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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垄断优势理论
海默(Hymer)于1960创立垄断优势理论。[1]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是它相对当地企业具有某种优势并足以抵消额外的成本,而且这种优势是与该企业所有权相联系的、不容易丧失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的优势。金德尔博格(Kindleberger,1969)推进了海默的思想,认为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具有规模优势、市场优势、生产要素优势等。[2]约翰逊(Johnson,1970)从知识资产的占用和使用的角度,阿利伯(Aliber,1970)从货币和资本的角度,卡夫斯(Caves,1971)从产品的异质化能力、知识和技术等核心资产的角度,彭罗斯(Penrson,1976)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论述了企业的垄断优势。[3]邓宁(Dunning,1977)进一步把这种优势发展为“所有权优势”。[4]
垄断优势理论关注的是最终产品市场并通过市场寡占获取超额利润。其理论集中在厂商特有优势和寡占市场结构上,但后续的研究主流关注厂商特有优势,而对寡占市场结构的研究不占主流。
2.内部化理论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76)把对外直接投资看成是企业将国际交易内部化的直接结果。他们认为由于竞争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完成,所以企业通过并购对方或新建子公司来使交易在企业内部完成。[5]威廉姆森(Williamsen,1975)、汉纳特(Hennart,1977)、马吉(S.P.Magee,1977)、拉格曼(Rugman,1981)等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配置资源的协调机制进行阐述,进一步完善了内部化理论。[6]
内部化理论关注的是中间产品市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获取更高的利润,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不在于资本的国际转移,而是基于企业所有权之上的管理权与控制权的扩张。尼尔斯基和奈特(Liesch and Knight,1999)认为对于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小企业而言,市场内部化未必是绝对的,它们可以通过信息与知识内化来获取大公司把市场内部化的价值。[7]但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不是内部化,而是知识上的优势,内部化只是保持企业知识上的优势的途径或方法。内部化理论的局限还在于它没有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难以适用于短期的投资行为分析。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1977)首先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并在以后不断修正完善,其核心是“三优势”分析范式(OIL Paradigm)。该理论认为国际生产的方式、范围和格局由企业的三种优势决定: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和区位优势(L)。
折衷理论的三优势中,所有权优势说明企业为什么(Why)要从事国际生产,内部化优势说明企业如何(How)利用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说明企业到哪里(Where)从事国际生产。但折衷理论没有把时间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即没有说明何时(When)进行投资。
在论述具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时,邓宁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寻求市场(market-seeking)、寻求资源(resource-seeking)、寻求效率(efficiency-seeking)、以及寻求现成资产(created-asset-seeking)。
除了邓宁的区位优势外,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还包括:(1)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他们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2)以安哥多(Agodo,1978)、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奥克荷姆(Oxelheil,2001)以及鲁明泓(1999)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3)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 & 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 & 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①
4.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Wills,1977)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8]他借用弗农(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标准化阶段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机会,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优势主要有:拥有小市场需要的小规模技术;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颇具优势;低价产品营销策略。小规模技术论本质上属于“被动技术论”,此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使用“降级技术”,生产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成熟的产品,这样就使得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生产的边缘地带(鲁桐,1998)。威尔斯把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与母国市场特征之间联系起来,在理论上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分析空间。
5.技术地方专业化理论
沿着威尔斯的思路,拉奥(Lall,1983)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9]在拉奥看来,即使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在规模小、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等,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利用当地技术知识和要素价格进行跨国生产;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一定的改造和创新;生产与发达国家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利用民族或语言的因素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拉奥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是一种主动的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这种竞争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6.技术累积理论
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Cantwell & Tolentino,1987)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扩张过程恰恰是其内部连续不断的技术累积过程,技术累积和国际投资深化是相辅相成的。[10]发展中国家企业,尤其是处于国际化初期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创新活跃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和研发活动,不仅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信息、有效地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还可以为本国技术累积和创新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基础,推动母国的产业发展。
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专业化理论以及技术累计理论的核心内容都是在寻求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其理论实质上是对垄断优势论的改进,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理论注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效应,而忽视了竞争效应,忽视了市场结构、竞争强度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
7.长期战略理论
鲁伯(Reuber)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描述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导向的投资;市场拓展投资;政府倡导的投资。鲁伯认为,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略考虑。鲁伯的研究是实证的,其启示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地位。②
8.寡占反应论及博弈论模型的发展
尼克博格(Knickerbocker,1973)基于战后美国187家巨型跨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的分析,发现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追随潮流”效应(Bandwagon Effect),表现为一旦有一个企业向国外市场扩张,同行业的其它企业为了确保国内外的市场地位也竞相向国外扩张。并且集中度越高的行业,追随潮流现象也越明显。尼克博格把这种现象称为“寡占反应”。这种“追随潮流”的行动还表现为不同国家的企业进入彼此的市场或第三国市场。[11]凡尤格勒斯(Reinhilde Veugelers,1995)建立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对外投资中的“追随潮流”现象,并认为只有在对外投资获得的收益大于固守本国市场的收益时,才有动机实施寡占反应对外投资。[12]
史密斯(Smith,1987)[13]用两阶段博弈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所起的策略性作用――进入遏制;格雷厄姆(Graham,1990)[14]用双头垄断模型量化了“交换威胁”型对外直接投资;福斯弗瑞和莫特(Andrea Fosfuri & Massimo Motta,1999)[15]认为后进企业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特定区位知识,而领导者企业倾向于出口以避免自身优势的消散。卞华顿和埃克尔(Bjorvatn and Eckel,2006)则认为尽管技术溢出在当地十分明显,领导企业还是有动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阻止技术落后企业的技术获得型对外直接投资。
9.基于实物期权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因理论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营活动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简言之,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一般都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性、部分或全部投资成本的不可逆性以及项目投资的可延迟性。在基于实物期权的对外直接投资思维中,企业拥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机会可以看成是企业拥有的实物期权,其投资价值应当由两部分组成:项目未来收益的贴现现金流和项目投资机会的期权价值。把实物期权理论具体运用到跨国经营中,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的国际化、跨国经营的灵活性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科格特和库拉蒂拉卡(Kogut and Kulatilaka,1994)认为,由于跨国公司拥有跨国性的商业网络,当环境变化时,跨国公司能够在网络内部提供转移资源、生产以及分销的灵活性,理论上这种转换期权能够提升跨国公司的市场价值且能够规避风险。艾德里安•巴克利和卡伦•特瑟(Adrian Buckley and Kalun Tse,1996)认为,国际投资开始时一般都是小规模的投资,然后再根据收益的大小来决定扩大或者缩减规模,这种根据未来新信息的调整能力可以增进跨国投资的价值。[16]巴克利和卡森(1998)认为,为了适应动态的世界经济,增进跨国公司的运营柔性非常重要,因此可以采用实物期权方法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艾得勒和雷文赛勒(Adner and Levinthal,2004)则认为很难提前识别内嵌在项目中的市场和技术发展机会,这会给实物期权理论的应用带来约束。[17]
第二,比较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科格特(Kogut,1991)首先运用实物期权来分析国际合资模式,并分析了合资企业中的一方收购另一方的情形。[18]卡皮(Capel,1992)认为,当不确定性越高时,企业越愿意选择灵活性的市场进入模式,即使是这种模式的生产成本较高,但可能会有较低的总成本;当存在调整成本时,企业面对不确定性会倾向于“等等再看”,而不是马上转换到其他进入模式。彭宁斯和斯留尾贞(Pennings and Sleuwaegen,2004)计算了由出口转换为在外设立独资子公司、合作经营及许可生产的最优收益水平,认为最佳进入模式依靠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两国的税收差异,当地公司的成本优势、制度需求及合伙人的合作程度决定。[19]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优市场进入时机。相关研究重点考察了企业的延迟期权,他们认为在决策是否进入海外市场以及投资多少之前,有必要“等等再看”以便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里沃利和沙罗尼奥(Rivoli and Salorio,1996)[20]认为,如果跨国公司能够保持长时间的所有权优势,以及投资难以逆转,投资的延迟期权是适意的;否则,由于竞争者的压力,延迟期权的成本会超过其收益。布里托等(JB de Brito,2005)认为跨国公司的收益由母国和东道国的吸引力决定,这些吸引力在各个国家遵循不同的布朗运动,在此框架下推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优临界值,并建议吸引力波动性越高,进入决策越需要推迟进行。[21]
通常利用实物期权方法探讨投资问题的文献都蕴含两个基本假设:投资机会企业独享和产品市场完全竞争。考虑竞争性,在实物期权理论中引入博弈论,就发展为期权博弈理论。西方学者运用期权博弈理论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扩展:扩展了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研究,以及最优进入时机的研究。斯梅特斯(Smets,1991)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题中,将抢先进入博弈模型与实物期权定价方法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双头博弈模型。并在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时机均衡分析中,权衡了延迟投资的期权价值和先行投资的战略价值。[22]弗尔塔(Folta,1998)认为面对内生的不确定性,企业有动机进行阶段性投资,而面对外生的不确定性,企业倾向于延迟投资。李晶和鲁格曼(Jing Li & Alan M. Rugman,2007)则认为进入模式不但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而且还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大小。[23]阿基姆•库克里(Agim Kukeli,2004)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探讨了在需求和竞争对手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时进入海外市场的战略行为。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中观理论
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弗农(Vernon,1966)从美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了比较优势和投资在国际间的移动过程,提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联系的论点。[24]20世纪70年代弗农引入“国际寡占行为”来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将产品周期分为创新寡占、成熟寡占和老化寡占三个阶段。其理论揭示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不断向国外转移已在国内丧失垄断优势的产业,为本国产品进入新一轮创新阶段作准备,从而使产品不断得以创新,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垄断或寡占优势。但该理论关于寻求低廉生产成本地区的观点有悖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2.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1990)基于日本的研究发现,日本几乎所有取得国际性成功的产业,国内竞争都非常激烈,而且在国内市场趋于成熟、饱和之后,出口和对外投资才会增加;在日本不属于强项的产业中,如建筑、农业、造纸等几乎不存在国内竞争,这些产业在国际上也没有竞争优势。根据其竞争优势理论和日本的实证分析,波特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应采取“先内后外”的顺序。
3.比较优势理论
