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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针对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不能得到及时查处的问题，早在1985年8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就下发了法（研）发（1985）17号《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对查处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同年12月9日最高法院下发了法（研）发（1985）27号《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该通知重申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只当作经济纠纷案件来处理，放纵犯罪分子。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法（研）发（1987）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从上述几个通知精神中不难看出，最高司法机关对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侦查、起诉、审判的意见是明确一致的。一旦移送，经济纠纷部分的审理工作就必然要中止。因此，刑事优先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对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全案移送，什么情况下对涉及的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可分开审理，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加之受利益驱动的影响，真正能及时移送的不多。针对这种情况，最高法院于1998年4月21日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自1998年4月29日起施行）的司法解释。该解释第1条、第10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对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这两条规定表明，只有在因不同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时才分开审理。如果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而涉及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则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规定移送侦查、起诉。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的规定，同样确定了“刑事优先”的原则。
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刑事优先”原则
笔者认为，首先是树立大局观念，公、检、法三机关应统一认识，统一协调，不要各自为政，打击犯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共同的任务，要克服利益驱动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格依法办事。在司法实践中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来处理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而涉及的刑民交织的案件。
（一）关于立案问题。对于当事人以民事（经济）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予以审理。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如果人民法院认为符合立案条件而立案受理了，而公安、检察机关也作了经济犯罪进行了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根据“刑事优先”的原则主动与公安、检察协商，达成共识，协商不成的可提请政法委协调，以保障执法的统一和严肃。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不予立案受理。当事人坚持起诉的，可裁定不予受理。已经立案审理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应将全案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检察机关应严格执行两院一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称送的通知，不得相互推诿|、扯皮。
（二）关于已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的民事案件，发现有刑事犯罪事实的处理问题。在这个阶段由于涉及到两个审级、两种情况（两个审级是一审和二审，两种情况是全案事实涉及犯罪和部分涉及犯罪），如何处理在实践中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在一审阶段不需要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只要将材料移送侦查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即可；有的认为在二审阶段为避免当事人讼累，不应中止审理，可终审裁决后，再将材料移送侦查机关。笔者认为，不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阶段发现刑事犯罪事实，也不论是全案事实涉及犯罪，还是部分事实涉及犯罪，人民法院对正在审理的民事纠纷案件都应裁定中止审理，将案件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侦查，如果侦查机关立案侦查，那么对民事部分的审理必须在刑事判决确定之后再恢复审理。人民法院不能在侦查阶段继续审理民事部分，因为刑事判决的结果直接影响民事责任的划分。如果侦查机关认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不予立案或经立案侦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在收到侦查机关的书面答复后，可继续按民事案件审理。
篇2
而另一边，2000年3月，乔红霞又将澳柯玛公司告上了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后者返还多付货款及扣率、返利款。乔红霞向法院出示了多份双方购销合同和协议书，2001年5月，兰州中院以此判令澳柯玛公司偿还乔红霞方1500多万元。之后，澳柯玛公司不服，上诉至甘肃省高院。当年11月，甘肃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2年1月，兰州中院执行判决，从澳柯玛公司账户划走930多万元还给乔红霞方，并冻结了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持有的国家股196万股。
不料，帮助乔红霞胜诉的几份合同和协议书，却将她带上了青岛中院的刑事审判庭。
青岛市中院在审理澳柯玛诉乔红霞公司这一经济纠纷案的过程中，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将案件移交到青岛市公安局。公安局立案侦查之后，2003年10月，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对乔红霞提起了公诉，称乔红霞采用添加的手段变造了3份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书，此外，还伪造了另一份补充协议书与一份返利协议书，而乔红霞正是以这些合同与协议书为主要证据，赢得了甘肃两院的经济纠纷案并获得1500多万元的偿还款。检察院认为，应以诈骗罪追究乔红霞的刑事责任。
11月4日，乔红霞被逮捕。而青岛市公安局也在“案发后”追回“赃款”人民币39万多元及美元30万元。11月1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乔红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审中，乔红霞是否“添加变造、伪造7份合同、协议书”理所当然成了双方争辩的焦点，但是对照甘肃省两级法院的判决书与青岛中院的刑事判决书，却不难发现，甘肃两院所依据的合同和协议书却并不完全是青岛市检察院指控的这7份。而另一个庭上辩论的焦点是：如果乔红霞变造、伪造合同和协议书情况属实，是否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乔红霞民事胜诉并执行完毕的情况下，就同一案件事实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是违反刑法精神的。”乔红霞的辩护律师、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许兰亭律师说，“本案纯粹是一起民事纠纷案，不是刑事诈骗犯罪。”许律师认为，乔红霞是通过甘肃两级法院审判和执行以合法程序取得1500多万元的，如果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不公，应当通过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再审来纠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强行追究刑事责任，把法院执行款当作赃款追回去”。
