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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分析中，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但实际上两者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衡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国民收入（NI）等。经济增长方式实质是指依赖什么要素，凭借什么手段并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振兴。现代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增长的方式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和集约型经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包含结构（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收入分配、经济效益、城市化程度、环境保护、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强调经济增长，同时要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生产技术，完善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它的内涵不仅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德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而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转变：一是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二是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并举转变。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大相径庭，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应该突出经济领域中的“数量”变化，更应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其鲜明特征是：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可持续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
2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别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不能视为同一概念，但是经济发展显然包含了经济增长，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疑也要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总结起来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第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经济发展的方式，但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方式侧重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质量的提高，二者共同构成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第二，经济发展方式包含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也讲求经济质量增长，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就是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三，二者相互促进，又快、又好、又省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又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持续，更有效。总而言之，经济增长只是手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所以经济发展才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经济发展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就无所谓经济发展。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与高发展，同时取得了举世瞩目和令国人振奋的光辉成就。但高速增长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各种问题，并且这次些问题十分明显和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举出桑，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次提出的目标更强调人均理念。从总量翻两番变为人均翻两番，既考虑了人口增长的因素，是一个更高标准的小康；又增加了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要求，这比实现小康难度更大。所以，十七大报告更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同时也是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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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滥觞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分别从工业革命和1790～1840年美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结论。
从国家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是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不能确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发展中经济，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他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抑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深化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与Levine（1993）在1993年，设计了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和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他们发现，不仅同期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是正相关，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发展指标和随后1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他们断言，金融并非是仅仅跟在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导致了经济增长[2]。Rioja和Valev（2004）对74个国家1966～1995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确定；在中级阶段，对经济增长又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级阶段，其虽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级阶段作用要小。
一些学者从行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放松管制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跳跃，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ajan与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另一些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过对48个国家1980～1995年大量数据进行了跨国分析，发现市场与银行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难以确定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哪一种金融体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术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其结果依然与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金融机构。早期应当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后期应当关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这些理论纷繁复杂，但其结论无外乎为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这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却是其障碍。其原因是金融泡沫与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是需求遵从论（demand—following），即认为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促使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四是供给主导论（supply—leading），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可以是需求遵从也可以是供给主导。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上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更为符合新兴的经济转型国家。虽然这种理论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但是没有考虑一国具体实际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一国的实践，还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加以调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国转轨经济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对需求遵从、供给主导进行了总结，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双向关系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发展早期，金融部门的扩张通过金融机构的产生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至于“供给主导”的观点一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部门则处于“需求遵从”的地位，即经济增长诱导金融发展。
金融部门在生产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部门的生产进行融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需要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市场获得，且不论这种需求的满足是金融市场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区分的概念是金融的发展仅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包含了质的提高。若指前者，则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发展”；但若是指后者，显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长都是金融发展，帕克里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促进往往反映为量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表现为质的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区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显，往往是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质的提高。可以这样解释：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在资金来源的潜力都被挖掘几近殆尽时，其量的扩充没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求其内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质的提高。因此，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质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较低，往往处于金融量的扩张阶段，而发达国家其量的扩张潜力有限，很多时候表现是金融质的提高。因此，无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仅仅认为是供给主导了经济增长的观点忽视了只有实际需求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当没有实际的需求时，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给，只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供给主导发挥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满足（这种需求可以是“潜在需求”，即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本可以满足而现实未满足的需求）的条件下，这个结论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在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会使融资更有效率。资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部门对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仅仅是会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证进行检验。下面以中国来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三、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案的设计
