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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962年,美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公开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客观上促就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由此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愈发地强烈。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召开,来自11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和国际组织代表首次在一起共同探讨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并改善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共同努力。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该文件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理论出发点,制定了一份内容详实的行动计划,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基于此,美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负责制定并执行相关战略,欧盟也于1996年通过了一部关于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基本法。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为治理环境问题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努力,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域的生态环境得到相应的好转,但是总体情况仍是不容乐观。如何从根本上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了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难题。
早在十九世纪,生态环境问题就已经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学术创造的年代,英国已经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德、俄、日等国也纷纷通过资本主义革命或者改革加入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地提高,但是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考察了工业革命后工业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并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社会问题之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提出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则。近年来,社会上总是充斥着一种“马恩过时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已经不能用来处理目前的现实问题。然而,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诸多事物的基本观点、基本看法思入了时代深处,突破了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并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指出其现实意义,不仅能够有效驳斥“马恩过时论”,而且对于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也十分必要。
2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这都星散在他们各个时期创作的经典文本之中。但是,由于受到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关注几乎为零。直到上个世纪后期,生态学的研究日益兴起,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挖掘和阐释才逐步走向正轨。发展至今,生态学已经成为了西方的重要流派之一,其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反复阅读,梳理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发展脉络,归纳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他们普遍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生态环境是天然对立的,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具有明显的“增殖获利”原则,其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而非货币,正是因为资本要求将集中起来的货币不断地投入到生产和流通之中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其运行路向可简化为:“生产――流通――获利――生产”。这种循环过程,使得资本不断地被投入到生产,尽可能地去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所以,资本无时无刻都处于增殖变化的运动过程之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海德格尔将资本这种增殖逻辑称之为资本的“进步强制”,资本的“进步强制”一方面从客观上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但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必然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但是,资本在发展过程当中却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有着深刻的内在危机:资本逻辑使得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毫无止境地盘剥自然,引起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2]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的增值逻辑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其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资本家成了“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而“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3]。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曾对德国有机化学家李比希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考量,并创造性地吸收了其“物质变换”的思想。所谓“物质变换”,就是指两种不同物体之间物质、材料的相互交换,“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5]。事实上,资本的扩张往往以牺牲自然和劳动力作为前提,人们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将自然资源变为增殖的载体。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开发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人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断地掠夺自然,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较长的循环恢复时间决定了人们无止境地盘剥只能是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3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治对策
目前,世界各地都在积极探寻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行途径,部分发达国家还取得了一些成绩,生态环境状况得到了不少好转。但是,仔细考察这些国家的治理措施后,不难发现其治理思路无非只是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却无法遏制生态环境问题的反复出现,长久以往,势必又会造成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要使得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解”,就必须得“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去改变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性冲突的根本因素。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笔者认为,要根治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克服资本的偏执性增殖。资本的增殖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得人与自然关系不再和谐。因此,要克服资本的偏执性增殖,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是不是社会主义就不会有生态环境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过程中,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也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道路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驾驭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所以,“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6],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到资本增值逻辑的驱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忽略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日渐堪忧。而今,要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就必须转变过去的发展方式,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要完善政府对生态环境的管理职能,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探寻并制定一系列对生态有益的规章制度。各级的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也要加大执法力度,对生态破坏严重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予以遏止。
第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在科学技术被资本“绑架”的时代,科技成了“资本化”的人的帮凶,使得自然不堪重负,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科学技术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也可以引起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生态破坏“火上浇油”。科学技术到底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关键就是看人在怎样地运用科学技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作用,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对于人类历史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所以,要改善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就必须要克服资本的偏执本性,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将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6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69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7]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22
篇2
1 自然环境与环境问题
从出现人类这种物种开始,人类就一直依赖着自然环境存活着,人类不断的向自然索取着自己需要的物质,渐渐的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环境,也慢慢的改变了周围的自然环境,并使之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逐渐强大,人类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对自然造成了不可逆的环境问题。
(1)自然环境与环境问题的概念
所谓的自然环境,主要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声环境等其他自然环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里的定义,自然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1]”。
环境问题是指环境中出现的各种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按其成因可分为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2]。原生环境问题是指自然产生的环境问题,这一类是我们没办法干涉的自然力,比如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而次生环境问题是指人为产生的环境问题,即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自然环境失衡产生的问题,比如向水环境排放大量污水而超过其自净能力所造成的水污染、由于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对大气环境造成损害甚至导致人类疾病、森林破坏严重、垃圾污染、及臭氧层破坏等。
