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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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基本知识

篇1

在知识、信息(包括作品、发明、标记等在内的精神产品)这一无形资源上界定产权,导源于经济学家关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理论。经济学家对产品的分类是依据其消费形态和使用状况进行的。最早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区别作出明确说明的是保罗·A·萨缪尔森(1955年)。他以苹果(私人产品)和路灯(公共产品)为例描述了两者的经济含义。所谓私人产品是指在使用和消费上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该类物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只能为某一特定的主体所使用,正如学者所比喻的那样,“一条裤子在某个时间只能为一个人穿着”,“一辆汽车不能同时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行驶”。这说明,“在私人产品的消费上具有对抗性”。[2]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在使用和消费上不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该类物品“一旦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得到它”。[3]公共产品可以在某一时空条件下为不同的主体同时使用,例如公共汽车为每个乘客提供服务、路灯为不同的人提供便利,即说明公共产品在消费上无对抗性。

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知识、信息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某种属性。早在1959年尼尔逊(Nelson)就讨论了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而阿罗(Arrow)在1962年论及信息经济时也谈到知识的公共问题。综合起来说,知识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知识产品的生产者很难控制知识创新的成果。如果创造者将其知识产品隐藏起来,那么他的创新活动就不会被承认,从而失去社会意义。如果创造者将知识产品公之于众,他对信息这一无形资源事实上又难以有效控制;第二,知识产品的个人消费并不影响他个人的消费,无数个人可以共享某一公开的信息资源。无形的知识产品以有形的载体形式公开,即可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公用性”;第三,知识产品上一种易逝性资产。信息的生产是有代价的,而信息的传递费用相对较小。一旦生产者将其信息出售给某一消费者,那个消费者就会变为原生产者的潜在竞争对手,或是其他消费者成为该信息的“搭便车者”。后者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即是无偿仿制或复制他人知识产品的情形;第四,知识产品的消费与其他公共产品不同,它的使用不仅不会产生有形损耗,从而使知识产品减少,反而可能扩张社会的无形类资源总量。但是,由于“外部性”原因,生产者提供的信息往往被消费者自由使用,其结果虽然是知识产品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大高于创造者个人取得的效益,但同时导致知识产品生产者难以通过出售信息来收回成本。[4]

知识产品在经济学上是资源,在法律上则可视为一种财产。知识产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财产,成为财产法的保护对象,从经济动因来说主要有两点:(1)知识产品的有用性。知识信息是社会中最为有用的资源之一,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知识产品能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也能投入生产领域转化为有形的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知识产品具备了商品的基本属性,或说是商品化了。它们同物质产品一样,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是人类辛勤劳动的结果,所不同的是,它的智力消耗大于体力消耗,并作为人类的抽象劳动凝结在知识产品之中。(2)知识产品的稀缺性。资源作为财产的另一原因是它的稀缺性。知识信息不是一种天然生成并取之不尽的资源,其稀缺性首先表现为知识产品生产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高成本化。知识经济学理论认为,知识信息的生产过程包括知识输入、知识加工、知识产品输出三大环节:知识输入是指知识教育和培训、信息的收集等过程;知识加工是指通过智力投入而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从而生产出新的智力成果的过程;知识产品输出是指信息、技术、艺术产品等知识劳动成果应用的过程。整个过程需要社会以至个人的大量投入,并需要长时期的探索性、创造性、连续性劳动才能实现。其次表现为知识产品创造者的数量稀缺和价值珍贵。创造性人才是知识的生命载体,他们的劳动与物质性生产那种重复性劳动不同,它是以依靠前人积累的知识为劳动资料,以抽象的知识产品为劳动对象的精神生产劳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对生产者的智力投入有特殊要求:一是生产者智商高于一般人,能胜任高智力投入的劳动;二是通过文献储存和大脑储存,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具备高智力投入的基本条件。对于社会需求而言,此类人才常常存在着供给不足。[5]基于知识、信息的有用性和稀缺性原因,社会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无形财产制度,调整知识产品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关系,防止知识产品的无偿使用或消费的情形发生。

知识产品要成为知识财产,其产权界定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产权界定的实质是回答知识财产应为私有还是公有?在经济学家看来,选择何种产权,必须考虑公共性资源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并以效益最优为原则。外部性是一种外部的影响或效应。它可以是正外部效应,如某人植树,使他人免费享受环境;也可能是负外部效应,如某单位排污,使他人受到环境损害。在精神领域,外部性问题将导致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无效益。信息的生产者拥有天然优良资源(创造能力),在精神产品紧缺的条件下,可能运用精神产权的垄断性而获取各种“经济学租金”(economicrent,即垄断利润)。他们力图使自己的私人利益达到最大化,却可能忽视整个社会文化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需求;而信息的消费者基于使用与消费信息的需求,可能利用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去追逐效用的最大化,从而损害信息生产者的利益。总之,外部负效应采用损害他人利益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是不符合经济学的效益原则的。对外部性问题采取什么对策,这是知识产品产权界定所要回答的问题。“搭便车”(freerider)是指不支付任何成本而从他人或社会获得利益的行为。例如,公共汽车公司必须为每个人提供便利,出资者与未出资者都在乘车,那些没有为公共产品消费而出资的人,即是经济学家称之的“搭便车者”。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在将会导致社会生活的低效率。就精神领域而言,如果知识产品一旦公开,则信息生产者很难对付不付费的“揩油者”。后者对信息生产者提供的产品享受利益但不向其支付费用,结果信息生产者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足够的收益,以补偿他们投入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市场提供的知识产品的数量可能小于最优值,从而形成信息经济学所称之“不足”(non-appropriablity)问题,鉴于消费者对信息量的需要,社会有必要明确知识财产的权利归属,以建立知识创造的激励机制。

对知识财产进行产权界定是必要的。但是,知识产品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创造性产品的总称,其类别具有多样性,因此不宜简单采取整齐划一的产权形式。在知识产品中,科学成果与某些技术成果采取的是非市场机制的产权形式。科学成果是对人类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在现代科学阶段,科学活动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去,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一词往往指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于发表科学发现。从一般意义来说,发现是指“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6],例如对新星球、数学定理、物理理论、地震规律等方面新的发现,科学史记载的哥白尼的“地动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都是认识“前人未知”的自然界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发现。关于科学发现的经济分析证明,对此类知识产品采取私有产权的形式是无效益的。第一,科学发现的内容只能是阐明科学事实或者客观规律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这些属于人类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具有认识的“前所未有性”、“唯一性”以及“真理性”特征。因此,不宜为发现人所垄断或专有,也就是说,发现人不能阻止他人运用他的科学发现。正如《科学发现国际登记的日内瓦条约》所指出的那样,它的目的是促进科学发展,鼓励人们使用已经发现的自然法则,而不是限制这种使用。第二,科学发现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但是其本身是没有商品价值的,或者说是无价之宝而不能计算其价值量。这是因为,对于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科学发现者的活动是发现他们、认识他们,而不是创造他们、改造他们。这就是说,人类的抽象劳动并未凝结在这些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之中。[7]上述情况表明: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是社会需求的重要信息,其投入成本很高,私人生产将面临着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而且该类成果无直接的商品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实际上无法就使用费进行谈判;同时,该类成果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不宜由生产者个人垄断,换言之,采取私人的产权的形式将会造成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低效率。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既要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要,避免产品在市场消失而影响所有消费者的福利;又要设置特殊的制度,让消费者间接支付成本,以支撑和激励生产者的精神生产活动。其主要办法有两点:一是从税收中提供生产成本,让大学、科研机构得以生产基础科学成果类的公共产品;二是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以非市场机制的报酬系统来换取社会对科学成果的公有产权。

关于科学成果的非市场机制的报酬系统,在经济学家那里被称之为优先权(priority)报酬系统。[8]这是一种与优先权有关的各类报酬的奖励制度:首先是科学发现的命名权,即在某项科学成果上以完成该项科学发现的科学家来命名;其次是科学奖金的获得权,即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那里领取奖励科学发明的科学奖金。优先权报酬系统的实质是确立科学发现者拿走的只是“命名”与奖金的报酬,作为这种收益的对价支出,社会获得了对该项科学成果的公有产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及一些学者曾认为,发现权制度不是私人专有财产的知识产权制度,而是一种科技奖励制度。

与科学成果相类似,某些技术成果也往往适用非市场机制的产权形式,这即是发明奖励制度。发明是一种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具体而言,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先进的”、“经过实践证明可以应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发明奖励制度通过对发明创造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价,由国家给予奖励,即颁发发明荣誉证书、奖章和奖金。与此相对应的是,发明成果的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国家,但任何人可以无偿使用。总体而言,关于技术成果的产权界定有三类情形:(1)单一制的发明专利制度,即技术成果产权私有;(2)单一制的奖励制度,即技术成果产权公有;(3)双轨制的发明专利一奖励制度,即对技术成果产权采取私有与公有两种形式。这里涉及制度选择问题。选择何种制度更为经济,我们可以将其置于一个成本、收益模式中进入考察:制度(1)实行产权私有,使得生产者得以控制信息的外溢效应并得到成本补偿,刺激私人生产知识产品的积极性。但是,获得私有产权的知识产品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在单一制度条件下,就会使得某些技术成果产权归属不明,最终会导致该类技术成果从市场上消失;制度(2)实行产权公有,使信息充分公开并广为使用,在一定时期内使社会支出极小的成本而取得收益。但是,将知识产品当作纯粹的公共产品而由公众自由使用,就会使私人失去生产信息的积极性,最终造成信息供给不足;制度(3)以技术成果产权私有为主,兼采以奖励为对价的公有产权形式,较好地弥补前两者的不足,因此机会成本较小,符合“相对优势定律”的一般原则。[9]同上述的发现权制度一样,狭义的发明权制度,也不宜归属于具有专有权性质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

