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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监管职能分散、力量分散的缺陷，导致监管合力难以形成。县级人民银行内部监管部门按上级的要求必须对口设置后，由于县级支行人员编制有限，在保证基础业务科室基本规章制度执行的前提下，监管部门的一个科室只有1至2个工作人员，导致监管力量分散，职责分散，多头监管，各监管部门工作不协调，不能形成监管合力，无法全面解决问题，严重影响到县级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效率和监管质量。如金融管理科作为对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的主要监督管理部门，农村合作金融管理科作为对农村信用社的主要监督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对分管金融企业的市场准人和退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和离任审核及其经营活动的监管。但计划、会计、国库等部门作为现金、利率、开户结算、国库业务的监督管理部门，货币金银科作为金融市场的监管部门，与机构监管部门在职责分工上形成交叉重复。这样，既导致了人民银行监管力量分散、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又造成重复检查而加大了被监管对象的接待负担，极不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这还与上级行在监管任务的安排上，缺乏统筹协调有关。
3．监管手段落后。监管上的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缺乏必要的设备和程序，监管检查以手工为主，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核实效率低。金融监管中的技术手段落后，已不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制约着监管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4．监管人员素质低。监管效率的高低直接取决于监管人员的素质。由于中央银行本身不经营商业性金融业务，不少监管人员缺乏实际金融业务经验，部分监管人员素质偏低，有相当一部分监管工作人员不具备监管工作的资格和能力，这样不仅很难做到及时发现金融机构存在的高风险和违规操作，而且在金融机构面前也难以树立中央银行的监管威信。
二、提高县级人民银行监管效率的对策措施
1．明晰监管目标。要提高监管效率，关键是树立全新的监管理念，把“维护金融业的稳健、防止金融风险’作为当前转轨时期的监管目标，避免监管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一方面，要采取断然措施妥善化解已经出现的风险和处理已面临支付困难的金融机构，最大限度减少震荡，维护金融业整体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必须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充分的信息披露，正确分析和判断金融创新趋势及其风险领域，建立起风险的早期识别和预警系统，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措施，防止风险的积累、扩大和突然爆发。
在监管的内容和方法上也要进一步更新观念，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监管效力。我们的金融监管要逐步向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当前在金融监管中要逐步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二是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三是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传统的手工检查和现代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为主的方向发展；四是由对金融违法“创新”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
选准金融监管的着力点。根据不同时期监管政策的要求和金融企业的自身特点，努力寻找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内控的最佳结合点和结合方式，切实将金融监管政策融入金融企业完善内控、加强管理的工作之中，以此寻求金融监管与金融企业内控的最大合力，避免监管的无效劳动，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2．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改革县级支行的科室设置，完善央行监管前沿阵地——县级人民银行的监管体系。要克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监管行为，建立以金融稳健运行、金融整体有效性和金融中长期风险预测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体系。一是合并县支行的所有监管科室，集中力量、集中职责。对县级支行的现有机构进行改革，按“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现有的科室进行撤并，由现在的6－8个科室撤并为两部一室，即：撤销金管科、计划科、农村合作金融监管科成立金融监管部；撤销会计科、国库科、货币金银科成立营业部；撤销人秘科、保卫科成立办公室。二是将原会计、国库、货币发行等部门的监管职能全部移交金融监管部，一个窗口对外实施金融监管。这样改革后有三大优越性：其一，可以解决县级人民银行监管职能和监管力量过度分散的问题。将原来各监管科室的力量进行了集中，有利于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组织和指挥，如利率、结算、现金等季度性检查就无需对同一家机构分别组织三次甚至若干次的检查，只需一次性检查即可完成，能有效地避免重复检查和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可大大减轻被监管机构的接待负担。其二，有利于基础业务科室集中精力搞好业务核算，提高基础工作质量，严格执行基本规章制度，确保资金的安全。其三，可以实现“两个结合”：一是实现监管与调研的有机结合。由于将计划统计、非现场监管、调查研究等职能全部交由监管部负责，在工作安排上就可解决“单打一”问题，在对金融机构进行某项检查时，就可同时对其它情况和问题进行调查和检查，工作人员回行后再按工作分工进行分类汇总处理，分别上报。这种办法能有效地解决县级支行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在组织专项调查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风险性、苗头性问题，能及时有效地采取监管措施，有利风险的及时化解。二是实现服务与监督的有机结合。既可提供全方位的政策咨询服务，又可在服务中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为更好地搞好金融监管奠定基础。
3．落实监管责任，改进监管手段。
（1）依据监管职责，建立监管目标责任制和监管内控制度。要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提高监管效率，必须建立监管目标责任制和内控制度，对监管部门及人员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和目标作出明确规定。为保证监管工作的协调配合，建立责任制时，可实行监管职责AB制，即每个监管人员既承担一部分主要监管职责，还要承担一部分协助监管职责，避免出现监管工作空档等问题的发生。同时，对于涉及区域金融秩序和金融风险等重大工作，实行统一制定方案、统一调配力量、统一组织实施等做法，有效地发挥监管部门的整体功能。
（2）强化督促落实，严格监管约束。制定实施工作考评制度、工作情况汇报制度，监管人员要根据本岗位工作要求，主动制定计划，落实任务，汇报工作。同时，规定工作纪律，要求监管人员不以管谋私。对监管人员中出现的监管责任事故和发生的违反工作制度、工作纪律的问题进行记载，并根据所犯错误的程度和工作责任的大小，给予必要的处分，以进一步树立人民银行的良好形象。
（3）改善监管手段。一是要加快电子化建设步伐，尽快改变人民银行主要依靠手工作业进行监管的现状，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加大计算机在金融监管工作中的作用，全面推行非现场监管报表资料电脑化管理，实现金融监管指标电算化，把监管人员从复杂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做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工作，调查和处置金融服务中出现的新问题、难问题。二是要建立监管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信息。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档案信息系统，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环节。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要全面记录辖内每个金融机构业务发展、高级管理人员、金融风险、违规经营等情况，做到金融监管有效资源丰富，记录全面、真实、准确，并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建立金融政策法规档案，通过掌握金融政策法规的历史沿革，理清监管思路，杜绝金融执法中的误解和偏差。要对金融机构档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档案、非现场监管档案进行整理、规范和完善。机构档案要分系统按行别建立，档案内容分机构设立、业务范围、业务变更、违规查处、机构年检、市场退出等六大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监管档案分系统按人员建立，档案内容包括任职审查、任职考核、离任稽核、任职资格取消等四大项；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档案按行别收集，包括各机构报表资料、自查报告、非现场监管报告和报表等内容。
4．完善监管工作规程，提高监管效率。推行程序管理，实现监管工作的规范操作。为适应新形势下监管工作的需要，必须实行程序化管理，即对目前的监管任务，依据操作的先后步骤，进行科学设计，优化筛取，组合出最优工作程序，并用以操作的一种管理方式。要涵盖金融监管的全部内容，使各项监管工作都做到有章可循，易于操作，统一规范，运作有序。程序化管理的实施，不仅可以规范监管工作的实际操作，而且可促使监管职责AB制落到实处。
5．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金融改革的日益深化，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金融创新的空前活跃以及电脑网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对县级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金融监管队伍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新业务和金融创新显得严重滞后。金融监管人员监管能力的增强和水平的提高与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步伐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加大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尽快提高监管队伍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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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管力度减弱
目前基层央行对金融机构实施检查的次数、业务量呈逐渐下降趋势，特别是自行组织的检查次数更是少之更少，从具体项目来看，除反洗钱、贷款卡和人民币反假等业务的检查频度有所提高外，其他监管职能的频度均明显下降。
(三)监管力量缺乏
一是人员配备不足，无相应的内设机构和人员保障，监督检查被动乏力。二是人员结构老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三是专业素质不高。基层教育培训工作在金融监管方面较为零散，监管人员知识结构不均，监管能力不强。四是行政许可不规范。《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对执法的要求更加严格和规范，目前，基层央行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监管制度和检查操作规程，检查项目有的程序不到位，有的资料不规范。
(四)监管机制缺陷
从社会环境来看，基于工作职能及部门利益，政府以及社会各部门侧重点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在经济金融运作管理中，难以真正发挥监管整体效应。
(五)监管制度滞后
一是部分监管法规不适应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如1988年10月1日国务院实施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暂行”18年之久，一直未作任何修改。二是有关监管的法律法规尚不成体系，相互间甚至有政策差异，操作时易造成监管异化和职能错位。
(六)监管手段乏力
集中体现为监管方式的客观缺陷。目前基层央行金融监管多凭红头文件办事，按上级布置谋划，凭老经验“跟着感觉走”，滞后而不超前。同时，某些重要项目和环节仍采用传统、低效的手工作业，电子化水平不高。严重削弱了监管工作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增大了监管难度系数。
二、对策建议
(一)重新定位监管理念
要用发展思维和战略眼光认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加强金融宏观调控、落实货币政策、确保金融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强化“有为有位”意识教育，树立塑造央行监管新威信的观念。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负责本行监管工作的全盘规划，形成完善的工作机制。
(二)适当复归监管职能
目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的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应适当强化金融监管职能，通过监管手段发现、纠正金融机构在执行中央银行政策方面存在的偏差。
(三)及时完善监管制度
建议围绕九项监管职能，对现行行政法规、规章、制度、办法等梳理清楚，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完善，并编印成册作为基层央行监管工具书。同时，制订统一规范的违规处罚实施细则，便于基层央行行政执法操作。
(四)全面提升监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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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银行主要分为国民银行和州银行。国民银行是指在联邦一级注册的银行，由美国货币监理署审查合格后取得许可证。州银行是指在州一级注册的银行，由每个州的银行监管当局审查批准。国民银行注册之后自然成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美国的中央银行）的成员行，州银行则可选择是否申请成为联邦储备体系的成员行。国民银行在开始营业前，必须获得联邦存款保险，州银行监管当局对州注册银行也有类似要求。
根据美国银行管理法规，银行注册管理当局有权对银行进行监管；联邦储备体系对其成员行也有同等的监管权力；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则对享受存款保险的银行有监督管理权。因此，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银行监管当局等，形成多头监管的格局。
美中金融监管的特点比较
首先，监管工作的计划性、程序化和规范性。
