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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银行业监管是一个动态的选择过程,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及风险的演变,各国监管当局的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风险不断积聚并在全球市场传递。为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各国银行监管当局越来越注重监管法规的精细化、标准化和严格化,以约束和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然而,随着金融创新、信息技术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的环境变化始终会领先于监管的应对举措和行动,任何监管规则均会滞后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对转向原则导向监管提出了要求。就新资本协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英国金融监管局(以下简称FSA)的实践来看,推动原则导向监管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模式发展的一种趋势。
原则导向监管与规制导向监管的区别
(一)原则导向监管
原则导向监管是一种结果监管,更注重引导,强调效果而不是手段。监管者事前为银行制定出良好的原则,鼓励银行采用合适的方法来遵守原则,监管者对结果进行检查,并根据结果决定是否采用相应的强制措施。因此,原则导向监管可以减少被监管机构受到的具体监管措施的约束。在这种监管模式下,只要风险可以控制和消费者得以正确引导,监管者将不再对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干预,可以使金融机构更灵活地选择履行职责的有效方式,帮助其更好地识别、控制各种风险,这既满足了监管当局的监管要求,又能更好地实现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目标,提高被监管机构金融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推动金融创新。同时,原则导向监管可以降低被监管机构遵从监管规则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然而,在原则导向监管模式下,无论是监管当局还是被监管机构,都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直到2006年10月FSA才明确提出转向原则导向监管。
需要指出的是,原则导向监管并不是完全废除规则,而是更多的原则导向,是在规则和原则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而且无论是规则导向还是原则导向监管,其核心都是以风险为本, 即都是将着眼点放在风险上,注重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和管理,督促银行建立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二)规制导向监管
规制导向监管是一种过程控制监管,要求监管者对不同的机构、机构运营的不同阶段、不同的产品制定详细的规则,并检查被监管机构的合规情况。该方法具有约束过度自由量裁权,增强监管稳定性的优点。但规则的制定者不能完全预计到规则所对应的业务领域的未来发展情况,也不能准确、清晰、完备地囊括规则制定者的目的,而且规则是否明晰或具有确定性取决于其被银行业金融机构理解的程度,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是否达成共识。此外,规则对被监管者的影响并不完全依靠规则本身,被监管者对监管的态度、对合规的激励机制以及强制执行规则的方法等都很关键。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金融产品日新月异并且越来越复杂,各家金融机构产品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规制导向监管的缺陷越来越明显,静态的规则跟不上动态的发展,阻碍了金融创新,影响了金融效率,成为影响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监管者而言,过于繁杂、细致的规制导向监管导致其规则制定和合规成本很高,令监管者疲于监管。
原则导向监管的核心
(一)原则导向监管更强调监管导向或效果
采用原则导向监管的金融监管当局更加注重最终的监管目标,而不是监管方法或手段,也就是说注重引导,而不是实现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监管当局实际上允许被监管对象去判断和决策,它应该如何达到监管当局的要求,如何把监管的要求和机构经营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举例而言,在实施新资本协议和新的国际金融会计报告体系时,涉及银行账户的利率风险管理问题,FSA就此明确提出,FSA只会就该风险的原因、特征以及防范原则提出指引,具体的防范措施与模型设置等都要由各家银行根据自己的风险状况和风险口味自行选择。
(二)原则导向监管更强调被监管机构高级管理层的责任
原则导向监管主要是为了改变过分依赖过于细节而繁琐的法规规定,更加注重强调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明确高级管理层对于机构的运营和风险管理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这是这种监管与法规导向监管的最大不同之处。英国过去在金融监管当中曾经也完全是法规导向监管,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其制定的监管法规有将近9000多页。原则导向监管会促使被监管机构的高级管理层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也将赋予其更多的创新空间,即在如何实现结果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例如,在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过程中,FSA特别看重一家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对于新的资本协议以及该银行准备采用的内部评级模型的理解,把这个列为FSA是否批准其相关模型申请的第一位的要素。
(三)原则导向监管更强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随着英国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不断进步以及英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尤其是监管当局与被监管机构之间的充分沟通和交流,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以来,监管当局从市场上引起和充实了很多的实际银行业从业人员(market practitioners),这对于促进监管当局改变与市场和被监管机构的关系,加深对于市场创新和风险监管的理解,帮助监管当局和被监管机构之间建立一种相互的积极信任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信任,特别是监管当局对于市场实际从业人员和机构在不断创新过程中对于自身风险的管理和控制能力以及机构的内控文化的一种信任,是原则导向监管的重要基础。FSA相信,英国的金融机构一般有比监管机构更高级的管理人员,更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和符合监管当局最低要求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FSA还特别注重评估一家金融机构的文化,如果该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的沟通体现出开放、友好的文化,管理层又能体现其专业和审慎的经营态度,那么监管当局会给予这家机构更多的信任和更大的空间。
(四)原则导向监管对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采用原则导向监管的金融监管当局要更好地进行监管,实际需要非常出色的判断能力以及与被监管机构之间充分和坦诚的沟通。要做到这一点,对于监管人员而言,需要承担更多的个人责任,也就是责任被个人化了。采用原则导向监管,监管人员在和被监管对象沟通以后,必须对于机构的风险状况作出自己的主观判断,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判断往往是没有所谓的具体法规可以参考的。这种判断对于监管人员的专业化素质、监管经验以及职业操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资本协议以及新国际会计准则在许多方面都要求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同时具有良好的判断能力。
(五)原则导向监管更强调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参照被监管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这种理念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提倡的,也正是原则导向监管所要求的。
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基本条件
监管机构不可能对每种风险或损失制定详尽的监管要求,这决定了监管机构必然要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目前,很多国家也开始向原则导向监管转变,但实施原则导向监管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监管人员应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采用原则导向监管的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人员必须能对被监管机构的风险状况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往往是没有具体法规可以参考的,这就对监管人员的专业化素质、监管经验以及职业操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则导向监管下的监管人员要有更高的专业水平和良好的专业判断能力,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要足够的熟悉和了解。
被监管对象应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在原则导向监管原则下,银行而不是监管者对风险的识别、测量负责,银行必须对各类风险都有一套具体的管理程序,涵盖风险的识别计量检测和控制。因此,被监管对象要有完善的内控和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
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应有良好的沟通和充分的信任。监管当局对于市场从业人员和机构在不断创新过程中管理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以及机构内控文化的信任,是原则导向监管的重要基础。
实施国家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经营环境和监管环境。原则导向监管要求实施国家拥有一个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而一个健全的金融机构经营环境和监管环境应该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经济体以诚信为价值取向,法制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等。
原则导向监管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启示
就新资本协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施以及FSA的实践来看,推动原则导向监管将是一种趋势,很多国家也开始向原则导向监管转变。但实施原则导向监管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监管当局和被监管对象良好的沟通和充分的信任;被监管对象完善的内控和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金融市场的相对发达和充分的信息披露;监管人员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运行状况的熟悉和了解,以及监管人员个人较高的专业水准和良好的专业判断能力。
就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行业监管现状来看,尚不完全具备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一是大部份商业银行尚未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仍不健全且执行力不强,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专业风险管理人才仍匮乏;二是银行业竞争有序化还需要一段时期,信息披露仍不充分,市场约束力不强;三是风险为本的监管体系尚未完全确立,监管信息系统有待完善,监管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四是尽管银监会也实行主监管员制度,但主监管员的自由裁量权仍很小,难以适应原则导向监管的需要;五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环境仍需要进一步改善,尤其是金融法制环境、信用环境仍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尽管如此,银监会仍有必要对这一重要的监管改革和动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金融创新加快,尤其是客户理财产品的跨行业经营趋势的不可逆转,现在看来合理和审慎的监管规则,明天也许就会成为金融创新的障碍。及早研究和采取措施,吸收原则导向监管的做法,可以为我国未来的混业监管在监管理念、技术、人员和手段的转变方面做好准备。
在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方面,不能过分强调高级管理人员的学历,而应该重视其职业操守、从业履历、管理经验和实际的风险管理能力,要重视其管理文化的取向。
再造监管流程,明确各级监管机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目前的监管流程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各级机构、内部各级部门、各级监管人员职责不明,权利不清,缺乏自由裁量权。建议逐步界定职责,允许监管人员在授权范围内独立行使其专业判断和监管权,以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
树立监管权威。在以往的监管工作如案件治理、合规建设和现场检查中,监管机构有时向被监管机构传达了要求和提示就意味着监管行为的结束,导致被监管机构落实不力,不以为然,敷衍应付。今后应要求监管部门进一步提高监管要求和提示的专业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被监管机构也必须根据要求制定详尽的整改时间表,列明哪些问题可以在短期内整改,哪些问题确因客观原因在短期内难以整改的,必须让监管当局看到被监管机构高层纠正问题的决心以及创造条件逐步整改的具体措施。
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判断能力。一方面,可以直接面向被监管机构招聘高级监管人员,改善与被监管机构的关系,加深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认识;另一方面,改善现有监管人员的培训模式,侧重案例授课,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剖析提高判断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监管人员对于新资本协议以及新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加强这两个方面知识的学习,充分理解其理念的精髓,是帮助监管人员应对监管变化与挑战,逐步向原则导向监管转变的必由之路。
我国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路径
虽然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但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金融创新加快,尤其是客户理财产品的跨行业经营趋势的加快,应及早研究原则导向监管的做法,积极探索我国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路径。
(一)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
一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自身的运作自律体系。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建立风险硬约束的基础,也是有效监管的前提。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缺乏良好公司治理的基础,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这种缺陷将直接导致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监管的失效。因此,不论是目前的监管需要,还是为转向原则导向监管的准备,切实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都是当务之急。二是强化内控建设,构建和谐健康的银行风险文化。FSA特别注重评估一家金融机构的文化,如果该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的沟通体现出开放、友好的文化,管理层又能体现其专业和审慎的经营态度,那么监管当局会给予这家机构更多的信任和更大的空间。当前各银行金融机构需将推进合规文化建设作为合规性监管的重点,督促商业银行从高层做起,认真落实《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并以此促进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建立和保持良性互动关系,为原则导向监管奠定基础。三是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着重加强风险预警工作,促进风险监测管理从单一向全面、从静态到动态、从事后向事前转变。
(二)提高监管有效性并适时转向原则导向监管
一是进一步完善以风险为本的监管体系,为过渡到原则导向监管夯实基础。二是再造监管流程,逐步明确各级监管机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允许监管人员在授权范围内独立行使其专业判断和监管权。三是强调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互动,各项监管规则的制定要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注重是否违背投资者和银行管理层利润最大化,注重激励相容,调动金融机构自我管理风险的积极性。四是放松限制与强化监管并举,在强化监管的同时,逐步放松对银行在业务创新、业务经营等方面的限制。五是实行差别监管,逐步过渡。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众多,业务总量庞大,银监会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差别监管,根据风险为本的监管导向,进一步健全银行风险评价和预警机制,按照风险大小进行高风险、中度风险和低风险的分类排序,灵活作出监管安排,对那些发展稳健、风险管理水平高的银行,可以先试行原则导向监管。
(三)提高监管和被监管人员的专业能力
一是大力培养银行经理人市场。原则导向监管是基于金融机构比监管机构更了解自己的业务,也因此更了解通过什么样的程序,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可以最有效地满足既定的监管目标这一理念,更加注重强调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明确高级管理层对于机构的运营和风险管理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这就对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手段强化银行董事会、股东和高级管理层的责任;另一方面要改进高级监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重视其职业操守和风险管理能力,并创造条件,引导公平竞争的银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二是提高监管队伍素质。我国目前基层监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人员没有监管经验和银行从业经验,有的甚至不能适应目前的监管工作。银监会可以借鉴FSA做法,在加强对现有人员培训的同时,从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一些专业人员充实监管队伍,提高监管队伍素质,改善与被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
(四)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且推进监管透明度建设