1.实证目的。实证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需要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就无法去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检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其次是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检验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2.数据和变量选取。变量选取采用了两个指标麦金农指标：M2/GDP，来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标：FIR，即金融相关程度指标，FIR=（M2+L+S）/GDP，其中L为各种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及股票市值等）[5]。
检验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部分来自其他论文及网站。原始数据。
3.实证方法。考虑到实证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如果数据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因果检验；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后进行协整检验，再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本文分析借助与EVIEWS76.0完成。
（二）实证分析过程
1.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GDP、M2/GDP、FIR的波动都比较大，分别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对有关变量取对数，一方面可以减轻波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若数据是平稳的，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以确定因果关系；若数据不平稳，此时可以对数据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检验差分项是否平稳，若协整阶数一致，则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谓的协整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通过ADF检验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项DLGDP，DLM2/GDP，DLFIR却是平稳的。因此，对三个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Johanson极大似然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来测定协整关系。相比较E-G两步法，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的误差更小，并且可以测定两个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这里选取带截距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选择滞后阶数为2，得到实验所需的模型。
当滞后阶数选择2时，由检验可知不存在单位根，所以VAR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没有一个、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至少有两个协整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检验。由Jonhanson检验可以知道，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可以对他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上述VAR模型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DLGDP与DLFIR存在单项因果关系，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得到结论，DLGDP与DLFIR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M2/GDP与GDP成反比，这与谈儒勇[7]（1999），曹啸，吴军（2002）的结论相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货币当局逆风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从量而非质的角度来说明，并且无法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发展。未考虑通胀因素。在选取指标时，存量指标未剔除通胀。事实上[8]，在把通胀作为一个变量考虑时，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增长[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5]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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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否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二是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开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效应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此，我们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和永续存盘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我们继而深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强调金融中介的资金动员职能，认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继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后经过Gurley和Shaw（1955）对Schumpeter思想的发展、Patrick（1966）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的提出，金融发展理论渐成雏形。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结构主义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则首先应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计量工具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论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假定被逐渐放松，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渠道被加以细致分析。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风险识别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对金融发展配置资源，促进产品和服务交换职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实证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样本选取、控制变量选择、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分析方法等几个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进一步争论（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产业及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大量出现。（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虽然总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渠道的分析却仍然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截面回归和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率进步和私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银行部门有利于动员储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而Rioja和Valev（2004）则在Beck（2000）研究的基础上，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Rioja和Valev（2004）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率提高实现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在资本积聚方面的作用则更为明显。
伴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中介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现。这其中包括曹尔阶（1992）、尚明、吴晓灵和罗兰波（1992）对信用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的研究；卢峰和姚洋（2004）、张军（2005）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等。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在整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一步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以及我国金融发展地区效应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仍然相对较少。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必然会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形有所差异。因此，在开放背景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方法和数据
（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符号均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各经济增长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在总体上有利的推动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变量系数的大小，发现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
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进了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对人均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的相对贡献有所差异而已。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从开放的视角下，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加以解释。使用的模型见式（5）。
从表2可以看出，当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开放变量的交叉项，将视角由封闭转向开放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又有所差异。注意到在以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形成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而经济开放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交叉项的符号显著为负，这说明虽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却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及其交叉项的符号都显著为正，则说明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逐渐增大。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一特征是与当前我国的发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对应的。这一点，在金融开放时，更容易理解。随着各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多，地区经济发展中，生产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有所降低，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依赖也就相应减少，反映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便是资本形成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减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蕴含着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银行部门会有更大的机会将贷款投放给那些制度完善、生产率较高的生产企业，金融发展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四、结论
