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研究现状实用13篇

劳动教育研究现状

篇1

劳动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受教育者多种素质的教育活动,是融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为一体的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综合性教育。

劳动教育对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劳动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劳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劳动中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增强智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劳动教育可以健体,锻炼我们的肌肉和感官。通过劳动使我们成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智者,克服困难征服困难的勇者。在劳动中可以更好地发现问题,激发学习欲望培养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同时,作为未来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我们可以在劳动中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劳动是个体全面发展的主要载体,劳动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意义。所以劳动不仅是教育活动的内容,也应是教育活动的一种方式。

二、高职学生劳动教育的现状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已将劳动教育纳入学校的教育体系中来,注重对高职学生进行有计划的劳动教育,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但是通过问卷调查、教师访谈、学生座谈等实际调研我们发现,现在高职学生的劳动观念、劳动习惯和劳动能力的综合状况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许多学生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养成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习惯,认为别人为自己服务是理所当然,不用向谁负责,也不用和谁去合作。最后的结果是在高职学生中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劳动观念淡薄,厌恶劳动,不愿干体力活,甚至生活不能自理,基本的寝室卫生都搞不好;不尊重劳动人民,鄙视劳动人民;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随意浪费水、电、粮食;劳动意识薄弱,一些毕业生贪图享受,到了单位不屑干如扫地、打水、擦灰等体力活,不愿下基层,眼高手低,频繁跳槽,甚至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些学生不知劳动的意义何在,排斥劳动,更谈不上热爱劳动了。这些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现在高职学生的劳动观念与当前社会发展是不协调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对学生今后事业发展不利,甚至会被社会所淘汰。

三、进一步完善高职学生劳动教育的对策建议

劳动教育周是实施劳动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为了使劳动教育周在加强学生管理、提升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学生就业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从劳动周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和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一)培养劳动意识,转变劳动观念

意识改变思想,观念决定行动。在我院部分学生中存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勤工俭学有点丢人”、“劳动无用论”、“打扫卫生是在浪费时间”等消极思想,对于劳动教育周的开展存在抵触、不理解、消极应对等负面情绪,因此,我们必须将劳动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加强意识引导和观念转变,提高学生劳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确保劳动教育周的顺利开展和预期效果的实现。

(二)丰富劳动内容,构建相对完善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在保持原有劳动教育内容和效果、适当调整时间安排和劳动强度的基础上,系统安排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劳动项目,例如,将劳动周的学生分派到学院各个部门,在辅助教师工作的过程中,实践办公室礼仪、体验办公室规则、感受办公室文化、学习办公设备的使用,提升职员化水平;学习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激发爱国情感,学习剪纸、风筝、中国织绣(丝带绣等)、中国结、包饺子、包粽子等;进行生存教育,介绍出行常识,并以下达任务模拟出差的形式走出校园加以实践,提高独立外出的办事能力;进行吃苦教育,可以采用种植菜地、护理花圃的形式,增加学生的农业常识,体验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使学生低下头、弯下腰,提升动手能力,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的意义;组织学生参加形式多样的校内校外公益活动,提升社会责任感。

(三)重视劳动考核,健全保障制度

建立科学规范的劳动教育评价机制,坚持育人原则、明确评价主体(坚持属地或属人原则)、细化评价标准(坚持岗位责任制、坚持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坚持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重视评价结果(注重奖罚分明、建立劳动档案、将劳动评价与学生综合考评和毕业考核等相结合)等。此外,还应加强统筹协作,如加强劳动教育的集中统一领导、打造专业的教学团队、强化教材建设、营造教育氛围、注重社会合作等。

参考文献:

[1]张杨.史爱华劳动和劳动技术教育研究[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0,(7)

[2]刘猛.劳动教育・从陶行知到[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3,(3)

篇2

陈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规模大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11月,中央启动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启动,标志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大幕已经拉开。

纵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之外,人力资本匮乏也降低了反贫困效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能缺乏所导致的参与式扶贫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产业扶贫无法有效开展等,都阻碍了当地的反贫困进程。人力资本匮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共识,在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中,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现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为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攻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贫困认知

人类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贫困界定为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如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此后对贫困的认知,又历经了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的转变等。同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唯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看,认为贫困的产生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的短缺。例如,汤森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困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从人口学角度看,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了贫困。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贫困。此外,社会学家又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功能理论、贫困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用于解释贫困的成因。可以发现,在各种角度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中,人的因素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力资本理论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他指出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得多。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其中包括教育投资,用于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力水平和质量;保健投资,用于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协助劳动力流动等。…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并将人力资本投资付诸于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许多国家将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中收获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人力资本理论也被视为贫困成因的一个重要解释,许多研究者围绕人力资本与反贫困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一方面,探讨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力资本对反贫困的作用。如高玉喜探讨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周晓梅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崔俊富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直接研究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贫困并提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对策。如魏洛明从理论上综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赵曦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的问题;杨云探讨了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

国内外的研究同时表明,人力资本与贫困之间关联紧密,人力资本投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层面的涉足相对较少,一是对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人力资本状况。连片特困地区的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有何差异,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有何影响等问题,正是本文需要侧重考察的领域。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联合进行的“武陵山区减贫战略研究基线调研”项目。本次调查选取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4省(市)8县,样本覆盖到贵州省印江县、思南县,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湖北省宣恩县、咸丰县和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等地149个村庄。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删除缺失值个案的方法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566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为:湖北133份,湖南104份,重庆200份,贵州129份。

(二)指标说明

本文采取指标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三个指标考察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时,引入这两个相关变量用作参考。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释如下:(1)劳动力人均收入是指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之和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这里的收入未扣除取得收入所投入的成本;(2)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是指16岁以上,在家务农、外出打工或开展经营活动等有经济收入的劳动人口;(3)受教育程度直接通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4)健康状况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种类型,分别赋予1分、2分和3分的值,最终获得一个健康指数;(5)接受培训状况直接以接受培训的次数来度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转换为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6)非农就业状况以是否外出打工来度量,为二分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转换为虚拟变量。

四、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

(一)人力资本现状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的64个县,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各个不同省区的农村家庭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显示:(1)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年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仅为4480元。其中重庆和贵州地区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较高,分别达到5625元和5125元;而湖南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最低,仅为2098元。(2)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大致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整体偏低。分省区比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重庆(6.71年)、湖北(6.05年)、贵州(6.04年)、湖南(5.29年)。(3)四省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整体较好。(4)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状态整体不尽如人意,人均接受培训次数仅为0.31次,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地区为重庆(0.51次)和贵州(0.48次),湖南(0.10次)和湖北(0.02次)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非常低。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不同是否导致收入上的差异,文中进行了方差分析。据研究需要对定距数据进行分组处理后,通过单因方差的分析,来进一步比较不同的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差异。对于通过F检验的变量,再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方法,进行多重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差异在什么方面。

表2显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培训次数四个变量均能通过F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变量中至少有两个组别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存在差异。进一步通过LSD比较可以发现:(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水平(1-6年)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文盲(0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均高于1~6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该组数据中,虽然可以直观看到文盲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初中(7~9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但是在LSD的检验中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健康状况差或者一般的劳动力。(3)从培训情况来看,仅受培训1次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培训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得到了证实,接受2次及以上培训的劳动力与仅有1次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之间,在平均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平均收入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相关

