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整体来讲，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有的借贷行为不够规范、借贷法律程序不够完善、有的借贷资金用途不够正确，状态较为盲目且毫无秩序的状态。可是，面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非常薄弱。当前，专门的法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而该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作用十分有限，没有给民间的借贷起到良好的规范作用。
1、我国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1.1、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
1.1.1、民间借贷专项法律规范不够健全
因为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的原因，金融法律主要将正规金融部门为对象，没有专项的民间借贷法律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层次不够，无操作性可言，无法对我国民间借贷进行合理的规范，无法符合经济发展以及金融制度的改革需求。民间借贷立法零星的出现在《民法通则》、《合同法》、《贷款通则》、《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贷款行为效力的批复》等相关法律，并没有制定出民间借贷的定义、范围、主体以及法律地位。
1.1.2、民间借贷立法协调性差
因为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引导思想、缺乏立法技术等原因，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统一性和逻辑性较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正案第13条制定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公民有权自由处理自己的合法财产，包含了借贷的自由货币资金以及获得相关的利益。可是国务院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里的第4条中，以及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里的第61条中，面对民间借贷的行为提出了严谨性的规定。因为法律制度相互间具有一些冲突，不同的司法机关对于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具有相反的结论，对于我国的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非常不利。
1.1.3、民间借贷立法十分落后
我国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主要零星出现在民法范围，民间借贷立法长期比民间金融发展的需求落后。民间借贷对于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里是否被全面保护？民间借贷是否处在合法的边缘？其合法以及非法边界究竟在何处？虽然《国务院对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推出，令非公有资本可以迈进金融服务业，民间借贷的重要作用被再次认同。面对《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之后，国家对于民间资本进入了金融服务领域的鼓励以及引导程度的强化。可是因为立法思维、立法技术等原因，民间借贷法律规范体现出操作性较弱、判断标准模糊的特征，使得民间借贷主体的利益的不确定性较强。
1.2、民间借贷同民间非法融资行为界限模糊
1.2.1、鉴于我国民间融资的立法
虽然在《刑法》的第176条里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了规定，在第192条里对非法集资罪进行了规定，可是并没有界定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非法集资。分别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变相引进公众存款罪进行规定，对于集资诈骗罪、对股票、公司、企业的股票债权擅自发放罪，非法经营罪和虚假广告罪等相关犯罪行为做出了限定，对如何划分非法集资以及合法融资的界限进行回应，对非法集资手法和非法集资活动涉及道德虚假广告所承担的责任等相关行为进行回应。
我国没有准确界定出民间借贷与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非法集资的界限，面对非法民间借贷的限定以及利率并没有明显的进行界定。对于大面积生产性借贷的法律地位、各种借贷关系的法律责任的区分、有偿借贷以及无偿借贷的出借人所担负的义务是否相同？商事借贷以及民事借贷的差别、出借人的瑕疵担保责任等相关问题，法律法规都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因为民间借贷交易相对隐蔽、监管不到位等因素，而对于非法集资、洗钱行为市场出现于民间借贷市场中，特别是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加大。
1.3、民间借贷监管机制不完善
1.3.1、民间借贷监管主体不够明确
因为我国金融业通过混合经营、分开监管的方式，使得民间借贷的监管没有专门的部门，民间借贷监管主体不够明确。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些关于政策性的安排，银行监管会也对风险进行了提示，可是从何处进行实施，从何处实施方案，还没有具体的规定。《民间借贷管理办法》把民间借贷监管主体体现到国务院相关部门以及升级人民政府，可是没有具体制定出国务院具体部门执行监管。监管主体长时间不够明确，使得公众对于社会集资风险无法正确做出判定，令社会集资的存在形式大多为非法形式。
1.3.2、民间借贷监管对象模糊
我国面对该历代、非法集资、抬会以及地下钱庄的非法民间金融长期使用严格掌控以及打击的状态。可是源于对民间借贷意识的区别，长时间以来缺少对民间借贷相应的监管，没有对私人钱庄、抬会、企业相互间的借贷监管的规定，特别是对民间借贷中介部门、小额贷款企业之外的社会集资人和专业放贷人等其余民间借贷主体都没有相应的监管。
1.3.3、民间借贷利率规定模糊
利率的转变体现在市场的供求方面
民间借贷利率能够适当高出银行的利率，可是不可以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会对超出的部分进行保护。民间贷款利率的四倍上限限定并没有相关的实践以及理论的根据，没有仔细考量到各区域的市场供求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准，无法正确的引导社会资源的分配。
1.3.4、民间融资市场退出机制不充分
因为民间借贷市场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缺乏对于民间借贷援助、清算、推出等相关的市场机制。如果民间的融资机构没有偿还到期债务，不仅放贷人的债权无法获得保障，并且无法处理市场推出问题造成的金融风险，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非常不利。民间借贷市场机制不完善，使得民间融资无需推出，具有隐性的范围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的稳步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2、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制度的对策
2.1、明确合法借贷以及非法集资的限定
因为我国民间贷款制度的建设较为滞后，使得民间借贷形式长时间处在非法与合法的相互模糊的状态。所以，我国需要对民间借贷的立法监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对于民间借贷行为要不断强化法律方面的规范及引导，对于法律方面需要界定出合法性的范围以及非法性的范围，面对资金的来源以及合法性进行规范。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还需要通过判断民间借贷真正的合法地位来进行。所以，对于法律明确给出的合法借贷以及非法集资界定成为了民间融资发的中心思想。当前面对非法集资的限定主要通过《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中的第四条进行限定，可是此项规定值关注由客观形态来限定民间融资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而把大批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归纳到非法集资方面，这同目前社会集资诈骗等非法融资形式的日渐增多紧密相连。民间融资主要主要是通过一些无法及时、充足获取银行机构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只可以通过民间借贷的平台为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并且不论是通过《合同法》还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应司法进行解释，我国对于民间借贷活动还处在默认的态度。由法律层面来看，我国对于企业、个人或者组织自行吸取资金而不是进行严禁的方法，知识对于个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有通过政府审批的金融机构禁止吸收资金来发放贷款，进行资本运转与货币经营来获取利益。只有通过这层理念来理解国家的金融政策，才可以区分民间贷款以及银行吸收存款业务的区别，正确掌握合法的民间借贷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脉络。对于制定民间融资法律规范时，要通过主观与客观相协调、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相融合的原则，判断民间融资行为的合法性。正确规定集资活动的企业、个人以及组织进行非法经营，需要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民间贷款想社会筹集发展资金具有良好信誉与盈利能力的，需要提供真实的申请材料，这样才能够合理进行监管。而且，筹集到的资金一定要使用在国家扶持的项目上，绝对不可以使用在国家反对的项目方面。
2.2、规定和健全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
通过我国民间借贷的客观现实以及发展形势来看，一定要不断完善同民间借贷行为相符的法律法规，例如规定和制定《民间融资法》、《企业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条例。只有进行详细的规范，才能够让民间借贷行为更加趋于正规化。只有具备完善的规范民间贷款行为的相关条例，才能够构成民间借贷行为崭新的法律监管环境，只有民间贷款的资金来源符合法律规定，也用于合法项目中，且可以真正为私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帮助，能够给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才可以给予相应的合法地位，而且通过法律对其进行扶持。
2.3、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体制
完善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制度，才能够有效保护金融投资者的权利，主要在于提高对放贷人的登记管理以及对民间借贷广告宣传方面的监管，通过相应法律管理，经由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负责，银监会主动对非法集资以及非法吸收公众款项的时间进行打击和防范，并且要逐渐创建起合理、有效的民间借贷监测预警制度，不断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金融业发展的监测范畴，创建完善的民间借贷信息的及共享机制以及将信息机制进行规范，监管部门要尽快把相应的信息公布到社会投资人员处，这样才可以让民间贷款的主体进行自主投资决断。
结束语
只有不断完善当前的监管制度，让立法及时更新，并同当前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结合，来顺应当前全球化条件下对于民间借贷方式监管的要求，如此才能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获得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弘.民间借贷现状及完善对策探析――以浙江富阳为视点[J].法制与经济（中旬）.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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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融资行为。与此相关的还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义务。概言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具备三个基本特征：（1）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2）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我国《刑法》第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二）易演变为“非法集资”
何为“非法集资”呢？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概言之，非法集资有以下四个特点：
1.未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以及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的集资。
2.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了货币形式为主外，还包括以实物形式或其他形式。
3.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资资金。
4.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的性质。
非法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很容易混淆。两者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非法集资是集资行为未经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发改委等多个部门的批准，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仅指吸收存款行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二是非法集资是指以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或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集合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要求借发行股票债券等名义，与银行吸收储蓄类似。
此外，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极易混淆。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区别是：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单一犯罪客体（指侵犯金融管理秩序）不同，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客体属于复杂客体，它既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集资诈骗罪区别于其他非法集资类犯罪的主要因素。某种非法集资行为如果其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并且又采用了诈骗的方法，则即使其符合其它非法集资类犯罪的要件，也将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实践中，凡是非法向不特定多数人集合资金，有非法占有目的又采取诈骗方法的，定集资诈骗罪；虽有诈骗方法，但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无充分证据证明有此目的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浙江东阳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英的罪名是集资诈骗，德隆唐万新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案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明知自己没有有偿还巨额债务的能力，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作为商人应以诚信为本，一般来说一开始就直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获得资金后，因各种原因导致无力偿还，为了掩盖无力偿还的事实，虚构事实，继续融资，这将可能会导致从原先的“借贷”，随着事态的发展演变为“诈骗”。
《刑法》第19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企业民间集资的合法形式
（一）合法的民间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8月13日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2月9日的《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由于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依法受法律保护。所以可以由个人作为中介，财务处理上出借方企业可先将资金借给法定代表人或企业可以信赖并控制的某个人，该个人再将资金借给实际使用资金的企业。实践中，除了要求借入资金的企业提供可靠的抵押或质押或第三方保证担保外，还会要求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甚至于法定代表人及自然人股东的配偶也会被要求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通过自然人替身模式的转换，实质为企业间借贷就变为自然人和企业之间的合法民间借贷，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内的利息就可以得到保护。
（二）企业内部集资或“员工持股计划”
我国现行法律允许企业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职工持股的集资行为，该行为并不属于非法集资。
关于企业内部集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企业内部集资管理的通知》（银发[1989]174号）中规定了相关的法律程序：
1.企业内部集资一般应该采取发行企业内部债券的方式。
2.企业内部集资金额最高不得超过企业正常生产所需流动资金总额。
3.企业进行内部集资，必须制定集资章程或办法，经企业的开户金融机构审查同意后，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4.中国人民银行对企业内部集资实行统一管理，分级审批。
5.企业内部债券可以在企业内部转让，但不得公开上市转让，企业应该在内部制定专门机构办理内部转让事宜。
6.对企业内部集资活动的日常监督与管理，由当地人民银行委托企业的开户金融机构负责，中国人民银行要定期进行检查。
其实，企业内部集资相当于目前市场上非常流行的“员工持股计划”（ESOPS）。员工持股计划是一种由企业职工拥有本企业产权的股份制形式。企业职工通过购买企业部分股票（股权）而拥有企业的部分产权，并获得相应的管理权。企业在内部或者外部设立专门机构（员工持股基金会）以借贷方式向员工募集购股资金，员工购买本公司的股票（股权）从而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在我国，联想是职工持股计划的创立者。1994年，联想创造性地成立了员工持股会，将35%的分红权分到每个员工身上，并在2000年将其转化为股权，使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大大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因此，在联想历史上，这次股权变动被称为“值得树碑立传的35%”。
（三）委托理财
委托理财是指客户将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交付给受托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势进行管理，所获得的利益由双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受托人收取代管费。
