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半导体资金流向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今天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及元件、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计算机应用和证券板块，其中半导体板块连续两天成为资金流出最多的板块，表明前期获利资金在持续性地进行获利了结。而通信设备板块则是受到消息面上的影响，苹果下修明年首季销量预估，减幅超预期，从而使得苹果产业链相关个股普遍被资金抛售。
2. 港资动向
因圣诞假期，香港股市今天休市，港资无交易
3. 赚钱效应
分析：今日上涨家数720家，下跌家数2422家，涨跌比为0.30。涨停板家数25家，扣除5家未开板新股后，自然涨停板家数20家，其中医药类次新股5家，非医药类次新股5家，细胞免疫治疗概念1家，其他类9家。
从中可以看出，具有板块性效应的主要是医药股和次新股，尤其是其中的叠加品种，这与上周五次新+天然气的模式可谓是如出一辙，在目前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资金还是更青睐一些叠加热点概念的小盘次新股。
篇2
互联网保险：据港媒报道，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保险本周四将挂牌港交所。部分机构投资者场外暗盘交易价达到67港元，较招股价上限高12.2%。照此计算，众安市值达到965亿港元。背靠蚂蚁金服、腾讯和中国平安等“明星”股东，众安IPO受到市场热捧，超过10万人认购，公开认购超额逾400倍，冻资2000亿港元。按照当前市场热度，众安挂牌后市值或破千亿。建议关注：焦点科技、东方财富
智能物流：据媒体报道，阿里巴巴集团26日宣布增持旗下菜鸟网络的股权至51%，并预计未来5年将持续投入1000亿元建设全球物流网络。阿里巴巴表示，未来除了继续投资数据技术等领域的研发，还将主要用于和物流伙伴共同推进智能仓库、智能配送、全球超级物流枢纽等核心领域建设。建议关注：荣盛发展、中储股份
ETC：交通部办公厅近日印发《智慧交通让出行更便捷行动方案(2017—2020年)》，在方案提出的多项重点任务中，加快推进ETC拓展应用居于首位。今年将印发《关于促进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ETC)系统应用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探索ETC在停车场、租赁汽车等领域推广应用。到2020年，使ETC客车使用率达到50%。建议关注：金溢科技、万集科技
人工智能：据报道，英特尔实验室今天(9月26日)宣布，正在研发出代号“Loihi”的自学习神经元芯片，模仿了大脑的功能，能从环境反馈中直接学习。Loihi不需要通过传统的方式进行训练，随着时间的增加会变得越来越智能，而且功耗极低。建议关注：东方网力、中科曙光
无人机：据报道，近日，德国无人机开发公司Volocopter在阿联酋迪拜进行了一场载客无人机飞行测试。阿联酋这项雄心勃勃的无人机载客服务计划，旨在使迪拜很快成为全球首个推出无人驾驶“飞的”服务的城市。建议关注：雷柏科技、山河智能
【甘肃中药配方颗粒监管的首部地方标准】记者26日从甘肃省食药监局获悉，《甘肃省中药配方颗粒标准(试行)》(第一册)(以下简称《标准》)于新近实施，这是甘肃省中药配方颗粒监管的首部地方标准，将传统中医药的优势、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加快推进中药现代化。
上周新增投资者31.85万人.中国结算周二盘后的数据显示，上周（9月18日至22日）A股市场新增投资者31.85万人，较前一个交易周环比下降5.6%。每周都增加几十万新股民，看来“城外的人不断会进城入市来”。
【26日港股通两市共净流入18.06亿元】周二(9月26日)，港股通两市共净流入18.06亿元。截至港股收盘，沪港通资金流向方面，沪股通净流出1.01亿元，港股通(沪)净流入7.8亿元；深港通资金流向方面，深股通净流入2.12亿元，港股通(深)净流入10.26亿元。
【期指】期指成交持仓方面，IF1710成交10149手，持仓25306手，日增仓-941手；IH1710成交5816手，持仓15880手，日增仓-622手；IC1710成交9697手，持仓20018手，日增仓-661手。期指升贴水方面，IF1710升水6.98点，IH1710贴水5.81点，IC1710升水35.72点。外盘方面，截止收稿，A50E09报11977.5点，涨幅为0.46%；成交33.18万手，持仓46.44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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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data mining; clustering; polysilicon; quality analysis; K-means
中图分类号：P75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随着各个行业的不断发展，能源危机是世界各国相继面临的严峻现实，寻求新能源、新技术是人们不断探索的课题，由此，太阳能光伏产业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太阳能光伏发电将日益成为能源消费的首选，加上基于多晶硅材料基础的半导体器件在各大行业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带动了处于光伏产业链中最上游的多晶硅产业的发展[14]。
中国的多晶硅制造业在近几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积累了很多技术经验，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外技术、资金流向中国，中国企业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竞争要求企业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交货及时、服务好等，而传统的多晶硅数据分析依靠统计得出，由于这些数据的分散性和无序性，大大降低了统计分析的可实施性和可靠性[14]。因此，如何高效、准确的从数据中找出隐藏的、有用的知识，是企业决策层一直关心的问题。而另一种知识发现的方法-数据挖掘能从海量数据中自动寻找规律，发觉海量数据中潜在隐藏的知识，它帮助企业将数据挖掘中的模型应用在多晶硅的质量分析中，对引起多晶硅各类质量问题的因素进行预测，从而达到提高多晶硅质量的目的。由于多晶硅质量检验数据具有不确定性、动态性等特点，选取聚类挖掘中经典的K-means算法。
2相关技术简介
2.1 K-means算法
K-均值法以簇的数目k及随机种子数s为参数，将n个对象分成k个簇，以使簇内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簇间的相似度较低。
2.2 K-means算法描述
(1) 任意选择k个对象作为初始的簇中心；
(2) 根据簇中对象的平均值，将每个对象（重新）赋给最类似的簇；
(3) 更新簇的平均值，即计算每个簇中对象的平均值；
(4) repeat；
(5) until 不再发生变化。
2.3 K-means算法分析
K-means算法存在着缺点：
算法中的K值需要用户提前给出
K-means算法要求用户提前给定聚类的簇个数，也就是说聚类的效果依赖于用户给定的参数。然而这个参数是非常难以确定的，特别是无法确定数据分布形态时，这给用户确定k值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根据上述K-means算法存在的不足，提出一种改进的确定K值的算法。
3 改进的K-means算法
3.1确定聚类个数K值的算法改进思想
