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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完整意义上的“三驾马车”是指在支出法核算中的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产品和服务出口。最终消费支出反映消费需求；资本形成总额反映投资需求；净流出等于货物和服务的流出减去流入后的净额，反映外部需求。因为充分的需求可拉动生产、促进就业，增加财富和GDP，所以常把“三大需求”称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其中消费是最主要的马车，是GDP增长的主导因素。消费占GDP的贡献率中国通常占50%-60%左右，国外消费占GDP的贡献率一般高达70%-80%左右，美国、英国甚至高达85%以上。出口从本质上说仍然主要是进口国的消费，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国的需求，由于美欧债务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那种过度消费、负债消费、超前消费的习惯，相应地减少了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且我国出口地一贯以欧美为主，故影响更大。加之西方诸国认为人民币价值低估，一直压迫我国人民币升值，虽然我们也适度将其升值，但美欧日并不释怀，往往还对我们出口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的制裁，因此出口这条路会越走越窄。投资则主要由企业及个人投资（在我国外资投资也占重要角色）和政府投资组成，企业及个人投资主要取决于销售，取决于消费。政府投资的适当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依靠财政收入的政府投资毕竟是相对有限的，甚至财政收入也仍然与消费密切相关，而我国内需不足，投资动力有限。因此，在出口、投资受各种条件限制、“马力”不足、不能充分发挥其拉动经济的作用时，充分驾驭好消费这驾马车，尤其重要，这是解决目前我国经济能否平稳、快速发展的关键。充分启动消费这驾马车，也是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基石。
二、国民收入GDP的分配与内需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在GDP的核算中，若从支出法看，GDP=C+I+G+（X-M），右边其实相当于总需求AD；因为C、I、G、（X-M）分别代表消费者、企业、政府的需求及国外对本国的净需求；从收入角度看，GDP=C+S+T+Kr ，右边其实相当于总供给，因为C+S+T+Kr分别表示社会当年生产的产品（总供给）所带来的财富收入以不同的分配形式（以C、S的形式流向消费者，以T的形式流向政府，以Kr的转移支付形式流向国外）分割完毕。换句话说，当年的国民总收入其实就是当年GDP值，它是当年生产的产品及劳务新增价值总和。进一步而言，花掉当年的国民总收入，正好可以购买完当年生产的新增产品和劳务（从新增价值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样AD=AS，当年的产品与劳务就不会滞销，从而可保证进行正常的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活动，经济发展与就业稳定才能得到保障。
而要大量花掉当年的总收入，起码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国民收入比较公平地分配到各行各业的人们手里，或者说如果初次分配不能较公平地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税收、社保等二次分配手段让人们有钱花、敢花钱。如果不借助出口和投资，国内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则大量卖不出去的话，必然是大部分人购买力不足，导致国内内需不足。大部分人购买力不足必然是该国国民收入出现不公，少数人攫取了国民财富的绝大部分。中国这几年一直想通过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却只能连连减速发展，大部分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极度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的，因为少数人攫取了大部分财富：（1）受雇佣的员工创造的产品财富不少，而雇主给他们的薪水却很少；（2）农民虽然作为小生产者，不直接被掠夺产品财富，但其农产品价格被压低，他们勤劳供养全国人民的吃喝，却被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剥削了财富，导致一生辛辛苦苦、面朝黄土背朝天，大多数人还是贫困，消费能力薄弱。中国有9亿多农民，3亿多各行各业的受雇佣的员工，这些人消费能力都不高，因为收入有限且国家福利保障有限，无能力也不敢扩大消费。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基本上是满足温饱甚至未达到，温饱之外的消费能力及其有限，这是我国近14亿人，为何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
三、我国收入分配不均下消费模式的弊端及相应的措施建议
资料显示，美国1个产业工人的平价劳动供养率为1：4.8，德、英、法三国平均为1：6.8，日本、韩国为1：3.8，，中国约为1：1.1。这说明中国普通人地平均劳动所得远远低于他们创造的劳动财富，他们的所得（货币收入）自然不能购买完他们在各行各业创造的产品财富。另外，据统计，中国的 150 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0. 4 % ）占有我国大陆财富总量的70 %！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 5 %的家庭占有 50 %至60 %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低收入者的购买力及其有限，没有可靠的社保，也没有足够的消费信贷，大多数人倾其所有只能维持温饱，少数人入不敷出，生活在贫困线上；而攫取了巨额财富的人不可能每个家庭在国内买几十、上百套房产、开几千辆车、人均一天吃几十斤肉，换句话说，他们远远花不完攫取到的财富（他们往往把资产投放于购买海外地产、子女留学及国外奢侈性消费，但这对拉动国内内需并无贡献），从而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国内必然出现大量的产品剩余。
在出口有巨大需求时，每年生产的产品不会面临大的销售问题，但企业赚得外汇要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使用，必然造成货币投放量大大增加，导致通胀，人们生活水准进一步下降，内需继续萎缩。特别是当主要的出口市场发生债务危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大下降时，出口必然解决不了国内大量剩余产品的出路问题，而国内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消费能力极其有限，少数攫取巨额财富的家庭在国内又花不了那么多钱。所以我国贫富差距的结果就是：富人虽有钱，但人数有限，且富人的消费需求弹性远小于其他阶层，故消费潜力不足；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有很大的消费需求但他们消费能力不足，结果只能造成国内市场相对萎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这种消费市场的萎缩又严重限制了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扩大。消费不足，投资也是枉然，进而影响到就业市场。所以，如果不改变我国当前不公正的收入分配模式，不缩小收入差距，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将瘫痪，经济翻番的蓝图将成泡影。
为此，要改变目前之困局，笔者觉得有几点建议可考虑实施：（1）允许农产品价格按世界平均价格浮动，保护农民利益，拉动农民的消费能力；（2）公平、合理地提高各行各业雇员的薪水，使其获得应得的收入；（3）采取税收政策，对高收入群体加征所得税、房产税（非自住的）、遗产税等，免征低收入人群的税收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补贴，使绝大多数人有能力消费；（4）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消费信贷制度，使人们免去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果真如此，我国即使出口需求严重下降，巨大的内需也可以确保经济得到平稳快速发展。就像众多西方国家那样，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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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1960年到现在，美国国会先后以不同方法提高政府债务法定上限78次，而这次再次提高也不是不可能，国会只是希望奥巴马能减少联邦预算。不管这些政客最后如何谈判妥协，或者美联储会不会启动第三次“量化宽松”，美国人总不会舍本逐末，让联邦政府破产，退回18世纪。
美元霸权建立之初的步步为营
1945年，借二战结束的契机以及战胜国的威势，美国主导建立了以“美元与黄金价格挂钩、其他货币汇率与美元挂钩”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独一无二的领导和核心地位。美国通过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元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收益，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同时，美国设计并主导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重大问题决策上拥有一票否决权，由此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既得利益。
但是，美元作为货币、世界货币的双重身份不可能避免特立芬难题。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并于1976年确立了牙买加体系。在新体系下，各成员国自行选择汇率制度，同时废止黄金作为国际储备，代以发行特别提款权（SDR）。但在美国的操控下，SDR规模比较固定，而且大部分国家分配的比例很小，难以扮演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于是，拥有着绝对否决权的美国再一次让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首选――迄今为止，美元在世界国际储备中的比例仍在60%以上。可见，牙买加体系及其SDR机制仍然是“换汤不换药”，仍是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最优方案。
美元霸权的实质是全球性掠夺
美元霸权的延续保障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的优势地位。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不用担心外汇储备问题，只要美联储提高印钞速度，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世界各国的物质资源，美国日益膨胀的贸易逆差即是例证。
当石油输出国（OPEC）、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及中国相继发现自己积攒的美元越来越多，远远超过平衡逆差、干预汇市等需要时，它们不得不开始成立管理外汇的专门公司，如新加坡的淡马锡和中国投资公司等，以求对外汇储备进行积极管理。如果这些美元投向国内，势必会通过货币创造机制导致本币增发，引发通货膨胀，所以海外投资一般是首选。而在甄选海外投资对象时，由于美国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丰富的投资品种，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发生类似“20世纪80、90年代的诸多债务危机”事件，自然吸引了很大一部分美元回流。这不仅缓解了美国国际贸易赤字导致的美元贬值形势，也为美国进一步通过贸易逆差输出更多美元提供了极佳的掩护。举例来讲，目前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及美元资产仍然占到60％以上，美国国债占比近40％。
不幸的是，美国的过度消费以及过度投机导致的金融和资产市场泡沫，注定了这种“逆差美元流出金融投资美元回流”的美元币值稳定机制的脆弱性。一旦这种机制难以维持，美国随时可以签订类似“广场协议”的文件，利用美元贬值削减外债，掠夺他国的金融财富。
通过贸易赤字大量输出美元以攫取世界各国的物质财富，通过美元贬值缩减自身的债务以掠夺世界各国的金融财富，就是当前美元霸权下的财富分配方案；通过操纵IMF保障这种既得利益，就是美元霸权的法律保障机制。不仅如此，美国还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运用政治和军事手段，通过强权维护自身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可见，“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物质和金融财富进行全方位掠夺的一种国际秩序。
美国霸权助使美国“依靠”全世界的力量来解决它自身的问题
炙手可热的美元霸权本身是畸形的――国际贸易上的掠夺一步步诱发了美国过度消费的习惯；金融市场上的掠夺一步步绑架了全球的投资者。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过度投机，国际失衡问题日益尖锐，最后，终于迎来了次贷危机。它就像一块多米诺骨牌，触发了大范围的倒闭和恐慌，以及之后的石油、黄金、白银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暴涨、欧洲债务危机、中东骚乱等，演变称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前景犹笼罩在危机的阴霾下。作为 “信用”产物的美元，是接受人基于美国的资信而自愿承担风险的一种行为，但如果美国一味利用美元霸权，全然不顾不断膨胀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最后人们一定会辨明它的金融“障眼法”，弃它而投能够保值的黄金等“硬通货”。届时，美元必将遭受一次深远的信用危机，正如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那样。
所以，美国真正面临的是“美元危机”，而这恰恰是美元霸权给自己掘下的坟墓。在“网络高速公路”之后，美国还没能发起“第四次科技革命”，增长源泉枯竭，“美元危机”的到来会越来越快。所谓的美国债务危机只是“美元危机”的衍生品。美国曾多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利用“国库券”、“国债”等金融工具回收超发的美元，稳定汇率以继续掠夺世界各国的物质资源。但如今危机席卷，大批企业破产，居民收入缩水，政府税基大减，而奥巴马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增加税收，量化宽松政策也不可能无限制执行。因此，美国政府偿债压力不可避免大增。
最重要的是，一旦美国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债务危机问题，在“美元霸权”的格局下，美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权，通过进一步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解决国内债务危机问题。例如，它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缓解恶劣的经济状况，也可以通过“货币互换”等方式直接创造支付力。1985年美国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名义，让美元对日元、法郎、马克、英镑大幅贬值，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与欧洲和瑞士央行的大规模货币互换，都是极好的例证。美国在历史已经多次这样做过了，在将来也一定会继续做。
可见，真正的美国债务危机不可能出现，能出现的只是美元贬值的信用危机。说得直观些，就是美国最终会“依靠”全世界的力量来解决它自身的问题。然而这种“依靠”背后仍将代表着美元的过度发行和贬值。随着最后买单者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其中的猫腻，这种“依靠”的可行性也会越来越低。情况已经很明显：排名靠前的外汇储备大国已经开始减少美元资产比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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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底，日本的国家债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高达200%以上，全世界都在猜测日本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l5年日本债务累计额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0%，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而同样出现财政危机的希腊的这一比率仅为133%。那么日本是否真的爆发债务危机？本文将对该问题进行探讨研究。
