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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指出：“我们所观察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 这里“探索问题的方法”指的就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着医学研究的角度和视野，支配着医学研究的思路，制约着研究方向，内在性的决定着研究成果的性质和水平，对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先导作用[1]。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医学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认识才逐步明确，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是系统论的，从发展水平来看是朴素的，尚未达到现代系统论思维方式的水平。中医学朴素的系统论思想，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其主要内容体现在它的六个基本原理（非加和原理、元整体原理、功能性原理、有机性原理、有序性原理、自主性原理）中，下面就从中医系统论的六个基本原理认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1非加和原理
该原理是从只存在于“人”的整体层次，不能分解为机体的各部分的内容或其相加和角度出发，来解释精气神、阴阳、藏象、经络、“证”等内容。
2元整体原理
该原理指出中西医学具有不同的整体观看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西医学是“合整体观”，中医学是“元整体观”，即西医认为“部分”是产生决定“整体”的原因，而中医认为“部分”是由“整体”产生和决定的；西医重视“部分”，而中医重视“整体”。 如下图所示：
整体（果）产生、决定反作用部分（因）整体（因）产生、决定反作用部分（果）
[西医学“合整体观”][中医学“元整体观”]
3功能性原理
该原理指出中医学注重功能性病变，重视阴阳失调、气机失调和正邪相争；相对而言，西医较为重视器质性病变，重视局部的组织结构的病理改变。
4有机性原理
该原理又称联系性原理。该原理认为中医学是“关系中心论”，认为健康的本质是“关系”（阴平阳秘）正常，疾病的本质是“关系”（阴平阳秘）不正常。
5有序性原理
该原理指出人是典型的耗散结构，有如下特征：①人的机体的稳定是高有序度上的稳定。②人的机体的有序稳定是靠耗散物质、能量建立和维持的。③人的机体的有序稳定在热力学上是非平衡的。该原理的重点在于正确认识到“阴平阳秘”不等于“阴阳平衡”：人体阴阳的运动变化反映着生命过程中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转化。①在热力学上，阴、阳的任何一方，其自身都不能是平衡的。“阴平”是“阴藏精”过程流的最佳，“阳秘”是“阳化气”过程流的最佳，都是远离平衡的。②阴与阳之间的关系更是不能平衡的。阴与阳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转化，形成“互根、互用、互生、互化”的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以阴与阳之间的非平衡为前提的。另外，“阴平阳秘”作为人身的健康态，它不只是“稳定”，更重要的是“有序”，且“稳态”是其外在表现，“有序”是其内在本质。故“阴平阳秘”是阴阳统一体的“非平衡有序稳态”。“阴平阳秘”这一最佳状态的“失调”有两种基本情况：①“失稳”但不“失序”。此时阴阳运化能力仍强，有序度没有改变，故虽有偏离但“阴阳自和必自愈”，往往不药而愈。②“失序”必致“失稳”。这是“失调”的较重状态，此时阴阳的运化能力失常，机体有序度下降，进一步恶化会发展到“阴阳离绝”，这种“失调”必须通过调理和治疗才能恢复正常。
6自主性原理
该原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阴阳自和必自愈”。“阴阳自和必自愈”首见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原文58条指出：“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可见，“阴阳自和”是机体所固有的调节阴阳的消长、平衡，以及进行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及过程。“阴阳自和”是“必自愈”的前提条件[2]。“自”不表示“自身”而意为“理当”、“自然”。《说文》：“和，相应也。”五声和而后悦耳，五味和而后适口，故“和”是适合，和谐，是恰到好处之意。和，是治疗的目的。在疾病过程中，机体本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修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自愈”趋向。从《伤寒论》中的自愈证来看，都是以“阴阳自和”为前提的[3]。“阴阳自和”论的要害不在“和”，而在“自”。它所解决的已不是什么健康态的问题，而是阴平阳秘这种有序稳态的健康态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它的回答是，阴平阳秘这种“和”的健康态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控制作用形成，而是由阴阳本身的内在矛盾运动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自和”，不是“他和”。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并非人体被动地被损伤的结果，而是自主性地反映过程。因此，中医治疗疾病的中心环节是依靠、调动、发挥机体固有的抗病祛病的机制和能力，治病的本质并非“治愈”，而是“自愈”。
人的机体是通过自我复制、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组织起来的“自组织”系统，人是靠机体固有的调节能力进行自主性调节。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中医学指出的“阴阳自和必自愈”与现代的诸多理论精巧吻合：《从现代系统理论探讨张仲景“阴阳自和”观》一文从“物理统一场论”和“现代非线性系统理论”来解释“阴阳自和”[4]。《“阴阳自和必自愈”新解》一文对“阴阳自和必自愈”的解释是“顺势疗法”，即不直接针对病因和病灶产生特异性的治疗作用，而是作为外加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作用于机体的“中介”或“气化”过程，推动机体的自组织，即顺势调节，因势利导。并指出阴阳自和在时间方向上不可逆[5]。现代系统自组织理论揭示出，一切自然系统都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和过程，即在自然条件下，自己走向有序化，并建立和保持有序稳定。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耗散导致有序”，协同学指出“协同导致有序”，超循环理论指出“超循环导致有序”，这些理论均揭示了自然系统普遍的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它像“一支看不见的手”，能把环境提供的条件有选择的进行利用，组织为系统自身，提高系统的有序度，保持特定的有序稳定状态。
经过20多年的挖掘总结研究，发现中医学系统论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形成科研和临床诊治中的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根据已有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是：非加和观、元整体观、功能观、联系观、有序观、自主观。现代系统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医学里已经以朴素的形式体现出来，印证了中医学的思维是朴素的系统论思想之说。
参考文献
[1]祝士讷.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1.
[2]梁华龙.伤寒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24.
[3]纪立金.伤寒析变[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5.
