公共精神”着手。治安治理能够取得成效的基础和关键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区及社区公众。一方面，社区公众对安全的诉求是警察开展工作的动力和方向，社区公众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问题有最为直接的感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警务决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参与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提供建议和意见，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到治安治理中来，社区公众能否参与、参与的范围与程度是否合理、参与方式是否科学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关键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组织能力的相对缺乏，公众的参与并非顺理成章，而必须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组织、协调，以整合社区公众的力量，发挥社区公众的作用。因此，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公共精神”。公众参与治安治理必须使其意识到：作为社区成员，社区治安事关自己切身利益，诸多治安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难以解决，自己有义务参与治安问题的解决。参与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简单的协助，而是作为主体之一共同解决治安问题。所以，公众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社区安全系数和心理满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观念［9］。与西方相比，我国社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普遍不高。社区公众的参与分为两类：一是动员性参与；二是自觉性参与。在我国，动员性参与一直是主要的参与方式，但这种参与方式的持久力不够，随意性较强，难以保持长久的效力。据托马斯•海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国沈阳、重庆和深圳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38名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各级地方官员和140名经筛选出来的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普遍不高。比较而言，沈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员工，邻居之间相互认识，人们对国家的期望很高，党员在社会参与中占有较高比例；重庆的社区参与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人们对国家的期望明显小很多，党员在社会参与中的比例也较低；深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内部缺乏地域性联系，人们相互不认识，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群体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生活态度［10］。虽然该项调查不能说明整个中国的社区参与状况，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传统中国是一种威权统治，在这种统治模式下，民众习惯于服从而不是参与，造成当前培养“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即便是在以邻里守望为主要方式推行社区警务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公众对邻里守望的参与热情也在下降。这说明，即使在社区参与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治安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官僚体制下国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的现实难题，通过各种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区自我管理活动等，培养社区公众的参与精神，并使传统的动员式参与逐渐转化为自觉性参与。只有社区发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才能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得以自觉自发地长期实施。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路径设计
在治安治理实践中，我国一贯重视对治安治理社会资源的挖掘，注重发挥群众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从具体实践看，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参与治安治理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安全责任的转移，即本应由政府完成的维护治安的职责被转移到基层社区，这种做法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质疑。从理论上看，政府在将治安治理的某些责任转移给市场化的组织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须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给的市场化与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则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所固有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会转型中，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作为辅助力量，与政府协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弥补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结构性缺陷，但政府必须牢牢掌控治安服务的质量标准和监督权，以弥补和遏制治安服务市场化与私营化的消极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创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导致社会资源的整合效果比较有限。从全国来看，不少地方根据地方治理经验创造出了适合本地实际的整合机制，但作为常态化的制度并未系统性地确立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安治理资源的运用。的确，由于性质、权力内容的不同以及具体方法的区别，治安治理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发挥的空间和效果存在一些差异，这就需要用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制度进行整合，优势互补，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建立长期的协商沟通机制，将双方的力量有机整合；二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由市场化组织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的补充。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手段，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发动基层社区的力量开展治安治理。首先，这种模式坚持依靠国家现有的制度资源，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协调作用，使警务工作围绕着基层自治活动展开，避免了公安机关直接指挥带来的抵触和对抗情绪，也使居委会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发挥。其次，这种模式根据不同情况通过方法创新充分挖掘基层社区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化的保安组织，将公安机关的工作与小区物业、大型商贸城、娱乐场所、金融单位和重点企业等区域的保安工作联系起来，有效整合利用这些区域的治安治理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有偿服务以及动员方式发动下岗职工、低保人员、退休人员、治安积极分子组成专门的安防队、义务巡防队，整合社区的人力资源。再次，这种模式坚持立足社区，根据社区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将社会矛盾与社区问题解决在社区，以保证社区的稳定和谐，从根源上解决犯罪诱因，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及其对抗犯罪的能力。具体思路是：在社区外的公共空间，国家力量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资源和方法资源，继续提供公共安全产品，通过日常巡逻和案件查处，维护社会治安。但这种方法提供的是无差别的安全服务，仅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务难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层次化的安全需求。对此，可以通过自治化和市场化两种方式予以弥补。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导下，基层社区组建自己的力量开展治安防范。但这种传统方式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场化手段。如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治安治理资源整合机制的创新中，通过宣传、发动群众重组了324支共计1614人参与的义务巡防队负责社区白天的门栋（店）关照和义务治安巡逻。并在对传统的义务性群防组织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安防队、保安队、义务巡防队的建设。以每月由社区统一筹资发给适当报酬的运作方式，从社区下岗职工、享受低保的群众中挑选了520名年富力强者组成260支安防队。①更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推行保安有偿承包安防责任制，即以契约的形式将局部区域的治安治理活动交给保安服务公司。当然，这种方式下，国家力量并非不再参与治安治理，而是通过定期的治安联席会议方式与社区代表、保安组织沟通协商，共同参与治安治理。事实上，在这种模式中，警察组织和社会力量无法割裂，社会力量参与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组织的各种资源，否则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将存在问题。这种模式涉及国家资源、自治资源和市场资源三个主体和指导协商、市场契约两种合作机制，其性质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区之间是协商指导关系，而社区和市场化的保安组织之间是契约关系，为了确保机制的有效性，必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从目前来看，上述模式运行较好的社区代表有武汉市民意街社区，其具体做法是经费由社区收取、管理和监督，安保队的组建也由社区自己负责，派出所只对具体的技术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具体的责权利分配进行监督［11］。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机关重复收费的嫌疑，又充分发挥了基层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基层社区存在差异，具体的治安问题也有其独特性，作为国家力量的警察组织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难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虑这种差异，作为社会力量的基层社区又缺乏警察组织所拥有的权威性治理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官方资源去解决所在社区的治安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双方通过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对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对具体目标方法手段的选取最终形成共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治安治理目标。