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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章编号:1009-2374 (2010)21-0053-04
1工程概况
无锡新区科技交流中心由同济大学管理学院上海科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实行项目管理。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施工总承包)与中国远大幕墙公司(承包钢结构、幕墙)、霍高文建筑系统有限公司(铝锰镁合金板双曲屋面)通力合作,携手共创辉煌。
本项目为“争创鲁班奖”工程,工程位于无锡新区的中心,形体特殊和复杂多变,梅花形钢结构奇葩绽放,大悬臂飞檐,形成刚柔相济的造型,整个建筑十分时尚,处处透析出现代气息,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美的享受。
科技交流中心下部结构为混凝土结构,上部屋盖为钢结构,屋面形状为无锡市的市花――梅花(图1),整个屋面曲面是由多个曲面方程形成的曲面,钢屋盖支撑在混凝土结构柱上;梅花形体屋盖最大直径128m,屋盖投影面积约8000m2。梅花的五个花瓣为壳面。相邻花瓣之间的曲面比较平缓,大小不一的花瓣,高低交错、相对独立,又互相偎依、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了建筑形式与使用功能的和谐结合。
2工程项目管理策划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内涵是“自项目开始至项目完成,通过项目策划和项目管理控制,以使项目的费用目标、进度目标和质量目标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建设工程的项目策划与实施后的有效管理是项目建设成功的前提(图2)。
2.1树立综合协调的管理观念
(1)项目进度管理是从全局出发,以项目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项目范围、成本、质量等各专项管理的协调、统一为内容,所开展的综合性的管理过程。因此,开展项目进度管理就要有项目各要素及各专项管理,进行综合协调的观念。进度、质量与投资三个目标是一个系统,工程管理就是要解决好三者的矛盾,既要进度快,又要投资省、质量好(图3)。
(2)进度控制是一项全面的、复杂的、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承包商和业主、监理、设计人员及材料设备供应商都必须密切配合,共同努力才能达到进度控制的目标,要根据具体情况协调好各方的关系。
2.2项目施工进度控制理论
(1)进度是指工程项目实施的进展情况,以项目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表达。进度控制将工程项目任务、工期、成本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的指标,能全面反映项目的实施状况。
(2)进度控制是指在限定的工期内,以事先拟定的合理且经济的工程进度计划为依据,对整个建设过程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纠正,形成反复循环的动态控制过程。
2.3进度目标控制实行全方位控制
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实施中,坚持执行进度计划的事前、事中、事后控制,但是,工程进度计划的编制很难事先对项目的实施过程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估计;因此,进度控制工作大量的是在过程控制和事后控制中完成。
2.3.1业主进度质量控制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换,工程进度控制与政治经济关系显得更加密切。
(1)加强党政建设推动进度控制。无锡新区科技交流中心党政干部政德建设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及领导作用,而且对工程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由于新区科技交流中心党委在工程计划实施过程中,始终把党政建设与项目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管理体系。工程管理人员深入开展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不断增强广大干部说法自律意识的拒腐防变能力,从细微之处规范自己的言行,在群众中树立了党政干部清正廉洁的形象,有效地推动科技交流中心工程建设,保证了工程进度质量控制。
(2)业主合理确定工期、合理标价定标。业主对工程项目工期能给出一个正确合理要求工期,招投标过程中能摆正投标标价与工期关系,充分考虑到工期缩短将对工程造价、工程质量的影响,标价压得太低,使进度控制目标难以实现,因此无锡新区科技交流中心工程进度和安全质量一直处于受控状态。
(3)构建科学管理创新理念调整工程管理结构打造优质工程。在无锡新区这块热土上,任何承包商要想打造优质工程,争创“鲁班奖”,不仅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更需要科学管理创新。
无锡新区科技交流中心工程调整管理机构,现代化管理要求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由间接管理为主转向直接管理为主的“一元化”管理新模式。原来的管理模式:甲方工程建设部1管理公司2监理公司3总承包公司4分包公司施工队。现改为直线管理机构:成立鲁班奖工程建设管理委员会(甲方工程建设部、管理公司、监理公司、总承包公司四家合为一体)(质量、进度、安全控制领导小组,)施工队(承包商)。
四家合为一体的机构编制创新管理,充分发挥能人的作用,工作起来非常方便,减少烦琐的管理程序,加强了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加快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质量。
2.3.2加强人性化管理,加快工程进度,打造优质工程鲁班奖工程建设管理委员会创办“精心策划、高标准施工,争创鲁班奖工程”周刊,紧紧围绕争创鲁班奖工程目标的实现,开辟了科学管理创新打造优质工程,科技创新争片创“鲁班奖”栏目,向员工传递科技信息和科技知识,鼓舞了员工士气,扩大了同济大学管理学院上海科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知明度,周刊有力地推动了工程建设,保证了三控制二管理一协调目标的实现 。
2.3.3加强企业间横向联合,拓宽创新之路,加快工程建设上海互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王建国是工程建筑、防水堵漏施工于一体的综合管理人才,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引进先进的防水堵漏技术、设备,不断完善防水堵漏施工工艺、以及高效封堵技术的创新、专业治理各种渗漏、尤其对大体积砼裂缝漏水、沉降伸缩缝漏水堵漏、有多年的成功处理经验、具备高难度防水堵漏的能力,施工业绩遍布长江三角洲。
工程建设在具体实施阶段各种质量安全隐患较多,风险不单一出现,而是相互影响、交叉耦合。无锡新区科技交流中心地下室工程,地下室建筑面积为17663O,最长的砼长墙131m×6m×0.3m,另设三个汽车通道,工程中出现沉降伸缩缝渗漏、结构体龟裂渗漏以及蜂巢现象也是难免的;尤其是汽车通道与主楼沉降伸缩缝渗漏通病(图4)。下面叙述与分析:
(1)风险分析。地下建筑结构的渗漏较多集中于采用钢框橡胶止水带防水的沉降缝处。对此,许多施工单位仅采用压力注浆等刚性堵漏措施,效果很不理想(图5)。
(2)地质情况的特殊性:软弱性弱性土层,夏、秋季太湖河畔地下水位高,冬季太湖河畔地下水位低,水位高低的变化,通道容易产生位移和沉降缝处渗漏。
(3)设计风险:设计对基础条件认识不足,主楼是桩基础,而汽车通道是软土浅基础,基础容易出现沉降不均。
(4)施工风险:施工关键工序的质量控制与技术措施及止水材料的控制不到位,造成施工风险。
2.3.4通道与主楼基础的类型和构造分析根据“位移反分析法的理论分析及工程应用”理论:地下工程区别于地面工程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存在初始地应力场,岩体赋存于这种应力场中处于平衡状态,基础施工、通道开挖十分困难,引起对围岩的扰动使得围岩应力场发生重分布。
无论是二维地应力场分析还是三维地应力分析,自重应力场数学计算模型都是侧面(或侧边)为水平向约束、垂直向自由,底部边界为水平向自由、垂直向约束,内部介质作用着铅垂向的体积力。二维地应力场分析中的自重应力场数学计算模型(图6)。
在二维地应力场分析中,地质构造应力场模拟为:在加载的侧面边界上施加梯形分布(即均匀分布和适量的三角形分布压力的叠加)水平向压力(图7)。
在三维地应力场分析中,地质构造应力场模拟采用两种形式:一是模拟构造应力场的主压应力和次压应力情况,即对两个水平主应力的模拟;另一是模拟构造应力场的一般应力状态情况,即对两个正应力分量和一个剪应力分量的模拟。
2.3.5沉降伸缩缝抗渗漏设计与施工设计: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多年的实践经验,通道基础与主楼基础均应采用相同类型和构造的基础,基础设计要考虑到基础的类型、构造和地下水高低的差异关系,通道与主楼如采用不同类型和构造基础,如同停靠在码头上的船只,伴随着水位变化时升时降,容易产生沉降不均匀和通道基础位移,沉降伸缩缝设计、施工稍有不慎,将会引起沉降伸缩缝渗漏。施工:上海互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王建国根据以上情况,立即做出相应部署,对汽车通道与主楼车库用特制分离式防水板将面板连接,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好地下室工程沉降裂缝渗漏现象。实践证明,多年后沉降伸缩缝未发现渗漏现象,堵漏效果很好。企业间横向联合,拓宽创新之路,私营老板王建国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质量第一、业主至上”的宗旨,打造优质工程,加快工程进度,深受业主欢迎。
2.4积极推广使用四新技术,加快工程进度
霍高文建筑系统有限公司积极推广使用“新工艺、新结构、新材料、新设备”加快工程进度。
铝锰镁合金板在双曲屋面的应用(图8)。
2.4.1工程概述铝镁锰合金围护系统是基于直立锁边防水原理设计的特殊金属围护系统。这种系统主要针对满足大跨度,复杂双曲屋面及墙面的保温,隔热,吸音及美观的要求而研发的围护系统。可运用于各类建筑。
无锡新区科技交流中心梅花形体屋面钢结构工程,造型独特,俯瞰优雅的曲线,完美而又顺畅,体现建筑艺术的特色。
工程金属屋面由多个区域形状各异的屋面组成,用虹吸排水天沟连接各区域屋面。1相邻花瓣之间用导流槽连接。2索穹顶与花瓣区中间设置16.4英尺宽圆形光环带(玻璃透光顶篷),圆形光环带两侧设置两道环形虹吸排水天沟(图9)。
2.4.2金属屋面板安装难点工程主体金属屋面板安装关键程序为:铝合金扇形屋面板、收边泛水板、不锈钢虹吸排水天沟和上檐口封边泛水板安装等。
2.4.3屋面整体性好,防水效果卓越Kalzip直立锁边屋面板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整体性好,在同一排水面上,屋面板的长度方向无搭接,而传统压型钢板一般中间有较多纵向搭接,容易因搭接长度和密封胶老化的问题,或因毛细作用而造成渗水,Kal-Zip围护系统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隐患。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以其泄流量大、管材少、节约建筑空间等优点,防水效果卓越。
2.4.4自动压型机现场面板压型,加快工程进度工程使用扇弯屋面板。本工程霍高文建筑系统有限公司提供一台进口的(德国研发)自动压型设备,屋面板在现场进行现场压型。这样处理的优点是根据屋面的实际尺寸确定面板的长度,同时不受屋面板运输长度的限制。方便了现场施工,加快了安装进度。满足了现场安装需要,使安装后的屋面曲线更加自然、流畅。
2.4.5不锈钢虹吸排水天沟安装(1)采用HDPE管道的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雨水斗与不锈钢板天沟(檐沟)焊接连接,天沟材料为2.0mm厚不锈钢板(图9)。(2)虹吸排水天沟搭接焊。天沟焊接前将切割口打磨干净,确认满足要求后方可焊接,焊条型号根据母材确定,直径采用φ2mm,焊缝一遍成形。
2.4.6kalzip屋面板安装
(1)放线:“T”码(固定座)安装利用全站仪精确放样,和理论坐标点进行对比及时修正误差,使得安装质量得以保证。同时安装屋面板时,伸入虹吸排水天沟的长度以略大于设计为宜,便于现场剪裁。
(2)就位:板抬到安装位置,先对板端控制,然后将搭接边压入前一块板的搭接边,扣好压实。
(3)锁边:面板位置调整好后进行锁边。要求锁过的肋边连续、平整,不能出现扭曲和裂口。在锁边机锁边的过程中,前方1m范围内必须使搭接边接合紧密,当天就位的面板必须完成锁边,防止大风及其他外部荷载导致的面板移位。
(4)板边修剪:修剪檐口和天沟处的板边,修剪后应保证屋面板伸入天沟的长度与设计的尺寸一致,防止雨水吹入屋面夹层中。
(5)折边:折边的原则为水流入天沟处折边向下,折边时不可用力过猛,应均匀用力,折边的角度应保持一致。最后安装檐口处面板下的泡沫塑料密封堵头。
2.4.7收边泛水安装精细化,打造优质工程
(1)底泛水安装。泛水分为两种,一种是压在屋面板下面的,称为底泛水;一种是压在屋面板上面的,称为面泛水。天沟两侧的泛水为底泛水,必须在屋面板安装前安装。底泛水的搭接长度、铆钉数量和位置严格按设计施工。泛水搭接前先用干布擦拭泛水搭接处,目的是除去水和灰尘,保证硅胶的可靠粘接。要求打出的硅胶均匀、连续,厚度合适。
(2)面泛水安装。屋面四周的收边泛水均为面泛水,其施工方法与底泛水相同,但要在面泛水安装的同时安装泡沫塑料封条,要求封条不能歪斜,与屋面板和泛水接合紧密,这样才能防止风将雨水吹进板内。
(3)泛水焊接。焊接前,先将焊接处清理干净,焊接设备选用日本松下氩弧焊机,选用进口铝硅焊条,焊条型号为φ2.4mm×900mmR4043。焊接要领:运条要稳;送风要匀;运条速度与送风大小要匹配。
泛水为1mm厚铝板,焊接受热时很易产生较大变形,为了减小其焊接变形,在铝板与泛水及泛水与泛水焊接部位的正下方,安装沿焊缝通长Z型支撑。Z型支撑位置必须准确,如有较大偏差则起不到减小焊接变形的作用。
焊缝外观要求:焊波均匀、焊缝光滑流畅、焊缝宽度适宜、无焊渣。
瘤、无咬边;焊缝内在质量:无夹渣、无裂纹、无气孔。铝焊缝防水是本工程屋面防水的关键,因此应加强对焊缝质量的控制(图10)。
小结:霍高文建筑系统有限公司在无锡新区科技交流中心工程上充分体现出其公司设计及安装的先进水平,展现了Kalzip屋面系统在双曲屋面的应用。科技管理创新,积极推广使用“新工艺、新结构、新材料、新设备”加快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工期比预定计划提前28天完成,质量达到优质标准,为争创鲁班奖工程打下坚实基础。
3结语
篇2
一社区概念的界定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从社会学角度对社区概念进行界定,多强调地域性的概念,通过与社会、国家、城市、社会群体等不同概念的对比中得出社区的含义,“更多的社会学家是从一定地域社会关系结构的角度,或者从社区的功能与地域空间相结合的角度社区下定义”。
一种观点从社区与社会对比的角度诠释社区概念,“在方法论上,社会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它的性质是无法使用实证资料来论证的”,“研究者只能做出范围较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社区研究,从社区研究中取得实证资料来论证社区的性质并进而推出社会的性质”。这种定义方法将社区作为社会的特例,是从哲学角度对社区进行的界定。它比较重视社区、社会的对比,并对这两种经常被人们搞混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基本厘清了社区、社会的含义;不足之处在于它只是用对比的方式告诉了人们社区不同于社会,而缺乏从自身出发的论证,没有明确指出社区应该包含的基本要素,因而无从说明社区的本质。
另一种观点是从社区与国家、城市及社会共同体的对比关系中对社区加以解释。该观点认为国家“始终是和不可侵犯的要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区是“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前人类就有了自己的共同体方式”,社区要表达的是“居住在同一社群、同一地方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因而从本质上或者是产生历史上,社区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当论述社区和城市的关系时,“城市是人类劳动分工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而社区“既可坐落于农村又可坐落于城市,二者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社会群体的对比关系中,作该观点认为社会群体是“由一定社会交往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类集体生活共同体”,血缘、地缘、业缘起纽带作用,而社区则是“地域特色鲜明的社会共同体”,其中加入了地域性的要素。
二社区管理体制
首先是社区管理主体。在定位社区管理主体方面,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观点一致,大家普遍认为社区管理涉及多个主体,“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努力”。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管理主体尤其是政府作用时,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在只是在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的初始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承担培育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政策支持的责任,并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发挥主导性作用。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现状而提出来的,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并未对各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明确定位,只是着眼于当前状况而未有长远目光。另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服务组织者是基层社区组织,是社区服务中主要的依托力量。因为这些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社区,最贴近社区人民群众,最了解社区的基本状况,最了解社区居民及其他成员的需求”。这种观点实际上充分肯定了社区基层组织在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从社区治理角度指出了基层组织在提供服务方面的优越性,并认为政府只是起到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的作用,是“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体现。
三社区文化建设
(一)社区文化概念
由于理论界对社区文化研究角度不同,对社区文化内涵的界定也不相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创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环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区域当中,人们各方面的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既包括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包括该区域内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生活习俗、审美方式、娱乐时尚等。”
(二)社区文化的作用
在对于社区文化作用的探讨上,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有益于营造“社区精神”,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并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有人从更大的层面提出了社区文化建设有益于“完善城市功能,树立城市品牌,打造城市特色”;有人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区自治的发展,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增强居民的团体意识;也有人认为培养社区文化可以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形成良好的社区风尚,也有益于社会环境的安定。总体来说,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首先在于社区自身的稳定、团结、和谐,还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整个城市乃至社会层面上都有良好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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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治理”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控制、操纵和引导,基本上与“统治”同义,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该词的内涵也不断丰富起来,如民主、参与、自治、协商等涵义的纳入,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理念。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此处的“治理”落脚点在于增进公共利益。
