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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在1993年以前的时候，银行金融业根据当年的市场环境，曾近进行过有关银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相关性尝试，但是，当时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当时形成了国家经济相对过热的局面，但是银行业和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却监管的水平相对较低，在1993年左右，全国性的范围之内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投资热的经济形势，当年银行中大量信贷资金没有流向生产经营的企业，反而并用于在市场中从事投机买卖的行为，导致当时国家的金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在1993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开始下决心整顿当时的金融秩序，重点对银行等金融企业进行整顿。随后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相互之间实行分业经营的经营模式。为了有效的加强管理，政府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工作。随后我国的人大会议分别颁布实施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确立了在我国金融行业进行分业经营的相关模式。“
我国金融业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实行分业监督管理的体制对于我国当时的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性的促进作用和效果。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相应的问题：在我国的大多数基层地区，监督管理机制还是很匮乏的；在一些城市当中，对金融业进行重复性监督管理的现象也是十分的显著；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政府相关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往往不能有效的实现共享；机构型的监督管理部门与当时金融业务发展多样化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明显的存在监管资源浪费的情况。因此，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利用好现有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资源，防止相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出现盲目性扩张的情况，避免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出现“各自为政”、“滥设机构”的情况，并将这些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综合利用，争取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家督管理效果的最大化。
二、对金融监管的认识不充分
根据我国对国外金融监督管理的学习可以发现：我国在对银行业实施金融监督管理过程，会出现因为实施监管工作任务的当事人个人在自身的学识水平、自身所处的金融地位、监管者本人的职业特征、国家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出现的差异，在认识上所发生偏差等而出现了不同的金融监管者就有不同的行为表达。如果我们从社会中经济环境和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自身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进行考虑，往往是金融监管当局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监管过程中，缺乏通盘性的考虑，再加上在一些基层地区，被监管者自身对监督管理工作不够了解，认识也不到位。就出现了在一些基层地区，有些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时常出现违规经营的事情，在我国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当地政府对金融监管不够重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三、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不适合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仍然是对金融业进行分业的监督管理工作。这种体制有其自身的优势：能够让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时间内就可以根据景荣市场的变化，来调整相关的货币政策，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障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但是，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不得不面对要对外开放我们的金融市场，允许国外的资本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来，这样，我国现行的分业金融监管就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了，一些不断也就逐渐的显现了出来。例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不能有效的进行沟通，相互之间不能做到互通有无，而监管部门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又会出现监管重叠的现象，很难对实行混业监管的金融机构实现有效的监管工作。
四、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借鉴国外对金融行业的监督管理的成功经验，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相关结论：目前，导致我国金融行业处在潜在威胁的，主要存在两大方面的原因，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广大的银行顾客对银行内部的信息不是很了解，甚至是知之甚少，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在银行业等金融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监管方面的漏洞，这两方面的原因是造成现在金融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步伐的最主要原因。要想有效的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维护顾客知情的权利，
五、宏观审慎性监管问题
我国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的时候，往往都是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实体的方式方法，往往很难产生高效全面的效果。宏观审慎监管的好处就在于：政府相关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金融市场有着很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随时掌握最新的市场动态，对于金融市场中可能产生的行业危险进行必要性的防范。但是问题也依然存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所有银行业都归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央行自身有足够的权力对这行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银行金融机构是遍地开花，金融机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强进势头，各家银行金融机构，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之下，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调配工作，这就对央行的监管权力提出了相应的挑战，无形之中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压力。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的原有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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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
1、立法上，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关于银行业监管的法律法规制度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初步建立了银行业监管的法制框架，但是仔细审视这些法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银行业监管在立法上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等并没有建立起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完整立法体系，法律法规制度并不健全；第二是由于受历史和环境条件的影响，我国目前关于银行业监管的立法内容比较局限，针对的问题比较单一，而这极易造成银行业监管的漏洞；第三是立法预见性不强，且法律和行政法规等之间并不能做到有效协调，从而使银行监管在立法上某些方面出现矛盾或重复，而其他一些方面可能规制严重不足，从而造成银行业监管的重大缺陷。
2、监管实践上行政化倾向明显，金融服务意识淡薄
在我们国家，一旦提到监管，往往和行政密不可分，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不无关联。在银行业，更是如此。虽然我国倡导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致力于和国际的接轨，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依然不够成熟，这在银行业监管中突出的体现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市场主体地位并不平等，且在监管中更多地体现为国家意志性。监管人员迫于工作压力或者工作绩效往往只顾监管不顾效益，只顾管理不管服务，且不能根据历史和环境条件进行监管制度的创新。①这造成银行业监管中被监管者不满的现象普遍存在。
3、 监管理念落后，银行业监管人员素质亟待提高
现代银行业的飞速发展对于银行业的监管理念更新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监管思想、理念的创新源于市场变革，只有变革才能促进商业银行不断更新监管理念。②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机遇良好，但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银行业监管人员的理念大都比较落后，不能紧跟时代和经济发展的步伐。这给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和创新带来了不小的阻力。监管人员不能和银行进行有效的沟通、不能有效运用现代金融风险预测系统以及缺乏监管思路和方法的创新等监管观念的落后造成我国监管人员的素质不高，这突出的表现为：部分人员基本业务水平不能达标，他们的知识能力、知识结构和知识层次并不能有效应对银行业监管中出现的问题，如不能有效搜集当前经济数据并进行分析、整合等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就更难做到客观、高效的银行监管。另一方面，对监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以对他们进行再监管，也是造成监管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的一个原因。
4、 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
国务院于2006年11月1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银监会于2006年11月24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均自2006年12月11日施行。③从这些立法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关于外资银行监管的立法效力层次不高，权威性和稳定性也相对较低，这给外资银行现实执法过程中带来不小的困难。而且，这些法规和规章的颁布和实施并不能做到和《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的协调和统一，再加上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立法体系显得较为混乱；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已经进行了相关立法，但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原则和欲实现的目标并不明确，已经颁布的相关立法文件对这一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这无疑会影响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
二、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的的建议
1、加强银行业监管立法，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要实现银行业金融监管，首先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立法上，合理地降低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部门金融规章、文件，加强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工作。其次，要结合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历史和环境条件，拓宽银行监管的立法内容，有针对性地、多角度、多层次地解决目前银行业监管中出现的问题。要在立法时做好统筹和协调工作，避免部分银行监管条例和规章与法律法规之间出现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现象。最后，要改变传统立法重于监管具体业务的做法，积极构筑有利于监管目标实现的规则和制度，这样才能实现监管的高效率，从而真正在立法层面实现对银行业监管的有效规制。
2、强化金融服务意识，银行业监管时去行政化
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服务的全球化，强化金融服务意识，提高金融服务本领已经不再单单是对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与此相关，作为对银行业的监督和管理者，同样要与时俱进，加强了解金融服务行业的运行模式及创新制度，避免银行业监管者只管监管而不顾其他的通病，要充分认识到之所以要进行银行等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并不仅仅是为了防范和杜绝违法违规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公平、平等、有序的金融业服务环境，这既是为了实现一个行业的顺利发展，更是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因此，监管者从事银行方面的监管工作，就要努力做到对这一行业基本情况和业务的熟知，并努力扮演好不仅仅是监管者更是服务者的角色，从而切实提高自己的金融服务意识。与此同时，监管者在进行监管时，还应充分考虑工作方式和方法，尽量避免行政化地监管模式，把自己与被监管者置身于平等市场主体基础之上，淡化监管者的国家意志性，从而做到和谐、有效监管。
3、及时更新监管人员理念，提高监管人员监管素质
由于国家之间和国内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化、网络化的普及，银行业监管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完善，都对我国银行业监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想做好当前金融特别是银行业的监管工作，首先必须及时补充知识，拓宽视野，更新监管观念，创新监管思路和方式，这样才能跟得上时代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其次，银行业监管人员要善于客观的分析自己，找出自己的不足，如知识结构、知识层次是不是合理，知识发展和更新是不是全面，从而综合考量，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解决，进一步提高综合素质，尤其培养对当前银行业监管前瞻性、深层次地分析能力，实现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效果的相对一致，并积极拓展金融特别是银行业监管所要求的经济、金融、法律、数学、计算机以及网络应用的能力。④实现对监管人员的竞争上岗制度，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对监管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强化其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倡导建立完善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对于工作绩效突出的监管人员予以公开表彰，对违法、违规的监管人员予以法律追究，强化责任机制，从而切实提高银行业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
4、运用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实现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
首先，要明确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和监管原则，既要实现我国经济的良好运行与发展，又要有效的监管外资银行，实现其稳健的运营，能够为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促进内资和外资银行的公平、平等性竞争。其次，在立法层面，建议制定专门的《外资银行法》，以与现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配套，构建相对完善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最后，要善于和外资银行母国进行必要的对话和有效的沟通，促进与母国的交流与合作，力争在银行业风险防范上、信息收集、数据分析、技术利用等方面共享，共同抵御金融危机对双方或多方的影响，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降低金融风险，实现国内经济的良好、稳定、有序发展。
注释：
①李雅晴.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科技信息.2011（1）：810-81.
②童卫华.浅析我国商业银行监管问题. [J].东方企业文化.2011（3）：29.
③石现明.略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J].西南金融.2007（10）：47-48.
④唐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与发展. [J]. 经济体制改革.2007（6）：121-123.
参考文献：
[1]李雅晴.后危时代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科技信息.2011（1）：810-81.
[2]童卫华.浅析我国商业银行监管问题[J].东方企业文化.2011（3）：29.
[3]石现明.略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J].西南金融.2007（10）：47-48.
[4]唐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与发展[J]. 经济体制改革.2007（6）：121-123.
[5]雷程伟、盛征.我国商业银行监管问题浅析[J]. 财税金融.2009（21）：23.
[6]王来华、李乃燕.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 海南金融.2010（1）：53-56.
[7]李小鲁.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及其完善[J]. 广西社会科学.2009（10）：71-75.
[8]李英.我国银行监管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126-128.
