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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创新机构、创新人才：北京市聚集了种业研发机构80多家，专业育种者1000多人，每年新育成的各类农作物品种达400个左右。
种质资源、创新成果：中国农业科学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种质资源库。北京地区保存的国家级种质资源超过39万份，列世界第2位。生物技术在育种、种子检测等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每年北京引育农作物新品种数量约占全国20％，祖代蛋种鸡全国占有率20％，良种奶牛冻精40％、祖代肉种鸡50％、红鳟鱼苗种40％、鲟鱼苗种50％。奶牛胚胎、种猪、蛋种鸡的市场占有率居全国首位。林果花卉种业科研网络也已基本形成。
1.1.2是种业企业总部、大中型企业聚集中心
北京市有籽种经营企业1361家，其中部级发证企业28家，占全国的11％，市级发证企业64家，区县级发证企业233家，零售商1036家。全国种业前10强企业中北京市有4家。全球10强种业巨头有8家在北京建立了研发或分支机构。
1.1.3 已初步成为全国种业交易交流中心，服务能力逐步提升
2008年，北京种业销售额达到46.85亿元，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15％。其中，种植业销售额超过27亿元，占北京市场份额的57.6％；畜禽种业销售额达到16亿元，占34.2％；水产种业销售额1.25亿元，占2.7％；林果花卉种业为2.6亿元，占5.5％。北京进出口种子贸易额已达8000万美元左右，占全国贸易额的40％以上，占全球贸易额的2％左右。每年北京口岸的种畜禽进出口额近1亿美元，北京的种畜禽产品销往全国28个省市。可见，北京在全国种业交易交流活动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北京种子大会已成功举办了17届，2009年成交额高达5亿元，这充分说明北京为中国种业交易交流的服务能力日渐强大。2014年世界种子大会成功落户北京，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北京市作为中国种业交易交流服务中心的地位。
1.1.4搭建了种业发展服务平台，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增强
北京市初步搭建了“10+1+5”农作物品种试验展示网络框架：即10个区县级展示、繁育基地，1个市级展示、繁育基地(北京黄垡国家彩叶树种良种基地)，5个创新孵化和展示基地(包括中国农科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顺义农业生物技术孵化器)。
北京已经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种业品牌，如中蔬、京研、一特、奥瑞金、中育、华都、顺鑫、金星鸭业等。通过优良新品种的展示和推广，北京市的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增强。
1.2北京种业发展的特点
1.2.1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北京市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目前，北京已进入建设世界城市的新阶段，其吸引力和影响力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品种权上，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主要农作物品种占全国市场20％左右；二是在销售额上，北京种业销售额在全国占到10％以上，进出口额超过全国的40％；三是在生产基地上，2009年北京种业企业在全国制种田面积约为3.3万hm2，占全国31.4万hm2(杂交玉米22.3万hm2和水稻9.1万hm2)的10％以上，四是在规模企业数量上，部级发证企业达到28家，占全国的11％。
1.2.2种业是首都建设世界城市重要的战略性产业
要建设世界城市，种质资源是战略性资源，种子产业是战略性产业，对于提高北京在全球的影响力、吸引力，促进世界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2北京种业发展的主要经验和问题
2.1 北京种业发展的主要经验
概括起来就是：市场化导向，企业化主体，多元化产权。现在，北京种业和中国种业一样，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这些资本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又有补充，呈现出一个很好的局面，充分体现了混合所有制的优势，大大促进了北京种业的发展。这“三化”今后还要继续坚持。
2.2北京种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种业企业整体规模小，竞争力弱
表1列出了2008年企业销售额世界前10强、中国前10强、北京前10强的销售对比情况，中国前10强企业总销售额为6.92亿美元，仅占孟山都公司销售额的15％。北京种业前10强销售额为2.94亿美元，占全国前10强总销售额的42.5％，仅占世界前10强的2.3％。
2.2.2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增加能力较弱
北京种业带动力偏弱，种业的发展与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农民增收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生产基地发展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中国种子价值在世界上排行第二，其实我们用种量是第一，就是价格偏低，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农民太穷，种业企业需要让利农民。
2.2.3创业成本高，发展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
总的来讲，北京市的服务意识强，行政成本低，但创业成本较高。
3北京种业发展的目标定位
3.1一个定位
打造“种业之都”。2014年世界种子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此次世界种子大会是由国际种子联合会(ISF)主办的国际种业界规模最大、向各国展示本国种业发展成果、开展交流与合作的窗口和平台，北京将此作为创建“种业之都”的起点。
3.2两个基本目标
逐步形成两个中心，即引领种业发展、展示中国种业科研实力的中国种业科技创新中心和服务国内外种业企业、科教机构及各类社会服务机构的世界种业交易交流服务中心。争取到2015年，首都种业销售额达到85亿元，相比2008年增长80％，年均增长约10％。
3.3四大种业
是指种植业、畜禽业、水产业、林果花卉业。
3.4十六个优势种业品种
包括种植业5个、畜牧业5个、水产2个、林果花卉4个。具体是杂交小麦、抗旱型玉米、优势瓜菜(草莓)、食用菌、专用马铃薯、种猪、奶牛、蛋种鸡、肉种鸡、种鸭、鲟鱼、观赏鱼、盆栽花卉、切花、鲜果、绿化树种共16个种业优势品种。
3.5基础工程
基础工程包括：种质资源创新引进与保护利用工程、优良新品种选育工程、种业园区和新品种展示基地建设工程、良种繁育加工基地建设工程、种业服务平台建设工程、龙头企业及名优品牌培育工程、优势品种产业化工程、种业发展环境优化工程。
4主要推进措施
4.1 实施规划，启动“2468行动计划”
按照《北京种业发展规划(2010―2015年)》的要求，围绕上述两个目标、四大种业、十六个重点品种、基础工程，通过工程使规划落地。规
划总投资25.6亿元，涉及政府投资约15.6亿元，带动社会资本60亿。2010年将启动13个重点项目建设，涉及各方投资约4.8亿元。
4.2进一步优化种业发展布局
基本布局：一个核心、两大区域、三类基地、四级网络(即1234布局)。
一个核心：集中打造城区，特别是海淀种业科技创新和企业总部功能区，发挥科技、人才聚集的科技研发优势和企业总部聚集优势，重点打造中关村国际种业创新区，辐射带动两大区域、三类基地、四级网络。
两大区域：重点打造丰台种子会会展功能区、顺义和通州交易功能区，加快会展、交流交易平台建设，提升服务支撑能力，彰显首都作为全球种业贸易和信息交流中心的地位，支撑一个核心，带动三类基地、四级网络。
三类基地：进一步优化种植、畜禽、水产、林果花卉四大种业生产基地布局，加大北京市制种基地和南繁基地生产能力建设，加强外埠制种基地合作和服务支撑。
四级网络：依托由10个区县级优势作物品种试验展示基地、3个国家级和市级综合品种试验展示中心(国家和市级农作物综合品种试验展示中心、北方国家级林木种苗示范基地和北京黄垡国家彩叶树种良种基地)、7个创新孵化辐射基地(包括中国农科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顺义农业生物技术孵化器、中国种子集团昌平未来科技城、通州国际种业园区)形成的“10+3+7”农作物品种展示基地网络，搭建国家和市级、区县级、科教机构和企业级“10+3+7+N”品种展示孵化四级网络(N即N个企业级试验展示基地)，重点打造昌平、顺义、通州、丰台展示、孵化和辐射基地，支撑一个核心、两大区域、三类基地。
4.3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从政策上继续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坚持企业为主体，是一定要把握的原则。
4.4办好两个大会
4.4.1一年一度的北京种子大会
篇2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的特性
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表现出新的时代特性，主要体现在大学生就业观念、大学生就业心理以及大学生就业定位三个方面：
一是，大学生就业观念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总体而言，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提倡共享精神，人们不过多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得以，而是以国家经济建设为己任，因而此时期的大学生就业多以建设祖国、奉献社会为目标;市场经济时期，社会追求经济发展，人们开始刻意关注经济效益，大学生就业开始以白身发展和利益得失为择业标准。因此，现阶段的大学生择业时因过多关注眼前利益而甘当大城市的“蚁族”，而大城市就业岗位的有限便致使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同时，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和外企等也被大学毕业生视作“铁饭碗”，造成僧多粥少的局面，致使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问题。
二是，大学生就业心理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和竞争形势的加剧而发生一些变化。大学生就业时，因种种因素变得不自信，甚至开始质疑自身能力，难以正确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三是，大学生就业定位因缺乏合理的职业规划而出现偏差。在经历残酷的高三后，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致使多数大学生将眼光停留在各种活动上，而忽略了为未来职业生活积累社会工作经验，因而在毕业就业时因准备不充分或不能正确把握就业市场形势而人云亦云，难以正确进行自身就业日标的定位。
二、大学生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对接关系
根据当前大学生就业的特性可知，大学生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对接关系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上，即经济发展给大学生就业造成的影响以及大学生就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两个方面。
1.经济发展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经济发展给大学生就业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学生就业需求、就业流向以及就业择业范围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式下，对大学生就业的需求也不同。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增长表现为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对人才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出大批高水平、高素质的管理、生产和服务类人才。二是，无论是地域上的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还是城市规模上的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均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流向。在大学生就业时，经济收入往往是大学生择业的重要指标之一，物有所值思想下，大学生的首选是自身价值的实现，白此才是社会价值的实现，因而在就业时大学生通常情况下选择大城市或发达地区，造成大城市或发达地区就业难现象，而中小城市或落后地区却出现职位空缺现象。例如，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快速，可以给大学生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因而造成大学生就业流向的“东部化”现象。三是，经济发展还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择业范围，如“热门职业”现象。
2.大学生就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大学生就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表现在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以及提升核心经济竞争实力三个方面：第一，大学生作为社会劳动力中的储备力量，往往是最具创新活力、具备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力群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大学生通常是社会劳动力中的高素质劳动力，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第二，社会追求的是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以此实现经济的顺利转型，因而需要稳定的外部发展因素。大学生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会不公平造成的心理平衡现象，可以避免一些不和谐甚至是犯罪现象的发生，因而大学生就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有效促进社会经济的市场型转型。第三，国家实行经济转型的主要日的在于核心经济竞争实力的提升，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坚持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方针，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指挥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的管理方面。作为科技学习和贯彻实施的执行者，大学生是科技发展的主要载体，是科技发挥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大学生就业可以全面贯彻“人才兴国、科技兴邦”的发展方针，可以有效促进核心经济竞争实力的提升，进而全面推动经济发展。
三、结束语
