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在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确保我县城市公共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以提升党员队伍素质为中心，开创“城市守护者”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公平公正、务实高效进行城市管理。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优化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聚焦全面小康城市品质，科学合理规划，突出时代、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原则，牢固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
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坚持依法规范、执法为民，坚持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过程全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明确城市管理和执法职责边界，制定权力清单，落实执法责任。
四是坚持科学管理。明确城市管理执法的领域，具体实施范围，增强城市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坚持创新发展。整合城市管理资源，优化管理流程，逐步推行城市管理数字化的原则，加强政策措施的配套衔接，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六是坚持社会共治。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和管理服务政策，加强公众监督，公开办事内容、程序、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开展城镇居民卫生意识教育、环境意识教育和文明意识教育，提高广大居民整体素质。
七是坚持科技创新。为城市治理和决策提供支持，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科技方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结合，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总体目标
推动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和智慧化，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管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有效的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在城市管理方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通过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到2022年，基本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目标、布局、体制、方式、政策、能力现代化。顿利通过中央、省委审核验收，获得“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称号。
四、工作任务
创建试点城市工作任务包括“共性、区域特色、特色和负面清单”四个方面，其中，城建中心共涉及共性工作任务中3个板块、8项重点任务、15项分解任务、23项基本要求：
1.治理体制现代化板块：4项重点任务、6项分解任务、16项基本要求。
2.工作布局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3项基本要求。
3.治理方式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4项基本要求。
五、实施步骤
创建试点城市历时三年时间(2020年—2022年)，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上级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工作，确保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工作有序开展。
（一）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实施方案》要求，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小组。
（二）是根据《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任务分解表》，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能和特点对实施范围明确的工作事项进行全面的梳理，围绕分解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流程。
（三）是按照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面实施创建，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建相应机构或专班，制订工作方案、政策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为全面创建试点城市提供助力。
（四）是严把工作进程，实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任务分解阶段制定的落实措施和思路，全面实施创建，针对创建遇到的问题开展专项调研，遇到难以解决问题要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反映，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五）积极配合上级创建试点城市考核办法、工作月调度季通报等制度，根据时间节点形成汇报材料，进行工作汇报；根据上级部门督查检查意见，针对问题和不足及时整改，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六）要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政法委验收办法、评分细则等文件要求，对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查漏补缺，就创建试点城市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自我考评、材料归档，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自评得分情况，全面做好迎检准备。
篇2
1月11日，市政协副主席谢小军一行到市教委调研。市教委主任周旭对重庆市2013年教育工作作了汇报，并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市委四届三次全会精神，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谈了2014年教育工作打算。谢小军强调2014年教育要在三个方面继续着力：一是深入调研，把握教育规律；二是更加重视教育质量的提升，最大限度地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三是重视各级各类师资队伍建设。
“百姓身边好学校”建设启动
1月7日，重庆市教委召开工作视频会，启动“百姓身边好学校”建设。教委即将出台《重庆市义务教育学校教育质量标准》，从管理、德育、课堂教学、学生身心健康等方面对学校进行考核。这将极大地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助推教育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回归。
校长推荐上北大，重庆22人上榜
1月12日，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候选人名单出炉。全国500多名学生通过初审、面试并成功进入候选名单，其中，重庆共有10所中学推荐的22名学生上榜。被推荐的学生基础学业成绩须位居全年级前1%，原则上要求获得过数学、化学、物理等竞赛奖项，还要有广泛爱好。巴蜀中学的王冰璐曾凭“带饮料杯卡的棋盘”获得国家专利，重庆八中学生李长鸿曾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闯关到12”节目并获优胜。
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来渝考察
篇3
6月27日，全省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2013年全省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办公室工作，探讨我省教育事业在紧密围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履行好参谋协调服务职能、如何进一步提高办公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以及进一步加强教育宣传等办公室业务，并研究部署了2014年下半年办公室工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斌伟，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姚侃，中国教育报广东记者站站长、省教育厅办公室副调研员赖红英，广东教育杂志社社长陈湘年等，以及全省150多位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梅毅主持。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斌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2013年我省教育发展的总体情况，阐述了我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一是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二是改革资源配置方式，促进教育公平；三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育质量；四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拓宽学生成才发展通道；五是加快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王斌伟强调，教育局办公室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综合中枢机构，起着连接上下、协调四方的作用，各地要紧密围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工作，要在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当好排头兵：一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部署和论述，当好理论先行的排头兵；二要加强调研，出谋划策，将第一手资料在第一时间反馈到决策中枢，当好参谋辅助的排头兵；三要抓住重点、使督查督办制度化、规范化，当好贯彻落实的排头兵；四要创新管理，提升效能，当好转变职能的排头兵；五要加强宣传，主动引导，当好营造良好社会和舆论环境的排头兵，各教育部门办公室要加强教育宣传阵地建设，积极主动策划组织教育新闻宣传活动，不断提高教育新闻的公信力、感召力、影响力，充分运用各种主流媒体，进一步营造社会各方面支持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姚侃在会上代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王创作了发言。姚侃首先传达在中办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希望各地教育局办公室采取有效措施，把学习贯彻工作引向深入。他强调，办公室是教育局综合中枢机构，既是政策落实的前哨，又是服务保障的后院，位置特殊、责任重大，各地教育局办公室要立足本职岗位，将提升工作水平落到实处。一要发挥好统筹协调的作用，发挥统筹各方、综合协调的职能作用，增强主动服务、超前服务意识；二要发挥好参谋助手的作用，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极出谋划策；三要发挥好建章立制的作用，确保各项工作循有章、守有矩、为有依；四要发挥好督促检查的作用，真正做到敢督敢查、善督会查、真督实查；五要发挥好信息报送的作用，认真分析研判、综合整理、提炼观点，切实提高信息的“含金量”；六要发挥好新闻宣传的作用，抓住新推出的“广东教育”微信公众号这一契机，加强舆论引导，抢占新媒体阵地，积极开展教育宣传工作，希望各地继续配合与支持广东教育杂志社的教育宣传工作；七要发挥好规范管理的作用，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八要进一步做好语言文字工作，配合省语委办大力推动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积极开展语言文字工作“三下乡”活动。
广东教育杂志社社长陈湘年在会上作了发言，他对过去一段时期广东教育宣传工作作了总结与汇报：一是广东教育杂志社积极配合省教育厅的中心工作，创新形式，积极扩大教育宣传和信息覆盖面，增强教育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努力使教育新闻宣传和信息工作更好地适应时展的要求。各市县教育局办公室充分利用省教育厅主管主办的《广东教育》等教育主流刊物，开展宣传工作，为广东教育改革与发展鼓与呼。二是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教师非常支持“创强市，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打造南方教育高地”专项工作，创强热情高涨。同时他对2014年教育宣传工作的重点进行了阐述，继续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发挥好教育新闻宣传主流媒体的释疑解惑、凝聚共识和典型引路的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为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并指出教育宣传工作要心系基层、心系人民、改进作风文风，要创新传播宣传方式，拓展传播途径，把人民群众的声音反映好。广东教育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教育期刊，要充分发挥教育舆论引导与宣传喉舌的权威作用，要成为我省大、中、小学广大师生的优秀精神食粮。他希望各地教育局办公室组织广大师生向《广东教育》《高教探索》《师道》《广东第二课堂》等教育期刊投稿，合力办好教育，创品牌，出精品，共同为我省“创强争先建高地”摇旗呐喊，为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多作贡献。