二、日本国债的现状
（一）指标
本文从国债绝对规模指标、债务负担率指标来反映日本国债的现状。
1.国债绝对规模指标
日本的国债规模从2004年的4，966，635.00亿万日元开始逐年稳步扩大，其中2007年到2010年期间扩大趋势比较缓慢，而2004年到2007年和2010年至今扩大趋势较快。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04年的国债总额为4，966，635.00万亿日元，2013年为7，807，796.00万亿日元，在短短十年内，国债规模的扩大接近两倍。而日本财务省公布2014和2015年国债预算分别为8，227，222.00万亿日元和8，548，149.00万亿日元，可见日本要继续扩大国债规模。在日本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这无疑为日本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2.债务负担率指标
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德国等国家，其债务负担率均低于130%，而日本在2004年已经达到166.30%。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的债务累计额最多不超过当年GDP的45%，为公认的最高警戒线。很显然，从债务负担率指标来看，日本的债务规模是非常不合理的。
（二）日本债务的特征
1.日本国债多为内债
从图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债务中95%是由日本国内的政府机构、银行和个人持有的，仅5%是由非居民持有的，由此可见，日本的债务多为内债。
日本政府是否能按时偿还债务，不会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也不会引起区域性或者国际金融体系的动荡。即使日本债务规模非常大，日本的债务市场仍可以维持在较稳定的状态下运行。
2.国债利率低
日本量化宽松政策一公布，便立即引发市场的明显反响。本来市场预期央行今后每月承购的长期国债为4-5万亿日元，没想到居然是7万亿日元。这一额度使国债成为2013年4月4日当天东京债券市场上的抢手货，由此导致国债价格攀升，而利率明显走低，一度下降至0.425%。这一利率水平同时也刷新了2003年6月11日创下的0.430%的纪录。从全球债券市场的利率水平来看，德国10期国债为1.8%，美国为1.2%，日本则早在1998年就跌破了1.0%大关，而此前全球国债利率的最低纪录是意大利在17世纪上半叶保持的1.125%。
国债的低利率无疑降低了日本筹集资金的成本，而日本国债多为内债，给日本国债规模扩大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三）日本金融的特征
1.日本家庭高储蓄率
日本的家庭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支持日本政府的债务融资。1980年以前，日本的家庭储蓄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的高位，之后虽逐年下降，但到1992年仍在13.1。同时，日本积累的家庭资产大部分以存款、国债等安全资产的形式存在，风险性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较小。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国民持有风险性资产的比例显著下降，日本的税收制度也降低了对持有风险资产的激励，使得日本家庭偏爱存款等安全资产。据日本银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日本的家庭金融总资产规模约为19.1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其中现金和存款占56.5%，远远高于欧元区国家的36.4%和美国的14.4%。
2.稳健的金融机构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破灭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更加注重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日本金融体系仍然实行长短期业务分离、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银行与信托业务分离分业经营的体制，有效地避免了混业经营的风险。
日本金融机构对投资比较谨慎，偏爱于购买风险较低的国债。金融机构将大量的家庭存款用来购买国债，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融资成本。从图2可得，国内银行和日本邮政集团持有的国债占总国债的54.3%。据日本银行公布的数据，日本各类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占其总资产的30%，高于美国和欧元区国家。
三、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人口老龄化加剧
数据显示，2005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0.2%，日本已经处于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阶段。到2020年，这一数值将达到29.6%，2050年更攀升至43.4%。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的财政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为291224亿日元，占所有支出的31.4%。用于社会保障、支付国债利息费用和地方交付税交付金的相关费用，就占整个支出的70%以上。
预计到2050年，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超过40%，目前日本的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46.5%，仅社会保障支出几乎要占据所有的税收收入。不断加剧的的老龄化，使得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加大，进一步地加重了财政负担。社会保障对财政支出的需求越来越大，结构性财政赤字将更趋恶化。
（二）低利率下降空间少
2013年日本银行进一步扩大了其为国债融资的规模，开始施行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曾一度跌至0.425%。但是，日本未来名义利率继续走低的空间较小。
日本国债的利率较低，使得国债的融资成本很低。但日本国债过低的收益率，使未来国债的收益率降低的空间很小。当收益率下降到某一数值之后，收益率会上升，国债的融资资本提高。长期的低利率，可能会使资金流入其他有更高回报率的市场。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在2013年日本的财政预算支出中，国债费为222415亿日元，占所有支出的24%，其中，债务归还费占13.3%，利息费占10.7%。这使得原本就占比较大的国债利息费用支出在未来的支出更多，进一步加剧了日本财政紧张的状况。
（三）日本家庭储蓄率的下降
日本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1999年的家庭储蓄率仍维持在10%以上。但近十年来，日本的家庭储蓄率快速下降，2008年跌至最低点时仅有0.4%，甚至低于美国同期水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的家庭储蓄率回升至6%-7%，但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这一趋势难以维持，日本的家庭储蓄率将在近两年内继续下跌，可能略高于美国的水平。
家庭的高储蓄率对日本能够在高债务下继续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一旦家庭储蓄支撑不足，而投资又不相应减少的话，日本将很难继续高负债发展。在不得不吸收国外资金的情况下，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很难继续维持低位。融资困难加上利息支付压力，日本政府可能被推向破产边缘。
（四）有望上调消费税
日本央行在2013年9月10日公布8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央行委员强调必须稳步推进财政改革，重建市场对日本政府财政管理的信心。按照原计划，日本将从2014年4月将消费税税率由5%上调至8%，并于2015年10月再次上调至10%。
日本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增年率达3.8%，超越之前的估值2.6%。同时，修正后的第二季度日本企业新投资增长为1.3%，而非之前预估的下降0.1%，加速复苏的日本经济为上调消费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2013年日本的财政预算支出中显示，消费税占总的财政收入11.5%。若能将消费税由5%上调至8%，甚至10%，能为日本财政增加丰厚的财政收入，降低不能按期偿还债务的风险。
（五）债务评级保持良好
2009年12月，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信贷评级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标普同时警告说，如果希腊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改善财政状况，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希腊的信用评级。继而，另一家评级机构——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刚刚将希腊信用评级由“A-”降至 “BBB+”，并引发了希腊股市大跌和国际市场避险情绪大幅升温。这也是导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
希腊在爆发债务危机时债务评级是BBB+，而根据国家标准普尔债务评级，从表中可以看出日本从1990年开始信用评级均在A，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在债务评级上还是相对较好的，且将继续保持良好的信用。日本注重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日本金融体系也实行长短期业务分离、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银行与信托业务分离分业经营的体制，有效地避免了混业经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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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债务危机的起因
欧债危机为欧洲部分国家所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及深化。它已不是欧洲发达国家的专属危机，发展中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大。
（一）国际视角
1.次贷危机的影响。次贷危机的发生令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增加，直接导致了欧债危机。一是因为欧洲部分发达本身经济体资产负债情况不容乐观，负债比重较大。二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效仿，普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宽松财政政策，加大了欧洲的财政赤字。三是由于欧洲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发生变化，将部分银行国有化，直接导致国家的债务负担加重，严重超过警戒。
2.三大评级机构的助推。面对欧债危机，希腊债务空洞的曝光，世界上最著名且影响力最大的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普、穆迪降低了希腊长期主权的信誉评级，加大了次贷危机的蔓延，成为了欧债危机的导火索。之后，标普和穆迪又相继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调整为负，与此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此種风险。因此，多个国家的信用评级被下调，使得这些国家借债利息陡增、借债难度明显加大，欧债危机深入发展并不断恶化。
（二）国内视角
1.历史根源。自希腊在2001年成为欧元区，希腊通过与高盛等国际投资银行签订一系列金融衍生品条约，以努力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债务的要求。该种投资方式试图降低财政赤字，隐瞒真实赤字情况，为之后的信誉危机埋下了祸根。
2.制度设计缺陷。制度设计缺陷主要源于欧元区政策、经济结构间存在的较大矛盾。一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矛盾。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实行的财政政策却较为分散。两者无法完全协调统一，使得政策之下的经济运营也缺乏协调性，这必将导致一国、甚至多国经济受到恶性影响。二是由于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欧元区经济结构相矛盾。欧元区各国之间经济实力差距较大，话语权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经济影响受力具有不对称性。法国、德国一类的发达国家，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享有更大的话语权，根据本国的经济形势制定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经济政策。继而使得部分外围国家的利益被忽视，受到危机冲击时难以招架，恢复能力较差。
二、中国目前国债和地方债情况
（一）我国国债情况
我国主权债务规模不大。一方面，我国于1981年恢复国债的发行。2016年末我国国债余额限额为12.59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20%，低于国际债务标准。另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逐年节节攀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远高于GDP增速。因此整体看来，我国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存在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二）我国地方债的情况
欧债危机使得我国对债务问题逐渐重视。我国地方债务问题主要存在以下特点：一是数量规模上，2016年1月数据显示，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债务率处于安全水平，但依然有贵州、辽宁、云南、内蒙古等地的债务率已超过红线。二是地方债务区域不平衡性十分明显。从政府层级角度，地（市）、县级的债务规模大，相比看来，省级、乡级规模较小。从地域角度，东、中、西部面临的地方债务危机不均衡，东部较为发达，财政收入较多，举债也由于发展机会较多而更加容易，但中部、尤其是我国的西部地区则恰好相反。三是地方债务的债务偿还期较为集中，调查结果显示，偿还期在2016年前的债务高达61.87%，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还款压力较大。
三、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比较
（一）欧债危机与地方债相似之处
同为债务危机问题，欧债危机与我国债务危机主要存在救助结构、收支不够透明、还款责任不清等三大相似之处。一是救助结构问题。对于欧元区诸国而言，一旦成员国遇到债务危机，央行将伸出援手。而对于我国而言，地方债务一旦发生较大问题，中央政府将伸手相救，导致地方向外界大量借债。二是财政收支不透明。欧洲多个国家常常有意向外界隐瞒真实的政府收支情况，以稳定民心。我国的地方财政亦是如此。三是还款责任不明确。欧元区政府大量举债，无法如期偿还的债务往往推到下一届政府，使得债务堆积。我国的债务情况较为相似，由此地方财政风险与日剧增。
（二）欧债危机与地方债不同之处