日前，随着扩招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大学生规模逐步扩大，大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在2014年全国大学生人数达727万之多，大学生就业形势相当严峻，需要及时予以解决，否则，容易给大学生造成就业观念、就业心理、就业定位等方面的不良影响。因此，研究大学生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对接关系，是改善当前社会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必然选择，是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参考文献：
篇3
由于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环境工程的概念主要是有效保护环境，提高环境保护水平。从这一角度来看，环境工程与经济发展属于相互制约的关系，二者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
1.2环境工程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
环境工程的内容主要是如何保护环境，提高环境保护质量。在这一前提下，环境工程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使经济发展能够拥有较为可靠的自然环境基础，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环境工程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
1.3经济发展为环境工程提供有力的发展基础
通过加强环境工程手段，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能够为环境工程提供有力的发展环境，使环境工程能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持环境工程的发展。所以，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经济发展为环境工程提供了有力的发展基础。
2环境工程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考虑到环境工程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认真分析环境工程产生的重要影响，提高环境工程的发展水平。目前来看，环境工程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环境工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环境工程概念的提出，以及环境工程手段的采用，使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满足了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证了经济发展的综合质量。所以，我们要清楚环境工程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3.2环境工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环境保障通过运用环境工程手段，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整体环境得到了改善，经济发展有了良好的环境作为保障，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总体质量。为此，对于环境工程而言，其影响主要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环境保障。3.3环境工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环境工程的发展是环保效果提高的过程，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满足了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环境工程对经济的影响在于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篇4
随着开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在危机发生之前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一些发达的经济体中出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显著失衡，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的兼并行为在大量大型金融企业中出现，导致经济体中出现高度集中的问题。这种因为大肆合并而导致的高度集中进一步又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则金融企业因高度集中而为金融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带来了追逐高额薪酬的机会，再则是由于高度集中而使得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凭借自身不断扩大的经营规模而无需承担破产风险的忧虑，即使有破产的风险和可能，政府也会因为其规模巨大一旦破产就会给整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出手相助，因此，这些大型金融企业就减少了必要的风险防范，甚至会做出一些严重不利于自身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经营行为。
第二，由于金融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大量交易发生在金融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受到越来越大的挤压，致使金融经济中的交易出现纯粹性的投机行为增加，乃至金融经济彻底抛弃实体经济，脱离与实体经济的正常、必要的联系，致使整经济发生恶化趋势。
第三，由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衡，导致金融经济中的投机因素影响到经济指标，许多价格指数因为实体经济的弱小和金融经济的强大而难以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这也进一步致使大量价格指数失去了其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由于金融经济的挤压而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大量社会资本从创造真实价值的实体经济领域流出，而流向金融经济领域，而金融领域由于其投机而出现出虚假繁荣，这又进一步掩盖了实体经济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金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显著提升，这是世界经济结构演变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发展趋势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加，大量社会资源流向金融经济领域，金融经济在社会经济整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配置和流动指引的中介和配合作用，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过度失衡，导致金融经济由于过度集中而缺乏约束，甚至因为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金融经济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其最为主要的职能，一旦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这对实体经济乃至社会整体经济都具有破坏性影响。因此，如何把握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比例并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需要弄清楚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根源及其防范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是随着金融经济在数量、规模、地位等方面显著超过实体经济中而形成的，随着这种趋势的延伸，二者的分离必将对社会整体经济发生消极影响。深入分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这对于防范因二者的分离而损害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总体看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根源主要有：
第一，金融资产比率增加，风险扩大。在谈金融经济发展甚至超过实体经济时，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在实践顺序上还是在现实贡献上，实体经济都是比金融经济更具根本性，一方面金融经济必须在实体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能出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任何经济发展时期都是金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经济支撑。因此，金融经济的兴起、发展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基础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实体经济的交易需要外汇，这离不开金融经济的支持，金融交易对于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出现金融经济，各种风险就不可避免。因此，金融交易的增长会比实体经济增长更快，于是就出现了金融资产比率增加，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为金融经济的过度集中而损失社会经济。
第二，技术和制度因素也是致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重要原因。在技术方面，技术发展和创新使得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都深受全球化影响而具有国际性，因此金融经济的类型也日益增多，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提高，金融交易也越来越大，金融资产比率也相应提高。在制度方面，随着金融经济超过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机会主义、各种非理、跟风行为、短期绩效评价等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有关，这些行为都是一定的制度因素的结果。
第三，金融管制的弱化与自由化的膨胀，这是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直接影响因素。这种金融管制的弱化首先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管制的解除，使得资本的国际流动越来越厉害，另一方面还突出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管制的弱化和解除，这加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导致金融交易量的增加。
总之，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相分离的原因是多方面，也是综合起作用的，以上三个方面是其主要方面，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措施也应该从以上方面入手，协调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金融经济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自身发展的立足点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本质上看，金融经济产生自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经济将自身定位于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经济自身的发展乃至世界整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表面上看似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其根源仍在与实体经济，即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和集中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最终又导致金融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持，进而出现了全球性质的经济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出现的表现是金融机构和企业越来越具有自我满足、自我服务、自我强化的倾向，金融经济已经基本上彻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经济还干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在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致使金融机构和企业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撑。
因此，世界走出金融危机根本出路还在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积极引导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金融机构努力改革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根本上是金融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既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经济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经济危机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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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个地方而言，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由地方经济环境条件的差异所决定，且这种差异又是别的地方所难以模仿的地方，可以说是特质，这种特质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优势，能够给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带来竞争力，甚至塑造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品牌力。与企业组织相类似，现代农业经济发展也拥有固有的资源，按照表现形态可以分为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无形资源主要是发展品牌、发展理念、发展历史等，有形资源主要是人财物资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被量化。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紧密联系，形成有效合力，共同决定现代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决定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价值指向和行为方式。