美国的金融监管非常注重工作的计划性、程序化和规范性。监管当局每年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一切按程序行事。对金融监管的各领域都制订出细致的标准和操作规则，从而使各监管机构能够保持统一的监管思路、评价标准，以及一致的检查程序和操作技术。而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特别是现场检查工作尚未形成系统的检查标准和程序，现场检查方案的制订和检查前问卷的设计完全依赖于主查人的主观判断和经验，不利于检查工作的专业化。
其次，现场检查与内控评价的有机结合。
美国监管当局的现场检查实际上是对商业银行内控评价的具体操作过程。根据现场检查结果会对商业银行的内控管理进行正面评价，并提出相应的监管建议，促使商业银行全面提高内控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的现场检查仅侧重于点的方面，即单个问题，但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环节和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尚不能做出全面的评价。
第三，监管工作的连续性。
美国监管当局非常重视后续检查，把每次检查发现的需要银行修正的问题都列出详细的时间表，并采取严密的跟踪程序，记录每一个问题的最终结果。这样既保证了检查成果被充分利用，也保证了监管工作的连续性。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工作大多注重发现问题，而问题是否得到实质性解决，监管部门尚未采取有效手段予以监控。
第四，监管工作的沟通与交流。
一是监管当局之间的交流。美国各家监管机构之间为提高监管工作效率，避免重复性检查，往往达成监管协议，或分不同时间对同一家银行进行检查，或各方共同组成检查组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为各方认可并实行信息共享。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工作实行由下至上的信息传递渠道，各地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分行的监管情况会上报银监会，但银监会对商业银行总行的监管情况尚未形成内部充分披露的渠道。此外，银监会、人民银行与各级财税部门之间尚未形成信息共享机制，检查结果的沟通交流尚待加强。
二是监管当局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沟通。美国监管当局会就银行董事们日常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提供指南与建议，也会把一些好的管理方法或技术推荐给商业银行。通过沟通，可让被监管者充分理解监管者的思路和理念，增强风险意识，既能加强合作，提高监管的权威性，又能帮助商业银行建立健康的管理文化。目前我国监管当局也力求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传达自己的监管理念，力求得到商业银行的理解与支持。
第五，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有效性。
美国监管当局通常不做审计人员所做的详细的财务检查工作，而是对银行业务发展中的风险性予以更多关注，有效发挥银行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作用。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也逐渐由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转变，由事后监管向风险预警转变。由于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分行内部稽核部门尚未实现由总行垂直管理，内部稽核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内部审计效果不显著。而外部审计只做一些常规性检查，与监管部门关注点有所不同。
第六，培训制度的完善性。
美国监管当局有系统、完善的检查官培训制度。培训内容涵盖银行监管各领域的政策、程序与方法。通过系统的培训制度，提高了检查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并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检查官的知识结构。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人员任务重，人手少，很难抽出时间进行后续培训。但从监管工作的长远发展考虑，人员的持续培训对提高监管工作质量是非常必要的。
相关建议
首先，监管当局应建立系统的监管工作程序。
一是尽快出台《商业银行现场检查手册》，按照内部控制的基本框架与内控环境、授信与贷款业务内部控制、会计业务内部控制、存款柜台业务内部控制、资金业务内部控制、中间业务内部控制、计算机业务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监督与纠正等八个方面，制订详细的现场检查操作流程、检查原则、检点和方法，规范金融监管程序。
二是及时编撰并更新《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汇编》，并按照上述八个方面将法规分类汇总，使监管人员在工作中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其次，监管当局应注重对商业银行内控的全面评价。
监管当局应将现场检查与内控评价有机结合起来，从更高的层面帮助商业银行发现内控管理的薄弱环节，提高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加强商业银行内控管理水平。
第三，监管当局应加强监管工作的连续性。
监管当局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风险点应建立跟踪系统，可在《现场检查意见书》中要求商业银行针对每一个问题上报详细的整改措施、整改时间表，并落实整改责任人。商业银行整改报告上报后，监管当局应关注其整改措施的具体落实，必要时可安排专项后续检查，并在系统中记录每个问题的最终整改结果，切实提高监管工作成效和监管权威性。
第四，监管当局应加强监管工作的信息交流。
一是银监会与各地监管机构之间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将其对商业银行总行的监管报告、检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披露，使各地监管机构能够整体把握被监管银行的经营管理状况。此外，银监会、人民银行与各级财税部门之间应加强信息沟通，避免重复检查。二是监管当局应进一步加强监管理念的宣传力度，使商业银行对风险监管工作能有更充分的认识，促使其将被动接受监管转化为自觉、自律行为。
第五，监管当局应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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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风险的传播，加大了监管的难度，给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考虑国际市场因素。跨国银行的进入，国内银行业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压力。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抢夺市场，争揽客户，一批优质客户可能被流失，业务市场份额将出现重新划分；金融人才的流失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国际金融业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将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仅要防范内部风险，还要防范外部带来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监管制度、监管方式、监管理念、监管体制带来严重的冲击，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如何确保我金融体系不受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金融监管工作必须适应入世后金融全球化的要求，提高参与金融全球化并获益的能力，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国内外银行业的发展变化、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对银行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综观国内外银行业发展的趋势，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迎接金融全球化的挑战，国际银行业如此，国内银行业更应增强紧迫感。面对银行业的发展变化，金融监管工作不能″削足适履″，而脚长大了，就应把鞋做得大一点。
（三）从金融监管的主体看，国内外金融监管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对银行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金融市场新的发展趋势，各国的金融监管方式、监管手段、监管内容、监管模式、监管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二、对人民银行监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
2002年2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监管工作努力的方向。对金融监管的目标概括为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提出，加强监管是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把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从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金融全球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在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几次大的风波之后，加强金融监管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监管是金融工作重中之重的命题是在金融监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新时期对人民银行监管工作的新要求。
（一）按照国际统一的监管规则，调整和改进人民银行监管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在推动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方面了各类指导监管实践的文件，引导各国采用统一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标准，运用先进的监管经验，国际组织出台的这些文件为各国监管当局广泛认可并接受，就成为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附录、《全球金融服务协议》、《巴塞尔协议》等。这些文件涉及金融监管的方方面面，对各国金融监管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把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三大要素结合起来，体现了以指标为核心的数量型监管模式向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质量监管模式的转变。
为提高人民银行监管工作水平，必须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向国际监管标准靠拢。对照国际监管规则和惯例，我们在监管上的主要不足与差距表现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有的没有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国内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没有达到国际监管标准；监管范围和内容还比较窄，风险监管不全面，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全面风险监管还不到位；监管方式单一、落后，不能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监管指标体系还不完善，预防性、超前性不够；监管人员的素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按照国际金融监管规则进行有效监管，对我们开展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完善银行监管法规体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做到依法监管、依法行政，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加强金融法规建设。首先，要加快完善与世贸组织规则和银行监管国际惯例相符合的法规。去年以来，国务院、人总行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金融法规，这些金融法规充分体现了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外资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的基本原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还要进一步修订。在法治社会，就要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任何处理、处罚，都要有确切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制度依据。在监管工作中，要客观、公正、公开、公平地处理监管中遇到的问题，要做到依法监管，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三）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从体制、机制上建立起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制度
国际金融监管理念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金融监管当局不再包揽一切，而是让银行自身、市场承担一部分监管职能。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金融行政管理机关，肩负着为金融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先进的银行机制、先进的经营理念，也就是″铺路架桥、设置路标″等特殊任务，从体制上、机制上改革国有银行制度，也是我国银行监管的百年大计。
一是要大力支持国有银行改革，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现在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体制、制度、经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一样存在着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问题。在对基层商业银行调查时，甚至许多职工不知道本行最大十家贷款户是谁，职工也就谈不上关心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