虽然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依然在两方面存在较大区别。一是债务性质不同。欧元区各个国家主要向国外其他国家借债，债务性质属于“外债”，政府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危机发生，国际性银行对借债加以管制或国际信用评级系统对一国信誉评级进行更改，政府财政状况将受到极大影响。而我国地方债务属于“内债”，中央政府将对地方政府予以较多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不存在信用危机问题。二是债务投向不同。欧洲国家借债的原因主要为保证居民福利状态，以此稳定政权。与欧洲国家相比，我国地方政府借债主要是为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四、欧债危机对中国地方债治理的启示
（一）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问题
在处理我国债务问题的态度上，应该积极重视，不能由于“内债”过多依赖中央政府而一味举债。面对我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我们应从欧债危机中吸取教训，深度分析我国自身的债务情况，防范于未然。我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同时存在许多问题。我国应该对地方债务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帮助各地方政府及时并妥善处理好地方债务问题，防范、解决债务问题，使得债务风险降到最低。总之，我国地方债务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并积极采取预防性措施进行动态跟踪研究。
（二）潜在债务危机不容忽视
虽然我国的财政赤字与债务负担率尚在警戒线之内，但如果考虑我国地方政府、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问题，部分私下投融资平台的支付缺口、房地产借贷风险、民间借贷等因素，我国的潜在债务危机不容忽视。面对欧债危机所带来的类似“多米诺效应”，我国应该继续深入挖掘地方政府的潜在借债问题，并及时解决，防范化解我国可能面临的债务危机。在货币政策上，我国与欧元区国家一样，都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因此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化解方式对我国债务风险的化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我国应该进一步改革财权与事权制度，健全地方财政监管机制等，避免因为地方债务问题引起我国经济体系发生动荡。
（三）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的福利制度模式
一向以高福利为傲的欧洲国家遭遇债务危机，使得众多国家纷纷减少甚至取消对民众的原有福利。与此种做法相比，我国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福利制度问题，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制定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有切实作用的福利制度。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日渐突出，2016年已经完全放开二胎政策。老龄化问题应该使得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改革，使得我国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如果只是单纯效仿欧洲国家的福利政策并不可取，我国应该在充分借鉴各个国家先进福利制度的基础之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勇于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福利制度，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导向，根据我国的经济实力，走我国福利制度的专业化、法制化道路。
篇5
从“日本第一”到“日本债务第一”
日本曾经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实际GDP年均速度达9.7％，并于1968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其对债务问题一直非常慎重。
1947年，“二战”刚刚结束，日本就颁布了《公共财政法》，规定政府支出不能通过公共债券和借款进行融资，只有为大型公共工程建设融资的时候，经过议会批准，才能发行建设债券。
在这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日本从来没有动用债券工具对财政进行融资。1965年出现了经济衰退之后，日本政府才首次发行赤字融资债券，但规模受到严格控制。到1970年，日本的债务规模占GDP之比仍不到10％。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第一次经历了负增长，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使得日本政府开始将赤字融资债券作为融资的常规手段，同时也增加了建设债券的规模。但直到1982年日本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才第一次超过国际公认的债务健康线60％。
1990年之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票市场泡沫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20年”。“日本第一”的雄心逐渐被消磨殆尽，20年之后，日本变成了全世界债务第一。据IMF公布的数据，1990年日本的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8.04％，到2000年已经上升为142.06％，2010年更是攀升至220％。
日本的债务规模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第一，财政支出急剧扩大，导致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为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采取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总额从1980年约4万亿日元增加到2000年约8.5万亿日元。在这段时期，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还多次出现反复。当经济稍有起色，日本政府又急于回到财政平衡。好比一个疗程尚未结束，就匆忙停止服药，结果再次生病，治疗起来更加困难。
第二，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使得日本政府入不敷出。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停滞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错误地推行了减税政策，以为这样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日本税收于1992年达到最高，此后呈下滑趋势，至2000年税收收入只相当于最高时期的80％。到2010财年，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只有1990财年的60％，公司所得税收入只有1990年的三分之一。
第三，随着债务的累积，利息支出越来越大，使得日本政府为了还旧债，就不得不发新债。1980年，日本所需偿还的利息总额约为4400亿日元，到2012年已经上升将近1万亿日元。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罗高夫（Rogoff）的研究，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一旦超过90％的门槛，由于利息支出不断扩大，债务压力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债务规模很难再进行压缩。
第四，随着日本人口的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老龄化现象逐渐严重，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9.1％快速上升至2005年的20.2％。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预算日益增加，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翻了1倍有余，至17万亿日元。至2011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预算已经接近30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债务规模的膨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措施控制债务规模。1996年开始，桥本龙太郎政府曾经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终止收入税率优惠政策，提高医疗保险中民众负担金额，以及减少公共支出等。
到1997年11月，日本决定开始实施《财政结构改革法》，希望到2003财年能够将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降至60％；将政府赤字占GDP比重降至3％。但由于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衰退，随后又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新上任的小渊惠三首相继续实施减少税收和增加公共开支的刺激手段，原本通过的改革法令终成一纸空文。2001年上台的小泉政府成立了“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并推出了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纲领。
2002年到2008年，日本财政状况和债务压力略有改善。2006年到2008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被控制在2％左右，一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稳定在170％左右。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引发世界经济衰退，日本的债务占GDP比重再度急剧膨胀至180％以上（除社会保障基金和短期借款）。
日本债务之谜
截至2011年，日本的一般政府债务规模在发达国家中位居首位，达211.7％。衡量日本财政健康状况的另一指标是净债务规模，2011年日本政府净债务占GDP的规模也高达127.6％，仅低于负债累累并深陷危机的希腊。
虽然日本债务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一，但日本国债利率一直降低，这使得日本可以一直以较低成本借债，并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避免了债务危机。
按照一般的逻辑，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债券的收益率，本次欧债危机中希腊、葡萄牙等国收益率迅速攀升就是典型案例。对大多数国家的研究也显示，即使考虑初始债务、通货通膨及其他因素，债务水平上升也将导致债券收益率显著提高。
但是，2000年以来，虽然日本政府债务水平一直在升高，政府财政赤字状况也没有改善迹象，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处于2％以下，甚至还在不断下降。到2012年5月，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跌破0.9％。这被学术界称为“日本债务之谜”。
对此学术界也提出了几种解释：
第一，与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诸国不同，日本国债95％都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不容易受到外部信心波动的影响。日本国债的国内持有率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国外投资者持有日本国债的比例从2008年9月的7.9％下降到2010年12月的不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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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债危机最新进展及未来走向
欧债危机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导致了欧元区各个成员危机国的经济衰退与政治动荡，也对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金融风险已经从政府传递至全球的整个金融和银行体系，欧洲银行业正面临着极大的补充资本金的压力。另外，欧洲国家国债大量到期与欧洲银行大量补充资本金的双重压力，短期内前景仍不容乐观。
1.当前欧债危机面临的潜在问题
从短期而言，不论是金融层面还是实体经济层面，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都相对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欧洲采取债务货币化的手段解决债务危机，势必会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一样，成为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的又一个源泉。我国也将面对更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有可能会成为欧债危机可能给我国带来的最大潜在问题和挑战。
2.欧洲债务危机应对措施的分歧
从本质上，德国应该认识到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成员国地位给它带来的巨大利益，因此，很多欧盟成员国认为德国应该主动承受更多的责任分担。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主要以贷款的形式来表示，而经济调整的责任被直接置于债务人身上。近两年以来由于贷款变得越来越容易，各种不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渠道竞相出现。关于责任分担的辩论将继续，直到这场危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解决。欧元区并没有计划去改变目前相当有限的责任分担的立场。根据新的财政协议，这次调整的责任将由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来承担，其意图是去杠杆化将在很大程度上由实现可观初级财政盈余的国家所取得。
3.未来欧元区债务危机面临的措施选择
第一是面临欧元区解体的问题。这是当前对于形势的最悲观的一种预见的可能性。主要想法是否选择将希腊等不能满足欧元区条件的国家逐出欧元区，或者由德国、法国及西北欧一些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组成一个新的货币区。但是，这种情况可能性不大。首先，如果将希腊逐出欧元区第一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其次，一旦退出的弱国极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现象，如果这样会间接地影响所有欧元区国家，特别是会造成冲击各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后果是不可控的。
第二是欧元区协同会做出一系列的强有力的承诺，通过发行“欧元共同债券”共同担负起相关债务，同时开始着手建立有共同货币及财政机制的联邦制。这是最为乐观的一种预见的可能性。这样做的好处是各国能够从此协调起货币与财政政策；投资者的信心可以逐渐得到恢复；各种问题可以从最根本的机制上得到解决。但这种情况在短期内发生的可能性也较小。
第三，继续目前的情况。即在市场持续波动和各重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各国以及欧洲央行不断地协商和妥协，并不断地推出零散的、短期的、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情况渐渐稳定，情况可能会向上面第二种可能的方向发展，即各国逐渐携手去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在此市场情况之下，投资的策略应偏向于保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以保有本金和维持一定的流动性为中心，而不应该急于追求回报。从全球范围看，相对于发达国家市场而言，未来，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应该面临更好的投资机会。
二、欧债危机对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