尽管如此，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相互支持的，也有的时候表现为相互妨害、摩擦和冲突。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之间的关系态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对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而言，不论是难以量化的无形资源还是相对有限的有形资源，都会制约和影响现代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必须要抑制各种资源的负向作用以及各种资源之间的负向联系，采取有效措施规避负面影响，保证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及其战略规划的制定。具体而言就是，在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分析和系统研究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进而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有利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意见建议。尤其是对于领导者而言，这种转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些意见建议很可能是战略规划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2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实践指向
篇6
一、发展财政经济的积极作用
财政是国家或者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的收支活动，以便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公平分配以及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财政就是理财，财政经济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引导、协调经济发展，从而发挥财政的积极作用。
（一）引导国民经济发展
财政通过宏观调控手段积极引导我国经济向稳定、快速、健康方向发展，对社会物质利益关系调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2]。引导企业或者个人经济行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财政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它能够通过合理的财政政策，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目标，财政政策的发挥主要表现在税收、预算等方面，积极优化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三）协调国民经济发展
财政通过针对性的政策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失衡现象进行调节和制约，协调国民经济发展。目前的财政政策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的结构调整作用比较吃力，投入结构政策有待完善，对企业人才激励做的不够到位，财政投资管理力度不高，财政职能转变不到位等等。
二、我国区域财政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财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形象。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必须积极寻找财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才能保障经济快速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实力不强
经济实力是财政收入的最大保障，如果经济发展不好，财政收入无从谈起，所以财源建设是财政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很多地区经济实力不够，经济发展速度慢，经济收益低，导致财政收入不高，不能很好的发挥财政的积极作用。经济发展慢的原因首先表现在工农业发展不平衡，没有地区支撑产业类型，工业经济发展项目低，农业发展现代化水平比较低，没有形成特色经济，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比较粗放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带经济发展水平空前好转，但是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也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呈现东部沿海经济一片大好，西部地区经济仍然落后，拉大东西部贫富差距[3]。
具有观数据显示上世纪末全国地方曹正收入亿元县中绝大多数都是沿海县区，而青海、没有出现亿元县，宁夏仅有一个亿元县。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我国 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
（二）财政风险的普遍存在
经济发展在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财政资金受到严重损失，财政支出出现困难，影响地方经济的正常运行。财政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较多风险，造成风险发生的主要因素有自然灾害、财政预算失误、决策者风险、财政收支失衡等等。财政风险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政府财政调节作用，使财政背负严重的负担，阻碍其积极作用的发挥。
（三）财政监督体系部件权
财政监督是财政机关对财政管理中财政资金运行的安全性、规范性、有效性而实施的一种有效监督行为，财政监督通过多种监督方式，比如常见的财政机关监督、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以及审计机关的监督等。目前，我国的财政监督体系还不够完善，监督方式比较单一，防范、教育功能不能较好的发挥;监督工作松懈，对财政领域的某些问题解决不到位主要表现在财政分配的最终检查结果多，对资金使用跟踪力度不够，外部监督多，而对内部监督比较少;监督体系的信息化建设比较之后，同时也没有指定合理的财政监督管理体系。
（四）财政管理不科学
我国财政管理仍然搬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忽略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没有运用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控制经济，经济发展仅仅利用政府支持、银行贷款等方式，忽略引用外资的发展优势;在资金的筹备方面不积极，一般都是在政府的强行压力上才开始实施，使用财政担保，这种方式影响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造成经济发展没有动力;有些地方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的急于求成，只重视项目，忽略了对经济发展的管理与监督，导致畸形经济发展，给财政带来较大的压力。
三、关于增加财政经济的几点思考
（一）增加经济收入
经济发展是一个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要想发挥财政的积极作用必须提高当地经济发展。首先壮大当地工业发展，工业是财税之源，必须积极发挥工业领头作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特点，着力培植优势较大的工业主体，实现原材料加工向精细化加工转变，大力发展支柱产业。按照循环经济要求，发展低耗能、高利用、低排放的工业形式，走经济持续发展道路[4]。另外，要重点高骨干产业，积极鼓励产业发展，为产业大户制定较大发展优惠政策，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利用他们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积极打造品牌企业，提供工业税收。
另外，要积极增强招商引资工作，着力培育新兴财源。有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如果不积极引进外资，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利用多种招商手段，提高招商引资实际效果。把工程与招商引资相结合，建立招商引资责任制与激励制，调动各级部门招商的积极性。通过一系列招商引资活动，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其次，要监督好财政发展中不良行为，严格打击弄虚作假行为，把增加地方财政的主要方式建立在经济发展与大工业纳税用户上。税收的管理也要科学、合理，在法律环境下合理应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税收管理的同步发展。在管理的过程中禁止出现有税不收，偷税漏税的情况。对于税收中不良行为应该合理处理，在严格打击的基础上给予合理的税收类型，改革税收机制，减轻税收负担，取消一些不切实际的税收种类，建立合理的税收机制，积极鼓励、引导合理纳税，减少不和谐现象，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税收环境，为提高财政收入打好基础。
（二）防范财政风险，突出财税增长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风险问题贯穿于财政活动的各个环节，要想减少财政风险，首先必须提高工作人员财政风险意识，做好防范规避准备，其次要规范财政管理制度，增加财政分配的透明度，对设计财政分配的透明资金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同时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要有清晰、明确的记载;另外要规范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多种多样，他的运用是有条件和范围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必须与国家或地方经济实力相一致，使其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效避免债务危机的出现。
税收是财政的主要来源，税收制度的实施对财政有重要的影响，税收制度可以实行税收进度与部门经费、奖金挂钩的制度;另外做好土地、房屋契税的征收工作，尽量不要出现漏洞;强化交通车辆的税后控管，加强工业税后管理制度力度，促进税后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生命之源。
（三）做好财政监管工作
财政工作必须在一个稳定的法律环境下健康运行，否则容易陷入风险，制约经济发展。在财政管理中首先要规范财政支出，其次是严格管理财政相关事务，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慢的地区，政府财政有限，必须有稳健财政意识。实施综合财政预算、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工作，强化财政的预算管理;再次是做好财政理财工作，增强理财观念，合理整理闲置资金、不良债款，理顺各级财政管理工作;最后是规范用财，坚持走公共财政道路，按照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要求，规范财政行为，优化支出结构，对专项资金实行追踪问责制，严格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完善财政监督体系，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真正落实财政管理工作，发挥财政经济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四）科学界定财政供给范围
应根据改革的总体要求及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需要，合理界定财政对事业单位的供给范围，如可以接事业单位的公益性程度相应界定财政是否供给其经费，以及供给的项目和比例;应把支持公益性事业发展放在政府的重要位置上，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公益性事业;应依法像障义务教育经费。而对有收人的半公益性事业单位，财政只给定额补助，单位可依法组织一部分收人，如开放高等教育市场，逐步减少刘非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对经营性事业单位，应促其走向市场，与财政脱钩。同时，应改进和加强财政管理，增强财政预算的严肃性和约束力。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越要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减少经费开支。
四、结语
财政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公共建设的保障，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条件。所以国家或地区必须重视财政经济的发展，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制定各种有力的政策与措施推动财政发展，充分发挥财政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贾新红.完善财政监督体系的理性思考[J].现代商业，2014（04）：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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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实行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我国省际间经济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化趋势。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不仅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而且对于社会稳定也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近十年来，区域经济差异是我国经济研究的核心，也是经济的重大战略问题。从空间角度而言，重点研究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的变化，此外，还有省际间的差异状况等。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中西部相比发展速度较快，极化现象突出。目前，这一极化现象很难通过传统的措施得以解决，因此，对区域差异化的具体原因探析以及对策建议的实施便成为经济依据传统的差异空间协调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 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都做了不少研究，Felix（2012）认为区域经济差异格局、机制、影响因素及战略等问题是区域经济差异的基本要素。Salvador（2009）认为新的分析结构和空间数据模型应被广泛用于经济差异化机制的研究。此外，Paul和Ron（2011）还提出中国经济战略改革的解释应将市场化、分权化等因素考虑在内。李强（2014）认为要解决区域经济差异，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实行区域振兴战略，使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逐渐保持平稳且差距逐渐缩小。吴爱芝（2011）针对中国特殊的地理特征，区域地理环境的敏感性影响、政策分化、劳动力迁移等因素分析其影响差异因素。沈正平（2009）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助于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化研究。刘伟（2014）研究了传统经济带、省际、市际、县域四种对象的经济差异。史修松（2011）认为区域化和国际化是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导致了沿海与内陆、东西部差异。师萍（2011）认为技术方法的进步有助于区域经济差异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诸如实证方法、SPSS等数据分析软件等。
