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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产生差异的根源在于对科学技术本质的不同认识。马克思、萨尔顿、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的论述表明，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展现人的存在本质的一种方式， 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人与自然之和谐统一正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的表现。
科学技术的本质决定科学技术的价值基准。从科学技术的本质出发，以人为中心，从人的立场和视域出发，科学技术才有价值和意义。所以，以人为本，以人为尺度，为人类造福，应当成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基准。这个价值基准既体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主体目的性，又表明了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内在要求与价值方向。只有正确认识和展示科学技术的本质， 重构以人为尺度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才能规范科学技术向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本质展现的方向发展。
1.1 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理性回归
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地位。发展科技正是为人类解放而创造物质条件。科技的任何现实运用，必然与人有关，因而，科技在现实中应用价值的人文属性是显而易见的。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科学技术的人文属性要求，要求人类在进行科学探索、科学实验、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当中，一定要对人类社会问题予以高度关注，把人文精神始终贯穿于科学活动的全部过程，要注重从人性和人文关怀的角度， 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实行社会控制，避免科技活动中负面影响的产生，以保证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人文关怀的实质是以人为本，强调要尊重人，充分肯定人的价值， 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应是决定科学技术取舍选择、发展方向的最终依据。要力求把科技发展控制在有利于人文关怀的范围内，以尽量减少其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1.2 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承袭了科学技术的本质
科学技术的本质决定了科技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技不仅要力求还原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依据发现的客观规律去实现人的意志，把自然对象从“自在存在”改变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属人存在”，科技活动的全过程始终应贯穿着人文精神。爱因斯坦在1931年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说：“如果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的话对人们应该有重要的启发，科学的兴衰与人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须要突出人文关怀，在科学的视野中重视科技活动及其成就对于人的利弊、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由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危机才会被科学技术所克服，科学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克服各种危机的可靠保证。
1.3 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符合科技与人之间互渗互促关系的要求
科技与人之间本来存在着互渗互促的关系，一方面，人类正是借助于科学技术，使自己从动物界中走了出来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科技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由人类创造和应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回顾历史，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步，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而归根结底要以科技的革命性进展为前提。科技革命引发的知识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的理性力量、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从而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和高科技的兴起， 科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力越来越大，人类对它的依赖性就会增强，科技的负面效应也会突出，因此，强调科技与人之间互渗互促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技术价值基准，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人文价值的引导， 对科技的功用和发展方向做出合乎人文精神的规定， 使得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达成和谐统一，对真善美的追求实现有效的沟通，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科学技术最大限度的服务于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目标。
1.4 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坚持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人是社会的主体，在社会活动实践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永恒的主题。所以，在高科技时代更应以人为本，提倡科技人文精神，在崇尚、尊重科学，积极研究开发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满足人的需要，追求人的发展， 实现人的价值，使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的实现相一致。科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这应该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也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2 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目标
2.1 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协调
康德在其目的论哲学中明确提出：“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能够形成目的概念的存在者，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康德提出的人不依赖于他物而成为目的的思想，对于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科技与人的关系，是有启发意义的。科学技术价值的实现主体是人类自身，科学技术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自然界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的生物的地方。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地位，发展科技正是为人类解放而创造物质条件。树立发展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科技发展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一崇高目标联系起来，严格把握科技运用的伦理尺度和伦理范围，避免科学技术的滥用、误用和恶用。要把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归结到人的生活本身，从人们的“美好生活”的高度来审视科技进步，科技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们幸福地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科技， 科技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提升，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中应包含与人类最佳结合的内容，使得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达成和谐统一，使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保持协调。
2.2 关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在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和完善是科学技术的终极目标。社会的发展应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科技进步应与社会协调发展相平衡。现代科学技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领域，提高了人与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从而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人口的过快增长、粮食供应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使作为科学技术发展主体的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只有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科学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主体在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时，关注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从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考察，衡量科技进步与否的标准，无疑在于科技是否朝着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2.3 综合协调人、自然和科技的关系
人类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要改造自然界，但同时应积极地适应自然界，把改造和适应自然界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自然环境可以承受人类的改造活动，从而将改造活动限制在对生态环境危害最小的合理范围内。人类通过科学来认识自然，但人类不能成为科学技术及其丰硕物质成果的奴隶;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应用理应更多地服务于恢复人的价值、人格、尊严、个性和自信心。科学技术是调节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人类在自觉地建立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必须要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注意科技进步的生态化趋势，实现工业化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从而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4 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作为主体的活动，必定会受到人们自身的信仰、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及身处的时空条件的影响，必定渗透着某种价值判断与选择，也就是说必定带有主体性。科学技术的危机实质上是一种人类价值观念的危机。现代技术之所以成为威胁人类的恶魔，其实是对技术本质的误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错误的科学技术观和对科学技术的误用。如果回到根基上来看问题，科学技术的危机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利益化、金钱化、客观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就会盛行，就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人们为了满足自身日益膨胀的欲望， 不可避免地会向人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大肆攫取，在经济活动中就会丧失人文理性， 造成文明的畸型。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指出:“我们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 。如果人的行为是合理的，人们能够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危机和负面价值也就会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创造精神文明，唤醒其内在的人性觉悟，使人们能更理性地看待自然，看待社会，看待人类自己，更科学地揭示客观规律，更合理地改造世界。依赖科学和理性，对客观规律和人性有正确的认识，促使人的行为合理化，既合乎规律又合乎人的需要和目的。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美)萨尔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 [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M].北京:三联书店，1987
篇2
20世纪90年生在我国思想界的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大讨论,在教育界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价值的大讨论,其实，这正是我国走向化的进程中，教育要走向现代化必然要面对、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这一讨论已经形成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就是整合论。所谓整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协调、统一。一般来讲，整合论反对具有片面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或单纯的人文学科教育，指出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应该进行整合。
整合论的观点也得到了职业教育界很大的认可和赞同，就其最简单的原因而言，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直接走向社会，用自己的适用性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社会现代化对教育现代化和人的全面的要求。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在职业教育中进行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两方面整合的观点无疑也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要求职业教育的学生既科学技术，又学习人文学科对于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和对峙，职业教育界对整合论的认可和赞同具有很强的意义，对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前瞻性的意义。
但是，问题也产生了，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往往认为整合就是表征科学技术的专业学科和表征思想文化价值的人文学科的简单相加，或者在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时适当增加人文学科的教育，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倾向性的角度整合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因而没有充分发掘这种特性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文价值。
2当代职业教育本质特性
这里所指的职业教育，是狭义的职业教育即学校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校对学生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使学生获得一定的职业知识、技能和态度，以便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现在来回顾教育史上关于职业教育内涵的界定：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做准备的教育；斯内登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以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准备的教育；《国际教育辞典》指出，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或学校外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它包括学徒培训、校内指导、课程培训、现场培训和全员再培训。这些界定虽然大都是从广义上展开的，但是都紧扣“职业性”这一特性。因此，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它是由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的，尤其是学校职业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掌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专业技能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型人才。
职业教育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为满足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职业教育在强调人文学科教育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教育也进一步加强，与学术性课程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代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更加突出，必然推动当代职业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我国近现代教育是植根于封建主义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土壤之上的，没有西方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长期以来，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等方面对职业教育的功能存在着极为功利的认识，片面地追求职业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强调科教兴国，凸现的主要还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价值，而忽视了职业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使得凸现职业教育特性的职业性教育即在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教育处于一种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层面，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目的仍然停留在为谋生而掌握一技之长的层次上，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终极性发展。科学技术不是缺乏人文价值，而是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发掘。因此，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能促进人多方面的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和它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除了要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外，还应该发掘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来为人的发展服务。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和技术日渐走向融合；科学日益呈现出技术化的趋势，技术更加自觉地以科学为指导。凸现当代职业教育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原本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理性精神是其灵魂，更是人的本质，富有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活动能促进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逐步养成科学的理性精神，如谦逊的态度、进取的心理、理智的怀疑等，而人的这种理性精神又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拥有科学理性精神的人运用科学技术对迷信、日常生活经验、已有陈旧进行批判的过程，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创新的过程，也是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的过程，它彰显了人超越现实和自我一种本质力量，这种促进人的终极性发展的人文价值是难以替代的。
3发掘当代职业的人文价值