1.欧债危机对国内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我国作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受欧债危机影响我国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欧债危机导致的欧元持续贬值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外受投资者对债务危机的忧虑所致，在未来一个阶段之内，我国的资本市场将会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明显；这种影响之下也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带来不小的影响。但如果从长远角度来看，欧债危机将会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结构格局发生根本的转变。具体来看，我国由相对依赖于出口的经济增长会逐渐演化成为扩大内需建设，从而有利于带来国内产业化经济格局的结构调整的变化。而欧债危机带来的影响结合我国国内实际情况来看，对审视我国国内债务问题也异常重要。
2.欧债危机对我国人民币汇率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我国而言，从对外投资角度看，欧债危机带来欧元资产的进一步贬值，将有利于有资金实力的中国企业海外“抄底”，以参与全球市场和技术竞争。从国家层面看，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倒逼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模式，进一步“向内”寻求增长动力。此外，未来如果欧洲重债国需要更多国际资金援助，中国可以考虑通过适当途径和方式参与，从而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拓展空间。从全球货币体系的演化角度看，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欧元这一人类货币史上的重大创举受到重创，再加上美元凭借储备货币地位“绑架”世界经济的内在矛盾，全球对一个“多极化”货币体系的需求更盛，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环境或将更为有利。
3.欧债危机对国内进出口贸易产生严重影响
受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出口受阻，生产出的商品境内滞销，银行不良资产或信贷违约率增加，国际结算欠款增长，实际失业率飙升，对金融、民生、经济、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篇7
恐慌蔓延
欧盟在救助希腊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一直犹疑不决,错失了救助的最佳时机,这是导致希腊危机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希腊危机爆发之后,欧盟迟迟没有提供援助,而是希望希腊通过缩减财政开支、增发国债融资来渡过难关,德国在救助希腊问题上态度尤其消极。欧盟对于是否需要IMF参与救助也举棋不定。直到2010年3月,当希腊出台的加税裁员减薪政策引发国内多次,在金融市场上发国债融资也越来越困难,市场上对欧洲债务的担心已经从希腊一国扩大到“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简称PIIGS)之后,欧盟才将希腊危机列为春季峰会的议题。
3月25日,欧元区通过了救助希腊的方案,但具体细节却没有公布。4月11日,欧盟和IMF提出总额45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但随后,欧盟4月22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希腊和欧洲国家的财政状况比预期还糟糕。4月27日,标准普尔将希腊的信用评级调至垃圾级。5月2日,欧元区和IMF公布了三年总规模达到11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其中800亿欧元由欧元区各成员国按5%的利率向希腊提供双边贷款,IMF按3%的利率提供300亿欧元备用资金。
遗憾的是,市场此时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希腊危机的风险蔓延到了全球金融市场,并导致5月第一周出现了罕见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5月5日,希腊爆发全国性,引发欧洲股市普遍大跌。6日,美国股市盘中下挫近千点,创下历史上单日盘中下跌点数之最。外汇及期货市场也出现了1987年“股灾”以来最混乱的情况:国际油价一周之内下跌超过10美元;金属、农产品等品种均大幅下跌;大量资金撤离股市和商品市场,为避险涌向黄金和美元资产,黄金价格再次突破12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全球影响
欧盟和IMF在5月10日紧急公布,提供总额7500亿欧元的欧盟救助计划,该计划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此举是为了遏制市场上的恐慌心理。这一救助计划从短期来看,稳定了市场情绪,使得希腊危机暂时有所缓解,但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欧洲债务危机,原因如下:
首先,这一救助计划的实际规模可能远远无法满足救助的需要。在总计7500亿欧元的计划中,由欧盟财政预算出的只有600亿欧元,其余4400亿来自欧元区国家的双边互助协议。但是,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财政状况均在恶化,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能否伸出援手,值得怀疑。即使这些资金都能到位,考虑到希腊GDP只占欧盟的2.6%,但是危机爆发以来已经耗费了1100亿欧元的救援资金,如果经济规模占欧元区三分之一以上的“欧猪五国”同时陷入危机,7500亿欧元可能远远不够。
其次,外部的援助只是暂时缓解了希腊的资金需求,但希腊未来的债务负担还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即使救援资金低于市场利率,其利率仍然有5%,远高于希腊的潜在GDP增长率。IMF和欧盟施加援助的同时,均要求希腊削减财政赤字。但如果希腊将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当前的14%削减到3%,超过10个百分比的紧缩政策将给希腊经济带来严重的衰退,并进而使得其财政状况加速恶化。
欧洲债务危机会持续较长时间,希腊当前的流动性危机将逐渐演变为资不抵债危机。笔者预计,欧盟和IMF有可能会在将来实施规模更大的救助计划,同时,希腊等国很可能会采取类似债权人债务重组的做法。
比如,在IMF的组织下,希腊用新债换本息都打折之后的旧债,这类似于2005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处理办法。当年,即使IMF提供了巨额援助,但阿根廷最后还是被迫采取债务重组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会给金融机构带来较大的损失,因为很多国际金融机构都持有欧洲国家的债券。据标准普尔的研究,如果采取债务重组,希腊政府债券将跌至票面价值的30%,目前,希腊政府债券市场的总值为2650亿欧元。假设政策操作不当,有可能使得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再度恶化,债务危机又演变为金融机构危机。
但是,笔者认为,由希腊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希腊经济规模较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不大。
其次,尽管希腊危机可能会出现扩散,但触发欧洲大国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信用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葡萄牙的信用评级虽然已经被调低,但葡萄牙经济规模仅占欧元区的1.7%。西班牙、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在欧元区分别占11.8%和16.8%,2009年两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1.2%和5.3%,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分别为53.2%和115.8%。一旦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信用评级被调低,将会触发更为严重的欧洲债务危机。但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务中大部分是内债,而非外债。2009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府债务中外债的比例分别为42.9%和47.3%,甚至低于德国(48.5%)。
第三,从短期看,希腊危机使得欧元出现了贬值,这对欧洲经济的复苏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从2008年11月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到2009年11月之间,欧元对美元累计升值7.5%。欧盟各国和欧元区16国经季节调整后的出口同比均转为负增长。而希腊危机爆发之后,欧元开始急剧贬值。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3月底,欧元已对美元累计贬值10.4%。欧元的贬值促进了欧元区出口的反弹,2010年1月之后,欧元区16国和欧盟的出口均出现了正增长。
最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如欧元区、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形势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欧元区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由3月的56.6增至57.6,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3月的54.1增至55.6,说明希腊危机并未严重影响欧元区的整体经济活动。尽管市场上有关于英国和美国债务危机的担心,但是,英国不属于欧元区,如果遇到冲击,可以通过贬值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债务压力。美国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升至60.4,增长速度是2004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订单也在增加,美国私人投资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复苏,并带动就业形势的好转。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仍然处于缓慢复苏的过程之中。但是,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将持续较长时间,而且可能进一步恶化和蔓延,因此也有可能会减缓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
中国对策
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包括:第一,欧洲经济如果下滑,将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中金公司的分析指出,2008年中国出口下滑速度大大快于贸易伙伴经济下滑速度,正是因为国外进口商难以获得贸易融资,因此,一旦金融市场又出现动荡,对中国的出口打击较大。
第二,美元升值使得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下滑,有利于降低我国的进口成本,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第三,欧元走弱使得人民币伴随美元升值,短期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可能会暂时趋缓。人民币在最近一个月对欧元升值7.6%,对英镑升值3.1%,对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也明显升值。
中国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可采取的对策包括:首先,应将欧洲债务危机视为一个长期问题,密切跟踪其发展态势,并准备相关的预案。在当前阶段,鉴于欧洲债务危机尚未尘埃落地,中国不宜参与和欧盟、IMF关于救助欧盟的合作,也不宜购买欧洲国家的债务,但可考虑从经贸方面对希腊等国提供支援。比如,可通过旅行社增加赴希腊的游客,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欧洲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贷款,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欧洲投资等。从目前的形势判断,欧洲债务将会继续恶化,未来可能会出现针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国际谈判,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拉美债务危机出台的 “布雷迪计划”,我国应提前研究,准备预案。
篇8
日本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迟迟没有爆发，一是与其较好的债务期限结构、以国内债权人为主的债权人结构有关;二是和日本较好的国际投资头寸有关。欧盟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国际投资头寸方面十分糟糕，沦为净债务国。简而言之，日本似乎比其他发达国家有更为良好的国民财富账户，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对日本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深表怀疑。
2010年6月，当时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坦承：日本的财政状况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最为糟糕，过度依赖国债已让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日本若再坐等，将有破产之患。
美国的主权债问题在次贷危机中暴露无遗，可能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构成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联邦债务总额曾高达GDP的122%，此后快速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债务总额/GDP的占比约40%。直到1985年美国仍是全球净债权国。但能源危机的冲击使美国债务状况加速恶化，仅在克林顿时期曾略微好转。2000年美国联邦债/GDP占比为57.3%。2007年美国联邦债总额突破10万亿美元。此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加上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使债务问题急剧恶化，到2012年第二季度，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超过15.88万亿美元，约为GDP的110%。美国还面临着“财政悬崖”问题。这是伯南克首先运用的词汇，是指美国在2012年底、2013年初的一系列法律调整将使美国政府面临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税收收入大幅减少的危险，涉及金额初步估计达6800亿美元。它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陷入二次衰退。解决财政悬崖的短期措施，必然使得美国中长期债务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如果把中央政府债务分摊到每个国民头上，美、日国民人均负债分别为5.1万美元和9.9万美元。假定日、美人均年收入为4万～5万美元，储蓄率为10%，则日、美国民分别需要工作约20年和10年，才能还得上中央政府的债务。
欧债问题显示欧盟需要进一步协调财政政策，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有答案。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务总额为81912.95亿欧元，占GDP比例为87.4%;欧盟27国政府债务总额为10.32亿欧元，占GDP比例为82.2%，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最高的成员国依次为希腊(159.1%)、意大利(119.6%)、葡萄牙(110.1%)和爱尔兰(104.9%)。相比日本和美国，欧元区的总体债务水平不是最糟糕的，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却较为严重，除德国和少量北欧国家之外，欧元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也令人担忧，因此欧债危机迫使欧洲必须走向更高层级的财政联盟、邦联甚至联邦制的区域一体化阶段。