表3考察了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状态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但是,从具体相关系数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呈现出低度相关(r

表4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的分布、线性关系、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基本满足简单线性回归的条件。表4显示,模型的统计值F达到显著,说明5个自变量对劳动力平均收入的解释都达到显著。但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较小,说明这5个自变量用于解释和预测收入贫困不够全面,意味着在5个设定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较大的未知因素影响着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具体考察每个变量的贡献大小发现:(1)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收入贫困的解释力最小,只能解释0.7%的变异量。一方面说明培训对连片特困地区传统落后的种植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培训对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2)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也比预期要小,只能解释2.9%的变异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传统产业形态与基于义务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关联性不大;第二,教育投资的效率发挥局限于农村家庭较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少作用的平台;第三,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对知识的需求不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能明显体现出收入差别。(3)健康状况对收入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健康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的一个基础条件。(4)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个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仅影响到其发展意识,而且制约了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影响到参与式扶贫的开展,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

2.不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培训状况的劳动力,其收入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证实的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更高;有过1次培训经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较高。这种差异性,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作用机理,在扶贫开发中应该区别对待。

3.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直接相关的程度较低。一方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人力资本对提升收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非常微弱,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整体来看,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依据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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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技教学概述

劳技教学将技术教学与艺术相互结合,学生通过对劳技学科的学习,不仅能系统总结与生活相关的知识,并且还能拓宽视野,从而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并且也能为我国培养具备良好素质的人才。

中学劳技学科是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与其他必修课程相比,其在教学内容、教学设施、师资配备、课程体系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基础教育中,劳技教育是一项素质教育,并且具有综合性质,同时也承载了时代所赋予的创新精神培养任务。由于多数中学劳技教师同时兼任科普、科技等工作,如科技小制作、小发明、环保等竞赛辅导和课外兴趣小组工作,因此,劳技教师专业水平影响劳技教育的质量。提升劳技学科教师的专业能力与素质,不仅是为了社会进步,更是时展的要求。

二、中学劳技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的途径

1.组织联片教研

校本教研是一项全新的教学理念,是促进学校和教师发展的重要支柱、保障。但是劳技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师资力量不够强大,开展校本教研具备一定难度。但是劳技学科与其他学科存在些许差别,具体体现在:科任教师应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是劳技教师两者都不能胜任。因此劳技教师在教学中出现“闭门造车”的问题,从而影响劳技教师专业成长。

通过借鉴相关教育经验,组织劳技教育校本教研联动写作片,从而促进劳技教师专业成长,使劳技教育质量取得良好的发展,为劳技教师创建了一种互相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2.增强业务培训

劳技教师应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和动手能力。中学劳技教育专业性较强,并且设计面也很广,但是师范院校并没有劳技专业,大部分教师所学专业都与劳技专业不符,改行任教,教育教学水平相对偏低。因此,学校要综合考评,应将劳技教育工作作为重点,制订具体制度,有效建设劳技师资队伍,将劳技教师专业培训作为重点,落实劳技教师薪资待遇,从而吸引优秀教师,使其加入劳技教师队伍。

3.开展课题研究

教育教学课题研究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平台。课题研究需要教师花费些许经历和时间来查阅和论证文献资料,并且按照学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制订相应课题研究方案。教师应具备一定专业知识,从而对既定的教学目标进行实践,并且对课题展开研究。教师应通过实践,拓展自身知识领域,提升自身专业水平。

例如:我校申报校级课题“中学劳技学科会记电算化实践研究”,在开展课题研究中,收集一些关于中学劳技教育方面的资料,从而全面研究学生的学习状况、发展前景,并且通过调查,明确研究目标。对课题研究得越深入,教师自身知识储备量也就越增多。因为将培养学生劳技兴趣与课题研究两者之间相结合,课题研究将取得良好的效果。

4.展示公开课

目前,优质课公开展示活动是各项教研活动的重要载体,在教师教学能力展示平台中最典型、最常见。一堂有准备的公开课,可以体现新课程的理念,为推进新课程实施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教师对公开课进行精心准备的过程,是教师反思自身日常教育教学行为、领悟教育理念的过程,并且也是教师教学水平日益增进的过程。公开课是教师反思的对象,并且也是同行之间争议和探讨的领域,以此促进课程改革,促进劳技教师专业成长取得实质性效果。

例如:开展“个人理财与财务知识”公开课,将培养学生自主理财能力作为教学目标。通过网络分析理财在线手册,不仅培养学生的理财意识,还能从中学习具有使用价值的理财知识,并且在授课过程中,列举目前社会中较为流行的投资理财行为,如彩票、炒股等。根据对学生询问、观察了解学生的兴趣,从而帮助学生。通过模拟家庭理财规划、生活中的理财常识、投资理财方法等,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

总之,劳技教育在中学教育中不可或缺,因此应加强劳技教师师资队伍的建设,持续提升劳技教师教学水平,使中学劳技教师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与丰富的专业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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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学最早的研究者是刘易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使城乡经济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其次,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改善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技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最后,另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差异,还取决于成本—收益对比。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心理动机是主动转移。这显示出对他们个人的主观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品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教育培训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的难易程度和转移后的工资状况受职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转移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成为转移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受教育水平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知识水平。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城市转移,这也体现了农村发展的不断进步,虽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他们进入城市后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制约他们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低,最主要的方面是知识水平较为薄弱,因此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他们的可选择工作范围也将有所增加,可以和城市劳动力进行公平的竞争,提高其竞争能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以增加城乡收入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培训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三、政策建议

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创新是很重要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要增加对农村公共教育投资资金、各级政府投资教育和培训经费。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应该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开发他们的选择就业和目标的能力。建立培训、学习、评估、认证、诱导等机制,严格执行劳动就业证书系统考察,这应该贯穿整个转移过程。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07).

[2]邓曲恒古斯塔夫森.中国的永久移民[J].经济研究,2007(04).

[3]王德文蔡昉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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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有新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厉以贤教授指出,邓小母同志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观点有:第一,重新肯定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内容上、方法上要不断有新的发展。北京科技大学柏士兴、中国矿业大学吴松元、无锡轻工业学院许惠农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从我国经济科技和教育的现实出发,阐明了如何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指明了“教劳结合”是社会两大部门之间的有机结合,否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一思想值得我们深思。

如何看待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提出并坚持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个普遍真理,它反映了现代大生产情况下理论联系实际、人的认识论、人的身心发展等客观规律,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因而应该发展地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对于世界上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教育都是适用的,而非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所独有。北京师范大学厉以贤教授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什么说是时代普遍的规律,提出三个观察视角:1.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大量运用到现代生产中去;2.长期形成的教育棋式脱离生活和劳动,要改变这种状况.广义上讲,是把教育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3.培养的人最终总要走上劳动岗位,因此要强调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对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价值和目标,他认为不仅有教育价值,而且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变化价值。它们是:1.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和目标.2.经济的价值和目标。首要的是为了促使教育树度更加适应经济需要。其经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3.社会的经济价值和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在劳动中的集体观念和应在社会上提倡的价值观。中国矿业大学沈通生从现代社会发展状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后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发展应理解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两个独立过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中介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结合,具体包括5个方面.1.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结合;2.双向性结合,既包括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包括生产劳动与教育教学的结合;3.教育教学过程与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有机结合;屯结合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技术教育诸方面;5.结合的基本点也体现在学习者与劳动者具体人身上的全面发展。