对于聚类个数的确定是依靠经验来确定k值，尤其是在多晶硅质量检验中有可能是由于设备的不同问题而造成聚类个数无法依靠经验值判断，因此，k值的确定非常困难，但在很多时候可以确定一个最佳聚类个数范围，然后可以从包含n个样本的样本集中计算两两之间的距离，将其平均值作为初始的凝聚点，依次选取离凝聚点最近样本归入初始聚类划分，直到聚类划分中包含了n/k个样本值，然后将所有归入初始聚类划分的值从样本集合中删除，使这成为一个新的样本集合，重复以上步骤得到一个新的聚类划分，当样本集中所有的样本均可归入一个聚类划分时结束。上述方法的实质就是将与初始聚类中心距离d最小的n/k个值的样本点归入初始聚类。最后，根据数据函数[13]初步估算，从中选取一个比较优的k值，这样就可以降低确定k值的难度。
我们用Wkm来表示类内的相似度与内间的相异度，用与Intra ( k) 来表示类内的相似度，kmax，kmin表示k的取值范围。用Inter ( k)来表示类间的相似度，X表示有n个数据对象的集合，Vi表示簇的初始聚类中心。因此根据定义，可以得到：
Wkm(k) = Intra(k) +(1- Inter (k) / Inter(kmax))
在上式中，其中：
表示x中所有数据的相似度， 表示以vi为中心点的相似度；
表示第i个质心与其他簇质心之间的相似度。又根据
当Wkm（k）有最小值时，我就可以得到Kopt,且 。
3.2改进的确定聚类个数K值的算法流程图
改进的K-means算法流程图如图1所示：
图1 改进的确定K值算法流程图
3.3改进的确定K值的算法流程描述
（1）确定k的取值范围kmax，kmin
（2）从Kmin为k的初值, 通过初步划分方法的均值来确定初始的聚类中心[14]
（3）计算W km ( k)的值
（4）判断k值得是否大于kmax，如小于Kmin=kmin+1转（2）
（5）取min(W km ( k))得到Kopt。
篇4
（一）市场核心指数
从2012年2月份指数涨跌数据看，两市继续放量反弹，表现最好的是创业板指数和中证500指数，分别上涨13.36%和12.19%；权益类指数无一下跌；涨幅较小的是前期反弹幅度较大的上证50和上证指数。中小盘股的表现尤为出色，创业板和中小板跑赢沪深300指数5个百分点左右。债券指数由于股债翘翘板效应在股市反弹时出现下跌（见表1）。
（二）热点分析
1.行业热点
分行业来看，电子、信息服务、轻工制造、食品饮料、家用电器、房地产和信息设备等行业的涨幅超过了13%；金融服务与有色金属表现涨幅较小，分别上涨了了4.33%和6.98%。对比1月数据，上月涨幅大的本月涨幅较小（见图3）。电子行业涨幅大的原因主要是超跌反弹行业出现复苏迹象。去年12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和增速继续下跌，全球各大市场都出现了负增长。其中日本跌幅小幅度扩大；美欧同比增速继续大幅下滑；而一向稳定的亚太地区，也有明显下跌，今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而2012年1月份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接获订单的3个月平均金额为11.8亿美元；订单出货比为0.95，继续回升，并接近1。日本半导体BB值2012年1月份为1.06，较去年12月份有所回落，但仍然维持在1以上。BB值接续回升，设备制造商信心继续恢复中，行业景气有复苏迹象。销售增速仍在下降，但BB值继续向好的现象不能忽略。由于销售数据的滞后，而BB值数据预示着未来几个月将有所回暖，这一点成为全球科技股上涨的主要理由。不过由于经济增速不确定，电子消费品销售仍不能乐观。电子行业的增长受制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但基本可以确定短期内将企稳，长期方向仍需观察。
2.概念及板块热点
按Wind分类的65个板块全部上涨。其中触摸屏涨幅最大，为25.88%；移动互联网20.96%；其它涨幅超过15%的板块还有节能元器件(IGBT)、三网融合、数字电视、保障性住房、云计算、绿色节能照明、3G、安防监控、水利水电建设、股权激励、装饰园林和乙醇汽油。涨幅较小的是煤气层和清洁煤发电，涨幅都在10%以下（见图4）。
3.资金流向
从市场内、外资金流动来看，根据申万报告，2月份，IPO融资124亿元，比1月份的27亿元明显增加；另外，印花税和佣金七十多亿元，比上月三十多亿元明显增加；再融资十多亿元，合计流出资金规模约220亿元。资金供给方面，2月发行偏股型基金的募集资金规模四十多亿元，个人投资者资金流入近180亿元。2月二级市场资金流入、流出基本持平，一级市场新股申购资金仍旧比较少。另外，受银行理财产品的影响，月底资金短期流出的迹象仍然比较明显。2月下旬，市场资金存量约11500亿元。如果考虑最后几个交易日的资金流出，市场存量资金将有所减少。受市场上涨影响，平均周参与交易账户占比平均为7.79%（截止期2月24日）,比1月的5.29%明显上升。从成交量看，2月份流向中小市值的资金明显增多。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成交量占比在2月份出现了显著回升。中小板和创业板成交量总额占市场总成交量的比重从1月的17.06%回升至26.16%。市场热点在2月份再度向中小市值切换。2012年2月，申万23个一级行业指数全部上涨，资金加速流入所有行业，流入量市值占比在4.1%-13.4%之间。其中，轻工制造、家用电器和电子行业靠前。申万16只风格指数全部上涨，资金加速流入所有风格板块。流入FCR（资金加速流入量市值比）高于10%的风格板块依次为：高市盈率、小盘、中市盈率、高市净率和亏损股。由于资金加速流入量市值比与板块未来表现成正比，因此2月FCR居前的风格板块涨幅较大。
4.个股行情
根据wind资讯数据，包括新股在内，有完整数据的2264只股票中，2月份上涨的2237只，占比99%；有1193只股票跑赢沪深300指数，占比84.50%。阶段涨幅超过20%的股票只有318只，占比14.05%，比前几个月大有增加。其中，涨幅最大的前10只股票分别是*ST申龙、宇顺电子、荣之联、重庆啤酒、川润股份、鑫富药业、庞大集团、欧菲光、*ST盛润A和大成股份。*ST申龙资产重组后成功复牌，复牌首日即上涨286%。在下跌的股票中，跌幅超过10%的股票只有大立科技。普洛股份和山东威达跌幅则超过5%。从换手率指标看，不乏一些活跃个股。2264只个股中有300只换手率超过了100%，热点板块和题材股仍是市场参与的重点。天舟文化、雷曼光电、荣之联、大地传媒、汇冠股份、东方国信和紫光华宇均超过400%。换手率低的主要是一些银行类的超级大盘蓝筹股。二、世界经济：希腊救助迈出关键一步
（一）美国
今年以来的经济数据一直延续较好的复苏态势。1月工业产出指数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就业数据仍保持向好表现，2月份的周初申请失业金人数逐步滑落到35万人左右的位置；房地产市场的新屋与二手房销售数据亦有明显好转，新屋开工与营建许可等先导指标延续上升势头，房地产市场回暖迹象愈加明显（见图6）。纵观去年美国经济表现，虽然全年GDP增速为1.7%，但第四季度GDP表现超出市场预期，环比折年率达到2.8%（见图5）。其中私人投资与个人消费支出贡献突出（环比拉动率分别为2.35%与1.45%）。这源于制造业扩张与个人收入的改善。鉴于美国经济复苏内在动力有明显修复，且欧元区今年能够度过债务难关并陷入温和衰退的基础情景中，预计美国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在今年能得以继续。
（二）欧洲
2月21日，欧元区财长会议终于通过了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协议，即在2014年之前向希腊额外提供1300亿欧元的救援资金。市场担忧情绪因此得以大幅缓解。接下来能否顺利获得援助资金，将取决于债务减记方案以及新财政紧缩方案的实施状况。希腊在3月20日将有145亿欧元债务到期，而4月份又面临大选，这些不稳定因素仍然在威胁市场信心。希腊在3月初获得第二轮援助的首拨资金以顺利度过这次债务难关的可能性较大，但由于新财政紧缩政策的实施面临的阻力巨大，且经济一直处于深度衰退之中，后期援助资金能否顺利获得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按照协议，2020年希腊债务占GDP比重仍将超过120%，表明债务问题将长期困扰希腊。此次达成协议也并不意味着希腊债务问题已经一劳永逸，而只是时点向后推移而已。至于希腊未来能否成功摆脱债务困扰，最终还要取决于希腊未来经济发展状况。但目前希腊已陷入深度衰退，预计至少在未来两三年内仍难走出困境。在2月25日开始的G20财长会议上，EFSF与ESM合并、非欧国家向IMF增资的谈判成为市场关注焦点。然而此次会议对一些关键议题未能达成一致，后续发展关键在于德国方面的态度。如果德国同意EFSF与ESM合并，则合并后的ESM将拥有近7500亿欧元（约1万亿美元）的资金，加上IMF增资后可能也会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可用的救援资金将会达到近2万亿美元。