二是指导、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过去，我们在监管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效果并不理想。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外部监管不能代替商业银行的内部有效控制，因此，监管的重点应是完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管理和控制公司的系统，也就是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它所要解决的是所有者、管理者、监督者和经营者等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受益、决策、监督、激励和风险分配问题。可以说，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国内银行业针对历史积弊和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来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是长期以来经营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将会损坏银行的竞争力，增大银行风险。目前，我国银行业内部治理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有的流于形式、有的董事会没有发挥作用。当前，作为监管的重点，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一个负责任的董事会，董事会的构成要独立于管理层、以发挥监督制衡作用。同时，要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重。
三是继续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从源头上遏制风险。内控制度是防范风险的基础性制度，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前提。去年，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辖区开展了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大检查，依然发现内控方面存在大量的问题，说明内控制度建设是项长期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完善内控机制，提高银行业本身对各种风险的抵御能力。同时，要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国内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目标，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调整、优化资产结构
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是一项重要任务。从今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传来信息，就新资本协议的有关问题已达成一致，决定于2003年第4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各成员国将于2006年开始实施，并完全取代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新资本协议仍维持了巴塞尔协议原有的资本水准不变，也就是资本占风险总资产的比重仍然保持在8％。新资本协议将更加全面评估银行风险，包括评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提出了比1988年资本协议更为复杂、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框架和管理规则，强调了“三个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评估过程和市场约束规则）在现代监管体制中的作用，对银行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金融风险复杂多变的形势，我们必须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实施严格的监管。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从分子对策看，一是提高金融企业盈利能力，通过留存利润进行资本积累，这是增加核心资本的主要方式；二是财政注资，在国家财政困难较大的情况下，继续实行财政注资困难较大。三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化后，通过发行上市股票，可以募集资本金。四是提高附属资本的途径，主要是改革呆账准备金、发行长期金融债券、部分债权转换为股权等。从分母对策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不突破资本要求的底线，就是将高风险资产向低风险资产转移，降低高风险资产在资产总额中的比重。因此，我们要督促金融机构继续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使不良贷款每年要下降2－3个百分点，到2005年，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降到15％左右。
（五）改进金融监管方式，推行全面风险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当前，人民银行监管工作在做好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对金融企业法人的风险监管，在不断完善对传统业务监管的同时，逐步加强对创新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经营活动中，各种风险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长期以来，对风险的认识和监管有个过程。过去，我们侧重对信用风险的监管，后来逐步发展到对市场风险的监管。随着形势的变化，《新资本协议》力求能反映潜在的风险，转变为实行全面的风险管理，包括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等，反映了对金融风险演变规律的认识。
全面风险监管是由事后检查向事前监测，事后发现向事前预警，事后纠正向事前防范转变，具有更强的风险监测、识别和化解能力，因此，是更有效的银行监管。在风险性监管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对国际上一些比较成熟的风险监管办法，我们都要积极研究和借鉴。过去，在银行监管工作中考虑信用风险多些，基本上没有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波动将会更多；在操作风险方面，近年来也比较突出，如违规和账外经营，乱用会计科目等。因此，我们要学会识别、控制、化解各类风险的本领。
（六）提高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约束和社会监督
市场约束是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手段。现在越来越重视市场参与者对金融机构的监督，这是因为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时时盯着银行的一举一动，其效果要比监管者的作用有效得多，与中央银行监管相比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银行经营的透明度，也就是建立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这项工作我国刚刚开始，与国际惯例比，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何看待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信息披露？长期以来我们是家丑不可外扬，现在要向社会公布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我与商业银行的同志交换看法，普遍反映是压力很大，要比人民银行通报几次作用大。为什么？公众是最好的监督者，如果不良资产压不下来，客户就有个比较选择银行的问题。当前，我们要认真执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规范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式，创新披露的手段，逐步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的要求。同时，应重视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七）完善金融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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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现年岁，年月毕业于山东财政学院，同年分配到，从事会计工作。年月调入，年机构改革，先后从事稽核、金融监管工作，原创：年被市行指定为监管组成员。年被聘为助理会计师，年考取了全国会计师任职资格。现在金融管理科工作。
×下面我将任助理会计师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知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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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习、讲政治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和信念，是我提高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在任助师六年期间，本人尤其重视对金融、会计和经济理论知识的学习。年顺利通过了全国统一的会计师资格的考试。任职以来的学习和实践证明，过硬的政治素质、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为我做好会计工作和金融监管工作及提高自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二是突出金融监管重点，扎实有效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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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完成非现场监管工作任务。在非现场监管工作中，我担负着报表报送工作，非现场监管工作要求高，责任大。为此我认真收集被监管单位的报表、资料，逐项审核、汇总，并通过对报表的分析，形成有数据、有情况、有预测、有建议的分析报告，做到了数字准确、内容完整、上报及时，并且按季向被监管单位发出“非现场监管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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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任助理会计师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知识全面。
讲学习、讲政治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和信念，是我提高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在任助师六年期间，本人尤其重视对金融、会计和经济理论知识的学习。年顺利通过了全国统一的会计师资格的考试。任职以来的学习和实践证明，过硬的政治素质、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为我做好会计工作和金融监管工作及提高自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是突出金融监管重点，扎实有效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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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风险、维护金融安全是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等三个金融监管部门工作的努力方向，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业合法稳健运行，是金融监管的终极目标。这对三个最高监管当局而言，目标似乎很明确，而对省级以下的分支机构只明确“保一方金融平安之责”，但对如何保平安，既没有对监管工作制定考核标准，也没有明确假如不平安，应负什么样的责任，职责不清、责任不明。金融监管工作究竟应管什么，怎么管?没有具体量化标准，在现实中很少有人能说得清、道得明。由于在实际操作中缺乏与最终目标相配套的、明确的中介目标，导致省以下监管部门在实践中无所适从、难以抓住主要矛盾，监管工作无的放矢、事倍功半，极大了监管效率的提高。
(二)行动迟缓——举措后发制人
我国目前的监管大多是等问题出来以后，再去介入，后发制人，有些事后已无法弥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是监管的思想滞后。仍习惯于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办法来稿监管；二是缺乏创新的理念。工作缺乏主动性，主要是应付上级部署的工作，发挥事后查处的功能。现在虽强调风险性监管，但被监管对象主要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商业银行实行总行一级法人体制，使人民银行总行以下的各级分支行也无法对被监管机构总行以下的分支机构实施风险监管；三是依法监管的观念不强；四是现场和非现场监管不充分、及时，对风险和危机的认识及行动滞后，做“事后诸葛亮”。
(三)素质偏低——难担监管重任
一是知识准备不足，监管人员缺乏系统监管知识和工作经验。监管当局总部人员学历高，但不了解基层被监管对象的实情，省级以下监管人员了解实情，但学历层次低，综合素质差，难以适应艰巨复杂的金融监管工作的要求；二是专业知识缺乏，缺少在一线工作锻炼的实践机会，不懂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特别是一些创新业务不熟悉，难以得心应手的开展工作；三是既懂机知识又懂金融业务的复合型人才较少；四是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人员缺乏一大批既熟悉外汇业务和国际金融惯例、外语外汇人员，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无法深入；五是近几年相对僵化的人事制度，仍未摆脱传统落后体制的衣钵，使分支行人员不能进不能出，结构得不到调整，监管人员老化，青黄不接、适合监管的人才明显奇缺，难以适应监管新形势的要求。
(四)手段落后——监管收效欠佳
一是监管手段仍以直接监管为主，大量运用行政手段，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较少。监管主要依据几部金融法和一些行政规章或业务规范，检查、罚款几乎是基层监管机构的唯一手段，这种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很难起到作用；二是计算机技术已普及，但监管工作仍停留在手工阶段，以手工为主，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跟不上以计算机技术为主要的技术的推广；三是监管方式落后。目前主要是非现场检查与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基本是哪里出了问题就监管到哪里，缺乏主动性和超前性，而非现场检查，也只是收收报表、写写，现代化的监管方式运用得很少；四是监管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我国一些银行已开办网上银行业务，货币和银行的发展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挑战，网络银行可以在瞬间将资金从地球的一端转划到另一端，突破了业务的地域限制，但人民银行还没有具体的监管措施。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证监会到现在为止没有对沪深证交所交易情况的实时监控系统，监督所依据的是散户所使用的“钱龙”等普通商业软件。
(五)法规滞后——政策标准不一
一是我国目前对金融机构的检查、评价和管理，还缺乏全国统一的具体量化标准，直接影响了监管效率的提高。各金融的财务制度、报表格式和科目到现在仍未统一；我国信托业已发展近20年，但直到2001年1月份《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才出台，使我国对信托业的监管缺乏法律依据；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始终强调对金融机构要统一法人监管，但由于体制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检查都是以各商业银行的分支行为对象，除2000年两次真实性检查外，总行和大区分行统一开展的监管行动较少，并未真正实施对商业银行总行的统一法人监管。而人行各分支行开展的一些监管工作各自为政，由于总行无统一的监管标准，加上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同一类问题执行的标准不一；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几年虽然颁布了几部金融大法和一些监管规章，但部分条款已不适应金融业发展和对金融业监管的要求，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三是各项新业务不断推出，而现有法规体系和各项管理规定跟不上业务的发展需要，管理上出现了很多漏洞；四是对市场准入退出、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等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