就主要知识产权而言,概以采取私人产权的形式,即知识产权制度。一般认为,知识产权制度赖以产生的条件是:知识产品所有人将自己作品、发明创造等公布出来,使公众能看到、了解到,得到其中的专门知识,而公众则承认作者、发明创造者在一定时期内有独占使用、制造其知识产品专有权利。知识产品是公开的(公共产品属性),但知识产权是垄断的(私人产权属性)。西方法学家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社会契约关系,即以国家面貌出现的社会同知识产品创造者之间签订的一项特殊契约。[10]按照经济学家的表述是,财产占有人认识到在财产上存在着规模经济,各方即会就组建一个用于承认和保护其产权的政府进行谈判。“一旦他们达成了协议同意建立一个由武力为后盾的政府,每个人就能享受到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安全。哲学家把经过这些协商最终达成的谈判称为‘社会契约’,因为它建立起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条款。”[11]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经济动因,在于“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有其创造有效使用资源的诱因”。[12]正是农夫能够获得土地作物的财产权,才有诱因促使农夫支付并尽可能节约耕种土地所需要的成本;正是创造者能够取得无形财产的垄断权,才有诱因激励其在知识、信息的生产方面投资。

二、产权交易与知识产权的利用

依照微观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理论,智力创造是一种生产活动。与物质生产的过程一样,精神生产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交换,只有经过交换,个人才能获得各类物品的最佳组合,达到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品具有与物质产品同样的商品属性,成为自由交换的标的。这样交易活动应是高效益的价值实现和价值增殖的过程,市场经济中资源(包括知识、信息等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依靠交易来实现的。

交易的实质不是物品本身的交换而是产权的交换。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不同于商品所有者的劳动的交换。在商品交换之前,商品所有者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13]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交易或者说交换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核心是所有者的权利。权利根据其交换性与否可以分为两类,即可交易的权利与非交易权利。产权具有经济上的价值,因而是可以交易的。知识产权之所以具有经济上的价值,其理由有两点:一是产权客体系人们智力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它们虽无外在的物质形态,但有着内在的价值;二是产权本体具有潜在的经济上的利用价值,即给主体在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带来经济利益。产权的可交易性特征告诉我们:要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就必须实现产权的流转,即在流转中产生效益。[14]

篇2

一、转变教育思想,坚持教书育人

通过数学的实际应用,进行学习目的教育。教学中让学生认识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一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通过数学教学的严格训练,进行学习素质教育。在数学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书写规范整洁、严格认真细致,自觉检验修正的良好学习习惯和勤于思考、不怕困难、敢于竞争的精神。还可以通过数学的一些数据、材料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通过数学教师的为人师表,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思想素质。

二、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

进行素质教育,让学生在数学知识形成过程中掌握其规律、方法,逐步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融汇贯通的能力,引导学生由“学会”向“会学”发展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实现这样的目标,教师必须结合数学教学引导学生逐步理解和掌握获取数学知识的方法。如阅读学习的方法、操作学习的方法、迁移类推的学习方法、发现学习的方法、尝试学习的方法。还要让学生学会分析、综合、对应、转化、假设、比较、还原、逆向等解题时的方法。例如在学习圆的面积公式时,让学生用切割拼凑的方法推导出圆面积公式,在教学探求圆柱体积公式时,可这样启发学生:我们用什么方法,怎样推导圆面积公式?能用这种方法把圆柱体变成学过的几何体吗?可能变成什么几何体?怎样来推导圆柱的体积公式?从而促进学生已有知识的正迁移,在迁移中推导出圆柱的体积公式。通过这此教学让学生掌握方法,学生借助这些方法更好地消化、吸收、应用数学知识,从而能达到发展、提高素质的目的。

三、坚持因材施教,实行分类指导

由于人的遗传因素、生理条件以及环境、教育等影响,学生的生理、心理结构、接受能力和发展状况有所差别,再加之社会对各方面的人才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实施小学数学素质教育要考虑到学生的个别差异,因人而异。在教学中,应根据各个学生的实际情况,按不同的层次进行指导,让绝大多数学生经过努力都能达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素质要求,同时抓好“两头”,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要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补差,在教学中做到提问侧重中下生,板演突出中下生,行间巡视留心中下生,课内辅导优先中下生。对学有余力的学生,要积极为他们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脱颖而出,在学习内容上,可适当补充一些内容,扩大知识面;在练习上,可增加一些难度较高、综合性较强的题目,加强思维的灵活性、深刻性和发散性训练;在形式上,可组织他们参加数学课外活动和数学竞赛,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这样让每一个学生的数学素质都得到全面、和谐、充分的发挥。

篇3

业界往往把生产中的成本控制归属于会计核算范畴,然而会计核算这种事后行为,难以为企业建立起事前和事中成本控制效能。特别在针对信息不对称的内部环境和信息不完美的外部环境时,上述传统手段则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在经济学视角下进行成本控制优化就非常必要了。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一、传统成本控制所面临困境的经济学分析

企业惟有建立起全过程的成本控制手段,才能避免因会计核算所带来的困境。这里将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美等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一困境。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困境分析

作为信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信息不对称,在这里主要指向生产领域的成本控制监管问题。随着企业内部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在有机分工格局下各岗位之间形成了模块生产模式。同时,在模块生产小组中又存在着更精细的有机分工环节。这样一来,在技术流的不可分性作用下,管理者难以获得员工在产品生产中的成本控制努力程度,从而就促发了监管缺失的现状。在传统会计核算的方法下,对于上述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问题几乎无能为力。为此,建立事中成本控制职能则显得紧迫。

(二)信息不完美导致的困境分析

一般而言,企业管理者较为重视信息不对称对成本控制带来的影响,似乎对信息不完美较为陌生。从概念界定来看,信息不完美现象的发生源于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其表现在企业与外部环境交互之间的不确定风险使然。而这一风险时常出现在产品的销售领域。我国普通商品领域还未形成较为完善的销售渠道,这就使得因人为或客观因素的制约,导致了营销成本被无故抬高。可见,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也只能起到统计数据的作用,而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管控机制来。

二、经济学分析下的困境解析

不难看出,随着经济学分析手段的引入,就拓展了我们对企业成本控制问题的认识。那么如何来应对这些困境呢,则需要针对困境展开解析。这里需要强调,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美现象普遍存在于商业环境中,从而即使在应对措施的构建上也主要在于减少它们的负面影响。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困境解析

在上述分析中可知,客观因素促成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而这一现象所带来的后果则是员工在生产中的机会主义动机。尽管目前普遍采取计件制,但在大规模合作生产环境下,仍难以发现员工在成本控制中的消极表现。因此,这里需要形成员工利益诉求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将外部监管转换为他们的自觉意识。

(二)信息不完美导致的困境解析

相对于企业内控而言,应对信息不完美所形成的成本控制缺失更为艰难。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尴尬的市场地位决定下很难向中间商施加足够的影响。因此,解决这一困境仍需要从企业能够掌握的资源上做文章,即通过内控手段来最大化规避外部因素的干扰。对此,可以把“滚动计划法”引入到资金管控环节,从而在权变管理的思路下来灵活监管。

以上两个方面的困境解析并不意味着传统手段的无效,但需要形成融合态势来进行应用。

三、解析基础上的解决方案实践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解析基础上,解决方案的实践路径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构建。

(一)针对产品生产成本控制的措施优化

1.针对班组合理授权。企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班组,班组成员间在有机分工和混成分工形式下,共同完成特定生产任务。在此形态下,企业管理层需要额定生产经费,并在保证生产质量及在财务制度规定下交由班组组长支配。这样一来,就组促成了班组组长对成本控制的关注。

2.针对成员完善绩效。完善绩效的目的在于,激发起班组成员对成本控制的意愿和努力。从而,就需要设计出因成本控制而使得生产经费得到节约,而又如何分配这一剩余经费的问题。事实证明,事先制定出提留比例并公布出来,将显著增强班组成员的成本控制态度。

(二)针对产品销售成本控制的措施优化

1.针对信息不对称方面。在企业职能型组织结构下,针对销售环节的成本控制任务应有销售部门来执行。因此,这里仍可以采取以部门为单位的经费额定措施,进而就把成本控制的压力转嫁到了部门管理者身上了,接下来的工作同上。

2.针对信息不完美方面。信息不完美来自于市场环境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企业管理层在监管市场部门的成本控制工作时,应采取灵活、弹性化的态度。通过分析资金回笼率、同行销售成本均值等参数,来权变管理成本控制工作。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诚然,本文主题还可以从其它方面进行,但笔者仍在独特的视角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结论

本文认为,针对企业信息不对称的内部环境和信息不完美的外部环境时,上述传统手段则显得无能为力。由此,将经济学思路充实到企业成本控制措施中便显得格外必要。

具体实践路径包括:形成员工利益诉求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将外部监管转换为他们的自觉意识;把“滚动计划法”引入到资金管控环节,从而在权变管理的思路下来灵活监管。最后,还可以考虑建立财务管理与成本控制的契合态势,从而双管齐下来完善企业的成本控制手段。

参考文献:

篇4

一位教师在教学“认识平方分米”时,通过以下活动让学生建立1平方分米的表象:(1)学生口头简述1平方分米有多大;(2)让学生用手比划一下1平方分米的大小;(3)让学生参照教师出示的1平方分米大的纸来比较自己的比划准不准;(4)教师要求学生自己先剪出一个1平方分米的纸片,再把自己剪的纸片与标准的1平方分米的纸片比一比,看谁剪的最接近1平方分米。通过以上议一议、估一估、比一比、剪一剪这一系列的活动,学生深刻体验1平方分米的实际大小,经历了1平方分米表象的建立过程,获得了充分的数学活动经验,“1平方分米”的表象深深印刻在脑海中。

数学知识的习得是一种创造性的认知活动,它不等于各种具体数学内容的简单汇集。“数学活动经验的积累是提高学生数学素养的重要标志,帮助学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目标,是学生不断经历、体验各种数学活动的结果。”[1]数学教学不仅是结果的呈现,更重要的是过程的再现。数学教学的目标并非单纯体现于学生接受的数学事实,而是通过对数学思想方法的体验和感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这些同样是数学教学的价值追求。

一、学生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现状分析

【案例】张老师去超市买西瓜,超市西瓜每千克3.75元,买了一个8.7千克的西瓜,一共用了多少钱?

