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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院2010年2月至2011年5月收治的56例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STEMI）溶栓患者， 其中前壁心梗21例， 下壁心梗19例， 广泛前壁心梗16例；男35例， 女21例；年龄44～76岁， 平均61.3岁， 均符合进入STEMI临床路径标准：年龄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治疗开始， 对照组和治疗组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照组采用常规的西医治疗， 急性期12 h内绝对卧床休息。监测心电、血压、呼吸、心率、心律、尿量等， 开放静脉， 对症处理心衰、休克给予镇静、抗休克、吸氧治疗， 通过尿激酶溶栓， 阿托伐他汀稳定斑块， β受体阻滞剂抑制梗死面积扩大， 硝酸类制剂扩冠等。同时频发室性早搏推注利多卡因；室性心律失常反复出现的可用胺碘酮；频发房性早博口服酒石酸美托洛尔片。治疗组在对照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辨证施治同时口服中药制剂。中药制剂的方药组成：人参l5 g、丹参20g， 瓜蒌30 g、当归20 g、川芎15 g、枳壳10 g、桂枝9 g、半夏10 g、薤白10 g、苦参20 g、黄芪15g、炙甘草6 g。把以上各种药加水浸泡4 h， 头煎取汁200 ml， 二煎取汁200 ml， 混合后分别于晨起和晚间睡前温服， 1剂/d。两组患者在各自的服药期间， 禁服其他药物， 保持饮食规律， 禁止吸烟喝酒， 避免情绪波动等。用药2个疗程， 2周为一个疗程， 然后观察两组的疗效。
1. 3 指标观察标准
1. 3. 1 显效：临床症状消失。心肌酶学和血清酶指标恢复正常， 心电图ST段恢复上正常或仅留病理性Q波或冠状T波。与治疗前相比早搏次数减少50%以上或Lown氏分级前进2级。有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心电图Q波及ST—T有所好转， 与治疗前相比早搏次数减少50%以上或Lown氏分级前进1级。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变， 心电图无好转。与治疗前相比早搏次数减少50%以上或Lown氏分级无前进。
1. 3. 2 治疗4周后用心电图检查各组发生心律失常的情况。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 t检验， P
2 结果
2. 1 2个疗程后，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病情有明显改变， 具体情况如表1。
2. 2 治疗4周后用心电图检查两组心律失常发生情况如表2。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属于中医“胸痹心痛”、 “厥心痛”、“真心痛”范畴。临床表现主要是脉来异常， 或迟或促， 或结或代， 自觉心悸、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3]。轻者乏力、心中不安， 重者不能活动， 烦躁不安。其发病机理为心之气不足而阴阳受损， 气血阴阳不足， 心脉失养， 无力推动气血循心脉运行， 气血瘀滞， 痰热互阻， 心脉不畅。治疗心律失常益气温阳， 补气滋阴， 活血化瘀为主。本研究采用中药制剂：丹参伍黄芪：活血化瘀， 补气行气止痛， 通阳复脉；当归：补气养血活血；人参：强心益气， 鼓动血脉；川芎：行气活血祛瘀， 通利血脉；苦参：清热燥湿；瓜蒌、薤白、半夏：理气化痰；枳壳：破气， 行痰， 消积；桂枝：温阳行气；炙甘草：益气补中， 调和诸药。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证实：人参能增强机体对有害因素的耐受力和应激力， 并有改善心肌营养代谢、调节胆固醇代谢作用和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丹参、黄芪可防治心律失常， 增强心肌收缩力， 改善心肌缺血， 缩小梗死面积， 抑制缺血造成的生物电不稳定现象。桂枝可利尿同时改善心功能。半夏有抗凝， 抗炎的作用。炙甘草有抗心律失常作用。瓜蒌、薤白、半夏可强心， 增强体力， 促进心肌侧支循环。苦参所含的生物碱有明显的强心及抗心律失常作用。
抗心律失常西药种类较多， 一般不良反应较大， 大多具有负性肌力作用， 且潜在致严重心律失常的可能， STEMI患者西医治疗基础上加以中药制剂治疗具有协同作用， 能有效地改善心肌缺血， 增强心肌收缩力， 控制心律失常和心衰的发生， 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死率，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总之，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溶栓后心律失常的临床疗效， 优于西医疗法， 值得临床大力的推广。
参考文献
篇2
险企涉水高端险
保险公司的高端产品一般分为高端医疗险和养老年金型保险两种。高端医疗保险是针对高端人群设计，超高保额、突破国家医保限制、就医直付、覆盖广泛的医疗费用保险。它是各大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重点。记者了解到，此前成立的太平洋寿险杭州中心支公司以及华泰人寿保险均表示要着力开拓高端保险市场。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多家公司都曾推出多款保费较高的重大疾病保险，目标直接瞄准高收入人群，部分公司的高端综合保障计划甚至喊出了“保额低于100万元不卖”的口号。
今年6月，中英人寿推出了市场上首款针对个人销售的高端医疗险――尊荣岁月国际医疗保障计划，最高保额300万元。对于那些总是抱怨保险公司“理赔难”，“跑断了腿儿也没赔钱”，“不是癌症不给钱”的人来说，眼下的这款产品应该是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了。
其实早在3年前，中国内地市场上就已经有高端医疗保险。一向定位于高端客户群的太平人寿在2005年就推出了一款名为“卓越医疗”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美亚保险也推出过高端医疗团险，有的保额甚至高达1600万元。
国家注册理财师、保险专家朱庆指出，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针对个人销售的高端医疗险，最大特点是突破了对就医地点、用药的限制，客户在医院所有的花费都可以报销。
市场空白潜力大
“严重的保险不足和保险意识错位导致了高收入人群的保险真空”，“保险公司之所以看上高端市场，是因为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某营销部张经理告诉记者。
根据北京市政府外事办测算，仅在北京地区常驻的外籍人士就有10万人，加上配偶小孩约有20万人。如果按照每位投保人年保费l万元的标准计算，这个市场就有20个亿。亚洲医疗健康服务管理商“中间带”运营总监王伟则给出这样一组数据：目前，我国约有3000万人群需要高端医疗服务，与此相关的高端医疗保险市场容量每年至少可达200亿元。保险业内人士也看到，“很多外企高层、包括一些中小企业老板，普通的医疗险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显然，国内保险市场还还存在着这样的空白，谁先抢占谁就会赢得先机。
为高端人群设计这些产品，在政策上已无障碍。国家新医改方案4月份正式公布，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于是不少保险公司都积极推进高端产品的进程。
中英人寿6月份推出的“尊荣岁月国际医疗保障计划”专为高端客户服务。太平人寿的“太平金盾团体医疗保险2009”的最大特点是突破了社保医疗保障范围限制，在保额范围内皆可报销，可充分满足客户对包括特需医疗、自由选择医院、自费药等特殊需求。
相对于中低端的医疗保险市场来说，这种高端医疗险的推销似乎更省事，由此也带来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转变。业内人士透露，有时候业务员为一笔普通的医疗险保单，得打上数十个电话，拜访好多次。就北京地区而言，一般家庭平均持有两三张商业保险单，但是这类医疗险保额都相对较小，理赔范围有严格限制且程序复杂。而保险公司通过运行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为他们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这种另辟溪径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必定促进寿险个人业务的加快转型，险企不再一味追求经营的规模，其经营模式和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附加服务大比拼
各大保险公司频频推出高端医疗保险，激起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少保险公司就在“特色”和“差异化”方面使劲，也显示出不同产品的不同“个性”。
日前中英人寿推出的“尊荣岁月国际医疗保障计划”，保险责任涉及住院及相关服务、特定器官移植手术费用、门诊费用、体检等4大项内容，包含癌症治疗、肾透析治疗、处方医疗辅助装置等多种特殊的医疗保障责任；还有未成年人住院家长陪护、无理赔住院津贴等更多人性化的设计。而牙科医疗保险则可作为该款主险的附加险购买，对于各项齿科医疗需求的覆盖十分广泛。不受定点医院的限制，可直接担保和支付医疗费用。此外，附加VIP服务可以帮助客户挂号，陪同就诊，推荐医疗结构。
太平保险推出的“卓越医疗”是一款没有保额上限的高端产品，其附加服务也是考虑有加。太平人寿为其“卓越人生”的客户开通了24小时医疗服务热线，随时待命，提供医疗机构推荐、特需门诊预约及住院安排等全天候的医疗服务。
中国人寿推出的“国寿康优全球团体医疗保险”则以高达1280万元人民币的最高保额为特色，而且只要被保险人的配偶及子女符合身体状况和年龄条件，均可直接成为附带保险人，享受同样的医疗服务。
篇3
有限的一线城市
民营妇产科在一线城市起家走的是高端路线。包括和睦家医院、美中宜和等，从服务外籍人士到本土富裕客户进入市场。优势是比较早建立了品牌的优势，而且在服务外籍人士和高端医疗保险对接上面有比较高的门槛。但缺点是价格无法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
比如说，和睦家的整体定位是中国前十富裕城市中收入前5%的人群。随着外资企业逐渐本土化，外籍人士增长经历了早年的快速增长后进入稳定阶段，未来由于经济不确定性以及本土化需求，外籍用户市场很难再有大飞跃。因此和睦家这样的医院开始把核心放在本土用户上。
但一线城市的本土高端用户在妇产科上的潜力非常有限。适合二胎的高收入家庭女性很多年龄已经偏大，而且很多真正富裕的家庭过去几年大量选择出国产子，并没有真正受到二胎的限制。而正进入生育期的女性人数以及最适合生二胎的女性人数其实一直在减少，2000年， 25-40岁最适合生育的女性人口为1.72亿，2010年为1.55亿，减少了1700万人，照此速度下去，到2020年前还会减少1500-1700万人。因此这最高5%的人群中的潜在女性用户整体在萎缩。加上高端医院的价格不可能被大部分人接受，以及市场竞争者的增加，未来一线城市妇产科可拓展的空间并不太大。
扩张有多靠谱
和睦家近年来在青岛、广州布局。而另外一些获得风投的妇产科连锁医院则瞄准了如大连、成都、天津这样的城市。一些莆田系医院也会选择大城市中新城或城乡结合的地区，在医院比较缺乏的地理位置寻找机会。