人文价值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个性、幸福和命运，体现的是人性在中真、善、美的完美融合。善和美能给人以终极性的关怀，真同样能给人这种关怀；善和美给人的关怀主要由人文学科的教育来实现，而真给人的关怀则要由技术教育来实现，并且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人善和美的关怀，因为真、善、美是统一的。因而，充分发掘当代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对于凸现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完善职业教育的功能，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使职业教育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教育理念上，应该兼顾职业教育为社会和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两大基本功能。对于当代来说，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实现化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决定了在职业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大量的型人才是的要求。但是，不应该把加强职业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停留在工具和技术的层面上，只是通过科学技术教育来加强学生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而忽视学生作为人的目的性和人文性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而应该站在教育理念的高度去充分认识和发掘职业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只有在教育理念上完成这种改变，才能带来职业教育的思想、价值观、功能观、制度和课程编定等方面的改变，才能在职业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时代要求下，去实现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而不只是科学技术教育在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价值。
在教育实践上，职业教育应该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教育，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在科学技术教育的教的层面上，应该把教学为学生实用的思想变成教学为学生求真的思想，树立开放的课程观念，开展性教学。科学技术是整体，科学技术教育也是整体，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除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外，还应该包括科学思维教育、科学教育、科学精神和美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学为实用的思想上，教给学生的就只是科学技术知识，而缺乏科学思维的训练、科学方法的掌握、科学精神的认识和科技美的体验，而这四个方面正是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的核心所在。科学思维有着严密的逻辑，能促进人的思维前后的连贯性、一致性，减少错误。科学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前提。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求真除了探究世界客观存在的功利价值外，也具有人性的价值，很难想象人性中没有了真正的存在意义。科技美则是科学技术教育的更高层面。相应地在科学技术教育的学的层面上，也应该教育学生把求知为实用的思想变成求知为求真、完善自我的思想。
篇3
人作为科技的唯一主体，科技的首要也是基本价值取向必定是指向人的，即在科技实践活动中，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显示人类各种主体的各种需要。而近代工业文明片面发展科技的工具理性，单纯追求物质效益的结果，导致了科技的人文价值的失落。当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呼唤科技的人文价值的回归。首先，科技的本质决定了科技的人文价值属性。科技作为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方面的价值客体，从价值关系理论上说，科技具有人文价值。其次，科技的发展负载着人文价值目标。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终极目标。科技的发展历程，也充分体现了它为社会发展、为人类进步的最高人文价值。具体表现为：科技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使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革命性的变革；科技创造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人们更理性地看待自然、看待社会、看待自己，从而更好地为自己谋福利，同时也推动了哲学、文艺、道德等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最后，客观现实呼唤当代科技的人文回归。当代科技的人文价值应该是一种全面的人文价值，是科学技术在各个方面对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一句话，科学技术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
二、科学技术的环境价值
篇4
作为人文哲学基础的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现在的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
技术作为手段和工具,对其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
随着对自然界的认知从朦胧的感性过渡到知性的把握,人的主体性意识逐渐觉醒,由盲目崇拜、虔诚臣服大自然到区分出主客体。随着对周边一个个具体自然物神秘感的逐步打消,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逐步增强,最终从野蛮迈入文明社会,迈向“自觉的人”,完成了人类进化的第一次提升。人类文明进步史,也是人类发展与运用科学技术不断战胜愚昧陈腐观念、确立主体性地位而获精神解放与自由的历史。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设计是造成了制造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相分离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工业设计现在兼具工程、材料科学、创造发明、艺术、商业、人体测量学、人类工程学和社会科学的因素。“好设计”的概念诞生于30年代。在50年代,当人们试图用把它归因于某种风格、尤其是道德态度的方法,将工业生产统一到现存的品味价值中时,它变得突出起来。显然,现代设计充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它既有工程、材料科学、创造发明等科学因素,又有艺术等人文因素。尽管《20世纪风格与设计》一书的作者只将艺术列为构成现代设计的诸多因素之一。纵观20世纪设计史,人们不难发现,艺术实际上在现代设计中几乎起着灵魂的作用。从建筑与城市设计到装饰艺术,再到工业设计,几乎都成20世纪形形的各种现代艺术的实验场所。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信念基础上的新的自然观与价值观越来越受到人类的重视与认同。现代科技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特性,使人类更加以“尊重个人人文经验”为主旨的伦理观念来规范现代人类的社会行为。由此,一种全社会公众参与“磋商”的文化或社会现象正在兴起,一种旨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人群之间达至沟通的程序伦理学正在受到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重视,试图通过社会的建构,实现“各种正当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理想。
二、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的互补
科学技术有利于打破了传统思维模式赖以生存的封闭性文化环境的过程。在古代社会,交往是在狭窄的时空范围内,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极其简单的交往。现代社会里,交通、通信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地域、血缘和行业的局限,使人们的交往呈现出普遍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和特点。这其中,技术在促进人社会性的丰富和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技术的发展为社会交往质的飞跃提供了物质前提和基础,为人的全面而丰富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科技的进步和我国的改革开放,为每个人才能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现实条件。这一历史进步在思维结构内部,导致了两个基本的变化:一方面个体思维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多向度、多变的活性智力结构;另一方面在个体意识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群体思维又按照新科学规范的理性结构,生成着一种富有张力的、综合性的智力结构。
二者的统一,把我国的现代主体意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技术捕捉一切有用的人文信息,把艺术的美、道德的善和哲学所揭示的时代精神等等融合到全部的工程和工业设计中去,使人们愿意购买产品,并给予产品良好的声誉,最终使产品获得价值。从现代设计这个窗口,不但能看到技术的经济价值,也能看到人文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特别是看到技术上的筹划与人文的融合对于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科学技术本身是有意义的,它体现了一系列人类的基本旨趣,然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却不可能由它来决定,它并不体现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科学技术化的最终根源在于人以自我保存为目的的对自然的斗争。为了生存,人被迫发展那些为了他自己的主观目标而操纵外部世界的技能。科学技术必然要导致那些有碍于自我保存的人格特征与人的需要的压抑,这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科学技术的极端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荒诞处境,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应该完全拒绝,只意味着,科学技术至上是不可取的。那种把人类现存的社会弊端和问题归咎于技术,试图拒斥技术的作法是错误的。需要反对的是科学技术的文化霸权,是科学技术的无限制的虚无主义扩张。理性不应该仅仅体现在人们对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手段关系的调节上,也应该体现在对目的的正确理解与把握上,体现在对目的的行为的后果的预见与权衡上,应该成为一种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
人文则侧重于关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上的需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序幕的开启,人文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将得到更加有力的证明,科学技术与人文的融合将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更加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产品、产业、市场以及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等概念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文知识不仅作为渗透因素对现代经济各环节发生着重要的影响,直接成为有待于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产业对象,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创新能力、评价能力和传播能力,成为任何一个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不可不重视的、关乎国家兴衰的重要战略资源。
人通过技术的发展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从理论上看,借助于技术,人们每一次所能实现的发展总是有限,所能满足的需要也是特殊的,所能实现的自由也是个别的。实现了这一方面的发展,就要牺牲另一方面的发展,反之亦然。就某个人而言,他借助于技术所进行的活动也总是具体的,而不可能是全面的。区别只在于,那时候固定的分工消失了,人们可以如愿以偿地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发展自己想要发展的那一方面。就是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自由发展,但仍然不可能是全面发展,如果肯定了它不是全面发展,它的自由度就要打折扣了。
绝对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就人的不断发展而言,从总体上和总的趋势上看,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或者人类,发展与自由总的说来是不断增加的,是向全面自由的发展的方向前进的。从技术发展史来看,正如卡普所说,技术是人的器官的投影,人类肢体的延长与外化是沿着“手工工具机器系统智能工具”的路线进行的,人类体力的放大与外化过程是沿着“火力畜力煤炭石油电力原子能”的路线进行的,人类智力的放大与外化则是沿着“象形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系统各门具体科学”的路线进行的。借助于技术,人类从古到今,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解放,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自由。虽然在每一次都是具体的和有限的,但从发展的趋势和前景上看,技术确实是人类获得解放、借以发展和争取自由的有效手段。
科学技术与人文的融合,不仅有助于直接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助于把握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正确方向,防止或克服科学技术对人、自然和社会可能或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和社会获得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一方面技术给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不恰当的应用,特别是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应用等原因,技术的确也对人、自然和社会造成诸多面影响,甚至带来全球性问题。如何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的需要,特别是如何防止或应对现代高科技对人、自然和社会可能或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掌握适宜技术和进行技术评估,这本身也是一种技术”,对“适宜技术”和“技术评估”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就是能否真正服务于人,更确切地说,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
至于怎样建立一套真正能够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价值评价体系,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本身的范围,需要借助那些对人们的审美趣味、行为准则、生活信念和各种价值判断具有强烈影响的人文知识。科学技术与人文的融合,有助于形成一种“掌握适宜技术和进行技术评估”的技术,正确把握科技发展及其应用的方向,防止技术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和社会获得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最终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和社会。
参考文献
[1]吴国盛.《现代化之忧思》[M].三联书店.1999
[2]柏拉图,斐德罗篇[M].三联出版社,1989
[3]斯蒂芬,贝利.20世纪风格与设计.罗筠筠译[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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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的人文意义
当今社会存在着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的倾向:似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不仅无助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反而对人文精神是一种遏止或损害。孟建伟认为:“狭隘的科学观和文化观是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离和对立的重要根源,一旦我们超越狭隘的科学观和文化观,便不难发现,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人文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狭隘的科学观一是从功利主义科学观理解科学,将科学理解为人类征服自然、获取物质利益的一种手段,片面的把科学精神视为工具理性;二是从实证主义科学观对科学所作的“客观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认识(科学)世界和体验(人文)世界的截然划分,否认了两者的关联。另一方面,狭隘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和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都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把人文精神看作是一种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文人精神”,或者说是“人文学科的精神”或“人文文化的精神”,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立。可以说从这种狭隘科学观和文化观角度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错误理解似乎已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科学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除了自由探索的精神、勇于批判的精神、大胆创新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精神以外,还有毫无私利的精神、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等。这些精神具有很强的人文意义,并永远激励着人类向着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奋勇前进。还有,促进人类智力的发展,永远向着“更快、更高、更强”的方向迈进,也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之一,这是科学作为一项智力活动所体现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代表现代体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这样的现代科学活动是一致的、相似的。3
2. 科学精神与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并不等同于科学精神。科学技术里的“科学”特指的是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是通过观察、实验等方式探究自然现象,发现自然规律,以便人类能够按照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科学”还是理论状态的东西,它通常要通过“技术”去改造自然。所谓“技术”是实践状态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科学的应用,但技术一经产生就会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一般说来,科学技术是中性的东西,在不同的价值观下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因此,科技的滥用就是技术在体育领域中的强势表现,当技术的这股强大势力淹没了体育科学活动中的人所体现的精神,以及体育科学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人类精神追求,使人们忘记了体育是为了人类的全面发展的真正目的。导致体育产生异化的主要原因是对科学精神的误解。因而,大力倡导和弘扬正确的科学精神才是发展科学技术,并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3.正确认识体育的科学精神
通过以上分析,如果我们依然将体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视为两种事物,简单的提倡重视人文精神或是两者融合发展,也许改良的效果依然难见。因为这始终是建立在两种事物、两种论点上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主观意识上就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对立的观念。因此,应该理解为人类所从事的体育科学活动所体现的精神,或者说是人类所创造的体育科学文化所体现的精神是体育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体现的是人(运动员或体育参与者)的精神,而不是无人无关的体育科学技术所具有的那种工具精神。
弘扬蕴涵人文意义的科学精神对于体育的发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引导人们正确使用科技手段,促进体育活动持续、健康向前发展,避免滥用科技导致体育产生的异化问题。二是在体育发展进程中,正确对待体育同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各领域的关系。三是弘扬蕴涵人文意义的科学精神是当前我国实现体育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理想途径。蕴涵人文意义的科学精神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得到有机统一,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有了符合道德规范的价值导向。
将不畏艰难、坚忍不拔、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为人类自由和解放而奋斗、为人类服务、造福于人类的崇高精神,以及从“更快、更高、更强”向着“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转变的奥运精神真正融会在体育精神中,体育才能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
参考文献:
[1] 俞吾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必须协调发展[J].探索与争 鸣,1996(1):4-7.
[2] 陈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探析[J].自然辨证法研究, 1997(1):22-27.
[3]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5):162;201.
[4] 郭传杰.论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67.
[5] 王大珩.于光远.论科学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165;177.
[6] 肖峰.哲学探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J].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学报,1993(5):12-16.
[7] 沈礼清.论倡导科学的人文精神与人的全面发展[J].理论观 察,2001(6):19-21.
[8] 卢元镇.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3:13;54.