篇4
其一，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规律的探索力度，给予此项科研活动相应的人员、资金、环境等方面的支持，在调研对象调配、资料分析运作以及社会资源整合等研究中给予一定的保障。
其二，转变传统的价值教育理念，不断充实拓展现代语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结构和科学内涵，完善理论化、系统化、现代化的主流价值体系建构，最大程度上最大范围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体地位。
其三，及时总结国民教育在宣传、教育、培养、施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积极探讨民众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判断分析、认同选择、内化行动的内在规律，实现价值观教育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的转化。
（2）动态地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国民教育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外部推动和内在主体认同的双重合力，促进地区民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自觉追求。
其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民众教育培训的发展规划，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设定领导机制、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使价值观培养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其二，以科学量化的方式制定具体的评价指标、奖励办法和约束方式，有效构建公正、合理的定性定量标准，对于好人好事应采取相应的言论支持和荣誉物质奖励，保证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长效性和实效性。
其三，完善预警和调控机制，以防患于未然。可以配备专门的人员以督导、调研、分析可能发生的状况，通过组织、教育、感化、奖惩等方式及时对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言行进行调控。
（3）充分发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主阵地的教育功能，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机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
其一，改革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模式，针对大、中、小学生的特点，科学设计调整理论教育内容，重点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有机整合基础理论与热门观点，切实使理论内容具有前瞻性，以便于及时总结和剖析现实社会问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有意识地融入课堂教学之中。要以科学规范的理论教育确立价值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满足学生对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公民人格等多方面的理论思考，保证学生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辨别社会是非曲直，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情感认同与理性追求，从而引导他们将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机转化成具有时效性的自强自立的民族振兴行动。
其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手段，改变传统单一简单的政治说教方式，采取启发式、互动式、讨论式、问题式教学讲授，注重课件、视频、网络等现代化教学工具的使用，以使声音、图像、动画之间互相配合，让学生在感性与理性双向教育中得以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使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在较短的时间里，让学生集中地、大量地接受教育信息，有效提高教学效率。
其三，注重知行合一，积极拓宽实践教学的新领域、新形式，让学生深入工厂、乡村、社区、市场，进行实地调研和社会考察，亲身感受和体验理论的魅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育人功能在实践中得以有力发挥。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这些课程和学科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要不断把课堂教育延伸到课外，拓展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新领域、新形式、新途径，让学生深入工厂、乡村、社区，接触社会，进行实地调研和社会考察，让学生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亲身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现实践行，接受社会主流的熏陶，领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升华，激发青年学生对核心价值理念的情感认同与理性追求，从而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成自强自立的现实行动。其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加建设，及时更新专业教师和辅导员的知识结构，定期进行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学习培训，拓宽视野，提升业务水平，以言传身教。
其五，革新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集理论考试和道德言行于一体，共同考察学生的思想品行、价值取向和政治观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功能是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重在教育、引导学生如何做人，而不是单纯传授知识。在价值理念方面，思政课要培养学生理论自觉学习的意识，凸显学生受众全体的主体性创造性，在实践方面，思政课的考核不能够仅仅凭借一张卷子，也要考虑到学生具体的现实的思想、道德、素质表现，二者要相互结合，共同考察学生的价值言行。
（4）积极创建有思想、有内涵、有品位的社会人文环境，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载体，采取各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全力构建良好的文化育人环境，引导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使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启迪和培育。
其一，大力开展各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艺术节、文化节、读书节、体育节等文体活动，寓教于乐，以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感染教育民众群体。要逐步把渗透融入大众文化，积极创建有思想、有内涵、有品位的大众文明，让群众身置于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中，用高雅文化熏陶、感染、教育国民，使之潜移默化地感受和体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启迪和培育。
其二，加强社区中社团活动，定期开展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报告会、红歌红诗会、书画展，使民众群体随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熏陶和养成。
其三，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手段，广泛登载传播具有深厚主流价值观念和浓郁爱国情操的典型案例和人物事迹，弘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主旋律，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广泛的社会主义理想信仰育成氛围，让人们时刻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的浓郁氛围。
其四，着重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凸显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加强中国语言、文字、伦理的培训和教学，重视中国传统节日的开展，适时用中国人的逻辑、思维陶冶民众的人文素质。
其五，重视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塑造和培养党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使其以身作则，成为民众中的中坚力量，起到先锋模范表率的作用，让群众耳闻目睹典范的言行，从中汲取经验，引领社会群体确立的价值观。
（5）高效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抢占互联网这一当代社会的新制高点，主动建造高质量、高水平、强吸引力的网络系统，从而开辟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现代途径。
其一，主动利用网络优势，建设红色网站、网页平台，通过论坛、博客、邮件等方式发挥网络的育人功能，强化民众的社会主义理想信仰和价值判断，把网络打造成价值教育的坚实基地。同时，加强对网络的监督和管理，规范数字化网络符号信息的传播，让群众在网络交流中获得正确的引导，从而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鲜活地内化为人民的民族责任和使命。
其二，大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手段，刊登广播思想理论，弘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主旋律，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广泛的社会主义理想信仰育成氛围，让民众时刻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的浓郁氛围。
其三，高效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活动的平台。诸如当前辽宁正在进行的红歌、红诗活动，这是我们新开辟的民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现代途径，它可以让群众在交流中及时获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和准确把握。
（6）注重社会综合力量的作用，营造全社会舆论氛围，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方位的普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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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进课堂，如何使思政课真正成为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是每一位思政课教师都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对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理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大学生成长规律，密切关注大学生主体的现实需要，建立“课堂专题教学、课外实践教学、MOCCs翻转课堂教学”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使大学生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中，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过程，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性如何体现。从而使广大学生真正认知、理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并在认知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除此之外，思政课教师还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丰富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知识的讲授与大学生的人生追求结合起来，实施情感体验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论互动教学、研究性教学等教学方法，使大学生切实体会到思政课的实际指导作用，实现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入耳、入脑、入心。
1.2 显性与隐性宣传教育相结合，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方式
高校要从显性宣传教育和隐性宣传教育两个方面下功夫，不断丰富宣传教育方式，实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确认知。
