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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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健全网络，拓展途径，多层次提供便民服务
各地要按照“那里有困难群众，那里就有法律援助服务”的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县、乡（镇）办事处法律援助中心机构建设进度，建立健全市、县、乡三级法律援助机构。同时，要在村（居委会）、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选聘法律援助工作信息联络员，形成遍布城乡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实现区域全覆盖。要充实基层援助中心力量，改善基层法律援助中心办公设施和条件，夯实基层基础工作。适时组织法律服务人员深入到工地、农村等开展法律援助咨询，就地受理法律援助案件；要依托市县普法网，积极探索网上法律援助服务；要优化“12348”法律援助咨询自动化平台功能，调整充实咨询内容，公布各级法律援助中心电话，简化程序，提高法律援助效率；积极开展对襄樊籍农民工在外省市务工受到侵害的重大案件法律援助服务。
三、进一步强化职能，突出重点，提高维权维稳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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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离婚可以找法律援助，没有能力请律师或者应诉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填写的资料需要当事人到当地的司法局或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咨询。法律援助机构自受理申请之起十五日内进行审查，做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
【法律依据】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四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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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建立的法律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27条到29分别规定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不接受指派以及违反法律援助义务情形的认定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十七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第二十八条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1．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2．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有前款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财物，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第二十九条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按照律师法的规定予以处罚。(二)建设和适用法律服务大厅同安区为提高法律援助的群众了解度与援助面，建设并使用了法律服务大厅，提高了知名度与方便度，受到群众的好评。同时，良好的办公环境与设备也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硬件基础。(三)开辟123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同安区于1999年就正式开通了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并与厦门市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联动，面前全区各镇均安装了电话号码尾数冠于148的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形成了市、区、镇三级上下贯通。2012年上半年中心共接待来电231个。专线的开通为法律律师值班制度的建成提供了有效的咨询来源。(四)律师专业水平高，职业道德高尚同安法律援助中心对口的律师事务所与律师都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全区共有对口事务所5间，对口律师31人。
三、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的运行机制
(一)编排律师参与“区法律服务大厅”值班安排表，明确值班时间、值班地点、值班职责以及不到位的责任(二)整合律师资源、定期定岗安排值班精心部署，科学、合理整合社会法律人才资源，切实做好法律服务大厅的律师值班工作。中心加强组织协调，定期定岗安排全区的执业律师参与义务接听、解答、接待群众的来电来访工作，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大大提高解答咨询和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质量，努力满足群众多方位的法律服务需求，使每一位咨询、求援、求助的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三)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直接向值班人员指派案件统筹规划，把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与值班律师挂钩，直接向当天值班人员指派援助案件，充分调动法律服务人员参与服务大厅值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实现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律师在服务中互惠、在互惠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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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具体说来，它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束缚下形成的一种就业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因此近年来，从政府到新闻舆论，从学者到平民大众，都在时刻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也提出了不少解决途径。有人指出，应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立法，修改现有法律如《劳动法》等，或制定新的专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立法，才能有效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问题。笔者认为，尽管立法是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有效途径，但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问题，不仅要从立法层面，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来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还要从法律实施层面来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因为再完备的法律也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如果农民工因为不懂法律而无法求助法律，如果社会有关机构因为漠视农民工的存在而不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帮助，农民工的权益仍难于得到现实的保障。