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基层治安状况较好的社区，警察组织与社区往往有比较好的互动，这些社区可能没有正式的协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沟通与交流同样可以起到协商的作用。通过有效的协商沟通，代表国家权力的派出所与基层社区达成共识，以此为基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导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资源，形成科学的治安治理资源结构。这种资源整合机制运行的结果使得多元主体在治安治理中的关系出现多样化，凸显了治安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具体表现为由警察组织主导并以平等的地位与社区进行交流与协商，根据各自的价值需求达成治安治理目标上的一致。在目标的指引下，双方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具体的方法手段实现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标，以维护社区良好的治安秩序，满足警察组织的职能要求和社区公众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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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以来，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这样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概念和重大任务。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基层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国家治理必须突出民主与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法治公民一体化建设。
在我国，社会治理就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吸收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多方面社会治理主体参与，通过多种管理手段和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过程。按照十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努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社会治理良好局面。
二、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行政化、机关化现象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单位人”大量地转变为“社会人”，社区成为我国社会服务和治理的新载体。然而，事实上我国社会管理整个体系中，行政部门的职能并未削弱，甚至呈现相反的倾向，在政府的职能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部门仍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当成是基层行政部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和行政事务，社区居委会全部工作几乎都要接受上级党委、政府等各部门的监督和考核。
（二）基层社会治理忽视了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需要我们继续协调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兴盛是社会前进源源不断的动力，更是基层自治最直观的表现。从社会协同方面来分析，我国的社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地组织起来。随着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所代表的是利益诉求，不同的主体就有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这样会有效的在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之前，通过诉求的合理表达以及协商的方式将矛盾化解，面对不同群体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公共需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但是，基层组织结构过分行政化、机关化抑制了基层社会力量与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壮大，进而影响到基层社会组织服务和治理职能的发挥。
（三）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财政资金的投入不足导致基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健全的基层服务体系必然包括政府、市场、基层自治三方服务体系，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往往不能适应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基层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在覆盖率和供给上依然处于老旧和供不应求状态，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最直接原因是财政资金的不足。
（四）基层社会治理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
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法律是社会管理最根本保障。然而，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国在社会管理的途径和方式总体相对单一，很多时候采取的是强制性手段和行政性手段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忽视法律规章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及时作出对应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
三、新形式下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化运营
在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时，要有效利用社会力量，使得社会上的资源得到较好利用，形成多方参与的良好局面，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共建机制、协调机制和市场机制。既要发挥出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加速要素流动上的作用，同时还要发挥出政府的服务作用，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激励政策，有效利用社会性资源，让更多的企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二）组织化拉动
探索组织服务组织的工作模式。要对社区内的高端公益事业性组织机构和基础性组织机构进行必要扶植，常见的有社区组织发展中心、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等，让这些组织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特别是在策划公益事业、扶助社区组织和培训相关负责人等方面有明显的效果。要号召社会组织通过建立起公益组织孵化器的方式，给被孵化的社区组织提供必要的创业资源，帮助社区创立的公益组织更好地成长起来。
（三）多元化发展
社会组织服务要适应多元化的趋势，建立更多的社会组织类型，以此满足不同阶层居民对多元化生活的需要，从而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会组织建设中去，真正把社区当成“家”。此外，还要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系。社区在发展社会组织时，要通盘考虑，突出重点，推动社区治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要有“走出去”眼光，加强与其它社区的交流学习，让活动样式更加丰富，同时为广大居民参与活动搭建更大的平台，让社会融合力和多元发展格局得到有效拓展，让社区居民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法制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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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管制”到“治理”：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
“管制”和“治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两种不同行为方式，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是行为主体及权威来源不同，从一元到多元。传统的“管制”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绝对地位，管理行为的主体及权威的全部来源都只能是政府，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而“治理”虽也需要权威，但来源渠道不一定是政府，更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更多的是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是一个多元参与的结构体系。
二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从自上而下到上下互动。“管制”的权力运行方式总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强制的行政命令，对社会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非常强调权力的上下互动，强调通过合作、协商、参与等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一种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其权力运行的向度是多元的、双向互动的。
三是社会参与程度的不同，从强调服从到鼓励参与。政府“管制”因推崇权力的唯一性及绝对性，非常强调社会对其绝对服从，排斥社会参与，以便政府对社会控制及管理的顺利实施，但也造成社会参与性及政府回应性的严重不足。“治理”则强调合作网络的构建，重视公民社会的培养，鼓励多元参与，强调民众通过社区、NGO、NPO等社会组织与政府对话，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四是管理方式的不同，从控制、规制、法制到服务、协调、回应。“管制”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强调结构规制和行动规制，实行统一化管理，较少容忍差异性、多元化的存在。“治理”体系则是一个多主体平等参与的对话网络，以服务于各成员为宗旨，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追求目标，强调通过合约参与者的自律行为、互动性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公共事务的回应性。
从“管制”到“治理”，不仅是行为方式的转变，更体现了价值理念的嬗变。通过治理的实现，政府对于基层社会事务将由直接管理、控制变为引导、协调多元参与。所以，治理是一个更契合现实的理念，是一种更能实现基层社会管理良性运行的行为方式。
三、从“依赖政府”到“发展社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集中凸显期，要想在基层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必须创新并完善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完成从“政府管制”到“社区治理”的重大转变。