(六)缺乏监督——存在道德风险
除了党的监督和上级监督之外，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对三个专职监管机构开展工作的合规性和效率进行监督和制约。监管新体制运行后，将日常监管和稽核再监督融为一体，由内部同一监管部门操作，失去应有的制约机制，加上监管机构内设内审部门对监管进行再监督，自己监督自己，在实际运行中根本无法操作，形同虚设。由于监管责任不明和对监管者缺乏必要的责任约束，造成了监管机构自身的腐败和监管行为的非规范运作。
一是地方保护。我国人民银行体制虽进行了改革，但只改变了一级分行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模式，作为监管第一线的中心支行和县支行仍按行政区划设置，他们的利益同地方联在一起，导致在监管上敷衍了事、降低标准、违规不查、违法不究，暴露后想方设法搪塞护短、开脱责任。
二是宽容态度。1．一些基层行处的领导为应付地方政府及各金融机构方方面面的关系，在金融监管执法力度上较软弱，不愿得罪人，致使上级行的监管指令被层层打折扣，大大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2．监管人员明明发现问题、找到漏洞，碍于倩面和考虑到对自己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3．面上检查多，有针对性的检查少；检查多，处理少、手段软；对被查机构的存在问题处罚多，对人的处理少。
三是作风漂浮。部分监管人员到被监管部门工作，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作风漂浮，发现不了问题，拍屁股走路；少数基层监管机构自身行为不正，在监管过程中对同一问题分彼此、论亲疏，不能一视同仁，在被监管机构中失去了权威性；一些人以监管者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到被监管机构指手划脚。
四是谋取私利。一些监管人员在监管中为谋个人晋升等私利，是非界限不清，滥用权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敷衍搪塞，对事业极不负责，导致由于监管失职出现了一些大案要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监管的道德风险，长期以往导致在监管中阿谀奉承的“老好人”左右逢源，而踏实肯干、对事业负责、讲究原则的人成了不合的“另类人”。
(七)体制壁垒——形成效率损失
1995年以来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更进一步明确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这种体制为解决金融秩序混乱起到积极作用，但也造成了明显的效率损失。
一是证券、保险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以后，对省以下证券保险机构的监管，可以说是“证监会、保监会顾不上，人民银行又不管，处于监管真空状态”；
二是与西方相比，目前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使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业务被局限在以存贷款为主的狭小范围内，人为将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银行与证券保险业割断联系，不仅不适应现实经济和金融的需求，也造成了明显的效率损失。以银行为例，我国银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存贷利差，随着七次降息，利润越来越低，甚至出现了严重亏损，由于严格的分业经营，无法消化既存的大量不良资产，使银行的发展空间逾加狭小。随着加入WTO和国际经济全球化，这种监管体制的弱势将更加明显。全能的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后，受分业经营严格束缚的我国银行业、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会受到本国人为壁垒束缚和不公平待遇；
三是分业监管导致对被监管机构的监管中出现了许多盲点和重复监管。
(八)范围局限——监管狭窄
一是目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机构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对风险监管还只是处于摸索阶段；二是国家对三个临管机构监管的职能给予了一定的限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除央行、证监会、保监会三个专职部门以外，还有审计署、财政部、国家和地方税务局以及司法部门，最近国务院又对各个金融机构派驻监事会，使三个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受到局限，由于监管部门较多，导致“不该管的大家都在管、都要管，该管的管不了、管不好”；三是同一监管机构内部职能分工太细，导致监管上“拉二胡，自顾自”和重复监管，难以从整体上对一个机构进行全方位监督管理。
二、存在的主要原因
一是体系的改革滞后于改革。表现在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比较高，各种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迅速，非公有制成份比重越来越大，而我国金融业仍基本上是国有垄断，商业化、市场化进程缓慢，民营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进程相对缓慢；
二是被监管机构仍无法摆脱行政干预。央行等监管机构按经济区域设置，但被监管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仍按行政区划设置，仍无法摆脱众多不合理的行政干预；
三是监管部门履行职责的时间还不长。特别是证监会、保监会行使职能的时间还比较短，省级以下机构还未健全，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监管的水平离国际标准尚远：
四是监管部门开展工作的独立性不强。人总行第三个监管部门作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特别是其分支机构还未能摆脱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政府行政干预，监管部门开展监管工作的独立性不强；
五是改革后的人民银行体制仍然不顺。1998年底，人民银行进行了体制改革，成立了九个大区行和两个营业管理部，但省以下的机构仍按行政区划设置，与大区行跨行政区设立的体制不配套。近两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有一定缺限：1．省级分行撤销后，大区行一时难以承担面广量大的大区内的监管工作，更多的是疲于应付；2．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和监管办的职能定位比较尴尬。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副厅级建制，职能是对省会中心城市进行金融监管，没有对全省监管的职能，无法为大区行代行对全省的一些金融事务进行协调，大区行又鞭长莫及。而监管办职能只是受大区行委托进行现场检查；3．将县支行定位在主要对信用社的监管上，使县支不少人员由于工作量小而无所事事。
六是金融监管处于体制转轨特殊时期。我国金融监管大环境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磨合期。
三、对策建议
(一)应对世贸改革监管体制
1．改革金融监管框架。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日趋逼近，客观上要求我国金融业必须遵循国际规则，我国金融的监管体制也必须打破“渐近式改革”的常规，在五年过渡期内，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要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建议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方案是由中央银行统一监管。将三个监管机构统一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将证监会和保监会隶属于人民银行，在人民银行内部设立银行监管局、保险监管局和证券监管局，统一监管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和黄金市场，这种体制的好处是更有利于人民银行掌握全面情况，制订并实施合理的货币政策。
第二种方案是成立金融监管局。将人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来，与证监会、保监会合并成立金融监管局，独立于政府和人民银行，按监管的对象设立内部机构。好处是将三个监管部门合并，可以制定出统一的监管和保护公众利益的标准，改革后的人民银行专司货币政策业务，强化监管部门的独立性。
第三种方案是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保留现有三大监管主体，适应混业经营要求，成立独立于中国金融工委的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协调三大监管体制主体的监管工作，建立“有分有合，目标一致，运行高效的金融行政监管体系”，三个部门相对独立，在交差业务上协同监管、信息共享，对从事混业经营的内外资金融机构实行联合监管。
2．进一步改革央行管理体制。
一是撤销人民银行县级支行。结合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对市县两级支行进行改革，撤销县一级支行，将其监管职能和业务骨干合并到市(地)中心支行。
二是市中心支行实行跨区域设置。撤销现有的中心支行，仿设立大区行的模式，重新按区域设置中心支行，数量在现有基础上削减三分之一。为解决县支行撤销后的监管问题，按区域设置的市中心支行要成立金融监管110服务中心，一旦发现违规违法行为迅速出击，从快、从严、从重处理。
三是撤销大区行派驻各省监管办。将监管办与大区行合并，原监管办所承担的现场检查职能，由大区行统一组织，这样不仅可以充实大区行的人员，也可理顺大区行与省会城市中心支行的关系，提高监管效率。
四是重新定位省会城市中支职能。剥离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对所在省中心支行部分业务的管理职能，明确其只负责对省会城市业务的监督和管理。
通过改革，使央行形成总行、分行、中心支行三级体制，可以大大减少人员数量，杜绝人浮于事现象，提高监管效率、节约监管成本，形成、高效、稳定的央行监管组织框架。
(二)协调好各有关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
1．处理好与地税、国税、审计、财政、司法和国务院派驻的监事会等其他非专业监管机构的关系。作为专职监管部门要加强与他们的协作和联系；2．树立人民银行监管的核心地位，要以形式保证其独立实施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使其不受来自各方面行政干预的；3．处理好三个监管部门间的关系。在强化中央银行监管中心作用的同时，对证券保险业的监管给予同等的重视，并与银行业的监管结合起来。防止“监管漏洞”产生；4．处理好与中资金融机构东道国、外资金融机构母国监管机构关系，加强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强化对海外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
(三)构建独立金融司法体系
一是抓紧修改、整理和完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和《证券法》等金融法规，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重新修订“金融保险财务制度”，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允许各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建立统一的准则，统一会计科目、报表格式和信息披露制度；
二是出台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监管法规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破产)法规；
三是制定《信贷资产保全法》和《外资金融机构法》，按国际资本充足率框架，制定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框架；
四是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通行的监管规则，根据金融化和信息化业务迅捷的要求，及时制定和调整金融法律法规，事先进行规范性监管程序设计；
五是建立独立的金融司法体系，重塑信用秩序。信用观念的弱化是改革以来一系列的主要根源，信用风险是我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支持下的司法部门片面考虑地方利益实行地方保护，暗中支持企业以改制为名逃废银行债务，致使金融部门巨额债权被悬空，同时也掩盖了大量的金融违法违规行为。由于无独立于地方政府的金融司法体系，银行对这种逃废行为只能愤而视之，如果依法收贷只能是“赢了官司赔了钱”，对银行起诉，许多地方是“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裁决、裁决不执行”，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人为加大了金融风险，而且助长了企业、个人不守信用，直接恶化了信用环境。为此，有必要尽快组建金融法院，专门授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诉讼案件，受中国金融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双管，中央设最高院、大区设中院、省一级设初院，并分别按专业设立不同的部门。组建后的金融法院主要工作对原地方司法部门审理、裁决不公的金融案件进行重审纠正，并在此基础上重塑我国公正、公开、公平的金融司法秩序。
通过立法使监管有法可依，树立监管部门的权威性。
(四)完善金融监管约束机制
为确保监管工作的公正、有效和权威，要参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制定《金融监管工作条例》量化监管、细化指标、规范操作规程，对监管者实行再监管。
一是建立监管人员资格规定。包括：学历、职称、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年限，具备条件的要通过人总行监管人员资格，确定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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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管监分离、集中监管”体制给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工作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基层人民银行应尽快转变监管理念，确立全新的监管思路和重点：即以创建金融安全区，全面提升社会信用度为中心，突出抓好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通过强化监管和扶持措施，督促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全面完成上级行下达的不良贷款下降、增加盈利或扭亏增盈目标；创新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金融行政性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其经营管理情况的调研力度，促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继续加大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在经济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从这两次监管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的调整可以看出，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监管职责更加明确，而且要大量充实监管力量，这就预示着下一步基层央行面临的监管任务会更加艰巨，对监管工作的质量要求会更高。因此，基层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加强对新监管体制下强化监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摒弃无事可做、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观念，教育广大干部职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总行党委的决策上来，围绕上述监管思路和重点，搞好工作衔接，理顺工作关系，保证新监管体制的顺利运行和优势的发挥。