因此，利用法律援助机制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是在法律实施层面维护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十分有效的途径。其好处如下：首先，法律援助可以解决农民工不懂法的问题。农民工一般文化层次较低，更无基本的法律常识，很多农民工想维权但不知如何运用法律维权，法律援助可以为其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其次，法律援助可以解决农民工因为无钱而无法维权的窘境。农民工一般生活贫困，到城市务工就是要解决生计问题，但却拿不到应得的工资和赔偿，而请人和雇主打官司又付不起律师费，如果法律援助免费，农民工就不用为费发愁；再次，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可以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我们现在正在建设法治国家，而在法制国家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农民工不懂法、生活贫困而被法律所摈弃，农民工的权益和其他公民的权益一样重要，不能厚此薄彼，法律援助可以使农民工合法权益纠纷和案件得到及时解决，可以稳定农民工的人心，可以彰显司法的公正与力量。
二、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
1、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详细列举了“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范围，如第十条规定，“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农民工在其合法权益受侵犯时要求相关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有其充足的法律依据：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毋庸置疑的是，农民工和中国的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军人等各阶层人士一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谁也不能剥夺农民工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法律援助权利；更为众所周知的是，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侵犯的种种情形中，拖欠工资、被拒付工资、工伤赔偿难以落实是最常见的情形，而农民工大多经济困难，农民工为此寻求法律援助理所应当。
2、年司法部、建设部出台《司法部、建设部关于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通知》，强调应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3、年9月，司法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档案局等九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的意见》，强调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无偿的法律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目标的实现。
4、年初，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其中在第29点指出，要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农民工能够依法维权。
（二）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实例。近年来，不少农民工通过法律援助实现了自己的权益，法律援助的作用日益突显：
年2月，江苏江都大桥镇张晓兰到一家鞋厂配底车间从事“绷帮”工作，经常接触含苯的胶水。4月的一天，小张突感头晕目眩，经江都、苏州、泰州等地医院治疗，初步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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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无罪律师要根据实施情况来进行辩护，证据充分律师是可以做到的。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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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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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援助，作为法律援助中的一部分，是国家在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于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权益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
一、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
（一）宪法基本人权平等保护的彰显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国家尊重保障人权。每一个政府都将实现宪法的规定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实现实质的平等权而不懈追求。即政府应在实际的运作之中，为了纠正由于保障形式上的平等所招致的不平等，依据个人的不同属性（如地位、财富的差异）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作为各个人的人格发展所必需的前期条件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保障[2]。正如，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如是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地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3]因此在这种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建立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向平等的方面维护公民合法民事权益，从而实现宪法上的实质平等。
（二）诉权平等的要求
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应有的诉权，在民事活动中，即为当事人向法院请求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和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权利。这种诉权来源于宪法所保障的“接受司法裁判权”[4]。这种因制度设计而出现的人权本身具有宪法保障力。它要求立法者在赋予公民权利、设立公正程序的同时，对公民平等的适用程序也应该有所考虑――即诉权的实质内涵。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有效地保障所有人平等的接近他们的目的所必需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诉权平等[2]。
二、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分析
（一）立法层面不完善
1.立法层次较低且体系上的效力对抗性缺乏。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在于保障公民个人的平等诉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性平等，其内容本身就具有宪法保障力。由于中国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由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中，从上位法和下位法的角度看，其本身不具有对抗法律的效力；同时，（民事）法律援助行为乃是政府的责任，是宪法保障人权的体现。那么，由政府通过立法来规范自己的责任，很明显地带有侵犯公民权利的极大可能性。