三、中国经济：复苏迹象渐现
（一）地产调控总需疲弱
由于地产调控，地产销售增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目前政府反复强调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地产销售增速进一步下降已是国内经济面临的现实威胁。房地产对总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整个上游产业的影响。2010年四万多亿房地产的销售额本身就是上游行业的巨大需求，直接拉动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等行业的生产和销售。虽然有五年36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计划，但能够部分弥补的主要是商品房投资下降对相关产业的冲击，总需求下降对工业企业投资产生的冲击仍不容忽视。在各项需求中，占比最高的两块是设备投资和土建，超过总需求的40%。这其中既包含了政府的项目支出，也涵盖了工业与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地产下滑对工业企业投资增速会带来较大的冲击。从历史数据看，两个相关性很高，其中地产销售的变化大约领先11个月左右。根据相关报告，如果不考虑保障房建设的缓冲作用，以当前地产销售的增速，参照历史上地产与工业投资的相互关系，今年工业企业全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可能比2011年下降4.7个百分点。将拖累全社会的非地产投资增速1.1个百分点。
2.对伴生消费的影响。房地产的外溢性很强，房产购买决策直接决定相当部分居民的消费行为。例如家装、家具、家电等购买行为都直接与买房相挂钩。特别是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刺激政策提前释放了不少更新换代的消费后，此类消费与地产销售关系将更加密切。不仅如此，从历史数据看，其他诸如汽车、服装等产品的零售额也与地产销售息息相关。按照历史关系，如果地产销售维持在零增长，这些行业平均销售增速可能将出现3个百分点的降幅。
3.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如果土地出让收入明显减少，将制约地方政府项目投资和实际支出。目前，土地招拍挂总出让金一直在下降，其中住宅用地出让金下降更快。历史上看，企业投资增速滞后地产销售大约1年时间，今年住宅市场的颓势很可能传导到明年工业用地领域，出现住宅和工业用地出让金双降的局面。如果今年出让金整体降幅与去年相当，出让支出将下降4000亿元。需要大幅提高财政的赤字安排才能弥补这块缺口。当前政府究竟会通过什么具体的政策手段来对冲经济下滑、实现经济平稳着陆尚不明朗。如果考虑保障房建设开工，会对冲一些冲击。按照历史统计规律，如果今年地产销售降至零增长，作为单一因素的冲击，可能导致总需求名义增速大致降低3.9%，实际增速下滑2.4%左右。
（二）2月PMI数据显示经济底部正在形成
2月PMI为51%，相比上月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季调后的PMI亦明显回升，显示回升趋势已形成，结束下滑态势。虽然2月PMI回升幅度低于往年节后回升幅度，其可能与2月尚不是开工旺季有关。随着开工季节逐渐来临，预计PMI未来两月有望延续回升态势。2月生产及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3.8%和51%，连续3个月回升，且维持在50%以上，显示经济继续趋稳。同时，从业人员指数结束连续4月下滑首现回升，反映节后工人返城及经济企稳态势。新出口订单和进口指数快速回升，趋势亦现回升，出口正逐渐好转。2月新出口订单及进口指数出现快速回升，其季调项和趋势项均出现回升。随着欧债危机缓解及美欧经济逐渐好转，出口正逐渐趋好。由于美欧仍延续极为宽松的政策，预计出口逐渐趋好有望得到延续，利于中国经济企稳。而进口指数的回升，亦减缓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表明中国经济趋稳态势。2月PMI原材料库存有所回落，但是回升趋势已形成，经济补库存阶段仍将持续。2月PMI原材料库存为48.8%，出现回落，不过季调后的原材料库存则是继续回升，下滑趋势已扭转，目前补库存阶段仍将持续，利于中国经济企稳。产成品库存方面，2月产成品库存为50.5%，出现回升，季调后的产成品库存仍是回落，趋势也已由回升转为小幅回落。产成品库存回落趋势形成，利于加强后续的生产及补库存动力。PMI购进价格指数持续回升，但仍处历史均值之下，短期通胀压力不大。2月PMI购进价格指数为54%，相比上月回升4个百分点，连续3月回升，估计2月PPI环比也将继续有所回升，利于工业企业收入改善。虽然购进价格指数回升对企业成本压力有所增加，但由于其处于历史均值水平之下，短期通胀压力不大。估计2月CPI快速回落至3.6%左右，上半年CPI会延续回落趋势。PMI行业方面，设备相关制造业出现较大回升。从2月份PMI行业数据看，1月表现较好的食品相关制造业出现回落，而设备制造业出现快速回升，具体包括纺织业、医药制造业、化纤制造及橡胶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器机械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需注意的是，化纤制造及橡胶塑料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已是连续3个月出现回升。设备行业总体在好转（见图7）。
（三）需求不足导致贷款增速回落
今年1月国内人民币新增贷款7381亿元，同比少增2882亿元，远低于此前市场预期，是2009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同时，广义货币M2增12.4%，创2001年以来新低；狭义货币M1同比仅增3.1%。当前，市场普遍将春节因素和监管层的调控视为信贷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根据市场所传，2月数据也不及预期。这表明，导致目前信贷市场出现“旺季不旺”的主要原因还是有效需求不足。第一，企业投资放缓，信贷需求下降。来自资本市场的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直贴利率已经由2011年底9%-10%降至目前的6%-7%，企业票据贴现利率下降直接证明企业贴现需求下降。第二，对房地产和地方平台贷款的调控抑制了信贷需求。以往房地产和地方平台贷款都是银行信贷投放的主力领域，如今对这两个领域的新增贷款被严格限制。由于银行暂时没有可替代的信贷投放领域，导致信贷增长乏力。从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去年下半年以来，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的新增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呈上行走势，短期贷款在全部新增贷款中所占比例在2011年四季度显著提高至70%左右。贷款短期化说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中长期投资得到抑制，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调控效果显现（见图8）。
四、投资策略