篇2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篇3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
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篇4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转贴于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阴中有阴， 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 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 “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 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 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转贴于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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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偏重非逻辑思维，认识上是整体观、动态观和天人相应观的结合，理论上是医理、哲理、伦理的结合。实践中是医疗、护理和预防的结合，这些基本上代表了中医学的主体特征和特色。西医学是在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模式，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注重分析局部病理组织细胞的改变，观察细微而准确。中西医学的这种差别，使得医学生在临床学习和实践中要在不同思维模式之间不断转换。我们观察发现，中医院校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因主要是以中医教学为主，学生大多数接受的是传统中医的思维方法，其理论体系与西医完全不同。在思维模式上，中医学就具有笼统、思辨、注重宏观整体而疏于微观分析的特点。同时中医院校学生在校学习的五年学制里，要学习中医和西医两大理论体系，课程设置几乎是中医课程与西医课程各半，对西医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像西医院校学生一样扎实，这直接导致了对诊断、循证医学和检验医学的不重视和不熟悉。表现在临床工作中，部分带教医师较少开化验单，对化验单结果认识不清、分析不够，显然这不能称为一名合格的“现代中医”。在开展实验诊断教学中，要正视区别，尊重中医思维，根据中医诊断的需要重点介绍实验诊断的基本原理和特点，达到西医诊断学服务现代中医临床和研究的目的。
3逻辑思维的训练
中医院校医学生初到临床时，因所学知识的局限和个人兴趣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两种偏激的观点：“中医无用论”或是“西医无用论”。对于中医望闻问切方法和知识，妄自菲薄或过分自矜，这都不利于进一步提高。作为带教老师，首先自己要树立正确的医学观念，引导学生恰当认识中西医里的各种概念，认清中西医的优势和不足。临床检验医学特殊性在于其对西医知识和理化知识的要求较高，这对于习惯于中医思维的医学生具有一定难度，特别是有些医学生高中时是文科生，化学和物理知识欠缺，这就要求带教老师要加强学生逻辑性、还原论思维训练，同时考虑每位学生的情况，适当补充讲解基础检验原理知识，以便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
4多种教学手段
学生在理论学习中往往都只是了解一些理论知识，对许多病理生理现象，体征无直观、真实感受和体会。“粉笔+黑板”的传统教学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医学检验教学的需要。在教学中，带教老师要尽量多利用教具、多媒体等使抽象的概念简单化、形象化、具体化。同时通过临床实际案例的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其对枯燥的检验知识的探索和分析。同时，课堂教育和临床见习带教穿插结合，避免大课堂式的知识灌输，及时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讲究技巧，注重方法，在临床的带教中，不仅传授临床知识，还要成为一名引路人，引导其进行深入学习和领会，培养学生对临床学习的兴趣。
5基本操作技能的培养
实验诊断学是一门实际操作性非常强的学科，对动手能力的要求非常高。医学生在校期间的精力主要是理论学习，动手机会少，尤其是中医院校学生，对现代检验检查仪器更加陌生，而如今越来越多的检验项目都在自动分析仪上进行测定。这就需要带教老师首先需要对仪器的基本原理、操作过程和注意事项详细讲解和示范，养成其规范操作的良好习惯。具体细节如机器的开关机及操纵顺序；移液器垂直滴加与斜角度滴加的不同；在拿取包被板时，要避免接触包被板底层，尤其不能裸手，以免手部汗渍等黏附包被板，在洗板时不能将包被板浸入水中导致底部干净程度降低等，这些细节有的在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中有详细记载，而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带教老师从实际中严格要求和演示，使学生获得直观的认识和理解。
6质量控制的强化
质量是检验科的各项工作的关键，被誉为“检验医学的生命线，检验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临床诊断与治疗，关系到患者生命健康。初来实习的医学生对于质控的认识几乎为零，因此要进行质控知识的培训，尤其是判断分析失控原因及纠偏过程。失控后的处理很重要，在失控的时候，对应的一批检验标本必须进行抽检或重新检测。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要做到严谨、严格要求学生。检验医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各个环节都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否则将严重影响结果的可靠性。如无菌观念的树立，加样头不允许手直接接触，当在装载加样头时，换戴干净一次性手套，避免戴着已接触患者标本的手套进行加样头的装载，加样时不能接触到加样头的下端等等。再如试剂的使用，应当注意温度平衡等等。由于中医学具有模糊、笼统的特点，中医院校学生在这些方面做得较差，应当特别注意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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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医药院校药物化学实验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中医药院校药物化学实验课程多采用西医院校或是综合性大学的经典药物合成实验案例，其专业培养及实验课程内容上缺少与中医药基本理论的融合，未能体现中医药教育培养的特色，在使学生掌握药物化学知识和运用药物化学知识进行中药研究的教学目标上出现断层，不利于体现现代中药研究的新进展。药物化学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实验教学与理论学习及科学研究在实践性方面具有一致性。现阶段，本校药物化学实验教学定位在通过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进一步将药物化学知识及技能运用到中医药科学研究中。因此，结合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及本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积极探索药学专业培养的新模式，以药物化学实验教程改革为切入点，选取经典药物化学实验，指导学生熟练掌握药物化学实验知识及技能。同时，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将中医药配伍理论和药物设计方法相结合，将经典化学药物的全合成、中药活性成分全合成和中药活性成分的结构修饰融于一课，兼具当代药物化学合成培养要求，又能够体现现代中医药特色。笔者论述具有中医药院校特色的药物化学实验课程内容设置及指导思路，旨在通过药学和中药学的相互融合，满足本校药学专业培养的新要求，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医药院校药学专业培养的新思路，为其他院校药物化学实验教学提供借鉴。
2药物化学实验教学课程内容设置及教学阶段