2.民事法律援助可诉性范围狭小。中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中国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诉讼事项和非诉讼事项，但在法院受理援助案件的（可诉性）范围上却仅有如下几类:第一，追索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第二，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第三，工伤的案件。这些范围明显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发生的民事纠纷，不能够很好地保障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平等地启动诉讼程序。
3.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国际化步伐较慢。在法律援助国际化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定步伐，加入了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公约，并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双边或多边协定或条约。但是，法律援助国际化并没有被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所特别重视。
（二）服务体系不健全
1.政府职责不到位。政府中一部分人认识尚不到位，虽然在学理上已将民事法律援助视为政府的职责负担，但实际之中却主要是由个别律师来承担。政府中一部分人认识尚不到位，使得其有规避责任之嫌。
2.对律师激励措施不足。由于没有一定的激励措施，使得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数量甚少，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在实际中，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之后往往得不到回报，即使在部分地区提高了律师的补贴标准，但补贴的发放只按承办案件的数量决定，而非具体到个案的实际情况。
3.质量保证缺乏有效途径。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第24条都分别规定了质量保证途径，因过于模糊可操作性不强；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明显。公民往往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知如何来获得法律援助。
（三）资金保障不足
据资料显示，2007年法律援助经费收入总额为37 029.78万元，以中国13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8元[5]。虽然《民事援助条例》亦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对当地法律援助工作给予财政上支持，但却未明确以何种形式来提供财政支援。
1.经费来源存在“瓶颈”。目前中国财政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经费还不能得到稳定的财政支持，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有待进一步落实。
2.办案质量不高。经费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有些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不增加经费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走过场，敷衍了事；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办案时只能靠东拼西凑。这样使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三、完善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
（一）大力完善立法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
2.扩大民事法律援助的可诉性范围。即在防止个人滥用民事法律援助的前提下，确定一些可操作的条件，使得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由法律援助机构来确定是否当事人符合这些条件。但不应该对其诉讼事项有所规定，因为任何情况下都有公民可能需有法律帮助。同时，对非诉讼事项，不应该有所限制。
3.扩大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民事法律援助作为政府行为，其所针对的是所有的公民个人。这需要人们在观念上加以把握和了解，以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其援助的对象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弱者，还包括广大的不了解法律的人们。
（二）服务体系的完善
1.完善各级人民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由各市级人民政府建立法律援助机构，由市级政府统一领导，分别管理发放到自己手中的资金。通过市再下设较小的部门。相对县级政府来说，市级政府本身有着较强的实力，可以更好地在城市中建立起一个完备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再由城市向农村扩展。
2.引入合约机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通过引入合约的机制，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或个体律师签订契约，使得援助方在合约的范围内受约束；也达到了合理利用国家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支出；也保障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
3.提高律师法律援助待遇。提高律师的福利工资，并且要按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从而吸引更多的律师加入到法律援助工作中。
（三）财政体系的完善
1.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所谓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是指为了保证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政府根据经济状况为法律援助机构实施法律援助所必需的费用开支而设立的一项最基本办案经费保障制度。在中国，广东省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采用了人口均额的方案，取得成功。业务经费中办案费按当地人口平均额纳入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发展情况适当调整人均标准[6]。
2.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彩票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既然已有的彩票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彩票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中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
3.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从个人和企业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1]张耕.法律援助制度比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
[2]许崇德.宪法：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113-162.
[3][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包钢，何怀宏，廖仲白，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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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的暂行办法