在2011年业绩增速明朗后，中小盘股的股价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对2012年业绩预期的变化。总体来看，目前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估值处于较高的水平，相对于大盘股在成长性上也没有明显的优势。投资策略上，可配置受益于经济复苏的周期性品种及低估值、高股息收益率的蓝筹股。
（一）增加周期股的配置比例
在本轮反弹中周期股表现抢眼，有色金属行业1月大涨15.82%，采掘业8.69%。二月电子和信息服务类又有不俗表现。究其原因，主要是投资者对经济见底的预期已逐步达成一致。首先，市场对CPI的走势已形成共识，CPI已出现趋势性下降，翘尾因素在2月之后将大幅下降。其次，做多者对经济指标开始有比较乐观的解读。首先来看工业增加值，去年12月工业增加值为12.8%，较之11月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中观行业的数据来看，粗钢、社会用电量以及乙烯产量的数据也均验证了12月的经济回升。库存是研判经济周期短期波动的重要变量，原材料库存与工业增加值的走势基本一致，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从两者季调后的趋势项来看，原材料库存周期又略领先于工业增加值周期。近三个月的PMI分项指标显示库存指标已好转。另外，从行业景气轮动指标看，已指向早周期行业；从每月的PPI价差数据看，采掘、原料、加工和制造行业的毛利率下降速度在减缓。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12个季度经济将逐步企稳回升，经济自身的运行正在逐步转暖，未来经济周期可能正向复苏阶段演进。因此，加大对周期股的配置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历史来看，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共经历了三轮较具代表性的经济复苏期，分别为2002年1月2002年4月，2005年3月2006年3月，2009年3月2009年7月。总结复苏期的行业表现发现，在复苏阶段，采掘、房地产两个板块的历史表现异常抢眼，在过去十多年间的三次复苏期均跑赢大盘。从年化收益率上来看，采掘业的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为115.93％；房地产虽然三次均跑赢大盘，但平均数收益率要低于采掘板块，为88.05％。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金融服务、餐饮旅游、交运设备、商业贸易、机械设备的历史表现稍弱，各自有两次跑赢大盘。相比之下，化工、家用电器、信息设备、电子元器件、信息服务、农林牧渔的历史表现较差，三次复苏期全部跑输大盘。
（二）蓝筹股投资价值已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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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陆续上市、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快速发展、城商行及农商行的改制步伐加快、村镇银行的设立,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势头良好,服务格局初步形成,但同时竞争也日益激烈。如何在机构林立的买方市场中、银根收紧的宏观形势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笔者认为,客户建设是根本,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客户建设尤为重要。
一、提高思想认识,抓住客户建设这一根本不动摇
第一,加强客户建设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客户是商业银行创造价值的基础,客户建设水平决定着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加大客户拓展培植力度,尽快做大客户总量,提升客户质量。
第二,加强客户建设是推动经营战略转型的需要。优质客户是银行获取综合效益的主要来源。只有加快推进客户建设工程,提升优质客户的维护和价值挖潜能力,以客户结构优化带动经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提高产出水平和整体创效能力。
第三,加强客户建设是巩固行业地位的需要。客户建设直接决定着一家银行的经营水平。没有规模可观的优质客户资源搭建坚固基石,银行的发展就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为此,既要把客户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工程来抓,又要作为当务之急,在营销目标设计、产品研发推广、业务流程优化、配套制度保障等方面,以加速提速的理念,促使商业银行市场营销能力和客户建设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可见,商业银行要始终抓住客户基础建设这一根本不动摇,明确战略目标,有效推进客户建设。以发展无限为经营理念,求发展、增总量、扩规模;以结盟无边为根本要求,着力客户结构调整,实现客户的多而优;以服务无尽为行动指南,整合全行营销资源,建立上下级联动、前后动的运营机制,提高客户开发效率。
在客户建设具体实施过程中,还要切实做到“三个把握”:一是把握层次,全面介入。要细分市场,明确目标,对区域内客户分类排队,名单管理。二是把握时序,梯次攻击。分别实施不同的营销策略,按营销进度不同实行滚动推进、梯次开发,保持项目开发的常态化运作。三是把握政策,规范操作。做到“营销热点、储备焦点、关注重点”。
二、聚焦主流市场,着力培植优质客户群体
客户建设要始终面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脉络、主流因子做文章,在重点行业、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和个人VIP客户上下功夫,在传统和新兴两个市场上拓展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带。
(一)公司客户战略重点及推进措施
1、积极拓展新建大项目、大客户。主城区和新兴产业基地是新建优质客户的主要聚集地。在行业选择上,结合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积极拓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经营优势明显的垄断性行业;新能源及装备、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汽车、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生物及新材料、软件及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
2、抓紧建设优质高端公司客户群。根据营销目录,明确营销数量、批次,确定重点进攻和择机进攻型客户,不断提高主体业务市场份额。通过着眼于高价值客户群的开发和培育,形成一批客户贡献度高、银企关系融洽的高价值客户群。
3、着力培育优质中小客户。发展中小企业金融业务是商业银行推动客户结构调整、提高信贷结构稳定性的现实选择。按照“抓大、拓中、不放小,以好为先”的原则,稳步拓展产权清晰、管理规范、信用良好、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经营效益好、抗风险能力强的优质中小企业,有针对性地营销为大企业服务的配套型小企业、产业群集中的优质小企业、专业化经营的特色小企业、业绩优良的出口导向型小企业、品牌优势突出且现金流充沛的服务型小企业、技术领先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二)个人客户战略重点及推进措施