近年来，随着大量委托理财业务的实施，因委托资金遭受损失而在委托人与受托人包括监管人之间产生的合同纠纷案件大幅上升。此类案件一般涉及的法律关系都较为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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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发展经济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资金作为发展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之一，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些企业要创业，要发展，就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当从银行贷款受到种种限制和阻碍时，民间的集资借贷就应运而生。尤其在我国江浙一带，民间借贷极为盛行。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合法借贷的旗号进行集资诈骗，对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带来了严重冲击。吴英集资诈骗案，许官成许冠卿马茹梅集资诈骗案的争议引起的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何才能更好地加以区分。
一、集资诈骗罪的概念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骗取集资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主要有以下几个构成要件：（1）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2）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集资过程中使用诈骗的方法进行非法集资，并且骗取的集资款数额较大。（3）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单位都可以成为本罪主体。（4）主观方面只能为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集资诈骗罪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的法律法规规定，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还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近年来，集资诈骗罪频发，数额越来越巨大，给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二、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它是一种直接融资渠道和投资渠道，是一种资源丰富、操作简洁灵便的融资手段。民间借贷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银行信贷资金不足的矛盾，也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民间借贷缺少正规程序，随意性、风险性较大，容易带来社会问题，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公民之间的互相借贷，而且还包括企业或其他组织筹集资金搞建筑或者开展公益事业等情况。虽然这些也体现为吸纳资金并且也有所回报，特别是公民之间的借款一般都约定要支付一定利息但这并不违法，也不需要经过银行管理机构的批准。而且，《合同法》也保护这种借贷行为。
三、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区别
随着近年来民间借贷的兴起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法分子发着借贷的旗号进行集资诈骗。近年来，浙江东阳吴英以及诸暨赵婷芝集资诈骗案，在司法审理过程和舆论讨论中，都围绕定性和犯罪数额、量刑等引发了争议。
民间借贷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公民间自行借贷的活动。而在集资诈骗案审理中，被告人经常辩称自己的行为是民间借贷，不构成犯罪。区分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
（一）借款的目的
民间借贷主要是出于生产经营上的需求而进行的短期借贷行为，借来的资金是用来“救急”的，以便更加顺利地进行生产经营，而且等到资金流转顺畅后，会尽快归还。即使出现借款不能返还的情况，也是由于投资失败或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严重的资不偿债，不应当认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故意；而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关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列举了以下8种情形：
1.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2.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3.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4.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7.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8.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以南京许官成等集资诈骗案为例，被告人假借南京冠成公司旗号，在明知自己没有归还本息能力的情况下，仍许以高额利息，谎称集资款是用于开发、研制蚂蚁产品。事实上，许官成虽然确实与相关的公司和单位开展过一些开发、研制蚂蚁产品的合作项目，但他投入的资金量只占筹集资金的很小一部分，属于典型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
（二）借款对象的范围
民间借贷的范围较小，大多发生在亲朋好友等之间，是依靠债权债务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或抵押、质押等方式达成的，主要以“一对一”的借款模式为主，指向特定的对象。即使有一个情况，同一个人是从多个人借钱，但每一笔贷款都是独立的。而集资诈骗范围很广，是面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进行集资，通过向社会公众发放集资公告，或通过中间人等其他方式集资。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规定，未向社会公众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做出界定，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或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都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关于而且债权债务人很可能素不相识，也不知道债务人的资金用途，只是为了牟利。上述案例中，吴英以支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分别从林卫平等共11人处集资7.7亿元人民币，用来偿付欠款，挥霍等。而许官成更是打着南京冠成公司旗号，在明知自己没有能力归还本息的情况下，仍然怀着非法占的目的，以高额利息作为诱饵，过分夸大公司实力，用收到的投资款支付前期本息，骗取客户信任，利用上述方法骗取社会不特定对象超过800人，投资款总金额达人民币3370余万元。
（三）集资的资金数额
集资诈骗罪的构成中，必须满足数额较大这一要件，数额较小的一般不认定为集资诈骗罪。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五条明确规定，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而对于民间借贷，大多用于生产经营，一般数额相对较少，当然也不排除有数额较大的情况。例如吴英案中，行为人利用多种手段，最终实际诈骗金额高达3.8亿元。
（四）借款的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而在集资诈骗过程中，行为人往往以高利率为诱饵，比银行同类利率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被害人也正是被高利率所诱惑，为了牟利宁愿承担高风险。例如诸暨赵婷芝集资诈骗案中，行为人给出月息7分，15分，甚至2角的利息，吸引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她的集资网络也因此越来越大。最后，不能还款的原因。民间借贷中不能及时还款是由于客观原因，因为经营不善或者其他不可预料的因素导致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当情况好转，大多可以及时弥补。而集资诈骗中，行为人将集资款据为己有，甚至肆意挥霍，不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填补巨大的资金漏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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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状况变幻莫测，我国的经济体制主要是以国有制为主，以各种所有混合制为辅。国家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是存在扶持政策的，但是一些中小企业由于本身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缺陷，同时向银行信贷手续太麻烦，所以民间融资成为了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集资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是信用无法考证，另一方面是容易造成我国集资市场的混乱。我国的法律从来都没有承认这种从民间融资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并称这种行为是非法集资，属于违法行为。事实上我国对于非法集资的惩治正变得非常严厉。比如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以金条的销售与回购为主的主营业务，还在2010年被评为中国黄金投资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就是这样一个在黄金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集团，却在2014年11月初因涉嫌非法集资而被停运，主要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并且截止到2015年2月初，黄金佳集团所有门店被查封，涉案金额不少于30亿。目前警方在调查处理此案件。此消息一出便引起了投资者的集体骚动，国家如何保障投资者的权益，以及如何惩处主要的犯罪嫌疑人便成了关注的焦点。在2011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信用证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等罪行的死刑被废除了，但是集资诈骗罪的死刑仍然被保留。早在那一年的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已经把非法集资行为入罪的门槛进行了降低。年末，国务院还专门召开了部际联席会议，在全国部署开展专项行动，整整三个月，用来惩治非法集资行为。这种严惩非法集资行为的动作导致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个人或单位因为“非法集资”而受到致死的惩罚。
事实上，我国跟随国际潮流，近年来已经开始控制对于死刑的使用，除对情节极为严重的故意杀人犯判处死刑外，对非暴力性经济犯罪即使是犯罪数额达亿元的贪污案也很少判处死刑。对于非法集资相关案件，我国却如此频繁地动用死刑，大概是为了彰显严惩非法集资行为的决心，但性命攸关，严惩需要三思而后行。一下便是对我国当前刑法对于非法集资的严惩存在的问题及措施的思考。
一、我国当前刑法对于非法集资的严惩存在着的问题
我国的立法者显然是想通过严惩非法集资行为来遏制非法集资，但从目前取得的现实效果看，这种严惩的行为并没有达到遏制犯罪行为的目的，反而把我国刑事法立法存在的诸多缺陷暴露了出来。
二、构成犯罪的门槛比较低
在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框架中，民间借贷，高利贷以及非法集资有着三种不一样的集资方式，造成的法律后果分别是合法，不受法律保护和犯罪。比如原始的典当行业就是属于民间借贷的一种筹集资金方式，在国家的管辖方位之内；高利贷是经济生活水平上升的产物，它不受法律的保护，盈利或亏损由个人负责。而非法集资是个人或者单位不经过法定程序和相关部门的批准而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方式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时间内还本付息的行为，国家将其定为犯罪的范畴，一方面是因为非法集资并未通过相关部门以及国家的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经济市场的稳定运行，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筹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但是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和犯罪之间仅仅只有一个高利贷，在这个框架下，缺少一种违法却不犯罪的借贷行为。也正是缺少犯罪和不犯罪之间的缓冲，所以就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当借贷的对象一定时，借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当然高利贷除外，高利贷不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当借贷的对象不一定的时候，借贷行为就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而司法部门在判断是否犯罪的过程中常以吸收存款，对象的多少来作为整个社会公众的标准，导致了非法集资吸收存款的犯罪门槛大大的降低。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方面个人或企业的集资可能是用于商业的可持续运营，另一方面个人或者企业筹集资金是为了将资金投入新的资本运营中。所以集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而需要受到惩罚的是间接融资行为而不是直接融资。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中规定：未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社会公众存款的，属于违法行为，构成罚罪者，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站在立法者的角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集资行为仅仅是指属于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之内的以资本、货币经营为目的的间接融资行为。而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只要是非法融资行为，不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的行为都予以犯罪行为将其逮捕。这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现象，因为并未触碰法律底线的也被视为了犯法。
（一）惩罚的程度轻重不分
在当前的案件里，非法集资的主要犯罪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非法使用从社会公众那里吸收的资金；一种是非法占有从社会公众那里吸收的资金。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指标：如果行为人的目的是吸收资金，那么只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其他特定的犯罪，然而行为人的目的如果是占有所吸收的资金，其行为就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这种犯罪性质由“使用型”的行政罪名变成了“侵占型”的经济诈骗罪名（即集资诈骗罪）。也就是说，占有和使用所吸收来的资金是区分这两种轻重不一的罪名的关键性指标。区分行为人吸收资金的目的，是量刑的重要参考，也是刑法实践中保持公正和罪刑均衡的基础。这两种罪名的刑罚轻重差异巨大，所以显然应该慎重进行行为人行为目的的考量，然而在我们所知道的众多类似案件中，司法人员对于这样问题的考量是非常随意的，混淆行为人对于所吸收资金使用与占用的界限，以至于大量的案件被判得莫名其妙，许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成了集资诈骗罪。举几个例子，比如在一些案件中，有些司法人员仅仅因为行为人一时间没有办法返还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就推定行为人是非法占有，而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愿意返还该款项以及该款项具体被如何使用的，是否是被行为人蓄意占有而轻率地下了判决，这就导致非法集资罪这一重罪的案件大量出现。再比如，司法人员在判定类似案件的时候，只要行为人将吸收来的资金用于个人消费，不论数额，都直接判定为集资诈骗罪，而不管是否有更大部分的资金是被用于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等正当使用的途径，这导致很多行为人在吸收资金之后，明明大多数资金都确实认真有效地将资金进行了正当的使用，只有少量的资金用于了个人目的，但还是被判了很重的非法集资罪。
（二）刑法判刑偏重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佛教大国，死亡是最严重的酷刑。而教育的开化使得在开明的现今社会里，死刑受到了严厉的控制。在我国司法案例中，除了情节恶劣的故意杀人罪之外，就算犯罪数额上亿的贪污罪也不至于量刑致死，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司法部门为什么对于集资诈骗罪这种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量刑如此重，对死刑使用的这样轻率呢？分析以上的案例，可以发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立法者受到非法集资观念的影响，给集资诈骗罪设定的量刑过分重，而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处理又太轻率。虽然集资诈骗罪是涉众型犯罪，容易引发，这足以成为被加大量刑的原因，但是有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即如果某个犯罪行为不适用量以极刑，那么即使被害人的人数很多，也不能成为对该案件处以死刑的原因。例如，小额盗窃不会被判处死刑，那么一个人进行连续的小额盗窃，被害人达到上千，显然也不会被判处死刑。然而我国的司法机构并不承认这个简单的逻辑，以导致虽然重刑之下，部分人会由于代价太高而不敢实施集资诈骗行为，但是这样的异常量刑标准首先违背了当下世界公认的关于死刑适用的原则，也和我国“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形势政策相违背，再者是在重刑之下，被害人会完全丧失追回被骗款项的机会，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事实上被害人的主要诉求就是追回被骗的资金，然而这样的量刑标准与被害人的要求也是相悖的。
三、针对我国当前刑法对于非法集资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措施
我国实行死刑是为了加大对非法集资的管理，通过严刑限制社会群体进入非法集资范畴，但是从国际行业规范看，我国对于非法集资使用死刑是属于过于严厉的行为，因此为帮助更好制定对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从我国法律改革上看，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对非法集资案件构成要件定义的改革
非法集资在法律的定义中，很容易被认为是非法地从民间间接融资，而非是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从社会公众中吸收存款，并且主要用于满足集资者的行为。所以要对法律中的很多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法律名词重新进行定义。具体如下：
1.对资金使用用途的界定