首先，丰富显性宣传教育方式。班会、团会是宣传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直接的方式。学生教育工作者可根据所带年级和专业的实际情况定期召开主题班会或团会，对贴近学生实际，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内容的问题进行讨论。如可开展“文明诚信从我做起”主题团会，启发大学生指出日常生活中哪些是不文明、不诚信的行为，并鼓励学生分析这些不文明、不诚信行为的成因，从而引导学生如何做到讲文明、讲诚信。
其次，加强隐性宣传教育的力度。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也受潜移默化的影响，榜样的力量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隐性宣传的重要手段，辅导员在评优评奖的过程中，加大国家奖学金、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大学生文明之星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除此之外，加强寝室文化建设，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室友是对大学生思想行为影响最大的群体，和谐的寝室关系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保障，因此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要重视寝室文化建设，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同学之间存在的问题，营造和谐的寝室环境。
2 全方位、多角度，创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
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能仅停留在认知层面，更应该融入到日常生活。高校要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平台和途径，激发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自我教育、自我实践提高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
2.1 积极引导大学生参与学校自身建设
高校要从学生整体利益出发，引导学生参与学校自身建设。如学校相关制度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诉求，在制定与学生相关制度的过程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参与到整个过程中，从而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同时，各学校还要定期开展校长接待日活动，让大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校级领导要充分倾听学生代表反映的问题，对于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学校相关部门要积极做出反映，及时进行反馈，使大学生真正成为高校的主人。除此之外，在学校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可以开展“我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活动，相关组织部门要对学生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的筛选和充分的论证，对那些符合学校实际，利于学校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予以采纳，从而营造和谐、民主的氛围。
2.2 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依托，开展实践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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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
1.1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采访市环保局生态保护科、实地分点采集水样检测、对市惠城区居民问卷调查等方法。
1.2调研内容
采访市环保局主要东江综合治理的现状，包括的措施及的，当前的问题等；实地采集水样检测主要了水质检测过程中可以较为简便的方法辨别的指标如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硬度等。取3个点，分别为西湖、。。每个点取5个水样；对惠城区市民问卷调查主要市民对东江治理的评价、对东江、现在的优劣势对比及对东江未来水环境的展望。
二、调研结果
2.1东江综合治理整体情况
2.1.1的措施
东江自古的母亲河，亦香港行政区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其水质的好坏关系到市的生存发展，亦到香港行政繁荣稳定。市历届党委、、人大、政协都东江水质的保护工作，将对其保护与治理当成一件大事，常抓不懈。
调研对市环保局生态保护科了专访，总结了市在保护母亲河、预防跟治理水污染上的先进经验跟措施。总结如下：
2.1.1.1严设关卡，全力保护东江母亲河
市委市对企业投资有着一套的环保准入标准，划定了母亲河边可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每年出于保护母亲河的目的，有10%的投资项目不予准入。
2.1.1.2执法如山，严抓污染源监督管理
市委市对工业污染源强化了监督管理，在污染源的排放口了实时监控，打击企业的偷排漏排，执法在省内名列前茅。屡教不改的企业，市亦了黑名单制，以限制这类企业在市的发展为手段排污限制。
2.1.1.3全力治理，重抓污染漏洞
市了2.2提到的一系列措施来工业、农业排污，东江段的主要污染源并非来自工业、农业，而是来自居民的生活污染。
原因在于：的农村地区污水收集难度大，难以，大生活污染都直接或间接的排入东江。
情况，现阶段市已加大财政投入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兴建生活污水厂、生活垃圾厂等。据，市的污水能力为49.15万吨每天。人口的增长，减轻生活污水排放量，市现阶段仍有十几座污水厂在建状态。
2.1.1.4互帮互助，全力均衡全市污染治理
据市环保局资料显示，东江段沿线乡镇财力薄弱，难以承担生活污水费用及配套网管建设费用，以致东江段水质的主要污染源。
情况，调研建议，应拨出财政专项资金扶助乡镇，先富带动后富，经济好的城镇帮助经济的城镇，全市污染控制与治理的在较均衡的状态。把对东江的污染治理首位，对东江沿线居民的宣传教育，保护好母亲河，方能水质性节约用水。
2.1.2分点采集水样检测结果
调研在西湖、东江惠城区境内等地方采集水样，观察检验水样的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等，得出了结果。西湖分别采5个水样，代号为XH1—XH5,沿江分别采5个水样，代号为xielw1—xielw5，结果如下：
由表可见，西湖水质检测肉眼可见标准与官方公布的结果，属于水质IV类标准，沿江各采水点肉眼可见标准，pH值6—8之间，为。
2.1.3惠城区市民对东江综合治理的评价
调研派发问卷惠城区市民对东江综合治理的评价，共派发问卷200份，收回198份，问卷185份。调查问卷均封闭式问卷。派发地点有较强的性，分别为市数码步行街、市西湖、学院、市铁路学校、市火车北站员工住宅区等。在派发问卷的调研亦对市民了采访，采访的市民有100人，覆盖了老年、中年、青年跟少年，比例分别为1：1：1：1，较强的代表性。
在调查的人群中，75.7%东江段近三年来水质的，的主要饮用水源，其水质越来越值得信赖，13.5%的市民觉得近三年的水质跟以前区别，而仅有10.8%的市民近三年来水质的，东江段仍受到幅度的污染。60%的市民对近年来的治理决心及的治理措施表示赞许，有55.1%的市民东江现在的治理难处，分别为居民生活污水及工业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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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0450-9889（2014）12C-0043-03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重要课程，也是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因此，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的建设与改革，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有效性，是当前广大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应当思考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为出发点，分析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高职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途径。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始终贯彻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培养培训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国发展仍处在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必须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中央的决策部署对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对职业教育的部署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改革也正在全面启动，如何提高和培养高职高专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并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决定》对高等职业院校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理论教学适量安排下，要加大实践教学的改革力度，加大课程中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至少要达到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1∶1，有条件的院校甚至可以超过这一比例要求;教学过程中要增加实践教学手段，增加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社会调查、专家讲座、学生演讲、下基层锻炼等形式，要加大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手段，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资源共享，充分地运用新媒体现代教育技术、虚拟技术和现实技术、网络视频教学等教学资源，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对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缺乏深入的认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职业教育需求，形成由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有机衔接，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系统。现代职业教育是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系统培养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主要包括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社会化、职业教育产业化、职业教育终身化等四个方面。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现代职业教育理念认识不足，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深度不够，过于强调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没有从高职院校的办学特点、办学特色和学生素质、能力培养更高的层次来看待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没有能把握时代信息，对青年学生特点没有很好地掌握，造成工作思路与理念不明确，主观意识上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人为地分离开，没有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占比例较大，对实践教学的认识存在不足。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要性的认识不到位，片面地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还是讲大道理、讲国家政策，实践教学无需太多考虑，教学的课时大多是在课堂上讲授，仍然保持“教师为主体的地位”;没能正确认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教学思路不清晰;将实践教学当成独立的教学手段，没有与理论教学相联系起来，一味强调实践教学就是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实践教学的课时只占到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时的三分之一，有些院校甚至更少。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对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严重不足，大部分教师承担着大量的教学任务，出现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教学设计落后、课程内容相互重复、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进度疲于应付等现象，同时，也造成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对课程进行研究与探讨，讲授式教学贯穿教学过程，没有切合有效地开展与实际生活、工作紧密联系的实践活动，久而久之使得学生对参与实践教学热情大减，严重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