值得注意的是，乔红霞于2002年9月3日被青岛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经青岛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在此期间的9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曾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就“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作出答复（［2002］高检研发第18号），《答复》中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对此，青岛市检察院有关人士称，尽管在决定是否立案起诉乔红霞之前见到过这一答复，但由于这一答复只是由高检的法律政策研究室作出，并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记者为此电话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有关人士称，既然该答复是针对地方检察院有关请示而作出，有关方面应当照办。对于青岛市检察院未按《答复》中的指示办案，该人士称：“我们以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
篇3
1992年3月10日，造纸厂在送来三张发货票(日期分别为1991年10月23日、12月28日、12月30日)和一张日期为1992年2月19日的发票传递通知单后，提出补签一份合同的要求。双方于是补签了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其主要内容为：牛皮纸，80g／m2，798．577吨，单价2750元；行业标准；交货地点(河南省化工仓库)；结算方式及期限(汇款［电汇、信汇、票汇］，三个月内付清货款)；违约责任(按经济合同法处理)；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协商、仲裁、起诉)；有效期限为1991年12月31日至1992年12月31日。为了与原代销协议的终止日期相衔接，合同的签订日期写成了1991年12月31日。
考虑到“三个月内付清货款”含义的不明确，加之顾虑一年内销售不完所有货物，供应处多次要求造纸厂明确含义、延长有效期限。1992年5月22日，造纸厂于是派人持900444号介绍信到供应处，以介绍信形式对合同进行了如下补充说明：“合同第9条：为货物销售完后三个月内付清贷款。第12条：如发生合同纠纷，协商不成，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起诉。同意合同有效期延长壹年。”
1992年8月，市场形势好转，纸价大幅度上涨，造纸厂因此提出退货的要求。鉴于双方从前的良好合作，供应处表示同意退还大部分货物，并开出了“出库单”，但要求造纸厂办理承担两年来的仓储费用和用红票冲减等有关财务手续。造纸厂不予办理手续。供应处就不让提货。于是双方发生了纠纷。
第一回合——突遭查封
1992年9月29日，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林立荣、胡如义等一行三人来到郑州，于当晚向供应处送达了当日签发的以造纸厂为申请人、供应处为被申请人的(1992)东法民支字第35号支付令和(民)字第36号传票。支付令命令供应处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造纸厂2136086．70元；案件受理费20690．43元由供应处承担；传票传供应处法定代表人于10月4日上午九时到该院接受询问；同时，该法院还以(1992)民字第33号查封令查封了供应处在郑州市正兴街15号门市部的存货，以(1992)民字第35号查封令查封了供应处在郑州绿城宾馆的616房间办公室，并带走电台一部。
当晚，在没有给供应处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该法院又以当日签发的(1992)东法民裁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就地扣押供应处存放在化工公司仓库中的货物(该裁定书未送达供应处)，以(1992)民字第32号查封令，查封供应处存放在化工公司仓库中的货物。
面对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做法。供应处迷惑了：
根据法律规定，申请支付令应向债务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因此，造纸厂申请支付令应当向郑州市的人民法院提出。为什么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受理造纸厂的支付令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若干意见)第132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89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每件交纳申请费100元。”但是，桥东区人民法院为什么却在支付令上标明案件受理费20690．43元?
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种财产保全措施，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应当由申请人向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本案中，财产所在地为郑州市，但是桥东区人民法院为什么却违法受理了造纸厂的申请，并作出裁定、签发三份查封令?
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本案中，桥东区人民法院三份查封令所查封的财产中，供应处正兴街15号门市部的存货、绿城宾馆616房间及电台均与本案无关，存放在化工公司仓库中的货物也有一部分与案件无关，不在请求保全的范围之内，但是桥东区人民法院为什么却将它们查封，并且将电台一部直接带到邢台，从而导致供应处无法正常营业?
带着一连串的迷惑，供应处于次日致函桥东区人民法院，指出其违法行为，请求撤销第32号裁定书和第35号支付令。到了10月5日，供应处依法对第35号支付令提出异议，并再次致函请求撤销第32号裁定书以及第32、33、35号查封令。
供应处耐心地等待着桥东区人民法院的回音。谁知，等到的却是一一
第二回合——更加迷惑
1992年12月5日，供应处收到了桥东区人民法院于1992年11月30日作出的(1992)东法经裁字第44号经济裁定书，载明：“本院经审查认为：合同签订后，被告(指供应处，笔者注)在(1992年元月25日，笔者加)给原告(指造纸广，笔者注)的信件中有‘如果发生合同纠纷，同意你们交邢台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的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被告河南省郑州市二七造纸物质供应处关于河北省桥东区人民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的异议。本院继续审理。”
这是一份驴唇不对马嘴的裁定书。1992年12月 l1日，供应处上诉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1993年元月30日又递交上诉补充材料。上诉状及补充材料指出：供应处于1992年9月30日和10月5日向桥东区人民法院提出的异议，是针对支付令、诉前财产保全裁定及查封令提出的。民诉法若干意见第27条规定，“债权人申请支付令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由债务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第31条规定，“诉前财产保全，由当事人向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本案中，从签发支付令、诉前财产保全裁定的专属管辖角度讲，归债务人供应处所在地、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即河南省的人民法院管辖。民诉法若干意见第221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92条的规定债务人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但是，供应处于1992年10月5日依法提出书面异议后，桥东区人民法院没有作出终结督促程序的裁定，反而裁定要继续审理案件。供应处至今没有造纸厂作原告的起诉书副本，也没有收到桥东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因此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对起诉立案受理诉讼程序即普通诉讼程序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另外供应处法定代表人从来没有写过，也从来没有委托他人写过裁定书所说的信件，该信件是职工武卫国的越权行为所致，因而是假的，无效的；再者，造纸厂1992年5月22日的900444号介绍信明确写着“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即使所谓1992年元月25日信件是真的，依法应以900444号介绍信为准。故而请求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桥东区人民法院的第44号经济裁定书，责令桥东区人民法院纠正其错误。
令人遗憾的是，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不顾供应处没有收到起诉书副本和应诉通知书的事实，以900444号介绍信与存根不符为由于1993年3月15日作出(1993)邢经终字第5号民事裁决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终审裁决，意味着桥东区人民法院可以“继续”审理造纸厂诉供应处经济纠纷一案了；但令人可笑的是，上诉后的“被告”供应处至今还没有收到起诉书副本和应诉通知书。
第三回合——当庭怒斥
有了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5号民事裁定书这把尚方宝剑，桥东区人民法院就可以继续“审理”此案了。
1993年4月10日，供应处收到了桥东区人民法院发送的造纸厂的起诉书副本和法院的开庭通知书。造纸厂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依法追回供应处所欠纸款680083．02元，利息34011．78元，合计714094．80元；起诉书的书写日期是1992年9月28日。开庭通知书通知供应处于1993年4月16日到桥东区人民法院西围城法庭参加造纸厂诉供应处经济纠纷一案的开庭审理。
这里的问题是：1．同一经济纠纷，为什么桥东区人民法院1992年9月29日签发的第35号支付令命令供应处给付2136086．70元，而造纸厂在前一天的起诉书却要求支付714094．80元，两者相差140多万元?2．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 l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桥东区人民法院什么时候立的案?为什么1992年9月28日的起诉，到1993年4月10日才送达?供应处享有十五日的法定答辩时间，为什么只给五天?