师:算式怎么列?理由是什么?

生:3.75×8.7= ,根据是数量关系:单价×数量=总价。

师:请大家快速算出结果。教师巡视并指明两生板演(竖式略)。

生甲:3.75×8.7=32.625(元)

生乙:3.75×8.7=32.625(元)≈32.63(元)

很明显,生甲的不正确认识是缺乏人民币单位的意识、缺失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所致。生乙对结果的正确处理来自于生活经验,他把使用人民币的经验用来解释数学问题,这个过程就是生活经验转化为数学知识和数学活动经验的过程。

诸如以上与生活实际或数学经验相联系的学习内容,学生并不陌生,但在学习中学生却产生了障碍,学生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缺失是产生这一“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如果从教学实践层面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导致小学生基本数学活动经验缺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外部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学生失去了认知经验的基点

现行数学教材中有些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相连,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教材中有些常见的生活情境,对现在的学生来说却已很少在生活中见到,学生失去了生活体验的支撑,也就失去了认知的基点,从而阻碍了学习。

如《认识1元以内的人民币》一课,教材在编写时注重唤起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并通过交流,把这些知识经验系统化。但“分币”在生活中几乎退出了人们的使用范畴,甚至有些学生没有见过真正的分币,更别说进行分与角的换算了。分币认识经验的缺失,导致了学生对人民币认识的混乱,进而影响了学生对人民币整体的体验、感知和掌握。

(二)生活体验的缺失,使学生缺少相关活动经验的基础

大多数学生在生活上依赖父母,很多生活实践由父母包办替代,很少有机会亲自体验,导致他们一些生活常识的空白,更别谈基本活动经验的积累了。

同样是《1元以内的人民币的认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没有亲身经历过独立买卖交换的过程,对一些常用生活用品的价格不甚了解,这些原本应具有的生活经验的缺失,导致学生不具有相关活动经验的基础,给学习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三)教师使用教学具的意识不强,开发教学具资源的能力较弱,使学生缺少相关的操作活动

操作活动是数学学习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学生的基本活动经验是在具体操作活动中形成的,有的教师对教材的呈现方式和要求没有深刻领会,要么不能很好地利用好教学具资源,要么不能自我开发教学具资源,导致上课时教师只能是纸上谈兵,口述操作步骤,使学生基本活动经验的获得成为空谈。

如《认识毫升》的教学,要让学生动手体验1毫升水是多少,需要用量筒和滴管来进行实际操作,使学生能通过操作知道1毫升大约有21滴左右。而有的教师不去寻找这样的教学具(科学实验室就有),只是通过一个教具的演示,让全班观察(教具太小无法观察),或者不去开发电子课件,不让学生分组操作,演示滴管滴水到1毫升量筒的过程,教师通过让学生观看挂图或直接告知的形式进行教学,导致课堂上出现灌输的现象,学生最终也只能靠想象或死记硬背来认识知识,这样的教学自然不利于学生基本活动经验的积累。

二、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积累的策略定位

针对数学活动经验在实际学习中存在的缺失,为体验数学的实际价值,感悟数学的理性精神,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应该让学生积累丰富而有效的数学活动经验。

对策之一:充分激活原有生活经验,拓展教学空间,深化发展数学活动经验。

小学生头脑中的“数学”往往和成人的理解不同,更多的是对生活中的数学现象的解读。因此,教学需要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数学现实”出发,通过与学习内容发生交互作用,在教师帮助下由学生自己动手、动脑学数学,将生活中的有关数学现象的经验进行类比、分析、归纳,并加以总结与升华,丰富发展学生的数学事实素材。教师要善于运用生活经验的表象作用,激活学生原有经验,再通过拓展课堂教学空间,引导学生深入进行“数学化”的探究。

【案例】一年级学生已具有关于几何形体的许多经验,应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桌面、积木等实物,近似地使用长方形、圆柱、正方体、长方体、球、正方形、三角形等词汇,初步表达出所观察到的生活中立体图形和物体表面的图形特性。

在学习《有趣的七巧板》这一内容后,教师让学生课后回家自行制作七巧板,设计生活中的拼图,再与同伴交流自己所拼成的图形含义,使学生从中体会图形的基本特征,领悟创新设计的魅力和数学的内在美。

几何初步知识的教学就是在这些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与认知经验基础上进行,将学生混乱的、粗糙的认识加以整理,帮助学生将几何形体从他们所熟悉的实物中抽离出来,区分出平面图形与立体图形,并去除掉非本质特性。数学活动的适度延伸和拓展,尽可能地挖掘出学生的数学现实的源泉,扩大学生获取数学活动经验的范围,使经验常识数学化、严格化和条理化。

对策之二:精心设计数学活动,激发学生个性化的活动经验,为数学活动经验的获得提供途径、搭建平台。

基本活动经验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学习的个体差异需要教师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学生群体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因此,学生获得数学活动经验的核心是要提供使不同学生都能积极参与的好的活动内容。好的活动内容能充分体现数学的本质,能为学生获得活动经验提供广阔的探索空间,能让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充分体验,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问题情境。

国外的一个课例《巨人的手》:

【案例】昨晚,外星来客访问了我们学校,在黑板上留下了巨人的手印,今晚他还会来我校看书学习,请你为巨人设计好使用的书籍、桌子和椅子的尺寸。

这个经典活动的特点是:教师以科幻色彩的手段精心设计有趣的活动内容,为数学活动经验的获得提供了平台。在活动中,学生们通过度量并非仅仅得出一些尺寸数据,而是紧紧围绕“比值”不变的思想进行,将度量和几何上的相似的概念密切结合起来[2]。这样量,量得有价值,有意义。可以相信,这种以“巨人的手印”为前提,以“我”的手与巨人的手相比较为切入口(例如选中自己的食指和巨人的食指),自己动手、探究体察出来的数学经验,将会长远地保存在记忆里,成为“比例”、“相似”等数学概念的现实基础。

对策之三:让学生充分经历数学经验的体验、呈现与分享,利用家校合作、构建数学活动室等形式,有针对性地丰富学生的活动经验。

现在的数学课程更加注重现实中的数学和数学的实际应用,现在的教材很多内容是与生活、科学相联系的,如果家长不能在平时的生活中和孩子一起感受和理解,自然会觉得现在的课本很难。

【案例】《认识人民币》一课,家长可为孩子准备好各种面值的钱币,与孩子一起去超市经历购物的整个过程。孩子在自己购物活动中形成了对人民币交换的深切感受,丰富了学习数学的基本活动经验。

再如一年级对几何形体的认识,教师带着学生走进数学活动室(学校可提供这样的活动空间),合理地运用操作性的教具及学具,采用摸一摸立体图形的面,拓印某个面,描画其中面的边线,滚一滚这些物体等活动,通过对实物的操作、观察、体验来建立对数学的体验,只要积累了学习对象的数学经验,就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许多数学学习内容是学生生活中常见的,只不过不少学生没有经历过,缺乏对学习素材的深刻感悟。家长参与的“亲子活动”让学生经历“购物”过程来具体体会数学的价值,掌握数学知识的本质。学校应构建一个直观层面上的数学活动室,充分配备学生进行学习所需要的实物模型、教具,包括一些测量工具等。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对一些直观模型进行观察、测量、研究与交流,甚至可以自己制作学具,形成一个数学活动经验建构。在家校合作和动手交流等学习环境中,学生能获得较为丰富的数学活动经验,使看似困难的学习内容变得直观和便利。

对策之四:正视负面经验,加深认识自己的数学基本活动经验。

生活经验的丰富性也可能导致有些生活经验会对学生的数学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有些经验本身便是错误的,学生在学习时就会产生负迁移。对于这一类的生活经验我们必须正视并加以预设,因为经验无论是正确的、错误的,往往都是根深蒂固的,想强制性地加以取代必然会影响学生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我们应当允许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呈现各类经验内容,教师需要在顺应的同时逐步加以纠正,甚至充分利用好错误资源,加深对所学知识的正确认识。

【案例】对三角形“高”的学习。当三角形“正着”摆放的时候,学生很容易作出它的高(如图1);但当三角形斜着放时,画这条底边上的高,往往就容易出现问题(如图2)。

教学时教师把斜放着的三角形的高依照正确的画法画在黑板上时(如图3),有的学生肯定会认为(如图3)这条斜着的高是不正确的。

这时教师应顺势利导:为什么觉得斜着画出的就不是高呢?

