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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诉讼法重要性。
《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是教育部制定和颁布的法学16门主干课程之一，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该门课程的教学在整个法学教学计划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就诉讼法的性质而言，任何一个诉讼案件，其发展、推进的过程，都离不开程序法的应用。因此，不断推进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进一步加强刑事诉讼法学的课程教学效果，对本科法学教育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二）刑事诉讼法学科特点。
法学是门极为综合的学科，不仅需要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而且还需要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敏捷准确的逻辑思维以及实际操作的经验等。而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相对于实体法更为抽象，学生基本上是在学校单一的环境中，社会阅历和经验尚有不足，对程序法缺乏直观、具体的认识，常规的讲解并不能在实质上增强学生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理解。因此，法律职业自身高度的技术性和刑事诉讼法程序性的特征，使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实践性特征更加突显。
此外，诉讼法一般被看作是实现实体权利的工具与手段，是辅质的部门法，重视实体结果，而轻视程序问题。在法学教育中确实也存在着这样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法学教育是法律人从事法律工作的基础，在教学中合理安排实体法与程序法，灌输程序的独立价值理念，对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刑事诉讼法教学现状。
目前，以传统教育方法为主的教学模式使刑事诉讼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手段尽显单一，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难以有效配合教学过程，致使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学质量受影响，突出表现为几点：
1.教学内容单一。首先，教学内容主要是以现行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内容以及对其所作的一些理论阐释，缺乏必要的横向分析比较；其次，教学内容当中较少涉及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司法实践领域中的热点、难点等问题，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内容固化于教材范围，难以准确分析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最后，课程教学未充分利用案例讲解诉讼法学相关知识，案例讲解最终成为形式，教学内容仍然空洞、抽象，教学过程缺乏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环节，没有遵循由具体到抽象、归纳到演绎的认知规律，学生没有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易出现懈怠情绪。
2.教学手段、方法单一。以往的教学方法多采用课堂讲授、讲解方式，教师在讲台上近似于“一言堂”，以“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教学，而辅助教学手段不多或者仅仅流于形式，课堂教学气氛易不活跃，沉闷、懈怠。在整个教学环节当中，学生的思维很难得到启发，因此学生参与度不高，对教学内容的回应较差，教和学之间交流度不高。如此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学到了“知识”，却丧失了思辨能力。
二、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概述
“模式”一词是来源于英文model 一词。一般是指被研究对象在理论上的逻辑框架，是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一种可操作性的知识系统，是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结构。由美国人乔伊斯和韦尔引入教育教学中，被定义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因此教学模式可以定义为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
（一）灌输式或填鸭式教学模式。
灌输式或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对学生的知识输入为主，具有明显单向性信息传导的一种教学模式，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中最为常见。由于受教学人数、教学资源与教学手段以及自身能力的制约，授课老师往往采取这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优缺点十分明显，一方面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完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限制了学生分析判断能力、科研能力和自学的能力的提高。笔者认为在知识普及和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部分，采用灌输式教学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引导或启发式教学模式。
引导或启发式教学是较为古老的教学模式，旨在利用学习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引导或辅助学生主动、自觉地吸收和掌握知识。这种模式将学生看作是学习的主体，通过调动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引导教学与主动学习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兴趣和能力。但这种教学模式不易掌控，可能会造成课堂的失控和课程进度的延迟，在固定的课堂时间之下具有一定难度，可在已具有一定刑事诉讼法知识基础之上穿插开展。
（三）案例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法是英美法系判例法国家法学院最为常见的一种教学方法，是由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郎得尔于1870 年前后最早使用于哈佛大学的法学教育之中。目的是通过对大量特定案例的分析讲解，进而让学生掌握一般的法学原理、法律精神和现行法律规定，培养学生自主分析能力、解决法律问题能力以及法律的批判精神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模式对老师实务能力要求较高，在案例分析中能够抓住重点，问题的设置能够对当前诉讼中的实际情况考虑得恰到好处，并且对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四）建构主义模式。
建构主义也译作结构主义，其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皮亚杰（J. Piaget），源自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的实质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作用来形成、充实或改造自己的经验体系的过程，即是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地进行的信息建构。极为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对知识的吸收不应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构建信息，不可由他人代替，故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而非教师向学
教学模式并不能单一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各自特点，在教学过程中交替开展，使之形成一套适合刑事诉讼法教学的高效立体互动模式。
三、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的具体运用
（一）模拟法庭。
法学教育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和讲解，而应该是一种规范的、专业的职业化的训练。在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与学习过程中，可采用实务性的模拟法庭教学方法，使知识的传授更加具体、形象，并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自我完善、自我检验。按照一般的模拟法庭教学，其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的庭审阶段进行模拟实践，但刑事诉讼法教学不应该仅局限于审理环节，“而是延伸至案件办理的始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虚拟的扮演律师、当事人、证人、政府官员及法官、检察官、侦查人员等各种角色，就案件中的问题进行调查、侦查、谈判、辩论、调解以及审理等”，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理论脱离实际的传统教学弊端。但实施这种教学手段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将模拟法庭作为一种纯粹的表演形式，过分偏重形式程序的设置进行，恰当设置刑事诉讼三个主要阶段的实践教学内容，使模拟法庭能够称为培养学生诉讼实践能力的教学方式。
（二）实践观摩与法学基地。
将课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参与法学社会实践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就目前法学专业的设置上来看，专业实习局限于毕业前四个月的统一实习，这对于刑事诉讼法这一程序法教学来说是不足够的，笔者认为可根据各个年级的特点和所学知识的不同，分组分阶段的参与法律实务部门的实践活动。其次，充分利用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学生到法学教学基地的见习或实习都是学生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难得机会，由此会激发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学会用法律人的思维思考问题。同时，利用好实践基地，也可以拓展教学资源，使得老师接触到更多的实践问题，相对于课堂内的教学是有益的促进。
在进行刑事诉讼法教学时，特别是一审庭审程序部分教学过程中，根据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教学进度，可组织学生旁听基层法院的法庭庭审。庭审观摩是一种更为直观教学方法，通过实际的观察了解法律实务工作者对具体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进而检验自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加深对庭审流程的记忆，使知识架构更具有立体性。
在课堂教学环节当中安排庭审观摩，必然要受课堂教学课时数的制约，所以老师在选择旁听案例时，需要把握案例的典型性，这就需要在观摩组织上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尤其注意与相关单位进行良好的沟通。
（三）多媒体手段。
多媒体教学是指通过使用电子课件、网络资料、视频影音等教学手段，增加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而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更有利于将理性、抽象、艰深的法律问题形象化、生动化、直观化。多媒体教学相对于其他的“动态”教学，更容易运用到课堂之中，弥补实践操作的不足，同时节约课堂板书时间，便于适时更新充实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多媒体设备辅助教学，会增强讲述课程的效果。通过直观的图片、影音短片等将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展现出来，使抽象难懂的教学内容生动具体，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强实际操作能力，形成一种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但是，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过多的使用多媒体手段，会使课程教学呈现表面的生动、新鲜，但实际上学生却容易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多媒体的技巧变化上，而完全忽视了多媒体手段承载的知识本身，最终本末倒置。所以多媒体的辅助教学是必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四）案例分析与课堂讨论。
案例教学法是19 世纪70 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的一种教学方法，是由主讲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和需要，适时提出精选案例，组织学生对个案进行剖析，阐述个案分析的基本法理和要点，实现从具体到一般的抽象过程。
在经过老师对理论知识的讲解之后，学生将利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点，自主查阅资料，分组讨论，形成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已成为课堂的主体，也增强了其学习的主动性及实践操作的能动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缩短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使得程序法教学更加形象化，更能够达到刑事诉讼法的教学目的。作为授课老师，要善于关注司法实务，在对具体操作的问题上避免脱离实际，本着提高学生刑事诉讼程序操作能力出发，精选适合课程教学的案例，同时注意不能急于求成。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逐步培养学生的能力，不可将案例分析演变成知识的灌输。
（五）专题讲解。
刑事诉讼法教学中，应当紧扣当前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司法实践领域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通过对某一问题的思考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刑事诉讼法的了解。作为程序法，在学术研究领域必然会有很多争议性的问题，在教学中提出适当的问题，作为专题讲解，着重分析，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思考能力，分组讨论收集资料，各抒己见，在不同观念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既能提高学习的兴趣，也能够使学生接触到刑事诉讼法的现实问题。
四、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改革方向
（一）教学内容多样化。首先，课程的主体内容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基本理论；其次，课程的拓展理论知识应包含部分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然后，课程内容的延伸应当涉及立法界、司法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教学方法多元化。首先，课堂内的教学中应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手段。比如，讲授为主，启发提问回答及课堂讨论为辅的方法；案例教学、图示教学、多媒体教学结合的方法。其中，对于案例教学切忌流于形式，应遵循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过程，让学生懂得归纳，进而学会运用。其次，课堂外运用丰富的实践教学手段。比如，模拟法庭教学，诊所法律教学，以及专题学术讲座等等。其中诊所法律教学是能够让学生把理论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较好方法。
（三）教学理念实用化。将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作为重点，在实践过程中，学生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把握刑事诉讼法的整体方向，培养法律理念，真正做到用法律人的思维思考问题。
（四）教学考核灵活化。刑事诉讼法学是核心课程，所以基本的考核方式应当保持有期末的集中闭卷测试。但针对法学的应用性特点，课程考核成绩的计算应当有一定的灵活性，应当将学生的应用能力作为考核内容。
五、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
该课程教学模式及方法改革的核心或是突出点在于，立足于法学的应用性特点，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功底，使教学的实践性和师生的互动性达到有机统一。但，正是因为这样的教学模式非常强调理论的运用、主体的参与性，以及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因此，在教学上会较普通的教学模式更耗时间和精力。从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的经验来看，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如要有效实施，则必须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否则教师个人的精力将不能完全企及。
首先，教学时间的配备。注重操作性和参与性的教学模式下，时间的安排问题较为突出。在教学总课时固定的情况下，开展实践性教学存在一定问题，教学双方在过程中的不可控的延时，对教学的时间配置问题要求较高。此外，理论教学和立体化教学交叉进行，使得学生在课堂之外还应对课本知识进行系统的了解，教师在课堂上更应中重点、难点和疑点，避免面面俱到而导致的时间不足。对于操作性教学，注意把握时间，不可重视形式的新颖化而忽视了基本理论的教导。
其次，物资保障的投入。刑事诉讼法本身带有极强的操作性，在教学模式改革中进行实践学习，对教学的物资投入要求高。
校内，教学硬件设施的选择，模拟法庭建设、多媒体系统配备、摄像录像设备以及开展过程中的道具配套等；在校外，还应注意与相关单位的联系，对法学基地的建设，同时在对外进行教学时，还需部分合理的车旅开销。这些都是必须尽全面的考虑。
最后，教师能力的要求。首先应当重视授课老师在刑事诉讼法方面的专业性，法学是门庞大而相对完整的学科，各专业之间不可盲目融会贯通，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侧重点不同，同性质的法学学科之间也不相同，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上，首要的问题便是重视专业性。其次，对教师实务能力的要求较高。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程序法相对实体法更重视实践操作，教师应当具有实务能力，在实际中参与过刑事诉讼，同时，对当前热点问题有良好的把握，才能更好的理解程序法，避免纸上谈兵。
本文系四川乐山师范学院校级教改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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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实践、知行合一原则。任何教学模式的施行都始于“知”，“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目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以讲授法学基本原理作为“知”的方法，以诉讼实践案例教学作为“行”的一种方法。刑事诉讼法学作为程序法，法条规定的诉讼环节具体明确。刑事诉讼授课中，先让学生了解法条规定，再理解相关理论知识，进而利用所学诉讼程序知识，分析讨论问题，最后锻炼学生自主解决问题能力。注重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通过实践案例寻求刑事诉讼法学“知”与“行”的有机结合。
（三）注重教师的引导作用原则。诉讼案例跟踪模拟教学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方法，教师的引导作用不可忽视。课堂授课教师不再是传统教学中知识“满堂灌”的主讲者，而是学生参与课堂，自主学习的组织引导者。理论知识的讲授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问题的分析，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注重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原则。目前刑事诉讼教学中最常用的方式仍是课堂讲授，根据教学大纲，将重点和难点知识系统化，灌输给学生，学生被动的接受课堂知识。教学活动的有效性,除了课程本身的特点外，与教师的知识储备及传授能力有关，但不容忽视的关键还在于教学方式及学生的学习意愿和投入程度。传统教学方式具有学生被动接受、教师灌输讲授、课堂以教师理论讲授为主，课堂气氛呈现静态、学生兴趣小的特点。因此，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各抒己见，甚至反驳、质疑或者辩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将学生的学习成功地由被动接受式学习转为主动求索式学习。诉讼实践案例教学以学生主动参与思考、教师引导为主，课堂活跃、实务探讨学生兴趣浓厚为特点。学生不再是教学的附属者，而是成为教学的主体。
二、刑事诉讼法案例跟踪模拟教学的施行方式
刑事诉讼实践案例跟踪模拟教学是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培养实践应用能力的有效方法。采用何种方式实施是其有效性的关键。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关于人类获取信息的来源的心理实验表明：外界信息的获取=视觉83%+听觉11%+嗅觉3%+触觉2%+味觉1%。也就是说，通过诉讼实践案例掌握及运用刑事诉讼法学知识，要充分运用需求视觉和听觉能力的PPT多媒体、法庭模拟、课堂讨论等方式进行教学。