小岛清(Kiyoshi Kojima)以20世纪50年～70年代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将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25]他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的边际产业理论。其理论的启示:并非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进行跨国经营,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寻求比较优势的企业都可以进行跨国经营。
在论述具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时,小岛清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行业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
小泽辉智(Ozawa Terutomo,1992)以日本为例,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顺序:阶段一,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阶段二,开始转向劳动力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三,转向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四,资本密集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和资源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交叉发生阶段。其实,阶段一是利用现成的比较优势阶段,阶段二是边际产业扩张阶段,阶段三是获取新的比较优势阶段,阶段四就是资源整合阶段。[26]
纳楚姆、邓宁和琼斯(L.Nachum,J.H.Dunning,G.G.Jones,200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于本国(以英国为对象)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时,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都很活跃;当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于本国比较劣势的产业中时,跨国公司主要凭借自身强大的所有权优势与国外资源结合,并认为英国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发展日益独立于本国国内的自然资源禀赋。
不同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不仅体现母国的要素优势和劣势,也会影响母国的经济和产业构成,因为优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竞争加强这一优势,而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会利用国外资源优势。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
1.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1986)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解释了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该理论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常为最贫穷国家,其“OIL”三优势欠缺,仅有少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第二阶段,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有所加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逐渐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仍很小,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第三阶段,企业积累了相当程度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加速发展,净对外直接投资仍为负。第四阶段,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净对外直接投资为正且逐渐上升。第五阶段,常为高度发达国家,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不断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急剧增加,净对外直接投资接近于零。
该理论以微观“OIL”范式为基础,又从宏观角度考虑了发展阶段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技术累积效果,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托兰惕诺(1987)根据经验数据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便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出。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该理论认为任何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都是由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产生的。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以及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如果母国拥有某种直接诱发要素优势,他们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母国没有而东道国拥有,那么母国可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对东道国进行投资。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之外的非要素因素,包括母国政府诱发因素、东道国诱发因素和国际性诱发因素。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直接诱发要素起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间接诱发因素起作用。
3.国家利益优先理论
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一般不具有垄断优势。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资源转移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国际收支效应以及市场竞争效应等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从战略的高度和国家利益出发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就是很有必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许多是国有企业,国家的战略性支持就更为必要。
四、结语
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对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述,特别是基于实物期权视角的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因此,在西方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中,微观理论是主流。中观理论和宏观理论则是从产业层次或国家宏观层次分析推动跨国公司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以垄断优势为起点,到国家生产折衷理论成为“集大成者”,但这些理论主要关注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对不确定条件下投资的动态变化关注得不够。即使折衷理论后来用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增强了其动态性,但也无法解释投资过程的变化。
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决策基本上在不同程度上具备四个基本特征:(1)投资是部分或完全不可逆的;(2)来自投资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3)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4)竞争性,即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常常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或局部的竞争优势,但投资机会对于企业而言并不完全具有独占性。因此,基于实物期权的思想,可以把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的各种机会看成是企业拥有的实物期权,从而建立起更为准确也更为合乎逻辑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体系。
[注释]
①本部分内容参考: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
在我国的实证[J].国际经济合作,2004(9):14-17。
②本部分内容参考:鲁明泓.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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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Western FDI Theory
Cao Yongfeng
篇2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论重点
是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投资流向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考察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区位选择问题。
1.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以成本学派和市场学派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不同，运输和通讯费用不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资国选择时成本因素至关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场学派认为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选址的主要因素，产品的销售才是中心问题，因此，关税、自然资源、风险、行政手续都需考虑。
2.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以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海默（S.Hymer，1960）认为企业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拥有特定优势，力图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润。凯夫斯（R.Caves，1974）、约翰逊（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对去进行补充，认为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的，必须通过内部化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国家正是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的投资区位。
真正将区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并明确提出来的学者首推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Dunning，1977）。他认为，区位因素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3.以国际贸易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以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代表。小岛清（Kojima K）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母国属于边际产业，居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却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按照母国的边际产业顺序进行，投向在这些产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
通过比较以上理论，我们发现区位理论以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出发点决定企业的投资地点，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企业的自身优势为出发点，附带推导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在指导沈阳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及流向仍然无法做出合理地解释和说明。
二、国内研究成果及评价
我国学者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从FDI区位选择本身来看，中国理论界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就近基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则”。“就近原则”，也就是考虑到东道国区位和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因素。这一基准的本意是通过对邻近地区的投资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将不再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2.“慢半拍”基准，或称“地区渐进原则”。该基准强调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首先从那些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随着投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扩张，投资区位逐步向发达国家扩展。应当承认，这种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确定区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个仅仅适用于部分产业的区位选择思路，它将中国企业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国际空间内，不利于架构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普遍的区位选择基准。
3.多层次或多元化区位选择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架构一个多元化或多层次的FDI区位格局。可以说，实现FDI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FDI区位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实现投资区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多元化区位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是以合理区位选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合理化区位选择的结果。
篇3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产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区位选择的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1.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率先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由麻省理工学院C・P・金德贝格在70年代对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它是一种阐明当代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具有垄断优势的理论。此理论认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应从“垄断优势”着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以较低成本，在内部转移该优势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论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J・H・Dunning）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年，他在《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折衷理论又进行进一步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的运作有其指导作用，它促使企业领导层形成更全面的决策思想，用整体观念去考察与所有权、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上的失误。
2.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提出了市场学派理论。据克拉维斯（Kravis，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其空间分布。凯夫斯（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成本的影响作用下降，产品的销售才是关键的问题。