篇6
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从“斯诺命题”说起
(一)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科学教育的困境
1959年5月，英国科学家兼作家斯诺(C.P.Snow)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提出了如下观点：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代表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二者互不理解，甚至存在轻视、反感和敌意的鸿沟。这一有关“两种文化”分裂的观点被称为“斯诺命题”，成为日后讨论科技与人文的经典叙述。“两种文化”折射出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反映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相互隔阂、互不理解、分化对立的状态。很明显。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从源头上来说不是“并蒂莲”，人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并没有遭受“斯诺命题”的困扰，二者的明显分化和对立只不过是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症结。两种文化的隔阂显然不利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现代社会必须通过教育来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然而。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之下，现代科学教育反而强化和放大了两种文化的对立，由此带来教育领域的诸多困境。
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课程进入学校教育的时间比传统人文课程要晚得多。“科学列入教育课程为时较晚……在17世纪和18世纪，科学有了很大发展，但并不是由于它在教育中占有着重要地位才有了发展，而恰恰是在它毫无地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中叶以前。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就其科学知识而言都是自学出来的……在19世纪，科学逐渐开始进入了大学，后来又进入了中学”。尽管如此。科学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后来居上，在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教育领域的渗透和文化复制，科学文化全面压倒了人文文化。很明显，在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占领”中，传统科学教育扮演了“帮凶”的角色，自身也与人文教育渐行渐远。传统科学教育对价值和人文要素的这种僭越必然造成自身的偏颇与不足。
例如，在科学教育进入学校课程之后，科学知识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优先性，被奉为真理，成为学生背诵和记忆的首选对象。自然科学的知识被根据学科逻辑分门别类地编入学校教材，学生不管是否感兴趣，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记忆这些失去关联的学科知识。显然，科学知识的主导地位导致了科学教育以科学知识的传授为基本目的，而忽视了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精神的发展。这又导致了传统科学教育强调对学生进行智力训练，智力水平较高者占尽先机，显然这又突出了科学教育中的精英主义传统。对智力发展和认知目标的过分关注、对科学话语体系自身完整性的过分偏重，这有利于培养科技精英，但却由于教学内容枯燥、脱离实际，教学方法机械，使得大多数无意于将来从事科学事业的年轻人丧失了学习科学的兴趣，并且不能充分获得日常生活要求人们应具备的科学常识、科学技能等等，甚至影响了他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对相关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等作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传统科学教育通过这种“软暴力”维护了科学知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通过对学生心智的征服成为科层化的力量，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人文内涵，这是检讨传统科学教育的重要方面。
(二)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转向和STS运动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也反映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近代以来，科学知识被称为“最有价值的知识”，科学是“客观真理”的化身，是“价值无涉”的。这似乎把科学跟社会中的其他文化元素分割开来，使科学成为一种纯粹的智力活动。实际上，很早就有人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开风气之先者无疑是马克思。众所周知。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的最基本的一个观点。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一切精神现象都是由社会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显然，科学也是社会的产物，20世纪以来则成为重要的社会建制。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说明：科学不是脱离了人类意识的抽象物，把科学技术从人文因素中剥离出来是一种虚妄。
1962年，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观。他用“范式(paradigm)”来指称一定时期内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实践所提供理论框架的公认范例，包括定律、原理、概念、方法等等。，库恩指出，新旧范式交替的具体实现并不全然由科学自身的内在规律决定，很大程度上亦受到社会、历史、文化以及科学家个人的知识背景、性格气质等因素的影响。这一范式理论不仅挑战了传统科学教育的基本假设(让学生接受作为真理的科学概念、定理)，而且也影响了人们对获得科学知识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人们去关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结合的社会和人文因素。这一点可以从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oeiology of 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研究中得到一些启示。
科学知识社会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对科学的社会建构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不仅是一种有条理的、客观合理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活动，跟其他类型的知识如宗教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科学哲学发生社会学转向表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不能悬置其社会属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从理论的视角对科学的社会性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破坏等问题的日益严重，人类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层面上也开始对科学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STS(即科学、技术、社会，
英文为Science Technology，and Society，简称STS)运动开始在西方科学教育界蓬勃发展起来。STS教育针对传统科学教育过于专门化、系科化的弊端。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倡导一种新的教育观和教育方式，代表了人文取向的科学教育作为一种新的范式登上了科学教育的舞台。当代科学教育在核心价值观、教育目标和课程载体上都体现了这种人文取向。
二、人文取向下科学课程的核心价值观：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事实(Facts)与价值(values)的关系问题属于价值哲学的研究范畴，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则对科学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哲学家休莫(D.Hume)曾经提出过一个疑问，大意是：从以“是”或“不是”为联系词的命题中，能否推导出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联系词的命题呢?s这被称为“休莫命题”。在休莫看来，事实判断以“是”或“不是”为联系词。价值判断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联系词。从事实判断中是不能推导出价值判断的。近代西方传统认识论从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的观点出发，认为事实和价值分属两个完全不同、互不相关的领域，价值判断绝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从而形成了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上根深蒂固的“二分法”，否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这样一来，科学知识被认为是有关“事实”的知识。是可以经验性地予以验证的，不受社会因素和人的精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人文知识则是有关“价值”的知识，无真假之分，受社会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于是，传统科学教育把科学知识看作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教育要跟价值问题划清界限，做到“价值无涉”。但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证明，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语言符号、人际沟通等人文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研究事实、人文研究价值”的传统“二分法”已经不再适合新的发展形式。例如，“克隆人”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与道德伦理等价值要素高度相关的。当代科学课程顺应时展的潮流，体现出“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核心价值观。
(一)当代科学课程的人文诉求
20世纪末以来，促进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的呼声渐高，科学课程中的人文诉求首先表现在追求科学与艺术、科技与人文的关联和均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科学和人文都是社会建制，都依赖于人的能动性，都以人为出发点，最终以人类的解放为终极追求。科学和人文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它们都体现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决定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即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均衡发展。因此，注重人文取向的科学教育必须关注科技与人文的关联和均衡，没有人文渗透的科学教育是残缺的教育，因为它失去了学校教育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内涵。
科学课程中的人文诉求还表现在挖掘科学技术中的人文价值和科学教育中的人文教化功能。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首先体现在科学技术是人的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科学中的求真精神是人的一种终极价值追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步的永恒力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向世人宣称，“我抛弃世人所热衷的宝贵尊荣，只希望知道真理”。诸如此类的理性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性的力量，使人生具有了深度并由此导向最高的人生境界。科学的这种人文价值决定了科学教育不能以科学知识的“价值无涉”为借口而回避其人文教化功能。人的本性就是真善美的统一，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中，真、善、美有着同等的教育价值，都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二)STS教育中的价值渗透
STS教育是一种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个方面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教育，基本精神在于把科学教育和当前的技术发展和社会生活等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其在外部环境中对科学技术全面理解和运用。正如美国STS专家亚格尔(R.E.Yager)所说：“STS意味着关注学生的个人需要，也就是说，科学概念和技术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是有用的；它关注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关注家庭、学校和社区以及更宽广范围内的问题和困惑；STS教育还关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职业生涯，它意味着利用人力资源鉴定并解决当地问题。”STS引入了“社会”这一维度，使科学技术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不再回避价值问题。正如英国早期STS教育专家齐曼(J.Ziman)所言：“科学教育应传递一种对待科学和科学事业的态度。科学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以及科学家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课堂中科学知识传授的方式决定的。”科学教育的这种新的使命需要由一定的课程形态来负载，于是STS课程的诞生就回应了科学教育改革的这种必然的要求。在各种各样的STS课程形式中，科学概念、技术应用与社会问题情境的融合是其基本的组织模式。在STS课程中。“‘社会问题情境’这一要素的加入为价值和态度的渗透拓展了空间，这样学生就有机会去体悟‘科学是双刃剑’这一隐喻的真正意义，从而凸显伦理与道德对科学探究与技术活动的价值引导”。
三、当代科学课程的人文目标：“科学素养说”
(一)科学素养的提出及内涵
传统科学教育注重科学的知识结构和逻辑体系，强调科学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养成。跟这种专业主义的学科教育目标相比，当代科学教育的目标体现了浓厚的人文色彩，这可以从“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的概念中得到验证。20世纪70年代之后，“科学素养”这一概念经常被西方科学教育界用来表达科学课程的目标，STS教育更是以其为追求。可以说。“科学素养”的概念是STS教育多样化的动机和教育目的的一种综合，是人们试图通过STS课程的实施而达到的学生发展的一种状态。它有机整合了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科学态度、道德与价值观、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等不同维度，是新的科学教育理想的一种体现。
“素养”的本意是确定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最低标准。在以前，人们可以读和写自己的名字就被认为是达到了一定的素养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赋予“素养”以更宽泛的内容，尤其是成功地适应现代社会所必备的知识、技能等。譬如，不仅会读、写自己的名字，还要会阅读药品的说明书、理解公共汽车的线路安排、阅读报纸等。这也就意味着“素养”的标准在不断发生变化。西方科学教育界对“科学素养”概念的探讨有较长的历史了，在时间上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尤其是在6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在科学课程领域的全面改革，“科学素养”的概念也日益被世界科学教育界所接受。
“科学素养”的概念表达了人们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而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应该具备的一些起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这是一些基本的要求。科学素养不仅仅体现在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在应对科学变革时、在处理由于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时。
一个人的科学素养更能显示出来。诚如米勒(J.Miller)所言，“科学素养应该被视为人们有关科学与技术的认知水平，这种认知水平是对现代社会里的公民和消费者的最低程度的要求。同时他也提醒，科学素养的标准是变化的，只是一个相对的评价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差异，科学素养的概念并不一定适应于所有国家和社会：对科学素养所规定的水平的界定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带有主观判断的色彩。”，1983年，米勒发表《科学素养：概念评论与经验评论》，以该论文为依据，他提出了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标准，即：(1)对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达到基本的了解；(2)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3)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达到基本了解。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都是在这三个基本标准的基础上开展对公众的科学素养调查。
(二)科学素养对人文关怀的体现
“科学素养”这一概念改变了过去以科学知识为中心来界定科学教育目标的思维定势，而是从“人”的视角出发，着力考察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素质应该是什么。这种转向很明显具有了人文关怀的色彩，不再视人为物，而是强调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关照。例如，美国1996年颁布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也用教育文件的方式对“科学素养”进行了如下界定：“什么是科学素养?科学素养是对个人决策、参与公共和文化事务以及经济生产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和过程的知识和理解。具有科学素养的人能够提出、发现和解答与日常体验有关的问题，他们能够描述、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科学素养的本质方面在于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以及对科学科目的深入理解：科学素养也包含了对科学本质、对科学事业以及科学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解”。这说明，有科学素养就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描述、解释甚至预测一些自然现象，能识别国家和地方赖以为基础的科学问题，并且能够提出有根据的见解，能评估科学信息的可靠程度，了解和深谙进行个人决策、参与公民事务、从事经济生产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过程，等等。
这种对目标的界定预示着科学课程需要思考科学与社会、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突出对学生进行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的教育。科学素养关注人的生活品质，人不再是一个接受科学知识的容器，而是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伦理、有批判意识和进行社会反思的能力的认识主体，科学教育是达到真善美统一的人生境界的途径，是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的重要保障。在科学素养这一概念中，对人性的关注是其精神内核。这与我国“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四、人文取向下的科学课程：STS课程及其人文意蕴
(一)STS课程的人文内涵