不过，未来在这些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扩张很难复制北京、上海这样的经验。首先，如果是高端医院的定位，这些城市缺乏在北京、上海这样高端医疗保险的渗透配合。和睦家在北京、上海的起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籍人士在中国购买了高端医疗保险（企业购买或者个人购买），这个条件在北上之外的城市并不存在。
第二，二线城市相比一线城市，医院本身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对于高净值人群，人际网络的紧密型也更容易操作，获得优质医疗资源的难度不像北上那么难，不太需要寻找体制外的办法。因此，二线城市高净值用户对民营中高端服务的迫切性不如一线城市那么强烈。
最后不可忽略的是，这些城市并没有那么大的潜在客群可以容纳多家竞争者。二线城市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面前风险更高，加上市场本身吞吐量有限，在大环境变动的时候，二线城市的投资风险要高很多。
盈利空间有多大
最后一个问题则是长期来看妇产科医院的盈利空间有多大。从和睦家（美中互利）退市可以看到，仅凭医院本身业务要支持地域的扩张，资产非常重，投入很大，财务数据最终并不会太好看。在复星收购之后，更多是布局全产业链，将医院作为一个平台，嫁接其供应链或者其他的产品。这样就可以降低对医院本身盈利的压力。
因此，如果单纯要做妇产科连锁扩张的模式，会很容易遇到投资回报和扩张速度的冲突，资金压力很大，投入回报会很长。而且当大型城市出现饱和，往二线城市发展能带来的冲力不会像一线城市那么足。
总结下来，民营妇产科板块未来的资金压力还是很大的，可能最终会不得不转型做综合或者诊所，但两条途径都意味着长时间的投入，以及重新建立服务模式和流程，并非所有的当前竞争者都能够走通这样一条路。
高端医疗更需“政策提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多数的高端医疗产业面临的是仅有环境高端、服务高端、收费高端、器械高端，而核心的顶级专家资源却严重缺乏的尴尬境遇。2015年11月23日，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将推动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人才以多种形式充分流动。完善医疗、养老服务护理人员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通过完善永久居留权、探索放宽国籍管理、创造宽松便利条件等措施加大对国际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度。《意见》通过给人才松绑，促进高端医疗进一步发展。
民营高端医疗的人才问题
究竟什么样的医疗服务可以称得上高端？是顶级的环境、卓越的服务还是领先的医疗技术？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他们的选择应该是最后一项。
在中国，目前的高端医疗产业呈现的是“二八分”的状态，20%停留在公立三甲医院的特需服务，80%归属于外资、中资的民营医疗。在中国，这两者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用“一半冰山，一半火焰”来形容。
“高端医疗”是目前全国三甲医院最主要的盈利渠道之一，而在民营医院，如今的境遇尽管比前几年已有起色，但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在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优质的医生资源民营医疗机构难以撬动。而此次《意见》出台对于高端医疗消费来说，最大的利好正在于给医生人才“松绑”。
在外资高端医疗领域，海外医生资源一直是核心吸引力。此前，国内外资高端医院的代表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阶段和睦家的病人50%为外籍人士，在过去，这个数字接近百分之百。而和睦家目前的医生资源构成也主要来自于外籍医生以及国内“多点执医”的三甲医院专家。但多数中资的民营医院仍然难做到如此级别的专家资源配备。
海外人才的引进可以给民营高端医疗机构在三甲医院专家资源之外多一种选择，事实上，包括梅奥诊所在内的顶级国际医疗机构也正布局国内高端医疗市场，海外人才的需求在未来会进一步加深。
国内专家资源如何流动
事实上，医生资源从公立向民营的流动现阶段依旧需要依赖包括多点执医在内的各种流动方式，可以看到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包括挂号网、春雨医生、丁香园在内的移动医疗集团也已纷纷尝试从挂号业务转身线下诊所，希望通过“高端医疗”服务实现变现，而第一步就是将此前通过挂号积累的专家资源引入到民营医疗机构中。
“资本要想实现医生资源的变现，仅靠挂号服务不可能完成，最直接的方式还是将三甲医院的专家资源引入到民营医院中，通过高端医疗服务来实现。”移动医疗业内人士好牙医创始人孙广峰表示，“比如在民营医院中搭建专家资源的‘绿色通道’，或者是利用专家的空闲时间在民营医院坐诊。”
松绑之外，还需要定向的人才培养。
对于高端医疗来说，一部分需求来自于疾病的治疗，另一部分来源于康复、养老等保健需求。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60岁以上老人已达2.12亿，占总人口的15.5%，如果按照国际公认的“3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我国需要的养老护理人员数量大约在1000万人。但根据现有公开数据，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持证上岗的人数不足两万，缺口已达千万级别。
在国内，专业养老护理人员的缺乏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正规的医护院校毕业生并不愿意进入养老院、康复院这样的“边缘化”医疗机构。在养老产业已趋近于成熟的英国，这样的护理专业人员也并非来自于正规的医护院校，而是来自于专业的护理培训机构。
此次《意见》提出，将完善医疗、养老服务护理人员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这将有望给包括养老机构在内的高端医疗提供更多的专业护理人员，提升服务水平。
投资者还有哪些期待
“发展高端医疗，国家要进行高标准的监管，机构的医疗标准和水平要符合正规的要求。”弘晖资本创始人王晖表示。据王晖透露，在目前，尽管不少民营医院都有转型高端的意愿，但在包括手术室的洁净度、院内感染的防御、医疗污染物的处理上依旧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行业口碑难以树立。“在行业质量被规范化之后，包括医保报销、税收在内的政策上对公立医院、民营医院要一视同仁，不能有倾斜，才能呵护这个市场的成长。”王晖表示。
事实上，在此次的《意见》中，有关医疗服务税收的政策利好也被提及：适时推进“营改增”改革，研究将尚未试点的生活行业纳入改革范围。科学设计生活业“营改增”改革方案，合理设置生活业增值税税率。而在同日的《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中亦提出，将适时推进医疗、养老等行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中国特色的畸形“高端医疗”
中国医疗界的高端服务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体现出几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名医资源紧俏，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都希望网罗这种稀缺资源，以名医为高端服务的尝试并不少见；二是以技术为高端的切入口，而从一定程度上忽略服务；三是仅以定价来划分高端和其他人群，忽略客户真正的需求缺口，导致整体高端市场的发展局限。
仅以名医本身作为标签，而忽略高端的真正含义――服务
由于中国缺乏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导致患者长期向大医院集中，加上中国的全科医生行业发展缓慢，一直没能成为主流，因而专科一直是患者接受的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专科名医成为稀缺资源，很多情况下病人选择名医的理由是出于对普通医生诊断的不信任，而并非疑难杂症和大病。
在这种大环境下，加上医生多点执业的松动，迁移名医资源正好迎合了患者想看名医但在公立体系内得不到这种服务的缺口，由此出现了名医工作室，名医打包入住模式的诊所等新尝试。为了配合名医的价值，以及给名医迁移出公立体系动力，这种名医迁移往往是高价的，诊金远远超过公立医院VIP甚至国际部的价格，由此也被打上了高端的标签。
这可以说是医疗服务上具备中国特色的一种“高端”，这种高端主打的并不是服务的模式，比如更好的客户体验，更优质的医患沟通，更好的病前病后服务等。事实上，迁移名医资源的高端仅仅以名医本身作为标签，而忽略高端的真正含义――服务。很多患者其实并不真正需要这种高端服务，他们可能只是需要一个长期管理其健康并且值得信任、服务良好、就医环境更佳的平台，而真正需要名医对大病和疑难杂症的大部分却无法负担这种高端服务。因此，迁移名医资源其实并非真正的高端，只是现下医疗资源和需求不匹配下的特殊产物。
以技术为切入口的高端，
需求不会太高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高端体检。包括公立医院VIP、国际部、私立体检中心高端套餐在内的产品越来越注重背后的仪器和技术。
观察一下各类高端体检套餐会发现，中国市场正在朝筛查越多、使用的机器越精密为高端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缺乏家庭医生这道基础医疗守门人所引起的。正因为用户自身并不确定其健康风险，市场就通过包装各种精密技术和筛查来吸引用户购买高端套餐，打造更全方位检查的概念。而事实上，如果有熟悉用户健康情况的家庭医生，他们会发现很多筛查没有必要甚至对身体有害（如没有必要的CT筛查等）。
通过技术打造高端也是缺乏基础医疗大环境下的畸形产物，长期来看市场的需求不会太高，而且可能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和不必要的开支。
以定价来划分高端和其他人群，忽略客户真正的需求缺口
导致整体高端市场的发展局限。比较典型的是高端医疗保险。这种产品进入中国的时候针对的是外籍外派工作人员在中国的医疗需求，但这个群体人数有限，加上中国企业日益本土化，外派工作人员的数量很难再出现爆发式增长。因此高端产品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高端医疗保险的价格阻挡了其快速发展的可能性。这和整个医疗大环境密切相关，由于没有办法对医院医生的行为进行监督，只能通过调高保费的形式保护自己的风险。另一个形成高端保险市场的原因则是语言，因为外籍人士需要英文服务，就医的网络就相对局限，而大部分本土用户并没有这个问题，将过去的高端迁移到本土用户是很难奏效的。
核心的问题：有多少所谓的高端医疗资源真正是大部分用户需要的？
用户的需求缺口在哪里？事实上，用户对现行医疗体系的不满更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看病效率和服务差，二是保障不足。将这两点定义为用户需要现在的高端医疗服务并不准确，事实上很多高端医疗产品的覆盖面和医院网络并不是直接针对用户的这两项诉求的。因此高端业务才会出现很大的发展瓶颈。