发达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困境，其根源何在?林毅夫清晰地指出，全球失衡的根源很可能在于美国不谨慎的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的过度供给，因为在次贷危机前，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国家不仅有中国，还包括德国、日本和中东资源国，这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却明显存在差异。发达国家是到了反思其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可持续问题的时候了。
主权债务危机何时爆发?有没有什么“经验法则”?马纳西和鲁比尼试图总结一个“拇指法则”。他们考察了多达50个指标后，认为总外债对GDP的占比高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经验法则是：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临界值是54.7%。以此衡量，次贷危机前的美国，以及欧元区11国的总外债对GDP的占比，均明显高于临界值。
我们知道，一旦债务国出现债务拖欠，对债权人和债务国双方而言代价都相当昂贵。债权人因为债权不能收回，损失是明显的。债务国为了寻求国际机构或者是债权人的支持，不得不被迫进行一些国内政策调整，以恢复自己的国际信用和偿债能力，严重的甚至可能被完全排挤出国际金融市场，丧失国际融资能力，因此，由主权国家发行的国际债券必须寻求一种可行的重组办法，以便出现债务困难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债务重组，尽可能减少债权人和债务国的双方损失。正因为以债券融资为主导的国际债务市场面临新的重组困难，这就需要重构主权债重组机制。
(摘自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国家破产：主权债重组机制研究》 )
延伸阅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1970年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合计为698亿美元，1980年全部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总额已经达到5216亿美元。虽然因为债务危机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1990年全部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总额仍然高达12831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外债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但是外债总额持续大幅增加，2000年全部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达到了21778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了36420亿美元。其中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债务总量增长最快，已经超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为全球外债负担最严重的地区。
1990～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外债负担增加了20800亿美元。其中，欧洲和中亚地区就增长了10850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新增外债的52%。特别是俄罗斯、土耳其、波兰、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乌克兰和克罗地亚的外债负担最重，2007年7国合计外债总额已经超过1120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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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源解封现金流改善
2015年年末，佳兆业深圳前海广场、城市广场项目相继解禁，近700套房源由“司法查封”转为“期房销售”。佳兆业集团副总裁、深圳佳兆业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海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深圳佳兆业已逐步恢复正常运营，佳兆业城市广场3期将于近期重新启动销售。
“大量房源被锁是引发佳兆业危机的直接原因，如今这些房源解封，销售逐渐恢复正常，是它能转圜的重要因素。”协纵国际集团创始合伙人黄立冲表示，城市广场项目是佳兆业在深圳最大的一个旧改项目，其恢复正常销售对佳兆业近乎枯竭的现金流而言，不啻为一股清泉。
资料显示，深圳佳兆业城市广场位于龙岗区华为科技新城核心地段，占地3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80万平方米，集住宅、五星级酒店、超甲级写字楼、商务公寓、超大型商业MALL于一体，是佳兆业在深圳体量最大的项目，在2013年、2014年蝉联深圳楼市单盘销售冠军。
据佳兆业内部人士透露，城市广场首批解封客户已于去年12月末完成签约备案。这批于2014年底认购但未签约的客户以当时的原价继续完成签约备案，约2.5万元/平方米。1月9日，城市广场3期精装房源重启销售，共推出220套房源，当天实现销售九成，均价突破5万元/平米。
“公司位于深圳的两大项目恢复正常销售，意味着佳兆业深圳地区的债务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境内债务重组工作接近尾声，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在即。”佳兆业内部人士表示。
据记者了解，目前，佳兆业在广州、上海、苏州、杭州、武汉等多个城市的项目均已恢复销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佳兆业城市广场，去年10月全面解封并恢复销售，至今销售额已经超过4亿元。在上海，佳兆业城市广场也于去年9月底与中国银行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并重启销售，至今销售超过6000万元，另一个项目佳兆业八号目前也已正常销售。而早一点解锁的佳兆业前海广场，于去年12月19日推出“解锁”后的首批房源，当天即被预订完毕，其均价突破7万元/平方米。
境内债务，银行施援手
被锁长达一年之久的房源得以陆续解封，其中最大的推动力当属境内债务谈判的成功。
2015年10月底，佳兆业与渤海银行就前海广场的谈判获得重大进展。作为前海广场的最大债权人，渤海银行同意对部分项目房源解封。
12月，有消息传来，中信银行已经为佳兆业集团部分深圳及异地项目进行了整体债务重组工作，提供约300亿元贷款助其解困。其中，100亿元用于置换深圳佳兆业城市广场的所有债务；100亿元用于置换佳兆业位于上海、杭州等地的8个优质资产项目债务；另外100亿元将作为佳兆业的后续开发贷款，这笔钱可使得佳兆业继续开发其尚未完工的项目，该方案也获得深圳市政府的支持。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以佳兆业境内债务目前共涉资金479.7亿元来看，本次中信的资金额度占佳兆业境内外计息债务总额650.09亿元的73.79%。基本可以覆盖佳兆业境内债务。
“假如该笔300亿元贷款到位，佳兆业9个项目将得以盘活，其余项目的后续开发也将得到保证，预计佳兆业还能有几十亿元的利润，可用于盘活更多项目。”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
此外，还有消息称，佳兆业数个旧改项目的村民过渡期补助近期也将全面发放，涉及资金上亿元。意味着对于佳兆业来说较为敏感的旧改项目，实际上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作，项目也将继续由佳兆业主导开发。
“此前，佳兆业最大债权人中国银行允许部分佳兆业贷款展期，并允许佳兆业分期偿清债务。这其实是佳兆业企业价值被认可的表现。”严跃进认为，佳兆业过去补充低成本土地的重要方式就是参与旧改项目，后续可以尝试在一二线城市积极扩大土地储备，在原有的城市运营和旧城改造方面继续做大产业。 佳兆业境外债务构成
佳兆业官方消息称，公司各项目的债务重组工作都在进行之中，各项目重启销售的工作也在按计划恢复，现阶段与主要债权人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政府对公司的重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黄立冲告诉记者，随着深圳项目陆续解封并带来现金流，佳兆业的债务重组阻力将大大降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接下来如果年报问题能尽快解决，股票复牌以及全面恢复销售也将陆续实现。
境外债务重组“有戏”
境内债务重组接近尾声，佳兆业开始加快境外债务的重组进程。
2015年12月24日，佳兆业就境外债务重组公告，提出3个建议方案供债权人选择，3个建议方案重点是将全部债务换新债，即“债换债”。重掌佳兆业的郭英成为此积极奔走，在香港多次与境外债权人进行沟通。同时，佳兆业方面委任在银行业务有丰富经验的集团副总裁万兵为集团首席财务官。
1月10日晚间，佳兆业公告称，公司与初步同意的境外债权人于当天共同签订了“重组支持协议”，佳兆业承诺根据协议所列条款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处理建议重组”。
为了获取更多境外债权人的同意，佳兆业于协议中承诺了一定的“现金同意费”，额度为其本金总额的0.5%-1.0%。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重组支持协议”的截止日期为2016年2月7日，不难看出佳兆业迫切地希望在春节前能够完成境外债务的重组。
“此次重组支持协议的，意味着佳兆业试图通过一定的补偿去推动重组尽快完成。”克而瑞分析师房玲认为，只有与债权人达成一致，佳兆业负债情况才能进一步厘清，其去年的财务报告或许才能正常，而因债权人原因被封锁的项目才有可能尽快解封，对于佳兆业来说如此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目前有超过半数的境外债权人已公开表示支持佳兆业的重组方案。在业内人士看来，佳兆业境外债务重组协议，说明其债务危机基本上已经渡过。更重要的是，此举可给予其他投资者以更大信心。
东山再起，道阻且长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已经停牌9个月的佳兆业，目前仍然没有复牌迹象。
此前，佳兆业称其公众持股量不足导致停牌。而根据其2015年12月16日公告，佳兆业目前公众持股约为20.81%，仍低于港交所上市规定25%水平。
不过，从目前的情势来看，陷入困境一年之久的佳兆业“重启”的希望越来越大。但佳兆业想彻底回归正轨，还将面临业务结构、融资、新业务等多方面的考验。
公开资料显示，佳兆业于2015年前10个月录得总合约销售52.33亿元，较去年同期234.59亿元减少77.69%；总合约建筑面积约为86.3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62.53%；平均售价每平方米6058元，低于2013年的每平方米9760元以及2014年前11个月的每平方米1.02万元。
“佳兆业很多项目本身是比较优质的，所以渡过这样一个危机后，后续此类优质项目的开发和销售，能够促使佳兆业经营业绩得以较好地提升。”严跃进认为，要真正摆脱经营危机，关键还是要从经营模式的转型做起。“比如说，需要在新一轮投资过程中强化新产业的拓展，这是取悦投资者的重要方式。”
因此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佳兆业，开始向其他房企学习，尝试联姻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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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福利制度危机的表现
1、政府高支出
繁杂的福利项目是财政的一大负担。据报道，从20世纪末开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然而，即使经济不景气，社会压力大，欧洲的大多数公众却不愿改变高消费、高福利的格局，个别欧盟成员国政府不顾本国财政情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寻求与发达国家同等的高福利。其中欠发达的希腊和爱尔兰较为突出。2010年，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6%，而社会福利在政府总支出中的占比更是高达41.6%。从长期来看，如果这种福利制度不加以变革，经济发展效率不高而福利趋同，则整体社会负担趋重就会导致债务危机。
2、政府高税收
政府的高支出必然导致较高的税收水平。西方各国都是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税负越重。而随着维持整体福利制度的开支越来越大，政府对中高收入者所征收的税赋也水涨船高。调查显示，一个企业主在法国的征税率是70%，而在中国香港只有21%。同样，比利时企业家如果在俄罗斯和新加坡办企业，其净工资收入要比在本国高出1倍。税收负担的加重自然会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过高的税收也使得大量精英人才流失，各大公司也纷纷在海外设厂，这也使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损失。“高福利所需的高额税收不仅减少了企业利润，更使得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纷纷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新兴国家，进一步导致本国实体经济规模缩小。” [2]
3、生产高成本
在欧盟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福利、高税收和实行的最低工资水平规定、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员权利的广泛保护，对企业雇主的经营、资金积累以及发展和竞争造成了很大压力。对企业雇主而言，他们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普通劳动者，所支付的并不仅仅是月工资，还必须为该雇员交纳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各种社会分摊金，这也就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为维护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许多欧元区国家依赖举债。同时，福利水平的提高也拉升了单位劳动成本，使希腊等国在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4、社会高失业率
由于劳动力价格昂贵，许多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尽量减少雇员人数，以节约开支，这样就导致许多人失业。同时，高福利政策也养出了一批“懒人”。由于各种福利待遇太好，甚至出现失业救济金与工资差不多的怪现象，许多失业者也不急于再就业。“激励机制的欠缺使劳动者面临“动力真空化”，从而进一步使得劳动者缺乏劳动积极性，不努力和不愿就业，导致失业率高涨，经济发展萎靡。” [3]所以，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不仅有利于降低失业率，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利于解决在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二、西方福利制度危机的经济发展原因
西方福利制度危机的出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
1、对外界的依存高的经济发展
据统计，发达国家GDP增长值中的70%-85%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管理体制创造的，并且全球80%-90%的科学密集型产品及其出口贸易都被西方国家集团所垄断。从全球分工体系来看，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贸易和科技优势掌握着全球商品生产链中最能获取利润的部分，结果导致“生产遍及全球，利润流回西方”。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格局下，欧元区的某些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在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上的能力相对比较缺乏。例如，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就相对较低，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受外部影响较大，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显得异常脆弱，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容易出现致命弱点，受到较大影响。
