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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 “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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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篇3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家庭教育思想体系。回顾、研究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探索其有价值的内容，对搞好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齐家与治国相联的家庭教育目的论
我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其经济特点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特点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依赖性较大。一般衣食等物质生活资料主要在家庭中生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享用。这一方面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很强的依赖性、关系的密切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家庭教育的受关注性。因为家庭成员接受家庭教育的程度与其家庭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克绍箕裘”的说法，这是说，有许多“家业”、“家传”、“家学”都是通过家庭教育代代相传的。
另外，我国古代社会是很重视血缘宗法关系的，这便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株连九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成员之间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的生动写照。正是由于家庭某一成员的发展对家庭其他成员、对整个家庭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为了家庭的管理，为了家族的命运，家庭教育便受到古人的特别关注与重视，将教育子女视为父母的天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等诸多颇有影响的家教方面的著作相继问世，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然而，古人进行家庭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停留、局限于此，他们将家庭教育与治国相联系，将家庭教育的目的提高到了治国的高度。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孟子·离娄上》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大学》中也提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由此可见，古人将齐家看做是治国的基础，将家与国统一起来，认为在家维护父父子子的家庭秩序与在国维护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是一致的；认为在家若能事亲，在国则必能事君；在家若能尽孝，在国则必能尽忠。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将孝悌与忠顺相联系，家庭教育既能为小家培养孝顺之子，又能为大家（国家）培养尽忠之臣。因此统治者便对家庭教育大力提倡。在我国古代社会搞好家庭教育不仅成为个人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更成为国家的需要。
二、以修身为根本的家庭教育内容论
我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十分重视人的培养，将培养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受其影响，也非常重视教育子女如何做人，重视子女人格的完善。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强调品学兼求，但把人格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认为学高不是真正的目的，学高是为了品高。学会做人，以修养德行为求学目的，应该说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一大优良传统。为了培养后代完美的人格，伦理道德教育便成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1.志向教育。立志是修身之基，因为志向是人行为的强大动力，只有确立志向，才会明确努力的方向，才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行。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就会随波逐流，虚度年华，一事无成。古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如诸葛亮在其《诫子书》中写到：“夫学，欲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宋人张载在其《经学理窟·义理》中写到：“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中也提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既然志向如此重要，那么应教育子女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女要立圣贤之志，要立志以报其国。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掩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不强毅，意不慷慨，待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教子立大志，教子与治国相联系的一个典型例证。重爱国大节，小家与大家相联；重民族气节，个人与民族一体，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待人教育。如何待人，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待人教育的基础是教育子女如何对待父母。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我国古代对如何为孝有着非常详尽的阐述，如《孝经》中曾经提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哀则致其丧，祭则致其严。”[孝经]这是对如何侍奉父母所进行的理论上的阐述，而古代的《二十四孝图》则用具体的实例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孝的内涵。在对待他人方面，古人重视教育后代谨慎做人，谦让待人，与人为善。《周易》中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教育子女在处理人我关系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善待别人。诚实守信是古人所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礼记·曲礼》中曾提到“幼子常视（示）勿诳”[礼记·曲礼]，强调应该将诚信植根于孩子的心中。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曾子杀猪”的故事是信而勿欺的典范，曾子为了给儿子树立诚实守信的榜样，不顾妻子的阻拦，为兑现诺言而不惜杀猪，成为流传千古的教子佳话。
3.勤奋好学教育。古人认为学习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而且可以使人明白事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改变人的精神气质。然而学习必须从点滴学起，由渐次积累而成，必须经历一个由量到质，由感性到理性的艰难过程。为了早日成才，学习必须强调一个勤字。勤奋好学是获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即使是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能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因此古人在家庭教育方面特别重视对子女的勤学教育。如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就列举了许多古人勤学的例子，“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驾。”以此来教育其后人勤学、惜时，不虚度时光，以求有所成就。在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写道：“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