目前我国政府、市场披露和社会信用评级三个信息渠道,特别是后两个渠道很不畅通,而信息是决定监管效率的关键,特别是在原则导向监管模式中,监管者主要依赖从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系统中输出信息来对银行的经营状况作出判断,若无透明的信息,基于原则的监管则是混乱而失败的。为此,应尽快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第一,国家要尽快完善信息披露的立法及制度安排。第二,各银行金融机构要建立与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相适应的内部控制运作流程,以现有的信息披露为基础,借鉴国际经验,逐步落实核心原则,按CorePrinciplesMethodologg2006(即CMP2006)的有关规定向监管者披露有关风险管理信息。第三,培育更专业更有公信力的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五)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且改善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环境
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环境仍需要进一步改善,虽然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广泛,但与国外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仍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尤其是金融法制环境、信用环境仍是制约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也严重影响了监管的有效性。为此,首先要进一步建立、完善金融法规,出台相应的监管法规,既保证监管当局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同时又规范监管行为,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其次,要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建设,为银行的业务发展、金融创新提供更大的平台;最后,要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加强诚信体系建设,重视外部评级的作用,增强市场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1.Kaufrnan, G. and K. E. Scott,(2000),Does Bank Regulation Retard or Contribute to Systemic Risk, Working Paper
2.Kaufman G ,(2001),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Bank Soundness,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Reform and Stability: Systemic Issues
3.Keeley, M. C.,(1990),Deposit Insurance, Risk, and Market Power in Bank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篇2
在网络银行监管领域,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the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展开的研究工作和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一直备受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国际银行业界的重视和关注。在众多公开的文件中,2003年8月的《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原则》,2003年7月的《跨境电子银行业务活动的管理与监督》,以及2005年2月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组成的联合论坛所的《金融服务的外包》尤为重要,它们从不同视角对电子银行业务带来的新的风险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这些风险实施有效控制和监管的指导原则与方法。通过这些文件的,巴塞尔委员会充分阐释了其在网络银行监管方面积累的主要经验。归纳起来,大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境电子银行业务的合作监管;二是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的有效管理。
(一)跨境电子银行业务活动的合作监管原则
通过《跨境电子银行业务活动的管理与监督》,巴塞尔委员会在《巴塞尔协定》所确立之跨境银行业务合作监管原则的基础上,①进一步明确表达了其因应电子银行业务跨境发展的实际而改进原有国际银行合作监管框架的立场。关于跨境电子银行业务活动的管理与监督,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三大原则:
其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就网络银行的国际监管合作极为重要。即母国与东道国当局之间的监管合作对于确保互联网环境下跨境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其二,监管重心在于母国监管当局。一般说来,母国监管在跨境网络银行业务监管合作中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有关跨境网络银行业务的监管工作中,在东道国监管当局能够确信向东道国居民跨境提供网络银行业务的外国银行机构已受到其母国当局有效监管的情况下,监管的重心应从东道国进一步向母国转移。
其三,对于外国银行在缺乏母国有效监管的情形下开办网络银行业务,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谨慎处置。当从事跨境网络银行业务活动的外国银行机构缺少其母国监管者的有效监管时,对于是许可还是限制它们同东道国居民开展网络银行业务,东道国监管当局应更加谨慎对待,因为此时做出的许可决定可能使东道国监管当局承担更多的监管责任和风险。这些原则的提出,对于各国银行监管当局在网络银行业务活动方面加强和完善国际监管合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各种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的有效管理经验
在《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原则》中,巴塞尔委员会详细阐明了14项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原则,②分别从强化董事会与管理层监控、加强安全控制和重视法律与信誉风险管理等三方面列举了对各种电子银行业务风险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经验:
首先,在董事会与管理层监控方面,银行应遵循3项原则:第一,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应对电子银行业务风险建立有效的管理监控制度,包括建立管理这些风险的特定责任、政策及控制制度。第二,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应对银行安全控制程序的关键部分实施审批。第三,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应确立一套综合性、持续性的合理审慎与监测程序,以对银行的外包关系及其他第三方附属关系进行管理。借此,委员会试图通过增强银行内部管理机构在防范电子银行业务风险方面的意识和职责,来推动监管当局所制定的各种风险监管要求在银行业内部的具体实施。
其次,在安全控制方面,银行应注意7大问题:一是验证的问题,即银行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验证与之通过因特网开展业务的客户的身份和授权。二是不可否认性的问题,即银行应运用能增强交易的不可否认性和确定电子银行交易责任的交易方法。三是职责分离的问题,即银行应确保具备合理措施,以促进电子银行系统、数据库及应用程序中的充分职责分离。四是授权控制的问题,即银行应确保对电子银行系统、数据库及应用程序具有合理授权控制和进入权。五是数据与交易的完整性的问题,即银行应确保其具备适当措施,以保护电子银行交易、记录和信息的数据完整性。六是追踪审计的问题,即银行应确保全部的电子银行交易具有明确的追踪审计监督。七是银行关键性信息的保密问题,即银行应采取适当措施为关键的电子银行信息保密。这些原则主要是为处理电子银行业务中的技术与操作风险而设,体现了巴塞尔委员会对因技术性、操作性风险而给银行机构带来的安全威胁的重视。再者,在法律与信誉风险管理方面,银行应满足这样4个方面的要求:第一,遵守信息披露原则;第二,遵守客户隐私权保护原则;第三,为确保电子银行系统与服务的可用性,银行还应具备有效的业务容量、业务连续性及应急计划;第四,为管理、控制和减少意外事件所引发的问题,银行应制定适当的应急计划。③
此后不久,随着电子银行业务活动中跨境风险监控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巴塞尔委员会又特别增加了两项关于跨境电子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原则:一是在从事跨境电子银行业务活动之前,银行应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保持合理审慎,并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计划;二是拟开展跨境电子银行业务的银行应在其网站上进行充分披露,以便潜在客户确定银行的身份、母国及其获得许可的情况。④此外,为有效解决网络银行业务活动中日益突出的外包问题以及防控外包风险,包括巴塞尔委员会在内的联合论坛还在其最新的《金融服务的外包》中提出了9项高级原则,分别就实施外包的受监管实体的责任问题以及监管者的作用与职责问题作出了规定。⑤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网络银行监管的普遍经验
在确立和改进网络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的过程中,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在本国或本地区法律框架内为网络银行确立了具体的监管法律制度,内容广泛涉及市场准入监管、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持续性审慎监管及市场退出监管等各个环节。
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以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组织阐发的网络银行监管原则为参照,以本国和本地区银行业监管法律规范为依据,以当地银行业监管机关为主体,以监管部门依法制订的众多具体监管规章为指南,规制和引导着当地的网络银行业务活动,使其依循安全、稳定、健康的轨迹运行和发展。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实践中可归纳出一些较为普遍的国际经验与共识,主要涉及这样6个方面:
第一,在网络银行监管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上,各国都试图使有关监管法制保留足够的弹性空间,以便确保法律既具有稳定性与权威性,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超前性。为此,各国在设计网络银行业务监管制度时,特别是在确定技术标准时,总是留有一定的发展余地,适当保持技术中立性,这样不仅可避免将未来更具优越性的技术排除在法定范围之外,还可避免法律被迫随着技术的更新而频繁改动。
第二,在网络银行监管方式的类型选择方面,许多国家都是法定型监管与自律监管并重的。在依赖法定监管的同时,各国也十分重视自律组织及银行业界对监管规范制订过程的参与和推动,这将有助于提高这些监管规则的可接受性和实效性。
第三,在网络银行监管机构的选择方面,各国一般都是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格局基础上,将网络银行业务纳入原来银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职权范围,并注意加强不同金融业务部门的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合作,以便对网络银行业务中超出传统银行业务范围的新型业务品种及其相关风险实施充分有效的监控。
第四,在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架构的选择方面,理论上讲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传统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增添和调整;另一种则是完全摒弃传统监管制度,另外制订一套全新的专门调整网络银行业务方方面面的综合性法律规范。目前各国主要采用的都是前一种模式,即在传统银行监管法律框架仍然适用于网络银行业务有关问题的同时,对该制度框架加以相应调整,纳入新的针对网络银行业务特殊风险进行监管的专门性监管制度。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这种“稳中求变”的法律变革模式在现阶段是适当且务实的,理应受到推崇。因为,毕竟网络银行业务仍然与传统渠道提供的银行业务无本质上的不同,传统监管框架的许多制度都能用于处理网络银行业务与传统业务方式所共有的特点和风险。况且,目前该业务的发展仍处初期,其内含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未充分暴露和体现出来。在此情形下,再制订一套完全脱离传统监管框架的网络银行业务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既无必要,也不现实。除制订专门针对网络银行特殊问题的法律法规作为传统监管法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外,各国为解决网络银行相关法律问题,一般都重视在其他传统法律领域做出相应的配套改革,以从根本上减少导致该业务风险发生的法律隐患和法律障碍。
第五,在网络银行监管的法律形式选择上,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都倾向于采用行政性法律规范的形式。一方面,网络银行业务高度的专业性决定了由具备相应专业知识与经验的行政主管机关从事相关立法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行政立法本身兼具权威性与灵活性的双重优势,也即是说,它较之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制订法律更为高效、快捷,更加具体、灵活;虽然其法律效力层级不及后者,但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往往具有更为直接的实际法律效果。当然,具有判例法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除行政法规外,还可借助更为灵活的司法判例形成相应的具体规则来对网络银行业务活动及其风险进行约束和监控。
第六,在网络银行监管的具体制度内容上,一方面,各国通常都坚持将原有银行业监管法规中大部分可适用的内容延伸适用于银行机构的网络银行业务。如资本充足性管理、流动性管理、贷款集中度管理、存款保险制度、最后放款人制度等传统制度的沿用在客观上为控制网络银行业务风险创造了有利的经营环境和条件;又如,传统银行监管制度中的审慎监管原则,单一监管和并表监管并重原则,以及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等监管手段同样也适用于网络银行业务风险监管。另一方面,由于网络银行本身存在着许多传统银行监管框架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监管者都在研究确立一些专门处理网络银行问题的特殊法律规范。例如,虚拟银行的出现迫使各监管当局为这种没有物理存在的特殊银行机构明确市场准入要求与许可标准;互联网安全、客户身份验证,以及技术外包等问题的存在需要各国银行业监管当局有针对性地制订具体监管政策与指南;网络银行业务跨境提供的日益增多则要求监管者之间加强国际合作。
三网络银行监管国际经验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源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经验与共识其实正代表了它们对网络银行监管法制建设的一些基本设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值得我国银行监管当局认真研究、适当参考和合理借鉴。归纳起来,笔者认为,应在完善我国网络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把握如下一些主要原则和方法:
其一,确立安全与效率不可偏废的监管立法指导思想。安全与效率这两个价值目标缺一不可,政府介入监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要努力在这二者之间寻求最佳均衡。⑥概言之,就是要在确保基本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系统的高效运转。
其二,运用政府主导的法定型监管与市场自律监管有机结合的监管方式。在我国,政府法定型监管方式运用得较为充分,但在市场自律监管方面却存在明显不足,如银行业公会等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督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银行机构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的状况也较严重。可见,在完善我国网络银行监管法制的过程中,不仅需借助外部有效的政府规管和充分的市场约束,还需重视银行内部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其三,确定适当兼顾现阶段国情实际与未来网络银行发展需要的监管理念与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应在现阶段“机构型监管”理念的指导下,适当吸收更能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功能性监管”思想,从而作出适宜于网络银行业务功能全面实现之需要的灵活安排。也就是应在当前金融业依法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格局下,在各个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如信息交流与共享之类的协调与合作机制;而在未来市场条件成熟时再逐渐向“功能性监管”模式转变。
其四,选择立足传统、适度创新的监管法律改革途径。即应在将既存的传统银行监管法律规则继续延伸适用于网络银行的基础上,针对网络银行某些特有的突出问题进行适当的制度创新,以便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其五,借助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等法律形式承载有关监管制度内容。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因具有灵活性、专门性和细致性等特点而备受监管立法者的青睐,我国目前有关网络银行的监管规则也主要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此外,还可借助行业惯例与指南等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对有关监管规则进行丰富和细化。
篇3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从国内的情况看，随着金融创新活动不断加速，银行业产品和服务呈现多样化、专业化趋势，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引致的消费纠纷日渐增多，社会各界迫切希望出台专门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规章制度，切实维护银行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公众对银行业的市场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银监会于去年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专门推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并开始建章立制。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银监会本着监管为民的思想，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召开消费者代表座谈会和官方网站公开征询的方式，广泛征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完成了《指引》的制定工作。
《指引》分为五个章节，共计43条，涵盖了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对象、监管对象和监管主体的界定，以及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内容、银行业金融机构责任和监管部门作用的表述。
总体来看，《指引》充分体现了“预防为先、教育为主、依法维权、协调处置”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原则，解决了广大银行业消费者十分关切的权益保护规制缺失问题，填补了国内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方面的空白，是我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突破。