（一）PPT多媒体案例教学方式。PPT多媒体课件以其形象、生动、直观的特点，使展示给学生的教学内容易于理解和接受。刑事实践热点案件由于其关注度高，案件相关图片、视频、观点争议、案件最新进展等资料多而新，为案例的PPT课件制作提供了便利条件。PPT课件再辅以视听、录像资料，利用多媒体教室展示，大大增加了案例的生动性和实践性。以讲授刑事诉讼中死刑复核程序章节为例，先讲授死刑复核程序的相关知识点，再借助PPT课件介绍药家鑫的情况，最后由学生结合所学内容和案例发表法律意见，明确我国死刑复核权的行使主体、所需资料、程序步骤等知识点，此种形象直观的电教化案例教学其说服力、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引导学生养成关注实践案例的习惯，养成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案例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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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教学法
19世纪70年美国哈佛大学院长首创案例教学法。20世纪20年代哈佛商学院开始运用。案例教学法是法律学科教学中的最重要方法。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传授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教师提供案例并提出问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案例进行讨论，形成自己的观点，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引导和点评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一般包括以下步骤:
1．1案例教学法的前提———基础知识的学习
主要是学习刑事诉讼法基本概念、法律规定、法律理论。采用教师讲授的形式。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在讲授时的要求，基本概念要明晰，法律规定要理解，重点法条要掌握。法律理论要言简意赅阐述。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明白知识点是什么，为什么。基础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要适当，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的接受情况适当调整。
1．2案例的选取
选取恰当的案例是很重要的。案例主要结合本节基础知识选取，如果案例涉及以前学习的知识，能起到复习的作用。如果涉及到还未学习的知识，可以简单介绍。案例可以选择一些经典性案例，如国外的米兰达案、辛普森案，可以选择国内最近发生的热点案如雷洋案。如果所选案例篇幅过长、内容很多可以选择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其实可以留给学生在课后作为选择性作业。这样避免课堂时间有限不能完成案例，也可以避免学生课堂上抓不住重点，不知所云。案例要配有问题，问题之间要有关联性。如以雷洋案为例，问题可以设为(1)该案不是哪种不?法律如何规定?(2)本案雷洋家属不服该决定，可以怎么做?(3)你认为检察院的处理正确吗?(4)如果雷洋家属收到巨额赔偿，同意该检察院的决定，你怎么看?出示案例的方式可以是多媒体的方式体现，这样利于节省时间。对于复杂的案例也可以在课前打印，人手一份，课前准备，这样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1．3案例讨论的形式
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4－8人一组，小组之间进行讨论，学生可查阅资料。为了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可以随机抽查每组学生作答，也可以每小组派代表回答。将学生的表现作为实践课的成绩记录并作为考核方式的一部分。对学生的回答进行适当引导。学生可以就问题充分讨论，提出自己的不同想法。如果小班教学，案例讨论过程中，教师组织学生回答问题的秩序会好。如果是合班教学，案例讨论是困难的，针对人多的情况，可以事先将班级分成几组，每组选出代表进行回答。
1．4案例的评价和总结
在学生作答后，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评价和总结。教师对于多数同学回答的普遍性问题要重点回答，要条理清晰、结合法律规定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使学生能够提高运用理论知识分析法律问题、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强化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案例教学法能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灌输式教学模式，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能参与到课堂学习中，学习自主性增强，达到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效果。案例教学法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运用法律术语的能力。案例教学需要教师在课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教师的工作量加大，同时对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较好。教师通过案例教学的备课和授课过程的同时，自身专业能力也能够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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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司法控制
中国的刑事羁押缺乏司法控制，一方面，这是指刑事羁押事前未经司法审查；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刑事羁押之后，司法机关不能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然而，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4款的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由法庭裁决逮捕或拘禁是否合法。
中国的刑事羁押事前未经司法审查，主要是指刑事拘留这种可达数天甚至于数十天的较长时间羁押，仅由负责侦查的机关决定，事前无需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批准。至于逮捕，事前虽说应经过法院决定或检察机关的批准，但这种法院决定或检察机关的批准是否属于司法控制，尚是个疑问。对此，后文即将予以分析。
在我看来，中国的刑事羁押缺乏司法控制，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刑事羁押之后司法机关不能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主要基于我国的逮捕与羁押合一这个特点。在法制发达国家，实行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逮捕只是捕获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到案的强制措施，至于捕后是否予以羁押，则由司法部门审查决定。在这种体制中，对羁押的司法控制与我国的情况并不相同。我国的逮捕与羁押合一的特点，使得对刑事羁押的事后审查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显然，在这种体制中，逮捕之后对其进行相应的司法控制，更加有利于实现通过司法控制所欲达到的两个目标，即审查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减少刑事羁押措施的广泛采用。就此而言，对刑事羁押事前所进行的司法审查，作用有限。因为，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逮捕之后的审查是事前审查所不可替代的，毕竟，事前审查所依据的材料因单方面来自于侦查机关而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使审查的公正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因此，在刑事羁押缺乏司法控制这个特点中，对中国而言，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其中的缺乏逮捕之后的司法审查。况且，《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该规定使中国逮捕之后的司法审查问题之解决，更显出其独特的意义。
（二）刑事羁押期限较长
中国刑事羁押的期限不仅较长，而且因决定刑事羁押的机关及诉讼阶段和诉讼中的具体问题的不同而有差异，比较复杂。例如，公安机关的拘留期限分为一般期限和特殊期限这两种。一般期限是指在符合刑事诉讼规定的拘留条件时，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这一期限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对被拘留人的讯问时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拘留人应在拘留后24小时之内进行讯问。如果经讯问，发现不应拘留的，应即予以释放；发现需要逮捕而又不符合相应条件的，则应改变强制措施，或者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另一部分则是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时间。这一期限，是在拘留后3日内，在特殊情况下，提请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而检察院则在接到批捕提请后7日内作出是否批捕的决定。特殊期限是指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拘留后提请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30日。这些情况包括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等，对其中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对拘留后提请批捕的时间延长30日。而检察院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如果决定拘留，不仅在适用的条件上不同于公安机关的拘留，而且在期限上也不同于公安机关的拘留，即对被拘留的人，在24小时之内进行讯问，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在10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至于逮捕的期限，在法院审判之前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因侦查机关分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两家，在侦查阶段也不完全相同。在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中，逮捕的期限也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种情况。一般情况，是指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刑诉法规定为两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而侦查在此期限内不能终结的，可以报请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而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逮捕期限，由于受审查起诉期限的限制，相对于侦查阶段的逮捕期限，时间是很有限的。即普通案件，期限为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审查起诉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而补充侦查的期限为一个月，且可以有两次补充侦查，因此，审查起诉阶段的逮捕期限，由于补充侦查的存在，实际上可以再延长两个月
由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羁押期限较长，[3]因此，与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刑事羁押应得到司法部门迅速而有效地控制的规定，明显不相符合。例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该条第4款则规定：“法庭应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当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对刑事羁押规定“人身保护令”这样的控制措施，但也并非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例如，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羁押就行使着一定的控制职权。因此，对我们来说，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刑事羁押是否有相应的控制，而是是否应当规定“人身保护令”这样的司法控制措施，通过司法的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
二、 司法控制刑事羁押的必要性
我以为，讨论通过司法的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的必要性问题，首先需要确定通过“司法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的含义。就此而言，确实存在着许多应予澄清的问题。例如，检察院通过批准逮捕等方式对刑事羁押措施所施加的控制，是否属于“司法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就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虽然宪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了我国的检察院与法院相同，都是司法机关，并且，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履行对公安机关批准逮捕的申请进行审查的职责。然而，我国检察机关通过批准逮捕等方式对刑事羁押措施所进行的控制，与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并不相同。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的要求，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应是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在这里，“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的含义虽有不确定性，我国的检察院似乎也可以包括在内，但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字面含义。显然，重要的并不是控制刑事羁押的人与机构之名称是否有“司法”的字号，而是该控制刑事羁押的人与机构在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是否适用了司法程序；是否因此可以向被刑事羁押之人提供与剥夺自由问题相适应的程序保证。
对此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欧洲人权法院在1971年的“流浪汉案件”中阐述了被拘禁人能够求助的“法院”的性质：“为了构成这样的法院，当局必须提供在剥夺自由事项上适用的基本程序保证。……所遵守的程序具有司法的性质，可以向有关的个人提供与剥夺自由问题相适应的保证……”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4款（关于审查拘禁合法性的机构）的含义，在于该机构必须具有（独立于行政部门和党派）司法性质。[5]
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指控犯罪的责任，与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门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因此，其在决定或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是否确实具有“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司法性质”，就是个疑问；况且，更重要的是，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或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所适用的程序并不具有司法的性质，不能提供在剥夺自由事项上适用的基本具有司法性质的程序保证，因此，为了使刑事羁押得到司法的有效控制，我国有必要建立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机制。
其次，需要进一步认识司法控制刑事羁押的意义。“人身保护令”，即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机制，其主要意义有两个，一是程序意义，即为被拘禁者提供可以申诉的机会，以通过公正司法的途径来审查对其的刑事羁押是否合法；二是实体意义，即通过司法审查以切实减少刑事羁押，有利于实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项所规定的“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在我看来，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虽说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两者具有互相不可替代的意义。
就其相互关联的意义来说，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都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正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在现代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才需要并应当予以确定。显然，刑事羁押所具有的临时监禁特点，作为一种与刑罚相当的措施，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若非必要及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种必要性，一般来说不应采用，而应予以保释。因此，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如果刑事羁押不合法或并不属于必须的措施，则应根据法律的规定予以保释，以减少刑事羁押。另一方面，由法院审查裁断刑事羁押的合法性问题，审查刑事羁押是否属于必须的措施，也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联系的。由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而言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审查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必要性及决定对被非法拘禁者予以释放、减少刑事羁押，正是无罪推定原则基本精神的反映，因为无罪推定原则的精髓在于：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被刑事追诉之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虽说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两者具有互相不可替代的意义。一方面，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必要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实体意义的实现，实体意义上的非法刑事羁押及不必要的刑事羁押之减少乃至消除，“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的问题，并不能因此而可以获得简单的解决。因此，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非法刑事羁押及不必要的刑事羁押之减少，虽然也不排除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可能，但“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即使成为现实，也并不意味着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程序意义的实现。[6]显然，由独立而公正的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才能显示的程序公正，是其他机关通过其他方式所难以达到的。就此而言，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问题。
三、 司法应如何控制刑事羁押
在分析了我国刑事羁押的特点、明确了我国有必要建立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机制之后，需要进一步探讨司法应当如何控制刑事羁押、刑事诉讼法应如何完善有关规定的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控制刑事羁押所需要完善的规定，并不仅仅是审查刑事羁押的机关统一确定由法院负责，[7]而且还在于，应当明确规定法院在审查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必要性时所需遵循的一整套公正的程序、相应的原则，以有利于真正实现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因此，我们在此所探讨的司法应当如何控制刑事羁押的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相关的子问题，即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相关程序与相应的原则的问题。以下分别说明。
（一）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相关程序