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的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问题，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单位掌握标准不一致，给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带来一些困难。为了进一步推动从事创作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与新的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繁荣文艺创作，加强文艺队伍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经研究，对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的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特作如下暂行规定：
1．在本市（包括塘沽、汉沽、大港、郊区、县）深入生活，伙食补助分别按下列标准执行：凡去市区、郊区深入生活，不能在单位食堂和回家就餐者，每餐可发给误餐费三角五分（早餐不补助）；去市属各县者，每人每天补助七角，往返时间不足六小时者减半发给，不足四小时者不发。
2．去外省、市、自治区工厂、农村及其它单位深入生活，从离津之日起至回津之日止，每人每天一律补助七角，不发途中伙食补助费，往返车费和住宿费，均按现行差旅费开支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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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打官司是免费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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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乡镇工会联合会都设有职工维权站，当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要维权站出具一份法律援助审批表，职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服务。
近年来，随着入驻安宁的企业不断增多，工伤、欠薪等劳资纠纷也不断增多。
为了方便职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2009年底，安宁市9个街道工会联合会都相继成立了维权帮扶工作站，机关、主管局和直属企业工会都明确了1名帮扶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维权帮扶工作的组织实施，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了维权帮扶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从2003年9月“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安宁分中心”成立之日起，“中心”每年从市财政拨付不低于20万元（2012年已增至3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对困难职工开展帮扶救助送温暖工作。同时每年从财政拨付5万元的专项办公经费，用于“中心”办公设备和工作经费的投入。
“职工有困难，找工会”。在安宁，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安宁各级工会向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安宁工会干部心系困难职工的具体行动。
但很多劳资纠纷需要法律层面的支持，为了更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原来的基础上，安宁市总工会与安宁市司法局携手，共同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职工援助工作站，职工在乡镇工会就能申请法律援助，为广大职工开启了方便之门。
为职工打开方便之门
这道方便之门有什么好处？段海刚就深有体会。
去年，段海刚在安宁草铺炼油厂钢结构施工过程中，小腿意外受伤，在昆明市住院治疗，伤好之后，段海刚和炼油厂就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在赔偿金额问题上互不相让。
最后，段海刚来到草铺街道工会联合会农民工维权站寻求帮助。
接到段海刚的求助后，农民工维权站为他出具了法律援助审批表，有了这份表之后，段海刚就可以得到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无偿援助。
安宁市法律援助中心针对段海刚的伤情，为段海刚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赔偿标准，包括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费、后期治疗费等69000元。
面对69000元的赔偿金额，段海刚觉得这个数额太大了，因为当初他和厂方要求赔偿的金额远远低于这个数目。
面对段海刚的顾虑，援助中心对他做出详细的解答，这个数目是怎么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
事实上，在结果没出来之前，段海刚的顾虑一直存在。
在完成所有的证据收集之后，由安宁市法律援助中心派出律师出面代替段海刚与炼油厂进行协调。
面对法律援助中心有理有据的赔偿金额，炼油厂无法回避责任，最终认可了这个赔偿金额。
这个结果让段海刚感到非常兴奋，更让他兴奋的是在这个协调过程中，还附带了两个对他极其有利的条件，一是由炼油厂派人护送他回家休养；二是休养结束之后，他继续到炼油厂上班，由项目部安排较为轻松的工作，且工资待遇不低于受伤前的工资。
当得知这个结果之后，段海刚满意地笑了。
“原来以为只要涉及到法律上的东西程序很多，没想到法律援助中心有这么方便，我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司法鉴定，其它的事情都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律师来做，方便！太方便了！”提到去年的工伤维权案例，段海刚显得兴奋不已。
让法律彰显正义
去年，从寻甸来安宁禄打工的杨云会，在蒋友先的花田里搭建花棚时被电击倒，并从2米多高的人字梯上摔下来，导致严重受伤。
事故发生后，杨云会被送到安宁市人民医院治疗，经过医生确诊，杨云会T8胸骨骨折，全身多处被电击伤，经过20天的住院治疗后，杨云会办理了出院手术，在办理出院手术之后，医生告诉她3个月之后还要到医院复查。
经过3个月的休养之后，杨云会再次到医院复查，在复查中医生发现杨云会的T8骨折损伤仍然存在，需继续治疗。
就在这时候，问题出来了，杨云会找雇主协调后期治疗的事宜，雇主表示不再承担后期的治疗费。
在协商无果之后，杨云会拿着医院的病历本来到工会维权站寻求帮助。
维权站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听取杨云会的介绍，一边翻看杨云会的病历本，同时按照协调为主的原则，维权站也与雇主取得联系，但雇主不愿意协调。
在事实得到确认，雇主又不愿意协调的情况下，维权站为杨云会出具了法律援助审批表，同时告诉杨云会去司法鉴定中心作一个司法鉴定，有了这个司法鉴定之后，才能为争取赔偿金提供法律依据。
之后，杨云会到了云南司法鉴定中心作了伤残鉴定，鉴定结果为9级伤残。
有了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和维权站出具的法律援助审批表，维权中心的律师开始行动起来，收集证据、计算赔付金额。很快一份赔偿金额高达126688元的诉讼书递交到法院。
收到法院的传票后，雇主一下慌了神，一改往日拒不协调的态度，主动提出协调。
见到雇主的态度转变后，杨云会也同意通过协调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安宁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协调下，杨云会和雇主达成一致意见，由雇主一次性赔付杨云会46600元。
有了这次受助的经历，杨云会一提起这件事就说：“如果光靠我自己去协调，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也不会有结果，但是由法律援助中心来进行，取到的效果就不一样。”
对于法律援助中心的效果，安宁市司法局副局长周亮认为，当发生劳资纠纷时，仅凭借职工个人之力显得微不足道，但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就不一样，在法律援助中心背后不但有工会和司法局两个单位作为支撑，更重要的有了法律武器作为后盾。
相对段海刚和李云会的案件来说，邬吉中的经历就复杂得多，邬吉中在一个公司的项目部打工，工程结束之后，却拿不到工钱。
为了拿到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邬吉中穷尽了办法，甚至到法院，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发现文书竟然无法递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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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北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主要不足