从上面三种医疗界的高端产品和服务来看，这类高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疗资源不平衡，缺乏基础医疗守门人角色引起的，并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将高端和价格直接相连的办法也无法推动业务快速增长，真正的高端更应该是一种服务质量的差异性和用户体验的提升，仅凭迁移名医资源、技术、以及高价，很难持久也很难做出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高端医院在中国的起家有几方面推手，外籍人士增加带来的需求，本土有钱人对孕产服务的需求，以及为本土公司高管和有钱人提供差异化的服务。经过了一轮融资、膨胀，高端医院后续发展的潜力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同时服务能力上的限制、价格不透明，人口结构变化，都可能是未来这种高端发展模式的重重危机。
妇产科是高端医疗服务起家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以和睦家为例，妇产科收入近几年一直占其总体收入的14%左右，是最主要的科室，收入比例仅次于手术（20%左右）。靠这块业务拉动未来的风险其实很大。一个是人口结构变化，二胎政策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快速增长，未来育龄女子人数减少，生育率降低无法避免。另一个则是高端医疗保险生育保障的调整。
生育保障是不少个人用户购买高端医疗险的主要原因，这部分用户仅冲着生育费用报销而去，并非保险的长期用户，且这几年高端医院生育费用水涨船高，费用不透明，已经有一些保险公司开始削减或取消生育保障，控制风险。未来这会是一种趋势，对以妇产科为主要收入的高端医院板块影响会很大。
高端医院的差异性在于服务质量，而非医学能力
这一点随着扩张也逐渐展现出来了，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人才。服务的对象有一大部分是外籍人士，因此对医生语言和服务能力上的要求比较很高，制约了一些本土有经验的医生加入。尽管高端医院通过连锁和地区扩张开去了，但医学人才一直是一个瓶颈，这决定了高端更适合做服务，复杂的病症需要转院处理，不适合发展成综合性医院。
当然，这也是用户需求决定的。外籍人士如果真正遇到大病，一般会选择回国治疗，而本土有钱人遇到大手术等情况，仍然会倾向于选择公立医院的名医。
因此综合这些原因，高端医院的定位更多是门诊和健康服务，同时包含一些简单风险低的手术，复杂项目需要和公立医院合作转院。这从和睦家的收入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和睦家57%的收入来自于门诊，43%来自于住院。这种趋势会持续，未来高端医院更可能往诊所方向发展，而不是综合性医院，虽然住院毛利更高，但医学能力和用户需求决定了这部分业务不可能是高端医院的主营业务。这对整体的利润率和规模都会有影响。
和睦家和美中宜和都开始进入诊所。和睦家近年来加快地域扩张，展开家庭健康服务，近年来其收入增长有所放缓，从2012年的33%下降到2013年的18%，2013年还出现了亏损达600万美元。未来妇产科和住院的发展瓶颈会是财务上主要的风险。
在转型做诊所这条道路上，高端医疗也面临不少危机
价格和商业保险为主的支付方式决定了高端是一个狭窄的市场，且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快速增长的潜力不大，除了外籍人士，本土自费的高端人士还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一个风险。
篇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产医疗设备不仅在名气上、宣传上稍逊数筹，更日渐沦为了本土医院都不感冒的产品。
是我们在质量上真的比国外医疗设备差？还是我们输在了宣传、营销上？抑或这是一个中国医疗设备市场大环境所致的必然结果？
外企眼中的金矿
几乎在国产医疗设备还没做好准备之时，外企趋之若鹜般杀入中国医疗设备市场。而让国产品牌感到压力的是，原本外企们不屑一顾的基层医疗市场也已成为如今他们眼中的金矿。一场空前激烈的大战已经悄然打响。
“GE、飞利浦、西门子在我国积极开展针对县级医院设备采购的活动，这对国产产品的冲击将是致命的。”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医疗器械部主任蔡天智的担心不无道理。
目前在国内许多城市的三甲医院中，大部分高端医疗器械被来自日本、美国、德国的进口产品占据。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总裁江根苗对此感同身受，他分析称东软医疗的CT设备虽然在全国各市、县的人民医院的应用量很大，但依然不容易被三甲医院大规模采用。
其实这不是一两个企业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国中低端医疗设备占有大量的市场份额并且性价比优势较为明显，但现阶段我国企业在对外竞争中尚未完全掌握议价权，而且部分企业短视也将影响整个行业的收益水平，从而导致企业后续研发资金短缺、自我输血和造血能力差，将因利润不高而葬送中低端市场未来发展的前景。
蔡天智认为，像西门子等国外高端医疗设备有多年的品牌积淀，一方面国内大型三甲医院已形成固定的使用习惯，另一方面高端设备的采购数量也成为其能否获评三甲医院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但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教授郭树彬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表示，由于三甲医院承担着解决疑难危重症的重大责任，因此对设备性能要求必须严格把关。在某些高端医疗设备的技术水平上，国内产品和国外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要在保证医疗质量安全的情况下去看医疗成本，不应该片面地去看待这一问题。
国产顺势突围
一个好消息是，本土医疗设备企业已经看到了眼前面临的挑战，蓄力待发。
据医疗器械专业委员会的《2012年医疗器械行业分析报告》显示，去年部分国内高端医疗设备市场对进口依赖度已出现缓慢下降趋势，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在高端产品领域的竞争力正在加强。
如果要成功实现高端医疗设备“中国造”，政策支持必不可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魏来表示，我国医疗设备制造企业主攻中低端市场并不意味着放弃高端市场，然而高端市场代表着技术密集、工艺精湛等特点，这就需要更为宽松的研发环境和充裕的资金支持。国家政策可以从财政补贴、丰富融资渠道等方面对企业给予支持。
在郭树彬看来，医疗设备国产化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国产化之路要选对方向。郭树彬认为国产医疗设备厂商适合于向家庭应用的小型呼吸机和透析机方面发展。至于国产医疗设备要多久才能突围，郭树彬认为，这要看国家和企业的投入力度，而不能只是停留在“喊口号”阶段。
尚普咨询医药行业分析师指出，尽管在产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并购热潮不减的环境下，国内医疗器械企业面临巨大压力，但是政策的逐渐偏向也将为国内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机会。
我国的医疗器械企业很多，但是规模普遍较小；产品集中度高，利润率和增长率较高的产品的市场份额较小。由此来看，技术优势仍然是抢占市场的关键因素。所以，突破技术壁垒是国内医疗设备制造企业的首要任务。
“高端核心技术我国企业尚未完全掌握，还处于摸索研发阶段，相关制约我们的是软件编程、材料处理手段、精密制造能力。”蔡天智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国医疗技术的“瓶颈”所在。随着政策的偏向，国家将会有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到医疗产业，技术壁垒可能将逐渐被突破。
“科技专项资金还应大量投入，引导部分有能力的企业参与研发及后续跟进工作。”蔡天智在研发资金投入方面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国产医疗设备还有5年10年的路要走。虽然国内设备性价比高，但降低价格后，获得的利润就相应变少，从而导致企业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科研和售后服务中。
在医疗设备售后支持方面，虽然我国企业整体做得不错，但仍有一些企业在这方面亟待加强。北京电力医院急诊内科医生谢文丽分析认为，国产医疗设备公司在服务方面的质量，也有待提高。在她看来，虽然医院也很想采购国产设备，但由于一些企业在售后服务方面的不到位甚至不作为，使院方心灰意冷。
也许，只有当国内大部分企业可以及时提供全方位医疗解决方案时，国产医疗设备才能登上与国外产品同台竞技的平台。
篇5
波士顿咨询公司2016年中的报告显示，中国商业健康保险2010年-2015年复合成长率高达29%；按这一速度成长，中国商业健康险市场到2020年或将接近万亿元规模。
随着北上广地区大型公立医院高端服务部门逐渐发展起来，民营医院在全科和部分专科优势较为明显，部分高收入阶层的全科到专科高端消费流程已经打通，一些新款的商业健康险应运而生，但在现有医疗体系下，能否发展壮大，还待观察。 健康新险种盯住高端客户
郑是美中宜和国际保险部副经理，是公司2015年从保险公司挖来的专业人士之一。随着郑和其他同事的加入，美中宜和在2016年底联合平安保险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高端保险计划。
这是一款面向儿童的医疗保险产品。家长缴纳8000多元年度保费，获得一个美中宜和全科医生初诊服务的服务包，比如体检、电话咨询等。每管理一名参保者，美中宜和每年从保险公司接受一笔固定诊疗费用，就是所谓按人头付费。即使患者一年之内没在医院就诊，保险公司依然给付这笔费用。
此前，高端医疗保险的签约医院主要采用按项目服务，服务量越大收入越高。按项目付费下，医院有动力做大服务量，从保险公司多获得费用赔付。而且，很大一部分高端医疗险是个人投保。有些投保者等到疾病风险较高的时候才去投保，出险概率高，这提高了保险公司的赔付成本。
为了保证利润，高端保险公司选择持续上涨保费。这导致中国高端医疗保险保费近年水涨船高，三五万元的保费，让很多高收入阶层也望而却步。投保人数少，使一些保险公司干脆选择部分放弃市场，不再接受个人投保高端医疗保险，专注于公司团体市场。
和睦家网络管理总监司伟塔告诉《财经》记者，根据医院与保险公司长期合作的情况来看，中国高端医疗保险实际上并没有开拓出太多的新客户。
合理控制保费价格和诊疗费用，高端医疗保险应该能够在中国中高收入阶层中吸引更多客户。
2015年，和睦家联合永安保险推出针对成人、儿童共同投保的家庭保险。这一保险计划过去一年吸引到1000多参保者，八成以上都属于国内消费者。
上述两种新保险产品的特点是，由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联合开发，共同管控患者就医流程；保险公司适当降低保费，吸引更多客户投保；医院适当控制费用，牺牲客单价，获得更多患者；患者投保成本适当降低，而且有一家固定机构专门管理自己健康，也就是患者看病先到固定机构进行初诊，建立健康档案。如果患者确有需要，则由该机构联系预约转诊到大型公立医院就诊。
