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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是对于社会服务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领导、决策与规制。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社会治理包括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两重基本形式。全球治理委员会对社会治理进行了较为权威的定义：“治理是各种机构或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多方面的总和，调解不同利益主体并相互合作实现目标的持续过程。既包括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达成的非正式的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了我国对治理主体从依靠党委政府到协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多元化的要求，对治理对象从不同方面到不同层次利益的广泛化的要求，以及对治理手段多样化的要求，这是社会治理理念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具体化。
（二）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目标，对此可以进行如下的解读：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应该是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的，不可以逾越法律的范围。所谓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也就是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社会治理必须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来。法律应该保障社会治理创新，这样才能保证创新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合法性以及持续性。
二、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进入了高速转型时期，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对公共事务有着越来越高的关注度与参与度，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的社会化的结果。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过去高度集中和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势在必行。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我们可以从法治和社会组织两个方面入手破解。社会治理的创新，是在法治的前提下的创新，即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要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必须以社会组织作为突破点，在法律体系内，依法组建成立社会组织并鼓励其参加各类社会治理活动，以协调社会、市场与政府三者间的关系。
（一）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重要参与主体
由于我国现代化建设起步时间较晚，人口众多，所以政府仍然是目前最主要和最有力的社会治理主体。但是这也导致了我国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造成了政府部门机构臃肿，服务质量不高，社会治理效率低下等负面影响。反观社会组织，虽然不同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和目标都各不相同，但是其建立和运作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弥补市场的失灵和政府的不足，许多公共事务如果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处理，往往能以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本身的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目标，要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并且强调了社会组织对于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运作制度的要求表明发展社会组织本身就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必要条件，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就必须将社会组织也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
无论是政府的社会治理还是社会的社会治理都是在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建设有限政府不仅仅是出于发展社会组织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也是法治本身的要求；社会组织依法独立自主地发挥其社会治理的作用，既需要法律给予制度上的保障，也不得逾越出法治的围墙。
三、发展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意义
现代治理理论要求，实施有效的管理所需要的资源是分散在各中社会主体之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是互相协作的关系，多方社会力量应该通过多种管理手段进行合作，共同履行社会治理的义务，唯有这样才能最大的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社会治理依然过分倚重政府的力量，并且存在政府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理念有误的问题。有一些政府部门或行政官员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的认识存在偏差，依然存在着 “社会管理”和“大政府”的社会管理观念。社会管理强调的是以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管理行为，其运作的核心是政府权力，行政手段的运用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而社会治理则区别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管理理念是服务与公正，它要求社会不同主体与力量之间协商合作，一方面要激活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的活力与自主性，一方面又要保证其对公众负责。
政府是传统管理体制中唯一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主体，而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责任的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包括政府、社会和公民，缺少了民众的参与和认同，社会组织就难以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要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离不开公民意识的培养。在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还政于民的过程中，能否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加强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领域的合作管理，能否实现真正的善治，关键在于公民是否自愿合作并对社会治理模式产生自觉认同。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是公民精神，所以当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共利益与自己密切相关，自己有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公民意识是发展社会组织的必要条件，而社会组织则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条件。发展社会组织可以为公民精神的培养提供土壤，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是实现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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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转型时期法官职业伦理的表现形态
近年来,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化问题又受到普遍重视。法官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法官职业化”包含了对法官在职业能力、职业伦理、职业自治和职业声望等方面更高的品质要求。法官队伍建设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官职业化”则是对法官队伍建设方面已有的改革和将有的发展的一种概括、清理和规定。对于我国法官职业化的基本要求,最高法院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概括,即:法官职业化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在法官不同于其他国家公务员的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这四个方面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七条标准”,即职业准入、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形象、职业保障和职业监督。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律人有四方面标志性的特点:(1)他们的技能以系统的法律学问和专门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并不间断地培训学习和进取。(2)法律人内部传承着法律职业伦理,从而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以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3)法律人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或自治性。(4)加入这个共同体必将受到认真的考查,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如律师资格的取得。[1]孙教授提到的第二点实际上就是指法官的职业伦理。法律程序内的伦理并不是要求在法律程序中做合乎伦理道德的事,同时法官职业伦理来源于法官职业的专门逻辑,因而,法官职业伦理与普通的伦理,存在很大的距离。笔者认为,在目前这个社会激烈变革的转型时期,法官应具备的伦理是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结合。
篇3
1概述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与网络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无论快递之于购物还是约车之于出行的便捷服务都已经深入人心，而这些都需要物联网和互联网作为中枢进行调控。而智慧校园则是将学校内的人员、设备、建筑通过物联网进行跨越时间空间的联结，产生大量原始数据信息，并据此对教师、学生和教务人员进行数字化管理，为学校相关部门对教务的管理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服务。
校园一卡通目前已经发展了到了第四代，但是国内高校的校园一卡通还普遍停留在第二代，也就是说虽然校园一卡通正在逐渐成为智慧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原因，校园一卡通的主要功能范围仍然停留在食堂、超市购物，图书馆借阅等基本功能，使用一卡通进行教务管理方面仍然非常薄弱。而基于物联网的RFID技术等为校园一卡通功能的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将其应用于现有的一卡通可以实现无接触式数据采集，在形式上革新了旧的需要贴卡才能采集到数据的方式，在意义上可以更加精准和快速的采集到更有使用价值的数据。
本项研究是基于天津师范大学现在使用的一卡通系统，该一卡通系统已经使用多年，处于第二代一卡通与第三代一卡通过渡期，体系完整成熟，如果直接引入新的第四代一卡通会给学校在资金、数据上带来很大麻烦，一卡通中心、财务系统也需要根据新的一卡通系统重新调整，推行起来也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而据笔者了解，国内大部分学校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导致校园信息化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所以本项研究是立足第三代一卡通的基础上扩展第四代一卡通部分功能，给以后相关研究提供研究方向和研究基础。
通过本研究，一方面可以以一卡通为基点推动天津师范大学的校园信息化发展；另一方面一卡通使用情况同天津师范大学相似的高校都可以根据本文探索的方式进行扩展，将物联网与校园一卡通的应用相结合，开发更多新功能，使无接触式校园一卡通得以推广。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使用RFID标签模拟一卡通集成功能，在物理上实现无接触式一卡通数据采集。
2）对智慧一卡通学生管理系统进行设计和开发，将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转变为可以使用的数据。
3）探索整个系统在本校和各大高校中进行推广的可能性。
2相关概念及物联网设备使用情况
2.1相关概念
能虺性刂腔坌T胺⒄沟氖墙些年来趋向成熟的一系列技术，包括大数据、互联应用、物联网社数据挖掘等，这些技术在其他领域有了好的发展之后开始在教育领域的不断深化和推广，为各大高校的信息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大数据
教育中的大数据应该通过多维度去采集和挖掘有价值的数据，通过可视化方式呈现出来。一方面可以让教师对学习者学习行为有更多了解，另一方面可以全面的记录、跟踪学习者的特性等基础信息，为教育个性化提供数据支持。
大数据作为未来教育的技术基础之一，通过获取学习者的数据，可以实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管理、学生渐进式选科咨询以及职业生涯规划等功能。
2）物联网
物联网在教育中的基础应用是利用设备使用中的技术优势来优化学校教务部门的日常管理，通过过提高管理效率来增加广大师生的有效学习时间，而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
3）数据挖掘技术
使用高运算量的中央处理机群汇总信息源的信息，编写数据挖掘相关算法对汇总数据进行分教育数据挖掘是综合运用数学统计、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的技术和方法，教育大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过数据建模，现学习者学习结果与学习内容、学习资源和教学行为等变量的相关关系，预测学习者未来的学习趋势。
2.2物联网设备使用情况
本研究通过自采购置了RFID双通道读写器一台，扫描距离7米天线两台作为一个基本数据采集终端。将读写器和天线组装好之后连接一台安装有厂家提供的数据接口主机即可接收到扫描范围内扫描到的RFID标签数据。不同教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读写器型号和扫描距离不同的天线，只要可以实现软硬件数据对接的物联网设备均可。
根据对功能的设计，如果想要实现整个学校的学生定位在设备上需要大量的有源RFID读写器和全校覆盖的移动网络，在管理上需要学习者的同意才能够采集位置数据，这在资金和伦理上基本都是无法实现的。考虑到学校现状，在功能设计中仅将教室作为每个物联网数据采集终端的安放位置，可以节省大量不必要的经费支出，同时也能确保只是在教室上课的时候才会采集学生们的位置数据。每一个数据采集终端最终会将经过预处理的数据汇总至核心数据库。
3智慧一卡通学生管理系统设计
3.1系统分析
1）需求分析
目前的高校中，对考勤的人为管理仍然占大多数，耗时久、效率低、公平性差，所谓考勤管理基本形同虚设。而智慧一卡通学生管理系统可以针对物联网设备获取的数据进行高效的处理和系统的展示，从源头上解决了在传统考勤中的一系列问题，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务人员和教师的工作效率，并在奖学金评定和评优中提供公平合理的评价标准。
2）可行性分析
本系统获得的基本数据会一直存储在服务器中，教师也有权限对一些错误进行修改，得到数据客观公正，可以为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系统所带来收益远大于投入经费，所以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系统使用SQLserver数据库，方便同学校数据库进行对接，开发选择XAMPP的PHP语言环境，可以在Windows系统和Linux系统上运行，开发工具选择小巧的notepad++完成，系统实现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要求，高校需要加快对校园信息化的建设速度，而本系统的制作也是为了方便学校的管理且不涉及到太多学生的隐私数据，不存在伦理性问题，所以社会可行性也较高。
3.2系统功能设计
1）智慧一卡通系统用户角色设计