STS课程是当代科学课程改革的产物，是STS教育在学校课程层面的反映，它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代科学课程所追求的人文取向。在STS课程中，科学技术既不是完全自主的不可抗拒的异质力量。也不是可以随意改变与使用的中性工具。它是渗透着价值的社会过程，是出现于特殊社会情景中的复杂事业。爱因斯坦在面向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演讲中说道：“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于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STS课程试图将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引入科学教育领域，用富于人文关怀的批判性视角来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积极地帮助学生在科学活动中形成恰当的科学伦理观，并培养他们做出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的能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STS课程与以概念体系为中心的传统科学教育不同，往往围绕着一个或一组社会问题来组织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下讨论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使他们就二者的相互关系获得形象的理解。例如，英国STS课程《社会情境中的科学》设置了“健康和医学”、“食物和农业”、“人口”、“能源”等一系列强调学习者自身环境背景与科技之间关系的专题；荷兰的STS课程《物理课程开发计划》结合了“燃料的守恒、交通的安全装置”、“基础研究的社会和科学背景”、“各种应用的风险和安全”、“卫星的现代应用：通信和地球、天文观察”等STS专题来配合相应的学科单元的教学任务。STS课程摒弃唯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狂热崇拜，训练学生以清醒的批判目光看待科学技术，要求他们对科学观念、科学行为的社会影响力进行分析，对其价值进行判断，对其发展进行规范，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的科学伦理观，正迎合了培养上述关键素质的需要。
完整的科学教育既有科学知识的教育，又有价值观的教育，而这正是STS课程所努力的目标之一。我们知道，科学知识唯一关心的是有关“真理性”的问题，即“是”或“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是通过科学探究而在证据与实验的基础上达成的。但科学知识之于人类的意义则不仅仅是“真理性”的问题，还关涉价值判断。因为如果科学知识被歪曲或被非正义的力量所操纵，那么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后果则是灾难性的。而STS课程所追求的。就是既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要通过探究的方法与过程让学生理解科学技术，同时还要求学生结合社会问题情境而反思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这样，STS教育跟人文价值观教育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学生通过STS课程可以掌握价值判断的工具来引导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
篇7
1.生命科学领域辉煌的成就及其对人类的贡献。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和规律，以及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在生命科学及其应用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1978年，英国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引发了世人的普遍关注；1985年，人类实现了对DNA碱基配对测序的自动化，标志着人类生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成熟；1997年，克隆羊多莉出世，使得克隆人开始变得可能；1998年，科学家成功分离出了人体胚胎干细胞，使人类生命科学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99-2001年，科学家们成功地从成年人体内分离出干细胞，并找到了培养方法，使得人体脏器的再生不再是梦；2001年，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发表，表明生命科学技术开始向解读人类生命天书的方向挺进；2004年，人类基因组序列图正式完成并公布，其精确度高于99%，进一步宣示了人类生命科学技术的辉煌[2]。生命科学在解决食品、疾病和健康等问题上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命科学研究及其技术进展为未来人类解决可再生能源、可再生的生物材料等方面还将做出重要的贡献。生命科学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如美国一位科学家所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科学领域在为人类谋福利和在基本知识的积累上有像目前生命科学那样的广阔前景[3]。在某种意义上，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或者专业人才正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他们不仅通过器官移植改变了某些器质性疾病无法治愈的窘境，还通过转基因技术创造出自然界原本没有的物种。
2.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带给人类困惑和灾难。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如此。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越发展，它的正负作用也都越来越大[4]。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健康、富庶和便利，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困惑、问题甚至灾难，生命科学技术正在对人类伦理和法理学带来新的挑战。例如，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和生物产业的发展以及揭开生命之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将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医学很有可能依照每个人的基因特点对因下药。但人类基因组研究也对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带来了冲击，基因技术滥用很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威胁，通过基因技术制造怪物将破坏人类原有的生态平衡，克隆动物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威胁，一些动物的天性将会被人为的改变。基因技术一旦被滥用，人类的伦理和法律就会变得苍白无力甚至不复存在。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生命科技犯罪已经受到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生命科技犯罪是指利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所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或者可能产生严重危害生命社会关系等重大后果的一系列行为及与其他生命科学技术的利用有关的各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总称，例如制造基因武器或生物病毒等。生命科技犯罪作为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严重背离了生命科技发展本应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宗旨。以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为例，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使某些疾病的医治成为可能，带给了类健康和长寿，但同时引发的人体器官买卖等问题又使人类面临很多困境。
3.加强生命科学领域专业人才的人文道德素质教育意义重大。生命科学研究的动力来自于多方面的价值目标，包括学术价值目标、经济价值目标、道德价值目标、美学价值目标等。道德价值目标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历史告诉我们，科学工作者只有明确其科研道德价值，以造福人民为己任，以维护和增进人类的和谐发展为导向，其工作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因此，专业人才的科学良心事关重大，因为他们所具有的特殊的知识背景使其在知识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因此他们更需要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将促使其对研究成果的应用所带来或者可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后果进行客观的评价，一旦意识到专业研究成果会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就应当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如上文所述，生命科学的确已经带给人类很多的隐患和威胁，而掌握生命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本身的科学和人文素质会对此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我国综合性大学多数都有生命科学专业，生命科学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培养生命科学专业人才过程中注重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科学观，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增强利用所学知识技能服务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生命科学研究高度发展的时代就显得更加重要。
三、如何在生命科学专业课教学中渗透人文道德素质教育
生命学科虽然被归属于理科范畴，似乎不具备人文色彩，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生命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从这点出发，生命科学是具有人文色彩的，随着人类对生命科学现象、原理的深入研究，人文色彩在这一领域必将越来越得到彰显。下面笔者就多年的教学实践谈谈如何在生命科学专业课教学中渗透人文道德素质教育。
1.提高专业教师的人文道德素质，运用教师人格的力量感染学生。所谓人格是人的能力特征和品德特征的总和。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具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是终生的。俄国著名的教育家乌申斯基曾经说过：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应以教育者的人格为依据，任何章程和纲领，任何人为的管理机构，无论他们设想得多么精巧，都不能代替人格在教育中的作用。没有教师给学生以个人的直接影响，深入到学生品格中的真正教育是不可能的。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会赢得学生的尊重和爱戴，促进学生良好人格的形成。所以，教师在教学和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用人格魅力去感召学生。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是不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不是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自己的教育和科研事业，教师能不能为科学献身，有没有对科学的极大的热情、独到的见解与创新的思想，敢不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向陈旧的学说挑战，其实大学生看得很清楚。教师的学识、为人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大学专业教师，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文道德素质。
2.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典型事迹和科学史的作用，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科学道德观。生命科学史不仅包含着科学家的天才智慧，更为感人的是科学家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坚忍不拔、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高尚的社会责任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著名科学家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课程内容中穿插一些科学发现的历史，向学生揭示自然奥秘是如何被揭开的过程，会极大地鼓励学生从事科学的热情，帮助他们树立高尚的科学道德，锻炼正确的思维方法。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伟大的科学家对青年的无限魅力是我们进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教育的宝贵教材。在生命科学的发展史上，涌现出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他们不仅创造了造福于人类的科学成就，而且他们的崇高思想、高尚品质、求实精神也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明，孟德尔、摩尔根在经典遗传学上的贡献，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运核糖核酸，袁隆平两系杂交水稻法这些典型史实和典型人物，处处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由此激励学生学习科学家们的科学探索精神，以科学家在创造伟大业绩中所表现的人格力量为榜样，确立为人类而奋斗、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品德，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
篇8
一、技术垄断的内涵
“技术垄断”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波斯曼这里的“技术垄断”概念是这一经济学术语在技术领域里的延伸，是经济学概念尤其是“垄断”概念的延伸。在波斯曼看来，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后工业时代，机器或技术（包括语言、统计学等隐形技术）等的无序和过度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由此也导致了技术地位的不断跃升、传统文化的大量流失以及道德的逐步沦丧等异化现象。波斯曼认为，这种技术对文化造成的控制和影响，就是“技术垄断”。
二、技术垄断的困境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到了大科学、高技术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它们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困境。在这种技术高歌猛进的势头和人类实用主义的取向下，科学技术的工具性逐渐凸显，工具理性开始成为了人类思维的主要方式，人类陷入了自身造就的技术垄断的困境之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技术获得了无可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力量的统治，对技术的依赖不断加深，逐渐沦落成为了技术统治下的奴隶。正如波斯曼自己说，“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时，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信息的泛滥，甚至几近失控到了人类不能掌握的地步，这样的信息已经成为了一种“混乱之源”，在这种情景下，人类文化毫无意识地被自我消耗，科学技术产生的信息“垃圾”政治反噬着人类自身。再次，语言、数字、测验、统计学等那些不易被人察觉的隐形“技术手段”带有意识形态偏向，也可以对人类文化造成垄断。
三、技术垄断困境的应对途径
技术垄断现象的负面效应给人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如何消解和应对“技术垄断”困境上，波斯曼本人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提出了要通过“爱心斗士”和“人文教育”这两个途径来应对技术垄断现象。事实上，他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重新反思人与技术相处的合理性，从多个角度探寻应对“技术垄断”现象的新途径。
（一）技术人性化
技术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发展和应用的目的毫无疑问都是将人类的生产和发展作为出发点的，不论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有多高，必须使其有利于人类的终极发展，也就是说，技术的设计、制造以及应用都要从人类的需求出发，服务于人类的全面发展，人性必须成为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主导，这也是技术人性化的基本涵义。著名的思想家弗洛姆认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后根源；一切计划的标准不是生产的最大限度的发展，而是人的最理想的发展。”
提倡技术人性化，需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人性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技术的过度发展会给人类造成什么后果？在此基础上考虑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人作为技术活动的主导者，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体现人类的需求，能够满足人性的现实需要，要始终把人性的合理发展作为技术发展的首要前提。我们要有意识地去恢复技术内在固有的人性特质，让赋予其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价值意义，在不对技术损害的前提下使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具体说来，就是要技术在设计之初就应该将“人性”因素融入到设计过程之中，使其在开始时就能体现人类的理性与意志、情感和理想，并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完美。其次，在技术的制造过程中也要融入人性，使技术能够符合人性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对人类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再次，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要将人性作为技术应用是否可行的重要尺度，把人类的发展作为技术发明创造的终极目的，技术的合理发展必须能够推动人类或人性的协同进步，使得技术更富有人性，人性也更趋于完美，真正达到了人与技术的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从而使技术脱变成为富有人性、可以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的有力推动。
（二）技术生态化
在技术垄断的情景中，我们还可以尝试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审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看成一个有机体，他们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要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想适应，也要与当前的社会生态环境状况相适应，进而以此来指导现在的技术发展和应用，这也是技术生态化的主要内涵。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刺激下，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和控制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技术异化和技术垄断也相应而生，它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入到人类生活，并对人类的文化和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现在的人们生活，已经到了没有科学技术或不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无法发展的境地，最新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应用到文化活动当中，它们促使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也加速了文化的消逝，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急速地流失，很多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在不断地消亡。在这种情景下，我们有必要认真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的特点，人类文化的精神意义正在不断丧失，传统的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弱化，以至于丧失了传统文化本来应有的特点。现代文化更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了商人追求商业利润的工具，文化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渗透着利益追求者的商业气息，文化只是他们用来达到目的的利用物，而一个文化或文化活动是否能够带来商业利益也成为了它们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这些本来是人类“精神食粮”的文化，在这种物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下，被一个个抽去了能够体现自身内涵和魅力的“灵魂”，成为了可以被人们轻松消费的“文化产品”或“文化用品”，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人类自私的欲望而已。