篇3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30 ~ 70年代银行业监管是以银行业的安全性为中心的，70年代后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发展起来，银行业效率的问题由此受到极大关注。至此，对银行业监管开始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方面。在此过程中，学者们也开始关注银行业的独特性，相应地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如明斯基（Minsky）提出的“金融体系脆弱论”，戴蒙德（Diamond）和迪布维克（Dybvig）提出的“银行挤提模型”，马切斯・德沃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和简・泰勒尔（Jean Tirole）提出的银行监管“代表假说”等。Bryant（1987）最早关注了金融监管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他从理论逻辑上演绎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原因，但是没有对理论进行检验。在监管国际合作方面，阿里西亚（Ariccia）和马奎斯（Marquez）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能够较好的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并指出差异较大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困难所在。Herring和Litan（1995）指出参与监管国际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少，目标越趋同，对国际合作带来收益的认识越容易达成共识；金融政策决定机制越相似，越容易达成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和美国纽约纽斯大学教授艾斯・泰勒（Lance Taylor）提出建立世界金融监管局的设想，并赋予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金融监管和风险监管的权力。
中国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较少。厦门大学朱孟楠博士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2003）中就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如何有重点地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世贸组织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可以称得上是国内有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北京师范大学钟伟博士在《资本浪潮――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2000）中提出了全球化的三种监管框架：短期框架，主要是为了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统一监管，必须对现有国际金融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中期框架，即以区域金融监管作为国家监管和全球监管的有效过渡和缓冲；远期框架，建立全球统一的并账监管体系。此外，有关这方面较好的文献还有：刘宇飞著《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重点从系统风险的角度论述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与合作现状；孟龙著《金融监管国际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严骏伟著《金融监管：跨国银行的金融规范》（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尚金峰著《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监管》（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
已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本文从银行业监管供给和需求不平衡方面进行研究，以有助于推进银行业国际合作的发展。
二、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供求失衡的理论分析
（一）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分析
1．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银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就中国来说，截至2006年12月底，在中国注册的外资、独资和合资法人银行业机构共14家，下设19家分支行及附属机构；22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跨国银行在中国25个城市设立了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42个国家和地区的186家跨国银行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了242家代表处。跨国银行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同时，跨国银行的母国与东道国监管信息资源分配不均衡、两者权利义务分配不公平以及第三国没有监管义务等问题，制约了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已不能满足对跨国银行进行有效监管的要求。跨国银行的快速发展使得各国需要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来实现对跨国银行的有效控制。
2． 世界上有十几个离岸金融中心，例如卢森堡、开曼群岛、巴拿马群岛和巴哈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的商业银行，几乎都不在任何一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督之下，其成为国际银行的特殊掩护地和避风港。由于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金融机构一般都可以享受到极为优惠的经营条件和极为宽松的管制环境，其资产负债、股东构成等信息对外披露的要求很少，所以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增长很快，流动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这一状况极大地加剧了国际金融业、银行业的风险隐患。大量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使得单个国家的银行监管对其活动无可奈何，必须依靠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
3． 为了逃避金融监管，近年来，在不断取消传统金融监管的环境下，金融创新从某种意义上就表现为一种金融自由化。在当今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金融创新能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的需求，并有效提高了金融服务质量，增强了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但是，一味追求金融创新，追求收益，而忽视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所隐含的风险，可能促使资本自发性、盲目性的弱点无限膨胀，从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各国银行业实际运行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金融监管总是落后金融创新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很多的金融创新业务处于少监管甚至无监管的状态下运行，这样潜在的行业风险就很大，极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
4． 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各国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源流入本国，同时增加本国银行业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争相放松对本国银行业的监管。再者，由于不同国家的监管制度之间存在着差异，跨国银行自身在利益的驱使下通过国际业务转移，充分利用各国在税率、利率、政策、管制方面的差异，实现监管套利最大化。这样就可能产生对银行业所实施的金融监管失效，并可能影响本国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面对银行业监管竞争、监管套利，仅靠一国国内监管当局的努力是无能为力的，各国监管当局必须通力合作才可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5． 银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具有广泛的债权债务关系，既有银行业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又有银行业对公众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一特点就造成了银行业的金融风险可能短时间内在国内及全球范围内传播。如果一个或几个银行倒闭导致整个银行体系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坍塌的系统性危机的危险，这种危险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潜在威胁。同时，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时代，银行和银行体系之间的国际间联系越来越紧密，银行危机造成国际性的影响与威胁的可能也越来越大。尤其在全球支付与清算系统中，一旦某家银行出现问题不能按时清算，必然造成全球性的连锁反应。由于银行业危机具有这种在国内及国际传染性特性，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来减轻或阻止银行业危机的扩散。
（二）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分析
1． 20世纪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各国开始意识到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巴塞尔委员会（BCBS）成立于1975年2月，它是国际社会对1974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危机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危机反思后的产物。其成立使“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从理论上升到了实践层面”。但是委员会本身不具有任何法定的跨国监管的权力，因此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文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仅仅是鼓励成员方或国际银行监管者采用的或一致的监管标准与方法的一种“建议”。这种建议是“广泛的原则、指导方针及最好的措施”，巴塞尔委员会期望“各监管当局通过适合自己体制的法律或其他形式的详细安排予以实践”。现在巴塞尔委员会是银行监管国际合作方面最主要的组织机构。其主要工作有三方面内容，即交换各国在监管安排方面的信息、提高国际银行业务监管技术的有效性、建立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及研究在其他领域制定标准的有效性。
巴塞尔委员会主要是通过各种文件来履行其职能的，主要有三项成果：一是《巴塞尔协定》，被称为“神圣条约”。它规定了跨国银行的东道国与母国监管当局之间分享监管权力的原则。二是1988年颁布的《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简称为《巴塞尔协议》，该协议的主要贡献在于其规定了统一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和统一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2004年6月又颁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的核心监管思想是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巴塞尔委员会通过这两个协议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三是《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1997年4月巴塞尔委员会的此文件从7个方面制定了有效监管体系必备的25条基本原则，为各国政府、国际监管机构和其他公共管理当局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标准。
世界贸易组织（WTO）对金融监管法律的国际协调主要是为了推动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针对有可能阻碍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行了协调。如1993年12月《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1995年《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1997年《全球金融服务协议》等。WTO所达成的多边国际协议进行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是一种国际硬法的协调模式，明确了“承诺谈判”的主导地位，协调成果亦成为各国必须实施的国际义务。WTO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更多地是体现在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调的间接效应上，由于WTO有广泛的成员基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制度的协调有组织及机制上的良好保证，因而在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成果丰硕。
当然对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国际性监管组织还有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协会（IAIS）也不同程度上承担着对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职责。
2． 各国除了在国际范围内进行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外，区域监管的合作也发展很快。相对来说，欧盟（EU）的监管体系发展最完善。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旨在以法律工具的协调推进欧盟金融业的一体化进程，实现《罗马条约》所构筑的“四大自由”，从而促进一个竞争的、有效率的欧盟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依托超国家的协调机构，采用超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协调。
目前，欧盟的统一银行监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存款保险制度。1994年5月，欧盟通过了《存款保险计划指导原则》，要求所有欧盟国家在1995年7月之前引进一项存款保险计划。第二，资本标准。1995年12月31日，欧盟制定的《资本充足性指令》生效。第三，审慎监管。欧盟通过一系列指令形式对大部分审慎性监管要求进行了统一规定，初步建立了欧盟统一的监管法律基础。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是区域监管法律协调的典范，为推进欧盟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域银行监管组织如表1所示：
（三）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供给与需求的非均衡现状
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均衡，就是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可以及时有效地化解国际银行业的系统危机。通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及区域性银行业监管合作可以看出，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国际银行业发展的需要。再者，银行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行业，不同时期银行业安全稳定的中心是不同的，这就要求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要随着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的发展而发展，供给要能够历史性地满足需求的变化。
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失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目前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存在较严重的不均衡。一方面，银行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相对于需求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就是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总是滞后于需求的发展；另一方面，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和需求不适应，具体表现就是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的发展。现在银行业国际监管合作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按照发达国家的需要制定监管国际合作规则，反映西方国家对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但是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对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所以开放程度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监管合作持消极态度。这样就导致各国通过现有的方式通过协商只能达成一个最低的标准，以保证所有的国家都能去主动实施，这样就使得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总是处于低水平状态，供给总是不能在总量和结构上历史地满足国际银行业发展的需要。
总体上看，现有的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还处于低水平的状态，现有的监管体系还不能有效防范及制止金融风险在国际范围内传播。虽然区域性监管国际合作发展很快，但是，就国际而言，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矛盾还很突出。
三、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模型分析
（一）模型分析
作为理性经济人，各国监管当局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参与国际监管合作。为了简化模型，这里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两国为例来讨论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合作既可以给本国带来收益，同时也可以给他国带来收益，即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具有正的外部性。
假设银行业监管者既关心本国银行部门的效率、安全和稳定性，同时也关心银行其他权利人如银行股东的利益，所以我们直接假设监管者可能关心银行的利润。假设监管者可以采用许多不同的监管工具的优化组合。但是，这些工具组合的使用并不受银行欢迎，因此，银行总是希望监管当局减轻监管。我们将i国的监管工具组合称为变量ki，它包括许多可能的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带来的影响。
模型中我们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银行系统和在该国所注册银行的一个监管者。假设∏i（ki，kj）为在i国注册的银行的利润函数，其既取决于本国监管者采用的工具组合，也取决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国j所采用的工具组合。银行不欢迎的监管标准的强制实施假设可以表达为下式：
（5）式第一部分等同于各国监管者的一阶条件，所以等于0；第二部分两项均大于0。由于∏和F的凹性，为了满足方程（4），必须有较高的监管标准，即k*＞ki*，k*＞kj*这样Ui（k*，k*）＞Ui（ki*，kj*）。
这一结果表明，在两国对称（?琢i＝?琢j）的情况下，两国都会寻求国际合作，因为这样两国的收益都会大于合作前的收益，且总收益也大于合作前的收益。
两国不对称（?琢i≠?琢j）时，两国会选择不合作，并且两国监管者试图为他们的银行提供竞争优势，进一步降低监管标准。但是，当一体化程度加深时，具有较大差异的国家也会产生合作动机。
（二）基于分析得出的几点结论
1．当两国对称时，两国会选择合作。两国银行业开放程度、两国银行业监管体制和结构等方面相近时，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这时，两国容易达成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协议。一般情况下，同区域范围内的国家银行效率、开放程度等相似，容易达成合作协议。这就论证了为什么区域银行监管合作发展比国际合作要好。
2．当两国不对称时，或者说两国差异比较大时，两国会选择不合作。因为，合作的收益随着国家差异的增加而降低，当各国差异很大时，若追求总体效益最大化，必须执行不同的标准，在当前的形势下很难实现。这就论证了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难进行银行业监管国家合作。
3．金融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有利于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发展。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造成银行监管国际合作的供求失衡。但是随着金融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各国金融相关度大大提高，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将会大大增进整体及各方的利益，从而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称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四、对中国参与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
（一）中国参与及推动银行业监管区域合作的步骤
中国参与区域监管合作是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金融深化同步进行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步进行：
第一步，主要是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修改国内银行业相关法律，扩大银行业的开放力度，同时，着力建设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完善中国的银行业监管体制，并不断增强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立法与行政的透明度。在这一阶段，我们还要与周边国家，主要是东盟10国及日、韩签署关于银行业监管方面的基本协议，初步建立相应的信息交流平台，并就某些重要的监管标准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步，主要是在前一阶段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要在统一的监管标准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银行业相关法规。在此阶段，我们要借鉴欧盟的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逐渐由相互承认向单一执照过渡。同时，我们要承认并接受重要的银行业监管国际标准，并把国际标准纳入区域及国家法律之中。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建立货币基金并逐渐过渡到区域单一货币。