综上，随着区域化经济战略的实施，保证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也明显逐渐缩小。但事实上，这只是理论推论及假设，然而具体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分析。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以能源、资本、劳动三大生产因素的函数模型来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进一步探讨。
三、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现状分析
1. 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应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以全国为视角，东部区域的产业结构要更为合理，产业效益通常用劳动生产率指数来反映，也说明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西部的原因。就结构效益来看，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结构则不断上升，而第三产业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的压力。三大产业在不同区域所占比重不同，对经济发展差异化有了合理化解释。
2. 经济规模总量。从GDP来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重在近二十年期间增长飞速，从1994年的3倍增长到了2014年的近5倍，东西两地经济差异呈不断加大趋势。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异化发展趋势亦是，但是，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差异变化则并不明显，中西部之间的不平衡正逐渐的缩小。
3. 环境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状况包括交通、人口素质及基础设施等等，这是整体格局的综合反映。环境的便利与否直接影响外界资源的流入趋势，进而影响区域预期的收益状况。通常情况下，对外开放和基础投入两个部分是解释环境差异这一中介变量的两大侧重点。
4. 劳动资源。人力资本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有利于区域形成竞争力优势。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前进，区域劳动成本优势将不再明显，于是劳动力资源自身的劳动技能、文化水平意识等便成为衡量劳动力资源好坏的关键考察要素。人才比重小，人才资源流失现象严重等问题通常导致人才流失与经济发展滞后导致区域经济差异恶性循环。
综上，我们可以将区域经济差异化的因素主要归结于物质资本，劳动力和能源这三个部分。
四、 区域经济差异空间协调机制模型分析
1. 模型构建。关于差异化的生产函数模型，这里我们选择自变量为劳动力、能源和物质资本的Cobb-Douglas生产效用函数即：
其中A0被定义为一些无法获得或进一步进行测量的因素。
tec表示创新技术，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动力，并且对经济提升具有较高层次的解释效力。创新技术水平层次通常借助专利数量来进行刻画，而专利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地方政府法规政策的影响，因此将专利数量改为人均专利申请数量以避免制度因素的干扰，即通过专利受理数目与区域总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创新及时层次。
open为外贸依赖程度，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我国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取得一席之地，实现经济创新突破增长。对于外贸依赖程度的度量，选择区域对外进出口总量与区域GDP总值的比值大小来衡量。
fdi反映了外商投资程度，作为先进管理模式和技术的主要来源，通过区域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区域GDP总量来度量外商投资程度。
gov为政府影响因素，我国私人投资与政府财政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两者之间正逐渐形成以一种互补关系。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及教育投入有助于形成需求口，进而拉动经济增长。通过区域财政支出与区域GDP总值来刻画政府对区域经济影响程度。
sec和thi刻画的是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比值的结果反映了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显然sec=区域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区域GDP总值的比值，thi=区域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区域GDP总值的比值。
H定义为劳动力资本，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关，表达形式如下：
Y为省内GDP总值，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通过采用平减指数进行数据调整，以排除通货膨胀干扰。能源消耗量用E表示，以万吨标准煤作为基本单位。区域资本存量用K表示，介于省份差异性，这里我们采用之前学者的估计值来表示省际资本存量。其中A是指一些相关综合影响变量，这里我们认为和贸易依赖感、技术创新层次、外商投资、政府影响程度以及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有关，因此作出假设如下：
这里，edu是指受过高等教育人才的比例程度，？姿是指相对于高等教育覆盖程度的人均人力资本的比例系数。
结合（1），（2），（3）公式，并通过等式两边取对数，进而得到省际之间差异化的效应回归方程。
2. 数据获取。根据数据获取的便利性，本文选取中西部几个典型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天津、广东、山东（东部）；黑龙江、吉林、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中部）；内蒙古、重庆、贵州、四川、宁夏 、青海、新疆，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差异化的实证检验。
为了保证结论的准确性，选取了2000年～2014年的数据，并将这十五年划分为2000年～2005年、2000年～2010年以及2000年～2014年这三个时间区间。在进行数据估计时，文章采用Eviews7.2，并借助Hausman对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来实现不同截面中差异的控制，统计结果如表1、表2所示。
3. 结果分析。
（1）全国角度。从全国数据来看，三大因素均表现为正值，即三者都是处于显著有效水平，这说明三大因素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来说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
通过三个部分的时间区间回归结果，发现人力劳动对经济差异影响效用正逐渐减弱，而对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耗的依赖性则是越来越强。从回归系数来看，劳动投入较低，而我国的物质资本与能源消费两者则比较接近，且明显高于劳动投入，这表明能源、资本驱动型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从创新技术来看，回归系数为正，反映了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回归系数正越来越小，这可能用下降的技术创新水平解释。高等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先由小再增大，然后再由大变小，这可能来源于2000年高效扩招的原因。外商投入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这说明外商通过低技术引入，形成技术壁垒，控制本土企业的技术提升，进而影响本土企业经济发展。通过数据，发现政府影响系数不断增大，说明我国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仍较强，市场化程度表现不明显。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表现为正，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来说具有积极作用。
（2）东部、中西部角度。从中部区域的几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看，三因素回归系数表现均为正，且接近全国水平，这反映了中部经济体是属于能源、资本驱动型。外贸依赖程度表现为负，并逐渐增大，这反映了中部经济体的自身贸易结构还有待优化，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效应应有所减弱，同样，外商投入程度回归系数为负，反映了中部区域经济发展仍受外商经济投入的限制。政府影响程度系数为正，接近全国水平，说明中部经济市场化程度偏低。第二产业表现为正值，说明第二产业是中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力量，而第三产业比重表现为负，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反映了第三产业在中部地区的薄弱基础，无法实现经济推动。
从西部区域的几个省份来看，能源消耗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呈逐渐增长趋势，而其他两大因素的回归系数则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这说明西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能源拉动才能实现，符合工业由东向西转移战略。创新技术程度和高等教育程度接近于全国水平。外商投入程度由正转为负，说明外商投入随着时间演变，负效应将逐渐突出。同样，与中部区域一样，西部地区的政府影响表现为正，市场化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状态。
从东部区域的几个省份来看，三大因素均表现为正，与全国水平相比，物质资本和能源投入两个部分的回归系数与全国类似，而劳动投入则要高很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投入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说明东部是以第三产业和工业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外贸依赖程度的回归系数先表现为负数后表现为正，且变化速度要明显高于全国层次，说明东部作为发达经济体的外贸优化水平要高于全国平均程度。
外商投入回归系数表现为负且呈变大趋势，这与全国水平具有一定差异，说明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达体正逐渐摆脱技术依赖状况，寻求区域自主创新的趋势。政府影响指数由正到负，说明市场化变革再东部经济体中已经卓有成效。第三产业比重正的回归系数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对东部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五、 区域经济差异空间协调机制的建议
1. 加大中西部的劳动力投入。中西部应通过加大基础及高等教育的投入，结合多种资源培养复合型人才，从而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创新是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可以提升整体竞争实力。鼓励中西部产学研协同创新，构建定向专技型人才培养模式，缩小区域人才差异。
2. 加大中西部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对中西部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环境绿化、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市政工程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区域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同时加快中西部公路建设、天然气输气管道建设等。降低市场准入条件，鼓励多重资本投入。通过基金、众筹等多种途径扩大公共服务资金池。
3. 加大提升能源利用率的投入。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累积的经验，逐渐培养出具有发展优势的城市群，推动着区域整体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同时提升了区域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了环境能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西部的中大城市也应利用各自优势，构建有区域优势的产业集群和城市群。
六、 结论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化程度是影响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发展差异性主要表现在：（1）经济总值低；（2）人力结构不合理；（3）能源储备差异等。本文采用三大主要差异解释作为自变量的生产函数模型来刻画区域经济状况，并据此提出了相应协调机制的对策和建议，以实现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国家整体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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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爱芝，杨开忠，李国平.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研究综述[J].经济地理，2011，（5）：705-711.