2、相对较弱的转嫁危机能力
美国的负债情况实际上也非常严重，但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即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即使国内债务高企，美国还有最后一招即开动印钞机，通过遍布世界的美元把损失均摊到世界各国头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财政赤字即使增加，对老百姓的福利影响并不大。而欧债危机的解决则是侧重于增加其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而各国出于其对本国利益的考虑上，救援问题就难以达成共识，统一的欧元使其各个成员国失去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的灵活性，而分散的财政使欧盟并没有支配各国资金的权力，欧债危机的关键是债务偿付性问题，而各国又面临举新债困难和融资成本提高的两大难题无法解决，这必然导致危机爆发。
3、畸形的财政与社会政策
据《经济日报》2011年12月19日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考察了全球98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状况之后表示，北欧国家财政状况最优。其中最突出者当属挪威，没有一点净债务，其他主要北欧国家的财政状况也不错。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在实行高福利的同时采取高税收，而不是借债消费。通过税收的调节杠杆，北欧国家保证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不至于扩大到危险的地步。事实上，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在收入平均方面要远优于其他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最高的10%和最低10%之间收入的差距，在北欧国家是最小的。这样，即使福利有所削减，贫困者阶层也不会觉得难以忍受。而很多财政能力有限的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也向北欧国家看齐，而完全不顾及本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由于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超过国家财政能力。因此，这场欧债危机给欧洲高福利的国家制度敲响了警钟。
欧债危机发生后，有人对西方的高福利制度大加抨击，并以此作为其他国家不能“过度福利化”的证据。这种观点有其道理，但未免失之片面。同样是西方，欧元区国家与美国、北欧之间就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同，不能简单地从前者的教训就得出“西方高福利制度不行了”的结论。总的来看，高福利本身不是错，它是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在追求更高经济社会水平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对一个国家来说，问题是有没有实现高福利的基础与能力，以及在基础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如何创造条件实现之。欧元区国家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不是高福利不可取，而是应该把高福利置于一个健康可靠的基础之上，不能采取寅吃卯粮、借债消费的办法。
三、西方福利制度危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自欧洲债务危机发生以来，对危机发生原因的各种看法满天飞，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欧洲国家长期实行高社会福利政策，各类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连年攀升，而经济却没能同步增长，高社会福利导致欧洲劳动力市场日益僵化，产业创新近乎停滞，各国政府只能不断举债。而陷于危机的国家，为了争取欧盟和国际社会的援助，不得不实行财政紧缩计划，减少在福利方面的开支，从而引发了其国民的暴力骚乱。但这并不能以此作为其他国家不能“过度福利化”的证据。高福利本身并没有错，它是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在随着经济社会水平提高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的最关键之处，就是你的经济还可不可保持高速的增长。发展福利一定要依据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于此思考，以下三个方面需特别重视：
1、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在国家有限干预的市场运作下，让所有人可以发挥其才干，先提高生产效率
我们的政府现在正从发动机型政府向引导型政府转变，我们正处在一个以产业资本发展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需要很多人的合作才可以奏效。比如说以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今天的比尔盖茨等等，都比较容易体会到自己的财富，其实是由公司里面的上万员工的协作，才可以财源滚滚。所以做好员工的福利是公司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不能走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之路，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其国民提供了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社会福利待遇。而且高社会福利易于造成福利依赖，养成人民好吃懒做，缺乏生产效率，在世界经济竞赛场中没有足够竞争力。
2、通过国家的递进性税收政策，实行多赚钱，多交税，少赚钱，少交税来做到分配公平
从巴菲特呼吁对富人征税可以看出，美国的分配不公是非常严重的，富人其大部分所得由于是资本利得、红利和“附带权益”形式的非劳动所得，享用15%的优惠税率，而美国中产阶级纳税人一般按25%的税率缴税，所得额越高，适用的税率也越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这是中国所不能去“接轨”的。而这次债务危机中北欧国家风平浪静，没有发生社会动荡，原因除了国家财政没有债务以外，其税收杠杆的作用非常重要，事实上，通过税收调节，北欧国家在收入平均方面要远优于其他西方国家。这样，即使福利有所削减，国民也不会觉得难以忍受。
3、通过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来做好社会关怀
中国古代社会有丰富的福利思想，大都是建立在民本思想、重民思想基础之上的，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安定状况直接影响到政治的稳定。《礼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虽然儒家文化有许多糟粕，但是鲁迅在杂文《拿来主义》中表达得很清楚，就是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拿来主义”，吸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我们如果没有做好此等社会福利，那么中国的维稳任务就会比较艰巨。
综上所述，欧洲债务危机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不是高福利不可取，而是应该把高福利置于一个健康可靠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社会福利支出应在GDP中有一定的比例，至少在不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情况范围内，更不能采取寅吃卯粮、借债消费的办法。我们选择一个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福利模式对我国来说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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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违约是导致无锡尚德破产重整的主要原因。
这些违约债务主要包括两部分：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华尔街资产管理机构和对冲基金持有的5.41亿美元可转债；中国银行、国开行等8家国内银行约10亿元的逾期贷款。
从2012年危机爆发以来，尚德电力的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华尔街资产管理机构和对冲基金，一直希望通过子公司无锡尚德的破产和出卖优质资产来避免5.41亿美元可转债违约，避免在美国上市的尚德电力破产。
一旦尚德电力进行破产清算，债务清偿将按照银行贷款、一般债务、优先股、可转债、普通股的顺序依次进行。依照目前尚德电力的资产情况，华尔街资产管理机构和对冲基金大量持有的普通股和可转债将难以得到偿还。
然而，作为约10亿元逾期违约贷款的债权人，中国银行、国开行等8家国内银行最担心的是，尚德电力在破产前，会掏空无锡尚德的核心资产，随后逼迫无锡尚德进行破产清算。于是，确保尚德电力的核心资产――无锡尚德，就成了国内银行乃至无锡市政府的首要选择。
此前，尚德电力的海外机构投资者一直认为，如果无锡尚德破产，无锡市政府迫于维稳和银行坏账压力，会对无锡尚德施以援手。
在尚德电力出现债务违约后，“逼迫无锡市政府成为他们的接盘人，无疑是海外投资机构的最佳选择。” 尚德电力一位高管表示。
一位熟悉施正荣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此前，为了缓解国内银行的坏账压力，防止政府被迫接盘，尚德电力原董事长施正荣决心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场债务危机。
施正荣认为，只要保住尚德电力的核心资产，与国内债权银行达成贷款延期协议，海外投资机构为了避免血本无归，只能选择在尚德电力破产前，将5.41亿美元可转债变成股权。届时，不仅可以解除危机，尚德电力还可以获得重生的机会。
对于施正荣的方案，无锡市政府和国内8家债权银行都表示过担心。无锡市政府希望无锡尚德能够摆脱坏账的压力，起死回生；同时也做好了施正荣失去尚德电力的控制权后，立即对无锡尚德实施破产重整、保全资产的准备。
尚德保卫战
2012年中，随着中国银行、国开行等8家国内银行约10亿元贷款的陆续到期，施正荣的尚德保卫战就已经打响。
尚德电力原副总裁龚学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当时尚德电力的股东们劝说施正荣放弃无锡尚德，以此让尚德电力尽快摆脱债务危机，确保美国上市资产的安全。然而，这一要求立即遭到了施正荣的反对。
施正荣认为，放弃无锡尚德无异于饮鸩止渴，并且还不负责任地把企业包袱甩给了国内的银行和无锡市政府。
“放弃无锡尚德，虽然能暂时缓解债务危机，但也意味着尚德电力将丧失核心资产。” 龚学进说，近7000名员工的安置和银行债务，也将成为要挟地方政府救助的砝码，无锡市政府将不得不以资产重组的方式，为尚德电力的债务买单。
2012年7月，股东们提议的放弃无锡尚德的重组方案被施正荣拒绝后，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尚德电力持有的环球太阳能基金（Global Solar Fund，下称：GSF），希望能出售GSF的股权，来偿还即将到期的5.41亿美元可转债。
迫于股东的压力，施正荣在2012年7月30日将GSF存在反担保瑕疵的消息公之于众，使GSF无法出售。
截至股东计划抛售前，GSF电站已实现了大部分的并网发电，并每年为尚德电力带来3亿欧元的收益。按照20年的利益保障权计算，预期盈利将达到60亿欧元。
GSF作为尚德电力在欧洲的合作伙伴，不仅是尚德电力的主要利润来源，更是无锡尚德海外市场的主要销售渠道。一旦尚德电力在危机中抛售GSF资产，不仅将遭到买方的恶意压价，同时也断送了尚德电力在欧洲的销售渠道。与无锡尚德的破产一样，GSF相关资产的出售，将掏空尚德电力的核心资产，并且葬送了尚德电力未来重生的希望。
曾经的创富英雄，已经成为股东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障碍。为此，施正荣被迫于2012年8月15日辞去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无法出售GSF，使尚德电力的股东们和华尔街投资机构不得不又把视线重新转向无锡尚德。
而彼时，施正荣正在加强与政府、银行间的合作，并将部分个人财产在银行办理了抵押手续，从而换取了银行对尚德电力贷款归还的延期。
无锡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回忆，施正荣突然披露GSF反担保事件，将尚德危机激化的举措，一开始确实让政府摸不清头脑，大量的市场传言也令政府承受了巨大压力。
但是，“通过查实，无锡市政府对尚德电力的情况已经搞清楚了。尚德电力的情况并没有最初想象的那么严重。”上述无锡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施正荣回归？
拒绝出售无锡尚德和GSF，使施正荣与海外股东、华尔街投资机构之间的矛盾越发不可调和。3月4日，按照尚德电力注册地开曼群岛法律，董事会罢免了施正荣的董事长职务。随后，尚德电力董事会便开始旨在避免尚德电力破产、出售核心资产以及加速无锡尚德破产的清障工作。
3月11日，尚德电力宣布，久拖未决的GSF项目反担保案最终以与GSF基金运营者GSF Capital 及其管理人Javier Romero达成和解协议而告终，GSF Capital退出在GSF基金中所持有的股权。尚德电力将完全控制GSF基金并进行会计账目合并，从而为出售GSF的光伏电站、回笼资金扫清法律障碍。
3月12日，尚德电力公告，尚德3月15日即将到期的5.41亿美元可转债中，约60%的债券持有人已经签署了延期协议。债券持有人同意，除非有任何导致提前终止的事件发生，否则不会在2013年5月15日前行权。
罢免了施正荣的董事长职务后，尚德电力的董事会并没有让公司走出危机。3月14日，尚德电力宣布：“没有完成将于明天（3月15日）到期的5.41亿美元债券本金的偿付计划”。
就在施正荣被罢免董事长三天后的3月7日，已被搁置了近半年之久的8家国内银行债权人诉无锡尚德破产重整申请却突然启动。
3月20日，经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无锡尚德破产重整开始进入程序。无锡国联将部分或全部对无锡尚德进行接管。
无锡市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此次重整无锡尚德，无锡市政府不会注入资金，而是要保护无锡尚德核心资产的安全，促成尚德电力相关债务和可转债债转股的进程，从而帮助尚德电力走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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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金融近代史，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多伴随着国际债务危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演进，以及经济活动日渐地金融化，过度负债受外部条件变化所引发的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相关性越发地紧密。因此，为了抛开表象不断地探究危机发生的根源，分析危机蔓延的进程，研讨危机的解救措施，我们必须追本溯源，深入地揭示危机国家的资产、负债状况及其动态平衡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当前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一国经济健康状况的好坏，集中反映在该国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随着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及其对实证解释效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借助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来探究宏观经济，特别是经济周期的问题。
传统的分析方法基于对流量的研究（例如，现金账户和财政平衡），而资产负债表方法着重对一国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总的资产负债表（资本和负债）的存量研究。例如，债务，外汇储备，未偿贷款，年终的存货。这两种方法相互联系，因为两个时点上存量差与这段时间内产生的流量有关。