防范区域金融风险，加强区域银行业监管合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彼此合作，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加强银行业监管信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由最初的简单交流平台过渡到全面的信息共享机制和严格的信息报告制度；其次，建立统一的银行业风险预警机制，主要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检测系统，对区域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监测、分析评估；最后，建立与完善银行业危机救援机制，主要是筹措区域内足够的资金，集中全区域的力量帮助陷入暂时困境的成员国抵御银行业系统风险，避免危机的扩散。
（二）中国积极参与及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
随着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国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来防御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市场冲击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参与金融风险国际合作，提高合作的水平。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积极培养高水平、专业化的监管队伍，加快监管中电子信息网络的建设，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中的非现场检查制度，建立银行业自律组织和系统，强化银行业的内部审计。金融创新、银行业跨区域跨行业并购使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分业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金融业混业经营要求分散的、多层次的监管机构向统一的、综合性的监管机构过渡。金融机构的全能化发展使传统的以机构为对象的监管方式已不再适应，而应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
具体来说，中国积极参与银行业国际监管合作，应该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积极推动巴塞尔委员会成为正式的国际组织，从而使其监管标准和监管原则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成为各成员国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第二，中国还应该积极参与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活动，积极推进全球多边银行体制改革，推动建立反映各国利益的多边规则体系。
世界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金融抑制往往是金融风险的温床。中国经济金融转轨过程中还有很多遗留问题有待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解决。我们要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发达金融体制，彻底消除金融市场扭曲和金融抑制，逐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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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China Participating in Banking-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uan Fangjian, Fang 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篇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突出表现是网上银行的产生。网上银行就是基于因特网或其他电子通讯网络手段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银行机构或虚拟网站。网上银行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但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并对银行监管形成了新的挑战。在银行网络化过程中，银行的信用中介、支付中介、创造货币等职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面临着全新的挑战。网络银行的终端可能涌入未来的任何领域。其与经济的连动性将得到空间的扩展，因此金融监管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金融监管当局不但要严密监视和调控好国际收支与国际结算，还要全盘考虑外部和内部的因素在网络上对经济的影响。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在风险防范和宏观经济调控上更应该要有前瞻性，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要有一个透析的认识。网络经济中，金融监管不但有必要继续存在，并且必须结合网络化的特点研究新问题，开发新品种。为了对网上银行进行有效监控,防止和化解金融体系的风险,重构我国网上银行监管体系,加快改革的步伐成为当务之急,文章着重分析了我国目前网上银行监管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网络银行概述
金融世界悄然发生的改变，促使全球各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把金融电子化纳入议事日程，我国银行也正在融入到这股势不可当的潮流之中。网络银行风生水起，便是各家商业银行利用网络进行金融创新，争取未来竞争主动权的前瞻性举措。
很多人认为，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会受到来自外资银行的冲击。然而，有识之士指出，即使不加入WTO，我国银行也一样面临冲击，因为这种冲击早已存在，这就是Internet的迅速发展。面对Internet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辐射面广、渗透性强的因特网正在使传统银行有形柜台的优势日渐丧失，信息的透明也使客户的忠诚度日趋降低。
比尔•盖茨曾经预言：“如果传统商业银行不对电子化作出迅速反应，它将成为21世纪即将灭绝的恐龙。银行业是必须的，但网络科技使银行本身变得不那么必要了。”在这里，比尔•盖茨以其超前的眼光为我们指出了21世纪传统银行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新经济时代银行业的前景。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走近网络银行，看看它是什么：与传统银行相比，网络银行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一）什么是网络银行
网络银行又称网上银行，我国最早由招商银行于1997年4月推出，网络银行，一般又称网上银行或在线银行，是指银行以自己的计算机系统为主体，以单位和个人的计算机为入网操作终端，借助互联网技术，通过网络向客户提供银行服务的虚拟银行柜台。简言之，网络银行就是互联网上的虚拟银行柜台，它把传统银行的业务“搬到”网上，在网络上实现银行的业务操作。其优点在于“足不出户，个性理财”。
（二）网络银行现状
网上银行可以被视为传统银行柜台交易、ATM自动取款机、POS机和电话银行的延伸。但与传统银行相比，网络银行没有分支机构，它完全依托无边无界的因特网，排除了语言障碍，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超越国界提供各种服务，因此特别吸引拥有个人电脑的客户和高级行政人员。
网上银行拥有成本低廉的优势，不必花费大量硬体房舍并雇用大批人力，在房租水电、职员工资等方面节省了巨额开销。据统计，全球100家最大银行的柜面交易成本为1.07美元，电话银行是52美分，ATM机是27美分，而网络银行仅10美分———网络几乎把成本一下子降到了极限，成本的降低使网络银行有足够的实力向顾客让利，在回报储户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网络银行的功能和优势远远超出电话银行，也无须自助银行和无人银行的固定场所。
网上银行的出现，使银行更加贴近用户。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随时使用的便利。具有进入因特网经验的用户，在家中、办公室或全球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在电脑上键入“网络银行”的站点地址，就可以根据屏幕上的柜台提示办理开户、存款、付账、转账及贷款、购买保险等。那种客户奔走于企业银行之间，因错过营业时间被拒之门外的现象将不会出现。
二、网络银行的金融监管问题
总的来看，目前对银行网络发展的监管仍是以原有监管机构和监管范围为主，一般不设新的机构，也不增添新的条款，所以我国的金融监管在面对银行网络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对网络银行监管意识上的滞后性
在传统的金融范畴中，由于计划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开放的阶殴性，我们的银行监管本身就存在着滞后性，主要以事后调节为主，计划性、强制性的指导为主，真正带有前瞻性的宏观调控不是很强，特别是面临网络化发展的时期，其监管意识还是相对滞后。网络的发展可以使一些监管人员足不出户，但这绝不意味着监管工作的简单化，相反，新时期的监管将是一种全方位、灵活性、高技术条件下的复杂化监管。如果主观上没有重视，没有在发展的初期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将使我们的银行进入一个混乱无序的网络竞争时代。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意识的僵化将使一些监管措施不但难以保障网络银行安全运行，反而会束缚和妨碍网上银行的发展。
（二）严格网络银行市场准入
现行银行业是一种实行许可证制度的特殊行业，尽管竞争十分激烈，但各种方式的管制无形中为银行业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垄断环境。然而到了以金融自由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网上金融时代，银行业生存的环境将大大改变。由于网络金融降低了市场进入成本，削弱了现有商业银行所享有的竞争优势，扩大了竞争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可能会吸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高科技公司分享这片市场，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如何把握众多的网上银行机构的市场准入将是个两难的问题。
（三）网络银行业务营运监管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现有的监管，主要针对传统银行，重点是通过对银行机构网点指标增减、业务凭证、报表的检查稽核等方式实施。而在网络银行时代，帐务收支的无纸化、处理过程的抽象化、机构网点的虚拟化、业务内容的大幅增加，均使现有的监管方式在效率、质量、辐射等方面大打折扣，监管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及权威性面临严竣的挑战，对基于互联网的银行服务业务监管将出现重大变化。
（四）银行网络化的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网络银行的发展导致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强，金融产品的延伸、金融服务的信息化和多元化以及各种新金融产品销售渠道的建立，使得金融业从强调“专业化”向推崇“综合化”转变。而当前我国实行的又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制度，这一体制在网络时代也将受到严竣挑战。
（五）监管部门自身技术、业务素质的滞后性
只有在拥有高技术软硬件配备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对金融机构有效的监管；同时，如果没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在监管现代化程度高，传统金融业务比重较小的网络银行时就会出现困难。当网络银行开发出一些新的金融品种、科技含量高的金融商品时，监管部门如果没有一批高素质、高科技水平的监管队伍，对它的监管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六）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健全
网络银行加速了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手段有可能越来越落后于网络银行业务创新与发展。虽然1997年我国新《刑法》首次界定了计算机犯罪，但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现有的法律保障仍显不足。
三、金融监管不力的原因分析
网络银行的终端可能涌入未来的任何领域。其与经济的连动性将得到空间的扩展，因此金融监管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金融监管当局不但要严密监视和调控好国际收支与国际结算，还要全盘考虑外部和内部的因素在网络上对经济的影响。
（一）增加对银行业监管的需要
当今世界，计算机的网络已经在金融界运用得非常普遍了。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的社会，计算机的运用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金融机构借助计算机网络运程调度资金开展金融服务，也在借助计算机网络实行监管，并且网上银行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瞬息之间就完成了交易。这种趋势，使我们的金融监管越来越难，包括对货币的概念，对货币的调控，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如果技术手段要是落后的话，在将来信息化管理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我们这个计算机系统的安全。也都是我们在当前时间内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二）网络银行的国际性潜在地影响着银行监管
总的来看，各国对网络银行的监管方式主要仍以原有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范围的划分为主，但加大了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国内国际监管上的协调主要是对网络银行自然的跨洲、跨国界的业务和客户延伸所引发的监管规则冲突的协商与调整。目前各国政府对网上银行的监管内容主要有市场准入、业务扩展的管制和日常检查与信息报告。大多数国家都对设立网上银行有明确的要求，需要申报批准。
（三）开展多国业务的网络银行的监管者
一是商业银行自身对网上银行的安全管理措施跟不上，管理制度有待完善。二是商业银行对网上银行业务的内部审计不力。三是有关法规不健全，对网上银行和电子商务业务的立法滞后。四是我国银行电子化基础薄弱，网络环境不安全，存在技术风险。五是我国还没有就网上银行业务制定可行的技术规范和实施标准，缺乏统一规划。六是缺乏专利意识。随着外资银行加入网上银行的竞争，中资银行的软肋正在凸现。
四、完善金融监管的对策与建议
在网络金融条件下，监管当局原有的对传统银行注册管理的标准将可能难以实施，网上银行的申请者可以注册一家银行，但是它也可以通过多个终端，同样获得多家银行业务或多家银行分理网络的服务效果。因此，监管当局不仅需要参照传统银行的监管标准，进行一般的风险监管，而且还要根据虚拟银行的特殊性进行技术性安全与管理安全的监管，即保证网络交易双方的身份、交易资料和交易过程是安全的；支付系统提供服务的网络主机系统和数据库是安全的，并且要对跨界金融数据流和网上银行网站上提供的各种网络金融服务广告进行监管等。下面就是我对完善金融监管的建议：
（一）把网络银行业务正式列入金融机构管理范畴
监管机构可适当地增加若干对口监管部门，强化监管力度，增强监管效率，以后再逐步把网络监管溶入中国金融监管的整体格局。
(二)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
网络银行的准入要在注册制度、安全工作、地域界定方面从严，而在准入标准、业务范围等方面从宽，建立一套区别于欧美已有网络发展优势的国家的准入制度。我国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重在鼓励中国的网络银行抓准机遇，尽快抢占市场，使监管既可以控制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又可提高本国银行业的总体竞争力。
(三)完善、补充相关法律条文
据统计，2007年中国网上银行交易量已经突破63万亿元，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在网络上实现流转，电子银行的业务规范和风险控制已经突显在国家监管部门面前，网银大盗的泛滥和美国信用卡失窃风波无疑又加重了电子银行立法的紧迫性。
要对现有法律不适应的部分进行修订和补充，不但要从刑法的角度对犯罪进行严惩；在民法方面，也要进行界定。如，确定责任人民事责任的法律原则应体现新经济的时代特点，对产生的风险应根据不同情况按不同的法律原则承担民事责任。
2005年5月19日，银监会针对我国电子银行业务发展和监管的客观需要和风险特性，制定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征求意见稿）》，并将两征求意见稿上网公开征求意见。银监会2003年成立之时起，就开始着手这“两个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工作，2004年上半年完成全部起草工作，并在此之前银监会就已经开始广泛征求意见，2005年5月19日开始在网上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银监会希望制定一套非常严谨的规章，实现对中国电子银行产业的系统化、审慎的管理。据专家介绍，银监会“两个征求意见稿”是我国在电子银行业务规范和安全控制方面第一次立法行为，将对我国的电子银行产业起到重大意义。有关专家指出，“两个征求意见稿”已经非常全面和系统。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创新业务处处长尹龙表示，银监会会根据这“两个征求意见稿”起草细化的监管规程,至今有了较大变化。要对未来发展情况进行预测，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先行立法保护。
（四）加强网络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一方面促使网络银行的经营者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应加强公众的金融网络意识，提高人们对网络银行的信任度。
从国际银行监管的趋势来看，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加强监管的一个重要原则。网络银行诸多特性（包括网络银行无纸化操作的特性以及网络交易记录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加以修改的客观情况等）加大了监管当局稽核审查的难度，并会导致监管数据不能准确地反映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为了保护银行客户利益，约束和规范网络银行的行为，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尤其重要。对网络银行应该制订比传统银行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期向社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信息，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五）制定网络银行的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认证体系
2007年11月，中国银监会召开第47次主席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和《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机构业务资格认定工作规程》。
与其他银行业务相比，电子银行对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更高，安全性问题是其运营和管理的核心问题。会议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电子银行业务要具备可靠的信息技术，较高的系统设计开发水平以及较强的相关设施保障能力。要将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纳入风险管理的总体框架中，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的运营特点，建立健全电子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和电子银行安全、稳健运营的内部控制体系。要强化对电子银行业务所面临的战略风险、法律风险、信誉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
（六）完善现行金融监管办法
要从业务经营的合法合规性、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能力、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方面根据网络化条件来适时进行调整、补充，构造一个符合网络银行生存、发展的金融监管技术手段与操作系统。
（七）建立相关法律，规范行为
电子商务立法首先要解决电子交易的合法性、如怎样取用交易的电子证据，法律是否认可这样的证据，以及电子货币、电子银行的行为规范，跨国银行的法律问题。其次，对电子商务的安全保密也必须有法律保障，对计算机犯罪、计算机泄密、窃取商业和金融机密等也都要有相应的法律制裁，以逐步形成有法律许可、法律保障和法律约束的电子商务环境。
（八）建立大型网络银行数据库
通过数据库技术存储和处理信息来支持银行决策。要防范网络银行的资产风险，必须从解决信息对称、充分、透明和正确性着手，依靠数据库技术储存、管理和分析处理数据，这是现代化管理必须要完成的基础工作。
1、网络银行数据库的设计可从社会化思路考虑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和分析，以客户为中心进行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的科学管理。
2、不同银行可实行借款人信用信息共享制度，建立不良借款入的预警名单和“黑名单”制度。
3、对有一定比例的资产控制关系、业务控制关系、人事关联关系的企业或企业集团，通过数据库进行归类整理、分析、统计，统一授信的监控。
综上所述，网上银行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特殊风险使银行监管变得复杂化。监管当局不仅需要参照传统银行的监管标准，进行一般的风险监管，而且还要根据虚拟银行的特殊性进行技术性安全与管理安全的监管，即保证网络交易双方的身份、交易资料和交易过程是安全的；支付系统提供服务的网络主机系统和数据库是安全的，并且要对跨界金融数据流和网上银行网站上提供的各种网络金融服务广告进行监管等。我国网络银行的发展势不可挡，为保证其顺利发展，金融监管必不可少,而且还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未来发展方向作出评估,制定符合我国网络银行发展需要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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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加入世贸组织对于我国经济与金融来讲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其影响是深远的。入世5年后的今天，外国金融机构将被允许在我国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不受顾客、地域和币种的限制，享受国民待遇。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不可低估的。就我国金融业而言，这种挑战，除了中资银行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面竞争外，还在于给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与冲击。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实现有效的监管，笔者就全面开放形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作初步探讨。
一、全面开放格局下，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
（一）中资银行面临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经营压力增大，监管当局维护金融业稳健运行的任务加重
在加入世贸组织5年后，外资银行完全取得了国民待遇，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地位是平等的，但二者的竞争能力却有显著差别。中资银行的管理体制、经营方式、技术手段、人员素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相差悬殊，外资银行在竞争中有较强优势，至少在全面开放初期是如此。外资银行在进入中国后，扩大市场份额、争夺优质客户、优质人才，争夺高附加值、高收益的中间业务及其他不占用资金但收益甚高的投资银行业务，以其先进技术、众多的金融创新品种、迅速快捷的优势，将吸引走中资银行更多的业务，将使中资银行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经营难度、经营风险进一步增大。加之国内银行业原来存在的不良资产比例偏大、低层次竞争、内控机制薄弱等问题还来不及有效解决，双重因素的作用将使金融风险进一步积累和扩大，并给监管当局实施金融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带来很大压力。