(2)我国突出的环境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分为两类,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我国的生态破坏问题包括水土流失、沙化土增加、草原不同程度退化、耕地减少、土壤质量下降、水资源缺乏等。而由于森林砍伐、草原退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以及过渡捕猎、捕捞,我国大量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种群数量减少,很多物种已经或濒临灭绝。
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城市工业化进程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包括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雾霾、地表水以及地下水污染等等。大多数的自然环境失衡问题都是人类活动而导致的。
(3) 环境问题的根源理论
由于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的,当自然环境受到了威胁,人类的发展进程也会遭遇环境问题的制约。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口的继续增加;自然资源的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弱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有关环境问题的根源理论,我们经历了人口根源论、科技根源论、经济制度根源论、社会根源论、道德根源论和文化根源论。
2 思想文化观对环境问题的影响
人类任何关于自然的思想都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决着人对自然的态度,并影响着自然。自然界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而造成的生存困境,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由人的特定的文化理念主导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因此,自然环境问题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是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文化,环境是一定文化下形成的环境,人并没有脱离或超越自然或环境,也没有办法脱离自然单独存在。
事实上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是同环境一道发展起来的,不同的环境或自然条件塑造了不同的文化。文化是人适应自然的产物,是人独有的生存方式,贯穿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之中,人类任何关于自然的思想都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决定着人对自然的态度。
既然环境让我们人类生存且产生了意识,文化意识同样也影响着环境。那么目前的环境危机是由什么样的文化意识所主导呢:我国传统道德文化观。重“私德”轻“公德”导致人类环境意识淡漠,人的价值取向总是偏向于人类社会,而忘记了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大自然。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认为只有人具有价值,自然是通过对人的有用性而定义的。脱离人,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这种价值文化观指导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成为人无限掠夺、索取的对象。而我们较少的去考虑自然的特性、法则和生态规律。
如今,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道德文化观显然在重视环境的时代里起到了绊脚石的作用,面对减轻污染的方法技术,人们总是以自身生活环境的安逸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由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太过强大,也造成很少有人去培养保护环境的意识,我们没有意识到自然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不是我们产生多少,丢弃多少,环境就能够接受多少。
3 优化我国环境的文化思路
人的思想文化观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大自然。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对环境问题进行优化:
(1)培养公众的环保意识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就必须从最根本做起,培养公众的环保意识,从政府宣传做起,养成一种与自然共存的文化观。还是用焚烧厂做例子,如果我们对环保有一定的认识,就不会盲目的在没有了解焚烧技术之前就因为自认为的影响了生活的环境和大气环境而反对这项技术;如果在我们文化观中形成了垃圾分类这种环保意识,也可以帮助垃圾焚烧实现清洁环保,虽然对于现在的中国,要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是很困难的,然而当我们的人文素质和科学技术共同达到一定的高度,我国提出的“三化原则”(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就一定会实现。
(2)构建可持续的价值文化观
在传统自然文化观的指导下,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如果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进行计划,只能带来灾难。全球性的污染和生态失衡证明了这一点并使人们对以往的自然文化观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我们应该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生态自然文化观来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可持续发展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使两者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历史,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正确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使它们保持辩证的和谐性。
可持续的价值文化观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的和谐性。我们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处理两大关系,人类社会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大关系”关系,使之保持和谐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2] 卢升高.环境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 刘建涛.贾凤姿.环境问题根源研究综述.前沿.2012.第一期.
[4] 李真真.杜 鹏.黄小茹.环境伦理的实践导向研究及其意义.北京.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2008.
[5] 李绍波,韦秋杰.论生态自然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世纪桥.2010.第19期.
篇3
环境思潮的深化与生态学
生态学的产生伴随着生态运动的兴起,在90年代通过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渐趋成熟,是西方的新形态。当前主要代表人物有高兹(AndreGorz)、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Grundamn)、大卫•佩珀(DavidPepper)、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等。生态学认为,前期环境思潮中所批判的技术、异化消费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是抽象的,不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矛盾的根源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生产方式。在这种条件下利润是其唯一的生产目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态度,并且伴随着成本外在化的倾向。③由于各个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导致自然的异化的论述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农业、工业、资本全球化作为不同阶段的划分依据来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破坏方面的具体形态的特点,因为这恰能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历史变化,对于当今重新认识产业变迁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此主要从其批判的视角进行论述:
1.农业。土地是人的生存条件之一,但资本主义主义制度迫使土地得以买卖,这必然导致了人的自我买卖。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加强了对自然与人的剥削。④对自然的破坏一方面体现在过度开垦导致了物质变换的裂缝,破坏了生态循环;另一方面城乡分离加剧了土地归还定律的矛盾,即维持地力必须全部归还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因为农民没有支配土地的起码的权力⑤,因而无助于解决土壤肥力下降的问题。
2.工业。资本主义为了克服内在的矛盾从而避免经济危机,通过提高技术加紧了对自然的剥削与破坏,并且通过树立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扩大消费,从而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传统绿色理论家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过社会中对自然的控制的观念与消费的异化现象,在此被生态学学者所批判吸收。他们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环境问题,最终目的仍在于保障利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技术与生态学,只会加剧生态问题,而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
3.资本全球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高污染、高耗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实质上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一方面在国内奉行‘环境种族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进行新的‘生态犯罪’。”⑥因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环境已经成为一种特权。“据报道,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有害环境的工业部门的国外投资39%在第三世界国家,日本对‘最肮脏的’产业部门的国外投资有66%-80%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⑦生态学批判了生态殖民主义,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发达国家指责的人口过多与对自然的掠夺造成的。生态学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扩张的逻辑与反生态的体现。正是通过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树立,缓和了原本经济危机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且全球化生产将矛盾转移给现代化社会的下游,发展中国家。在矛盾转移的过程中,矛盾愈加凸显,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根本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学认为,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才能成功解决当面所面临的矛盾。
对环境思潮的评析
环境思潮发展历程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辩证发展。最初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环境问题,但这种认识是对感性直观的简单抽象,不是具体的和内涵丰富的认识。继而人们通过理性演绎提出环境主张,但这种主张是思辨而未检验的。通过进一步的实践人们对生态的内涵与技术的本质有了更多的了解,抽象认识进一步具体化,但同时原来意识中的理性主义也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展现出来,对于人们的环境思潮有巨大的影响力。但由于这种哲学无法克服自身的矛盾,并且是思维的一种倒退,而成为生态学的批判目标。笔者认为这种伦理观的哲学使命已经完成,虽然对于环境思潮的启蒙宣传仍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不批判其局限所在,就难以用科学的理论掌握现实物质力量来奠定未来构建生态社会的基础。“一个致力于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家的根本任务,不是倡导某一套道德信念,而是分析它们背后的各种利益及社会结构,从而可以识别并促进变化的潜在动力。”⑧生态学吸取与发展了之前环境思潮的理论成果,通过哲学的阐发而焕发生命力。作为一个通过在各个方面具体的考察而深入研究环境问题根源的理论体系,生态学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深入发展了哲学,将生产领域的矛盾扩展到消费领域,扩展了传统的生态维度,深入阐发了的历史维度,以此解答新近几十年出现的环境问题。虽然它的理论还不完善,并且它内部之间的立场并不统一,但是对于指导人们认识环境问题根源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国,“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是借鉴或认同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停留于抽象的价值观视角。”⑨可持续发展理论必须超越思辨的阶段,要丰富其内涵,可以借鉴生态学以及其关于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建,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加以批判与吸收,形成我国更具实践意义的理论。