二、新形势下的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

相当普遍的看法是: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是在新形势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大庆石油学院段克东教授分析指出这种相结合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在社会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等教育与生产、科研三个系统的结合。第二层次,高校在人才培养、生产和科研方面与社会上的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第三层次,在校内的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服务)三项工作的结合。第四层次,在教学过程中,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实践)三种要素的结合。大连理工大学谢秉智、张秀萍的论文指出,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表现在三个方面:1.表现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社会生产综合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上;2.表现在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转变上和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上;3.表现在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过程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上。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冀生研究员也指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反映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即:1.在办学思想上,通过这种相结合把高等教育和国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2.在办学模式上,把高等学校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3.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这种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高质量人才。河海大学胡连元认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在我国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是:1.这种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原则邝.这种相结合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3.这种相结合符合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内在要求,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求;4.这种相结合是世界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5.这种相结合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科学决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客观要求。

三、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本质与内涵

吉林省教委主任陈漠开教授对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本质的基本看法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矛盾统一,是现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矛盾之统一。沈通生、吴松元、柏士兴、许惠农在他们的论文中概括了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内涵:(l)现代教育过程与现代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有机结合;(2)是以教育为出发点,以教育活动过程和活动规律为主的,生产劳动作为教育的结合对象,着重为实现教育的基本目标任务提供条件和保证;(3)这种相结合是不同范畴的劳动概念的有机结合,教育劳动的生产性是这种相结合的纽带和桥梁;(4)这种相结合是一个多层次的结合,多内容的结合,其劳动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劳动;(5)这种相结合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结合,即这种相结合还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6)这种相结合的教育内容,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等诸方面、德育也应包括其中;(”这种相结合的基本点应该体现在受教育者具体人身上,使之接受全面发展的教育,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

2.基本特征

陈漠开教授在论文中具体分析了基本特征可分为4点:1.整体性。教劳结合是项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作为系统,它是一个统一有机整林,具有整体性。在这个整体中,规律交叉,目标一致,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形成整体优势。在整体目标和整体效益中,实现各自特定的利益和追求。2.双重性。各自的发展规律使相结合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创造的反映客观规律的有益经验.但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相结合不可能不反映出各自的生产关系和由它决定的教育的阶级性,使之具有社会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相结合既要重视其科学性一面,又要重视其社会性一面,实现二者的统一。3.多样性。广阔领域,多彩的实践,千差万别的条件,不同的利益追求,使教产研相结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能不日益多样化。4.时代性。教产研相结合植根于时代的土壤,不能不反映时代的脉搏、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3.功能

陈漠开教授提出了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他指出它具有改造社会或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功能,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功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育人功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造社会”的内涵发生质的变化,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涵义表现为;一是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二是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的结合,三是促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消灭。它不仅可以使教育事业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教育培养的人才适应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且通过师生参加物质生产劳动,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科学技术问题,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推动生产发展。它不但能使受教育者的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发展,而且会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结合点和结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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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一词在我国《新华词典》中的解释是劳动模范的简称。人民授予生产建设中先进人物的一种称号,以表彰劳动中有显著成绩或者重大贡献可以作为榜样的人。劳模,在《百科名片》中是指“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成绩卓著的劳动者,经职工民主评选,有关部门审核和政府审批后被授予的荣誉称号。劳动模范分为全国劳动模范与省、部委级劳动模范,有些市、县和大企业也评选劳动模范。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劳动模范为“全国劳动模范”,是中国最高的荣誉称号。与此同级的“全国先进生产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社会学家艾君在《劳模永远是时代的领跑者》一文中他指出,“劳模即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简称。劳模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劳模是时代的永远领跑者”。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给予新时期“劳模”以阐释。劳模即劳动模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进人物的一种崇高称号。这种称号授予在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或重大贡献可以作为榜样的人。从劳模的意义上讲是鼓舞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行动标杆,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从劳模的特点上他们都有信念坚定、胸怀大局、立场鲜明、纪律严明,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伟大品格。他们都有爱岗敬业、勇于创新,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从劳模的分类上讲劳模分为体力型劳模和智力型劳模。

其次,榜样力量的含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曾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时代也特别流行这句话。在《文选中》曾这样说“给自己找一个榜样,分析人家为什么会成功,哪些是自己可以参照的,努力去做,不一定会取得相同的成果,但至少可以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榜样就是自己努力的方向”。

“榜样”一词,在我国的解释是:“榜样是指值得学习的好人或好事;范例;模范”。榜样力量往往和榜样教育等有着紧密的联系。1999年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认为:“典型教育就是通过典型的人和事进行示范,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方法”。 2007年陈万柏、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清楚地说明了“榜样示范,也称典型示范,是指通过具有典型、榜样意义的人和事(正面的、先进的抑或反面的、落后的人和事)的示范引导、警示、警戒作用,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规范自身行为的方法”。詹万生主编的《整体构建德育体系总论》认为:“榜样教育是以教师或其他典范人物的优秀品质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教育方法”。 王道俊主编的《教育学》中说到:“榜样教育是以他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德的方法”。这两种定义从德育的角度出发,在榜样的示范内容和对学生的具体影响给予了详细的说明。

国外关于榜样教育的研究中,以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最具代表性。班杜拉在《社会学习心理学》中认为,“教育者给学生树立的模仿对象就是榜样。榜样教育,就是教育者通过树立模仿对象,让个体在社会情境中对某个人或某团体行为进行观察学习,获取社会技巧,掌握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以促使个体顺利实现社会化的道德教育方法”。

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榜样教育进行过探讨,而其解释各具特色、各有所长,这对于正确理解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含义颇有启发。本研究在分析总结以上观点,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对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含义进行详细的阐释。

二、关于劳模榜样力量的实效性在当代所存在问题的研究状况

首先,从榜样教育角度提出的问题来分析榜样实效性的有喻学林,《反思榜样教育》从“人物形象伟人化、职业类型单一化、教育语言成人化”角度提出利用榜样对青少年儿童存在的问题分析榜样力量的实效性。檀满仓,《榜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榜样形象单一,榜样宣传神化、宣传榜样重义不重利”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榜样力量的实效性下降。提出的问题不够全面。张茹粉,《榜样教育的实效性探讨》从 “榜样形象神圣化、完美化 ,榜样产生机制的问题,榜样权益的保障问题分析榜样教育的实效性。以上是有关榜样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从劳模表彰制度存在的问题有“政策奖励的范围存在局限性、偏重物质奖励、政策落实难、政策针对某一部分困难劳模”。有关劳模制度问题,曾祥委撰写的《劳模制度的反思》一文中,提出劳模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从“劳模制度设计的政治涵义存在局限性、社会资源的分享存在局限性、资源集聚效用存在局限性”提出劳模制度存在的问题。这些只是针对劳模制度存在的问题,之所以提到,是因为这些问题中也会影响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发挥。

再次,劳模评选管理中的问题。由黄志强撰写的《关于劳模的五点探讨》从人们对传统劳模的认识问题、劳模结构要不要更新、劳模要不要神化、劳模要不要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探讨。劳模评选管理中问题有“重评选轻管理、重物质待遇轻培养教育、重困难救济轻创业扶持、劳模活动重形式轻内容”。曹桂林,在《关于劳模评选和管理的思考》一文中从劳模自身的评选方法、评选范围、劳模自身队伍的教育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简要的探讨。由张醒国撰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劳模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一文中从劳模选树、评审、表彰奖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阐述。