1993年4月16日，桥东区人民法院西围城法庭按时开庭审理造纸厂诉供应处经济纠纷一案。这是一次非法的审理。供应处法定代表人王建军经理、诉讼人徐明照律师，出庭参加诉讼，表情严肃。
轮到供应处一方发言了。徐明照律师义正严辞地列举了法院方面的一系列不依法办事的行为，郑重地提出了回避申请：“关于邢台市造纸厂诉郑州市二七造纸物质供应处购纸款纠纷一案，今天邢台市桥东区西围城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我代表郑州市二七造纸物质供应处对该法庭庭长、本案合议庭审判长林立荣和合议庭成员，要求回避。”
令人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审理不得不被迫中止。
第四回合——愤而出击
鉴于徐明照律师的年龄，供应处经多方权衡，于1993年5月31日委托河南省黄河律师事务所韩依水、胡德胜两位律师，作为其全权诉讼人，负责解决与造纸厂经济纠纷一案。受命于危难之际，两位律师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向事务所进行了汇报。经研究决定，河南省黄河律师事务所于1993年6月14日印发了《请求纠正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系列违法行为的法律意见书》，并准备向中央、河北省、邢台市的权力、审判、检察机关以及有关新闻单位发送。
为了给邢台市有关法院一个自己纠正错误的机会，两位律师于18、19两日到邢台市，同有关法院进行了交涉。有关法院表示愿意纠正错误，希望暂缓发送法律意见书；两位律师同意，打道回郑州等候消息。
二个多月过去了，几经催问，邢台方面没有正式答复。两位律师出于律师的神圣职责，为了保护当事人供应处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在1993年9月2日向有关权力、审判、检察机关和有关新闻单位发送了法律意见书，和供应处工作人员一起对邢台市有关法院的一系列违法行为进行了强有力的控告。 《经济日报》、《中国社会报》先后以《这个案件究竟应由谁管辖》、《我们该怎么办》为题发表了供应处主管部门的呼吁。
这些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
1993年 l1月3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3)冀经监字第36号民事裁定书，以“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裁定“一、本案由本院进行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裁定(指前述之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第05号民事裁定)的执行。”1993年12月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又以(1993)冀经再字第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1992)东法经裁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和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1992)邢经终字第0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移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终于，历经四个回合一年零二个月的管辖权争夺大战结束了。
篇4
行政调解是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主持的调解。
法院调解是以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先进行的一种调解。
用调解解决产品质量纠纷的范围和程序,一般没有严格的规定,但调解必须遵循合法和自愿 原则。调解协议不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调解不能强加于 人,调解人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或必须达成协议。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要签订协议,但 协议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也不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
4、仲裁: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自愿而且达成书面协议将纠纷交给第三方——各地仲 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纠纷双方有义务执行该裁决,从而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仲裁裁决一裁 终局而且具有强制性,表现在当事人一旦选择仲裁解决纠纷,仲裁者所作的裁决就具有法津 效力,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也是仲裁和调解的区别所在。
仲裁是一种第三方的公正活动,进行仲裁的第三方是仲裁组织,承担仲裁任务的是仲裁庭或 独任仲裁员。仲裁程序包括申请、答辩、庭审、调查取证等。
我国《仲裁法》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不能再申请仲裁 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当仲裁裁决结果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消或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就 该纠纷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我国的仲裁机构独 立于行政机关,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经济纠纷发生后,是否选择仲裁以及选择哪个 仲裁委员会仲裁都由当事人自主决定。
5、诉讼:当产品质量发生民事纠纷,当事人各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是法律规定的解 决产品质量民事争议的最后途径。诉讼由起诉、审判、执行三个基本阶段构成,根据诉讼所 要解决问题性质分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产品质量纠纷属于民事纠纷,采用民 事诉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司法保护,必须经过以下步骤:
(1)起诉和受理。提起诉讼的人称原告。原告起诉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原告与纠纷有直接 利害关系。二是有明确被告,即原告认为侵犯其权益的人或组织。三是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 事实、理由。四是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起诉应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 状,并按被告人数提交副本。特殊情况下也可口头起诉。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口头起诉后 ,依法进行审理,对符合条件的,决定立案管理,对不符合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
(2)审判。案件决定受理后,开庭前人民法院要做好准备工作,包括发送起诉书副本,审阅 诉讼材料、调查收集证据,更换或追加当事人等,准备就绪,通知开庭。
篇5
三、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调解工作纪律
一、不得徇私舞弊；二、不得对纠纷当事人压制，打击报复；
三、不得侮辱、处罚当事人；四、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五、不得吃请受礼。
调解程序
一、受理纠纷：
1、当事人请求调解的纠纷及时调解；
2、发现纠纷要主动受理及时调解；
二、调查分析：
受理纠纷，要迅速查明纠纷发生的原因和争议焦点，及时判明纠纷性质，是非曲直，进行研究分析；
三、调解：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做好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充分说理，耐心疏导，学习法律规定，消除隔阂，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议。
汇报制度
一、每周向主管领导汇报一次纠纷排查及调处工作情况；
二、每季向党委会汇报一次纠纷排查及调处工作情况；
三、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部署及时向党委会汇报；
四、每月向司法局汇报工作情况。
登记制度
一、受理民事、经济纠纷应填写登记表；
二、调解民事纠纷，调解结果要进行登记、建档保存；
三、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研究，要填写案件讨论登记表，登记表要附卷；
篇6
在国外，由于遵循不同诉讼规则，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刑、民事案件，审理过程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导致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存在不一致之处。如辛普森杀妻案中，刑事审判中辛普森被宣告无罪，但却在民事判决中被判处巨额民事赔偿。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审理的民、刑互涉案件，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处理结果应当要求一致。因为经济犯罪本质是严重民事违法行为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对严重民事欺诈行为的规范，首先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真实。因此，刑事法官在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往往考虑何种权益受到了损害，进而理顺民事法律关系，确定犯罪对象和客体，反过来促进了刑事案件的准确定罪。可见，刑事定罪过程中包括了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和权衡，民事判决显然可以刑事确认的事实作为民事认定的事实，但在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涉及复杂的民事经济法律关系，有的情况下刑事法官无法确定谁为民事被害人，或者赃物发还对象；有的案件中存在多个受害人，有直接受害人，也有间接受害人，有的被害人在经济犯罪案件形成过程中具有明显过错，而刑事判决不可能将被告人的罪名或者案件的定性量化，因此，民事法官绝不能简单地按照刑事判决确认的法律关系作出民事判决，仍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双方当事人在民事纠纷中的过错程度，判处各自应负的民事责任，摒弃以刑案定性作为承担民事责任唯一依据的错误做法。如在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储户存款的案件中，有的构成贪污罪，有的构成金融诈骗罪。有的民事判决以银行工作人员既已构成贪污罪，银行就应负民事责任。要求银行对储户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者在因银行工作人员主要不是利用职务之便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全案被认定为金融诈骗罪的场合，民事判决就以案件系罪犯个人犯罪而与银行无关，判处银行不负民事赔偿责任。这种不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完全跟着刑案定性确定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简单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总之，民事案件应以刑案事实作为查明的事实依据，但不能以刑案具体定性作为分担民事责任的唯一依据，还应兼顾民事当事人的过错情况予以公平地裁判，以使刑案和民案的处理结果应取得最大的一致与和谐，否则，难免引起部门法律之冲突。