对环境立法的思考
当代环境思潮对环境问题根源的认识为人们处理环境问题的实践确定了方向,也为国家的立法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当代各国的环境法大多处于对环境问题的抽象认识,和倡导新型的环境伦理的阶段。从目前各国的生产实践来看,并没有一部环境法能使人类整体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对于处在国家层面的环境规范来说,它的发展面临着制度设计的不确定性。经以上对环境思潮简析,进而对环境问题根源的探究,笔者对环境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对于法律的目的,是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环境法学者满足于回答环境保护法应以保护环境为中心,而在国家发展规划层面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以何者为主、何者为先的问题,是不会有最终答案的,不能以简单的条件关系来推出假设的可能情况。从历史的角度看,两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的实践——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而保护环境,亦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体现。环境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首先是人类社会的整体问题,其次是国家发展的问题,最后是个人的生活问题。因此,不管法律规范如何表述环境法的目的,都不可避免人的实践的总体目的。
第二,由于人们没有明确具体的路径来解决环境问题,所以需要有一定根据来进行具体的制度规范与标准的设计。这牵涉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知识,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统计学、经济学以及这些学科的交叉学科等。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应该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知识来评价人的实践对环境的影响。只有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入认识,才能创设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的法律规范。
篇4
一、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一般理论
(一)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一般理论
1.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是相对于农村而言的,是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总称[1]。中国的“城镇化”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看法认为,城镇化就是工业化发展引起的人口和用地规模的扩大,城镇化人口密度增加,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成区不断扩大;广义的理解则认为,城镇化就是社会化、工业化集聚区域的城市要素逐渐增加的过程,同时包含着人们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巨大进步的过程。
2.生态环境的内涵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生态环境是生态和环境两个名词的组合。生态是指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当代环境概念泛指地理环境,是围绕人类的自然现象总体。环境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实际上是人类的环境。当代环境科学是研究环境及其与人类的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科学。生态与环境虽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但两者又紧密联系、“水融”、相互交织,因而出现了“生态环境”这个新概念。
(二)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依据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自文化始祖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后,经不断演化,“天人合一”的学说就在儒道两家的文化中盛行开来。这种观点认为,天即自然,人与自然组成了世界上的有机统一体,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整体内是动态和谐的、对立发展的。从生态角度讲,“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强调发展应当注重整体性,“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所处的外界环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自然发展的规律十分重视整体的平衡,多余的就会丢弃,而缺少的部分也会得到及时的补充。现在,我们实施的注重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各领域全面发展的战略,实际上就是在实践古人的“天人和一”的整体性发展理念。自然的法则是神圣的,人只有遵循法则,改造自然才会取得“上天”的准许;否则,就会受到它的严厉惩罚。古人在这个方面显然比今人的认识要深刻,“天下大生谓至德”,放眼整个地球,我们应学习古人对自然的“取之有时”、“取用有度”的绿色生态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
2.的生态哲学思想
在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2]。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3.科学发展观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协调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原则,揭示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既包括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包括人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既包括产业及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又包括地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克服单纯以经济收入或经济增长衡量发展水平的观点,特别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及根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
1.资源短缺问题日趋突出
(1)城镇用地失控。近年来,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与“人口城镇化”出现大量水分因而城镇化发展质量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过快,城镇发展空间严重失控,这是“冒进式”城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由于对土地的审批不严、管理力度不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现象,造成大面积的撂荒地,致使不少地方出现“土地危机”现象,土地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2)城镇供水紧张。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多,对水的需求量增大,生活污水相对增多。生活用水排放设施的缺乏,使大量的生活用水排入河流,渗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大量的污染工业布局在城镇周围或水源地,对城市供水造成巨大威胁,细菌等微生物污染、工业废水等无机物污染、工业污染排放等潜在的有机污染,造成城镇供水的三大污染物。
2.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1)城镇空气污染。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空气污染成为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4]。2013年全国大面积出现的雾霾、阴霾,就是因为天空气体中充斥着汽车尾气、工业废气。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排放出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由其他污染物的反应中形成的带有光和热的光化污染。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巨大,人体持续暴露于空气污染中,会引起身体的不适。当空气污染物达到一定浓度时,将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甚至会导致疾病和死亡。
(2)固体废弃物污染。近年来,城镇工业废弃物、生活垃圾有增无减,而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严重落后于城镇的发展和功能需要,废弃物的细粒,增加了大气中的粉尘含量,加重了大气的尘污染;无序堆放的固体废弃物中的有害成分由于挥发及化学反应,产生有毒气体,导致大气污染。由于对中央财政上缴比例过大,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大,特别是县、乡(镇)财政连吃饭都保证不了,哪有财力来治理和防范环境污染和破坏。甚至对明显的污染企业和作坊,因其是本地的财力来源而放任自流,明显加大了对环境治理和防范的难度。
(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1.生态环境的制度根源论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只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树立新的生态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生态环境资源得到合理和有效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对于生态环境问题只有从制度的层面上加以透析,才能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走出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出现的边治理边污染、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来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2.生态环境的科技根源论
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对城乡环境污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在目前人类可以实现的生产力水平下,一个生产过程往往只能利用某种原料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作为废料排放到环境中去。生产技术水平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就高,排放到环境中去的污染物数量就少;反之,生产技术水平低,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就低,排放到环境中去的污染物数量就多。因此,与科学技术落后相联系的污染治理技术水平低下,也是环境污染严重的因素之一。
3.生态环境的文化根源论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缺失公正的伦理观、片面的道德观、缺位的政绩观,是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哲学思想根源。人的出现对自然界而言,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效果,既有可能加速,也有可能延缓自然的演变过程。要使人类的行为作用于自然界时产生正面地、积极的影响,就必须按照自然规律来遵循自然;而一旦反其道而行之,则会得到大自然的惩罚,人类的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并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不可能逃离自然规律的控制。
三、推进解决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一)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保证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
随着中国环境的日益恶化,体系较完备的法律系统,对城乡环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显得越来越重要。环境的保护不仅要靠政府的大力支持,严格、明晰的标准也是很重要的。完善立法,扩大法律保护生态环境的范围;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责任制度,明确规定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制度。
(二)建立高效的综合环境管理体系,强化环境行政权力
在中国,建立有相应的责任机制。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监管水平,加强部门配合,强化执法检查,从源头预防和全过程监管并重,对违反生态环保法律法规的案件,坚决处理、绝不手软,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三)有效推进自愿性行动,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在城镇协同治理背景下,城镇生态环境更加注重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各方能充分实现其权利,从而达成共赢的良好局面[5]。未来城镇生态环境的目标是建立和谐、文明、创新的新型生态城镇。这样的目标必须倚仗社会各个群体的团结合作,所以这里的“共治”是多方面、多群体、多方向的协同治理。大力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教育,努力营造生态环境保护的舆论氛围,牢固树立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充分运用媒体和广告网络等多种手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 张涛.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冲突及协调[J].鄱阳湖学刊,2013,(3).