本系统分为8级管理员，各类角色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学习部管理员：主要权限是在每年评奖学金是提供查询本院同学考勤的接口用于判断评奖学金时是否可以拿到全勤的20分，并且给每一个班下发全勤人员名单。
学风督查小组：主要权限是在每年评奖学金是提供查询本院同学考勤的接口用于监督评奖学金的考勤评分是否按照系统提供的数据进行。
学委：主要权限为查看班级近四周，本月的考勤情况，用于每周根据上课实际情况对系统中的数据进行核对，若不对则向院级管理员或者班主任提交申请，并且每周将记录交由班主任进行审阅，在每年评奖学金期间查询记录对旷课和迟到早退的同学按照要求扣分。
班主任：主要权限为可以修改本班同学的考勤情况，可以更换学委，用于每周核对学委上交的记录，并对与事实不符的情况进行修改，根据记录对缺勤次数多的同学开展谈心活动。
任课老师：主要权限为可以修改修本门课程同学在本门课的考勤情况，用于临时请假。如果临时调整教室上课，可以在开课之前向院级管理员提出申请或课程结束补交申请。
课程管理员：主要权限为修改公选课的授课教室，用于负责所属公选课的调课和教室调整情况。
院级管理员：主要权限是可以修改本院同学的考勤情况，可以设置学习部管理员和学风督查小组查看考勤的时限和成员，可以临时修改某节课某门课的授课教室，用于受理老师更改课程的申请以及。
校级管理员：主要权限是可以通过评议任命新的院级管理员，以及根据人动变更任课老师和班主任。
2）智慧一卡通系统用户业务关系与流程设计
与本系统有关的业务主要包括4个方面：①教室变更；②学生请假；③查看记录；④信息预置。本系统中各角色的业务关系如表1所示。
本系统业务总体流程如图2所示。
由于本系统另有一套硬件自动运行的考勤机制，所以在此只将智能一卡通系统视做读取考勤信息的系统。
①“教室变更功能”是通过院级管理员或者课程管理员实现的，他们两者负责核对教室是否真实变动，对课时教室表进行更新。
②“学生请假功能”是由任课老师或者班主任完成，他们两者负责核对学生提交的申请是否有效，根据事实情况对违纪表进行更新。
③“查看记录功能”是每一级管理员都具有的功能，按照身份不同具备不同的查询方式、查询条件以及查询权限，分为文字和图像两种展示方式。
④“信息预置功能”是指两个方面：校级管理员在学期初对整个学期的时间和新学生信息进行预置、课程管理员在学期末预置下学期的课程和教室信息。
本系统详细业务流程如图3所示。
以下是第一层数据流程分析：
智慧一卡通学生管理系统的外部实体主要是系统管理员、任课教师和学生。任课教师和系统管理员通过登录系统来按照不同条件查询学生的出勤情况；学生可以查看自己的出勤情况以及向老师或者管理员提交请假申请。同时高级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系统对低级系统管理员进行任免。详情见图4所示。
3）智慧一卡通系统功能结构设计
第一层主要功能有考勤查看、学生请假、管理员变更和数据预置四个大功能，考勤查看是针对所有身份用户开放不同的查询权限，方便各级管理员对学生的出勤状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学生请假功能在学生端体现的主要是学委和学生管理员可以给考勤违纪的同学提交请假申请，而管理员或者老师即可在自己的账号中对申请给予批准或拒绝的回复，学生的考勤状态也会随之改变；管理员变更是针对高级管理员对低等级管理员进行管理和添加的模块；数据预置是在学期开始前对课程、人员信息、时间等进行前期数据预置的模块，第一层次设计如图5所示。
第二层次以考勤查看功能为例，考勤查看功能中分为不同的查询模式，不同身份、等级权限不同。学生管理员可以查看的仅仅是本班的各项数据，条件只有按每个人的姓名查询；教师可以针对自己开设的课程和上课班级查看学生考勤信息；高等级管理员可以通过学院和班级以及违纪情况对考勤记录进行查询，如图6所示。
存在第二层次的主要功能还有请假功能，主要是分为了向教师请假和向学院管理员请假的两个方面，教师和管理员能够看到的审核界面因为查询规则的不同也有很大的差异。
4智慧一卡通学生管理系统技术实现
4.1系统技术架构及开发工具
本系统使用B/S结构。
程序服务器端程序使用php语言编写，图表显示使用Highchart技术，服务器端数据库使用sqlserver2005。移动端程序使用AngularJS的Jonic移动端框架和ajax技术。数据采集端使用射频识别技术。在本系统开发中使用RFID标签和读写器代替集成在校园卡内的射频识别模块。
程序代码编写使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一套文本编辑器Notepad++，数据库建设管理使用的是企业级的数据管理软件SQL Server 2005，PC端调试和使用的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网页服务器Apache。
4.2系统开发中的重点与难点
1）系统开发的重点
本系统开发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网站并发访问性能。本课题准备实现的是一个面向整个学校的智能考勤系统，因此，系统应当能够做到在处理大量数据采集终端并发访问时，网站的各个功能模块能够正常稳定地运行，而不出现任何功能上的故障。
②数据处理性能。对考勤记录的查看是本系统所有重点功能中的核心功能，只有效率高的系统才会有老师和学生愿意使用，也就毫无疑问要求系统对数据处理的优化程度有很高的要求。
③网站安全性能。作为一个在高校内使用的系统，因为数据库中含有大量私人信息，一旦数据泄露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开发时一定要保证网站的系统具备足够的安全性，不会让别有用心的人轻易获取到数据。
2）开发中的难点
本系统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以供读到本文的研究者进行借鉴：
①PHP技术同SQL SERVER 2005实现数据对接中出现的问题。笔者以前在开发其他系统时，所有涉及SQL SERVER2005数据库的程序均使用PHPS.3以下自带的mssql函数库，但是由于本次开发过程使用当时最新版本的PHPS.6，所以需要在PHPinfo中添加新的sqlsvr pdo的支持。
②图表制作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在页面上展现图表的数据信息，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三级级联全部选择结束之后，图表可以根据用户的选项自动生成。开发中选用的是highchart插件，使用ajax技术实现三级联动，但是插件本身使用jquery编写，所以无法使用jquery实现在单页上的生成，在发现自动生成无法解决之后我被迫还是传值给页面，重新加载全部页面调用的文件，虽然牺牲了一点用户体验，但是实现了预计效果。
③运行速度优化的问题。因为系统是面向全校的，所以数据库是由22张数据表构建而成，调用到的数据也是林林总总，在最初开发完成之后，一个班级的考勤数据查询时间达到了10秒之多，会给使用者带来极其不好的使用体验，于是在系统优化时，团队几位成员对所有sql语句进行重写，改为通过为存储过程的方式获取数据，重写之后查询速度已经控制在1秒左右。
④开发移动端程序时遇到的难题。开发时考虑到制作移动端APP，能够更方便学校教务人员和各级管理员的查看。由于团队中并没有能够开发原生iOS和安卓APP的相关人才，所以如果现学技术成本会非常高，所以团队使用了iquerymobile技术去实现，后期因为效果不理想所以改为使用ionic进行开发，在完成大部分功能后由于安全性等多方面原因放了移动端的开发，转而在电脑端使用bootstrap布局，在手机浏览器上也可以很好的使用本系统。
⑤RFID设备购买问题。准备阶段没有发现本地有符合标准的机器，于是在互联网上联系了一家RFID设备厂商购买设备，由于只购置了一台设备做测试用，后期的对接中出现了很多麻烦，包括价格和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其他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的研究可以找物联网专业的专业人员先行咨询。
4.3系统实现效果
本系统实现的部分功能效果如图6、图7所示，图6呈现了数据统计分析的效果，图7呈现的是移动端部分功能界面。
5智慧一卡通学生管理系统算法扩展
5.1算法扩展的意义
现代高校中，由于图书馆进出借阅、食堂吃饭、浴室洗澡、超市购物等等方面都要用到一卡通，一卡通已经深入到了学生们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通过物联网设备可以对学习者的违纪次数、时间长短等反映学习者学习行为特征的数据进行有效记录，如果利用数据挖掘和统计分析技术就这些数据加以分析，就可以找出考勤数据中隐藏的学生在学习行为方面的特点，可以将反馈出的数据呈献给教师和学校教务人员作为成绩评判、学业预警、学生管理的重要依据。
5.2算法实现的具体实现
本系统的所有前期工作都仅仅是将原始数据进行整合和呈现，并没有涉及相关的数据分析，所以在设计主要功能完成并进行优化之后，开发团队利用数据挖掘和关联性算法针对原始数据开发了数据分析功能模块。
（1）智慧一卡通学生管理系统的数据预处理
本系统由于是面向整个学校的系统，采集次数多，得到数据庞杂，每天产生数据量在百万以上，在总数据库中会有大量的缺失和数据噪声问题。所以在进行学习者信息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清洗非常有必要的。LOF算法（Local Outlier Factor，局部离群因子检测方法），是基于密度的离群点检测方法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算法。本项研究使用到了LOF算法对一个学生一节课程的数据进行分簇，找到离群点后将其从所有数据中删除，达到清洗目的。由于网络上并没有使用PHP语言实现的很完整的LOF算法，所以开发团队在对该算法原理深入学习之后进行了PHP实现。
（2）违纪关联规则的研究及算法实现
数据关联规则是将数据集中不同的门类和属性进行分析和归纳，寻找其中的相似之处和关联性，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在关联规则中两个度量是支持度和置信度。它们分别反映所发现规则的有用性和确定性。例如：一个班级内迟到的同学同时也早退的关联规则研究，它的支持度为4%，置信度为60%。这意味着所分析的所有数据的4%显示早退和迟到同时发生在一个同学身上，置信度为60%说明迟到的同学里面有60%也早退。只要这个关联规则是满足最小支持度阈值和最小置信度阈值，那么这个关联规则是值得参考的。找出学生考勤数据中的关联规则，有利于老师优化教学方案，方便学校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数据的关联性分析是数据挖掘过程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过程，关联分析指的是找出隐藏在数据集中发现项之间的关系，Apriori是针对频繁项集进行关联分析的关联算法。系统中使用了Apriori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找出数据的频繁集，并将结论提供给教师和教务管理人员以图示供其参考。频繁集，即支持度大于最小支持度的项集。
（3）违纪聚类分析的研究及算法实现
聚类分析是数据处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聚类的概念：将物理或抽象对象的集合分成相似的对象类的过程。K-means算法是一种通过均值对数据进行聚类的聚类算法，本研究中使用K-means算法对数据进行分簇并进一步分析，得到一个班规定时间内优秀、良好、不合格的学习者总数、违纪次数分别是多少。教师可以根据提供的数据对班级内整体学习者学习情况制定新的策略，教务人员可以根据这个分组数据得到教学质量同教师有关还是和学生有关的一个大致结果。
（4）学习异常的研究及算法实现
本项扩展又可被称为学习者违纪情况的离群点检测，旨在将学生近期违纪情况同历史情况和班级总体情况进行综合对比，当其违纪情况波动超出正常范围时，系统就会在相关模块给对应级别的管理员一个提示，将数据反馈给学院，使管理者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校园事故的发生。这项分析依然是使用LOF算法进行的，相较之于数据清洗只不过是将寻找离群点的范围和深度由原始数据扩展到了已经整理好的数据上。
5.3数据分析模块系统实现效果
违纪关联模块实现效果如图11所示，违纪聚类分析模块实现效果如图12所示，学习异常分析模块如图13所示。
6总结
6.1本系统开发中的主要特色
篇4
一、同伴关系的相关研究
1.同伴关系的重要性。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任何个人的发展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大环境之外，儿童的发展也不例外。尤布朗芬布伦纳从社会生态学方面对环境做了精辟的分析并认为：环境是包含有机体本身以外的，影响人的发展或者受人的发展影响的任何时间或者条件。并且他还提出了一个复合函数来表明环境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即D=f（PE），其中D代表development，P代表people，E代表environment。如果对环境进行细分，可以把个体的生长发展环境划分为四个层次：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指的是个体直接面对和接触的环境，包括自然空间，用具，认得活动，角色以及人际关系模式等。中间系统由微观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构成，比如家校关系，同伴关系等。外部系统指的是个体不直接参与，不直接作用于个体，通过各种途径间接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比如父母的工作单位。宏观系统指的是一定社会环境下的文化或亚文化。这四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由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所构成，即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物质环境主要是指那些有形的静态的，如物质材料、设施、场地、自然条件（如声、光、色彩、温度、气味）以及班级规模和座位排序等。精神环境则是无形的，动态的环境，主要指人际关系和心理氛围，如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班级气氛。从上面，我们可以得出同伴关系是属于中间系统中的精神环境。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库利提出首属群体理论，他所指的首属群体是个人直接生活在其中，与群体成员有充分的直接交往和亲密人际关系的群体，如家庭、邻里、青少年的友伴群体等。另外一名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代提出了重要他人理论，指出重要他人是对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家长、教师和同辈伙伴等。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个环境，家长在儿童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儿童成长早期。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进入学校，同伴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相比家长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它的作用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同伴关系影响着儿童社会性的发展。良好的积极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儿童观点采择、自我认识等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不良的同伴关系会使儿童更有可能获得消极的社会经验，不利于其发展。
第二，同伴关系影响着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良好的积极的同伴关系能够使儿童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些是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后盾和依赖。
第三，同伴关系影响着儿童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的发展。受欢迎的儿童能够在学习上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与帮助，更容易适应环境。那些不受欢迎的儿童相比之下缺勤率比较高。
2.同伴关系的定义及分类。既然同伴关系对儿童发展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同伴关系呢？同伴关系是指年龄或者心理发展水平相近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对同伴关系进行不同的划分。有的学者从儿童个体的社会接纳水平这一角度，将儿童的同伴关系分为受欢迎型，一般型，被拒绝型，被忽视型和矛盾型五类。受欢迎型属于积极良好的同伴关系，被拒绝型和被忽视型属于消极不良的同伴关系，一般型则是属于中性的，而矛盾型在儿童早期不明显。还有的学者则是从儿童同伴关系的支持性这一单维度进行专门研究，将同伴关系分为支持性同伴关系和非支持性同伴关系。支持性同伴关系是指同伴愿为儿童提供各种社会支持，包括信息支持，材料支持，情感支持，陪伴与共同娱乐支持等，特别是当儿童有这些方面的需求时。虽然二者有所不同但是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受欢迎型则有利于形成支持性的同伴关系，而被拒绝型和被忽视型则更有可能形成非支持性同伴关系。
二、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相关研究
1.社会能力的构成。社会能力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行为能力和品质，不仅包括社会交往，行为能力的一面，而且包括社会品质的一面。对于社会能力的构成主要有三个维度：社会交往能力（包括交往主动性，交往策略等），亲社会行为能力（包括主任，合作，分享，对他人负责等）和社会适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指儿童发起，维持和调整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基本能力；亲社会行为能力是儿童在社会交往中基于对他人或群体利益的利他态度和行为能力；社会适应能力是儿童对于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是其他两种能力发展的前提与条件，而亲社会行为能力的发展则会带动其他两种能力的发展，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2.社会能力的价值。社会能力对儿童发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首先，它有助于儿童建立积极友好的同伴关系。其次，良好的社会能力有助于儿童情绪情感，人格的积极发展和心理健康。再次，有助于儿童学习，认知能力的发展。