学生肯定会解释:我们平时说的高都是“竖着的”,比如量身高的时候,量房子高度的时候,都不能斜着量的……

原来,学生在生活中所认识的“这座楼房有多高,一个人的身高是多少”都是以地面为参照的,都是垂直于地面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生活经验,影响了对数学上“高”的正确认识。数学上所讲的“三角形的高”,是以底边为参照的,是垂直于指定底边的线段的长。教师应紧紧扣住“数学里的高”并不等同于“生活中的高”这一话题引发学生充分交流,使学生明白,虽然看上去高是“斜着”的,但只要是垂直于指定的底边的,就是这条底边上的高。当学生通过合作交流弄清了这个问题以后,再画三角形的高,就不会出错了。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要创设各种情境,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去主动探究、体验,使之形成丰富的活动经验,这是数学学习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学生学习数学的一个重要基础,以此为基础才能更有效地使数学学习变得简单,实现由难到易的转化。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认识到学生基本活动经验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是一个由直观到抽象、再由抽象到直观的不断循环过程,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双基”与基本活动经验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基础知识的记忆和掌握、基本技能的操演和熟练,以使学生获得扎实的基础知识、熟练的基本技能和较高的学科能力”[3]。这离不开学生活动经验的积累,只有学生自己利用正确的经验所建构的知识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因此,从“关注事实”到“关注实践”,直至关注“经验的获得”,实现的是三者的融合,最终让学生得到知识、思维、智慧和精神的综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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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各项工作中落实法治化的要求已成为必然趋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关系着高校的育人质量。当下,在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厘清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内涵,达成对学生管理法治化重要价值的共识,进一步探索其实现途径,是摆在高校学生工作者面前的紧迫课题。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内涵1.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界定

总的来说,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指高校在学生管理中落实依法治校理念,遵循法律精神,以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以学校规章制度为补充,规范学生管理权行使,形成学生管理权执行和监督机制,彰显高校学生管理实体与程序正义的过程。具体说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静态与动态结合的过程。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学生管理行为依法办事及依制度办事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仅仅在静态层面上加强学生管理制度建设,无法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须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法治化的动态运行系统。只有静态与动态两方面相结合,才能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目标。

第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学生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学生管理制度统一协调和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我国有关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规定较为分散,如《宪法》中有关学生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教育法》中有关学生管理过程中学校实体权力的规定、《行政诉讼法》中有关学生管理行为的程序规定中都有述及,这就要求高校学生管理规范体系必须坚持“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法律原则,做到内容一致,上下协调,特别要注意高校在制定内部学生管理规范时,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

第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规范学生管理权行使的过程。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学生管理制度的缺失,而在于学生管理权在行使过程中人治现象严重,掌握权力的一方忽视正当程序,学生管理权滥用现象较多,且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因此,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应以规范学生管理权的行使为突破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只有形成和谐有序、良性互动的权力与权利关系,才能保障高校学生管理的规范合法和学生权利的充分实现”[1]。

2.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宏观要求

众所周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根据这四方面的要求,结合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的实际,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应包括以下方面:首先要有法可依,即建立和完善学生管理法律体系,相应的法律体系须体现学生管理工作规律,是尊重学生权益、内容协调一致的良法;其次要有法必依,这就要求高校学生管理行为要依法进行,杜绝随意管理;再次要做到执法必严,即完善高校学生管理权的监督机制;最后应做到违法必究,即管理方必须明确自己的职责,通过法律制裁,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保障学生各项合法权利。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价值“法的价值是法理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基本价值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2]。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法的价值在高校管理行为中的体现,我们须在法的价值的研究基础上,从高校学生管理现状出发,厘清思路,达成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价值的共识。秩序和自由是法的重要价值,故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价值也可从这两个维度进行提炼。

1.秩序之维:构建高校学生管理的新秩序

传统高校学生管理的人治方式崇尚秩序至上,将学生视为被管理的对象,要求学生整齐划一,听从指挥,而忽视学生的个体需求和性格特征。在学生管理过程中,这种方式缺乏对学生基本权利的尊重,一味地追求稳定和秩序,使高校学生管理行为陷入靠压制求稳定的境地。以学生婚育权为例,婚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在诸多国家的宪法和婚姻法中都有明确规定。宪法是根本法,任何法律法规不得违反宪法之规定,但在我国2005年《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颁布之前的有关规定中,存在不少限制或禁止学生在校期间结婚或生育的规定,个别高校还发生了因为学生违反学校规定而被开除的案例。高校之所以作出这种规定,其名义是为了维护学校管理秩序,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高校学生享有婚育的基本权利并不会必然导致学校管理秩序的混乱,况且对于在校大学生,婚育权仅是一种权利,并非是一种普遍和迫切的需要。从法律原则的角度考察,我国宪法和婚姻法中均有婚育权之规定,学校限制或禁止学生婚育的规定本身是违法的。笔者认为,高校学生管理者维护学生管理秩序之目的无可厚非,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所要维护的学生管理秩序的性质。高校学生管理人治方式维护的是以强力为后盾、以剥夺学生基本权利为手段的“人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学生权利可能被随意剥夺,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方式维护的是以体现法治精神、尊重学生权益和谋求学生管理长效机制的新秩序。立足长远,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是显而易见的。

2.自由之维:服务高校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是所有教育活动的根本目标。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创新学生管理的方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另一重要价值。

根据现代法治理念,公民的行为只要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就应被承认是合法的。“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3]。哈耶克也认为,“在自由的统治下,一切未被一般性法律所明确限制的行动,均属于个人的自由领域”[4]。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将促使高校学生管理行为范式的转变,改变过去一味管制的方法,切实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潜在创造力。

传统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总是习惯于把学生视为被动的教育管理客体,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学生可通过关注自身权益,提升主体意识。可以说,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对学生法治观念的熏陶和培育是全面而入微的,它将融于高校的校园法治文化之中,深入高校管理的细枝末节。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还有助于培育学生的责任意识,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理性思维。总之,推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能有效地培育学生的主体意识,发展其主体能力,实现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提升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途径如前文所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过程,因此,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价值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才能得到彰显和实现。笔者认为,我国高校学生法治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从观念树立、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和权利救济等多个层面入手整体推进。

1.树立高校学生管理的新观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维权意识得到不断增强,公民权利越来越被重视。这一社会进步反映在高校学生管理领域,必然要求对传统高校学生管理观念中忽视学生权益、以学校管理为本等陈旧思想加以改变。概括地讲,高校学生管理者要树立以学生为本、保障学生权利和转变学生管理职能的新观念。

在传统高校学生管理观念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管理过程无不体现管理方的单方面意志,学生则处于被灌输、被教育和被管理的境地。在高校管理者头脑中“学生应绝对服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日常管理中,管理者未能与学生平等对话,总是居高临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社会力量已介入高校后勤管理,学生开始自费上学、自主选课和自主择业,学校收费并提供相应服务,高校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地位平等的特点首先要求高校学生管理者要切实转变管理职能,建立起以服务学生为目标的工作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价值引领、行为管理、素质评价、组织建设和学籍管理等具有管理职能的机构,也包括学习指导、科研创新、个性发展、学生资助、勤工助学、就业服务和心理辅导等具有服务职能的机构。此外,还要求高校学生管理者在行使学生管理权的过程中,要重视和保障学生各项权利。高校学生既是公民也是受教育者,其双重主体身份导致其权利的双重性。在校大学生既享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权,又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基本人权。但在高校学生人治管理状态下,这两方面的权利往往不能得到兼顾,特别是高校学生的一般公民权经常被忽视,而只有真正实行学生管理法治化才能兼顾学生这两方面的权利。

2.完善高校学生管理的制度体系

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离不开良法的支持。一个完善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体系是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前提。具体而言,完善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制度体系可从校外和校内两个层面展开。

校外层面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主要指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学生管理的内容和专门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总和。自从1980年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律《学位条例》颁布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高校校外即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法制建设仍显不足,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关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没有形成和谐统一的制度体系,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而且有的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强,缺少对实践过程中可能发生状况的预计。这些因素均导致有关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规范“公信力”不足,地位不高。而完善国家层面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努力提高有关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立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培养精通法律又熟悉教育管理的人才。其二,通过加强有关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的立法解释工作,提高法律法规的实践操作性。其三,加快对原有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的修改、清理和汇编工作。

校内层面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主要指高校根据高等教育法律规范,为了保障学校教学和管理的秩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制定的有关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规章制度的总称。我们须建立统一、规范和和谐的学校规章制度体系。高校内部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必须符合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精神,特别是要以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为基础。除此之外,校内学生管理制度要体现学生本位的价值取向,充分吸收学生群体的意见。其主要措施应有:一要加强培训,提高校内学生管理制度的创制者的法律素质;二要规范程序,完善校内学生管理制度起草、讨论、审查和颁布的各个环节;三要积极动员和有效地组织学生参与校内学生管理制度的创建;四要与时俱进,加快修改和清理陈旧的学生管理制度。

3.规范高校学生管理的程序

程序公正和过程公开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高校学生管理权能否得到公正和合理的行使,需有与之相配套的正当程序来保障。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坚持正当的程序原则是实现学生管理程序正义的保证,也是确保管理行为实体正义的基础。从近几年考察大学生母校的案例可知,高校管理方在缺乏正当程序时就对违规学生做出处罚,这是高校卷入学生诉讼案的主要原因。正当程序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要支撑,须在学生管理行为中贯彻到底。高校学生管理者在作出影响大学生权益的管理行为时(包括奖励行为,也包括惩罚行为),须事先告知学生本人,向学生本人说明根据和理由,倾听学生的意见,告知并提供学生相应的权利救济途径。