(一)协同治理理论的基本涵义
“现在的社会管理已经不是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四方共治的‘群英会’。”[2]协同治理理论就是为了改善治理的效果,用自然科学领域中协同论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来重新检视社会科学领域的治理理论,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治理权威的多元化,政府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政府不是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其他社会主体是社会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主动性并体现其权威性,众多社会主体有机配合,实现有效治理。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是注重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通过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增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并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不断沟通,引导其他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积极作为,协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1.治理权威的多元化。源于民主和法治思想的有限政府理论表明,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可转让的那部分自然权利,其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协同治理理论将自然科学的理性因素引入社会治理范畴,主张政府、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符合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3]2.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协同治理就是从治理的内在本质出发,强调主体间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而形成的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就是强调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更多的是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企业等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同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分担相应的责任,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减少矛盾冲突,从而达到提高治理效果的目的,这也是协调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3.善治规则的形成。无规矩不成方圆,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协调各方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良序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5]协同治理强调多元化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目的是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同样是以秩序价值为基础的。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应当在承认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的基础上,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协调,形成各类利益主体统一遵循的基本规则,从而确保社会的有序发展。张文显教授在《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善治包含以人为本、依法治理和公共治理三个方面的内容。[6]因此,协同治理理论下的善治规则也应当由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以人为本即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上的自主作用,优化社会管理的效果。依法治理即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为目标,通过强化各类社会主体基于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协同性,增强其自律性或者说是守法的自觉性,提升法治效果,共同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共治理,就是让公众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既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又对自身事务实行高度自治。”[6]以最优的方式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和冲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和思想。
(二)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需求
1.坚持法治化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必然要坚持法治化的发展方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华东政法大学刘松山教授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是在依法治国大方略之下的创新。”[7]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坚持法治化发展方向,就要发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使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既确保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又保障主体权利的充分行使,从而有效缓解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冲突,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2.鼓励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传统的社会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地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单向管理,其他各类社会主体作为被管理者,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难以被充分激发。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管理对象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强调通过政府与其他各类社会自治主体间的对话与协商,使整个社会系统内部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增进管理的效用。“社会治理必须要将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结合起来,在底层社会力量的自发努力和国家权威性资源的合法运用之间形成制度变迁的合力。”[8]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上,为了实现管理过程的上下互动,客观上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3.培植各类社会自治主体。治理的目的在于以公众需求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在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讲,无论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团体等其他社会主体,都有共同利益和目的,因此他们参与社会活动都应当围绕增进公共利益这个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只有了解公众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增进社会管理的效用,增进公共利益。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是准确地了解公众需求的重要途径,而培养各类社会自治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则是实现公众参与的基础。而且,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也要以各类社会自治主体自身得到充分发展为基础。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培植各类社会主体。4.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社会治理体制能否得到创新,其创新的成果能否得到认可,其重要的一点是要具有各种必要的制度滋生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公民对它的认同感。”[9]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的理念、制度、运作方式等的认同是取得社会管理实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法治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就要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社会制度的认同。
二、社区教育在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上的独特价值
开展社区教育,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2010-2020年)》的重要举措,是教育服务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与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各种类型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相比,社区教育形式多样,面向的对象广泛,在内容的选择上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终身学习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区和谐、维护基层稳定等方面,也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彰显着独特的价值。
(一)化解社会矛盾
社区本是一定区域的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它扎根于社会基层,能及时发现并密切关注基层冲突的产生根源、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并及时为政府决策提供扎实的依据。另一方面,作为服务居民的场所,可以采取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宣传教育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等措施消减负面情绪,缓和矛盾冲突,释放社会张力。社区教育以专题讲座、送教进社区、知识竞赛等活动为载体,将法治思想、传统文化、文明知识、生活常识等向基层居民普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
(二)形成价值共识,增进基层民主
“行政民主强调行政过程中的平等相处和选择自由,呼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求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自主管理提供更多选择机会。”[10]社区应当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但是,目前城市社区居民的居住现状表明,以行政区域划分出来的社区、小区实际上只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陌生人群体。在这种状况下,居民们缺乏一种归宿感,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很低,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很少,对社区事务、政府决策等大多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在这种状况下,很难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共识,基层民主也没有牢固基础。而社区教育的出现却能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社区教育丰富多彩的教育学习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共同活动的平台,在活动的互动中,原本处于零散状态的社区居民开始转变为社区学习团队中的成员,随着持续的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团队成员间的心理距离逐渐拉近,社区共同体由此形成。”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提升,无形之中提高了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相应地被激发。
(三)促进社会公平
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基本途径,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与人们在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导致教育机会不均等、受教育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根本原因。社区教育作为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面向社区全员、指向社区成员的终身发展的全程、满足居民全方位的教育需求,是缓解传统的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教育公平、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重要方式,其着眼点在于使教育更好地为建设和发展社区服务,也可以说,社区教育通过满足居民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方式追求教育公平的实现,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
三、社区教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途径
基于社区教育的独特价值,通过社区教育这个平台,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对话、合作,不失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途径。
(一)坚持终身教育理念,合理规划社区教育计划
终身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社区教育,在本质上应当积极地关注教育均衡,最大限度地运用公共资源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促进教育公平。“非正规的社会教育,要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适应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必须走专业化道路。”[11]因此,一方面,社区教育要根据终身教育、教育社会学等理论,以居民学习和社区发展为目标加强社区教育的专属性和专业化建设;另一方面,社区教育要在实施全民教育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底层群众、社区老年人、外来务工等群体,着眼于就近、方便、参与的原则,立足于满足这些群体急需的、非正规教育培训与学习需求,制定社区教育教学计划,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必要的学习平台。尤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实际需求,从关注就业、提高居民素质等方面着手,安排有针对性的教育课程,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二)树立全民教育的视野,构建社区教育资源体系
丰富、实用的资源体系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必备条件。社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不仅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和互相交往提供了一种教育和沟通的平台,还能通过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管理目标等正能量的课程内容,对学习者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在全民教育视野下建设社区教育资源,不仅要考虑不同区域社区教育资源的现状和需求实际,实行差别对待、特殊策划、特色发展,还要将民主、平等、和谐、法治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念融入进去,发挥社区教育的教化功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加强既有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共享。根据居民学习的需求建设多样化的课程资源,搭建完善的社区教育学习平台,同时采取妥善的措施,稳步推进优质科学、文化、教育资源向公众开放,充分利用各类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博物馆等优质资源,为市民提供更多有效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社区居民学习需求的特点推进特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如为提升市民素质,衡阳市社区大学组建讲师团队,开发特色课程资源,向全市居民推出“相约文明”系列讲座课程。
(三)维护利益均衡,建构参与式的社区教育
