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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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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多的高速发展，其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所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基于现实经济发展中不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我国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并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谈了很多年，效果一直不理想，从“九五”规划提出两个“转变”，“十一五”规划更是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代替过去常提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入“十二五”以来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界定不清晰，体制、制度改革滞后，“数典忘祖”的事经常发生，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转变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如何有效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已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比较研究，重新界定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涵，从全新视角和深层次视角探究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因素，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二、理论分析
1、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称为传统理论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当下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正普遍应用的凯恩斯理论角度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公式。宏观经济学的增长公式，即凯恩斯的增长公式，其核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GDP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而总需求是由三部分组成，用公式表示：GDP=AD（总需求）=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政府购买需求（G）+净出口需求（X-M）。
（2）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实现路径。依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总需求，因而要刺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刺激总需求来实现。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揭示出三大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陷阱规律，且三大规律发生的作用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导致经济社会消费需求（C）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导致投资需求（I）的不足；流动性偏好陷阱规律导致消费需求（C）和投资需求（I）的不足。由于三大规律共同作用，必然导致经济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GDP的增长。其结论是，经济社会要保持经济增长，必须增加总需求，要增加总需求只有借助政府力量来实现，即依靠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
（3）宏观经济学的经济转轨。依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经济转轨问题的基本思维定式是，只要经济社会有需求，只要总需求是增加的，不论是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还是私营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GDP就可以增加。因而在一个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强权政治沿袭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在这种理论思维定式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部门的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进民退”的过程加速推进，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中国国有部门占GDP的比重高达35%以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有部门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其理论的负面效应是：一方面，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于享有“共和国长子”的特殊地位，在得到了国家太多的资源、资金、项目的扶持和政策倾斜的同时，又能凭借它的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导致技术创新动力缺失和经济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比例偏低，大量GDP不能变成消费者的购买力，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2、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微观经济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称新理论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是亚当？斯密理论角度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关注的是财富创造，即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创新来实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又靠什么来实现，主要依靠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即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那么社会技术水平越高、创新能力越强；分工和专业化又靠什么，主要依靠市场规模（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并保持内外需市场的平衡），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水平越高，最终通过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市场，尤其是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中国在充分利用市场范围扩大的同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通过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由此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中国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利用是不充分的，随着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在国际市场逐步萎缩的状况下，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未来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可持续增长，重点应该是如何有效开发国内市场和继续开辟新的国际市场，使内外需市场结构趋向平衡，这是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和核心。