（二）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难度加大
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我国境内外资银行数量不多，其业务的开展也主要集中在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上，外汇存贷款所占市场份额较小，人民币业务仍属试点阶段，因此我国的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总体上压力不大。但随着入世5年过渡期的结束，外资银行获得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它们可以全面拓展本外币业务。众所周知，外资银行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密切，交易国际化，服务多元化，技术手段先进，金融创新能力强，可以从国际市场引进品种繁多，操作复杂的新型金融工具，而长期习惯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监管的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如何按照国际惯例对尚不熟悉的外资银行业务进行有效监管，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大量外资银行的进入及其业务的全面拓展，从监管的内容、范围、方法和手段上对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将提出更高要求，增大金融监管难度。
（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将受到冲击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竞争的日益激烈，金融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普遍现象。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一些原来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相继放弃这一制度。甚至最早开创分业体制的美国也于1999年11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历史，在立法上正式允许混业经营。事实证明，混业经营可以使金融机构提高资金运用效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其局限性很明显。其一，限制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空间。全球金融正呈一体化、综合化发展趋势，同样是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是混业经营，可以同时涉足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从而相对于中资银行在资金调配、业务衔接、金融创新、运营成本等方面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而我国银行却因分业经营的体制，不能开展综合业务，难与外资银行平等竞争，使原来竞争力就弱的中资银行受到进一步挤压。其二，不符合国际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趋势，难以对混业经营的外资银行有效地监管。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而分业监管是适应分业经营而建立起来的一套体制，这样的监管体制如果用于混业经营的外资银行，其有效性和效率值得怀疑。因此，我国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将受到冲击。
（四）金融创新日益频繁，给监管工作带来新难度
近年来，我国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也活跃起来，特别是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不断得到拓展，涌现出大量新的业务品种，例如：一卡通、理财咨询、个人消费贷款、教育助学贷款、网上银行等，今后金融创新的趋势将得到进一步增强。理由如下：一是全面开放后外资银行的示范效应。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已普遍发展成为“金融百货公司”（金融银行），金融业务品种资源十分丰富，进入中国后势必带入新的金融产品，以开拓市场，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中资银行为提高服务水平和竞争力，必然要借鉴学习外资银行的某些经营手段和业务品种。二是随着我国客观上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稳定增长阶段，以及金融机构数量的不断扩大，银行业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的增长空间已相对有限，而零售业务、中间业务方兴未艾，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这将为金融产品创新提供巨大的空间。三是为了提高国内银行业的服务水平和入世后的竞争能力，金融管理部门在政策上鼓励银行进行业务创新。例如个人消费贷款、助学贷款、股票抵押贷款等业务的出现，都是政策直接推动的结果。四是现代计算机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充实的技术基础，为金融业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供了极大便利。尤其是全球网络经济的兴起，使银行通过电子网络拓展业务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金融创新和管制是一对矛盾，过度的管制会扼杀金融业的活力，但金融创新本身是有风险的。从微观角度讲，一项新的金融产品推出时，由于人们对其作用和影响缺乏了解，缺乏有关数据，难以对它的风险进行准确的评价和控制。某些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工具的交易隐含了巨大风险，由此而造成金融机构倒闭的事件在国际市场上已不是个例。从宏观角度来讲，大量的金融创新活动使监管部门难以获取准确的统计信息和银行报表数据，甚至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国外某些金融创新活动的直接动因就是规避金融管制。当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时，将对我国监管当局的监管方式手段和监管人员素质提出强劲挑战。
二、全面开放格局下，我国金融监管应对挑战的对策
（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中资银行的竞争力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竞争力已成为中资银行在全面开放形势下，应对挑战成败的关键。近年来，中资银行推进各项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一是进一步强化了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二是成立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贷款，促使不良贷款数量和比例持续下降；三是中行、建行、工商银行进行了改制并成功上市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与真正的市场化的货币金融企业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如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不足，资产质量欠佳，盈利能力尚不强。因此作为监管机构要指导督促中资银行建立以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为核心的现代行员制和分配制度，重塑中资银行的激励机制；要促进中资银行调整布局、精简机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保证中资银行的安全稳健运行，在“与狼共舞”的环境条件下永立不败之地。
（二）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加强和改进外资银行监管
全面开放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我国与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将不断加强，各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在所难免，如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的危机就蔓延到许多国家，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加强和改进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一是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有效地对外资银行监管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要参照国际惯例，尽快制定《外资银行法》、《合资银行法》、《外资财务公司法》、《外资金融机构违法经营处罚条例》等。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资金实力、资本金标准、业务范围、内控制度、信息披露、违法处理等方面做出详尽规定，确保引进的外资银行为资金实力强，守法稳健经营的银行。二是借鉴国际先进的监管经验，建立起对外资银行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健全现场检查制度。要从以前的过分强调市场准入监管转为市场运营监管，强化对外资银行的全面风险监管。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联系，沟通监管信息，积极参与国际或地区性的银行监管活动，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及时掌握国际先进的监管准则、方式手段，并切实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人员的培训，尽快提高监管能力及水平。
（三）顺应“全能银行”的发展趋势，重塑我国金融监管体制
在当前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混业经营已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我国依然坚持分业经营，则无法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还将丧失金融业运行的效率，束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因此，取消人为限制、实行混业经营、为国内金融机构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势在必行。为了使金融监管与之配套，必须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加以改革。即我国可以尝试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实行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监管。国家金融管理局设立后，履行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职能，其下设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对各种金融产品进行监管，从而可望构造一个“伞型”的在国家金融管理局领导下的多层次、有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将金融监管权统一起来，为我国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提供有力保障，为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提供充分支持。
（四）加强金融监管创新，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在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诸多问题中，如何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是较为突出的问题，金融创新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全面开放条件下我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但是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过程中，由于现实存在的监管滞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银行业创新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创新，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首先，要加强监管理念的创新，做好两个转变：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的转变；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银行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的转变。其次，是实现金融监管体制的创新，即建立符合国情又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混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再次，要加强金融监管方式手段的创新。一要量化金融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标准，实现动态监管和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应结合我国目前金融监管的实际，对金融机构从市场进入到退出进行持续实时的全方位动态监管。应规范现场监管的程序，增加现场监管的透明度，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不断改变现场监管的内容，以保证监管的准确有效。二要建立金融监测、预警机制及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增强金融监管的前瞻性，及时发现金融运行中的问题，并采取相应对策，及时化解金融风险。三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快金融监管方式手段的创新。要适应金融电子化、业务创新及加入世贸组织全面开放框架的需要，提高监管工作的科技含量，形成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方法系统，加强金融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及快速反应能力。四要制定和完善对金融监管人员的再监督措施，实行监管责任追究制度。由于监管人员不作为或滥用权力，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效果，因此要建立监管人员的再监管机制，对监管人员的违规和失职行为实行终身责任追究，不断提高金融监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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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业分业监管的缺陷日渐暴露。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分别是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局(IMRO)、证券与期货管理局(SFA)、房屋协会委员会(BSC)、财政部保险业董事会(IDT)、互助会委员会(FSC)和友好协会注册局(RFS)。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由于在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金融市场，银行、保险公司与投资基金都在争夺共同的顾客，经营着类似的金融产品。分业监管虽然表面上无所不包，但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政出多门的“混合监管”，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而且某些被监管者可以钻多个监管者之间信息较少沟通的漏洞，通过在不同业务类别间转移资金的方法，转移风险，人为地抬高或降低盈利等方法，以达到逃税、内部交易甚至洗黑钱等目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使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二、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1.颁布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英国曾实施过较长时期的自律式监管体制。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特点是以金融机构自律监管为主，英格兰银行的监管为辅，且以“道义劝告”为主要监管方式。20世纪后期，英国制定了一系列用以指导相关金融业的法律、法规，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2000年6月，英国女王正式批准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2000)。这是一部英国历史上议院对提案修改达2000余次创下修改最多记录的立法，也是英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它使得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如1979年信用协会法(theCreditUnionsAct1979)、1982年保险公司法(theInsuranceCompaniesAct1982)、1986年金融服务法(theFinancialServicesAct1986)、1986年建筑协会法(theBuildingSocietiesAct1986)、1987年银行法(theBankingAct1987)、1992年友好协会法(thefriendlySocietiesAct1992)等，都为其所取代，从而成为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这一整套新的“游戏规则”为英国适应新世纪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提供了一个空前崭新的改革框架。
2.设置新的金融监管组织。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规定，英国成立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金管局，FSA)。FSA是英国整个金融行业唯一的监管局，其内部职能部门设置分为金融监管专门机构和授权与执行机构两大块，前者包括银行与建筑协会部、投资业务部、综合部、市场与外汇交易部、退休基金检审部、保险与友好协会部，后者有授权部、执行部、消费者关系协调部、行业教育部、金融罪行调查部、特别法庭秘书处。FSA的目的和任务主要有：(1)保持公众对英国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的信心；(2)向公众宣传，使公众能够了解金融系统及与特殊金融产品相连的利益和风险；(3)确保为消费者提供必要的保护；(4)为发现和阻止金融犯罪提供帮助。FSA作为英国唯一的、独立的、对英国金融业实行全面监管的执法机构，拥有制定金融监管法规、颁布与实施金融行业准则、给予被监管者以指引和建议以及籍以开展工作的一般政策和准则的职能。根据有关法律，FSA拥有监管金融业的全部法律权限，并从2001年12月1日起开始行使其全部监管职能，但其并不是政府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监管组织，它的经费收入直接来源于它所监管的金融机构。FSA虽然要全面负责对拥有100多万员工的英国金融业的监管，但其机构并不庞大，现有雇员仅2100人，现任主席为戴维斯(HowardDavies)。
3.制定新的金融监管规则。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授权，FSA已经制定并公布了一整套宏观的、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各被监管机构的“监管11条”。其具体内容有：(1)被监管者一定要诚实地开展业务；(2)被监管者一定要勤奋和细心地以应有的技能开展业务；(3)被监管者在适当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一定要负责和有效地采取适当的谨慎态度组织和管理其业务；(4)被监管者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金融资源和财力以应付可能的危机；(5)被监管者一定要遵守相应的市场行为准则标准；(6)被监管者一定要公平对待其客户，并对客户的利益给予应有的考虑和重视；(7)被监管者一定要对其客户的信息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应该明了、公平、不能误导；(8)当被监管者对其客户的资产负有责任时，一定要作出适当的安排以保护这些客户的资产；(9)被监管者一定要以公开及合作的态度接受FSA的监管，被监管者一定要将必须及时通报的情况报告给FSA。
4．确立新的金融监管理念。监管理念即监管哲学，指的是金融监管的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如监管尺度的“严”与“宽”、“松”与“紧”等。改革后的英国金融监管，不能一概而论是更松了还是更紧了，FSA的基本原则是围绕风险管理这个核心，对不同的金融机构采用“量体裁衣”式的金融监管。FSA对英国的银行业，将采用以风险控制为基础的监管原则，并拟根据《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则和要求制定英国银行业的实施法规。近期内，FSA将对银行业批发业务的监管进行改革，给予从事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的银行以不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条例。对英国证券业，FSA将吸收欧共体改革证券业监管的成果，将其有关内容纳入监管英国证券业的法律框架。FSA将打破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StockExchange)垄断证券市场信息的格局，推进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未来12个月内，FSA将逐条审查证券交易和基金管理的规章制度，修改现有的“上市规则”，制定新的资本守则(CapitalAccord)，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保险业，FSA将在近期内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并从严制定新的保险业规则。概括起来，新时期内FSA的监管理念是：(1)运用谨慎的规则来监管，而不是以“控制”为基础去实现监管；(2)大量运用在“外部”的保持一定距离的监管，而不是以频频到银行内“查账”为基础去实施监管；(3)在监管中充分重视被监管机构的会计报告；(4)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进行监管。
5.建立新的金融监管制衡机制。为确保FSA能够正确地行使《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所赋予的权力，全面履行其负有的监管职责，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也为了制止FSA在金融监管中可能发生的、渎职行为，英国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制约机构“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Tribunal)，并于2001年12月1日与FSA同时开始运作。该法庭主要审理发生在FSA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且经双方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法庭对金融监管案件的审理采取闭门(对公众保密)审理、公开审理两种方式，并以公开审理为主。“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的成立，无疑能够促使FSA认真依法进行监管，有助于提高英国金融监管甚至整个金融业的法制水平。[NextPage]
三、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若干影响