2.1阶段一:经典化学药物的合成实验
通过经典化学药物的合成实验，巩固学生药物化学理论知识，锻炼药物合成基本技能，加深药学生对药物化学的理解。例如，缩合、还原、重氮化、偶合、成盐、重排等单元反应机理的认识，熟悉实验方案的设计与实验条件的选择，掌握药物合成的设计思路及制备过程。在教学前要求学生发掘相关化学分子研究的文献，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同时要求学生结合文献，了解涉及的反应原料、反应方法、反应中间体及溶剂性质等，熟悉反应及分离、纯化原理，并运用结构表征手段将实验得到的产物与文献数据进行比对，将药物化学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提高学生随后进行中医药相关研究的专业素养，并为对此类领域具有兴趣及特长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为其日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基础。目前，药物化学实验教材涉及多的案例有苯妥英钠(抗癫痫药)、巴柳氮钠(抗溃疡)、硝苯地平(降压药)、盐酸普鲁卡因()、贝诺酯(非甾体解热、镇痛、抗炎药)等化学药物的全合成;尤其是贝诺酯的合成(图1)不仅包括了酰氯结构的制备、分子缩合等常规单元反应，更体现了理论课程中所学的药物经典设计方法———拼合原理［4］。“拼合原理”主要指选取两种及两种以上生物活性化合物，利用化学合成技术将所选结构拼合在一个分子内，或选取药物的药效基团组合为新的分子，以达到联合二者药效，改善生物利用度、降低毒副作用、增强疗效，使拼合结构相互取长补短，从而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贝诺酯是阿司匹林与对乙酰氨基酚以酯键结合的中性化合物，在降低了阿司匹林和对乙酰氨基酚毒副作用的同时，疗效上得到了提高。因此，药物“拼合原理”与中医药通过“配伍法则”使单味中药经联用达到减毒、增效的临床用药思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何借鉴“拼合原理”和“配伍法则”开展中药创新药物研究，这是值得药物化学工作者引起注意的思路。基于此，笔者开展了阶段二和阶段三的教学实验设计。
2.2阶段二:中药小分子活性物质的全合成实验
中药疗效不但经受住了长期医疗实践的检验，其有效成分的理化性质、结构特征等也已被现代科学解析，并且许多中药活性成分的结构全合成亦是现代药物化学研究的热点。因此阶段二的实验教学内容主要通过中药小分子活性物质的全合成实验，使学生熟练掌握中药小分子相关知识。在中药创新药物的定义中，无论是有效部位新药，还是有效成分新药，最终落脚点都归结于中药的有效物质基础研究。但目前中药里发现的明星分子或活性成分一般含量较低，仅靠提取、分离不能解决其成药性问题，因此，中医药院校的药学生，需要掌握一些代表性中药里活性成分的全合成工作，例如川芎中川芎嗪的合成、秦皮中秦皮乙素的合成、蜂胶中咖啡酸苯乙酯的合成(图2)等。通过中药小分子活性成分的合成实训，不仅让学生回顾了中药学基本知识，锻炼了药物合成基本技能，更能够加深药学生对中药有效成分结构特征、构效关系，回答中药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一科学问题;具备开展中药有效成分分析及探索性研究的科研素养。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发现正是在充分认识中药基础上，借助现代药学分离、合成技术，获得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发现，是我国现代药学发展的里程碑。中医药院校的药学生有必要、有责任掌握中药活性成分的设计、合成技能，为中药创新药物的发现打下基础。2.3阶段三:西药结构拼合原理与中药配伍法则结合的原创性实验通过西药结构拼合原理与中药配伍法则结合的原创性实验，培养学生将所学药物化学知识运用到中药新药科研研究中的思维及科研素养。前两个阶段更注重对学生药物化学理论知识及实验技能的培养，而本阶段注重培养的是学生将中医药理论思想与药物化学设计理论结合进行中药新药研发的思路培养。中医临床用药讲究配伍法则，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将单味中药有机组成一个整体，以期达到增效、减毒的目的。通过贝诺酯的设计、合成理念，使学生充分领悟化学药物结构拼合原理和中药配伍法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二者均是将不同的药物单元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发挥治疗疾病的最佳效应。因此，本节内容主要基于中药经典方药开展系列设计性实验。例如，基于蛇胆川贝散开展胆酸———浙贝乙素衍生物的合成［5］、基于丹参冰片药对开展丹参素———冰片酯的合成［6］、基于川芎丹参药对其中的活性成分开展川芎嗪———酚酸衍生物的合成［7］及其他中药复方中先导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发现等过程［8］，力求药学专业学生能将传统中医配伍理念和现代药物化学拼合设计理论融会贯通。此外，利用“中医配伍法则”和“化药拼合原理”为指导，设计、合成、筛选得到的先导化合物，不仅成药性良好且具有一定靶向性，与21世纪精准医疗的理念不谋而合，能够获得国内和国际授权发明专利。据悉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北京中医药大学雷海民教授的“精准I类抗肿瘤药物”已成功完成市场转化，推进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研发的进程，再次彰显了中医药源头创新的重要性。同时，这些案例能够激发药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专业认同感并树立更高的职业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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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象思维与图像思维
“象”字，狭义指代动物大象之形象，广义则指眼见之形象，如天、地、人以及万事万物之形象。“象思维”一词由哲学家王树人先生提出，并为中医学术界所接受。所谓“象思维”，就是以象为基本元素的思维［2］，而有别于以概念为基本元素的抽象思维，并非把事物的一切可感形象抽调后得到的反映事物内在本质的思维形式，而是可以直接以“图像”的方式，通过人脑对图像的联想、想象、比类等方式来思考和概括事物变化、本性及相关联系的一种思维方式。从“象”形汉字来看，其形成便是物象简化的表达，所形成的单个汉字亦是一幅图像。象形文字产生的过程是图像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结合，以原本记忆于脑中的物象、图像为基础，人脑机能使物象变动形成图像思维再通过抽象思维，将事物的物象简化并转变为抽象后的汉字图像。华夏文化中各种各样的中国特色创作形象，如各类仙魔雕塑、楼阁建筑、水墨图画及汉字文艺作品等等，亦无不体现着中国“象”思维方式的特色，以具体的意象姿态承载着中国人脑中独特的思维文化。概念思维科学研究证明，人类原始的思维方式都是意象思维［2］，随着语言、文字的产生，意象思维才开始分化出抽象、逻辑思维，再发展形成“象”思维和概念思维两大类。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遵循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在远古时代，人类只能以图像为记忆点，通过五官感觉收集世界万物的信息，以视觉为主体，从而获得“象”思维的第一个基础———物象，脑中物象的变化产生了人类最基础的思维方式。随着人类智慧的进步，人类逐渐将脑中之象转变为语言，随后再转变为象形文字，借助物象的主体来抽象、构建文字，以形表意，形成了象思维的第二个基础———文字。因此，汉字是“象”思维的产物［3］，单个汉字也包含着最原始而形象的思维方式，再由多个汉字形成连续的思维，进一步则形成抽象的概念思维。据考古研究发现，最早出现的人类距今约500万年前，而语言、文字的出现距今约几万年，可以推断人类运用与锻炼象思维的时间是远长于抽象逻辑思维，因而人类大脑所开发出来的图像思维记忆能力应大于抽象逻辑思维记忆能力。譬如，人脑若不借助外用工具，如笔、纸、墨等，却可以运用脑中的图像来记忆大量的信息，如中世纪的罗马房间记忆法，便是利用人脑中已记忆牢固的图像，通过联想、想象将要记忆的数字与图像连接，从而记忆大量数字。鉴于此，探究象思维对于发展人的思维能力的意义深远。但是目前学者对于象思维过程的定义尚没有统一，仅有少部分明确指出象思维是以物象、图像来进行思维的。于春海［4］提出，取象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运用客观世界具体的形象及其象征性符号进行表述，依靠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进行思维。