[3] 欧向军，沈正平，王荣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格局演变探析[J].地理科学，2009，（6）：641-648.
篇8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差异
循环经济是人们在生产和消费行为中倡导的新规范。循环经济的根本目标是寻求资源的可再生或者可循环利用。根据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并结合适当的评价方法，能够了解到现阶段中国循环经济的建设成效。
我国各省（区）循环经济发展现状。循环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时空约束，具有空间的分布差异性，因此表现出发展阶段和发展区域的相对性。按照空间尺度划分，循环经济的评价可以分为国家、区域、城市等多种尺度。目前使用最多的是城市尺度的评价，然而，在辽宁省率先提出了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后，省级尺度成为中国循环经济的主要评价层面。
中国地域广阔，自然和经济基础不同，区域文化差异巨大，循环经济的发展策略也不尽相同。笔者以省为单位，研究省级行政单位（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对不同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做出分析和评价。中国各省（区）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如下：
一是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前十位的地区除外全部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最好。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的第二产业所占比率不高，经济比较发达，绿色经济建设比较到位。
二是位于中东部地区的工业大省排名靠后，循环经济发展状况不理想。尤其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的西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要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是宁夏、贵州、内蒙古、山西、和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程度特别高，其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山西、贵州、宁夏排名比较落后主要是山西的工业污染造成的，新疆则是由于资源、能源不足，而生产投资又少消耗较大导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也普遍较高，发展状况比较理想。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区）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水平较低。尤其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西部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城市发展能力欠缺，发展速度缓慢，区域整体循环经济发展能力也较弱。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点。评价一个地区的循环经济建设情况需要根据循环经济的评价体系进行，本文从生态、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对各地区的循环经济建设状况进行评价。以下我们依据国内知名学者研究探索提供的分析思路，加上现阶段已更新的数据，研究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状况。以地区循环经济发展能力的强弱程度划分各省（区），可以看到：
一是地区之间循环经济发展能力差异显著，循环经济发展能力不同的地区平均值之差很大，循环经济发展能力地区分布不平衡。在不同水平的循环经济发展能力的地区中，处于控制地位的循环经济发展能力较弱的地区占到各地区总数的一多半；
二是在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内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能力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性。循环经济发展能力较弱的地区集中在中、西部地带，是东部循环经济发展能力较弱地区数目的三倍；而循环经济发展能力比较强的地区在中国的东部经济地带分布表现比较集中，比中、西部的两倍还要多。
这种数据分布说明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不平衡，地区间的循环经济发展能力差异显著，而且循环经济发展能力较弱的地区比例偏大，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化策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循环经济空间发展非常不平衡。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着许多困难，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一是建立新的国民生产总值考核体系。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念，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保障。要大力推行绿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摒弃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选择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
篇9
［摘 要］ 运输化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以运输需求为耦合的交链点，以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为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在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呈现出弱需求与弱支持、强需求与支持、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阶段特征。以相关数据进行的量化实例分析一方面支持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另一方面启示区域交通运输在发展后期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和后运输化阶段的不同要求。
［关键词］ 运输经济；运输化理论；运输化过程；区域交通运输；弹性分析；耦合
［中图分类号］ F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2―0059―06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Based on Transportation Theory
ZHANG Cong1，PENG Hu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 China；2. School of Highway,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Transportization theory divides the transport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ree stages of the pretransportization, transportization and posttransportization. The crosslinking points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transpor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transport needs, the energy transfer influence mechanism is the change process of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the diffusion effects, and the pha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ree stages of transportization development are respectively weak demand and weak support, strong demand and strong support, weaker demand and optimized support. Moreover, the paper makes quantified case analysis based on related dates. The results on the one hand support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transpor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show that confronting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stages of the complete transportization and the posttransport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regional transport development.
Key words:transportation economic；transportization theory; transportization process;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elastic analysis; coupling
运输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没有运输化就没有工业化。运输化理论是首次跳出仅局限于个别运输方式的分析方法，提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运输发展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1］。实际上，这三个阶段也是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交通运输子系统所处的不同状态。其中，前运输化阶段主要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前，其特征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依赖比较小；发展到了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系统进一步扩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运输速度和质量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运输需求越发多元化，并会逐步从初步运输化发展至完整运输化；而到了后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并体现出后运输化趋势。该理论还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按照运输化的这三个阶段进行划分，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
在运输化过程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范围因现代化运输工具的使用而急剧扩大，交通运输因此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基础产业。［2］由于仍处于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的运输化从总体上看也属于初级阶段。探索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能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运输化初级阶段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决策者和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基础交通条件也不一致的大国，区域差异及其特征明显，不仅有东、中、西部的局部差异，还有局部之中各省份之间的地域差异，因此基于运输化理论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比如：郎志红的研究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经济空间结构及区域市场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要注意发挥这些有利因素，促进经济发展［3］；周志龙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交通运输结构发展变化关系探讨了交通运输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了不同区域经济因素对各交通方式的影响以及各区域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4］。但是，基于运输化理论来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却不曾见到，本文拟就此做以下探讨。
一 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
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整体上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不论是整体上的交替推拉，还是阶段化的相互影响，也不论是全局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实际上正是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耦合作用的过程。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 张 丛，彭 辉：基于运输化理论的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所谓耦合，原本是指两个本来分开的电路之间或一个电路的两个本来相互分开的部分之间的交链，可使能量从一个电路传送到另一个电路，或由电路的一个部分传送到另一部分，其中，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的影响问题被称为多场耦合问题。图1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直观地体现在其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上，并最终以GDP来量化反映；区域交通运输的实现需要有移动线路、沿线设施等基础设施和移动设备，并集中表现为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以客运量和货运量来量化反映。两者可视为两个电路或一个电路的两个部分，其间相互交链，能量可相互传送，正似上述的耦合关系。而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同的区域A、B、C，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不同的运输方式，客运、货运等不同的运输对象，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不同的产业分类等，都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物理场，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影响，使得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更似多场耦合，变得极为错综复杂。
不过，运输化理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理念，又使得这一错综复杂的多场耦合关系回转到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对简洁的两两耦合关系上。正如图1所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下文则分别就两者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以下分析：（一）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
1.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它决定着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建设、结构、布局等都必须服务且受制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它的发展需要对应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动力。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运输发展会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同时必然带来区域内外资源、商品流通数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这就要求区域交通运输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带动区域交通投资的增加与运输发展水平的提高。换言之，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增强，使得运输需求随之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了区域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图1 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