综上，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差异较大。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最小。从具体渠道来看，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第二，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同封闭条件相比也有显著不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资产和私人部门信贷数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对信贷市场干预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为显著。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更为有利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
第三，为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而这其中，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在积极完善各地的制度环境和改善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继续坚持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在继续推动贸易开放逐步深化的同时，应谨慎有序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及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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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1.1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以及发展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金融主要推行的政策是传统的农村信贷补贴政策。其主要以政府干预为主要方式，主张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补贴的理论。还有1种理论就是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它完全否定了农村信贷补贴这种手段，认为只有采取金融市场的方式才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为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的环境形势，不完全竞争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认为政府不起主导作用，而是通过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其反对政府进行市场利率定价，支持政府采取相关政策辅助协调来保证其他银行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低息融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经过了4个时期。1979—1993年，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新的农村金融机构，1993—1996年这段时间，其方向主要是完善服务性的农村金融体系，而1997—2005年这段时间，则强调了对农村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和控制，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能力，2006年—现在，实行的是农村金融改革，提出创新金融机构来适应新环境的变化。
1.2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村金融改革关键期，虽然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农村的金融机构规模小、数量少、金融机制不健全、发展速度慢等问题。在现代化发展大环境下，流入第2和第3产业的贷款越来越多，而在农业方面的贷款额度都比较小，农业经济发展在基础上就没有其他产业牢固。目前，我国也正创立新型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农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这些都能够称得上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典范。
2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分析
提到农村金融的发展，可能大家第1个都会想到农业贷款，但金融机构进行的农业贷款对农业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作用不大。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2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主要体现在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机制。虽然储蓄率的上升下降是极不稳定的，但不能够否认金融发展可以给储蓄率带来不小的影响，金融的发展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金融风险。有效地开发农村金融资源，可以促进农村储蓄率的提升，也给农业经济增长带来影响。农业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金融储蓄向金融投资的转化率高低。目前有部分金融资源是不能够转换为投资的，他们多数都以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形式流入了金融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从分散的储蓄户那里吸收储蓄时带来交易成本，而金融机构为了能够让储蓄户放弃积蓄控制时会付出的信息成本。不能否定这种机构的存在，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一定要让手续费用或者佣金费用得到降低，才能够极大地提高金融运作效率，让农村金融市场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农村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够改善农村金融规模以及结构，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确能够提高农村金融转化率。
3搞好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建议
要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就要合理化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立足于新媒体时代，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把握农业经济实际状况和农业需要，从技术上确保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也要加强内部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和金融管理手段，进一步提升整个金融机构的效率。肯定以及重视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积极引导其与国有金融资源进行合作，促进经济结构和金融机构的合理化。继续合理建设与运营操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推动全面农村金融机构与经济结构建设。加快改革和创新的脚步，构建科学化干预政策和现代化金融体系。顺应形势发展，政府应该减弱其控制力，促进非正式金融资本融入到整个金融市场领域，以活化金融资本为主要目的进行适当性干预，实现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构建。面对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现象，应该要完善农村金融机制，促进国有和民有资本的融合，保证其推动农业经济增长。
4结束语
要正确的认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对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予以高度的扶持，这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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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工作既有成果，也有困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较为重要的文献。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亚当?斯密[1]等古典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银行可以通过信用创造积聚资本，促进社会现实资本的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熊比特[2]发现，银行有媒介资本和信用创造的功能，能够通过购买力的创造，将资金不断地投向创新活动领域，给经济注入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罗纳德?麦金农[3]和爱德华?肖[4]认识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信贷供给的行政干预，扭曲了资源的配置，降低了金融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我国学者谈儒勇[5]以实证的方法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中国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发展，二者同向发展。武志[6]采用戈氏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考察，并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我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2.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Greenwood等[7]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两者间存在着“倒U”型库兹尼茨曲线关系。他们对这种“倒U”型关系的解释是：在金融发展初期，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而到了金融发展逐渐完善的时期，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合理化，差距就逐渐缩小。Beck等[8]对99个国家1960―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支持和投资对解决贫困是有益处的，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困，缩小穷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李勇辉等[9]根据国内1952―2005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深化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之间呈现“倒U”关系。张立军[10]用广义货币M2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作为选取项目，研究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收入差距增大。乔海曙等[11]根据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选用非参数相关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间呈现“倒U”形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3年
第3期 王伟涛，等：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
3.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Barro[12]考察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在解释变量中不仅包括收入差距，还包括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是负相关。陆铭等[13]基于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87―200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王少平等[14-15]在研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和不同时期的阈值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时期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曹裕等[16]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存在区域差异效应的结论。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差异，但仍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包括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来研究并分析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0―2012年的相关数据，以金融相关率（FIR）、基尼系数（GC）、经济增长率（GDPR）3个指标分别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其中金融相关率指标通过M2/GDP计算可得。由于1990―2002年的基尼系数官方未公布，不同学者采用的计算方法有所差异，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根据定义，同时参考世界银行网站和国内相关文献计算得出1990―2002年的数据[17]，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济增长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各指标1990―2012年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1990―2012年我国金融相关率、
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变化趋势1.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自 Sims于1980年首次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来，该模型已经获得了广泛应用。由于 VAR 回避了结构模型设定，在经济学理论不足以指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估计模型及出现内生性问题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分析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