3.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安哥多（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但如果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直接投资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篇4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普遍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和高效化三个方面[1]，影响因素主要有需求结构、资源供给结构、科技进步、贸易结构、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周振华把产业结构优化分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2]，提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各产业能力之和的整体能力，它可以用产业之间的关系均衡程度和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程度来表示。张立柱和王新华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三次产业以及产业内部的比例同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产业之间的发展需相协调并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1]。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研究中，国外有代表性的理论是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和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一种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而这种技术能力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结果，同时也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产业分布有关[4]。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本国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向其它国家转移，这样将有利于本国集中力量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5]。国内的理论研究有汪琦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有资源补缺效应、传统产业升级效应、新兴产业成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投资收益效应，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投资国的投入要素、需求结构和资源转换方式等因素把这些效应传导给本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并进而影响本国产业升级的速度和效率[6]。
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中，国外的研究有Blomstrom，Konan和Lipsey认为FDI 流出对日本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7]；Tuan和Ng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调整了香港制造业的结构，直接影响了产业集聚，并通过集聚间接影响了生产力[8]；Barrios，Gorg和Strob通过研究爱尔兰的数据也发现，跨国公司会从母国国内市场上获得一些中间投入品，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和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9]。
国内的实证研究有范欢欢、王相宁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第二产业结构比正相关，与第一、三产业无关[10]。王英、刘思峰根据2003年?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的数据，通过计算灰色关联度的方法，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密切相关，OFDI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1]。冯正强、张雁利用1985年—2009 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出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作用有限，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12]。
四、结论与启示
（1） 上述的实证检验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有正的促进作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是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有效途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各产业的生产效率，使生产效率在各个产业间趋于平等。
（2） 协整关系检验方程中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回归系数比较小，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促进作用还有比较有限，这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发展还比较滞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流量在逐年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也将逐步增大。
（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较小还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有关。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成中，金融业、采矿业和与之有关的交通运输、仓储业占比较大，2010年分别为12.5%、8.3%、8.2%，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源寻求型占比较小。另一方面，在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主要集中在亚洲（占比65.3%），而在欧洲占比只有9.8%，在北美占比仅占3.8%。为了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我国应该更多地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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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江苏省外向型经济显著，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5年的19.87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456亿美元，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中2015年出口额为3386亿美元，进口额是2069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江苏省生产总值的48%。与此同时，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发展，2015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达到103亿美元。但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因素，它们之间联系紧密。因此，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江苏省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于对外贸易有所益助。
二、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有两种比较重要的理论：替代关系理论和互补关系理论。
1.替代关系理论。蒙代尔（R.A.Mundell 1957）利用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得出以下结论：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厂商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安排自己的生产，从而使得对外投资处于最佳的效益或者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之上，这样能够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完全替代。按照蒙代尔的逻辑：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商品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即限制资本流动可以促进贸易，增加贸易障碍可以刺激资本流动。
弗农（R.Vemon）于1966年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3个连续的时期：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这三个阶段产品的要素密集型会发生变化，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地点也会变化，各生产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也会发生变化。第一阶段：创新阶段的产品往往是知识密集型产品，技术创新国是生产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出口国；第二阶段：技术逐渐稳定，市场上开始出现仿制者和竞争者，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增大，为了降低成本，创新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生替代效应。第三阶段：生产过程和机器设备都标准化，产品由技术密集型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创新国完全成为该种产品的进口国。
2.互补关系理论。日本学者小岛清（Kojima，1977）在其代表作《ν庵苯油蹲事邸芬皇橹刑岢隽硕酝庵苯油蹲世砺郏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能过扩大本国比较优势的幅度，带动相关的产品出口，并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就业，加速技术的创新，从而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两者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Markuson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也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二）文献综述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国内学者张应武（2007）运用2000～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资料，使用引力模型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魏刚（2009）根据我国1983 ～2007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因果关系，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显著的拉动作用。李良新（2011）运用湖南省1985～2005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表明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的原因，而对外贸易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胡兵（2015）根据我国2005～20014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稳健的促进效应，认为随着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可能会与出口存在替代效应。
国外学者Wakelin（1998）对1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Lipsey（2000）对美国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随时间越来越强。Head（2001）运用日本的数据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与投资的方式有有关。以垂直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互补；以水平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两者关系是替代的。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整个国家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省份分地区研究的比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故选取江苏对外直接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江苏省进口额、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用符号OFDI表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用符号IM表示江苏省进口额，用符号EX表示江苏省出口额。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1996～2015年的年度数据。数据都来自于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其中，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选取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中方协议投资额来表示。江苏省进口额和出口额均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总额。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数据都取对数Ln。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由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会出现伪回归问题，所以本文首先对上述序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ADF检验结果
■
注：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类型（c，t，1）中的c代表有截距项、t表示时间趋势、1表示滞后1阶。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上述时间序列的原序列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继续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检验
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序列。若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就是协整关系。本文采用检验多变量协整关系的Johanse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
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都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至多有1个协整方程、至多有2个协整这三个原假设，说明方程至少存在三个协整方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变量OFDI、IM、EX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三）最小二乘估计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所以回归结果有可性度，用O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回归结果
■
根据回归结果，R2=0.934672，表明模型有很高的拟合优度。每个变量的参数T统计量的P值都小于一般显著水平0.05，说明各解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显著。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OFDI=-18.98-4.03IM+5.77EX
从模型结果看，江苏省进口总额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二者存在替代效应，江苏省进口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4.03个百分点；江苏省出口总额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两者存在互补效应，江苏省进口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5.77个百分点。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格兰杰检验结果
■
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IM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EX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说明江苏省出口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江苏省进口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OFDI不是IM的Granger原因、EX不是IM的Granger原因，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江苏省出口额、进口额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江苏省出口额、进口额都是引起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江苏省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外贸大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贸易顺差，为对外直接投资积蓄了动力，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发展。