在法律对非法集资资金使用用途的定义里，若资金是筹资者为自我使用或为占有所筹得的资金，则属于“侵占型”的经济诈骗罪名。同时资金的使用量超过进行投资运营的使用量时，才能够认为具有违法性。但是很多案例中，即使资金只有一部分是用于个人，其罪名也是如此构成。同时，集资人的集资只有用于经营资本和货币为目的的间接融资等行为才会扰乱我国的经济市场，若是用于合法商业或生产运营，那么其实也不会对经济市场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若要对法律进行修改，则需要重新定义集资的用途，要能够让集资人区分开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将直接吸收的用于正规经营和生产的资金做出合法定义。同时，若集资人有意并且能够及时归还借款人的资金与利息，对社会不会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的集资行为，也可以定义为不违法行为。
2.对被集资者的界定
在非法集资法案中，被集资者，即社会公众的定义具有广泛性，不能够体现出非法集资的违法本质。非法集资中的社会公众是指通过从全社会进行宣传集资，具有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但是在很多案件实例中，非法集资所涉及的社会公众很多都是具体的、知道投资风险的社会公众，具有指向性，大多是企业内部员工及其家属、企业相关投资者、企业组成人员亲友，他们对于企业的运营合法性、公司法律代表、公司资金运输方向等都完全知情或部分知情，并没有与相关信息不对称，所以严格来讲不属于真正的社会公众。同时，很多案例中的企业并没有对整个社会进行宣传集资，而是通过内部宣传或相关性宣传进行的集资，严格来讲也不应该属于非法集资。因此，若进行法律改革，则需要重新定义社会公众的组成条件，即从全社会的、非公司知情人员的公众。
（二）扩大其他法律的适用范围，减少死刑的使用
我国使用死刑是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情节及其严重的刑事案件和巨大贪污受贿案件的违法者进行的极刑。由于死刑会剥夺犯罪者的生命，使其无法进行其他法律补偿行为，同时，受害者需要的是犯罪者返还自己亏损的利益，而不是真正的希望能够剥夺犯罪者的生存权利，所以如果让犯罪者进行了死刑，受害者的主要目的便不能实现了，因此，我们可以扩大其他法律的适应面，比如用合同法或民事法等非刑法法律来处理相关案件，或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增加受害者被补偿的机会，这样不仅更能显示出法律中的人道主义，同时又能够真正体现受害者走法律途径的意义。
（三）扩大其他法律的适用范围，减少死刑的使用
我国使用死刑是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情节及其严重的刑事案件和巨大贪污受贿案件。由于死刑会剥夺犯罪者的生命，同时，受害者需要的是犯罪者返还自己亏损的利益，如果让犯罪者进行了死刑，受害者的主要目的便不能实现了，因此，我们可以扩大其他法律的适应面，比如用合同法或民事法等来处理相关案件，或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增加受害者被补偿的机会，这样不仅更显示出了法律中的人道主义，同时又能够真正满足受害者走法律途径的意义。
（四）降低合法集资机构成立的门槛，提高金融中介机构资金流动融资能力
在我国，非法集资行为的存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够成立合法集资中介机构的门槛过高，很多民间集资者的融资需求很难通过合法手段得到满足，同时很多资金需求者需要快速、大量地收集到自己所需要的资金，而现有的金融中介机构又不能很好地满足它们的需求，因此，非法集资机构便产生了。
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有缺陷，是由于国家相关职能机构作业能力不足，其实可以通过国家内部改革等措施来减缓非法集资的出现。因此国家不能一味通过强制的法律手段来限制社会非法融资机构的出现或存在，而更应该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创新管理办法，建立更多的合法的金融中介机构，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以合法、低息、快速、安全的集资中介机构取缔社会不法集资中介机构的存在。
（五）加强公安、金融、工商管理部门对非法集资的管理
在很多案件中，三大部门对非法集资的存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公安部门中，由于公安部门无法侦破案件，导致非法集资活动连续不断侵扰社会居民的生活，或者由于公安部门提供的证据错误或不完整导致审判失误。在金融部门中，由于不能快速、大量提供给中小企业资金支持，或者投资利率过小，导致非法集资活动有生存空间，人们愿意冒着违法风险踏入高利润行业中。在工商部门中，由于对非法集资公司登记注册信息的不完整统计和管理，导致这些公司通过这些漏洞进行非法活动。因此，三大部门要进行内部改革，强化管理条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做出实际行动，将会减少违法企业的存在。
（六）加强群众对非法集资的认识，了解非法集资的危害性和违法性，远离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能够顺利进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公众对于非法集资的认识不够了解，不能够有效的区别合法融资和非法集资的区别，而是被高利润所吸引，进行资金投资，甚至有的群众在了解到非法集资后，任然抱有侥幸心理，利用漏洞进行投资。所以金融和工商机构在加强对社会企业管理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宣传非法融资的危害，公安部门要与各个社区进行合作，对社区居民进行宣传，并且借助群众力量，发现社会中先存在的非法集资行为，并作出打击，维护公众利益的安全。
三、总结
一直以来因为中小企业去商业银行或者发行股票、债券等集资方式，往往因为手续繁多等待时间长，和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很难在短时间内很好的解决融资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承认民间集资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现今社会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些团伙打着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旗号进行诈骗，但是更多的融资企业是真正的在做正当的民间借贷活动。其实客观上看，民间融资具有着很大的潜力，它需要的不是法律不分青红皂白的严惩和刑法的直接打压――事实上这种严厉的打压会直接影响到金融创新的积极性；民间融资行为需要的是融资市场建立起规范的标准和统一的秩序，对其进行健康积极的引导，显然这种秩序的建立将可以更好的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司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不遵循高效统一的法律规章行事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泛滥，众所周知，在我国，依法治国以法为本的观念并没有普及开来，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会做出一些很轻率和擅用权力的事情，对于案件的细节缺乏应有的耐心，执法人员欠缺水平线以上的素质，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我国法制社会的健康发展。执法人员的失职对于防治和改善一些同类型的犯罪事件甚至有着负面的影响，会使这个社会的美好受到损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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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少辉.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与金融对策[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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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年底，国内风头最盛的网络贷款平台e 租宝出事，中国最大的庞氏骗局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随后，P2P 平台鑫利源在其网站首页堪称奇葩的公告高调宣布正式跑路，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使得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犯罪再一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常见的金融犯罪有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等。诚然，此类金融犯罪种类繁多，笔者能力有限，本文主要以最常见的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等犯罪风险与民间借贷纠纷的区别做重点分析。
2.1 民间借贷纠纷与集资诈骗罪的界限--以吴英案为例
2007 年2 月，吴英及其所管理的本色集团因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被立案调查，随后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同诈骗罪两个罪名将其起诉。2009 年一审法院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集资诈骗罪，并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后吴英律师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判。纵观整个吴英案，吴英一直辩称自己在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借款中并没有使用虚构事实等手段骗取他人财物，而且案件中所涉及的被害人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不属于社会公众所得借款都用于公司活动，仅有少部分用于购买个人用品，亦是为了公司形象，不存在肆意挥霍[2]。但是其所有辩词均未被采纳，看似十分在理的辩护词也成为公诉人眼中的强词夺理。其实，庭审中吴英与公诉人的车轮战的中心就是本文笔者所要论证的要点之一民间借贷纠纷与集资诈骗罪的界线。
2.1.1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集资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对目的的正确理解是界定该罪的关键。对于法定目的犯而言，行为人对法定犯罪目的一直持希望态度。这种犯罪目的自始至终都在指引行为人的意志心理，并进一步支配行为的实施和结果的发生。[3]究竟何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不难认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只要具有情形[4]之一的则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诚然用列举法无法穷尽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故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客观理性的看待该问题。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前提下，只根据一些客观事实，尤其是未返还或未完全返还的事实，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势必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中[5]。
2.1.2用于投资经营的认定
诚然，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与非法集资有一定的交集。我国法律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进行借贷活动，但如今中小企业借贷难的现状使得企业家不得不选择民间借贷这条危险但实用的途径。很多时候，借来的钱是否用于投资很难做出一个清楚的判断。借款一旦用于装饰自己就算是个人挥霍，就构成非法占有的目的吗?中国人好面子，喜包装，很难说通过豪车、珠宝等公认的财富标志，传达自己公司有实力的形象不是一种经营策略。当然我们也并不能否定这种判断的判断力，但是笔者更偏向于为此类行为制定一个标准。俗话说，凡是都应有个适当的度，一个理性的标准能让我们更好的判断行为人的目的。笔者认为应当以比例为界定标准，即所花费的钱款占所得总借款的百分比。如果行为人用于装饰自己的钱款占总借款的百分比超过这个百分比，则可认定为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否则则认为所得借款是用于投资经营的。这样既可以清楚准确的判定行为人的目的，也不至于太过主观。
2.2 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以兴邦案为例
2013 年8 月份，历经6 年起起伏伏的亳州兴邦案件在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最终在2014 年底落下帷幕。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主犯吴尚澧等20 名被告人十年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数额的罚金。该案件可以说是继吴英案件以来的又一大撼动我国司法关于金融犯罪的案件，不同的是此次争议的焦点更多的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上。
2.2.1 对公众的认定
笔者认为，公众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公众的本意是指行为对法益侵犯的范围广、程度重，可能具有实质违法性。而不特定则说明了人员的延散性、不可控性以及可波及范围的广泛性，是把握公众含义的重要向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构成犯罪须以向社会公众即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为要件，仅在亲友或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兴邦案的审理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该案件中部分被害人在为被告人伸冤，他们是拥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经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投资者。在他们眼中，吴尚澧等人的行为是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是心甘情愿，甚至是主动去投资的。若是把他们同其他被害人相提并论显然有些牵强，对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审理也会有一些不公的影响。故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国外对私人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将公众划分为合格投资人与一般投资人。其中合格投资人则要求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经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在司法实践中，将具有投资意愿的合格投资人排除在非法集资对象之外，这样既能保证案件审理的公平性，又能为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良好的空间。
2.2.2 对口口相传行为的认定
在兴邦案件中，吴尚澧的辩护律师陈有西律师一直主张兴邦公司的融资的对象大多是向公司内部职工，而其他人都是以职工亲友的身份进行融资的，这种行为应该被称为口口相传行为。《解释》中没有提到口口相传这一行为方式。口口相传是当前各类集资案件中一种非常典型的集资宣传形式，指行为人通过亲朋好友以及相关集资户，用明示或暗示的方法要求这些人员将集资的信息传播给社会上不特定人员，以扩大集资范围的行为。[6]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引导全国法院更好的办理非法集资案件公布的四起集资诈骗案件中，有三起涉及口口相传这一集资宣传途径。[7]《解释》用列举的方式列举了四种向公众宣传的方式，仅因其后加有等字，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就因此将口口相传形式归为向公众宣传的方式之一，而不阐明具体理由，实在不具有说服力。中国人复杂的人情关系网表明了通过熟人的介绍进行资金融通是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活动的一大常态，若是单纯的对口口相传的信息传递方式采取全面否定、一刀切的态度，那么恐怕所有的民间借贷都可能会被冠以犯罪之帽了。
3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犯罪的防控措施
民间融资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关键在于如何更好的规避此类风险。《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颁布，老36 条，新36 条以及新36 条实施细则等国务院政策的相继出台，无一不表明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在民间合法融资中却未能得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有效庇护和保障。笔者通过访谈了解了我国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立案、审理等方面举措，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风险防范法律制度存在着立法体系混乱、现有法律不健全和法律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等缺陷。要想解决民间融资犯罪的风险，必须从多个角度深入解决而不能仅依靠单方面的力量去追求形式上的解决。据此，笔者有几点建议提出希望能被采纳。
3.1 立法机构完善防控机制
从现实影响角度上看，金融刑事立法的过度扩张，模糊了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之间的界限[8]，导致了金融市场被刑法过度干预的现象层出不穷，使得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无法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金融经济市场的发展。我国现在对于民间借贷的保护立法尚不完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高利转贷等经济犯罪行为的界限模糊，虽有出台相关立法《关于依法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和非法集资活动的意见》予以区分、保护，但并未从本质上解决界限模糊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加以明确区分规定，使其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得到确切的运用。二、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不够完善，立法处于零散、混乱的局面，应当加强规范监管，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得民间借贷有其合法性。三、应在《中小企业促进法》中补充违法追责的相关法条，使其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以杜绝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
3.2 政府主管部门预防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在我国民间资本难以进入银行体系这一现状，正是由于中国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 偏见 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因此，要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必须从改革国有银行产权结构、治理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着手，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来改善市场竞争结构。在与我国中小企业现状最为相近的韩国，各种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为支持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如韩国中小企业银行(Industrial Bank of Korea)。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经验来完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另辟道路。比如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其次，政府机关可以建立起专业化的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机构。同时还需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作出合理的规定，并且完善民间借贷的担保制度的法律规定。明确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由监管主体实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合理控制民间借贷的准入，完善制裁不法借贷行为的法律，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