从资产负债表角度来看，金融危机是这样产生的：当人们对于一国一个或者多个部门的金融资产的需求下降时，借贷者往往会失去对一国挣得足够外汇来偿还外债的能力，政府还债的能力，银行系统满足存款流出的能力以及公司偿还银行贷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能力。整个部门不能再吸引新的融资，并且还要累计现有的短期债务。结果，部门要么需要找到新的资金来偿还债务，要么寻求重组。最终对于本国资产需求的减少导致对于国外资产或外币资产需求的激增。大量的资本外流，导致汇率大幅下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产生大量的盈余，投资者突然改变持有本国金融资产的意愿，最终使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二、国家资产负债表错配风险
评估资产负债表的缺陷时，需要考虑四种基本的风险类型：期限错配、货币错配、资本结构错配和清偿力风险。期限和货币错配可能会引发包括利率或汇率变动的市场风险。资本结构错配对减弱国家对于一系列风险承担能力。所有这些错配都可能会导致偿付危机。对这四类风险的分析可以帮助了解墨西哥（1994年）、泰国（1997年）、印度尼西亚（1997年）、韩国（1997年）、俄罗斯（1997年）、巴西（1999年）、土耳其（2001年）、阿根廷（2002年）以及乌拉圭（2002年）这些新兴国家中发生的危机。
（一）期限错配风险
长期资本与短期债务容易发生期限错配风险。期限错配会形成展期风险。到期债务不能够继续提供资金，债务人必须还款。期限错配对债务人会产生利率风险：利率水平或者结构改变对于债务人偿付股票发行带来的风险。浮动利率下的长期或短期债务会产生利率风险。国内外的货币债务都会带来期限错配风险。例如，债务人在总的外币债务与外币资本匹配的情况下，可能有超出他本身流动性外币资本的短期外币债务。
在所有近期发生的危机中，期限错配风险是最多的。在一些国家，如，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和阿根廷，政府的短期债务形成了很大压力；在韩国、泰国、巴西、乌拉圭，压力来自于银行系统的短期债务，在上述国家中政府短期债务的利率在危机前迅速升高，增加了货币和国家的违约风险，并且恶化了国家的债务状况。在许多国家，利率的变化也会使金融机构陷入困境：银行的负债通常是短期的，并且债务的偿还受短期利率影响很大；其资产相对来说是长期的，并且经常以固定利率计算。
（二）货币错配风险
货币错配风险在于资产和负债是以不同的货币形式计算的。负债可能以外币借入，而资产以本币计算，当本币的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发生大的改变时，会导致严重的损失。货币错配在新兴市场发生的概率更大一些。因为，在新兴市场中，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往往不能从非本国居民处借入本币。或者在很多时候从本国也无法借入。所以，要获得资本用于投资，往往需要承担货币风险。如果一个部门试图对冲这种由借贷产生的货币错配风险，往往会将这种风险转移到国内的其他部门。例如，银行在借入美元之后将其转借给企业，就可以减少其本身账目下的货币风险，但是却增加了企业部门的风险。借入美元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出口，那么遇到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就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而且，货币错配可能引起资本流的转移，从而对储备产生压力。净外币债务国家的货币实质贬值是一种收入或财富效应，由于债务国的负债相对于资产来说增加了。净外币债务国总是通过购买外币资产来应对以后的贬值，这也是为什么在盯住汇率制度崩溃前后，这些国家急需提供货币对冲工具的原因。
近来在新兴市场国家发生的所有危机几乎都存在货币错配风险。在墨西哥、巴西、土耳其、阿根廷以及俄罗斯，这种风险存在于政府部门。在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俄罗斯以及巴西，货币风险存在于银行系统。而在韩国、泰国、印尼、土耳其、阿根廷和巴西（1998年），风险在在非金融私人部门（企业和家庭）中广泛散布（1998年，在私人部门增加其持有的外币资产以前）。
（三）资本结构错配风险
资本结构错配风险的发生是由于过度依赖于债务融资而不是股权融资。当部门遇到冲击时，由于缺少股票缓冲的手段可能会陷入困境。股权支付是状态依存的，收益和红利会随着效益的下降而减少，而债务通常保持不变。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包括短期债务会带来期限和资本结构错配。
韩国和泰国的危机就是因为过度依赖债务融资。韩国政府在1997年以前严格限制FDI，鼓励通过借贷使外国资本流入，泰国赋税体制造成企业倾向于通过发债而不是通过股权来融资。所以这两个国家在危机初始的债务与股权比非常高。而且，在银行和其他金融业部门的资本结构失衡变现为资本不足。许多陷入危机的国家，银行业存在高杠杆，资本与风险比远低于BIS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值。因此，当流动性和货币冲击对于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冲击时——不论是由于资产价值的下降、不良贷款的激增、敞口头寸损失、长期政府债券组合损失或者国内银行业挤兑引起的存款减少——资本的缓冲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四）偿付危机
当资不抵债，或者说净资产值为负时会发生偿付危机。偿付危机与期限、货币以及资本结构错配有关，这些错配会增加由于负面冲击引发破产的风险。偿付的概念与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直接相关：私人部门的资产值需要超过负债值。但是，对于政府和国家来说，就需要更多的解释。政府的最大净资产是能带来财政盈余的能力，也就是说，能够增加更多的税收。未来财政基本收支平衡的贴现值比当前政府的债务存量净值大，就称作有偿付能力。同样的，对于国家来说，只要非利息经常账户未来余额的贴现值比外部债务存量的净值达，就称作有偿付能力。因此，当评价支付能力时，总是用政府负债比GDP或税收的流量值，国家负债比GDP或出口。
偿付风险在近期危机影响的不同国家中表现不同。墨西哥、韩国和泰国都有偿付能力。在其他的国家中，负债与GDP高比值说明政府陷入偿付危机，并且有违约风险。危机爆发后，外币债务和本币贬值大大提高了政府债务的存量。在一些国家，国内银行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结果受到了更大的危机冲击，利率急速升高，债务负担加重，经济停止增长。外部债务受到了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影响，偿付危机大大增加，最后导致债务违约（例如俄罗斯和阿根廷）。
（五）相关风险
不同的风险有紧密的联系，可能都会导致信贷风险，也就是债务人无法偿债的风险。债务人的偿付风险就是债权人的信贷风险。银行系统很容易遇到信贷风险，并且信贷风险可能会引发银行挤兑。当银行的偿付能力下降时，存款人或国内外的债权人会收回资金 。因此，如果一个部门的支付困难会引发银行挤兑，将会迅速速影响经济。
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研究
一国总体的资产负债表是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合并。所以分析一国资产负债表中的错配应该从部门资产负债表入手。首先要区分经济体中主要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政府部门（包括中央银行），私人金融部门（主要是银行），非金融部门（公司和家庭）。这些部门互相之间，以及对外部实体（非本国）拥有债权和债务。将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合并为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时，国内各部门的资产和负债相互抵消后，剩下的是国家对外部的均衡。部门资产负债表提供了隐藏在国家整体资产负债表中的重要信息。某些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漏洞可能会引发国家支付平衡的危机，然而他们并不会出现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例如，本国部门间的外币债务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是互相抵消的，然而，如果政府无法实现对本国其他部门的债务滚动，就必须用储备来还债，这样的债务可能引发国际收支危机。在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国家很容易发生国内债务滚动困难的风险。由于国家各部门之间的金融联系，一个部门的困难可能会波及其他的健康部门，这样风险就会被放大。
资产负债表研究法将一国经济中的个体根据其目标的相似性、主要的功能性以及其主要行为的种类归入几个不同的经济部门。对这几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的检验，能够为有效识别部门间的风险传播提供必要的信息。表1所示为各部门资产负债表风险的表现。
公共部门：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以其规模和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联性来说，通常总是处在危机的中心。经济中的潜在风险可能从高负债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结构缺陷中反映出来。类似的，短期公共债务和短期公共资产间的错配可能导致展期和利率风险。
金融部门：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对评估一国的主要风险和应对冲击具有重要性。期限转换——将短期存款展期为长期贷款——对于金融中介机构来说将其暴露在了展期风险之下。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紧密相关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很容易地会将风险传导至其他部门。银行因此被认定对于公共部门有或有负债，也可能潜在地影响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
非金融企业部门：企业资产负债表也是金融部门风险的来源之一，其触发条件是企业债务的绝大部分是由那些缺乏资本、流动性、盈利能力或者外汇不足以抵消其债务的企业债务构成。
表1 各部门资产负债表风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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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美化”的特征之一是结构性失衡问题长期存在
首先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缺乏教育和培训，难以就业，许多人成为城市流民，在大城市的边缘形成庞大的贫民窟，犯罪率居高不下。
其次是对外开放与发展民族产业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形成外资主导型和外资依赖型经济，民族工业发展不顺，丧失本国经济资源的自和主导权，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进入国的经济。民族产业发展全面处于弱势，无力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跨国公司把红利转移出拉美，而不是用于再投资，根据利润导向进出拉美，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拉美国家沦为发达经济国家的经济附庸。
再次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失衡。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处于两种极端，一度军人政权实行专制统治，一度民粹政治占据主流，完全为民意行事。政府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能力，没有对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缺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
（二）“拉美化”的特征之二是债务危机和收入分配问题严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长期不能建立
拉美地区债务危机频繁发生。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大举借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美利率上升，拉美国家还贷能力丧失，频繁爆发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集体性债务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爆发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危机的频繁爆发严重削弱了经济的发展基础，损伤了国家发展的元气。在CMA公司的2009年的《全球债务风险报告》中，债务风险最大的三个国家是委内瑞拉、乌克兰和阿根廷，南美国家占据前三位置中的两个。
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失衡，社会问题丛生。拉美国家长期实行的重增长轻分配政策导致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贫富分化又引发严重社会危机。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多年来都在0.5以上，高于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线。1970年，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已达0.66，低者也有0.44。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64，较低的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也远在国际公认的经济线之上。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社会危机，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
（三）“拉美化”的本质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
“拉美化”不仅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共同障碍。另外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概念，“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此处与“拉美化陷阱”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东南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拉美化”问题的困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近二十年积累的经济成果，显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1991-2000年GDP年均增长7.6%的越南从2007年开始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越南盾持续贬值，信用评级下降，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交替显现。
拉美国家长期面临发展的有利条件而不能化为实质优势，具备发展潜力而没有化为发展实力的种种特征，使研究者陷入制约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的质疑。众多研究人员从制度、地理环境、民族、种族甚至基因寻求原因，似乎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宿命，种种内生性问题决定了经济的内生性落后，而发达国家的良好基因决定了发达国家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发展的基因决定论或者宿命论，及其引发的悲观情绪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界和知识界。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表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首先是亚洲“四小龙”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行列。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经济从上世纪中期年代起步，经历了一段高成长期之后，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的行列。现代信息通讯手段，使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更加快速，各国面临的信息环境高度趋近。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发展中国家较容易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全球分工体系也使资源类大国获得丰厚收益。韩国和台湾、新加坡地区在更早阶段取得的经济成功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机会有实力成为发达经济体。