（2）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实现路径。下面就亚当·斯密理论视角的国内市场开发实现路径进行阐述。首先分析需求。从亚当·斯密经济理论角度分析，国内市场需求的产生和市场开辟，依靠的主体是企业，只有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才能开发出新产品进而进一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即经济学理论通常所讲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刺激消费需求的产生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如联想的乐Phone，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新产品。而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内在动力，主要靠市场激励机制的形成；而激励机制形成的前提必须是科斯经济学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产权明晰），只有产权明晰了并且得到法律的安全保障，企业的创新才有回报，企业才有动力去进行创新、去开发新产品，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转变。基于亚当·斯密的市场需求理论的结论是要扩大市场需求和规模，必须要依据科斯的产权理论来建立、健全市场激励机制以调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确保创新得到应有回报。其次分析投资。从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的投资是为了获得未来的收益，投资是现在的事而收益是未来的事，未来有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则是经济学上所讲的风险。因此，企业放弃今天的消费进行投资，从机会成本分析则意味着企业放弃今天消费所能带给它的最大效用，显然企业放弃眼前消费而冒着风险进行投资，是为了通过投资效率的提升，以获取未来更多的收益，如果不能提升效率，那么投资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还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因而只有具有效率的投资才是可行的，企业具有效率的投资既能为社会创造需求又能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水平。同时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还指出经济社会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政府投资往往是低效率的并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因而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必须要减少政府投资，充分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
（3）微观经济学的经济转轨。依据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经济转轨问题的基本思维定式是，经济社会的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实现，其关键是能否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主导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作用（即使企业家根据他的经验，依据他敏锐的思维判断，依据他对市场信息灵敏的嗅觉去研究和开拓每一个市场，去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并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去创造更多新的需求和培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去创造更多的GDP），并非依靠政府经济政策干预；要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而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的形成，至少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培育：一方面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其关键在于将更多的国有资产真正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们的资产性收入。如此同时，大幅提高国有企业上交国家利润的比例，真正做到既“善其身”又“善天下”；另一方面健全和完善产权制度，注重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合法性。只有私有财产得到合理、合法的保护，才能促使企业家有动力、有精力去进行技术创新，去开拓每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需求和更多的GDP，而不至于由于缺乏安全感，当财富创造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思考如何转移财物，如何脱离实体经济。
三、结论分析
通过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比较研究，可以引发我们脱离传统的思维定式，以全新的理论视角重新界定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内涵，通过体制和制度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创业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扎实成效。主要结论如下。
1、不能用解决短期经济问题的方法去解决长期经济问题
两种理论比较分析的结论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决的是短期经济增长问题，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解决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上所讲的短期经济问题主要指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导致经济的不稳定性增长；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所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等，这些短期经济问题的出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释是市场运行出现偏差，市场会失灵，这时依靠市场本身“纠错”是不可能的，只能借助政府的力量，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尤其是经济手段对市场实行干预来实现。如当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时引致需求不足、失业增加、经济萎缩现象出现时，可以遵循“逆向调节”原则，依靠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反之。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误区，在于用亚当·斯密的短期经济政策去解决长期经济问题，导致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举步维艰。现阶段中国经济关注焦点应从短期的经济增长转向长期的经济增长，从关注经济的数量扩张转向经济质量的提升，因而必须暂时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归亚当·斯密经济理论（即回归市场，市场运行会出现偏错，但市场运行本身就是一个试错和纠错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否取得扎实成效的关键。
2、不能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方法去解决微观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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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两个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何GDP同比增速与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脱节的现象。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工业企业的去库存化和去产能化。众所周知，过去10年内，中国工业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日益突出，这一现象在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新一轮投资浪潮中被进一步强化。目前在中国大多数制造业行业里均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钢铁行业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当疲弱的内需与外需不足以消化过剩产能时，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将会下滑。换句话讲，宏观经济增速出现温和下滑，产能过剩问题较为突出的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就可能出现大幅下降。此外，即使宏观经济增速开始回升，制造业企业也没有动力开始新的投资，而是通过出售库存、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等方式来应对需求回暖，换言之，去库存化与去产能化将是下一阶段中国工业企业的基调，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全面反弹还有待时日。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企业的财务杠杆过高，导致应对负面冲击的能力下降。例如，根据高盛高华的估计，过去十年内中国大陆企业负债占GDP的比率由100%左右上升至150%左右，这样的企业负债水平不仅远高于美国（75%）和印度（49%），也显著高于中国香港（141%）、新加坡（133%）、英国（115%）、日本（113%）与中国台湾（109%）。与金融企业类似，工业企业的财务杠杆过高，意味着当面临程度相同的负面冲击，其利润率的下降要高于财务杠杆较低的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下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宏观经济增速仅仅是温和减速，却造成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大幅下降。此外，OECD国家的经验显示，一国企业债务占GDP比率的警戒线在90%左右。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如何降低中国企业财务杠杆比率，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