这跟已有的主流高端医疗保险产品不一样。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投保患者在高端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高端病房看病，由保险公司与医院结算。患者选择范围比较宽，只要是保险公司认可的机构就能去，高端医疗保险公司甚至以服务网点众多来吸引客户。
新产品的前景还待观察。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博士后李明强指出，消费者在这一新模式下首诊选择受到限制，与过去的就医模式相比可能会不适应。当然，合理转诊和健康管理也许会让消费者耳目一新。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下可以使保费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起始保费在1万元左右。
郑认为新保险产品“在商业逻辑上是通的”。类似新型保险产品借鉴的是美国管理式医疗的理念。早年间，美国保险公司向医疗机构采购医疗服眨也是按项目支付。随着费用不断上涨，保险公司和患者不胜其扰，出现不同形式的管理式医疗。在管理式医疗模式下，保险公司甚至直接投资医院，参与到医疗流程中；保险公司适当限制患者就医，强化预约转诊流程控制，引入按人头付费等结算方式，从而控制保费和就医费用失序增长。
这样的探索并不是毫无风险。早年间，部分保险公司曾经联合高端牙科诊所探索管理式医疗模式，但是最终因为无法拓展市场而黯然退出。
时机很重要，中国的高端医疗保险市场2015年规模约在30亿元左右，在保险市场走热、人们的观念改变的大背景下，新型险种的试水，很有可能会把一部分中端消费者也吸引进来。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罗英就指出，部分中等收入阶层也许不会给自己购买高端保险，但是在公立医院儿科就医难背景下，他们可能会给孩子在一定时间内购买合适的中高端医疗保险产品。 社保缺口正是商险机会
2015年中国卫生总费用超过4万亿元，全社会个人卫生支出更是超过1.2万亿元；而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规模仅有0.24万亿元，总体依然偏小，潜力较大。尽管政府统计数据还未正式公布，2016年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应该能够超过4000亿元，增速超过70%。“我自己承保的业务增加了230%。”保险经纪李杰告诉《财经》记者，从业15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
市面上，部分保险产品的销售提成已高达10%到40%。这意味着，包括李杰在内的整个保险行业的从业者，2016年的个人收入应该非常不错。
中国商业健康险市场可谓一片繁荣，堪比2016年中的房市。
在李杰拿到的业务单子中，九成以上都是重大疾病保险（下称重疾险）。重疾险的常见模式为，投保人一旦被诊断为事先约定的可涵盖的少数重大疾病时，保险公司将会一次性给予大额补偿款。此外，中国市场上的商业重疾险普遍具有返还功能：如果在约定保险年限内，投保人没有患病，保险公司还会将本金和利息返还。
尽管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但是中国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有限，实际报销比例偏低。福建泉州白血病患儿的家长庄龙章告诉《财经》记者，自己孩子治病花费了超过25万元左右费用，实际报销也只有8万元，这还不包括误工造成的家庭收入损失。
因为看病贵，很多人选择商业重疾险，一旦生病可以从商业保险公司直接补偿一笔费用，避免因病致贫。2015年，重疾险保费收入规模为1690亿元，占整个商业健康险的三分之二强，超过98%都是由个人消费者购买的。
重疾险市场利好，也催生该险种的各类销售服务企业出现。丁云生曾经是一家跨国保险公司高管，2016年他自己创办了一家重疾险销售培训企业，出版两本重疾险销售的培训教材。他告诉《财经》记者，商业健康险分为报销型医疗保险、重疾险、失能险和护理险等。目前，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主要是前两者。
前述中的两个新保险产品属于报销型医疗保险。不同于重疾险，这类保险不返还本息，投保者看病，保险公司按照保险约定进行赔付。业内人士也称之为“消费型保险”。
波士顿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报销型医疗保险收入720亿元，其中，80.8%近600亿元来源于团体保险，主要由企业为员工集体购买，大部分来自于所谓“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由于社会医疗待遇有限，大量药品、耗材、服务项目不能完全报销，还需要患者自付一部分；完全自费的也不在少数。为了提升员工的医保待遇，一些企业就购买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在北上广，很多企业招聘员工时，都会特别提出，员工福利包括补充医疗保险，以吸引优秀员工。一般来说，享有这一商业保险的员工，门诊起付线实际下调到500元，即他们看门诊只要超过500元就可以报销。而且，社会医疗保险仅部分报销的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等，保险公司则会支付剩下的部分。
这类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由于购买企业比较多，市场比较透明，成本和费用信息越来越公开。太平洋保险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年轻人比较多的科技公司，人均保费在五六百元；中老龄员工占比较高的国企，人均保费可能到两三千元；一部分公司可能给部分中高层管理者追加部分保费，再报销一些自费药品和自费服务项目。 保险体系结构失衡
在欢庆2016年保险市场一片繁荣时，仍有必要审视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结构问题。
返还本息的重疾险，设计借鉴了寿险和意外险，现在长年占据商业健康险的三分之二份额。李明强告诉《财经》记者，此类保险在东南亚比较多见，发达国家市场主要见于前英联邦国家，市场份额相对较小。
因为发展较晚，中国商业健康保险长期依附在寿险之下，曾长期由寿险公司销售，专业健康险公司发展缓慢，是寿险公司做大的。“有病看病，无病养老”看似是重疾险的优点，实际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俊生就指出，“在保单设计中，保险企业列出一系列重大疾病；只要投保人患有其中任何一种疾病，保险公司就向投保人支付约定的赔付金额。至于患病投保人是否治疗，赔偿金是否足够支付医疗费用，都与保险公司无关。”
而且，一旦患者遭遇一次约定大病以后，商业保险公司通常就不再接受再投保。因此，这类保险实际上无法为患者提供持续的费用补偿。
因为这一类保险部分具有的储蓄和投资功能，市场看重的其是其返回本利的保险设计，而不是保险本该具有的对冲风险的功能。
国内报销型商业医疗保险，以补充医疗保险为主，长期与社会医疗保险绑定，保险产品设计相对单一。社会基本医保由政府主导、强制参与。对企业和个人而言，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已花去不小的开支，再购买中高端商业医疗保险形成双重成本，压力较大。
除了受社保挤压，大型公立医院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走强，也让保险公司的生意不好做，因为门庭若市的大型公立医院缺乏和保险公司配合的意愿。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称，中国医疗保险企业“与大型公立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依旧薄弱，进而导致其无法获取必要的患者信息，为成功的产品设计和定价提供支持”；同时，商业保险提供商“与医生之间的互动也十分有限，使之难以制定有效的风险和赔付率降低举措”。
民营医院数量虽多，但服务能力普遍偏低；部分中小型公立医院、民营医院逐渐劣质化，始终无法从医疗服务市场上被淘汰，这使保险企业可以信任的民营医院比较少。
篇6
随着北上广地区大型公立医院高端服务部门逐渐发展起来，民营医院在全科和部分专科优势较为明显，部分高收入阶层的全科到专科高端消费流程已经打通，一些新款的商业健康险应运而生，但在现有医疗体系下，能否发展壮大，还待观察。
健康新险种盯住高端客户
郑是美中宜和国际保险部副经理，是公司2015年从保险公司挖来的专业人士之一。随着郑和其他同事的加入，美中宜和在2016年底联合平安保险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高端保险计划。
这是一款面向儿童的医疗保险产品。家长缴纳8000多元年度保费，获得一个美中宜和全科医生初诊服务的服务包，比如体检、电话咨询等。每管理一名参保者，美中宜和每年从保险公司接受一笔固定诊疗费用，就是所谓按人头付费。即使患者一年之内没在医院就诊，保险公司依然给付这笔费用。
此前，高端医疗保险的签约医院主要采用按项目服务，服务量越大收入越高。按项目付费下，医院有动力做大服务量，从保险公司多获得费用赔付。而且，很大一部分高端医疗险是个人投保。有些投保者等到疾病风险较高的时候才去投保，出险概率高，这提高了保险公司的赔付成本。
为了保证利润，高端保险公司选择持续上涨保费。这导致中国高端医疗保险保费近年水涨船高，三五万元的保费，让很多高收入阶层也望而却步。投保人数少，使一些保险公司干脆选择部分放弃市场，不再接受个人投保高端医疗保险，而专注于公司团体市场。
和睦家W络管理总监司伟塔表示，根据医院与保险公司长期合作的情况来看，中国高端医疗保险实际上并没有开拓出太多的新客户。
合理控制保费价格和诊疗费用，高端医疗保险应该能够在中国中高收入阶层中吸引更多客户。
2015年，和睦家联合永安保险推出针对成人、儿童共同投保的家庭保险。这一保险计划过去一年吸引到1000多参保者，八成以上都属于国内消费者。
上述两种新保险产品的特点是，由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联合开发，共同管控患者就医流程；保险公司适当降低保费，吸引更多客户投保；医院适当控制费用，牺牲单价，获得更多患者；患者投保成本适当降低，而且有一家固定机构专门管理自己健康，也就是患者看病先到固定机构进行初诊，建立健康档案。如果患者确有需要，则由该机构联系预约转诊到大型公立医院就诊。
这跟已有的主流高端医疗保险产品不一样。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投保患者在高端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高端病房看病，由保险公司与医院结算。患者选择范围比较宽，只要是保险公司认可的机构就能去，高端医疗保险公司甚至以服务网点众多来吸引客户。
新产品的前景还待观察。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博士后李明强指出，消费者在这一新模式下首诊选择受到限制，与过去的就医模式相比可能会不适应。当然，合理转诊和健康管理也许会让消费者耳目一新。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下可以使保费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起始保费在1万元左右。
郑认为新保险产品“在商业逻辑上是通的”。类似新型保险产品借鉴的是美国管理式医疗的理念。早年间，美国保险公司向医疗机构采购医疗服务，也是按项目支付。随着费用不断上涨，保险公司和患者不胜其扰，出现不同形式的管理式医疗。在管理式医疗模式下，保险公司甚至直接投资医院，参与到医疗流程中；保险公司适当限制患者就医，强化预约转诊流程控制，引入按人头付费等结算方式，从而控制保费和就医费用失序增长。