在此，不可能对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相关程序予以详细论述。在简短的篇幅中，所能做到的只是对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相关程序的要素予以简要的说明。基于法院对刑事羁押的审查应属于司法审查的本质特点，而经历司法程序又是司法审查的基本要求，因此，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相关程序应是司法程序，就应当是逻辑的结论。就此而言，简单地将逮捕的审批权统一由法院行使的主张，以及由法院垄断对刑事羁押的审查的设想，都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应经过司法程序审查刑事羁押。如果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规定那样，司法机关对逮捕的决定或批准，只是基于书面材料进行审查的结果，只是对意欲采取逮捕措施的机关的单方面所申报之材料进行审查的结果，那将与司法程序的基本精神相悖，根本不应称其为司法审查。就刑事司法程序的基本要求来说，司法机关需要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然后才能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等问题作出判断和决定。因此，有控辩双方参与的听证，应是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相关程序的要素。如果缺乏这类要素，“司法审查”就不可能对刑事羁押实行有效的控制，更谈不上实现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
（二）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原则
关于法院审查刑事羁押所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合法性原则。法院审查刑事羁押所应遵循合法性原则是指，法院应当审查刑事羁押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在此所说的法定要求，既包括法律对刑事羁押所规定的实体性的要求，诸如欲予刑事羁押之人涉嫌所犯之罪系何种犯罪等实体性要求；也包括法律对刑事羁押所规定的程序性的要求，诸如欲求刑事羁押之机关为证明刑事羁押之必要性的证据情况等。在这两方面的要求中，程序性要求不仅决不应忽视，而且，应当看到其具有控制和减少刑事羁押的重要意义。
其二，相当性原则。如果说合法性原则中包含着关于涉嫌所犯之罪系何种犯罪这类实体性要求，那么，刑事被告人所涉嫌之罪严重性程度，就是法院审查应否准予刑事羁押及决定刑事羁押期限的重要基础。审查刑事羁押时应基于涉嫌之罪严重性程度的原则，即为相当性原则。该原则已被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所肯定。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若与案件的重大程度和可能的刑罚、矫正及保安处分不相称的，不允许命令羁押”。相当性原则又被称为比例，该原则因具有要求采用刑事羁押这类严厉的强制措施时应受制于涉嫌之罪严重性程度，故具有控制和减少刑事羁押的重要作用。
其三，必要性原则。然而，刑事被告人所涉嫌之罪严重性程度，并不是法院审查应否准予刑事羁押及决定刑事羁押期限的唯一前提，在审查刑事羁押时，尚应考虑刑事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只有其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使刑事羁押因此而成为必要时，才应准予刑事羁押。这种基于人身危险性对刑事羁押的必要性所作的判断的原则，即为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对控制和减少刑事羁押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根据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18条（3）规定：若被告被怀疑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其严重性尚不足以处五年以上监禁，其生活正常，并在国内有固定住所，则不应认为有逃跑危险（除非他已经采取了逃跑行为），对其予以刑事羁押就不符合必要性原则。
当然，欲达到控制和减少刑事羁押的目的，真正实现“等候审判的人被羁押应是例外”，仅仅建立对刑事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完善刑事诉讼中相关制度，以使其协调一致。例如，有助于使保释能够在现实中广泛采用以替代刑事羁押的取保候审制度，就是控制和减少刑事羁押的必要制度保障。显然，缺乏这类制度的配合，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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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事羁押”当然也可以（或许更应当）被作为一种状态来理解。但鉴于我国的法律并无关于这种状态的明确规定，而只有关于逮捕与拘留这类强制措施与羁押状态合一的规定，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强制措施予以讨论。
[2] 人身保护令这一起源于英国的制度，旨在使受刑事羁押之人在审前得到相应机会，由法官审查对其的刑事羁押是否妥当，决定是否应予释放。由于人身保护令具有的这种有利于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功能，这一制度现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最低标准的内容。
[3] 在此所说的尚只是法定的、可计算的刑事羁押期限，实际上，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存在一些难以计算的刑事羁押期限。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的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根据这些规定所决定的侦查羁押的期限，就难以得到确切的计算结果。
[4] 当然，该公约并未具体规定与人身保护令相关的确定的时间。然而，由国际文件规定精确的时间，要求公约的参加国予以一体遵守，确有其为难之处。虽然如此，有关国际组织却试图对此有一个说法。例如，199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44届会议就人身保护令所作的决议（第35号决议）第3O条中认为：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于人身保护令程序上的拖延问题采取十分严格的态度。该委员会认为，拘留7天而没有机会向法院就拘留的合法性提出质问，即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但关于时间的这种解释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具权威的。在该项决议第26条和第27条中，联合国人权委员援引欧洲人权委员会的观点：“现在一般认为，拖延几个月即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4款，”“最近的案例表明……（诉诸法院审查和法院作出裁断）分别拖延31天和46天即违反第 5条第4款。”然而，即使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认为只可能对被拘禁的人提出诉请法院审查的时间作出规定，而法院对此诉请作出裁断的期限则难以确定。在上述所引人权委员会的决议书中，委员会认为：就法院对拘禁是否合法下裁决的准确期限进行规定也无助益，应根据各个案件，判断裁决是否及时。然而，在人身保护令的时间问题上，法院对诉请作出裁决的期限显然较被拘禁人提出诉请的时间更为重要，至少，并不是更不重要。
篇5
有这样二则案例：广西玉林市的谢洪武在“无卷宗、无罪名、无判决”的情况下，被当地公安部门自1974年6月至2002年10月超期羁押了28年，详见《文摘报》2003年6月8日第三版；四川自贡监狱刑满人员杨宗华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样精神障碍而被家属拒绝接收，结果被迫滞留在监狱，从1987年至2003 年被监狱超期羁押了16年，详见四川在线网2003年4月14日讯。
沈家本曾言：“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如上述二则案例一样，超期羁押既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也是我国当前羁押制度的瓶颈之一[1]，其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更是引起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2]，全面地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科学合理地提出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诉讼法方面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笔者根据高检院的指示精神，结合当前“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教育活动，从分析超期羁押的主、客观原因入手，力求探索和深化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预防对策和救济途径。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其主要包括：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超期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滥用，其本身具有违法性、侵权性、渎职性和社会危害性。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它的存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各种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说来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在因素：司法机关、执法者的执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是的深层次和内在原因。
1、 “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有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首先假定被羁押人是有罪的，如果被羁押人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确凿证据来，我们就推定其是有罪的。由于这种思想的潜意识作用，当司法人员不能足以证明被羁押人有罪的情况下，便以种种借口和托词对被羁押人进行羁押，甚至借用“补充侦查”为名义进行超期羁押。
2、“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严重。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上重视依法办事，而在诉讼程序上则掉以轻心。有的司法人员过分强调法的实体价值而忽视了法的程序价值，仅看到法的特殊教育功能而放弃了法的一般教育功能，造成“重惩罚、轻保障，重打击、轻维权”。
3、“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3].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私利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赞赏和媒体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时，便不得以用种种借口超期羁押。
4、人权观念谈薄。人权是当今社会民主、法制的首要保护的主题，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我们的个别司法人员在这方面恰恰相当薄弱，认为关的都是罪人，多关一天无所谓，所以直接导致该移送的移送不了，该结的案结不了，该进入执行程序的进入不了。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外在因素：是我国之所以产生大量超期羁押现象的必然性、“合法”性原因。
1、立法制度原因。
（1）首先在立法形式上。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将羁押期间与诉讼期间进行严格分离，致使羁押期间严重地依附于诉讼期间或者办案期间，使得羁押期间的延长完全服务于侦查破案、审查起诉甚至审判的需要[4].“无权利则无诉讼”，“无权利则无程序”。如果说诉讼期间的延长所导致的诉讼拖延，已使犯罪嫌疑人遭受长时间的讼累，那么羁押期间的延长更是使犯罪嫌疑人承受更大程度的非正义。第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羁押制度上没有贯彻“成比例”或者 “相适应”原则。由罪刑相适应原则引申，羁押制度的“成比例”原则便是程序正义的理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可能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的嫌疑人和一个可能被判处15年甚至无期徒刑的嫌疑人，在审前羁押的期间上可能完全一样。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强制措施适用上的谦抑原则。第三，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将刑事拘留、逮捕与羁押实现严格的分离，而是几乎混为一谈，导致羁押在适用上出现严重的任意化和随机化。在英美，逮捕通常只会带来24小时的羁押状态，之后是否羁押须通过中立法官的羁押听证程序。相比之下，我国的刑事拘留、逮捕一旦获得授权，就意味着可以将嫌疑人采取长达14天甚至是37天的持续羁押。
（2）其次在具体法条上。第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条规定，省检察院立案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延长一个月的羁押期限后，又自行批准延长两个月的羁押期限，这是有背于我们的立法价值取向的，给了超期羁押现象有机可乘。第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7、128条规定，容易在司法实践中通过立两个不同罪名或身份不明为由使羁押期限重新计算，从而“合法”达到延长羁押的目的。第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检察人员发现所提起的公诉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提出建议需要延期审理的，可以延期审理，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延期审理的期限和次数，从而为超期羁押现象开了绿灯。第四，一般法理认为： “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法院自己决定。这一条款在法理意义上不利于被羁押人权利的实现[5].
2、司法机制原因。第一，司法救济不到位。在中国的审前羁押制度中，不存在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司法审查机制，致使羁押的授权、审查和救济几乎完全变成一种行政行为，而丧失了司法诉讼行为的基本品质。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的拘留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逮捕一般由检察机关依据公安机关的申请决定。犯罪嫌疑人无法在此时提出申辩，而律师能做的只有申请取保候审，而取保候审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实施羁押措施的司法机关自由裁量[6].第二，责任追究的不严格。由于超期羁押的责任追究制度至今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因此办案人员过多考虑的是破案率而不是办案率，而破案率的关键线索就是口供，通常情况下口供是可以通过超期羁押而“关”出来的。所以，超期羁押成为提高破案率的有效方式，同时却又不需要任何司法人员为此承担经济、行政和刑事上的责任，这也是造成超期羁押的一个原因。第三，羁押之外的其它强制性措施适用性差，扩大了拘捕人数，对办案形成了压力。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性差，如对外地人员的在京犯罪，两种手段都难以保证涉案嫌疑人及时到案。
3、承办机关原因。第一，经费不足。现在公安机关办案经费严重不足，单靠政府的拨款远远不够用，往往都是要受害单位出车、出钱到外地办案，或是要求受害人个人交一定的办案经费，交不起的案件审理就会受到影响：该取回的证据取不回，该找的证人没去找；由于时过境迁，证据也就得不到落实，案件久侦不决，超期羁押现象也就司空见惯了。第二，警力不足。现在公安体制改革后预审机构已经撤销，原来的预审人员充实派出所的刑警大队，连侦带审，由于管辖地区偏大人口太多，犯罪基数又大，一个派出所的警力应付全辖区的刑事案件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是抓了人来搞突审。办案粗糙导致在报拘、报捕时遇到麻烦，退补又需要一个周期（二十多天一个来回），故延长羁押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甚至有时警力不足导致抓回来的人没有人力去审查。第三，工作效率不高。在侦查、起诉、审判上都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该在期限内办完的事情做不完，一天能做完的非要等一个星期，等到该报会研究时又因客观原因不能上会导致延期。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合理简化案件诉讼程序，对于承认罪名和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4、案件的原因。第一，取证难。警方在侦查中，由于群众对作证的意识不强，不讲真话有之，不敢作证有之，作伪证有之；有的群众做了证、讲了真话，往往遭到报复、不公正待遇、被告人家属的殴打和谩骂，于是便撤证或翻证，从而导致早就应该移送的案件搁浅，造成超时效羁押。第二，先供后翻。由于在侦查机关在刚立案审理时警方采用“非常措施”，这样的对象往往是年轻的犯罪嫌疑人；对于中老年或妇女一般有的采用精神折磨其肉体，如只许站不许坐；有的24 小时不准睡；有的扣吃扣喝。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是不真实的，环境稍微一改变，就会马上翻供，导致案件审理从头来过，侦查时限不得不延长。第三，同案犯在逃，在押犯的犯罪事实不清，影响结案[7].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在逃有时会严重影响对在押犯犯罪事实的认定，同时对在逃同案犯的追捕未必能及时有效，导致结案困难。第四，疑难案件向上级请示未能及时得到答复。遇到疑难案件，一般都须向上级领导请示。实践中，有的疑难案件各方面原因错综复杂、牵涉面广，上级未必能及时作出答复，使得案件诉讼受阻。
总之，内因和外因是产生超期羁押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我们本身所固有的制度、体系不科学、不完善的外在表现，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过程中对我们原有的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考虑、比较、分析，从而在程序上为我们这场反超期羁押的战斗提供有力的保障和规范上的支持。
三、解决超期羁押的预防对策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解决超期羁押问题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将拘留权和逮捕权赋予给承担诉讼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质的程序救济手段，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这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人权的保障，故建议取消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公安机关的拘留权，由法官统一行使强制措施的审查权，且被告人有权要求法官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进行审查。第二种观点认为，将逮捕批准决定权保持原状但对逮捕程序做较大的完善。可以批捕公开质证程序，使逮捕的决定必须经过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的公开质证方能决定其效力。
但是就我国司法制度的现实而言，采取第一种观点需要对司法体制做较大的变动，适时阻力可能较大；采取第二种观点则需要巨大增加我国的司法资源，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于审前的程序公平判断上，这不符和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的经济实力。因此，笔者在批判继承两种学术观点的同时综合分析超期羁押问题产生的内外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三三制”的超期羁押预防对策：即“完善羁押立法建设的三个点，增强诉讼监督职能三条线，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三个面”。
（一）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设，在制度上时间、地点、人物三个点的结合上来杜绝超期羁押。
1、从时间上，按照比例性的原则确定羁押的期限。在这一点上既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可以参照外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的规定[8].使预防性的羁押的总期限时间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被指定之罪规定的最高刑期的2/3.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规定不同的羁押期限，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羁押期限可以规定的相对短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规定的长些。同时一旦达到最高的羁押期限，应当立即改变强制性措施，从而保证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28日颁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的若干规定》就具有积极意义。
2、从地点上，对不同诉讼阶段的羁押地点加以明确的法律限制。将除逮捕外的强制羁押措施实施地放在公安机关，而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批准逮捕之后应当立即更换其羁押场所，也就是使公安机关的羁押权与侦查权相分离，从而有效地防止羁押权的滥用，确保犯罪嫌疑人不受妨碍的行使其基本的防御权[9].