首先，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首要前提。一方面，政府必须厘清行政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制”、“管制”向治理、自治的转变，实现由政府绝对主导向引导、疏导的转变，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沟通的转变，实现由直接提供服务向购买服务的转变，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最终实现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华丽转身；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专注于指导和帮助社区成立社区组织，为社区提供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帮助社区大力提高其自治能力，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社区大力支持，确立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要改变“管制”模式下，政府直接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变“服务生产者”为“服务购买者”，通过鼓励、扶持一批NGO、NPO等社会组织，使之有能力承担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促使政府实现从“全面干预社区”到“政策引导扶持”的职能转变。
其次，要以多元参与为实现途径。一方面，要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要推动社区制度规范化、配套化建设，完善社区居委会及业主委员会的建设，畅通社区居民利益表达渠道，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推动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发展NGO、NPO等社会组织，政府取消对其进入社区的政策，并从财政、税收、准入登记等方面对其提供政策及资金上的支持，鼓励其获得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持续资源，规范相关社会组织行为，实现政府、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良好合作。
再次，要以加大投入为实现保障。一是要加大人员方面的投入，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政府要选派一部分具有社区管理及服务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员进入社区，更要加强对现有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通过关于社区管理及服务知识的教育培训，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社区管理及服务人才队伍，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二是要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基层社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财政预算支出适当向社区倾斜，另外可以通过政策导向，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对社区建设进行投入，实现社区建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三是要加大物资方面的投入，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原有的社区基础设施加以修缮，并兴建一批新的设施，如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游乐健身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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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问题频出，在电脑上打开百度搜索网站，输入“人情保或关系保”，相关的搜索结果都有十几万条，可见问题之普遍，受关注程度之高。而另一问题“保障房摇号作弊”也同样被热议和关注。基于这些问题，同样受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各地均纷纷出台各类措施以此打击和防止类似的保障失允现象。分析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台的打击和防止社会保障系统中失允现象的相关规定及各类突击式的核查行动，总结其共性有：1.加大申请人资格审查。2.加强程序监督。3.加重对申请人不端行为的惩罚力度。4.追究机构经办人的失范责任。根据上述几种措施，按照正常逻辑，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问题情况的发生，但抛开申请人利益相关联的前三条办法，从第四条对经办人失范行为角度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基层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如此频繁地出现行为失范的现象呢？
一、事权责任与个人回报的不对等
从内因分析，就我国各地的社区工作者的用人状况来看，大多地区的社区工作者的个人薪酬待遇均处较低水平，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2010年上海市杨浦区公开招聘部分社会工作者公告》[1]中，有关社区工作者的个人待遇部分，原文如下：
第四条、录用及待遇
1.录用人员实行人才派遣。与人才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各用人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和考核。
2.录用人员收入标准：约2500元/月（税前）。年终根据考核情况发放一定数额奖金。
按照该《招聘公告》入职后的社区工作者，每月税前收入构成为2500元/月+年终奖。而当地的消费水平则是，上海市杨浦区的租房均价为：一房一厅1600元/月。[2]按照收入对比当地的消费水平，杨浦区的社会工作者在入职后，能够操持好个人生活已经相当难得，当他面对少数不端低保申请人所带来的事权利益，怎么会不动心呢？按照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学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当基层社区工作者发现自己承担工作责任与物质回报不成正比的时候，其利用手中事权换取一定经济利益就变成了可能。
二、用人机制不健全使其随波逐流
从《2010年上海市杨浦区公开招聘部分社会工作者公告》[1]的另外一个角度看，用人机制的不健全也是造成基层社区人员行为失范的主要因素，如《招聘公告》中“录用人员实行人才派遣。与人才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各用人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和考核。”简单调研多省的社会工作者的用人办法，一般大多数城镇的用人办法均是采用约期为一到两年一签的“合同制”方式，合同到期后，要么选择解聘要么再次续签，只有少数地方会在合同期满，根据考核表现落实“行政事业编制”。根据梅约的“社会人”假设理论分析，影响人生产积极性的因素，除物质外，还有社会、心理因素；[3]当“合同制”的社会工作者的自我社会定位，仅仅是一个有今天没明天、毫无奔头的打工者时，在失去职业稳定性与职业上升空间之后，在其日常工作中，职业操守的自我约束力将明显下降。
三、监督机制缺失致使其有机可乘
就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内现有的监督机制而言，光是凭借公共组织内部的自我约束、自我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这种内部监督体系带有较强的时效性、权威性，但应用在基层社区工作中，面对繁复、海量的日常事务，内部监督更明显体现在应急式的、随即式的检查。就长效来讲，在缺少立法的前提下，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是目前最需要加强的两个方面。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任何基层社区工作者，都无法逆转和回避，其所在社区民众对于其工作效率、态度、操守的评价，虽然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在权威性、时效性上远远低于公共组织的内部监督，但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在广泛性、全面性等方面都拥有巨大优势。
四、惩处力度弱造成机会成本过低
近期安徽省有这样一则新闻：“砀山县日前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城乡低保清理规范工作，坚决清理‘人情保’‘关系保’，对违规违纪人员进行严肃查处。截至目前，该县已有1名分管民政工作的副镇长受到通报批评，1名民政办主任和1名村委会主任受到党政纪处分，1名低保员被解聘。”[4]该文中，其他参与人的处理结果姑且不论，单从低保员解聘了事的结果看，明显对其失范行为的惩处过轻。虽然，在普通雇佣行为中，因工作失误提前解除被雇佣者的劳动合同，是对于普通员工工作失误的最大惩罚，但基于社会保障工作特殊性，基层工作者一旦出现失范行为，其社会影响和行为后果将远远超出其他行业普通工作失误。虽然上述新闻，因具体情况未详细描述，而存在实际情况或许并不严重的可能，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因基层社会工作者行为失范而造成国家损失后，在追究其职务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之外，理应还要追偿其行为失范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加倍补偿。
五、技术条件简陋使检查成本过高
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安徽省砀山县的新闻，为什么仅仅是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清理工作？清理工作为什么不能天天开展，日日检查？这样的阶段性检查，岂不是造成基层行为失范人员“风紧收手，风松伸手”？就其根本，还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缺少基本的技术支撑，没有一套可以实时检测基层社会工作者工作结果是否规范的系统。“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除了部分刚性要求之外，很多准入条件都存在模糊两可的情况，因为缺少如“个人信用体系”这样的对个人消费、纳税、财产情况详细记录的有力工具，才使得隐匿个人财产状况成为可能。”[5]同时也正是缺少这样的技术条件和检测工具，才无法对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结果做到实时评测，对发现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失范行为造成技术性困难。
六、内外双治才能标本兼顾
目前，对于社会保障工作基层出现的不和谐问题，我国各地方城镇政府虽然已经认识到其问题的严重性，但从治理手段和治理途径来看，大多数还仅仅是处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急式阶段。在缺少社会保障全国性立法的前提下，地方性法律、法规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法有明文”的情况下，让基层社会保障工作透明再透明，让公民参与再参与，才能使监督机制、舆论机制、公民参与机制不流于形式。只有在全社会对于社区基层人员失范行为零容忍、零原谅的基础之上，才能对不端行为起到威慑作用，才能把失范行为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样肃清外部环境的办法，也仅仅是治理基层社会保障工作者失范行为的第一步。
按照我国学者宋培林关于“文化人”的假设学说，“人不仅具有物质性、社会性、自我实现性，而且具有道德性，价值倾向性，人是物质性与道德性的统一体。人们在追求物质需要的同时，能够承担对组织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并且能够以道德自律的方式进行自我管理。”[6]因此在社区基层工作者的日常管理中，满足其一定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社会角色需要，是治理其失范行为内因产生的根本途径。只有改善基层社会工作者薪酬条件，完善基层社会保障工作的用人机制，才能拉升其自我定位，发挥其文化人本性。
七、结论
任何一种制度都离不开其基层执行人员，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基础操作人——社会工作者，他们的公共伦理水准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成败。基层社会工作者行为失范问题，凸显了我们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管理设计的缺失。在弥补制度缺失的时候，只有通过外部环境施压与内部条件释放的双重治理手段，才能达到长效、和谐、根本的治理目的。
【参考文献】
[1].
[2]http：//.