这样的探索并不是毫无风险。早年间，部分保险公司曾经联合高端牙科诊所探索管理式医疗模式，但是最终因为无法拓展市场而黯然退出。
时机很重要，中国的高端医疗保险市场2015年规模约在30亿元左右，在保险市场走热、人们的观念改变的大背景下，新型险种的试水，很有可能会把一部分中端消费者也吸引进来。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罗英就指出，部分中等收入阶层也许不会给自己购买高端保险，但是在公立医院儿科就医难背景下，他们可能会给孩子在一定时间内购买合适的中高端医疗保险产品。
社保缺口正是商险机会
2015年中国卫生总费用超过4万亿元，全社会个人卫生支出更是超过1.2万亿元；而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规模仅有0.24万亿元，总体依然偏小，潜力较大。尽管政府统计数据还未正式公布，2016年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应该能够超过4000亿元，增速超过70%。“我自己承保的业务增加了230%。”保险经纪李杰说，从业15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
市面上，部分保险产品的销售提成已高达10%到40%。这意味着，包括李杰在内的整个保险行业的从业者，2016年的个人收入应该非常不错。
篇7
一、医疗保险的风险构成
“作为健康保险范畴的医疗保险经营的风险主要指医疗费用和医疗成本的不确定性，即实际的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经常偏离预期结果，从而使得健康保险的经营充满变数。”从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导致商业健康保险尤其是医疗保险充满变数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失灵”，具体来说主要包含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逆向选择导致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供给不足。在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形式的保险格局下，由于商业健康保险缺乏基本医疗保险的广泛、普遍性、平等性和强制性等特点，逆向选择问题突出，往往导致了商业健康险市场的供给不足。当被保险人之间患病的概率不同，而保险人不能区分低风险和高风险的个体时，保险人为了控制经营风险，对于一定水平的保障程度，保险公司需要根据其预期支出计算平均保费，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就会发生。这样风险低的被保险人会选择退出保险市场，而风险高的人则留在现有的保险市场，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健康保险市场的风险水平，保险人为规避风险、追求利润，又会进一步提高保费，从而导致更多的低风险者退出保险市场，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出现了保险人经营困难，而很多被保险人却没有保障的困境，整个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低效率运转。
第二，道德风险导致了医疗成本的攀升，影响了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运作的效率。道德风险指投保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做出了有损保险人的行为，导致对医疗服务的使用需求增加，进而导致医疗成本的增加。一方面，由于边际私人成本降低，投保人没有降低医疗保健需求、降低医疗风险的动力，甚至通过个人行动故意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施加影响，例如参保后，人们不太注意饮食、吸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这些个人行为增加了医疗保健的需求概率，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第三方支付”的制度下，“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民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同时，医疗服机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疗机构“过度医疗”现象盛行，尤其是在中国现行的按照项目付费的支付模式下，服务提供方诱导患者过度消个费的概率就会增大，典型表现为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道德风险所导致的激励机制的扭曲破坏了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有效运作。
二、产品设计阶段风险管控手段
高端医疗保险在风险管控方面主要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产品设计阶段管控、医疗服务过程中管控、理赔过程中管控。下文首先探讨产品设计阶段管控的风险管控方式：
（一）免赔额设置
免赔额，顾名思义，是免赔的额度。指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事先约定，被保险人自行承担损失的一定比例、金额，损失额在规定数额之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免赔额能消除许多发生几率高的小额费用的索赔，从而可以降低保费，所以免赔额条款在财产、健康和汽车保险中得到广泛使用。
（二）核保政策区别对待
核保政策除了基于严格的保险风险精算法则，还会很大程度上结合特殊的产品责任、医疗环境、文化背景等因素，因此保险公司在核保实践中坚持“不同风险不同费率”的宗旨，这这种核保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撇脂”之嫌，但在目前的高端医疗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还无法彻底摒弃，目前我国商业高端医疗参与者是在强制参加基本医疗基础上对高品质医疗需求的自愿选择。因此，从医疗保险的格局和个人选择的自主性方面都不会造成过多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针对不同风险医疗保险通过核保管控风险主要体现在对如下风险要素的把握上：
1、被保险人年龄：对于医疗费用保险和短期残疾收入保险，在55岁之前风险的增加是不明显的。2、性别：性别对医疗保险承保有重要的影响，往往女性的伤残率高于男性，而且性别与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密切相关。3、健康状况：主要评估被保险人现有伤病及既往病史对赔付可能造成的影响，被保险人健康状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被保险人本人的生活习惯、职业习惯、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等。除此之外，还有被保险人的财务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到被保险人的医疗风险，这也是医疗保险核保需要考察的方面。
（三）等待期
等待期在医疗保险中的主要作用是排除既往疾病的风险，保险公司对某些特殊责任如住院、门诊、牙科、眼科责任设定一定的期限，在此期限之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等待期为控制风险的常规方式，在实践中，很多保险公司会根据参保团体的规模及健康状况相机抉择等待期是否保留。上图中的MSH公司一般而言会承担既往症的责任，而平安健康保险公司产品则将既往症分为一般既往症和严重既往症，一般小团体不承担既往症责任，中型团体承担一般既往症，大型团体才承担严重既往症，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一些长期的，系统性的风险。
（四）除外责任
高端医疗保险在除外责任这种常规风险管控手段的运用方面比其他保险产品要更为突出，医疗保险除外责任的规定跟不同的医疗服务环境下发生医疗费用水平不同有关，同时也与保险人自身市场地位、实力、经验数据有关，一般来说，医疗保险成熟市场条件下除外责任较少，较宽泛，新兴市场除外责任规定较多，较细。
除此之外，产品设计层面的管控手段还有共付比例，这种手段原理类似于免赔额，指报销比例不是100%，给被保险人设定一定的一自付比例，这在直接结算技术手段落后的保险环境中，会给医疗服务带来一定的困难，目前国内的高端医疗保险很少采用这种手段。
三、医疗服务过程中风险控制
（一）指定就诊医院规定
国内高端医疗保险是学习国外发达国家商业医疗保险的产物，产品责任和服务模式多为国外产品的模仿之作，由于国外特定医疗环境、社会环境、福利制度无法完全复制，因此，国内高端医疗产品需要结合国内特有的医疗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福利制度背景进行本土化改造。
首先，在国内公立医院体系中，国内医疗体制现状决定了公立医院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地位无可比拟，保险公司在运作商业健康保险的实际中必须唯公立医疗机构马首是瞻，因此，指定医院的作用不如商业健康保险发达国家的作用明显。其次，在私立医院体系中，保险公司通过指定医院合作来降低保险风险的作用逐渐显现。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保险公司和医院机构的合作还处在很低层次的水平，很多环节还只能靠人工连接，无法实现制度化、技术化的风险管控。再次，在被保险人对就诊医疗机构没有特殊偏好的情形下，结合国内医疗水平，在某些责任上设置指定医院规定，在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外资医院之间，在发达城市医疗机构和次发达城市医疗机构之间，医疗费用有较大差距。具体而言，公立医院相较私立医院、外资医院对医疗费用控制有较明显作用。
（二）预授权规定
高端医疗保险一般会设置预授权规定，即，由医疗机构/被保险人在提供/接受医疗服务之前，向保险公司申请医疗服务的授权。成熟医疗保险市场，由于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控制力较强，预授权申请由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公司在给予预授权的过程中可以加强对保险风险的控制，加强对被保险人治疗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事后理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目前国内市场因为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的控制力较弱，预授权主要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基本上无法实现预授权对风险控制的作用。
四、引入健康管理以降低医疗风险
健康管理的实质是管理健康风险，它是以不同健康状态下人们的健康需求为导向，通过对个体、群体健康状况和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的检测、分析、评估和预测，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指定相应的健康管理计划，协调个人、组织、社会的行为，针对各种健康危险因素进行系统干预和管理的全过程。