3.3 中小企业家自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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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借贷的主要法律特征
（1）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便会受到法律的保护。（2）民间借贷是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因借贷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合约行为。只要该协议的内容合法就都是法律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3）贷款人能否将借贷的标的支付给借款人，决定了民间借贷关系能否成立。借贷双方之间除了对借款标的、借款数额、借款的偿还期限等内容均达成一致意见以外，贷款人还要将借款的标的即货币或者其他的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此时双方的借贷关系才算真正的成立。（4）贷款人交付给借款人的标的物，必须是贷款人个人拥有所有权或者支配权的财产。（5）借款人既可以支付利息也可以不支付利息给贷款人，是否支付利息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民间借贷因其主要发生在自然人之间，一般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若借贷双方在口头协议或者书面协议之中约定了支付利息，那么借款人就要及时地将利息交付给贷款人。但此利息不得高于国家法律中对利息的相关规定。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必然性
我国民间借贷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时间的流逝，民间借贷非但没有消失匿迹，反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有日趋活跃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民间资金的需求情况。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从供求方面看，大量富余资金的存在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城乡居民所拥有的个人财富也随之增加，为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普通群众可选择的投资品种却是少之又少。通常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对于银行的利率来说要高一些，于是很多人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而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市场，靠发放民间借贷给借款人来获取高收益。也就解决了中小企业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充实了其运营资本。
（2）从需求方面看，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我国中小企业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然而，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在从银行获取贷款时却普遍遇到了贷款难的问题。民营企业因其经营不稳定，在融资上存在很多的障碍，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这就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借入的资金变得十分有限，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正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3）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相比具有特有的优势。当货币盈余者向资金短缺者有条件地转移货币时，就构成了金融行为。这些金融行为可以跨时间、跨空间、跨主体去配置资源，在正规金融不足时，民间非正规金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补充作用，有助于增进人们的选择自由和切身利益。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非正规金融机构在信息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民间借贷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交易双方往往为在一定区域内生活且彼此熟悉的居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合作中早已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且对对方的收入水平、偿还能力、信用状况等信息能够清晰的把握，有效地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满足了中小企业快速融资的需求。
四、民间借贷新的立法建议
2008 年 11 月央行起草了《放贷人条例》并将其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表明监管当局对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已经有相当全面的认识，并试图用立法手段对其信贷行为进行适当的规制。这将是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必将对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和动员民间资本从而纾解小企业和农户融资瓶颈约束起到积极作用。
借贷的资格是毫无异议的。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明确的将企业之间的借贷定位为非法的、无效的。但我国银监会于 2008 年 5 月 4 日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7 年 1 月 22 日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2007 年 1 月 22 日颁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中却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可以与贷款的中小企业之间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也就是说现行法律允许企业之间进行民间借贷。这就导致新法与旧法之间出现了矛盾。因此，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应该明确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的性质。
1.确立民间借贷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人往往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放贷人条例》中要重视对借款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也要注重对贷款人权利的保护。
2.创新民间借贷的抵押物种类。控制民间借贷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模式便是建立完善的担保机制。在民间借贷新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借款人在贷款时多无财产可供抵押，无形中增加了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应该创新民间借贷的抵押物种类，给予借款人和贷款人灵活的选择抵押担保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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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融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民间融资的界定
一谈及民间融资，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非法集资、高利贷、地下钱庄等负面内容，而在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之间，确实存在着灰色地带，界定不明确是阻碍民间融资发展的首要障碍。民间融资是与官方融资相对应的概念，是民间金融的组成部分，但国内目前并未形成统一的被认可的概念。国内对于民间金融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定义："民间金融就是为了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活动"，"民间金融指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分"。央行则将民间金融定义为：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的设立的金融机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非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1]
笔者认为民间融资主要是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正式金融机构之外，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一方将资金出借给另一方，借款人到期还本付息的一种民事行为。民间融资是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它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部分，在我国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巨大的份额。民间融资主要表现为债权债务式的民间借贷、权益性融资、典当融资、有价证券融资和票据贴现融资、企业内部集资、融资中介、合会融资、私人钱庄等方式。在资金需求量大增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民间融资满足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背景下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但令人忧虑的是，民间融资自身也蕴藏着大量的风险，监管不当也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是一把"双刃剑"。
（二）民间融资的现状
当前我国民间融资发展现状存在以下特征：一、融资主体多元化。我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相对狭窄，普通个人投资理财能力又相对有限，投资方式主要局限于银行存款、储蓄等，但银行等存款利率相对于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物价指数的上升而言较低，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人（如农村人口、城镇居民、企事业单位员工、公务员等）把闲散资金用于参与民间融资以实现增值。此外，一些生产经营机构也受民间融资中高利率的诱惑，将生产建设的闲置资金挪用于民间放贷活动中。二、民间融资高利贷化。民间融资的利率远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甚至远远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是经济迅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是国家紧缩、稳健的货币政策，限制银行对外借贷，加大了民营经济中的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中取得贷款的难度。社会资金需求的旺盛致使民间借贷异常活跃，直接导致了民间借贷利率的攀升。三、融资范围广，规模大，区域性显著。民间融资的活跃程度与地方的经济总量、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关联。在经济发达地区，正规金融机构较多，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民间融资比例相对较低。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融资规模也相对较小。而在一些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地方，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方，民间借贷规模居全国前列。
（三）民间融资非规范化的危害性
民间融资活动作为正规金融活动的必要补充，可以满足个人、企业生产以及其他社会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可以有效地弥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不规范运作的民间融资活动扩张也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1.容易发生借贷纠纷，不利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监管和法律保障，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而且民间借贷具有金额小，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民间借贷一旦发生欠债不还的情况，容易出现通过暴力收回借款的现象，使借贷双方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2]
2.干扰正常金融监管，扰乱金融秩序。民间融资的隐蔽性较强，它是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不公开化"的融资关系，外部监管力量难以介入，无法掌握其资金流向动态，也无法捕捉到借贷双方的信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民间融资的隐蔽性，使用高息手段直接从社会上融资，诱导民间闲散资金投入高风险领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扰乱了金融秩序。
3.加重企业融资负担，影响实体经济。民间借贷大部分发生在资金需求迫切、紧张，银行无法解决的状况下，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一般都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4倍。过高的利率水平，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有的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往往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合理认定
我国刑法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三个罪名建构打击非法融资行为的法网。但2003年"孙大午案"发生后引发了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同思考。随着近年来集资案件频发，涉案值过亿、影响面广的案件屡见报端。2009年"两高"在其工作报告中都提及要严惩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的经济犯罪。为此，在打击集资行为时，出现了"成者王，败者寇"的尴尬局面，没事的时候是民间集资，有事的时候是非法集资。对于出于正当的融资需求，将借贷的资金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是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等原因而出现经营困难或资金链断裂，无法填补资金漏洞的情况，就以后果逆推行为时的"非法占有目的"，进而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如果没有办法提供当事人"非法占有的故意"方面的证据，退而求其次认定其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就是如此。为此，有学者指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了一个审查更严重犯罪的'台阶'，它自身担负规制民间融资商事出格行为之重任的价值被人为地忽略了。"[3]
（一）主体资格的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简称《取缔方法》）第4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特征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和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刑法》第176条并未突出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资格。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个人、企业和非金融机构从事上述行为当然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但争议点在于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擅自违规提高利率、以存款以外的名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能否以本罪论处。即在认定本罪时，是否应区分以及从何种程度上区分体制外的民间融资行为和体制外的扰乱金融秩序行为。
"存款和吸收存款是民事行为，存款人和存款机构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存款机构吸收存款对融通资金，调节经济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存款人的利益和存款秩序的维护，是关系到金融信用、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我国金融法律对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吸收公众存款的机构，均作了严格的规定。"[4]笔者认为，吸收公众存款业务作为一个受"严密监控"的且带有垄断性质的金融行为，并且从存款的重要性可以推断立法者设立本罪的意图在于惩罚违规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因而本罪的主体不仅仅是不具有吸储资质的非金融机构或者个人以及不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也应当包括在内。
（二）"公众存款"的认定
"公众存款"一词最早见于《商业银行法》，但《商业银行法》并未明确界定"存款"的法律含义，其他法律规范也没有关于"公众存款"的外延和内涵的界定。1997年刑法将此词写入罪名后也未作出解释。根据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的《取缔方法》第4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作的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将"存款"定义为"将金钱或者其他财产交予他人保管或使用，而后者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从此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存款"的价值在于保证储户存款的保值增值，存款的吸收者给予无风险承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司法机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的非法集资行为所吸收的资金，是否都具有"存款的性质"值得探讨。