三、支持性同伴关系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哈吐鲁在两种不同性质人际关系理论中把儿童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分为垂直关系和水平关系。垂直关系主要指儿童与成人（如父母、老师等）的关系，其性质具有互补性，即成人控制，儿童服从；儿童寻求帮助，成人提供帮助。主要功能是为儿童提供安全和保护，促使儿童学习知识和技能。水平关系指与那些与自己有相同社会权利的同伴关系，其性质是平等和互惠，主要功能是给儿童提供学习技能和交流经验的机会。美国心理学家哈瑞斯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认为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心理特征没有长期影响，对儿童个性留下明显长远影响的环境是他们与同伴的共享环境。儿童在家庭中习得的行为并不总能迁移到家庭之外的环境中去，他必须参加并认同一个社会群体来发展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而且，在上文同伴关系的价值中提到，同伴关系可以影响儿童社会性的发展，而在儿童社会能力的的价值中也提到了社会能力的发展有助于儿童建立积极友好的同伴关系，即积极友好的支持性同伴关系对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也有助于形成积极友好的支持性同伴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一）支持性同伴关系对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影响
1.支持性同伴关系对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作用。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包括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支持性的同伴关系可以为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提供积极，主动，宽松，友好的交往背景和平等的交往机会。没有与同伴平等交往的机会，儿童将不能学习有效的交往技能，不能获得控制攻击行为所需要的能力，也不利于性别社会化和道德价值的形成。具体作用如下。
第一，它有助于儿童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发展良好的社会行为。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几代人共同为一个孩子的发展呕心沥血，自我中心理念随之加重。支持性同伴关系为儿童提供与人交往的积极环境，鼓励他们主动交际，不仅可以帮助他们逐渐学会为他人着想的心理情感，而且有助于他们借助其他孩子的行为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不良行为及时做出矫正。而且，随着交往经验的积累，儿童还能逐渐养成合作、共享、谦让、同情、助人、宽容等良好的社会行为。
第二，它可以促进儿童情绪、情感的良好发展。支持性的同伴关系有助于儿童对于交往和归属感需要的满足，这是儿童健康交往心理的基础，有助于儿童形成乐观、开朗的性格。相反，如果儿童处于非支持性的同伴关系环境下，交往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多消极行为，儿童就会产生消极情绪。这样一来，儿童社会交往的主动性被压抑，亲社会行为出现的可能性降低，严重阻碍其社会能力的积极发展。
第三，它为儿童将来的杜会角色做好了准备。儿童善于也喜欢模仿，支持性的同伴关系更是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宽松愉悦平等的模仿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积极地对成人世界中的各种角色进行模仿、探索。例如警察抓小偷，男孩子扮演警察，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正义感；照顾小布偶，有利于激发他们内心的关爱情感等等。这些模仿行为对儿童将来的社会角色的形成是一种积极的准备。
第四，它有助于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儿童通过与同伴积极交往，逐渐掌握一些积极的交往技能和策略，掌握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模式。在出现冲突时，具有良好同伴关系的儿童往往能够提出更多的策略，而且他们所提出的策略反映出亲社会性、果断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等特点，而被拒绝儿童往往提出过分攻击性的、怪异的、不恰当的策略。
第五，它有助于儿童形成良好的社会品德。由于儿童自身认知水平有限，他们所形成的道德判断具有很大的情绪性，很容易受其他环境影响。在良好的同伴关系中，“榜样”的树立可以帮助儿童对品德规范形成一定的认识并在儿童意识中稳定下来。在以后遇到相类似的情况时，儿童就会通过他们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情绪性明显降低。
2.支持性同伴关系影响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作用途径。支持性同伴关系作为一种无形的动态的精神环境，要实现其对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要借助于一定的外在因素，比如教师。
第一，树立榜样。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观察学习理论”，揭示了榜样在儿童社会学习和行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谓观察学习，与直接尝试学习相对，是指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态度，行为而内化为一定价值观念，形成一定行为习惯的间接学习。第二，强化。包括直接强化和替代强化。当某一个儿童做出积极行为或者在同伴交往时流露出积极情感态度时，教师对此给予及时的表扬，使得儿童在今后做出相类似积极行为的动机得到强化和巩固，这就是直接强化。对这个儿童的的直接强化扩展到所有观察到这一强化过程的儿童，对其他儿童的行为也会产生一种积极促进作用，这叫替代强化。第三，教导。当儿童在于同伴交往过程中出现困难时，教师可以对儿童加以教化指导，这样不仅有利于支持性同伴关系的形成和维持，而且有利于儿童交往技能和交往策略的增长。
（二）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对支持性同伴关系形成和发展的作用
1.社会交往能力较高的儿童，显示出更强的自信心，愿意积极主动的与不同的友伴互动，遇到矛盾纠纷时，更倾向于积极主动的交往策略和交往行为，善于从他人角度思考问题，为他人着想。
2.社会能力较高的儿童往往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他们善于也愿意与同伴分享合作，遇到问题时，更倾向于内部归因策略。
3.社会能力较高的儿童具有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面对新的环境，无论是新的学校或者新的班集体，他们都能够凭借自己较高的社会能力很快融入到同伴群体中。
这些都有利于儿童之间形成互助互爱的情感，彼此信任，善于合作，形成支持性的同伴关系。
四、结语
支持性同伴关系对于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可见一斑，但是在现实中，无论是我们的教师或者家长对于同伴关系对儿童的影响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希望此文能够对我们起到一定的指导和警醒作用。当然，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只是选取了其中一个因素。为了真正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关注其他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 ：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保护；旅游
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6—0151—02
收稿日期：2014—01—19
作者简介：李无言（1993— ），男，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文化社会学。
一、内蒙古地区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与发展现状
草原人文景观的存在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存在价值，包括历史、艺术、文学和民族研究价值，而这些价值恰恰是草原人文景观的核心价值，是区别于平原人文景观、丘陵人文景观的关键，这一价值的存在决定了开发过程中“保护第一”的原则；其二就是经济价值，它是以存在价值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包括直接经济价值和间接经济价值两个方面。存在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存在价值越高，待挖掘的潜在经济价值越大，其产生的直接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
在产业转型期，开始逐步加大对草原人文景观的探索与开发，各个盟市纷纷打出“民族旅游”、“草原旅游”的经济牌，将新的经济增长点寄希望于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上，对于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都十分重视，开发工作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以对元上都遗址的开发为例，元上都遗址成功地在2012年6月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总面积近7000平方米的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已完成主体建筑，建成后的博物馆将掩映在山体间，与周边自然环境融合为一体。遗址核心保护区已安装26公里的高密度围栏，围封面积41平方公里。通过这一例子可以以小见大地窥出地方政府对于草原人文景观开发的重视。事实上，由于内蒙古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各盟市对于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都十分重视，到2010年止，共建成有代表性的景观21处。［1］
各个地方盟市对于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都雄心勃勃，但对于草原人文景观的保护，各地区则呈现出了良莠不齐的局面，而具体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个：
首先，基础辅助设施的建设过于庞大，对人文景观本身造成了挤压，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景点的观赏性遭到破坏。在人文景观周围大量建造旅店、酒店、商店等现代建筑物，导致景点过度人工化、商业化，这是片面重视开发的结果。
其次，忽视旅游地区承载能力的超负荷开发造成的伤害。游客过度集中在个别著名景点，人文景观成了“人”的景观，造成景点超负荷运转及旅游消费环境恶化，过多游客的到来所产生的大量垃圾，造成景区内生态环境的破坏。
再次，人文景观的保护缺乏人才支撑。编制大遗址保护规划与编制一般遗址或文物古迹的保护规划不同，它需要涉及一整套学术的综合知识结构。其内容包括：考古学、历史学、生态环境学、人类学、地质学、植物学、文物学、博物馆学、旅游学、文物保护技术、航拍和遥感技术等。多学科的共同参与是使人文景观得到更好保护的前提。由于内蒙古地区自身的状况，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并不突出，所以，相应的智力支持还是稍显不足。
二、元上都遗址区域情况与开发现状
2012年6月29日，元上都遗址成功申遗，这在属于首例，体现出了该文化景观非凡的文化意义。围绕这一重要文化事件而进行的人文景观的开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元上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改善现有展陈文物库房等基础设施，完善展陈体系，已经建成的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为5000平方米，总投资3100万元，早在申遗之前自治区便投入了200万元进行开发建设。2010年，正蓝旗又争取到了自治区预算内资金1000万元，用于元上都遗址博物馆的土建工程。［2］
开发过程中的保护也在悄然进行，2010年8月，自治区文物局完成了元上都申遗文本的编制工作，为申遗做最后准备。2010年 9月15日，中、英文的文本第一稿排版印刷，并且提交给国家文物局。当月，自治区政府正式批准了《元上都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要求各部门对元上都保护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为了加强对元上都遗址的研究，揭示元上都的历史文化面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对元上都外城、皇城、宫城重点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聘请洛阳考古钻探工作队，对元上都遗址开展了全面考古钻探。［3］
为了对遗产的未来进行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考量，设计未来整套行动方案，一般需要进行全面规划和专项规划。对于元上都遗址来说，全面规划主要是“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规划”，其主要内容包括：评估保护管理现状、规范考古遗址、周边环境和监测、展示等方面的保护管理。参与了元上都申遗工作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翟禹在《论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一文中认为，“健全有关文化遗产方面的立法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环节”。［4］
三、以元上都为例的关于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与保护的建议
首先，贯彻十报告中的“美丽中国”概念，增强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保护过程中的人文气息。“美丽中国”作为一种人文发展理念，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代表着中国新的和谐发展方向，在这一概念之下，发展不是对GDP的狂热，而是对经济、环境、人文的理性。并且，在十报告中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并将其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思路。而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其次，吸引草原人文景观旅游地区的居民参与到旅游开发与管理的过程中来。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过程中要大力吸引旅游投资者，但同时要吸引旅游景区所在地的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与管理。当地居民基本世代生活于此，对自己的居住区有着强烈的情结与归属感，如果在开发的过程中吸引他们参与到日常的事务中来，对于这些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他们的参与热情会被大大地激发起来。
近年来，受自然灾害和人为过度放牧的影响，不少草原人文景观地区出现了草场退化现象，而这使得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步履维艰。自治区政府一方面积极调整战略，积极发展草原人文景观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去对草原资源的利用方式，发挥优势，调整地区的经济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农牧民参与草原人文景观开发和管理的过程中来，使他们意识到草原生态与优秀的草原民族特色文化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是能够带来旅游收入的重要物质基础。基于这种对资源价值的重新认识以及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的经济收益，使积极参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草原特色文化的保护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此外，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与管理，可以提高其对草原自然旅游资源、优秀草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增强保护的责任意识，建立与草原人文景观开发和保护目标一致的价值观、道德观，保证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与保护从头至尾都能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
参考文献］
［1］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完成主体浇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EB/OL］.http：//nmg.xinhuanet.com/xwzx/kjww/2013-03/20/c_115093066.htm.，2013，03，20.