为规范学生管理的正当程序,有必要在学生管理中引入行政听证制度。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告知相对人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6]。听证制度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它能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在高校学生管理中运用听证制度不仅能倾听学生意见,维护学生权益,而且有助于提升高校管理决策的水平。可以说,听证制度是高校学生管理程序正义的基石。近几年,国内已有部分高校尝试在学生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如2003年中山大学举办了全国首次学生食堂价格听证会,2006年浙江大学明确规定学生被开除前享有申请听证权,2009年浙江工商大学建立了国内高校首个学生听证大厅,这些举措均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和好评。

4.健全高校学生管理的权利救济机制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3]高校学生管理权如得不到监督,必然产生腐败。因此,加强对高校学生管理权的监督,健全学生权利救助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从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实际出发,我们应构建以学生申诉和诉讼为主要路径的二元权利救济机制。

我国高校学生的申诉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教育法》较早就对学生申诉制度有所提及,2005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申诉制度又作了具体规定,相比以前的法律法规,该规定中关于学生申诉权的体现和规定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发现,仍存在一些亟待改进之处,如有关学生申诉案件的受理范围没有明确、申诉委员会在申诉复查时的权力规定不明、学生申诉的法律性质及定位模糊等等问题依然存在,显然,这些缺陷降低了学生申诉制度的可操作性。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关部门需要借鉴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审视学生申诉的全过程,把握操作细节,使之逐步完善。

以诉讼为路径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方式是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和学生个体维权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几年,高校学生母校的案例时有发生,而且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这一现象须引起我们的重视。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应首先肯定司法介入审查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司法权的作用,使高校学生管理权得到制约。由于司法审查的方式是一种外部监督行为,同时是终极裁判,是维护学生权益的最后防线,这些特点决定了司法审查具有其他监督方式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全面分析司法审查高校学生管理的限度。大学自治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司法介入审查高校管理行为的条件过宽,那么有可能破坏大学自治的原则。因此,必须在司法实践中明确界定司法审查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范围,区别高校管理中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必要,把握好司法介入的合法尺度和合理限度。

总之,高校学生管理在“入情”的同时,更需要“入法”。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落实中央提出的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适应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任重道远。相信在法治精神的指引下,高校一定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开创新的局面,更好地服务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1]储祖旺.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24.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93.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篇6

1.开设实验课,是生命世纪所需。细胞生物学的发展经历了经典细胞学、实验细胞学及细胞生理学、现代细胞生物学等阶段,推动学科理论内容的产生、发展及丰富的动力是实验研究。例如:显微镜观察方法导致了细胞学的产生,而电子显微镜及其它更精细观察显像技术的应用,可以观察细胞内部的亚显微结构、甚至单一生物分子的位置,更加准确描述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在大三开设细胞生物学实验课是适时的。大三本科生经过动植物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动植物细胞的一般特性:通过微生物学的学习,则了解微生物在细胞形态、结构及功能等方面的特殊性;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的学习,掌握了细胞生命活动的动态性,并且有了相应的实验技能。在此基础上,本科生能够适应较为复杂的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的学习和操作。

细胞生物学实验技术直接与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接轨,在高年级开设这样的课程,有助于本科生迅速进入毕业论文研究的状态,有助于考研进入更深层次的研究工作。

2.选择实验课内容,注重基本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参考国内主要细胞生物学实验教材,自编实验教材,编写过程中,注重介绍与某一个实验项目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实验原理。例如:光学显微镜的使用是最基本的细胞生物学实验,是从事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必备的基本技能,在实验教材中,作详细介绍,列出不同放大倍数物镜的镜口率、工作距离、景深和视野直径等参数,使学生明确“放大倍数小的物镜工作距离大,放大倍数大的物镜工作距离小,物镜是显微镜中关键部件”等基本规律,有助于使用和选择显微镜。

设计了染色体制备和分带的内容,可以允许每个人动手操作,完成整个实验程序,得到预处理、样品制备、离心、显微镜使用等综合技术的训练。事实反映出操作认真、严谨的同学能获得较理想的实验结果。

选编了细胞培养、荧光显微镜技术等较高要求的实验内容,并附编了相应的前沿技术,如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原理。这些都是从事细胞生物学科研工作所需的研究技术,该类实验内容的开设,使学生初步了解细胞生物学研究的基本技术路线和实验方法,使学生对实验课的认识从完成操作、获得学分过渡到科研综合性、探索性,乃至创新性的高度。

详尽描述实验操作步骤,特别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实验成败的关键细节,以及实验试剂、药品的配制和仪器实验注意事项等内容。注意操作过程与实验原理的结合,增加图解。例如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标本制备和C带分析实验,操作步骤多,影响因素多,相对成功率较低,学生兴趣浓。操作程序的清晰、严格要求是完成实验的重要保障。

设计具有启发性的创新性实验及实验后思考题,以激发学生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实际动手经验,熟悉怎样设计实验、组建哪些实验技术达到实验目的、哪些步骤是控制实验的关键及其影响因素,甚至可提出修改的方案。

3.注重课前准备,确保实验质量。教师持之以恒动手从事科研实验工作,掌握或了解本学科研究技术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坚持与实验员设计、商讨、准备实验,要有预瞻性,掌握实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便在课堂及时准确回答学生问题。

作为实验教学的主体,学生的临阵状态也很重要。不少学生习惯于课前不预习,课堂上一边对照实验指导,一边操作,经常导致操作混乱、时间延长甚至实验失败。目前,此类现象仍然较普遍,教师需注意检查督促,进行关键性问题提问、请个别学生上台操作示范,教师再对其中的注意事项、操作错误重点强调。另外,可将预习作为实验成绩的一部分,学生有备而来,提高实验质量。

4.细致指导,重视基本技能训练。细胞生物学实验包括形态、结构观察性实验,也包括操作复杂、技术综合的实验,要求学生牢固地掌握基本实验技能,如显微镜及特殊显微镜的熟练操作,微观世界的确认,临时与永久玻片制作,实验动物解剖,生物绘图方法,离心机的使用,细胞生物学染色体方法,细胞培养过程的无菌要求,这些基本技能都是每个学生必需的。教师必修逐个指导、示范和纠正,培养学生正确的规范的操作习惯。严谨的科学态度、创新的精神和严格的实验习惯,是科研最基本的素养,而本科细胞生物学实验是训练的最好平台。

篇7

高中数学的学习还要通过“格物致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所谓“格物”即穷究事物原理,怎样通过“格物”来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呢?比直观的“体验”再高级一点的获取知识的手段就是“试错”(trial and error),即根据已有经验,采取系统或随机的方式,去尝试各种可能的答案。

在数学教学中,试错法常表现为让学生做针对性的练习和变式;体验过程包括学生主动地演绎、类比和猜想…。试错和体验的每一处设计都要难度适宜,符合学情,为学生提供发展的平台。试错和体验都是综合性的思维过程,目的是让学生的充分地参与课堂活动,发挥学习的主体作用。

二、运用”基本途径”设计教学的案例

[学案]2.1.2指数函数及其性质(第1课时)

[课前回顾]

1.偶函数f(x)都满足关系式 ,且图象都关于f(-x)=_对称。

针对练习:①某种细胞分裂时,由1个分裂成2个,2个分裂成4个…依此类推,写出1个这样的细胞分裂x次后,得到的细胞个数y与x的函数解析式。

注:上课0-6分钟:要求学生阅读[学案]的阅读材料,并填空写出P关于x的解析式,之后尝试针对练习①。然后纠正指出P=f(x)中x可以为R+,y=f(x)解析式后不能忘了写定义域。第7-10分钟:要求学生观察两个解析式的三个共同特征,并比较完成针对练习②

②下列函数为指数函数的是()

A.y=x2 B.y=3-x C.y=2x +1 D.y=3x+1

③已知指数函数f(x)的图象经过点(3,π)求f(0),f(1),f(-3)的值。

注:第11-16分钟:要求学生思考完成③,说出方法:待定系数法并校对答案;接着尝试变式:“经过点(2,π)”,之后探讨底数为-1,为0,为1的情况,指出底数的范围。

2. 体验①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用描点法画出

参考文献:

[1]李笑来.把时间当作朋友―运用心智获得解放[Z]. ,2008,5

[2]曾参.大学[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3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Z]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

篇8

一、技术知识本质论的发展及其局限

自莱顿(1974)的经典论文《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将技术简单当成人工制品的认识局限逐渐得到了纠正,技术的知识内涵与本质开始得到承认。著名技术哲学家邦格(1983)从真知(truth)与行为(action)关系角度提出技术是关于行为过程的知识。此后,技术本质乃是各种相关知识集合的论调逐渐成为技术分析的主流观念,这主要有两条进路:其一,从技艺、技能、技巧的知识化、理论化的角度,认为技术是关乎“实践技巧的学问”,经验形态的技艺、技能、技巧最终能够上升为一般形态的技术理论(technological theories),因而技术可以构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其二,从当今主要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形态转化来看,认为技术可以被理解为是科学的应用,科学形态的知识在应用过程中转化为技术知识。以此为指导,人们不仅研究技术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如科学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也开始触及技术知识集合的内部结构问题。例如,受波兰尼的启示,人们区分了技术知识集合中的默会知识和明言知识;从知识适用性角度出发,人们区分了一般(generic)知识和专用(special)知识;从功能角度出发,人们区分了制造人工制品和使用人工制品的知识。沿着这种分析范式,人们很自然地将知识创造和知识整合作为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关键,将知识复制和传播作为技术扩散的实质。