（一）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形势，及时转变教育理念。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适应新的教育形势，与时俱进转变教育观念，日常多深入学生，聆听学生的呼声，采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方式和技术手段，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要对学生充满信任，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激发大学生的自为意识，严格防止教学过程是“单向灌授”的形式，树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
（二）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培养目标。一是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理论知识结合社会现状和时下学生关心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调研，培养学生明辨是非、正确取舍的能力，培养全局观念和辩证思维。二是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起到主导的作用，学生的独立思考需要教师的积极鼓励和引导，对实际问题的调研报告需要学生自主完成，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三是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结合当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教学模式，通过社会实践和到企业锻炼，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和企业责任感，同时也能让学生尽快适应岗位要求、适应社会，增加实践经验。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和创新。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因此，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结合时代特点和教学内容，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有的放矢地采取和运用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等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情景模拟、案例分析、辩论、分组讨论、角色扮演、启发引导等多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理论知识;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手段，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资源共享，充分地运用新媒体现代教育技术、虚拟技术和现实技术、网络视频教学等教学资源，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的作用，进而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养，以此来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四）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渠道，它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的任务，开展实践教学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环节，其实践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1.充实和加强课堂内的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上要将理论知识与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相结合，灵活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对所讲授的内容进行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改革，通过课前的任务布置，让学生先分组进行收集所学内容的资料，教学时采用个体演讲、小组座谈、分组讨论、专题辩论、剧本表演、论文撰写等多种教学手段开展专题教学活动，例如，“诚信与我”、“我的职业生涯规划”等专项模块，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说、谈、讲，有问题及时纠正，从而培养学生理性分析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2.丰富和拓展校内实践教学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内实践教学要立足高职院校实际，依托主题活动开展实践教学。例如，让学生开展“校园里不和谐现象”调查，“校园文明你我行”主题活动等。社科部主办，学院团委和学生社团协助，组织学生针对校园内不文明的现象和卫生环境等方面展开调查，组织宣传，让班级召开主题班会，培养与提升学生文明、积极向上的高尚风格与责任意识;开展“宿舍6S管理”主题活动，依托学生工作部门和各系部，针对宿舍“脏乱差”现象，进行宿舍的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学生通过宿舍的文明建设向学院的精神文明迈进。再如，开展“学风建设提升年”活动，通过开展文明班级建设和宿舍文化建设，强化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目的，使广大学生能够自觉遵守学习纪律，创建优良学风。
3.扩展和延伸社会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格，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课程。因此，社会实践意义重大，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社会实际，从社会热点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入手，通过参观、访问、考察、调研、志愿服务等方式进行，要与政府、企业、街道办事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等共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依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学生到这些实践教学基地参观、访问和学习，让学生带着任务去完成所布置的社会调查任务，然后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对所了解到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加强和完善实践课的组织与领导。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组织领导机构，学院分管教学的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学院社会科学部在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下转第49页）（上接第44页）课的课时和实践教学人员的安排;学院人事处、教务处、后勤处在人员编制、活动经费、课时待遇、实践场地安排等方面做好保障。这将有助于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圆满完成。
5.注重和加强活动的过程考核。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过程考核制度，思想政治理念课包括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个部分，教师在进行成绩考核时，要注重过程的考核，加大过程的考核力度，增加演讲、答辩、撰写论文、座谈、现场反馈等多种形式形成学生的最终成绩。
总之，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创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是当前高职院校每一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应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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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伟.培养目标的新界定和我国职教格局的重塑[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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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之滨，人杰地灵。无锡，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历来崇文尚教。闻名历史的东林书院屹立于此，一代名联至今为天下读书人传颂;大街小巷中散落着众多名人故居，清末思想家薛福成、著名学者钱钟书、教育家顾毓等大家均出于此，汇聚了江南地区人文之精华。
在这个自古以来的富庶之地，除了经济上令人瞩目的高位增长，无锡教育的总体水平也走在江苏省乃至全国前列：90年代末20世纪初，无锡市最早提出教育现代化;2012年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地区”;2013年成为全国首批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检”的城市……
历史上崇文尚教基因的积累和沉淀，现代化教育模式的创新和驱动，使无锡教育成为了这座城市最闪亮的品牌。如何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如何保证教育公平的同时兼顾特色办学？如何突破桎梏实现机制创新？一直以来，这些具体问题都在困扰着地方教育现代化发展。或许，我们在这份“无锡答卷”中可以窥探一二，领略无锡教育的独到之处。
提谷齐峰 高位均衡保教育公平
2014年5月1日，《无锡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条例》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实际上，无锡探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早已开始，成果斐然。
据了解，2012年，无锡所辖市（县）区在全省率先全部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省级督导，当年该市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地区”;2013年11月，无锡再次全员通过教育部督导检查，成为全国首批所有市（县）区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检”的大中城市。
成绩的背后则是对具体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务实解决。在备受关注的义务教育“择校热”问题上，有这么一组数据引起记者注意：2014年无锡全市范围内择校率已降至10%以下。在无锡新区，中小学择校比例仅为1.2%和1.6%。在2012年底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社会公众对全市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总体满意度达到94.07分。
近年来，无锡义务教育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等软硬件上整体均衡推进。在硬件上，从2009年起，该市每年投入1000万元财政引导资金，对60所相对薄弱学校在办学场地、教学用房、设施设备、校园环境等方面进行优质配置，全市义务教育现代化学校100%全覆盖。
而在软件上，突破口则在于有序推进教师大轮岗，让无锡城乡师资队伍配置趋于优质均衡。据无锡市教育部门负责人介绍，从2010年开始，该市每年按照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15%和不低于骨干教师总数15%的比例，进行教师轮岗交流;对到薄弱学校任教达到一定期限且绩效突出的教师，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业务进修、考核评优等方面优先安排。2010年-2013年，全市共轮岗交流教师1.25万余人、校长460人，有的学校几乎100%的教师都有轮岗交流经历。
办学差距的缩小带来的是择校率的下降。机制的创新和改革是治理“择校热”另一剂的良药。从2014年开始，无锡热门高中除自主招生外的计划内招生指标全部分配到各初中，这是继2012年在省内率先缩减中考科目之后，无锡推出的又一项中考、中招改革。通过多年的体制、机制改革，无锡市各中小学正逐渐从生源竞争转向教学质量竞争，从升学竞争转向办学水平竞争，继续推进教育高位均衡发展。
在追求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也得到尊重和保障。“从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颁布到现在，近十年的时间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十年来，我们首先做的就是让民众在受教育机会上尽可能公平，尤其是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这两个阶段，真正做到人人享有良好教育。”无锡市教育局局长陆卫东向记者强调发展目标。
对于有着近700万人口，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为外来人口的无锡来说，如何让教育真正惠及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每个家庭、每个孩子，让他们享有良好的教育，的确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现实和迫切。