1.金融监管的权力高度集中。FSA继承了原有9个金融监管机构分享的监管权力，如从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将银行业监管的权力接过来；与英国财政部签定协议，将原由财政部拥有的保险立法的职能移交给FSA；对上市公司的审核责任也从伦敦证券交易所转到FSA手中。换言之，英国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服务于该市场的专业机构和个人、清算和支付系统、有问题的金融案例进行谨慎监管的全部权力，都由“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FSA“统一”行使。FSA除接手原有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以外，还负责过去某些不受监管的领域，如金融机构与客户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金融市场行业准则，为金融业提供服务的律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等的规范与监管。
2.金融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始于20世纪40年代，但直到1987年，其监管职能才被《1987年银行法》所规范与定位，权力得到强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英格兰银行由于对银行业及金融市场具有精湛而透彻的了解，经常对政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方针给予技术性的建议，其在整个金融、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独立性亦有所提高。FSA成立后，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职能被移交，而操作货币政策的职能被强化。新的形势下，英格兰银行负责英国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整体稳定，并对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发挥独特的支持作用。英格兰银行有权独立地设定基准利率，独立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鉴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密切联系及相互影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后，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与FSA负责人交叉参加对方的理事会，实行互相介入，以保证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这种安排能保证FSA负责的金融监管与英格兰银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在重大的宏观层面上的决策能够保持较强的互通性。
3.金融监管的方式与内容发生重要变化。FSA成立之初就表示将要采取崭新的监管方式，发表了《新世纪，新监管》报告，阐析了FSA如何开展监管。FSA负责人也十分强调FSA管理的“崭新性”。与昔日英格兰银行、证券与投资管理局等9个金融监管机构不同的是，FSA在监管别强调以下环节：(1)最节约和有效地使用资源进行金融监管；(2)被监管金融机构管理层是否尽职尽责是相当重要的；(3)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尽可能不压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4)鼓励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有序的金融竞争；(5)努力保持英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及其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征。另外，在监管目标方面，FSA将通过积极关注金融发展动态，实现瞻前监管，以维持一个“高效、有序且清洁”的金融市场，帮助客户达成公平而合理的交易。在监管手段与规则方面，FSA所拥有的监管手段都是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尤其是业务风险与控制风险；FSA正在全面修定监管条例，预计条例总数将比原有金融监管条例减少30%；在监管重点方面，FSA吸收了原监管者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风险监管的经验，对整个金融界特别是三大金融业务的“零售市场”实施“以控制风险为出发点”的监管；为此，FSA制定了清晰的市场行为守则(Codeofmarketconduct)，并将把严重违反市场行为守则的金融机构送上法庭，其主要管理者也将同时受到惩处。
四、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简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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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5年底推动宏观审慎监管升级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进一步将多项外汇和资金跨境的业务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以宏观审慎的名义扩充监管范围和权限，是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的经验做法，也表明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应被赋予更加重要的角色。
全球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中，英国改革力度最大，其模式的明显特征是由“超级监管者”转向“超级央行”。在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英国拆分了原来大一统的混业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FSA），以增强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为主线，围绕构建“双峰”监管体制下的监管协调机制和推动银行业结构性监管改革这两大“支柱”，不断强化中央银行实施金融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
三大方面改革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英国实行单一监管模式，即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市场法》，将原先的9个监管机构合并为了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成为所有金融业的监管机构，即“超级监管者”。而英格兰银行，则专注于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
金融危机重创英国金融业之后，曾引以为豪的金融监管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2009年，英国政府提出彻底的系统性改革，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监管体制从单一到双峰。
2010年，英国政府将FSA拆分为两个机构：审慎监管局（PRA）和行为监管局（FCA）。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下设机构并负责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的监管；而FCA则对所有公司的商业行为进行监管，侧重于对消费者的保护。由此，英格兰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得以提高，开始兼具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双重职能。
二是监管方式从“三方共治”到“超级央行”。
1997年至2010年，英国一直实行“三驾马车”监管模式，即：由FSA与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共同分担金融体系保护责任，但这一“三方共治”的监管体系在金融危机中严重失灵。
为消除“宏观监管缺口”，英国议会2009年2月出台了《2009年银行法》，确立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核心地位，集货币政策、金融稳定、金融市场运行以及存款性金融机构处置等职能于一身，成为“超级央行”，形成大一统的监管局面。
三是银行经营从全能银行模式到结构化综合经营。
金融危机期间，英国实行的“全能银行”模式造成了诸多监管难度，并产生了系统性影响。2012年，根据英国独立银行委员会的建议，英国政府决定实施“围栏法则”进行结构化监管改革，打破“全能银行”模式，在集团内部对零售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实行隔离，并由“超级央行”对金融集团实施审慎监管。
构建“双峰”监管新框架
回看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整个历程，主要在于其贯彻了著名的“双支柱”改革，即“双峰”监管体制改革和银行业结构性体制改革。
支柱之一，是构建“双峰”监管体制的新框架。
英国于2013年4月开始实施“双峰金融监管（Twin Peaks）”，这是金融危机以来其改革的重大成果。
在各国金融监管实践中，“双峰”一般用来代指两权分立的监管结构，可与统一监管、三方监管等架构相对比。不过，英国的“双峰监管”有所区别，英格兰银行下设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与审慎监管局（PRA），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统一于央行之下；同时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组成了专司金融审慎与行为监管的两方组织架构；PRA和FCA之间相互协调合作，并受到FPC的指导
“双峰”监管模式的最大特征是，英格兰银行金融监管职责全面扩充，集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于一身，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第一，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FPC，负责识别、监控、采取行动消除或降低系统性风险，以维护和增强英国金融系统的风险防御能力，特别是通过对PRA和FCA进行建议和指导，打通从宏观政策到微观监管的传导机制。
第二，英格兰银行下设附属机构PRA，直接负责对系统性重要的存款机构、保险公司和大型复杂投资公司的审慎监管。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一部分，已于2013年4月正式运行，负责实施审慎监管职责，监管对象包括存款机构（银行、房屋贷款协会、信贷公司等）、保险公司和主要的大型投资公司。
第三，英格兰银行之外设立的FCA专注于金融行为监管，以保护和增强公众对英国金融系统的信心。FCA直接对英国议会和财政部负责，并接受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导和建议，对所有监管对象实施行为监管。
由此，那些系统重要的企业，包括金融公司、存款机构、保险机构和大型复杂投资企业，将接受FCA和PRA的双重监管。
这种全新的监管协调机制中，最重要的是PRA与FCA间的协调，以及PRA/FCA与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FPC、负责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英格兰银行之间的协调。
其一，PRA与FCA两者存在“共同监管利益”，必须签订一份备忘录来说明各自的监管职责和协调职责。尤其是当涉及双重监管企业时，双方有必要相互协商，若无法取得一致，可选择咨询FPC；PRA还可动用否决权，阻止FCA的相关规则。其二，FPC与FCA/PRA之间的协调，表现为事关金融稳定的信息、建议和专业知识的双向合作与交流。其三，英格兰银行与FCA之间，由前者直接全面负责清算所的监管，成为清算所的审慎监管机构，且在一些关键领域需要与FCA密切合作。其四，英格兰银行与PRA之间，后者成为了英格兰银行的附属机构，因此与其关系比FCA密切，两者之间主要是微观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结构性综合经营
“双支柱”改革中的另一支柱，是银行业结构性监管改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重新评估全能银行开展自营交易及其它证券市场活动的经济成本和效益，发现形式上的分业监管已不适应事实上的综合经营，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来应对全能银行和综合经营带来的挑战。
因此，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对银行业实行了结构性监管，包括美国制定实施的沃克尔规则、英国维克斯报告、欧盟利卡宁报告等，其共同点在于将商业银行业务同某些证券市场业务强制分开。
其中，英国维克斯报告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围栏法则”，在集团内部隔离零售银行与投资银行两类业务：“围栏”内的业务主要是欧盟区内的个人及中小企业存贷款和支付结算服务；“围栏”外主要是证券承销、在二级市场购买贷款及其他金融工具等。零售银行业务（零售存款、个人透支和对中小企业贷款）等必须在受保护实体内。
“围栏法则”的重点就是“集团综合经营，机构分业经营”。它允许同一集团内部的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隔离业务，受保护业务与分属于另外独立子公司的其他业务可共存于同一集团内，但不受保护的业务必须遵从更为严格的规定，包括限制内部交易规模等。前述审慎监管局（PRA）将据此对相关金融集团进行监管，通过“超级央行”的审慎监管职能实现整体金融业的稳定运行。
事实上，结构性监管改革并非完全隔离，只是将零售银行业务与批发和投资银行业务实行经营主体的区分，集团综合经营的格局未变，内部仍能实现资源共享，获取来自综合商业模式的多样化收益。而当非零售业务发生危机时，不得让零售银行承担风险损失，以确保储户等债权人不因投行业务风险而受到损失，由此来保障集团内部核心银行服务的连续性。
对中国的启示
市场的发展挑战了旧的监管体系，而金融危机则是这种监管体系失灵的最集中表现。英国之改革，代表了当前世界对于建立有效监管体系的探索。中国同样存在前述的三方面问题，这是分离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之后全球的共性问题。因此，我国可获得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重构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强化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
此次英国的改革，力图重构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1997年英国剥离了英格兰银行监管权成立了FSA，2010年后又撤销FSA并成立PRA放于央行框架之下，其改革逻辑就是认识到危机中，如果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分离，实施监管应对风险就会存在巨大的缺陷――即监管的不协调和成本的提高、效率的降低，因此加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成为全球共同的重要趋势。
第二，重构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关系，消除金融监管真空。
英国的“双峰”监管模式，是基于监管目标的不同，即分别从审慎的角度和市场风险的角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同时更加重视消费者保护和对市场公平原则的贯彻。因此FCA和PRA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值得中国认真研究，这有利于消除金融监管真空。
第三，重构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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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认为CEPA金融领域合作沿用GATS模式，在伊始及合作的初始期，有其审慎性的一面，但随着CEPA金融合作融合的加深及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GATS模式有其局限性。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经验可以成为CEPA金融融合进程的借鉴；欧盟经验的借鉴，必须考虑“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区域金融融合的独特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在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下继续推进，促成了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潮流，同时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首先，《基本法》遵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构筑了处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框架，即“一国两制”，并在第五章就香港经济、金融制度予以明确规定。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外汇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规定，港元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地位、现行发钞机制保持不变，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不实行外汇管制等等。规定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的“法律基础与政策框架”，奠定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需求的制度基础。
其次，CEPA沿用GATS模式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相互”开放的双边框架。尽管学者对CEPA的性质意见并不统一，但CEPA沿用GATS模式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特征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主体文件中，如同GATS一样，CEPA亦先就金融服务领域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概述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义务，而将双方金融服务领域的具体开放承诺以附件的形式予以明确①。2004年10月27日CEPAⅡ在香港签订，并同样以附件3的形式对金融服务承诺予以修订。2005年10月18日CEPAⅢ的签订亦采用相同方式。如同世界贸易组织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离不开对市场准入金融监管法律、成员方国内审慎监管法律等的协调，沿用GATS模式的CEPA进程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潜在需求。
其三，两地金融主管当局在《基本法》、CEPA框架下对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关系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成为两地金融融合的具体指导，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实践可能。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在“英伦银行研讨会”上，在阐释“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础上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概括为：“一个国家内，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下的两种货币、两个货币制度以及两个全融当局之间的关系。”①并进一步提出处理两地金融关系的“七项原则”。②199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九周年‘认识一国，体现两制’研讨会”进一步就“一国两制”及香港的金融自进行了阐释。2003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与内地银监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就加强双方监管合作、信息交流进行初步规定。
三、CEPA金融融合制度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局限性
1．GATS是WTO框架下旨在促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多边协议，其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作用仅在于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关的领域，如市场准入监管法律方面，对于准入之后的持续性监管法律制度较少涉及。CEPA在金融服务领域同样更多的关注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局限性使得持续性监管的合作仍然停留在签署备忘录的层次上，未能与CEPA实施区域金融进一步融合的目标相适应。
2．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是GATS处理多边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基于推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多边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现实考虑，两项原则及其例外规定是适当的。但国民待遇原则强调“内外一致”，最惠国待遇强调的“外外一致”，并未能协调消除合作国家间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对于区域金融融合的合作而言，差异的金融监管法律仍然会阻碍合作目标的实现。如欧盟金融融合实践中，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颁布前，采用的即是国民待遇的作法，该作法并未能有效的实现银行业“设立提供服务的自由”。因为“即使每个成员国能非歧视地适用法律，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差异性并没有消除，从而共同体内市场的分离性仍然存在，即有多少成员国就有多少市场，而这与建立欧共体内共同金融市场的目标是相违背的”。③
3．处理多边关系的GATS模式是多边讨价还价的结果，其固然可成为处理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参照。但多边关系中的讨价还价，由于利益的多样性与难与调和性，往往使得各自约束承诺的作出并未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而仅仅是出于“商人本性的讨价还价”。④因此多边自由化的措施，是否反映真实的区域金融融合及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值得商榷，尤其是对于香港与内地而言，一国两制的框架、地域的毗邻及其天然的亲缘关系等等。
显然，CEPA下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沿用GATS金融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的模式并非尽善尽美，随着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的深化，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日益成为深化合作的迫切需求时，CEPA进一步促进金融融合的目标、手段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区域金融融合典范的欧盟，其借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推进金融融合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四、欧盟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欧盟在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通过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单一内部市场的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以银行监管法律协调为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指令，对资本充足、并表监管、大额暴露等金融监管法律进行了协调。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欧盟金融融合建设进程相得益彰。一方面，内部单一市场的建设不断拓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另一方面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又促进了单一市场的建设。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植根于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设计了良好的协调保障机制。