1、抢抓个人业务增长源头。一是完善公私联动机制,批量拓展个人业务。充分发挥工资服务的源头作用,从对公客户的高管、中层人员切入,有目的、有计划地批量开发个人中高端客户群。与机构客户联动,开展第三方存管客户的深入营销;建立机遇性项目开发及储备档案,为企业事业单位提供各种资金福利、保险资金及企业到期债券兑付、保险分红、拆迁补偿等金融服务。二是深入扩大专业市场综合营销。对城乡的专业市场逐个调查摸底,逐一制定具体的营销方案,逐户上门营销,完善服务,密切客户关系,争抢商户资金市场份额。三是大力拓展校园市场和社区市场。针对教师和学生两类资源,通过工资、代收学费、贷记卡等业务的牵引,吸引客户资源。四是积极拓展个人投资性资金。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及时引导资金流向,促成资金的体内循环。打造理财业务营销团队,积极做好理财产品的营销和后续跟踪、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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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敏感性。热钱对一国或世界经济金融现状和趋势，对各个金融市场汇差、利差和各种价格差，对国家经济政策等高度敏感，并能迅速地做出反映。
第二，高收益性与高风险性。追求高收益是热钱在各个金融市场运动的最终目的。然而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因而它们所取得的是高风险利润。它们可能在这个市场赚钱而在另一个市场亏损，或在这个时期赚钱而在下一个时期亏损。
第三，高流动性与短期性。在敏感性的基础上，它们会迅速进入有钱可赚的地方。而迅速逃离风险加大的地方。因而它们表现出极大的短期性，甚至超短期性，即在一天或一周之内迅速进入或迅速退出。
第四，投资的虚拟性与投机性。热钱在各个有价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间流动，以便从证券和货币的每天、每小时、每分钟的价格波动中取得利润，也就是以钱生钱。因而它们既不创造就业，也不提供服务，具有极大的虚拟性和投机性。
二、我国社会热钱的特殊性
相对于国外热钱主要存在于金融领域，我国国内社会热钱更倾向于进入房地产、原辅材料等领域，其造成的影响也不完全同于国际热钱。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协调
国外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即通常所说的虚拟经济，使得随着经济发展逐渐积累起来的资本有了施展的舞台，释放其逐利的欲望，这大大缓解了实体经济资本过剩的压力，正是因为这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产能过剩。而与发达国家拥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不同的是，我国的市场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有些领域还处于垄断，有待开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深，实体经济高速增长和繁荣，而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发展缓慢、规模较小且偏冷。
(二)资本持有人投资偏好不同
与西方的购买系――既有专门的投资基金，又有理财专家为之接手操盘不同，我国由于没有合理的投资渠道，既没有投资基金，也没有产权交易(购买企业的股权，使投资企业者可进可退)，而且上市公司的量很少，更多的是柜台交易，资金持有者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会有炒煤、炒房产、炒棉花、炒油田、炒商铺、炒车、炒电等等，什么都炒，就是不炒股。
三、热钱流动对经济的影响
热钱流动是一把双刃剑，既会给经济带来正面的影响，也会给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
(一)热钱流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1 热钱流动可以增进国内投资。资本流动与国内投资经济理论显示，资本将会从资本富余国家流向资本匮乏国家，因为在资本匮乏国家获得新投资机会的可能性较大。这样的资本再分配将促使投资转向那些需要资本的国家。但这一理论确立的前提是，保证资本的如数收回和形成新的结构，但事实上却并非始终如此，或者甚至并非普遍如此。新的投资会促使那些拥有熟练技术工人和具备较好基础设施的国家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这就是卢卡斯所强调的为什么资本没有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的原因。因此，一个肯定的结论是，新的资本将趋于流向那些过去曾经已经回收巨额资本且在投资者看来业已形成良好商业环境的国家。Deepak Mishra的分析进一步发现，流入非洲的资本增加1％，它所引发的投资额增加则超过1％，也就是说私人资本流动能够增进投资。由于我国国内社会热钱更倾向于进入房地产、原辅材料等领域的特性，我国社会热钱的流动显然也能够促进投资。这得到了郑长德等研究的证实。郑长德等的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资本的流入带来了更高的资本存量。
2 热钱流动可以提高生产率。博伦茨泰恩(Eduardo Borentztein)、格里戈里奥(jose de Grigoria)和李(Jong WhaLee)的跨国回归研究确认，在具备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的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更能促进生产率。实际上，在马来西亚及我国的台湾和东南沿海诸省，外国直接投资就显著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显然，对于以进入金融市场为主的国际热钱来说，难以有此效果。但对于倾向于进入房地产、原辅材料等领域的我国社会热钱来说，必然能发挥此作用，虽然其短期性特性有可能会削弱这种效果。
3 热钱流动可以发挥行业平衡杠杆作用。在产业发展初期，或发展过程中遇到资金瓶颈约束，游资可能会代替主流资金进入，维持行业平衡发展。美国的纳斯达克就是以善于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巨大的风险投资资本，支持以生物制药、新材料、半导体、集成电路、网络科技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而闻名于世，，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世界单日最大涨幅股票就出自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因此也成为高科技公司上市的首选之地。
(二)热钱流动对经济的负面作用
1 扰乱正常的市场运行秩序。热钱因其逐利本性，根本不管它所攻击的行业如何发展，根本不会考虑经济过热过冷以及造成的社会效应，除了斩获高效回报外，把留下的一切乱摊子丢给当地政府与其他市场参与者。这样，使得生产要素的供给、需求偏离正常轨道，造成价格畸高、结构落差拉大。
2 干扰宏观调控。热钱的无序流动造成宏观调控无法把握，结构干预无效或干预过度。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加强，各大银行收缩贷款，结果民间借贷异常活跃，利率狂飙，月息高达10％。
3 加剧经济波动。热钱的扰动经市场的放大还会造成行业发展甚至整体经济波动加剧。2001～2003年间，温州游资大量注入上海，沪上楼市随之波澜起伏，最火爆时，不少楼盘的三成到四成都被温州游资“侵占”。
四、对社会热钱流动的对策