协同治理理念下的社会管理必然要求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人”,从而建构参与式的社区教育。1.立足市民生活区域,挖掘社区教育的潜在价值,搭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一是开设民情专题讲座,针对社区居民关注度比较高的民生问题,邀请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兼备的基层干部担任主讲,为居民宣讲相关的知识和政策,并当场快速地反馈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有效化解矛盾,同时实地听取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二是从社区居民中选拔威信较高的居民到社区学校定期进行主题培训,然后由这些居民到其所在社区去宣讲相关的政策及知识。三是将时事政治、法律知识、传统文化、文明礼仪等知识纳入社区教育的教学内容。2.立足社区教育网络平台,充分利用文体活动、主题讲座、志愿者行动等方式,构筑社区人际关系新平台,促进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通过社区教育平台,社区居民之间的熟识度增加,对社区公共事务也更加关心。同时,在社区教育各种学习活动的设计上,注重适当融入公德教育、普法教育、市民教育等内容,培植以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文化,能有效地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从而为实现法治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打下牢固基础。3.积极推进社区教育与各类群众性创建活动的融合。以重大创建活动为契机,如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承担市民素质提升项目,通过社区教育平台的优秀课程,充分展示出社区教育在提升市民素质和参与意识方面的独特功能,促进社会对社区教育的支持和参与的同时,彰显社区教育服务于社会管理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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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前沿来看,GIS方法已经广泛地与公共治理学各子学科相结合,成为现代公共管理和科学决策的先进工具。“运用GIS方法来探索自然与社会科学,应在方法论上得到越明确的重视”[8]。笔者于2011年8月受邀到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CGA)学习和研究GIS方法。CGA创建于2006年,是当代美国大学GIS研究的重要基地,着力将GIS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运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地理空间信息比对(geospatial mapping)、遥感影像(remote sensing images)等技术开展公共政策、人口、疾病、环境变迁、地图绘制、历史、经济、政治等主题研究。CGA利用地理信息技术,支持哈佛大学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通过提供技术平台以整合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多元化空间数据。CGA也以跨领域、跨数据库的数据可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为目标,与校内数据中心、地理空间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共同推动哈佛大学丰富典藏、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GIS相关资源的整合应用。CGA每年召开一次全球性“GIS与社会科学”年会,邀请全球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参会,运用GIS方法来研究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课题,使社会科学研究获得新的科学方法来源,使公共管理变成一门高度应用性的科学。CGA于2012年初开发创建了开放性网络GIS绘图平台———World Map(世界地图),用来整合、利用与推广GIS资源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World Map平台既包括当代欧美国家公共治理的宏观与微观数据,也包括我国一定数量的有关社会发展的历史及当代数据。World Map平台的功能介于大型运用软件(如ARCGIS)与一些小型网络工具(如Google Maps and Earth)之间,以支持和满足专家学者的特殊研究运用需求。自从WorldMap平台创建以来,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使用此平台进行GIS分析研究,从而在GIS与社会科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GIS方法在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运用。“GIS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结合,将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与研究视角,它能更真实地检验与修正理论假设”[9]。用GIS方法来分析卢旺达(Rwanda)南部两区(Kayonza与Kirehe)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见图1)是这种方法的典型应用。图1是通过运用ArcGIS10软件制作完成,图中圈层中心的十字点代表区域内的公共医疗机构,图中圆点则代表该区域内各村庄分布,圆点面积大小与村庄人口多少相对应。以医疗机构为中心,以五公里为服务半径,进行GIS制图空间分析,绘出五公里服务半径的缓冲区(图中圈层)这样就可直观地反映出区域内公共医疗机构的分布与服务范围。该体系的研究价值在于具有极强的应用性,一方面,区域内居民可以发现距离自身最近的医疗服务机构,从而获得更快捷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公共医疗服务的管理者与决策者可以发现哪些村庄尚未被医疗服务所覆盖,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下一步工作规划,进一步完善与均等化公共医疗供给。由此可见,GIS与公共管理学存在天然契合,它为公共管理学诸多子学科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成为科学决策的必备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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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靡西方国家社会科学领域的治理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政府、市民社会与市场相互关系和寻求政府、市民社会和市场良性互动的产物。现已逐渐成为社会管理与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关于治理的涵义,目前学术界给出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研究报告中给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我国学者俞可平则认为,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利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1〕
尽管人们对治理涵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关于治理的共同特征,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
第一,公共权力的多元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凡参与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都可能形成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中心。
第二,组织边界的模糊性。无论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还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都形成了一种平等竞争的、合作协商性的互动关系,依靠彼此间的利益协调和相互博弈达到公共管理的目的,从而模糊了彼此间的权力界线和所承担的责任。
第三,各类主体的相互依赖性。由于政府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或者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权力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的目标,最终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参与性自主网络。
治理理论实质是在对政府功能的进一步定位和完善、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协作,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谋求“善治”的社会体制。
当前,我国为了寻求社会的和谐发展,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市民社会的培育以及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互动都已提上了日程。因此,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治理理论对探究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相互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和方法论意义。
二
不仅治理理论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个重要层次,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如此。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治理理论首先是建立在完善的政府、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作为方法论工具,我们在借鉴这一理论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我国政府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
我国的政府体制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缺位、越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目前,完善我国的政府职能,应从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上来认识,这样才能使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脱身出来,加强自身在社会管理领域的积极作用。
为此,在管理方式上,政府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实现以下几种转变:一是从管制到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经济主体越来越多,各主体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社会结构和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政府必须改变过去所使用的管理手段,加强服务职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和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从规制到协调。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健全,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但这些自治组织的和谐运转仍然需要政府作为一个总的协调者,所以政府的行为应实现从着重规制到着重协调的转变。三是从法制到回应,社会治理以互动性为基本特征,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共事务的回应性。回应性并不是否定法制,而是在法律的保障下更好地促进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
(二)在逐步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培育和完善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民社会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之后,我国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其重要的特征是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中介组织逐步发育;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加。“实际情况是,转型每天都在私营部门的企业家中发生,在发明新事物、创造新方法而未遭官僚机构阻止的公民中发生。”〔3〕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公民社会是在社会整体变迁和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环境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和黑洞,社会的调节系统诸如法律、道德、行政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所处的环境,都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许多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失;社会结构两极化较为严重,中产阶级发展得不够快;民间资本的大量流失;社会的道德基础脆弱,诚信成为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公民意识总体上来说还比较薄弱,等等。〔2-2〕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中国公民社会即使建立起来,也只能是畸型的与病态的。而且,这样的公民社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为了进一步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应从以下就个方面着手,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
(1)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产生和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够为公民的独立提供有力的保障。要逐步完善当前的市场经济,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等,通过这些措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从而为公民社会的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不断优化社会结构体系。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应当看它的整个社会结构是否和谐。这些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就业结构、民族结构、地区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等,而在所有的社会结构中,阶层结构尤为根本。社会结构的合理,根本在于阶层结构合理。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富有弹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最为合理和稳固。但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特有的“洋葱头形”,这是一种不甚合理、甚至混沌的社会结构类型,所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生长和发育与社会发展的非对称状况。这种阶层结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不利。因此,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已成当务之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就应该促进阶层的“扁平化”。为此,应通过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社会利益的合理。
和谐社会是利益分配公平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最终体现在它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否合理上,因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在于不断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体系。〔4〕
(3)健全有关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体系,使公民成为法律意义上平等的独立主体。同时,必须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使纸上的权利变成现实的权利。
(4)切实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并大力发展独立于政府及其它权力机关的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与公共权力的对抗力量。
(5)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文化是体制之母”〔5〕任何制度都是文化的产物,或者可以说,是文化造就了制度。因此,我们不能只重视制度建设而忽视文化建设。培育公民文化,就要培育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自由平等观念、契约观念、社会责任观念、公共道德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培养公民文化,还要注意结合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使之与源自西方社会的公民文化相结合。
当然,治理理论不仅强调了这三个方面本身的建设和完善,更强调这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只有三个方面的协作互动,才能达到“善治”的结果。但是,在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和前提条件下,这三个因素还存在着功能性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表现在:第一,政府功能的不到位和越位等情况还普遍存在;第二,经济上的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公共权利领域和公共领域,这种现象也很普遍;第三,公民社会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这些又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性障碍。〔6〕只有逐步消除以上这些功能性障碍,形成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联动和整合机制,并且只有三者协调运行,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篇6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影响可谓长久不衰,几乎引导了战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潮流。在实践领域,弗里德曼的“F论点”说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论点”的坚持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扭曲”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主干。关于弗里德曼方法论的研究文献虽然已经浩如烟海,但是既有的研究几乎存在一个共通的缺陷,就是就科学问题而论科学问题,而没有意识到经济学还存在人文这样一个重要维度。我们认为,单纯从科学角度看待这场争论的话,由于经济学不具备可控条件下的可实验性,是不存在解决出路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传统,重视人文的维度。
一、解读方法论之争的哲学基础