通过健康管理干预被保险人的个人行为，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升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从而降低医疗保健的需求，这是对个人道德风险的矫正，也是目前健康保险领域降低医疗费用成本，控制风险重要趋势。
参考文献：
[1]孙祁祥.《保险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2]所有图表、数据均来自平安健康保险及外资股东DISCOVERY公司
[3]《中国保险报》2009年5月5日版
篇8
这个问题给人的启示是：的确，福利化与市场化可能各有利弊，各有短长，但在中国一般性地谈福利与市场，可能是隔靴搔痒。关键在于，我们的福利不是别人的那种福利，我们的市场也不是别人那种市场！别人搞福利，可能官员和老百姓都要排队，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排长队;别人搞市场，可能官员和老百姓都得花钱，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花大钱。
不但如此，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评价和决策体系往往只听到那些既不花钱又不排队者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断拿排队和花钱来轮番吓唬老百姓：高收费看不起病你怕不怕？可见市场化要不得，还是应该有垄断权力;排十几年队你怕不怕？可见福利化要不得，你别给我施加这些责任。
市场化与福利化各自的弊病不是不能中和，先进国家的成功实践已有不少。如政府对弱势者医疗承担保障责任的同时，放弃医疗供应垄断权，对民营医院开放医疗市场，尤其是高端和特需医疗市场，不愿排队或对医疗服务有更高要求的富人，可以掏大钱去看高级私人医院，低收入的穷人看病，可向政府要求有免费的公立医院。排队之弊难免，但富人分流到高端医疗市场后，就不至于那么拥挤。怕排队的人可以选择花钱，怕花钱的人可以选择排队，市场化和福利化各得其所。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总不至于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吧！
篇9
许速：医疗本身是一项产业，也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同时更是医疗卫生机构多层次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一个产业的发展没有经历从基本到高端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基本医疗和高端医疗是一种并列与互补的关系。
从需求而言，市场对高端医疗有着非常庞大的客观需求，这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现实反映。从供给角度而言，政府职能在于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这是政府必须也只能提供的保障程度。这同时也意味着，医务人员的价值不可能真正被体现。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医护人员能有更好体现职业价值的环境，为了医务人员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必然要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协调和保障环境，因而，发展高端医疗是必然选择。
从城市发展角度而言，上海市提出要建立现代医疗服务业，把其作为现代服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正面临转型，今后的发展应考虑以服务获得GDP收益，而非从生产性的劳动活动获得收益。高端医疗是健康服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上海市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定位。这对于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医院管理能力的提升，都大有裨益。
对上海市而言，政府要保证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建设好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在内的各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将医疗的概念更偏重于对辖区内居民的健康管理。而在这些基础上，政府就要大力发展社会资本办医，引入国际优质资源。
就目前而言，国家相关政策也认为，总体上已经形成了社会办医的环境，并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例如，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提出，到2015年中国的非公立医院床位数和服务量要达到总量的20%。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差距还有很大。
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对于发展社会办医也有了更多政策和实施配套上的明确支持。我认为，社会办医的推进也有助于调整公立医院改革环境，以及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公立医院的改革一定要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价值，进一步释放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的医疗改革无从谈起。
《中国医院院长》：上海市社会资本办医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政府在两个园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许速：从2003年到2007年，上海卫生系统的主要精力在于完善医疗体系与规避医疗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从2007年到2010年，上海开始对社会资本办医做出较大的突破性尝试，探索卫生体系改革。但是做好这一点非常困难，公立医院都在考虑收购或兼并一些医疗机构，因此，在公立医院体系内改革很不容易。
进而，上海提出，通过建设园区发展高端医疗，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产业。对上海而言，虽然民营医疗机构的数量不少，但从规模和服务能力上还有很大差别。虽然目前零星也有一些高端医疗机构，但是总体来说，这些机构的品牌、规模和公众的接受度，都不是很理想。
社会办医面临的困难，我认为这不是市场问题，主要还在于学科和人才。上海市在扶持学科发展和卫生规划、医师多点执业等方面，还是给了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相对平等的待遇，但这些还不够。社会办医是从投资主体角度而言的概念区分，但对于医院运行而言，应是同一表述，不应该再有社会办医和政府办医的区别。
对待两个园区的建设，政府的参与也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园区建设的关键性资源不应该由政府调动，资源的配置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应该由市场投资主体配置。对高端医疗和社会办医来说，政府与资本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待遇。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对两个园区进行行业监管。
《中国医院院长》：您如何看待医生资源的社会化？上海市是如何认识剥离公立医院特需服务、促使医生流动的？
许速：医疗资源使用的社会化，是一种普世规律。医生从现在的单位人，变成将来的社会人，这种发展趋势才有可能把社会办医工作做好。医院的医生独立于医院，会有更多的选择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而医院今后将更趋向于成为医生的执业平台。
我没有公立医院不放人的担忧。公立医院未来面对外部高端医疗机构的兴起，也会产生人才流失的压力。高端医疗机构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好，但公立医院也不要认为自己站得太高，当越来越多的大牌医院进入后，公立医院的工作环境到底有多稳定？以后谁到谁那边多点执业还不一定呢！
我们把举办高端医疗园区作为医疗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只要其能满足群众需求，同时又能促进卫生发展，让医生的价值得到体现，医学园区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有数据统计，2012年，全世界的医疗旅游产值已达400亿元，但中国此领域却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景象。
现在社会对城市发展高端医疗还存在偏见。但为什么不能有高端医疗的出现？我希望，社会不要把医疗产业和基本医疗的概念形成对立，这两者本身都是一条完整的医疗服务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医疗服务体系必须多元化。多元化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应如此。
将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剥离，早已写入上海的政策设计。公立医院应该执行政府的定价体系，其不能做自主定价的服务项目。对于准公共产品要实行政府定价，没有纳入政府定价体系的服务项目显然就要剥离，而能够纳入国家定价体系的医疗服务项目就不能称为特需医疗服务。随着高端医疗的发展，就能促使公立医院更好回归其本质属性。
《中国医院院长》：您认为上海市建设高端医疗园区的独特土壤是什么？对于其他地区的此类医疗园区建设，您有何建议？
许速：很多人认为上海在一些方面有特殊性，而事实上，上海在很多方面比其他地区都还面临很多劣势。例如，上海的商业用地价格非常高，加大了社会办医的成本。从上海市政策环境而言，市政府在做事上相对更加严谨且有规划，更具备市场精神与规则。
篇10
和许多初创公司一样，优翔创立的第一年也是摸索市场的一年，初创团队不断问自己：“什么最能打动高端人群？”“有钱人到底缺什么？”与高端人群接触多了，优翔发现，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健康。于是，优翔开始为目标用户寻找海外健康医疗机构。
“我们第一家境外合作的医疗机构是瑞士静港。”优翔CEO种岩回忆，“当时我们去静港考察，看到了无数欧洲富豪全到那儿接受抗衰老服务，显然在发达国家健康医疗已成为一种高端生活方式。在中国，这种生活方式可预见也将到来。”
优翔与静港签订了一份长达10年的合作协议，优翔也成为首个将抗衰老治疗、羊胚胎素概念带入国内的机构。随后，优翔开拓了日本防癌体检产品。恰好优翔的两位创始人在日本查出早期癌症得以及时治疗。这次事件后，优翔团队更坚定了做海外医疗旅行的决心。