根据选取的指标，构建包含FIR、GDPR、GC的3向量自回归模型：
Yt=L+∑ni=1βi×Yt-i+ε
式中Yt=[FIRt，GDPRt，GCt]T，代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即期值；i为滞后期数，βi为系数矩阵，ε为扰动列向量。
（1）样本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在实际检验前对变量取对数。数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显著性水平取0.05。表1的结果显示3个变量存在共同的时间趋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3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从表2中的迹统计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FIR，lnGC，lnGDPR 3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2）模型求解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VAR估计，结合滞后阶数选取的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以FIR，GC，GDPR这3个变量建立VAR（2）模型，然后进行模型的平稳性检验，变量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因此建立的VAR（2）模型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运用EViews7.0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大部分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模型求解结果如下：
2.脉冲响应函数及冲击反映分析
在VAR模型平稳性检验通过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研究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才是可信的。图2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间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在脉冲响应图像两侧的置信带，滞后期数取为10。
由图2可知，FIR对GDPR的冲击影响在前5期均为负向，第5期以后转为正向，并逐渐收敛，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较长的滞后效应，随着时期推移，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GDPR对FIR的影响保持正向，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对金融发展的需求增加，对金融发展水平的要求提高，从而推动了金融发展。FIR对GC的冲击影响一直为负向，在FIR给GC一个正向冲击后，基尼系数逐渐减小，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缩小收入差距。GC对FIR的冲击影响基本为负向，且负向波动增大，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增大使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财富集中，但收入较低的群体是社会的主体，占人口的比重较大，收入差距的拉大无疑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金融需求不足，从而不利于金融发展。GDPR对GC的冲击影响为负，但负向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说明经济增长能减少收入差距。GC对GDPR冲击略有波动，但基本保持正向，两者存在正向效应，这说明了基尼系数的增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利。原因可能在于，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社会的经济效率较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一部分人和地区的经济效率得到提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与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产生的现实结果是一致的。
3.方差分解分析
根据所构建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把内生变量的波动分解为与各方程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各外生变量对内生变
图2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量的相对重要性。表3为FIR、GC、GDPR 3个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S.E表示标准误差，其他列为各变量的贡献程度。
从FI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GC和GDPR对FIR的贡献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在第10期，分别达到24.305%，5.083%。从GC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和GDPR对GC的贡献程度保持增长趋势，到第10期，分别达到17.967%，5.962%，GC对自身的贡献程度逐期下降，第6期之后基本稳定在76%的程度。从GDP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对GDPR的贡献程度逐渐下降，但保持在17%以上的较高水平，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较大；GC对GDPR的贡献程度除了第1期有所减少外，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贡献程度较小，保持在2.5%以内。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增长能够推动金融发展，反之也成立，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与武志[6]的研究结论相符。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体系完善程度有内在的要求，这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从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前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存在滞后效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能够减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金融发展，但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长期均衡角度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控制和减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注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间可能存在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和拐点效应。充分关注理论研究成果，把握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推动经济和金融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阶段下，应追求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金融的发展和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内在质量，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收入差距提供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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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有利于促进一个地区实体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河南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经济大省，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河南就要在全国率先实现中原崛起，这就需要有强大的金融业作为支撑，金融业的强大是经济强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当前经济发展已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正在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转变。一定要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河南在中原崛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实现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更好地提高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发挥区域金融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一项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国内外对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相关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而真正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大量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9年，Goldsmith研究了各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自此之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传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远远不能适应经济金融发展的要求。
在我国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路磊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金融资产与国民生产总值高度相关，二者在时间上呈平行上升趋势。谈儒勇认为在中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立在其专著中，揭示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我国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研究，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基础，但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三、河南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状况
（一）经济运行状况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可通过总量与结构两个纬度来刻画，据此本文从GDP总量、产业结构和不同区域角度分析河南省经济发展状况。从2002到2007年，全省GDP由6035亿元增加到1501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2365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8280亿元，增长18%；第三产业增加441亿元，增长139%。从产业结构看，2007年河南省产业结构为15.7∶55.0∶29.3，这说明河南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的重大转变。这些成就标志着河南省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成为河南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的差异，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四大经济区域，即中原城市群、豫北经济区、豫西豫西南经济区、黄淮经济区。从2007年河南各地区的GDP看，中原城市群GDP达8610.51亿元，而豫北、豫西豫西南和黄淮经济区分别为1608.40亿元、1894.75亿元、2930.71亿元，中原城市群GDP占了河南省的57.36%，河南省四大经济区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
（二）资本形成状况
资本形成即投资，对它的变化进行观察有助于从动态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状况与动因。据统计，河南省资本形成总额呈逐年递增趋势。
19962002年河南省资本形成总额平均每年增加164亿元，增长幅度不是太大；而2003年资本形成总额达到2786.46亿元，较2002年增长312.27亿元，增长速度开始加快；20042007年期间，资本形成总额有了大幅度增长，四年间资本形成总额平均每年增加1395亿元。虽然河南省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快，但与发达省份相比较其资本形成总额仍然较低，且增长对投资的信赖度还比较低，因而维持河南经济增长更具有持久性。
（三）金融发展状况
根据《河南统计年鉴》，河南省金融发展情况的各个总量指标增长都很快，其中各项存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4.9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3.69%，从而为企业的投资提供了丰厚的信贷来源；各项贷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1.21%。各项存款余额增长较快于各项贷款余额增长，其原因一是监管当局对存贷比例的控制，二是出于防范风险考虑，金融机构控制贷款的发放。
四、河南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变量数据的一个总体性规律，但难以对其背后的动因进行更深入有效地分析，因而这里我们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计量实证研究。
（一）贷款与GDP关系的实证