法律依据和现实意义
鉴于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是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中国银监会一贯主张和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在银监会内部设立专业部门专司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责，意味着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成为监管整体架构当中的一个专业组成部分。
因此，《指引》是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依据，是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的发展和延伸。另外，鉴于商业银行是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施主体，而《商业银行法》中对商业银行的行为原则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指引》是《商业银行法》大原则下的延续，以《商业银行法》作为上位法。
可以说，《指引》的出台，是在总结银监会多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一专门领域工作做出的规范，也是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对全行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做出的指导和要求。
此次《指引》的出台，也标志着中国银监会已经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全面纳入监管体系当中，通过严格的行为监管，充分践行监管为民的理念，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成为监管者的神圣使命。
明确消费者权利和监管者职责
《指引》并未直接明确界定银行业消费者的权利种类，而是在第一章第八条对银行业消费者的权利进行了总括性说明，即“银行业消费者有权主张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和建议，对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和相关人员进行检举和控告”。
与此同时，在全面梳理前期相关政策法规当中关于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及要求基础上，《指引》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适性、关键性的法规条款，形成了第二章“行为准则”的八项禁止性规定。
而对于监管者的职责，《指引》第四章中明确指出，对“监督管理”，“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在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等监管环节充分体现、落实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理念和要求”。这充分说明，银监会将通过风险与行为并重的监管，努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此外，《指引》第四章还明确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工作的要点，如“对经查实的侵害银行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督促其纠正”，“依法受理银行业消费者认为未得到银行业金融机构妥善处理的投诉，进行协调处理”等等，充分体现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依法维权”和“协调处置”的思想。
在发展中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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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好地控制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根据管理学理论,优秀企业通过将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外包给更为专业的公司,从而节省资源获得规模经济。例如,根据美国Forrest调查公司的一项统计,美国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建立并维护一个Web网站,头年的费用是22万美元,而将此工作外包给网络公司仅需花费4.2万美元。
3.获得新技术和提高服务效率。IT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电子银行的技术外包不仅可以使银行内部技术人员获得更多接触新技术的机会,还可以使他们摆脱一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从而大大提高技术支持的响应速度与效率。四是发展战略和风险规避的考虑。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网络技术的运用更给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商业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而通过与专业外包服务商的利益捆绑,银行可以围绕最新科技的发展趋势来发展各项新兴业务以抢占市场先机,并因此减少了很多系统维护管理和技术开发失败的风险。
二、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风险分析
电子银行业务外包在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会给银行带来新的潜在风险,并且给传统的银行监管体系出了新的难题。撇开就业等社会问题不谈,从经济与法律角度分析,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本身也蕴涵着许多隐患。
1.信誉风险。银行业最为核心的资产是信誉,而外包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质量低下将会影响银行的信誉。例如由于IT外包供应商的原因硬件设备出现故障维修不及时或软件系统存在漏洞等致使银行客户受损(包括客户在业务操作方面的不便利以及在资金、机会方面的损失等),即使这完全是由于IT外包供应商的过错也同样会大大影响银行的社会形象与信誉。
2.技术风险。在技术选择上,银行必须选择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来支撑电子银行业务的开展,因而当各种电子银行的解决方案纷纷出台时,商业银行选择与哪一家公司合作,采用哪一种解决方案都将是电子银行存在的一种潜在风险,一旦选择不当,将使银行面临巨大的机会损失与利益损失。同时由于核心技术由外包公司掌握,外包公司或其职员利用工作便利来从中获利的道德风险也不可不防。
3.法律风险。由于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环境,再加上网络的无国界性与各国监管机制的差异性使得电子银行业务外包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法律风险。例如,外包过程中银行客户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商业秘密和技术专利的归属问题、跨国诉讼的司法管辖权问题等都可能对银行的审慎经营造成巨大冲击。
4.系统风险。银行业是一国金融发展的核心,其对风险管理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由于某些IT核心技术的垄断,在IT外包行业也存在着若干寡头公司,因而可能产生某一国(地区)的多家银行过于集中依赖某些外包服务供应商的情况,一旦出现问题会造成连锁效应。另外从长远来看,过于依赖某些跨国公司的技术外包还可能不利于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
三、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的域外经验
银行业是个对风险管理有着异常严格要求的行业,而电子银行业务的外包有可能把本属银行机构的风险、管理责任及合规要求转移给不受监管当局监管的第三方。在此情况下,银行机构如何有效控制外包带来的运营风险?监管机构如何确保外包供应商在外包过程中履行了其监管要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监管当局已经陆续对此作出反应,以监管报告、建议或指引方式将电子银行业务的外包活动纳入到其原有监管体系中。
1.美国。早在1990年1月,美联储就通过一份监管声明提醒金融机构注意订立电子数据处理(ElectronicDigitalPlatforms,EDP)服务合同的潜在风险,美联储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金融机构所签EDP服务合同中是否含有对其原有风险管理体系存在不利影响的条款,如责任免除条款等。而美联储纽约银行1995年的一封监管信函则明确了外包服务安排报告规则,即无论任何银行服务机构都应该在首次签署外包服务合同或者履行合同后的30天内向合适的联邦银行机构报告这种关系。
另外,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还了一系列旨在阐明银行管理IT外包风险方面职责的指引与公告,例如《FFIEC对外包技术服务的风险管理指引》(2000年)提出了由董事会负责外包引入和风险管理的原则;《FFIEC对技术服务商(TSP)监管手册》(2003年)概述了TSP风险的监管流程与方法;《IT外包技术服务检查手册》(2004年)为监管人员的审计检查提供了相应的程序指引。
2.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2001年12月的《外判》对本地银行业的的外包活动表达了相当明确的监管态度,它虽然并非专门针对电子银行,但其中载明的一般监管方法及有关技术外包的管控措施等均对电子银行外包具有参考价值。在《外判》指引中金融管理局明确只要被监管机构的外包安排具备周详的计划和妥善的管理且不会有导致损害客户利益的情形发生,金融管理局就不会干涉。[2]
而所谓“周详的计划和妥善的管理”则包括了以系列的特殊管控措施。首先,在选择外包服务商时,银行应审查其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源与专业知识,而在将关键技术如数据中心操作外包时,还应由独立第三方作出独立评估报告,报告将提交金融管理局备案。其次,在同外包服务商签订协议时,金融管理局强调应清楚载明外包服务商的履行标准和服务水平。再次,在外包安排存续期间,银行应对外包服务商实施持续充分的监控和制定有效的应急计划。最后,为了防止外包风险的过于集中,银行还应尽量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的外部服务商。
3.瑞士。1999年8月,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SFBC)了针对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外包指引》,允许金融机构在未经SFBC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实施外包。但该指引规定外包必须得到董事会的同意方可实施,必须订立书面合同,并要求金融机构将外包业务纳入内控体系,外包合同必须明确允许SFBC、金融机构及其内外部审计机构对外包服务商进行必要的监控,同时某些核心管理职能是不允许外包的。
此外,伴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各国监管者也逐渐意识到,外包所带来的风险往往是超越国境的。因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3年先后了《电子银行风险管理原则》及《跨境电子银行业务的管理与监管》,为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外包)的监管提供了高级指导。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综合各国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风险控制首要原则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该对与电子银行业务的有关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通过建立全面和持续的尽职调查制度与监管程序来处理银行与外包第三方的相互关系。[3]
四、我国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的实践与法规建设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的外包势头也发展迅猛,各大商业银行都相继开设了电子银行业务,其中四大商业银行都选择了自主开发核心技术与辅助业务外包相结合的道路,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则选择将更多的信用卡业务、网络银行业务外包出去以降低运营成本。但在电子银行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对其的监管还处于逐渐发展和不断探索中。目前我国电子银行业务监管事宜主要由银监会负责,关电子银行监管的法律框架也已初步确立,主要由《电子签名法》、《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和《银行业信息资产风险监管暂行办法》等组成,而其中2005年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是我国首次出现“外包管理”字眼的法律文本,其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发展和监管可谓意义深远。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及自助银行、ATM等均纳入电子银行业务范畴,扩大了对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管范围,改变了长期以来部分电子银行业务监管无据的状况。[4]同时《办法》突出强调了电子银行系统的安全评估工作,要求金融机构聘请有资质的安全评估机构,至少每2年对电子银行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评估。而为了应对新兴的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办法》还明确了许多具体的监管措施:(1)规定金融机构在选择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服务供应商时,应充分审查、评估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实际风险控制与责任承担能力。(2)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与外包服务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外包服务供应商的保密义务和保密责任。(3)规定金融机构应建立针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的应急计划,并应制定在意外情况下能够实现外包服务供应商顺利变更,保证外包服务不间断的应急预案。(4)规定金融机构对电子银行业务处理系统、授权管理系统、数据备份系统等涉及机密数据管理与传递环节的系统进行外包时,应经过董事会或者法人代表批准,并应在外包实施前向银监会报告。
笔者认为,《办法》的上述规定已经吸收了很多国外监管的经验,并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情况有所考虑,它的出台既是我国监管当局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对监管工作的一项适应性创新,也是一项有利于我国银行业在改制上市及发展过程中提高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但是《办法》仍存在一些不足,诸如要求金融机构对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可靠性和公信力进行保证并不尽合理。此外对金融机构的责任规定也过于严苛。
五、健全我国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体系的思考
虽然我国已经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监管制定了比较明确的规章,但是对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
系,而且目前在我国的社会背景下,纸面上的法律要变为行动中的法律无疑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实践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很多监管人员对于电子银行外包风险的认识不足,导致我国各地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和执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有关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监管体系,以促进电子银行业务的良性发展。
1.在监管的价值取向上,银监会应该综合考虑监管的安全目标与金融机构的效率追求,实现金融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发展。银行是基于提升效益目的而实施外包的,因此监管当局不能仅仅为了监管的安全价值而不顾银行的效率价值。笔者认为,银监会应在谨慎基础上支持银行业更多的外包活动,这也是应对入世后更为激烈的银行竞争所必需的。当然银监会应始终坚持以下两个原则:第一,确保银行业外包活动处于银监会的有效监管之下;第二,确保银行机构合理制订外包计划和妥善处理外包风险。
2.银监会应进一步细化现有的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规则。现有的外包监管规则总体而言仍偏于原则性,因而需要在既存原则框架之下尽快出台更具操作性的监管细则对监管人员的监管范围、权限和监管程序予以规范。此外,电子银行外包的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密切关注电子银行的最新发展动态,适当汲取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丰富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管理的内容也极为必要。
3.监管部门还应加强有关客户金融信息隐私保护的力度。在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活动中,最易遭到侵犯的客户合法权益就是客户的金融信息隐私权,例如2005年美国信用卡第三方服务商(CardsystemsSolutionsInc.)的系统被黑客侵入,造成包括MasterCard、VISA、AmericanExpres在内高达4000多万信用卡用户的数据资料被窃,给银行和客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因此,监管当局应该尽快规范电子银行隐私政策,督促银行和外包商共同采取措施安全保障措施来防范此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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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低门槛、严监管，是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基本原则。“低门槛”就是适当降低机构和业务的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面；“严监管”就是强化监管措施，实行“刚性”市场退出约束。
根据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规模及业务复杂程度，监管部门合理确定了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一是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0万元。二是在乡(镇)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万元；在行政村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万元。三是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设立的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50万元。四是适当降低农村地区通过合并、重组、改制方式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
为落实“严监管”的持续审慎监管原则，国家规定，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得低于100％，内部控制、贷款集中、资产流动性等应严格满足审慎监管要求，并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大于8％、介于4％与8％之间、降至4％、降至2％等四种情形，适时采取递进式严格监管措施，以确保及时分类处置有问题的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