以无锡市新安中学为例，这所有着66年校史的老学校现有700名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占了40%。“我们以人为本，坚守‘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办学理念，从服务学生发展、教师发展的内需出发，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探索学校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新安中学校长王中意表示。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这一理念无疑折射出无锡义务教育整体目标。“无锡探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削峰填谷式低水平缩小差距，而是通过提谷齐峰，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均衡，让每一所学校都精彩、每一个孩子都出彩。”无锡市教育局局长陆卫东说。
创新发展 深化改革推动多元化办学
2012年4月17日，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在调研无锡教育改革发展情况时，曾专门提及“三个发展”―优先发展、创新发展、均衡发展。在改革创新方面，副省长曹卫星指出，除了学区的调整、招生的改革、择校的治理、无锡在教学改革、素质教育的推进，以及多元化办学方面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无锡特色的模式和机制。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无锡各个学校都“很有看头”，各具特色。在无锡市胡埭中心小学，学校秉承优良传统提出了“给孩子一百种经历”―“经历教育”这一崭新命题。同时，在这所以书法教育为品牌的小学中，孩子们在书香墨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历心灵的成长。
在江苏省重点中学、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天一中学，超常教育、国际教育、科技教育则是该校闻名全国的“品牌”。学校成立“天一科学院”这一学生自主学习研究中心，通过整合课程资源，探索学生的学习模式，突破现有培养方式，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激发和增强每个学生的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更独具特色的还有无锡第一女子中学，作为无锡唯一一所只招收女生的学校，学校成为了江苏省“现代女性素养课程基地”，结合时展的要求，大力培养现代大气、自立自强、具有创新精神、德才兼备的现代女性人才。
被誉为“轻工业高等教育明珠”的江南大学同样落户于无锡，这所风景如画的学校近年来彰显其轻工特色，在生物工程、食品科学和工业设计等学科领域享誉业界。
在职业教育领域，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强调实岗育人。另一所中职院校―无锡汽车工程专业学校在校企合作上同样经验颇丰，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实现职业教育毕业生高层次、高薪资、高成长的“三高”就业。
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无锡教育为何能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曹卫星副省长对此曾总结道，“这些都是改革创新带来的成果。对教育发展中体制机制性的问题、薄弱的环节、发展的难题，着力通过创新来破解。遇到问题不回避，正视现实，面对现实，能够通过解放思想、拓宽思路来创新举措，破解这些难题。”
优先发展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如果说均衡发展、创新驱动，深化改革是推动无锡教育“向前走”的动力思路，那么“优先发展”则是无锡发展教育的整体战略思路。
党的十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明确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翻开无锡市委、市政府近两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文件，“教育优先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幸福无锡”等表述频繁出现。
曹卫星副省长在调研中亦首先肯定了无锡坚持优先发展，统筹谋划。他表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优先投入、优先规划，统筹资源，协调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广泛的关注。
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黄莉新则强调，“无锡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进一步提高教育事业发展水平，培育更多优秀人才，为无锡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透过这些政策话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锡发展教育的战略思路：一是建设全国一流的教育强市，二是实现“人人享有良好教育”的目标。无锡市委、市政府清晰地意识到，教育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而教育的“强”，则体现为服务社会民生、增进人民幸福的能力。
2012年无锡全市3-6岁幼儿入园率达到99.6%，高中教育优质资源实现全覆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9%，在江苏率先实现区域教育现代化……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无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战略密不可分。
除了关键的指标上升，如何建立长效的机制、进行制度化设计将成为未来无锡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在无锡调研时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下一步要按照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来构建指标体系，来拉高我们的薄弱环节，来补差补短，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要形成一套区域化的建设标准和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来引领和带动整个教育现代化的建设。同时，要搞一些教育现代化创建试点，包括试点学校、试点地区，真正让我们感觉到教育现代化是一个怎样的机制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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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在1990年代末开始被国内学界使用，不久即流行起来。具体地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与解体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有关。解体后，如何重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成为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到1980年代末，推行村民自治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如何具体实施村民自治，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就不仅成为政策部门迫在眉睫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成为学界的理想研究课题。在这个背景下，1990年代，国内以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为主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村民自治，并进入农村第一线，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与机制，从而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
一、农村人口流动视阈下乡村治理实态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上讲，流动促使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协调和优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微观上讲，流动促使了农民现代性的生长、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公民文化的形成。但是，流动带给国家、社会及农民个人的积极效用在很大层面上却又具有非均衡性，甚或单向性。详言之，流动在将绝大部分社会正面效益集中于流入地和流动农民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将消极的、负面的效益抛给了流出地和留守农民。这一社会现象必须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和社会密切关注，否则会导致农村社会的凋敝，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1.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渐发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1]。按常理，流动会促使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对于我国乡村农村社会，却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民工潮”并未给农村社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反而造成了乡村知识、人力、技术、人才及市场的“经济性”外流。乡村人口流动的主体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阶层的外流。1978年后，国家意欲建构“村民自治”框架来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草根民主”。农村人口流动的结果是“乡村最紧迫需求的资金、人才、知识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至造成乡村发展的‘空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表现为一种上位流动，乡村流动主体在年龄、知识、才能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近年来，国内学者实地调研证实，农村外流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总数的86. 3%，外流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留守者。乡村基层民主“草根”表现出一种实质枯萎态势，乡村政权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向。
2.流动并未带来农地经营“规模化”，而更趋向于农业“过密化”。在人口压力下，农业“过密化”使得我国农业经济逐渐变为一种“糊口经济”。农地，对于农民而言，首先表现为“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农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逐渐“超越”其生产功能[2]。土地的家庭承包，不仅造成土地的细碎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土地难以流转，难以按资本、技术、知识相对优势来配置土地。农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却造成了土地撂荒、抛荒等畸象，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效，直接影响农村的健康有序发展。
3.流动带给既定村民更深的“相对剥夺感”，乡村治理成本增加且效能趋下。国内外学者实地调研证实，流动会促使农民现代性增强与传统性削弱。诚如周晓虹所言:“农民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3]农民现代性的提升会促使农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和乡村治理效能增强。但是这样的积极效用却并未在乡村社会产生。反而，由于年龄、性别、知识、才能、素质等原因使得未流动农民更多接受到的是关于流动农民上位提升的信息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优越性。城市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未流动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他们感受到的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缩小，现实使未流动农民的“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美国学者古尔(T・Gurr)认为，带给社会动荡或变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是一种典型的“忿忿不平”。当前，广大农村正在形成并蔓延的“相对剥夺感”，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直接导致农民对现有权威政治的疏离和文化认同下降。这些现象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构建乡村治理的有效对策