2.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反过来，区域交通运输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动脉和联系各行各业的纽带，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先导作用，区域交通运输为了满足不断增强的运输需求，自身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而运输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也是区域交通运输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增强的过程，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直接影响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产业布局的优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从而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具体而言，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交通运输能提高区域可达性，增强区域竞争力。区域运输条件改善，运距缩短，运时减少，运费降低，能够提高区域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可达性，改变区域经济地理位置，使区域工农业生产的成本降低，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2）交通运输能促进资源和产业布局的优化。交通运输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的交流更加方便、频繁，促进区域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使产业布局在更大范围内扩展成为可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地域分工格局。（3）交通运输能扩大市场范围。交通运输对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运输工具速度、运输质量和运输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对外交流的增多与商品流量的增加，进而可促进原有专业化市场的扩大、新市场的形成，以及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4）交通运输能优化区域城镇布局，促进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城市产生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交通运输集聚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原有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城镇迅速形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功能多样化，城镇体系逐渐成熟，从而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和沿线地区的发展。
（二）耦合关系的阶段特征
1.前运输化阶段：弱需求与弱支持
此阶段处于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方式以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由于能够自给自足，因此经济、生活等都相对封闭，交换、出行等非常有限和简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也相当有限，因而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较弱。然而，满足需求的过程才是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较弱的需求自然便无法有力地刺激和推动交通运输的快速高效发展。相应地，由于交通运输的缓慢发展，其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也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仅是弱支持。而这种弱需求与弱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并未充分体现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2.运输化阶段：强需求与支持
运输化阶段是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此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开始步入交替推拉、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快速发展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集聚、扩散与运输需求三点同时由弱转强，推动了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完善，反过来，运输的强需求得到满足，集聚、扩散效应随之增强，基本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而这种强需求与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已基本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3.后运输化阶段：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
后运输化阶段最为突出的标志是信息化的发展日趋成熟。虽然在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已变得较为充分，可以达到交替推拉、循环往复，以至螺旋式上升发展，但是，交通运输在这一阶段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也只是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即完整运输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即便有了完整的运输布局，但并非所有的运输都是高效、经济、优化的。经济学讲求最优配置，社会经济也讲求最优发展，因此，后运输化阶段的信息化无疑比运输化阶段完整的运输布局更为重要，所有的集聚、扩散、运输需求以及需求的满足和效应的传送都必将借助信息化来最终实现。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强变弱了，而交通运输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相应由支持变为优化支持。而这种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最终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二 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
发展的实例分析
在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框架下，本文拟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弹性分析等方法来定量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其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关系，并基于相关数据进行实例分析，以为有关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与依据。
自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交通抢抓机遇，加快调整运输结构，协调推进区域交通发展，交通布局和通行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善，发展成效明显。“十二五”期间，陕西省的经济结构特点与经济发展形势，又构成了陕西交通发展新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特色的日益强化，对交通运输能力、布局和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5］。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选取陕西省交通运输快速发展的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同时，选取客运量与货运量指标来表征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水平，选取GDP来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选取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或积矩相关系数)来讨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r=∑(xi－)(yi－)∑(xi－)2∑(yi－)2 （1）
其中，x和y为相关变量，分别指表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r的取值在-1和1之间，符号表示两个变量变化的方向，绝对值表示两变量的密切程度。
基于相关数据，采用公式（1），利用SPSS软件分析可得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相关系数值均大于0.95，表明表征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客运量、货运量指标与表征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GDP指标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因果关系分析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因此，此处仅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间的单向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考虑以下回归：
xt=∑mi=1αiyt－i+∑kj=1βjxt－j+u1t （2）
yt=∑mi=1λiyt－i+∑kj=1δjxt－j+u2t （3）
其中，u1t和u2t假定为不相关。式（2）的零假设：α1=α2=…=αm=0；式（3）的零假设：δ1=δ2=…=δm=0。
对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值都大于5%临界值，说明以上两对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两对序列做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得出它们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说明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软件可得出如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显示出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
（三）弹性分析
运输弹性系数是交通运输量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运用运输弹性系数可以判断运输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反映运输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程度的大小，或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β=VT/TVE/E=VTVEET （4）
其中，T、VT分别表示某一时期内发生的交通运输量及其增量，E、VE分别表示同时期内的国民经济总值及其增量。如果运输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这一时期运输量增长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等于1，表示两者发展速度相同；小于1，则表示运输量增长速度低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可计算出所有变量的年增长率，再由公式（4）计算得出运输弹性系数β。为了消除其他不定因素的影响，同时便于比较，本文将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划分为2001~2010、2001~2005和2006~2010年三个时段来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在不同时段，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显现出增大态势，但整体上均小于1。
表3 陕西省2001~2010年的运输弹性系数
时段
客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2001~2010
0.5206
0.4693
2001~2005
0.3177
0.4571
2006~2010
0.9420
0.7562
为了对比不同阶段交通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或支持程度，本文还选择了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均较高的美国，分析了其同时段的运输弹性系数，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美国的运输弹性系数也小于1，且在2006~2010年小于2001~2005年，显现出了下降态势。
表4 美国2001~2010年的运输弹性系数
时段
客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2001~2010
0.7805
0.7768
2001~2005
0.8409
0.8017
2006~2010
0.6456
0.7239
（四）结果分析
2001~2010年是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较快的10年，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按照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此阶段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应对交通运输有较强需求，而交通运输反过来相应支持着其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交替推拉、上行发展。通过上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实例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是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原因。而运输弹性的实例分析则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的强需求与刺激下出现了较快增长，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分别由2001~2005年的0.3177、0.4571增大至2006~2010年的0.9420、0.7562，对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和支持程度也随之大幅度提高。综合起来看，现阶段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计算结果支持了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然而限于发展水平。陕西省的实例分析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尚处于初步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无法验证运输化过程发展至完整运输化甚至是后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为此，本文以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都较高的美国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美国2001~2005年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已分别达到0.8409与0.8017，处于较高水平，而在2006~2010年则分别下降为0.6456与0.7239，说明随着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在整体式立体布局已经较为完备的基础上，运输已变得更为高效和优化，不再表现为数量上的单纯增长，而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优化支持。
三 结论与启示
基于运输化理论，本文探讨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指出两者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整体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本文还以陕西省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例，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支持了现阶段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同时以美国同时段的相关数据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说明了完整运输化或至后运输化阶段时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耦合特征。
本文最主要的启示在于：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耦合发展，交通运输虽然受制于经济发展，但又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对于陕西省而言，现阶段仍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发展的适应和支持还主要体现于量上的增长，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基础和先导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后期一方面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阶段的高要求，对交通运输的整体式立体布局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另一方面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着手进行与交通布局相对应的运输信息化配套建设与准备，为进入以信息化为统领的后运输化阶段奠定应有的基础。此外需要指出，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存在区域差异，但总体上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都应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因此，对于陕西省的上述启示应该同样适用于我国的其他经济区域。［参 考 文 献］
［1］ 彭辉，朱力争.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及规划［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 王庆云.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J］.综合运输，2003（7）:4-7.