［2］多伦蒙古草原人文景观独特 清代古建筑独树一帜［EB/OL］.http：//travel.ce.cn/gdtj/201308/29/t20130829_1065304.shtml.，2013，08，19.
篇6
江西省劳动厅、省总工会：
你省赣工险（90）61号文收悉。所询根据《关于原长期接触矽尘职工精减回家又从事矽尘作业检查出二、三期矽肺病可否改按退休处理复四川省劳动局的函》〈（77）劳薪字60号文〉第一条规定改按退休处理的精减退职人员，死亡后可否按因工死亡处理的问题，答复如下：
一、考虑到这部分精减退职人员是由于患职业病而改按退休处理的，因此他们死亡后可以按因工死亡待遇处理。
二、上述改按退休处理的精减人员已经死亡，其供养直系亲属现仍符合供养条件的，也可以从本复函下发之月起改按因工死亡抚恤待遇处理。过去的不补。
三、上述因工死亡待遇所需费用，由发给退休费的单位按职工因工死亡费用开支渠道解决。此复。
篇7
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调表明，更加突出治理目标，这是政治体制改革趋于务实的表现。但如果没有内化的政治道德和外在的法治边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流于形式，扭曲变形。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目标。只有实行法治，才能让市场而非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恢复社会活力，促进文化繁荣。只有建立在有限政府基础上的有效政府，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法治是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人治与法治是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分水岭，也是治理水平野蛮化与文明化的分界线。治理要依宪而治。只有依宪治国，才能真正实现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法治是民主的根本保障。要改变人民形式上有权实质上无权的悖论局面，就必须通过法治建设，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权利落到实处，保障人民的实质性权力和权利。
要把法治内化，把法治的外在约束化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否则，法治的外化与法治的内化相脱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良治是制度之治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和基础。国家若善治，须先有良法。说：“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就是要求应当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良法治理国家和社会。
“良法”对立法的要求有五点：一是具有正当价值取向，符合正义、公平、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秩序、安全等的价值标准；二是民意的汇集和表达；三是立法程序要科学民主；四是立法应符合经济社会关系发展的实际，具有针对性、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五是立法应当具有整体协调性和内在统一性，不能自相矛盾。
善治是良法的有效贯彻实施，是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法学意义上的“善治”，就是要把制定良好的宪法和法律付诸实施，把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各种制度执行运行好，公正合理高效及时地用于治国理政，通过法治卓有成效的运行实现“良法”的价值追求。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因此善治首先是人民多数人的统治，绝不是少数人的专制；善治主要是制度之治、规则之治、法律之治，绝不是人治。
通过良法善治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治权威，强化国家治理的合宪性合法性，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谁都要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伍治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积聚，稳定风险增大，迫切需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良法善治体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良法侧重静态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目标，强调社会治理体系彰显公平、正义、民主、人权、秩序、和谐等共同价值。社会治理体系的良法标准，要求社会治理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健全政府治理机制，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健全社会自治机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健全社会参与治理机制，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
善治侧重动态的社会治理过程，强调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要求充分发挥社会治理非制度性要素的功能，坚持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坚持系统治理，善用合作共治方式协调社会关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坚持依法治理，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处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道德、宣传教育、科技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坚持源头治理，善用事前处置机制化解社会矛盾。
让法治成为国民信仰
马一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是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社会利益关系复杂，消除矛盾冲突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为此，应加快法治政府建设，重点是用法律法规调整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使政府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严格依法行政，完善执法程序，坚决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强化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做到用法律管权、依法律办事。
篇8
一、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
按照党的十报告的基本精神，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法治思维强调的是对法治的理念态度，在思想观念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法治方式是行为准则，在操场执行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二者为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法治思维就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的逻辑分析法律问题和处理法律事务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具有用法治的要求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
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应该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法治理念，没有对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以及法律逻辑的综合思考与分析，是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维的。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法律事务的处理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求我们对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有清楚的理解，为准确适用法律奠定基础，同时还要有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法律精神。只有有了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具体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确定它们是否与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一致，进而才能决定是否应将之作为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依据。
篇9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篇10
当然，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在人性分析的基础上，现代哲学对人性的分析已经基本取得了这样的共同认识：人既有理性的成分，又有非理性的成分。在现实中，纯粹的“经济人”和纯粹的“道德人”都是不存在的。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既不是绝对利己的人，也不是绝对大公无私的人。因为，社会不允许绝对利己而从不利他的人存在，也不可能为绝对利他而从不利己的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总是表现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和恶、理性和非理性、利己和利他的矛盾统一体。至于哪一种因素在人身上成为主导性的因素，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人的“经济人”因素和“道德人”因素也有着主次的区别。比如，在市场经济的领域中，人的利己特性会占主导地位，只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才会把人的行为纳入到道德的范畴；而在公共领域中，则要求人突出其利他的特性。社会治理的模式选择，正是根据这种对人的人性的认识而作出的，即通过法治禁恶，通过德治扬善。或者说，借助于法律的手段抑制人的损人利己行为和抑制人的非理性，而借助于道德的规范激励人的利他行为和激扬人的理性。这是法律与道德最为基本和最为一般性的功能。也是法治或德治的根据。但是，法律与道德的功能毕竟不能等同于法治或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法治与德治作为社会治理方式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般选择了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但只是表面上的德治，实质上则是“权治”。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则必然选择法治的社会治理方式。
根据把法治与德治与两种文化传统或两种不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就会把法治看作为西方文明的结果，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并不适宜于实行法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根据一些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法治与德治都是根源于某种人文精神的，都是由于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作出的制度选择。法治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思考、关注和把握过程中的产物，德治也是出于为人提供扬善抑恶、和谐共存之生活环境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另一种错误认识，即把法律精神与伦理精神对立起来。其实，人类的伦理精神并不必然与法律意识形成对抗，相反，恰恰是伦理精神能够对法律构成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当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表现出了积极作用之后，人们就会根据伦理精神来理解法，并形成关于法的信念。
必须指出，对于法治的或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而言，人文精神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社会选择了法治还是德治，主要是由于它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属类型的性质决定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都无法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统合，所以，在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就是一项合乎历史进步潮流的事业。
二、德治与法治的历史类型
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都存在着道德与法律的主辅之争，是道德为主法律为辅，抑或法律为主道德为辅?都是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而实际上，这种争论往往又是没有结果的。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属于可以争论的范畴。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道德为主法律为辅是确定无疑的。相反，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为主道德为辅也是确定无疑的。所以，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的，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但是，以公共管理为内奢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就不能够简单地被列入到上述两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因为，公共管理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并不存在着主辅的关系，或者说在公共管理活动的具体行为中，它们是互为主辅的关系。在公共管理所致力于的公共服务中，法律是体现了伦理精神的法律，道德是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量的道德，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并不完全需要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达，而是贯穿在全部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服务精神。
法律与道德谁主谁辅的问题还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它是以德治或法治的治理方式的面目出现的。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也是可以有法律的，甚至可能会存在着法治的呼吁，但那只能是空想，如果强制性地推行法治，无异于是自取灭亡。中国历史上的秦王朝一十五年而终，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典型形态必然是以德治的形式出现的。同样，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只能实行法治，如果无法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并实施普遍的法治的话，那么也就根本建立不起健全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虽然在几乎所有建立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国家中，都存在着关于所谓道德水平下降、价值失落的讨论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倡议，但是，总是无法找到把这种人文追求变为现实的路径。所以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包含着法律，但却是属于德治模式的范畴；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道德，但却是片面的法治模式。只有在以公共管理为内容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与道德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物，而是作为治理方式而存在的。
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与法治都是两不相立的。统治型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倾向于否定法治，尽管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内也发展出法律工具，但法律工具的存在并不是服务于法治的，而是服务于德治的。同样，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也存在着与德治的不相容性，虽然法治也需要道德的补充，但道德对于这种治理模式而言，始终无法上升为制度性的因素，在制度安排中，不仅不能考虑道德的因素，反而处处表现出对道德的排斥。只有在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与法治才获得了统一的基础。
就社会治理模式的社会关系基础而言，在权力关系中，权威的一方提倡道德，也会在行为上表现出道德的特征。但是，在权力关系作用的过程中，道德是服从于权威的，在权威的作用力与道德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了对权威的服从，而不是坚守道德和拒绝权威。所以说，在主要是由权力关系联结而成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道德或者是权力执掌者自上而下的倡导，或者是权力权威的补充，在本质上，这种治理方式突出的是权威的不可移易。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中，由于权力关系与法律关系的并存，权力的权威有时会受到法律权威的挑战和遏制，因而在人们的行为中会出现拒绝权力权威的情况。实际上，这种对权力权威的拒绝或冷漠，只不过是在权力权威和法律权威之间所作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道德的介入。公共管理也会遇到权力权威与法律权威相冲突的问题，但在解决这种冲突的时候，不是简单地选择某一方，它需要对这种冲突加以道德反思，根据道德判断来作出行为选择。这样一来，在权力的权威、法律的权威之上，就会出现一个道德权威。道德权威是判断权力权威、法律权威社会价值的标准，也是权力权威、法律权威总体化的整合力量。道德权威在权力权威和法律权威之间作出协调，消弭它们之间的冲突，从而使法治的社会德治化。
我们讲德治，不是说在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只有道德而没有法律，我们讲的德治或法治，所指的是治理机制的性质。我们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德治的，是指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伦理关系之上的。当然，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治理也就是统治，是通过对伦理关系进行改造而确立起来的统治。在这里，伦理关系是以权力关系的形式出现的，或者说，伦理关系已经演化成了权力关系。对这种统治的初步观察，所看到的是，它建立在权力关系与伦理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但是，如果进行还原式的思考，我们说伦理关系是有着终极意义的统治基础。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来说，并不是不能有法，在一些特定的时期，不仅会有法律，而且可能会有着相当发达的法律。然而，无论法律达到了多么发达的程度，对于社会治理机制来说，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法律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同样，我们把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说成是法治的，也不意味着这种治理模式是完全排斥道德的，我们是讲社会治理机制的根本特性是属于法制的。与伦理关系的边缘性地位相对应，道德在这里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边缘性的。
三、权治、法治与德治
尽管服务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思想家们大都持有德治的理想。但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从汉代确立了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社会治理还主要是依靠权力的力量来实施统治，真正像孔子所倡导的那样“为政以德”，是极为罕见的。近代以来，法律的权威得到充分的承认，在这同时，道德却遭到了相应的排斥，道德的作用日渐淡化。