（一）法律援助制度对困境儿童关注度不够
按照《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我省公民在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情况下，共有十种情况可以申请民事法律援助。然而，对于困境儿童这个特殊困难群体，并没有特别涉及，同时对于困境儿童申请法律援助的方式、途径、程序等，也没有做出专门性规定。而且，从条款意思来看，申请法律援助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会导致达不到经济困难标准、然而有其他困难的困境儿童无法申请法律援助；另一方面，证明经济困难需要办理相应手续，对于那些农村、偏远地区的困境儿童和流浪儿童而言，这种手续的办理是非常困难的。
（二）重诉讼援助、轻非讼援助，与困境儿童现实法律需求不符合
根据《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河北省将法律援助的重点放在了为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委托人、辩护人的诉讼当事人提供、辩护服务上。而关于其他法律援助方式，只笼统规定了可以进行行政复议、仲裁、办理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等活动。从多年法律援助实践来看，由于资金、人员等方面条件的限制，绝大部分的法律援助活动集中在了诉讼领域，甚至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一年甚至几年都没有办理过其他法律援助业务。而作为困境儿童而言，大多数需要的并不是诉讼援助，而是国家政策咨询、代办相关社会保险、代办国家救助申请手续等活动。因此，法律援助在困境儿童救助和保障中能发挥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三）法律援助制度与现有儿童监护制度存在冲突
困境儿童往往容易受到家庭内部的非法对待，如虐待、忽视、遗弃、伤害等，而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第16条的规定：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人之间发生的诉讼或者因其他利益纠纷需要法律援助的，由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这意味着，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如果无法得到其监护人同意，法律援助就无法实际进行下去。而在监护人本身侵犯困境儿童权益的情况下，监护人不可能同意法律援助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援助活动如何开展？应当与哪些部门协同合作？如何保障困境儿童基本权益的实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四）没有针对困境儿童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
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工作往往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慈善机构直接相关，涉及大量的各部门具体实施细则、规定、办法等法律文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而一般的法律援助人员对于这一类型法律文件往往很少接触，办理起来难度较大，比较吃力。其次，困境儿童法律援助需要与流浪儿童、残疾儿童、大病儿童进行接触，因此，了解其心理、善于取得儿童信任、掌握必须的沟通技巧非常重要，而这一点，也需要工作人员掌握相关工作方法，通过耐心、持久的具体援助活动积累经验才能实现。因此，在我国目前困境儿童数量庞大、实现对其充分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福利领域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的社会背景下，仍然没有建立专门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机构，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和缺失。
（五）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儿童权益保护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尚未建立
针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牵扯到立法、财政、教育、医疗甚至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绝非法律援助机构能够独立承担和处理的。因此，在法律援助机构和公安部门、教育部门、医疗单位以及残联、妇联等组织之间，应当建立顺畅、合理、权责分明的联动协作体系，方能使困境儿童得到迅速、有效、有针对性的法律援助保障。而这需要相关立法机关立法、政府部门执法、法律援助机构配合才能充分实现。
三、河北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对策
（一）法律援助应加强对困境儿童的关注
在我省法律援助资源整体有限的情况下，先针对包括残疾儿童、大病儿童、流浪儿童等在内的困境儿童出台专门的法律援助制度和措施，是比较符合需求状况和容易实现的。在构建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过程中，应当保证制度构架与困境儿童的现实需求相符合。首先，在《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中，应通过专门条款将困境儿童作为法律援助对象确定下来；其次，明确对于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不以经济困难作为衡量标准和条件；再次，对困境儿童的法律援助不以申请作为基本前提，当法律援助机构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困境儿童的相应需求信息时，有权主动开启法律援助程序，为困境儿童提供帮助。
（二）为困境儿童提供持续、日常、非讼的法律援助
按照《河北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主要针对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诉讼主体，注重诉讼援助，忽视非讼援助。这使得实践中大批亟需社保、医保、社会照管的残疾儿童、大病儿童及流浪儿童无法享受到这项免费公共法律服务。因此，针对困境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非讼援助，是目前法律援助制度需要进行的最重要的调整。因此，在构建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时，必须要做到非讼援助与诉讼援助相结合、以非讼援助为主。而在非讼援助过程中，要注意将法律咨询、相关法律文书撰写、社保医保手续办理、慈善活动申请等事项进行概括性纳入，以保证现实中困境儿童能够充分得到有关帮助和支持。
（三）法律援助制度与现有儿童监护制度的冲突应得到解决
首先，我们应完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的申请程序，扩大困境儿童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如达到一定年龄的困境儿童本人、其近亲属、其所在学校、所在村（居）委会以及相关维权组织等有权代为提出申请。这能够有效改善监护人独揽法律援助申请权的现状，确保在监护人侵犯困境儿童合法权益时法律援助能够及时、有效介入。其次，法律援助机构在提供援助过程中，一旦发现有监护人侵犯困境儿童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应当及时向相关机关（如公安机关、民政部门等）进行通知、汇报，并作为困境儿童利益的保护者协同处理相关问题。
（四）应建立专门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机构