篇10
随着依靠投资和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受到较大抑制，刺激消费健康增长已成为沈阳经济发展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然而不断降低的居民消费率说明沈阳居民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未能形成良性循环。随着经济结构向服务业支柱型与消费推进型演化，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已成为沈阳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有具备了稳定消费需求的消费型社会，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持续增长。通过对沈阳市2001—2010年相关经济发展指标分析发现，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已成为沈阳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然而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与不足已成为制约沈阳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居民消费需求扩张与消费潜力释放的桎梏源于居民收入增长的约束。因此，围绕如何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成为目前沈阳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取向。通过对沈阳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特征表现的深入认识与居民消费提升瓶颈制约的准确把握，对于增收入促销费的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沈阳消费型经济的特征表现
（一）居民生活相对富裕，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日益凸显
沈阳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行为经历了量的消费阶段、质的消费阶段和感性消费阶段的更替演进。自2001年以来，沈阳居民已经从温饱型到富裕型并即将过渡到享受型的发展阶段，沈阳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01年的0.37波动性地降到了2010年的0.32（如表1所示），居民消费总体上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目前，沈阳城镇居民感性消费行为日益显现，居民用于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支出比例不断增加，扩大消费需求已成为沈阳市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
（二）服务经济时代即将来临，服务消费主导表征渐显
服务经济时代的典型特征一是劳动者在服务业中占多数，其比重至少占50%，多者可达80%以上；二是服务业创造的财富在GDP中占比至少为50%，多者可达80%以上[1] 。据此，沈阳第三产业劳动者占比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50%以上，而服务业所创造财富在GDP中占比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约为45%左右，个别年份超过50%，反映了沈阳市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的标准即将实现，说明沈阳以服务消费为主的经济时代准即将到来。就人均GDP而言，当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时，居民对于公共服务与工商业对专业型服务的需求将会逐渐增强，其结果是促进相关服务业发展并制造更多就业机会[2] 。沈阳人均GDP 2007年为5 000美元（见上页表1），2012年为9 729美元，接近1万美元，可见，沈阳以服务业促发展的经济特征渐露端倪。随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沈阳居民消费即将突破功能性消费框架，进入到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的时代。就最终消费率而言，沈阳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呈现出较大的增长空间。根据经济发展规律，一国或地区的最终消费率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波动过程，典型的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消费率一般会超过70%，而步入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之后的消费率会明显下滑到50%～55%左右；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之后消费率会再上升到55%～60%左右；步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之后，消费率大概会维持在60%～70%左右的水平[3] 。由上页表1可以看出，沈阳市的最终消费率从2001年的55.9%，降到了2006年的42.1%，再降到了2010年的39.9%，呈现出波动性的变化规律。根据消费率的发展规律，随着沈阳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沈阳最终消费率的变化会沿着上升曲线发展，并稳定在55%左右。届时，沈阳将进入到主要以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而这一发展阶段的典型特点就是服务性消费。因此，服务性消费对沈阳市经济增长的导向和拉动作用日益明显。
（三）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大量消费时代即将开启
工业化水平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所处阶段的重要指标，主要表现为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以及工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农业产值的比重及农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根据钱纳里当人均GDP超过8 610美元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判断标准[4] ，沈阳市2010年人均GDP达到9 211美元，一方面说明沈阳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处于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说明沈阳市工业化水平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根据产业结构为表征的工业化进程，自2000年以来，沈阳市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一直低于10%，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呈现波动性地上升发展并由2000年的39%升至2010年50.4%，同时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2000年54%不断下降到2010年44.9%，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明显高于第三产业比重；就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而言，沈阳市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2005年的21.29%降至2010年的18.55%，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2005年的29.31%缓慢回落至2010年的28.19%，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49.4%迅速升至2010年的53.25%，据此可以判断出沈阳市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根据罗斯托大众消费阶段的理论，大众消费阶段的前兆是社会关注力与资源配置会发生由偏重生产向偏重消费的历史性转折，社会的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化服务的普及。由于沈阳居民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和服务推动的组合经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以上分析表明，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沈阳工业化进程已演进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沈阳经济增长进入到了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将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为主向依靠消费、投资与出口协调拉动转型。结合罗斯托的大众消费理阶段理论，沈阳将迎来居民大量消费时代，沈阳经济增长模式将进入消费需求扩张、消费能力释放的发展阶段。
（四）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放大效应渐现
城镇化发展水平也是消费水平的体现，较高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将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能力的提高。根据诺姆瑟城镇化的“S”规律，城镇化进程表现出阶段性发展规律，全过程呈一条被稍微拉平的S型曲线[4] 。第一阶段城镇化水平低于30%，主要依靠工业企业扩大再生产来推动城镇化进程；第二阶段城镇化水平在30%与70%之间，特别是当城镇化水平超过40%以后，基本是由城镇发展推动工业发展；第三阶段城镇化水平在70%以上，城镇发展主要依靠其自身发展，发展速度回落并趋于稳定，三大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10%以下，30%左右和70%以上。从上页表1可知，沈阳市城镇化水平2002年为70.93%，2010年为71.63%，2011年为71.83%，2012年达到78.5%，较高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说明沈阳市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主要依靠自身发展的阶段。根据钱纳里标准，当人均GDP超过4 270美元时，城镇化率为68.5%左右，而沈阳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可见沈阳城镇化水平超前于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沈阳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快于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城镇化水平却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表现为沈阳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仍滞后于第二产业比重；而城镇化水平则超前于就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为自2006年以来沈阳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较高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将带动居民消费潜力迅速释放的同时，沈阳城镇化发展将从重视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和城市空间扩张转变到重视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等维度的变迁。沈阳城镇化发展将在城镇化水平提升过程中开始重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较高的城镇化质量将促进沈阳居民消费能力的极大释放和消费放大效应显现，并最终推进“消费与服务”共同促进沈阳的经济增长。
二、沈阳居民消费提升瓶颈制约的特征事实
（一）沈阳最终消费率持续降低，消费不振
篇11
一、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所谓“新常态”，其既表现出了“新”，又表现出了“常”，即经济发展面临全新的趋势，并将持续这一趋势。根据大多分经济学家的观点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表现出了以下几个十分显著的特征。一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将逐步回落趋稳，前几年两位数的增长趋势将成为过去式，到2020年为止，我国的经济增速将回落至7.5%，并且将保持在7.5%左右。二是将会逐步减少宏观政策对经济的调控，只要经济的增长速度能够保持在7.2%及以上，将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尽量保证经济发展符合市场规律。三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经济增长点将逐步发生改变，民间投资将逐步增加，和政府投资持平，甚至是超过政府投资。国内消费不断上扬，超过贸易出口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四是工业化进一步深化转型，加强对服务业的倾斜和扶持，优化整体经济结构，使其更加科学合理，符合经济的发展规律。五是经济增长将逐步摆脱货币推动的形式，对房地产等存在经济泡沫的行业予以控制，降低各类经济风险的滋生和萌芽。
整体上来说，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以下几个放米娜。首先，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市场就业持续偏紧将成为常态。在经济模式和结构不断调整，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形式更加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必将受到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整体出现回落趋稳的状况。同时，我国行业的变化调整，也将逐步优化市场就业情况，导致就业偏紧。其次，物价不断抬升，通胀压力进一步放大将成为常态。随着经济发展，物价的提升水平逐渐明显，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更加明显，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再次，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阵痛相生相伴成为常态。在优化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对应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和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将长时间的共存。最后是风险明显化将成为常态，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不同行业之间的交互将会更深，风险的相互影响将会更加明显。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的挑战
随着各种新情况逐步成为常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各种挑战，这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大的要求和挑战。不论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还是经济增速回落趋稳，遭遇的经济挑战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财政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管控以及转化，是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经济发展所表现出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房地产、融资平台以及影子银行等方面。虽然这些行业从表面上看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其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这就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的风险产生了共性，最终可能交织产生一个风险循环，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负面阻碍。
其次，非贸易部门的效率是“新常态”下值得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以服务业为主的各类非贸易部门，资源配置欠妥、管控不到位等问题甚为突出，这就给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如果这些问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纠正，就难以实现非贸易部门整体效率的提升，进而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还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动力。