当前我国对社会热钱流动的对策应一手抓监控、一手抓引导，且重在引导，以抑制社会热钱流动的负面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完善监控机制，对资金的流向做到心中有数
对热钱的监控可以从以几个方面人手：(1)严格监控银行资金的流动，建立银行资金进入风险投资的控制体系，规范银行资金运作流程，防止资金的不当运用；(2)大力打击存在于地下的洗钱活动，规范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3)规范保险、基金、证券领域的资金流动，防止其单独逐利的不理；(4)建立完善的游资(包括国际游资与一国的社会游资)测算方法与体系，增强我国对社会游资的掌控能力。
(二)加强对社会热钱的疏导，防范热钱无序流动
1 完善民间融资体系和集资方式，提高社会热钱的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不高，是制约社会热钱效率的内在重要原因。对此，第一，要规范作为最基本民间融资方式的民间借贷的发展，把民间信用的资金引导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上。第二，要建立民营企业产权流转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本地地方性资本市场。第三，要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允许组建民营金融机构。第四，要鼓励社会热钱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公司，开展项目融资。另外，对于以民资组成财团的新型融资组织形式，应允许尝试、鼓励发展、积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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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BAT的投资项目来看，基本体现为三大方向：第一是完善平台建设、建立完整的生态链；第二是O2O的布局，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O2O布局；第三是深入金融、医药健康、文化领域等，实现流量变现。
所以，在投中集团董事长陈颉看来，现在是一个创业最好的时代。虽然当前有资本泡沫论出现，但很多TMT领域的投资人，一边叫喊资本泡沫论，另一边抢项目丝毫不手软。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创业公司的数量，还是获得的融资数量都有一个巨幅的提升，主要集中在TMT等新兴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已经开始远远超过在PC端的投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可以通过朋友圈跟上千朋友保持很好的联络、沟通，可以和成千上万的司机、房产中介、餐厅、医生、美甲师、快递员等形成无数的小节点关系。把这些叠加在现有的商业模式上，产生的商业价值就是几何数的增长。
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投中集团举办了“2014年中国投资年会”，投资领域的大鳄云集，集体回顾2014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优化升级，探讨了推动了中国产融结合的核心因素，分享了产业整合进程中的投资机遇，评估未来市场可能聚焦的投资热点。
投资热点
移动医疗
近些年我国已初步完成资本积累和人口老龄化，可见预期，医疗领域将变得炙手可热，民众不止希望寿命能够延长，更希望有质量地生活。
就在近期，就已出现几起移动医疗的巨额融资案例。红杉资本合伙人陈鹏辉认为，移动医疗和移动互联网其他细分行业可能殊途同归，最后出现一到两个平台型的公司，但这不代表其他公司没有机会。在移动医疗领域，还将出现很多重度垂直型公司。所谓重度垂直，首先是专注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病种，真正能够给医生、患者以及生态链上的药厂、保险公司提供价值。“重度”的意思，就是挖掘得比较深。在重度垂直领域将机会多多，这一领域很多公司目前估值并不高。陈鹏辉认为，移动医疗肯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目前还看不到明显的变现途径。“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的方向，在某些细分领域仍然能找到有价值的、便宜的公司。”
但移动医疗行业依旧存在难题。投中研究院分析师李鑫认为，虽然资本对移动医疗的热情不减，但是很多移动医疗企业至今尚未有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投入的资金不能实现良性回收，未来的移动医疗将难以持续火热下去。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市面上的多数移动医疗企业均未解决一个核心问题：所有数据的最终接收端应为医生，但我国公立医院医生很难通过移动医疗设备及App为客户提供详细的专业建议。移动医疗虽然发展火爆，但真正解决了国内医疗供需矛盾的屈指可数。
投资热点
消费类O2O
在O2O领域，生鲜O2O与旅游O2O直接与消费市场相关联，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专注于消费和服务产业投资基金的加华伟业资本董事长宋向前表示，人们越来越愿意用移动互联的方式进行生鲜消费。O2O是围绕消费体验的，如果线下的体验和线上的体验差距甚微，消费者往往会选择高效率的方式。专注于消费品投资的钟鼎创投合伙人孙艳华表示，生鲜类O2O将会大行其道。当然现今中国的冷链运输还不够发达，钟鼎创投在供应链领域投资了十几家企业，特别是最近在消费升级的驱动下，市场对冷链的需求非常旺盛。
在旅游业方面，新的旅游销售模式频现，其中非常著名的是“今夜酒店特价”。
但在冰点CEO朱毅看来，酒店行业非常传统，直到今天酒店客房还只有20%左右是通过互联网销售。根据酒店行业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整个酒店行业出租率为56%，意味着每天有近40%的房间卖不掉，寻找新的销售渠道对酒店业来说迫在眉睫。冰点采取直销和尾单销售相结合的新销售模式，对酒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当然，新的渠道不能破坏酒店原有的价格体系。
孙艳华表示，旅游的链条比较长， O2O在整个旅游链条中，有很多机会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因此钟鼎创投非常看好这个领域。通过互联网手段，能够真正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和更好的体验。除此之外，用技术的手段打通信息，消费者还可进行评价。因为评价系统的出现，使得服务提供商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建立信用，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投资热点
互联网影视
互联网影视与内容本身在2014已经是投资市场的热点，2015年热度还将持续。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表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网看电影，将形成电影的点播收费模式。目前对盗版的管控已经取得成效，支付手段非常丰富，可以预见的是，形成点播收费模式的电影市场，将有大幅度增长。
王长田对当前电商介入电影业的现象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电商介入电影最重要的是为了获取用户，这也解释了之前打车软件成为各大电商公司争抢热点的原因。因此，在接下来的寒假和贺岁档，几乎各大电商平台都卷入了电影票房和用户的争夺战中，包括猫眼、淘宝、百度、新浪微博等。“如果陌陌哪天跟电影挂钩了，就可以看电影交朋友，大家相约在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拉手回家。”王长田笑言。