最后,劳模宣传中存在问题的有如下:由燕志华撰写的《典型报道中的压力》一文中,主要从媒体宣传中出现的宣传方法手段、宣传内容、宣传形式上存在的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深层次分析此问题的后果。在宣传原则上,“要宏观宣传与微观宣传相结合、艺术塑造与平民化宣传相结合、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 在宣传渠道上,“除以往利用电台、电视台以及报刊等新闻媒体宣传劳模外,强调网络宣传的新途径”。“在宣传的内容上脱离实际,劳模神化” 。

三、关于劳模榜样力量的实效性原因分析状况

榜样教育面临问题的深层根源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而导致的”。“榜样教育面临问题的深层根源主要从方法因素、教育者自身因素”。榜样教育面临问题的深层根源还有“传播者形象的固定化、政治化角色、宣传教育方式的形式化、模式化、单一化、生活中反面典型的抵消作用、宣传教育过程中对客体的心里忽视、大众传媒的影响”。以上研究对于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关于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解决措施

提出解决措施的有齐佩芳、毛小平,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榜样教育的实效性》一文中从社会因素、方法因素等角度提出解决措施,但针对某一个角度,不够全面。娄淑华,在《探索与反思新时期的公民榜样教育》一文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即“从个体内部的心理状态、大众群体的心理状态的差异性、对个体目标偏向的测量、对群体优势心理状态进行测量、提高教育者的心理学素养”四个方面入手提高榜样教育的实效性。张茹粉,《榜样教育的实效性探讨》从“构建科学的榜样教育模式,注重利益驱动”提出解决榜样教育的实效性。崔华,《新时期榜样教育的反思》从“坚持“三贴近”原则,加强榜样教育的创新,健全先进典型权益保障机制,深化榜样的精神内涵、弘扬榜样精神 ”入手提出解决榜样教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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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与收入的回归分析

(1)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收入状况差异分析。利用spss统计数据软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职业教育情况下广东省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差异进行检验。统计数据显示,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450.58,标准差为1911.21,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234.06,标准差为1663.59,二者的平均数均为2000,t=3.117,df=1875,p=0.002。结果表明,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在月工资收入上差异显著(p<0.01)。整体看来,不同职业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月工资收入差异显著。在月工资均值方面,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均值高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分布状况方面,两者的月工资收入的中位数相同,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的标准差显著大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

(2)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入差异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差异。为了准确判断出职业教育是否能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技能来提高劳动力收入,以及对现有收入的影响程度,本章节利用计算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明瑟方程,通过回归模型进一步深入揭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程度。以劳动力的个人月工资收入为因变量,职业教育为自变量,进行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分析数据表明,相关系数R=0.033,决定系数R2<0.001,F=1.417,标准化回归系数=0.033,t=1.190,可知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回归方程不显著(P>0.05),职业教育能够解释月工资总变异的不足0.1%。从估计的回归方程可知:未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平均月工资为2236.049,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为2339.127。根据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可知,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不会造成劳动力月工资的差异。

三、结论及建议

职业教育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之一,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匹配、与人力资源配置相适应,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本研究通过对以广东省为例的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与其个人收入的关系和影响的分析,浅谈若干相关政策和建议。

(1)整合师资力量,有效约束培训结构和职业院校做精做强。职业院校要具有一支符合职业教育特点、教学要求和具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教师既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能够胜任理论知识教学,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市场经验,对市场需求和发展有敏感而精准的把握。这就要求职业院校改进整体师资力量不够强、待遇激励不足的现状,完善职称评定和任务安排,制定相应的绩效激励;同时开展公办职业和技工院校向落后地区师资培训和交流、共建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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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6-0108-02

情绪是指个体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特征指标,是现代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教学作为一种充满情绪的工作,教师作为高情绪劳动工作者,[2]其情绪劳动不仅影响自身的身心健康、工作绩效,而且还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业成就等造成较大影响。但是有关教师情绪劳动的相关研究却甚少,在我国远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如何使教师更轻松、更快乐的工作,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对教师情绪劳动的定义、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做一个简述,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一、教师情绪劳动的定义

教师情绪劳动是在情绪劳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专门针对教师这一特定职业,因此有必要先探讨情绪劳动的概念、内涵。

1.情绪劳动的定义

情绪劳动的概念由Hochschild在1983年提出,她认为情绪劳动是个体致力于情感管理,以在公众面前创造一个可以观察到的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即情绪劳动要求个体表达或抑制情绪。[3]根据这一观点,Morris等[4](1996)提出了情绪劳动存在多样性。Hochschidl认为情绪失调是情绪劳动的结果。有研究者也引入了其他变量,比如王贝引入苦恼变量。[5]关于情绪劳动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大视角:一是从情绪劳动要求入手,二是从情绪劳动策略入手。

2.教师情绪劳动的定义

由于情绪劳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为此教师情绪劳动的概念也没有达成统一,它主要散见于各研究者自己的操作性定义之中(不同的研究者对它有不同的定义),主要的代表观点包括:

(1)有研究者认为教师情绪劳动是指教师在教学环境中,因工作需求而调节自我情绪所付出的心力。[6]

(2)刘衍玲(2007)[7]认为中小学教师情绪劳动是教师为完成学校交给的教育教学任务,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必要的调节和管理以表达出适合教育教学活动的情绪的过程。

分析以上定义可以发现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教师情绪劳动的核心成分都有教师对情绪的调节和管理,强调在工作中的情绪要求,完成它需要表现出想要的情绪行为。

二、教师情绪劳动的结构

针对教师情绪劳动的研究,开始时间尚短,研究内容尚不全面,对于教师情绪劳动到底包括哪些内容还没有达成共识,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教师情绪劳动维度理论。刘衍玲[6](2007)在教师情绪定义的基础上,从员工聚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中小学教师情绪劳动的三个维度:表面行为、主动深度行为和被动深度行为。杨满云(2007)在刘衍玲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因子,分别为工作聚焦上的基本情绪表达、情绪多样性、情绪互动频率和员工焦点的表面行为、深度行为。李红菊[5](2007)通过对深度访谈资料的质性分析,结合已有的情绪劳动和情绪调节理论,从员工聚焦的角度建构出中学教师情绪劳动的概念结构,提出中学教师情绪劳动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从中国中学教师的文化背景出发结合教师行业独特的特点对四个维度进行了操作性定义。

通过对教师情绪劳动各维度的分析,发现基本上都是以工作聚焦与员工聚焦为出发点。无论是从单一类出发,还是从两类出发,教师情绪劳动维度中都包含表层行为与深度行为。其中李红菊通过质性研究发现,在中国特色文化背景下,中学教师情绪劳动维度中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蓄意不同步调节。

三、教师情绪劳动的前因变量

教师情绪劳动维度的确立为情绪劳动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工具。部分学者探讨了教师情绪劳动的前因变量。李红菊[5](2007)认为在教师工作中,教师情绪劳动总的来说受到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对个体变量(社会支持和正负性情绪倾向及职业自我认同)与教师情绪劳动的四个维度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正负性情绪倾向及职业自我认同与情绪劳动四个维度正相关,并且对深层伪装、表层伪装与自动调节三个维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外在的社会支持是最重要的;负性情绪与情绪劳动各维度负相关。