权力是强制力的强制推行，是一种不容怀疑、不容违背的力量；法律则是一种规范，是明确宣示的具有公约力的行为准则。针对于个人来说，它们都是一种外在力量。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权力之于社会整体的意义在于，用一根绳子把一颗颗珠子串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而法律是用一个袋子把珠子装起来，也组成一个整体。实际上，这两种整体都是不具有总体性的整体，相对于整体来说，每一个人都还是单独的个人，在权力和法律的外在力量的制约之下，每个人既作为个体的人存在，又都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成了与每一个他人一样的被抽象了的形式化了的人。这就是以权力来治理社会和以法津来治理社会都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的充分整合的原因所在。
在权力和法律相比，道德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催化出人的内心的道德意识，使人在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内在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促使他在把他人融入自己的生命活动之中，把他人的事业，他人的要求看作为促使他行动的命令，同时又把自我生存的意义放置在为他人的服务之中。公共管理在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的时候，正是一种可以在全社会生成道德规范体系和伦理机制的社会治理模式，它通过管理者的服务观念的确立，通过切实的服务行为引导社会，从而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张扬起伦理精神，使整个社会实现充分的道德化。
基于权力关系的社会治理和基于法律关系的社会治理都无法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只有当一种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平行地包容着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并实现了这三重关系互动整合，才能够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服务型的，在现阶段是以公共管理的形式出现的。公共管理无疑也是直接服务于秩序目的的管理，但是这种管理是以服务为宗旨的，是管理主体自觉地为管理客体提供服务的活动。这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权力或者法律，它的动力直接根源于伦理精神，而权力和法律只不过是贯彻伦理精神的必要手段。因而，它可以在管理制度的安排中，把权力、法律和道德规范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在伦理精神统摄下的权力、法律和道德规范相统一的管理体系，也就是一个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管理类型。
法治与德治有着目标的一致性，虽然在抽象的分析中，法治与德治各有其具体目标。但是，在终极目标上则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要营造一个协调和谐、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氛围。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是一个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法治是高于权治的，因为，法治打破了权治条件下的“刑不上大夫”，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取而代之。同样，德治高于法治，因为，德治不仅包含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打破了法治模式中的治者与被治者的相对确定性，使整个社会治理处于一种治者与被治者的互动之中，治者就是被治者，被治者就是治者。治者要时刻不忘把自己置于被治者地位，不断地强化自己道德意义，提高道德素质，给自己造就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强大动力。被治者在认同和接受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会加强自我道德心性修养，以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监督治者的遵法守德的行为，帮助完善治者的人格。
在西方和中国古代社会，法治与德治都得到了片面发展，而不是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片面发展了法治，而中国古代社会则片面地强调德治。结果是西方社会由于片面强调法治陷入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单向度的社会”；而中国古代社会片面强调了德治，由于这种德治得不到法制的保证，以致于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昏君佞臣而德治不得的情况。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文化中毕竟保留了“德治”的精神，这些精神是可以加以批判地继承的。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一个值得注意的伦理设定，那就是认为“人皆可为圣人”，即人具有“善”的道德本性，虽然人的气质禀赋有所不同，但“为仁由己”，“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正是有了这一伦理设定，才为“德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才能够设计出“内圣”与“外王”的治国理念，即以圣人之德施王者之政。儒家所讲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个条目都是讲自身道德的完善，属于内圣的范畴；后三个条目讲的是外在事业的建立，属于外王的范畴。认为，内圣外王是统一的，内圣是外王的基础，是出发点、立足点和本质所在。为了实现德治的目标，儒家要求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成为圣人，但人如何才能成为圣人?如果履行“由内而外，由己而人”，“为仁由己”的修养原则就可以达到目标。早期儒家代表孔子认为，“仁人”要修己、克己，不可强调外界的客观条件，而要从主观努力上去修养自己，为仁由己不由人，求仁、成仁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道德行为。他还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有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是依靠自己主观努力追求所要达到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求仁而得仁，欲仁而仁至，为仁由己不由人，这是一个由内至外的过程，所以要修己以求仁。当然，他们把这种理论极端化了之后，就走向了否定外在规范必要性的歧路上去了，即认为只要具有“内圣”就自然能施行王者之政，就能成为“仁人”，不需要外在行为规范的控制。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过于注重道德自律的价值，而轻视法律对人的行为规范的意义。特别是认为，对于“王者”来说，法律却没有任何作用。
其次，在国家治理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治国理论被称作为民本思想，把国家安危、社稷兴衰看作民心向背的结果，而民心之向背又取决于仁政、德治，即君以仁施政，臣以德治国。这就要求施政治国者都要以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实现仁政和德治。孔子认为治国应该以道德为主，刑政为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里很清楚地表明，孔子认为德礼高于刑政；他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感化过程，他认为，为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君臣之间不是靠权力制约关系，而要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重在讲仁政，但对礼也十分重视。以礼治国，以德治国包括社会治理者自身如何受制于礼，为政以德，即所谓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以及普通社会成员如何齐之以礼，道之以德，以保证封建社会的有序和运行。重德礼、行德教和礼教，自然需要贤人治国。尽管这些思想对人们很有诱惑力，但却是属于圣人治理的范畴，并不是制度化的德治。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德治遗产并不是可以直接继承的，而是需要加以根本性的改造，祛除它的“圣人之治”、“贤能之治”的思想内容，发现那些可以启迪德治制度化的有益因素。
与以往的社会治理方式相比，公共管理有着社会自治的性质和内容，即使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组织，也无损于公共管理的社会自治性。正是这种自治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不同于以往社会治理模式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这种新的特征促使公共管理在组织结构上，在行为依据上，在治理理念上，都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所以，那些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无法实现的空想，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就能够得到实现。公共管理主体在国家的德治建设中可以成为一个示范群体，他们的道德行为对社会有着楷模般的影响作用，他们的道德观念对社会有着价值引导的功能，他们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有着对法律规范的示警意义。当公共管理拥有了道德化的制度，在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化活动中，在治理者们的道德化行为中，全社会的道德习惯、道德行为就比较容易养成，就会逐步形成一个道德实践的环境，并进一步形成系统的稳定的良好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
“德治”和“法治”的相辅相成在理论上现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为，道德讲自律，法律讲他律，自律和他律能够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持的。他律可以促进人们自律，如果法制完善，人们知道某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为，自动就会促进人们自律，加强自我约束，不去做法律所不允许的事；反过来，如果加强自律，人们的道德水平就会提高，就会自觉地遵纪守法，使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从而促进法律建设的完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德治与法治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统一。所以，德治与法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是一个需要在历史发展中加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人们能够发现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够真正解决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问题。而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就是能够使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四、德治能否在教育中获得
对德治的误读并不只是“圣人之治”，更是那种试图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化的设想。虽然实行德治需要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具有清楚明白的道德意识，但是，这种道德意识并不只是教育的产物，毋宁说它在根本上并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道德制度化的结果。因为，当制度实现了道德化之后，就会不教而学，无论是担负治理角色的还是被治理角色的人们，都会崇尚道德行为和乐于过着一种道德化的生活。当然，这一点只有在公共管理所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才能实现。在统治型的德治模式中，道德是被寄托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上的，是试图通过道德教育去实现德治的。在《大学》中，我们读到的就是这种建立德治之思维路径的典型形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实，通过道德教育并不能实现稳定的德治，对于作为道德载体的个人来说，在教育中树立起来的道德意识可能会因某一偶然事件而顷刻丧失殆尽。这个基础丧失了，德治也就不可能了。所以，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德治是虚幻的德治，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德治。
如果在一个极其一般的意义上使用“教育”的涵义，是可以说德治之中包含着对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道德教育的。但是，这种教育与我们通常所讲的那种刻意追求的要达到某种直接效果的教育是不同的，而是作为一种次生效应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德治的直接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下，人们得到的是一种客观化了的必然教育。在这里，制度即师，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自然而然地具有道德特征，人们处理一切事务，都会包含着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
总之，德治并不是人们所误解的那样，是一种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社会治理的方式。德治是一种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作出制度设计和安排所确立起来的伦理化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为社会治理的目标、行为体系以及治理活动中的各种程序的合道德性提供保证。所以，德治与法治一样，都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治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推崇法治而贬低道德同中国古代儒家的“德主刑辅”都是错误的。在制度建设方面，德治与法治是两个维度，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维度，只有把法治的理念与德治的理念结合起来，同时在这两种理念之下来社会治理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才会获得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如果说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或者片面地强调了法治一维或者片面地强调了法治一维或者片面地强调了德治之维的话，那么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首先需要把德治的理念与法治的理念统一起来，努力去建立一种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包容和相互渗透的社会治理体系。
五、宗教、信仰与信念
在宗教产生的路径中，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宗教的教义和思想是来自于世俗的观念，是将世俗社会中流行的道德主张和规范以的形式再现出来。而且，一旦以宗教的形式再现的时候，就被神圣化了。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也可以把宗教看作是现世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结果。当世俗道德转化为宗教教义的时候，道德信念也同时转化为。这时，道德自身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它已经不再属于道德的范畴，不再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而是以宗教的形式存在和属于信仰的内容。伦理学探讨善以及善成为可能的途径，宗教也讲善并提出了致善的道路，但是，伦理学设定为道德最高境界的善与宗教所倡导的善并不是一回事，致善的道路也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相近而已。
可是，宗教中的信仰概念在世俗的社会科学中受到了滥用。在整个近代社会中，一些富有理想的法治主义者往往也带有的情结，他们希望在法制社会中培养起对法律的信仰，并用这种信仰来弥补法律形式化、工具化的缺陷。可是，需要指出，对于信仰的任何期求，都是属于陈旧的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任何信仰都是建立在塑造出某一终极信仰实体的前提下的，对法律的信仰也就是把法律置于这样的终极实体的地位上。当终极实体确立起来之后，就会沿着这一终极性实体的边缘，生长起体系化的信仰客体，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的结构，是属于等级化的结构，而且是等级化结构的权力体系。所以，任何信仰都倾向于造就等级化的权力关系。反过来，信仰也是与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社会中的信仰普遍化的时代，往往也是权力关系占支配地位的时代。
在权力关系走向衰落的地方，信仰也会趋向于衰落。权力关系与信仰是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任何形式信仰都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等级化和权力关系化；另一方面，在等级化了的和权力关系化了的社会中，必然会产生出某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信仰决不是一个社会中的少数人通过努力可以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少数人通过努力可以消除的，更不是某些知识体系的发展可以取代的。甚至，一个社会在不同的信仰之间作出选择，也是受着社会的等级化的状况和权力关系体系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所以说，信仰的出现是有着客观基础的，如果一些人不顾及信仰的客观基础，一味任性地去研究如何确立某种信仰体系，就只能属于巴比伦人建造空中花园或通天塔之类的浪漫追求。
在我们所描述出来的历史图式中，倾向于产生信仰的等级化社会是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严格说来，无论是宗教性的或非宗教性的信仰，都应当是这一社会中的事情。当这类社会开始走向解体的时候，实际上信仰的基础已经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动摇。代之而起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还是一个权力关系中心的体系，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中还没有实现充分的实质性平等。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信仰还会存在。但已经远不象在等级化的和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社会中那样重要了。即使信仰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还是生命的依托，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
在此，我们也看到，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总是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地方，必然有着某种或某些信仰与之相伴。所以，信仰的存在也可以看作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或者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的话，实际上是统治型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危机。如果经过若干时日，信仰危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重新确立起了信仰，那么这个社会实际上又恢复了它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如果这个社会进入一个不再确立任何形式的信仰的时期，那么，它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替代形式。当我们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与信仰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我们又认为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信仰与德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篇11