农村金融改革将按照“先试点、后推开、先中西部、后内地，先努力解决服务空白问题、后解决竞争不充分问题”的原则和步骤，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办法，稳步推开。
三农受益
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必将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促进城乡金融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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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率政策
我国利率改革的方式是明确的,即渐进、有序,原则上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大额、后小额的步骤。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明确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时间表。利率市场的起步较晚,从1996年开放同业拆借利率开始,此后又开放了银行间债券利率。2000年开放了外币利率(小额外币存款除外),2004年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至今也尚未形成基准利率体系,自然也没有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权和期货。这使得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差距。
2.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不能跨区域经营。《城市商业银行暂行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在地级以城市设定,一个城市只能设立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第二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主要为本市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
分析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是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与此同时还承担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的重担。城市商业银行人员素质较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风险高度集中。这是监管政策明文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不允许跨区经营的背景。
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商行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城商行提出了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跨区域发展的要求。对此,银监会与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达成共识,城市商业银行完全可以走出城市。2009年4月,银监会调整了中小商业银行的准入政策。规定中小商业银行的机构发展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设定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从而实现了基本上统一监管标准,实施同质同类监管。
3.混业经营
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最初期,我国金融业并不是分业经营的。当时,商业银行可以设立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比如,交通银行和太平洋保险就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后来金融业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当时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这些混乱来自于混业经营,因此就逐渐把金融业务切分开来;同时在立法上加以保证,形成了一种比较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1995年通过并于2003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相关思路
我们正处于一个金融市场迅速创新、竞争不断加剧的年代。这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业法规建设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监管部门应当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明确相关政策法律改革调整思路,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
完善调整金融市场主体关系的主导性法律制度。首当其冲的即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法律制度的调整。这些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银行业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不仅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风险控制、财务管理、薪酬激励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由于进行市场主体制度设计过程中主要按照政府意志展开改革,而未按照私法原理明确主体权利与义务,导致体制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改革在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未来几年,法律需要在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出资人制度、股东权利与义务、股东行为约束、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在深刻理清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作出科学明晰的规定,在私法层面明确银行在市场中的商事主体地位,保护其自治权利,维护市场对于市场主体的选择和对于金融资源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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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沃克尔在国会力推而得名的“沃克尔法则”在2010年被正式纳入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这一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当中。该法则力在加强对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监管力度，其主要通过限制商业银行规模，避免出现“大而不能倒”等系统性风险发生；同时限制银行等利用自身资本进行自营交易。另外，该法则还限制银行等拥有或参股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在传统借贷业务与高杠杆、对冲、私募等高风险投资中给银行划出明确界线。
可以想到，如此限制投行掘利业务的法则一经提出便饱受华尔街银行家的抵制，还遭到了来自于政府官员的批评，将美国银行同监管机构间的冲突加剧。经过长时间的多方斡旋后，法则终于敲定。这一新规的提出已经表明了银行监管也的决心――法则的实行已成定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对于美国“沃克尔法则”，中国市场一直处于旁观的位置上，从美国”沃克尔法则”研究中国银行业监管思路，对于我国银行业的监管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中不可小觑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银行业现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尚未到达完全成熟阶段。在其快速丰腴自身的过程中，势必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发展轨迹。而这个过程，正是需要银行业的自身成长与监管部门的正确引导――两者的良好配合才能共同促进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进步，保障其的成长历程健康有序。因此，只有走在市场的前面，用发展的监管思路正确引导归置银行业的成长，为其发展铺平道路，监管业才能高效健康地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另外，作为不可被剥离出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份子，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中国金融市场对于国际金融稳定性将发挥重要作用。
面对如火如荼的金融产品创新，早在2013年9月，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提出了“栅栏原则”，即由于一些表外创新业务已与存贷款“互联互通”，因此需要对信贷类业务、理财类业务、类业务和有价证券投资类业务实行“栅栏式”隔离，鼓励在各自业务区域内的进行积极创新。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综合化经营势不可挡，监管冲突和监管空白已成为摆在更高决策层面前的一道难题。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服务能力、整体效益和竞争力提高的好处，也可能带来风险的传染性、复杂性、破坏性加大等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以生动的教训表明，不同性质的业务过度交叉，会加剧风险的隐匿、转移和传染。“栅栏原则”已经为中国银行业、亦是金融业的监管开了一个好头：为需要保护的业务设置隔离机制，防止“栅栏”内外业务高度关联，以保护存款人、纳税人利益不受损害；并且，设置“栅栏”防护的监管手段有必要延伸至近年来蓬勃兴起的表外创新业务，即信贷类、理财类、类和有价证券投资类业务。
中国市场需紧跟国际监管趋势，不得不说，早前的“栅栏原则”与“沃克尔法则”在本质上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虽然“沃克尔法则”的正式实施时间一拖再拖，但是美联储自始至终对于其新规的执行并未给予个别市场“例外豁免”的资格，即这一监管新规的实施已成定局。
中国应当继续密切关注该法则的动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沃克尔法则”的提出和确立将代表了银行监管新趋势的渐趋形成。我们可以预想到，这一法则的出台与实施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引起动荡，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而事实上，由于我国的银行，以及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都保留有其自营业务，“沃克尔法则”涉及到的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且涉及面已不仅是银行业，而是整个金融系统都关系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此，本着长远的发展目光来看，我们必须适时的借鉴“沃克尔法则”的中心思路，为我国银行业、甚至其他非银行金融业在现在以至未来的发展做出更有力的谋划。
当前，我国银行业正处在从严格的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发展的趋势中，不可否认地，分业与混业经营确有其自身的优势，又各自存在其弊端，在这里并不一一赘述。这其中，需要强调的是，“沃克尔法则”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是银行混业经营中所产生的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混业经营基本已成未来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银监会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监管文件的出台在银行业具有指导性的地位与作用，因此，监管当局应当适时的本着既能强化金融监管又能不削弱金融竞争力的监管制度的金融监管思路，基于我国国情与市场的发展情况，配合立法制度的完善，有选择性的借鉴“沃克尔法则”中的部分条例思想，在当前已经做出有力调整的政策基础上，对于分业经营的基本经营原则进行创新与完善，从而促进我国银行业在未来平稳健康地发展，努力跟上国际金融形势的步伐。
参考文献：
[1]王彬，林晓楠.“十二五”规划中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防火墙”制度考量――以美国沃克尔规则为视角[J].福建金融，2014.01
[2]贺锡霞.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商界，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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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两年多来,银监会为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和强化我国银行体系做出了贡献。银监会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制,即法规建设;二是监督,即实施。这也正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银行监管机构界定的职责。
首先,监管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截止到今年4月底,共了127件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其次,狠抓落实,持续监管取得新成效。在银行业全面推行了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并及时推广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试点工作;落实降低不良贷款各项措施,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此外,银监会积极推动金融制度和业务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引导我国有关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快面向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等等。
这些举措都是银监会履行监管职责、贯彻监管新理念的具体行动。在成立之初,银监会就明确了把“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监管的第一目标以及“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即“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实际上,我们常说的理念就是指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虽然这些基本原则目前国际上已形成共识,这就是1997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核心原则同样存在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目前针对核心原则的修改工作,正是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对照核心原则,检查我们监管实践,既可以发现问题,又可以明确方向,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
根据银监会的文件和会领导的讲话,银监会“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的内容如下:所谓“管法人”,即考虑到银行监管指标集中体现在法人层面、银行内控制度主要由法人制定、各类风险主要由法人承担的实际,所以需要改变过去总部监管总部、分支机构监管分支机构的分割监管方式,实施法人集中监管。所谓“管风险”,即在加强对银行机构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把监管着力点放在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上,进而做到在资源分配上以风险为基础,风险大,多监管,风险小,少监管。所谓“管内控”,即严格监管银行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提高银行的自控能力。所谓“提高透明度”,即要求银行真实、规范披露信息,让监管部门知情,让存款人知情,让社会公众知情,借此强化市场约束。同时,逐步提高监管部门自身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应该看到,“三管一提高”的监管理念有效指导着银监会的监管实践。然而,随着对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逐步深入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银监会在深入贯彻监管新理念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面临的挑战也很大。
一、“管法人”
“管法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国际视野上的“并表监管”。所谓“并表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内的所有业务进行适当的监测并认真落实审慎监督各项原则,从机构角度看,其中不仅包括银行的国内法人还包括银行的国外分行、各类附属机构和合资机构。从业务范围上看,监管当局应该审查银行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各项银行和非银行业务,以及国内外机构从事的业务。
在一定程度上,银监会提出的“管法人”是指对单个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但从总体风险的把握、防范和化解来看,即从并表监管来看,一方面,银监会需要制定合理规划,要求银行法人向监管部门报送并表数据和管理信息,强化对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另一方面,银监会要加强与证券、保险等监管部门的沟通,了解银行集团所属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评估其对银行的影响,并视情况采用适当的监管措施。具体来说,实现从“管法人”到并表过渡,银监会要充分发挥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的三方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根据“三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落实好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监管分工合作框架。
目前各监管部门的合作还是停留在互相“通气”的阶段,在监管工作的开展中,各个部门监管各自分管的行业。从实现对银行有效的并表监管来说,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实际上,国际经验也表明,并表监管能力较弱是许多国家共同的软肋。
二、“管风险”
应该看到,目前银监会提出的“管风险”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审慎监管,而重点又放在解决长期以来银行资产质量不高、资本充足率偏低的状况。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指导银监会工作的“监管四部曲”,即“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更为具体地来说,首先,银监会督促商业银行根据风险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贷款质量形态,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和规范性,特别考虑到近期出台的有关监测不良贷款迁移率和偏差率的新举措;其次,严格执行充足的拨备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足额提取各类损失准备,加大损失类贷款的核销力度,做实利润;再次,鼓励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使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从而恢复银行的稳健性。