开拓日本防癌体检项目后，优翔不断增加新的项目，如美国治疗癌症、赴美生子，最顶级干细胞管理、韩国医美整形等。目前，优翔掌握了全世界各种顶级医院项目，涉外合作医疗机构数百家，仅顶级抗衰老机构就多达78家。
300人定律
虽然成立已有10年时间，但优翔并不像其他公司那样，在最初几年以坐火箭般的速度成长。与互联网公司动辄上千万上亿用户相比，优翔每年服务的数量更是少得可怜，只有300人左右。
对此，种岩解释：“高端出境医疗其实是个小而美的生意，不适合大面积融资扩大。因为高端人群的边界有限，最多服务2000人就是一个天花板，否则会导致质量下降。所以这就决定了优翔只能做一个小和美的生意。”
据介绍，包括境外顶级抗衰老等高端医疗机构，为了保证每个用户的隐私，每个礼拜可能只开几个窗口，全年可接受治疗的人数非常有限。也因为处于这么一个特殊的行业，即便面临浮躁的商业环境，优翔也从不盲目扩张产品。
这几年，高端医疗出境旅游市场发展迅速，也有不少像优翔这样的公司成长起来，但种岩认为，优翔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一个良性的尺度――并不以纯利润去计算产品是否是爆款，而是看产品的技术、法律合规性等，然后才把它带到中国。也正是因为遵守这种尺度，优翔成立的10年才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发展。
由于优翔是为富人阶层开展服务，所以受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非常大。高端人群一旦银根紧缩，马上就能反应在优翔身上。“我们内部讨论公司发展时，会一直强调一个词――‘匠心’。”种岩表示，“我们理解的‘匠心’就是别人用5年时间做一件事情，我们用50年时间去做好。”
在种岩看来，“匠心”是优翔能持续得到市场认可的关键词之一。事实上，优翔的用户大部分都是企业经营者，他们驰骋商界多年，对服务及诚信有着天然的甄别能力，所以服务好这个人群依赖的基础就是“匠心”。
其次，选择高端定制的人群是有一定金钱基础的阶层，他们追求的不是物美价廉，而是整体的“美”，包括一些不易容察觉的细节。另外，“长久”也是优翔用户所在意的。优翔为用户提供的并非一锤子买卖，而是用户一辈子的健康管理，所以用户更看重的是优翔自身是否健康，能否成为一家长久的企业。
为了这三个关键词，优翔为每个用户的出行提供的都是“6+N”服务，包括私人客户经理、私人健康管理师、私人医生、私人旅行顾问、私人旅行设计师、私人旅行规划师等，而且这些服务人员都有海外留学经历。
优翔创立10年，互联网、医疗、基因等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技术的推动下，优翔也在求变。从2016年年底开始，优翔有一个大的市场转型：从单一体量服务商转为平台型供应商。
“这些年，我们积累了很多好产品，有的产品我们能够花精力去打造、去推广，但还有一些产品我们自身并没有精力把它推向市场。所以，优翔正努力变成一个平台型企业，与合作伙伴在平台上进行经济共享和利益共享。”种岩强调。
DNA孵化
作为母体，在互联网、基因等技术催化下，优翔孵化出了快速发展的新项目，如O2O医美服务平台新氧、肿瘤知识数据库App肿瘤说等；也孕育出了全国首家汇集顶尖医疗健康与服务资源的生命管理机构优翔国际生命院。
“高端医疗出境旅行是优翔一个最本质的基因和根基。”种岩认为，“我觉得医疗旅行的好处就是，通过这个项目我们了解了全球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和产品，并有预见性地尽早布局。”
优翔的用户身家基本在亿元以上，为了服务好他们，优翔的高管每年累积下来有28个月的时间在海外与各领域的医疗及学术机构考察交流，了解最前沿的医学知识。优翔有一个20多人组成的产品部门，由COO宋淳带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寻找海外新机会。
“每次带队考察，都会有一些心得和收获。”宋淳表示，“有一次，我们去瑞士考察时发现一家比较好的医疗机构会用自有技术帮助人体预防癌症，这家机构的院长也是欧洲抗衰老协会的主席，知识储备让他非常有条理地将理论形成一个产品，我们正共同努力帮助这项技术快速产品化和市场化。”
种岩也回忆，5年前她去韩国寻找合作机构。那时在中国人人避谈整形，但韩国的整形行业早已丰富和普及，连高中生、大学生都在暑期排队去整形。韩国之行后，优翔高层预测，与韩国一水之隔的中国也将迎来整形快速发展期，并很快投资成立了国内首家整形O2O平台新氧。正是有了两年的窗口期，新氧一直稳坐全球最大的医美O2O平台交椅。
事实上，正因为在海外“见多识广”，优翔更是积累了很多不亲自体验不会得出来的经验。最打动种岩本人的是她在韩国医疗机构考察时观察到，每双拿出来的拖鞋都是温的，每根棉签都加过热。和医疗机构冰冷的器械相比，这些细节都能让用户感到温暖和舒适。
优翔接待的年龄最大的用户接近90岁。当时，为了保证老人的出行，优翔做了大量的预案，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被优翔所想到：长途飞行怎么办？车辆上怎么办？到了医院发生过敏怎么办？当老人顺利完成这趟境外旅行后，整个优翔团队在长舒一口气的同时也不断完善自身服务。
篇11
不少朋友关心加尔各答宫颈癌筛查项目进展，也有人对此表示费解：像HC2 HPV病毒检测这类创新技术，如何保障它能顺利应用在Shaorabera Jalpai这样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相对匮乏的地区？从商业角度看，在此类条件下，应用高端技术和产品如何实现理想的投资回报比？说到底，高端技术能不能以及为什么要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市场？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不如先反过来想一想：传统意义上的低端市场，是否只适合低端产品和技术？将高端产品和技术直接应用于低端市场，实施跨越式开发，是否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源于低端市场的产品和技术，能否在高端市场竞得一席之地，甚至与高端产品和技术结合，带来1+1>2的效应？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所谓“低端市场”都是与“低端产品和技术”画等号的。几乎所有行业的跨国企业都经历过先集中开拓占20%的高端市场和客户群，再将已获得成功的产品引入中低端市场的过程。低端市场不仅无福在第一时间享受高新技术的优势，还被打上了无法主动贡献企业技术创新的烙印。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社会和经济环境的改善，以及消费能力的提升，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领域的各种资源已在逐步从传统的高端市场向低端市场转移。
比如电信业。4G时代已然到来，对于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晚、整体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的新兴市场，是否必须重复二十年来在中高端市场走过的道路？事实证明完全不必。那些敢于抢滩新兴市场并跨越式构建先进移动通信网络的运营商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肯尼亚，广大青壮年劳动力通过某移动运营商的服务网络，实现了安全、便捷、快速汇款，无须再依赖实体银行。如果没有跨越式发展的电信网络基础，很难想象在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竟能有高达20%的GDP是通过移动通讯网络完成流转的。 医疗反向创新新解
在医疗领域，高、低端市场与相应技术、产品的排列组合，即便在同一国家，也会因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变得十分复杂。就诊断而言，很多情况下，尽快获得检测结果，与结果的可靠性、精确性同等重要。但按照传统方法，一般需要数周时间才能获得可靠的结果，而且往往需要冗长的实验指南，程序复杂，另需购置昂贵的实验室基础设备。因此，即时检测（Point-of-Need Testing）成为近年来分子诊断领域涌现出的新需求之一。
以中国为例，任何一项临床检测技术的开发，要想获得长远成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地区都将无法忽视。企业需将当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活习惯以及医疗认知水平等因素，充分融入到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之中去。
基于这一考虑，凯杰与比尔・盖茨基金会合作，开发了可靠、便携且易于使用的 careHPV 检测技术，以推动宫颈癌筛查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地区的普及。careHPV操作简单，能适应各种实验条件，可有效实现即时检测、及时追踪，符合WHO指南中的“即筛即治”原则，从而在有效扩大筛查覆盖率的同时，降低复查失访率。
篇12
“在这些城市，民营的肿瘤专科具备与公立医院PK的能力。”医疗领域专业投资人汪强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表示。他认为民营肿瘤专科医院的优势，体现在经验积累、技术设备、服务模式以及价格等方面，当这些优势综合起来，形成气候之后，民营医院的地位将无可撼动。
而在新医改的背景下，二三线城市更是充满了机会。第二批城市公立医院试点城市今年大幅扩充，有财经媒体表示，随着公立医院实行零差价售药去除“以药养医”弊病，亏损部分地方财政难以也不愿补偿到位，这将迫使地方政府更加同意引入资本发展当地医疗。
地方政策正在逐步松动之中，《经济观察报》报道称，“政策鼓励各地在保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的良性正常运转下，其余医院亏损难以负担时可实行改制。”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众多资本把目光瞄向了二三线城市的肿瘤专科医疗。复星医药董事长陈启宇在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公司2014年战略布局瞄准的是二三线城市肿瘤领域的专科医院和500张以上床位的综合性医院，未来在每个大城市收购的医院都将发展到千张床位。
凭借临床医生的职业敏感，张五成开办了驻马店市肿瘤医院。站在投资人的身份考虑，他看中的是驻马店周边肿瘤医疗服务市场的空缺。他谈到，驻马店市人口为700万，辐射的三个地市南阳、周口、信阳，都是人口密集的区域，人口总计5000万，而对应这5000万人口需求的公立或民营的肿瘤专科医院，却是空白。
“这个地区相对落后，肿瘤患者中贫困者较多，大部分没有经济能赴武汉、郑州等邻近省会城市看病，由于农合、医保等设置的转诊限制，很多人的病情甚至在县医院被耽误了。”张五常对记者表示，“如果地市级的肿瘤专科能做好，至少可以将70%的患者留在市内治愈。”
出于在两家县级市创办医院的成功经验，张五成看好驻马店市肿瘤医院的发展前景，有信心成为区域内的领军医院，但他同时也表示，“在资金方面确实有压力。”
投资北上广之填空基本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优质的医疗资源密集，但同时，扩充医院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在上一轮的公立医院扩张中，这三座城市老牌、顶级的公立肿瘤专科医院，规模扩张的程度有限。这也为一些民营的专科医院创造了机会，具体体现为填补公立医院肿瘤治疗、服务的空缺。