就以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以委托理财方式进行的集资活动为例，一些投资理财工作室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群体募集投资资金，此时集资者并未向出资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类似于存款利息一样的固定回报，而是在出资者自负部分或全部风险的前提下，将资金集合性地投资于证券市场。此时出资人的预期收益是不确定的，他自身承担着一定的投资风险。除了利用委托理财这种形式吸取公众资金之外，现实中常见的还有利用"共同果园开发"吸收公众资金；通过会员卡、会员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等等。[5]这些集资行为事实上严重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威胁社会的安定，但这些行为并不能定义为"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且根据我国法律当前对"股票"和"证券"所作的严格定义，《刑法》并无罪名可以覆盖这些大量出现的集资行为。因而实践中，司法机关为对这些非法集资行为进行定罪，任意扩大对于"公众存款"的解释，把集资者在并不保证确定回报的前提下所吸收的公众投资款界定为"公众存款"的一种类型，以便从刑法上追究集资者的刑事责任。这一做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虽然实现了追求实质正义的目标，但放弃形式正义维护的做法经可以取得短期内"打击犯罪"的效果，但长期以来看存在一些制度患，比如有可能助长立法机关逃避自己的立法责任。
（三）"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的认定
刑法将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认定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对于"扰乱金融秩序"的认定，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即对于将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用于合法经营时是否应认定为犯罪的争议。目的犯说认为上述行为不具有扰乱金融秩序的意图，将其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而行为犯说认为只要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无论其是否将所吸收的资金用于非法用途，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主观目的在实践中难以界定，判断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时的主观心理存在较大的难度，而民间融资又具有许多内在的缺陷，国家对民间融资抱持审慎的态度，因而采用的是行为说。"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基本不区分吸收资金的目的，也不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一概将非法集资行为当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打击，认为集资的用途不影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酌定情节。"[6]
笔者认为这种入罪做法并非不合法，更多的是不合理。将这种合理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无法为民间融资合法化预留空间。不能因为筹资者将资金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后，因为出现经营风险无法兑现合同，归还借款，使群众利益蒙受损失就认定其情节严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只要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出现失利，如期兑现承诺，就不认定为犯罪，或是经人举报也可被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做法明显有失公平正义。
三、民间融资领域如何把握刑法规制的介入程度
（一）明确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
从广义上说，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也属于民间借贷的范围，但属于非法的民间借贷。在认定时，应严格区分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在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同时，为民间融资合法化留下空间。合法的民间借贷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在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以下的受法律保护，但是利率高于4倍并不一定是违法的，法律只是不保护高于4倍的利率，但是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在自愿、合法的借贷基础上，法律并不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行为虽然也可以表现为民间借贷的特征，但其借贷范围具有公众性，而且要求达到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程度，具有合法的民间借贷不会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根本的区别，可以吸收借鉴国内外监管民间金融运作的经验做法，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人民银行、工商管理、银监会等部门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协同管理，在合理的利率范围内允许民间的自由借贷，同时严厉打击高利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进行阳光化、规范化操作，为民间资本的流动给予合法化的空间。
（二）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范围
1、对于以集资者与投资者共担投资风险的方式进行集资的，不宜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上文所述，这种集资方式所吸收的资金明显不具有"存款"的特征，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司法机构在实践中将其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出于应对无法律可以适用的困境的无奈之举，这种做法虽然对于维护国家金融秩序和社会安定，保障群众利益，打击民间违规融资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背离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当然，对于采用这种集资方式，严重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也不能置之不理。有学者提出，借鉴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二节（a）（1）对"证券"一词的界定采取十分宽泛的模式，在股票、债券、各类衍生产品之外，囊括"投资合同"这一弹性概念。我国现存的大量的集资行为如果按照上述认定，可以以"投资合同"的形式纳入证券法规制的范围内，而不再是任意地扩大"存款"的概念。但是，这种方案能否适用于中国，还需考虑我国的制度资源环境，即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证券监管体制与西方的差异。
2、对于吸收公众存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应排除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范围。笔者认为只有利用吸收来的资金从事货币资本的经营时，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凡是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产生风险，而经营的结果也并非融资人能够控制的，只要其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合法经营，并最大限度力求避免造成出资人的损失，即便结果给出资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也不能认定其为犯罪。因为一旦双方达成协议，出资人自己也要负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市场风险，只要融资人没有违法行为，遵守合同义务，并且采取了极力避免造成出资人损失的措施，就应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而不认为是犯罪；反之，如果融资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守合同义务并且没有尽最大义务避免出资人的损失，那么应认定其为犯罪。
参考文献：
[1]姜旭朝，丁昌锋.民间金融理论分析：范畴、比较与制度变迁[J].金融研究.2004（8）.
[2]唐吉荣.从温州民间融资发展看我国金融改革[J].发展研究，2012（1）.
[3]邵征宙.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完善[J].唯实法制建设.2011（6）.
[4]王凤蕾.金融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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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界限在当前涉众型民间债务违约事件处置上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中枢效应，都牵涉到刑事处理的门槛问题。刑事处理的门槛过低，会客观上压抑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加剧金融抑制。但刑事处理的门槛过高，也会造成对非法金融打击不力，金融秩序紊乱。
一、实践中非法集资的认定取向
考察当前我国非法集资的司法处理，实践中存在着三个比较明显的取向性特征，即追随行政取向、表象化取向和结果取向。这三个取向直接投射出现行规范在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界分上巨大的制度张力。
（一）追随行政取向
我国对非法集资行为的司法把握一直存在着鲜明的追随行政取向印记。以前把握非法集资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未经有权机关批准”，2010年11月22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将之改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从“未经批准”到“违反金融法规”已经体现了金融多元化和金融深化实践进程对司法的冲击，却没有真正改变行政取向的本质。我国正处于深刻的金融转型过程中，对民间金融、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模式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导致行政层面对非法集资的认识势必会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未来金融的发展不仅审批标准无法约束，金融法规规制也可能常常滞后于实践进程。追随行政取向的刑事规制将不仅反映为司法实践中诸多困扰，也将越来越背离实际的社会经济进程。
（二）表象化取向
在我国，《刑法》并没有直接使用“非法集资罪”作为一个规范的罪名，但“非法集资”这个词却一直被广泛应用于行政机关与司法系统的文件中。实际上，“非法集资”应该是一类罪的总称，司法实践中经常用来处理非法集资活动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将“承诺给付回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要件中，再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发行基金份额的非法经营罪、明知非法集资虚假广告纳入非法集资犯罪体系。《解释》实际上就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非法集资活动的基础性罪名，其余罪名则为非法集资活动的特殊罪名。这样，扩充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罪要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边界意义。
《解释》第一条定义《刑法》176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并以联立的方式规定了四个核心构成要件，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还本付息或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同时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构成要件在具体比照认定上存在相当的争议。
（三）结果取向
界分标准的模糊化和表象化投射到司法处理层面，出现了背离公认法律准则的结果先导的实用主义取向，尽管暂时会起作用，但长远来看司法失范反而会更加剧民间金融领域的投机和道德风险。当前在办理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一种现象，即司法措施以集资者的成败为标准，而不是以非法集资犯罪的核心法律特征为标准进行严谨的甄别。一般而言，对于成功的集资者，只要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就不予刑事追诉；对失败的集资者，造成了群体性借贷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就予以刑事惩处。这是一种典型的“成者英雄败者寇”的理念。如果执法上也迎合社会通行的“以结果论英雄”的思维，将会明显助长投机和道德风险。
二、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实质界分
以实践中的三个取向所引发的混淆与困惑为鉴，有必要深入到金融的实质层面去把握法律规制的真正目的，厘定实质边界。前已述及，《解释》实际上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非法集资活动的基础性罪名，该罪对于界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具有边界意义。我们就从探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内核人手。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性内核：实质地使用金融工具
存款的本质是一种以未来还本付息为内容的银行信用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信用”被解释为“一种交易媒介”。以信用为媒介进行的交易是基于对交易对方未来支付能力与意愿的信任，它有别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存款既然属于银行信用范畴，其理应具有银行的间接融资性质和信用创造性质。
从法律用语的高度严谨性出发，《刑法》第176条在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名下使用“存款”二字应是止于其公认的金融学原义。
一是存款本质内涵应止于“允诺还本付息”，即使“变相”也只是指吸收方式上的多样化，“允诺”上仍然不应当脱离“还本付息”的特征。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1998]247号）固守了这一理解，规定“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但其他相关行政规范和司法解释都把承诺的内容扩张到了“承诺给付回报”的内容，即不限于还本付息的固定收益。
二是存款本质内涵应止于“银行信用”范畴。银行是专业的融资中介，从事间接融资，即融入资金的目的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与“借款”一词不同，银行业是严格区分“存款”（信用业务）与“其他借入款”（非信用业务）的。因此，将融人资金直接投入生产经营是不符合“存款”的间接融资内涵与信用创造内涵的。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相继联合会签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条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一般可不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处理。但对于其中后果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应当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处理。”但《解释》并不认同这一理解，只要符合司法解释第一条的四个条件的集资行为，均可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尽管该解释第三条同时也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入罪与不入罪的观念在法律上显然是一种实质性的差异。
《解释》偏离“存款”的固有内涵，通过在“还本付息”后添加“承诺给付回报”并在第二条罗列行为形式的方式来扩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增加该罪的调适面，是超越其本来作为金融范畴的众允边际的扩张性解释，漫无边际地扩大解释几乎等于无边界，易在实务中造成混淆。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能充当非法集资一类罪的基础罪名，其中的“存款”概念应当作为“金融工具”的典型代表来理解才具有相当的逻辑合理性。集资的具体形式表象可以是买卖，也可以是房地产销售，甚或至于一切表象合法的交易形式，但只要内在实质地“运用金融工具”的，就可归属于金融行为。这样看来，罗列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难以穷尽。反之，如果脱离“使用金融工具”这一实质约束条件而只是停留在行为形式层面去把握，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口袋罪”充当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边界则在法律逻辑上是不严谨的，在实务中易造成混淆，不少学者都曾提出质疑与批评。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社会性内核：具有抽象的外部性
《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性要件作了“公开宣传”与“不特定对象”的具体化要求，但具体化反而带来实务中的大量争议，于是就引发司法系统的进一步指导意见试图统一。笔者认为，实际上，社会性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应该抽象化而不是具体化，对此，结合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来理解则更为清晰明确。所谓外部性，按照兰德尔的定义，是指“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金融的高度信用化特性决定了系统化、网络化和传染性的风险，金融行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众所周知的。外部性风险的原理说明了集资的社会性不仅仅取决于集资对象的特定还是不特定，也不取决于直接集资人数的多寡，而是取决于集资主体社会网络的扩散延伸程度，判断集资的社会性应着力于从一个集资系统的外部性伸张的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性的判断应当是总体上的，抽象化的，而不是拘泥于表象。吴英案件虽然直接集资对象只有11人，但其联系的社会网络非常广阔，其中的最大集资对象林卫平是经营规模较大的社会融资中介，联系着庞大的资金供应下线，而且吴英在当地影响甚大，其崩溃的外部性和宣示效应无疑是巨大的，其具备法律要求的社会性应当是明显的，具体化不特定对象反而容易产生争议。
（三）建构“扰乱金融秩序”的专业审查替代数量化入罪