技术知识本质论在经济学发展进程中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新增长理论在试图寻找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时,毫不犹豫地将人力资本投资、R&D费用等促进知识增长的因素作为技术进步的关键变量,技术进步被等同于知识积累,技术知识本质观的信念一览无遗。而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中,把知识存量的增长率等同于技术进步率的做法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比如施穆克勒和曼斯菲尔德就将“技术”(technology)直接定义为“工艺技术知识的集合体”。不仅技术哲学和经济学领域,在管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技术知识本质论都俨然占据了主流地位。

相对于将技术本质理解为以技术工具为形式的人工制品的观点而言,技术知识本质论抓住了技术的知识内涵,更有利于人们理解社会经济中的技术交换、技术变迁等现象,甚至也能对较为流行的技术能力论等其他观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但这种已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本质论仍有其局限。首先,技术知识本质论容易忽略人工制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技术视为各种相关知识的集合,突破了把技术简单视为人工制品、只看到物化技术的认识局限,但与此同时,技术知识本质论也有将人工制品完全还原为知识的强烈倾向,容易将技术与人工制品的关系割离,忽视技术的物化特征,从而走向与技术工具观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其次,技术知识本质论有等同论和知识泛化的强烈倾向。正如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所出现的那样,技术知识观容易导致把技术和知识二者完全等同的倾向,将技术创新和变迁直接等同于知识的创新、整合和扩散。但是,技术和知识毕竟有所不同,等同论势必将与技术相关的所有要素都视为知识,存在将知识概念泛化的强烈冲动。再次,技术知识本质论无法有效处理技术的嵌入性特征。技术是嵌入于一定组织制度、一定历史文化、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技术,这一点在技术社会形塑论(SST)者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技术嵌入性是技术知识论难以处理的,要么将知识概念泛化用以解释这种嵌入性,要么将技术的这种嵌入性忽略不计。最后,技术知识本质论的整合力和解释力差强人意。技术范畴本身纷繁复杂,每种技术观看到了技术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理想的技术分析范式势必要求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和现实解释力。然而堪称主流的技术知识本质论并不尽如人意,不能很好地将人工制品、社会嵌入性等技术特征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其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也就差强人意。例如,其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其所需要知识均被发现的一百年之后,也难以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法国、瑞典或者德国等诸如此类的技术现象。

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和生物学隐喻

技术知识本质论虽然占据主流,但亦有不少异议者。美国著名学者内森・罗森伯格沿袭马克思的思路,坚信技术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技术史学家乔治・巴萨拉则执着地认为“技术和技术发展的中心要素不是科学知识,也不是技术开发群体或社会经济因素,而是人造物本身”。最具影响力的异议者来自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Economics)。自1981年纳尔逊和温特在其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以来,倡导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截然不同的思维和方法的演化研究范式开始获得蓬勃发展,相关文献呈指数化增长之势,大有掀起一场经济学的演化革命之势,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演化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主流均衡经济范式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坚持用达尔文主义替代均衡范式所信奉的牛顿一笛卡尔主义世界观,认为经济研究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强调经济个体的异质性和有限理性、经济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和时间性,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

演化范式发展到现在,虽然还比较庞杂,分歧也还广泛存在,但其基本思维特征和分析框架已逐渐形成共识。作为一种新古典主义研究纲领的替代物,一般认为演化范式具有以下基本思维特征。其一,个体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传统均衡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代表)假设是类型学思考的产物,这就排除了多样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有效分析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则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的群体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创新过程的重要性;其二,有限理性。传统均衡范式中,经济决策要求具有完全信息,且决策者具有完备的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即完全理性。在现实当中,人即使在确定的环境中,具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也可能由于

决策相关因素的复杂性而无法做出最优化的决策,西蒙把人的这种不完备的决策能力叫做有限理性。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不应是假设人具有处理信息的完备能力,而应从实际出发,从有限理性出发;其三,历史重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时间和历史的概念,经济的均衡是瞬时达到的,并且是可逆的,其理论只是讨论一种最优化的结构,而不考虑变迁过程的历史性。演化经济理论则认为经济社会中不可逆转的变化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历史和时间概念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构建与演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分析框架上,演化经济学认为任何演化过程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变异(vari-ation)、再现(recurrence)和选择(selection)。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共同保证演化的进行(例如达尔文的“带有饰变的由来”)。“变异一再现一选择”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演化过程,也正是达尔文主义的主要逻辑规律,由此构成演化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我们重新审视技术与知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其倡导的隐喻研究方法令人不禁联想到生物学基因型和表型理论。基因、基因型和表型是遗传学的基础概念。早在19世纪中叶,孟德尔就提炼出遗传因子的概念。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森对代表可遗传潜在性的基因型与代表潜在性实现的表型作了区分,认为基因型是遗传的本质部分,并正式把孟德尔所谓的遗传因子定义为基因,即基因型的基本单元。1944年埃弗里等证实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A。后来的研究表明,基因是DNA分子上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段核苷酸序列,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单位。通过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DNA序列能够被转译成蛋白质或RNA,部分DNA序列还参与这种转译过程的调节。基因通过准确的复制可将遗传信息传递给后代,通过转录、翻译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等过程可将遗传信息表现为特定的性状,这被称为基因表达。而一种生物的基因组成称之为基因型,代表生物遗传潜在性的总和。显然,基因型只有通过其特定的实现、其与环境相互作用时的表达、通过其表型展现出来时才具有意义,这种特定的基因型表现的性状则被称为该基因型的表型。基因与性状(表型)的关系大多不是一对一的。一方面,一个基因常常可以影响几个不同的生物化学过程,使各个相应的性状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生物的几乎每种性状都受几个或很多基因作用影响,各基因一般只对该性状独立地起到一份作用,这种现象称为基因的多效性。而且,基因型代表的只是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基因对表型的效应严重依赖于发生反应时的物理和化学环境,亦即从基因型到表型,离不开生物体内外环境条件的作用,一个基因是否表达以及表达的程度受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表型上是基因型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演化生物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关理论为理解技术本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类比和参照。

三、演化范式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

遵循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分析框架,通过隐喻演化生物学的哲学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相关理论,技术本质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关于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是一种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其变迁是一个广义达尔文式的演化过程。这意味着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

首先,从功能维度看,技术是关于生产即转换的指令。每种技术都代表一组从投入到产出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所谓不同技术是指在这个生产或转换过程中采用了不同原料、不同能源、不同机器设备、不同组合比例或生产了不同产品等等,亦即指令的改变。正如莫克尔(Mokyr)所指出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组关于如何做事的指令。当然,作为“指令”的技术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和增加人们的某种效用,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技术与自然界进化出的种种以增加生存概率为目的的生物技能(skill)并无本质不同。

其次,从空间维度看,技术是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如果我们将某种特定技术记为入,其对应的技术知识集合记为Ω,那么λ和Ω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生物表型和基因型的关系,技术知识集合(作为基因型)限制各种技术(作为表型)出现的可能性,但并不单独决定出现哪种技术,技术知识在一定内外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下表现为特定的技术――即表型,而技术创新则可理解为表型的变异,这种变异既来自于作为基因型的技术知识的变化,也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这种生物学隐喻是富有启发的,因为我们对基因如何产生表型的理解要远远多于我们对知识如何产生技术的理解,这种隐喻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和更好地处理技术一知识等同论所不能处理的制度和环境嵌入性等难题提供了一种良好视角。

最后,从时间维度看,技术是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新技术的产生与技术变迁都是一个变异一再现一选择的过程。由于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度繁殖能力和生存压力,人们必须对生产过程中可以使用的众多技术进行选择,这样,选择过程发生于λ之中,技术变迁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新技术的产生及其适应性选择问题。而新技术的产生显然受到技术知识Ω的限制和影响,技术知识Ω的变化同样可以理解为一个变异一选择过程,因此,选择不仅发生于技术入中,即现有技术被选择使用,也发生于技术知识Ω中,即新知识被接受或被拒绝。普遍达尔文主义指导着技术创新和变迁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生物隐喻也有容易引起误解之处。比如生物学中一般不允许从表型λ到基因型Q的反馈、生物进化的选择与再现是严格区分的、生物基因信息一般与载体同存亡、基因交流受种属限制等,但诸如此类的生物学原则和要求显然并不完全适用于技术现象。此时,牢记演化经济学使用隐喻的宗旨是有益的,经济学不应自甘堕落为生物学,隐喻的目的不在于寻找技术与生物演化的准确对应,而在于更好地理解技术现象。

四、从技术知识论到技术演化论

技术知识本质论难以有效地整合技术社会形塑论和技术工具观,难以将二者分别强调的环境对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和技术的物化特征纳入自身分析框架。相比之下,技术演化本质论则具有更强大的理论整合能力和现实解释力。其关于外部社会环境选择作用的见解、对技术本身内部因素作用的认识以及基因型与表现型原理的运用,使之具备了整合技术社会形塑论和技术工具观的可能性。如果进一步把技术知识当成技术进化的底层因子,就能将目前主流的技术知识论整合到这种演化分析范式之中。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同时赋予技术演化本质论强大的解释力,很多技术知识论和均衡研究范式下无法提供良好解释的技术现象都能在这种演化范式中进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例如,基因型和表型关系原理为理解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其所需要知识均被发现的近百年之后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而环境的选择作用则能为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法国、瑞典或德国提供良好的思路。不仅如此,演化范式也能为深入研究李约瑟之谜、苏联技术困境等重大且争论颇多的技术现象提供一个更新颖而富有前途的视角。