[2] 王雪松.生态哲学思想及启示[J].江淮论坛,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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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环境问题加剧
“三农”矛盾的根源追溯农村环境问题加剧“三农”矛盾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人口基数大,环保素养偏低。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和需求急剧膨胀,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二是,过度开发现象严重。人们在资源需求的过程中,由于使用规划不当,很容易加剧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过度的砍伐、畜牧等,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迅速沙化,陷入过度使用的恶性循环。其中,“五滥”指的是滥伐、滥牧、滥垦、滥采、滥用水资源,这些都给农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三是,粗放式农业生产导致农村污染现象加重。近年来,农药化肥的使用量逐年增加,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带来的农业污染问题也日趋严峻,给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四是,畜禽养殖、农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农村地区大都建有畜禽养殖基地,大部分养殖基地没有专门的牲畜排泄物处理系统,都是直接排入河流中,导致水源遭受污染。同时,我国农民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环保意识也很薄弱,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都是随意处理,极易造成环境污染。五是,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近年来,随着城市污染的加剧,城区生活污染开始向农村转移,大量的生活垃圾不经处理就被运输到郊区或农村,随意倾倒或者就地掩埋,导致郊区农村地区遭受污染。此外,随着城市用地的日趋紧张,许多乡村企业开始兴起,其中不乏很多技术落后、装备陈旧、污染严重的小企业。
2改善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路径
2.1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农业集约化
经营传统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已然不在适应新时期的农业发展形势。这就要求现代农业要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而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是新形势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的客观需求。要想发展生态农业,要想有长远的发展,就要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经营。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农村土地确权,让农民手中的土地流转起来,让想发展生态农业的人有土地来种植或是养殖。具体而言,发展生态农业要挖掘资源优势,巧打生态牌,发展现代农业;要统筹考虑地形地貌、耕地资源、水温气象和农业发展现状,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布局;要逐步形成特色鲜明、优质高效、持续增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要进一步推进农、游结合,推广生态旅游农业模式。
2.2控制乡村企业污染,加强污染防治
针对乡村企业的污染问题,必须要从多方面进行防治。首先,要加强乡村企业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合理布局,以利于污染集中控制;其次,要强化中小企业环境监管,坚决淘汰污染严重和技术落后的生产项目、工艺和设备,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第三,要因地制宜,从企业内部物质循环利用、建立企业之间物质循环链、发展行业之间的循环经济链等方面出发,大力发展乡村循环经济,实现物质、能源的良性循环和多层次利用。第四,要加快乡村企业设备与工艺的淘汰和升级改造,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第五,要扩大农村地区的环保人员编制,增加农村地区的环境监测机构的布点。具体,可以采取增加补贴的方式鼓励在农村地区工作的环保人员,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对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农民进行环境保护专业知识培训,使其兼职成为农村的环保人员,从而培养出一批有责任心、有素质的环保人员,以加强污染的监管与控制。
2.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针对农村村民环保意识不高的情况,在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应建立乡镇、村两级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采取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环境综合整治意义,避免生硬的灌输,真正地让农民了解生态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及其带来的危害,从而增强村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调动村民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例如,可以通过印发“致农民的一封信”、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播放音频宣传资料等方式,把深入开展环境整治的重要性、维护环境整治成果的紧迫性、持续开展环境整治的必要性传达给每一位群众。此外,还应建立日常督查、协调调度、考核评比等工作机制,定期对乡镇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对工作滞后、进展缓慢的,及时通报,限期整改。
3结束语
农村环境污染会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民的身体健康以及经济收入造成影响,阻碍农村进步的脚步,破坏农村的稳定和谐。而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从避免粗放式农业生产的形式、多途径有效控制农村企业污染、加强农村各项污染的治理、加强农民环保教育等多方面着手,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保障农民财产,加快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黄晓丽,马洪林.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天津市大港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现状与建议[J].农业环境与发展,2009(5):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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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把“双刃剑”,既给予了人类重要的物质资源和心灵关怀,又给人类的幸福生活带来了众多问题。近年来,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没有充分考虑落实环境保护,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遭受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的重创,环境问题的发展也随之步入恶性轨道。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质量普遍下降,表面现象主要有居住环境狭小、远离自然环境,而这种质量的持续下降又阻碍了城市的发展,甚至导致城市的衰落。此外,人类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畸形的生活消费方式、工业有毒有害的废弃物等对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的产生不良的影响。
1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
我国在创建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中,人们价值观念没有意识到环境价值的属性,往往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造成环境污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1 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规模的扩大
这是引起环境问题的物质原因。众多学者研究发现,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环境污染与城市规模和经济开发强度成正比。从环境污染上看,大城市比小城市污染严重,工业城市比旅游城市污染严重。
1.2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这是引起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目前人口、环境、资源并列为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从人口数量上,由于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造成了粮食短缺、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以环境问题最为突出。人口的增长对城市环境的影响较为直接,是造成城市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1.3 政策引导缺陷
目前,环境问题已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众多领域,但环境问题主要依附于城市规划中的经济决策机制。政府部门的“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政策缺陷视环境保护为软指标,使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1.4 技术手段落后
防治和清楚环境污染的技术手段落后是环境污染的技术原因,有些技术由于费用昂贵难以推广,有些关键技术仍没有办法公关。
2 城市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噪音污染被看做是世界范围内四个主要的环境问题。
2.1 水污染严重
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工业化飞速发展,使得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没有经过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放,导致整个水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我国近几年的水体污染呈上升趋势,影响严重的事件就是农夫山泉由于根源水受污染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据专家统计,我国每年因水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几万亿元。
2.2 空气质量低下
工业废气和运输业排放的尾气中包含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这些物质极易造成雾霾天气,在加上轻雾、沙尘暴、扬沙、浮尘、烟雾等天气现象,空气质量低下,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我国部分城市空气中悬浮微粒浓度严重超过国际标准,造成一些城市由于空气污染严重而不能在卫星上显示。大气污染引起的酸雨、温室效应等空气问题直接威胁这人类的生存。
2.3 城市垃圾成灾