贷款是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将居民储蓄转向投资的基本渠道，研究这一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看贷款变化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二是可以观察一个地区银行中介机构的发展是否适应了当地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为此，本文用OLS法对河南省GDP与贷款L总额进行了回归，所得结果如下：
GDP=5203.972+2.9071L
（3.374）（9.2915）
R2=0.9350
式中括号内的值为T统计值（以下相同），模型的判定系数R2为0.9350，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而且贷款L的系数为正，表明贷款总额变化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具体地说，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河南各项贷款余额L每增加一元，将使河南省内生产总值增加2.9071元，证明各项贷款余额对GDP的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二）各项存款总额（DT）与GDP关系的实证
利用OLS回归结果为：
GDP=1824.2436+1.2641DT
篇7
1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1.1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以及发展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金融主要推行的政策是传统的农村信贷补贴政策。其主要以政府干预为主要方式，主张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补贴的理论。还有1种理论就是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它完全否定了农村信贷补贴这种手段，认为只有采取金融市场的方式才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为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的环境形势，不完全竞争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认为政府不起主导作用，而是通过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其反对政府进行市场利率定价，支持政府采取相关政策辅助协调来保证其他银行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低息融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经过了4个时期。1979—1993年，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新的农村金融机构，1993—1996年这段时间，其方向主要是完善服务性的农村金融体系，而1997—2005年这段时间，则强调了对农村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和控制，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能力，2006年—现在，实行的是农村金融改革，提出创新金融机构来适应新环境的变化。
1.2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村金融改革关键期，虽然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农村的金融机构规模小、数量少、金融机制不健全、发展速度慢等问题。在现代化发展大环境下，流入第2和第3产业的贷款越来越多，而在农业方面的贷款额度都比较小，农业经济发展在基础上就没有其他产业牢固。目前，我国也正创立新型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农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这些都能够称得上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典范。
2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分析
提到农村金融的发展，可能大家第1个都会想到农业贷款，但金融机构进行的农业贷款对农业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作用不大。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2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主要体现在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机制。虽然储蓄率的上升下降是极不稳定的，但不能够否认金融发展可以给储蓄率带来不小的影响，金融的发展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金融风险。有效地开发农村金融资源，可以促进农村储蓄率的提升，也给农业经济增长带来影响。农业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金融储蓄向金融投资的转化率高低。目前有部分金融资源是不能够转换为投资的，他们多数都以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形式流入了金融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从分散的储蓄户那里吸收储蓄时带来交易成本，而金融机构为了能够让储蓄户放弃积蓄控制时会付出的信息成本。不能否定这种机构的存在，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一定要让手续费用或者佣金费用得到降低，才能够极大地提高金融运作效率，让农村金融市场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农村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够改善农村金融规模以及结构，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确能够提高农村金融转化率。
3搞好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建议
要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就要合理化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立足于新媒体时代，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把握农业经济实际状况和农业需要，从技术上确保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也要加强内部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和金融管理手段，进一步提升整个金融机构的效率。肯定以及重视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积极引导其与国有金融资源进行合作，促进经济结构和金融机构的合理化。继续合理建设与运营操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推动全面农村金融机构与经济结构建设。加快改革和创新的脚步，构建科学化干预政策和现代化金融体系。顺应形势发展，政府应该减弱其控制力，促进非正式金融资本融入到整个金融市场领域，以活化金融资本为主要目的进行适当性干预，实现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构建。面对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现象，应该要完善农村金融机制，促进国有和民有资本的融合，保证其推动农业经济增长。
4结束语
要正确的认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对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予以高度的扶持，这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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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83-02
1 引言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实证分析进行。McMahon通过对东亚经济全面调查后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在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东亚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发展了小学和初中教育,每个层次的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盖莫(Gemmel,1996)通过研究发现,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分别与最穷和中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关系更为密切,而高等教育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Bassanini&Scarpetta在2001年以经合组织国家1971-199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工作年龄个人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以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解释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0.57%。
关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国内学者唐祥来通过借鉴Barro的研究方法和观点,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Lucas生产函数,选取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差异的显著性。实证表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结构差异,高等教育对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韩宗礼(1990)依据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估算出我国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6%。申屠利芬将教育分为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类,采用柯布―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浙江省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与正规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作用。沈永跃(2009)选取了2000-2007年河南省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指标的数据,对河南省的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河南省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呈中度关联。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或者在同一地区,不同层次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为此,本研究以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教育层次来探讨教育发展在广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2 模型的建立
1982年,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了灰色系统概念,并建立了灰色系统理论,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对系统中各因素间关联程度的量化比较,实际上是对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
由于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使得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复杂化,而用来反映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不完备,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来分析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设有m个时间序列{x(0)1(t)},{x(0)2(t)},…,{x(0)m(t)}(t=1,2,…,n)。n为各序列的长度即数据个数,这m个序列代表m个因素(变量)。另设定时间序列{y(0)1(t)}(t=1,2,…,n)为母序列,而将上面m个时间序列称为子序列。关联度是两个序列关联性大小的度量。一般来说进行灰色关联分析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①确定分析序列。本文中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亦即参考序列y0,自变量xi为比较序列,xi可以取平均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初等、中等、高等)的人口比重。
②将变量数列进行无量纲化。由于统计得到的原始数据,由于数列单位不同或者量纲不同,为使各因素之间具有可比性,首先将参考序列y0和各比较系列xi的原始数据作初值化处理,消除量纲。
③求差序列、最大值、最小值。计算公式如下:
差序列:Δ0i=|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两级最小差:Δminminimink|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两级最大差:Δmaxmaximaxk|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④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公式如下
γy0(k),xi(k)=Δmin+ρ•ΔminΔ0i(k)+ρ2Δmin
⑤计算灰色关联度。
γ(y0,xi)=1n∑nk=1γy0(k),xi(k)
⑥结果评价。根据各个数据列所计算出来的关联度,即各因素与比较变量的关联大小,评价与比较变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并对每个因素与比较变量的关系进行排序,找出因变量变化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由于反映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有关指标的统计口径不同,是造成许多文献研究同一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而灰色系统理论着重研究概率统计、模糊数学难以解决的“小样本”、“贫信息”等不确定性问题,对数据的要求可以是任意分布。因此,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3 实证研究