最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只有不断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不断对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保持其发展的活力。但是，在诸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以及高风险等问题之后，给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的开拓形成了难于预估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等经济发展新理念得到广泛共识之后，传统经济行业如何发展已经成为重点问题。
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国家层面
经济发展的好坏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具有直接的关联，具体说来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相关工作。
第一，对融资平台加强监管和分类清理，并且构建完善的行业制度对其进行合理的惩处。对具有地方债发行能力的地区而言，国家应该加强相应的监管工作，并且落实相关政策的执行，避免地方债出现违约的情况，确保社会稳定。对不具备这一能力的地区，应该对其及时进行处理和清除，避免对地区经济稳定形成打击。
第二，创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打破垄断对经济发展的限制。比如可以加快基础产业的革新和转型，并且将某些领域放宽准入标准，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给经济市场注入更多的活力。
第三，以服务行业作为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加快对内和对外开放，在医疗、文化、教育以及体育等方面深化开放，加大对国内民间资本的支持，尤其是在外资和国内资本之间，应该优先对国内资本予以考虑，巩固国内资本的发展。
（二）企业层面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其实经济发展的关键，想要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发展高速高效，需要企业从三个层面加强相关工作。
首先，增强人力资本的累积。21世纪是人才的时代，人才对于企业而言不仅仅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还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我国需要逐步放开生育政策，避免对公民的正常剩余权利构成侵犯。与此同时加大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投入，实现累积人力资本的目的。
其次，深化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和实施，加强对民企进入垄断行业支持，并对竞争机制进行调整，给民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良性的竞争环境，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再次，必须加强科技投入，逐步实现科技大国的转型。摒弃传统的依靠人力维持经济增长的落后形式，逐步转型为依靠科技创收和发展的经济模式。
最后，在企业进行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必须给予足够的支撑，不仅要在制度政策上体现出对企业改革转型的支持和引导作用，还需对企业的改革转型进行全面管控，最大程度避免风险的出现，确保经济发展稳定快速。
（三）政策方面
政策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大要素，每一个政策不仅代表了国家意志，还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现状。所以，在政策上必须正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对“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行转换，使其符合当前经济增速回落的客观情况。其次，在宏观政策中需要加强对定力的强调，并且加重底线管理，以便能够应对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最后，宏观调控工具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创新，结合经济“新常态”创新出更加符合实情的调控工具，提升宏观调控的力度。
结束语：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以及相关工作，因此，必须对“新常态”的特征和内容形成明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挑战进行辨析，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健康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陈莹莹.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观点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14，66：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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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背景下民商法价值体系的相关性研究
(一)民商法价值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民商法价值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民商法所表现出来的基础价值就是安全与效益。从传统的民商法角度来分析，安全问题一直从属于一种派生地位，举例来说:传统的交易中，其交易安全的定义是信息、交付方式和信用安全三个方面的内容。而在当前的交易中，从整个交易安全的角度来分析，信息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第三方获取到的交易信息对交易是否能够安全进行所构成的威胁也并不明显。而且在传统的交易过程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基本上不会出现交易安全等问题［1］。而在信息时代不断的向前递进的现在，信息的发展为民商法的主体自由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信息时代，互联网为主要的信息传递方式，这种信息交流突破了国与国之间的界线，行事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要求通过互联网和任何地域的任何人进行信息交易，从事任何民商活动。所以，此背景下的市场早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其具有开放性，这也使得人们可以随意从中获取想要的任何信息，同时也能够将自己的任何信息给任何人。
(二)民商法价值体系的重构是新时期的必然要求
在新时期，民商法的价值体系涉及到更加广泛的内容，其要包含平等、自由、公平、安全等多方面的利益。但是从整体来看，自由依然在价值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于其他价值体现来说，这是一项基础。分析平等原则，平等在新时期的要求也和传统民商法中的含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其不仅具备目标性价值，同时也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公平一直是民商法中最为本质性的价值追求。而安全，虽然说在新时期其依然是一项基础，也是一项工具性价值，但是信息时代具有其自身的实际特点，所以安全也成为了新时期民商法所要不断发展和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效益在民商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定位，其主要是民商法的基础价值之一。仔细分析，安全和效益相互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因此在新时期民商法的确立过程中，如何定位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平衡，是成为其立法的重要目标。
二、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基本原则的变化与发展
(一)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坚持平等中立的原则
在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坚持平等中立的原则，其主要指的是在信息发展的时代，对于交易过程中的不同方的民事个体，民商法参与活动所必须具备的相关条件。其中涉及到一些技术性因素，而交易过程中交易平台需要保持中立的态度，杜绝出现偏袒任何一方的情况出现。这种特点主要是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导致的，其属于一种技术性和全球性的特点。
(二)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坚持安全性原则
信息时代的安全定义相对于从前，其具有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的含义，因此安全原则也具有更新的内涵。其主要指所有的民事和商业活动应该将安全列在首位，将其作为一项基础前提，因此其所对应的立法也应该对具体的安全要求有所反应和体现。举例来说，对于电子商务安全的保障来说，其对于电子商务法而言，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实施目标，而且也是电子商务法制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和根本依据。在当前时代，信息发展的重要表现便是快捷化和方便性，这种高效快捷需要在安全的基础上进行，特别是当今时代，网络虽然发展很快，但是网络具有虚拟性和隐匿性，这也导致一定的安全问题凸显出来［2］。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变化:因为网络欠缺必要的物理环境，这也使得相关的存储额和相关信息容易出现泄漏或丢失的可能性;因为认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因为黑客的袭击和非法拦截等情况产生，其会对相关的存储和传播信息作出修改，进而使得网络安全问题严重。这样也使得相关的商业信息危险性增加。所以，针对于这种情况，其立法也需要通过临界于网络物理安全设置的数字认证和签名的支付方式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商法的变化通过安全原则也能够体现出其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而作出的改变。
(三)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坚持效益性原则
长期以来，立法中一直有一个难题，那就是“公平、公正、效益”的问题。长期以来法律都是公正和公平的代名词，而且法律也是为了维持公正而产生的。但是法律同时也是位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建筑层。所以在进行立法之时，需要理解这两个层面的基本内涵，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全面的对法律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予以定义。在法律制定的不同时期，其所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也是存在差异的，仔细分析，其主要是因为法律需要对不同时期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诉求进行表达。比如说在当前的信息时代，民商法效益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民商事的相关立法和相关活动需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并且不断促进效益目标的建设，其主要表现出了当前时代的自由化，同时也凸显出民商法在当前时代的集体效益和集体价值。
三、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基本范畴和基本制度的变化与发展
(一)社会经济发展拓宽传统民商事权利体系的范围
成熟且完全的民商事法律体系需要对现如今的民商事主要活动的内容和法律事实所具备的基本条件进行体现。从这方面来分析，这是一种存在着局限性和狭隘性的成熟与完善，其主要体现了一种阶段性。在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之下，传统的民商事在权力体系的范围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首先是信息库取得了专用特权，也就是说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而信息时代的重要特点便是其为所有的民商事活动提供一个更加便利的加以空间，而且信息的提供也为民商事活动的成功提供了必然的助力效果［3］。基于此，在民商事立法的时候，需要对于这种不具备独创性的但是却对信息库的开发和投资做出过共享的个人或集体予以必要的民商事权利，以此来保护其劳动成果，同时也提升了其积极性。第二个是域名的专用特权。虽然目前民商法对于域名的转筒全并没有准确而完整的定义，但是应该对此做出相关的保障。所谓的域名就是人们通过此而将计算机连接到网络上的一个虚拟的地址。因此，通过域名能够对计算机所访问过的网络信息得以了解，而且也方便了计算机对于自己的相关信息资源的访问。域名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商业价值的使用功能的结合体，当双方在交易中发挥了关键域名的使用特权之时，那么其也能够得到该项域名的专用特权。
(二)社会经济发展对民商法的调整对象具有拓展作用
从当前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最典型的发展表现就是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主要是一种依附于网络的交易，但是互联网具有开放性，这也能够使得互联网的信息来源的渠道更加的丰富和开放。而且开放的特性为信息的交流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易空间。到目前为止，互联网的发展已经相当的完善，而且互联网几乎已经普及并且覆盖了整个社会的所有领域之内［4］。所以在信息的传递方面，这体现出了更加完全的改善和变革，而且信息自身的固有价值也发生了变化，其主要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且具有更加明确的现实意义的主体。信息不仅具有明确的财产性利益，同时也具有高效的经济效益，同时信息也能够体现出人格方面的隐私利益。在网络中，信息不仅代表民商事活动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求民商事对不同的主体之间的信息予以重视，故而这需要在立法当中加以体现。并且更好的将民商事不同主体之间所确立起来的信息联系体现出来。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民商法实现全球化统一
民商法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其主要是所有的民商事活动以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调整的总称，因此对其立法需要将民商事活动之间的相关联系当做主要对象。如果国家经济和单个经济市场独立存在时，那么与市场相对应的法律体系也是相应独立存在的。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网络的发展将全世界练成了一个整体，所以全球不同的国家的所有民事活动也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全球经济活动的统一，也加速了经济的全球化。从全球互联网一体化的趋势和逐步融合的特征方面来说，全民网络民事活动也同时具备了更加广泛的特征和相容性，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普遍性。在这个前提下，在全球范围之内的法律理念和价值观念下，其相关的执行标准也在逐步统一，这样民商法的发展也将区域统一。
四、结语
本研究中笔者主要就新时期背景下民商法价值体系的相关性进行简要的探究，同时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基本原则的变化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基本范畴和基本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民商事法律的自身完善必然会不断跟进，这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李杨杨 单位:福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陆航．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研究［J］．商业文化，2015，21(15):412－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