二、完善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政管理的操作程序和管理责任制，创新行政管理手段和措施
一是上级行应尽快制订下发新监管体制下基层人民银行加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政管理的实施方案。原监管体制下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机构年检、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内容，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管理的需要，操作难度较大。应将有赖于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获取考核依据的内容进行调整，如经营合规性调整为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合规性，使调整后的内容，既符合银行管理工作的特点，又便于基层人民银行的实施操作。在此基础上，基层央行修订完善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行政管理责任制，明确银行管理部门监管人员的管理职责及奖惩办法，层层签订责任书，奖罚兑现，督促监管人员认真履行银行管理职责。同时根据监管机构、监管职责调整后的实际，及时对年度责任目标绩效考核办法的有关内容进行修订、补充，保证对机关监管科室和县(市)支行年终考核工作的顺利实施。二是疏通基层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传输渠道。在新的行政管理操作考核办法未出台之前，基层人民银行应按照《金融机构管理规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机构年检、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指标规定，要求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定期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有关资料，同时采取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座谈、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汇报等措施，采集有关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的信息，为科学、持续进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管理提供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基层人民银行要定期对采集的信息资料进行分析、评价和咨询，分析研究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通过召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管理例会、下达通报或整改通知书等方式，对有问题的机构督促其整改。
三、建立管监分离、集中监管协调联动机制
由于新监管体制下基层人民银行仍负有向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监管部门及时反映发现的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违规问题的职责，因此要注重分行银行管理处与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与中心支行银行管理部门之间监管信息的协调沟通，避免“管”、“监”脱节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基层人民银行要加强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经营风险的调研活动。对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贯彻国家金融法律法规情况和影响金融发展的不安定因素进行及时调查研究，全面掌握经营风险发生的原因和负面效应。同时认真落实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重大事项、违规违法事件及处理情况的监测报告制度，把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告重大事项作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各级监管人员的责任，落实好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对重大事项迟报、误报、漏报、瞒报等现象，对其有关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查处，并准确及时向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监管部门做好情况反映，便于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及时运用现场检查手段，采取得力措施化解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分行或金融监管办事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定期对有关辖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违规行为，也要及时向分行银行管理部门和有关基层人民银行进行通报，便于基层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对辖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缩短行政管理的时滞性。
四、以降低不良贷款、扭亏增盈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重点，继续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增强经营实力和抗御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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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金融机构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1、人员素质问题
在金融机构管理工作开展中，人员可以说是重要的主体。而在目前，我国央行在管理人员建设上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其主要体现在：第一，年龄结构。工作人员老龄化是现今我国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很多金融机构中，全行的员工平均年龄会达到42周岁以上，其中，45、46年龄的员工更是在整个机构中占据着非常大的比例，年龄过大、激情较低，成为了制约管理工作开展的重要方面；第二，知识结构老化。知识水平将直接影响到管理工作的方式以及获得的效果。目前，很多金融机构本科学历以上的员工比重还没有占据50%，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员更少。这种情况的存在，同员工年龄的老龄化、难以吸取年轻高素质员工也具有较大的关联；第三，高素质人才匮乏。高素质人才缺乏，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我国很多金融机构近年来虽然积极提倡吸取新力量，大量招入刚毕业的员工。但对于这部分员工来说，其刚刚走出校园，在金融从业经验方面还具有较大的缺乏现象，且很多需要在实际工作当中长期培训。其次，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水平的提升，金融业务的发展速度也逐渐加快，很多新式金融业务层出不穷。对于很多地、市级的员工来说，由于在日常工作中忙于自身的基础业务，就使其很少有时间、有精力对银行的金融事务进行学习与了解。再加上其普遍缺乏横向流动机会，就使其操作本领以及感性认知因此受到很大的限制，并由于实战经验的缺乏使金融机构管理工作开展缺乏高素质人才的支撑。
2、手段措施问题
在银行管理工作开展中，金融管理可以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在我国分设银监部门之后，基层银行往往更多的侧重于金融服务工作的开展，这就使基层金融机构在工作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监管意识淡薄现象，且在金融管理方法探索、监管理念方面也因此面临着较大的阻碍。在工作中面临监管相关事务时，更多的还是以传统较为片面的方式进行监管。目前，我国基层央行金融机构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时，往往以“分头出击、各自为政”的方式开展工作，即首先由职能部门在业务范围中进行单项检查。而对于不同机构来说，其在检查工作开展中由于程序、对象、方式以及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没有统一对监管资源进行整合，则会由于在监管工作体系建设方面的缺失很难获得好的监管效果。
3、权限内容问题
在基层人民银行中，其虽然在工作当中能够根据9项监管职责开展金融管理工作，但由于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授权，就使其在工作开展中存在着缺少执法依据以及缺少执法权力的情况，如金融稳定的维护权力、调查权以及征信管理职能都没有得到明确等。法律方面支持不足以及效力的缺失，就使其在实际开展金融监管工作时往往无所依据，存在着“底气不足”的情况。同时，由于受到权限方面的制约，在监管工作内容方面，基层银行对金融稳定重大事件报告、金融信息安全执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方面工作都很难获得进一步的提升，监管工作更多的是针对很多常规性业务，而缺少真正刚性管理效果。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对人民银行履职的公信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会对其在金融环境中的影响力以及履职权威遭到较大的损害。
4、履职困境问题
从法律方面看来，人民银行具有着征信业以及反洗钱等职能。而在实际管理工作开展中，这部分职能却并没有得到良好的运用。在加上不同机构在地里区域上的差异以及没有对履职层次进行良好的区分，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都以“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标准对自身的履职模式进行定位，就会在工作开展中出现方向偏移以及定位不准等情况，以此在地市区域中的金融管理作用出现了弱化甚至丧失问题。而在央行对自身职能进行调整之后，由于履职环境配套方面存在问题，基层央行更多的将工作重心放在了金融服务功能的建设与改进方面，而在金融监管职能方面则存在着一定的忽视现象，并因此对实际金融管理工作开展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加强金融机构管理工作的措施
1、强化监管意识
要想积极改善金融机构管理工作效果，首先要树立起良好的金融监管意识：第一，要提升认识，通过学习、培训的方式，使银行各级人员能够充分认识到金融管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对其重要职责、重要使命产生正确认识的同时在新形势下能够树立起信心，为未来金融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思想层面的保障；第二，在工作中，要将服务同管理这两项工作引起同等的重视，以服务带管理，以管理带动服务，在对两项工作进行积极平衡的同时，同时当好金融工作的服务者与管理者，以此不断提升履职水平；第三，同上级部门加强沟通与联系，在对金融监管这项工作引起高度重视的同时联系我国金融环境的新形式、新特点，在对金融管理工作新定位积极把握的基础上更好的对监管责任进行落实，在对央行工作职责以及监管权限进行明确的同时不断丰富监管内涵，最终实现监管工作同其他工作的有机结合；第四，要做好权威的树立。通过对央行处罚权、检察权的充分应用，在提升自身监管工作威信力的同时树立起央行履职权威。
2、推进制度建设
科学、完善的制度是工作的重要基础与保障：首先，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根据地市级金融管理工作要求，金融管理机构需要加强组织领导，通过对金融管理平台进行建立、对金融管理工作单独设立部门的方式对管辖范围内金融管理工作进行积极地统筹。对于县一级支行，需要对金融管理部门进行设立，以该部门作为辖区内金融管理资源整合的重要渠道与平台；其次，要深化制度建设，通过制度的完善对金融管理业务进行理顺与规范。通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办法》、《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制度的积极完善，在以现有金融制度为框架的基础上对金融管理工作的程序进行落实，使金融管理工作更具规范性、科学性；再次，要加强队伍建设。金融管理工作是一项技术性、政策性都非常强的工作，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以及储备情况将直接对管理工作的开展效果产生影响。对此，基层央行就需要通过检查、调研以及管理方式的应用对金融管理人才库进行建立，以此为金融管理工作的开展做好人才的储备。而在该人才库建立的同时，也需要对管理办法进行积极的完善，通过对人才选拔程度的规范，保证能够筛选出综合素质强、业务素质好以及责任意识高的人才进入到该人才库之中。此外，也需要继续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通过对人员应用方式的改革，将证券、保险以及银行中优秀的金融管理人员吸纳到金融管理部门之中，通过人力资源的丰富与保障提升金融管理工作的开展效果。
3、协调管理机制
在管理机制方面，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要定期开展金融工作协调会议，通过该会议的开展，在以多种方式对金融机构管理层人员进行谈话、交流的基础上不断加强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协调与沟通，以此使辖区范围内的金融机构能够认识到金融管理工作开展的重要性；其次，要建立起学习机制。定期组织辖区内金融机构的领导、负责人员对最新的金融机构管理制度以及规范性文件进行学习，共同对当地金融稳定的维护方式研究应对的措施以及具体的方法，并以集中的方式对金融管理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与解决；再次，要积极组织相关人们进入到金融机构中对各项工作进行检查与指导，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机构存在问题，则需要及时研究问题存在的原因，并帮助金融机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更好的促进金融机构的稳健发展；最后，要加强银监部门同当地政府部门的沟通，以定期、不定期的方式对辖区范围内金融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情况进行交流、互动，在联系辖区实际的基础上对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以及金融稳定评估机制进行健全、完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性以及预见性进行主动的增强。
4、加强管理实践