[3]徐碧琳，陈颖.组织行为与非正式组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6，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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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电子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电子化”为特征的“电子化环境”日益凸显。电子化既是一种技术，也是政府所面临的一种行政环境。作为一种技术，电子化为基层政府提升管理效率提供了基础；而作为一种行政环境，城市基层政府必须主动适应电子化的要求，创新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社区民众。电子化环境下的社会管理的本质是要求政府顺应社会对政府社会管理的要求，建立起以公众需要为主导社会管理体制。即，一方面，城市基层政府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以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与执行效果；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创新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方法，尤其要重视电子化环境下的公民参与渠道的建设，并拓展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领域，使政府的决策和管理更加规范、透明，更能符合民意和反映实际。
一、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载体，也是人类走向文明迈向成熟的重要表现形式。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近70%的财富是由县级及以上城市创造的。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承载基地，据城乡建设部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发展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城镇人口总量已经达到6亿之多，预计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突破50%大关，开始真正迈入城市化社会。当然，尽管从城镇人口规模上来看，我国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从城市基层政府管理水平和能力方面来看，仍亟待提升。目前，近50%的城镇化比率这一数字与世界发达国家近80％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这种差距的存在，意味着我国未来巨大的城市发展空间，也意味着城市基层政府正逐步面临更多、更为复杂且责任更为重大的社会公共事务及其管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正发生深刻地变化，具体而言，正呈现以下两大基本趋势与特征。
（一）社会管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社会管理参与主体多元化是指在社会管理决策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决策主体，公众或其他社会组织也能够对政府决策起到重要的影响。实践证明，政府并非万能，同时，由于市场失灵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使得公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也构成了必要。公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支新崛起的力量，正影响并改变着公共治理的格局。公民社会是指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一些社会公共领域，其所指向的是特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社会已构成整个社会极为重要的一极，它不仅在某些方面可以弥补政府以及市场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形成对政府将构成有力的监督、制约甚至于限制，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促进政府公共政策的完善。
公民社会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通过对权力和权威的运用来实现管理目标的“政府管制模式”必然要被以共同治理为基础、以善治为目标的“新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由于传统的政府管制模式过多地强调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导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或损害有关民众或群体的利益诉求。而新公共治理模式则强调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要重视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之间的利益关系，主张通过相关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来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即政府不再依赖自己的权威亲自主导对某一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是将自己的角色从“划桨者”向“掌舵者”转变，借助于新的工具、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实现对社会公共治理过程及结果的有效引导与适当控制。
（二）强调“以公众为中心、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管理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是以“公众为中心，以公民为本位”，寓管理与服务之中，这是现代民主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履行其特有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包括实践公共利益，尊重宪法与法律，追求专业的卓越，展现个人的正直、诚实和廉洁等。
要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创新观念，并实现社会管理方式和方法的创新。要彻底改变以往的行政管理手段和方式，运用更为民主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通过与民众进行平等对话与沟通，共同协商解决相关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它要求政府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做到依法管理和服务。
事实上，城市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离不开公众的有效参与。而政府的核心责任就是要为公众搭建一个有效的参与社会管理决策的平台。一方面，通过公众参与来增强其参与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参与本身可以使公众意识到参与社会管理既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基本的义务和责任。通过完善参与机制，拓展参与渠道，吸收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借此构建公正、透明、高效的政府。
二、电子化环境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
电子化环境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不是简单地将信息与网络技术应用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管理电子化，它是新的管理环境下的政府社会管理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价值观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利益。正如奥斯本（Osbrone,1992）曾指出，的民主政府是为它们的公众服务而存在的，为公众服务而非为官僚服务理应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因此，在电子化环境下，政府应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取而代之以新的以善治为目标的社会管理，并借助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来改革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方式，并通过及时回应民众需要，来提升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一）电子化环境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多方参与提供了技术支持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必须以社区居民参与为基础。这是因为，基层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极为复杂，在现实中，任何部门，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不具有解决各种问题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与能力。因此，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不仅为政府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支持，也可增强公众政策的执行效果。事实上，要使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够服务于公众，有必要让那些凡是生活受到某些决策影响的人都参与那些决策的制定过程。
总书记曾指出，执政为民的核心是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换言之，政府要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必须改革现有的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观念，广开言路，听取民意。与此同时，政府要为公众参与提供方便，减少公众的参与的成本。而电子化环境为基层政府改革社会管理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政府与公众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有效沟通
（二）电子化环境有利于提升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质量与效率
政府行政的质量与效率问题一直是行政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地提高行政效率。电子化环境下的政府社会管理模式与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中间环节的缩减以及效率的极大提高。在电子化环境下，公众可以通过上网了解相关信息内容或完成一些审批、交验等事务，避免了传统政府机关的暗箱操作和办事拖沓。
Douglas Holmes（2001）曾指出，电子政务是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一次变革。信息化发挥了巨大的技术支撑作用，介入了政府管理改革的整个过程，为政府改革和创新提供了高效率的手段和动力。政府可以通过“职能创新、结构创新和过程创新”，逐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对政府业务进行科学的优化重组，从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且，政府通过应用信息技术降低了公民进政府办事的“门槛”，使原来很多“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在网络上可以很好地得到解决，体现了电子政务的服务便捷性。电子化环境实现了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理性选择。
（三）电子化环境增强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公正性与透明性
公众监督是确保社会管理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前提，公众要实现有效监督，须以对社会管理信息的掌控为基础。传统的社会管理由于缺少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使得公众难以获取关于社会管理的内容、数量以及质量等信息。而且，由于文化、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诸多社会管理决策往往在“黑箱”中运行。大多数关于社会管理的政策、法律等，往往只能在小范围内征询意见，绝大多数公众意见难以被吸纳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去，从而导致公众成为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者。
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客观上需要政府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做到公正透明。而且，电子化时代的到来，为公众更加广泛地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且更为有效地监督政府各种行为奠定了技术基础。通过电子化设备和互联网等手段，公众可以及时地获取各类社会管理信息，并对政府的各种工作进行及时地监督和质询。比如，公众可以通过登录政府网站了解各类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可以通过电子邮箱、电子举报箱、电子听证会等，对政府社会管理表达自己的看法，尤其可以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质量、内容等做出评价。
三、电子化环境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必须改变以往的低效管理模式，建立起多方参与、公正、高效、透明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
（一）加强信息技术培训工作，为适应电子化环境下的政府工作转型奠定基础
电子化环境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要求基层政府公务员能适应电子化环境的现实需要，不仅要推动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而且要积极培育电子化公民。
1.要提升基层公务员与民意代表的电子化应用水平
城市基层政府是基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直接联系城市社区居民最为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整个行政大厦得以稳固的基础。任何时候我们的政府都应该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并且能够以良好的行政理念和态度、专业的行政素养以及合法的行政行为服务于民众的城市基层公务员队伍，这是改善政府服务质量、提升政府管理效率、增强政府回应性的需要。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基层公务员队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服务意识与能力不强”的状况并没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电子化环境对政府工作的影响是彻底和全面的，对基层公务员以及民意代表的观念、素质与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现实中，基层公务员与民意代表是最为直接的电子化设备的使用者，使他们融入到电子化环境中来，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关键。
2.要培育“电子化公民”
“电子化公民”是指在电子化环境下，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的公民（包括个体公民和企业公民）。他们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利用电子网络与信息技术等手段，将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与建议进行充分表达，并与政府及其他组织形成互动，借此影响社会公共政策的过程与结果。良好的社会管理离不开民众积极、有效的参与。即对于参与者而言，一方面必须要有参与到社会管理的活动中来的意愿，不论这种参与能否对公共政策的结果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参与者有能力进行参与，即能够将其意见和建议予以清晰地表达，并与其他参与主体一道，共同形成良好的互动参与机制，借此影响公共政策的过程与结果。在电子化环境下，人们的思维观念和行为习惯正发生急剧变化，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方式方法也正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换言之，不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必须主动适应电子化环境变迁的需要。而对于公民而言，这种适应主要体现在对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的使用上，即能够利用电子化手段，来了解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并实现对社会管理过程的有效参与。
（二）完善社区信息网络，改善城市基层社会的电子化环境
社会管理网络化是电子化环境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区别于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最显著的特征。传统的社会管理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其工作平台是一种手工式平台，而电子化环境下的社会管理模式则是通过网络平台来得以实现的。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以电子化为手段、以服务为核心的电子政务建设，正是构建电子化环境的具体体现。
社会管理信息网络的完善包括社区信息“集成化”与“个性化”两个方面。社区信息集成化是指政府把各部门的职能通过网络集成在一起，使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的“一站式”服务。而社区信息“个性化”则是指通过电子化手段，政府得以向公众提供个性化的“一对一”服务。比如，有面向社区居民的教育培训与健康保健，有面向企业的税务管理与服务等。而且，公众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来上传服务申请，也可以对服务内容、过程、方法等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实现了由以往的政府到公众的单向沟通到政府与公众的双向互动沟通，使得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杜治洲.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模式互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 谢漫英.美国电子政务的启示[J].电子商务世界，2002，（9）.