人类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产生了许多固体废物,主要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大量垃圾运到城郊堆放,全国近2/3的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同时,工业有害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使得有害物质经过风吹日晒、地表径流渗入土壤、空气、水体,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3 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
由于人们对生活质量重视的程度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也深入人心。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要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权衡利弊。
3.1 传统的城市规划中环境保护的做法
传统的城市规划中,解决环境保护问题主要有两个手段:第一个手段是环境影响评价,简称EIA,EIA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当的建设项目对城市环境的破换,但在随后的后续的城市发展中显示出局限性。第二个手段是通过建设同步配套的道路交通、供排水、供热、燃气等市政基础设施,减少城市中表面的污染源;通过识别污染源,提出各个污染源治理或者搬迁方案。该方案避免了城市公害的发生,但是忽略了环境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局限性。传统的城市规划对环境保护方面的缺陷已决定了改革势在必行。
3.2 城市规划中应该注意的内容
基于我国城市规划中环境保护的现状,不仅要充分利用传统的EIA和相应的市政基础设施,还应具有以下内容:(1)在做某一地区的规划前,应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实情,分析存在的环境问题。(2)在城市规划的逐一阶段,增加相应的环境规划指标,从根源杜绝污染的发生。
3.3 城市环境规划及其主要内容
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综合考虑。环境规划直接影响着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环境问题的地域特征也十分明显,与城市布局息息相关。环境规划的主要内容主要有四个:水资源综合治理规划、城市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规划、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规划和噪音污染综合治理规划。环境规划编制程序一般有七个步骤:调查评价、污染趋势预测、功能区划、制定目标、拟定方案和优化方案、可行性分析、编写规划文本。运用现代环境的科学理论,控制污染,预防污染的恶化,促进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4 总结
城市规划的最终目标是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时至今日,统一的标准已被政府各个部门基本明确。事实告诉我们,坚持不懈地推进环境效益的最大化,重视有序开发自然资源和强化人力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而创造出不同凡响的环境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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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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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得到了空前的扩张。17—18世纪,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笛卡儿“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宇宙”的宣言则更加彰显了人类理性的自信心。在启蒙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成就。但是,另一方面,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而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也最终确立了人对自然的无限统治权。所以,启蒙理性受到了各流派的诸多批评和指责。在众多的批评中,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可谓最为独特和尖锐。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把人类(主要指男性)压迫自然与压迫女性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借助于自身特有的情感和敏感性,可以发现上述两种压迫的内在联系,两者的根源都是来自人类与人类文明相伴随而出现的父权制。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保护自然与解放女性是相通的,都是要通过破除父权制才能得以实现。
生态女性主义以极力批判父权制和男性文化而轰动了学界和社会各界,它的观点让人们耳目一新,使得人们明白了原来一直捆扰人类社会的两大关系难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然而事实是否如此?人们一直在思索着。生态女性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自身的理论缺陷和逻辑矛盾,这些缺陷和矛盾一直困扰着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和运动的开展。本文主要要做的工作是澄清与生态主义相关的几个概念和一些关系,纠正人们对生态女性主义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并试图解决它内在的逻辑矛盾。
2 对父权制的批判
从上述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简单介绍可知,父权制是生态女性主义批判和指责的对象。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在很多时候都简单地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就是要打倒男性,从男人手中夺回女性应有的权利,而女性借助自然来反对男性是毫无理由的。从这样的一种认识来看,它显然混淆了男性和父权的概念,并且也忽视了女性对自然的独特理解。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史来看,社会上存在的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一部分是来自女性主义自身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理论分歧,另一部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人们(特别是男性)评判生态女性主义仍局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打倒父权制并不等于打倒男人。父权制与男人的关系比较复杂,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认清和理解两者各自的本质和内涵。对男人的定义比较简单,我们可以从生物学、生理解剖学等各个层面来界定它。这里重点说明的是父权制。一般看来,父权制是伴随人类文明而诞生。按照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村·J·沃沦(Karen J.Warren)的观点,父权制是一种压迫性的观念结构:这种观念结构主要包括有三个层次:
(1)等级制的价值思考,即赋予上层者更高的价值、地位和名誉;
(2)价值二元论,即把事物分成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双方,给予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地位和价值,处于劣势的一方在历史上一直被等同于“身体”、“情感”和“女性”,而处于优势的一方被界定为“精神”、“理性”、“男性”;
(3)统治的逻辑,即是证明处于屈从地位的那一方是合理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是必然的。
根据以上的三个层次,我们又可以简易地得出以下的推论:
a.在西方文化中,妇女被等同于“自然”和“身体”范围,男人被等同于“人”以及“精神”的范围;
b.无论什么被等同于“自然”和“身体”范围的东西,在价值上要劣于被等同于“人”或“精神”的东西;
c.所以,妇女要劣于男人,即男人优越于女人;
d.对任何X和Y来说,如果X优于Y,X对Y的统治就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
e.所以,男人统治妇女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
从沃伦对父权制的推导来看,父权制的等级制、二元论和统治逻辑确实对妇女和自然造成恶劣压迫和伤害,父权制是“自然”和“女人”的共同敌人,但是反对父权制是否就意味着反对男人(男性)?这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因为,从父权制的产生和内涵来看,它是包含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父权制是男性社会统治整个世界(包括女性)在内的一种价值判断和逻辑思维,它赋予了男性“高贵”和“权威”,而女性和自然的价值往往被忽视。在很多时候,男性(男人)采用了暴力和野蛮的方式来占领自然和统治女性。父权制给男人带来了利益和权力,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男性一直都在巩固着父权制和男性的文化。
3 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的立足点是认定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压迫存在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所以,在批判父权制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生态女性主义内部存在着分歧,这也是遭到各方批判的主要焦点之一。女性主义内部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包括自然的、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玛丽·戴利(Mary Daly),苏姗·格里芬(Susan Griffin)以及斯塔霍克(Starhawk)等。她们基本上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代表,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生物学上的联系。C.斯普瑞特奈克强调:“大地和子宫依循宇宙的节奏。大地上孕育万物的河流随月的盈亏而涨落,而女人子宫的来潮也经历同样周期性的变化………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事物转化为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把女性与自然“拴”在了一起,使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找到了根基和动力。但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甚至把女性等同于自然,借此来区别于男性,这实际上意味着生态女性主义者已经承认了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即是认同了父权制背景下的二元对立,预设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以及人类(男性)对自然的压迫。把女性与自然连接起来,蕴涵了内在的逻辑矛盾和紧张,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西方文化(男性文化)中女性的工具化和自然的工具化。