第一，规范开业管理。根据“集中受理、分项承办、集中核验、统一反馈”的原则对新设机构的接受、办理操作流程以及相关指引进行制定，在对内部操作流程积极完善的同时使部门职责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加强归口管理；第二，规划营业管理。根据精简高效、依法合规的原则，对金融机构的服务以及管理指引进行制定，以此对金融管理工作的条件、操作程序以及相关项目进行积极的明确；第三，综合执法检查。通过近年来金融机构执法经验的总结，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综合执法工作开展的规划进行制定，以此保证未来能够以有步骤、有计划的方式继续推动综合执法检查工作的开展；第四，要建立起科学、完善的机构评价方式，在评价标准出台的同时做好奖惩机制的建设，以此更好的提升金融管理工作的开展力度以及开展效果，积极促进金融机构在日常工作中能够依规履责。
在我国新的经济形势下，金融机构管理工作也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上文中，我们对我国金融机构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需要央行部门在实际工作开展中能够把握重点，以科学方式的应用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管理水平。
篇10
在我国，准金融机构的概念不属于法律概念的范畴，还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定义。最早运用准金融机构概念，是在《“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将准金融机构定义为开展融资活动的非金融机构，其中还将各种民间借贷组织、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组等非金融机构，纳入了准金融机构的范畴。我国现行的准金融机构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不具有金融许可证、不受“一行三会”的直接监管、规模较小、从事特定的金融业务等特征。而在这当中，我国主要的准金融机构主要分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等。
（二）准金融机构的运行现状
准金融机构的不断兴起，也促发了准金融机构跑路和违规经营等一系列问题。如按照我国相关放贷业务的规定，在准金融机构的范畴中，只有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才拥有放款的功能，而融资租赁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具有放贷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的经营中，融资租赁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经营行为层出不穷。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截止到2013年9月，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就达到了7398家，贷款余额也达到了7535亿元。相比2012年年末的数据，小贷公司的数量增加了1300多家，贷款余额增加了1500亿人民币。小额贷款公司的快速崛起，潜伏了大量风险。2014年，发生了近年来最大的小贷公司跑路事件。无锡市璜土镇江阴丰源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因资金链断裂，而引发了公司的跑路事件，其中相关的私人投资者、法人、银行等等都成了受害者。
2.关于融资租赁公司。截止到2014年4月，融资租赁行业的融资总量达到了23500亿元，其迅速发展蕴藏了潜在的风险。同期，商务部为了防范融资租赁行业的非法集资风险，下发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行业风险排查的通知”。通知规定，各省的商务厅必须在2014年5月30日以前，对相应地区的融资租赁行业进行风险排查，并将排查结果上报商务部。
3.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截止到2012年年末的数据显示，融资性担保贷款的余额合计14596亿元人民币，共成立了8590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庞大的融资担保团队，伴随着放高利贷、非法集资、将出资人的资金挪作他用的风险。2014年7月，济宁世达担保有限公司由于违规经营导致资金链的断裂，随后法人代表自动自首，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将其拘留。
4.关于典当行。截止到2013年年中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成立了6833家典当行，典当余额达到673.9亿元人民币。典当行在其运行中存在着高息揽存的现象。2014年，北京发生了鑫厚通典当行与理财公司合作，用“高息的理财产品”作为诱饵，向客户承诺7%―14%的年化收益，运行中实为将资金投放于房屋抵押债权，最终典当行卷款跑路的事件。
二、我国准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
（一）监管权行使依据的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对于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已经有了明确的监管依据，但是却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准则，同时存在着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监管权行使的不确定性。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金融和基本经济制度，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具体规定。同时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能够设立行政许可。地方省级政府做出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上位法没有规定，二是亟需做出许可。部门规章在上位法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设定更加具体的行政许可。所以，在上位法没有具体做出行政许可的时候，除非地方省级人民政府亟需做出行政许可外，部门规章不可以随意做出行政许可。
目前，我国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要是依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来进行监管。在效力的层级上，《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
我国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前后出台了两个通知和两个办法。首先是2004年出台的《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通知在效力的层级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然后是2005年出台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本办法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其次是2006年颁发的《关于加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监管工作的通知》，此通知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最后是2013年颁布的《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此办法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
我国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分别出台了一个通知和两个办法。前后分别是2009年《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本通知在法律的效力层面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2010年，《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的在法律层面的效力属于部门规章；2010年，银监会出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知资格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在法律层面的效力为部门规章。
关于典当行的监管依据，主要是2005年的《典当管理办法》，此办法在法律上的效力属于部门规章。201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典当行的行业监管，配合《典当管理办法》的执行，商务部出台了《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此规定在法律效力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其对加强《典当管理办法》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监管主体的多元化
在现行的准金融机构监管依据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监管权的冲突。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假定各级监管部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使准金融机构监管权的基本取向，那么他们必然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自利为行为准则，在自利动机的引导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方案，就可能引发监管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卸责，最终导致监管的漏洞和失灵。因此，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现行监管依据中，中央与地方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冲突有着具体体现。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要依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了监管权主要由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实施，而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再次将监管权转移。在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包括了以下几类：第一，地方金融办负责监管。主要起到审批、监督、协调、处置风险的作用。以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四川省、吉林省、山西省、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为代表；第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监管。由省级金融办牵头，和中国人民银行市分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省经贸委等共同建立省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金融办，对小额贷款公司主要起到综合指导的作用。主要以浙江、湖北、山东和安徽等省等为代表；第三，成立小额贷款公司领导小组，负责监管工作的开展。小组由省级金融办、工商局和财政厅等组成，共同指导和审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以辽宁省为此类监管的代表；第四，中小企业局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省级人民政府将监管的权力给予中小企业局，让其开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和监管工作，此类型以贵州省为例。
对于融资租赁公司，根据《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商务部要对全国的融资租赁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为了提高商务部的监管水平和能力，商务部要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建立“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对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性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是对省行政区域内的融资租赁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对经营企业进行业务监管，遇到违法情况应立即报相关部门处理并向商务部反映情况。可见，我国融资租赁企业的监管工作，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共同实施。
我国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主要是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来执行的。根据相关规定，国务院在银监会设立了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席会议办公室主要承担以下职责：第一，负责制定促进发展和控制风险的各项政策；第二，拟定宏观的监管制度措施；第三，对地方人民政府执行的风险处置和监管工作进行指导；第四，协调相关部门解决融资性担保业务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办法中的相关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实行属地管辖。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办法的规定，明确监管部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监管，并向银监会的联席会议报告工作。而我国各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定了不同的部门负责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监管机构：第一类，金融办负责监管工作，如四川、广东、山东、辽宁等省；第二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监管，以河南省为代表；第三类，市科工贸信委负责具体的监管工作，主要以深圳市为例。
对典当的监督主要依据《典当管理办法》和《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根据规定，典当监管工作的开展主要由商务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县级商务主管部门等部门负责。商务部负责全国典当行的监管，在宏观上对典当行业进行制度性的调控。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辖区内典当行的监管。县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对行政区以内的典当行进行检查，主要是配合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可见我国典当业的监管工作，由商务部、省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共同实施。
（三）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冲突