二、刑民互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类型
审判实践中，涉及民商事纠纷最多的经济犯罪类型是金融诈骗类犯罪、合同诈骗罪、欺诈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职务犯罪。其表现类型可依行为方式和法律关系大致为五类。
（一）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伪造存单等凭证骗取储户存款
国有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1.以高息为诱饵，私自印制存单、存款协议书、存款证实书、进账单等银行凭证，采取偷盖银行公章或私刻银行印鉴的手段，揽存储户存款，归个人使用或非法据为己有；2.非法获取储户预留在银行的印鉴卡复印件，采取电脑扫描方式伪造金融票据或伪造存款单位印鉴，或者通过破译密码、修改计算机程序等骗取储户存款，予以侵吞、挥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进行非法挪用，分别构成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等职务犯罪的，必然引起储户和银行间的存储关系纠纷。
（二）内外勾结取得金融机构或国有单位资金
当前，一些金融机构采取“以存换贷”方式吸收存款，客观上为社会上一些犯罪分子实施以取得金融机构及其客户资金为目的的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与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内外勾结，以高息吸收储户存款，利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实施套取资金活动，是这类犯罪作案手段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这类欺骗行为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相交织，刑事犯罪行为的准确定罪，直接决定着民事案件的被告人，甚至影响着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民刑互涉冲突的多发点。在各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必然要面对金融机构与储户或金融机构之间存贷款纠纷的处理问题。
（三）利用借贷、担保等经济合同实施诈骗犯罪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这类犯罪行为往往打着单位的幌子，与单位行为结合在一起，表现为以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实施诈骗犯罪。此类犯罪行为的客观特点有三种类型：第一，虚假注册成立公司、企业，以空壳公司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他人财物归个人使用，即所谓借鸡生蛋行为；第二，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归单位支配使用；第三，有关个人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具体行为又可下分为两种方式，一是签订虚假经济合同骗取他人财物归个人占有，二是通过签订履行真实合同将财物归单位后，又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手段非法占有。以虚假成立或真实的公司企业等主体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常常与单位犯罪或者单位之间的经济纠纷纠缠在一起。上述几类行为，在自然人被告构成犯罪后，处理民商事法律关系时，必然涉及公司企业等单位与银行贷款合同纠纷或者银行与担保人的担保合同纠纷处理问题。
（四）盗用单位或他人名义实施骗取资金的犯罪行为
司法实践中涉及刑、民互涉的单位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行为人通过盗用、冒用公司企业等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其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盗用、伪造冒用单位或他人印章。涉及到被盗用单位与相对方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与效力问题。其二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主管人员利用单位名义实施个人犯罪的案件，涉及到民事纠纷中的代表行为、行为或表见的认定问题。
（五）其他类型刑民互涉经济犯罪行为
在委托投资理财、资金引存等新类型案件中，被告人个人通过编造虚假理由，骗得单位印鉴，进而私刻相关单位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伪造并使用票据等的手段，骗取单位等他人资金，构成诈骗类犯罪。这类案件，被告人常常通过以伪造、盗用手段非正常使用他人名章的形式实施犯罪，必然会对委托、合同纠纷以及民事主体间存取款纠纷等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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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调解工作纪律
一、不得徇私舞弊；二、不得对纠纷当事人压制，打击报复；
三、不得侮辱、处罚当事人；四、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五、不得吃请受礼。
调解程序
一、受理纠纷：
1、当事人请求调解的纠纷及时调解；
2、发现纠纷要主动受理及时调解；
二、调查分析：
受理纠纷，要迅速查明纠纷发生的原因和争议焦点，及时判明纠纷性质，是非曲直，进行研究分析；
三、调解：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做好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充分说理，耐心疏导，学习法律规定，消除隔阂，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议。
汇报制度
一、每周向主管领导汇报一次纠纷排查及调处工作情况；
二、每季向党委会汇报一次纠纷排查及调处工作情况；
三、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部署及时向党委会汇报；
四、每月向司法局汇报工作情况。
登记制度
一、受理民事、经济纠纷应填写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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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涉港澳民事诉讼 管辖权 司法协助
香港、祖国后，与内地的民事交往不断扩大，民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多，已越来越显示出我国涉港澳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不完善。作为区际法律冲突核心内容之一的管辖制度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更是经常困扰着有关的法院和当事人，解决与港澳之间的区际管辖冲突有时甚至要比解决国际之间的管辖冲突还要复杂和困难。因此，针对此类民事纠纷的特定情况，处理时，在如何确定并适用我国涉港澳民事诉讼程序上存在不少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内地和香港处理涉两地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规定
（一），香港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澳门略）
1，香港法律将涉外民事管辖权区分为对人诉讼的管辖权和对物诉讼的管辖权。对人诉讼，是指直接针对某一个人的诉讼，旨在通过法院责成某人为或不为某项行为。这种诉讼一般只拘束诉讼当事人。根据香港法律的规定，被告身在香港，而法院的起诉文件能在香港送达被告，或被告自愿接受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而法院根据《最高法院规则》规定，批准将起诉文件于外地送达被告等三种情况下香港法院可就对人诉讼行使管辖权。对于对人诉讼，香港法院是从“有效”原则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管辖权的。
所谓对物诉讼，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维护其财产权益的诉讼形式。对物诉讼除了拘束诉讼当事人以外，还可以拘束有关的第三人。对物诉讼主要包括决定物之所有权或其它权利的诉讼、海事诉讼和有关身份行为的诉讼。其中前两种对物诉讼也采取按“有效”原则确定法院的管辖权。对关于身份行为的诉讼，香港法院一般根据当事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是否在香港来决定它是否具有管辖权。
2，香港的冲突法对国际冲突法和区际冲突法不作区分，所以香港冲突法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也应当适用于涉大陆民商事案件。此外，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包括涉大陆案件。在处理涉大陆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时，也会依据上述规则。
（二），内地关于涉港澳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
1，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相关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为《纪要》）和《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为《解答》）中。根据《解答》的规定：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章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外国法律的，可以适用。
根据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地法院行使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参照涉外诉讼处理。此外，对涉港澳合同案件、侵权案件和离婚案件等实行特别管辖。（详见解答的相关规定，此处不一一分别列举）
2，肯定平行诉讼，并规定内地诉讼具有优先效力。