（三）技术民主化
人类社会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各种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信息的泛滥和信息的专制，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来应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然而，这些应对方式不仅没能有效的应对技术垄断给人类造成的困境，反而成为了技术泛滥和专制的保障，进而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
显而易见，人类的社会生活被这样的技术垄断给控制了，人类的所有活动领域都被技术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生活在技术专制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倡技术民主化就势在必行了。我们要在理性的指导下，不断提倡并扩大公众在技术设计、制造和应用等过程中的参与力度，使得技术民主化成为应对技术垄断的有力方式。一般来说，技术民主化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通过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二是通过技术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第一个途径提倡在一定的交往和合作原则下，使得技术的各个相关者都能参与到技术设计的各个环节，这些相关者包括技术专家、消费者、政府等，他们代表着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由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促进技术的重大进步。第二个途径主要是提高技术各个相关者的主动参与度，赋予并扩大他们的利益，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近并参与技术设计的过程，从而使得技术的形成和使用能够体现他们的社会和政治需求。面对技术垄断造成的人类困境，技术民主化就是一种有效的应对途径。波斯曼的学生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就是技术民主化的支持者，他在《软利器：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认为我们当前的公共教育机制就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民主化机制，并将这种机制看作是“健康政治存在的基石” 。
（四）技术与人文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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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
中西语言结合起来，汉语中的人文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含义：其一，作为某类存在物来讲，泛指人事，与人之外的自然现象相区别，是人本身或与人有关的种种现象，即与“自然景观”相对应的“人文景观”。其二，作为某类学问、知识讲，它和“科学”相对应，尤其和自然科学不同，因此形成“人文学科”。其三，作为某种倾向的思想观点来讲，它与（现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等等相联系，尤其是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形成一定的人类分工之后，如果只偏重于后者，就难免或多或少地走向这种思想观点。
此外，人文从字面上看应是人“文”，有人使对象“人化”或“人性化”的意义；人文中的“文”，古同“纹”，意思是“有条理”。而到目前为止，在茫茫宇宙之中，只有人才能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认识、探究并改造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以人文又常引申为人类基于自己的目的、动机、利益对自身与外部世界及其关系的认识和改造，使之具有“条理化”和“人性化”。这一“条理化”和“人性化”过程就是常称的“人文追求”。
本文使用“人文”的意义为：外延是指“与人有关的现象”，即“人文世界”也即“与人有关的世界”。内涵是指人对“与人有关的世界”践行“人文追求”，使之“人性化”。有时也是指人文学科（人文科技）。
二、价值、科技人文价值
（一）价值
在我国，自1980年以来，学术界较为认同的是价值关系论。认为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肯定或否定关系，是客体的本体属性价值化过程及其结果。从静态看，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肯定或否定关系，只要主体和客体发生关系和作用，就必然意味着客体对主体的存在和发展起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有益的作用或有害的作用），满足主体的这样或那样的需要，因而对主体有这样或那样的价值。价值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特定的关系，即客体以自身的本体属性对主体某种需要的肯定或否定的关系。价值范畴应是对价值关系全面的反映。
价值客体非仅指和人发生对象性关系的物质客体，还应包括知识客体、精神客体等。
价值除了取决于客体之外，还取决于主体生存发展的需要，离开了主体及其需要，客体只能是尚未价值化的东西，即是一种自在的无所谓的价值存在物。价值主体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人”。“价值”只有对人才能存在，离开了人就谈不上价值，及具有何种价值。对作为价值主体的“人”要作具体，历史分析。
（二）科技人文价值
结合价值关系论和人文的认识，从理论上，科技人文价值就是人通过科技对“人文世界”（或“与人有关的世界”）践履人文追求使之人性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显示出科技与各种主体的各种需要的满足之间形成的肯定或否定关系。从科技与人的生存发展实际关系来看，二者之间实质上就构成了人文价值关系，科技具有人文价值。人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人之所以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又是为了满足人本身的生存发展需要。在这种价值关系中，科学技术作为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结晶不是表现为精神客体，便是表现为物质客体，这些客体是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和有效工具，是使世界为人服务，推进、保证人的生存发展的有效手段，因此科技是蕴含人文价值的价值客体。
从人的发展历史看，科技人文价值表现在：一是，人猿揖别的发生，在物种方面，人从其他动物中提升出来，成为“万物之灵”，劳动和技术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依靠劳动和技术（原始的技术），原始人进行刀耕火种，同各种山洪猛兽搏斗，确立了自己在自然界中地位，踏上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光明之路。二是，继“物种提升”发生之后，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掌握的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特别是后来科学的诞生，在科学和技术的共同推动下，人类生产和交往关系不断扩大，在进化的道路上，人类不断朝着“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即社会提升）的历史演进。这里标志着人的社会地位实现，凸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促使科技不断地产生、发展、应用和创新，人类美好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欲望和需求一次次地被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实现。因此，立足于价值关系论，人类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与科技事实上构成了一种人文价值关系，科技在人类生存发展视野下显示了其人文价值。
科技人文价值还体现在“人文世界”（或“与人有关的世界”）的各个方面的人文追求上。
既然“人文”等同于“与人有关的现象”或“人文世界”，那么，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人文”应有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生态”层面追求人性化的含义，惟有五者兼顾，五者并重，才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人文”的全方位的意义。事实上科技已涉足人所涉足的各领域，科技人文价值自然应有“物质”价值、“精神”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之分，“物质”价值应体现于经济建设和人自身肢体的物质方面，“精神”价值应体现于社会，人自身的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政治”价值应体现于人的政治生活之中，“社会”价值应体现于社会建设各方面，“生态”价值应体现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如此，从人文的外延来看，科技人文价值就有狭义和广义理解。狭义的理解，基本上将“科技人文价值”局限于精神和文化的范围内，更确切地说，将“科技人文价值”看作是科技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如早期人本主义（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的技术异化观点和法兰克福学派（弗络姆、马尔库塞等）的技术异化观点，仅仅看到了技术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控制（异化），而没有从技术的社会层面分析技术的价值正负效应，更忽视了技术在自然层面的负价值的现实。苏格拉底提出过：“德性就是知识”的论断。“德性”指过好生活或做善事的艺术，是一切技艺中最高尚的技艺。他认为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学会、或可以确定地知道的原则。在此意义上，他把“德性”等同于知识，在这里虽然知识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但已有“知识即美德”的意蕴。法国化学家M.贝特洛则进一步把未来科学看作是“人类具有最大幸福和崇高道德”的保证。
如果把“科技人文价值”仅局限于物质、政治、社会、生态中的任何单个领域内，同样也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广义的理解应包括上述五种狭义的理解。它将“科技人文价值”中的“人文”（“人文世界”）理解为既包括人的全部生活，而不像许多人文主义者那样只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当然也不像许多功利主义者那样只注重人的物质生活，某些技术统治主义者那样只注重人的政治生活。这样，科技人文价值就可以更宽泛地解读为：科学技术在各个方面对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一句话，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的价值或效应。
基于这一广义的理解，科技人文价值就可以从人的生存发展必须具有的物质环境、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五方面这一外在世界与人本身的精神及肢体二方面这一内在世界加以探讨。还因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肢体方面的物质条件与社会、和人本身方面的精神条件，所以，还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阐述人的生存发展之维的科技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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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来势凶猛的从哲学、社会、文化等方面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唤起了人们对科学局限性和技术负效应的关注。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生物科学技术、信息科学技术和生态科学技术三大领域，提出了大量的人文社会问题：生命科学技术中的基因移植、试管婴儿、人体试验、生物克隆等直接涉及到人的尊严等一系列伦理问题；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提出了诸如个人隐私、自由权利、财产、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问题和生态伦理问题。这一切都向培养现代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如何设计合理的现代课程体系，使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有机结合，培养兼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人才，为人类谋求生存发展和幸福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特点
人文精神是人类通过长期的文化实践活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反映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主体性的社会意识。它以理性实践为基础，隐蔽于主体思想深处，其实质是对人生意义、人的文化价值属性的肯定。它一经形成，就成为对主体的实践活动具有定向作用的思维模式及知识背景。
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每个主体通过自身的生活和文化实践，能够适应并认同所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各种特征，使自身和社会达到广泛深刻的联系，能够站在一定时代社会文化的起跑线上，在较高的起点获得发展。(2)每个主体在已习得的一切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基础上，能够通过对时代的人类生活状况和历史命运的关注，合理地建构起自身的社会特色及文化视野，并从中和谐系统地发展自身的全部个性特征。(3)每个主体的一切身心特征能够使自身作为显著主体性特征的个体与他人相区别，能够投身于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和生活活动，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人文精神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1)目的性。人文精神的要旨是在任何发展中都要“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基本动力只能是人本身，决不能以“物”的尺度取代“人”的尺度。(2)自律性。人文精神强调只有经过主体自我反思、自我抉择和自我负责的自觉行为才是理智的行为，而受到外力强制性影响的行为，或者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产生的行为，则是与人文精神相悖的。(3)自由创造性。不断创造、不断超越是主体性的基本特征。人文精神鼓励和保护主体的创造性、超越性，强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它不仅面向现实，也反思与检讨着现实，能够为主体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价值目标。(4)全面发展。人文精神与全面发展是一致的，体现为在任何层次上，人文精神都可被理解为对人自身的深刻关怀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永恒价值。
二、科学精神的内涵及其特点
科学精神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精神升华，是人类对科学这一特殊社会存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科学精神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其要点可以概括为：客观、求实精神，这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不断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的科学怀疑精神；创新精神；继承的精神。此外团体精神、民主作风、百家争鸣也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科学精神植根于科学理念，关注的是客观自然现象，可以说是一种人对外在世界的超越，属于对象意识。从科学视觉出发，人也是一种存在，一种自然生物的存在客体。科学追求的是精确、全面地反映事物的本质面貌，实事求是地找出事物的运动规律，然后加以利用。所以科学精神最崇尚的是探索、求实的态度和创新的努力。
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
人类文化可划分为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两大领域。人类必须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去认识自然，从而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即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人类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逐渐萌发出最初的科技文化。人类为了要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认识和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样，人类在萌发出科技文化的同时也萌发了最初的人文文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而产生的一对孪生兄弟，所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融汇在一起的。这种融汇的含义，不是两者合二为一，不是用一种精神去消解另一种精神，或用一种精神去统率另一种精神。这里的融汇是指人类在认识、协调、变革自然的科学技术活动中或在探索处理人世的文化社会活动中，都能够受到两种精神指引。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都既要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又要有良好的人文文化素质；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从事活动，又要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用人文精神的指引来处理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带来的种种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这种融汇，是在具体的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活动中的融汇，是在具体的人的精神世界中的融汇。大量的科技史料证明，良好的人文修养，对培养想象力，培养直觉思维，培养非智力因素，有着巨大的作用。
四、现代课程设计的追求方向
对人类已有知识经验进行有效选择和重组是课程设计的实质。从宏观角度看，有两个因素制约着课程设计：一是科学标准，课程设计必须符合学科知识本身的逻辑和学生的认识规律；二是价值标准，课程设计必须与一定的时代精神、道德伦理规范、文化准则等相一致。这样认识课程设计是有根据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是以两种方式把握世界的，即科学认识和价值认识。前者是把握对象事实，寻求规律性，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涉及主体的评价活动，其结果是要制定出有关认识对象的逻辑系统；后者所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涉及主体的评价活动，其结果是要制定出一定的价值系统，用以表达主体的精神向往和规范主体的活动。上述两种认识方式是统一的。据此，课程设计也应以两种方式来选择和重组知识经验。一是根据知识经验自身固有的内在逻辑和学生的认识规律设计课程，力求使课程结构在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二是依照一定的价值标准来选择和重组知识经验，使之能够集中、准确地反映和表达课程设计者的价值意图。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形成居于人类知识体系中较高层次的部分――课程。需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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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两种方式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偏重任何一种都是不当的。因此，不能把课程设计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经验或一般认识过程的压缩形式，而应从文化的角度，把它看做是对浩瀚如海的人类的科学成果――科学知识的一种选择，这也是一种文化选择。要实现这一点，就应设法使课程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课程设计中，要以人类深厚的文化遗产为基础，体现出对现代社会生活现状和历史命运的最大程度的关注。课程设计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通过对人自身的关注，使之成为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方式。被编纂到课程中的知识经验必须合理有序，能将人类在创造知识经验过程中相伴而生的思想感情与价值取向融入其中，使学生在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受到一定理性训练的同时，也能感悟和体验到实践主体和课程设计者的价值观与思想感情。这也意味着课程不仅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个体生存和发展价值。在这个视野下，课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课程应是包含意义和价值的文化。(2)课程应是需要“体察涵泳”的文化。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课程应由双层结构构成：一是表层结构，这层结构主要由一定的逻辑关系、字词符号等规范性的知识信息所构造，严谨、规范、系统是其基本特征，需要学生运用一定的理性能力才能理解和把握。二是深层结构，课程的逻辑关系和字词符号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课程设计主体所赋予的特定价值取向，“非连续”性是其基本特点，需要学生从目的、需要、动机、情感等方面仔细感悟。因此，好的课程体系能够使学生迅捷有效地“还原”人类的认识过程，从中体悟到科技发明过程中渗透的人文精神。要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设计中，既要顾及到学生的理性能力，也要顾及到建筑在理性能力基础上的非理性能力。