接下来，如何解释中国GDP同比增速与发电量同比增速脱节的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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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审计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
（一）国家宏观经济管理
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指的是对国家整体的经济活动状况进行管理，是对国家经济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总量进行掌握，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可以保障我国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2]通过国家审计可以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解，可以积极主动地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变化进行组织和调控。我国的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一般由调控系统、决策系统、监督系统、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这五部分组成，它们相互配合、相互影响。
（二）国家审计
国家审计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监督系统的一部分，是独立的经济监督部门，行使国家经济监督的职能，是国家权力、人民权力、经济权力和法律权力的监督。国家审计作为国家监督部门的一部分具有六种主要的职能：第一，是独立性，这也是国家审计的根本特征。第二，专门的机构或者专职人员是审计的主体。第三，接收审计的经济职责的履行或者承担者是国家审计的客体。第四，国家审计的主要对象是审计客体的经济财务状况。第五，经济监督、经济鉴证和经济评价是国家审计的主要职能。[3]第六，国家审计的主要目标是审查、签证、评价企业的财务收支状况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真实性。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审计就是由国家设立独立的机关对国家经济、国家财政和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它可以通过这种监督和控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国家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国家审计是国家的权力监督、人民权力监督、经济权力监督和法律权力监督。
二、国家审计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
国家审计作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一个独立的经济监督部门，在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进行监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与其他经济监督部门相比较，国家审计的监督更加广泛、更加综合、层次更高，其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
（一）超脱的监督关系
审计人、立法机关或政府组成的委托人、部门或者单位这三方关系组成了国家审计监督中的三方关系。之所以说国家审计具有超脱性，主要是因为在这三方关系中，审计人与被审计人是独立的、互不干涉的主体，审计人不会参与到被审计人的经济活动中，与被审计人没有利益关系，这样就形成了审计的独立性和超脱性。例如，在税务监督中，税务部门属于监督者，纳税的单位或个人属于被监督者，税务部门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的税务法规，征收纳税单位的税款，并对其纳税情况进行监督。如果审计部门需要涉及税务问题时，受到委托的审计人只是依法对被审计人进行税务的检查，并不会参加到纳税行动中，最后将审计意见向委托人进行报告，这样的方式体现了审计工作的超脱性。[4]
（二）广泛的监督内容
国家审计可以通过委托人的需要对经济进行宏观上的监督，而专业的经济监督部门一般只能按照本部门的职责要求对本部门的管理业务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必须受到本部门自身业务的限制。因此，国家审计的监督具有广泛性，可以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监督，这样可以有效地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促进国家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权威的监督效力
一般来说，我国其他的监督部门不能对本身就具有经济监督职能的本门实施监督，而国家审计部门则可以对其他经济监督部门进行再监督。例如，税务部门或者工商管理部门、银行等其他部门在制定或者执行相关条例时出现了失误，那么银行、税务和工商管理等相关的经济监督部门不能对其经济活动进行监督，但是审计部门就可以监督其经济活动，实现再监督，这样可以保证其他监督部门正确行使监督权力，提高了监督效率。
（四）法定的监督地位
国家审计的监督权限和监督职责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国家审计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法定性。我国颁布的法律文件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权力，有权对企业和单位进行严格的经济责任相关审计，并将最终的审计结果作为对企业干部升职或降职的参考文件。
三、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的效果
（一）审计是完善国家预算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国家审计是根据国家预算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审计的根本任务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家预算，在国家预算管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国家审计是深化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的间接手段
宏观调控是我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引导和控制的重要职能之一，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而国家审计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内容，可以对财政、金融等相关部门的经济活动进行审查和监督，这样可以保证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有效实施。通过国家审计可以规范我国相关的财政及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并完善经济秩序，严查经济相关的违法行为，确保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5]
（三）国家审计可以有效地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有经济是经济的命脉，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国家审计，可以对国有企业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对亏损严重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审查，可以提高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同时，国家审计也能够及时发现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四、结语
国家审计是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部门，在国家经济监督和宏观经济管理系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新时期，我们要对国家审计进行不断地分析和研究，对审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促进国家审计改革的有效进行，从而提高国家审计工作的审计效果，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牡丹江林区物资商务管理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 廖洪，陈波.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的现状和对策[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7-9.