然而“管风险”并不完全等同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所谓“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是一种基于对银行主要业务线的识别和全面了解,以及对各主要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按类别进行风险水平、风险发展方向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分析评估,在此基础上规划监管行动和检查方案,确定风险评级并采取监管措施和持续监管的有计划、有部署、前瞻式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观念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近几年才系统建成并付诸实施的。而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只有全面完成了整个银行业的财务重组、实现银行业的稳定后,才可能具备向以风险为本监管过渡的客观条件。
三、“管内控”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是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银监会在促进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控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并修改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促进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信息披露;加大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估与监督等等。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和内控效率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首先,商业银行应该按照《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在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中制定明确的内部控制政策,规定内部控制的原则和基本要求;着力培育内部控制文化。其次,商业银行应该将内控和内审结合进行。为此,银监会即将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督促商业银行建立专业、规范、敬业和具有独立性的内部审计队伍,从商业银行内部构筑防范风险的防线。商业银行应建立内部审计垂直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内部审计质量,树立内审权威,并建立内审部门与银监会直接汇报渠道。再次,商业银行,特别是拟上市的商业银行应该结合本行的情况,认真考虑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指导原则组建专门的合规部门,以强化和改善商业银行的内控管理,从根子上减少各类大案、要案和违规事件的发生。
四、“提高透明度”
“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要求增强商业银行的透明度和银监会自身的透明度。2003年《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按照规定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和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充足率相关方面的披露,内容包括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目前,银监会已经做到按季披露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汇总数据,而且在制定法规时主动征求商业银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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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优势分析
外包(Outsourcing)是一个外来词,其基本含义就是将自己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委托给其他人去做。由于电子银行业务对信息技术及网络安全都有着极高要求,而这就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因此在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收益的商业规则下,银行往往选择将电子银行业务中的软件开发、信息处理、硬件维护等部分或全部外包给更为专业的第三方公司去做。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看,银行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通常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1.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电子银行外包可以让商业银行转而注重自己的核心业务,专注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据调查,美国有68%的信用卡业务都是通过非商业银行机构来实现,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业务本身而非后台支持,因此银行没必要雇用大批的网络高手来维护网络,交给专门的网络公司去做就行了。
2.更好地控制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根据管理学理论,优秀企业通过将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外包给更为专业的公司,从而节省资源获得规模经济。例如,根据美国Forrest调查公司的一项统计,美国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建立并维护一个Web网站,头年的费用是22万美元,而将此工作外包给网络公司仅需花费4.2万美元。
3.获得新技术和提高服务效率。IT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电子银行的技术外包不仅可以使银行内部技术人员获得更多接触新技术的机会,还可以使他们摆脱一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从而大大提高技术支持的响应速度与效率。四是发展战略和风险规避的考虑。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网络技术的运用更给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商业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而通过与专业外包服务商的利益捆绑,银行可以围绕最新科技的发展趋势来发展各项新兴业务以抢占市场先机,并因此减少了很多系统维护管理和技术开发失败的风险。
二、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风险分析
电子银行业务外包在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会给银行带来新的潜在风险,并且给传统的银行监管体系出了新的难题。撇开就业等社会问题不谈,从经济与法律角度分析,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本身也蕴涵着许多隐患。
1.信誉风险。银行业最为核心的资产是信誉,而外包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质量低下将会影响银行的信誉。例如由于IT外包供应商的原因硬件设备出现故障维修不及时或软件系统存在漏洞等致使银行客户受损(包括客户在业务操作方面的不便利以及在资金、机会方面的损失等),即使这完全是由于IT外包供应商的过错也同样会大大影响银行的社会形象与信誉。
2.技术风险。在技术选择上,银行必须选择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来支撑电子银行业务的开展,因而当各种电子银行的解决方案纷纷出台时,商业银行选择与哪一家公司合作,采用哪一种解决方案都将是电子银行存在的一种潜在风险,一旦选择不当,将使银行面临巨大的机会损失与利益损失。同时由于核心技术由外包公司掌握,外包公司或其职员利用工作便利来从中获利的道德风险也不可不防。
3.法律风险。由于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环境,再加上网络的无国界性与各国监管机制的差异性使得电子银行业务外包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法律风险。例如,外包过程中银行客户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商业秘密和技术专利的归属问题、跨国诉讼的司法管辖权问题等都可能对银行的审慎经营造成巨大冲击。
4.系统风险。银行业是一国金融发展的核心,其对风险管理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由于某些IT核心技术的垄断,在IT外包行业也存在着若干寡头公司,因而可能产生某一国(地区)的多家银行过于集中依赖某些外包服务供应商的情况,一旦出现问题会造成连锁效应。另外从长远来看,过于依赖某些跨国公司的技术外包还可能不利于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
三、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的域外经验
银行业是个对风险管理有着异常严格要求的行业,而电子银行业务的外包有可能把本属银行机构的风险、管理责任及合规要求转移给不受监管当局监管的第三方。在此情况下,银行机构如何有效控制外包带来的运营风险?监管机构如何确保外包供应商在外包过程中履行了其监管要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监管当局已经陆续对此作出反应,以监管报告、建议或指引方式将电子银行业务的外包活动纳入到其原有监管体系中。
1.美国。早在1990年1月,美联储就通过一份监管声明提醒金融机构注意订立电子数据处理(ElectronicDigitalPlatforms,EDP)服务合同的潜在风险,美联储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金融机构所签EDP服务合同中是否含有对其原有风险管理体系存在不利影响的条款,如责任免除条款等。而美联储纽约银行1995年的一封监管信函则明确了外包服务安排报告规则,即无论任何银行服务机构都应该在首次签署外包服务合同或者履行合同后的30天内向合适的联邦银行机构报告这种关系。
另外,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还了一系列旨在阐明银行管理IT外包风险方面职责的指引与公告,例如《FFIEC对外包技术服务的风险管理指引》(2000年)提出了由董事会负责外包引入和风险管理的原则;《FFIEC对技术服务商(TSP)监管手册》(2003年)概述了TSP风险的监管流程与方法;《IT外包技术服务检查手册》(2004年)为监管人员的审计检查提供了相应的程序指引。
2.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2001年12月的《外判》对本地银行业的的外包活动表达了相当明确的监管态度,它虽然并非专门针对电子银行,但其中载明的一般监管方法及有关技术外包的管控措施等均对电子银行外包具有参考价值。在《外判》指引中金融管理局明确只要被监管机构的外包安排具备周详的计划和妥善的管理且不会有导致损害客户利益的情形发生,金融管理局就不会干涉。[2]
而所谓“周详的计划和妥善的管理”则包括了以系列的特殊管控措施。首先,在选择外包服务商时,银行应审查其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源与专业知识,而在将关键技术如数据中心操作外包时,还应由独立第三方作出独立评估报告,报告将提交金融管理局备案。其次,在同外包服务商签订协议时,金融管理局强调应清楚载明外包服务商的履行标准和服务水平。再次,在外包安排存续期间,银行应对外包服务商实施持续充分的监控和制定有效的应急计划。最后,为了防止外包风险的过于集中,银行还应尽量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的外部服务商。
3.瑞士。1999年8月,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SFBC)了针对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外包指引》,允许金融机构在未经SFBC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实施外包。但该指引规定外包必须得到董事会的同意方可实施,必须订立书面合同,并要求金融机构将外包业务纳入内控体系,外包合同必须明确允许SFBC、金融机构及其内外部审计机构对外包服务商进行必要的监控,同时某些核心管理职能是不允许外包的。
此外,伴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各国监管者也逐渐意识到,外包所带来的风险往往是超越国境的。因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3年先后了《电子银行风险管理原则》及《跨境电子银行业务的管理与监管》,为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外包)的监管提供了高级指导。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综合各国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风险控制首要原则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该对与电子银行业务的有关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通过建立全面和持续的尽职调查制度与监管程序来处理银行与外包第三方的相互关系。[3]
四、我国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的实践与法规建设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的外包势头也发展迅猛,各大商业银行都相继开设了电子银行业务,其中四大商业银行都选择了自主开发核心技术与辅助业务外包相结合的道路,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则选择将更多的信用卡业务、网络银行业务外包出去以降低运营成本。但在电子银行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对其的监管还处于逐渐发展和不断探索中。目前我国电子银行业务监管事宜主要由银监会负责,关电子银行监管的法律框架也已初步确立,主要由《电子签名法》、《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和《银行业信息资产风险监管暂行办法》等组成,而其中2005年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是我国首次出现“外包管理”字眼的法律文本,其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发展和监管可谓意义深远。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及自助银行、ATM等均纳入电子银行业务范畴,扩大了对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管范围,改变了长期以来部分电子银行业务监管无据的状况。[4]同时《办法》突出强调了电子银行系统的安全评估工作,要求金融机构聘请有资质的安全评估机构,至少每2年对电子银行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评估。而为了应对新兴的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办法》还明确了许多具体的监管措施:(1)规定金融机构在选择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服务供应商时,应充分审查、评估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实际风险控制与责任承担能力。(2)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与外包服务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外包服务供应商的保密义务和保密责任。(3)规定金融机构应建立针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的应急计划,并应制定在意外情况下能够实现外包服务供应商顺利变更,保证外包服务不间断的应急预案。(4)规定金融机构对电子银行业务处理系统、授权管理系统、数据备份系统等涉及机密数据管理与传递环节的系统进行外包时,应经过董事会或者法人代表批准,并应在外包实施前向银监会报告。
笔者认为,《办法》的上述规定已经吸收了很多国外监管的经验,并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情况有所考虑,它的出台既是我国监管当局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对监管工作的一项适应性创新,也是一项有利于我国银行业在改制上市及发展过程中提高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但是《办法》仍存在一些不足,诸如要求金融机构对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可靠性和公信力进行保证并不尽合理。此外对金融机构的责任规定也过于严苛。
五、健全我国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体系的思考
虽然我国已经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监管制定了比较明确的规章,但是对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
系,而且目前在我国的社会背景下,纸面上的法律要变为行动中的法律无疑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实践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很多监管人员对于电子银行外包风险的认识不足,导致我国各地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和执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有关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监管体系,以促进电子银行业务的良性发展。
1.在监管的价值取向上,银监会应该综合考虑监管的安全目标与金融机构的效率追求,实现金融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发展。银行是基于提升效益目的而实施外包的,因此监管当局不能仅仅为了监管的安全价值而不顾银行的效率价值。笔者认为,银监会应在谨慎基础上支持银行业更多的外包活动,这也是应对入世后更为激烈的银行竞争所必需的。当然银监会应始终坚持以下两个原则:第一,确保银行业外包活动处于银监会的有效监管之下;第二,确保银行机构合理制订外包计划和妥善处理外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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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20世纪30 ~ 70年代银行业监管是以银行业的安全性为中心的，70年代后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发展起来，银行业效率的问题由此受到极大关注。至此，对银行业监管开始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方面。在此过程中，学者们也开始关注银行业的独特性，相应地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如明斯基（Minsky）提出的“金融体系脆弱论”，戴蒙德（Diamond）和迪布维克（Dybvig）提出的“银行挤提模型”，马切斯・德沃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和简・泰勒尔（Jean Tirole）提出的银行监管“代表假说”等。Bryant（1987）最早关注了金融监管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他从理论逻辑上演绎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原因，但是没有对理论进行检验。在监管国际合作方面，阿里西亚（Ariccia）和马奎斯（Marquez）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能够较好的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并指出差异较大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困难所在。Herring和Litan（1995）指出参与监管国际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少，目标越趋同，对国际合作带来收益的认识越容易达成共识；金融政策决定机制越相似，越容易达成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和美国纽约纽斯大学教授艾斯・泰勒（Lance Taylor）提出建立世界金融监管局的设想，并赋予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金融监管和风险监管的权力。