梁永林等［5］认为，以象思维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等象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通过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认知世界联系的思维方式。邢玉瑞［6］将象思维界定为:以客观事物自然整体显现于外的现象为依据，以物象或意象(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符号)为工具，运用直觉、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以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把握对象世界的普遍联系乃至本原之象的思维方式。故我们认为，象为基本元素的象思维与以“图像”为基础的思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然而中国现代教育受着西方文明的影响，以象思维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重视象文化的基础教育，包括右脑的图像、想象思维能力的锻炼，而是追求科学，以语言逻辑、概念、抽象等为主导思维，也因此造成很难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真谛。
2象思维的运用
中医源于中国古代文明，属于祖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拥有独特的象思维元素及理念，其内涵丰富，形成与发展均离不开象思维。通过掌握中医“象”，以象思维的方式思考，才能深入地理解中医理论。《周易•系辞传下》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指出中国古代先哲通过观物取象，将复杂的“象”分类为“八卦”，以“八卦”类推相似事物之间的联系与规律，以“象”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天地万物。吴润秋等［7］认为，《黄帝内经》应用象思维方法，通过观象认识天地之道，解释人体之理，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以天、地、云、雨之气的转化，推演出人体水液代谢的规律，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素问•五脏生成》记载的“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传达着以具有类比特性的象思维在中医藏象学的应用。此类著作均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取类比象［8］无不展示着中医“象”思维的魅力，亦启示着后来学者应以象思维来学习中医。关于“象”思维之“象”的界定，按人类认识事物发展过程可分为物态之象、功能之象、规律之象等;按人类思维构成要素又可分为客体之象、工具之象、认知之象。邢玉瑞［9］指出，“象”是客体的整体信息及其在人大脑中的反映与创造，总体上可分为自然物象与人工意象，后者包括符号意象与观念意象。毛嘉陵等［10］认为，中医象思维就是通过观察人体所表现出来的征象，运用联想、比喻、比对、象征、类推以及阴阳五行等推理模式进行演绎，以揣测、分析体内的生理、病理。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获得的症状、体征，便是患者的体验及医生的感知所形成的完整“物象”，可以反映人体在各种外来影响与自身因素相互作用下的阴阳变化，归纳出相关物象证候，从而指导中医处方用药。然而中医象思维的作用不仅限于此，其与西方医学逻辑思维相比，更具有活力、创造性、包容性［11］，可以充分调动并建立人脑的知识网络，因其凭借人脑擅长记忆图像的能力，既能够以“象”为思维的基础，又可以利用文字逻辑方法不断地延伸拓展，其运用方法可借鉴西方的“思维导图”［12］，运用图片记忆提升知识储备能力，采取图文并重的技巧，将各级知识内容转化为图像，从而将知识表达变得形象而生动。不同的是中医象思维拥有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借助阴、阳、木、火、土、金、水等基础自然物象及其所含的规律，在脑中形成中医的“象”进行思考，得出中医治病的特色方法，诸如“风邪袭上”“提壶揭盖”“釜底抽薪”“增液行舟”“泻南补北”“风能胜湿”等象思维方法。同时阴阳、五行学说贯通了对功能上相似相通事物的共同体验，所以能在医学、艺术、技术以至社会生活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也因此中医具有了独特的象思维元素。我们认为，中医“象”思维形成的关键在于改变个人的思维模式，由先入为主的概念思维，转为将症状、体征等比类为人脑中具体的物象，以此“象”进行思考。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通过症状来把握人的生理、病理之时，先利用阴阳、五行理论将症状转化为图像，在头脑中构建一幅包含木、火、土、金、水的自然图画，然后以此“象”为思考的中心点，而不是以文字概念为起点，进行联想、演绎、推理，如火性炎上，联想到火势的蔓延，波及的范围，再借助于逻辑思维去寻找解救的方法的图像，如水克火、釜底抽薪等，从而类比出相应的方剂、药物。在研究中医的过程中，借助中医象思维元素的独特原理，如“风能胜湿”［13］、“提壶揭盖、增水行舟”［14］，提出独特的研究方向，通过科学实验论证中医理论的有效性。中医象思维是客观与心中之象的联想、转化与联系的过程，是将获取客观信息转化为人脑中的“意象”而产生的思维。以脑中图像为基础进行思考，可利用人丰富的想象力与联想力，调动人脑中储备的知识。但是思维模式的转变，受到左脑为语言优势半球观念及现代教育的影响，因此，只有通过长期训练终止逻辑思维的能力，才能转变为象思维的先导思维。象思维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智慧，而逻辑概念思维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智慧，也只有以象思维为先导，继而以逻辑思维为发展方式，才能更加充分地利用人脑的潜能，进一步认识中医、改造中医、发扬中医。总之，中医象思维是以象进行思考的哲学，需要学习如何运用象，培养在脑中建立、记忆象的能力，通过把握脑中之象以推论、演绎物象的变化，体会物象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关系，进而到理解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与自然的象的复杂联系，再将其原理更好地运用到中医临床。
参考文献
［1］魏玉龙．具象思维的形成、发展和研究［J］．中医学报，2009，24(6):18-20．
［2］姚春鹏．象思维的基本特点［J］．中医杂志，2014，55(18):1531-1534．
［3］王永炎，于智敏．象思维的路径［J］．天津中医药，2011，28(1):1-4．
［4］于春海．论取象思维方式:易学文化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讨论之一［J］．周易研究，2000(4):76-81．
［5］梁永林，刘稼，李兰珍，等．象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思维方式［N］．中国中医药报，2010－11－01(3)．
［6］邢玉瑞．中医象思维的概念［J］．中医杂志，2014，55(10):811-814．
［7］吴润秋，杨绍华．《黄帝内经》象思维之研究［J］．湖南中医杂志，2007，23(1):57-61．
［8］宋秒，李如辉，王栋．取象比类方法在藏象学说中的运用探讨［J］．浙江中医杂志，2016，51(12):859-860．
［9］邢玉瑞．象思维之“象”的含义［J］．中医杂志，2014，55(4):271-273．
［10］毛嘉陵，王晨．中医象思维的文化解读［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12):4-7．
［11］王树人．中国象思维与西方概念思维之比较［J］．学术研究，2004(10):5-15．