（1），平行诉讼，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在两个以上的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诉讼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 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纪要》中也指出，“凡中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外国法院或者港澳地区法院对该案的受理，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否受理，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这说明我国对于涉外平行诉讼是基本肯定的，并规定国内诉讼具有优先效力。对于当事人提起的涉港澳平行诉讼则不加限制。
3，承认协议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答》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因合同纠纷和物权纠纷（除涉及不动产物权的纠纷外）提起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内地法院行使管辖权；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向内地法院起诉，另一方应诉，并进行实体答辩的，内地法院也可行使管辖权。这实际上肯定了涉港澳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采用明示或默示的方式约定管辖法院。
二、 我国现行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对涉港澳案件的定性比较模糊，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除了《纪要》和《解答》对涉港澳案件的民事诉讼管辖权做了一些具体规定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相关规定。所以，在处理涉港澳民事诉讼时，往往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各地法院各行其是，造成涉港澳案件管辖权的混乱，这就使涉港澳案件的处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法域的区际法律冲突，冲突内容不仅涉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法律性质，还涉及到几大法系之间的差异等，冲突的情况十分复杂，中国内地作为不同的法域，在香港的冲突法上甚至如同一个“外国”。处理涉港澳案件会遇到处理涉外案件遇到的全部冲突法问题，仅以一个国家主权为出发点将涉港澳案件作为域内案件对待，适用域内民事诉讼程序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2，内地和香港属于同一主权国家，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差别，但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管辖权的扩张和争夺已属次要。频繁出现“一案两审”等管辖权冲突，甚至出现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同的裁判结果，将严重影响港澳和内地之间的审判权威和双方互信，加强协调避免冲突反而显得十分迫切。在此情形下，显然不能直接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解决涉港澳案件的管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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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君
在诉讼中，当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种障碍而不能及时向法院提供证据，且这种障碍是否会消除以及在何时消除均无法确定。如证人出国一时无法与之联系，持有重要书证的人下落不明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究竟延长多长时间为好，可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应以不过分延迟案件的审结为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请。
后，自国家立法以来，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专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20xx年，经过无数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xx]33号，20xx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自《若干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适用该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在民商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经济犯罪的嫌疑和线索如何进行处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对于犯罪行为的侦察、起诉与审判，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部门，而民商事审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由于涉及的部门多，认识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难复杂，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近年来，这类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势，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当事人和社会各届的极大关注。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好此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围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的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总结了经验，找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基本区分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正确处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交叉问题，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提高民商事审判工作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均处理了一批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纠纷案件，虽然涉及经济犯罪，犯罪线索已经移送或发出了相关的司法建议，但由于未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故在案件统计上未能显示。有些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见未被合议庭采纳，在民商事案件统计上也未能显示。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类型主要有：存单纠纷案件、借款担保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此类案件如：涉及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的存单、借款担保案、涉及荥阳中行的存款及存单纠纷案、涉及百花集团、三星集团非法集资案、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存贷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资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案件等。这些案件，既涉及到对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又涉及到与公安、检察机关及法院内部刑事审判庭的协调与配合，程序复杂，认识上往往并不一致，给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在案件处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况，致使一些案件审理周期长，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及时实现，诱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当事人反映强烈。《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xx)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 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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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立小额法庭，开展小额案件的审判，符合国际国内司法改革的趋势
与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相适应，我国国内许多地方的人民法院对简单、小额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审判方式的改革也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的审理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举措。所谓“繁简分流”，就是在民事案件立案后，根据案件难易程度，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将简单的案件筛选出来，集中由少数几个固定的法官审理，通过简化审判程序，减少不合理的工作环节，加快审理速度，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这一做法效果较为突出，在国内影响较大。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1993年开始，就在全省各主要城市设立了小额钱债法庭，专门受理标的额较小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有些地区以标的5万元为限，有些为10万元以下），适用简易程序、尽可能以最简便快捷的方式审判，成效十分显著。尽管各地的作法有所不同，但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就是如何在现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挖掘人民法院自身的潜力，优化审判机制，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作用，真正做到简易案件的审理快起来、复杂案件的审理细起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三、法庭的设立及其基本情况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1998年，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在区法院设立小额法庭的设想，作为法院改革的重要内容。同年6月份组织了市区两级法院有关人员赴广州、深圳等地进行了考察学习，10月28日首先在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成立小额债务巡回法庭。半年后，根据市中级法院许前飞院长的指示，法庭迁往市中心挂牌办公，以更加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目前，该法庭是全省唯一的一个小额法庭。法庭设于海口市金贸区金龙路，与市公安局相邻。人员配备6人，含负责人1名、审判员2名、书记员2名、打字员1名。小额法庭依法受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标的额在10万元以下的本院有管辖权的简单民事、经济债务纠纷案件，不受民事庭、经济庭关于案件分工的限制。法庭“工作暂行办法”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受理案件的类型：