当然，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在人性分析的基础上，现代哲学对人性的分析已经基本取得了这样的共同认识：人既有理性的成分，又有非理性的成分。在现实中，纯粹的“经济人”和纯粹的“道德人”都是不存在的。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既不是绝对利己的人，也不是绝对大公无私的人。因为，社会不允许绝对利己而从不利他的人存在，也不可能为绝对利他而从不利己的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总是表现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和恶、理性和非理性、利己和利他的矛盾统一体。至于哪一种因素在人身上成为主导性的因素，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人的“经济人”因素和“道德人”因素也有着主次的区别。比如，在市场经济的领域中，人的利己特性会占主导地位，只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才会把人的行为纳入到道德的范畴；而在公共领域中，则要求人突出其利他的特性。社会治理的模式选择，正是根据这种对人的人性的认识而作出的，即通过法治禁恶，通过德治扬善。或者说，借助于法律的手段抑制人的损人利己行为和抑制人的非理性，而借助于道德的规范激励人的利他行为和激扬人的理性。这是法律与道德最为基本和最为一般性的功能。也是法治或德治的根据。但是，法律与道德的功能毕竟不能等同于法治或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法治与德治作为社会治理方式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般选择了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但只是表面上的德治，实质上则是“权治”。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则必然选择法治的社会治理方式。
根据把法治与德治与两种文化传统或两种不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就会把法治看作为西方文明的结果，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并不适宜于实行法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根据一些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法治与德治都是根源于某种人文精神的，都是由于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作出的制度选择。法治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思考、关注和把握过程中的产物，德治也是出于为人提供扬善抑恶、和谐共存之生活环境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另一种错误认识，即把法律精神与伦理精神对立起来。其实，人类的伦理精神并不必然与法律意识形成对抗，相反，恰恰是伦理精神能够对法律构成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当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表现出了积极作用之后，人们就会根据伦理精神来理解法，并形成关于法的信念。
必须指出，对于法治的或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而言，人文精神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社会选择了法治还是德治，主要是由于它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属类型的性质决定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都无法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统合，所以，在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就是一项合乎历史进步潮流的事业。
二、德治与法治的历史类型
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都存在着道德与法律的主辅之争，是道德为主法律为辅，抑或法律为主道德为辅?都是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而实际上，这种争论往往又是没有结果的。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属于可以争论的范畴。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道德为主法律为辅是确定无疑的。相反，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为主道德为辅也是确定无疑的。所以，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的，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但是，以公共管理为内奢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就不能够简单地被列入到上述两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因为，公共管理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并不存在着主辅的关系，或者说在公共管理活动的具体行为中，它们是互为主辅的关系。在公共管理所致力于的公共服务中，法律是体现了伦理精神的法律，道德是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量的道德，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并不完全需要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达，而是贯穿在全部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服务精神。
法律与道德谁主谁辅的问题还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它是以德治或法治的治理方式的面目出现的。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也是可以有法律的，甚至可能会存在着法治的呼吁，但那只能是空想，如果强制性地推行法治，无异于是自取灭亡。中国历史上的秦王朝一十五年而终，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典型形态必然是以德治的形式出现的。同样，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只能实行法治，如果无法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并实施普遍的法治的话，那么也就根本建立不起健全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虽然在几乎所有建立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国家中，都存在着关于所谓道德水平下降、价值失落的讨论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倡议，但是，总是无法找到把这种人文追求变为现实的路径。所以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包含着法律，但却是属于德治模式的范畴；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道德，但却是片面的法治模式。只有在以公共管理为内容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与道德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物，而是作为治理方式而存在的。
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与法治都是两不相立的。统治型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倾向于否定法治，尽管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内也发展出法律工具，但法律工具的存在并不是服务于法治的，而是服务于德治的。同样，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也存在着与德治的不相容性，虽然法治也需要道德的补充，但道德对于这种治理模式而言，始终无法上升为制度性的因素，在制度安排中，不仅不能考虑道德的因素，反而处处表现出对道德的排斥。只有在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与法治才获得了统一的基础。
就社会治理模式的社会关系基础而言，在权力关系中，权威的一方提倡道德，也会在行为上表现出道德的特征。但是，在权力关系作用的过程中，道德是服从于权威的，在权威的作用力与道德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了对权威的服从，而不是坚守道德和拒绝权威。所以说，在主要是由权力关系联结而成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道德或者是权力执掌者自上而下的倡导，或者是权力权威的补充，在本质上，这种治理方式突出的是权威的不可移易。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中，由于权力关系与法律关系的并存，权力的权威有时会受到法律权威的挑战和遏制，因而在人们的行为中会出现拒绝权力权威的情况。实际上，这种对权力权威的拒绝或冷漠，只不过是在权力权威和法律权威之间所作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道德的介入。公共管理也会遇到权力权威与法律权威相冲突的问题，但在解决这种冲突的时候，不是简单地选择某一方，它需要对这种冲突加以道德反思，根据道德判断来作出行为选择。这样一来，在权力的权威、法律的权威之上，就会出现一个道德权威。道德权威是判断权力权威、法律权威社会价值的标准，也是权力权威、法律权威总体化的整合力量。道德权威在权力权威和法律权威之间作出协调，消弭它们之间的冲突，从而使法治的社会德治化。
我们讲德治，不是说在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只有道德而没有法律，我们讲的德治或法治，所指的是治理机制的性质。我们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德治的，是指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伦理关系之上的。当然，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治理也就是统治，是通过对伦理关系进行改造而确立起来的统治。在这里，伦理关系是以权力关系的形式出现的，或者说，伦理关系已经演化成了权力关系。对这种统治的初步观察，所看到的是，它建立在权力关系与伦理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但是，如果进行还原式的思考，我们说伦理关系是有着终极意义的统治基础。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来说，并不是不能有法，在一些特定的时期，不仅会有法律，而且可能会有着相当发达的法律。然而，无论法律达到了多么发达的程度，对于社会治理机制来说，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法律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同样，我们把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说成是法治的，也不意味着这种治理模式是完全排斥道德的，我们是讲社会治理机制的根本特性是属于法制的。与伦理关系的边缘性地位相对应，道德在这里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边缘性的。
三、权治、法治与德治
尽管服务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思想家们大都持有德治的理想。但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从汉代确立了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社会治理还主要是依靠权力的力量来实施统治，真正像孔子所倡导的那样“为政以德”，是极为罕见的。近代以来，法律的权威得到充分的承认，在这同时，道德却遭到了相应的排斥，道德的作用日渐淡化。
权力是强制力的强制推行，是一种不容怀疑、不容违背的力量；法律则是一种规范，是明确宣示的具有公约力的行为准则。针对于个人来说，它们都是一种外在力量。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权力之于社会整体的意义在于，用一根绳子把一颗颗珠子串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而法律是用一个袋子把珠子装起来，也组成一个整体。实际上，这两种整体都是不具有总体性的整体，相对于整体来说，每一个人都还是单独的个人，在权力和法律的外在力量的制约之下，每个人既作为个体的人存在，又都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成了与每一个他人一样的被抽象了的形式化了的人。这就是以权力来治理社会和以法津来治理社会都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的充分整合的原因所在。
在权力和法律相比，道德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催化出人的内心的道德意识，使人在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内在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促使他在把他人融入自己的生命活动之中，把他人的事业，他人的要求看作为促使他行动的命令，同时又把自我生存的意义放置在为他人的服务之中。公共管理在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的时候，正是一种可以在全社会生成道德规范体系和伦理机制的社会治理模式，它通过管理者的服务观念的确立，通过切实的服务行为引导社会，从而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张扬起伦理精神，使整个社会实现充分的道德化。
基于权力关系的社会治理和基于法律关系的社会治理都无法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只有当一种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平行地包容着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并实现了这三重关系互动整合，才能够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服务型的，在现阶段是以公共管理的形式出现的。公共管理无疑也是直接服务于秩序目的的管理，但是这种管理是以服务为宗旨的，是管理主体自觉地为管理客体提供服务的活动。这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权力或者法律，它的动力直接根源于伦理精神，而权力和法律只不过是贯彻伦理精神的必要手段。因而，它可以在管理制度的安排中，把权力、法律和道德规范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在伦理精神统摄下的权力、法律和道德规范相统一的管理体系，也就是一个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管理类型。
法治与德治有着目标的一致性，虽然在抽象的分析中，法治与德治各有其具体目标。但是，在终极目标上则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要营造一个协调和谐、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氛围。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是一个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法治是高于权治的，因为，法治打破了权治条件下的“刑不上大夫”，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取而代之。同样，德治高于法治，因为，德治不仅包含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打破了法治模式中的治者与被治者的相对确定性，使整个社会治理处于一种治者与被治者的互动之中，治者就是被治者，被治者就是治者。治者要时刻不忘把自己置于被治者地位，不断地强化自己道德意义，提高道德素质，给自己造就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强大动力。被治者在认同和接受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会加强自我道德心性修养，以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监督治者的遵法守德的行为，帮助完善治者的人格。
在西方和中国古代社会，法治与德治都得到了片面发展，而不是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片面发展了法治，而中国古代社会则片面地强调德治。结果是西方社会由于片面强调法治陷入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单向度的社会”；而中国古代社会片面强调了德治，由于这种德治得不到法制的保证，以致于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昏君佞臣而德治不得的情况。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文化中毕竟保留了“德治”的精神，这些精神是可以加以批判地继承的。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一个值得注意的伦理设定，那就是认为“人皆可为圣人”，即人具有“善”的道德本性，虽然人的气质禀赋有所不同，但“为仁由己”，“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正是有了这一伦理设定，才为“德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才能够设计出“内圣”与“外王”的治国理念，即以圣人之德施王者之政。儒家所讲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个条目都是讲自身道德的完善，属于内圣的范畴；后三个条目讲的是外在事业的建立，属于外王的范畴。认为，内圣外王是统一的，内圣是外王的基础，是出发点、立足点和本质所在。为了实现德治的目标，儒家要求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成为圣人，但人如何才能成为圣人?如果履行“由内而外，由己而人”，“为仁由己”的修养原则就可以达到目标。早期儒家代表孔子认为，“仁人”要修己、克己，不可强调外界的客观条件，而要从主观努力上去修养自己，为仁由己不由人，求仁、成仁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道德行为。他还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有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是依靠自己主观努力追求所要达到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求仁而得仁，欲仁而仁至，为仁由己不由人，这是一个由内至外的过程，所以要修己以求仁。当然，他们把这种理论极端化了之后，就走向了否定外在规范必要性的歧路上去了，即认为只要具有“内圣”就自然能施行王者之政，就能成为“仁人”，不需要外在行为规范的控制。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过于注重道德自律的价值，而轻视法律对人的行为规范的意义。特别是认为，对于“王者”来说，法律却没有任何作用。其次，在国家治理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治国理论被称作为民本思想，把国家安危、社稷兴衰看作民心向背的结果，而民心之向背又取决于仁政、德治，即君以仁施政，臣以德治国。这就要求施政治国者都要以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实现仁政和德治。孔子认为治国应该以道德为主，刑政为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里很清楚地表明，孔子认为德礼高于刑政；他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感化过程，他认为，为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君臣之间不是靠权力制约关系，而要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重在讲仁政，但对礼也十分重视。以礼治国，以德治国包括社会治理者自身如何受制于礼，为政以德，即所谓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以及普通社会成员如何齐之以礼，道之以德，以保证封建社会的有序和运行。重德礼、行德教和礼教，自然需要贤人治国。尽管这些思想对人们很有诱惑力，但却是属于圣人治理的范畴，并不是制度化的德治。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德治遗产并不是可以直接继承的，而是需要加以根本性的改造，祛除它的“圣人之治”、“贤能之治”的思想内容，发现那些可以启迪德治制度化的有益因素。
与以往的社会治理方式相比，公共管理有着社会自治的性质和内容，即使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组织，也无损于公共管理的社会自治性。正是这种自治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不同于以往社会治理模式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这种新的特征促使公共管理在组织结构上，在行为依据上，在治理理念上，都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所以，那些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无法实现的空想，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就能够得到实现。公共管理主体在国家的德治建设中可以成为一个示范群体，他们的道德行为对社会有着楷模般的影响作用，他们的道德观念对社会有着价值引导的功能，他们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有着对法律规范的示警意义。当公共管理拥有了道德化的制度，在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化活动中，在治理者们的道德化行为中，全社会的道德习惯、道德行为就比较容易养成，就会逐步形成一个道德实践的环境，并进一步形成系统的稳定的良好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