篇9
二、深入推进“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确保“百姓说事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二）坚持服务为民。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百姓说事点”工作的根本标准。
（三）坚持传统和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在“百姓说事点”的日常工作中要把中华传统治理智慧和现代治理理念结合起来，着力预防、化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努力促进“百姓和顺、城乡和美、社会和谐”。
三、深入推进“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建设的工作目标
（一）推进“百姓说事点”规范化建设
1、在巩固县原有百姓说事点的基础上，县局决定在每个乡镇打造2个百姓说事点示范点，不断加强“百姓说事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统一制作上墙信息处理流程，制作统一规范的调解文书，配备相应的电脑、卷柜、专业调解书籍、调解桌椅等办公设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全县“百姓说事点”软硬件建设，努力做到建设一个、规范一个的要求。同时积极促进具备条件的“百姓说事点”向个人调解室过度。
2、计划在加强对“百姓说事点”硬件设施投入的基础上，同时加强对人员队伍的建设，注重选择乡贤社贤、特别是从党政机关尤其是政法机关退休的人员中党性强、热心公益事业、热爱人民调解工作的同志参与到“百姓说事点”的工作中来。充分发挥他们懂政策懂法律的优势，既能帮助调解矛盾纠纷，又能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加强对“百姓说事点”调解员（信息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基础法律素养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批“做得好、信得过、叫得响”的“调解员（信息员），为“百姓说事点”和个人调解室融合发展创造条件。
（二）充分发挥“百姓说事点”的职能作用
“百姓说事点”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解决基层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和平台，要重点通过以下5方面发挥职能作用。
1、社情民意收集点。要注意收集小到家长里短、邻里矛盾，大到房屋拆迁、土地纠纷等与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问题，通过“百姓说事点”反映出来，为政府服务改善民生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2、矛盾纠纷化解点。要注意通过"百姓说事点”积极搜集民情信息、化解矛盾纠纷,以其更早掌握信息来源、更贴近群众、更让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及时化解大量矛盾纠纷，有效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3、公共法律服务点。邀请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现场解答咨询，宣传普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和引导群众既要懂法守法，又会用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致富信息传播点。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要会同各相关部门利用这一平台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提业信息，聘请专家讲解种养殖以及外出务工、就业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为群众提供生产生活所需帮助和服务。
5、干群关系联系点。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引导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经常到点上走访，与群众保持沟通联系，及时解决群众利益诉求，不断提升和政府特别是基层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
四、深入推进“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建设的工作方法
要积极探索及时、便捷、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科学方法，强化为人民服务，着力在以下5个环节上下功夫。
1、事前问事。村（社区）调解员每周到“百姓说事点”排査走访一次，及时掌握“点儿”上收集上来的村（社区）的重点人思想动态、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将矛盾纠纷排査梳理结果报告给司法所，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2.随时说事。说事点要开通“说事电话”，设立"说事记录本"，信息员每天在点上现场倾听百姓说事，群众可以随时随地到说事点来，提意见、说建议、谈看法，反映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3、及时调事。建立“百姓说事点”内容登记制度，根据不同情况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分类梳理。能够当场答复处理的，由信息员、村（社区）调解员或司法所工作人员当场答复，使群众诉求得到及时解决。
篇10
1 引言
近年来，重庆市涪陵区各级领导干部越来越认识到基层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点，基层社会管理的效果和水平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管理的好坏。涪陵区白涛街道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创新理念，以延伸服务端口和延伸服务领域为抓手，不断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白涛街道延伸服务的主要做法
白涛街道距涪陵城25km，幅员面积217km2，辖18个村（社区），人口有5万人。近年来随着场镇建设和化工园区建设的飞速发展，辖区流动人口与日俱增，因移民迁建、征地拆迁、建筑施工、厂社纠纷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社会矛盾和治安安全隐患凸显。同时，社会保险、粮食直补及群众等办理事项逐年增多，原有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机构已经不堪重负，远远不能满足服务群众的需要。为此，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白涛街道开展了“创新管理模式，延伸服务端口和服务领域”的“两延伸”创新试点工作，建立了以阵地体系为依托、OA操作体系为纽带、队伍体系为基础、制度体系为保障的基层社会管理新体系。
2.1 建成了系列服务阵地
白涛街道根据中央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投资320万元，于2010年建成白涛街道综合服务大楼。其中便民服务中心面积达500m2，大厅设立民政、社保、计划生育、国土、建环、户改、广播、法律援助、农业综合等9个办事处内设机构的服务窗口，服务项目40项。在经过2年的成功运营后，街道以此为蓝本，进一步延伸服务端口和服务领域。2012年街道又投入200余万元，经过新建或改建，在7个村（居）建成了规范的村便民服务大楼，在其余11个村（居）设立便民服务点，除了原有的9个服务窗口外，还增设了邮政、水、电、气、手机费用缴纳、就业指导、医疗救助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窗口，服务项目延伸到50余项。
2.2 开发了一套软件系统
为了实现村社接件、中心汇总办结的便民目地，街道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与中国移动公司合作，依据部门的办理事项、办事流程，吸纳部门和村居意见，在重庆市首家开发了一套便民服务操作系统（OA操作系统）。该系统集网上咨询、网上办理、图文传输、流程监控、信息政策、远程调解、视频监控为一体，考虑到政府部门间的事务办理，系统还增加了网上办公功能。
2.3 建立了三支队伍
一是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大厅服务队。街道从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中精心挑选了16名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服务意识浓、形象气质佳的干部，经过业务、礼仪培训，持证上岗，为办事群众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二是建立了一支常住村（居）的社区服务队。街道面向社会招聘了一批应往届大学毕业生，经过系统的基层工作培训后，安排到各个便民服务站（点），负责村（居）的便民咨询、网上事项办理、网络系统维护以及其他便民事项的处置，实现了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与村（居）便民服务站（点）的有机衔接。三是建立了一支覆盖全街道村、社的代办队。为使边远村社的群众办事更方便，街道在18个村、社区均建立了由村委会主任负责的为民服务全程服务队，在每个农业社设立一名代办员，不定期收集本社群众的代办事项，每3天一次汇总办理。
2.4 推行了六大制度
考虑到基层群众对办事流程不熟悉、对办事人员不熟悉、农闲办事等具体问题及特殊人群的特别需求，街道在便民服务中心、村（居）服务站（点）推行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延时服务制、上门服务制和信息公开制。
3 白涛街道延伸服务的主要成效
3.1 方便了群众
体系建成之前，最偏远的乐道村群众到办事处办事专车往返要近3h，耗时又耗力，群众意见极大。随着便民服务站（点）对村（居）的全覆盖和全程制度的推行，现在只需交给代办员就能完成。为了防止退休人员冒领养老金，过去社保部门要求退休人员必须亲自到现场进行一年一次的“生存确认”，许多退休老人年老体弱，疾病缠身，行动十分不便。现在他们只需要到村（居）便民服务站（点），手捧日历，工作人员通过OA操作系统将视频和图像传输给社保部门就可以进行“生存确认”了。村民真切感受到“以前办事跑断腿，现在只需动动嘴”。
3.2 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
街道通过充分整合各种服务资源，让各种服务因素得到了最大的利用，切实解决了以往群众办事“不好找人”、“不好找门”的问题，改变了以前那种只能群众登门办、部门看着办的状况，在街道形成了一般事项当场办、本级审批当天办、区级审批限时办的工作局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开始营运以来，受理全程521件，走访652人次，接访74件次、96人，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203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不稳定因素189件。