中国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较少。厦门大学朱孟楠博士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2003）中就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如何有重点地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世贸组织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可以称得上是国内有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北京师范大学钟伟博士在《资本浪潮――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2000）中提出了全球化的三种监管框架：短期框架，主要是为了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统一监管，必须对现有国际金融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中期框架，即以区域金融监管作为国家监管和全球监管的有效过渡和缓冲；远期框架，建立全球统一的并账监管体系。此外，有关这方面较好的文献还有：刘宇飞著《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重点从系统风险的角度论述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与合作现状；孟龙著《金融监管国际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严骏伟著《金融监管：跨国银行的金融规范》（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尚金峰著《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监管》（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
已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本文从银行业监管供给和需求不平衡方面进行研究，以有助于推进银行业国际合作的发展。
二、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供求失衡的理论分析
（一）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分析
1．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银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就中国来说，截至2006年12月底，在中国注册的外资、独资和合资法人银行业机构共14家，下设19家分支行及附属机构；22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跨国银行在中国25个城市设立了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42个国家和地区的186家跨国银行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了242家代表处。跨国银行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同时，跨国银行的母国与东道国监管信息资源分配不均衡、两者权利义务分配不公平以及第三国没有监管义务等问题，制约了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已不能满足对跨国银行进行有效监管的要求。跨国银行的快速发展使得各国需要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来实现对跨国银行的有效控制。
2． 世界上有十几个离岸金融中心，例如卢森堡、开曼群岛、巴拿马群岛和巴哈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的商业银行，几乎都不在任何一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督之下，其成为国际银行的特殊掩护地和避风港。由于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金融机构一般都可以享受到极为优惠的经营条件和极为宽松的管制环境，其资产负债、股东构成等信息对外披露的要求很少，所以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增长很快，流动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这一状况极大地加剧了国际金融业、银行业的风险隐患。大量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使得单个国家的银行监管对其活动无可奈何，必须依靠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
3． 为了逃避金融监管，近年来，在不断取消传统金融监管的环境下，金融创新从某种意义上就表现为一种金融自由化。在当今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金融创新能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的需求，并有效提高了金融服务质量，增强了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但是，一味追求金融创新，追求收益，而忽视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所隐含的风险，可能促使资本自发性、盲目性的弱点无限膨胀，从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各国银行业实际运行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金融监管总是落后金融创新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很多的金融创新业务处于少监管甚至无监管的状态下运行，这样潜在的行业风险就很大，极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
4． 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各国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源流入本国，同时增加本国银行业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争相放松对本国银行业的监管。再者，由于不同国家的监管制度之间存在着差异，跨国银行自身在利益的驱使下通过国际业务转移，充分利用各国在税率、利率、政策、管制方面的差异，实现监管套利最大化。这样就可能产生对银行业所实施的金融监管失效，并可能影响本国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面对银行业监管竞争、监管套利，仅靠一国国内监管当局的努力是无能为力的，各国监管当局必须通力合作才可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5． 银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具有广泛的债权债务关系，既有银行业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又有银行业对公众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一特点就造成了银行业的金融风险可能短时间内在国内及全球范围内传播。如果一个或几个银行倒闭导致整个银行体系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坍塌的系统性危机的危险，这种危险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潜在威胁。同时，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时代，银行和银行体系之间的国际间联系越来越紧密，银行危机造成国际性的影响与威胁的可能也越来越大。尤其在全球支付与清算系统中，一旦某家银行出现问题不能按时清算，必然造成全球性的连锁反应。由于银行业危机具有这种在国内及国际传染性特性，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来减轻或阻止银行业危机的扩散。
（二）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分析
1． 20世纪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各国开始意识到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巴塞尔委员会（BCBS）成立于1975年2月，它是国际社会对1974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危机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危机反思后的产物。其成立使“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从理论上升到了实践层面”。但是委员会本身不具有任何法定的跨国监管的权力，因此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文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仅仅是鼓励成员方或国际银行监管者采用的或一致的监管标准与方法的一种“建议”。这种建议是“广泛的原则、指导方针及最好的措施”，巴塞尔委员会期望“各监管当局通过适合自己体制的法律或其他形式的详细安排予以实践”。现在巴塞尔委员会是银行监管国际合作方面最主要的组织机构。其主要工作有三方面内容，即交换各国在监管安排方面的信息、提高国际银行业务监管技术的有效性、建立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及研究在其他领域制定标准的有效性。
巴塞尔委员会主要是通过各种文件来履行其职能的，主要有三项成果：一是《巴塞尔协定》，被称为“神圣条约”。它规定了跨国银行的东道国与母国监管当局之间分享监管权力的原则。二是1988年颁布的《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简称为《巴塞尔协议》，该协议的主要贡献在于其规定了统一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和统一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2004年6月又颁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的核心监管思想是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巴塞尔委员会通过这两个协议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三是《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1997年4月巴塞尔委员会的此文件从7个方面制定了有效监管体系必备的25条基本原则，为各国政府、国际监管机构和其他公共管理当局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标准。
世界贸易组织（WTO）对金融监管法律的国际协调主要是为了推动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针对有可能阻碍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行了协调。如1993年12月《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1995年《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1997年《全球金融服务协议》等。WTO所达成的多边国际协议进行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是一种国际硬法的协调模式，明确了“承诺谈判”的主导地位，协调成果亦成为各国必须实施的国际义务。WTO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更多地是体现在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调的间接效应上，由于WTO有广泛的成员基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制度的协调有组织及机制上的良好保证，因而在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成果丰硕。
当然对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国际性监管组织还有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协会（IAIS）也不同程度上承担着对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职责。
2． 各国除了在国际范围内进行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外，区域监管的合作也发展很快。相对来说，欧盟（EU）的监管体系发展最完善。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旨在以法律工具的协调推进欧盟金融业的一体化进程，实现《罗马条约》所构筑的“四大自由”，从而促进一个竞争的、有效率的欧盟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依托超国家的协调机构，采用超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协调。
目前，欧盟的统一银行监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存款保险制度。1994年5月，欧盟通过了《存款保险计划指导原则》，要求所有欧盟国家在1995年7月之前引进一项存款保险计划。第二，资本标准。1995年12月31日，欧盟制定的《资本充足性指令》生效。第三，审慎监管。欧盟通过一系列指令形式对大部分审慎性监管要求进行了统一规定，初步建立了欧盟统一的监管法律基础。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是区域监管法律协调的典范，为推进欧盟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域银行监管组织如表1所示：
（三）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供给与需求的非均衡现状
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均衡，就是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可以及时有效地化解国际银行业的系统危机。通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及区域性银行业监管合作可以看出，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国际银行业发展的需要。再者，银行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行业，不同时期银行业安全稳定的中心是不同的，这就要求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要随着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的发展而发展，供给要能够历史性地满足需求的变化。
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失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目前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存在较严重的不均衡。一方面，银行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相对于需求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就是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总是滞后于需求的发展；另一方面，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和需求不适应，具体表现就是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的发展。现在银行业国际监管合作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按照发达国家的需要制定监管国际合作规则，反映西方国家对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但是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对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所以开放程度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监管合作持消极态度。这样就导致各国通过现有的方式通过协商只能达成一个最低的标准，以保证所有的国家都能去主动实施，这样就使得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总是处于低水平状态，供给总是不能在总量和结构上历史地满足国际银行业发展的需要。
总体上看，现有的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还处于低水平的状态，现有的监管体系还不能有效防范及制止金融风险在国际范围内传播。虽然区域性监管国际合作发展很快，但是，就国际而言，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矛盾还很突出。
三、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模型分析
（一）模型分析
作为理性经济人，各国监管当局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参与国际监管合作。为了简化模型，这里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两国为例来讨论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合作既可以给本国带来收益，同时也可以给他国带来收益，即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具有正的外部性。
假设银行业监管者既关心本国银行部门的效率、安全和稳定性，同时也关心银行其他权利人如银行股东的利益，所以我们直接假设监管者可能关心银行的利润。假设监管者可以采用许多不同的监管工具的优化组合。但是，这些工具组合的使用并不受银行欢迎，因此，银行总是希望监管当局减轻监管。我们将i国的监管工具组合称为变量ki，它包括许多可能的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带来的影响。
模型中我们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银行系统和在该国所注册银行的一个监管者。假设∏i（ki，kj）为在i国注册的银行的利润函数，其既取决于本国监管者采用的工具组合，也取决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国j所采用的工具组合。银行不欢迎的监管标准的强制实施假设可以表达为下式：
（5）式第一部分等同于各国监管者的一阶条件，所以等于0；第二部分两项均大于0。由于∏和F的凹性，为了满足方程（4），必须有较高的监管标准，即k*＞ki*，k*＞kj*这样Ui（k*，k*）＞Ui（ki*，kj*）。
这一结果表明，在两国对称（?琢i＝?琢j）的情况下，两国都会寻求国际合作，因为这样两国的收益都会大于合作前的收益，且总收益也大于合作前的收益。
两国不对称（?琢i≠?琢j）时，两国会选择不合作，并且两国监管者试图为他们的银行提供竞争优势，进一步降低监管标准。但是，当一体化程度加深时，具有较大差异的国家也会产生合作动机。
（二）基于分析得出的几点结论
1．当两国对称时，两国会选择合作。两国银行业开放程度、两国银行业监管体制和结构等方面相近时，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这时，两国容易达成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协议。一般情况下，同区域范围内的国家银行效率、开放程度等相似，容易达成合作协议。这就论证了为什么区域银行监管合作发展比国际合作要好。
2．当两国不对称时，或者说两国差异比较大时，两国会选择不合作。因为，合作的收益随着国家差异的增加而降低，当各国差异很大时，若追求总体效益最大化，必须执行不同的标准，在当前的形势下很难实现。这就论证了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难进行银行业监管国家合作。
3．金融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有利于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发展。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造成银行监管国际合作的供求失衡。但是随着金融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各国金融相关度大大提高，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将会大大增进整体及各方的利益，从而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称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四、对中国参与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