4.勤俭教育。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对后代进行勤俭教育，希望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后代居安思危的意识和自立的能力，以求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司马光曾专门写有《训俭示康》，从正反两方面阐述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也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非常崇尚节俭，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常以勤俭二字约束自己，而且还经常对其家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他在《书赠仲弟六则》中写道：“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再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这种勤俭持家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5.重视行为习惯的培养。古人除了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观念的灌输外，还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礼记·内则》中就提出了按儿童的年龄有计划地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的思想。“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礼记·内则]后人继承这一思想，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在举止、言谈、饮食、起居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详尽的要求。古人之所以重视对子女的行为习惯的培养，主要出发点还是着眼于根据子女的认识水平，进行养正教育。宋代朱熹主张从学习眼前之事开始，通过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进而为学其理打下基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是以修身为根本的，在修身方面论述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
三、重视早教、习染，反对溺爱的家庭教育方法论
1.重视早教。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大戴礼记·保傅篇》中有“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大戴礼记·保傅篇]汉代贾谊也提出“早谕教”的观点，有许多家教论著中都提出施教应从胎教做起，并提出了一些胎教主张。如颜之推在其所著《颜氏家训》中就曾指出：“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认为如果无法进行胎教，亦应进行早教，“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对幼儿进行早期教育，不仅易见成效，而且易于巩固。古人提出的早教有益这一思想，现在已经得到科学的证明，早教已受到当今社会的普遍重视。
2.重视习染。环境对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年幼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基于这种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古人在进行家庭教育时，特别强调要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受教育环境，重视对孩子所接触的环境中的人的选择。家庭是人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影响着子女的认知、思想、性格、特点、兴趣等。日复一日的家庭琐事对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作用也是极大的。因此古人非常重视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强调家长的身教作用。认为父慈子才孝，兄友弟则恭。张履祥提出修身是教子孙的一个重要基础，要想教育好子孙，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只有家长先端正自己的行为，才能端正孩子的行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中对于环境习染、师友的选择也是很重视的。孔子有“里仁为美”的论断。众所周知的孟母为教子而三迁的故事，即是重视环境习染的一个典型事例。这种重视环境熏陶的思想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精华。
3.反对溺爱和偏爱。爱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但如何去爱，怎样处理好爱和教的关系，这却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古人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他们提出要爱教结合，反对只爱不教，反对溺爱，认为爱子重在严教，重在引导和约束孩子的行为；而溺爱则有百害而无—利。
另外，古人还特别重视家长对待子女的一视同仁，反对偏爱子女。颜之推曾指出：“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认为对子女施爱不均，必然会导致家庭不和睦，既害子女，又害家庭。古人家庭教育思想中的均爱思想是他们经验的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当然，古代家庭教育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封建家长制、等级制的教育观念，在教育中不太考虑孩子的身心特点和需要、压抑人的个性等，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批判。但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更重要地是探寻其精华，并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汲取，结合时展赋予其以新的内容，使古人的家庭教育思想更加充实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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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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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本文由收集整理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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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之名始于唐代。［1］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书院，后改称集贤殿书院。当时还仅是官方藏书、修书之所，并不是教学机构。到五代时，由于战事不断，学校停办，一些文人学者选择名山胜地，修建房舍，招收生徒，进行讲学活动，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亦称“庐山国学”，就是聚徒讲学的机构。［2］作为教学组织形式的书院，这时已经基本形成。至宋明，由于理学发展与一些名师宿儒的热心推动，书院的发展进入到黄金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六大书院。至清末结束，书院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
一、书院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特色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二者相得益彰。
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书院教学与学术发展是互相推动的，书院的兴衰与学术的发展休戚相关。如宋明两代书院的勃兴与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有关。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这就使得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书院实行讲会制度，不仅有利于书院本身的教学，而且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融各家之长。所以，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3］