刘衍玲[6](2007)认为个体因素与工作因素都会对情绪劳动产生影响,并运用自编的中小学教师情绪劳动量表探讨了个体变量(教师情绪智力、教师职业承诺)与教师情绪劳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智力与情绪劳动呈显著正相关;情绪智力中的情绪运用对表面行为有直接效应;自我情绪、他人情绪对被动深度行为有直接效应;自我情绪对主动深度行为有直接效应;教师的表面行为与职业承诺相关不高,教师继续承诺对主动深度行为和被动深度行为有直接效应。

张一楠[7](2008)认为情绪劳动的前因变量大概包括三类:个体变量、职业变量和环境变量,并考察了个体变量(职业承诺和情绪调节)和环境变量(组织气氛)与幼儿教师情绪劳动间的关系。杨满云[8](2008)考察了个体变量(教师人格)与中小学教师情绪劳动间的相关。结果显示:教师情绪劳动负荷与人格特征的精神质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内外向性呈现显著负相关,但是在神经质这个维度,两者没有显着的相关。Liu YM[10](2008)以个体变量(情商和负性情绪)为自变量考察了情绪资源对情绪劳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拥有高水平情绪资源的个体更倾向于深层表演,拥有低水平情绪资源的个体更倾向于表层表演。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教师情绪劳动的前因变量概括起来包括两类:个体变量和组织变量。它们对情绪劳动的影响怎样,提出了许多理论假设,也进行了部分的实证。但是由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测量工作及研究变量选取的差异性,导致研究结果缺乏相对可比性。

四、教师情绪劳动的后果变量

已有情绪劳动研究表明,情绪劳动会对个体变量和组织变量产生影响。教师作为高情绪劳动者,情绪劳动对于个体的工作满意度、情绪衰蝎、工作倦怠、工作绩效、工作压力、角色内化、自尊、身心不适、家庭生活品质、个人效能感、角色认同、人际关系品质等因素都有较显著的影响,而长期处于情绪劳动状态,不但对个体的生理状况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组织行为也会有很大的作用。普遍认为情绪劳动会导致个体层面上的工作倦怠和工作不满意等,而组织层面上则会影响绩效或是出现退缩行为等。

除了从理论上论述情绪劳动的结果外,很多学者对情绪劳动的后果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刘衍玲(2007)从员工聚焦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了情绪劳动对中小学教师个体的影响,对教师情绪劳动与教师教学效能感、工作倦怠和满意度关系进行研究,指出教师主动深度行为和被动深度行为与情绪衰竭、去人性化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李红菊(2007)也从员工聚焦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了中学教师情绪劳动对教师职业枯竭的影响,指出中学教师情绪劳动各个维度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深层伪装、自动调节与蓄意不同步调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深层伪装和自动调节提升了工作满意感,从而降低了枯竭水平。杨满云探讨了教师情绪劳动对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教师情绪劳动与心理症状呈显著正相关,教师情绪劳动负荷愈高,心理总症状指数及各因子指数越高。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也对教师情绪劳动的后果变量进行了研究。例如Qin Zhang[9](2008)对中国大学教师的情绪劳动与教师的职业倦怠和职业满意度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五、总结与展望

情绪劳动是比较新的概念,教师的情绪劳动更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故人们对它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当前教师情绪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情绪劳动定义、维度和测量,以及在此基础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探讨方面。尽管目前对教师情绪劳动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刘衍玲将社会信息加工实验范式引入情绪劳动的认知特点研究。但是相对而言,对情绪劳动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属于非实验性研究,而且研究形式相对单一。笔者认为,可以用人类学的个案分析法来追踪教师个体在职业期的社会化中情绪劳动的变化形式,更应该多用实验来研究情绪劳动的作用机制。

第二,在研究对象上,以往的研究虽然已经包括幼、小、中、大学教师,但是却未对继续教育学院的教师进行研究,其也属于高情绪劳动工作者。研究对象上可以更拓展,并且由于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组间的差异,故有必要对不同教学阶段教师情绪劳动分开研究。

第三,在研究变量上,许多研究发现教师情绪劳动受个体变量与组织变量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一些个体变量与组织变量产生很大影响。但是相对而言,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员工聚焦出发,多是研究个体变量与情绪劳动间的相互关系,而较少从组织变量的角度来研究情绪劳动,故还需要更多研究来探讨两类变量与教师情绪劳动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对于情绪劳动的工作机制的研究还比较贫乏。虽然有研究者运用Hobfoll(1989)的资源守恒理论和行为调节理论来解释情绪劳动的工作机制,但并不完善。教师的情绪劳动机制尚属于一个急待研究的问题。

第五,Kruml and Geddes(2008)证实,企业可以成功培训员工一些改变情绪的策略。因此,开发一些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情绪劳动的策略,以维护教师的心理健康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尤其是针对新教师的相关培训,可以较好地促进他们的职业适应。

第六,不同学科教师的情绪劳动具有不同的特点,比如Zembylas M(2004)曾探讨了理科教师的情绪劳动特点,Gerard Naring(2006)也曾探讨过数学教师的情绪劳动与职业衰竭的关系,但是目前国内还缺少此类研究。

参考文献:

[1]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张乃文.台北县国小教育人员情绪劳务负荷与工作倦怠之关系[D].北京:辅仁大学,2005.

[3]李红菊,许燕,张宏宇.情绪劳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409-411.

[4]王明辉,王雷.国外关于情绪劳动的研究述评——以组织行为学为视角[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8,(9).

[5]李红菊.中学教师情绪劳动的概念建构及其与重要预测因素、职业枯竭的关系[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6]刘衍玲.中小学教师情绪劳动的探索性工作[D].重庆:西南大学,2007.

[7]张一楠.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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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新农村发展的现状

在新农村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党中央富民政策的不断出台,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富裕,生活状况得到很大程度改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的机械耕种和科学种田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而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农村土地不断被城市建设征用,使得农村土地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便出现了大批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何去何从既关系到农村的社会安定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农村劳动力的再创业问题,更关系到农民除土地耕种收入之外的再创收问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创业问题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创业的重要性

我国是世界上的农业大国,据2012年统计局统计数字,农村人口比例占我国总人口比例的一半以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命脉,农民收入的多少、农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又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虽然党和国家富民政策不断出台,但农民收入增幅还不是很大,当前的农民收入状况已不再是上世纪60~80年代的收入平均化,贫富差别不大。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有经济头脑,且又勤劳的农村新型农民找到了致富路子,已步入小康生活。而大部分农民在完成他们的基本农田耕种或者把农田承包出去后外出打工,则收入有限,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那么,要想从根本上提高现如今农民的生活水平,就要重新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价值。

三、再创业教育的具体培训

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创业培训教育,使之掌握创业技能,为实现个人创业做好前期准备。王海滨在《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创业培训模式构建》中提到,创业知识培训:即创业过程指导;市场信息提供;新技术提供与培训等。也就是说剩余劳动力的再创业培训包括创业指导,从新技术提供到高场信息提供,都要细化,坚决避免笼统的走形势的再创业教育。具体创业技能培训要做到具体落实到每个人,既要做到广泛培养,又要做到以点带面,抓住主要目标,一个人成功了,可以带动一大批农民创业和就业,这样就做到了以点带面,创业教育具体落到了实处。