在构建现代社会进程中，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建，亟待政府、社会及乡村等对现有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断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一）加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解构步伐，促使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二元结构是影响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个矛盾主要体现为资源配置和流动的失衡性和偏向性。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供给和政策出台，给予城市和工业分割、占据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即社会资源存量及增量的流动和分配偏向于城市和工业。这就相对剥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其中包括乡村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潜在最大危险是增长收益得不到普遍分享，特别是广袤的乡村被排除在获益之外。当前，农村人口流动最大的特征是促使乡村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譬如年龄、知识、资本、能力以及市场等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乡村流往城市的单向性，而这又导致乡村社会发展资源的更为稀缺性。在资源不可回流的情况下，传统的乡村结构在不断“复制”而导致乡村出现调蔽，乡村有效治理成本加大。乡村社会发展的相对弱势，使得政府应通过倾斜性制度供给来不断加以弥合。对此，首先政府应对破解二元社会结构不断“催化”以求“加速”。目前，我国二元结构的解构，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策界，均成定说。政府应加大力度促使二元结构尽快解构，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制度环境。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导向就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市民制度。
(二)加快乡村农地流转制度建立健全，促使农地的“规模经营”
当前，影响乡村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农地配置并未由于农村人口流动而促成“规模经营”，反而出现大量农地的搁荒、撂荒等现象。究其原委，从经济学角度讲，其中不乏有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导致农地生产意义的萎缩和退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缺失和低效。在中国，农地的高产主要是通过对单位土地不断追加劳动力要素投资而获取的，并非是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诚如美国学者德珀金斯认为:在中国农业发展中，“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中国农村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后却隐藏着边际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农业有增长却无发展的“农业内卷化”将影响农村结构变迁和乡村社会治理。因此，政府应该加速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立法。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对于农民土地权利的界定、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补偿标准及收益分配、土地流转的管理、土地纠纷的处理等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后加以规定，使农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轨道。二是大力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可以依托经管站建立土地中介组织，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及中介，包括土地流转规划、收集土地供求信息；进行项目推介，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指导办理土地流转手续，协调处理各方关系，搞好土地流转的服务。三是准确定位乡村组织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加强管理和搞好服务，包括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证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协调等服务。
(三)加快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建设，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社会组织是每个社会成员权利维护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4]故可知，组织是一个群体权利的保障，它可以提高群体在社会规则中的谈判地位，强化农民与政府、社会的对话权能。而且乡村公民通过组织可以获取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经济技能和塑造现代文明规范。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创建和参与组织，这样的组织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也可是经济层面的，亦可是文化层面的，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组织，使农民拥有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这不仅可以增强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主张权利的“话语权”，也可以在“乡政”和“村治”之间架构有效的沟通渠道。国内学者何慧丽教授在河南兰考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中积极创新农村文化组织并取得一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组织提升农民现代性的效能。
四、小结
毫无疑问，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会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城乡差别会有所扩大，乡村的“相对被剥夺地位”也不可能很快改变。但城市的发展不能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中国的发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还必须有“绿色的崛起”，即乡村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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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农地流转是与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水平相适应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过程。一方面，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近年来农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农地流转规模与农地现代化以及要素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将交易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流转合约，而农地流转合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存在着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不同方式。那么，现实中农民在进行农地流转时会选择何种类型的合约？深入研究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及其机理，在当前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以及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现实背景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有关于农地流转合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约类型（如定额合约、分成合约）、合约期限（如短期合约、长期合约）（Cheung，1969）、合约治理（罗必良，2015）等方面，对于合约方式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以对合约选择现状的描述为主。事实上农地流转市场普遍存在着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两种交易方式，且整体而言农地流转较多集中在亲友、街坊邻里等熟人社会中（Belay et al，2004；Gao et al，2012）。Grossman & Hart（1986）和Hart & Moore（1990）倡导的“不完备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思想较好地阐述了为什么农地流转过程中关系型合约得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农户是否采用关系型合约则主要受制于信任程度（Siles等，2000；Macours等，2004）。（1998）认为中国农村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乡土性”，人们以血缘和亲缘维系着稳定的乡土社会，若农地流转发生于亲友、邻居等熟人之间，此时法律意义上的书面正式流转合约显得并不必要，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构成了农地流转的重要规则。叶剑平等（2010）通过对中国17省份的调查发现，82.6%的农地转出和81.8%的转入并未订立书面正式合约。洪名勇等（2015）通过对贵州三县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农地转入时采取口头合约的比例达到90.14%，转出时为89.89%。刘文勇等（2013）认为，在熟人社会中，农户之间信息的高度对称性使农户选择口头合约的交易费用接近于零，因此农户在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普遍存在“重口头、轻书面”现象。与此同时，赵其卓和唐忠（2008）对四川绵竹的调研却发现，农地流转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为主，签订书面正式合约的比重为67.6%。
可见，在中国农村农地流转总体上以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为主，但在不同^域具有差异性。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农户流转农地时更多地选择口头非正式合约，而农户又在何种情境下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从我国农村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同时，采用对辽宁和江西两省1 628户农户入户调研的一手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进而探讨影响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1.理论基础：差序治理
同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相对独立的个体间的交往）情境下的社会关系不同，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012）。“差序格局”的概念阐释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是以自己为圆心、依次向外扩散的，这意味着自身同他人关系在信任程度上存在着亲疏远近之分。驱动这一波纹的“石头”则是立足家庭并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在乡村社会的投影形塑了地缘关系。换言之，我国乡村社会情境下的人际交往通常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石，并因此催生“差序格局”。
在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情境中，家庭扮演了社会基本组织这一角色，内化为一种集生产、消费、分配、生活、教育以及情感乃至社会保障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家庭以及家族，几乎垄断了内部成员全部的社会稀缺资源，除了土地、货币以及财产这类有形的资源，还包括地位、声望、名誉、权利以及心理满足等无形的资源。而掌握各类社会有形和无形资源的能力，决定了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心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同他人之间信任关系的程度。黄光国（2010）将这些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依次概括为强关联、熟人关联、弱关联和无关联。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表现为无关联；通过一般的交换和联系后，便生成了弱关联关系；与街坊邻居通过较为经常和长期的联系和了解，构成了熟人关联关系；而血缘和姻亲构成了强关系的生成机理。这种“差序格局”除了是一种道德范式外，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方式或格局（孙立平，1996）。
差序格局中，个体之间由于信任关系的不同而对应不同的互动规则：强关联属于情感型关系的范畴，其互动遵守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不仅蕴含情感型关系，还包括工具型关系，适用人情规则；弱关联属于工具型关系，表现为弱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可能仅仅听说过对方但不熟悉，譬如校友、同乡等，不过个体间能够利用弱关联去“套近乎”，使得双方变得较为熟悉，弱关联的主体适用公平规则，对于短期内的投资回报较为注重；无关联意味着主体之间是完全的陌生人，同样适用公平规则，但相比弱关联，无关联关系更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罗家德 等，2012）。