生物科学的发展不仅验证了进化理论的科学性,也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使之日益渗透和影响到人类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与此同时,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布鲁塞尔学派的耗散结构理论也对人类思想的演化范式提出了直接要求。量子力学理论、混沌理论及包括随机过程在内的现代数学理论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人类以一种演化世界观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正如古木根社会科学重建委员会的一份权威研究报告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伯格森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开始了对理性的怀疑和对时间、演化与创造的肯定。科学哲学领域,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体系风靡一时,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历史社会学派或称历史主义的出现很快使得波普尔和他的学派黯然失色,该学派坚持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待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家的社会心理结构对这个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并非波普尔所说的理性自然发展的逻辑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技术演化本质论非常契合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现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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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教学资源创新的模型包含的五个基本环节分别是“反思教学问题”“群体阅读”“课堂实践”“总结与提炼”“教学实践与反思”。从知识管理的视角看,这五个环节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从反思教学问题出发,分析并明确教师对教学知识的需求。然后通过群体阅读方式,获取教学知识。再通过课堂实践中应用及领悟教学知识的内涵与实质,并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反思和总结其中的有利于解决教学问题的经验、诀窍等,提炼并生成新观点,进而产生新的教学知识;最后再迁移运用到课堂教学中,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与反思,转变教学行为,内化教学知识,并成为教师知识系统的一部分。上一轮探求结束后,将促进下一轮的教学知识探求,不断螺旋上升,促使教学知识不断的共享与创新。

(一)反思教学问题

从教学实际出发,寻找并确定现阶段教师最需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看,教师教学问题所在就是教师教学知识缺失的地方。找到阅读教学问题的根源后,便找到了研讨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寻求与分享老师所需的教学知识。

(二)群体阅读

当教师遇到教学问题时,最重要的解决途径就是阅读。我们通过教师群体阅读的方式来补充教师的教学知识的缺失。群体阅读指的是组织者从问题出发,根据教师的需求而开展的知识获取和知识分享的互动阅读交流活动。教师把群体阅读与个人教学实践相结合,通过多种方式分享与传递个人的理解与思考。这种“理解与思考”实现了教师价值观念、个人实践知识的转化与更新。

(三)课堂实践

群体阅读在于获取需要的教学知识。如何应用及发挥教学知识的价值,需要课堂实践,教师们通过群体阅读,获取了新的阅读教学知识后,便尝试应用在课堂上引导教师应用教学知识。通过课堂实践,老师们才会有如此多的体会与感受。这个过程就是理解和领悟教学知识的过程,也是逐渐转化成个人的教学知识的过程。这是实现教师教学知识创新的关键环节。

(四)总结与提炼

经过课堂实践后所产生出来的教学知识,是零碎的,杂乱的,需要对其进行系统化统整,才便于教师对这些教学知识进行理解和吸收,精品教学资源管理不应只停留在获取和应用所获得的教学知识上,而应更深入去思考和总结,进而产生新的想法,或形成新的教学思路,或提炼出新的有效教学策略等课程建设成果,这是精品资源管理中的核心环节,也是其价值体现。

(五)教学实践与反思

通过老师应用和团队所产生的教学知识,进一步领悟和内化,进而转化为个人知识。同时,团队成员间需要不断地反思与批判。因为只有进行深入的反思、批判与重构,教师才能创生出对教育问题深刻而富有个性的见解,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教W问题,以及促进教学知识的持续创新。

二、四项促动因素

精品教学资源创新四项主要促动因素包括群体对话、信息技术、互动场和学习型组织。

要实现对精品教学资源的创新,需要教师在一定的活动空间中,通过对话交流产生知识,然后需要借助信息技术,让教师与知识之间产生联结,再利用分享的组织文化加速教师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创新,并通过学习型组织的建设促进教师持续地学习,促进教师专业知识价值增值,提升教师素质和组织的竞争力。

(一)群体对话

教师是教学知识的载体,是精品教学资源创新的主体。教师优质的隐性知识能否有效提取,教学知识能否得到共享与创造,实现隐形知识向显性知识均的转移,依赖于教师间的对话与互动。因此,教师进行高质量的群体对话,才能有效地推动知识共享到知识创新的迈进。

基于知识管理视角的高职精品教学资源创新的基本模型探析

(二)互动场

著名的知识管理学家野中郁次郎提出了“场”的概念。“场”就是一个进行知识动态转换和产生相互影响的场所。他强调任何组织都不能忽略“场”的建设。

互动场是精品教学资源创新的“场所”,是教师教学知识共享与创新的空间。教学精品资源创新中,组织者给教师创造各种各样、有利于教学知识传递的“知识场”,并达到知识的共享与创造。组织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或综合运用不同类型的“场”,才能为教师提供适宜的知识共享和创造的平台。可以说,没有“互动场”,教学精品资源创新无法进行。给教师创设了各种教研的“场”,如实地集体备课、网络集备、课堂教学观摩、网上论坛等,逐步形成“实践――反思――再实践――智慧生成”的教研活动机制。由此可见,教研活动,就是给教师创造各种各样对话互动的“场”,使教师知识流动起来,并达到知识的共享与创造。

(三)信息技术

我们认为,信息技术在精品教学资源创新中的应用,主要有两个层面:其一是教师个人层面,其二就是组织层面。我们从精品教学资源创新管理系统平台架构与教师知识管理的工具两方面进行简单的介绍。

1.精品教学资源知识创新的管理系统平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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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引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直观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现代化教学手段逐渐在中小学课堂中使用。计算机、网络、多媒体等教学手段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更加真实,学生学习也获得很大的视野。人文素质教育配合使用现代化教学工具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知识的理解,促进学生更直观地接受相关知识。比如,教师利用多媒体教学工具进行相关方面的教学,通过引入纪录片中的图片和视频将整个史完全展示出来,让学生通过相关方面的学习真正了解到的原貌,增强了学生爱国主义热情,培养了学生良好的人文主义情怀。

三、通过评比和表彰等活动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宣传

在中小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开展表彰、评比等活动加强对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培养,促进中小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宣传。所谓评比,指的是学校通过多种活动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学习进行评比,推选出在这一方面优秀的学生。所谓表彰,指的是在日常的教?W和工作中对学生的一些优秀行为进行评比和表彰。比如,对于助人为乐、刻苦学习、勤俭节约等行为进行评比,加大对好人好事的宣传,让人文素质教育理念不断贯彻到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让每个学生都能被人文素质教育理念所感染。通过宣传,学生了解到人文素质教育在其学习和成长过程中极其重要,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理念、优秀的品质和道德修养,让学生更快、更好地成长。笔者曾经所在的一所学校,每学期开展一次“文明星”“学习星”“劳动星”等模范星活动,被评为模范星的学生在走入社会后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对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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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的经济目标阐释

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现这一目的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迄今为止,各派管理学家对组织个体行为作出了几种不同的假设。这些假设依次是:一是经济人假设。这是一种最单纯的假设。经济人是指以完全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这种假设认为,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并且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二是社会人假设。社会人是指以追求满足社会需要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这种假设认为,个人不是单纯地追求金钱收入的,他们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心理欲望和社会需要。三是管理人假设。管理人是遵循令人满意准则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这种观点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作出最优的决策,而只是在可能的范围作出令人满意的决策。四是复杂人假设。人不仅是单纯的“经济人”,也不是单纯的“社会人”、“管理人”,而应该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

人本经济学认为,快乐满足最大化是无所不包的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经济行为也在其中,也就是说人类行为皆在一定的精神快乐需要支配下产生,皆为实现一定的快乐满足而展开,而物质需要是满足精神需要的载体。因此,趋乐厌苦是人类的首要本性,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

组织管理以员工幸福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其要义就是把人视为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把作为知识主体的人视为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管理者通过运用一定的方法和策略使员工形成一定的理想和目标,并帮助员工满足其需要和追求,以此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

为此,企业管理者不仅要关心所在企业员工的生活和工作,还必须关心他们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要为员工创造人性化的工作环境,管理者通过创设一定的环境,让员工充分感受到群体的照顾和组织的关怀,使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充分享受到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另一方面,要为员工设计更加人性化的激励方法,通过按资分配、技术入股、股权激励、年薪制等激励手段,为员工提供一种自我实现的机会。 转贴于

企业组织结构变革路径阐释

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导致信息加工和传输的成本降低、信息传输过程中的损耗减少、发生信息扭曲的概率降低,这些都可归结为管理信息成本降低。信息技术的运用导致的管理信息成本的降低是推动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在信息革命爆发、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出现之前,信息的加工和传递过程比较复杂。于是,在管理信息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为了使企业顺利运营,减少雇员数量和组织层次是行不通的。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规模必然过大,从而造成效率损失。尤其是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如果不能及时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和满足顾客新的需求,企业的经营状况便会恶化。