[2] 崔振龙.政府审计职责及其发展展望[J].审计研究，20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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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经济,合同关系是契约经济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合同信用是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基石。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履行合同监督管理职责中,从规范行业合同行为到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从促进企业发展到服务新农村建设,合同监督管理岗位上的工商人与时俱进,走在了新时代行政执法队伍的前列。在当前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新形势下,合同监管执法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理论基础和潜在价值。
一、合同监管工作的法理基础
1.“契约自由原则”的变迁,开创了合同监管工作的发展空间
“契约自由原则”(Freedom of Contract)即“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决定合同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形式等。此原则与所有权绝对原则、过失责任原则共同构成了近代社会中商品自由交换的基本保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过分地强调尊重个人意志,会造成垄断行业对社会的支配。出现了拥有资源优势、信息优势、技术优势的一方,利用合同对弱势的另一方予以侵害的现象。合同参与方的平等地位,“合同自由原则”这一赖以建立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受到动摇,因此,对于契约自由原则的反省和批判也日益强烈,运用公平正义这一基本法律价值观对合同行为进行限制,显得势在必行。
《合同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工商部门利用自身监管地位的超然性,开展合同行政指导和监督查处合同违法行为,避免一方自由的滥用而对他方自由的践踏。这一职责正是消除自由的绝对性,使平等、公正与自由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整个社会的合同行为在诚实守信的原则下运行。
2.“契约信守精神”的传承,奠定了合同监管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载负着历史文化的成语,都在传递着中国古代仁人君子坚守着的一个信念“守信”。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守信”的意义: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在现代社会,人一出生,各种各样的规则就会对他产生效力。我们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的规则,原因就在于规则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的同时,还在总体上降低了治理社会的成本。规则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规则的强制作用,但也不能仅依赖强制作用。理想的状态是,每位公民都养成一种很强的规则意识,让依照规则办事成为一种习惯。这就是契约精神。
中国古人的君子之风,法国思想家的启蒙之声,“穿越”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守信”精神在履行合同监管职责的工商人身上得以传承。一方面是针对自己而言,要求自己严守职责、公正执法、倾心服务,是为律己;另一方面是针对服务对象而言,要求他们“守合同重信用”,是为律人。
(1)用“合同文本工程”夯实合同履约的基础。
合同示范文本,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单独制定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制定,经过长期实践、反复调研、评审、正式规定后再予以公布,具有合法性、公平性和完整性,是从交易的源头上规范合同行为,有着较高的社会效益。目前,除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以外,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情况,从“政府关心的难点问题,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入手,通过制定和宣传推广各类合同示范文本,解决老百姓消费领域的难题,行业涉及房地产转让、旅游、装潢、物业管理等,从而有利地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用“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打造合同诚信的表率。
开展“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依据企业合同履约的客观记录,经过严格评价、对合同履约信用程度达到规定标准的企业,向全社会予以公示,是弘扬企业诚信守约行为,促进全社会良好信用观念的形成,推动社会信用机制建立的一项重要措施。全国“守合同重信用”活动已开展20多年,在企业界形成了浓厚的氛围,“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社会公信力和市场含金量越来越高,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守合同重信用”活动为平台,改进工作方式,激励企业信守合同,诚实履约,做诚实守信的表率。
二、合同监管工作的法理价值分析
1.监管工作长效化,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公平和正义是法律的精神和灵魂,是执法者应当始终奉行的核心价值观。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订立和履行合同配置资源的同时,市场的盲目性、无序性也相伴而生,具体表现为:合同欺诈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霸王条款”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层出不穷;因当事人合同责任意识缺失导致的恶意违约行为屡见不鲜。因此,迫切需要强化合同监督管理。工商部门在推广合同示范文本、调解合同争议的同时,依法严厉查处合同违法行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
合同监管工作秉承公平正义的理念,以求权利义务相统一以及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并最终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与社会正义。
2.监管方式多样化,实现刚柔并济的监管价值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高监管执法效能、提升服务发展水平推进自身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过去的30年,工商行政执法过多地采取了刚性手段,为改变群众心中“不是收费就是处罚”的形象,各级工商部门适时提出了“创新工作方式、服务经济发展”的理念,以动产抵押、订单农业、企业信用管理为重点,坚持依法行政、普法宣传、指导帮扶多管齐下。
推进“订单农业”,服务“三农”发展;拓展服务平台,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注重培育引导,加强企业信用管理等柔性合同监管新方式,有效地弥补了刚性执法的盲点,最终达到市场秩序诚信稳定的监管目标。
3.执法办案专业化,实现和谐安定的社会价值
法的和谐价值表现在:通过协调和化解不同的利益,来缓和矛盾、化解矛盾;通过协调同一主体内部或不同主体之间的自由与纪律、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关系,来促进和谐。发挥法的和谐价值,要求在司法、执法中严格依法办事,在法律规定的方向和限度内,允许必要地自由裁量,加强法律监督。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每年众多的合同纠纷已经给仲裁和诉讼机制带来了巨大压力,高昂的诉讼成本、困难重重的举证程序,普通消费者的合同纠纷甚至无法得到解决,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工商合同监管部门积极探索运用行政手段指导和介入民事法律关系的长效机制,完善监管,制度治本。制定合同示范文本正是发挥行政力量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从合同关系的源头进行治理。通过规范、正义、公平的条款降低出现合同纠纷的机率,进而降低整个社会合同管理的成本,促使合同运行环境更加和谐。