活动课程在塑造和培养人类精神中具有独特的功用，课程设计应努力构建完整的活动课程体系。作为与传统课程的重要分水岭，活动课程体系以学生的多方面兴趣、活动能力和感性与知性统一原则为基础，以学生的活动作为圆心，以其能力所能涉及的范围为半径，构成学生的认知域，也成为相应的课程范围。现代意义的活动课程一方面以传统认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不贬低理性知识的价值，另一方面，它也以非经典认识为支柱，把生活世界纳入到课程领域，强调这一领域的价值多元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现代课程设计应使学科课程合理有效地融入活动课程体系中，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使学生获得生活世界与学科知识相统一的知识经验，认识和掌握世界原初的真善美及其相互关系，并使之得以升华到理性高度，成为与学生发展最为贴近的教育力量。
现代课程设计在指导思想上将传授理性知识、培养理性能力和关注学生非理性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根据科学发展的整体化、综合化趋势，使知识学习与校内各种活动密切相关，使学生综合运用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力求科学课程人文化、人文课程综合化，使两类课程在为人服务的基点上获得对话与交流的可能。
民族文化传统对于沟通科学与人文具有重要作用，应重视相关课程设计。民族文化传统的形式与发展，是人们倾注了无限精神企盼并为之奋斗不息的过程。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是恪守人伦纲常，知书达礼，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认为人文素养始于用诗来感性，用礼来节制言行，用音乐来调节身心，进而达到“仁”的境界。“仁”作为我们民族人生和社会的最高价值理想，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代表我们民族基本精神的重要范畴。加强以此为内核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设计相关的课程，能够使学生理解我们民族优秀的、以群体利益至上为价值取向的人文传统，获得良好的人文陶冶，从而将个人生存发展与民族、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塑造和培养人文精神的基质。
在沟通科学和人文的过程中，还应有计划、有层次地在课程设计中融入培养学生的内省反思能力的内容，使之拥有文化批判意识和否定精神。文化的内核是价值标准，不同的文化属于不同的价值，它不仅超越个体，也超越个别时代和个别知识。通过设计一定的课程培养学生的文化价值反思能力，这有助于其文化价值观、思想感情和个性特征的形成与发展。要做到这点，现代课程设计一方面应充分顾及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哲学素养；另一方面，应积极创造条件，设计综合课程，尽可能多地让学生接触和了解社会，加深体验，提高感受力。
诚然，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对塑造和培养人的精神有着自己特殊的功用，不能重此轻彼。但是，人文科学在塑造和培养人文精神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高等院校各个专业都有不同的课程，但是，不论是何种专业，都要培养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人才，因此，就需要有一些共同的课程，这就是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教学生如何做人的课程。为了取得最佳功能，课程设计应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按一定比例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综合课程体系，根据专业的不同对不同学科适当侧重，不能偏废，也不能厚此薄彼，这样才能培养出综合素质高、创造能力强的优秀人才。
收稿日期：2006－04－20
篇11
一、人文素质的内涵和培养途径
通常意义上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就是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
（1）人文知识，包括人类关于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
（2）人文思想，支撑人文知识的基本理论及其内在逻辑。同科学思想相比，人文思想有很强的民族色彩、个性色彩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人文思想的核心是基本的文化理念。
（3）人文方法，人文思想中所蕴涵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它表明了人文思想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学会用人文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是人文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科学方法强调精确性和普遍适用性不同，人文方法重在定性，强调体验，且与特定的文化相联系。
（4）人文精神，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产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基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文思想、人文方法。
人文素质的培养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自身实践等途径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人文素质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后天的人文教育，这就给教师提供了教育和培养的可能，提出了教育和培养的要求和任务。
二、培养人文素质的基本途径
目前，不仅是理工科学生，几乎所有专业（即使是文科专业）的大学生都普遍存在着人文素质薄弱的问题，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和格调，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已经迫在眉睫。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是一项系统T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多方面协作，发动力量、拓宽途径，通过主动教育、自主体验、集体活动、个体关怀等多种途径，让人文素质的培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1）通过人文教育，如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专题讲座、专家论坛、文化作品赏析、文化技能培训等课程，提升大学生掌握人文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2）完善人文素质培养机制，建立网络、期刊等媒体为学生提供自主体验平台，开展多彩的人文活动和社团活动、人文知识和技能竞赛，通过自主体验，加强人文素质养成。
（3）通过人文关怀，让学生产生亲近感、认同感，并可能自觉地将自己所得到的关怀回报他人、回报社会，促进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4）通过贯彻在非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自然科学技术类课程、专业课教学中的人文教育，体现人文素质培养的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目前大学中开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数量和学时非常有限，非人文素质课程、专业课程的教学占据了学生的绝大部分时间，而且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相比，更受到学生的重视。把握好在这些课程中贯彻人文素质教育和渗透人文思想的机会，会更有效地实施人文素质教育。
三、计算机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必要性
（一）计算机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已是不可小觑的了。最简单地，人们将广泛地利用信息网络，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日常生活便捷化。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正发生转变。足不出户可知天下事，人不离家照样能办事。一部分人可以由原来的按时定点上班变为可以在家上班，网上看病、网上授课、网上学习、网上会议、网上购物、网上洽谈生意、网上娱乐等成为人们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的应用，使得人们的学习内容更丰富、学习方式更灵活。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促进了新技术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帮助人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使得原本用人工需要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解决的复杂的计算，用计算机可能几分钟就能完成。应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可以模拟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便于验证各种科学的假设。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虽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作为自然与社会的桥梁.必然涉及到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等等。必然涉厦到人文领域，许多有远见卓识的人们形象地表示，在新世纪的发展中，科学技术是桨，人文精神是舵。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本身就受到人文精神的制约，需要人文精神来指引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在计算机类学生的教学中人文素养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
2.从计算机类学生自身来讲，人文素质的高低，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计算机类学生作为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他们首先是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必然有自己的精神生活，需要与他人和社会和谐相处，人文素质的高低，影响着自己生活的意义，影响着他们对待科研工作、科研成果的一系列态度和精神。如：能否丰富向己的精神世界，正确认识社会和自我，提高抗挫折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能否在技术工作中发挥团队精神，能否放眼未来，以乐观向上的态度面对人生等等。因此，他们的工作都和社会其他成员的活动一样，体现和反映了参与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深深地蕴涵着科技工作者充满人文主义的态度和精神。许多很多计算机类的工作者在生活和工作中都能表现出对人的价值和人的理想的极大重视、对人文精神的执着追求。
3.从计算机类学生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来讲。加强人文教育，可以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必须同时包含专业知识、经济管理知识和人文知识，否则是难以适应时代所耍求的适应性、开拓性和复合性知识结构的。一般说来。人的文化背景越宽，思维领域就越广，计算机类学生的知识结构中的人文素养和实践中的人文精神，不仅能提高他们对一般文化知识的吸收能力，而且有利于他们学好科技知识，增强对科学的兴趣，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在科学技术领域探索与创新，促进科技的进步。许多科学研究在达到一定深度而走投无路的时候，缺乏的主要是思维方法。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论，必然会阻碍研究的深入，甚至走向邪路。
三、信息技术教学中进行人文教育的几点反思
（一） 转变教师的教学观，质量观，学生观，人才观和价值观
教学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创造完美人生的过程，是帮助学生成长的过程，使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变为享受的过程。在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形成思辨的、全面的理性思维，帮助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信息技术的课程设置、教学资料中，应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列为第一位，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和对信息正确的认识观，培养学生查找和辩别优劣信息的能力，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健康的成长。
（二）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素质的教师群体
教师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关键，也是培养学生成为具有较高人文素质人才的关键。教师的人文素质不高，学生便不会在他的教学活动中获得人文精神的熏陶，就不可能培养出人文素质很高的学生。正所谓：“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有令不行”。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对学生的影响远比教师向学生传授的知识的影响深远。人文素质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教师除了师德高尚，业务能力较强之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增加自身的人格魅力，才能为社会培养出真正高素质的人才，适应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三） 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创设丰富多彩的人文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是环境课程，也称为隐性课程，它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熏陶作用不可忽视，更不可替代。学校要造就一个有浓厚人文气氛的校园环境，对学生施以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熏陶，因为充满人文精神的校园环境会时刻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提醒人们要做一个文明素质较高的人。所以，学校要充分利用好校园的时间和空间，利用好橱窗、板报、广播电视、校报等文化宣传设施，利用好校园的绿化、美化，使校园环境的主题充满人文教育的文化品位，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优良的育人环境。
（四） 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创设人文网络文化氛围
信息技术教育中体现人文精神，还要求我们以人文主义的眼光审视工作的方方面面，用人文主义的热情把教师、学生、信息技术媒体等亲和在一起，构建一个为学生着想、为教师着想，能满足学生学习生活需要、教师教学管理需要的网络环境。让这一充满人文关怀的网络文化熏陶我们的学生，使之具备在信息社会中应该具备的尊重、责任、关怀等人文精神。
利用大学非人文素质课程，如自然科学技术类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机会，贯彻到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和渗透人文思想，为实施人义素质教育、促进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开辟了新的途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是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其根本的推动力来自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因此，融合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它需要全社会给以高度重视，更需要得到教育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还需要教师的一致认同，综合协调，切实推进。加强计算机类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南征，苏宁宁.理工科大学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切入点[J].林区教学.2011（09）
[2]黄敏毅，段仁燕.科学人文教育融合与生命科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J].成功（教育）.2010（01）
[3]王贵锋，徐忠杰.浅议理工科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J].现代企业教育.2011（16）
[4]班忠玉.人文素养对艺术类大学生发展的意义[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6）
篇12
一、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存在。
在西方历史上，13、14世纪的手工业曾是创造性劳动的一个顶峰。([1]，p．83)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后果时曾指出，在大机器的生产方式下，工人成了机器的一个附件，单调乏味和机械重复的操作严重地扭曲了人性。马克思指出：“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如何结合的问题，有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p．417)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以往劳动的技巧性、创造性被剥夺，同时也与劳动过程的完整性、目的性相分离，劳动异化了，人性被排除。E．F．Schumacher给出了“好劳动”(good work)的四点特征，即：满足基本的身体需要，通过技能与实践达致个人的卓越，完善个人的社会化以及实现人的终极价值和精神需要。([3]，p．160)显然，资本主义大生产是有悖于人性的，距“好劳动”的标准相去甚远。路德相信机器是导致工人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因而在19世纪最初15年号召英国工人对机器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以Frankenstein(毁灭创造者自己之物)、“深蓝”为象征的人工生命、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对于人的潜在的不可预见的威胁，在人的心理层面投下阴影，形成一种心理压迫作用、技术恐惧。这在西方大量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上兴起探索用非有机物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的研究热潮，这种拟议中的生命形式被称为“人工生命”。冯诺伊曼的研究表明：一旦我们把自我繁衍看作是生命独特的特征，机器也能做到这一点。([4]，P. 2)克里斯兰顿(Chris Langton)说：“人工生命不仅是对科学技术的一个挑战，也是对我们最根本的社会、道德、哲学和宗教信仰的挑战。”([5]，P．398)如果说人工生命的研究还只是对于人的间接的潜在威胁的话，那么，生命技术则是对于人身的直接手术和改造了。过去我们骂人“狼心狗肺”，没想到会在现代技术中成为现实。异种移植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其一是，人体成为商品，器官出租、转让，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材料，扩大了贫富差距。其二是，一个植有“猪心”的人，在婚姻、就业、保险方面都可能受到歧视，加深了社会的分歧。