四、多方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当下无论城乡都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必须富裕起来。因为在我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相当大。如果农民不富裕,那么这个社会就算不上全面富裕。因此多措并举广开门路,为农民创业创造更宽松的环境,为农民创造就业富裕门路,才是农村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从技能培训到技能实践,各职能部门要广开绿灯,开方便之门。相关领导在培训指导上,也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坚持和加大农民培训力度,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创业就业,构建和谐的新农村增长长效机制。

要构建长效的农村创业教育机制,各主管部门无论在执照申领,银行贷款、税费减免场地提供等方面都要广开方便之门,提供方便快捷服务。

五、农民创业教育制度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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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毕业研究生的数量不断增长,就业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处于就业难的境地。据统计,从1982年到2008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从每年1.1万人增至44.63万人,增长40倍。在校研究生规模从2.6万人增至128.3万人,增长近50倍。2006年到200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分别为39.79万人、41.86万人、44.63万人,仅这三年的毕业研究生就有126.28万人…。另外,2010年全国应届本专科毕业生也将达到61l万人,比2009年增加52万。而与高校毕业生人数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几年工作岗位数却没有明显增加,特别是适合研究生工作的岗位数不升反降,从而导致研究生就业竞争十分激烈。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造成就业市场的供需失衡,研究生去抢本科生的饭碗,本科生去抢大专生的饭碗,这种在就业市场出现的“错位”现象已屡见不鲜。一部分研究生在“错位”的工作岗位上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能力与岗位要求未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结合,处于部分闲置的状态;也没有获得适当的劳动报酬,即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研究生属于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如果研究生就业不能“人尽其才”,由此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是社会的重大损失。研究生也会产生挫败感和不满情绪,一方面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用人单位的长远发展。本文将运用职位竞争理论,透析研究生隐性失业问题。

一、研究生隐性失业的概念

国际劳动组织将隐性失业定义为:“具有劳动能力并在职工作,但工作量不足,不能通过工作获得社会认可的正常收入”。具体讲,隐性失业就是指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构成失衡,劳动力供给超过了由生产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出现的低效用或负效用现象。有的学者将劳动力未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的状态称为隐性失业。

本文所指的隐性失业是指有劳动意愿并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适合的岗位上工作,所在岗位与其能力不匹配,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或是与其专业特长不一致,劳动力处于部分闲置状态的现象。也就是说在隐性失业的情况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只有形式上的结合而没有实质上的有效结合。

研究生隐性失业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生表面上已经就业,没有像失业人员那样处于“无工作”的状态,但工作岗位不能使其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对工作不满意,不能获得社会认可的正常收入。

二、用职位竞争理论透析研究生隐性失业

职位竞争理论(JobCompetitionTheory)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莱斯特·瑟罗在《教育与经济平等》一书中提出了职位竞争模式,之后他又在1975年提出“工作竞争”理论。1974年菲尔茨第一次正式提出“职位排挤”模型,他认为,教育是用于筛选求职者并决定个人工作报酬的主要依据,即教育水平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的位置就越靠前,越容易获得好的职位。

本文所论及的职位竞争理论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职业序列及其结构具有刚性,即每个岗位按照自身的技术能力要求、生产力特征和工资标准而形成由高到低的序列,位置愈前,岗位愈好。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每个求职者按照教育水平、职业经验、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的综合水平形成的一个序列。在序列中的位置愈靠前,获得好职位的可能性愈大;对于雇主来说,在一系列的个人特征中,教育水平愈高,雇主所支付的成本愈低。三是高度结构化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不同职位的培训成本是不一样的,某个员工一旦进入某一职位且受过相关培训,他接受进一步培训以就任更高职位所需的时间就比从公司外新雇的员工进行培训所需的时间更少,成本更低。

(一)职业序列及其结构具有刚性

每个岗位按照自身的技术能力要求、生产力特征和工资标准而形成由高到低的序列,位置愈前,岗位愈好。研究生心仪的大都是职业序列较靠前的岗位,这些岗位的要求较高,且数量有限。由于研究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必然有一部分人被挤到更靠后的位置,造成这部分人的隐性失业。另外,还一些职业要求较高岗位与研究生工作能力不匹配,即供不符求,达不到这些岗位要求的研究生就会退而求其次,选择职业序列靠后的岗位,也造成一部分人隐性失业。

(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从雇主角度来看,职位竞争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雇主在雇佣员工时不知道其将来的表现怎么样,被雇佣者在进人工作岗位后,并不一定能马上胜任工作,而是要经过相关职业培训后才能进入角色,那么预期培训成本的大小成为雇主最关心的问题。一个人的培训成本与其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因此受教育水平就成为雇主筛选员工的标准。

研究生受教育水平较高,在求职者序列中位置比较靠前。在雇主心目中,研究生学历是显示其高智力水平等影响未来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可能意味着只需要支付较低的培训成本就可以赢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于是,越来越多原本能适合岗位要求的本科生、专科生被筛选下来,这也是被菲尔兹称之为“职位排挤”的现象。同时,由于研究生教育扩张造成培养质量下降,雇主在不确定求职者真实工作能力的情况下,不会冒险去雇佣高学历的人,为了风险最小化,雇主会按照平均受教育水平来判断,这样研究生可能会排到低于正常位序的位置上,从而造成研究生的隐f生失业。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8月底,全省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就业率为84%,本科生就业率为82.23%,高职高专生就业率为88.1%。一些高校部分专业的研究生签约率比不上本科生。不少研究生对工作的期望值高于本科生,但在就业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优势,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或是“高学历低就业”的现象。

(三)高度结构化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由于毕业研究生大多没有工作经历,很少接受相关职业培训,虽然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但要想胜任岗位要求,必须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相比之下,在职的已经接受过培训的雇员所需的培训时间更少,成本更低,所以新雇员就会被排挤到较低的岗位上,造成隐性失业。

根据职位竞争理论的分析,很多毕业研究生目前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原因在于社会对研究生需求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毕业研究生数量增长的速度。另外,研究生培养的结构失衡,理论研究型人才过多,实践应用型人才不足,都可能造成研究生的隐性失业。

三、政策建议

研究生隐性失业现象可能会在今后愈发凸显。国家、高校及个人都要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我国高学历人才队伍的稳定,避免人才浪费。

(一)国家要做好职业岗位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工作

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毕业研究生数量远远超过国家能为其提供合适岗位的数量,更多的人只能退而求其次,造成隐性失业。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能及时做好职业岗位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工作,控制研究生招生规模,使毕业生数量与社会提供的合适工作岗位相适应,保持供求平衡,减少隐性失业。

(二)高校要调整研究生培养结构,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转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研究生培养类型和结构不合理,是当前毕业研究生出现隐性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研究生培养分为“学术性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类,即学术研究型和专业应用型,前者以学术研究为导向,主要培养学科专家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后者重视实践和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过正规、高水平训练的高层次人才。