3、从人员上，建立超期羁押个人追究制度，使任何违反法定羁押期限的个人都会受到经济、行政甚至刑事制裁。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10].”因此，应当根据责任者的主观过错和超期羁押造成的客观后果追究其不同责任。被超期羁押者、其近亲属、律师和羁押地的专门负责人员都可以提出申诉，而检察机关提出违法通知书并负责检查对违法通知书的实际履行情况。责任者所在单位的纪检部门也要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并负责落实处理，同时向检察部门备案。
（二）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强化超期羁押的预警机制、同办案机关的联席会议机制、换押制和定期催办制度三条线，在客观上杜绝超期羁押现象，保护被羁押人的诉讼权益。
1、严格执行换押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堵塞换押过程中的脱节问题。检察机关要强化法律监督，认真贯彻执行“两高”、公安部《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精神，一方面自觉执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换押程序，做到衔接到位、反馈及时，谁出问题谁负责；另一方面，通过检察建议等多种方式保证相关单位和办案人严格执行法律。
2、强化监督手段，变监所部门的单一监督未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检察监督等部门的共同监督。实践证明这种“对口”监督方便可行，能充分发挥侦查监督部门和审判监督部门的职能，促使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期间各个诉讼阶段得以有效监督。
3、不定期与办案单位反馈交流、定期向人大进行汇报，加强监督协调力度[11].采取对超期羁押较长案件可由人大进行个案监督，对一般超期羁押案件实行跟踪监督的原则。对已经超期羁押的及时提出书面建议，向办案单位询问造成超期羁押的原因，予以纠正；并深入办案单位，对办案单位的改正情况挂牌监督直至问题解决。
（三）真正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职业素质，在司法准入、职业培训和执法理念三个面上加大力度，从主观上解决超期羁押现象的存在。
1、严格司法准入制度。目前，全国进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解决司法机关进人不严的有效办法。这项制度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
2、进行长期有效的在职培训。对现有在职司法人员进行长期有效的、多渠道的、大范围的培训工作，加大司法人员任职期间的考核力度，真正让知法、懂法、守法的人员来执法，从而减少因办案人员个人的学术、思想和道德问题带来的人为性的超期羁押现象。
3、灌输科学的司法执法理念。需要加大对现有司法人员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法治观的培养，做到能真正用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思想武装头脑，用“三个代表”的思想衡量自身行动，从而保证整个司法诉讼程序的公平和正义！
注释：
[1] 我国羁押制度的瓶颈包括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其中超期羁押问题更具有普遍意义；解决超期羁押问题对我国保障人权，强化法律监督和建设法制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
[2] 如最高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把超期羁押专项清理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7月底全国就累计纠正检察办案阶段超期羁押359人，摘自《我国力争实现办案阶段无超期羁押》，中国新闻网2003年7月22日讯。
[3] 孟波：《超期羁押的司法救济机制》，发表于法律资料文库网。
[4] 陈瑞华：《超期羁押问题的法律分析》，载于《人民检察》2000年第9期。
[5] 刑事诉讼法条文的相关内容：第一百二十四条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一百二十七条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第一百二十八条 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第一百六十五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
（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三）由于当事人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
第一百九十六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是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6] 陈卫东、郝银钟著：《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中外法学》99年第3期载。
[7] 郑华：《超期羁押原因与对策探究》，载于《检察时空》2001年第4期。
[8]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涉嫌实施的犯罪预计可能判处6年监禁刑的，审前羁押的法定最高期间为2年；而涉嫌犯有可能判处6年以上监禁刑甚至终身监禁的，审前羁押的法定最高期间为4年。
[9] 陈瑞华：《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较法角度分析》，《北京政法论坛》2001年第4期载。
篇6
一、附条件不制度在我国的概况
(一)问题的提出
附条件不制度是检察机关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设定一定期限、规定一定条件进行考察,期限届满后再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作为一项新兴的司法举措,附条件不制度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引发了诸多争议。附条件不制度究竟在我国的法律土壤中可行、必要吗?带着这个疑问,笔者认真思考附条件不制度的相关问题,来论证该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必要性,并提出我国附条件不制度的若干构想。
(二)从几起案例来看附条件不制度的试行
案例一:17岁的于某是山东省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其实习期间因被网友勒索财物,偷窃了同宿舍的两名工友2000多元,案发后,于某后悔不已并将赃款全部退还,两名受害人均表示原谅了于某,当地检察院经过调查走访和慎重考虑,对于某做出了附条件不决定并设定了三个月的考察期,于某在考察期间深刻反省,并定期向检察院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3个月后,于某顺利通过考察期最终被不。后来他在当地一家工厂就业开始了新的人生。
以上案例是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检察院推出的附条件不改革举措中两个典型的案例,从2006年11月开始到目前两年多的时间里,蓬莱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办理了10起附条件不的案件,据蓬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隋玉利介绍,这10起案件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而且被不人均具有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不具有重新危害社会的可能,最终这些被附条件不人无一再犯罪、被害人无一上访和申诉。我们可以得出,这些试点案件促成了矛盾的化解和纠纷的消除,达到了使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的目的,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有基层检察院对附条件不制度进行尝试。笔者认为,附条件不制度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启示我们将此制度上升到立法层面来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类似情况。
二、我国建构附条件不制度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已经建立了不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要构建附条件不制度,就必须对该项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首先,建构附条件不制度具有深刻的法理基础和政策依据。是否提起公诉的法理依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法定主义,一种是便宜主义。本文认为,附条件不制度正是便宜主义的具体运用。便宜主义赋予公诉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区别犯罪人及犯罪的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的处理,从而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改造。同时,构建附条件不制度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响应了我国目前大力倡导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要体现在量刑上,更要贯彻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刑事诉讼程序设计要体现过滤机制,对那些罪行比较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设置相对复杂严格的诉讼程序,对那些罪行轻微、案情简单的案件设置简易程序或利用审前诉讼程序终结诉讼,而附条件不制度构建的初衷正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处理上新的运用。
其次,现行不制度存在的弊端,需要建立附条件不制度加以弥补。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审查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而且不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中也是各国广泛采用的做法。但是,近10年来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据有关统计显示,1998年以后的若干年来不人数占审查总人数的比例一直在2%~3%之间徘徊。其中,酌定不是因不符合条件检察机关依法应当作出不决定的自由裁量情形,就其条文设计、具体操作而言:其一,对于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形难以界定,缺少必要的依据和标准供检察机关办案时参考,不可否认,相当多的案件处于可诉和可不诉之间,因此酌定不在公诉实践中运用得非常谨慎;其二,检察机关在使用酌定不情形时,未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意见,客观上会造成犯罪嫌疑人不领情、被害人不接受的尴尬局面,因此检察机关担心他们会申诉、上访影响自己的工作业绩;其三,在适用效力上,只要检察机关做出适用不决定,那么不管犯罪嫌疑人以后表现如何,检察机关也只能束手无策,这种“一次定终身”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风险。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宁愿去移交法院进行审判,也不愿做不的决定。而附条件不正好能解决上述问题,检察机关所作出的附条件不并非终极裁决,一旦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违反了相关规定,检察机关还是可以将其移交法院。为此,我们需要构建既能充分展现不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不制度。
第三,适用附条件不制度对于缓解我国高负荷司法负担,节约司法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著名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说过“公平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效益”,因此国家在设计法律制度、实施法律制度就必须考虑诉讼成本与诉讼效果之间的关系,在合理尺度内减少司法成本,节约司法资源。据统计,2003-2007年全国各级检察院提起公诉469.2万人,比前五年上升32.8%,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338.5万件,比前五年上升19.16%,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76万人,占18.18%。上述统计数据表明:一是我国刑事犯罪案件上升幅度越来越大,刑事司法任务越来越重;二是80%的轻罪案件走完了整个诉讼程序。面对如此态势,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怎么办?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处理的,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2002~2006年间,每年生效裁判宣告无罪、判处拘役、管制、免于刑事处罚、单处附加刑以及未成年人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人数的比例在35.52%~46.16%之间,这就意味着即使经过了法院审判,这些被告人绝大多数并未实际执行刑罚或只执行了比较轻的刑罚,这个现实告诉我们在我国通过附条件不处理案件存在着相当大的现实空间。建立附条件不制度,检察机关便能够通过酌定不和附条件不两种方式分流那些不必要到法院的案件。这样做对缓解审判机关的高负荷压力具有积极的意义,能够使审判机关集中精力审判那些到法院的案件从而有利于提高案件审判质量,减少因交付审判而支出的大量司法资源,而且可以消除对被告人审判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节约司法资源。
三、德日的暂缓概况
域外实行的暂缓,又称暂缓不,是指对于触犯刑法的人根据其犯罪性质、危害程度、犯罪情节及该犯罪人的年龄、处境、犯罪后的表现等法定情况,公诉机关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依法作出的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从制度设计和实践情况来看,一种是暂缓的被告人在法定期间履行了法定的义务,则公诉机关宣布对其所犯罪行不再,一种是如果违反有关的监督管理规定,公诉机关就撤销暂缓决定,提起公诉。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要求被指控人(1)作出一定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益设施或国库缴纳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者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该条还规定,检察院应确定履行上诉要求,责令的期限,被告人履行要求责令时,对其轻罪不予追究。我们知道,德国在问题上奉行以法定主义为原则,裁量主义为例外,但是实践情况表明,暂缓在德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据统计,自1987年到1997年,德国提起公诉的案件比例一直较低,最高的为19%,最低的仅为12.3%,其余案件均作为不或者撤销案件等处理,暂缓不也是其中一种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犯罪的不率比较高,从1985年的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条件的案件不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日本的犹豫不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的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43%的不率中有33.7%是属于犹豫不或暂缓不。笔者认为,德日有关暂缓的成熟经验是值得我们在构建附条件不制度时借鉴的。
四、附条件不制度在我国的具体构建
对于一个法律制度的构建,我们必须对其法律地位进行科学的定位,否则,一切具体构建便失去了可操作的价值。笔者认为,附条件不制度应该是与我国现存的三种不制度即法定不、酌定不、存疑不相并列的一种不制度。其实质是便宜主义原则的体现,附条件不制度是检察机关对符合一定条件、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暂时做出不决定,同时设立一定的条件(含期限性条件)进行考察,而后根据其考察期间的表现对其免予或者撤销该决定并提起公诉的诉讼制度。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我国附条件不制度:
(一)附条件不制度的适用范围
参照域外立法例,结合我国缓刑制度的相关规定,将附条件不制度的适用范围归结为两方面:第一,依照刑法规定,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第二,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悔过表现以及个人情况,适用附条件不不致再危害社会且符合公共利益的。
(二)附条件不制度的考验期
关于考验期的设定,笔者认为,过短则不利于被不人悔过自新、起不到改造犯罪的作用,过长则不利于被不人及早回归社会,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难以恢复确定,参考缓刑考验期“一年以上,三年以下”较为适宜。
在考验期内,被不人应当承担以下义务:1.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2.不得侵扰被害人、证人、被害人家属;3.人民检察院认为必要的,可禁止被附条件不人出入特定场所或在特定场所接受特定的疾患治疗;4.定期向决定机关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5.其他应当履行的义务。
(三)附条件不制度的适用程序
检察机关对于可以适用附条件不的案件,可以主动提出建议,具体操作为对于符合附条件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决定,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不同意的除外。
考察期满后,检察机关根据不同的考察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理。一种是如果被不人在考验期内违反前述规定或者又犯罪或者发现对其作出不决定前还有其他罪行需要追诉的,检察机关应该撤销附条件不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另一种是原附条件不决定顺利通过考验期,不被撤销。若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内,完全履行了规定的义务,没有新的犯罪发生,则附条件不决定就不仅具有先前终结公诉的程序效力,而且具有了实体效力。犯罪行为视为未发生,检察机关不得对同一事实再行提起公诉,除非发现了新的事实或者证据。检察机关作出的附条件不决定即生效,但被害人反悔、提出申诉的除外。
(四)附条件不制度的监督机制
美国学者佛兰茨·纽曼指出“哪里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哪里便无法律制度可言”。检察机关采取附条件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和延伸,所以,对裁量权的监督和制约显得尤为重要。为了防止检察机关滥用裁量权,必须设置合理有效的制约机制和救济途径:
1.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下级检察机关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后,应当将决定书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上级检察院经过审查,发现下级检察院适用附条件不决定不当的,可以撤销下级检察院的附条件不决定,并通知下级检察院提起公诉。同时检察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必须遵循相关法律制度的静态约束,以监督检察官的职务行为,从而防止腐败的猖狂和权利的滥用。
2.加强外部监督。具体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a.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的,应当将附条件不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如果公安机关认为附条件不决定不当时,可以向作出附条件不决定的检察机关提出复议,如对复议结果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b.将其纳入人民监督员的工作范围来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决定附条件不的,若人民监督员对本院检查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有异议,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c.由社会参与的听证会来增强适用附条件不制度的公开透明度,从而保证其适用的公正性。
培根说: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待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附条件不作为一项新兴的司法举措,其构建必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将其与现有的公诉制度合理衔接、如何设计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如何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涉及到诸多法律、诸多部门。由于篇幅和能力有限,笔者只是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与之相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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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光中,张建伟.《附条件不: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4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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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049-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25［本刊网址］ http：//省略
一、设计说明
（一）教材分析
我选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宏俊主编的《法律文书写作与训练》（第二版）。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法律系列教材之一。
优点：“以全新的视角诠释了法律文书的基本概念，突出了文书的实际操作方法，注重了写作中对法律条款的引用和法学理论的分析说明，体现出法律文书依法制作的鲜明特点，既有较强的法学理论功底，又反映出独特的实际应用能力。”
缺点：根据教学中学生的反映以及同仁的讨论认为，首先，作为高职高专法律系列教材来讲，其并未突出文书实际操作方法，理论部分过于繁琐。其次，编排上有不合理之处，其先刑事后民事的编排，我认为，并不适合。另外，章节之间无主次和轻重之分。在有限的课时里面要学会如此多的内容，并不实际。
（二）学生分析
本次设计针对的是，高职高专2年级法律文秘专业学生，其在一年级已经学习了相关的法律基础知识。如，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等。班级人数40左右。
（三）设计章节
第二章 人民法院刑事裁判文书
第一节 第一审刑事裁判文书
（四）教学媒体
现代教学媒体和传统教学媒体相结合。也就是说将图文并茂、视听兼顾、交互性强、信息量大、灵活性强的多媒体计算机和印刷材料、黑板、粉笔、实物模型、实物教具、板书等传统教学媒体相结合。
（五）学习目标及重难点分析
能力目标如下：第一，掌握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基本理论
第二，知晓其制作的基本要求
第三，能结合不同案情制作出合乎要求的刑事判决书
情感目标如下：学生在分组活动中意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于老师的互动中学会思考和自信。
重点：掌握制作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要求
难点：针对不同案情，找出文书的共性，并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设计过程
创设情景，引入课题（15分钟）
有研究表明，学生上课的注意力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波浪状态，也就是有学者提出来的教学上的“浴缸理论”。这就告诉我们，在上课的前15分钟是注意力比较集中的一个高峰期，我们必须在开始上课时能把必需的知识让学生记住。
首先，引用一段实况录像作为案例分析的素材，提问引发讨论从而导入新课（出示案例）。我选用了2009年比较热门的杭州飙车撞人案。在这个案件上集中了几个比较引发学生的共鸣和兴趣的热点，豪车，富二代，飙车撞人致死，官官相护等。而且视频录像本身，和传统的课本和纯粹的PPT课件相比，将图像、声音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更形象、更直观、更生动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刺激学生的多种感官。（十分钟左右的长度比较合宜）
其次，让学生思考如下问题：第一，根据视频，本案的受理法院应该是什么；第二，适用的审理程序应该是什么；第三，本案的性质是什么，刑事，民事或者其他是什么；第四，涉及的司法机关有哪些；第五，原被告应该是谁；第六，本案的事实应该如何表述；第七，如果你是法官，会对本案如何判决（以上问题是为了后面讲解一审刑事判决书的格式和内容而设，至关重要。根据其在刑事判决书中的位置和难易程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到第五，第六，第七分别为一个部分，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按照三个部分来进行）
第一部分：归纳探索，形成概念（25分钟）
把全班同学分成6―7个组讨论之前的案例，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应在下面走动，听取各组讨论的情况，并且做适当的引导，提醒学生翻阅相关的法规。（分组教学有利于学生的团队精神的培养，还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另外，在分组的时候把学生6人分为一个小组，按照Don Phillips对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进行改进后形成的66制讨论法即Discussion 66理论来设置的，此理论认为，在讨论的时候，每个小组应该包括6个人，每个特定问题的讨论每组限时6分钟。此处运用头脑风暴法要谨慎，因为学生的讨论和发言必须参照相关的法律来进行，而不是完全随性。）
然后，让各组代表自由发表意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顺序，比如首先一组发表完意见，那么应该提问其他不同意见的组来发表。教师的点拨式讲解与归纳非常重要，最后达成共识，从而达到师生互动共同解决问题。）
第二部分：掌握格式，适当延展（40分钟）
这步对于学生的知识的巩固和对于所学的灵活应用至关重要。
首先，给出一个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实例，让学生对照之前的讲解，加深印象。我选用了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关于高XX交通肇事一案一审刑事判决书。它跟我们在第一部分选用的案例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交通肇事。同时又不是完全相同的，能够引起学生的警觉。
其次，给出另外1个相似案例，请同学根据格式，做练习。这步是一个模仿对照练习，能够让学生直观的掌握格式。
第三部分：归纳小结，提高认识（12分钟）
首先，给出如下格式内容模板。在已经研究了实例和练习之后，这一步对于学生来说，即容易接受，又能加强记忆。
×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刑初字第××号
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依次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和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现羁押处所等）。
辩护人……（写明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人民检察院以×检刑诉（××××）××号书指控被告人×××犯××罪，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者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诉讼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注：上述内容构成文书的首部。
以下是文书正文，由事实和证据、理由、判决结果等内容构成。
×××人民检察院指控……（概述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的意见）。
被告人×××辩称……（概述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述、辩解、自行辩护的意见和有关证据）。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概述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有关证据）。
经审理查明，……（首先写明经法庭审查明的事实；其次写明经举证、质证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最后对控辩双方有异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注：详写法院认定的事实、情节和证据。如果控、辩双方对事实、情节、证据有异议，应予分析否定。在这里，不仅要列举证据，而且要通过对主要证据的分析论证，来说明本判决认定的事实是正确无误的。必须坚决改变用空洞的“证据确凿”几个字来代替认定犯罪事实的具体证据的公式化的写法。
本院认为，……（根据查证属实的事实、情节、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论证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是否成立，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的什么罪（一案多人的还应分清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和刑事责任），应否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者从重处罚。对于控辩双方关于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应当有分析地表示是否予以采纳，并阐明理由）。
依照……（写明判决的法律依据）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的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定罪判刑的，表述为：
“一、被告人×××犯××罪，判处……（写明主刑、附加刑）。
二、被告人×××……（写明决定追缴、退赔、没收或者发还被害人财物的名称、种类和数额）。”
第二种，定罪免刑的，表述为：
一、“被告人×××犯××罪，免予刑事处罚（如有追缴、退赔或者没收财物的，续写第二项）。”
第三种，宣告无罪的，表述为：
无论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二）项还是第（三）项，均应表述为： “被告人×××无罪”。
注：上述内容构成文书的正文。以下是文书尾部。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份。
审判长 ××× 审判员 ××× 审判员 ×××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
其次，把今天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清晰的整理出来，让学生能清晰明了的掌握今天所学。
课后作业，加强巩固（3分钟）
篇8
但已经披露的案件细节和终审裁判并未能令公众和相关法学界人士信服，相反引发了更大质疑。案件无论在程序还是事实方面均存在诸多瑕疵，甚至明显事实不清。
终审之后，《财经》记者再赴沈阳，追问夏俊峰案，梳理相关纰漏疑点，以期司法之公正透明。
关键人张伟
夏俊峰案的主要定案依据来自于四名城管的证言，其中当事人张伟的陈述最为关键，但也最为蹊跷。
据一审判决书和二审裁定书，在张伟作为证据的陈述中，其称亲眼目睹了夏俊峰刀扎城管张旭东，之后自己也被夏俊峰扎伤。
然而，这与案发当天下午他接受警方询问时所说大相径庭。据案卷记载，2009年5月16日13时左右，在四六三医院急诊室，面对办案警察“申凯和张旭东是谁刺倒在地”的询问，他回答，“我不知道。”警察继续问，“是不是夏俊峰刺的?”回答是“我没看见”。
据当天张伟的病历记载，在医院就诊时，他神志清醒。
当天，他的陈述是：“等我回到队门口时，看见夏俊峰手中拿了一把刀向我冲过来，我向屋里走，他迎面就给我一刀，刺在我左大腿根部，我就向外跑。”
一个月后，笔录地点改成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案审科办公室，他一改之前的说法称：“夏俊峰背对着我，正在用刀扎张旭东，我一看情况不好，就过去拽了夏俊峰一下，当时我把夏俊峰拽到墙附近，夏俊峰回手就用刀扎了我一刀。”
如此明显的事实差异，出现在警方的刑事侦查案卷中。一审法官也发现这一问题，于是当庭问张伟，“哪一份说的对?”张伟回答，“第二份。”但并没有对两者差异作出相应的解释。
更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回答法官提问的张伟坐在旁听席上。按照刑事诉讼制度，如果是被害人应当坐在原告席上，如果是证人则不允许参加旁听。据案卷记载，在开庭前和张伟回答问题前，法庭均没有核对他的身份，他也没有在庭审记录上签字。然而，这一供述却成为定案的最关键证据之一。
2009年10月9日，在一审法院人员询问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张伟和其他两名死者家属一样，均签写书面材料表示要附带民事诉讼。然而控方书显示，附带民事诉讼人名单中未见张伟。
此案中与张伟有关的疑点不止于此。在案发现场，警方送交DNA鉴定的材料中，包括申凯、张旭东和夏俊峰送检样本均为血液，唯独张伟的为“张伟唾液纱布”。鉴定结论显示，现场血迹中发现了申凯、张旭东和夏俊峰三人的DNA，但没有发现左腿受重伤出血的张伟的DNA。
司法鉴定材料还显示，当天11时19分，张伟被送到医院，司法鉴定材料摘抄的病历记录显示，“3小时前被人用刀刺伤”，此处时间记载“3小时前”与案发时间完全不符。
夏俊峰历次接受询问时，他并不记得还伤过申凯和张旭东之外的第三人。在死刑复核阶段，面对律师陈有西“你还扎过人吗”的询问，夏俊峰的回答与前几次一样，“我真没印象，没有扎过。我不知道，我没法承认。”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曾将张伟和两名死者鉴定结论通知书交由犯罪嫌疑人夏俊峰签字，夏对张伟的鉴定结论通知书拒绝签字，办案人员亦注明“该人拒绝签字”。
但在只有张伟个人供述的情况下，其遭到夏俊峰刺伤的情节却被法院确认。一审判决及二审裁定均认定夏俊峰刺伤了张伟，且张伟见证了夏俊峰刺杀张旭东。
谁在说谎?
夏俊峰妻子张晶对《财经》记者称，案发当天上午，共四辆车、十几名城管人员来到五爱街附近执法，她和丈夫在跑到南乐郊路时被城管人员拦下。随后夏俊峰被带走，其中一名城管曹阳并未离开，而是留下来开具“行政执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曹阳第一次递给她，她扒拉开，“罚单”掉在地上。曹阳捡了起来，直接塞到了她的倒推车上。
夏俊峰在接受律师陈有西询问时称，他所乘坐的车上只有三人，没有曹阳。车到达执法队后，司机陶冶先走后门进屋，然后从屋里打开了前面的卷闸门。
但曹阳和陶冶均称，他们是同车回到执法队，是曹阳，而非陶冶，先下车从后门进屋打开卷闸门。
张晶对《财经》记者坚称，曹阳因开罚单未和夏俊峰同车返回：“以前见过曹阳，斯斯文文的，与其他城管队员不同。”
针对这一细节冲突，律师陈有西认为，相关城管涉嫌作伪证。
按照2010年7月起实施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办理死刑案件，必须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确保案件质量。然而，法院在此处依靠的全部是控方提供的证据材料。
此外，陶冶和曹阳两名证人的证言也存在矛盾。陶冶称，“我进屋时，屋里有曹阳、张旭东、夏俊峰和申凯，什么时候进的屋我没看见。”这意味着，当时屋内有五人，那么曹阳应该看到了夏俊峰在案发现场。但曹阳的证言恰恰否认了这一点：“我从洗手间出来，夏俊峰已经不见了。”这两人中，至少有一人涉嫌说谎。
案卷材料显示，曹阳的两次询问笔录对现场关键细节的记载存在差异。在案发当天的询问笔录中，曹阳称申凯“用手捂着前胸，鲜血直流，对我说，炸串那人用刀给我刺伤了”。
一个月后，曹阳的叙述是，“我出来看见申凯向勤务区的后门走，走到我身边就倒在我怀里说，‘我被炸串那小子给扎了。’就倒下了。”
司法鉴定材料显示，此时申凯已受重伤，身穿制服的破口达七处，其中几刀是致命之伤，奄奄一息的申凯如何走向曹阳，法庭并未细问却将之认定，并载明在判决书中。
辽宁省高级法院在此案判决后曾二度回应外界对案件的质疑，在被问到为何没有让辩方证人出庭时称，因为辩方证言与夏俊峰本人供述存在矛盾。此处矛盾即指在冲突双方第一案发地，城管队员试图没收夏俊峰的煤气罐时，是否存在殴打后者。围观人群称夏俊峰被殴打，而法院认定并非殴打而是肢体接触，并称得到夏俊峰证实。
据此，法院认定辩方证人证言和夏俊峰口供矛盾，因此没有让辩方证人出庭。
但是，对于控方证人之间多处矛盾，辽宁省高级法院则并未细查。
正当防卫之辩
在此案一审、二审期间，夏俊峰和辩护人均提出，夏是因为受到暴力袭击后才奋起防卫，其刺伤两名城管属正当
防卫，不应被认定为故意杀人。
在死刑复核阶段的律师会见笔录中，夏俊峰详述案发经过称：“我进门后脚跟还没站稳，后车下来一个人就很重地打我后脑勺和耳朵，我当时就蒙了。我想往外跑，打我那人堵在门口，现在知道那人叫申凯。一米八以上的。我推他想从门边跑，他一仰靠桌上，屁股靠桌上。这时张旭东从后边拽我衣领向后仰脖，我的脸已经朝门外，张抓住我后衣领，我仰脖子，申凯就一脚踹到大腿根处，很重，我一下就跪地上了。申凯从桌上拿着一个将近十几厘米的白色不锈钢杯，往我脑袋上砸。砸了好多次，不停地砸。张旭东也从后边打我，用折叠椅从后边打。我用手臂挡我脑袋，胳膊被打伤。一瞬间的事。我就急了。也碰巧，我刚出摊，还没卖货，身上带的一把折叠水果刀，还在裤兜里没用过。踹我后，我一直单膝跪地上，他们俩从上边打我。”
陈有西律师问：“捅的时候他们还在打吗?”夏俊峰回答：“两人一直压着打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就没看，往上捅，乱捅，眼睛也没睁。他们向下，我往上。他们用铁茶杯、椅子、拳头打我，我用水果刀往上乱捅。”
如果按夏俊峰的供述，其刀刺瞬间的情势、角度、力度均可通过现场勘查及死者、伤者的伤口勘验情况进行对照印证或证伪。
但是，对于这一案发现场的关键细节，一审、二审法院均未进行查证。二审裁定书中，法院对此进行了模糊处理，“证人陶冶始终距现场几米，其证言未能证实存在殴打的情况，现场附近卫生间内的证人曹阳证实只听到争吵声。”
对于夏俊峰当天上臂内的明显瘀痕，法院推断为“这种伤痕更符合双方在拽、夺液化气罐时肢体接触所形成”。夏俊峰则称，其被打后的伤情，其在看守所同监室的人都有看到，但法院并没有对其所述受伤情况进行调查和鉴定。
此案二审时的辩护律师助理马银玲认为，“判决书里就写有血迹，但是什么样情况下形成的血迹，对于一个两死一伤的重大案件，为什么就这么简单过去了，没有分析呢?”