第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江苏省进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4.03个百分点。
第三，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江苏省出口的增加会带来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表明江苏作为外贸大省，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将出口收益用于对外投资，逐步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因此，江苏省在促进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激发江苏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促进作用，促进企业走出去。
第四，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江苏省进出口影响不明显。这可能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总体比较小有关，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2015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约103亿美元，而江苏省2015年的出口额为3386亿美元，进口额是2069亿美元，从数据可知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故对进出口的影响不大。江苏省政府需要正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结论是依据特定的样本数据得到的。如果改变样本的数量或者样本涵盖的时问，则上述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江苏省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也要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篇6
1 引 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在20世纪中期后得到了快速发展，研究表明中国的两者不仅存在替代关系，还存在互补和促进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都迅猛发展，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进口第二大国、出口第一大国，对外直接投资30多年来增长近1500倍。基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促进的理论发展和中国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本文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2 文献综述
传统研究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置于不同分析框架下，使两者研究长期处于隔离状态。自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开始将二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并寻求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传统研究如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都认为自由国际贸易排斥国际直接投资。在严格的前提假设下，贸易是一国最明智的选择，不考虑对外直接投资。蒙代尔最先提出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即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流动。约翰生进一步分析了禁止贸易引致投资时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Beldelbos（1998）的研究支持了蒙代尔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东道国进口贸易。
然而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贸易和投资都是商品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结果，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更多人开始研究投资促进贸易的理论。小岛清（1973）提出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促进关系。马库森（1983）和斯文森（1984）也证明商品贸易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将相互促进，在一定条件下互补。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内地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项本武（2005）基于2000—2001年中国对49个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性的，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向东道国的出口，而抑制了从东道国的进口。党远鸿（2009）选取了联合国经贸会议和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分别研究，发现数据选取会影响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关系。卓凤莉（2012）通过建立耦合性关系模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两者关系为相互补充，而发展中国家的两者关系常表现为相互替代。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无论从规模还是效益仍处于初级阶段，且不同数据库得到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对实证分析结果产生了影响。本文将从数据跨度和数据来源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挖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提出建议。
3 中国外贸与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3.1 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在1982—2011年都得到迅猛发展。在进口量方面，中国平均每年保持17.78%的增长，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口量明显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在出口量方面，中国平均每年保持17.2%的增长，同样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量明显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在出口目的地区方面，本文选取了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五个地区进行分析，其中欧盟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合作伙伴。如图4所示，自2007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超过对美国出口额之后，欧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合作伙伴，2011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达到了3560亿美元。而中国香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也重要突出，2011年也达到了2680.25亿美元。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迅猛发展，凸显出贸易大国的地位。这既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关，也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另外，需要指出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商品结构相比偏低，出口仍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进口则以高科技产品为主。而且，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压力下，中国出口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对我国大量以价格优势进军国际市场的加工型产品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导致出口减少。
3.2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内企业也不断走出国门，进行对外投资。图5中，1982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当年流量）为0.44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了688.11亿美元，2011年稍有下降，为651.17亿美元，较1982年增长了将近1500倍。21世纪以前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增幅缓慢，21世纪以来，随着国力提升，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中国的对外投资额显著上升。
而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地区分析，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较大的几个地区分别为欧盟、东盟、澳大利亚、美国和俄罗斯，其中中国在欧盟直接投资额达到75.61亿美元，在东盟直接投资达到59.05亿美元。可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未体现向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聚集的现象，而是根据中国跨国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选择适宜的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总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波动性大，缺乏持续性；投资方式属于典型的国家推动式。在中国宏观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相信中国在未来数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投资东道国的选择面临进一步扩大和在国际直接投资各国的比较中地位进一步上升等目标。
4 实证检验
为了分析中国1982—2011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中国年度进口量、年度出口量、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进行因果检验。
4.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对外贸易数据选取1982—2011年的出口额（Export）和进口额（Import）年度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FDI）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sFDI）数据选取1982—2011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公布的数据。利用STATA 12.0处理数据。
从表6可以得出，在滞后1、2、3期，都接受“出口额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原因”的原假设，说明出口额的增加不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而在滞后1、2、3期，都接受“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不是进口增长原因”的原假设，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不会促进进口额的增加。结果表明，进口额增加与对外投存量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将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中国进口贸易额的增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1982—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状况以及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已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大国。但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冲击非常大，为保证中国对外贸易的稳健发展，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构建将显得非常重要。另外，欧盟和美国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合作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水平受此两个国家（地区）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中美汇率战和西班牙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等事件频繁发生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贸易政策将对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2）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发展迅猛，2011年对外投资流量达到了651.17亿美元，存量达到了2984.11亿美元，较1982年的水平增长将近1500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
（3）根据实证检验结果，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将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中国进口贸易的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中国在进行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扩大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将外汇储备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之中，促进了“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5.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且国际贸易地位不断突显的背景下，可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结合中国加入WTO的相关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总的方向是要贸易自由化。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而进口贸易将得到正面影响，中国政府应维持人民币的合理升值，同时应让升值幅度在中国出口贸易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另外，中国目前的出口贸易主要依靠价格优势进军国际市场，受市场需求影响相对较大，中国政府应致力营造良好的双边与多边贸易环境，保障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济利益。
（2）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不断地发展。中国政府一方面应该通过与东道国签订双边贸易投资保护协议和其他相关的保护协议，保障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资本安全；另一方面应该引导相关产业的“走出去”，进行鼓励和扶持政策，培育在国际范围内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3）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保护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激发中国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促进作用，在出口赚取外汇后，可将外汇转换为信贷资金等形式促进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资金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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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F206；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3-0030-04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quantile gravity model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 of import trade effect and influence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mport of energy from China to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ubstitutional effect betwee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mport of energy among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stimulative effect of per capita income level on import of energy present a “U” shape；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will weaken the influence on cost of distance.