在明确非法集资行为金融性与社会性实质的基础上，界分非法集资与合法民间借贷的关键就在于衡定如何入罪的刑事门槛问题。（1）由于长期的银行业集中思维的支配，金融从业审批上的门槛之高是众所周知，民间集资行为违法认定的门槛则很低，行政规范规定“凡未经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集资活动，均为乱集资。”（2）刑事处理则是采用追随行政的导向，以“未经有权机关审批”或“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为前提，相应导致了低门槛；（3）刑事人罪标准目前采取数量化标准，且规定的数量标准较低。这样非法集资犯罪与合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敞口于是非常狭窄，一方面助长了金融业的集中与垄断，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量地动用刑法资源遏制“非法集资”。这样，刚性规制的倾向十分明显，可以说是我们多年来对非法集资治理存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的重要制度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7年《刑法》设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来，《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未规定以数额较大为要件，而是以“扰乱金融秩序’为要件。笔者认为，《刑法》此规定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把握了集资作为金融行为的入罪实质——行为产生金融风险并足以危及金融安全与秩序，实际上这也正是界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实质基准。《解释》“扩充”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基础罪名，纳入了超越“存款”内涵的其他集资形式，却对“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定要件如何认定不作规定，仅在第三条规定了从数额、人数、损失方面入罪的数量化基准。虽然我们在实际处理集资类案件时不能不考虑集资的数额等数量化基准，但是数量化也意味着简单化和表面化，尤其是在将各种不同的非典型形式的集资纳入该罪时，同样数量的集资对金融秩序的冲击和扰乱程度可能差别相当大。笔者建议，强化“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定要件，应当由金融监管部门出具专业审查意见，目前可参照《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鉴定意见进入法庭审理（今后诉讼法可配置专业审查程序），且按《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各方可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意见，被告方也应当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则在各方意见充分交锋的基础上综合各方意见作出最终决定。为“扰乱金融秩序”的实质认定设置程序保障，是确保各方申辩权的需要，也是刑事处理准确性的重要保证。
三、以衡平原则统合刑民处分
处理一宗总体上确定进入刑事处理的涉众型债务事件，司法实务上核心难题在于要应对随后面临的程序处理上的刑民交叉。而总体定性方面一旦在刑事程序上强化了对“扰乱金融秩序”法定要件的论证，无实质金融风险的集资案件就排除了刑民交叉的形成，这就首先充分保证了刑民冲突只在风险越界的特殊情形下发生，我们就可以有针对地考虑特殊情形下特殊的利益结构寻求特别的处置原则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固有法律规范的扰动。
（一）刑民处分的统合一衡平原则
一旦确定进入刑事处理，立即给此宗债务的诸关联人之间利益格局和法律地位带来深刻的变化，从本来诸关联人分别共同指向债务人的利益诉求变成了关联人互相之间的利益纠葛。而众多关联人所处的程序进程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同。一是形成各关联人之间利益交错勾连的平面利益格局；二是化生出全体关联人的集体利益；三是由于非法集资的外部性又牵扯到社会利益的问题，这就发育成一个特殊的平面多层多维的利益构造。我们原有的法律规范通常是在考虑简单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建构，显然难以适应多维的利益冲突格局。目前我国没有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对于刑民交叉问题法律处分上的零星规定又缺乏详尽统一的规范，法律、司法解释的很多规定互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如果拘泥于当前规定作为根据去寻求刑民处分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果可能是无解，甚至造成更大的混乱。为适应这一特殊的利益构造，我们必须另寻它途。
非法集资被立案后关联人之间的利益格局是基于自身的处境各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要在多元利益性质交叉混同的问题上找到破解之道，首先要找到多元多维问题的共同联结点或均衡点，也就是相当于将众多性质不同的约束条件联立来寻求方程的均衡解。但遗憾的是不存在这样的均衡解，原因在于经济学上的“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B·Holmstrom，1982）。该理论证明了“纳什平衡”（Nash Equilihrium）和“帕累托最优”（Pareto OotimaJlty）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因此，要解决刑民交叉问题，首先要在多元利益格局中寻求利益之间的价值排序。价值排序投射到法律上就是利益衡平的方法。什么是衡平？亨利·梅因在其不朽的著作《古代法》中给衡平下定义为“一套法律原则，以其固有的优越性取代旧的法律。”英美法国家的衡平法有其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引用衡平法一些固有原则来应对刑民处分中出现的具体法律问题。衡平的精髓在于价值衡量基础上的超越。笔者认为，在这个场合司法处理的功能应该着眼于全局、着力于衡平。从目前局部地区的民间金融危机的实践看来，有助于遏止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是司法处分上的首要考量，这是此类问题处理上最大的衡平考量，因为风险外溢带来的整体社会信用收缩是最大的威胁和最大的损失。因此，在刑民处分上首先要考虑安定的价值，就是司法要给社会民众和关联人整体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防止关联人因为迷茫的等待而致恐慌蔓延。这方面宣示一个确定刑事保护期间是必要的。其次，要考虑公平的价值，司法在完成其对犯罪惩罚的基础上，应当给关联各方提供利益诉求充分表达的空间和利益在实体上的公平厘定。
（二）程序上的衡平——刑事保护期间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程序问题，即当进入刑事程序后，债权人选择民事途径向法院，法院如何处理？目前多数法院参照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若干规定》”）处理，但实践中据此操作问题不少。该规定第1条从原则上规定了纠纷与犯罪应分开审理，且在第10条强调，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但第11条却又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由于不同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难以界定，许多法院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都简单适用《若干规定》第11条，裁定驳回，并全案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因此有学者建议将第11条“裁定驳回”的内容删去，或者对其进行改造，强调由法院移交犯罪线索，实体部分视情况继续审理或中止审理。但对于涉及金融债权案件，则多倾向于认为银行是合法的针对不特定客户开展金融业务，对抵押借款的流向只要尽到相应的审核责任即可，即使债务人被刑事立案，公安要求移送，法院也拒绝移送。如此不一的司法处理，甚至刑民处理职能部门也产生严重的分歧，证明试图逐一界分具体的个别债务的刑民性质是困难而极端低效的，更关键的是难以为当事人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
对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一个合理的时间界限是必要的。如果一旦被定性为刑事，法院全部不受理，则从市场总体效应上看会引起恐慌蔓延，这是最危险的。非法集资犯罪虽然与破产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但非法集资被立案后关联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却与被宣告破产后的利益格局非常近似，因此，我们是可援引破产保护上的一些制度作为借鉴的。破产法上一个重要制度是在破产程序开始前一段时间，破产人的财产转移或交易受到限制，这在美国叫“破产前转移”，在法国叫“怀疑期间”。我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一34条也设置有类似制度。这些制度的本质在于防止危机中的债务人或者关联人的突击性财产让渡或转移等具有高度道德风险的行为，对于非法集资危机中的债务人也同样具备这样的危险行为。要确定一个合理的保护期作为，防止债务人恶意处分财产，也给这个期间的债权人提供刑事保护，否定这个期间法律行为的效力。
刑事保护期间的财产易，不论有无担保，有无设置抵押，也不论对象（包括金融机构），都强制进入刑事处理领域，法院对发生在刑事保护期间的财产易和民间借贷纠纷一律不受理，已受理的驳回，移交刑事处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判断是否属于保护期内不是以借条落款的时间，而是以债权人将借款支付到债务人的实际到款日为准。交易发生在此期间时点以前的债权人则可以自主决定报案进入刑事处理或选择进行民事诉讼。刑事保护期间的设置解决了很多实务中的难题，为我们的范围界分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界分基准，为所有的利益相关人提供了一个合理预期。刑事保护期间的设置也符合“时间上在先的衡平法上的权利居上”与“衡平法就是平等”的核心格言，因为统一的时间基准体现了平等的精神。我们认为，涉众型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一个自然的时序发展过程，往往前期可能是正常的借贷，逐渐出现局部违约，再进而演变成全面性清偿危机，直至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如果单以事后被认定为集资犯罪，就前面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显然是不合理的，最终会压抑民间融资；而我们也无法精确逐一调查每一笔债务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还是与非法集资相关，这可能造成增加司法资源的耗费；而对每一宗集资具体分析出范围的界分点，实际上不准确也不必要。在经验与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由相关司法解释或法规给出一个合适的期限分界点是比较有效率的办法，即使不可能太精确，但总体的衡平比局部的精确更重要。确定保护期间，不仅使原来机械的所谓“先刑后民”原则更有灵活性，在民间融资领域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使得人们警惕“接最后一棒”的防范意识大为加强。
（三）财物处分上的衡平——过失相抵
目前对涉众型民间债务刑事判决后的财物处分上并无系统化的规范。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2条，（对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由扣押的公安机关按照人民法院的通知，上缴国库或者返还受害人，并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若干规定》第8条则规定当事人可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当前实务处理中具体做法不一。一些人民法院的做法是：刑事判决通常会表述涉案被害人及相应的集资款本金数额，但不在判决上明确分配方案，操作中以被告人被扣押财产变现加上被告人及家属退赔后按本金比例直接分配。也有法院在刑事判决后鼓励受害人另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法院刑事判决后，刑事受害人应基于因违法而无效的合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财产或损害赔偿。之所以必须另行民事诉讼，是因为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下一些情形应当考虑过失相抵来衡平。（1）信息均衡者或共同利益者。主要是被告人的直系亲属，因为他们和被告人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平时往来严密，甚至于还居住在一起，对被告人非法集资的信息几乎完全对称，而民法上知情者一般作恶意认定，衡平法则表述为“援引衡平法的人，自己必须清白。”这些人应该后位受偿或大幅度抵减其数额。（2）高利贷已得偿者。因为高利贷者在前期利息获取上已多于一般的债权人，应抵减其前期不法得利部分或视情形核减。（3）为非法集资提供便利或协助者（包括担保追偿者）。此类人对非法集资活动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具有明显的过错，虽然其也因为非法集资受到损失，但应考虑其过错核减其受偿数额。对于担保追偿者，一旦加入刑事程序，其即相当于承认前担保行为无效，可参照《担保法》第8条减少其受偿额度。
篇9
一、民间融资困境下的法律障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民营企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由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金融体系十分僵化，民营企业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所以“非法集资”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现今民间融资难的困境纵然有多种因素，但其中法律的障碍却是重要原因。
（一）罪名立法上的不明确性
从我国民间融资的现状看，不论是2003年的孙大午案、2006年的德隆案，还是2012年的吴英案都引起了社会关于我国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制的讨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度成为公众质疑的对象。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犯罪主体的不确定性
我国《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从行为主体看当然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即不具有吸收存款业务的自然人和金融机构才可以构成本罪。但问题是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的行为主体，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
2.“公众存款”的模糊性
对“公众”范围存在的不同理解，其包括哪些人和单位，法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合个案的经验判断。因此学界也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持不特定且多数说。另一种观点持不特定或多数说。不论是“不特定”还是“多数”都仍然是模糊的概念，只有具体结合行为对法益侵犯的范围、程度以及吸收对象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广泛性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接近对“公众”范围的把握。
其次是对“存款”的争议。“存款”按照我国《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所谓“存款”必须是存入银行的资金，其相对应的是“贷款”。然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因为犯罪主体本身不具备银行的资格，因此也就无所谓的“存款”，可见法条中将“存款”和“资金”的概念混同。为此不少学者建议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修改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罪”。
3.“扰乱金融秩序”的误解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所谓“扰乱金融秩序”一句也存在较大误解。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本身就可以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还是必须要求有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严重后果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争议。换句话说就是，“扰乱金融秩序”的规定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还是结果？这一点法律并没有规定清楚。
（二）法规、司法解释上的矛盾性
我国《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状表述，既不是简单罪状，因为其犯罪特征并不被众人所知，无需描述；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空白罪状，因为其没有指明参照的其他法律、法令。如此一来，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的解释则各执一说，甚至前后矛盾标准不一，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1997年刑法修正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律，之后第一个也是运用最广的法律解释就是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但该解释并没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和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区别开来，其实质是对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的行为严格管控，不失有打击“扩大化”之嫌。
正因为以上弊端的影响，因此2010年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用三个条文细化规定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但过于苛刻的犯罪特征事实上又限制了对该罪的认定。
（三）司法适用上的随意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入罪带有很强的刑事政策性，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司法实践中存在动用刑事法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的情况。例如一些个体老板大量借债后无法归还，而被借款人诉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时也存在不少侦查人员假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插手民事纠纷的情况。
二是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大多迫于刑事政策。例如社会上民间借贷、吸收资金的行为比比皆是，即使违法只要能按时按息归还一般司法机关都不会主动追究，只有当大量债务无法偿还引发借款人上访、缠访等群体性事件后，才迫于形势而追究债务人的刑事责任，以平民愤。这种事后追究的方式确实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解构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特征来理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一）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性