在刑事侦查学中有一句名言，“尸体会说话。”即通过对案发现场勘查、对尸体的解剖、鉴定能够基本还原案发现场。但在此案中，一审、二审均未对死者和伤者受害时与犯罪嫌疑人行凶时的情形作出说明，仅根据造成死亡的结果，推断夏俊峰故意杀人。
2011年5月23日，陈有西律师向最高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主要涉及相关物证，如第一次现场勘验录像、全部勘验照片；夏俊峰到案后拍摄的全部体表检查伤痕照片等，并要求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继续侦查查获作为关键证据的凶器――水果刀。
夏俊峰案已经进入了一审、二审之后的第三个阶段――死刑复核程序，这是最后决定夏俊峰命运的时刻。
命悬最高法院
2007年始，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此后，任何社会关注的热点死刑案件，最高法院都处于风口浪尖，此前重庆“打黑”中的樊奇杭案、正在接受死刑复核的药家鑫案均属此类。目前，夏俊峰案正处于同样的境况。
当年，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通过新华社消息称，死刑复核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对认为应当核准死刑的，原则上都要提讯被告人。
据陈有西透露，5月23日，最高法院的法官已经提讯夏俊峰两个多小时。夏俊峰告诉他，“最高法院的法官记录了7页半”。陈有西认为，可能是最高法院想加快死刑复核办理进程，他亦必须加快工作进度。
相比于一审、二审程序，死刑复核是一个特别程序。按照2007年颁布的《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死刑复核只有两种结果：核准和不核准，对于不予核准的案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然而，对于核准的结果及原因，最高法院不会告知律师。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青松对《财经》记者说，“律师只能天天打电话问，可能人头已经落地了，律师却不知道。”该所曾2009年《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实证报告》。
张青松在以往的办案过程中还得知，“对重大案件，最高法院的合议庭还会向庭里汇报，由集体合议决定。”
目前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程序，只规定了律师可以向法官提意见，但是却没有规定控方参与。“这个程序还处于完善之中。”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刘仁文对《财经》记者强调。
5月23日，陈有西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要求最高法院对夏俊峰案举行听证的申请，对于这个申请被接受的可能性，陈有西自己也无把握，“这完全由最高法院决定。”多位刑辩律师或法学专家对《财经》记者称，他们还没有听闻过有控方参与的死刑复核程序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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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察与分析
1.版权诉讼的时间分布
从图1看到，我国版权纠纷的数量从2003年开始呈现出递增态势，2007年飙升到了7，907件之后，诉讼数量开始回落，直到2009年又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
2003年之前，版权诉讼多数是传统的著作权官司，涉及网络版权诉讼的案件比重不大。但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侵权案件日益增多。从2005年开始，版权纠纷以每年2，000多起的数量递增，虽然2007年起出现短暂的回落，但2009年以后，版权诉讼纠纷数量重新持续增长至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互联网著作权保护管理乏力与无序的同时，也说明了国人版权意识的日益觉醒。此外，这段时间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版权人维权提供了法律保障。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关于修改的决定（二）》等。立法和制度上的完善无疑为版权人维权提供了保障，版权人维权的呼声和行为也日益增多。
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关于版权纠纷的管辖法院十分集中，其中北京最多，占据了近5成。其次是江苏、上海、浙江等地。中西部省市的诉讼数量很少。我们认为，版权诉讼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加上目前我国的网络服务商和网民大多集中在东部中心沿海城市，其潜在的纠纷和诉讼也越多。另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关于数字版权纠纷诉讼的管辖地问题。传统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主张原告就被告原则。所以，因为侵犯版权而提起的维权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在传统的版权诉讼案件当中不存在问题。但是，当作品以数字的形式出现、逐渐普及到互联网世界之后，侵权行为地难以确定，司法实践中纠纷一般以被告的住所地（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设备等设备所在地）法院管辖，又因为这些数字服务系统的大公司大都在北京，所以纠纷管辖法院大多集中在北京。这加剧了北京司法系统的压力。
其次，毫不讳言，我国各地方的法治建设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各地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也必定轻重各异。正式完善的司法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公正、完善、高效的版权司法保护体系往往更能吸引潜在的当事人将纠纷诉至法院，而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象则可能迫使当事人采取其他途径解决纠纷，法院接受纠纷的数量必然减少。
3.版权诉讼的案件类型
47，226起版权诉讼中，民事案件数量最多，为46，517起，占案件总量的98.49%。其中，涉及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数量的案件最多，为30，638起。通过对46，517起民事版权诉讼的裁判结果分析，原告胜诉的案件有26，918起，占到案例总量的55.43%。败诉一方不服法院一审判决进而提起二审上诉，经由二审法院判决的有9，185起，占所有案例总量的19.45%。通过对样本分析，我们还发现，尽管原告胜诉的比例较大，但原告得到的损害赔偿数额普遍较少。“赢了官司输了钱”“损失大赔偿少”的情况普遍存在。
版权侵权诉讼取证难、维权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是版权司法实践中的大难题。实践中，司法机关以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确定赔偿数额的案件极其少见，原因是权利人对损害事实往往无法成功举证，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也往往难以确定。权利人的赔偿金额低下直接影响到版权人诉讼维权的积极性，从长远来说，更不利于知识产权的创新和我国经济的发展。
在47，226起版权诉讼中，刑事案件有403起，比重仅为0.85%；这400余起刑事案件无一例外都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罪。与民事救济相比，中国版权诉讼的刑事法律救济显得极为薄弱。所以，我们认为，面对刑法在网络环境版权保护方面的欠缺，立法者应该在新时代下更新观念，让刑法在网络环境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4.司法资源的配置
47，226起版权诉讼中，涉及网络版权的案件比重逐年增多。2012年，涉及网络版权的案件已经占到了全部版权诉讼的50%左右。这些案件涉及信息网络的传播权，社会关注度较高。由于《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与难以操作，如何拿捏版权人的利益与行业创新发展以及社会公众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成为司法实践面临的严峻挑战。
与日益激增、层出不穷的版权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现有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上文提到由于版权诉讼管辖权属问题，版权诉讼绝大多数聚集到北京和东部沿海大城市，同时，除去特定情形指定管辖以外，基层人民法院对版权诉讼并没有管辖权，这就大大加剧了东部沿海城市特别是北京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版权“诉讼爆炸”和司法资源配置不优这两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将对审判工作造成不良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版权事业发展和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
二、建议与措施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版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立法是回应司法实践需要的关键。笔者认为需要完善的对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版权立法完善势在必行
目前，网络已经成为版权保护的主战场，数字版权纠纷案件呈现出“集中爆发、高幅增长”的发展态势。然而，近十年版权诉讼涉及刑事司法的案件只有403件，数字版权的刑法保护已经刻不容缓。目前，201 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和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仍旧没有涉及版权保护问题。笔者认为，在国家基本法还没有修改出台之前，可以允许地方司法机关先行尝试，为立法和法律修改提供经验。
2.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管辖原则的变通。在传统的版权纠纷诉讼中，“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仍然具有优先性。这可以方便法律文书的送达、财产保全以及判决执行，也有利于防止恶意诉讼的出现。然而，网络版权侵权案件的管辖困难主要在于管辖地增多且不明确。就网络环境下的版权诉讼，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变通版权纠纷的管辖法院权属，有效缓解诉讼大量积聚于北京等城市造成审判压力的现实。基于此，我们应当在传统管辖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网络侵权的特性，对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管辖权作出相应调整。笔者认为，确定网络著作权管辖权应当由原告住所地法院优先管辖；在原告住所地法院系“不方便法院”的情况下，可由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法院管辖，辅之以传统的被告住所地管辖。
管辖权限的适当下放。考虑到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为保证审理质量，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采取了集中审理的办法，一般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原则上由中级以上法院一审，这无疑加大了中级法院的审判压力。当下，有必要对受理版权纠纷的法院作出调整。考察有能力接受知识产权审判的基层法院，适当下放审判权。合理配置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资源，对提高司法裁判的质量，保护版权人的利益无疑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3.完善诉讼技术
首先，需要建立合理的赔偿、判断机制。司法实践中多数法官裁判以“法定赔偿”这一标准对当事人进行赔偿，不仅违背了民事法律自治的原则，更违背了民法全面赔偿原则，导致法院版权诉讼赔偿金额普遍偏低的现状。笔者认为，实践中可以在法定赔偿金额限度做出限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这里，法官裁判必须要考量的因素包括版权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制止侵权或进行诉讼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律师费、公证费、交通食宿费、审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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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一门必修课程，是为培养和检验学生的民事诉讼法理论知识和运用民事诉讼法进行诉讼的实践能力而设置的专业基础课。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提出，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法学教学的改革。换言之，如何切实提高和保障本科民事诉讼法课程的教学质量，是民事诉讼法教学改革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实践中，我们坚持以教育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为核心，遵循本科法律专业课程教学之基本要求，结合我院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民事诉讼法课程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与改革。
一、本科民事诉讼法课程的特点
1.课程实践性较强。民事诉讼法课程可以分为总论与分论，总论部分主要包括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理论性较强，分论部分主要包括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实践性较强。但课程内容还是侧重于程序规则的实际应用。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阐释，与司法实务结合较为紧密。在教学目标上，该课程要求学生能初步运用民事诉讼法学知识和理论解决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提高程序法素养，增强法治观念，树立公正民主的法律意识。
2.课程理论性较浅。由于民事诉讼法课程重在实践，而民法等实体法教学，重在对法律权利义务的制度性研究，使得实体法教学和程序法教学在理论深度上不可同日而语。由此造成的教学效果就是：民法等实体法的教学理论性很强，具有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能让学生印象深刻；而民事诉讼等程序法教学法条注释所占比例较大，使学生感觉枯燥乏味，难以产生兴趣，学习动力不足。
3.课程适用层次较低。民事诉讼法课程一般安排在本科二年级。这个阶段的本科生无论是人格还是品行都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强，具有培养的潜质。通常表现为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对法律具有初步的感性认识；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逐步转变，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学习更加自觉，课堂经常提问，能够与老师交流和互动。基于课程适用层次的上述特征，从事民事诉讼法教学的老师可以加强他们的系统理论知识水平，注重课程的学习，理论的熏陶，同时又能联系实际，启发思想，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目标模糊。民事诉讼法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课程教学，不仅要增强学生的公正理念和规则意识，塑造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促进公正司法和公正执法，而且基于本课程所具有的操作性和应用性较强的特点，还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协调能力和适应能力。但事实上，许多高校的民事诉讼法教学目标不明确，偏重于理论的讲授，程序的操作性和应用性长期被忽略，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程序的本质，致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标形同虚设。
2.教学内容滞后。目前全国高校民事诉讼法普遍采用的是教育部21世纪统编教材，抑或部分高校自己编撰的教材。应该讲，这些教材体系完整、资料翔实，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如果严格按照这些教材授课，在教学质量上至少存在两大弊端：首先，观点缺乏创新。纵观现有的教材，每当论及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时会引用大量的参考文献，稍加比较就会发现文献资料的重复和类同。文献引用的大同小异导致在概念上的相似度增加，比如在论及民事诉讼的诉与诉权的时候，众多教材在同样概念上的解释都差异不大，鲜有创见。其次，内容未与时俱进，书本和现实严重脱节。当前国内的教材在资料时效性方面还有待改进，很多教材因循守旧，没能及时反映当前国内外民事司法实践中最新的实务热点和研究成果。
3.教学方法单一。众所周知，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主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并且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对教学过程的参与性。即便现在大部分的教师在教学中借助于幻灯片等高科技手段，但“照本宣科”的实质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此种现象在国内其他高校的课程教学中也普遍存在。究其根源：是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在我国高等院校的应用已十分普遍，其触角已延伸至教育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并逐渐显示出对教师要素的替代作用。体现在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包括电子图书馆和虚拟课堂的出现。所以，在现代信息技术时期，教师的精力更需要大量地投向非程式化、非常规化、富有创造性的教学活动。而这一教学活动无疑对教师的要求更高。
4.教学资源匮乏。影响民事诉讼法课程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教学资源的匮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尚未转变。目前在法学本科的教学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高校的法学院均重视与实体法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对于诉讼法，尤其是民事诉讼法学科的发展少有给予关注，相应的配套投入也不多；二是师资力量薄弱。民事诉讼法课程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极强，而受过系统学习和培训的诉讼法学专任教师总体上还不够，许多学校都是由其他法学专业的任课教师兼任。这直接导致授课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三、民事诉讼法课程的教学改革
1.明确教学目标。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我国高校民事诉讼法课程的教学目标，我们认为，可以从下述三方面加以实施：
第一，加快民事诉讼法的课程改革。当下，全球化已经成为今天不可回避的事实，这对我国高校的法学课程改革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诚然，全球化加速了其蕴含的主导价值观或文化霸权，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在法学教育政策或改革措施方面的相互借鉴也日益增加。以美国为例，卡内基基金会于2007年的法律教育报告显示，法学院一般重点强调分析训练甚于对伦理、人际交往和其他技巧的强调，而后者有助于毕业后的学生参与法律实践。为此，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内的全美法律院系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在课程设置上做出变革。变革的范围是广泛的，从要求给大一新生增加新课程到扩展法律实践课程，从来年增加选修课程到鼓励法学院的学生选修其他科目的大学课程，而促使变革的推动力基于这种判断：大学所教授的课程以及教授课程的方式与社会实践脱节。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即美国的法学教育应该更加职业化。相比之下，我们因地制宜，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在民事诉讼法课程之外单独设立仲裁法学、证据法学和司法实务基础三门选修课程，通过开设实践教学课程，赋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以弥补理论教学课程的不足。
第二，强化民事诉讼法教学的基础知识。经验表明，大学本科阶段应该重视专业学习，但却不能忽视基础知识。钱学森曾经提出大成智慧教育的设想，就是教育、引导人们如何陶冶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其目的是着重于人的培养，着重于学生在大学期间不仅要获得某种专业知识，还要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富有社会责任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广泛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即所谓的“通识教育”。目前，我国经济正处速发展阶段，各种专业领域也无时无刻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在此背景下，基础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我们认为，高校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基础的夯实，数学、英语、中文、计算机、经济学等基础课程应该更加受到重视，最好能够在学校学科范围内建立共同的基础课程模块，使学生能有扎实的基础和宽广的眼界。此外，各法律院系的授课教师在专业课的教学中，必须首先做好对相关专业的回顾和复习，比如在民事诉讼法的课程教学中，通常会涉及民法、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诉讼法等法律。