Key words： OFDI； energy import； trade effect；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不同国家（地区）的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的动因具有多样性，并表现出不同投资特征和效应[1]。根据对外投资发展周期五阶段理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较高的国家由于国内资本充沛，倾向于较大规模地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正值且呈扩大趋势；而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较低的国家则为了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倾向于较大规模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较小或为负值。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投资额不断增加，利用外资规模同时加大，虽然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净额呈现负值趋势，但投资与贸易关系日趋紧密。
随着“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展开对接，中国对中亚区域的能源投资贸易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亚区域①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加强产能合作、扩大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因此，厘清中国对中亚区域的能源投资的增加与能源进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对发挥双边能源领域合作的潜能，扩大“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空间，促进中国的能源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在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关系时，主要包括：一类基于传统投资与贸易理论模型的规范分析，一类是基于数理模型的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方面，Mundell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假设在两个具有相同的一次齐次生产函数的国家，以及两个不同要素密集度（且仅有两种要素）产品的H-O理框架，结果发现投资和出口贸易是相互替代关系[2]。Kojima对比研究了“日本式投资”和“美国式投资”的异同，结果表明美国对外投资的动因更多是市场导向型（对外投资行业在美国国内具有比较优势），而日本对外投资按“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带来贸易量的增加，因此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关系[3]。随后，部分学者将OFDI区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并分别探讨不同的OFDI方式对贸易的影响。Markusen和Venables提出，由于节省贸易成本，企业海外扩张、复制相同的工厂所引致的水平型OFDI会出现替代性[4]；此外，一些学者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存在替代还是互补关系与其他因素有关，例如国际化程度、投资动机、贸易与非贸易要素合作与否等，因此，陈立敏认为二者存在权变关系[5]。
在实证分析方面，将研究结论分为三类：支持替代性研究，如Holtbrügge和Kreppel[6]；支持互补性研究，如Grubert和Mutti运用双边贸易数据分析，结果发现美国的OFDI既促进了出口，又促进了进口[7]；替代性与互补性同时存在的研究，如Amiti等认为OFDI和贸易之间并没有固定关系，如果两国禀赋和规模相当，发生水平型OFDI就会出现替代性；但如果跨国公司发生内部贸易造成垂直型OFDI，就会出现互补性[8]。
中国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FDI）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其着重关注中国作为东道国，利用外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主要表现在：一是引进西方学者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研究的理论成果；二是定性讨论不同国家间贸易与投资的现状与关系；三是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间贸易投资自由化对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应当注意到，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中国作为东道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产生的影响，但以中国作为母国，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则鲜有涉及。换言之，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不断上升，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何种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部分学者如王胜等、乔晶对中国OFDI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且大多数研究结论支持中国OFDI与贸易之间为互补关系，OFDI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具有正向拉动作用[9，10]。
（1）人均GDP性系数所有分位点均为正值。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随着条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变化时（分位数增加），人均GDP弹性系数为正，且人均GDP对能源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先降后升，呈“U”型特征。这表明，当地理距离、劳动力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不变时，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的能源进口量增加在低分位和高分位处受人均GDP影响较大，也即人均GDP在条件分位点（0.2和0.8）的两端对能源进口量增加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
（2）地理距离系数在多处分位点为负值。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随着条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变化时（分位数增加），地理距离对能源进口的负面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当人均GDP、劳动力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不变时，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的能源进口量增加在高分位处受地理距离影响最小，也即地理距离在低条件分位点（0.2）对能源进口量增加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地理距离系数对能源进口的影响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而降低。
（3）劳动力系数在所有分位点处均为正值。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随着条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变化时（分位数增加），劳动力系数均为正值，且劳动力规模对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能源进口增加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当人均GDP、地理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不变时，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的能源进口量增加在高分位处受劳动力规模影响最小，即劳动力规模在高条件分位点（0.8）对能源进口量增加的促进作用影响最小，劳动力系数对能源进口的影响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而降低。
（4）对外直接投资系数在所有分位点均为负值。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随着条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变化时（分位数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系数均为负值，且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能源进口增加的负面影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当人均GDP、地理距离和劳动力规模不变时，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的能源进口量的增加在高分位处受对外直接投资负面影响最大，即对外直接投资在高条件分位点（0.8）对能源进口量增加的负面作用最大，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进口的负面影响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而提高。
中国在中亚区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周期一般较长，如2008年中石油联合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公司、哈萨克斯坦油气公司投资1430亿人民币建设的中亚天然气管道，目前仅有A线（2009年12月）、B线（2010年10月），以及C线（2014年6月）正式运营，而D线预计2016年才能建成通气。此外，2004年中国投资10亿美元的中哈原油管道，2009年才全线正式运营。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对中亚区域国家OFDI与能源进口的关系以及影响OFDI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
第一，人均GDP对能源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先降后升，呈“U”型特征。这表明早期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不断扩大生产，导致东道国的能源供给与投资国的能源需求双向增加。但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节能减排和资源保护意识开始加强，人们开始控制能源的开采量和消耗量，从而减少对能源进口的需求。此后，中国与中亚国家进入工业时代，大生产、大消费导致中国能源进口需求重新增加，同时能源进口结构也从初级产品向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半制成品过渡。
第二，地理距离对能源进口的负面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早期地理距离对能源进口的阻碍较大，但随着“一带一路”投资贸易便利化的推进，中国与中亚区域国家在物流运输领域的合作，运输越来越快捷、便利，物流成本降低，地理距离对能源进口贸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距离可能不再是贸易的阻碍，高效的运输甚至可能“缩短”地理距离，并促进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的能源进口。
第三，劳动力规模对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能源进口增加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中国能源进口量的增加促进了东道国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张，技术进步与溢出效应将弱化并替代劳动力的规模效应。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进口贸易的影响为负。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进口的负面影响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而提高。根据Kojima[3]的理论，中国对中亚区域国家OFDI与能源进口的关系为替代关系，即中国对中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减少了中国从中亚国家能源进口的数量。但这与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能源进口数量不断增加的事实明显相悖，对此现象可能的解释为：一是中国对中亚区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可能不是资源导向型，而是市场寻求型或追求高额利润型；二是中国企业对中亚区域国家的投资是旨在利用要素回报率的差异，获取生产重新定位的收益[17]；三是可能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投产之间存在时滞①，中国对中亚区域国家的对外投资目前还未完全转化为相应的生产规模并带动其向中国的出口，在回归估计时可能表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与能源进口为负向关系。