(一)欧盟基础条约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石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由欧盟基础条约予以保证。首先，《欧共体条约》①对四大自由的规定，尤其是对设立与提供服务自由的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保障四大自由及后来单一内部市场目标的约束下，对有可能阻碍目标实现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进行协调，是协调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欧共体条约》第二编第三章对法律近似化专章予以规定，特别是第94条依据共同市场的要求明确“理事会应根据委员会的提案以全体一致同意通过指令，以使各成员国的对共同市场的建立或运转发生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的各项规定趋于接近”，从而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良好的依据。《欧共体条约》第3条亦明确规定，为了达到本条约所确立的目标，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表，共同体的活动应包括“在共同市场运行所需限度内，使成员法律近似化”。将法律近似化作为欧洲共同体的重要活动之一。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以目标指引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并对其进行具体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机制保证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在于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精巧设计。欧盟金融(银行)监管法律协调最初采用“全面协调”的原则，追求的是“通过对各成员国银行业法规的‘完全的统一’来实现共同体银行业一体化”。这一协调原则集中体现在欧盟银行业法律协调的早期成果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由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及其各国银行业法律的差异，追求“完全的统一”式的全面协调，并未能很好地推进欧盟金融融合的建设。1985年《关于建立内部市场白皮书》在描绘欧洲单一市场蓝图，列举建立单一市场所必需的指令时，摒弃了“完全统一”的一体化主张，确认了在关键领域，如金融监管等方面，运用“相互承认”、“最低限度协调”二项原则来促进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1989年的《第二银行指令》在银行业法律协调中确认以上两项原则，并成为了欧盟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以尊重成员国法律为前提，每个东道国把其他成员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视同于本国的规定，从而避免了东道国通过适用本国法的不同规定而限制成员国、信贷机构的准入，扩大了银行业的开放。单一银行执照和母国监管原则是相互承认原则的具体体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对银行业的“重要规则(essentiall rules)”进行协调。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以单一执照、母国控制原则为具体体现，辅之以欧盟立法的两项基本原则――附从原则(subsidarity)与适当原则(proportionality)，构筑了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完整体系。自《第二银行指令》以来，欧盟依托精巧的协调原则，客观上降低了对成员国国内法的协调需求，从而加速了金融业的一体化进程。
(三)欧盟的区域立法工具体系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工具保证
欧盟的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基本渊源和派生渊源。基本渊源由欧盟的基础条约及后续条约组成，如《罗马条约》等。派生渊源由条例、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构成。条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可以在所有成员国中直接使用，无需经各成员国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转换程序或批准方式使其成为其国内法。指令对特定成员国有约束力，要通过成员国国内立法程序转换成为本国国内法。建议和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上，尤其是欧共体立法程序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决定对其指明的对象有约束力，既可以对成员国作出，也可以对公民或个人作出。欧盟基础条约提供协调的总体框架与目标指引，作为基本法律渊源，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前述)，欧盟的派生渊源，则以其完善的、多样化的工具体系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主导作用。与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结合，指令最终成了实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的首选。根据《欧共同体条约》第249条第3款规定：指令对与其所指称的成员国，就其所欲达到的目标具有约束力，但采用何种形式与方法达到指令目标则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因此，指令的方式是一种体现“软法”“软法（soft law）是用来指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实际影响的规则，是与“硬法（hard law）”相对的一个概念。本处用来表示欧盟在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中协调效力架构及注重灵活性的考虑。方式的协调，较好的平衡了金融融合与成员国间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及利益所在。以银行业为例，欧盟建立制定了大量的指令，涉及设立和经营业务、资本充足与清偿比率、并表监管等多方面，通过该指令确立了银行监管法律协调。
(四)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组织保障
莱姆法路西框架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新系统，是以亚历山大・莱姆法路西为首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哲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所倡导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协调立法框架推广至银行、保险业监管立法协调的成果，是对原有协调机构的整合、改造与突破。莱姆法路西框架包括四个层次的协调机构，第一层次包括欧洲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N)、欧洲议会(EP)、欧洲委员会(EC)，主要是进行框架原则性立法，仍由EC提出立法建议。第二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委员会、欧洲证券委员会、欧洲金融集团委员会，委员会由成员国财政部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确定、建议和决定有关对第一层次指令和条例的实施细则”。第三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监管者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者委员会、欧洲证券监管者委员会，各委员会由成员国各监管当局、欧盟相关机构等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加强成员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保证统一实施第一、二层次立法。第四层次即执行层次，为各成员国包括成员国监管者具体实施欧盟指令、条例，欧洲委员会也担当监督、促进实施的责任。
莱姆法路西框架四个层次的架构，奠定了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的莱姆法路西程式(Lamfalussy：Process)，即四层决策法(A Four-level Approach)。由第一层进行框架性立法，协调立法原则，第二层次关注技术性问题，制定第一层次协调立法的实施细则，第三层主要是“在准备实施欧盟指令的技术性措施，及准备促进欧盟监管合作和监管趋同的措施中为欧盟委员会提供专家意见”。第四层次由欧洲委员会协同成员国、成员国监管当局等实施欧盟立法。四层次立法中，主要是以欧洲理事会或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颁布指令的方式进行协调立法。
(五)欧洲法院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司法保障
欧洲法院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重要作用，在欧盟基础条约对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作初步规定后，欧洲法院不仅在实施中起到了统一解释、促进实施的作用，而且通过法院的判例，进一步拓展、完善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原则。如欧洲法院在Van Gend en Ioosep案中，第一次阐述了欧盟法直接效力的含义，而相互承认原则即源自于欧洲法院1979年对Cassis de Diion一案所作的判决。①欧洲法院对欧盟法的阐释与发展是由其自成体系的司法程序予以保障的，如《欧共体条约》第230条规定的合法性之诉，第232条规定的不作为之诉以及第234条规定的预先裁决程序等等。由欧洲法院根据《共同体条约》的基本精神，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解决欧盟法与欧盟成员国法两种法律制度冲突的基本的框架原则，以及部分调和了欧盟成员国法之间的冲突，从而扫除了共同体法直接适用于成员的障碍，为法律协调奠定了基础。
在推进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既是作为金融融合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体化的客体之一，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特征了是明显的。欧盟以基础条约规定的建立欧盟共同体内部市场的目标为指引，以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约束，借助良好设计的协调原则，以超国家性的欧盟次级立法为主要协调工具，辅之以协调机构、程序的优化及其司法保障体系的构建构筑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推进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中的成功作用。欧盟的成功经验值得CEPA进程中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一体化)的借鉴。
五、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一)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
其一，欧盟成功经验的保证在于欧盟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规定的效力上。欧盟基础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成员国创设了国际条约上的义务。这是欧盟成功协调的源泉所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应该选择怎样的“基础条约”，显然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一。
其二，《基本法》为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规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框架，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是否是对此基本制度的侵蚀。即如何处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一国两制”的基本关系，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二。
以上两点难点，其实质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深化的基础所在。《基本法》及其CEPA所构筑的基本框架，从国内法、“国际法”的层面规定了两主体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法律地位。《基本法》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主体地位及政治、经济、金融、司法等基本制度；尽管CEPA国际法层面的意义仍有异议，但内地与香港同为W'TO成员，其遵循WTO原则规定是符合逻辑的。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从某种程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双重保证。源于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一体化)需求强烈，建立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的共同市场，是一个国家内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其完善
内地与香港政治经济关系的独特性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选择的约束。因此，以《基本法》构筑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为依据，考虑如何以CEPA阐释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独特性，以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促进共同市场建设，应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基础条约”之所在。显然，从CEPA的原则规定可以看出CEPA考虑到了这种独特性。但如本文前述，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在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进程中存在局限性。考虑内地与香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应着重考虑的是以下五个方面的改进加强：
其一，考虑CEPA目标的扩展，将金融融合或建设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列为其目标之一。诚如前述，目前CEPA的目标仅限于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未能考虑到同为一国家、地域、文化等毗邻及天然亲缘下，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广泛的适当的目标不仅是指导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依据，而且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最大功效亦在于以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建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CEPA的目标，以便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效的取得，尤其是CEPA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①金融融合的一种示范作用。
其二，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结合GATS模式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构筑适合内地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逐步推进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一国两制”是实施最低限度协调与相互承认原则的天然基石，是一个之下构筑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的需要。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的最低协调可以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的监管规则为考虑的基础之一，适当考虑内地与香港的特殊性。在诸如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等金融监管法律中首先实现最低限度的协调与相互承认。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较大的领域，可暂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处理。香港金融监管法律较为完善，内地自加入WTO后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更加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特别是在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对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监管规则的借鉴日益加速。内地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将会促进内地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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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现状
通过对我国银行业年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银行业已成为高薪的“重要行业”。事实表明，目前我国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与银行的盈利水平成正相关，但是与银行的绩效水平却是偏离的；同时，实证研究还表明：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显著存在着相关关系。
这说明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已经受到了实质性的质疑，这无疑将对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金融市场的稳定以及经济的高效增长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经理人市场不成熟
我国的经理人市场还不是完全竞争性质，各项制约机制仍不完善。就供求关系来看，经理人的供给价格是由他自己决定的；同时，作为银行的执行长，经理人也同时对需求价格发挥着控制作用。就这样，在供求两方面的共同推动下，经理人顺利收获高薪。而对于我国银行业的高管也同样如此，高管能够人为地增加市场对其的需求，同时控制高管数量的供给，由上文中提到过的供需经济学原理我们不难得出银行业高管薪酬偏高的必然性。
（二）银行高管的短期行为
伴随银行高管虚荣心的驱动以及对高报酬的欲望，他们容易放弃银行的长期发展，而将精力集中在短期收益上。他们为了使自己在位期间有较好的业绩，往往单纯关注银行的盈利性，盲目地采取各类只增加业务量却潜伏长远风险的短期行为。比如：他们会不顾客户的信誉状况，给一些尚没有达到贷款条件的客户放款，以增加贷款规模；同时对一些项目的评估工作，也放松硬性要求，忽视风险，一味增加投资。正是由于以上列举的放贷规模过大和投资项目过多等原因使得银行高管在位时期的薪酬能够处于较高水平。而其中没有相关的客户及投资项目风险评估机制以及相关限制性政策，是使得银行暴露在较大风险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金融监管机制的不完善
由于我国金融监管系统尚不完善，导致银行业信息披露不规范、不及时、不完整、不真实的情况普遍存在。银行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公司财务数据进行违规的“技术处理”，实施欺骗或误导的虚假陈述、重大遗漏、故意隐瞒等行为，使得一些风险较大的业务和一些可能会影响银行声誉及盈利能力的项目较容易地通过监管当局的审查或在信息披露时使投资者无法看到。通过这样的做法，银行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对其高管的某些不合理贷款、违规投资难以及时发现，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受到制约，这也就是为什么高管薪酬问题存在已久却一直难以得到及时有效调整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的政策措施
（一）积极鼓励银行高管“自律”
通过职业道德教育和政策鼓励，敦促银行高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升自我修养，形成对投资者负责、对银行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正确态度。在实际工作当中，无论是进行贷款的发放还是项目的投资评估，都始终秉持严谨认真的职业素养。同时，银行业应当尽快制定并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使得银行高管能够自觉地将自己的薪酬与银行的绩效挂钩，放弃通过短期行为获得暴利的心理。
（二）强化监管机构职能
不断完善的金融市场，使得金融监管机构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和管理职能；做好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工作，能够有效地减少银行高管为了高报酬而进行的短期行为。通过监管机构监督作用的不断强化，我们可以有效规范银行高管的相关行为，从而稳定金融市场，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
（三）改善银行内部结构，弱化高管执行权
银行高管薪酬过高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其对自身薪酬具有较大的决定权和执行权。相互制约机制的缺乏，使其对“经理人”的供求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只有通过权力的弱化与分散，才可以有效地促进银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小结
本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过对我国银行业的调查发现，我国银行高管薪酬存在着普遍偏高的问题。通过分析我们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理人市场不成熟、银行高管的短期行为以及我国金融监管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而银行高管薪酬过高，将带来贫富差距、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等严重后果。通过继续分析研究，我们得出，可以通过积极鼓励银行高管“自律”、 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改善银行内部结构并弱化高管执行权等措施来对这一问题加以纠正，从而保障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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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网络化多层次的发展
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曾定义，网络银行是指那些通过电子通道提供零售与小额商品和服务的银行，例如提供存贷、电子商务、帐户管理等服务。从广义上看凡是基于独立的网站为客户提供有关银行业务与信息服务的银行均可称为网络银行。