在合同争议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之前,合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工商部门依据《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组织开展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工作,对合同争议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制定《合同争议调解书》,经合同争议双方签订生效。需要履行权利与义务的,工商部门将监督签订双方履行约定,使由合同争议引发的矛盾及时化解,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以法理为视觉,探索合同监管工作的路径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各个国家都面临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在经济转型和改革方面仍面临挑战。工商部门作为主管市场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急需要在执法中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当代中国又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东方大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就需要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一个现代的、理性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构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各级行政机关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律发展走向的时代责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工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伯华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五个更加”,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更加自觉服务经济发展”是根本任务,“更加高效加强市场监管”是职能所在,“更加有为强化消费维权”是民生所系,“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是必然要求,“更加严格锻炼干部队伍”是基本保证。“五个更加”的灵魂是服务,要义是发展,它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为民理念,切实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效能意识和协调意识,延伸职能不犹豫,挖掘潜力不懈怠,拓展服务不停步,不断提高服务的效能、服务的层次和服务的水平。
1.增强服务意识,,更加自觉服务经济发展
在工作中牢记“服务”宗旨,摆正位置,增强服务意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把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检验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牢记我们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无论是监管还是执法,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保护人民的利益,更加自觉地运用工商监管执法权力为人民做事、谋利,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工商人的存在、工商人的价值。
以人为本、真情为民,把提升服务质量与维权维稳促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一是提升服务层次,由热情服务向效率服务转变,及时预见预测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提高服务工作的超前性,提前介入研究,及早应对。二是提升服务方式,由现场服务向网上服务转变。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与社会公众交流和互动,全面提高办事效率。三是提升服务举措,由政策优惠向机制创新转变。在工作中倡导简化环节、提高效率,积极探索,大胆尝试,确保成效。
2.增强责任意识,更加高效加强市场监管
增强责任意识,就要“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职”。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努力做到:明确职责之所在,守土有责,胸中有数,尽心竭力把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完成好。把责任意识贯穿于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促进工商职能有效发挥,树立红盾队伍崭新的风貌。
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把加强工商责任与强化市场监管有机结合。坚持站在主动服务、解难帮困、利民惠企的角度,始终着眼“群众得实惠”这一根本目标,全力做好助企融资、合同帮农、红盾护农、整治合同违法行为等合同监管服务工作。牢固树立执法是手段、规范是目的的理念,在严格执法中更加注重抓治本、抓规范、抓信用建设。努力为企业、群众解烦事难事,办实事好事,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赢得广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赖与支持。
3.增强创新意识,更加有为强化消费维权
首先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监管理念。要调解好心态,把自己从狭隘的思想笼子里解放出来,不能死守老一套,沉迷在过去的“经验主义”格局中。把上级部署与本地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次是创新工作方式,积极主动作为。公开监管执法的内容、依据、程序、标准和服务承诺,对违反承诺规定的严肃处理。不能仅满足于会议部署和一般号召,要注重实效,提高工作效率,做到快想、快干、快出成效。
立足职能,开拓创新,把创新监管机制与强化消费维权有机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秩序不断完善、不断健全、不断规范运作的新形势,努力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上下功夫,做到高效率、高质量、高水平监管。一是不断拓宽监管领域,坚持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监管并重、低端市场与高端市场监管并重,不断拓展对新兴行业、新兴领域、新型业态、新型市场的监管;二是将突击式、运动式的监管向长效、规范的监管转变,将事中监管、事后处理向事前规范指导、预警防范转变,探索建立依法、科学、高效的长效监管机制,做好保护消费权益、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升级消费结构等工作,努力把消费过程中的矛盾解决好,为社会和谐奠定重要基础。
4.增强效能意识,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
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熟,效能政府与法治政府的提倡,一方面要求工商部门改变以往那种单一的以强制为特征的行为方式,而更多地采用非权力性行政,借助柔性管理的方法,努力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要求工商部门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工商部门作为政府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监管的行政执法部门,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是职责要求所在。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就是要转变执法理念,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执法方式,提高执法科技手段,强化执法监督。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要加快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执法监督,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新执法机制。
求真务实、精益求精,把高效行政与建设法治工商相结合。各业务部门分步推进,在严格依法履职尽责中落实法治工商建设长效机制。一是法制部门积极协调,对法治工商建设加强指导,进一步修改完善行政执法评议标准,扎实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清理工作;建立诉讼与行政调解对接机制,提高行政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效率,确保履行职责不越位、不缺位。二是大力提高行政执法透明度,推进阳光执法、和谐执法,通过上网络、上媒体、上墙面、上手册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公示执法权职的清单目录和办事流程。做到案情公开、调查过程公开、处罚结果公开,并通过案后逐一回访,实现行政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5.增强协调意识,更加严格锻炼工商队伍