（1）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追收贷款案；
（2）民间借贷案；
（3）追收结欠货款案；
（4）追收房租、水电费、电话费或物业管理费案；
（5）追索劳动报酬案；
（6）追索承揽加工报酬案；
（7）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案；
（8）损害消费者权益案；
（9）不当得利案；
（10）其他简单的，有给付内容的债务案件；
（11）当事人对超过10万元数额的部分愿意放弃追索权的上述案件，小额债务巡回法庭也可受理。上述案件，除法律特别规定以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外，本院所有支付令案件也统一由该法庭受理。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小额法庭的实质就是一个基层法院内专设的集中审理诉讼标的金额较小的简易案件或性质较为简单须速审速结的支付令案件的专门机构。其工作要充分体现简捷、高效、公正、便民的原则，使这些简易的案件能得到集中的、快速的处理，防止案件积压，简化办事手续，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四、工作的成效及几点经验
小额法庭自1998年11月9日正式受理案件，至2000年10月底止，共受理案件611件、标的2151.15万元，已审结561件、标的1942.91万元（其中1999年受理案件355件，审结351件，结案率98.9%）。
此外，还受理支付令案件60件，其中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24件，标的1510.21万元。已审结的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的493件，占88%；适用普通程序的68件，占12%.结案方式：在已审结的561件中，调解、撤诉的243件，占43.3%；判决的292件，占52%，其它（移送、驳回起诉等）26件，占4.6%.受理案件的类型：在全部受理的611件案件中，买卖纠纷的210件，占34.4%；借贷案件174件，占28.5%；承揽加工费案件53件，占8.7%；上述三类案件所占比例超过了全部收案数的70%，案件类型较为集中。已审结案件中，上诉57件，仅占9.3%，二审已审结36件，其中维持原判24件，部分改判7件，发回重审3件，二审期间撤诉2件。
1.充分适用简易程序，突出“简便、快速、高效”的特点，提高办案效率。
小额法庭受理的案件，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就使大量的小额债务纠纷或性质较为简单的案件，能够在一个专门机构审查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不需与其他普通案件混同，要先在立案庭审查立案、送达，然后移送民庭或经济庭排期审理，从而缩短了办案周期，简化了诉讼环节，使简易的案件得到集中的、快速的处理。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作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快立、快审、快结：
-立案。立案由法庭专人负责审查。原告可口头起诉，审查人制作口头起诉笔录后由原告签名确认即可。小额案件的当事人大多为普通老百姓，且极少委托律师，他们对诉讼法律知识知之甚少，法庭为此特别设立了法官值日制度，每天由一名法官值日，负责接待当事人来访、咨询，并辅导当事人书写书状、完备有关诉讼手续等，为当事人提供服务。
-送达。立案后，承办法官可当即通过电话口头通知、传唤被告；被告到庭后对当即开庭无异议的可当即开庭审理。这种情形下案件便可得到最快的处理。如原告麦彩霞诉被告刘小燕商铺转让费纠纷案，原告于2000年6月2日起诉，当天立案，原告于6月5日交纳诉讼费后，法官当即传唤被告到庭，被告当庭表示愿与原告协商履行债务，第二天，被告便向原告支付了转让费2000元，原告撤诉。前后仅用了七天时间。
对无法当即传唤或传唤不当即到庭的，法庭立即确定开庭日期，在三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一并送达被告，一次性送达，节省了人力和时间。如原告韩汉明诉被告褚正强房屋租赁纠纷案，2000年6月19日起诉，当天立案后，向被告送达被告拒不签收，法庭依法留置送达，并确定双方于6月22日到庭审理，庭审中被告当庭履行了债务，前后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解决了纠纷。
-审理。法官可到被告所在地或双方认可的地点巡回审理。庭审的方式也以从简为原则，开庭的次数尽可能以一次为限，不受民诉法第124、127条规定的限制，如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只需将双方认可的意思表示记录在卷即可，不必再拘泥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认证等程序，直接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或对纠纷的解决进行辩论、当庭宣判。对能够当场结清的，可当即作好笔录就能结案，不需再另行制作其他法律文书。如原告林春莲、陈瑞萍、李梦玲诉被告海南巴黎之春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拖欠劳务费纠纷三案，由于案件的性质情节都一样，只是原告主体、劳务费的数额各不同，法庭立案后当即由一名法官一并审理，在同一时间开庭。庭审中被告对案件事实并无异议，法庭直接制作了笔录，三个案件一并得到了处理，被告在法庭限定时间内清偿了债务。象这样的案件通常称“批量案件”，常见于某些大商场、酒店拖欠供货商货款、某些机构或包工头拖欠他人承揽加工费、劳务费等案件中，如乐普生商厦、新天地货仓商场、长升大酒店、友谊商场等，都出现这样的案件。这类案件一起诉就是一批，采取这种作法，一次开庭就能解决一批案件，而且往往能够调解结案，双方当事人都较满意，社会效果很好。
-审限。简易程序的法定审限是三个月，但法庭要求应在一个半月内审结，从实践中看，绝大多数案件都作到了这一点。无一案件超审限。
-上诉与执行。根据海口市中级法院的内部规定，小额法庭审结的案件，当事人不服上诉由中院民庭审理，民庭应在一个半月内审结。生效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由本院执行庭指定专门小组执行，执行期限三个月。从1999年审结生效的案件来看，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仅93件，占全年结案的26.5%.这说明，绝大部分裁决书得到了自动履行，小额法庭定纷止争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下放审判权，简化审批环节，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
巡回审判、当庭宣判、快速处理纠纷的特点，客观上要求审判人员必须享有充分的审判权，减少案件层层审批的环节。小额法庭结合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彻底下放审判权给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除了立案由庭长审批、财产保全和支付令由主管院长审批外，案件的其他裁决文书均由独任审判员签发，真正实现了法官的独立审判。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明确法官的责任、增强法官的能动性、提高办案的效率。
3.制作统一格式化的、填写式诉讼文书。
某些诉讼法律文书，如各类通知书、裁定书、支付令等，事实比较简单、格式比较统一，不需进行过多的论述认定，法庭尽可能设计制作统一的、格式化的、填写式的法律文书，办案过程中法官可以根据需要当即填写签发，不需每一份都另行制作打印，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当事人。
五、完善小额法庭审判工作的几点意见
1.扩大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
解决法院案件多、人员少的矛盾，提高诉讼效率，出路之一是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已成为当前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共识。小额法庭作为适用简易程序快速审理案件的专门机构，理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根据民诉法第142条的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限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这一规定失之笼统，实践中不易掌握，造成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界限模糊等种种问题，简易程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各地法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0日《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采用排除法，列举12种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除此以外全都适用简易程序。这12种案件是：
（1）当事人对纠纷事实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
（2）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
（3）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提起诉讼的案件；
（4）依照民事诉讼法第55条提起的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案件；
（5）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在中国境内、争议较大的案件；
（6）涉外、涉港澳、涉台的民事案件；
（7）侵害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著作权案件；
（8）房地产开发、经营（包括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建设、合作建房、商品房买卖等）的案件；
（9）发回重审或者提起再审的案件；
（10）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影响较大的案件；
（11）新类型案件；
（12）其他复杂、疑难的案件。