伴随着银行业务的网络手段运用，银行网络化由此迅速地形成与发展。银行网络化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从历史经验来看其经历过三个阶层，网络银行萌芽期、网络银行形成期、网络银行成熟期。在第一阶段(网络银行的萌芽期)，因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原有的银行与网络信息技术相结合，如银行内部网络化管理，建立银行站点，提供在线服务。它们的存在就好象是银行的一些分支机构，但银行的主要业务还是需要依托于传统的分支机构。这一阶段，起步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世界上仍有许多大银行正在逐渐加大在网络化方面所占的比重。第二阶段(网络银行形成期)的标志是1995年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ENB―SecurityFirst Network Bank)的成立。该银行的真正核心内容只是主机房中的一些主机，既五分支机构，也没有营业网点，几乎所有业务都通过网上进行，这就是未来网络银行的真正存在形式。那为什么这种网络银行还不能称为是成熟的网络银行，真正的原因应该在于整个社会环境的本身。虽然这种纯虚拟的网络银行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我们的社会并没有进入非现金时代，许多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仍需要用现钞作为媒介，这样，纯网络银行在当今时代的背景下，对于一些业务的处理，也只有依托于传统的银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实现了电子化之后，网络银行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成熟期。纵观当前银行网络化的现实，虽有少量的第二阶段网络银行出现，但绝大部分银行仍处于第一阶段，或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尤其是我国，还没有出现第二阶段的网络银行，少数走在前列的银行也是在第一阶段进行尝试。这是分析当前网络银行及其金融监管所要面临的客观背景。
2、传统银行过渡到网络银行
银行网络化发展中网络银行一般都执行了传统银行业务的基本职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突破和发展。网络银行与传统银行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这可以从银行组织结构、银行业务运作、银行经营管理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2.1银行组织结构方面
经济社会中，传统银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存在以下四大优势：交易成本低；信息完备性高；监督的有效性强；可作为“流动性蓄水池”防止和理解资金流动性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但在网络经济中，随着电子商务全方位、深层次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职能化，银行相对于企业和个人具有的信息完备性、监督的有效性和经济性等优势正在逐步消失，电子货币的出现和资金在网上可以迅速转移，使得银行“蓄水池”作用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2.2银行业务运作方面
网络银行除了将一些还具有活力的传统业务运用于网络之上以外，还提供一些全新的业务：公共信息服务(包括利率、汇率信息，经济、金融新闻等)、投资理财服务和综合经营服务。其中综合经营服务既包括直接或间接控制网上商店，提供商品交易服务，也包括发行电子货币，提供电子钱包等服务，同时还从事或证券保险业务，提供网上金融超市等。所以，网络银行绝不是单纯的传统业务网络化，而是传统银行业务的继承与发展。
2.3银行经营管理方面
传统银行经营管理早期侧重于流动性的要求，例如一些管理理论、资产转移理论(Shift a-bility Theory)、资金池(Pool of Funds)和预期收入理论(Antieipated ln come Theory)，发展到后来盈利问题受到关注，“安全、流动、盈利”成为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由于网络银行技术的复杂性、信息的多样性和竞争压力加大等原因，传统银行在“三性”管理的主要内容已有所改变。即-新的经营环境将赋子“三性”管理新的内容，
2.3.1从技术管理看。网络银行技术管理分为软件管理、硬件管理，它们从各个方面对整个服务和管理系统进行统一安排和管理，确保网络银行安全运行。
2.3.2从综合配套管理看。网络银行除了提供一般的传统银行业务外，还介入综合投资、等方面的业务，以发挥网络优势。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及资金收、转、支的确认，有效时间等方面的综合配套安排，也将成为网络银行管理的重点。
2.3.3从个性化服务管理看。个性化服务管理是基于数据仓库的数据挖掘等技术，将每一个客户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通过对其业务记录数据进行分析、统计，作出归纳性的推理，并预测客户行为，从中挖掘潜在的服务模式和有价值的商业信息。一方面提高对客户的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帮助决策者正确判断，调整策略，减少风险。
2.3.4从银行利润收入看。贷款和存款始终是传统银行的主要资产与负债，其利率差也是银行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一般占利润总量的85％以上。而网络银行更强调发挥作为支付中介的优势，在资产结构上介于金融中介与金融服务商之间，近一半的利润来源于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2.3.5从银行市场营销看。衡量传统银行经营好坏的一个有效的指标是市场占有份额，传统银行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市场份额的转移。据有关资料统计，一般传统银行80％的利润来源于其20％的客户，他们构成了银行的核心客户。由于这些客户在收集银行信息、转移业务的过程中成本较高，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忠诚度和信任度的某种惯性，但在网络银行时代，随着信息透明性的大幅提高，个性化服务的提供和创新业务的层出不穷，客户的转移将变得十分便捷，保证一定的客户量，并促进其合理地增长，将是未来保证网络银行流动性、盈利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3.网络银行发展的特点
3.1科技信息优势明显增强。银行业始终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方面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网络银行在传统银行的基础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更为深人地与科技融合起来，由此形成了人们的安全预期和效率预期，同时科技优势也将改变人们整个金融理念。
3.2服务突破时空的局限。使用过互联网的人们都知道，网络可以是一个全天候、全方位开放的系统。建立于此基础之上的网络银行为客户提供的也是“AAA”式服务(Anytime，Anywhere，Anyhow)，随着网络技术的大力推广、服务终端的广泛设置，人们将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种突破时空的服务。
3.3全程交互式、个性化的服务。网络银行通过客户分类、内容开发、匹配、交易四个阶段，实现从客户登录到客户离开的全程动态交互。网络银行与客户之间采用一对一金融解决方案，使金融机构在与客户的互动中，实行有特色、有针对性的服务，通过主动服务赢得客户，例如，一客户可以与银行协定半日存款的利率；向银行提供一揽子服务要求；在网上进行存款竞拍等。
3.4虚拟化程度高，适应各种电子业务。传统银行其分行都是一些“砖瓦型”银行，而网络银行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传统银行虽然可以通过ATM、POS及SWIEF等清算网络，部分地实现资金电子划拨，这种清算方式仍是基于纸币流通的基础之上的电子支付方式。而网络银行作为电子商务的一环，作为电子货币发行流通的中介机构，开发各种电子票据、电子钱包等在线支付工具，更加适应21世纪的电子支付。
3.5业务综合性强。传统银行的业务划分十分明确，分工细致，一笔业务往往要经过不同部门、不同帐户，程序复杂，费时费力。而网络银行则重新组合银行各层次业务，简化了银行业务流程，提高了业务综合经营水平。
3.6信息透明度高，信息业务创新快。在网上提供银行的业务种类、处理流程、最新信息、年报等财务信息和价格信息是网络银行最基本、最简单的服务功能，因此，金融信息的透明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同时，网络银行侧重于利用因特网丰富的信息资源，对提供的企业资信评估、公司个人理财顾问、专家投资分析等业务进行创新和完善，提高信息的附加价值，强化银行信息中介职能。
3.7业务智能化。传统银行主要借助于物质资本，通过众多银行员工辛苦劳动为客户提供服务。而网络银行主要借助智能资本，客户无须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可以自己在短时间内完成帐户查询、资金转帐、现金存取等银行业务，即可以自助式地获得网络银行高质、快速、准确、方便的服务。
3.8内部管理更趋于系统化、科学化。传统银行的内部管理渠道较为单一，内部控制效率相对低下。而网络银行除了强大的外部网络系统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内部网络，使银行的内部经营管理电子化、网络化、系统化。
虽然我国目前银行网络化的发展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同时由于我国金融业的自身特点，网络化的发展还有许多特殊性，但网络银行的发展仍符合一般规律，网络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都将在我国网络银行的发展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二、银行网络化发展对金融监管的挑战
在银行网络化过程中，银行的信用中介、支付中介、创造货币等职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面临着全新的挑战。网络银行的终端可能涌入未来的任何领域。其与经济的连动性将得到空间的扩展，因此金融监管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金融监督当局不但要严密监视和调控好国际收支与国际结算，还要全盘考虑外部和内部的因素在网络上对经济的影响。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在风险防范和宏观经济调控上更应该要有前瞻性，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要有一个透析的认识。网络经济中，金融监管不但有必要继续存在，并且必须结合网络化的特点研究新问题，开发新品种。
1、银行网络化的出现是一种创新
针对这种银行业创新，金融监管也要创新，要有新的制度、新法规、新的条例、新的手段来应对当前银行网络化的创新，例如对于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与退出、业务范围、平台交易风险都要有新的界定。
2、银行网络化中网络安金问题十分突出
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条件下，各种伪造、篡改、非法入侵等行为严重威胁银行安全，往往一个小小的篡改将带来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流失，银行网络风险增大，对金融监管技术提出了极大的挑战，金融监管也面临着网络化革命。
3、由于互联网的作用，银行网络化的发展模糊了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客户与银行之间界限，因此诸如网上交易的管辖权、网上交易的合法合规性问题、网上业务的标准问题，这些关系到银行安全、效率、发展的重要问题，要求金融监管重新研究，积极应对。
4、由于我国经济信息化程度不高，公众的网络信息观念还较为落后，银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不高，因此我国银行网络化过程中金融监管的政策、方针的制定与实施要慎重，既不限制它的发展又不能放弃监管，通过适当的网络化监管，促进我国银行网络化更快更好地发展。目前欧美一些主要国家一般采取两种方式解决网络银行的监管问题，一是建立―个专门的工作机构或小组，负责及时跟踪、监测包括网络银行在内的电子金融业的发展情况，适时提出一些指导建议。如德国的银行监督机构最近宣布，将对电脑安全、网络和电子银行、管理各部门都派出专家，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失误。二是现有监管机构根据网络银行的发展状况，修订那些基于拥有实际经营网点的银行经营模式而制订的又无法延伸到数字和网络经济中的原有规则，制订一些新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如美德一些金融专家开始分析《巴塞尔协议》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8％的规定及其他相关监管规则对监管纯网络银行的适用性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三、银行网络化发展的金融监管问题
总的来看，目前对银行网络发展的监管仍是以原有监管机构和监管范围为主，一般不设新的机构，也不增添新的条款，所以我国的金融监管在面对银行网络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1、对网络银行监管意识上的滞后性
在传统的金融范畴中，由于计划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开放的阶段性，我们的银行监管本身就存在着滞后性，主要以事后调节为主，计划性、强制性的指导为主，真正带有前瞻性的宏观调控不是很强，特别是面临网络化发展的时期，其监管意识还是相对滞后。网络的发展可以使一些监管人员足不出户，但这绝不意味着监管工作的简单化，相反，新时期的监管将是一种全方位、灵活性、高技术条件下的复杂化监管。如果主观上没有重视，没有在发展的初期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将使我们的银行进入一个混乱无序的网络竞争时代。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意识的僵化将使一些监管措施不但难以保障网络银行安全运行，反而会束缚和妨碍网上银行的发展。
2、对网络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问题
现行银行业是一种实行许可证制度的特殊行业，尽管竞争十分激烈，但各种方式的管制无形中为银行业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垄断环境。然而到了以金融自由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网上金融时代，银行业生存的环境将大大改变。由于网络金融降低了市场进入成本，削弱了现有商业银行所享有的竞争优势，扩大了竞争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可能会吸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高科技公司分享这片市场，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如何把握众多的网上银行机构的市场准人将是个两难的问题。
3、对网络银行业务营运监管的问题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现有的监管，主要针对传统银行，重点是通过对银行机构网点指标增减、业务凭证、报表的检查稽核等方式实施。而在网络银行时代，帐务收支的无纸化、处理过程的抽象化、机构网点的虚拟化、业务内容的大幅增加，均使现有的监管方式在效率、质量、辐射等方面大打折扣，监管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及权威性面临严竣的挑战，对基于互联网的银行服务业务监管将出现重大变化。
4、对银行网络化的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网络银行的发展导致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强，金融产品的延伸、金融服务的信息化和多元化以及各种新金融产品销售渠道的建立，使得金融业从强调“专业化”向推崇“综合化”转变。而当前我国实行的又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制度，这一体制在网络时代也将受到严竣挑战。
5、监管部门自身技术、业务素质的滞后性
只有在拥有高技术软硬件配备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对金融机构有效的监管；同时，如果没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在监管现代化程度高，传统金融业务比重较小的网络银行时就会出现困难。当网络银行开发出一些新的金融品种、科技含量高的金融商品时，监管部门如果没有一批高素质、高科技水平的监管队伍，对它的监管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6、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健全
网络银行加速了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手段有可能越来越落后于网络银行业务创新与发展。虽然1997年我国新《刑法》首次界定了计算机犯罪，但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现有的法律保障仍显不足。
四、解决金融监管问题的对策建议
1、把网络银行业务正式列入金融机构管理范畴
监管机构可适当地增加若干对口监管部门，强化监管力度，增强监管效率，以后再逐步把网络监管溶入中国金融监管的整体格局。
2、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
网络银行的准入要在注册制度、安全工作、地域界定方面从严，而在准入标准、业务范围等方面从宽，建立一套区别于欧美已有网络发展优势的国家的准入制度。我国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重在鼓励中国的网络银行抓准机遇，尽快抢占市场，使监管既可以控制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又可提高本国银行业的总体竞争力。
3、完善现行法律，补充适用于网络银行业务的相关法律条文
首先，要对现有法律不适应的部分进行修订和补充，不但要从刑法的角度对犯罪进行严惩；在民法方面．也要进行界定。如，确定责任人民事责任的法律原则应体现新经济的时代特点，对产生的风险应根据不同情况按不同的法律原则承扭民事贲任。其次，要对未来发展情况进行预测，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先行立法保护。
4、加强网络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一方面促使网络银行的经营者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应加强公众的金融网络意识，提高人们对网络银行的信任度。
5、制定网络银行的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认证体系
人民银行虽于1999年4月着手这一工作，但进展缓慢，必须加快建设步伐，以避免出现各家银行另起炉灶，重复建设，交叉认证等问题。
6、结合网络银行业务的特点，完善现行金融监管办法
篇11
一、私人银行业务的特点
私人银行(private banking)的发展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它通过客户经理向拥有高额净资产的私人客户及其家庭提供以财富管理为核心的、高质量、专业化金融及相关服务获取收入。私人银行业务具有五大特点：一是客户的特殊性。其目标客户群不是一般大众客户，而是高额净资产客户(hnwis)；二是服务多元化、个性化。私人银行提供了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和个性化的服务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三是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易导致利益冲突。由于银行无法完全掌握客户的准确信息和客户无法了解私人银行业务的相关信息，存在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利益冲突问题的产生；四是服务期限长、私密性高；五是账户复杂、交易金额巨大。私人银行业务和理财业务不是同一个范畴，私人银行业务更为广泛，包括投资、融资、保险、咨询顾问等多项业务在内，跨多部门、多业务领域；而理财是纵向的，理财服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内容，所以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规范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
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的特点
私人银行业务是一项高风险业务，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与理财业务相比，私人银行业务风险特点表现为：一是面临的风险多。由于私人银行业务的产品和服务范围远远丰富于理财业务，因此其面临风险更多。二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私人银行业务更复杂，存在更多的潜在风险事件和风险点，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水平。但作为一项新兴业务，银行相应的内控管理较弱，因此更容易引发风险。三是风险复杂，有较强的关联性。私人银行业务集多种风险于一体，各种风险的抵补或交叉关系更为复杂，更容易相互传染、转化。四是风险计量难度大。由于私人银行业务是针对极少数的客户，面临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许多新型风险，传统的计量方法较难预测和计算。五是从风险分类来看，操作风险与合规风险是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最大风险。
私人银行业务由于其组织形式和业务特点，导致了其风险生成有如下特殊的原因：一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利益冲突。私人银行的存在和发展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改善了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私人银行的中介地位决定其难以规避利益冲突，由于私人银行获得信息的机会和能力远胜于客户，客户不得不依赖私人银行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当一项交易为客户服务而可以有两种解决方式时，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从自己的利益角度看更为有利的方式，进而引发“利益冲突”。“回扣”是利益冲突的典型表现形式。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给予自己回扣多的产品与服务推荐给客户。私人银行给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时，利益主体也随之多元化，利益冲突就更为激烈。二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合谋行为。在私人银行业务中，合谋主要是指私人银行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客户从事“洗钱”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社会福利。
三、我国现有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私人银行业务实施的监管主要是依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管进行的。尽管他们都是商业银行个人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管手段、指标设定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性，但对私人银行来讲，它毕竟与理财业务有不同的业务特点，面临不同的风险，因此，对它的监管还应考虑其经营模式的特殊性，否则监管就极可能出现低效率的情况。具体来说，私人银行业务在风险监管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针对私人银行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暂时采用理财业务的监管规定，这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理财业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因而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二是上述的管理规定与办法，或主要针对某一种产品，或主要针对某一种风险，而私人银行业务是一种产品多元化且具有复杂风险的业务，这些规章制度不能替代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