困境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其对法律援助的特殊需求，也为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因此，河北省应当在援助人员的专业性、程序上的特殊性、进行援助时的灵活性与优先性等方面作出规定，利用有限资源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在此方面，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作为我国最大的儿童法律援助机构，多年来办理困境儿童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目前，很多地方也开始尝试建立专门的儿童法律援助机构，组建专业的儿童法律援助团队，如山西省在2008年就成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其重要内容就是对困境儿童提供法律援助，几年来运转效果良好，社会反响突出。我省应当在借鉴这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在现有法律援助机构的建制和基础上，尽快开始组建我省的困境儿童法律援助部门，做到人员专业化、工作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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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费用的公民给予免收费或者由当事人分担部分费用的法律帮助，以维护法律赋予公民的权益得以平等实现的一项司法保障制度。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宪法依据来源于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本质上是以国家力量来保障公民平等的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从权利义务的关系角度来讲，现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依据是：一方面，为社会的贫弱公民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从国家获得刑事法律援助是社会贫弱公民的权利。但实际运行中，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不少问题，急需完善。具体来说：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制度设置上的问题有立法层次过低，指导思想不明确、不统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意义重大，但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明显对其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受援条件中的经济困难标准不够具体且实际适用的标准不符合当前社会实际，援助的覆盖面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存在问题有责任主体不明确而引起很多负面效应，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刑事法律援助需求量与供给能力之间差距较大，刑事法律律师发展很不平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不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经费紧张，缺乏物质保障基础，严重阻碍其发展等。
针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状况，本文从以下几点对策做出完善性分析。
一、构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体系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刑事法律顺利实施的重要方式，对于整个刑事法治程序的推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健全立法体系则是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关键环节。目前比较系统完整的规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状况的法律只有《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条例》，其余的规定都散见于相关的政府规章当中，因而法律援助依旧存在着体系单一，规定的原则过于模糊、粗略，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丛立法构建的角度来看，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补充和完善。
首先，从理论上应重新界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涵。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只规定其内容为提供刑事辩护或，其中以辩护为主。辩护权固然是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一个最需要保护的权利，但是诸如调查取证权、申请鉴定权等权利也需要得到重视。现实中有些案件的进行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科学技术鉴定，而有些科学技术鉴定的费用相当昂贵，严重超出了当事人的预付能力，这就可能导致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或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可见，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内涵过于狭窄，限制了其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概念应重新界定为：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诉讼中，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客观原因而无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当事人，提供、辩护、鉴定、取证等无偿法律服务的制度。如果这么界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涵将得到扩充，而其立法及制度建设也需要重新作出相应调整。
其次，将法律援助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入宪。由于我国宪法并未规定公民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所以无论是低位阶的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缺乏纲领性指导文件。唯有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入宪，才能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存在的前提和根据，也才能保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将权利入宪以后，还要加大对这项权利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公民真正了解其享有这项权利，并理解其权利的内容和行使方式。刑事法律援助有了强大的法律依据并被人们深刻理解后，必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与普遍实施。
最后，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层次并加快立法步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这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无关系，这也表明我们要加快法律援助立法步伐，尤其是将法律援助制度单独立法。从总体上来说，应该建立上到宪法规定，中到单行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下到地方法规、规章以及特定地方的变通执行规定的一整套的法律援助立法。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部科学的单行法律援助立法。只有完善了立法，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进而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也才能真正有效保障人权，使司法公正成为使然。
二、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援助机制