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较为复杂,涉及面比较广泛,经常会因为各职能交叉部门的多头管理,给工商监管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这就需要协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增强本行政系统的适应力、创新力,形成多部门联动执法、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协调内部纵横向的关系,以增强本行政系统的协作力、整合力。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形成整体的“合力”,为开展各项工作扫清障碍,以提高工作效率。
立足岗位,学以致用,把工商主体工作与建设工商队伍有机结合。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就需要认真学习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对《规范》的理解,真正把《规范》的基本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切实增强服务科学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进而进一步提升队伍素质,推动“政治上过硬、业务上过硬、作风上过硬”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出路也在基层。在目前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部门中,工商部门是唯一能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触角延伸到乡镇基层中的部门,是唯一能够进行市场主体准入、交易、竞争、退出全程监管的综合执法部门。从此项意义上说,各级工商部门具有与众不同的组织体系和职能优势,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上大有可为。工商部门的红盾卫士顺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不断探索拓宽合同监管新领域,关注民生多角度多渠道为消费者维权,必将为创新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作出有益的实践。
参考文献:
[1]瞿常奇,陈勇.构建合同文本体系,促进企业信用建设[N].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8,(9).
[2]高玉兰. 合同示范文本的法律认识[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
[3]孙云龙. 加强合同监督管理应注意五个转变[N].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9).
[4]金国坤. 行政权限争议的法制化解决途径探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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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层次
1.宏观经济
就以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一般来说指的是我们全部的国民经济，也可以称为关于我们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也就是指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哦过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各种经济现状的总和。就我们医院内而言，宏观经济便是指医院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整体的经济规划。宏观经济与我们的民生也是分不开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价总体升降，以及我们的总体劳动就业率的变化等情况。在对外方面，宏观经济可包括我国的货币发行规模大小，以及根据世界汇率的变化来控制我国对外汇率的变化，还有便是要严格的控制进出库的规模，严防各种金融渗透等阴谋，来维护我国的总体经济稳定。
2.微观经济
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其是相对于宏观经济而言的，微观经济一般指的是单位的经济体，在某种意义上也能说成是宏观经济的构成单位，一般可包括我们常见的一些经营中的公司，个别的单个企业的总体经济活动。在这些单个的生产单位中，微观经济具体可细化到这些公司中的生产，销售，经营，以及其价格的制定等经济活动。对于我们医院来说，微观经济便是在宏观经济统一的指导之下，各部门之间为了完成整体的经济发展，而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各科室，各部门之间具体操作，以保证宏观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这也需要我们医院的宏观调控上保持正确的方向指引，已保证整个医院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联
1.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
就我们的经济学来说，整个的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因为在我们的经济领域中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这些维持市场运转必须的环节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即包含了微观经济的成分，又会是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之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是特别完善的今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两只手相辅相成，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市场处于较为基础的位置，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所带来的不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国民经济还是我们医院的整提经济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医院整体经济的发展来讲，整个的宏观发展与个科室之间共同构成我们整个医院的经济状况。
2.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交融
由市场经济的整体性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并没有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可谓是互为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以我们经济学中最为常见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就可看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交融之处。我们医院也是同样的问题，必须在我们整体的宏观经济大方向的指引下，微观上个部门之间沿着大方向走，共同促进我们医院整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只是宏观经济上来调控如何指定方向，而没有微观经济的各部门实施，也是不能促进整体的发展。说在此过程中，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是相互交融切不可分割的。
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互偿性
1.微观经济是构成宏观经济的基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宏观经济是由微观经济所构成的。因为就是有了微观经济中各个具体的生产单位的具体工作进程，才共同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宏观经济中的整体国民经济。然宏观经济虽说在一定意义上指的是国民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不过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体现在各个具体的经济领域中的，而在这些经济领域中，也是由各具体的生产单位具体的完成和构成，所以说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构成的基础，没有微观经济，也就没有宏观经济的存在性可言了。当然同样的角度适用于我们医院内部，没有各科室，各部门之间具体的实施工作，来保证我们医院的整体运转，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宏观经济整体的发展，所以说在我们医院中也是由各部门之间的微观经济为基础，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大环境宏观经济。