实际上,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是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支持者。虽然“证伪主义”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却认为:“同分界问题做对比,指出意义问题是个假问题。但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却把我的贡献归纳为提出了这样一种建议:用可证伪性的意义标准取代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实际上使我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凡是能够被经验确证或否证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进而认为波普尔只不过是强调了否证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人似乎一直把波普尔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他当作一个用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宁愿把他看作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所以,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方法论之争虽然有着深厚的科学哲学基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波普尔“证伪原则”以及“实证原则”的不同理解。结合经济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新发展重新梳理这场方法论之争,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于经济学性质的认识。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核心是所谓“F论点”:(1)科学的目的是发现预测良好的假说;(2)假设不是检验理论的所在,其现实性与理论的有效性无关。弗里德曼对预测的阐述类似于波普尔。他将经济学中的假说和其预测的可证伪的重要性放在了判断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核心标准的位置。有人统计,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版的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证伪主义有联系,因此,布劳格(1992)把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概括为“证伪主义的故事”。在弗里德曼看来。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到底与一般性理论有所不同。实证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统知识,其终极目标是发展能够对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作为一种实质性假说体系,理论不仅要具有“内在一致性”,还要保持‘外在一致性”。那么,为什么弗里德曼认为证伪原则只适用于假说,而不应该涉及假设呢?弗里德曼没有引用任何科学哲学家的论点,而是通过三个典型例证证明了其观点,一个模型的目的不是接近现实。归根到底,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完全现实的模型――这个世界本身。但这一“模型”的问题是它太复杂,复杂得难以理解。一个模型的目的在于为理解这个世界的特征提供见解。如果一个简化性假设使得一个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了不正确的预测,那么缺乏现实性才是一个缺点。然而,如果这种简化并未使得该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不正确的预测,缺乏摹写意义上的现实性就是一个优点,通过更为清楚地隔离所关注的效应,这种简化使得问题更易于理解。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么这个星球本身就是个最具描述主义意义上完美性的模型;但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却大多是通过地球仪这样一个具有简化性的模拟来完成的。这种方法典型地存在故意的扭曲,而我们却不以为意。经济学中的假设起到的正是地球仪的作用,其同样不必是现实的完全摹写。正如Solow(1997)指出:好的经济模型通过“关注一两个因果或条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实体的逸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这场论战的另一方,萨缪尔森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等人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提假设不需要证伪的观点,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存在原则性错误。弗里德曼的“F论点”被萨缪尔森戏谑地称为“F扭曲”,用以指称“假设和推论的不对称性”。萨缪尔森(1964)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表述应当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们有可能被“证伪”。关于假设和假说形成的一般原理,他认为一般应该有操作意义,这种操作意义是经验性的,经验性的东西应该具有可证伪性。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operativism)后来发展为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强调加强经济学的科学描述力。他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可运用的有意义的定理”。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完全解释的愿望是科学所不能及的,因此经济学家只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科学)解释性的描述力。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原理实际上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述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可见,由于对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预测主义和描述主义在检验的范围和完善理论的方式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前者只关注对于假说和其预测的检验;而后者既要求检验假说,也重视简要假设,并且相对来说更关注于检验假设。二是在完善理论的过程中,预测主义者的方法是探寻假说成立的局限,并针对不同情况设定不同的约束条件;而描述主义者则在试图实现假设与现实经验的完全一致。
二、从科学哲学文化转向视角对方法论之争的再解读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属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者,他们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体现了对于证伪方法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回顾这场方法论之争,对当前经济学研究有价值的问题是:这场争论的语境本身是否就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处?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反思可以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什么变化?
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其坚持的都是证伪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立场。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孔德(2001)认为,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只有此范围内的才是科学,超出经验之外的只能归为“形而上学”,是非科学。所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场方法论之争散发的是现性主义的科学至上的气息,即这场争论是在科学主义语境内发生的,争论双方操持的都是科学主义的语言。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都认为,只有“科学命题”――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
法性,该类命题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前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唯科学主义,试图用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判断一切经济行为,但是,这种企图在哲学上正在受到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批判。但是,科学主义的标准无法在经济学中贯彻始终而不自相矛盾。我们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为工具来解读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标准。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含有两部分不同性质的假设:由不变的、专门的形而上学假设组成的“硬核”(hard core);辅助假设的“保护带”(protective held),它承受检验的压力,进行调整和再调整,或者完全替换,来保护硬核。根据拉卡托斯的标准,经济学界中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分享的是共同的理论“硬核”。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虽然在假设是否需要与经验事实相符的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却共享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设――从个人“效用函数”出发的推理起点和作为最优化标准的“帕累托最优”原则。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给定完备性和传递性的理性定理,在附以连续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够得到一个定义良好的偏好序,这个偏好序表达了人们进行选择的依据;接着,通过设置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度量这个偏好序,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数作为目标,给定约束条件,从而整个选择就变成了求解最优化的过程。从而,通过几个公理化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的行为视为发生在牛顿力学环境之中,从而演绎的过程可以数学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求最优解的过程典型地含有无法测量的概念或词项在内的陈述。这种状况――在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选择问题上充斥着大量形而上学的假设――按照科学主义的标准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可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却都学会了对此视而不见。同时,大量的表面上有差异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在保护带内对非公理性假设的放松,如信息条件、交易成本、策略互动等等,一切放松的参照系是新古典经济学赖以产生的完全竞争市场。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由于作为演绎出发点的硬核内公理性假设的一致,对选择的最优化处理要求结果和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所求得的最优解――即实际选择结果必然在一开始就是决策者最偏好的。结果序实际上就是偏好序的体现。
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演绎前提的公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的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相冲突;而要挑战公理性假设,就必须考虑历史和认知的因素,从而违背了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能够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愿望。改善经济学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经济学的哲学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当前坚持的仍然是20世纪30年代特别狭义的“实证主义哲学”鼎盛时期的哲学观点,当时对于科学的命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命题必须能够被证伪。于是,今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争论还在围绕着对于波普尔“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上打转。
科学哲学的讨论从“实证原则”到“证伪主义”,再到“约定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主义”、“科学元政府主义”等等,体现了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潮流,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多元化,认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实证主义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当哲学家们忙于讨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所遵循的规则,还有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语言的惯例如何让表述更能得到清楚的理解时,经济学家们却在狭隘实证主义造成的无法理解的泥沼中继续挣扎了数十年的时间。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的单维度的科学实证主义标准明显是一种过时的科学观。长此以往。只能使得经济学陷入科学主义的困境而无法自拔。其后果正如布坎南(1988)所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
三、经济学回归人文传统的方法论路径
科学哲学新近发展中提出的“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和对于命题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强调使得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必须改造极端科学标准的研究方法,重归古典经济学的人文传统。事实上,古典经济学有着强烈的人文传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对于人的心理和道德法则的分析是其理论的出发点。斯密(1988,的《国富论》的任务是寻找实现国家富足的一般经济规律,而《道德情操论》的任务就是为这种规律提供人性原理。斯密(1997)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这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在对利己主义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社会的利益。可见,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法则为基础的。对于这种从人性出发的研究方法,斯密的好友、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学术研究必须“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
从对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阐述和对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包括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各学派在其方法论最高原则上都始终坚持过时的极端实证主义,导致了经济学在哲学层面的贫困化和在意义维度上的缺失。因此,所谓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间在预测标准和描述标准上的争论,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观点看来,完全就是一个伪问题,是科学主义导致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体现。
一个摆脱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意义”贫困化的可能路径是回顾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有意义的命题”。在“有意义命题”中存在文化、心智与事实之间的三重纠结,我们无法回避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对于人性法则的影响。按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观点,不同民族和国家独特的历史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中的外显习俗和内在价值观则通过“心智模型”(联结“事实―认知―行动”的决策系统)影响对事实的含义的判断,就是说,相同的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可以说,由于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任何极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是不能实现的,不论是在预测还是在描述的意义上。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所说;每个被研究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组成不同的社会――经济机器,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机器又产生不同的因果关系。因此,应该相应地构建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对这些关系中出现的数量使用不同的概率测算方法。
科学命题,有意义命题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有意义的命题是一个最大的命题集合,包括了所有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命题,而科学标准则认为只有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因此,科学命题是一个比有意义命题小得多的命题集合,众多伦理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无法实证而被取消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必然是和
理性人的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它们中的一部分因为可以实证而属于科学命题――并因此属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另一部分因为无法实证而属于这个集合之外。古典经济学关注人文维度,其研究范围是所有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而不是其是否可以实证。这种对研究范围的广泛的界定的理由正如森所说,由于伦理考虑影响了人类经济行为中对于目标的元排序,因此,将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经济学对于增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并能祛除主流经济学在哲学上的贫困。