首先，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资金供给保障制度。资金不足是阻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这造成了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得不到应得的刑事法律援助。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仅仅是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很少的民间机构的捐赠，而且同国外的很多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财政拨款要比同期的很多国家低很多。法律援助资金状况反应了各外国政府对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视。当然，现阶段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完全由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承担法律援助的全部开支，既不实际又是不可能的。而大力吸收民间资金和国外资金赞助、发行福利彩票、通过经营使原有法律援助资金合法增值等方法都可以有助于解决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资金的问题。同时，我国还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实践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例如，西欧的德国、瑞典、芬兰等国广泛使用的以法律援助保险来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可鉴之举。 其次，整合刑事法律援助资源，导入激励机制。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主要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虽然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有一定的补贴，但是这种补贴是按案件数量发放，这就无法满足不同的案件对办案资金的不同需求。对于较复杂的案件，如果承担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尽职尽责的完成援助任务的话，很可能不仅得不到任何收益，甚至还要倒贴，而且办理刑事案件还有一定的风险。这就导致了执业律师对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没有兴趣。如果对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产生的费用进行实报实销的同时还能给予律师适当的补贴，使刑事法律援助能以市场机制运作，将会大大改善我国现在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最后，重新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防控体系。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机构一方面是法律援助案件的实施者；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检查法律援助人员在结案后提交的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等材料以实现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监督。法律援助机构目前既是管理者，又是部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实施者，这样就导致了职责设置的混乱，由自己监督自己，那么其监督的质量就不想而知了。笔者建议，具体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全部交由公职律师或委托社会律师办理，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专门负责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查和监督工作。这样就既有利于实现有力的监督，又可以使各个主题职责分明，利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开展。
三、建立和完善旨在解决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问题的制度
我国目前的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并不完善，所以供需矛盾突出。目前，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制定较高的行事法律援助标准，控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这种规定，并不能解决这一矛盾，而且从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来讲，这种规定也是违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目标，这将不利于法治的发展。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且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科学界定经济困难援助标准，改变套用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做法，采用所得税征收起点的标准。制定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仅要考虑政府的可承受能力，还需要考虑社会对刑事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并力求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国家设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是要促进司法公正、维护人人平等的权利，而目前我国实际采用的经济困难援助标准是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由于这个水平实在太低，根本满足不了社会需求，所以导致了很多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但却迫切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的贫弱公民得不到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这严重违背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初衷，使其价值目标难以充分实现。目前采用国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征收起点的标准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做法。因为这一标准不仅可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适时调整，而且与党和国家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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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制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在基层实施状况怎样对整个刑事法律援助构建与发展影响重大。本文以Z城为例，以该市四区法律援助中心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情况为视角，系统分析基层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和改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一、Z城市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运行状况
（一）刑事法律援助受案情况
图一：
（二）通知辩护案件与依申请案件情况
图二：
（三）诉讼各阶段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
表一：
（四）受援群体情况
图三：
（五）社会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情况
图四：