根据我国的监管依据，我国对不同的准金融机构监管宽严不同。总体而言，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限制，严于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的限制，主要因为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拥有发放贷款的职能。对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部门，有商务部和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直属机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金融部门等等。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中，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冲突随处可见。
我国不同的省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拥有不同的办法。现以四川省为例，根据《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省银监局、省工商局、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依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办法中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每一季度向当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资产负债表和其他相关统计信息，并定期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市、县级政府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等贷款基本信息和小贷公司的融资情况、高管人员、股权质押、股权变动等情况。同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还要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资金流向进行监管。可见，四川以地方“金融办”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虽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由地方省政府规定的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对其进行监管，但是在四川省实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过程中，并非是由地方“金融办”独立实施监管。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由地方人民政府“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省银监局等相关机构共同展开。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和四川省银监局与地方省级部门和地方省级“金融办”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多头监管。
《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是融资租赁公司监管的主要依据。依据该规定，商务部对全国融资租赁公司进行监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融资租赁公司进行监管。因此，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冲突。
省级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权，是由国务院批准，并在银监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七个部门联合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当前我国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同样是处于双重监管之下。作为中央层面，以银监会为首的七部委组建的联席会议行使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地方的监管执行省级政府指定具体的监管部门（大多数为经贸委）来进行属地管理。
商务部取得对典当行的监管权，是经国务院批准、并由商务部和公安部出台的《典当管理办法》规定的。2012年，商务部印发了《典当行业监管规定》，以此规定来配合前面办法的实施。现有规定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主要表现在商务部负责全国的典当行监管，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典当行的监管。
综上，我国对准金融机构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监管，同时在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中，暴露了中央与地方监管主体间的冲突，最终将可能导致监管的竞争和卸责，从而引发监管的失灵。
三、中央与地方准金融机构监管权限划分的优化
我国在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出现了多头监管的问题。涉及的监管当局较多，且监管主体和监管依据都有所不同。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由省级金融办、中小企业局以及由金融办牵头的联合监管组织；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主要是国务院成立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宏观的层面进行监管，以及地方省级政府“金融办”、市科工贸信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行监管；对融资租赁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主要由中央的商务部和地方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执行。在我国对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中，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监管权共存的现状。因此，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优化是研究的重点。
篇11
（一）在监管理念上，要求逐步向国际惯例进行靠拢。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三大监管主体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自成立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在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由政府直接管理和提供隐性保证的行政管制，更多地注重金融监管的安全与竞争、成本与效率的研究，由原来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的严格监管走向二者的协调配合，由行政命令式的限制性监管走向鼓励金融创新，体现的是市场主导和自担风险这两大重心，金融监管也越来越借助于市场参与者约束、金融机构内部约束和社会外部监督约束。可以预见，5年的金融对外开放缓冲期，也正是我国金融监管理念不断更新并逐步向国际惯例进行接轨的过程。
（二）在制度安排上，要求正确处理分业与创新的矛盾。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各司其职，分别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这一体制尽管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几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国外银行、保险、证券三业的界线逐渐模糊，金融创新日益多元化、综合化，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一揽子业务服务制度将对我国金融业现行的单一服务方式带来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要求金融监管当局转变观念，加强协调与合作，在现有的体制下适时调整监管方法和思路，积极寻求现有金融法律、法规的支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以监管创新促进金融创新，正确好处理分业与创新之间的矛盾。
（三）在手段运用上，要求朝多元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从国外来看，西方国家监管当局越来越注重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目前基本实现了多种监管手段的互补和统一。同时，为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和实时监控、处置风险的需要，监管当局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建立了以网络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了监管成本。在我国，金融监管手段单一，电子化水平不高，不能做到监管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和监管对象之间信息的实时共享。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陆续进入和金融创新的纵深推进，监管当局面临着监管对象复杂化和监管范围扩大化两大现实问题，因此在监管手段上必须尽快向多元化、现代化目标迈进。
（四）在队伍建设上，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职业监管队伍。一方面，基层监管机构中监管人员占比过低，且现有监管人员大多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专业的金融理论基础，加之难以得到充分的再深造机会，对新的金融监管理论和技术普遍缺少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及时地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入世后，具有丰富人力资源开发经验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将目光瞄准国内金融机构的同时，也会积极争取监管人才的加盟。在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培训机会，诱人的升职条件面前，现有监管人才的流失将不可避免。面对压力，只有走国外发达国家的精英监管、专家监管之路，培养造就一支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对改正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更新监管理念，突出风险监管。做好金融监管工作，必须要有先进的监管理念作铺垫。毕竟，理念是起引导作用的，理念决定观念，观念主导思路，思路形成对策。目前，监管当局实施的基本上是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风险性监管没有实质性进展，普遍缺乏的是安全、效率观念，这就导致金融业整体运行效率不高，风险问题屡控难禁，层出不穷。因此，在入世的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监管理念问题，树立起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并重的思想，在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彻底抛弃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式的限制性监管，改进现有的合规性监管方式，进一步突出风险性监管这一重心。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措施的过程中，监管当局要充分考虑到其对竞争、效率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影响，进而采取更加灵活的的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创造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与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不同的是，风险监管主要参照《巴塞尔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有关规定，关注的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种不同类型的风险，强调的是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和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审慎评估，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监管的能动性，提高其自身风险监控水平。在具体监管实践中，通过实施系统性、连续性的风险监管，使监管当局能够站在一个整体、历史的高度，对金融机构做出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真正体现出监管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进而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这一终极目标。
（二）强化人本管理，坚持依法监管。应对入世，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才。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作效率也就上去了。金融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决策到传达再到执行，监管效率的提高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监管人才。为此，监管当局必须强化人本管理理念，对现有的监管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求稳怕乱、瞻前顾后”的思想，树立“任人唯贤、用人之长、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观念，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制订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规划，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才培养氛围，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建立完善人才培训网络，以吸引人才、发现人才、用好人才，迅速提高金融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而建立一支以精英监管、专家监管为主导的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适应日益复杂的金融形势，应对入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5年缓冲期之后，我国将取消市场准入中的非审慎性的限制措施，实行透明度原则，外资金融机构充分实现国民待遇，这对监管当局依法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监管当局来讲，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组织监管人员集中学习新的监管法规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与标准等内容，增强监管人员的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依法监管思想。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立法。对于与国际惯例相悖的金融法律、法规文件，或者法律、法规之间相互抵触的，要毫不犹豫地清理、修订、废止；对于金融监管中的一些具体操作若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者只是以部门行政文件来进行明确的，要抓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对已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抓紧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解决当前金融监管中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问题，避免出现金融监管的法律真空和法律风险。