（二）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书院的会讲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仅不同学派间，而且即使是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组织。书院依靠讲会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提高了书院的教学水平。
（三）书院的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采用师生论辩式教学模式。
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采取师生互动辩论式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提倡师生间质疑问难，平等讨论，取长补短。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常与学生共同讨论。由此形成会讲形式，后世书院的会讲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把师生互讲和讨论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
在这种论辩式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其“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并且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因材施教。在围绕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而展开的教学中，教师角色侧重于指引者，倡导学生的自学为主，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
书院属于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形式，在为学的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与品德修养、完善人格有机地结合起来。白鹿洞书院学规就明确指出：“言忠信，行驾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
二、书院的教育教学制度对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虽然历经历史的演变，古代书院教育和当代研究生教育在教育体系的性质和教育教学的内容等方面已截然不同，但古代书院制度蕴含的宝贵教育经验仍值得当代研究生教育汲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借鉴其合理成份，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
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把教学与科研置于适当的位置，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既是书院带给人们的启示，又是当前高等学校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古代书院的大师们大多是某一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积极讲学施教，使得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得益彰。某一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学和深入研究这两个方面。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与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大基本职能，它们是两个独立而相互联系的活动。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要进一步促进理论与学术的繁荣，就必须建立教学与研究的良性互动机制。［4］
（二）重视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
我国书院讲求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与争辩。这是古代书院教育在学术研究方面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启示。随着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在学术领域不断有新突破、新进展，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学术交流也打破了地域、时空的界限，学术交流日益现代化、国际化。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工具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科研领域。一部分研究生表现出急功近利，不能静下心来钻研探讨，论文抄袭的情况严重，致使学术氛围淡薄和学术道德滑坡，学术研究含金量的下降。这种学术研究上的“拿来主义”必须遭到坚决的反对，保护好学术研究领域这片净土。
（三）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发挥导师育人功效。
我国教育史上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在私学教育中更为突出，书院制度由私学发展而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古代书院的主讲主要是受聘于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而且尊重学生。学生慕先生之名而来，尊师敬道，虚心好学。这种和谐的、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应该汲取的经验。
当代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制，学生跟着该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学者进行研究学习，这与古代书院学子师从名师宿儒学习颇为相似。但是随着中国研究生规模的扩招，每个导师所带的学生越来越多。导师由于自身工作忙碌及精力所限，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日益减少，造成师生关系的松散；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的现象普遍存在，师生交往趋于简单化、雇佣化。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不仅直接影响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而且削减了导师育人的功效。牢固而融洽的师生关系需要双方的努力，学生要体谅导师，主动向导师请教，真诚地与导师交流；导师应关心学生，在指导学生学习的同时，辅以必要的人文关怀，使导师和学生形成一个集体。同时，导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在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中，用自身的高尚情操、伟大人格感染教化学生，充分发挥导师人格教育这一主渠道之功效。
（四）注重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
朱熹指出：“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5］书院教育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这对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意义重大。学生除了必须具备牢固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富有开拓创新的思维。目前中国研究生教学大多仍是沿袭以传授知识为主、忽视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有可能为研究生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劣势是忽视了研究生日后从事实践工作中各种研究能力的培养。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基础理论知识的简单堆砌，更需要研究者的批判分析和创新思维能力。这就要求研究生导师摒弃传统的重知识而轻能力的教学理念，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鼓励学生就某一学术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师生间相互质疑，学生间各抒己见，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
参考文献：
［1］曲士塔.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太原:出西教育出版社，1996.