当前,顺应科学哲学文化转向潮流并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人文关怀传统的未来经济学研究路径已经初现端倪。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牵头,以阿玛蒂亚・森的工作为理论基础,由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Mahbub ul.Haq领导和组织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人类发展被定义为不断扩大人类选择的过程。不同于传统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的理路,人类发展路径把经济增长视为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作为HDI的理论基础的人类发展分析路径,其内容是不断修正和扩充的,甚至“人类发展”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UNDP(2001)指出,扩大选择的基础是提高人们的能力,扩大人们可以做和可以实现的事情的范围。人类发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长寿、受教育权、体面的生活,并且能够参与社区生活。这个升级版的定义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了参与社区生活,即政治自由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这样就把原有的三个维度的基本能力观点扩展到了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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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区建设发展把原有的城市管理体制进行条块分割,以纵向为主的社会关系结构逐渐调整为“条专块统”的社会结构,这一进程尚未停止,正在进行过程中。我们是和政府专网沟通的,是新型连接,而不是树型连接。我们认为IT技术不是目的,实际上是提供一种社会治理手段。由管理走向治理实际上是参与角色的大大扩展。以前管理是政府管别人,现在讲社会治理参与者就多了,有企业、居民、社会中介组织等等。在社区范围内如何通过信息技术来进行这样一种社会治理呢?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包括政策体系、业务体系,还要有技术体系。我们在技术体系上架构了社区便民服务网络,通过两种方法进行建立,第一是区、街都有一批本地化的服务队伍,从保姆、维修、开小店开始,逐渐有一批自管队伍。把所有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全部法人化,这样能够进行统一的社会管理。因为优势在于快速、简便、低廉;如果不是法人难以承担市场风险,一旦网络社会化之后会造成很多服务的弊病。通过这样一个行政手段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把社会品牌商家引入社区。当我们把架构设计好了之后,平台对商家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社区品牌是公益品牌。用这样一种方法开业时吸引了3750多家服务商,现在已经稳定在一千家服务商了。对于政策体系,由于社区信息化是非常新的事带来了很多与现行法规体制的冲突,比如说北京市900万户籍人口,数据库全在我们这里,我们国家没有个人隐私法,所以对数据的利用非常谨慎,但是无疑这是我们平台最重要的资源。本质上我们是一种信息中介服务,如果给商家推荐老百姓修理电视机,出现了问题的话应该是商家赔,但是老百姓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我认的是你的公益品牌,商家赔我不认可。所以应该通过法律来规范。按照以上的思路初步建立了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是由市区街居社区服务中心支撑,以社区服务信息网络系统连接,各级社区服务组织和服务商参与,为政府、企业、居民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工作的体系。这是我们平台业务上的大体结构。
我们这个模型的特点,首先,这个平台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物理活动场所,信息互联网络,运营管理体系。社区信息化的复杂,它的模型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都是单一利益主体、单一法人、单一流通,或者是不多的几种业务,是长时间的固定流程。而电子社区不一样了,电子社区有多种利益主体、多种利益机制、多种流程。所以在社区一般不太爱说管理,因为政府和企业可以讲管理,社区我认为就是治理,是多个角色在起作用的,并不是一声号令。在模型、战略设计时我们绝对不是核心竞争力,而是平台竞争力。在模型机制上是价值导向,在流程上是短时间内灵活设置的,或者说更反映现在IBM的双耦合力的技术手段,或者叫网格化的平台。它的特点是一个有效整合公共资源、社会资源、社区资源的平台。我们是把社区的工作作为一种价值,或者用一句经典的话形容,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把原来我们的负担变成一种资源。第二形成高技术支撑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态。2400个公共服务社每个服务社有两个人为居民服务,就是五千人,加上物流配送、管理等等,应该是近一万人的单位,这么一个单位在北京也算是中型企业了,拉动相关服务产业及其就业就不用说了。所以国家发改委在下岗再就业基金里支持我们900万进行项目扩展。实际上开辟了一种新型业态,是一种高技术、网络形态的业态。第三是形成了具有“第三部门”形态特征的组织体系,这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国家没有真正有影响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目标改革也遇到很多障碍,只是初步形成这样一个特色,公益性特色、普遍、非盈利性,我们平台连接了北京28万志愿者,可以为孤寡老人免费提供200多项服务,包括社会化服务、资源服务和政府的公共产品等等。
社区是政府、社会成员和社区组织三大行为主体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进行互动的体系。重点要说的是,工作人员习惯把社区管理、社区服务拆成两件事,这是困扰社区信息化很大的障碍,全国很多城市都是这么做的。把社区管理看成是电子政务的窗口,看成政府的一条腿,这个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居委会是居民的自治群体,而不是政府的一条腿。当从社区成员居民往上看的时候,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是公共产品的服务,所以说管理和服务是一件事。我们在工作中把这两个模型捏在一块儿,很多城市把管理变成电子政务的窗口,把服务变成独立的商业网站、家政网站、保姆网站,自己闯市场都淹死了。我们是将二者捏合在一起,一个平台,两个系统,互相依托,才成为完整的价值链。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我们去采集老年人患病的事,通过社区卫生站登记健康手册,居民就怕填的不详细,因为要享受这个服务。我们跟医生谈隐私权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所以服务可以带来隐私权的让度。
平台机制非常复杂,是一个混合运营机制,有行政管理机制、市场配置机制,运营模式是分布式服务与集中式管理相结合。所有的需求信息统一到市中心,然后派送到街道,最后在数据库里按信用公式找到服务商,与他们联系、找他们服务。社区服务是一个低成本、快捷的服务,当以一个城域的范围进行调度时会产生一些问题,直接让街道调度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当我们通过信息系统把全北京市一千多万人口的日常需求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订单。这时我们对我们的服务商和投资商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价值。现在找我们的投资方很多,看重的就是北京的居民市场,所以我们坚持把需求统一管理。在执行时用分布式的服务体系让每个街道成为执行中心。刚开始也设计全市调配,后来发现不行。因为面向百姓的服务是最复杂的,不管多少数据都表达不了。但是街道居委会是住在当地的,对情况特别熟悉,所以能够灵活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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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时事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基本任务,也是思想政治教师的基本工作,高考题的设计也基于时事背景,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必须关注时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和反思,我实施的课堂前5分钟时事评论深受学生的欢迎,丰富了课堂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政治课堂效率;在课外,学生收集相关时政素材,进行分享,结合思想政治学科知识进行评析,从而使学生的知识视野、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以及思维水平均得到提升。课前时事评论的引入实现了时事资源与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但是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
1.怎样选择适合高中文科学生的时事素材?
2.如何更好地发挥教师指导者、促进者的作用?
3.教学目标定位还不太清晰、准确。
4.实践的方式还有待丰富、完善。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深入的探索,进一步寻找其教学规律,以指导实际教学。实现政治课堂教学的简约、高效。
(二)意义
中学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是: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课前时事评论契合了这一最新的课标要求,有利于中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的能力。
学生经过之前的学习,在整体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上已达到一定的程度。该阶段学生虽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但从一般人格发展阶段上看,中学生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容易呈过分反感的趋势。因此,通过课前时事对中学生进行适当合理的引导十分必要。
此外,时事内容在高考中均占有重要比例。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解决相关问题的水平,必须结合时事热点进行教学。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充分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的兴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效果。
二、理论基础与依据
(一)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学习任何一门学科的最终目标。认识论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实践,一个观点的形成需要由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形成。我们必须从课本中学习相关基础知识对其达到一种感性认识,然后经过头脑整合有一个理性的飞跃,最后用这种认知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的过程检验认知的正确性。只有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建立联系,才能与学生产生共鸣,使他们自主学习,并外化为指导行为的思想。中学生学习,不仅仅是掌握它的原理方法论,更重要的是把方法论作为我们更好生活的准则。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开展时政教育,要求教师把教材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当前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相结合,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思考、分析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把所学致所用,切实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一旦巧妙地引入时事热点,将政治理论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学生就会觉得思想政治课的内容就在自己身边,学习之后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并会自觉把所学知识进行内化吸收,自然就能产生要学好思想政治课的动机与兴趣,从而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美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提倡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改造”。教育能传递人类积累的经验,丰富人类经验的内容,增强经验指导生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把社会生活维系起来和发展起来。改造经验必须紧密地和生活结为一体,促使个人成长,因此杜威又提出“学校即社会”,他认为人们在社会中参加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改造经验的正当途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课前时事评论正是贯彻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把真实的社会引入课堂,让学生不再置身“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而是以社会公民的角色积极参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对各种社会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积累社会经验,为今后参与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三、核心概念界定
(一)时事
指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和政治新闻,时政性是其基本的特征。课前时事评论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体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简单地说,就是收集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和关系社会民生的话题,分析筛选作为课前时事评论重要的教学素材。
(二)评论
要求师生间就某一话题自由发表看法与见解,并由感性到理性的层次进行简要的评价、分析。这对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有重要价值。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时事教育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相结合,在国内外呈现不同的发展状况。
(一)国外相关研究
学生事务管理平台一直是国外学校关注的焦点之一,也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在结合时政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国外学校一贯坚持的是“引导渗透”。“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in order to guide the form of Education Management”一文中这样写道:Students’club activities he has strict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each club activities must have a professional teacher to guide.Issues related to sensitive issues,racial issues,political issues have also been restricted in the community,he did not give funds and other ways to restrict.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but the same is that they also have a guide,there is penetration,to their dominant values to allow students to accept.这是时政与社会实践课堂的结合,从而实现思想教育的目标。
安富海在《国外公民教育实施途径研究述评及启示》中提到“以培养公民行动能力为着力点,注重实践性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显著特点。走出课堂、走出课本、深入社区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显著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让学生通过自愿的社区服务来感受作为公民的意义。至此,参与社区活动就成为美国培养公民行动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社区活动内容主要包括改善环境,帮助老人,支持慈善事业等。美国不仅将国民服务定为国家政策,而且还大量拨款支持和资助边服务边学习的活动。今天,社区已成为美国学生了解、接触社会的良好平台,也是美国学生锻炼和提升实践能力的主要场所。
杨尊伟、王红在《加拿大公民教育探究》中提到“社区服务是学生接触现实世界问题、进行直接经验学习的主要途径。学生在其中可以参与多种社区活动。此外,学校课程吸纳社区服务也成为一种趋势。加拿大的很多学校都提供国际学士学位,其毕业条件之一就是要有社区服务经历。加拿大的一些学校还引入与课程相关的社区服务,以缩小学校和周围环境的差距。”
张明澍在《美国公民教育研究》中提到“美国的公民教育课程是开放式的,注意让学生到实际生活中验证书本上的知识。学习历史、地理时,大多数学校都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展览馆、历史上的遗迹和名胜;学习选举过程时,往往组织学生走访选举组织机构、政党机构,如果赶上选举年,还要实地观察选举,有的学校还搞模拟的竞选和投票。”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于时事评论与思想政治教学相结合的研究,专业的理论和专著不多,大多都是一线教师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通过自身的简单探索得出的部分经验性总结和感悟,开设时事教育课程的学校也大多是时政新闻播报。
宋丽在《试论时事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通过对贵州省金县五中开展时事教育调查得出时政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关系以及实现时事教育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相结合的对策。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要求在选择时事素材、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和教学时间的分配、教学目标的定位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五、目标及内容
(一)目标
贯彻中学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是中学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通过课前5分钟引入时事评论,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祖国的前途、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的命运;培养学生人民当家作主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能力并积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从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内容
1.课前时事评论教学目标定位。课前时事评论把鲜活的时事新闻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作为该课堂重要的教学素材,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变化发展,培养服务社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给予学生更多的思维空间和“自主探究”的权利,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激活了学生的思维,这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简约、高效课堂教学的有效尝试,也是贯彻“小课堂,大社会”这一理念的有效途径。
2.课前时事评论教学内容选择。课前时事评论选题上要注重其内容的时效性,开放性时事的内容是复杂的,有积极健康的,也有消极腐朽的,需要在教学中做好引导准备。
3.课前时事评论教学时间分配。由于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任务比较紧,在课堂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存在困难,时间一般安排在课堂前5分钟,目前主要在非毕业年级开展活动。希望进一步探索实现课前时事评论课堂教学简约、高效的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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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吉华,谭文翰.中学时事政治教育的问题及解决策略[J].中国德育,2014,(15):22-25.