“德治”和“法治”的相辅相成在理论上现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为，道德讲自律，法律讲他律，自律和他律能够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持的。他律可以促进人们自律，如果法制完善，人们知道某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为，自动就会促进人们自律，加强自我约束，不去做法律所不允许的事；反过来，如果加强自律，人们的道德水平就会提高，就会自觉地遵纪守法，使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从而促进法律建设的完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德治与法治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统一。所以，德治与法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是一个需要在历史发展中加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人们能够发现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够真正解决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问题。而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就是能够使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四、德治能否在教育中获得
对德治的误读并不只是“圣人之治”，更是那种试图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化的设想。虽然实行德治需要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具有清楚明白的道德意识，但是，这种道德意识并不只是教育的产物，毋宁说它在根本上并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道德制度化的结果。因为，当制度实现了道德化之后，就会不教而学，无论是担负治理角色的还是被治理角色的人们，都会崇尚道德行为和乐于过着一种道德化的生活。当然，这一点只有在公共管理所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才能实现。在统治型的德治模式中，道德是被寄托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上的，是试图通过道德教育去实现德治的。在《大学》中，我们读到的就是这种建立德治之思维路径的典型形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实，通过道德教育并不能实现稳定的德治，对于作为道德载体的个人来说，在教育中树立起来的道德意识可能会因某一偶然事件而顷刻丧失殆尽。这个基础丧失了，德治也就不可能了。所以，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德治是虚幻的德治，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德治。
如果在一个极其一般的意义上使用“教育”的涵义，是可以说德治之中包含着对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道德教育的。但是，这种教育与我们通常所讲的那种刻意追求的要达到某种直接效果的教育是不同的，而是作为一种次生效应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德治的直接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下，人们得到的是一种客观化了的必然教育。在这里，制度即师，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自然而然地具有道德特征，人们处理一切事务，都会包含着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
总之，德治并不是人们所误解的那样，是一种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社会治理的方式。德治是一种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作出制度设计和安排所确立起来的伦理化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为社会治理的目标、行为体系以及治理活动中的各种程序的合道德性提供保证。所以，德治与法治一样，都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治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推崇法治而贬低道德同中国古代儒家的“德主刑辅”都是错误的。在制度建设方面，德治与法治是两个维度，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维度，只有把法治的理念与德治的理念结合起来，同时在这两种理念之下来社会治理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才会获得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如果说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或者片面地强调了法治一维或者片面地强调了法治一维或者片面地强调了德治之维的话，那么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首先需要把德治的理念与法治的理念统一起来，努力去建立一种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包容和相互渗透的社会治理体系。
五、宗教、信仰与信念
在宗教产生的路径中，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宗教的教义和思想是来自于世俗的观念，是将世俗社会中流行的道德主张和规范以的形式再现出来。而且，一旦以宗教的形式再现的时候，就被神圣化了。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也可以把宗教看作是现世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结果。当世俗道德转化为宗教教义的时候，道德信念也同时转化为。这时，道德自身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它已经不再属于道德的范畴，不再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而是以宗教的形式存在和属于信仰的内容。伦理学探讨善以及善成为可能的途径，宗教也讲善并提出了致善的道路，但是，伦理学设定为道德最高境界的善与宗教所倡导的善并不是一回事，致善的道路也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相近而已。
可是，宗教中的信仰概念在世俗的社会科学中受到了滥用。在整个近代社会中，一些富有理想的法治主义者往往也带有的情结，他们希望在法制社会中培养起对法律的信仰，并用这种信仰来弥补法律形式化、工具化的缺陷。可是，需要指出，对于信仰的任何期求，都是属于陈旧的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任何信仰都是建立在塑造出某一终极信仰实体的前提下的，对法律的信仰也就是把法律置于这样的终极实体的地位上。当终极实体确立起来之后，就会沿着这一终极性实体的边缘，生长起体系化的信仰客体，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的结构，是属于等级化的结构，而且是等级化结构的权力体系。所以，任何信仰都倾向于造就等级化的权力关系。反过来，信仰也是与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社会中的信仰普遍化的时代，往往也是权力关系占支配地位的时代。
在权力关系走向衰落的地方，信仰也会趋向于衰落。权力关系与信仰是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任何形式信仰都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等级化和权力关系化；另一方面，在等级化了的和权力关系化了的社会中，必然会产生出某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信仰决不是一个社会中的少数人通过努力可以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少数人通过努力可以消除的，更不是某些知识体系的发展可以取代的。甚至，一个社会在不同的信仰之间作出选择，也是受着社会的等级化的状况和权力关系体系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所以说，信仰的出现是有着客观基础的，如果一些人不顾及信仰的客观基础，一味任性地去研究如何确立某种信仰体系，就只能属于巴比伦人建造空中花园或通天塔之类的浪漫追求。
在我们所描述出来的历史图式中，倾向于产生信仰的等级化社会是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严格说来，无论是宗教性的或非宗教性的信仰，都应当是这一社会中的事情。当这类社会开始走向解体的时候，实际上信仰的基础已经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动摇。代之而起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还是一个权力关系中心的体系，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中还没有实现充分的实质性平等。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信仰还会存在。但已经远不象在等级化的和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社会中那样重要了。即使信仰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还是生命的依托，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
在此，我们也看到，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总是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地方，必然有着某种或某些信仰与之相伴。所以，信仰的存在也可以看作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或者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的话，实际上是统治型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危机。如果经过若干时日，信仰危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重新确立起了信仰，那么这个社会实际上又恢复了它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如果这个社会进入一个不再确立任何形式的信仰的时期，那么，它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替代形式。当我们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与信仰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我们又认为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信仰与德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篇12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2C-0106-0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高校治理现代化”正是为顺应这一时代主题在教育领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课题。高校实行依法治校，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众所周知，要善治必先立良法，立善法于教育，则教育治。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要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按照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要求，将法治化治理理念引入高校治理各环节中，使高校运用法治思维推动高校的各项管理，发挥法治在高校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一、法治在高校治理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法治思维，在高校领域是指领导层在长期分析解决问题时以一种法律逻辑和法律精神的思维模式来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从“人治”到“法治”不仅是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从主观性、随意性和无序性向合法性、权威性和规范性转变的内在要求。高校主体本身对追求平等、遵守规则、维护权利等有着强烈的需求，意味着运用法治思维或法治方式是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最有效的理念或途径。高校全面实施依法治校，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办学主体与政府、社会的新型关系，规范办学主体部各项治理行为，维护办学主体与师生三方面的合法权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营造浓郁教育环境，其本质就是要让高校治理行为在法律轨道内，对个性为主体的权责利能做出法律规定，确保高校推进治理过程的每一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就是高校进一步完善内外部治理结构与环境、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二）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校也正悄然地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变，而现代高校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讲就是“依法治校”。而依法治校就是突出法治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提升高校管理法治化水平，处理好办学主体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协调好学校与师生之间各方的利益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都迫切需要依法治校作为规范与引领，提升学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由此可见，高校治理现代化不仅强调在治理过程中微观方面的师生权利的保护，而且强调和突出治理过程中宏观方面的制度建设。因此，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既要加强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为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和谐融洽的新型关系提供法治保障，又要健全高校各项体制机制，为维护好学校、教师、学生各方面合法权利保驾护航，最终达到教育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化解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行中碰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三）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各领域的改革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迫切需要通过法治来保障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并通过法治来保障高校治理结构内部各项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要合理配置这些权利，保障与畅通学生、教工民主参与途径，进行突破性的改革，都需要在法律法规、大学规章等框架内进行，确保改革的成果得到有效维护，改革的顺利推进得到可靠保障。高校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依法治校，把法治精神与理念渗透到高校治理实践当中、把法治原则与方法贯穿到高校治理过程的每一环节，逐步形成高校各项事业的治理都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和治理，切实提高高校治理法治化水平 。由此可见，依法治校与高校治理现代化在诸多方面存在共同性，依法治校既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为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重要保障。
二、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困境
目前，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在制定与完善上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高校治理方面的改革也不断推进，突出地表现在：针对高校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高校内部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各项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不断完善。但是，在依法治校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存在诸多法治困境。
（一）国家法治层面：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与外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传统“象牙塔”式的高校已不复存在，高校治理逐步从与社会隔离的“自治领地”转化为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高校治理中，来自政府与社会的介入和限制成为必然趋势，而这种介入和限制需要在依法治校、依章治理的框架下，通过系统共治以增进理解、促进合作。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成效，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基本架构，但是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立法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教育法制建设在国家整个法制建设中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不能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制定的教育法律体系不仅在数量上需要增加，在质量上也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使教育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不断提高，可诉性明显增强。目前，我国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尽管对高等教育的活动进行了规范，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高等教育活动不断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教育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教育改革进行中遇到困难或挫折后对其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与高等教育改革的不相适应或者滞后性的事实，必定要求国家教育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二）高校制度层面：高校规章制度有待进一步规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强调，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条件。凝聚大学精神与治校理念的大学章程和具体规章制度，是实现高校内部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准则，是处理高校与社会、政府、市场等外部关系以及高校党委、行政、教学、管理等内部关系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规，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完善，制定了较为系统的章程和规章制度，为高校依法自主k学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回答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但纵观这些内部“法”，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高校章程在高等教育法制体系的地位不够明确。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只规定了制定依据，且在制定依据的表达上各执己见。由于章程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势必导致学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的错位或者越位现象，影响高校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及师生合法权益的保护。二是章程的执行力度不够。大学章程作为高校依法治校的主要依据，其制定的目的在于形成既“有章可循”又严格“依章治理”的法治局面，但是目前很多高校指定的大学章程条款未能真正全面贯彻执行，势必影响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