在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社会层面上牵涉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问题是现代技术社会对于人的压迫、统治，以埃吕尔、温纳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曾对此做过较为广泛的揭示。另一方面问题应该说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中存在的政治霸权、经济剥削以及文化侵略，特别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价值冲突。正如R．S．科恩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还应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我们的世纪里对社会和人类影响的历史特征，这些不同的技术属于谁，是何种专门的先进技术，是哪一部分人的技术，哪个阶层、哪个种族、哪个宗族、哪一代人、什么性别、什么文化背景…”([6]，p．50)“如今，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不利因素，很可能和伴随新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影响深远的新势力结合在一起。”([7]，p．162)在技术转移中，“科学价值体系被强制性地输送给非西方世界，使不平等、不公正内在的存在于以科技为支撑的种种现代化战略之中”。([8]，p．220)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在自然环境层面上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第二个问题是环境及其生态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三个问题既有各自的不同重点内容，又是相互联系、贯通、发展而来。“从直接的和本质的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首先和主要涉及的是，特别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9]，p．149)这就是代际伦理问题，即前代人与后代人在整体上的生存道德。可持续发展，强调的不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是人作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对于人的人文关怀问题。
二、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成因
胡塞尔认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0]，p．5)由于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的一体化，胡塞尔所说的科学危机可以适用于技术危机，当今现代技术危机根源于生活世界的危机，根源于生活意义的丧失。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在他的哲学中，实现了从存在本身的思想(在“前苏格拉底派”中)到存在者的存在的思想转变。“如果在形而上学开始时存在本身没有转变成作为存在状况的存在，那么，存在就决不会走向对象。”([11]，p．104)对象化是为一定的目的而把事物功能化和与事物算计交往的前提条件，而后又确保了人的有意识的贯彻和统治。以这种方式，自然作为对象、资源和材料听任耗尽和替代。在新时代以前的历史中，技术参与现实构造是与展现的其他方式(宗教等)相联系的，而在新时代，技术成为普遍的、对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加以规定的力量。现代技术与以往不同，它是限定和强求，是对自然事物的挑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被遗忘是现代技术危机的深层原因。
韦伯曾区分了两种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意味着可算计性、效率和非人性，即合理性还原为它的形式的、工具的方面；实质的合理性即行动不只是以理性的计算为基础，它还包含人的伦理、政治及其他方面的需要。“法兰克福学派把韦伯的‘形式的合理性’改造为工具(技术)理性，而将他的‘实质的合理性’改造为批判的理性或客观的理性”，断言两种理性的失衡或说技术理性的过分膨胀造成了现代技术危机。([12]，PP]．122—123)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杰出的思想家查帕斯诺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理论：即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当中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倡导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而科学文化倡导的是科学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念，这就形成了两种文化间的冲突。([13]，P．35)由于科技文化的日益扩张，逐渐失去了相对萎缩的人文精神导引，背离了人的根本目的，引发了人与世界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人的自身危机，后者表现为环境危机。对于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根源，人们常常强调的是两种理性间、两种文化间的分裂，强调的是横向上的文化观念分裂。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价值系统价值层级递进的纵向割断。对于东方寺庙中的僧人或者西方修道院的修道士来说，日常的生活、工作从来不是为了效率，全在于一种精神的追求。即使是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眼里，生产的扩大、效率的追求也是和上帝的证明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到了现代大工业生产阶段，效率自身才成为理由、根据，不但成为工作，也成为生活的目的。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技术的概念是发展而来，人与技术的关系或者技术的人文价值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技术(technology)可寻根到古希腊的"technē”。technē在古希腊不仅是know—how的学问，也可翻译成“art”，有技艺、技巧、审美的含义。([14]，p．3)即使是作为know—how的学问，在古希腊也只是用作对已有实践活动有效程序、方法的求证、理解，伴有一种哲学的沉思冥想(在古希腊，科学、技术、艺术、哲学是一家)，而不是像现代技术执意于不断地挖掘自身内在的应用潜力，无限地扩张自己的实际应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技术不再具有古希腊的哲学意味，而成为人用以改造自然的工具、手段、能力。([15]，Vol．4，No．2)“现代科学的出现并没有使人们停止基本属于技术性的尝试。人们继续取得不必汲取理论知识就能获得的技术成功。”“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科学才对工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6]，P．30)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17]，p．576)技术与技艺(technique)疏离，而与科学联姻(这体现在applied science的说法，当然，这是不尽合理的)。现代科学与技术互动，形成了一个正反馈机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加速。这在控制论看来是不利控制的。([15]，Vol．4，No．2)
弗罗姆认为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两条坏的指导原则上。([18]，P．112)一个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另一条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但这两条原则很难说是完全的技术原则，它一定有其社会基础支撑才能实现。Albert A．Anderson借用古希腊神话来阐发他的观点，指出：“普罗米修斯受难是因为他只偷了人类生存所需的一部分(技术)，但缺少了最重要的部分——公民的智慧。缺少了公民智慧的人类对于自身、其他生命以及地球本身都是个威胁。当今的生态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技术的掌握，若缺少了公民智慧，只能招致灾难。”([19]，Vol．1，No．1 and 2)从不抽象地谈论理性，而是把技术异化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一切资本主义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2]，pp．463—464)
丹尼尔贝尔强调当代社会的分离和多原则支配性质，提出了三大领域对立说。在技术——经济领域，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这种围绕专业和科层组织建立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了个官僚合作体制。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工具”，受到“角色要求”，消失在功能中。政治领域是调节冲突的部门，其轴心是平等原则。但这必然要与上述的官僚体制形成冲突。“文化领域的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不难理解，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20]，pp．26—27)
E．拉兹洛指出，“公众的行为和公共机构的政策没有与变化中的社会思想同步。当代社会舞台上充满了以陈旧观念为基础的十分过时的行为模式。进步思想和主流行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种情况出现在经济领域、生态领域，表现为公共机构和政府以简单化的方式处理复杂的、互相依存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21]，p．327)在民主政体中，议员的任期为4年或5年，在此期间，必须做出有实际收益的成果，否则在下次选举中就有落选的危险。需要10年以上才有收益的项目得不到优先考虑，或者根本不被考虑。结果，每一个选举周期一开始就有一大堆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就越发难以迅速做出决定，越发难以掩盖。“政治家的才能正在日渐增多地用在处理危机上。”([21]，p．328)
三、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及其方法
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整合可以从各个方面讨论，牵涉的问题很多，但是，各种整合的认识和方法最终都要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去落实、贯彻，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对于此，我们也不可能做非常全面、具体的详尽探讨，在此只是提出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1．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暴露出我们现行实践活动的某些原则性缺陷。针对此，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人本导向原则 即在我们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中，始终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一切都要从人、人类的根本、长远的真正需要出发。从符合真理观到人择真理观，可以使我们看到科学理论中的人文、人性因素，洞悉真理本质，正确对待、使用真理。在宇宙天文学中，人择原理表明，被观测的宇宙是与作为观测者的人类的存在这一事实紧密相关的。([22]，p．91)以往的经济学从不把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考虑在成本之内，更不可能把人的异化、人性扭曲纳人经济学范畴，这表明经济学在人本原则要求下的先天不足。经济学不仅要在经济理论上自洽，更重要的是确立在人本导向原则之下。“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佛教生活方式令人惊奇之处是它的绝对合理性——财力惊人地小却获得特别满意的效果。”([23]，p．34)“佛教经济学是想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家是想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 ([23]，p．35)佛教经济学未必是最佳的经济学选择，但它给我们以启发。对于科学——技术——生产链条上的科学与生产的人本规约，就从理论源头到生产需求两方面对技术起到了人本规约的作用，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对技术的设计、使用有非常强烈的人本规约意识，时刻警醒技术可能带来的各种非人道化影响、后果。如今的房子、汽车、彩电、电脑、空调、移动电话等等各种家用技术产品都以人性化设计作为时尚、卖点，当然这还是出于厂家、商家的营销策略，但毕竟考虑到了消费者的人性化需求。
2)主体差别原则 人文价值不但具有客观性，更具有发展性、相对性。对于我国贫困山区衣食不保的人们来说，生态的平衡、南极的臭氧对于他们过于遥远，温饱就是他们最大的人文价值。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代际间的平等、可持续发展只是他们的研究课题，而对于非洲的难民来说，饥饿、干渴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存状况。对于不同生存状况、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人文价值意义、人文价值内容。这正是，没有抽象的人文价值，也没有抽象的人权。海德格尔形而上的“存在”，胡塞尔的生活“意义”，对于我国贫困山区人民的生活困境又有什么意义?让—个破坏了山地植被的放羊山娃“沉思”海德格尔的“诗”、“存在”，是有难度、不现实的。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并非是无主体的，无论发生在技术、社会、自然哪一层次上的冲突，都可追寻到价值主体间的冲突。如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经济(技术)发达地区与经济(技术)落后地区之间的冲突、政府与公众、学者之间的冲突、精英与公众之间的冲突、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冲突、工程类与人文类技术哲学家之间的冲突、代际之间的冲突等等。每—社会共同体都有它不同的目标与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伦理规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价值的差异、发生价值的冲突。([24]，pp．6-7)科学共同体追求真理，达到知识增长的最大化。“人文学者对价值与事实的双重介入要求他们批评性地意识到他们契入问题的诠释性视角，并且能够自我意识到其中所蕴涵着的伦理与宗教的信念。”((25)，p．59)企业受利益与效率的驱动，追求利润和收益的最大化。不同的利益主体面对克隆研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就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评价。陈昌曙先生对官员与学者做了区分：学者大致上是在由物质变精神，而官员大致活动于精神变物质；学者要勇于创新，存同求异，官员要维护统—，。([26]，p．61)不同价值主体的不同社会角色，不同利益取向，是引发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的实践整合就不能强求一律，必须区别情况，分别对待。
3)立足现实原则 面对着现代技术的各种各样人文价值冲突，现实主义教给我们实践智慧，但实践智慧并不能总是奏效，也缺少终极关怀的体贴；理想主义给人类指出希望的所在，而且绝对抽象的公正、真理和善也确实是我们人类不可缺少的终极关怀，但总是在现实面前被击穿。生理需要、生存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只有人的现实的最基本需要的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才会被唤醒，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追求。这正是：人必先求温饱，而后求美。人文价值是多层次的，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也是在多层次上展开的，我们的实践整合只有从人们现实具体的最急迫的人文价值需要出发、展开、推进，才会富有成效和说服力。从现实出发，就不能无视广大群众的切身感受、愿望、要求，就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能只由专家、学者代言或者独断。必须打破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化身或代言人这一传统信条，正视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局限。知识分子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理性批判精神；但是知识分子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反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
4)系统方法原则 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文价值冲突之间不是孤立、零散、互不相关的，而是构成了相互制约、竞争、协同的系统关系。如果我们对于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整合是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分头行动，如在哲学的、理性的、价值的、智慧的、伦理的、法制的、良知的、社会的、自律的、外部的、内心的、观念的、文化的规范和调控系统之间不能有效配合而是各自行事，那么，我们对于某一矛盾、冲突的解决可能会带来更多、更为严峻的矛盾、冲突出现，我们的整合就只能是顾此失彼、“拆了东墙补西墙”，引发更为不可收拾的矛盾、冲突局面。我们注意到人文价值的个体性、差异性，以及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多维性、层次性，就会提出整合标准、整合方法的层次化、多元化，就要把各种整合方法协同化、系统化，就要在实践中去贯彻、落实、完成，这就是实践整合的系统方法原则。技术、技术实践都只能看作是整个社会实践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样，技术就不再是一个统治性的，而是可以被引导、规范的。人可以与技术之间形成价值关系，同时还可以反思技术价值系统；人不但身处技术价值系统，同时还处于其它许多系统之中，如生态价值系统、文化价值系统等等。人可以流连于技术价值系统，还可以随时超越技术价值系统，在更高的系统层次上审视、调控技术价值系统。在技术价值系统调控中，我们不能回避现代技术的网络化特征，又必须防范技术的网络化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价值系统的调控中，把系统的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达到一种新的优化控制。
2．实践整合的基本方法
1)个案激发 所谓个案激发，就是要通过那些社会影响较大、群众感受较为深刻的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典型事例，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的力量，激发、教育群众对于现代技术正反两方面作用的认识，提高广大群众整合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自觉。人民群众可能还没有直接决策权，但是他们却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实践力量。对于技术项目的引进、新建工业项目的立项群众没有决策权，但是技术产品的选择、使用却是最广大消费者的权利，绿色消费及环保自觉可以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习惯。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以我们国家、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给全国人民上了十分沉重的一课：长江上游地区的滥砍滥伐、自然生态破坏是长江洪水的重要原因。当今日益频繁的沙尘暴天气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干旱、水荒给人们深刻的感受，也给人们深刻的教育。整合两种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以及整合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难于理解，但是，自然的肆虐、实践的困惑总是要激发出群众的生活和实践智慧。