概括起来，其非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主体非法，即无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不管其是否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也不管是否采取了其他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亦或是以实物或物质性利益的方法，只要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是主体合法但行为非法，即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以不法提高利率的方式或是变相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严重扰乱金融秩序，也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吸收公众存款的公开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二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具备“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公开性。笔者认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理解不应当过于严苛，而要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把握，否则就会出现放纵犯罪的可能。例如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实际上也能起到公开宣传的效果，因此不应当排除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可能。
（三）吸收公众存款的高额回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三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应具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如果以利息数量来衡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就肯定构成“高额回报”。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地区经济差异，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所谓“高额回报”不能完全按照以上标准，而要视具体情况而言。
（四）吸收公众存款的不特定性
所谓“不特定性”是指非法吸收存款的对象的不特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四款规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单位内部或是亲友属于特定对象，那么如果是向单位内部集资而职工又向其亲友吸资是否还是“特定”？亲友又向亲友吸资是否还算“特定”？因此吸收存款的对象是否特定，应当结合具体案情把握，而不应严格划分。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
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把握，不仅要从法律条文上知悉其犯罪构成和特征，而且要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才能达到刑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以下就以司法实践的角度正确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
（一）正确区分其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两者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两点：
1.是否存在公开宣传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公开地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其公开宣传的方式可能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也可能通过“口口相传”，“推销、传销”等方式。但合法的民间借贷，一般都不会采取公开的方式，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一是不愿公开进行；二是借款的对象也是有选择的，并非来者不拒，往往就是一对一地进行。
2.借款对象是否特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对外“大张旗鼓”地宣传借款信息，其目的就是扩大借款对象的范围，可见犯罪嫌疑人在吸资前对借款对象的人数、范围、构成等因素上并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民间借贷由于目的性明确，所以其选择借款对象往往需要考虑人数、范围、亲疏程度、安全系数、利率高低等等因素，因此最终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必然是相对特定的对象。
（二）防止运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
在正确区分金融犯罪和民事纠纷的关系外，还需要在实践中防止以下行为的出现：一是当事人因为民事纠纷解决不当，而控告另一方当事人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二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利用经侦职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插手民事纠纷，人为提高立案率。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应当加强法院对民事纠纷的定纷止争作用，只有法院抓住关键，有效地解决双方的纠纷，就能防止矛盾的激化。对于第二种情况，应当正本清源加强对侦查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结合实际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才能发挥其正确的导向作用。
（三）宽严相济地适用刑事手段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需要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为民间合法融资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要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相比较1998年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言，笔者认为只有宽严相济的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手段，才能在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的基础上，打击破坏金融秩序的违反犯罪行为。
篇10
这种情况下，规范行业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摆在P2P网贷行业面前的最大问题。
“互联网金融有两个底线不能碰或者不能击穿，一个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一个是非法集资。”8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出席互联网大会时发表的演讲，表明了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态度，也从侧面说明一些不法分子利用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监管，以开展P2P网络借贷业务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的风险已日趋严重。
“P2P乃至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都没有相对明确的监管政策，目前初期的网贷，国家控制还较为严格，属于法定特许经营的贷款业务。”拍拍贷CEO张俊表示，政策没有清晰规定哪些地方是雷区，恰恰表明处处都可能是雷区。“这也是为什么P2P虽然发展速度极快但交易金额还很小的主要原因。”
“由于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范和规定，该领域的非法集资风险正快速集聚。应及时加强有效规范和引导，防止网络借贷领域成为非法集资重灾区。”沈鸿说。
平台运营者们都希望政府及社会对网络借贷有一个积极、阳光、公正的评估，希望政府建立准入审批机制，完善管理监督，建立民间借贷征信制度。但由于互联网金融涉及平台、客户、市场，相互交叉渗透，如何监管成为一大难题。
“应当在鼓励P2P网络借贷平台创新发展的同时，合理设定其业务边界，划出红线。”王思聪表示，应明确平台的中介性质，平台不直接经手归集客户资金，也无权擅自动用在第三方托管的资金，明确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不得归集资金搞资金池，不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更不能实施集资诈骗。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认为，由于每家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类型都不相同，应根据不同类别分类监管。“比如拍拍贷和宜信就属于两种不同的互联网金融形式，在监管方面应区别对待，像拍拍贷这种以备案制监管便可，但对于融资风险大的企业应当严格监管。”
“从自身来讲，P2P网贷平台也应加强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对于借贷双方的信息，应当尽到一定程度的审核义务，对利率畸高的‘借款标’提高警惕。”王思聪透露，翼龙贷已根据自身企业的标准在撰写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有望在12月初由央行，它可能会成为整个行业标准。
“应当为互联网金融领域设立准入门槛。”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董新义认为，可以设定标准范围、注册资本金、业务运营范围、运营平台技术等要素提高P2P网贷门槛。
篇11
关键词 ：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存在问题；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123-02
前言
中小企业是大型企业不可缺少的伙伴和助手，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小企业正逐步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同时，中小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三农问题的成功解决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实际情况上看，由于企业资金、规模、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国家政策、市场变化等均不同程度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1]。如何切实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成为中小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关键。
1.民间借贷融资概念及其必要性
1.1民间借贷融资概念
广义上的民间借贷，是除正规借贷之外的借贷，处在国家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督之外的一种非正规金融活动。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是一种互补关系，同时也是竞争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活动的必然产物。整体上看，民间借贷的特点主要有：（1）参与主体、资金来源具有广泛性特点。不管是城镇居民，个体商户，民营企业主，或者是农户、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都可成为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2）借贷方式具有灵活性。通常情况下，民间借贷的借放款双方主要以现金交易为主，不需要抵押物，这种交易方式较为灵活，手续简单便捷，大大缩短了资金到位时间，从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3）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及人们消费观念和方式的不断变化，民间借贷形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全新的平台，促进借贷形式的发展及创新。
1.2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必要性
较之于其他融资方式，民间借贷融资优势突出，成为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必然选择。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必要性，具体体现在：（1）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通常情况下，民间借贷融资中的借款和放款双方熟稔，虽然没有任何成文规定，但参与者都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惯例，信用度较高，存在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等综合功能。在此基础上，参与双方能够对贷款项目进行科学评价，进行合理的投资决策，并对项目进行实施监督，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降低贷款风险。（2）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民间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有金融市场融资主体的垄断局面，促成了融资市场的竞争环境，给正规借贷造成了一定冲击。这种形势下，为提高市场竞争力，正规金融机构面临全新改革，以提高自身竞争优势，从而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全面提高。此外，民间融资的介入，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规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并通过多元化产权形式之间的交易实现整体效率，降低金融市场的风险[2]。
2.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存在问题
2.1法律法规严重滞后
我国现行法律体现中，缺乏明确的民间融资及其中介机构法律条例，民间借贷融资长期处于不被法律保护的灰色金融角色，参与双方的利益得不到保障[3]。同时，由于缺乏健全完善的监管条例，监管主体缺失，法律上也没有明确规定该由谁来管理和规范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行为，使得民间融资长期处于国家金融体系之外。这就导致了民间借贷融资的无序、盲目发展，对高度依赖民间融资的中小企业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2.2非法集资存在的可能性大
当前，民间借贷绝大多数在利率上都是随行就市，只有极少部分的贷款不计算利息或者仅参照银行贷款利率。在一些为投资而生产的民间借贷，其贷款利率甚至高于一般银行借贷，这大大增加了民间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风险，对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极为不利影响。我国虽然采取了一切方式对非法集资进行严厉打击，但由于法律法规较为滞后，使民间借贷融资界定模糊，增加了法律监管难度。在巨大利率的诱惑下，中小企业民间融资容易偏离原来轨道，走向非法集资，影响了企业长远发展。
2.3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无法有效发挥
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筹集大量资金，但民间资本具有较强的松散性和隐蔽性，价值民间资本本身逐利性的影响，使得民间融资脱离银行体系。同时，中小企业在进行民间借贷融资过程中，为了逃避监管，多采取现金交易，国家无法掌握真实金融信息，很难对相关行为进行监管。这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使得国家无法根据信贷总量信息做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最终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
3.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治理对策
3.1以法律形式重新界定民间融资
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确立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性质，确立民间融资合同的各项条款，明显民间融资适用原则和注意事项，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还要在法律上对非法集资进行进一步界定，明确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和政策民间融资之间的区别和界限，促进民间借贷融资逐渐走向规范化、程序化。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完善现行金融管理法规，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引导、扩宽、规范和监管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实现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有效监管[4]。
3.2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正常运行
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越来越活跃，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不断突出，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为保障经济市场的健康与稳定，须加强对中小企业融资方式和手段的监管，具体包括：（1）民间融资机构监管方面。其监管对象主要包括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理财公司等各类融资中介机构。加强对其监管力度，主要通过银监会、证监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有效配合及通力合作，从准入制着手，将那些利用合法平台从事非法集资的人员予以严惩和清除，为民间借贷融资创造良好环境。（2）各类机构日常业务监管方面。主要监管对象涉及到各类民间融资中介机构，须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严格管理，及时打击和处理超出经营范围的行为，从源头上铲除非法集资行为，坚决杜绝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成为高利贷或非法集资的温床。
3.3鼓励发展民间融资中介组织
民间融资中介质中有利于规范中小企业融资行为，保障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鼓励民间融资中介组织的发展，主要包括：（1）信用互助社。由民间资本自发成立，具有互助式性质，其资金来源及借贷对象只限于组织内部成员，与组织外极少存在资金通融[5]。对这些民间融资组织，国家应予以相应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体系，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同时，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2）行业协会。通过律师事务所和社会公证机构，为民间融资双方提供借贷合同代拟、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等业务，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中介服务，从而有效克服民间借贷市场自身自发性与分散性等缺陷。同时，还能通过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充分利用，实现民间借贷融资网络化、信息化，为民间投资者及中小企业提供准确信息，从而促进民间借贷融资的健康、和谐及中小企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蒋大平.我国民问借贷的制度逻辑及立法路径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02）：95-99.