（三）管理者层面：管理者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高校管理者既是“依法治校”方略的具体实施主体，又是大学规章制度的主要执行者，因此，高校管理者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与贯彻执行。影响高校治理环境的重要因素既包括学校的规章制度，又包括管理者法治意识与法治观念水平。换言之，在大学章程的制定上，法律素养高的管理者与法律意识淡薄的管理者相比，在法律层面上肯定会更规范与科学。众所周知，在高校行政法制体系内，章程即校内“宪法”，大学校规制定应以学校章程为立法依据，是章程的具体化或细腻化。由于目前我国很多高校管理层法律思维或意识不强，混淆大学章程与校规的定义，因此很多高校存在校规与章程相违背的现象。再者，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根深蒂固，高校治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然比较严重，很多高校“轻法治、重人治”的思想仍然存在，领导者在工作过程中，主要以领导的文件为主导，而不用法律来表达诉求或寻找解决问题的依据，丧失了法律的权威，这对高校依法治校势必产生消极影响，不仅阻碍了高校和谐校园的构建，而且制约了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三、法治导向下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在大力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面临多重法治困境，制约了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运行。笔者结合目前我国高校的具体实际，以法治为导向，从高校外部治理环境、内部章程构建、校园文化营造等方面探究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一）以建立高校外部治理环境为基础，健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依法治国的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人们的法治意识与法治理念整体增强，但自觉主动去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还有待加强，这势必对高校治理现代化产生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我国高校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与多元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校的实现，必然依赖于整个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实现程度。因此，健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提升依法治教整体水平，为高校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必然增强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成效。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的建设发展是在政府的干预与推动下进行的，高校的办学未能脱离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从而导致高校治理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行政权力对高校的影响比较深远。尽管我国已初步建成教育法律体系，但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完全与国家法治的整体推进相适应以及不能紧跟教育改革步伐与发展需要。因此，制定、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高校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已成为迫切需要。
（二）以构建学校内部章程为核心，完善大学制度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要把大学章程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在高校内部，章程即大学之“宪法”，是大学履行各项工作的最高行动纲领，是高校立规建制的基本依据。然而，当前我国很多高校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官本位的管理理念，在其影响下高校制定的章程蜕变成行政管理的工具，方便了管理者权力的运行，而忽视了师生利益群体的权利诉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依法治理已成为时代的主题，高校章程的制定必须始终遵循法制统一，必须把充分反映广大师生员工的意愿与着力规范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利运行结合起来，凝练成广大师生员工共同认同的办学理念与发展目标。高校章程的制定应始终坚持民主公开的原则，在制定过程中应广泛收集来自各方面利益群体的意见，确保师生的意见能充分表达，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在章程实施过程中，应充分遵循章程在高校内部作为“宪法”的主体地位，既要确保章程成为建规立制的基本规范依据，又要发挥章程作为“宪法”的规范引领功能，完善高校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健全高校内部办事、议事等各种运行机制，形成以高校章程为核心的规范、科学、统一的内部治理制度体系。
（三）以营造校园法治文化为重点，提升师生法治思维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对高校来说，高校构建法治文化对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师生知法、守法以及提升师生法治思维整体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法治文化建设是依法治校的灵魂。营造浓郁法治文化氛围，首先必须从师生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入手，加大培养力度，把法治精神的培养作为衡量师生整体素质提升的一个重要依据，作为师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让法治精神渗透到高校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内化于心，外化于高校师生的自觉行动，才能让法治成为师生共同自觉践行的生活准则。其次，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高校教师及其管理者应注重平时法律知识的积累，自觉养成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习惯。同时高校教职工必须树立学生为中心的法治教育理念，在对学生法律知识传授中，不断创新授课方法，与时俱进，切实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提升学生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再次，不断优化校园法治环境。高校师生处在优良的校园法治环境熏陶中，对他们法治文化的培养必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作用。因此，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发挥校园官网、广播、宣传橱窗等媒介的作用，对校园法治文化建设进行宣传报道；另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利用法治课堂或法治宣传日等平台，对学生进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治教育，组织各种法制宣传活动，使法治文化氛围渗透到校园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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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就是法治。法治一方面通过调节其特有的结构调节社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加以解决。另一方面法治通过国家强制性保障社会治理活动的法律权威性；最后法治通过确定边界和底线使社会治理活动有可预期性。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和基础就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多发于基层，集中体现于基层治理中，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加速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已成为现实问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于现代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可以提高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程度，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整体优化。换一个角度来讲，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体现和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风向标”。
就我国当前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实际情况来看，基层治理法治化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和基础性的，同过去以“管控思维”为主体的社会治理方式相较而言，法治化治理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并在最大范围内聚集民意。法治化治理方式通过制度建构方式，运用法律手段，可以最大限度杜绝管理部门、管理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真正实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等目标。
二、社会治理的法律属性包含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从理论而言，社会治理是一项公共职能，为了实现这一公共职能，社会治理的主体可以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计划、行政处罚等一系列管理手段。因此，“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讲本质上就是公权力的行使，是行政行为的实施。在现代法治国家，只要是权力的实施行使，就必须受到法治约束，只要是权力的意思表示就必须符合法治精神。社会治理采取的行政行为本质就是法律行为，这是社会治理的法律属性。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治理中必然包含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普遍运用。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法治化。就社会治理的国家公权力而言，管理职能之间的空缺、重叠和冲突都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机制和法治方式协调、沟通和解决；就社会治理的社会公权力而言，公共职能与国家职能的界限、分工、冲突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明确、指导和协调。二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社会治理行为的法治化。社会治理行为作为一种行政行为，体现了行政行为一般性原理，体现着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而且现实中，在社会治理中，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会直接面对尖锐的利益冲突、强烈的价值碰撞和巨大的社会诉求，其运用得当与否将最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及公民的法治信仰。三是运用法治思维确保社会治理责任的法治化。有权力就有责任，责任是权力的本质属性，而且这种责任应当且必须是一种法律责任。法治思维与权力思维的差异之处就在于是否承认权力的最高性。法治思维认为法律的权威高于权力，公权力的行使者必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制度障碍
虽然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都有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条例。但从现实情况看，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着严重制度障碍：其一，现在制度已经相对落后。我国原有相关法规是适应传统社会管理模式而形成的，社会管控思维严重，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要求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相去甚远，出发点和制度建构的主要做法完全不同，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发展。其二，立法相对滞后。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以后，实施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由“行政色彩”向“法治主导”转变以来，许多地方在实践中已经做了许多有益尝试，且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意识的成果，但是相应的立法工作却显得滞后，特别基层自治组织、基层治理机制合法性问题，涉及老百姓利益保障问题的许多方面仍未纳入法治保障轨道。其三，法规效力层级不足。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从国家立法层面来看，有关基层社会治理的法规较少且缺乏可操作性。许多地方通过地方政府立法对现实矛盾加以调节，但是这些地方性法规效力不高，甚至因为没有先例可循，在一定程度上违反相关上位法规的问题。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不复存在，何以谈其效果和作用？
（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一方面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法律知识储备不够、依法治理的传统和氛围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客观上大量存在许多领导干部不愿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而是采取行政手段的“短、平、快”，更有甚者提出法治方式让其“畏首畏尾”，在一些场合发表进一步加强社会管控的传统思维。
（三）行政手段的路径依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社会结构和利益需求呈现多元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行政手段难以“一招定天下”，需要多种手段协调，其中法律手段应该成为主导，如前所述，行政手段应在法律框架设立的范围内发挥效用。过去中国，在人-单位-国家这样的架构下，通过上行下达执行行政命令实现社会治理确实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面对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分层的现实情况，过分依赖行政效率只会导致基层社会治理陷入僵局，而且极易导致权力寻租，导致腐败。这样的路径依赖极易发生打着“发展压倒一切”等片面观点的旗号，时不时发生突破法律边界的行为，甚至侵犯公民权利，认为改善了群众生活，尽管违法但是可以被理解。如此种种，突破法律边界和底线，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处理矛盾纠纷，最后结果往往是进一步激化矛盾，是短视行为，于长远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的思考
（一）最关键的是领导干部要具有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
通过自觉学习，增强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通过法治思维进行思考，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理念内化于心；通过比较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与人治思维、人治方式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优劣，使领导干部充分认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必要性，改变过去那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人治”思维模式，以法治眼光看待一切，明确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决不允许任何领导干部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始终牢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通过干部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领导干部的法治精神、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使领导干部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二）重视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两方面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充分运用正面典型的引导作用，使领导干部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习惯。同时对反面典型的警示、警戒作用不能忽视，应在组织、人事管理等重点领域坚持给人治亮“红灯”，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所有领导干部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三）要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上强调法治指标
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的：“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因此要将法治指标纳入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之中，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各级组织部门要把是否具有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能力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提拔重用那些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领导干部，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更多领导干部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
（四）要积极营造法治环境
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努力营造稳定有序的法治文化氛围，使领导干部习惯法治思维，习惯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使其养成良好的法治思维习惯，形成优秀的法治思维品格，养成良好的法治能力，形成推进依法治国的良好法治氛围。
崇尚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根据法律思考，把法律当成思考、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法治思维在现阶段主要指限制、约束权力任意行使的思维。法治思维改变了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中存在的重权力轻权利、重治民轻治官、重管理轻服务等思维误区；法治方式指领导干部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依法治理，通过制定、执行法律，运用法律方法治国理政的行为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核心是用权利制约权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和规范，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
总之，我们需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坚持法治导向，提升法治能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