篇11

个人教育收益率的计算和作用都是不同于社会收益率的。个人教育收益率是考虑到个人教育投入的成本和工作后取得的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衡量某类教育对于个人家庭来说投资是否划算。社会教育收益率主要是考察社会对各类教育机构的教育资源的投资和所取得的社会收益的部分,其计量的教育成本包括公共开支、个人收入、机会成本。所取得的收益为所得税和税后工资。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1)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标,它试图回答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或是否应该增加或减少教育上的资源投入。(2)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教育资源在性别、城乡、区域及各级各类教育上分配的合理性问题。(3)教育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其收益率的高低反映了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研究各级各类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为如何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提供依据。(4)教育收益率反映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了解收益率有助于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二、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个人教育收益率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有关教育收益率的计算,在西方教育经济学中极为盛行,所用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汉森首次提出了美国在1949年的各级教育投资回收率,被公认为最早对教育收益率进行的综合研究。真正开始估计教育的收益率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T.W. schultz以及Becker大大推进了这一课题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详细阐述法”(The Elaborate Method)。第二次研究收益率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Mincer的NBER书的出版为标志,Mincer认为,今天的潜在收入依赖于昨天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而人力资本取决于所接受的教育。Chiswick在1974年使用明瑟收入法计算出美国普通教育的个人收益率。Rosenzweig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国外关于职业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中,既有认为职业教育可以带来较高个人回报的,但也有认为中等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和普通教育没有明显区别甚至低于普通教育的。

2.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对于教育收益率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1)对于不同教育阶段收益率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国内学者关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成果,90年代中后期形成研究高峰。张车伟估计了不同教育阶段的收益率,得出市场分割因素对中等教育的影响最大。武向荣认为,过度教育导致教育收益率较低。钱智勇认为,对于教育投资者来说,必须忍受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中等教育阶段,才能够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在影响工资差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占有绝对权重。非教育因素影响了教育,它们是通过教育而对工资差额产生间接作用。(2)对不同类型教育的收益率的研究。陈晓宇、阂维方估计的我国1996年城镇高中和中专教育收益率分别为4.19%和6.76%,后者比前者高2.57个百分点。岳昌君估计的1991年高中和中专教育真实的收益率分别为2.24%和2.64%,后者比前者高0.4个百分点;而2000年各级教育收益率有所提高,但中专教育收益率仅比高中高0.16个百分点。谬柏其采用同时考虑异质性和自选择偏差问题的广义选择修正模型,研究了我国高中毕业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教育收益率问题。丁小浩、李莹对我国城镇中等教育毕业生的实证研究认为,职业教育毕业生的起始工资和普通教育没有明显区别。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国内外对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已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对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计算方法提出了许多改进措施。但是对于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这样一个让很多家庭很难抉择的教育类型的投资收益率比较研究较少。

三、个人教育收益率常用的计算方法

它能够用于反映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评价教育产出的效率,反映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的需求状况,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学费水平的确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明瑟收益率没有直接涉及教育的个人成本,因此是衡量一定量的教育所带来的收益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模型,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从而可以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赖德胜等学者对明瑟函数曾有不同的评论,但由于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

篇12

一、研究生隐性失业的概念

国际劳动组织将隐性失业定义为:“具有劳动能力并在职工作,但工作量不足,不能通过工作获得社会认可的正常收入”。具体讲,隐性失业就是指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构成失衡,劳动力供给超过了由生产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出现的低效用或负效用现象。有的学者将劳动力未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的状态称为隐性失业。

本文所指的隐性失业是指有劳动意愿并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适合的岗位上工作,所在岗位与其能力不匹配,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或是与其专业特长不一致,劳动力处于部分闲置状态的现象。也就是说在隐性失业的情况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只有形式上的结合而没有实质上的有效结合。

研究生隐性失业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生表面上已经就业,没有像失业人员那样处于“无工作”的状态,但工作岗位不能使其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对工作不满意,不能获得社会认可的正常收入。

二、用职位竞争理论透析研究生隐性失业

职位竞争理论(JobCompetitionTheory)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莱斯特·瑟罗在《教育与经济平等》一书中提出了职位竞争模式,之后他又在1975年提出“工作竞争”理论。1974年菲尔茨第一次正式提出“职位排挤”模型,他认为,教育是用于筛选求职者并决定个人工作报酬的主要依据,即教育水平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的位置就越靠前,越容易获得好的职位。

本文所论及的职位竞争理论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职业序列及其结构具有刚性,即每个岗位按照自身的技术能力要求、生产力特征和工资标准而形成由高到低的序列,位置愈前,岗位愈好。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每个求职者按照教育水平、职业经验、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的综合水平形成的一个序列。在序列中的位置愈靠前,获得好职位的可能性愈大;对于雇主来说,在一系列的个人特征中,教育水平愈高,雇主所支付的成本愈低。三是高度结构化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不同职位的培训成本是不一样的,某个员工一旦进入某一职位且受过相关培训,他接受进一步培训以就任更高职位所需的时间就比从公司外新雇的员工进行培训所需的时间更少,成本更低。

(一)职业序列及其结构具有刚性

每个岗位按照自身的技术能力要求、生产力特征和工资标准而形成由高到低的序列,位置愈前,岗位愈好。研究生心仪的大都是职业序列较靠前的岗位,这些岗位的要求较高,且数量有限。由于研究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必然有一部分人被挤到更靠后的位置,造成这部分人的隐性失业。另外,还一些职业要求较高岗位与研究生工作能力不匹配,即供不符求,达不到这些岗位要求的研究生就会退而求其次,选择职业序列靠后的岗位,也造成一部分人隐性失业。

(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从雇主角度来看,职位竞争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雇主在雇佣员工时不知道其将来的表现怎么样,被雇佣者在进人工作岗位后,并不一定能马上胜任工作,而是要经过相关职业培训后才能进入角色,那么预期培训成本的大小成为雇主最关心的问题。一个人的培训成本与其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因此受教育水平就成为雇主筛选员工的标准。

研究生受教育水平较高,在求职者序列中位置比较靠前。在雇主心目中,研究生学历是显示其高智力水平等影响未来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可能意味着只需要支付较低的培训成本就可以赢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于是,越来越多原本能适合岗位要求的本科生、专科生被筛选下来,这也是被菲尔兹称之为“职位排挤”的现象。同时,由于研究生教育扩张造成培养质量下降,雇主在不确定求职者真实工作能力的情况下,不会冒险去雇佣高学历的人,为了风险最小化,雇主会按照平均受教育水平来判断,这样研究生可能会排到低于正常位序的位置上,从而造成研究生的隐f生失业。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8月底,全省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就业率为84%,本科生就业率为82.23%,高职高专生就业率为88.1%。一些高校部分专业的研究生签约率比不上本科生。不少研究生对工作的期望值高于本科生,但在就业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优势,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或是“高学历低就业”的现象。

(三)高度结构化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由于毕业研究生大多没有工作经历,很少接受相关职业培训,虽然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但要想胜任岗位要求,必须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相比之下,在职的已经接受过培训的雇员所需的培训时间更少,成本更低,所以新雇员就会被排挤到较低的岗位上,造成隐性失业。

根据职位竞争理论的分析,很多毕业研究生目前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原因在于社会对研究生需求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毕业研究生数量增长的速度。另外,研究生培养的结构失衡,理论研究型人才过多,实践应用型人才不足,都可能造成研究生的隐性失业。

三、政策建议

研究生隐性失业现象可能会在今后愈发凸显。国家、高校及个人都要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我国高学历人才队伍的稳定,避免人才浪费。