3.1 指标选取及说明
(1)因变量指标。现有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大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巴罗,1995和李子奈,2002)。本文将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以2001-2007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指标。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献中没有同样的统计口径,笔者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选择。
(2)自变量指标。本文以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用来测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方法很多,通过对目前研究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度量教育发展水平。首先将劳动按学历层次进行分类,共分六类:未上过学(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包括普通中专、技工学校)、大学专科(包括普通大专、高职高专、成人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其次,确定每种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上六类受教育年限分别限定为2年、6年、3年、3年、3年和4年,但鉴于统计资料的可得性,把大专学历及其以上分为一个层次,教育年限为4年。基于统计数据的来源,我们将采用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再辅以初、中、高等受教育人口比重指标作为补充。计算方法如下:
x1: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人口×2+小学文化人口×6+初中文化人口×9+高中文化人口×12+大专以上文化人口×16)/总人口
x2: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初中文化人口/总人口
x3: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高中文化人口/总人口
x4: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总人口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一个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的影响存在差异,笔者希望通过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广东省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排序,以此来分析广东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3.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笔者根据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1-2007年广东省GDP数据列y0(单位:亿元),另外由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6岁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的4个指标x1,x2,x3,x42001-2007年数据见表1。
表1
年份
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平均受教育年xi(k)%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k)%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k)%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4(k)%
国内生产总值(GDP)y0(k)亿元
20018.1939.9814.093.8810647.70
20028.2237.7813.835.1511769.73
20038.1436.4813.465.0713625.87
20048.2538.1313.905.1916039.64
20058.4840.4115.405.8122366.54
20068.5342.0615.095.7026204.47
20078.7643.4616.316.4631084.40
3.3 计算结果
本文采用的数据处理软件是DPS11.50统计软件,在处理过程中取ρ=0.5,得到如下关联度矩阵,见表2。
表2
关联矩阵x1x2x3x4y0
x110.964130.962610.740570.64385
x20.9638110.958330.723270.62466
x30.960850.9567610.736650.63202
x40.666480.648540.671310.67368
y00.643850.626390.640680.733711
结果显示γ01=0.64385,γ02=0.62639,γ03=0.64068,γ04=0.73371。
4 结论及展望
总的来说,广东省的教育发展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达到0.64385。从受教育程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来看γ04>γ03>γ02,说明广东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与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关联程度最高,达0.7337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受中等教育次之,受初等教育最小,但中等教育发展水平、初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关联度也较高,两者之间差距不大。可见,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非常接近,高等教育是现阶段广东省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文章虽然从战略的角度对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并发现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十分接近。广东省现有普通高校153所(包含本科、高职、独立学院和民办学校),其中高职院校88所,占所有高校的57.5%,自[教高]16号将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的类型以来,高职教育在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计量高职教育广东省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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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机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现在越来越演化成一种程序之争，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达成一种均衡。国际贸易政策向强化双边贸易关系倾斜在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能力弱化时，另一类实惠的国际性合作机制开始快速发展，这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在各国的发展中，国际贸易对决定各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能力，以及一国经济地位的强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国际间交易日趋增加，各国都力图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这可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利用“两种资源”和打开“两个市场”经济战略思想的指导。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积极打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并学会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使我国对外经贸进入了迅猛发展的历史新阶段。进出口总值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6207.7亿美元，增长了30倍。2002年我国外贸总量已位居世界第5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近半。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上升新台阶，大进大出的格局基本形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03年全年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1%。其中出口额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额4128亿美元，增长39.9%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在GDP增长中稳稳占据着三驾马车之一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可以说，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能有效刺激国内需求，从而为进一步促进GDP稳定增长发挥积极作用。总之，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对外贸易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都充分发挥了“发动机”效应，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基本上达成的共识。
但是，中国入世后所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并不宽松，是一个竞争日益激烈，区域经济集团会发挥更大优势的国际市场。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大陆作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容量的扩张是有限的，特别是它无法满足旧经济行业的销售需求，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传统市场马上就将陷入饱和状态。如果中国大陆与有关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某个产业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抑或某项专项市场的共同开发计划，那么中国产品在海外主要市场上的境遇就会大不相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顺利进展，以及中国—南非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节奏加快，从此中国步入“后WTO时代”。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据WTO统计，到2002年底，全球有255个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中超过170个RTA已经实施。在所有RTA中双边FTA约占90%。至2003年4月底，WTO146个成员中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双边FTA。2002年1月至2003年5月，全球新建立19个双边FTA，另有70多个双边或区域FTA正在谈判准备实施之中。WTO估计，按照目前的态势，到2005年底，全球RTA将到达300个。但是，相比而言，中国到目前为此，仍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显然与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为了保持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逐步建立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性经济体制，我国除了继续通过参与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获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和更多机会之外，还应当积极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本文将先从理论上分析双边贸易协定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然后再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定量分析双边贸易协定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为了衡量双边贸易协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将使用总产出和就业增长率这两个指标来评价其影响。最后得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非常积极作用的结论。
二、理论分析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写为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则指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签署FTA的实质就是双方根据各自的条件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减少政府对贸易活动的直接干预，逐步扩大开放程度，将一种受保护的贸易体制转向自由的贸易体制。这几年FTA的范围也扩大了，不仅包括商品贸易市场的开放，而且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