未来，本文后续研究可考虑基于不同的行业，选取精准的微观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关系并进行横向对比，以揭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和真实的效应，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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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987-199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潘文卿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表明外资还未产生正溢出效应，甚至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理论方面发展并不完善，英国经济学家拉奥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Kogut 和 Chang 运用实证分析，得出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美国的技术的结论。赵伟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引起的要素生产率变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刘凯敏、朱钟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TF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技术进步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虽然很对学者都对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进行了研究，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于我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也很少同时研究IFDI与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根据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可以将创新看做一种生产函数，因而可将创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创新能力，K表示R&D的资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员投入，A表示影响创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因而设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
（二）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1、平稳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模型估计前要先进性平稳性分析。本文采用单位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阶单整的。
2、模型估计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估计发现lnOFDI不显著，将其去掉后，结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检验值 （9.4778） （4.3182）（13.9139）
调整R2=0.995788
3、协整检验
经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原模型的残差项平稳，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二：回归方程（1）的残差序列的ADF检验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分析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确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还无法确定时间序列数据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确定其因果关系。
表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R&D经费投入、R&D研究人员人数以及IFDI都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通过本文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一国创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篇9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各国对外贸易与FDI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有二个:一是以Mundell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二是以小岛清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在实证研究方面则主要有:Nakamura和MaryAmiti的研究表明两者呈互补关系;Eaton和Tamura、Goldberg和Klein对日本的检验证明FDI对进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二、实证分析
由于湖北省对外贸易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整，样本设定在1986年～2006年之间。本文选取湖北省统计年鉴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衡量外商对湖北省直接投资，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由于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为止累积的湖北省内外商直接投资总和（AFDI）。同时经济增长迅速对其影响也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湖北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衡量湖北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1.数据处理。单位根检验模型建立在正态分布假设上的，但检验却发现变量不显著具有正态性，所以取各数据的自然对数，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I。可以证明变换后的数据均满足正态分布。
2.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在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每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因为当数据非平稳时，有可能存在伪回归,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对序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进行ADF检验，发现以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ln EX、ln IM都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而lnFDI则为二阶单整。可见,序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I并不都是平稳的。
3.协整检验。对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进口、出口额运用OLS法，同时考虑考察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根据DW值与t值，用后向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的变量，得出估计模型如下：
(1)
t:(15.35790) (4.452752) (3.204279) (-5.100194) (7.572159)
Adjust R2=0.968223 F-statistic=130.4936 D.W.=2.351472
(2)
t:(23.66483) (4.368699) (-5.775317) (8.443606)
Adjust R2=0.93778 F-statistic=86.4066 D.W.=1.72673
此时，对两个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它们是平稳的置信度为95%，可以认为模型变量间有协整关系。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额、进总额的作用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都是平稳的，由协整定理可知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4.误差修正模型。上述模型描述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因此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将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
(3)
t:(-2.99871) (3.90033) (-5.49269) (5.18711) (-7.48029)(-4.15686)
Adjust R2=0.865637 F-statistic=21.61615 D.W.=1.846710
(4)
t:(-2.96907) (3.99931) (-2.60799) (-4.46029)
Adjust R2=0.55277 F-statistic=7.59195 D.W.=1.97099
由参数的t检验可知，滞后残差项的系数都显著不为0，说明模型的动态调整具有稳定性。协整关系对EX和IM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弹性系数为-1.3559和-1.42937。
三、结论
FDI、GDP与进出口贸易额IM，EX之间存在稳定显著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能够促进本国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然而AFD的反向作用提示我们,在长期过程中,若保持现有的贸易模式和结构不变,当外资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国际贸易额将不再增加,甚至有可能减少。因为随着外商从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同时,由于生产和销售本地化的实现，进口额将大大减少。
“中部崛起”，最关键的是实现经济的崛起，因此发展外贸易事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追求FDI额增加的同时，不能忽视了我们在外贸易模式和结构上存在的问题；要积极制定各种相关政策，提高政府部门办事效率，完善服务体系吸引外资；同时大力推动本土企业的技术化，创新化进程，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实现湖北省在经济上的腾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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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研究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方向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东道国劳工标准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机制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多数研究学者的观点认为，较低的劳工标准往往意味着较低的劳动力使用成本，包括工资在内的直接成本和其他权益方面的管理成本。较低的成本能够提高投资者的盈利能力并降低获利风险，从而刺激跨国资本的进入（David，200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会受到劳工标准的影响，劳工标准的作用对象是劳动力，它对企业的影响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劳动力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生产要素，其价格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影响跨国资本的投资回报。但同时劳工标准又不仅仅是体现在工资方面，还包括劳工的权利保护，如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少的歧视和更多的谈判权等方面。较高的劳工标准意味着较高的工资水平和企业运营成本，这增加了企业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好的劳工市场制度体现了一国积极保护劳工权益，这对企业及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都有正向溢出（Alan B.Krueger，1996），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首先，较高的劳工标准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促进一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如较低程度的性别歧视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经济效率（Klasen，1999）。劳工享有更多的谈判权则会提升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这些都与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相对于低劳工标准，高劳工标准给社会经济的稳定提供了条件，因而增加包括跨国投资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高劳工标准也会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饶恩奎，2006）。其次，较高的劳工标准能更明确地界定东道国的劳动产权关系（Cassella，1996）。劳动产权让人们有了激励去将正外部性的作用扩大化，主要手段是内在化正外部性。比如一个企业在雇佣奴隶时就没有给付他们预期的工资，但如果允许谈判，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产权得到明确后，这种低效率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这其中的谈判权就是劳动产权的体现。最后，针对高劳工标准体现的是一个企业良好社会责任这一点上，Freeman（1994）根据消费者理论认为，消费者同样看重产品的制造过程，他们愿意为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生产的产品支付更多。