2.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尽管是由微观经济中的各个具体生产单位为基础来构成的，然而并不是说微观经济单方面的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发展，因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具有互偿性特点，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微观经济作为基础构成了宏观经济，同时宏观经济也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宏观经济为微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的外部环境。并且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具体的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宏观环境的发展需求来指引和要求微观经济的具体发展方向。就我们医院的整体经济发展而言，只有宏观经济上确定了我们的发展道路在哪，我们应该怎样去发展，以及为微观经济体提供大的环境，微观经济上的各部门之间才能具体的实施工作，保证整个医院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总结语
宏观经济与客观经济既包含着不同的研究对象，探索范围，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关联性。一般来说微观经济是以单个客体，或是某一单一的单位结构作为研究的对象和目标，而宏观经济一般研究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所以，经过本文分析我们能过看到，不管是国名经济还是我们医院的内部经济发展，宏观经济也为客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正确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联及其存在的互偿性，恰当处理其之间的关系，才能有力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彭源长.推进电厂转型提高经济效益[N].中国电力报，2011.
[2]张义省，周军.白庄矿强化四个管理提高经济效益[N].经理日报，2010.
[3]王淑辉，曹培杰.提高经济效益 推进技术进步[N].黑龙江日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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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
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
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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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当作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认为微观以充分就业为分析前提。因而，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这一理论体系在战后的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确立了西方经济学教材和教学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使得两者共同使用的一些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应用，例如“短期”与“长期”这一组概念。
一、“短期”与“长期”概念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1.微观经济学中的涉及短期与长期区分的理论。微观经济学中多个理论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区分。例如生产理论中的短期成本理论和长期成本理论；成本理论中的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不同市场结构下厂商或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和长期供给曲线以及不同市场结构下厂商或行业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等。这些理论的短期和长期区分并非如字面上简单表现为时期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论含义的差异。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厂商短期和长期均衡为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厂商短期均衡的条件为短期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均衡条件下厂商的经济利润可能大于零、等于零或小于零；而厂商长期均衡的条件为长期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且等于市场价格，均衡条件下厂商的经济利润必定等于零。
2.微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的界定。微观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为了解决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便涉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何生产”是指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配置问题。企业调整经济资源（即生产要素）配置，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经济资源（即生产要素）数量是否可以变动便是微观经济学中区分短期与长期的依据。微观经济学中常假设生产中仅使用劳动与资本两种要素，因此可以用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函数考察短期生产理论，假设资本要素固定，劳动要素可变，则有短期生产函数：Q=f（L，K）。理论上讲，我们也可以假定劳动要素固定，资本要素可变，则有短期生产函数Q=f（L，K）。特别说明的是，微观经济学所说的短期和长期并不是指具体时间的长短，而是以能否变动全部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作为划分标准，其时间长短视具体情况而定。
3.微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区分的意义。微观经济学对短期与长期的区分主要体现在生产理论中。通过构建短期生产理论和长期生产理论，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刻画更为全面和准确。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现代生产这样一种“迂回生产”方式，采用了大量的机器设备，资本规模在一个较长的周期中保持稳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在短期决策和长期决策面临的约束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要深刻分析企业的生产经营，分别构建短期生产理论和长期生产理论显得非常重要。而对于微观经济学的学习，理解短期和长期的区分，更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习微观经济学通常会有的一个困惑就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很多的时候会觉得相关理论知识与生活中体验的现实好像并不一致。例如，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理论或垄断竞争市场均衡理论的学习，我们知道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每个企业长期均衡时的经济利润总是为零。也就是说，长期均衡条件下，企业家能获得的利润恰好等于企业家本人去其他企业打工的工资收入，不会高于这一工资收入，当然也不低于。这就产生了两个疑问：①如果创业和打工收入水平相当，为什么会有无数的创业者投身创业大潮；②为什么现实中，在类似于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行业的无数企业利润并不一致，有的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有的企业血本无归？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对市场均衡利润理论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区分。竞争市场长期均衡时之所以经济利润等于零，是因为短期中厂商会因经济利润与亏损的驱动而进入与退出一个行业。某一行业，短期中利润大于零时，会有新的企业进入行业，从而导致行业供给增加，行业经济利润减少趋向于零；短期利润小于零时，行业中会有企业退出，从而导致行业供给减少，行业经济利润增加趋向于零。短期均衡时，企业经营的利润可能大于零也可能小于零，而企业经济收益依赖的是短期行为而不是长期行为。正是追逐短期经济利润的勇气与实际能力，诱使了创业者投身创业大潮。也由于短期均衡时可能出现的盈利或亏损使得企业出现优胜劣汰。