不可否认法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但在广大农村、在差序格局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的土壤一直存在（Winn，1994）。时至今日，村落共同体依然表现为熟人社会（万俊毅，2011）。差序格局中，不同的关联关系与相应的治理机制匹配，可将其界定为“差序治理”（高名姿 等，2015）。本文将“差序治理”细分为“市场治理”和“非市场（人情）治理”。无关联和弱关联关系中的公平规则应该通过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因此将其界定为“市场治理”；强关联关系中的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中的人情规则更多的是通过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因此将其界定为“非市场（人情）治理”。
2.研究假说：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
农地流转对象涉及不同主体，比如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农户等，农户又可细分为同村农户和外村农户。刘一明等（2013）通过对全国890户农户的入户调研表明，7477%的农地流转给了亲友邻居，因此中国目前的农地流转主要表现为“关系型流转”的特征（罗必良等，2013）。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根据流转对象的不同，可将农户的土地流转分为四类，即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转给外村农户、转给同村农户以及转给亲友（见图1）。
以企业为代表的规模经营主体，一般与转出农地的农户互不相识，因此体现为无关联关系。由于彼此间缺乏信任，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双方均更倾向于书面正式合约，流转租金在这四类主体中也是最高的。农户若将农地转给外村农户，体现为弱关联关系。一般的，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这里的“外村”是指自然村。一般的，农户将农地流转给外村是指流转给本自然村以外的农户，“本自然村”与“外村”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本课题组的实地调查也佐证了这一论断。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常同属一个行政村，因此其关联程度要强于“无关联”；但与流转发生在同一个自然村农户内部所呈现的“熟人关联”相比，其关联性又相对较弱。，因此，可以通过“套近乎”等方式建立起联系，但与本自然村内部的流转相比仍然缺乏信任，流转双方可能更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来约束双方行为，流转租金一般低于流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在无关联与弱关联关系下，流转双方是一般交换的关系，宜采取市场治理范式，用签订农地流转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正式制度）约束双方行为。
当农地流转发生在同一自然村内部时，在熟人关联情境下村民之间信任程度较高，由于人情关系、名誉和声望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有较大的约束力，因此通常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方式，且同村内流转的租金一般高于亲友间流转。亲友之间具有血缘以及亲缘关系，属于强关联，农地很多时候是免费给亲友耕种的，与村内流转相比，农地转给亲友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可能性更大，租金也较村内流转更低。与市场治理不同，熟人关联及强关联中，由于双方遵循人情规则，在血缘、亲缘、地缘以及声誉、名望等非正式制度的情境下，农地流转时更倾向于采取口^非正式合约，因此更适宜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
研究假说：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与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与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市场治理范式，采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本文讨论的合约方式分为书面正式合约和口头非正式合约两种。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除这两种合约方式外，还存在第三种证明及非规范书面协议（也称书面非正式合约，指农户间私下签订的在法律意义上不具有效力的书面协议）等方式，本次对赣、辽两省农户的调研中这两种合约为38份，但不管将其划分到书面正式合约还是口头非正式合约都不科学，且数量较少，因此这两种合约方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5年1―8月在辽宁、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共涉及15个乡镇、56个行政村的1 700多户农户，其中有效问卷1 628户。结合农民收入水平、水土条件、地理位置等差异，选择以下四县区（市）为调研点（详见表1）。为保证样本随机性，四县区（市）各随机选3～4个乡（镇），每乡（镇）选3～4个行政村，每村随机选30户左右的农户入户调查。由于本研究所需样本为发生过土地转出行为的农户，经过对不适宜样本的处理，最终样本包括55个行政村的516户转出户。
注：苏家屯区位于沈阳市郊，是介于城市与农村间的地域综合体；东港市属于丹东市管辖，地处东北亚、环渤海和环黄海经济圈交汇点，具有港口城市特点；丰城市属于江西宜春市，耕地面积达124.44万亩，是典型的粮食主产区；遂川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是吉安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工作重点县。
从表2不难看出，当前农地流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差序治理的特征：当农地流转发生在亲友以及同村农户之间时，农地流转的租金较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也较低；当农地流向外村农户以及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远高于亲友及同村农户间的流转。对流转租金分析，从流向亲友时的167.13元到流向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的463.78元，也逐渐呈现出一种从人情化向市场化过渡的特征。在违约率方面，在516户转出户中仅有7户发生违约，总的违约率为1.36%，说明违约风险可控，且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违约率更低一些。
2.模型构建
在对农地流转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已有文献主要基于Logistic和Prob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有些不容易直接观测到（潜变量），但可以用一些外显指标进行间接测量，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潜变量及其具体指标值。因此，本研究选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差序治理、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四个方面来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构方程模型是运用统计中的假设检验方法对有关现象的内在结构进行主体行为分析的统计方法，其对潜变量、测量误差和因果模型具有独特的处理能力。结构方程模型整合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指标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则描述潜变量间的关系。
测量方程为 ，结构方程为 其中，x为外生观测变量，y为内生观测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η为内生潜变量；Λx为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Λy为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B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在方程中η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3.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内生潜变量为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其取值为1或2，口头非正式合约赋值为1，书面正式合约赋值为2。结构方程模型包含4个外生潜变量，共13个指标，分别为差序治理（转出农地的去向）、农户特征（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业资产现值）、农地流转特征（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流转面积）和外部环境特征（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所在村庄道路状况），各变量的解释说明以及预期符号详见表3。
4.实证分析结果
运用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Amos 21.0平台软件进行结构模型验证，一般情况下，CMIN/DF0.85，RMSEA
注：CMIN/DF为拟合优度，NF为非常规拟合指标，GFI为拟合良好性指标，CFI为比较拟合指标，RMSEA为近似均方根误差估计。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结构模型反映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包括影响方向及强度。从表5可看出，四个外生潜变量在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上均有较高载荷，表明本研究所选取的外生潜变量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较强解释力。差序治理在1%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也均在5%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与研究预期一致。作椴钚蛑卫淼目晒鄄獗淞浚“转出农地的去向”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将农地转给不同关联程度的主体时，会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验证了研究假说：农户将农地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更倾向于市场治理方式而选择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而转给熟人关联及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则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方式而选择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
差序治理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事实上，除此之外，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等也都对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6表明了可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具体如下：
（1）农户特征方面，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并运用正式制度（比如法制观念、市场经济思想等）来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因此更有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土地。户主若具有党员身份，在农村社会中一般会跻身“精英阶层”，思想觉悟较高、原则性较强，相比一般群众也更容易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农地。
（2）农地流转特征方面，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农地质量越高，农户获得产出以及潜在利益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能够更好地保护农户的经济利益。作为农户在流转农地时最为看重的方面，流转租金是农户可以实际获得的流转收益。在租金较低时对江西、辽宁两省的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农户外出务工后，为了避免自己承包的土地撂荒，便将农地给亲戚朋友或者邻居代耕代种，作为回报一般只需每年给予原土地承包者几十至上百公斤粮食，有的甚至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农户可能并不十分在意合约形式；但当租金较高时，为了保障自身收益的合法性以及产权安全，农户则更倾向于签订书面正式合约。农地流转期限越长，存在的违约风险以及不确定性越大，因此，相比短期流转，长时期流转更需要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来约束和规范，以防“敲竹杠”以及道德风险的出现。