[3]郝余晖.时事播报在政治课教学中的尝试[J].中校外教育,2010(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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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公司治理的各种方法
公司治理之间大的差异,尤其是公司治理型模式的差异,是谁是所有者和为谁而存在的这两个“谁”是否一致的差异。那么,对不同公司治理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什么呢?到底是何种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这种形成了的公司治理拥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对此,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为R. Coase在他的论文“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他认为,在理想的市场状态下交易者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发现最有效率的价格,此时公司组织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实际上不存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主体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才能在市场上发现有效率的价格,公司组织正是为了节约这种交易成本而存在的。如果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一项交易在市场里进行比在公司里进行费用高,那么这项活动就交给公司去进行,反之亦然。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公司的产生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某个人在从事某种事业的时候,不一定具备从事这种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和能力,这些东西需要从其他地方得到。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引进这些资金等,就需要花费更多成本。因此,设立一个公司并准备必要的资金和劳动力的做法是更有效率、更合理的。根据该理论,交易成本越少,公司形态就越可能成为市场取向型形态,监督公司管理者的模式也就越可能成为依靠市场的功能来监督管理者的模式。在市场取向型的公司经营环境中,公司经营的好坏会影响资本市场和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决定被其他公司并购的风险程度,管理者经营不好,市场就会增加管理者的压力。而在交易成本较高的社会中,股东会购买具有支配权的公司股份,由监事会、董事会等公司内部机关来监督、制约甚至辞退管理者,这种公司治理是机构取向型公司治理。赞成交易成本理论的人主张美国存在市场取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式,而德国、日本存在以主银行制度、职工等为特征的机构取向型治理模式①。Williamson发展了R.Coase的理论,他主张交易成本导致的不是简单的公司和市场的二元化,而是使公司和市场中间存在加盟店或者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等形态,而根据这些形态的不同,公司治理形态也不同②。根据以上的新制度经济学,公司的形态取决于交易成本,但是现在他们认为,除了交易成本之外,生产成本也对公司的形态产生影响③。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有人认为交易成本的大小影响股份结构,进而由股份结构的状态导致公司治理的差异。在一个社会中,在一个家族或者某一个公司持有大部分股份、股份结构较单一的情况下,较易形成机构取向型的公司模式。因为持股的家族或法人容易通过内部机关控制管理者,对他们来说,机构取向型公司治理更有利。而在通常的股份分散的情况下,公司治理可能成为市场取向型④。根据以上的交易成本理论等,公司治理应当具有的作用是成本的降低和经营效率的提高。
另外,在法经济学领域中,存在着公司法是补充合同内容不完整性的看法,即公司合同理论。根据该学说,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需要付出很多成本,发生纠纷之后,法院不一定有充足的信息,可能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当事人也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情况并将各方面的内容都写入到合同之中。因此,该学说认为合同是不完全的,合同不能应对所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合同不能有效地分配资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司组织试图变更所有权或公司内部的权限分配来提高公司组织的效率,该学说认为这就是公司组织存在的意义,进而认可法律存在的价值。他们认为法律会弥补合同的缺陷,提高公司经营效率,法律是合同的替代物,它补充了在合同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签约的内容,合同的不完整性产生了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制度⑤。公司合同理论把公司看作一种合同之束,而根据合同之束的性质,这种看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公司是股东之间的合同之束,另一种为公司是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同之束。前者把会影响股东利益的经营方针决定权限向董事会授权的原因解释为股东和董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经营公司能力的差异产生的成本以及向董事授权时会增加的董事信息收集欲望等成本和效率因素。他们认为通过股东的自由意志来制定公司章程而改变公司的权力分配是较好的办法,也认为《公司法》等法律制度是权力分配的标准,目的是减少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法》的条文全都可以是任意性规定的,但实际上存在着强制性规定。对强制性规定存在的意义,该学说从保护第三者的权利和明确董事责任的角度进行了说明。比如,明确董事负有的注意义务、忠诚义务和董事要承担的责任,可以补充合同中不够明确的部分而减少合同成本。只有股东大会拥有的合并决议等权限不能授权给董事会的理由也是从对第三人的信息提供和保护他们权利的角度来说明的⑥。
根据后者的看法,利益相关者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努力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谈判,以使自己的利益与公司利益一致,因此,公司是弥补合同的一种再谈判机制⑦。比如,有人认为“公司法相当于所有公司的总合同,即通用合同;公司章程相当于某个特定公司的合同,即特殊合同。公司治理则是以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为依据,确定公司决策和利益分享的机制,规范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约束他们之间的交易,来实现公司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⑧”而根据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系,会产生不同公司治理的形态⑨。这种看法可能与资源依赖理论也有共同之处,而无论公司是股东之间的合同之束还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同之束,根据这种公司合同理论,公司存在的意义是降低成本,公司治理拥有的作用也是合同的补充和其带来的成本的降低和经营效率的提高。
除了有关交易成本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之外,从经济学历史主义的角度也可以说明不同公司治理形成的原因。比如,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人们轻易走不出去。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中,由于偶然的某种事件等原因形成了某种公司治理制度之后,这种制度本身就拥有惯性,具有很难变化的特点,因此保留下来的各国公司治理制度因为其产生是偶然的,所以存在差异⑩。一般而言,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各国的制度拥有刚性和制度互补性,因而很难变化{11}。但是有学者认为,政府促进公司外部环境中的某种制度的变化而使与该制度存在制度互补性的公司治理制度加快变化,而各国的经济自由度是逐渐增加的,因此,政府的措施和国际化的潮流使各国的公司治理最终一致于某种模式{12}。但是这种看法仅仅是从经营效率的角度分析各国公司治理的变化,而没有考虑不同的公司治理存在的理由、不同公司治理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拥有的作用,所以可能存在待商榷的地方。从这种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看,公司治理的形成是偶然的,因此,它的形成原因和其具备的作用关系不大。
二、结束语
只有交易成本、股东结构、路径依赖以及公司的合同性质能决定公司治理的特征吗?公司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是嵌入在社会中的存在,公司和社会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它受到社会状况、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根据这种看法,公司治理模式在各国表现不同的主要原因不是交易成本的不同,而是社会情况、文化背景的差异。本文并非完全否定交易成本的意义,只是更重视社会要素、文化道德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力。如上所述,有关公司治理的问题,很多人已经进行过讨论。在这些讨论当中,有些人认为公司治理是提高效率的一种系统,而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使公司遵守法律而防止问题产生的一种系统。但是,公司治理的根本问题是与公司属谁所有,公司为了谁而存在的问题有关的。公司治理中的董事、监事、股东大会等公司机关的设计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经营效率的问题,还是与社会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这是因为公司治理中的这些“谁”的问题,尤其是对“谁”的一致或者不一致有很大影响的是公司所在的社会的特点。本文认为各国公司治理的变迁过程,即形成过程,除了受到各国的社会动态和国际化的影响之外,还受到文化要素的影响。公司治理制度是直接或间接由人创造的,这种创造过程中应当包含着人对事象的认知过程,而他或者她拥有的文化背景已经反映到这种认知中,公司治理的设计过程中也自然地反映了他或者她的文化背景,因此,我们如果不对文化要素进行分析,对公司治理的形成和价值的问题就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另外,各国公司治理的形成受到社会动态、国际化、文化要素的影响,所以在完全否定这些社会要素的影响力的情况下,要想理解公司形态的差异是不可能的。组织及成员被嵌入到共同意义系统即社会文化系统中,因此他们受到社会文化要素的影响。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他无法处理所有的信息。为了简单地梳理信息,需要将信息进行选择和分类。人的认知结构是解释信息的一种框架,而这种个人的认知结构会无意中受到社会认知的影响。社会认知是在特定共同体内部成员共有的认知,而对社会认知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的是社会文化环境{13}。行为人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和谁、通过什么样的办法交换等经济行为受到社会角色期待的影响,而角色期待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从以上内容来看,对作为行为人的个人和组织来讲,社会文化要素是一种制约要素。因此,除了考虑组织外部环境拥有的经济和技术要素之外,我们需要更重视象征系统、认知系统、规范性信念等要素对组织的影响。
注释:
①转引自谷博史、首藤、井村哉:《アメリカ型企ガバナンス》,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第58页。
②转引自河野:《制度》,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③侯若石:《质疑现代企业制度》,载《开放导报》,2004年第3期,第49页。因此,本文以下部分提到的交易成本包含生产成本。
④另外,Curtis J. Milhaupt认为不同公司治理类型是由不同的财产权产生的,财产权的不同决定了交易或管理成本。Curtis J. Milhaupt:“コポレトガバナンスの多化と化”载《市の役割国家の役割》,洋新社,1999年版,第385页。
⑤⑥三芳朗,神田秀,柳川之:《会社法の学》,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7页。
⑦委托人指包括股东在内的债权人、交易商、职工、社区等利益相关者,而人也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这样一来,R.Coase提出的市场组织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其根本都是人问题,也可以说都是合同问题。伊藤秀史:“企とガバナンス”,载于伊丹敬之、藤本隆宏、崎哲二、伊藤秀史、沼上主编:《日本の企システム第Ⅱ期第二企とガバナンス》,有斐2005年版,第3页。
⑧程秀生,曹征:《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现代企业的法律经济学价值》,《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4期,第47页。
⑨周鹏,张宏志:《利益相关者间的谈判与企业治理结构》,《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第60页。