［2］谢笑珍.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特色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娄底师专学报，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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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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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是生命的重要特征，舞蹈中的呼吸与动作一样来自生活的体验，它源源不断地给舞蹈和舞蹈者提供着展现艺术魅力的能量和养分。美国现代舞大师韩芙丽“倒地——爬起”的身体动作语言分析的核心点是呼吸。另一位现代舞大师玛莎·格莱姆的技术是随着生命呼吸的“收缩——伸展”，她也是在一呼一吸中找到舞蹈的始动的。
现代舞中的力是由气源核（即丹田）发出一呼一吸气的循环而产生的，又依靠力量的转换而产生重力、借力、作用力、反作用力、反弹力等新的力。舞蹈者在现代舞训练之前要调整好自己，要放松，做到心平气和；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感受呼吸和身体的放松有利于呼吸的自然进出；呼吸的顺畅与否直接影响到肢体运动，因为呼吸是气体交换的基础，没有了呼吸体内的血液循环就无法运送气。
二、呼吸在古典舞中的运用特征
在中国古典舞中，呼吸的运用是至关重要的。古典舞讲究“精、气、神”，呼吸就是“气”在这里起到贯穿其中的作用。如：古典舞中的“丁字步”站位，要求的就是提气凝神，用提气来表现一种威武神情的精神面貌。再如：“身韵”是古典舞训练的重点。在身韵中“提沉”作为区别人体自然呼吸并具有严格规范的艺术呼吸，它对身韵之“形”影响很大。从“提沉”的动势来看，它们是上下的呼吸动势。如在做“沉”时，由自然呼吸使气下沉到丹田。在此过程中，腰椎节往下压，形成胸部微含；在做提时，要求在“沉”的基础上进行深呼吸，感到气息从丹田提到胸腔，由胸腔把腰椎拉直，由“沉”的微弯状变成提的直立状，并产生气息往上、头顶虚空的感觉。“提沉”的训练可以加大身体的表演幅度，因为练提沉的目的就在于解决一个“通”字，即心与气通、气与意通、意与身通、身与气通，解决了这个“通”字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了身体的僵硬和不协调，使身体达到高度松驰和自如。呼吸赋予动作以生命力和表现力。在身韵动作中，呼吸使动作时而有行云流水，轻而不浮的控制力；时而有亮相、转换动作刹那间的凝聚力；时而有明快洒脱的刚脆和富有弹性爆发力。
在表演中，大量的造型和预备动作需要艺术呼吸，一般来说，在刚武气质和柔韧舒展型的舞蹈中，“提沉”显得格外明显和重要。形容中国古典舞“闪转腾挪”的词语，原本是一个武术术语，而武术是非常讲究“气”的合理运用的，自觉运用艺术呼吸对于表现刚武气质大有裨益。中国舞蹈大师吴晓邦先生依据人在生活中对“气”的本质认识，明确地将“气”作为舞蹈表演的元素之一。李正一和唐满城教授创建的古典舞“身韵”教育体系将这种艺术化的气息——“提沉”作为“身韵”训练的重要内容而贯穿始终。
三、呼吸在现代舞和中国舞训练中的重要性
呼吸在舞蹈中运用的成功与否，是一个舞蹈是否能成功的关键，不论是现代舞还是中国古典舞，能不能自觉地、完美地、有创造力、有感染力地呼吸决定了舞蹈者的终身成就。因此，呼吸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是一项繁杂而艰巨的工程，是每一个舞蹈老师都不能忽视的重要课题。由表及里、出神入化、浑然天成的舞蹈艺术表演，是由呼吸伴随着舞感和舞蹈表现力而成就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训练时，就要特别注意呼吸和重心、呼吸和力量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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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质背景
新疆西天山造山带位于新疆天山西段北部，南临塔里木中新生代盆地及北临准噶尔中新生代盆地，中部为伊犁盆地，平面上总体呈西宽东窄的三角形。西天山造山带所处的板块内部结构较为复杂，在早古生代，古陆壳发生了裂解，由于寒武纪到奥陶纪陆续有洋盆的打开，板块随即也进入了强活动期，志留纪到泥盆纪时期，由于洋盆的先后闭合，从而构成岛弧系或隆升造山。区域性板块活动较为剧烈，持续时间久多达几个纪，且洋盆发生的规模比较大，板块的碰撞又可以产生高压变质带。随后转为板块弱活动期，在晚泥盆世至早、中石炭世的早古生代晚期，弧后拉张区或造山带内深断裂再一次发生裂解，最终形成了微型沟弧盆体系，该阶段的板块活动时限为一个纪或更短，洋盆发生的规模较小，而且板块碰撞一般不足以形成高压变质带。到了晚古生代时期，该地区的构造格局又发生了重大改变，北部地区沿着依连哈尔比尔尕深断裂发生裂解，形成北天山微洋盆，直至中石炭世时期微洋盆闭合。该地区在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具有不同的构造格局，早古生代格局被晚古生代格局所叠加覆盖，构成了早古生代板块构造体制和晚古生代构造体制相互叠加的构造格局，而且在不同演化阶段构造属性又发生了转变。
2西天山古生代侵入岩的分布与地质特点
新疆西天山古生代岩浆活动强烈，侵入岩广泛地发育。南、北天山地区以石炭-二叠纪侵入岩组成为主，中天山多为泥盆纪、早古生代侵入岩，同时也存在石炭纪侵入岩。从时代和岩石组合上对该地区由南向北进行进一步划分为（见图1）：