（3）外部环境特征方面，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若村干部对农地流转进行干预，农户更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以应对村干部干预。相比承包地未曾调整过的农户，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发生过调整的农户对农地产权更为重视，出于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完整性等的考虑，会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若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有保障，能够更好地应对干旱少雨等自然灾害，从土地上获得稳定性收益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农户对有水利灌溉设施保障的农地更为看重，将其转出时也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差序治理的分析框架，从转出户角度探讨了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的合约方式选择问题农地流转涉及转出户与转入户两个主体，本研究并未对转入户进行讨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中国农村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建构了农民群体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及其治理，这种局域的信任和关系网络使农村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人格化的倾向；但当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社会之外的主体（比如涉农企业）时，往往又呈现出市场化的特点。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其公平性往往通过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即采取市场治理范式，而市场治理需要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与之匹配；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强关联及熟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人情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往往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即采取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非市场（人情）治理与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相匹配。基于对江西、辽宁两省实地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方式选择是在差序格局下差序治理的结果。
农地流转的合约方式选择之所以受到差序治理的显著影响，是由于农户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同，而关联程度又可以通过社会信任来表达，社会信任是不同主体之间基于长期化、稳定性的交融与互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契约。同村农户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较高，但对外村农户以及外来的涉农企业等则具有较强的排斥心理。这种信任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乡土社会相对封闭，随着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边际将不断外移，农村社会信任关系也随之外扩，进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的非人格化交易以及合约的规范化进程。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一蹴而就。
综上所述，农地社会差序治理的形成源于农户与不同主体间亲疏远近和社会信任关系的差序格局，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合约方式选择深受差序治理影响。在农地流转市场化特征并不明显的情境下，流转时交易双方的亲疏关系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程度显得尤为重要。熟人社会和乡土情境下的人情交往规则不容忽视，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不宜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性而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迫使农户使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是农户综合考虑交易成本、风险、社会信任及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均衡结果，如果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不但削弱了农户的选择和处置权，还将增加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虽然从理论上讲，与书面正式合约相比，口头非正式合约的稳定程度较低，履约风险较大，但从本次调研结果看，目前农户在农地流转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比例远高于书面正式合约，且口头非正式合约履约效果良好。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在有序推进农地流转的进程中，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将选择何种合约方式的自赋予农民，当然也需要做好规范引导工作。
总之，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农地流转等农村、农业政策时，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和发挥正式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注重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农民的行为偏好和决策深受乡土情境中人情关系、社会信任、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乡村社会语境，充分发挥本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各地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域以及乡土特征的差异，在充分尊重各相关主体意愿及利益的基础上，给予地方一定的试错权，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本地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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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杨睿；段文娟）
篇12
篇13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来不断增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后劲。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作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参与竞争的重要法律制度，也理应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并以此来推动我国企业与市场接轨、与现代接轨、与国际接轨，最终实现企业的科学、持续发展。
一、正视不足，提升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理念和认识
总体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企业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通过对内加强制度建设，对外积极开拓市场，在获得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创造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成绩是主要的，但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及各企业的实际，努力提升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理念和认识，用现代思想来武装企业，并保障企业不断前行。
（一）克服“移花接木，生搬硬套”的思想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企业数量不断涌现。当这些企业逐步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如果依然按照传统管理模式肯定行不通，这时如何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就成了首要课题。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喜欢“移花接木，生搬硬套”，这是一种快捷方式，但其中一定要结合本企业的实际，实行有选择地“拿来主义”，否则由于缺乏基础，可能会导致管理上的不适应、不适用，结果自然不会很理想。
（二）克服“消积被动，预见性差”的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讲求科学的管理理念，即主动管理、前瞻式管理等。但目前现实是，很多企业缺乏应急预案，一旦发生了问题，经常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损失惨重。因此，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管理意识的企业来说，一定要具有前瞻性，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要提前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未雨绸缪，做好相应的资源储备，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永续前进，不被一时的不利形势所左右和决定。
（三）克服“固步自封，思想保守”的思想
基于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目前保守思想较为浓厚，求稳有余，而创新、创造不足。当然，保守思想并没有错，其能够保障企业拥有更多的理性，只不过要尽力规避过于保守的负面影响，即小富即安，自以为是，自我满足。殊不知，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步，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只有不断创新，勇立潮头，才能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多措并举，提升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效率和
效益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当前企业管理的核心运作体系。结合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实践和存在的诸多不足，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当务之急是要多措并举，动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给力，提升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效率和效益，发挥出企业组织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能动作用。
（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企业要以完善企业法人制度为基础，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以有限责任制度为保证，以公司企业为主要形式，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进一步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增强活力和竞争力。其中，一是要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特别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领域，法人治理机构不清，职能混淆，存在越位、缺位等现象。因此，一定要规范董事会、经理层的职责，同时要加大监事会和职工代表的权力，保证企业监督制度有序运行。二是要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重大决策责任制度，对于一些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一定要实行集体决策制度，做到充分市场调研、充分酝酿讨论、充分民主决定，从而保障决策的科学、有效。
（二）继续深化企业改革，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这是从企业的核心运行制度而言的。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说，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股份制管理制度，可以更好地推进企业的民主进程，规避一元制企业可能会出现的决策弊端。在这方面，我国可以从股权改革和设计方面入手，通过招商引资和资本市场运作，促进企业的股权分散。当然，其中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要防止国有资产在股权改革中可能会造成的流失现象，这要通过制度规范和加强监管来实现；二是实行相对多数的控股制度，即不必限定在51%的持股份额，这样有利于股权的稀释和股本的增容；三是对于经理层，包括企业的核心技术人员，可以将其薪酬与职责、贡献挂钩，并且通过股权、期权来实现，这样有利于经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实现这些重要人员与公司利益的互利共赢。
（三）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规划，创新企业生产、财务、质量、营销、环保、人力资源等具体管理制度的发展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