［12］高燕鲁．诊断学临床实验中思维导图教学法的应用价值研究［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6，23(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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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应用软件使用的情况,94.6%的学生能运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解决毕业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计算机应用技术已成为学生毕业课题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结合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生的基本科研思路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结果解析形成结论。总体而言,在研究生毕业课题研究过程中,技术应用水平不容乐观,严重影响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和论文的整体质量,“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的创新思维与意识不强,相应的创新能力与科研素养亟待提高。
2具体分析
首先,在数据管理方面。“数据库系统设计”理论知识短缺,“数据库基本概念与设计原理”不清,“小型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如MSAccess)应用率高。部分学生错误地运用数据库基本概念,将SPSS数据文件(或Excel文件)误称为数据库,或将单一的关系表称为数据库系统。从学生科研数据资源建设角度,高质量、可持久的资源管理意识严重不足,无法有效地为学科未来科研工作服务,无益于提高科研数据再利用价值以及毕业课题进一步研究价值。其次,在数据分析方面。借助软件工具(如SPSS软件)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居多(如频数分布、t检验、卡方检验等),缺少系统、科学地运用数据分析方法的意识,如利用多维度、多层次数据分析技术,获取更为丰富、有价值的数据处理结果,尚无一例。第三,在数据挖掘方面。学生缺少“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获取未知的规律与知识”的科研意识,即欠缺“数据深度利用”意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过于“单一化”(如仅限聚类分析),“结合数据量特点,恰当地综合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力不足。数据挖掘基本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严重欠缺,存在“仅知技术、不明原理”,“仅见结果、不懂解析”等不良现象。最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部分学生存在着“从众”现象,即受到上届(或同届)学生的影响,跟从大众的科研思路和行为。例如研究目标与方法雷同、研究题目类似,导致批判与创新精神不足,严重影响课题研究的创新性。上述情况反映出学生在与自身科研领域相结合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理论基础及其实践能力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科研能力有待提高,适应新形势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新时期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为根本,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应以“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探索适合新形势要求的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方法与途径,探寻当前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质量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
1人才培养目标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和中医药现代化,计算机应用技术已经成为中医药领域高层次人才知识结构中的关键部分。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目标应为:通过与专业领域相融合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知识和能力教育,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发现、提出、分析、解决专业领域问题”的“怀疑性”思维能力、“开拓性”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性”实践能力,使学生能够成为适应中医药现代化的“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创新型人才。上述培养目标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其他改革内容的基准。
2课程设置
中医药院校应依据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设置特点[8],形成地位明确、特色突出、内容实用的课程,完善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知识结构,培养基于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创新能力。首先,在课程地位方面。中医药院校必须积极加大该类课程的重视度,确立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将其设置为公共基础课程。这是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其次,在课程名称方面。该类课程名称应充分体现中医药特色和培养目标。如中医药信息分析与数据挖掘(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formationanalysisanddatamining)。由此可知,该课程旨在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中医药信息意识与素养,培养学生对专业领域数据信息进行获取、整理、存储、积累、利用以及知识发现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拓宽学生的未来科研思路。第三,在课程教学目标方面。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明确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掌握数据管理、分析与挖掘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在中医药应用领域中关键技术的基本实践技能,为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与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对专业领域数据进行整理、存储、分析和再利用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
3教材建设
目前,面向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计算机类教材甚少。现有教材存在内容系统性较差、基本知识点短缺、实践案例特色不明显等缺陷,难以满足课程教学要求。在未来教材建设过程中,此类教材编写应树立“中医药创新型人才培养”基本理念,紧密围绕中医药信息分析与数据挖掘的核心技术,具备内容精炼、实用性强、难度适宜、案例丰富、特色鲜明等特点,不仅要适合作为中医药院校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也要适合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阅读。
4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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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位、病性是辨证的基本要素。《内经》中有大量关于以病位、病性辨别证候的论述，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确定了证候由五脏六腑病位所主，《素问通评虚实论》更是提出了“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病性分类原则。由朱文锋教授创立的中医证素辨证法，其原理便是通过采集患者四诊信息收集临床证候，应用“双层频权剪叉算法”和“加权求和浮动阈值运算”等方法提取、分析证候中所出现的病位、病性证素［1］。临床症状变化多端，证素辨证原理执简驭繁，以灵活组合的证素推理疾病的根本病机，克服了传统辨证无法确定证候轻重的缺陷，用客观化的数据纠正医者的主观偏差，是中医诊断走向数据化、规范化的重要枢纽。