FTA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由于自由贸易区域内成员相互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各成员间贸易增加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第二类是贸易自由化后，资源可以在区域内重新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用。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常用“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换效应”来描述第一类影响。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的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代替以及本国的低成本商品在贸易限制取消后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建立自由贸易区就可以减少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增加贸易需求，使区域内各成员的产业分工更加合理，进而推动各成员经济增长。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Y=C+I+G+X-M ( Y代表总产出，C代表居民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X代表出口，M代表进口)。我们知道，出口对总产出有正向作用，进口对总产出有负向作用。如果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则总产出将增加；如果出口额小于进口额，则总产出将减少。就业与总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总产出增加，就业率将上升；总产出减少，就业率将下降。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而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这样区域内成员就可以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有利于提高区域内各成员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第二类影响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是指贸易规模扩大，使生产和流通产生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促进竞争效应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率。根据C-D生产函数Y=AγKαLβ( K是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数量，A是技术水平)，我们知道，技术水平提高，总产出将增加。假定用市场效率来代指技术水平，则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就可以促进区域内的竞争，提高市场效率，进而促进区域内各成员总产出的增长。
三、实证分析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使协议双方之间的贸易尽可能的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直接度量为关税的下降，非关税措施和其它贸易限制的减少。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关税和实际关税往往存在巨大差异，且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定量化存在困难，数据难以收集，因此许多经济学者用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来近似地表示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在本文中，我们采用进口渗透率（进口额与总产出的比值）和出口导向率（出口额与总产出的比值）作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
1、总产出的计量经济模型
研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总产出的影响，本文采用了Solow提出的含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此模型把技术进步要素作为一个变量，体现出其他要素质量的提高使得相同数量的要素投入量具有不同的产出效果。生产函数模型为：
Yt=AγtKαtLβt
(1)
式中，Yt为T期的总产量，Kt是T期的资本存量，Lt是T期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参数α、β、γ分别是资本，劳动力与技术进步的产出弹性。At是T期的技术水平，是随时间变化的量，根据Romer(1986)、Lucas(1988)等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贸易开放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采用Hine和Wright(1998)创建的模型，即：
At=eλ(M/Y)ηt(X/Y)δt
(2)
式中M/Y为T期的进口渗透率，X/Y为T期的出口导向率，λ、η、δ为参数。
我们将(2)式代入(1)式，并对方程取对数，可推出总产出与进口渗透率，出口导向率，资本存量及劳动力数量的关系。据此可建立回归方程：
LnY=C(1)+C(2)Ln(M/Y)+C(3)Ln(X/Y)+C(4)LnK+C(5)L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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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克志考察金阳新区时要求，“要在思路、气魄、大手笔、新思维这些方面进一步深化，要有更高的起点，朝更高的目标迈进”。现在，正值国家实施第二轮西部大开发和编制“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时期，金阳新区将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着力培育贵州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以城市规划为突破，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按照“创新思维、抓纲铸魂、打造特色”和“融入国际化、实现现代化、体现人文化、突出生态化”的理念，全面完成《金阳新区198平方公里战略发展规划》、《金阳新区198平方公里城乡一体化规划》等20余个总体规划或专项规划的编制，切实营造生态型、园林式、数字化的现代化新区，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以投资促进为推动，全力促进开发建设进程。正确认识投资拉动对金阳新区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千方百计增加投入。自2001年以来，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已超过500亿元，今年1至8月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00亿元。今后，我们要一如继往地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加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投入力度。
以打造“五城”为抓手，全速构建生态经济新区。立足区情变化特征，以加速发展、加快转型为主基调，以后发赶超为总战略，将城市管理、关注民生、培育产业、维护稳定等工作统筹发展大局，远谋近施，重点突破，以“五城”共托新金阳。即，围绕贵广快速铁路、贵阳市域快速铁路、贵阳轻轨1号试验段建设以及贵阳客车站搬迁等机遇，打造交通枢纽之城；依托奥体中心及十二滩体育公园的开发建设，打造体育文化之城；借助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国际国内大型会议和展览优势，不断完善一批五星级酒店配套，打造会展经济之城；积极引进贵阳电视文化传媒集团、大唐电力、黔桂电力等一批企业总部，发展总部产业，打造总部服务之城；依托良好的生态优势和现代化城市布局，在引进苏宁电器、居然之家、沃美电影城等大型文化购物企业的基础上，完善城市配套，打造生态宜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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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讲,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内涵;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一、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内涵
对于经济增长点理论,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它来源于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即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在经济体的每一处出现,因而需要选择增长的触发点,也就是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点实质上是经济体内在的刺激因素,其自身的发展可以向外产生扩散和辐射,进而启动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然而,在对抽象的经济增长点内涵进行具体表述时,学者专家们的意见不尽相同,主要是在①对经济增长点是单一的产业因素(农贵新,1999、金培1998)还是产品、企业、产业、区域、技术等多点因素(郑吉伟,1997;张耀辉,2000;张辉、,2002;张国富,2006);②对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机理是否可归纳为消费热点(余健明,1996;张秀冰,1999); ③经济增长点主要立足于现在对经济系统的支撑(傅德中,1998)还是放眼未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胡春力等,1997)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争议。
二、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
对于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
量化研究从微观角度强调了投入-产出要素之间的关联分析、市场机制下的弹性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定量分析,试图建立起一套经济增长点选择标准的指标体系。学者们普遍认为,产值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净出口增长率、消费量增长率、消费效益、政府支出增长率等指标的考察都对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有意义。相关的研究如王元京、张昌彩(1996)从产业关联度的高度性入手分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品等对传统产业的带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1996)《“九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与对策》的报告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弹性的预测,得出今后5～15年中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最快的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交通通讯方面的需求、农村居民对家用电器等日用品的需求和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的结论;农贵新(1999)提出了衡量生产率的9个指标等。
定性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看选择的经济增长点是否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与社会结构调整相一致、与意识形态调整相一致、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满足供需平衡等。
综合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人们归纳了经济增长点选择的主要标准(傅德中,1998;张耀昌等,1999):(1)强劲的市场需求;(2)富有弹性、能有效适应市场需求扩大的潜在供给能力;(3)创新过程及良好的成长性;(4)强大的经济渗透力及带动效应;(5)强大的经济制度潜能;(6)国际竞争力强。
三、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研究经济增长点理论的目的不是讨论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存在的经济增长点,而是试图培育一种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国内的经济学者们一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讨论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式。从生产力的角度讨论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式又可以分为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供需互动三种形式(张耀辉,1999、2000);强调经济增长点的生产关系属性,特别是所有制属性的学者,如程必定“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中具有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对全局经济发展又有较大带动和影响的那些方面,它可是一种产业,一种行业,也可以是一种经济类型,一种经济组织。个体私营经济作为一种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徽蓬勃发展,占全省经济总量比例虽不大,但却日益显示出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的可能性”(程必定,1996)。而具体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途径往往是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动态地制定发展政策。