(二)监管主体多元化，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并存。从监管部门来看，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进行监管。但从整个业务范围看，涉及的部门更多。如，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反洗钱，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外汇，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等。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须与不同监管部门沟通，得到不同部门的许可，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职能的重复与真空，造成商业银行的被监管成本提高或是逃避监管。因此，私人银行这一金融创新实际上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缺乏风险监管，监管能力和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对于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客户构成、产品定价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可循，对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涉及不多，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来抑制利益冲突与共谋行为引发的风险。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一旦私人银行业务出现经营风险，监管部门只能被动地事后处理，这影响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
(四)与国际监管标准还没有接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私人银行业务已从传统的自律型监管向政府型监管方向转化，各国监管机构出于保护消费者、控制业务风险的角度提高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如，欧盟2007年11月1日开始生效的“金融工具市场法规”，几乎涉及到私人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国内目前较为宽松的监管要求易使中国成为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洼地”，对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范围相对复杂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以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四、改进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建议
(一)制定私人银行监管条例，加强协同监管。监管的宗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银监会应尽快制订私人银行业务监管条例，在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业务范围、信息披露、监管流程等方面参考国外立法做出相应规定，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应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助监管和补充监管，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提供监管对象的活动情况和通报监管要求的变化与考虑。
(二)加强私人银行业务市场准入监管。监管当局应通过一系列定性和量化指标，加强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监管。其中，最重要的市场准入标准有三方面：一是银行的准入标准。由于银行经营私人银行业务后其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加大了，因此可考虑对经营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提出资本充足率要求、合规记录要求、经营范围要求等，以保证银行的安全与稳健经营。二是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制订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对高层管理人员、客户关系经理的任职资格提出严格要求，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风险。三是客户的准入标准。监管当局应规定私人银行客户的最低个人净资产要求，并要求商业银行实施“认识你的顾客”(kyc)的测试。
(三)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并举。私人银行最大的责任是充分的信息披露、确保交易的公正及良好的风险控制。监管当局的监管不能有效替代私人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与合规职能，监管当局应对私人银行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披露提出具体要求，规范各服务提供方的行为，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促使服务提供商高度重视业务流程，严密监控主要的风险集中及其传递，保护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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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人银行业务的特点
私人银行(privatebanking)的发展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它通过客户经理向拥有高额净资产的私人客户及其家庭提供以财富管理为核心的、高质量、专业化金融及相关服务获取收入。私人银行业务具有五大特点：一是客户的特殊性。其目标客户群不是一般大众客户，而是高额净资产客户(HNWIs)；二是服务多元化、个性化。私人银行提供了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和个性化的服务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三是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易导致利益冲突。由于银行无法完全掌握客户的准确信息和客户无法了解私人银行业务的相关信息，存在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利益冲突问题的产生；四是服务期限长、私密性高；五是账户复杂、交易金额巨大。私人银行业务和理财业务不是同一个范畴，私人银行业务更为广泛，包括投资、融资、保险、咨询顾问等多项业务在内，跨多部门、多业务领域；而理财是纵向的，理财服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内容，所以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规范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
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的特点
私人银行业务是一项高风险业务，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与理财业务相比，私人银行业务风险特点表现为：一是面临的风险多。由于私人银行业务的产品和服务范围远远丰富于理财业务，因此其面临风险更多。二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私人银行业务更复杂，存在更多的潜在风险事件和风险点，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水平。但作为一项新兴业务，银行相应的内控管理较弱，因此更容易引发风险。三是风险复杂，有较强的关联性。私人银行业务集多种风险于一体，各种风险的抵补或交叉关系更为复杂，更容易相互传染、转化。四是风险计量难度大。由于私人银行业务是针对极少数的客户，面临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许多新型风险，传统的计量方法较难预测和计算。五是从风险分类来看，操作风险与合规风险是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最大风险。
私人银行业务由于其组织形式和业务特点，导致了其风险生成有如下特殊的原因：一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利益冲突。私人银行的存在和发展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改善了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私人银行的中介地位决定其难以规避利益冲突，由于私人银行获得信息的机会和能力远胜于客户，客户不得不依赖私人银行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当一项交易为客户服务而可以有两种解决方式时，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从自己的利益角度看更为有利的方式，进而引发“利益冲突”。“回扣”是利益冲突的典型表现形式。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给予自己回扣多的产品与服务推荐给客户。私人银行给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时，利益主体也随之多元化，利益冲突就更为激烈。二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合谋行为。在私人银行业务中，合谋主要是指私人银行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客户从事“洗钱”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社会福利。
三、我国现有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私人银行业务实施的监管主要是依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管进行的。尽管他们都是商业银行个人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管手段、指标设定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性，但对私人银行来讲，它毕竟与理财业务有不同的业务特点，面临不同的风险，因此，对它的监管还应考虑其经营模式的特殊性，否则监管就极可能出现低效率的情况。具体来说，私人银行业务在风险监管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针对私人银行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暂时采用理财业务的监管规定，这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理财业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因而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二是上述的管理规定与办法，或主要针对某一种产品，或主要针对某一种风险，而私人银行业务是一种产品多元化且具有复杂风险的业务，这些规章制度不能替代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
(二)监管主体多元化，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并存。从监管部门来看，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进行监管。但从整个业务范围看，涉及的部门更多。如，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反洗钱，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外汇，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等。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须与不同监管部门沟通，得到不同部门的许可，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职能的重复与真空，造成商业银行的被监管成本提高或是逃避监管。因此，私人银行这一金融创新实际上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缺乏风险监管，监管能力和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对于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客户构成、产品定价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可循，对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涉及不多，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来抑制利益冲突与共谋行为引发的风险。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一旦私人银行业务出现经营风险，监管部门只能被动地事后处理，这影响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
(四)与国际监管标准还没有接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私人银行业务已从传统的自律型监管向政府型监管方向转化，各国监管机构出于保护消费者、控制业务风险的角度提高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如，欧盟2007年11月1日开始生效的“金融工具市场法规”，几乎涉及到私人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国内目前较为宽松的监管要求易使中国成为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洼地”，对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范围相对复杂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以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四、改进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建议
(一)制定私人银行监管条例，加强协同监管。监管的宗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银监会应尽快制订私人银行业务监管条例，在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业务范围、信息披露、监管流程等方面参考国外立法做出相应规定，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应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助监管和补充监管，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提供监管对象的活动情况和通报监管要求的变化与考虑。
(二)加强私人银行业务市场准入监管。监管当局应通过一系列定性和量化指标，加强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监管。其中，最重要的市场准入标准有三方面：一是银行的准入标准。由于银行经营私人银行业务后其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加大了，因此可考虑对经营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提出资本充足率要求、合规记录要求、经营范围要求等，以保证银行的安全与稳健经营。二是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制订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对高层管理人员、客户关系经理的任职资格提出严格要求，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风险。三是客户的准入标准。监管当局应规定私人银行客户的最低个人净资产要求，并要求商业银行实施“认识你的顾客”(KYC)的测试。
(三)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并举。私人银行最大的责任是充分的信息披露、确保交易的公正及良好的风险控制。监管当局的监管不能有效替代私人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与合规职能，监管当局应对私人银行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披露提出具体要求，规范各服务提供方的行为，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促使服务提供商高度重视业务流程，严密监控主要的风险集中及其传递，保护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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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后，在最近的二十年内，其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体系和市场约束降低了风险并抑制危机的蔓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西方银行监管模式和体系建立在社会诚信基础上，强调银行监管的法治，金融监管是在一系列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之内，同时西方银行监管都是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支撑，拥有先进、高效、安全和功能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而且系统内不同部门之间收集信息数据互补性很高，并采用各种复杂数学模型及其统计方法对金融监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
二、中国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诚信基础薄弱
目前我国监管部门所采用的尖端手段要发挥效力，潜在的假设基础是:被监管机构提供的会计数据、原始凭证和有关资料是准确无误的，真实地反映了被监管机构的经营业务活动。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社会的诚信基础薄弱，财务信息真实的前提条件远未充分具备，使银行监管机制效力在实践上很有限。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杜绝严重的会计作假和信息失真，实际上监管当局也是默然的被动的接受这一前提条件。
(二)监管信息系统存在的严重问题
1.缺乏总体规划。我国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发展由于没有总体规划，使得已有的各系统孤立存在，使用的技术手段参差不齐，开发的平台各种各样，因此很难使得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形成了一个个监管信息孤立，无法有效的实现整个系统的集成。
2.数据采集的规范性差，真实性得不到有效保证。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数据采集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谁使用谁采集。由于信息是多头采集，各部门之间没有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沟通，因此使得数据在口径、报送时间不一致使得各系统的信息无法共享，这也很难保证真实性。
3.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目前正在运行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进行简单的分析处理功能，无法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价，使得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无法通过系统发现，金融监管仍停留在监管人员自身素质和直觉判断。
(三)监管重点不突出
1.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我国银行业监管过分注重市场准人监管，而风险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不足。对当前银行业普遍开展的“银证通”、“一柜通”等金融创新如何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如何与其它监管部门协调配合，都缺乏深人研究并形成有效的监管制度。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监管几乎是空白。如，中农信、海发行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最终都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实现的，这不仅弱化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乘数效应，削弱了市场惩戒约束机制，而且容易形成道德风险，最终会形成较大的经营风险，使得金融机构觉得“大而不倒”，无法确保监管当局监管的有效性。
2.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当前管理当局侧重于商业银行执行法规政策所实施的监管，但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侧重于合规性的监管的缺点就不断暴露，由于这种方法市场灵敏度较低无法全面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而在风险性监管上存在着风险识别严重滞后，无法准确度量银行风险等问题。随着我国加人了WTO融人了全球金融的一体化，银行的业务多样化，监管的难度急剧扩大，监管部门在对风险、危机的认识和处置严重滞后，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程序以提高监管质量，以尽早地识别银行财务状况的恶化和有问题的银行。只有以全面提高监管当局人员的监管水平为前提，结合中国的国情，银行监管应以风险监管为主，合规监管为辅。
3.重外部监管，轻内部控制。我国商业银行一级法人治理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行政机关色彩浓厚，机构层次过多，从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分理处直到储蓄所，网点布及全国各地，法人治理半径小而管理纵深，管理模型呈现垂直型。董事会、监事会无法有效控制下面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商业银行内控机制有待完善，商业银行账务信息管理和账务处理过于分散，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会计报表生成过于下延。内部稽核机制在现有的技术手段和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体系下无法确保系统内部经营和财务信息准确无误。商业银行内部稽核是整个监管机制的基础。商业银行不能自律，作为外部监管部门，银监局对商业银行监管机制要发挥效力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客观前提条件。
三、构建中国特色有效银行监管框架
(一)加快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积极推进改革
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产权制度为改革突破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努力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根本上说，只有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国有商业银行才能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只有改革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才能真正实现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活动。如果商业银行的机制不改变，实施银行有效监管、提高监管效率也只是一句空话。
(二)以法人监管为基础，改革银行监管运作模式，提高监管效率
金融监管的重心和准则就是对存款人负责，预防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冲击，这里的基本准则就是法人监管，其他的监管均为法人监管服务，所有信息都是为法人监管而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监管效率，也有利于节省人、物、财力。
(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目前体制下，唯有组建存款保险公司，实施存款保险，可以使小金融机构在平等的条件和大型金融机构展开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困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四)监管手段的改进与完善:存款利率控制和强化市场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