二、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Z市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运行基本稳定，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也存在司法部门重视不够、社会认知度不深、公、检角色矛盾、质量不理想等问题：
（一）司法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不够重视
（三）公、检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角色负担矛盾
法律援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重要途径，而现代刑诉理论认为，控辩双方是平等对立的，公安机关担负着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检察机关负责提起公诉，指控犯罪。显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则与公、检工作角色相矛盾。加之，立法上又缺乏程序性制裁机制和救济机制，如条款规定有通知的义务，但没有明确规定如不严格遵守该条款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再如，在监督上，前一诉讼环节不履行该条款规定的强制义务时，后续诉讼阶段却没有监督和补救的法律依据，对案件的程序不发生任何影响，诉讼依然可以正常进行。这种角色矛盾必然导致有关司法机关对刑事法律援助缺乏主动性，置刑事法律援助条款形同虚设。
（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
案件服务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线。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历史还很短，在法律援助发展前期，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办案数量宣扬法律援助，存在不得已的选择。然而，时至今日，法律援助在我国正式发展已有二十年，社会对法律援助的知晓、认知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只注重数量，忽视质量，将会严重阻碍法律援助的发展，甚至会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而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可操作的刑事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保障标准体系，显然依靠律师的职业操守、热情与奉献，是很难保证案件质量的。加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低，且实践中不少人对刑事法律援助还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是因指派而产生的，其应站在与公检法一致的立场上，导致有效辩护理念缺位，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对策与建议
为实现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目的，发展刑事法律援助事业，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增量保质是关键。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维度
思想的高度决定认识的高度。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形式，也是法律援助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价值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它将指引刑事法律援助的构建与发展。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维度：其一，保障人权。刑事法律援助是基于人权保障的需要，其已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原则载入《世界人权公约》。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对本国公民必须承担的一项维护基本人权和追求司法公正的国家责任。其二，维护社会和谐。通过律师的帮助，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与控方抗衡的能力，使其能积极参与诉讼，对诉讼结果产生合理的心理预期，增进其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从而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和谐。其三，追寻正义。司法制度被称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正义是各国司法制度所追求的永恒主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接近正义提供了一种现实途径。其四，平等价值。现代法治社会的精髓是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公平地分配司法资源，以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程序上的机会平等推导出实质的公平，这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司法利益之所在。
（二）扩大宣传，加深社会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知度
认知是行动的根本。为更好地贯彻新刑诉法，充分发挥刑事法律援助价值，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扩大宣传深度是提高社会对法律援助工作认知度的关键。把宣传作为提高社会了解法律援助知识、扩大法援覆盖面，增加法援案源的一项经常性基础工作来做，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方法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一是利用媒体强化宣传，宣传报道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典型案例，通过媒体对刑事法律援助效果的报道，进一步提升刑事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二是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进监狱、进看守所等宣传活动，让更多需求群体认知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三是加强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宣传，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与公检法的衔接机制。
（三）加强与完善法律援助机构和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领域工作中及时、有效的衔接
新刑诉法对指定辩护的主体增加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但对于公、检、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如何协调相互关系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避免各部门为自身利益相互推诿与扯皮，如何保障新的通知辩护制度顺畅运行，必须加强部门间的合作与配合，建立公、检、法、司之间及时、有效的协调机制。如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单上增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内容。推进值班律师制度，往羁押场所内部派驻法律援助人员值班，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在羁押场所设置法律援助站。定期召开由法、检、公、司等部门法律援助工作负责人会议，通报法律援助工作进展情况，合力研究解决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培训，增强公、检、法相关人员对有关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以提高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意识。
（四）借鉴国外公设辩护人制度，建立职业化的公职律师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