由于存在以上理论上的分歧,学者们对未来我国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检视2007年以来的相关文献,被视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有:旅游业、生物质能源、文化产业、绿色经济、移动互联网、能源环保产业、民族医药、设计服务业、节能减排产业、休闲保健产业、国家级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区位优势、临空经济、物流金融、扩大内需、城轨经济、循环经济、环境保护、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会展经济、海洋经济、中药业、电子游戏产业、县域经济、生物产业、西部地区、内容产业、有机食品产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新经济增长点涉及了产品、产业、区域、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甚至经济社会政策等内容,一方面反映了选择标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多成分、多层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此,在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问题上,必须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协调,同可持续发展相联系,这就需要在发展循环经济中选择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要符合循环经济理念。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鲍尔丁最早在“宇宙飞船经济学”中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在这之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循环经济概念逐渐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成为系统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2007年,我国GDP总量占全球的6%,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的15%,钢铁占30%,水泥占54%。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煤炭生产国,成为除二氧化碳以外污染物排放的第一大国,成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这使得资源环境对我国的约束全面增强。
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看,目前正是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阶段,同时,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依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的资源能源消耗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先行的工业化国家走过这一阶段时有廉价的资源可以利用,环境容量也还允许,但我国显然已经不具备这种条件。这种约束已经成为我国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必须考虑的因素。
也是基于这种考虑,20世纪90年代,我国从德国引进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确定了3R的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并从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型社会等层次进行了循环经济实践。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对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论述。代表人物有吴季松、冯之浚、钱易、左铁镛、季昆森、齐建国、周宏春等人。内容涉及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模式和原则、实施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等。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很多争论,但用循环经济模式代替原有的线形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已经成为这些学者的共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8月29日颁布了我国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侧重点、实施原则、具体措施、制度保障等作出了规定,已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今后一个阶段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依据。
按照《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要求,提出对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一些思考。
(1)新经济增长点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人们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精心选择和培育的结果。
(2)未来我国新经济增长点就存在于以新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
(3)循环经济模式就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的方式。循环经济式工业化与城镇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4)把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情况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资源环境状况的必然要求,同时这也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相一致。
(5)把选择和培养新经济增长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和抓手。
(6)产业方面: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装备制造业、节能建筑产业、环保产业、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服务业等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产业共同构成高增长新经济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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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理论对可靠地强制财产权的效力进行了肯定。认为产权人有权利从其投资中获得利益，这一因素是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最实质性的。La Porta等人（1997）提出了金融理论，认为潜在金融投资者会面临资金被征收的风险，而且一国的有关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17世纪英格兰创造的普通法，主张保护财产所有权免受王室的剥夺与干涉，这使得投资者的产权也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再比如，法国的民法就没有对私人契约关系以及财产权进行保护，该法律是受政府权力制约的。这中集权主义的法律不仅没有行为，反而使得谋求私利为公权滥用开来（Beck，2003）。从英法两国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其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法律手段具有良好的救济效应。但强制的法律效力会导致一些权力的行使有了必然的随意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官僚、政客等阶层有了侵犯财产权的机会，从而染指金融交易，从中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Acemoglu，2005）。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综述
从一些列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发展良好和金融机构健全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就较快。King和莱文等人（1993）以77个国家为例，进行了1960-1989年间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使金融深化的措施是多样化的，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等。这些措施一般更倾向于一些小国。尽管调查报告没有涉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并不会对研究结果有太大影响。Zevros和莱文等人（1998）用股票指数来测量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体系是以银行还是以债券为基础并不重要。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Beck和莱文等人（2000）利用辅助变量模型对金融与经济的因果联系进行了直接研究，认为外在有效地金融因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据Smith和Benecivenga（1991）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影响。Obdfield（1994）在其金融理论研究中表示，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存在确切的联系。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却不与与个人存款产生关联。Benecivenga（1995）指出，证券市场的生产量、增长率以及都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十分密切。
Wachtel和Rousseau（1998）两人以时间顺序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以及瑞士五个工业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领域发出的信号能够预测经济的增长与否。Zingales和Rajan（1998）两人也以时间顺序（1980～1990）进行了相同的研究，他们支持Wachtel等人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确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三、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综述
20世纪末期，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从研究结果来看，对二者之间联系的观点并不相同。有一部分人认为，通过降低交易等费用，可以使企业获取更多的资金，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对资本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贫困阶层的影响巨大。Jovanovic和Greenwood等人（1990）指出，由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发展是U型曲线，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出现：在金融发展初期，只有极为少数的富人可以涉入金融市场。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聚集，正式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人数欲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金融的发展，从而对经济增长更加积极。因此，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石象湖作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Beck和莱文等人（2004）对金融媒介物与收入不平等的Gini系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社会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以及贫富人口数量的比例问题等。研究显示，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有利于缩减贫富收入的差距。它甚至可以控制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金融媒介物能够使消费指数更加迅速地下降，五分之一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也会加快，日平均收入在两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会大大减少。
四、结论
经过上述理论综述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而且金融发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而对于此，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如南非国家等，就面临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一切发展金融媒介的障碍如何清扫。尽管上述相关理论之间相互补充，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们解释了法律制度体系如何推进了金融媒介的发展，而对于发展落后国家金融媒介障碍的扫除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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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金融中介机构的种类很多,比如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蓄贷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世界各国学者在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即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唇齿相依、相互促进。参考学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由于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创造、资源配置等作用的存在，它对经济增长必然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很多数据模型也证明了它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个结果也就意味着,相比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我国金融中介的不发达与不成熟必定会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或多或少制约,所以我国应该大力促进存款货币银行的发展，进一步深化金融创新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