⑩比如,Mark Roe认为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变来说,虽然市场力量极为重要,但是,影响甚至决定法律的传统、历史以及文化的作用等其他方面的作用仍然存在,这就是路径依赖。转引自施晓红:“德国职工共同决策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经济管理》2004年第9期,第68页。
{11}制度互补性是指制度之间的适合性,比如,在日本,在雇佣关系方面的制度有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公司内工会;在公司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制度有互相持股、公司的系列关系;在金融关系方面的制度有主银行制度、银行对公司派遣董事等,而这些制度相互之间有互补性,它们整体的作用比各个制度加起来的作用还要大。谷口和弘:《企の境界とアキテクチャ企制度序》,NTT出版2006年版,第37页。
{12}孙光焰:《公司治理模式演进趋势之争的方法论检视》,《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第26-29页
{13}渡深:《社会学のすすめ》,八千代出版,2002年版,第53-5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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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rm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ts Value
Zuoteng Xiaohong
篇10
1引言
2011年9月2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列为“十二五”规划的新兴产业首位,未来发展空间值得期待。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置面向市场需求的新兴技术和保障政府、军队、银行、电网、信息服务平台的网络安全技术必修课程,符合高新产业技术的市场需求和教育法规,以其为高新产业迅速发展和控制网络空间安全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信息安全学科是数学、物理、生物、通信、电子、计算机、法律、教育和管理等学科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型学科。它与这些学科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本质的不同。信息安全学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内涵、理论、技术和应用,并服务于信息社会,从而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探索信息安全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网络安全的课程体系内涵。
认识论,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人作为认识的主体,首先在于人是实践的主体;知识、技术作为认识的客体,首先在于它们是主体能动的实践活动的客体,应该从主体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从主体的主观能动方面去理解;实践是认识的直接来源,认识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
认识信息安全学科,必须遵循认识规律、专业规律。到目前为止,有关信息安全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缤纷凌乱。在此,笔者以武汉大学空天信息安全与可信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体系为基础,探讨网络安全的课程体系,以其为课程建设抛砖引玉。
2信息安全的学科体系
信息安全学科是研究信息获取、信息存储、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领域中信息安全保障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
2.1信息安全的理论基础
信息安全学科所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新型密码体制研究、密码编码与密码分析、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管理、入侵检测、灾难备份和应急响应、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安全、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协议安全、可信网络连接、信息隐藏与检测、内容识别与过滤、信息对抗理论、信息对抗技术,以及信息安全工程等。
网络安全以控制论和系统论为其理论基础,通过入侵检测、数据加密等技术实现安全威胁的识别和数据的安全传输,防止非法篡改和泄露保密信息。网络安全的基本思想是在网络的各个范围和层次内采取防护措施,以便检测和发现各种网络攻击威胁,并采取相应的响应措施,确保网络环境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研究网络攻击威胁、网络防御理论、网络安全理论和网络安全工程等。
2.2信息安全的方法论基础
信息安全学科有自己的方法论,既包含分而治之的传统方法论,又包含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方法论,而且将这两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具体概括为,理论分析、实验验证、技术实现、逆向分析四个核心内容,这四者既可以独立运用,也可以相互结合,指导解决信息安全问题,推动信息安全学科发展。其中的逆向分析是信息安全学科所特有的方法论。
3现代通信网的技术体系
现代通信网是一个多种异构网络技术融合的综合体系,本文只讨论计算机网络、移动互联网、射频识别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
3.1计算机网络
以Internet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实现了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的互联,指明了下一代网络应用的发展趋势。Cisco研究表明,下一代网络(Next Generation Network)基于IP,支持语音、数据、视频和多媒体的统一通信,充分整合面向行业的垂直应用,亦称为IP-NGN。具体地说,就是把社区、企业、机关、医院、交通、航空等元素互联起来,形成一个休闲、工作、学习、娱乐的虚拟社区。计算机网络是一种由多种异构平台组成的多样化技术结构体系,在这个平台中,设备构成主要体现在感知网络、交换路由、服务提供和信息安全等四个方面。
3.2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是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结合起来,以宽带IP为技术核心的,可同时提供话音、传真、数据、图像、多媒体等高品质电信服务的新一代开放的电信基础网络,短消息是移动互联网最早提供的服务。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简称3G,是指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信技术;3G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实现无线漫游,提供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音乐、视频等多种信息服务,3G必须支持不同的数据传输速度,可根据室内、室外和移动环境中不同应用的需求,分别支持不同的速率。
3.3射频识别网络
RFID系统包括三部分:标签(RFID tags)、阅读器(tag reader)和企业系统。标签是一个微芯片附属于天线系统,芯片包含存储器和逻辑电路,接受和发送阅读器的数据;天线接受和回射阅读器的同频信号;标签作为专用鉴别器,可以应用到一定区域内任何对象(人、动物和物体等),代表对象的电子身份。阅读器发送同频信号触发标签通信,标签发送身份信息给阅读器,完成一次查询操作。企业系统是阅读器连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阅读器提交身份信息由企业系统存储。RFID系统通常用于实时监控对象,可以实现物理世界到虚拟世界的映像。
3.4无线传感器网络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大量静止或移动的传感器节点,以多跳路由和自组织方式构成的无线感知通信网络,其目的是同步地感知、采集、处理和传输网络覆盖地理区域内感知对象的监测信息,并报告给用户。每一个节点具有感知、计算、路由三种功能,某节点感知监测对象的数据,通过其它节点路由到汇聚节点,经其它网络发送给用户。RFID系统和无线传感器网络合作,可以很好的记录物体的状态(位置、温度、位移),加深对环境的认知,扮演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桥梁。
4网络安全的课程体系
4.1计算机网络安全
计算机网络安全主要依靠防火墙技术、虚拟专用网(VPN)技术和公钥基础设施(PKI)。
(1)防火墙技术。防火墙技术原型采用了包过滤技术,通过检查数据流中每个数据包的源地址、目的地址、所用的端口号、协议状态或它们的组合来确定是否允许该数据包通过。在网络层上,防火墙根据IP地址和端口号过滤进出的数据包;在应用层上检查数据包的内容,查看这些内容是否能符合企业网络的安全规则,并且允许受信任的客户机和不受信任的主机建立直接连接,依靠某种算法来识别进出的应用层数据。
(2)虚拟专用网。虚拟专用网是指在一个公共IP网络平台上通过隧道以及加密技术保证专用数据的网络安全性。VPN是一种以可靠加密方法来保证传输安全的技术。在智能电网中使用VPN技术,可以在不可信网络上提供一条安全、专用的通道或隧道。各种隧道协议,包括网络协议安全(IPSec)、点对点隧道协议(PPTP)和二层隧道协议(L2TP)都可以与认证协议一起使用。
(3)公钥基础设施。公钥基础设施能够为所有网络应用提供加密和数字签名等密码服务及所必需的密钥和证书管理体系。PKI可以为不同的用户按不同安全需求提供多种安全服务,主要包括认证、数据完整性、数据保密性、不可否认性、公正和时间戳等服务。
4.2移动互联网安全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由TCP/IP协议族脆弱性、终端操作系统安全漏洞、攻击技术普及等缺陷所导致的传统互联网环境中的安全问题依然存在。
(1)手机病毒。手机病毒是具有攻击性、破坏性的恶意软件代码,一般利用短信、微博、微信、@mail、WAP网站等方式在无线通信网络内传播;同时可利用蓝牙、wifi等方式在智能手机间传播。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和统一的操作系统平台,手机病毒的传播和爆发会泄露用户空间隐私、时间隐私等危害,并对移动通信网络的安全运行、维护管理和支撑业务造成一定威胁。
(2)隐私信息泄露。移动设备的隐私信息防泄露主要包括三类技术:控制类技术,设置用户的管理权限,集中控制和管理数据中心,实现对关键数据的加密保护和保密传输,并定期审计和检查权限日志,防止隐私数据的非法外泄。加密类技术,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加密技术,磁盘设备加密技术,安全芯片加密技术和通信网络的密钥预分发管理技术。过滤类技术,在内网和外网的边界出口,安装协议数据包过滤设备,可以分析通信网络协议HTTP、POP3、FTP、即时通讯的数据包,并对数据包内容分析和过滤隐私信息。
(3)无线局域网安全。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主要是IEEE制定的802.11n标准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制定的WAPI标准。802.11n采用基于密钥共享的双向身份认证,定义了WPA2/TKIP加密算法;WAPI采用基于数字证书的双向身份认证,定义了我国的首个商用SMS4加密算法。两项标准都要解决用户到AP无线接入的认证和加密问题,中国电信无线局域网是在用户接入AP后进行Web认证,验证用户实体身份。两项标准已在现有的无线局域网和移动智能互联网终端得到实施,并且应用广泛。
4.3射频识别网络安全
由于RFID的成本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对安全算法运行的效率要求比较高。目前有效的RFID的认证方式之一是由Hopper和Blum提出的HB协议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改进的协议。HB协议需要RFID和标签进行多轮挑战——应答交互,最终以正确概率判断RFID的合法性,所以这一协议还不能商用。
4.4无线传感器网络安全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最常用到的是ZigBee技术。ZigBee技术的物理层和媒体访问控制层(MAC)基于IEEE 802.15.4,网络层和应用层则由ZigBee联盟定义。ZigBee协议在MAC层、网络层和应用层都有安全措施。MAC层使用ABE算法和完整性验证码确保单跳帧的机密性和完整性;而网络层使用帧计数器防止重放攻击,并处理多跳帧;应用层则负责建立安全连接和密钥管理。ZigBee协议在密钥预分发管理中有3种基本密钥,分别是主密钥、链接密钥和网络密钥。主密钥在设备出厂时由公司缺省安装。链接密钥在个域网络(PAN)中被两个设备直接共享,可以通过主密钥建立,也可以在出厂时由公司缺省安装。网络密钥通过CA信任中心配置,也可以在出厂时缺省安装。链接密钥、网络密钥需要循环更新。
5结束语
网络安全技术是一个与时代科技发展同步的新兴领域,这就决定了其课程体系必须嵌入一些无线局域网安全、无线传感器网络安全、射频标签网络安全、云计算安全等新兴技术。因此,在规划其教学内容时,要以学生掌握网络安全技能目标为基础,以当代大学生的认识规律为起点,以现代多媒体教学方法为手段,设计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青少年认识规律的、与时代同步的课程体系,才能培养出面向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 陈先达.马克思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张焕国,赵波,等.可信计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3] Luigi Atzori,Antonio Iera,Giacomo Morabito.The Internet of Things:A survey[J].Computer Networks 54 (2010):2787-2805.