2红外热成像技术
正常人体是一个代谢基本平衡的热辐射体，若某一区域的新陈代谢出现异常活跃或减低，则提示该部位组织细胞出现了病理性改变［2］。也就说，疾病在发生表象变化之前已经有了内在基础功能代谢的改变，某一部位的代谢改变将显示出异常的热源信号。利用这一原理，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红外线传感装置对身体或器官的区域性温度进行测量，接收人体代谢过程中的热辐射信号，根据热断层计算出热源的深度、强度和形状。其所形成的红外热像图对应人体各部位的细胞新陈代谢相对强度，对个体当前生理代谢状况及病理变化有更直观化的评估［3］。
3中医证素辨证原理与红外热成像技术的共通之处
3．1诊断要点的契合
证素是具体症状和体征信息的客观表达［4］。证素辨证通过病位、病性证素的拆分累加，能够灵活准确地表达不同的兼杂证候。结合热运动规律，当某一区域发生代谢异常，红外热像图显示该区域温度出现异常偏离，提示该部位可能存在某种病理改变，同时其所映射出的不同热源强度还与病理性质有关，这与张景岳所言“人之疾病……必有所本”的观点不谋而合。红外热成像技术对病变位置、性质的直观反映，恰与证素辨证中病位、病性两大基本要素相契合，为其能够辅助证素辨证运用于临床疗效评价提供了重要前提。
3．2中医思维的反映
中医临床诊疗思维模式是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等理论的集中体现，“有诸内必行诸外”，五脏与五体、五色之间有特定的对应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写道:“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诊察疾病的外部证候表现，可了解疾病的病因、性质和它的内在联系，从而为进一步的辨证论治提供依据。证素提取既概括了内在病机演变规律，亦反映了证候的阶段性特征。反观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机体局部病变所放射出的异常热辐射，形成不同程度的热源信号动态传导，均能够体现病位的病理演变趋势［5］。两者都具有动态性演变与阶段性概括的特点，其与中医辨证“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的思想不谋而合。
3．3疗效评价的体现
红外热像图诠释了人体各区域的基础能量代谢情况，实际上是对脏腑当下功能状态的反映。中医诊疗终以阴平阳秘为效，《内经》中所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体现在红外热成像上则是各脏腑生理代谢功能及其相应热数值恢复正常水平。热源的强度与数值的高低变化是局部病理动态演变的体现，亦是预后发展的参考指标［6］。因此，将红外热成像技术与证素辨证结合，从“宏观”“微观”的角度联合观察中医药干预前后患者状态对比，对于评价中医辨证论治的临床疗效，都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4证素辨证原理与红外热成像技术的优缺互补
4．1关键病位直观化
中医所言之病位，是器质性与功能性的结合。脏腑的病理变化体现于外在征象，中医证素辨证体现了“以象察脏”的诊法特色，通过采集四诊信息提取病位证素积分来判断关键病位。如《内经》曰:“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若唇色淡白则多见于脾阳虚证。肖微［7］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以温度察脏”，通过研究发现，脾阳虚者其中焦与口唇的红外热温度整体处于低温水平。这说明红外热成像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脏腑的功能状态。同时，基于红外热数值对组织细胞代谢活动的敏感反映，可将红外技术用于观察实质病变部位不同阶段的病理变化。以乳腺增生为例，研究发现随着乳腺区域红外热数值升高，乳腺增生癌变的风险越高［8］。尽管实质病变在乳腺，但中医认为乳岩多责之肝脾两伤。肝郁气滞，脾虚失运，则乳络不通，痰饮聚生，凝为痰核。可见，中医辨证往往更关注病位功能异常所导致的病机变化，且疾病多为复合病位。因此，红外技术与中医证素辨证相辅诊察，有助于关键病位功能性与器质性病变的直观化。此既可为中医精准治疗提供病位靶点参考，也可为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提供更多佐证。
4．2抽象病性可视化
病性证素作为证素辨证的另一主要构成部分，是对证候根本病因的进一步挖掘与跟踪。病性证素精要囊括了阴阳、寒热、虚实等抽象、复杂的病性特征，相较于病位证素所反映出的较为稳定的病位症状，病性证素能动地反映了证候的整体变化与发展［9］。多项研究表明，红外热像图的温度变化与寒热病性存在着密切联系。阳虚则实寒，阴虚则虚热。以胃痛患者为例，病性为寒、阳虚者，其腧穴、面部、手部对应的脾胃区域温度较低。反之，病性为热、阴虚者，其对应的脾胃区域温度升高［10］。此外，《素问举痛论篇》曰:“五脏六腑，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不仅限于利用红外温度指代“寒性特征”或“热性特征”［11］，运用中医望诊中“五色主病”理论观察红外热成像图中各区域的颜色变化，将使更多病性特征得以显现。张文征［12］运用红外热像图观察疼痛性质，发现当疼痛区的红外热像图呈大片蓝色冷区时，多见于寒湿阻络者;邪郁化热者多见深红色高热区;气滞血瘀者疼痛区多呈散在星状红色次热。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热像观察体内微小变化，能够辅助辨析中医宏观、抽象的气血阴阳的病理状态。其对抽象病性的可视化，将可成为进一步探索中医证候现代化机制的新助力。
4．3隐匿病证显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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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考试成绩实验班的理论笔试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班(P＜0.01)，在反映学生中医基础知识应用的答辩环节，实验班的成绩亦明显优于对照班(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2.2问卷调查结果通过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实验班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有利于知识掌握，且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实验班对CDIO模式的认同率明显高于对照班，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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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素辨证是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学分会主任委员、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文锋教授近年来创立的一种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1，2］，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以证素辨别为核心的辨证体系，揭示出了辨证思维的原理和内在规律，符合临床辨证时的实际，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科学性，是对中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辨证新体系。现将证素及证素辨证的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1 证素概念的研究
朱文锋等［1，2］提出，“证素”即辨证的基本要素，是辨证的关键，是建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统一体系的基础。证素是通过对证候(症状、体征等病理信息)的辨识而确定的病位和病性，是构成证名的基本要素。黄碧群等［3，4］认为“证素”是对病变本质所作的判断，而不是现象。因此，证素不是指症状、体征等病理表现——证候。证素是具体、基本的诊断单元，还不等于完整的证名诊断。