为了逃离这种逻辑矛盾,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切断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这代表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另外一种观点。主要以社会的或社会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代表,如多罗西·丁内斯坦(Dorothy Dinerstein)、沃伦(Warren)等。她们不再强调自然与女性联系的重要性,并主张削弱这种联系。在她们看来,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就会使自然成为女性的拖累和负担,就会陷入父权制的逻辑圈套,因此,她们认为男人与女人都是自然的、文化的,女性与自然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她们认为女性身上的很多特征(包括生育、抚养、关怀等)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切断妇女与自然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二元论所预设逻辑矛盾,但同时也切断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根基,使到生态女性主义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态女性主义者最初的激情,她们的初衷是要在有机体的意义上——尤其是在提到妇女的生物学特征时——重申自然”。
4 生态女性主义的当代价值
生态女性主义哲学采取的策略是用女性意识和女性原则来替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与自然之间的特殊联系使她们免于像男人那样对自然实行掠夺和控制。女性更懂得如何去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又由于女人做母亲的经历和对孩子的喜爱,使她们善于用情感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以一种和谐的母子关系代替男性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和统治关系,来自女人独特生活经验的女性文化和价值从私人领域带到公共世界,可以改变战争与政治。男性是把世界当成狩猎场,与自然为敌;女性则要与自然和睦相处。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于为保护自然而战,更有责任也更有希望结束人统治自然的现状——治愈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这正是生态运动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主张自然世界与女性主义精神的结合,它认为应当建立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生态女性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远未成熟。即便如此,“它对压迫妇女和掠夺自然的共同的社会文化根源的挖掘,无疑深化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环境伦理问题的探讨。它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二元论和统治逻辑的揭示,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对关怀、关系、特殊性的强调,也有助于我们超越现代性的各种‘话语陷阱’。”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生态女性主义关于女性与自然的观点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它把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gender)范畴作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范式,重视女性的地位、价值、体验和利益,以性别视角透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妇女伦理等实际问题,注重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刻历史根源,并试图为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生态女性主义克服了女性主义、生态主义视角单一的缺陷,而力图从女性和自然的关系的视角出发,将环境问题和妇女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使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得以互相促动、协调发展。仅仅20年前,即使那些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者都认定人类是优越于自然的,他们也只不过是警告人们要居安思危,劝告大家不要为了人类的需要而滥用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权利。和环保主义者相比,生态女性主义者前进了一大步,她们看到所有的不平等,无论是存在于人类内部的,亦或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都是不合理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相互关联,它的目标是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1]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P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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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C.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性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国外社会科学,1997(6).
篇9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人口的剧增导致用水量剧增,同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水浪费和水污染,造成水资源日益短缺,全球水危机正加速向我们走来。“联合国多年来一直在警告,末来几十年水资源短缺将成为人类最大的危机之一。”[1]水资源危机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使水危机问题,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从生态政治的视野研究人水和谐问题,处理好两者关系,促进人水和谐与生态政治文明,有利于缓解水危机。
1.“人水和谐”的源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来自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生态主义杂志编辑的《为了生存的蓝图》两个报告明确提出了环境危机不再是个局部枝节问题,而是人类未来生存的危机,并对传统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两报告敲响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警钟,使生态环境问题纳入了世界政治的视野。
为了应对生态危机,从1972―1992年,联合国先后通过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内罗毕宣言》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三大宣言。三大宣言旨在为各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采取行动和开展国际合作提供指导原则,规定一般义务,反映了世界各国携手保护人类环境的共同愿望。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重要性认识的日益加深,国际社会在关注一般环境问题的同时,开始高度关注水资源问题。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水污染、用水量的迅速增加以及水浪费,使水资源进一步短缺,水环境越来越恶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水危机正向我们走来。为了世界水安全,1993年第四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21世纪行动议程》中提出的建议,通过了第193号决议,确定自1993年起,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用以增强国际社会对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人水和谐问题提到了世界议事日程。
中国属于缺水国家,据专家估计,中国“2010年总需求水量比20世纪末还要增加20%,如无重要变化,农田、城市缺水量将分别达到700亿和200亿立方米。”[2]中国水资源短缺,除了水资源不丰富,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增长过快原因外,还有三个人为原因:一是浪费很大,二是水源污染严重,三是过量开采地下水。由此加快了水危机向我们走来的步伐。为了缓解人水矛盾,唤起公众的水意识,建立一种科学利用水资源的体制和运行机制,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同年,水利部即确定每年的7月1日至7日为“中国水周”, “人水和谐”行动开始在全国展开,构建人水和谐开始成为社会共识。
2.“人水和谐”的哲学根源
“人水和谐”有其深厚的哲学根源,它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派的对立。
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人类活动的价值标准,认为人是活动的目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人类中心主义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但也存在着忽视自然,过分放大自身的主体性,无视自然的存在和价值的倾向,这种倾向必然导致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自然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强调人与其他生物及实体都是平等的,应坚持自我实现与生态中心平等原则,尊重非人存在物的权利。自然中心主义过分强调非人存物的权利,会使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出现不可克服的矛盾,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在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一文中有详细地分析[3]。
“天人合一”的思想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缺陷,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自然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其不遭到破坏;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不是主宰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它是可以被认识、被人类利用的。人水和谐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在人与水环境问题关系上的具体表现,体现了人水和谐的辩证法。
从以上人水和谐的源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的生态危机使环境问题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世界政治问题,由此导致一个有别于传统政治理论的新的政治理论形态――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
关于生态政治,2003年肖显静在《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一文中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生态政治主要是研究和处理政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它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看做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统一整体,将建立可持续的社会、自然、经济作为其思考的中心,探讨认为生态政治产生的背景是环境问题的日益政治化。”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4]。从生态政治的角度解决环境问题当然也包括解决水环境问题,目标就是形成人水和谐的良好局面。人水和谐与生态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存在着一种互动的态势。