（一）中国参与及推动银行业监管区域合作的步骤
中国参与区域监管合作是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金融深化同步进行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步进行：
第一步，主要是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修改国内银行业相关法律，扩大银行业的开放力度，同时，着力建设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完善中国的银行业监管体制，并不断增强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立法与行政的透明度。在这一阶段，我们还要与周边国家，主要是东盟10国及日、韩签署关于银行业监管方面的基本协议，初步建立相应的信息交流平台，并就某些重要的监管标准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步，主要是在前一阶段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要在统一的监管标准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银行业相关法规。在此阶段，我们要借鉴欧盟的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逐渐由相互承认向单一执照过渡。同时，我们要承认并接受重要的银行业监管国际标准，并把国际标准纳入区域及国家法律之中。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建立货币基金并逐渐过渡到区域单一货币。
防范区域金融风险，加强区域银行业监管合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彼此合作，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加强银行业监管信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由最初的简单交流平台过渡到全面的信息共享机制和严格的信息报告制度；其次，建立统一的银行业风险预警机制，主要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检测系统，对区域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监测、分析评估；最后，建立与完善银行业危机救援机制，主要是筹措区域内足够的资金，集中全区域的力量帮助陷入暂时困境的成员国抵御银行业系统风险，避免危机的扩散。
（二）中国积极参与及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
随着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国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来防御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市场冲击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参与金融风险国际合作，提高合作的水平。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积极培养高水平、专业化的监管队伍，加快监管中电子信息网络的建设，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中的非现场检查制度，建立银行业自律组织和系统，强化银行业的内部审计。金融创新、银行业跨区域跨行业并购使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分业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金融业混业经营要求分散的、多层次的监管机构向统一的、综合性的监管机构过渡。金融机构的全能化发展使传统的以机构为对象的监管方式已不再适应，而应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
具体来说，中国积极参与银行业国际监管合作，应该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积极推动巴塞尔委员会成为正式的国际组织，从而使其监管标准和监管原则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成为各成员国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第二，中国还应该积极参与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活动，积极推进全球多边银行体制改革，推动建立反映各国利益的多边规则体系。
世界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金融抑制往往是金融风险的温床。中国经济金融转轨过程中还有很多遗留问题有待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解决。我们要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发达金融体制，彻底消除金融市场扭曲和金融抑制，逐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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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China Participating in Banking-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uan Fangjian, Fang 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篇11
一、银行业小企业信贷业务差异化监管目前存在的问题。
1.监管部门缺乏一套针对小企业授信业务监管的细化、量化的可操作性标准。虽然监管部门在支持小企业信贷业务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但目前还没有制定一套针对小企业授信差异化监管的标准或指导意见，导致基层监管部门在实际差异化操作过程中对检查指标仍过于严格，或者说“差异化”不明显。如，监管部门对银行小企业授信业务检查中，基本还是按照大企业的标准检查小企业业务的各项指标，而忽略银行业对小企业授信成本、风险防控等客观因素，打击了银行业开展小企业授信业务的积极性。
2.银行业自身缺乏一套自成体系的小企业信贷业务机制。虽然银监会了一系列如《银行业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试行)》等关于支持小企业授信业务发展的文件，对银行业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正向监管激励，但银行业大多未建立独立的小企业贷款不良资产问责和免责等制度，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银行内部审计部门难以具体把握。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业的整合与信用风险管理的加强，使得从事小企业信贷人员心有余悸，思想压力较大，营销动力不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企业融资业务的拓展。
3.银行业小企业信贷业务差异化监管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监管部门对金融创新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缺乏相应的保护和鼓励措施来推动银行业创新小企业授信业务的开展。其次，监管创新意识相对滞后，在审查银行新业务时，对超出现行规定的创新行为往往持等待观望的态度，或予以否定，与银行业发展新业务的需求不相适应。再次，政策制度没有兼顾小企业客观特点。如《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银行业对固定资产贷款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价，但由于小企业固定资产业务需求有其“急、特、频”的客观特点，繁琐的信贷流程必将制约小企业贷款流程的简化。
二、银行业小企业信贷业务差异化监管必要性分析。
差异性监管是监管形势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了管理层监管思路和理念的进一步更新和完善，对银行业开展小企业金融服务是“实质性利好”，有利于增强银行业服务小企业信贷业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是适应银行业深化改革发展趋势的现实选择。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了各类型银行差异化客户定位的市场格局，服务小企业专营机构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初步打造了小企业“财富罗盘”，另一方面也促进银行业针对小企业服务差异化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但与此同时，监管一致性要求日益成为制约市场差异化需求的瓶颈，与监管有效性的提升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2.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是由小企业信贷业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小企业信贷业务不同于传统的大企业、大项目信贷业务，小企业一般规模小。实力弱、信誉度不太高，这导致小企业信贷业务贷前评估风险大、贷后管理成本高。尽管小企业信贷市场前景吸引人，但其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打击了银行业开展小企业信贷业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让银行不再“嫌贫爱富”，机制的建立和保障无疑是关键。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第，一方面将大大消除银行业开展小企业授信业务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将从制度上消除限制小企业信贷业务发展的现有瓶颈。
3.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是由小企业区域发展水平客观性决定的。首先，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金融机构分布、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区域差异，各地区金融机构分布的差异性，必然影响各地区资本形成能力的强弱，决定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其次，我国在财政金融领域实行了非均衡的、倾斜性的政策。主要表现在：投资政策的区域差异和金融政策的区域差异，非均衡的、倾斜性的政策导致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银行借贷、横向投资等多种形式源源不断流向发达地区。再次，信用体系建设存在区域差异。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对区域金融发展至关重要，由于东部地区建立了相对发达的金融组织体系和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在区域信用环境建设方面明显好于欠发达地区。
4.银行业小企业信贷业务差异化监管意义重大。首先，实行差异性监管是转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有效性的内在要求。差异化监管突出了监管重心，节约了监管部门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降低了监管工作的成本，使监管工作更具针对性和突破性。其次，差异化监管推动了银行业诚信机制建设。从银行业角度看，差异化监管激励了银行业自身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银行业信用的建立与维护，达到了积极推进诚信机制建立的效果。再次，实行差异化监管，切实减轻了银行业的负担和利益，对银行业小企业信贷业务起到了指导和推进作用。同时，通过差异化监管，加大了对问题较多、风险较大银行业的监管力度，提高了监管的效率，降低了监管成本，真正实现监管工作“优质、高效、低成本”，达到了银行业和监管部门“双赢”。
三、银行业小企业信贷业务差异化监管可行性分析
1.实行差异化监管存在管制放松空间。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多层次、差异性的特点，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也需要强调监管的层次性、差异性。目前，我国银行业监管还存有一些带有行政审批性质的管制措施，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完善，监管部门存在放松管制，提高市场效率的空间。监管部门应根据银行业发展的需要和不同金融市场、机构、产品的风险水平，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完善多层次、多机制、综合性的监管体系。
2.实行差异化监管存在政策、带Ⅱ度导向。如，农业银行要面向三农服务，这是党和国家实现战略全局任务的必然要求和选择，反映了国家资本的意志。但由于“三农”金融业务风险大、成本高，农村小企业信贷业务金融市场资源整体上不如城
市，风险补偿机制、市场信用环境还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面向“三农”开展业务的开展。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政府和监管部门已开始从金融立法、税收优惠、监管等多方面进行努力，支持三农发展。银监会也了《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与监管指引》，对“三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重要指标拨备覆盖率、经营绩效等方面坚持差异化监管原则。
四、银行业小企业信贷业务差异化监管政策与建议。
差异化监管应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原则，在市场定位和经营管理上赋予银行更大的自和灵活性，银行业应继续深化小企业贷款“六项机制”、完善小企业专营机构和金融创新机制建设，使小企业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满足小企业个性化、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1.建立一整套差别化的小企业信贷业务差异化标准，实现“动态”监管。一方面，差异化监管要求监管部门制定一套科学性、实效性、可操作性强的量化标准，在实际执行差异化过程中对监管指标作衡量标准。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又要对银行业实行“动态”的差异化监管，根据小企业信贷业务经营活动信息，及时调整差异化管理指标，调整关注程度和现场检查的次数。从具体实施方面，监管部门可以结合日常监督检查信息和被监管单位信贷记录等情况，通过百分制量化考评的方式，对不同被监管单位进行综合考评，增强监管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篇12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能否达到均衡，与监管当局对待金融创新的态度和监管方式密切相关。哪一个阶段金融监管支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就会取得快速的发展；哪一阶段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的发展就明显偏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这样。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来自监管的滞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陆续建立，并在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了外资银行；在业务交易方面，除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创办了个人消费信贷、中间业务、同业拆借、银行债券和外汇交易活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金融创新。通过这些创新，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资产品种逐步走向了多样化，不断满足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追求利益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但这只是自我从纵向上比较的结果，若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
(1)目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现代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业务主体。
(2)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15％、0．9％、3．94％和1．08％。
(3)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已基本形成表外业务同表内资产负债业务各占一半的发展格局，不少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结算和业务上，其总量不足银行业务总量的5％。
(4)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1999年末在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仅为2％，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占比达到20％以上。
(5)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开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关于中国金融创新落后的原因，一些学者已进行分析，如受到体制制约、环境制约、管理制约、技术制约和观念制约；由于市场机制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主体创新的意识不强等等，这些方面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确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深的层次分析，则是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制约了银行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其一，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合规性监管，就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规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处罚对象包括违规机构和相关责任人。这种合规性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特别是由于处罚时掌握政策及把握尺度的差异，同时各金融机构在理解法规和执行时的差异，导致这种监管方式极大地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金融创新至少需要的两个金融环境之一。从我国来看，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严格的金融管制，这种管制压缩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首先，在业务范围上，实施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抑制性金融监管政策。其次，利率水平还没有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第三，外汇管制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政策把握力度不准，将强化监管等同于加强管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其三，缺乏创新的消极监管约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所谓消极型监管，就是注重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而不是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经营行为进行表扬、奖励；对金融机构各种超出现行规定的创新行为不是结合实际地进行具体分析，加以疏通和引导，而是不加研究地予以堵截和取缔。