同民诉法第142条的规定相比，北京法院的这一规定，比较具体、明确，更可取的是有了一个界限，即除了这12种情形，均可适用简易程序，使其适用范围扩展，案件的审理自然会大大加快。笔者认为，小额法庭的受案范围，除了按照标的金额划分、即现有的规定10万元以下的案件外，尚可借鉴北京法院的这种作法，即明确列举如上列的12种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小额法庭不宜受理外，其余的都可受理。
篇11
（一）经济法可诉性的概念
一般经济法的可诉性概念可理解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狭义指的是在经济法实施权力时，为了更好地判断经济纠纷中的责任，经济法纠纷主体可以对审判方提起诉讼；从广义上经济法的可诉性则可理解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若有不满是否能向法定机构进行申诉或者仲裁，使经济法行为主体的权益不受侵害。需要注意的是广义概念中提到的法定机构不只是指法院，只要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或仲裁委等都属于法定机构的范围。
（二）经济法可诉性的必要性几点总结
第一，可诉性在法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是法的基本属性。可诉性越强，就代表着法律更完善，经济法作为众多法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诉性在经济法中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可诉性也是经济法的自然属性。法律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手段。它是一个和法律义务相对应的概念，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某种权能或利益。法律权利主要表现为权利享有者可以自己作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但是由于法律利益具有的稀缺性和有用性等特点，就很容易出现未上升到法律利益的非利益主体，从而出现寻求利益救济的途径，这时就充分体现出诉讼的作用和关键所在。
第三，经济法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冲突造就了可诉性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冲突的发生和种类也随之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冲突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最严重的后果往往恰是经济冲突导致的。经济冲突无法自行和解，只能通过法律诉讼得到解决的途径。因此，就经济冲突的严重性而言就已经决定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必然要求。
第四，外国经济法中可诉性的经验吸取。国外经济法诉讼主要有两种方式，分别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以西方国家为例，西方国家人民普遍以权利为重，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法治社会逐渐成形，权利救治得到推广。同时无论是英美法体系还是大陆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经济法中明确了对权利的司法救济。其中主要以经济公益诉讼的方式来表现可诉性更为突出。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基础的奠定与成功吸取国际经验有着不可推脱的联系。
二、我国经济法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目前经济诉权规定还不够详细
目前诉权规定还无法达到当前公益诉讼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在二战之后逐渐升温的人权观念，诉权正好呼应了这一观念并作为实施的有效途径得到了国际宪法的保护。但是在我国经济法的发展中很容易忽略诉讼方面的规定，以至于我国法院在处理经济纠纷时，如果出现了非法院管辖范围或者法律中未有明确规定的事件，就会有一些法院不予受理甚至直接驳回起诉。在这种经济诉权不完善的情况下如若出现相关纠纷就得不到解决。因此，在我国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建立更全面的经济诉权规定，补充经济法结构体系中的不足之处，确保司法实践能够稳定执行。
（二）经济司法的权威不高
目前我国的司法部门在执行司法工作时，大部分都要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司法审查制度还没有建立。但是由于毕竟是两个体系因此政府在制约司法工作很容易产生弊端，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与司法偏离，也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尤其是经济法虽然有审判的权力，对于查处经济违法行为的更多是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这种现象决定了经济司法的权威不高。
（三）经济法司法体系不健全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法能够起到经济和发展的有利制约作用。经济法的实施，通过解决经济纠纷等事件，最大的起到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的作用，但是虽然目前法律已经对基本的义务做出了规定，尤其是有一些复杂的经济职权都做出了相关规定，却对纠纷处理方面的规定甚少。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由于司法权在行使时要受到政府行政的干预，而司法又无法全面监控政府的经济调控，这种局面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发展。
（四）检察机关在经济法诉讼中的缺位
诉权是由诉的法律制度所确定的，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是指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国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即赋予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在其权利受到侵犯，或者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执时，具有进行诉讼的权能。诉权完整内涵包含程序含义和实体含义两个方面：程序含义，是指程序上向法院请求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实体含义，是指请求保护民事权益或者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利，亦即公民有权请求法院同意其在实体上的具体法律地位或具体法律效果的主张。从我国司法实践中了解到，一般诉权只存在于触犯刑法的行为在人民检察院中的起诉，同时，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检察院，这都表现出了经济主体的权利无法更好地得到维护的现象，经济法的可诉性也随之被削弱。
三、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
（一）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加强经济法可诉性
第一，明确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亦称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受权利（权力）和承担义务的社会实体。它是经济法律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直接参与者，既是经济权利（权力）的享有者，又是经济义务的承担者，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在经济法司法实践中明确规定经济主体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突破法律关系建立经济法体系。在经济诉讼受到经济法的约束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明确经济主体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可以建立明确经济主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体系，并有利于进行责任追究。同时，经济法实践中还应该明确法律责任。如果立法中责任不明确，则不利于法制权威的实现。因此，在经济法的实施中在主体具有经济诉讼权的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责任制度。
（二）拓展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
在当前经济发展和法律运行的环境中，扩大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是必然趋势，即将有起诉权的原告范围从只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扩大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由于在经济法运行中一般主要表现为公益诉讼，所以即使没有侵犯到个人利益却已经侵害了公众利益。因此在诉讼权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突破传统理论，排除直接利害关系诉权人的约束，适时地调整能够适应新时期发展的诉讼方法，将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扩大到社会公众、行业协会、消费者、潜在竞争者甚至覆盖相关职责的机关等。
（三）详细界定经济法诉讼的适用范围
经济法诉讼的适用范围一般可以定义为无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进行起诉，或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并且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时进行起诉行为。通常经济起诉案件的适用范围可以概括为一下几点。
第一，危害环境案件。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成为现代公益活动的首要提倡目标，也因为如此危害环境案件正式列入了经济法诉讼的范围之中。
第二，产品质量纠纷案件和消费侵权案件。产品质量案件在生活中算是比较普遍，涉及到的主体也比较复杂，主要牵涉的对象就是企业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更加偏重于公共利益的保障范围。而消费侵权案件中就更突出地体现了经济诉讼法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弱势群体没有起诉的机会，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第三，宏观调控行为案件。在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中宏观调控行为范围最广，也最具影响。由于在民主社会中具有每一项侵害行为都应当受到追诉的权利，因此宏观调控案件也同样可以被受理。