中印巴俄“金砖四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使国际经济格局迅速“扁平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砖四国”总人口接近28亿，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接近9万亿美元。巴西、俄罗斯资源丰富、人均收入高，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一步之遥；而印度和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8000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那时均等化的进程取得阶段性成就。
二、发达经济国家与地区面临“日本化”新忧
“日本化”是指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遇到的增长停滞问题。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后，面临高福利成本和高劳动力成本，制造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经济增长以消费为重要驱动力，经济一度遭受泡沫经济的困扰，经济增长乏力的一种特定现象。实际上，日本发展中的有些问题不是美欧发达国家的通病，比如日本银行系统的坏账与美欧金融业的高杠杆率不尽相同；日本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与美国的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也有不同；日本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泡沫经济问题和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为保障国民较高的生活水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提供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系统。同时也累积起来高昂的政府债务。日本2009财年新发行国债首次突破50万亿日元（约5500亿美元）。日本全国债务规模将在2011年达到950万亿日元（约9.5亿美元），占其年度GDP的200%。截至2009年6月末，全球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前六位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国内债券市场方面，美日两国的国内债券余额占全球总额的近60%。当前美国国债余额高达12万亿美元。欧盟的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英国等国都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成为目前国际经济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长期的高额债务与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通货紧缩压制了这些国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
（二）“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二是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制造业衰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开始向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和中国转移制造业，从早期的纺织品到电机行业，再到汽车等支柱产业的转移，大概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从低技术产业到高技术产业转移，从生产部门到研发部门转移等几个阶段。1986-1990年，日本的制造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5.6%、5.34%、5. 98%、6.98%、7.67%，同期非制造业的投资占比为10.15%、10.7%、11.38%、12.2%、13.16%。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急剧攀升，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厂商普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1997-2001年5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088.8亿美元、英国6978.2亿美元；比利时4547.2亿美元、法国4533.6亿美元、德国3365.2亿美元。发达国家在享受产业高级化所带来的高收益和高附加值回报时，失去的是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日本化”的本质是发达国家是否缺乏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
“日本化”问题的核心是，导致发达国家增长相对停滞的因素会否内生化长期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人力资源成本高企，产业出现空心化，真实就业率持续下滑；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出现赤字经济等问题；创新经济和新技术产业难以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源，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欧美学者对本国经济的“日本化”免疫能力一度非常自信，认为欧美采取容忍“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政策，而日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消极反应导致经济问题的长期化。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学者对美国经济的“日本化”问题趋于悲观，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内在矛盾导致“日本化”问题的复杂化。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探讨人类的增长与地球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的论题，对各国的发展观念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对“日本化”问题的深层次担心是，发达国家是否遇到了增长极限难题。
（四）技术创新能力是发达国家摆脱“日本化”的重要依托
就像发展中国家能够逐渐摆脱“拉美化”危机一样，发达国家的“日本化”问题也要在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因为资源虽然相对有限，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科技发展能力则相对无限。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科技与创新将在长时间内推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持续前进。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拉动。另外，制造业是现代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大国，日本取代美国成为最终的工业大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取代日本成为新兴工业大国。制造业既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途径，也是维护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部门，欧美等发达国家近来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投入巨资，试图在新兴产业的制造领域赢取竞争优势，增加就业人口。2010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为振兴美国制造业做出重要尝试。
三、“均等化”进程中的中国对策
“均等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上升，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国家间的经济实力逐渐拉近，世界经济格局更为扁平化和均衡化的过程。
均等化进程主要有以下判断指标：经济总规模，世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缩小，是均等化进程的例证也是目标；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DP的均等更是国际经济均等化的最重要的参考变量和最终发展目标。
（一）中国面临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发展在“均等化”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三的领土面积，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中国有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高储蓄率和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重视教育的价值观。
对中国的有利面，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世界人均财富的“均等化”增长，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欧洲联合制华的可能性增大，贸易冲突加剧。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在八十年代，对日本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建立新的制度条件，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汲取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化”教训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问题多发阶段，这既有转型阶段的必然特征，也有法制不够完善，制度缺失带来的公共治理困境。要注重处理好几大关系：
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生发展，避免各种社会危机的发生。培育中产阶层，保护中等收入者的利益，使之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采取一定措施，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的行为，规避“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的发生和蔓延，维护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机制和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把握。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吸引民众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中。
处理好工业化和三农发展的关系。结合城镇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向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继续农业经营的税费优惠政策。促进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农业经营的劳动生产效率，保障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
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的关系。扩大内需与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相结合，争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占领国际分工链条的产业链高端，加快中国制造中知名品牌的培育和推广，加强研发和创新能力，加快由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延伸。建设多层次产业体系，维护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三）继续学习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并预防“日本化”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在众多领域全面领先，应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先进科技。我国应该继续向先进经济体的管理与经验学习，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流与借鉴，吸收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汲取制度建设不力的教训。近一百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东方向西方全面学习的过程。保持有理、有利、有节以及谦逊的态度，是与西方打交道中必要的方式。
汲取“日本化”问题教训，避免在经济发展中过于强调政府对产业政策的作用；避免过于依赖模仿和学习能力，要重视创新发展；预防工资刚性和福利制度刚性问题制约经济的活力；要防范产业空心化问题；注意公共债务管理，预防政府债务规模过大导致政府政策转换余地缩小；保护和维持制造业的竞争力，使之能够稳定吸纳大量就业人口。
（四）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国民收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举
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一定要伴随文明发展，社会进步，反之则可能因社会问题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今的国际经济是各国间经济实力的较量，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生，保障国内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福祉，现阶段，需制定从国富到民强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我们可以结合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提高工人工资，实现一次分配环节的公平。更高的居民收入，意味着消费的上升，和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加大教育培训投入的力度，加快外资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溢出、消化和吸收。
（五）在国际经济的“均等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庞大的国防体系，稳定的政治制度。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积累可观的软实力与硬实力。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应该努力在各个多边组织中，和双边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