投资热点
智能机器人
德勤在一份2014年全球科技领域风投信心调查中表示，2014年全球在机器人领域的投资信心较2013年增长了14%，仅次于清洁技术的16%，远高于包括云计算、移动、半导体、医疗IT、硬件等在内的其他所有科技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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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殖民时期，亚非拉国家经济依附于殖民地宗主国；即使在政治取得独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绝对多数份额以及控制和操纵着国际经济机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依然严重地依赖发达国家。这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的2／3以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得贸易条件的变化愈发不利于南方国家，从而导致南北双方的谈判地位和能力的不对称；此外，国际直接投资的3／4流向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所吸收的外资只占19％(况且，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2／3集中在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新发明和新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基本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这种不对称性的相互依存正在发生变化。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中的份额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3％上升到21世纪初的29％。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也从80年代初的1／4上升到21世纪初的1／3。世界银行统计，1999年110个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20％。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发达国家极其重要的市场。可以肯定，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达国家不断将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与国际大循环、大流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还会上升。这样，将有利于南北双方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的改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科技进步，正在推倒各国形形、各种各样的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整体。发展中国家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互相影响日渐增大。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资本流动。世界银行预计，今后20年金融资本的供给将进一步扩大，且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和共同基金。预计，全球此项资产到2025年将高达13．7万亿美元。估计资金需求的增长即使不超过供给的增长，也会与其持平。这些资金必将在全世界到处寻求高额回报。而发展中国家正是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潜在回报的地方。从1980年以来，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净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增长了12倍。据报道，目前新兴市场国家股票指数上升了10％以上，债券发行量达到了4年来的最高水平，2002年净资本流入金额接近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水平。自1985年以来，吸收外资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从17个增加到51个，而且将近一半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必将进一步密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促进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形成。
二、南北间国际分工向水平方向转变
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正在共同创造一个新的网络时代。”“工业时代是围绕垂直一体化的组织，以高额的通信、信息和交通费用构造而成的。网络时代则依靠横向的网络而建立，各个组织都把精力集中在自己富有竞争力的独特领域。这些新的网络跨越各大洲，其中心遍布四海，从美国的硅谷、巴西的圣保罗直到南非的豪登和印度的班加罗尔。”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要措施之一，即在发展高新技术和产业的同时，改造传统产业，将一部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纺织、能源、化工、冶金以及机器和电子产品的组装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客观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的改变。
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转变，也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性的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即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利益，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以往攫取殖民地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全球性公司(总部往往设在北美、欧洲或日本)如今通常都在若干个国家设有研究机构，并且把产品交给各地的工厂来生产。”发展中国家以低廉价格为诸如IBM、微软、惠普、AT&T等公司生产电脑软件。这种“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跨国生产模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水平方向的国际分工。