二、“短期”与“长期”概念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1.宏观经济学中的涉及短期与长期区分的理论。宏观经济学中涉及到短期和长期区分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与微观经济学类似，相关理论直接区分为短期和长期理论。例如，短期总供给曲线和长期总供给曲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这些理论的短期理论和长期理论也不仅是如字面上简单表现为时期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论含义的差异。例如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形状总是垂直的，而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对短期总供给曲线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常规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古典主义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第二章情况下，相关理论的短期和长期区分不是那么明显，对同一问题的短期和长期研究分属不同的理论。例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可分为短期国民收入决定和长期国民收入决定。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主要是运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IS-LM模型、AD-AS模型和IS-LM-BP模型四个模型分别介绍了不同条件下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而长期国民收入决定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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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篇10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篇11
微观经济分析，即根据国家现行财税制度和现行价格，分析、测算项目的效益和费用，从项目的财务角度考察项目的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财务状况,对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进行评价。其主要作用在于衡量项目的财务盈利能力；为项目制定资金规划；为协调项目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提供依据；并利用有关的基础数据，通过财务报表，计算财务评价指标和各项财务比率，进行财务分析，做出财务评价。
1.2宏观经济分析
宏观经济分析,即是将拟建项目置于国民经济大系统之中，按照资金合理配置的原则，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国民经济特征，揭示项目的社会经济本质。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角度考虑，计算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以评价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宏观经济分析是项目经济分析的核心。
1.3不确定分析
不确定分析是研究各种经济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分析结果的变化情况和变化范围，估计经济分析结果所面临的风险，为投资决策提供风险分析的资料和结果，以避免投资决策失误。不确定分析是工程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内容。
2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的关系
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两者之间相互联系，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
2.1共同点
1）评价目的相同:两者都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
2）评价基础相同:两者都是在完成需求预测、工程技术方案、资金筹措等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
3）计算期相同:两者都要计算包括建设期、运营期全过程的费用和效益。
2.2不同点
1）分析和评价的角度不同:微观经济分析是从项目本身考察项目的财务特征;宏观经济分析则是从国家的角度考察项目的经济特征。
2）采用的价格不同:微观经济分析采用的是现行价格，宏观经济分析采用的是影子价格。
3）主要参数不同:微观经济分析采用的是官方汇率，动态计算的折现率采用财务贴现率;国民经济采用的是影子价格，动态计算采用经济贴现率。
3公路工程经济评价常用方法
公路工程项目与一般的工程项目有相同的地方:都需要通过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等严格的审批程序，批准后消耗一定的建筑材料形成固定建筑物。公路工程在经济性分析时，许多国家基本上还是借鉴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方法。我国对公路工程项目的经济分析起步较晚,在公路工程的建设中，经济评价主要是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
4工程经济分析的意义
篇12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快速增加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停滞膨胀的经济状况下，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经济效果。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而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学派理论上的逻辑严谨，又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理性预期理论的典型代表理论是货币周期论，以及在该理论上建立的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二、理性预期理论的基本假设
理论预期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与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三、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四、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目前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在一些方面减少了行政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政府部门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而有高质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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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制度条件下的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问题。
2、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个体经济单位。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的消费行为；单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决定和所有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同时决定。宏观经济学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是整体的、全局的。
3、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个体经济单位。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的消费行为；单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决定和所有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同时决定。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