第三，推动民事诉讼法的学科建设。在高校法律院系的发展中，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在全国法律院系的发展中，几乎都提出将学科建设作为各自发展的主线。换言之，学科建设不仅事关各法律院系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申报，也事关重点学校的申报；同时，学科建设也是各法律院系“平台”和“基地”建设的依托。其次，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民事诉讼法的教学实践中，通过我们不断的改进，逐步实现了教学方式的民主化、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以期达致本学科精品课程的建设目标。教学水平的提升自然带动学科建设的发展，并且在学院申硕创特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引领和示范效应。
2.充实教学内容。在本课程的教学中，紧扣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要求，突出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重视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以课程实用性为主线，以能力培养为诉求，继而确立理论知识的学习内容，做到本科法学教育的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以利于本科生规模的扩大和科学化管理。在课程设置和学时分配上，我们以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国内知名法律院校或重点大学法学院的专业培养方案为参照系，结合我院法律专业之定位，安排课堂教学48学时，实践教学8学时，共计56学时。首先，对课程教学大纲进行重新修订，综合考虑教学的时间、考试的时间以及学生的学习状况等因素，将该课程分为八个专题，分别是：民事诉讼法概论、基本原则和制度、民事诉讼的主体、审判程序、执行程序、涉外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改革和发展、实务热点和案例分析。同时，将民事证据规则列入《证据法学》的授课内容。其次，在课堂教学中，我们没有完全拘泥于现行教材中所讲述的内容，而是着眼于国家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需求，密切跟踪当下国内外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和实践动态，及时补充、修订课堂教学内容。例如，就新《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围绕公益诉讼、恶意诉讼、小额诉讼程序、诉外调解协议效力等热点议题，及时调整、充实课堂教学内容。旨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他们具有前瞻性的思维。
3.改进教学方法。第一，在本科阶段提前推行研究生的教学方法。我们认为，面对本科生愈来愈大的就业压力和考研压力，应当转变本科人才的培养模式，提倡探究性学习。详言之，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对教学大纲设定的内容开展探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我们在讲授民事诉讼目的论、价值论等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时，并没有照本宣科，要求学生记住知识点，而是布置问答作业，包含以下内容：列出我国民事诉讼法历次的立法时间表、对民事诉讼法学家的访谈、对近年典型民事诉讼案件的评论、涉及民事诉讼法的专业著述、你最关注的民事诉讼法热点问题等。作业要求：自由选择主题，以文字或视频为载体，作出书面报告，一周内完成。有同学在作业中选择的是我国互联网行业第一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案，即奇虎360腾讯并索赔1.5亿元。这一堂课的作业充分体现出学生的选择，同时培养了学生查阅资料、采集信息、探究等学习方法，而不是对知识点死记硬背。这样获取的知识，学生不仅能深刻理解，而且也是最牢固的。因此，研究性的教学方法不仅突破了传统“纯理论”的模式，走向多元化，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使师生关系由封闭走向开放，有利于本科生博采众长，拓宽视野与思路，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在课堂教学中实施“因材施教”的方案。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是兴趣爱好从小就要培养，到本科阶段就不止是培养兴趣了，而是要巩固学生的兴趣，培养专业志向，培养他们坚持志向的毅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同时为了提前让他们进入法学专业领域，大学教师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作为授课教师要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是在大学里及早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实践中，我们借助课堂教学平台，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还随时与学生交流和谈心。不仅能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家庭等情况，同时可以把法学专业的具体要求介绍给学生， 让他们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以便将来能够较快地适应社会。通过交流，我们发现有的学生逻辑思维比较强，有的学生形象思维比较好，有的学生动手能力比较强，这就需要我们老师在平时的授课中既要考虑到学生的共性，也要兼顾到学生的个性，向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观察、研究每一个学生，发现他们的特点和特长，因材施教。
第三，要求学生撰写课程论文。目前法学本科生科研能力普遍不足，缺乏独立思考和规范写作的训练。在我们看来，课程论文的写作能够促进学生的理论素养，提高书面写作的水平。为此，我们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增加了撰写学术论文的要求。具言之，在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就开始布置论文写作的任务：首先，题目选择方面既可以是自主命题也可以是教师推荐，研究范围不能太大，限于民事诉讼法律中的某些具体制度，如“论民事诉讼与仲裁的关系”、“论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要求文献综述，通过给学生提供资料收集的途径，如专业的法律网站和数据库，使学生能够在有限时间内进行文献资料的整理，做到言之有据；字数要求在六千字以内，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论证充分；文笔方面要求法言法语，应用专业的法律术语对理论进行阐释，做到形式上的规范化。其次，民事诉讼法属于专业必修课，要求学生在期中提交课程论文，教师在期末结束以前对论文作出公开评阅。同时，将课程论文作为平时成绩，占期末考试成绩的百分之四十。最后，依据公开评阅的成绩，对某些优秀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鼓励和支持他们完善并发表其研究成果。
第四，指导学生参与校内外社会实践。在民事诉讼法的课程设计中，我们降低了理论教学的学时数，相应增加了实践教学的比重，确保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参与校内外的社会实践。首先，我们加强了校内实践环节，通过让各专业课教师参加法律实务课程的培训，并借助于本学院的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积极对本科生开展案例教学，以应对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以及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其次，充分利用地方法律实务部门的司法资源，通过探索校内和校外的联合培养机制，加强学院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在当地的法院和检察院建设了一批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借助于基地平台，通过司法实务人员的传、帮、带，让学生担当书记员或者法官助理，亲身参与到民事司法的实践当中，切实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继而提高本科生的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最后达致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
[ 参 考 文 献 ]
[1] 尹弘飚.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课程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68.
[2] 钱学敏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设想[N].光明日报，20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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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科学技术是公安、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收集、检验和鉴定与犯罪活动有关的物证，为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专门技术，简称刑事技术，也称物证技术。在新世纪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在法制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我国的法制的不断健全和普及，讲证据、重证据、用证据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这种大背景下，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犯罪活动日趋科技化、智能化，对诉讼证据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有显著提高，才能适应当前和未来的刑事犯罪的形势，有力地打击各种犯罪，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稳定，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根据公安部1999年颁布的刑事科学技术一、二、三级技术点人员编制标准，在四川省公安机关中需要配备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为3567人 。而2003年止，四川省现有刑事科学技术人员840人，尚缺2727人。2003年4月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向省公安厅、21个市、州公安局及其所属县、市公安局的政工部门，对全省公安机关2003-2008年的人才需求进行调查表明：需录用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员1062人，缺口很大。而目前，除中国刑警学院外，仅有少数省的公安院校开设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并且规模都较小，很难满足需求。过去我省除我校举办过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干部短期培训外，还没有任何院校开设过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学历教育。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员队伍质量看，由于历史原因，学历普遍偏低，大部分人没有受过系统、正规的专业培训，而是在实践中，按照师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出来的。这缺乏扎实的基础知识，难以运用高新技术到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去，难以适应当前日益复杂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工作。因此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也是重大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大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改革，才能培养出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和公安工作机制转变需要的高素质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
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在传统应试教育体制下，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培养目标不明确。教学目标不明确，片面追求大而全。既要求加强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培养“职业型”“应用型”人才，又要拓宽专业面，要求学生有广泛的适应性，培养复合人才，导致公共基础课所占比重过大，专业课的门类和学时偏少。据调查我校目前专科三年制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现在实施的教学计划，必修课为27-30门左右，共计2000学时左右。其中公共基础课为20-22门，占70%-72%，专业课为7-8门，占28-30%。理论教学所占比重过大，实践性教学薄弱，对学生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养未予以应有的重视，混淆了理论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规格差别。人才规格的模糊性导致实践教学的不足，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不强。
2、教学内容陈旧。刑事科学技术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今天，刑事科学技术的知识更新是很快的，而刑事科学技术教学内容却因种种原因，更新却较慢，陈旧和老化，与刑事科学技术实践脱节，跟不上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发展步伐，把原本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工作的教学，变成了纯知识讲授和课堂说教式教学，忽略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由于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应用性，与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工作实践之间的脱节，以至于学生毕业到刑事科学技术鉴定部门后，反映在学校所学的内容与实际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有较大差距，实战部门同志反映学生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差。
3、教学方法落后。长期以来采用“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抑制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讲授学时偏多，实验实习学时偏少（仅占总学时30%左右），互动教学少。教师在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课时安排中，往往注重基础理论和知识体系，因此讲授课时多，而组织课堂讨论、课堂分析、课堂交流等其他教学活动很少，对于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培养和发挥不利；不利于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由于受教学条件限制，现代教育技术方法使用少，贴近实际的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的模拟训练有限。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素质，难以满足培养新时期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人才的需求。
4、未建立专业实习基地。在学生实习阶段，尽管学校在基层公安部门建立了实习基地，但没有专业的实习基地，因此各专业学生实习没有体现专业特色。刑技专业学生同侦查、治安、法律专业一样，常下到派出所、治安队、法治科等部门实习，难以接触刑事技术鉴定，对专业提高不大。
5、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教师理论联系实践不够，深入基层锻炼少，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少，“双师型”教师比例较小。高学历教师少。
二、教学改革的目标和基本思路
(一) 教学改革的目标
1、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把以分数、以知识继承度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转变到评价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运用能力、实践能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上来，形成有公安特色、专业特色的教学理念。
2、专业人才模式改革。以社会实际需求为依据，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确定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新型培养结构，以培养政治上合格、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敬业精神，适应公安第一线工作需要的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刑事科学技术应用性人才为宗旨，建立起“警学结合，校局互动” 教学改革机制，构建 “教学、科研、办案”三结合，即“产、学、研结合”的专业人才模式。
3、课程体系改革。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基本素质为主线设计培养计划。建立完善刑事科学技术学科群，构建具有公安特色、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特色的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
4、教学方法改革。改变陈旧的“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一系列动态性的、开放性的、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积极应用现代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5、实验、实训基地改革。打破学校过去教学相对封闭的状况，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建立具有公安特色的学校与警局合作，人才和设备资源共享，校内、校外专业实验、实训基地和物证鉴定中心结合的实践体制。
(二)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1、建立新的公安教育观念和新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周济副部长强调“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向生产和社会实践第一线的实用人才。”；张尧学司长指出“高职教育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就业教育，即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市场上需要的、抢手的、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劳动者或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而不是那些基础扎实，毕业后仍需进行较长时间的培训和再教育之后才能胜任工作的人才。”因此，给我们指明了高职高专办学指导思想、教育目的和目标。科学地构建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建立“教学、科研、办案”三结合的新型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2、优化课程结构，适应培养目标的要求。突出专业特点，建立思想教育、人文科学、警用法律、警察技能、警务业务基础和刑事科学技术等六大模块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时应更多地考虑其专业的实用性，突出课程内涵的专业特色。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程设置时，应首先是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特色、其次是公安特色、然后才是大专生应具备的公共基础理论和工具类课程。
3、树立新的教学质量观，改革教学方法、手段和考核办法。
4、按照“警学结合，校局互动” 教学改革机制，建立校外实习基地，校内实验室和学校物证鉴定中心，完善“产、学、研”相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三、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改革举措
(一)确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质量标准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设置以来，为了进一步明确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面向省公安厅、21个市、州公安局及其所属县、市公安局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基层对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具体要求。通过对调查的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分析，形成了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对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基本需求的意见。调查表明，基层刑事科学技术对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是政治上忠诚可靠，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道德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有系统而扎实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和较强动手能力等。通过调研，我们确立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主动适应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对人才的需求，以实践部门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实践部门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要以培养适应我省基层公安机关（尤其是区县公安局）需要的，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员为目标。