2、实证研究综述
经合组织（OECD，1996）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国跨国资本的流入与劳工权利之间存在相关性。大多数文献的研究观点认为东道国劳工标准高低与FDI呈负相关。Radulescu和Robson（2006）对FDI进行了实例研究，提出企业吸引国际资本受到了本国较高工会密度的阻碍。Rodrik（1996）认为对外投资更倾向于流入劳工标准偏低的国家，经济条件越开放劳工标准越低。Silberman（1992）分析认为低劳工标准国家是国外投资的天堂，国际投资更倾向于流入工会力量较弱的国家。Leahy和Montagna（2002）研究了一些非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吸引直接投资方面的政策法规发现，这些国家有降低劳工标准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激励。Friedman，Gerlowski和Mario（2005）发现那些对解雇限制不严格、集体谈判水平较低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美国跨国公司的青睐。Javorcik和Spatareanu（2004）使用微观层面的数据发现：在欧洲东部的一些厂，劳工标准不高，在给予工人的待遇、工作条件较低，这吸引很多当地的投资者。Berik，Rodgers和Zveglich（2004）研究指出在东方比如南韩和中国台湾在争夺外资的过程中，劳工权利越不高的会越有优势。但也有相反的结论出现，那就是外资的直接留受两方面影响，一是集体谈判水平增强，解雇制度严格。Van Beers（1998）发现严格的劳工标准会导致由熟练工人生产的产品和资本密集性物品出口的下降。Cooke和Noble（1996）研究指出有更多国际劳工公约的国家更加吸引北美的投资。OECD（1996）的研究表明，从长远看高劳工标准可以提高一国的竞争力和效率。总之，东道国是降低还是提升本国的劳工标准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一个短期或是长期的选择问题。王晓荣（2006）研究指出对外直接投资还是需要设立更高的劳工标准的，前提是其他相关方面的情况不变，这无论是在欠发达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样本中都是成立的。
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多，现有的研究大都是关于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方面的政策建议。如张克宁（1995）认为欠发达国家要重视国际劳工标准，从而使自己的利益不致受损。许国庆、邵宏华和夏申（1996）从经济学的角度更好的分析了其中的缘由，总结规范了一些关于劳工标准正反两方的观点。九六年新加坡会议召开以来，我国有更多学者进入劳工标准研究的圈子，西雅图会议后更是出现了一股研究热潮。扬体仁在2001年的研究中指出，关于劳工标准要持多方面的角度观察，除了经济性还要考虑政治性。朱延君（2003）在应对发达国家的压力方面给出了更加详细的政策建议。安增科、张新国和张霞（2007）研究指出，劳工标准问题并不是一时的问题，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和欠缺发达国家经济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
理论上，低劳工标准会触发一国的政治社会稳定风险，低劳工标准也会抑制当地的人力资本成长进而削弱经济增长潜力，这些都会负面影响跨国资本的进入。David（2002）认为相对于低劳工标准，高劳工标准给政治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条件，因而增加包括跨国投资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高劳工标准也会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针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也发现，美国的海外投资没有受到东道国低劳工标准的吸引，反而更多地流向批准了更多国际劳工公约的国家（Cooke和Noble，1996）。另外许多研究还发现，东道国劳工标准对跨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Raynauld（1999）分别对20个高劳工标准国家和145个低标准国家的1970―1993年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劳工标准对出口市场份额、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都没有显著影响。（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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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贸易密切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却刚刚发展起来。虽然自提出“走出去”的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有了长足发展，但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符。
在本文的讨论中，主要关注东道国的拉动因素。市场拉动因素可能是特定东道经济体FDI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而言，母国生产成本的提高可能是潜在的主要推动因素。此外，如果邻近国家没有合适的要素，近似程度将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并使得FDI停留在这一区域。除了要素成本以外，跨国公司也因为其他资源而向东道国投资；这些资源指的是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种潜在的要素投入。
二、文献综述
K.C.Fung（2005）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在各自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才远远超过对其他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 DURAIRAJ和K.Sham Bhat（2007）认为，印度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单向关系，即出口将会促进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
在对转型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研究中，Andreff（2002）研究转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其结论表明，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市场规模是FDI流出的主要决定因素，母国的产业结构也有影响，技术不是一个强烈的决定因素，汇率的短期波动无影响。Filippaios和Papanastassiou（2008）通过对1982～2002年美国对欧盟核心国和欧盟国的直接投资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认为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以及中间产品的成本都是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Buckley和Dunning（1976）通过对美国对英国直接投资产业的研究认为，美国在直接投资方式和许可证及出口方式之间受到英国市场规模、经济增长潜力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因此，作者建议美国企业在对英国直接投资时应当首先根据自己的战略横向比较各产业间规模、增长潜力和工资水平。Sleuwaegen和Pennings（2006）认为，东道国的工资和市场发展潜力是影响FDI选择最重要的因素，而政策方面的优惠只是决定在东道国的哪个区域投资，并不会影响FDI在该国的投资。
三、模型与变量
模型的设定涉及变量的选择与回归模型的构建。根据上节的文献回顾，并参考相关研究所使用的模型，本研究使用的模型构建如下：ODI=?茁＋?茁GDP＋?茁DJC+?茁CK，其中，ODI为t期中国对i国直接投资年流量；GDP为t期i国的GDP；CK为t期中国对i国的出口年流量；DJC为t期i国的进出口年流量。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使用如下解释变量：东道国GDP（GDP）、从中国到东道国的出口（CK）、该东道国的进出口（DJC），这些变量代表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定国家的宏观经济因素。相关数据全部来自2005～2007年的统计年鉴和联合国统计局数据库。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系列横截面数据，并且所有因素可以被认为是外生性的，因此标准的Panel data估计方法是合适的。
四、结果与分析
表1表示的是运用模型以横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WLS）得到回归结果。（表1）
五、结果分析
与预期一致，GDP的斜率系数高度显著，但这一系数值为-18.32246。计量结果表明，在我们的样本中，东道国GDP每增加1%，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却减少18.3%。在前文文献综述中已经指出大多数的研究均表明东道国市场是母国对其FDI的一个正的显著因素。本研究得到的中国FDI对东道国GDP的一个显著的负弹性系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所用东道国样本中，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并非市场导向型的，而更可能是出口导向型的，同时表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可能是垂直型而非水平型，如果可以得到公司层面数据，因此，就能证实这一解释。
研究表明，对东道国的出口是中国FDI的一个正的显著的决定因素。斜率系数85.9，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导致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增加85.9个百分点，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在国家水平，从母国到东道国的出口对母国到东道国的FDI流动是正的效应。本研究所表明的FDI与出口之间的显著相关表明，先前的出口所积累的东道国市场的知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东道国的贸易额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影响是显著的，但系数却是-7.1，表示东道国的贸易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就减少7.1个百分点。这就证明了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的是市场寻求型，企业更关注的是当地市场。我国目前的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所以我国企业目前还没有动力寻找更低廉的生产成本。但是，我国大多数市场的竞争却是越来越激烈，企业感到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寻求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成为我国企业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篇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20-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新特征促进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创新，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其中以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最具代表性。而且纵观近几年的文献，不难看出，FDI的研究注重利用案例和经验数据对原有理论验证、补充和修正，并推动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下面将从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分类综述。
一、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