（三）改进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率。加入WTO后，金融政策、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监管当局适应新形势，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切实提升监管效率。首先，在监管手段上，由单一走向多元。即从过去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过渡到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优势互补，不断丰富和创新监管手段。其次，在监管层次上，走科技监管之路。要加大对监管的科技投入，提高金融监管的网络化、电子化水平，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实现监管机构内部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之间的信息共享，避免监管时滞和高成本，确保监管质量和效率。再次，在成效检验 上，建立监管指标的考评机制。要根据各金融机构的不同特点，制定银行、保险、证券业量化指标，从风险监控、效益性管理、经营业绩等多方面形成一套完善的量化指标与考评机制，并将考评结果向社会公布，提高金融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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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是一对矛盾，要实现金融自由化就应该放松监管，强化金融监管就会抑制金融自由化。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国际金融发展的历史证明，金融监管是金融自由化的基础和保障，严格监管下的金融自由化才是真正的金融自由化，反之将给经济与金融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监管当局必须十分重视金融监管。
金融自由化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推进金融自由化而忽视金融监管，导致金融风险大量累积进而爆发危机的案例不胜枚举。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金融自由化正逐步推进，同时我国已加入WTO，国内经济正逐渐与国际经济接轨，如何处理好金融自由化与监管成了目前我国经济与金融改革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分析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监管冲击和我国监管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以保证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一、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监管的冲击
金融自由化将对金融监管产生较大的影响，使被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式、监管体制产生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被监管主体来看，金融自由化会增加监管对象，又会改变被监管对象的经营行为。具体说来，实现金融自由化，外国金融机构将从利润最大化、业务国际化的经营策略出发，更多地参与我国的金融活动，致使我国金融机构数目大量增加，金融机构的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与此同时，大量金融机构的进入也会促使国内金融机构采取模仿行为，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开展新的金融业务，其经营行为也发生变化。
2．从监管内容来看，金融自由化将使原有金融市场的外延有所扩大，金融创新不断推进。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诸如发行执照、审批业务、现场稽核、合规检查等，将不再行之有效。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要么实现从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变，允许金融机构按照业务发展以及风险控制要求进行金融创新；要么抑制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促使金融活动向境外转移，产生替代效应和溢出效应。
3．从监管方式来看，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计划性监管方法效率低下。这是因为：一方面，审批监管方法，不利于金融机构开拓业务，因为金融机构每开办一项新的业务都需要实现经金融监管当局批准；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现场稽核和检查，容易导致外部监管代替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弊端，不利于金融机构建立法人治理机构。
4．从监管体制来看，随着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以及金融（银行）控股公司的出现，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的趋势有所加快。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如果仍采取分业监管体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往往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才能形成，从而发生较高的政策协调成本。同时，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出现重复监管，又可能导致监管缺位。
5．金融自由化使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变得不可缺少。由于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金融中介活动具有国际化、专业化的特征，尤其是一些国际性金融机构（如集团公司）实行全球化战略，这样，仅靠单个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不能有效控制其经营风险。因此，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迫切需要加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制定统一的风险监测和控制体系，提高各有关国家金融监管的效率，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总之，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金融监管有综合性、审慎性、有效性、独立性、前瞻性、历史性特点（钱小安），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现象。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自1995年有关金融“五法一决定”颁布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律建设日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逐步理顺，金融监管工作不断加强，对促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不断发展的自由化趋势，我国的金融监管仍很薄弱，表现为：
1．偏重市场准入，没有形成持续性监管。首先，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监管过分注重市场准入监管，而对风险监管还处于探索阶段，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尤为不足。例如当前银行业普遍开展的“银证通”、“一柜通”等金融创新，怎样进行全方位、全流程监管，如何与国内其他监管当局协调配合，都缺乏深入研究。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监管几乎空白，未建立起市场原则框架下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如中农信、海发行、广国投等金融机构退出时最终还是以中央银行再贷款为代价才得以实施，这就削弱了市场惩戒的约束机制；而且金融机构易形成道德风险，使其审慎投资冲动弱化，更想追逐高风险的投机活动，最终形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2．偏重合规性监管，未将风险监管作为监管重心。过去，我国金融监管一直将其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随着金融机构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出来，如市场敏感度较低、监管措施落后于市场发展等。而风险性监管在识别、度量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审慎监管原则，提出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风险的监管措施。它更注重机构本身的风险控制程序和管理水平，能够及时反映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预测潜在风险。此外，信息技术在我国监管工作中的运用远远不够，从而出现成本与效率低的现象。
3．监管缺乏内部控制。虽然我国已颁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指引，要求在监管中更加注重对金融机构管理水平的评估。但在很多国有金融机构产权监护人功能缺失的情况下，难以真正建立起金融机构内部约束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风险管理作用，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要求无法转化成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要求。另一方面，在过于突出外部监管的重要地位，某些监管措施干扰了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如，对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实行审批制，实际上是越俎代庖。
综上所述，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目前我国金融监管还是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的。
三、加强金融监管、促进自由化的对策分析
面对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监管的冲击，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同时促进自由化便显得尤为迫切。
1．监管重心由市场准入向持续性监管转移。监管当局应尽快将监管重心由市场准入向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管理以及建立退出机制转移，特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往来业务的监管力度，督促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此外，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进入，国外资本进入我国渠道将变得更为通畅，这对监管工作形成挑战，要求监管当局加强长期规划，强化监管工作的持续性和预见性，实现持续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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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管主体：加强和完善主体自身建设
我国目前的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三个。虽然三个法定主体均已成形，但是仍然有许多局限性，以致现有监管无法有效实现。为适应加入WTO后强化监管之需要，应在完善监管主体自身建设上下功夫。首先要改进现有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其次，加强监管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监管的专业水平。金融监管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当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实力雄厚，业务创新不断，加大了监管工作的难度，因此高水平的监管队伍至为重要。再次，为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我国应致力于补充监管主体的建设，即建立金融同业公会。金融同业公会在法国、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及我国香港地区等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我国完善同业公会自律机制更为必要，一则可以借助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二则可以同业公会促进法定监管主体改进和完善监管，三则可制约和防范法定监管主体的滥用权力。此外，为保证法定监管主体监管的有效，应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审计机构及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
三、监管方法：突出方式方法的多元化、现代化
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多样，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更为艰巨，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而滋生的纷纭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鉴于此，监管主体必须充分重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发展。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比较突出市场准入审核、报送稽核等方法的运用，但是对于现场稽核或利用外部审计、并表监管、市场退出的监管、信息批露、紧急处理措施等方法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法规对于这些方法的具体动作都缺乏明确的要求。另外，我国加入WTO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将成为监管主体的最为重要的职责之一，利用现代化的统计、分析方法有助于风险监管的量化，一些统计分析模型的软件甚至可以直接用于风险控制的预警系统。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不仅必须注意金融监管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发展，而且应该及时掌握新的方法，以提高监管的适应性和效率。
四、监管制度：借鉴外国经验抓好废、改、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