第四，侵犯国有资产的案件。一般情况下，对于不执行国家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的行为应归纳到经济公益诉讼的范围之中，为了保障国有资产人们有权通过司法手段进行干预。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可诉性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是全面保障行为人经济权利的诉权法律，因此经济诉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下的重要法律构成。经济法在实践过程中有效实现的是对经济法权的救济，主要是通过诉讼体制是否健全来保障经济法的权力。作为我国的法律核心，经济法不仅关系着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影响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种种论述证明，发展经济诉权首先就需要突破传统诉讼观念，吸取国际先进诉讼理论，本着公众利益为重的原则发展经济诉权发。
参考文献：
[1]瞿雯雯.论经济法的可诉性及其模式选择.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4）.
篇12
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
2、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的，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
3、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
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即应以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本院以前有关购销合同履行地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b、《合同法》
第四百二十八条 本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
c、《民法通则》
第二十四条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二百四十一条 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四十二条 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百四十三条 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第二百四十四条 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
法发〔1996〕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为了便于当事人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减少案件管辖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作以下规定：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
篇13
范爱金
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劳动权利和义务而发生的纠纷，由此纠纷引发的诉讼案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呈日趋上升之势。现行法律、法规已远远滞后于形势发展和审判实践的需要，审判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疑难问题亟待解决，下面结合实践谈几点看法。
一、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审查
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自愿将纠纷交协议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双方有义务履行，从而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仲裁和民事诉讼都是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重要方式。仲裁和民事诉讼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下简称（仲裁法）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仲裁条例都相应规定：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诉讼的，义务人不自动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这二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是把法院的诉讼程序放在解决当事人纠纷的最后一个环节，劳动争议案件也不例外，而且还特别规定了仲裁前置的原则，通过仲裁后再进入到法院的诉讼程序案件人民法院对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书是否要进行审查？如何审查？在目前的审判实践中存在较大的争议，普遍的观点认为，劳动仲裁程序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是两个截然不同程序。劳动仲裁机关与法院都是相互独立的机构，他们之间无隶属关系，双方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和审判权。笔者认为，对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书的审查应从二个方面进行。一是程序，二是实体。劳动争议仲裁机关进行仲裁有原则的程序规定，主要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则》，这两个规则都严格规定了劳动仲裁机关施行仲裁时操作程序，所以，人民法院从程序审查时主要以下几个方面：一查管辖看争议是否属于作出裁决的机关受理；二查主体看裁决的争议是否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围，三查时效看当事人提起仲裁的时效是否有超过，四查争议内容看其裁决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权利义务争议。在实体审查，主要审查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查证据看有无事实依据，除审查被告是否明确、诉讼请求是否合理外，应重点审查事实依据。二是查适用法律，看裁决机关所适用的国家法律、政策是否适当，三是查其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
二、仲裁与诉讼及级别管辖的衔接
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把握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诉讼在程序上的相互衔接，是关系到劳动争议纠纷的解决和劳动者合法权益顺利实现的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
1、劳动争议案件的级别管辖目前做法较混乱，实践中因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的案件中既有经过区、县级仲裁机关裁决的，也有直接由市级仲裁机关或省级仲裁机关裁决的，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一般由基层法院立案受理，但也时常发生区级仲裁裁决由市级中级法院作一审或省、市级仲裁裁决由基层法院作一审的情况，这种较混乱的级别管辖及管辖衔接，既不利于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保护，也使审判中的不正当之风有机可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明确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该解释解决了案件的管辖问题。
2、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增加、减少仲裁请求的案件如何受理问题。当事人起诉时减少仲裁请求即仅就仲裁处理的部分内容不服起诉，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根据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的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旦依法行使诉权，仲裁机构的仲裁结果归于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对全案进行审理，并根据仲裁请求范围进行全案审理作出判决。对于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请求中增加了仲裁请求，实践中是否受理此案件存在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仲裁程序是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因未经过仲裁程序的处理，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受理条件，则法院不能受理。有观点认为，只要当事人是在基于同一事实引起的法律后果内增加的仲裁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享有最终司法权，当事人一旦依法提起诉讼，仲裁的处理结果归于无效，人民法院就必须依《民诉法》程序及相关劳动法律规定进行审理，包括对案件事实及其法律后果的全面审理。但对不是基于同一事实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对此增加的诉讼请求应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三、一裁二审只流于形式的程序机制
我国现行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程序为一裁二审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是司法解决劳动争议案件的必要前置程序。由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案件无终审裁决权，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仲裁委员会是行政机关，故人民法院既无权维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对于认定有误的仲裁裁决亦无权改判或发回。此种程序的设置使得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监督机制，导致仲裁程序形同虚设。另外，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经过一裁二审，审理期限比普通民事案件长，涉案当事人在此过程中诉讼成本加大，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力的保障。改变这种状态，建议修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程序，参照普通民事案件的仲裁程序，将先裁后审改为或裁或审，即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协议选择由仲裁或诉讼解决劳动合同争议，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四、仲裁裁决是否生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