肿瘤的手术治疗周期较长，普遍在三周到四周之间，前期的检查、确诊，加上后期的康复，完整的治疗周期则更长。以天津肿瘤医院为例，各科室病区普遍“一床难求”，预约患者拿到“住院通知单”后，仍需等待1周到10天方可入住。
作为首都的北京，面对全国慕名而来的患者，其公立肿瘤专科医院所面临的病床周转困难可想而知。
北大肿瘤医院宣传处管女士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介绍，出于卫生主管部门及医保经办部门对住院床日的限制，该院的平均住院日已从三年前的近20天降到了9天。她坦言，即便有治疗方案的改进，对于基本的治疗、康复期而言，时间是不够的。这些方面的基本医疗服务，存在需求空间。
凭借地域临近的优势，位于朝阳区十里河的三环医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肿瘤医院（以下称“北京肿瘤医院”）在2001年形成了协作关系。具体协作内容为，北京肿瘤医院借用三环医院的250张病床，北京肿瘤医院派主治医师以上的医师常驻三环医院担任各病区主管医师。据了解，两家医院间紧密的合作持续至今，业内共知。
一位了解三环医院与北京肿瘤医院合作细节的人士透露，三环医院的不少医务人员都来自在北京肿瘤医院实习过的医学院毕业生。从这个的角度上来讲，北京肿瘤医院为民营的三环医院培养了医务人员，促进了其长足发展，使优质的医疗资源得以扩散。
“在技术和病源方面依赖于大型公立肿瘤医院，这是北京一些民营的肿瘤专科医院的生存态势。”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投资服务部王雷向《中国医院院长》介绍，“这些医院一定程度满足了肿瘤患者的需求，在耗时较长的放疗、化疗，术后的康复以及关怀等方面。”
投资北上广之瞄向高端
在二三线城市肿瘤专科技术支持方面颇有建树的泰和诚，将重心移向了北上广的高端医疗市场。
2014年6月末，在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泰和诚医疗集团总裁兼CEO杨建宇说：“我们下一步的重点是在广州、北京和上海分别建立一所高端的专业肿瘤医院，运用最先进的设备和跨学科的诊断、治疗手段，来帮助中国的癌症患者。”
泰和诚医疗集团杨建宇表示，据其了解的信息，在2012年，有约90位中国患者选择到美国的安德森癌症中心就医，这里有全世界最顶级的质子治疗技术。由此，泰和诚确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对高端医疗服务的强劲需求。
上一个15年，通过医疗设备租赁和医院管理的模式，泰和诚医疗与全国约50家医院合作建立了肿瘤诊疗中心，铺下了国内最大的一张放射治疗和影像诊断中心网络，并藉此于2009年登陆纽交所，成为美国主板上市的第一家医疗服务中概股。
2010年，泰和诚初试收购与其长期合作的西安长安医院，但由于某些“不明确的规定”和冗长的政府审批流程，独立医院的计划最终没能实现，颇为无奈的泰和诚启动替代性方案，以3940万美元现金收购长安医院52%股权。
泰和诚内部人士曾向媒体表示，尽管成功收购长安医院，但最终结果与泰和诚长于专科肿瘤诊疗的企业竞争力“不算吻合”。
走过这段历程，泰和诚希望能够独立运营医院。集团在北上广拟建的三家医院，都将医疗园区作为首选地址。明确的政策支持，更能让泰和诚放手一搏。
“北上广的高端市场是值得所有资本关注的”，毕马威医疗企业融资专家江立勤对《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表示说：“这三大城市聚集了中国最多的富裕人群，提供适应他们消费水平的医疗服务，这一块市场目前是薄弱的。”
政府期待做好高端医疗，从源头上留住富裕阶层在国内就医。此前，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出台的《北京市社会办医指南》明确了“高端医疗”的重要性，鼓励围绕高端医疗开发增值服务。“高端医疗是中国所有高净值客户一致的刚性本原需求，他们注重服务质量和私密性，不愿接受公立医院嘈杂拥挤的就医环境，能够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
篇13
一：医疗器械洋货围城
思想革命和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而今，科技创新将改变产业格局和商业格局，欧美等国外企业依托自身卓越的创新能力，使其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垄断力、竞争力。
大型医院里我们不难发现，核磁、MR、CT所用的高端医疗设备几乎是清一色的洋货，首入耳目的便是GE、飞利浦、东芝、西门子、强生等洋品牌。几乎看不到几个国产品牌。外资与合资企业成为供应公立医院高端医疗设备的主力军，在我国市场几乎形成垄断格局。而被“洋品牌”包围的国产医疗器械，只能在自家门口的低端市场“艰难图存”。
在我国医用电子产品领域：
90%的心电图机市场
80%的中高档监护仪市场
90%的高档多道生理记录仪市场
60%的睡眠图仪市场
90%超声波仪器市场均被外资品牌占据
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高端医疗设备比例高达70%。现阶段应用的中高端国产医疗器械设备，80%－90%均为仿制，所以背负“山寨”与“低端”头衔，这也是整体“山寨大国”的“冰山一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医疗器械属于技术高度密集产业，面对国外与国内的产品科技差距，非我们不支持同货，也并非只是“崇洋媚外”，在高端医疗设备方面，我们整体水平与国外水平的差距约为十多年甚至更多，不在同一个档次级别。所以大型医疗机构在选择采购高端设备时，通常会优先考虑外资品牌，而中小型医疗机构和社区医院因国产器械价格便宜，资金上容易协调等原因才得以采购。
“差距”已是老生常谈，但不得不正视。
虽然我们在个别领域实现原创性突破，如：多层螺旋CT、高性能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电阻抗成像技术等领域，我们实现了“自主原创”、“从无到有”、实现了“从低端到高端”的产业发展态势，但从整体来看，研发、产品技术、创新力、与欧美等国家深有差距，虽然产业发展动力强劲，空间巨大，但依然“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医疗器械，在我国起步晚，企业多、小、散、乱、低、整体核心技术不足、未形成标志性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几乎无国际化品牌、创新力较薄弱、创新链不完善、创新战略体系不建全、产业配套落后、产学研医结合不紧密、诸多因素影响，医疗器械自主品牌面临严峻形势，本土企业如何走出困境？
二： 医疗器械，自主品牌“提气快跑”
李旭先生认为：医疗器械，属于明显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又属于综合性产业，多学科交叉，参与全球化竞争，技术门槛高，具有高度战略性，带动性和成长性，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说到自主品牌，迈瑞值得我们侧目学习。
20年耕耘，迈瑞结出硕果累累，成为我国医疗器械标杆企业。盘点迈瑞的成就，“自主品牌创新力”是其成功之脉。
：生命信息与支持、临床检验及试剂、数字超声、放射影像。这四大传统领域，每一条产品线的发展史都创造了众多国内第一。
：20年里迈瑞持续推出80多款新品，已授权及申报的专利有1100多项，(其中200多项国际专利)。在每年推出的新品中，至少都会填补一项国内空白，产品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迈瑞成立第一年，全部经费运用到自主创新的研发道路上，每年约10%的销售收入投入到产品研发中，至今研发总投入超过4亿多元。这种前瞻性魄力，值得其它企业去学习。
：1000多人的研发团队，国内国外布局研发中心，不断完善国际标准研发管理平台，始终将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盘点迈瑞，来观照自己，我们需要太多象迈瑞这样勇于创新的企业。商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国自主品牌的持续创新，提气快跑，不单依靠某个企业单打独斗，独领辉煌。而是需要整体医疗器械企业的共同“提气”。
当然医疗器械产业的整体规划、布局、梳理、战略调整是前提。
1：国家政策帮扶与体制的完善
现今：我们国内医疗器械产业主要靠市场自我调节，缺少政府主导和相关扶持政策，所以没有形成良好研发创新环境和激励机制，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风投、等资源关系没有协调和“配套式发展”。
在欧洲和日本，医疗器械行业是国家作为福利行业来进行扶持的，虽然我们国情不同，但政府的利好鼓励政策会为产业发展带来光明。
―― 国家要从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医疗器械企业一定优惠政策并不断扶持。
―― 在原材料、器械研发、生产，探索创新模式的同时，政府应给予相应的激励政策。
―― 制定相关机制，让国内的科研大学和国立研究机构更直接地协助企业技术创新。
―― 加强国产品牌的知识产权保护，重点扶持打造龙头企业，集群式崛起，增强与国际企业抗衡能力。
―― 加强医院、医疗设备生产商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鼓励临床医生“智慧形”参与产品研发，提供更多符合国人特征和病症特点的适用型产品。
2：持续完善产业业态
整体来看，我们国内缺少对医疗器械产业业态的宏观布局，尤其在高端医疗器械的业态构建中我们势单力薄，力不从心。没有完整产业业态，其综合研发能力和持续创新力都将成为行业发展桎梏。因此，政府、行业协会、产业园区、要高度重视业态环境的构建和引导。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整体提升，不是单个企业的提升，业态的形成不是某些企业所能完成的，而是整个产业链业态的提升，需要在上下游以及配套环节进行全面完善，形成合力，最终构建起规模性业态，才能真正实现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以深圳为例：创新型自主品牌企业200多家，占总数80%以上，企业整体研发投入和销售额一直保持在7%至8%，许多企业已超过10%，出口额连续保持强劲增长。深圳的大学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生物医学与先进材料重点实验室、深圳市医疗器械检测中心等机构成为了这些企业创新研发的强力后盾。
核心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深圳医疗器械企业涌现出以迈瑞为代表的优秀企业和一批中高端的新产品，如彩超、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新型支架导管、基因探针等，其部分性能指标已达到国际高端产品水平，在中高端市场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爱尔兰、德国杜塞夫都是著名的医疗器械产业基地，产业链条较完善，从产品设计、研发、到加工均由不同企业承担，企业间协作紧密。同时形成“一带多”局面，即一家领头企业带动周边几十家企业为其生产配件或代工。目前：深圳南山、江苏常州、山东等地，这些区域的医疗器械圈也初具规模，但链条的完善仍需不断强化。
以产业园区做为基础，结合当地传统产业的优势，可以将一些在精密加工、模具、新材料、等方面具备深厚基础的区域作为铺垫，从而来营造具有紧密联系的医疗器械业态圈。同时通过上下游的协作，还可以避免产品同质化，以及低水平恶性竞争的局面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