2 证素特征、证素确定原则的研究
朱文锋等提出，中医辨证体系中所称的“证素”，具有如下基本特征：证素是根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证素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位和病性；证素的内容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而确定的；证素是构成证名的要素；病性证素是对正邪相争的本质概括；证素为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类纲领；证素有一定的组合规则；某些证素间可有重叠涵盖关系［5］。朱文锋等认为，要根据证素的特征而确定证素，证素设定要满足临床辨证的实际需要，证素应当体现“精”“要”，不宜过细，证素的确定应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明确规定各证素的特征及相互间的重叠涵盖关系，所有证素都必须符合脏象、病因、病机等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尊重中医辨证的内在规律与特点，符合建立辨证统一体系的要求［6］。
3 证素及证素辨证具体内容的研究
朱文锋等［7～9］对古今医家所提出的约120项具体证素概念进行分析辨别，筛选出50项共性证素，即：病位证素19项:心、神［脑］、肺、脾、肝、肾、胃、胆、小肠、大肠、膀胱、胞宫、胸膈［上焦］、下焦［少腹］、表、半表半里、经络、肌肤［皮肤、肌肉］、筋骨［关节］。病性证素31项:(外)风、寒、暑、湿、(外)燥、火［热］、痰、饮、水停、虫积、食积、脓、气滞、气闭、血瘀、血热、血寒、气虚、气陷、气不固、气脱、血虚、阴虚、亡阴、阳虚、亡阳、精［髓］亏、津(液)伤、阳浮、阳亢、动［内］风。朱文锋提出，根据证候，辨别证素，由证素组合为证名，这就是新的“证素辨证”体系。证素辨证体系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约800个临床信息的规范、量化；50项证素的规范、基本特征、判别和组合规律；由证素组合成的约150个常见证的诊断标准及判别方法；疾病中证素的分布规律、演变规律。其中最关键的是对症状与证素之间的计量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即明确每一症状在不同证素中的贡献度［10］。
4 贝叶斯网络在证素辨证体系中的应用的研究
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是用于不确定性推理，带有概率注释的有向无环图模型。它可根据先验知识和现有的统计数据，用概率的方法对未知事件进行预测。朱文锋等［11～13］采用经验建模与计算建模相结合，将贝叶斯网络用于中医辨证诊断数据中症状与证素间隶属关系、证素之间组合关系的研究，运算结果表明其与中医专家经验有很高的吻合性，中医辨证贝叶斯网络能计算出症状-证素-证名之间的量化关系，为中医证素辨证体系的量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统计数据。认为若能将证素辨证贝叶斯网络的人工建模与计算机建模相结合，综合先验信息和后验信息，并反复交叉而使之不断完善，则可提高其应用的准确性。
5 证素辨证体系的特点和优势的研究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和精华，但中医辨证的普遍规律、思维认识特点还未被深刻揭示，其科学内涵尚未得以凸现和规范。吕翠田［14］认为证素与证素辨证的提出，是对中医辨证思想的升华，对辨证体系的提炼、总结，是奠定中医学研究规范化、客观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基础。朱文锋、吕翠田等研究后发现，证素辨证体系具有诸多特点和优势。证素辨证体系所确立的辨证思维模式，揭示了辨证的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学习时便于理解，临床时容易掌握，既有规律可循，又能体现中医辨证的圆机活法，并能克服辨病分型、以证套症的弊端，从而使辨证准确。以证素辨别为核心的辨证体系，抓住了辨证的关键。只要把握50项左右证素的基本特征和组合规律， 便抓住了辨证的核心和本质。认为以证素辨别为核心的辨证体系，具有继承性、整体性，整合、包容、涵盖了以往诸种辨证方法的实质内容，能灵活地辨别处理各种临床证候，克服了以往古今诸法混用、概念欠确切、内容不完整，甚至相互矛盾、错杂的弊端［1，10，14］。
6 证素与实验指标的相关性的研究
证素辨证提出以后，不少学者进行了证素与实验指标的相关性的研究。杨丽蓉等［15］探讨了中医证素与血液、肾功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尿素氮与寒、饮显著负相关；肌酐与饮显著正相关，与气虚、亡脱显著负相关；尿酸与肝、血瘀、阴虚、阳亢、胃、肺、少腹、气逆显著负相关，与气滞、气虚、血虚、肠非常显著负相关；尿素氮与肌酐比值与热、阴虚、阳亢显著负相关。认为中医证素与肾功能之间存在相关性，肾功能检查可以为证素诊断提供参考。甘慧娟等［16］采用“证素辨证”及积分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发现阴虚病理与血小板计数呈正相关，实热病理与红细胞压积、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平均血小板体积呈负相关。张少崇等［17］的研究显示气虚与血虚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气虚、血虚与红细胞、血红蛋白值之间均存在着相关性。
7 结语
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可提高辨证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可重复性，能明显提高中医诊疗水平，对科研和教学亦有直接指导意义。在证素与证素辨证的研究中，要运用数据挖掘和信息处理等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增强中医辨证理论与其他科学的交融，为其他学科的介入提供契合点，将属于思维科学、非线性科学的中医辨证，将比较模糊、不易被人接受的中医辨证原理，用复杂理论、系统科学、信息科学、数学技术、数字量化来表达，构建客观化、信息化技术支撑平台，使证素辨证具有明确的理论体系和操作系统。在证素与证素辨证的研究中，还要注意和临床结合、和具体的疾病相结合，对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证素予以确定，建立具体疾病的证素辨证，增强证素辨证的实用性。由于证素辨证是一种辨证新体系，在继续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同时，还要加强宣传，让广大临床医生了解和接受，使这种科学的辨证新体系在临床上能得到广泛运用，促进中医临床诊疗水平。
参考文献
［1］ 朱文锋.创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24（6）：38.
［2］ 海 霞.朱文锋教授谈证素辨证新体系［N］.中国中医药报，2004-01-05（5）.
［3］ 黄碧群，朱镇华.证素等概念的辨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5，20（5）：273.
［4］ 黄碧群，朱镇华.“证素”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J］.中医研究，2005，18（6）：6.
［5］ 朱文锋，张华敏.“证素”的基本特征［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 (1)：17.
［6］ 朱文锋，甘慧娟．证素内容的辨析［J］.中医药导报，2005，11 (1)：11.
［7］ 朱文锋，李灿东，甘慧娟.病位证素的特征［J］.福建中医药，2005，36（4）：1.
［8］ 朱文锋，黄碧群，陈新宇.病性证素辨别的意义与方法［J］.中医药学刊，2006，24（2）：204.
［9］ 朱文锋，晏峻峰．证素辨证新体系的内容及科学意义［J］.医学与哲学，2005，26（1）：69.
［10］ 朱文锋．构建“证素辨证”新体系的意义［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30（2）：135.
［11］ 朱文锋，晏峻峰，黄碧群.贝叶斯网络在证素辨证体系中的应用［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6，4（6）：567.
［12］ 朱文锋，朱咏华，黄碧群．采用贝叶斯网络运算进行中医辨证的探讨［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3（6）：449.