3.3 推动了服务型政府建设
长期以来，由于办事不公开、不方便，加之“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问题的存在，群众反应强烈。建成村级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后，办事处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把服务公众作为政府行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民生优先、服务至上的导向，把为公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服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效地改善了干群关系，进一步树立了党委、政府的良好形象，推动了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4 基于白涛街道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启示
基层处于社会管理关口位置，基层政府是社会问题最直接的感知者和回应者[1]。基层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也是自身调整、改革、再建构的过程，是转变治理角色、结构与方式以获致合法性的过程。基层政府自身的适应性变革是社会管理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
4.1 塑造服务型基层政府，寓社会管理于公共服务
服务型政府和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治理方式总体性创新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体制改革要在目标和方案的设计上，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本内容和工作重点，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政府公信力为标准；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要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为突破口，要把服务放在社会管理中，并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和基础。基层政府应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以服务为抓手，通过延伸服务端口和服务领域，使服务下沉，更加贴近群众。运用菜单式与个性化等服务形式，通过服务外包与购买，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行政为主导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整合基层管理和服务资源，以业务归并、人员整合、服务前移为主线，对机构职能、人员及服务设施进行整合，形成“大民生”、“大综治”治理格局。要充分调动各种单位和组织的积极性，发挥他们与基层群众联系广泛和服务便捷高效的优势，在服务的空间和服务的领域上都以方便基层群众为目标，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办”[2]。
4.2 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基层社会管理是一项技术和艺术性、情感性很强的工作，既有普遍的规律又有地域人文特色[3]。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对于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随着社会建设进程的加快，社会工作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承担的各种社会化服务保障任务将更加繁重。当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职业不专业”和“专业不职业”。一方面，长期从事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工作者，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业学习，很难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系统化的服务，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新的复杂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没有配备社会工作专门人才和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大部分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难以就业。白涛街道通过招聘大学生社会工作者，适应了社会工作需要培养和使用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发挥他们服务管理基层群众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优势的要求；通过在村社招聘代办员，充分挖掘和利用了乡土基层社会管理人才的特长，利用了他们熟悉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熟悉基层社会、联系群众广泛的优势。
4.3 积极探索信息化管理方法，发挥现代科技在社
会管理中的作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社会管理信息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要顺应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在各个领域构建高效快捷的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白涛街道将所有村居划分为7个网格，在每个网格都设有OA操作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等数字信息化平台，以街道统一指挥监督中心为信息汇集与传导中枢，整合管理资源解决跨部门公共管理问题。每天利用信息化平台开展远程矛盾调处和信息反馈，通过网络进行社会矛盾和纠纷排查“零”报告，通过开设视频，人可以直接与街道主要领导对话，从而节约基层群众反映诉求和
政府行政的成本，增强政府对社会问题的感知和反应能力，提高政府的回应性和行政效率，方便基层群众解决问题。
4.4 完善政绩考核，改进基层群众工作
当前社会管理的本质是要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要真正让各级领导干部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自觉的行动，必须完善政绩考核制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制定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管理政绩考核体系和方法。以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政绩考核办法为抓手，切实转变领导干部的执政理念和思路，不断改善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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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看,为什么会有基层政权治理功能的弱化呢,这种弱化又是怎么样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呢?这一切乃由近期以来基层治理体系的瓦解和重构造成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治理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的权力弱化、职能上收、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落实,成为所谓的“悬浮型政权”,因而,基层社会的大量矛盾和问题无法在基层治理体系内获得解决,而农民则要求更高层级的政府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形成越级上访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形成了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就笔者在基层的调研来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因素是当前稳定问题的主要来源。
治理型不稳定问题构成当前农村不稳定因素的主体类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问题要求基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应该强化乡村治权,而不是进一步弱化之。正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稳定问题从治理层面转向行政层面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由治理层面的问题转化而来,因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弱化,问题和矛盾上移,群众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这就迫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之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并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维稳工作方案和考核办法。
当前,维稳工作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大接访意味着以县为主的维稳工作体制已经形成,县委书记大接访实现了制度化、常规化,许多地方的县级局升格为群众工作部,成为副处级单位,而大厅则成为县级政府工作量最大的部门。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当前考核体制下产生的问题,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使基层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反而不利于问题在治理层面的解决。并且乡镇政府采取非正常手段处理稳定问题,同时,这种维稳体制也被少数人利用,他们利用当前的体制要挟基层政府,产生了一批以获取不合理利益为诉求的老上访户,基层政府疲于应付,真正合理的治理问题反而无法得到解决。