在确立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基础上，我们研究制定了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
l、政治素质要求：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对党、国家、人民绝对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沉着机智，严格执法，公正廉明。
2、法律素质要求：具有依法办事的思想，坚决维护法律尊严。懂得法律知识，熟练掌握刑事法律、法规，熟悉刑事办案程序。
3、专业素质要求：具有牢固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知识，掌握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基本技能，并熟练掌握相应的操作方法。具备一定的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能力。
4、身体和心理素质要求：身体健康，体能充沛，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态良好，具有较强的意志品质，良好的心理素质。认识问题深刻，领悟能力强，有较强的推理判断能力和应变能力。
5、文化素质：掌握计算机应用的基本技能，英语通过大学生一级以上计算机考试；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通过大学生三级以上英语考试；具备一定的文字表达和写作能力。
6、警务基本素质：掌握公安业务的基本知识，会使用武器、警械，具有擒拿格斗技能等。
培养目标和学科质量标准的确立，为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使刑事科学技术学科建设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优化课程结构，适应培养目标的要求
为了使课程设置更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打破原来的课程设置，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必修课应分为：思想教育、人文科学、警用法律、警察技能、警务业务基础和刑事科学技术等六大课程模块。
1、思想教育课程模块：政治理论等课程，坚持“政治育警”，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加强“两课”的教学，注意将课程融入平时的政治学习、各种教育讲座、公益活动、政治思想工作中，增强效果。
2、人文科学课程模块：开设计算机应用、大学英语等课程，培养计算机、外语、写作等能力。开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课程为专业课程打基础。
3、警用法律课程模块：开设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与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有关的法规等，培养其警用法律运用能力。法律课的教学内容应与其他专业有区别，要紧密结合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如刑事诉讼法关于现场勘查、物证发现提取、检验、鉴定等法律程序及要求。
4、警察技能课程模块：开设擒拿、射击、驾驶等课程，培养警察基本技能。警体技能要达到人民警察的基本要求，但可比侦查、治安等专业要求低一些。
5、警务业务基础课程模块：开设公安基础理论、公安文书写作、刑事侦查学等课程，培养公安基础业务工作能力。
6、刑事科学技术课程模块：建立完善刑事科学技术学科群，突出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程特色，加重其课程比重，培养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能力。将原来的课程作一些调整：将原来的痕迹检验学分为“手印检验”、“足印检验”、“工具痕迹检验”、“枪弹痕迹检验”等；将原来的刑事影像学分为“刑事照相和摄录像”和“刑事图像处理”；将原来法医学分为 “生物物证检验学”（指对涉及案件的人体、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生物物质检验）和法医学（指法医病理学鉴定、法医临床学鉴定等）；将原来的刑事化验分为“毒物和检验”、“微量物证检验”；加重文件检验和现场勘查的比重、开设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现场勘查等课程。为适应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对人才的需求，可在大三学生实习返校后，根据公安机关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学生的就业意向和个人兴趣，选择刑事科学技术具体的专业方向，对相应的专业课程开设加强课，如痕迹专业方向，可开设特殊痕迹检验等课程；刑事影像专业方向，可加重刑事摄录像、刑事图像处理等课程。深入学习理论和操作技能，尤其是操作技能，以达到学生就业后能尽快适应工作。
（三）规范教学，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1、制定教学大纲：如果没有教学大纲，各位教师上课就可能出现随意性，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组织教学，由于不同人对课程教学的理解不同，教学的目的、要求和内容必然产生差异，要严重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因此，2003年6月我校组织刑事科学技术各门专业课程编制教学大纲，以达到规范教学，明确各门专业课程教学的目的、要求和内容。同时并编制实训大纲，规范实验实习教学，明确了实验实习教学的目的和要求。避免了过去实验实习教学的随意性，想开就开，想开什么实验实习项目就开什么实验实习项目，规范了实验实习教学。另外制定了专业能力测评标准，为实训的考核提供了量化依据。
2、加强教材建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注重教材建设。我校有11名教师正在参与21世纪公安高等教育，刑事科学技术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在教学中积极选用近年来的统编教材。同时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编写专业教材，满足教学需要。如刑事科学技术总论课没有教材，我们及时组织编写《刑事科学技术总论》填补了国内本学科空白。为了加强实验实习教学，编写了刑事科学技术各门专业课程的实验指导，保障了实验实习教学的需要。
3、加强教研活动：教研室通过教研活动使教师们进行沟通了解，并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各教研室开展教研活动，讨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集体备课，使教师在教学内容的把握上，教学方法上进行沟通，促进教师的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教师坚持相互听课，以便取长补短。对年青教师首次上课，进行试讲，保证教学质量。
4、调整教学内容，贴近实战：刑事科学技术是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物证检验鉴定。当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必然会带来刑事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同时也会带来利用高科技犯罪。因此，必须结合新形势下，案件发生情况和刑事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和更新教学内容，这样教学才能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战，确保培养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员的目标实现。如针对目前持枪作案较多的情况，痕迹学加重了枪弹痕迹教学；针对图像处理广泛应用在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刑事影像技术开设了刑事图像处理内容；根据目前物证检验广泛开展DNA指纹检验，法医学及时增加DNA指纹检验内容等。
5、改进教学方法：采用对当前刑事科学技术的热点的研讨，对实际案例分析讨论、组织课外兴趣小组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一系列动态性的、开放性的、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应用现代科技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根据各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采用音像资料、多媒体等多种形式进行教学，设置、创造更多客观、形象、生动的教学情景，使学生接受多种感官刺激，从而形成深刻印象，提高教学效果。制定政策鼓励教师制作和使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已制作课件72个，达328学时。绝大多数课程已使用了多媒体课件教学。结合教学内容将国内外重大、典型的刑事案件资料，制作成案例教学课件，以便进行经典案例教学。校园网建立后，正在筹划利用校园网，开辟刑事科学技术网页，与学生进行教学交流、讲评作业、分析解决疑难问题，并可新技术信息。
6、改革考试方法：依据不同的课程特点，采用多种形式的考试方法。笔试主要考核基本知识，采取教考分离，考试课的试题由非上课教师出题，并计划逐步建立试题库，有条件的课程采用机读答卷，并进行集体改试卷。这样使考试排除了一些如学生“打定子”、教师泄漏试题、改卷偏袒或出差错等因素干扰，使考试成绩更加公正客观。撰写论文方式进行考核，通过学生对论文题的思考，查阅有关的资料，作调查研究和实验，获取的数字进行分析，而写出论文。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写作能力很有益。实验实习的考核，制定了考核的质量标准，测评学生的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能力。这样规范了实验实习考核的内容、评定成绩的标准，避免了实验实习的考核的随意性，更加公正客观。并尝试进行模拟实际案件情况，进行实验实习的考核，考核学生综合实战能力。采用观看案例录像，回答问题，培养和测试学生的观察能力。课堂提问，回答问题以及开展课堂讨论，培养和测试学生的应变能力和表达能力。将笔试、课堂回答问题、实验实习以及平时作业等按照一定比例组合为学生的成绩，这样更能综合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逐步改变了过去单靠笔试定成绩，而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
(四)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增加实践教学内容与时间，痕迹检验学、刑事影像技术、文件检验学等主干课程的实践教学时间，占总教学时间的40％以上。根据教学计划总体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分为验证实验阶段、模拟实验阶段、综合训练阶段和毕业实习阶段，使得学生的实践活动，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渐进，不断强化，达到培养刑事科学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的。从公安实际部门聘请一批具有丰富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实验实习教学兼职教师，加强对实践教学的指导。加大模拟实验实习的力度，使实践教学贴近实战，如模拟现场的拍摄，模拟现场的物证提取和检验等。加强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营造良好的实践训练环境。在课余时间逐步开放实验室，为学生创造实践自学的环境，组织一些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行研究性学习，开展一些小的科研活动。在校外公安基层实习基地，聘用实践经验丰富的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作指导教师，给予实习指导。实习完后指导教师将根据学生实习表现写出实习意见和评语。学生将撰写《学生实习专业技术报告》。这样保证了校外实习的质量。
(五)建立“警学结合，校局互动”的教学改革机制
1、走出校园，与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成都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南充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泸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等公安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多次派教师前往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均到泸州市公安局及分局有关部门作为联系点进行调研活动，并形成了相关制度。并分期、分批派教师到公安基层刑事科学技术部门进行实践锻炼，使教师积累实践经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教学水平。
2、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还坚持请进来。先后从公安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及院校聘请了22名客座教授。分别请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常伯年研究员、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的杨盛君高级工程师、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杨鸣高级工程师、成都市公安局技术处叶岗高级工程师、省司法厅技术处刘朝宽处长和陈昌全处长的等专家来校讲学。为理论联系实际，开拓学生的视野，了解当前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
3、在省公安厅的支持下，与公安厅省物证鉴定中心建立共建关系，进行人才交流，仪器设备交流，业务信息交流，教学、科研和办案合作。校聘请鉴定中心具有中级以上专业职称人员来学校讲学、任教、指导实践办案、从事科研活动等（按学校教师对待）。学校派教师到鉴定中心实践办案、从事科研活动（按鉴定中心人员对待）。四川省公安厅鉴定中心作为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刑事技术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专业教师实践锻炼的基地，为学校的师生提供实践锻炼场地。鉴定中心人员则为师生实践锻炼的指导教师，指导学校的师生从事刑事科学技术物证检验鉴定工作。学校教师在鉴定中心人员的指导下，可使用鉴定中心的仪器设备从事科研活动和案件的鉴定工作。鉴定中心人员在学校教师的指导下，可使用学校的仪器设备从事科研活动和案件的鉴定工作。学校教师与鉴定中心人员共同合作，参与科研项目的申报及研究工作。科研成果共享。教学、科研及业务资料共享。充分利用省物证鉴定中心的资源，为我系的教学和科研服务，促进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4、积极筹建学校的物证鉴定中心，争取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权，以便对外接案进行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工作，为对外开放提供窗口，为师生提供从事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的实践机会。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举措，对构建产、学、研结合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筹建工作已基本到位，并已通过省公安厅的检查验收，只等省公安厅的批文授权，即可挂牌。
5、校外实践活动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效果，增加岗位意识，到岗训练的一种好的方式。在学校已建的20个公安基层实习基地的基础上，将以地、市、州公安刑事科学技术部门为中心，辐射区县公安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建立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的毕业实习提供良好的环境，确保学生专业实习需要。通过专业见习、实习、办案，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素质
师资队伍建设是专业教学改革的保障措施。教师队伍建设主要进行了以下方面工作：
1、全面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鼓励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师参加高层次培训，力争形成本专业骨干教师群体和学术带头人。要求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制定《青年教师学历（学位）提升工程个人规划》，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争取5年内硕士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由现在的0.08%。上升到25％，今年研究生学习的教师人数将上升为7人。实行青年教师指导制度，指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资较高的教师指导青年教师，进行传、帮、带，让青年教师尽快熟悉业务，提高教学水平。
2、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比例。通过鼓励教师积极报考全国“司法鉴定人资格”考试，取得鉴定人资格；积极申报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到物证鉴定中心或校外实习基地开展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和科研工作，以及在公安基层锻炼，使担任专业课教学的“双师型”教师的比例由现在的37%达到70％。
篇12
二、对策分析
（一）结合高职院校特点优化法学专业课程配置。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传授理论知识要以“职业化”为准则，突出对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训练，因此高职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也应始终坚持职业化和实用化。根据这个认识，前面列举的一些科目比如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以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等，其课程就可进行较大程度的压缩，而相应地增加一些法律技能课程，比如法庭旁听、模拟法庭、专家讲座、案例讨论、社会调查、法律咨询、专业见习实习等。另外，法学课程的“多而全”同时也意味着“疏而浅”，高职学生像本科生一样什么都学，结果因时间短、基础差什么都学得粗疏浅陋，一碰到现实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就往往难以应付。鉴于此，有必要淡化法学理论体系的庞杂学习而加强具体的部门法的深入学习，比如在专业选修课中加大诸如合同法、劳动法、房地产法等具体而实用的法律的学习。最后考虑到学生的专业发展，可以实行专科课程与自考本科考试课程套读，力争在3年内使学生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习、取得专科学历的同时，获得自考本科学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对司法考试辅导培训。
篇13
3.亲属犯罪刑事立法不明确、不完善。亲属间犯罪既有普通刑事犯罪的一般特点、规律，又有其特殊规律。大多亲属伤害案件源于家庭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因此，对亲情犯罪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处理模式，应当有从轻、减轻，乃至免于刑事处罚法律规范，也应有从宽的刑事政策。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律没有亲属犯罪具体条文规定，亲属犯罪无论轻重，司法机关均参考普通法律定罪量刑，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处罚了之。既忽视传统社会家庭伦理亲情因素，又带来新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新的犯罪后续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亲属犯罪的对策思考与研究
亲属间犯罪案件呈高发趋势，是目前犯罪的新动向。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全社会及有关部门都要高度警惕这种犯罪动向，研究对策加以防范，尤其是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对此，笔者吸收各方意见和建议，归纳提出如下对策思路:
1.深入基层和农村，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基层群众法律素质。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多渠道、多形式地提高普通公民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让民众学会用法律武器处理矛盾。弘扬传统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意识。要倡导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宣传“八荣八耻”。搞好公民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开展争创“文明村、文明户，文明人”活动，使人们妥善处理家庭矛盾，营造“善良、忍让、理智、懂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2.转变司法理念，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司法机关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慎用强制措施。对那些主观恶性不强、危害不大的亲属犯罪，要采用教育和挽救措施，让嫌疑人有重新回归社会和家庭的机会。要用好刑事和解制度，立足于社会和谐、稳定，既要打击极少数恶性犯罪人，又要区别对待。
3.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恰当处理内部矛盾。在基层应积极开展调解疏导工作，及时化解家庭邻里纠纷，启动建设基层和谐家庭活动。在农村建立群众调解机构，乡村干部要履职尽责，经常深入农户，及时调处各种纠纷，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亲属间矛盾属于家庭、家族内部矛盾，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完全可通过内部调解，教育感化等和平方式解决。因此，应该加强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社区物业等基层组织的调解作用，加强对基层组织的建设和管理，使其真正成为解决纠纷的桥头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