其四，金融监管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监管激励是金融监管当局通过保护产权和推动相关制度措施来推动创新。如制订金融创新专利保护法律，维护金融创新成果的独立性；制订创新的相关条例，明确金融创新的有关程序和有关优惠政策；制订金融安全条例，引导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关系。我国目前这些都是不完善的。
其五，被动的事后监管突出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监管部门总是在出了金融风险以后再去充当“消防队”，而不是在风险发生前，积极主动加强监管去控制风险。这种情况之下，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无疑被放大了，引致监管部门“急刹车”，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规范，从而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活动。
其六，忽视效率的单一目标监管创造不出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金融创新需要的第二个方面的金融环境，金融市场的竞争有助于培育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但是在我国，四家国有银行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更加突出了金融安全，安全已几乎成了金融监管的惟一目标，在防止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的同时，一些合理的、有助于增进金融体系效率的竞争也遭到人为的遏制。
其七，监管当局自身能力不足，难以充当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观点，创新的首要步骤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由监管当局担当“第一行动集团”是可行的。但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创新能力却相对不足，由其主导的金融创新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而且带有明显的政府“偏好”，降低了金融创新的市场针对性。
二、加速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几个现实问题的思考
(一)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从国外银行业的发展看，80年代以来，传统的银行业务已逐步进入衰退期，通过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增强竞争实力、稳定和开拓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银行业虽然尚未进入衰退期，但目前传统存贷款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润比重已在逐年下降，必须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我国加入WTO，银行业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中资银行只有加速金融创新，才能增强中资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金融创新：新世纪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
从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考察，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改革推动；其二就是创新推动。我国银行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主要归功于体制转换和改革政策的推动。但是，在新的世纪里，金融发展中改革政策因素、体制转换因素的推动力将逐渐减弱，中国金融发展必须依靠新的动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各种要素重组或创造性变革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可以不断地创立更为合理的金融制度、更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更为全面和优良的金融业务、更为丰富的金融工具和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由此推动整体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金融业效率的同时对安全却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银行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将其负面作用降至最低，主观方面要求我们从增强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入手，在创新来临之前，确立正确的创新原则和方向。
1．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
(1)收益与风险对称原则。金融创新必须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实现风险与收益均衡的条件下，既规范稳健，又灵活大胆地进行。
(2)满足金融需求原则。金融创新是为满足现实的金融需求，没有需求的创新是毫无价值的。
(3)国际通用性原则。随着中国加入WTO，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必须考虑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2．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
其一：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创新方向。金融与经济存在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金融产业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投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性需求，脱离了实质经济运行，金融创新也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因此，必须以开发和强化金融产业基本功能为立足点，以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需求为出发点，坚持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才能使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创新具有实质性意义。
其二：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方向。戈德·史密斯和爱德华·肖等人认为，各种类型国家的金融发展大致沿着一条道路前进，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处于不同的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会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很缓慢。而金融创新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有了一条相对的捷径。只要发展加强追赶发达国家水平的原创性创新，加快对发达先进金融领域的吸纳性创新，就能使发展中国家金融产生跳跃性的发展，从而缩短赶超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
开放趋势下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制度创新（下）
2002-01-14
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方向，从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我国银行业应在以下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和发展。
网络银行。网络银行是运用信息技术及现代通信技术打破传统的银行组织界限，以网络为基础进行银行业务活动。它通过构建电子的“虚拟银行”，让人们从网络渠道取得、利用金融信息资源，从而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以及对客户服务的效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网上银行业务，不仅可以突破传统银行服务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且可利用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降低业务成本，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与市场份额。
金融控股公司。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拥有若干家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独立金融子公司控制权的金融集团。其优点是：控股母公司能运用组合理论、协同理论和能力理论对子公司进行战略协调和管理，子公司作为经营实体独立从事经营活动。因而金融控股集团在整体上可视作全能型银行，在分业经营体制下，提高自身整体竞争力，应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挑战。
中间业务。随着商业银行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资产重组和衍生金融工具等中间业务将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主流，也是商业银行竞争的“聚焦点”和经营利润的增长点，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后，将在这一领域形成严峻的挑战，中资银行如不加速金融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在与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将会迅速败下阵来，丧失这一新的利润增长点。
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信贷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一般达40％以上，消费信贷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在20％左右，形式多样；而我国目前仅有2％左右，形式非常单一，必须通过创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际金融业务。随着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办理信用证、款项划拨及各类国际融资业务时都处于劣势，无论是清算服务还是结算业务，其速度和质量均不如外资银行。如不加速创新，迎头赶上，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将丧失这一规模不断壮大的业务领域。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近年来世界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创新和发展的业务领域，它的兴起是银行业开始向规模化、全面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银行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三、监管制度创新构想：提供促进金融创新的监管制度安排
(一)监管制度创新的原则
1．效率与安全相结合的原则。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要将安全与效率同时兼顾，不能重此轻彼。
2．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规范的监管标准是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机构按单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则很可能会给一些经营情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形成桎梏。
3．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原则。既应注重在短期内维护金融安全，又要注意在长期内盯住发达国家的金融水平，鼓励追赶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
4．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又要针对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强监管，保持金融稳定。
5．适度监管的原则。监管过严即金融管制会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对金融创新活动不加监管，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危害金融安全，反过来也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因此，从促进创新的角度来看，把握适度的监管是极其重要的。所谓适度监管，如下图所示，就是使监管的收益——成本之差尽可能最大化的监管区域。
(二)适应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需要的监管制度创新构想
1．加快监管理念创新步伐，建立适合和支持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
(1)在监管目标模式上，由合规性监管向目标导向型监管转变。金融监管应该是目标导向的，即监管者规定明确的目标，但不规定具体的做法，只要能够达到相应监管标准，商业银行便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行为。目标导向型监管是实现由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为主向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为主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易于获得相对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
(2)在监管内容上，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突出加强对资产风险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即由支付风险监管向资产风险监管转变，由传统业务监管向中间业务等创新业务监管转变。
(3)在监管方式上，由直接的监管检查向间接的考评监督转变，由普处向监测考评转变。变简单的检查和处罚为间接的监测监督和评价，变单纯的行政制裁为自发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变一味的经济和行政处罚为将机构升降格、业务种类增减、高管人员准入退出等方面结合起来实施综合治理。通过这种诱导式、监测式监管，变较为直接和严厉的金融管制为间接和相对宽松的市场化监管，给商业银行一定的自主创新空间。
(4)在监管程序上，由风险事后控制监管向风险过程控制监管转变，建立实时监管制度。实时监管与事后监管的区别在于实时监管是对金融业务处理全过程的监管，不仅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实施实时监管有利于对各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支持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
(5)在监管组织架构上，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双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促使监管人员对商业银行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有利于被监管者充分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从而抵消和抑制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
2．逐步改革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创造空间。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实施统一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这不仅符合未来混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加强对各种类型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
3．建立并启动经营绩效考评和差别监管体系，逐步构造支持商业银行优化发展、加速创新的激励机制。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市场优化制度，形成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二是建立商业银行业绩综合考评体系，形成良性竞争、汰劣扶优的市场化监管机制。三是扶优限劣，建立差别监管制度，鼓励发展快、管理规范的机构加快创新。
篇13
一是对“十二五”期间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的总体思路以及银行业监管有效性中长期规划做出了展望；
二是详细介绍了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制建设和2012年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开展情况；
三是新增了介绍银监局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好经验、好做法、好成效的内容，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全国银行业开拓创新、扎实工作的面貌。
《年报》回顾了2012年银监会的主要工作：
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实现银行业安全稳健运行。针对银行业风险反弹压力有所增大的趋势，银监会紧紧围绕平台、房地产、流动性、案件、表外业务和信息科技六大重点风险，有针对性地强化监控、严密布防；同时，对新暴露的少数行业信贷风险、少数企业集群风险和少数地区的民间融资、企业担保等风险苗头，深入调查、独立判断、谨慎分析、稳妥应对。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基本做到了及早监测发现风险、尽早报告预警风险、及时控制处置风险，有效防止了风险的扩散蔓延，消除了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苗头。
及时微调监管政策，提高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针对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多等情况，银监会及时通过监管政策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植于实体经济，按照市场化原则配置金融资源，筑牢业务发展根基；提高服务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多样化金融需求，与实体经济共同成长。这些政策措施不仅减少了银行信贷的盲动性，而且疏导和改善了银行业的融资能力。截至2012年底，小微企业贷款连续三年实现 “两个不低于”目标，涉农贷款连续四年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经济、节能环保等领域的贷款增长明显，为实体经济稳增长、调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
持续加强监管引领，推动银行业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在推动出台一系列重大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的过程中，银监会始终保持国际视野，坚持谋定后动，分清轻重缓急，把握原则分寸，注意时机掌握，力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借鉴国际监管改革最新成果，结合我国资本监管最新探索，制定出台了新的资本管理办法，不仅强化了资本约束，而且为银行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参考国际最佳实践，结合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的主要矛盾，银监会出台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等一系列制度办法，对推动商业银行规范经营、科学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