2)公众参与 所谓公众参与，就是指公众不仅有对于现代技术人文价值正反两方面的认识和自觉，并且要积极主动地影响、参与到国家有关技术政策的制定、决策，使技术的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公众的参与建立在公众对于现代技术正反两方面的全面认识，而公众的认识水平随着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及个案的激发、教育将逐渐提高。官员、企业家以及专家、人文学者的看法也许与公众的认识、看法有差别，但是，公众的利益以及观点、看法我们必须认真听取，因为他们代表了最广大的社会实践主体，实践应当是最有说服力和发言权的。公众参与需要一定的社会制度保证，否则就成为空话。西方社会的绿党政治制度未必适用于中国，我们可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如今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决策都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如铁路听证会讨论铁路票价是否合理)，这表明我国公众在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的参与越来越广泛。我们同样寄希望于公众参与在整合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技术生态化 生态技术注重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特别关注技术的生态效益与人文价值，但是，它对于环境和资源问题的解决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首先，就目前看来，有些技术问题依靠生态技术难以解决，基于生物学原理的生态技术还有待极大地提高。其次，它过分依赖技术自身的“自我消化”能力，要靠自身完成低能耗、低排放难度很大，单纯依靠太阳能及其“零排放”的生产技术设计几乎不可能。第三，单个的生态技术设计增加了设计难度，也加大了生产成本。实际上，技术整体本身的存在也有一个“生态化”问题，这种生态问题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从技术系统本身的角度来看，由于技术发展本身的规律性，其存在与发展也有一个优化、组合问题，必须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机制，使技术的组合形成竞争、共生、再生、自生关系，既促进技术发展又符合技术系统的生态机制；二是从技术环境的角度看，技术生态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抑制、适应、改造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同的技术生态系统会产生不同的环境效益。技术生态系统必须与自然环境系统有机地、生态地结合成为一个更大的“自然——技术生态系统”。“在这里我们将在广泛意义上的技术间的匹配组合和发展机制及其这种匹配与组合与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的生态机制称为技术生态。也可以将技术生态这一概念界定为技术与技术以及技术与环境的共生存在关系。”([27]，P．57)技术生态使得技术系统内部各自独立、没有关联的专门技术组装成一个自洽的有机生态体系，某一技术过程的废弃成为另一技术过程的原料，整个系统达到自转化、自消化、自净化能力；当然，技术生态系统也不是与自然环境隔绝的、封闭的，而是与自然环境之间达到有机的生态融合。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指出，“技术装备必须融入到支持它功能发挥的自然、技术、社会环境中去”。([28]，p．308)
4)系统调控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某些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必然性，但在很多方面则是不合理的，具有危害性，是由我们人类实践创造活动的局限性、失范性造成的。([29]，p．295)这就需要我们树立新的实践观念，完善实践活动的调控系统，保证实践活动的有序发展。这些实践活动调控系统主要有：哲学世界观的调控系统——正确地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及其使命特别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念；人类价值观的调控系统——树立人类长远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意识；人类需求观的调控系统——建立人的全面需求、全面发展的行为目的论，特别是生态消费观念；实践活动的法律调控系统——通过立法包括国际间的环境保护法形式来规范和调控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批判调控系统——对实践活动保持清醒的、反省的、自我批判的态度，合理汲取技术悲观主义的有益思想；实践活动的伦理调控系统——激发和确立实践主体的良知伦理，实行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实践活动的舆论调控系统——通过社会舆论特别是公众参与来规范和调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矫正调控系统——通过确立各种纠错、矫正系统包括群众抗议来调控实践活动等等。当然，实践活动是无比丰富的，随实践的发展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些只有在不断地历史实践中得到解决。
[参 考 文 献]
[1] 王元：“弗罗姆‘人性异化论’探析”，《研究》，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3] Alan Drengson：The Practice of Technolog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5．
[4] 李建会：“人工生命：探索生命的新形式”，《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7期。
[5] 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和混沌边缘的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6] [斯里兰卡]C．C．威拉曼特里：《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年。
[7] [巴基斯坦]南北圆桌会议秘书处：“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学研究与 展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8] 刘大椿：《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9] 陈昌曙：《哲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0]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11)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2] 陈振明：“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13] 常立农：“技术实践与两种文化”，《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2期。
[14] Theodore John Rivers：Contra technologiam: the crisis of value in a technological age，Lanham：Univemity Press of America，Inc.， 1993．
[15] Evandro Agazzi：”From Technique to technology：The Role of Modern Science”， in 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Vol．4，No，2．
[16] [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8]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9] Albert A．Anderson：”Why Prometheus Suffers：Technology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in 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Vol．1，No．1 and 2．
[20]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21] 拉兹洛：“199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跨世纪洲际对话——世纪焦点的系统观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22] 李宏伟：“科学研究的‘合情’与‘合理”’，《东岳论丛》，2001年第3期。
[23] [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烘钧，郑关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24] 张华夏：“论价值主体与价值冲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25] Tu Weiming(杜维明)：“人文学科与公众知识分子”，《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期。
[26] 陈昌曙：“‘官员’与哲学——仕而学则优”，《现代哲学》，2000年第2期。
篇13
现实的需要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内在动因，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首先需要物质生活作基础，而物质需求的满足则要靠人运用自身的能力去创造和索取，即人是靠一定的物质创造能力与物质享受来维持其自身自然生命力的存在与发展的。人的物质创造能力与享受能力，是指人认识物质世界与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获取物质财富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以及占有这些物质成果发展自身的能力。它包括人对自然物质世界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这种能力的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人类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水平上，或者说，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与技术发展水平是人类物质创造与享受能力的文化表现形态。人生存与发展除了物质需要外，还有另一个基本需要，即精神需要。满足人自身的精神需求同样需要人具备精神创造与享受能力。人的存在与发展不仅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以维系自然生命力的发展，而且必须有一定精神需求的满足，使人的精神处于一种舒适、和谐的环境中，使人在情感上获得幸福体验和幸福享受。人的精神创造与享受能力是指人们在对一定社会关系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和巩固一定关系的基础上，去形成、发展和巩固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并把这些观念渗透在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学以及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中，用这些已有的文化成果指导自己改造社会、改造人的精神世界，使社会发展和人的追求向着合乎道德与人类理想的方向发展。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是既能创造美好生活又能正确享受生活的人。一个人若只知科技而不知人文将是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在当今，不懂科技而侈谈人文将是游离于时代的“边缘人”。“空心人”、“边缘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全面发展的人才需要有科学技术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有对生活的理解，有善于调节人生酸甜苦辣的人文修养。不管科技如何发展，不论知识经济如何受到人们的关注，人永远不能将物质化为自己的思维与情感。总之，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和谐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呼唤人文精神，高技术、高情感的平衡才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科技与物质文明的进步改变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社会需要人文文化重建对社会生活的指导、对社会生活的正确理解、对人生酸甜苦辣的调节。科学与人文、技术与情感的相互融合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推动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二、功能的互补：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基本前提
从教育规律来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所以能融合，是因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存在着功能上的互补性。首先，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对象都是具有主体性的人。学生能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的要求，主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能被学生理解内化，以学生的外显行为综合表现出来，并含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其次，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内容虽不相同，但却有交叉，且交叉渗透的成分愈来愈多。科学教育传授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和方法，又受到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制约；人文教育传授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形成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又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世界。科学知识有人文精神，将会更加自觉，人文知识有了科学内容，将会更加完善。再次，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目的相同。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目的都是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科学教育侧重人的理性和人改造自然能力的培养，人文教育侧重人精神的提升和灵魂的陶冶，两者最终目的都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价值，促进社会发展，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两者的完美结合能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当今世界，人与社会发展的现状、趋势及需求，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必须坚持一个完整的教育目的观，塑造一个完整的教育。只有完整的教育，才能促进人与社会朝着符合人性的方向和谐、全面地发展。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构成完整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不能用人文教育去代替科学教育，也不能用科学教育去排斥人文教育，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种“完整的教育”。“完整的教育”一方面要重视科学知识教育，尤其是科学理论方法教育，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科学理性、科学精神及科学品质的熏陶与培养。所谓科学精神，是指我们在长期的科学活动、社会实践中所陶冶和积淀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其中求实、理性和创造性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文知识教育，尤其是人文精神教育。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人文精神主要包括道德的人文精神、美感的人文精神、日新的人文精神和与自然协调的人文精神等。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道德的完善、价值的实现、精神的昂扬、情感的丰富和人格的臻美。杨叔子就曾指出，“大学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何况是高级人才；器是物，物是死呆呆的，再高级的器材，即使是高档的智能机器人，也不过只能具有人所赋予的复杂而精巧的功能或程序，其一切都不可能越过人所赋予的可能界限性这一雷池半步。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记人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就失去了一切”［1］。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时代精神对现代社会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生产与生活方式改变等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它是教育思想、教育价值观与功能观、教育制度和课程编制等全方位的根本改变。具体地说，它是科学化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化的科学教育的有机整体，它力图使科学人文化，使人文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又以科学的发展作为基础和实现目标的手段。
三、和谐的协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实现路径
不可否认的是，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对整个人类生活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它使物质财富得到巨大的增长，它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人们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得以较为充分享用闲暇时间，扩大受教育的时间与机会，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辉煌成果，也是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尺度。然而，在现时代，人们在充分享用着科技所赐予的丰硕成果时，却也感受到了种种科技异化的恶果。如它曾被滥用于军事与战争，使人与人之间的自相残杀达到毁灭性的程度；当它被当做一种资本为少数人所掌握时就成了一种牟取私利、剥削他人的工具，成了剥夺他人自由发展的手段，使人为科学技术所奴役，导致人的异化；当它被滥用于征服自然时，它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从而危害人自身的生存以及子孙后代的发展；当人们把科学技术作为把握世界的唯一准则，它也就成了一种“宗教”，从而排除了反映人类精神需要的文明成果——人文文化，导致人的发展的缺失，社会精神层面的失落，人在精神上变得“无家可归”。如果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一点就是要对学生施加全面的科学文化教育，不仅要使他们获得科学的知识，获得科学技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促使他们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念，得到精神的熏陶。美国哈佛大学实行的核心课程，我国台湾省各大学实行的通识教育，我国大陆大学尝试的人文素质教育等，这些教育方式的实行既满足了人们对职业追求的需要，又满足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需求。当然，这种协调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客观上的对立。比如，为了迎合社会分工，增强学生的职业造就性，不得不开设一定的专业性课程，要求学生达到专、深、精；为完善学生人格，又不得不开设一定的人文社会综合课程，要求学生达到广、博、厚。而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既要专、深、精，又要广、博、厚，这对于生活在社会分工盛行的当今时代的任何个人来讲，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当代大学生应该而且能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协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而收“鱼和熊掌兼得”的双赢效果。作为专门培养人才的场所，高校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要改变“半人教育”性质的专才教育，实现科学技术素质与人文素养的全面协调发展，走进教育的“全人时代”。从上世纪末发展至今，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文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整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要让科学文化纳入人文因素，也让人文文化接纳科学精神，创建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或新的人文主义。杨叔子指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有科学的基础与珍璞；同样，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有人文的精神和内涵……科学，求真，一定有求真的责任感；人文，求善，一定有求善的责任感。两者交融，无疑会形成坚不可摧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