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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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怎样指导人们维护现代的婚姻家庭关系和促进邻里之间的亲善友好关系，对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现就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仅供商榷。
一、注重法律搭台、心理疏导唱戏，挖掘纠纷的形成原因，化解社会矛盾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或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中，首先是由社会道德规范，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生活压力增大。人们的心理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大。人们浮躁的情绪，往往会加剧婚姻家庭矛盾和邻里之间矛盾的发生。因此，在社区的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因琐事而导致家庭暴力，或因一点小事就引了邻里纠纷。例如同时上班的俩夫妻，由于女主人在单位工作中遇到了麻烦，心情很不好，因此就发泄在男主人做菜的咸淡上，由于男主人不解妻子情绪，反而感觉自己委屈窝火。因此就由一般的小拌嘴，继而演变成大纠纷导致家庭暴力发生；还有邻居孤独老人在家养狗，邻居走到门前狗就经常叫，适遇邻居下岗失业心烦焦虑，由于双方不能理解，因此由狗吠就发生了邻里纠纷等等。这些看似细小的事情，却给当前建立和谐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为一件小事有可能会演变成大的矛盾纠纷事件。
在工作中许多当事人来咨询时都会带着很大的怨气，其咨询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就是要看对方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期盼利用简单的法律形式，来解决复杂的家庭矛盾和邻里之间的纠纷。而很少有人会抱着求助调解的心态来求助。因此，作为基层社区法律工作者来说，要把握法理与情理的融汇点。首先要耐心听取当事人的倾诉，给当事人发泄怨气的机会。正确分析和评估事件中矛盾纠纷的成因，对事件的矛盾进行全面综合分析。
在接访解答法律问题的同时，充分利用法律咨询这个平台，融入和运用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当事人疏导情绪。在掌握当事人心理状态的情况下，对当事人进行细致入微的心理疏导，引导当事人做换位思考。（比如对女主人的解说，要其体谅老公也上班，下班回来还要做饭的辛苦；对邻里纠纷当事人多讲解一下，邻居老人以狗为伴，是为了缓解孤独寂寞的心理需要，而狗会给孤独老人带来某些快乐等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消除当事人对对方的怨气，解开心结，增加理解对方的理由，改变当事人的一些消极的错误认知。激发当事人对对方行为的积极理解，做到法律搭台，心理疏导唱戏，从而化解社会矛盾。
二、基层法律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定位关注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
作为一个基层社区法律工作者，在基层社区工作中，如何找准基层法律服务的定位十分关键。笔者认为，关注社区弱势贫困群体，如何做好弱势贫困群体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历来是党和政府重要的工作内容。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对城乡特殊困难群体要给予更多的关怀……..”
基层社区工作的的各项职能，都得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点。也是基层社区各项工作的基本定位。关注弱势困难群体，做好弱势困难群体的工作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个为社区群众法律服务的载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社区群众所认可，很多人依靠社区，信任基层司法所。因此作为基层法律工作者，应该利用这有利的条件，积极参与基层司法所与社区其他部门的联动。并且在具体的工作中发挥懂法的优势，配合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实践中作为基层社区法律工作者，首先应该对自己社区范畴内的弱势群体，包括部分残疾人群体、一些无劳动能力无收入者、孤寡老人、无竟争能力的下岗失业人员及无劳动保障的农民工等情况，要做好细致的分类分项统计了解工作。有许多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维权，要比其他人群相对难度较大，也更加复杂。因此.，针对弱势困难群体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针对性的工作方式，在对其进行法律帮助的同时，尽量配合有关部门，帮助做一些扶贫解困方面的工作。包括在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就业等方面，给予有效合理的指导性建议。通过基层社区法律服务,把党和政府及社会的温暖关爱，送给需要扶助的弱势人群。同时积极联系有扶贫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并向其推荐和介绍需要帮助贫困群体的个体情况。加强对社区贫困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
三、利用基层司法所的优势，建立纠纷档案，定期进行回访
司法所是最基层的司法行政组织，基层法律工作者，要利用基层司法所的各种硬件设施，充分发挥具有法律知识的优势，并融入社区的各项管理当中去。在日常接访过程中，留意当事人每一个细小的描述环节，对一些不理智和不健康的想法，要追根刨底。这样可以尽早发现小矛盾纠纷中的大隐患，从而在时空上留有足够的化解矛盾的余地，将有可能激化矛盾纠纷苗头扼杀在朦胧之中。
为此，基层法律工作者在日常的接访当中，要为社区求助人的法律咨询和矛盾纠纷的因由，建立相应的纠纷求助档案，由基层司法所统一管理。并对每一件矛盾纠纷进行认真的梳理，掌握产生纠纷矛盾的焦点。解答完后或矛盾纠纷处理完后，要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个人电话留给求助人或咨询
人，以便于在求助人或咨询人需要的时候能及时为其服务。另外还要建立回访制度，定期对求助人或咨询人进行回访，从而更好的发挥基层社区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笔者认为，这对我国现行的基层社区法律工作而言，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好处诸多：
1. 在回访的过程中，可向求助人或咨询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从而能不断增强和提高求助人或咨询人的法律意识。
2. 能及时了解求助人或咨询人的思想和心理变化，以及所求助解决的矛盾纠纷的现行情况。
3. 能了解求助人或咨询人的一些实际生活等方面的困难需求，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帮助解决。从而增加基层法律工作者在群众中的亲和力和群众的信任度。
4. 能及时了解和发现新的矛盾点并及早介入。针对新出现的矛盾纠纷问题，认真归纳总结原方案中的某些不适应，果断调整或改进工作思路。
5 . 能及时获取求助人或咨询人，对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期盼和要求，并根据群众的需求，不断改变或调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方向。
建立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回访制度，是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它能随时掌握求助人或咨询人的矛盾纠纷的现状，因此对及时化解纠纷矛盾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将法律知识传授给社区群众，同时还能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带给社区群众。
回访制度，根据情况可分为：电话回访和上门走访两部分，可由基层法律工作者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回访的方式。笔者认为，正常情况一般电话回访半月为宜，上门走访一月或一季度为宜，但要根据具体矛盾纠纷的轻重情况而定(特殊情况要频繁电话回访或上门走访)
四、加强对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管理，提高业务和政治素质，树立创新意识
每个单位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假如没有任何约束，每个人都我行我素，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因此要突出基层司法所对法律工作者的管理，基层法律工作者要接受本所和司法所的双重领导。基层社区法律工作者的行为，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过硬的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本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基层法律工作者作为法律、法规、政策在基层的执行者和解答者，首先是自己对法律和法规的理解十分重要。对许多问题的解答，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基层法律工作者要努力刻苦的学习法律业务知识和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只有加强学习，提高法律素养，才能有能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才能增强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基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会遇到许多新的法律实践问题，解答好这些问题需要具备广泛而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包括政策、法律、经济、甚至科技、心理学等方面的广泛知识，因此对基层法律工作者要加强教育管理，具体建议如下：