1.生态政治促进人水和谐
从生态政治看人水和谐,就是从讲政治的高度,把人水和谐拿入政治议题,通过政治的力量,采取多方面措施解决人水不和谐问题,最终达到人水和谐的目标。政治为什么在人水和谐中会有大作用呢?因为在人和水资源的矛盾中,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的活动对水资源会产生根本性影响,要调节人的活动政治起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人的活动不是孤立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活动,而政治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管理活动,在这种管理活动中社会组织、政党和政府都会发挥个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并对个人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从生态政治的角度看,把人与水资源关系纳入政治议题,必然对人水和谐产生深远影响。如,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组织提出关注水危机,提倡人水和谐,对世界各国处理好人与水资源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又如欧洲的绿党,把生态安全包括了水安全直接纳入政治目标,对传统的政治观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必然对人与生态关系包括水资源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相比,政府对人水关系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政府具有任何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比拟的强制性与合法性,它可以通过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人与水环境关系进行直接干预,由于水环境具有明显的公共性与外部性,人与水环境的不和谐靠市场化来解决非常困难,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所以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保会议提出“环保靠政府”的建议是非常中肯的。
事实也是这样,如我国加大了人水和谐的宣传力度,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治水管水政策、法律和法规,有效促进了人水和谐。同时全国各地也采取了相应的管水、治水措施,如: 江苏治水追求生态效益[5];广东依法治水、管水[6];湖北荆州开展人水和谐促科学发展活动,等等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缓解了人水矛盾,使人水和谐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共识。可见,生态政治促进了人水和谐。
2.人水和谐促进生态政治文明
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人水不和谐是造成水资源危机的重要原因,水资源危机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冲突和战争,并由此造成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这就使得水资源危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自从上世纪伴随着生态危机爆发而爆发的水危机以来,从国际组织到民间组织、从政党到政府越来越把人水和谐问题作为一个政治议题,人水和谐对政治产生了越来越直接而以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促进生态政治文明。具体表现在:
人水和谐问题促使国际政治组织协调各国关注水环境安全,有利于化解由此引发的危机,增进了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推进了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和谐。
篇10
众所周知,人类水灾频繁,自古以来水灾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水灾的根源有二:一是暴雨引致江河流量激增,这是气象因素。二是长期以来,江河上游滥伐树木,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河道淤塞;加上大量的围河造田,减少了沿江湖泊的蓄洪能力,这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人为因素,也是水灾问题的根源所在。
人类要消灭水灾的有效措施,就是既要修筑堤坝和进行水利工程以调节江河的流量,以应对因暴雨引起的洪峰;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护工作。换言之,我们需要在江河上游那些植被曾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重新植树造林,重建植被。这样,被雨水冲到江河去的泥沙就会减少,河道淤塞的情况就能改善。加上清挖江河的泥沙,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等补救措施,以便能逐步恢复江河流域的自然风貌。做好环境生态保护工作,以便能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这就是人类消灭水灾的有效措施。
这一有效的措施,在世界各国已开始推行和落实,并已初见成效。当前,我国黄河及长江上游严禁伐木,封山育林,数百万伐木民工改为植树民工,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种树造林,重建植被。政府同时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多种些树,并给予一些经济的实际利益,因此农民种树的积极性很高。近年来,黄河和长江上游一些原来光秃秃的地方渐见绿化,江河里的泥沙量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其他减少水灾威协的措施,例如退耕还林退耕还湖,清理河道泥沙,修建水利工程也在积极落实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千百年来困忧着人类的水灾问题,通过正式立法,以执行各项保护环境,重建植被和水土保护的措施,情况可望日渐改善,水灾问题最终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广东肇庆鼎湖水坑一小学五年级:植奇栋
篇11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逐渐异化。从自然观来看我国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种种现象,可以总结以下几种根源:
一、认识论根源
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方面理解,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可见古代人没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把自然当作异己的客体去加以征服。马克思自然观也主张,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自然、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当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生态问题,这就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严重分离。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有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在于其主体主义预设,即认为可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划分为主体和客体,而人是宇宙间仅有的主体,其它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灵性、毫无神秘性可言的客体。”从这一点出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核心地位,自然则被看作是可以恣意利用的人类附属物。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很多自然现象人们都不能解释,所以在价值观念上就表现为自然崇拜。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规模越来越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人对自然的关系也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变成对自然的占有。
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随着科学技术迅速进入生产领域,大工业第一次大规模地、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人与机器作用的结合,使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不断推进。科学技术使人类感受到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实惠,从而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推崇备至。于是科学文化占据了人类文化的中心,而人文文化的阵地逐步陷落,“唯科学主义”思想逐渐突起。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也正因为科学文化的支配与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变得心灵空虚、陷入了机械、世俗、实用、唯利可图的思维。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对经济政策做了极端化、片面化的理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肆虐,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不断加深,阻碍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二、经济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同自己相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掠夺自然,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进一步加剧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篇12
一、我国环境恶化造成的严重后果
1、巨大的经济损失。2006年我国《2004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绿皮书正式公布:2004年因环境污染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如果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的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全年GDP的6.8%左右。近年来政府虽然投入大量的人力,拿出巨资来对环境进行治理,但依旧难觅“鸟儿水中戏、河边畜禽满”踪迹,由于地方的保护,环境污染事件依旧上演,“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环境肆虐着人类的健康。根据卫生部的相关统计数据,2001~2003年出生缺陷归因于环境污染占新出生儿的25%的;有超过2.7亿的城市居民生活在空气质量不达标的环境中,大约有2.3万人死于各种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约有3亿人每天都在饮用受到污染的水,其中约有1.9亿人患病,每年约有3万儿童死于腹泻。另据肿瘤专家统计,每年200多万癌症患者中,70%与环境污染有关。