Vernon提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近两年来由Bartlett and Ghoshal(1998)将其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当地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新的三位一体弥补了Vernon的理论缺陷，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因素结合起来。Scott Liu(1998)对内部化理论进行检验和补充。指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含有信息量， 一是因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导致新的知识进入市场，影响其在外部市场的经营；二是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决策时，含有对未来收益状况的预期。Dunning(1988)在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该理论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一国的吸引外资能力和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结合在一起的。Dunning认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国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发展过程，并且指出，一国的海外投资地位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比关系，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步提高，一国将从净资产流入国转变净投资流出国。Barry等(2003)利用爱尔兰的数据对Dunning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进行了验证，结论支持了投资发展水平理论的假设。
二、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美国经济学家Wells(1983)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这种市场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其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这种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英国学者Cantwell and Tolentino(199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用以解释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随之变化，并且可以预测。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亚在1986―1990年企业的FDI行为，发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企业进行FDI。一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即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二是为了提高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即通过投资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Shapiro等(2003)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分析基础，对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独特所有权优势来源，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强过西方跨国公司。这也解释了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Homin Chen 和Tain-Jy Chen(1998)通过对中国台湾企业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业更热衷于外部网络联系，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弥补中小型企业进行FDI时缺乏内部化资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从信息和知识获得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网络联系和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非传统等级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另外， 中小型企业固有的优势使其更富有创造性， 更容易接近顾客， 更快面对新技术以及顾客特殊需要， 在整个公司内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内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香港小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行为和模式，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各种因素与企业直接投资动因关系。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1985―1995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因此，在高新技术产品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对FDI的吸引力较弱，区位优势不强，这一结论既为判断高新技术行业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据，又同时指出FDI的诱发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间5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Foster(2003)通过对土耳其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工业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高通胀率及腐败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Alderson(2004)分析了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政府的社会民主控制程度、罢工强度和工会密度对一个国家向外投资流量的大小具有积极的影响。
国际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Johanson & Vahlne(1977)对瑞典公司国际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在发展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而不断增进：渗透水平模式和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先通过人的方式出口商品进行他们的国际化，下一步是建立一个销售分支，最终建立起一个制造分支。区位选择即指投资从与本国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以及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化程度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然后依次向外扩散。Porter(1990)在系统总结John Stopford和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战略管理理论，其理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发展机制问题，从而大大激发了对有关理论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定义、组织结构、战略活动等的重新认识，显示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Krugman (1991)、Dunning(1995)、Dermot Pavelin(2001)等从理论上研究了聚集效应的影响。Kogut 和Chang(1996)等利用国别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Lipsey(2000)对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向与产业结构做了研究， 分析具体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由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一种非OLI 范式的FDI宏观动态模式， 它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 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Coughlin & 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FDI 的区域差异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归检验模型。采用虚拟变量法，Coughlin & Sebev 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如同经济实力、人均生产率这类指标一样显著地决定着FDI的流向与规模。Lamb和Liesch(2002)选取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小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市场投入、市场知识和市场参与三者之间的单向顺序关系存在问题，这三个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双向网络化的关系，因此，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一个成长与学习的动态过程。Li(2004)在将经验学习、系统计划模型和权变观点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国际化过程的复合模型。
三、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是广泛的，不仅对东道国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母国也同样如此。
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 指出商品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合作”与“非合作”的关系。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 因此大量的内部贸易行为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会产生，从而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 当目标市场处于贸易保护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Swenson(1997)对日本汽车企业研究发现：在美国投资生产汽车，却从本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Dinopoulos 等(1986、1989、1991)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的角度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 揭示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 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
与技术的关系。Nediri (1991)、Imbriani & Reganat(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 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 (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观点：为了获取外部的技术成果，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说明了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溢出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东道国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证实了如果东道国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储量)，则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Rozeue(2000)则通过考察流入我国农业部门的外资与农业技术变化间的关系来验证引入外资是否可视为一种生产技术方式的进口。Tain-Jy Chen，Homin Chen & Ying-Hua Ku(2004)按照以扩展东道国的企业特有优势为目的的“扩展型”FDI和寻求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类标准，研究了流入我国台湾的FDI是否增强或削弱了台湾当地企业的竞争能力。
从以上的综述中不难看出，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这两类群体将成为关注的对象。同时，对跨国公司FDI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FDI因素会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实践不止，理论之树常青，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会不断被完善和突破，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也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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