1、除加强政治思想和法律业务的学习以外，还应该进行一些心理学等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培训，提高基层法律工作者综合素质，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2、基层司法所对基层法律服工作者负责解答和处理的纠纷要行使监督管理权。
3、基层法律工作者应在司法所的领导下，服从大局听指挥，行使开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制宣传、依法治理、法律服务、安置帮教、法律援助等职能。
4、充分发挥适应新要求的职能作用，工作中要敢于创新，追求创新。努力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
5、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回答问题时，要明确问题的重点，掌握分寸和范围幅度，防止答非所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道理和法律法规解释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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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层矛盾纠纷凸显了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
任何社会均难求永久不变，在现今这样经济利益主体和思想多元化的社会中，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的多元化解机制应该成为法律考虑的一个必要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把矛盾化解于萌芽阶段。美国的著名社会法学家斯科•庞德说：“吾人皆有许多欲望和需要，而欲得到满足。...........个人的欲望常和他人的欲望冲突，或妨碍他人的欲望。法律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工程的艰巨任务，也就是一种致力使生活必需品能为众人所分享的工作。”为使法律达成上述目的，庞德建议，法学家首先需要对特定文明社会的实际事项或众人的实际需要做出调查，求得社会众人行为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社会的法律基理。根据这些基理原则，再制定“利益纲目”，分列社会利益、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如此，在发生任何争执，也就是不同的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立法者和司法者可利用既定的“基理”与“纲目”，本着“最少数的利益遭受损失”的原则，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机制。[1]
但是，法治国家的建构并不意味着国家通过法律调控社会生活的一切，恰恰与此相反，它更意味着最大限度地通过个体以及各种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的方式来解决社会自身问题。[2]我们虽然应该强调法律在均衡社会冲突利益上的功能，求得特定的社会于特定的时间内能够获致社会公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只有在普遍意义上才能发挥作用，也是就说，并不能切实有效阻止利益冲突的发生。这就需要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快速迅即地出一个合理的解决之道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只有内生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际生活中才能有效的发挥这种职能――基层社会组织具有先天的这种特性。
基层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型机制，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解决基层矛盾的纠纷。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诉求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对于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二、基层矛盾纷争背景下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
基层社会组织是否能真正发挥其内在功能，取决于三个要件。第一，基层社会组织存在的前提是政府和基层社会组织间关系的顺畅，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与政府争权”，而是在“帮助政府更好的管理社会”[3]。第二，基层社会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其是否具备一个科学的决策层和比较合理的组织架构。第三，在具备前面两个方面的同时，确立了问责机制，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十分的关键，能够有效的完善基层社会组织自主管理能力的不足。在面对基层矛盾纠纷高发的情况下，基层社会组织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客观上需要重新定位其内在功能。
首先，基层社会组织作为利益协调机制组织。基层社会组织作为一个与政府共同管理社会的机制，能够更好的培育出正确的价值观，能有效的发挥利益协调的机能。在众多领域之内各个利益群体在其所组成基层社会组织中都有其话语权的存在空间。一方面是来自本群体的声音，一方面是来自共同体的声音，在两种声音合力之下的思想舆论更能真实的反应大众的心声，从而确认下来的价值观也更容易被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基层社会组织机能的发挥能够引导人民正确处理多重复杂的个人和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达到合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避免利益矛盾纠纷的引发。
其次，基层社会组织作为利益诉求机制组织。基层社会组织架构出了制度性的平台，它不仅仅是一个从属附庸的组织，而是一个可以和政府处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的利益诉求机制组织。一方面它对群众的利益要求能够正确及时的作出对应的回应，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它能正确的定位出人民群众利益冲突的性质，很好的克服了把矛盾纠纷盲目政治化或形式化的风险；再一方面它能掌握好妥协和让步的尺度，使调解和互助成为解决纠纷的理想化形式，提高其解决相似基层矛盾纠纷的效率；最后它还采取了认错与相关责任相结合的处理方式，改变了以往“全对”或“全错”式令人难以接受的做法。通过这种基层社会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不仅能使诉求得到相关应当的关注以外，而且从利益表达者来说，也很好的提高了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
再次，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矛盾调处机制组织。为人民群众更好地化解矛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一是基层社会组织得以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这种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制度，能更好的找出利益冲突的焦点，更有利于社会公平分配的实现，可以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机率；二是由于基层经验信息比较充实，有充实的纠纷解决资源，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的便利和帮助，使纠纷发生后能够及时妥善的得到解决；三是能够起到鼓励民众合理选择纠纷解决的途径，规范化的基层社会组织程序，能够保证纠纷解决处在一个独立和公正的环境下得到解决；四是基层社会组织本身的特征在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采取应急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对受害人提供直接救助，并在事后能够及时的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最后，基层社会组织作为权益保障机制组织。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也能找到发挥自己机能的一席之地，促进权益保障机制职能的有效发挥。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为了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基层社会组织在建立和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方面能够切实发出不容忽视的声音。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基层社会组织极力呼吁逐步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方面有效的贡献了自己独具优势的功用。最后表现在在健全公共财政制度方面上，基层社会组织能够利用其所占有的大量丰富的基层群众资料，来反映民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从而有益于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需求比较急迫的相应的教育、卫生、社会事业等领域中。
三、结语
只有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社会自身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效率才得以提高，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动力，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进行。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国家政府职能应从以前的“大包大揽”的状况中挣脱出来，应把一些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事务逐步转移给相应的基层社会组织来管理，提高全社会的公民意识。政府只需必要的管理、引导和服务，以便基层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进而促使基层社会组织实现人民自己的矛盾自己解决的局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