［13］ 朱咏华，朱文锋.基于贝叶斯网络的中医辨证系统［J］.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33(4):123.
［14］ 吕翠田．对“证素辨证体系”的认识和思考［J］.中医杂志，2005，46（9）：652.
［15］ 杨丽蓉，李灿东，林端宜.中医证素与肾功能关系的研究［J］.中医药学刊，2006，24（8）：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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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学是中医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之间的一门桥梁课。这门课程主要是通过不同类型方剂组方原理和配伍方法的分析，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临证组方和运用方剂的能力，为临床课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方剂是在辨证审因确定治法之后，选择合适的药物，酌定用量，按组方结构的要求，妥善配伍而成。方剂学则是研究和阐明治法与方剂的理论及其临床运用的一门学科。方剂学的学习，既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等基础课密切相关，又与临床各科紧密相连。笔者认为按照症(征)、证、法、方的顺序讲授方剂符合临证思维规律，更能体现出方剂在基础和临床间的桥梁作用，对于培养学生的临证思维有重要作用。
1 临证思维特点
理、法、方、药是中医理论的基本体系，辨证论治是中医的基本特点。临床当中，医师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手段获得病人的症状、体征等信息，运用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八纲辨证、经络辨证等辨证方法，分析判断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综合归纳为某种证型(诊断)，即明确病证，根据治法理论，确立治疗原则(治则)，进一步确立具体的治疗方法(治法)，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及归经等药性理论选择能体现这一治法的合适的药物，依据病机及药物的作用确定药物君、臣、佐、使的地位，并酌定剂量、使用剂型、用法等，这就是中医的理、法、方、药的整个环节，即临证思维或辨证论治的整个过程。中医临证思维遵循逻辑思维的一般过程和 ，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逻辑思维方法以及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
2 方剂学讲授内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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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症求机就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通过全面收集患者的病情资料，以对病情本质进行分析论证的过程，审症即收集病情资料的过程，求机则是对病机本质进行判断，审症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病机本质，本研究即对这如何收集病情资料以判断病机进行详细分析。
1 详论审症
审症即收集病情资料的过程，正确审症为临床之首务。病情资料是指通过望、闻、问、切获得的各种资料的综合，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症状、病因、病史等各方面的资料，其内容纷繁复杂，因此在审症过程要重点明辨以下三个方面：一要明辨主诉、二要注重思路，三切勿忽视现代医学检查结果。
1.1 明辨主诉 主诉是指患者就诊时最感痛苦的症状及持续时间。临床患者所叙述的病情常纷繁复杂，此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提取患者的主诉，然后以主诉为核心对病情资料进行梳理，为辨析病情本质奠定基础。
1.2 注重思路 在明确主诉的基础上，要对已获得的病情资料进行梳理，并更深入的获取全面的病情资料。如何梳理并进一步获取病情资料？需要扎实的中医功底与清晰的中医诊断思维框架，简单而言，要有纵向、横向两方面的中医知识，纵向知识是指要对中医诊断学、四大中医经典著作学习的扎实的基本功，横向知识是在上述学习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医诊断思维框架，如以不同症状为核心，将上述中医知识横向贯穿起来形成的中医诊断思维框架，古人对此已有案例，如许叔微的《伤寒发微论》对伤寒七十二证的总结、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及《伤寒明理论》《伤寒五十个症状进行释义，并从病因、病机、分型、鉴别及治法等方面进行阐发等都是古人建立横向的中医诊断思维框架的过程［1］。只有具备了上述了基本功，才有了中医诊断疾病的思路，对于复杂的病情资料才能有的放矢，辨清病机本质。
1.3 联系现代医学 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忽视现代医学为中医临床提供的病情资料。现代医学提供的临床检查资料是对望、闻、问、切等直观检查的有益补充，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和中医理论和中医思维框架脱节的问题，这需要科学研究和临床经验的不断补充，目前这一问题正受到中医界的重视，已有部分医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2-4］，而我们也不要忽视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将现代医学的内容逐渐纳入中医理论和诊断体系。
2 细析病机
审症的目的在于明辨病情本质，即探析病机。病机，为“疾病之关键”之意，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以“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指出了判断病机对于诊察疾病的重要性，后张景岳也提出“机者，要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中医就是从症状入手，探求病机，把病机作为用药的靶点，论治的主要目的是解除病机，从而恢复脏腑气血的生理功能。正如《类经》所说：“病随气动，必察其机，治之得其要，是无失气宜也。”
医家黄开泰以古今对病机的研究为基础，根据理论与临实的关系，对病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有医家也对此观点进行了相应论述，认为病机可以“阶梯或等级的样式排列”的分为四个层次，病机理论基础、基本病机、病病机、证候病机［5-6］。病机理论基础源于《内经》的理论原则，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的病机十九条；基本病机即疾病总体中病理变化的一般规律及基本原理，是对疾病总体认识和把握形成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是对疾病发展变化规律的总体分析和把握；病病机，即各个具体疾病之间相区别的、在一定时空中病变相对稳定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病机过程，代表了疾病从发生、发展到转变它病的病变规律；证候病机，即具体疾病在具体时间下的具体的病变机理，是最小病机单元，反映病病机在当时、当地具体患者的病变之关键，是辨证目的所在，可见，这四个层次是从理论逐步过渡临床应用。因此，在临床实践中，所要辨析的是病病机与证候病机，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另外，临床辨别病病机与证候病机的不断归纳与提炼也成为补充基本病机，完善病机理论的基础。
基本病机的分析判断，需要扎实的中医功底和清晰的中医诊断思维框架，如上所述在掌握中医纵向的各科知识，形成横向的诊断思维框架，便可对病病机和证候病机进行清晰的分析，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当不断以临床实践促进对病机理论基础和基本病机的学习和领悟，这样才能进一步指导对病病机和证候病机的完善和运用，才能推进中医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 黄兰英，李其忠. 宋金元伤寒学中审证求因理论的发展.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34（5）：642-643.
［2］ 卢爱丽，黄燕.中风病的微观辨证研究集粹.中医药学刊，2005，23（3）：511-512.
［3］ 吴同玉，李植延，刘燕池.Ⅱ型糖尿病（消渴病）微观辫证的临床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03，1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