（1）塔里木北缘侵入岩带。主要发育有早古生代侵入岩、泥盆纪侵入岩以及石炭-二叠纪侵入岩。早古生代侵入岩岩性以中粒黑云母花岗岩为主要组成，二叠纪侵入岩岩性以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组成为主。
（2）南天山侵入岩带。主要分布于山系的东部，侵入岩主要为石炭纪花岗岩和二叠纪花岗岩为主。
（3）那拉提-中天山侵入岩带。在空间分布上侵入岩具有南强北弱的特点，广泛发育有早古生代侵入岩、泥盆纪侵入岩和石炭-二叠纪侵入岩。泥盆纪侵入岩岩性以二长花岗岩为主，呈中酸性，石炭纪-二叠纪侵入岩岩性主要为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4）北天山博罗科努-依连哈比尔尕侵入岩带。发育位置介于伊犁盆地北缘断裂和北天山北缘断层之间，主要发育有泥盆纪和石炭纪侵入岩，前寒武纪侵入岩和二叠纪侵入岩有少量加入，泥盆纪侵入岩岩性以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为主，石炭纪侵入岩岩性以闪长岩为主。
（5）北天山北缘巴音沟侵入岩带。发育位置主要在独山子南，岩性特征为偏碱性的钾长花岗岩，该带总体上侵入岩较为不发育。
3西天山古生代侵入岩的构造意义
新疆西天山古生代岩浆侵入活动主要发生的时期分别是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对应形成了不同的侵入岩，而寒武纪所处的地球动力学环境与奥陶纪-二叠纪明显不同，寒武纪时期以板块离散运动为主，缺少板块之间的会聚运动，因此没有足够的岩浆活动，形成不了区域性的侵入岩。
依据侵入岩岩石组合可以进行初步判断，反映出不同的板块构造环境，如离散、俯冲和碰撞等，对于大陆构造而言，具有陆缘会聚、不同陆块碰撞的陆间和大陆分裂离散运动的构造环境。目前的分析可以看出，新疆西天山古生代并没有发育反映典型离散环境的中酸性岩浆岩，仅在伊犁盆地南缘发现了可能为志留纪时期形成于离散环境下的花岗岩。
篇10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篇11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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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主要道德思想之比较
1.等级严明与个体自由
中国传统的伦理与道德体系是建立在封建王朝根基稳定且统一的基础上，制度是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明确规定“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以及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均体现了以国家利益为先，以法为治国准绳，强调道德教育以及法律约束均为国家统治服务。“公义胜私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根本要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均有体现［1］。中国古代“舍身取义”者定义为圣人和贤人，受到人们的推崇和赞颂。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上，选拔人才也是以其德育行为在邻里中的口碑如何。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提倡“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而西方则相反，个体本位以及个人为中心是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核心。西方主张人的私欲只要不触犯法律均可以得到满足，包括西方人允许私人藏有枪械等行为，只要不开枪故意伤人，枪支甚至可以成为玩具。古希腊奴隶民主制奠定了西方的德育思想。普罗塔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尺度”的命题，认为人在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应以个人的欲望和私利作为行为规范的标准。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在基督教中，人唯以自己为念。”［1］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重利轻义，商人极度重视金钱的欲望使其不重视伦理，以个人利益和私欲的满足为目标是西方德育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
2.爱人之心与惟我主义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原则强调爱人，爱一切的人，与人为善，共邀和谐。国君爱自己的子民、臣民要爱自己的国家，爱国君、父母要教养自己的子女、子女要侍奉自己的父母、兄友弟恭、睦邻友好。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儒家的鼻祖孔子，孔子强调“仁爱”，强调“克己复礼”，孔子的道德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道德规范。中国人的处事是“中庸”思想，讲求谦敬礼让。西方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的是利益至上，其伦理纲常表现的极为平淡。西方人以利益为实体，将道德虚化。为了追求利益甚至可以罔顾纲常。西方到了近代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我中心的思想几近根深蒂固。激励的竞争下道德的准绳已经无法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西方的法律观念很重。如同事物的两级性，一方强则另一方弱，道德的弱化必须要在法律的强势下才可以弥补，才能保证西方的经济生活有序进行。