3、环境危害影响社会稳定。一是国内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众上访事件呈显著上升趋势,并且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致使企民、官民矛盾不断尖锐化。二是国际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在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形象,像日本、韩国认为沙尘暴100%来源于蒙古和中国,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抗议修水电站,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等。与周边国家存在的环境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外交摩擦的隐患。
二、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一)环境问题的根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创造了GDP年均增长10%以上的奇迹,然而这种增长是以资源高速损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全国高利税企业,排在前面的全是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中国不能再模仿发达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树立科学发展观,做好环境保护工作,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处理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他们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努力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1、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环境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既有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也不利于人们保持良好舒畅的心情,不利于生产的进行。另外,污染治理和资源短缺不但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甚至制约一些产业的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2、经济增长不足或增长方式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贫困地区毁林开荒、草原过牧、陡坡种粮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不考虑资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态服务价值,低成本的工业扩张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短缺的根源所在。
3、发展经济要有可持续性。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当代人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子孙后展的需要,给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环境条件是我们必须负起的历史责任。
4、环境问题是发展带来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和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资金的支持,保护环境就难以奏效。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才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1、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特点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实现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大力推进循环经济,要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以生态链为纽带统筹规划,建立循环型社会。环境问题的本质就是发展问题,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必须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2、清洁生产指生产过程中要节约原材料和能源,减少排放物的排污量和毒性,同时也要求减少整个生产周期对人的健康和环境的影响。“预防污染”是清洁生产的本质特征,传统生产是一种孤立的、只强调物质生产而忽视环境的生产方式,由于它已延续很长时间,成为传统习惯,要使这种观念得以根本转变,需要不间断地施以清洁生产意识教育,引导人们转变传统生产观念,让清洁生产的要求和方式深入人心,成为政府、企业、社会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篇13
0 引言
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分迅速,近几年已经连连取得突破,人均GDP水平正在稳步上升。但随之而来的是环境的破坏,各种环境污染极大的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而且目前国内的污染情况比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许多地方的水资源污染已经影响到人们的饮水和生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是针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基本国策,为促进国内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何有效治理环境问题,仍是现下需要研究的重点。
1 导致国内环境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
导致国内环境问题严重的根源是人类的生存活动,分析导致国内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需要从人入手。
首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发展观已经走入了误区,政府单纯的认为经济发展就等同于社会发展,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才能够解决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才能够追赶发达工业国家的脚步。这种思想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单纯的经济发展缺乏成熟的政治文明做后盾,导致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目前仍旧有人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先发展再治理,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路径[1]。但是这一观点并未从中国的实际资源情况深入分析。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各种资源相对紧张,各种资源和环境问题很可能在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效前蜂拥而至,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承受环境压力。因此,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长久利益的远大战略,也是必然要求。
其次,国内目前缺乏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现有的法律规范结构也不合理。没有完善的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的保护。目前国内的许多法律法规的侧重点是如何防治污染,尤其是工业污染,但是却很少提到保护生态环境,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漏洞[2]。而且,许多法律规范仅仅对如何治理环境问题的根源做出了相关对顶,忽视了由根源引发的区域性污染的治理规定。总体来说对于污染后的治理进行了规定,但是忽视了最根本的环境保护规定。
最后,环境污染也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弊端。随着科技的进步,许多污染性较为严重的物品被发明和使用,虽然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为环境的发展制造了沉重的压力。空气污染和水资源污染都与科技发展有紧密联系,也是当前需要大力整治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
2 提高环境治理新途径
提高环境的治理,需要从环境污染的根源入手。因此,解决国内的环境问题还是要从人入手,落实有效的解决措施,才能够实现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总体来说,有效治理环境污染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首先,政府是提高环境治理效果的关键因素。政府为环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主导力量,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环境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影响程度。因此,政府需要做好引导工作,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鼓励企业采取保护环境的生产模式,向大众宣传环境发展的重要性,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营造整体保护环境的氛围[3]。加强政府的强制性只能也是保护环境的必然措施,对违反相关法规,污染环境造成影响的一律从重处罚,对各级执政单位的执政策略也要进行监督,发现以牺牲环境换取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律严肃处理。政府部门作为社会的管理阶层,具备管理社会行为的权利和责任,只有正确意识到自身保护环境的责任,充分发挥保护环境的权利,才能够实现政府部门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其次,环境的保护不能够仅靠政府采取措施来完成,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行为的主体,当然更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引导大众正确认识环境污染行为的危害,正确进行经济行为,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点。目前,许多国家都发起了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各种公益性活动,掀起了全球绿色发展的新热潮,国内也大力宣传低碳生活,提倡人们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极大的促进了国内环境保护的效果[4]。
最后,重视对企业行为的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企业的工业化污染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元凶。严格审查企业的废气及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对造成污染的企业进行从重处理,建立严格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制度,实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结论
总之,随着人们对环境破坏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整体角度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是新时期政府需要引导和大力支持的重要工作,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实现提高环境治理新路径的实施,完善现有的环境保护制度,为进一步促进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欧阳恩钱.环境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多中心环境治理[J].桂海论丛,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