现代组织理论认为,信息技术的运用对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信息成本上。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运用使信息在市场中的分布更加均匀,由此降低了管理信息成本,使较低层级的内部组织更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使分散化的组织得以发展,因为这种组织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管理信息成本的降低才引发了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管理信息成本的降低使企业边界扩大和组织结构变革成为可能。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产品开发周期缩短等导致了市场规模扩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前提下,新供应商、新客户、新竞争者的介入及产品产量的增加,形成了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内在压力,而传统企业组织结构又不适应降低管理信息成本、提高管理信息使用效率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有必要通过组织结构变革建立起适应信息革命要求的全新的组织结构,以此来实现外部收益的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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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人力资源注重的是人的使用价值,将人自身所包含的体力、智力等要素主要看作一个静态的存量,将人视作一种特殊的资源,更多地强调投入与产出。

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使得经济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人力资本主要指通过教育、培训、保健、劳动力迁移、就业信息等获得的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状况和水平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生产技能以及健康状况的流量与存量总和。人力资本将人看做一种特殊的资本,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滚雪球”效应,即不断地通过投资获取收益,人力资本从整个管理过程来看是一个动态的流量,在不同的时期存量各有变化。

二、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的一般经济学解释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下,企业将人力资源更多地视作一种外部性的资源,它考虑到的只是在购买劳动力时付出的显性成本——工资,而不会太在意员工在企业中从事各项工作中同时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因此,在基本工薪相对确定的情况下,只要员工的边际贡献大于零,即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这从理论上来说即使员工在企业利益目标最大化中出现“过劳死”的情况,也是符合经济学规则的。这样不仅是对人性的藐视,同时也会给社会资源造成两重性的浪费:首先,只考虑显性的工资成本,不计员工的隐形成本,即员工的额外消耗,不然会对“人力”造成巨大的浪费;其次,员工的额外付出主要转移到社会福利的账户中,必然会使得社会福利作为一种公共支出的效率低下。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下,企业更多地将员工看作“经济人”,不会去考虑员工的人性需求,员工只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道道工具或者机器,没有社会性的承载。

然而,由人力资源转到人力资本的层面,境况就大不一样了。将人力看作资本,就要关注投资与收益,要想不断地进行投资与收益循环,企业就不能紧紧计算员工的显性成本,还要更多地关注其他的隐性成本,同时不断地对员工进行教育投资,增加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以获取更大的收益。这样在企业的员工管理计划中,就不能只关注员工的经济需求,还要把劳动者看做“社会人”以及“复杂人”,即在同时注重劳动者经济需求与社会交往需求的前提下,更要因地制宜的根据每个员工的特殊性和每一个个体不同时期的特殊性来培养员工,发展员工。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的发展似乎向着人性的方向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体现了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尊重。

在人力资本的理论中,不断地强调关于人的发展,尊重人的各种权利,使得人和劳动得以结合,而不是像大工业时期那样使得劳动者成为一种生物机器,被劳动所奴役。在一般经济学的解释中,似乎在向我们展示着这样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并不在一般经济学的范畴内,而在政治经济学之中: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指出人之所以成为劳动的奴隶是因为劳动和人相分离进而使人成为劳动的工具和奴隶,那么人力资本中对于人性的关注是否能从根本上转变“人服从于劳动”至“劳动服从于人”?从而实现人的“自由王国”?

三、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剖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劳动异化的理论,以此来说明私有制基础下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以及劳动本身的关系。劳动本身是人的本质,但是在私有制经济下发生了异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成了不依赖于生产者工人的异己力量。第二,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不在是人的自觉活动,而是处于被迫与强制之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活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第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生产劳动成为了动物性的维持基本生存的活动,失去了人类生活的特征,“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第四,人同人相异化。主要表现为普通劳动者同控制劳动产品与劳动活动的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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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基本途径

(一)搭建多种协同创新平台。

协同创新要求多主体、多因素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主要形式是通过多种渠道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新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协同创新,可以依托现有研究所,建立协同创新研究规划处,面向区域热点问题,针对行业、企业实际需求,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持续性、系列化实用专题研究;可以协同各高校、企业联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搭建人才需求预测信息平台;还可以通过凝练现有科研力量组建创新团队,建立协同创新平台,构建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同、产学研用高度一体化的充分互动的协同创新平台。

(二)创建多种协同创新模式。

1.部门协同,建立校内各部门协同创新模式。

就业部门积极对外联络,提供“订单式”培养机会,争取在特色专业进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试点;基础部门研究基于区分专业的就业指导路线,提供用人单位各专业就业技能分项指标体系,用以指导专业建设和调整人才培养目标。譬如台湾地区现在有许多学校已经把原来的管理制度打破了,教务处、科研处打破了,建立一个研究规划处,专门与企业合作。在教学方面更好地贴近实际,需要更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2.构建校企共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首先,强化对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培养,促进学生知识、技能、职业素养三方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将行业、企业、职业等要素融入校园文化,使学生在校就能感受到职业文化,培养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

其次,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重视学生校内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校内成绩考核与企业实践考核相结合,探索课堂与实习地点的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对行业和企业的调研,真正了解行业企业的需求及岗位对能力的要求,建立与岗位需求相吻合的教学模式,积极推行订单培养,探索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顶岗实习等有利于增强学生能力的教学模式。将学校的教学活动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

再次,以行业企业需求为依据,明晰人才培养目标,深化订单培养、工学交替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参照职业岗位任职要求,与行业企业共同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合作共同开发专业课程和教学资源;探索建立和完善“双证书”制度,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引入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和国际通用的高技能人才职业资格标准。

最后,探索建立“校中厂”、“厂中校”,系统设计、实施生产性实训和顶岗实习;引导建立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制度,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按照企业需要对企业员工的进行职业培训,与企业共同开展应用技术研发,使企业在分享学校资源优势的同时,参与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使学校在校企合作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保障措施

(一)着力强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有效协同,不断夯实发展基础。

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将政府、行业、企业、院校、科研院所五方紧密联系,发挥各自在经费筹措、先进技术应用、兼职教师聘任、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和学生就业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完善的校企合作制度体系,落实教师承担企业技术研发、为企业和社会服务的责任,实现政府、行业、企业、学院、科研院所的和谐发展,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院校主体、科研院所联动”五位一体的办学体制机制,真正实现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二)着力强化行业、企业用人标准与专业培养目标建设的有效协同,全面提升办学水平。

第一,充分发挥本校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作用,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订专业发展规划,突出专业建设与发展的优势与特色,找准定位,把握发展方向。

第二,制订(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本校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本校总体目标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方案。

第三,加强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建设与改革,走专业内涵发展的道路,认真调研并参考国家级示范院校相近专业的教学计划,对本校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重新修订,同时积极开展制定与各有关课程配套的课程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及教材建设等工作。

第四,加强探究式教学方式和实践教学改革,为专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在专业人才培养中,要积极构造以学生为中心、以促进能力培养为主导目标的教学方式,更新实践教学内容,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从而为专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第五,坚持把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形成新专业跨越式发展的新格局,把本校新专业建设作为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努力使新专业在高起点上建设。

第六,对重点和特色专业给予重点扶持,形成专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制定重点和特色专业建设的具体管理办法,建设人才培养质量高、毕业生就业率高、社会声誉好的重点和特色专业,对已经建设的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进行检查评估,及时总结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加强专业间的经验交流。

(三)着力强化学校培养和行业实践的有效协同,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第一,从转变教师职业教育理念入手,统一思想认识,教育全体教师严格自律,塑造良好形象,认真对待学生,爱岗敬业,赢得学生尊重;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开展教师职业教育教学能力培训与测评工作,逐个过关,以此作为教师执教的第一道门槛;以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为重点,充分发挥老教授、老专家的作用,搞好传、帮、带,使中青年教师在业务上快速成熟。

第二,构建以人为本的人才发展机制,安排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农村进行技术指导和科研开发,全面提高“双师”素质。实施“聘用人才”计划,聘请企业行业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为实践指导教师,建成兼职教师人才库,逐步加大兼职教师的比例,形成实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

第三,加强师资队伍的内涵建设,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教师培训体系,增加教师培训学习机会,坚持全面发展,多元发展,努力培养双师型教师。建立专业建设到校内外实训基地培训锻炼的制度,强化教师的实践动手能力,鼓励教师到企业培训,指导或研发,让教师走出去,了解社会,了解市场,顶岗实习,加强对培训效果的考核,确保培训质量。

第四,加强对教师的业务考核。制定各个教学环节的质量考核标准,通过督导、同行、学生、企业四个方面,对教师进行政治思想表现和工作绩效的考核,坚持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平时与定期考核相结合的原则,把考核工作体现在师资管理各个环节,做到把考核结果与教师的实际利益挂钩。

(四)着力强化学校实训与企业生产的有效协同,不断完善实验实训条件。

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是高职院校改善办学条件、彰显办学特色、提高教学质量的重点。高职院校要围绕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高技能人才的办学目标,按照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则,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不断改善实训、实习条件。

第一,遵循“生产性”原则,积极探索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校企合作新模式,由学校提供场地和管理,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和师资支持,设置以生产产品为主的校内实践基地,尽可能和生产实际相一致,如仿真、模拟、生产工艺型等。

第二,加大校外顶岗实习力度,使校内生产性实训、校外顶岗实习比例逐步加大,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第三,在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中,舍得投入,聘请专家和企业人员做实训指导教师,学院给予一定的报酬,让企业聘用人员得到应有的利益,使学院和企业形成稳定的互惠互利机制。扩大实训基地的生产、经营规模,使其在教学与服务中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辽宁的职教育蓬勃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全面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对于加强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和素质培养,尤其是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深化高职教育的整体改革,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保证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守盛.以调整经济结构为抓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发展,2010(4):5-6.

[2]张文思.开放式创新的实现途径[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9(9):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