3.德智体与智体德
中国古代强调德育教育的第一位，以“做事先做人”为目标，评价一个人首先是看其德行，我国孔子将圣贤人格分为：士、君子、圣人；荀子又细化为：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王。划分人格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能自我定位自己的德行并不断向圣人的德行努力。中国古代要求先培养学生的德行其次是他对先哲知识的掌握再次是运动的技能。西方古代如古希腊是以体育为主将智育放在最后，体育的发展造就如今的奥运会，尽管很成功，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忽略了德育却发展体育和军事，这与个体本身的发展顺序就极为不符。
二、中西方道德思想的灌输
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灌输在于小农经济下的宗法等级制德育灌输，以沿袭制和口耳相传为主。这种传递方式使中国长期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自我循环，不利于中国国民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但是正是由于这种传递德育思想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得等级深严的封建制才得以发展，思想的自由也必然以政治权利的自由为基础，固然中国的思想无法做到开放与自由传递。在古代德育灌输的内容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形态，其核心便是以血缘宗法等级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如人们熟知的三纲五常等等［2］。中国的德育灌输来自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德育的内容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要求而设置的。
西方传统德育灌输是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圣经中的思想旗帜鲜明的反应了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来源于对前世罪恶的惩罚，人们的行为是在上帝的注视之下，所以人们要为善。这种以宗教传递的德育思想在于以无形的上帝作为们内心道德的界限，与中国古代人民畏惧皇权的现象有一定的相似性。
三、高等教育中德育如何发展
1.德育为先导，知识随行
笔者赞同以德育教化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在如今激励的择校就业的环境下，学生们的功利心态，竞争手段可见一斑。如何能在校园这片净土下培养学生们的“和谐”心态，保留积极向上但不纯功利的心态是需要老师思考的问题。笔者建议，德育的教学应伴随大学生学年学习的始终，应作为实践课开设，比如演讲、辩论以及具体活动等。
2.教育的无意识性与渗透性
大学生追求完美人格的动力永不止步，德育的重要功能就在于激发与引导，校园氛围与环境的熏陶是在潜移默化，中无意识性与渗透性的德育模式教化学生。
3.德智体相携相伴
德育并不与智育和体育鼓励，相反三者有着相携相伴的联系。笔者建议能在知识的教授中向学生潜移默化的传递德育思想、道德行为；在知识的考核中向学生传递健康的竞争思想。在体育比赛中向学生传递体育伦理思想。使德育、智育、体育三者能同步且优质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
篇13
数学科学的各种概念、定理间的联系、发展变化是无穷的。在教学中根据这些特点，利用中学生可塑性强、思维活跃的发展规律，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培养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例如，在平面几何教学中，完成了基础知识传授、学法指导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一些特殊图形，如：平行四边形、萎形、矩形、正万形等几个概念的内含与外延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到这些概念间的联系其妙无穷。同时对这些图形的性质定理、判定定理进行比较，认识这些定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使其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数学是有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要弄清各种概念及定理的关系，要有一定辩证思想方法和辩证思维能力作基础，实际上数学同其它学科一样，也有一个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用辩证法的观点阐述教学内容。教给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论证方法，使学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