篇12
本文所述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出现于部分施工企业中，是企业所承建项目筹集资金的融资方式，属于一种非正规的金融模式或称灰色融资行为，一直都是以半地下的形式存在，至今没有人进行系统的研究，也没有相对统一的定义。
2009年，管红梅在《发展中的建筑施工企业融资需求及融资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出：“项目模拟股份即虚拟股票，其管理模式是在工程项目部内部参照股份制管理、分配办法和相关程序要求，对项目部主要利益人和责任人分配认股额度，实行模拟股份制管理和分配，最终按项目实现的效益进行分红。”此观点对项目部内部模拟股份制融资作出了比较完整的定义，但没有包括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吸收项目部以外人员资金的融资方式，也不是十分完整。
结合目前施工企业中常用的模拟股份制融资模式，笔者抱着抛砖引玉的目的，通过对此融资方式主体、融资对象和作用的分析，提出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初步概念。
（一）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主体、对象和作用
1.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主体
目前，国内建设市场的基本情况是，施工企业承接某一施工项目后，建设单位一般不支付或很少支付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的支付一般也满足不了施工企业施工过程中实际的资金需求，垫资建设、BOT方式融资建设的也不在少数。上述各种情况导致施工企业承接某施工项目后，必须为该项目筹集相当金额的运转资金，用于弥补在施工各个阶段建设单位支付工程款与项目实际需支付的工程成本费用之间的资金缺口，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施工单位为施工项目筹资的主要方式包括企业自有资金投入和银行贷款，但对中小型施工企业特别是对大多数民营施工企业而言，这两种筹资方式的筹资渠道都不十分畅通，导致施工项目的资金需求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在此背景下，民间借贷、内部集资乃至本文论及的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等非正规金融方式便油然而生。
从表面上看，民间借贷、内部集资、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都是筹资，特别是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筹集的资金更是直接用于施工项目，容易把施工项目部当作是融资的主体，但实际上，上述三种非正规融资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项目部都是无法独立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借贷、归还或分配责任的承担者必然是实施、承担该项目的施工企业。因此，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主体应该是承接施工项目的施工企业。
2.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对象
施工企业采用项目模拟股份制为某一施工项目筹集资金，一般都是以某一施工项目为载体，这种融资模式的融资对象往往是特定的，主要包括企业内部人员和企业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的集合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又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单纯的项目部成员，即由项目经理等管理人员部分出资或全部出资解决施工项目所需的运转资金，企业与项目管理人员按出资金额，结合管理责任、工作岗位、实际贡献等参与项目利润分配；二是项目部之外的企业内部人员也参与出资并参与分配。第二种类型是由承接施工项目的企业或由第一种类型的内部成员组成一个出资联合体，与外部的企业或个人联合出资并按出资金额，结合工程管理分工、实际贡献等参与项目利润分配。
无论是第一种类型还是第二种类型，参与施工项目运转资金出资的融资对象是特定的，他们在人事关系或工作分工等方面与融资项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3.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作用
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出现的条件就是施工企业在某一施工项目运转过程中的资金缺口。因此，它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为施工项目筹集资金，用于项目施工过程中购买材料、支付人工费等各项成本性的支出，在建设单位没有支付工程款之前或建设单位支付的工程款仍不足以支付施工成本费用的情况下保证项目的正常推进，对项目本身、施工企业和建设单位都有积极的作用。
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必须能够为融资对象提供超出正常借贷利息的资金回报，否则就无法以此方式完成融资。因此，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第二个作用是为出资者提供投资渠道。
企业内部成员参与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除了筹资和提供投资回报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实现项目管理参与者与项目绩效的直接挂钩，进一步提供管理人员的责任心、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完成施工项目的各项生产和管理目标，这是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的第三个作用。
（二）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概念
通过对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方式主体、融资对象和作用的分析，笔者认为，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是施工企业为解决施工项目运转资金需求，进一步落实施工项目绩效考核和经济责任，在施工项目部内部参照股份制的管理模式，动员企业、施工项目部内部人员及合作单位和个人投入项目运转资金成为项目股东，实行模拟股份制的管理和分配，最终以出资比例并结合股东的管理岗位、实际贡献等进行利润分配的一种项目融资和管理模式。
二、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与股份制的比较
股份制亦称“股份经济”，是以入股方式把分散的、属于不同人所有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统一使用、合伙经营、自负盈亏、按股分红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制在发展过程中，与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相对应，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主要表现为合伙经营，在资本要素集中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还是最主要的合作因素，即人合大于资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股份经济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资本合作的因素已经大大超出人人合作。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自19世纪后半期至今，股份制形成以资本入股或发行和认购股票的形式组成股份公司的形式已经成为主流，资本要素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更为充分的分离，上市公司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人合的因素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从字面上看，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也是以入股方式集中生产要素、统一使用、合伙经营、自负盈亏、按股分红，与股份制似乎相差无几。仔细分析，两者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是一种仅仅在具体施工项目中采用的合作模式。施工项目部作为施工企业法人的代表履行施工合同，本来都只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而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只是一个具体施工项目中根据管理需要和资金需求偶尔采用的筹资、管理模式，在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方面，不具备相应的法律资格，对内也只是合作者之间的民事约定，而且因为缺乏规范制约，常常存在部分违法违纪的条款，处于金融、税收监管的灰色区域，因此尚不能与股份制一样称之为“经济组织形式”。
其次，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更多的是指单纯的资本合并与积聚，资本入股或发行和认购股票的形式组成股份公司的形式已经成为主流，在现代意义的股份制中，资本要素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更为充分的分离。而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中的股东之所以走到一起，资本往往不是主要的因素。与现代股份制向不特定发行对象发行股份绝然不同，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的入股者往往是企业内部、施工项目部内部的人员，即使向企业外部人员征集资金，这些人员也与企业与项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它的“股份”发行对象是特定的，在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模式中，人际合作的因素远远大于资本合作因素，它更接近于合伙合作。
三、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与民间借贷、集资及非法集资的比较
之所以要将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与民间借贷和集资做比较，是因为根据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的形式和本质分析，这是一种游离于中央银行控制和金融法规约束之外的金融活动，与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同属于非正规金融。
亚洲开发银行对非正规金融是这样定义的：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部门，是“游离于经政府机关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之外的所有以盈利或互助为目的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资金筹措活动”。非正规金融在当今中国主要包括那些分散、无组织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融资（含民间借贷）、贷款经纪、民间标会、各种基金会、地下钱庄、典当贸易、信贷信用委托、天使投资等。
与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最为接近的两种非正规金融方式就是民间借贷和民间集资，但是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又与民间借贷和民间集资有着根本的区别（见表1）。
民间借贷是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所出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资金直接借贷。从借贷的主体来看，传统的民间借贷主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近几十年来，企业也开始参与民间借贷。从借贷者的相互关系来看，一般是基于血缘（亲戚关系）、地缘（同乡关系）、业缘（同行关系）等发生，出借者或者说贷款人是特定的。从借贷的利息来看，包括零利息（友情借贷或称白色借贷）、中等利息（利息低于法律规定上限，或称灰色借贷）、高利贷（利息高于法律规定上限，或称黑色借贷）。
民间集资是指个人、非金融企业或其他组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批准自发向多个资金持有人筹集资金用于使用的一种直接融资方式。在资金用途方面，发起集资应当具有真实的集资项目和资金需要，集资款项应当用于融资方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参与对象方面，一般应针对特定对象融资。在投资回报方面，民间集资活动所承诺的投资回报一般以固定利率为主，也有约定按投资比例分享项目收益的，但不是主流。
非法集资是指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批准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一种直接融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第一条的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应同时具备如下几个要件。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民间借贷、民间集资、非法集资都是属于自发的民间金融形式，前三者因为具有及时、方便、灵活等特点，能够起到调剂民间资金余额、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缺口等积极作用。但如果控制不当，也极易演变为第四种非正规金融，即非法集资。
四、关于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几点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非正规金融方式，作为金融市场中的一个灰色部分，需要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积极探索规范管理的方式。
（一）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出现和存在有其必然性
从发展金融学的角度分析，中国民间金融的兴起是中国体制转轨中产生的一种内生性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内生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引致庞大的金融需求的一部分。
从筹资成本的角度看，施工企业及其施工项目部通过模拟股份制模式筹集资金，一是可以迅速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二是省去了通过发行股票、债券、银行贷款等所必须的各种复杂程序和高昂费用，具有低成本和快速的优势。
从加强绩效考核的角度来看，施工企业通过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主要面向内部职工集资，增强了企业对职工的激励和约束能力，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是对施工企业而言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有效管理手段。
从出资人的角度看，通过参与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集资，所得到的投资回报在极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远高于同档次的银行存款利息和股票等证券市场投资回报，具有增加居民资本性收入的积极作用。
因此，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模式的出现，印证了一句哲学上的名言：存在即合理。我们必须承认其必然性，从而采取引导、管理而不是封堵的态度。
（二）必须承认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非正规地位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处于金融市场的灰色区域，现有法律无明确规定，现有政策法规无明确规范，属于尚未受到有效监管的融资行为之一。
在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模式中，也会出现因管理不善或市场环境不利最终导致股本、股利难以按约定支付的情况。也有企业或个人以虚假承诺的高利回报做诱饵，编造暴利施工项目蒙蔽参与人员，导致施工项目管理失控甚至引发较为严重的和社会稳定问题。特别是后者，融资主体或项目实际管理者很有可能在融资过程中因资金困难、利益诱惑等原因变更融资对象、融资回报等相应条款，从而演变为非法集资。
强调和重复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灰色调，是提醒融资参与者和金融监管者要时刻掌握灰色和黑色之间的那条界线，严防越界违法。
（三）如何加强对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的管理和引导
首先，满足企业合理的信贷资金需求，压缩灰色金融的存在空间。与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及其他非正规金融一样，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模式是企业在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筹集资金或正规渠道筹资成本过高情况下采取的融资方式。在当今二元的金融市场机构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已经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阻力，对此，相关部门必须充分的重视并积极帮助解决。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企业走出灰色的区域，减少企业滑向黑色区域的风险。
其次，强化参与主体的规则意识，减少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纠纷。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模式作为股份制的近亲，其出现和存在，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及平等、诚信、公平的契约精神。而在现实中国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契约精神或契约意识一直处于比较稀缺的境况。在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模式中，契约意识的欠缺主要表现为融资前无约定或约定不明、项目实施过程中成本费用核算账目混乱、结算过程中违反协议约定方式进行分配等，极易引起各类经济纠纷，影响项目实施和社会稳定。
如何减少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纠纷，从根本上来说，要从改造参与者开始。需要在全社会至少是在全行业普及和强化规则意识，在此项融资模式的参与者中，形成用商业的规则解决商业问题的共识。在融资行为发起前就拟定相应的项目管理主体和管理方式、入股比例和方式、分配比例和方式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及解决方式等，所谓“先说好，后不乱”。长期坚持、全面坚持，才能保证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这一自发于民间、内生于民间的融资方式健康、持续地得以存在和发展，从而起到既保证项目实施又增加参与者资本性收入的目的。
再次，适度监管，守住灰色区域与黑色区域之间的最后红线。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作为一种自发于民间、内生于民间的融资方式，既然已经出现，作为监管部分的政府相关部门不应对此视而不见，相反地，应该像处理其他非正规金融方式一样，对其进行调研分析、引导管理，特别是要对施工项目模拟股份制融资模式中可能出现的违法因子进行明确界定，划清灰色融资和黑色融资的红线，预防和抵制以模拟股份制为名，行非法集资或逃避税收监管之实的违法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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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