[4] Debasis Bandyopadhyay,Jaydip Sen.Internet of Things: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Technology and Standardization[J].Wireless Pers Commun(2011)58:49-69.
篇11
学者们指出,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推进社会建设需要改革创新。加强社会建设,必然要求对社会事业、社会体制机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这样才能寻求到有效治理现代社会的机制、结构和管理方式,才能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冲突与合作、变化与稳定的相互关系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办法。当前,应积极推动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改革创新。
“所谓社会正义,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定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社会公正问题。他指出,社会公平主要有两个维度: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这两个维度可以为社区制度创新提供分析框架。就社区制度安排的公平来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之路、社区民间组织健康发展之路、社区服务体系有效成长之路。就社区居民认可的公平来说,涉及社区成员的满意度、认同感、幸福感等。
“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解决与制度创新关系密切。”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强调通过建立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机制来促进社会和谐。他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影响社会和谐的现象和因素仍然存在。因此,应建立健全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机制,加强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民主法制建设、利益表达机制建设、社会协调机制建设等。
社会变革与哲学思维
学者们认为,从哲学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研讨,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这一概念,但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他还是具体阐发了有关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实质性的理解。马克思主要不是从观念中而是从现实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变革是时代的潮流,对变革问题的哲学研究需要加强。”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袁吉富认为,对于变革问题,可以分别从个人层次、组织层次和社会层次上予以考察,由此可获取对于变革的微观方面、中观方面和宏观方面的认识。当前,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变革尤为重要。因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基本上都是在社会组织中进行的,而整个社会其实就是由诸多组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
社会发展与历史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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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内容,是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包括伦理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等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之内化为人的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其核心是“如何做人”、“为何而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人出发,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体现在教学管理中就是要使学员修学与做人、成才与成人协调统一。在教学管理中加强对学员的人文教育可以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和视野。
目前来看,我校教学中对学员的人文教育也还是比较重视的,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营造浓厚的人文环境,从校园的基础设施到日常管理,都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二是在学员的选修课中增加一些艺术、文学、历史类的课程;三是邀请一些著名的院士、学者、艺术家给学员做讲座,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在教学管理中加强对学员的人文教育可以丰富学员的精神生活,升华其思想,促进学员人格的健全和完善。人文理念的教育通过把人类创造和积累的文化精粹、智慧精神和阅历经验等传授给学员,启迪他们认识:人类文明是怎么产生的,中华历史和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人对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应持怎样的态度,以及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劣等等。从而帮助学员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明确自己对社会的责任,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和生活方式。人文教育有助于弥补单一专业教育可能造成的人格危机和文化分裂,有利于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优秀人才。从学员队角度来讲,加强对学员的人文教育主要应从引导学员完善素养知识结构着手。
完善素养知识结构必须从三个方面加强思想引导。一是正确认识人文教育与军队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关系。人文教育的内容涉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军队院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和人文教育在教育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政治理论课不能涵盖人文社会科学。政治理论课侧重解决学员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人文教育还要引导学员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培养学员的文化底蕴,从而为学员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选择打下文化基础和审美基础,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成为学员的自然选择。强化学员的人文理念可以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二是通过广泛的读书活动,主动构建适应全面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内容体系。读书要“博”,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书都要涉及,特别不能忽视有助于创新思维培养的方法论知识内容的学习,同时元认知教育、自我意识教育、学习策略教育、创造性教育、自我实现教育等内容的相关书籍也要予以重视。读书要系统,学科基础理论的“元典”性著述和学科前沿性著述尤其不能忽视。三是重视非正式课程亦即教育环境对素养知识结构的完善作用。教育过程中由物质、文化、社会关系等要素构成的教育环境对学员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现代军校素质教育论和创新教育论将教育环境又称为“隐性课程”或养成性课程。“隐性课程”分为以下几类:1、制度性课程,如条令条例,学校的规章制度、校风、校训等;2、关系性课程,如校内师生关系、队干部与学员的关系、学员之间的关系等;3、社区性课程,指社区环境产生的影响,绿化卫生环境、文化活动氛围等;4、校园环境隐性课程,指校园美化、绿化,校园的宣传设计等。教育环境必须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因为它体现了军队院校育人的特色,它对学员作风纪律的养成、思想、道德、情感水平和军人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处处是课堂,时时有教育,良好的教育环境对学员发挥着引导方向、约束行为、陶冶情操、健全个性的教育功能,其育人上的隐含性、渗透性和持续性特点充分证明了“隐性课程”在学员素养知识结构的完善作用。
二、注重学员的个性化教育,鼓励学员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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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
(1)有的心理素质较差。高职学生因为自身素质等原因,大部分学生在中小学时期,缺乏教师关注和同学尊重,在高考中大都成绩不够理想;一些学生心理素质较差,自信心不足,甚至很多学生存在自卑心理。高职学生正处于青年期,是最具有发展优势的时期,是认识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年龄阶段,如若引导不好,很容易导致青春期叛逆心理的加重。
(2)有的学习、生活中纪律性差、对未来没有规划。高职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缺乏主动性、自觉性,学习动机不高,没有良好的学习风气。很多学生是学习上无纪律性,生活上自由散漫,更有甚者还染上一些不良习惯,并没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大部分高职学生没有理想,对未来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学习生活中没有克服困难的毅力,缺乏责任感,自律意识差,大部分学生觉得来高职院校就是为了混个大专文凭。
(3)价值观多元化。高职学生,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是从幼稚到成熟、简单到复杂、家庭到社会这么一个自身矛盾运动过程,具有两重性和互变性。自身的发展变化,再加上外部世界的影响,产生了一系列多元的价值观。
二、在高职院校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鉴于高职院校学生的这些特点,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要针对不同年龄、素质的学生展开,有的放矢。高职院校应进行有别于普通高校的学生方式来进行管理,开拓出一条适合高职生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之路。
(1)注重政治理论学习。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在高职院校中进行基础性的政治理论教育,且需开展系统的经典理论教育,有目的、有计划地向高职院校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使学生逐步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
(2)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高职院校要经常组织讲座、报告等形式,对学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法制教育、先进人物和事迹等教育,使高职院校学生在无意识和不自觉的情况下,受到一定感染或影响、熏陶、感化。
(3)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将理论教学与日常教育中的社会调查、校园文体活动结合起来,对学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和分析观察社会能力等有很大的益处。
(4)经常与家长联系沟通。教育学生不光是学校的事,父母更是能起到很好的言传身教的作用,所以学校要经常联系学生家长,双向交流,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性格,共同做好学生的教育工作。
三、高职院校需要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经历了比较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专业化的工作方法。我国的学校社会工作还没有实现专业化,学校社会工作的任务,一般由校长、教导主任、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等承担。在高职院校中,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学校社会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大体有以下四项:
(1)协助学校对学生实现教育功能。对于有特殊困难、特殊问题或有特殊才能的少数学生,给予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服务。高职院校学生成绩普遍不好,学习能力参差不齐,这方面问题严重,就需要个案评估,灵活处理学生在学习和适应方面遇到的问题。
(2)学校社会工作通过改善学校、家庭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心理素质较差,而家长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学校在这方面的社会工作就需要向家长解释学生问题的内涵,使其了解子女在学校的发展状况,督促他们关心孩子。深化相互的了解,促进其融洽相处,遇有误解或摩擦时,协助调解。
(3)与教师合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学生的独立思考及独立生活的能力。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兴趣普遍不高,需要为那些学习迟缓的学生特别安排额外课时补习,以改善其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并且通过组织小组辅导,专题讲座、展览等活动,使学生对学校生活和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有关的问题,能有正确的认识,以减少日后有关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为高职院校教师提供相关的咨询环境,提供高职学生的特殊情况,以改善师生关系,并运用专业技巧协助教师鼓励学生学习。
(4)注重沟通。主动地经常地征求心理学、教育学、心理卫生等方面专家,以及医生、护士、律师、教育行政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同时,发挥社区的资源优势,增加社区和学校之间的沟通、企业与学校之间的沟通,为高职学生就业和学院发展搭建更好的平台。
总之,我们应当立足人才培养,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特点,有针对性地齐抓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工作,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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