(一)国家要做好职业岗位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工作

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毕业研究生数量远远超过国家能为其提供合适岗位的数量,更多的人只能退而求其次,造成隐性失业。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能及时做好职业岗位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工作,控制研究生招生规模,使毕业生数量与社会提供的合适工作岗位相适应,保持供求平衡,减少隐性失业。

(二)高校要调整研究生培养结构,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转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研究生培养类型和结构不合理,是当前毕业研究生出现隐性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研究生培养分为“学术性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类,即学术研究型和专业应用型,前者以学术研究为导向,主要培养学科专家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后者重视实践和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过正规、高水平训练的高层次人才。

篇13

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女性的职业发展和职业地位上升提供了机遇,然而,目前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制造了一系列的障碍,不利于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国内学术界和公共舆论对劳动力市场和职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关注逐渐增长。在国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是近十年来的热点之一,有许多大型的国际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根据国内研究现状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及理论,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主持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职业性别分割与两性收入差距”项目自2006年以来,致力于研究研究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把握当前性别分层形态和特征的关键点,评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以期深入考察导致目前性别不平等上升和性别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探求社会政策干预方法,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的发展趋势,减缓其对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

项目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包括分析已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的生活史访谈、对单位组织的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的访谈、个案深入访谈资料等,统计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和单位调查数据等。不同研究内容所选取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

二、成果报告

1 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

李春玲研究员运用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测量出4个年代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认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除了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有所上升。此后在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性别隔离水平持续下降。在解读不同时期的职业性别隔离特征后,她指出职业性别隔离指数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女性劳动力向白领职业扩张。女性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逐步上升,是导致女性向白领职业扩张的主要原因。预期白领职业中的女性比例还将提高。不过,2000年以来女性向白领职业领域的扩张似乎趋于停滞。与此同时,女性在白领职业领域遭遇到“玻璃天花板”效应,女性晋升到管理人员职位的比例远低于男性。另一方面,蓝领、半蓝领职业的性别隔离持续维持,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但并未显现明显的女性化趋势。

2 两性收入差异及其变化趋势

根据改进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式,李春玲研究员判断经济改革以来收入性别差距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市场竞争机制(人力资本因素)和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因素)共同促成了收入别差距的拉大。改革初期阶段收入性别差距拉大主要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结果,但在目前阶段性别不平等是导致收入性别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分配领域的性别歧视更多地采取隐性的形式如分配性性别歧视、估价性别歧视。数据分析证实,职业性别隔离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在各个地区、各种领域和部门都普遍存在着对女性工作的价值低估现象。影响个人收入的关键性因素是教育水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教育水平以及其它的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还可能进一步增强。市场化与收入别差距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收入性别差距扩大,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有可能缩小收入性别差距。

3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模式

李春玲研究员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剖析教育地位获得、经济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评估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方面的性别平等状况及影响因素。她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因素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教育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方面;教育水平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作用更大,尤其表现在经济地位获得方面;工作年限和年龄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作用有所差异;女性的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4 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

社会学研究所石秀印研究员通过受雇和失业分割、行业和职业分割两个层面,阐述了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状,指出女性就业机会明显少于男性,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女性下岗失业的可能性也明显大于男性。他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家庭生命周期、女性人力资源积累、产业形态。企业雇主存在对已婚和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而婚姻和生育以及家务负担尤其是对农村户籍的打工妹产生了不利影响。目前女性劳动力的学历水平低于男性劳动力,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在工作以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专业技能培训)方面明显少于男性,因为机关单位领导和企业雇主不太愿意对女性员工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另外,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对女性就业还不是很有利。在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兴起为女性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而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局限了女性就业发展。为此他设计了解决女性就业不平等问题的两个路径。

5 工作场所的男女权威差异

在工作场所的权力分配方面,石秀印研究员诠释了职务等级、职务类别、民主参与度、权力效能的性别不平等,指出领导职位主要是由男性控制,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大大低于男性,而且越是在实权部门,女性能够晋升到领导职位的几率越低。影响职场中性别权力不平等的因素分布在个人、家庭、社会三个领域: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男性以及女性的人力资本特性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男性;尽管家庭是男女两性共有的,但是男性的职务晋升所受家庭的影响较少;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致因,包括文化传统所导致的性别刻板印象,掌控权力的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排斥和工作场所中“男性同盟”对女性员工的抵制,以及现存的制度设计和权力结构对女性职务晋升的不利影响。他还就如何才能改变权力关系的两性不平等提出设想。

6 国家政策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蒋永萍研究员解析了国家政策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她谈到与妇女就业率不断提高的国际趋势相反,在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就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妇女特别是城镇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结构重组和体制改革的负面影响。将计划经济时期妇女就业政策体系与市场经济时期妇女就业政策体系相比较,市场体制对计划体制的替代在激发

经济活力的同时,给广大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成就了一批女社会精英。但在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利益结构重新界定和社会阶层等级秩序重新确立的过程中,男性阶层结构更趋向于橄榄型,女性阶层结构及社会经济等级结构更趋向于金字塔型。她呼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

7 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现状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陈方教授汇报了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现状的研究进展。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就业,妇女逐渐变成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加剧了妇女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作为家庭成员,农村妇女是随户而不是作为社员进入合作社,男女两性在农业合作社内的资源分配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她依据从湖南、甘肃、四川等地实地考察得到的资料,从性别需求人手,借助妇女赋权框架,探讨农民合作组织内的农村妇女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中,通过资本、知识与技能、能力和选择权四个方面获取资源和支配资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从有利于妇女发展角度,陈述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困难,揭示造成困难的文化因素和政策因素,论述妇女赋权是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有效途径。

8 流动劳动力中的性别差异

中山大学罗忠勇博士以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珠三角地区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流动劳动力在职业获得和职业转变、工作权益获得、工作感受、集体维权意识和维权行动等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他表示,这些性别差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性别隔离和资源与机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男女流动劳动力在不同工种、企业和行业中的职业性别隔离进一步造成了流动劳动力在工作权益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流动劳动力在工作感受上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影响了男女在城市的地位获得和生存际遇,还会直接影响其在集体维权意识与维权行动方面的性别差异。他倡议相关的社会化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来争取女性流动劳动力就业的公平。

9 性别歧视与女大学生就业

王献蜜就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石彤教授与她共同完成的性别歧视与女大学生就业研究成果做了发言。她对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概念进行界定,描述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认定标准和产生背景,评述就业性别歧视高层次化、显性的就业性别歧视隐性化、就业率存在性别差异、职业报酬的性别差距所反映的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现状,呈现其不利的社会影响。从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法律规范的缺失、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严重失衡、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用人单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及其无社会性别意识、个人因素的制约等多层面分析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原因,最后提出一系列消除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建议。麦可思公司周凌波先生则分享了2008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数据。

10 高等教育机会与性别不平等

杨总结中国的男女教育水平和教育机会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女性比例仍处于中间偏低水平。高等教育系统中性别分布的数据差距显示不同层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机会、不同形式高等教育、不同类型高等学校、不同学科专业存在性别不平等,而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与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交互作用在不同层面上加剧了高等教育性别差距的裂变。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因有碍人力资本素质、结构、效率的性别平等而给女性就业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应当引导政府、非政府组织、高等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家长、学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共同参与并采取有效策略改善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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