冷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制成品贸易(约8000亿美元)中有1／3是组件和部件。这种新型国际交流模式形成了不断扩展的全球生产网络。例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在全球(包括发展中国家)招标，世界各地的企业竞相投标提品。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把10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列为今后出口和投资的重点。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和重视。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四小龙”开始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以生产标准化产品和利用“成熟技术”为主，向高技术、高增值的方向发展。同时，东盟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急起直追，利用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大量接收日本、“四小龙”转移的成熟技术和标准型产品生产。马来西亚现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半导体生产国。亚太地区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是世界范围的国际产业分工由垂直向水平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国际分工将进一步深化。
三、相互妥协是南北双方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南北双方只有保持和谐、平衡的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运行。这是南北双方从几十年的实践中取得的共识。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商品市场、资金出路和原料供应的问题，越来越依靠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拖世界经济的后腿。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贫困、落后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不可能长期保持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墨西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就是例证。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一度把援助与民主化、人权联系起来。美国宣称，实行多党制是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前提。国际社会说，把提供援助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联系起来的做法与日俱增。但是，面对贫困化日益加剧，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发展中国家的抵制下，西方国家不得不对这种“挂钩”政策有所收敛。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关系问题上也开始采取灵活、务实的立场。由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石油等初级产品依赖程度降低，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愈加有求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逐步放弃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缓和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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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模式
今天上海面临的服务业、制造业脱节，与其过早实施“三二一”发展战略有关，即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把第三产业的比重像许多国际都市那样提高到70%以上。这个上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来的战略，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执行时机可能过分超前。其实，上海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吃过一次亏。90年代对浦东的房地产开发和金融区发展就过分激进，导致办公楼和住宅大量闲置，造成巨大资金积压，甚至开始影响个别银行的资金周转。
这几年上海注重服务业的时机比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要好。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出口产品竞争力大增，房地产热乍起，海内外资金云集。但是，体制和市场容量限制了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资本项目不开放，外国银行基本不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股权分置像一柄利剑悬在股市头上。至于运输，增长只能跟着生产和出口走，建立新的运能需要时间。
服务业的出师不利，使上海市回到同步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思路上。但是，上海制造业的尴尬是商务成本高、中小企业少。如前文所述，上海的营商成本明显高过周边城市，对一般制造业企业构成沉重成本负担，一批批制造业企业不得不退出上海。具有强烈活力的中小企业不足，是困扰上海经济的一个长期问题。以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而言，目前上海只有一家，而江浙的合起来已占1/3强，又为佐证。
政府主导、政策扶持成为上海工业的一大特色。很大程度上，上海走着新加坡的路。其实，新加坡模式并不成功。首先，政府在产业选择和产业定位上，并不比私人企业高明；其次，政府主导的项目往往是钱堆出来的，资本回报（return on equity）和资金效率（capital efficiency）都不高；再者，企业往往受政策保护，属地头蛇，一旦离开本土市场或政府开放竞争，企业竞争能力便呈弱化。这是新加坡实施政府主导模式40年后发现的遗憾。
上海政府设下了一个东有电子/半导体、南有化工、西有汽车、北有钢铁的布局，可谓精心谋划，期待甚高。不过，仔细看去，除电子/半导体业，其他几个产业均赫然在国家发改委“过度投资”或“可能过度投资”产业之列。当然，上海的钢铁、化工、汽车均处全国生产的高端，产品质量和利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产能大量出现（可能出现）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和投资效率必受影响。
同时，上海面临着电力、交通的瓶颈制约，人力成本、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压迫非扶持产业、企业，近年来造成生产企业的大量流出。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推进“三二一”战略，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主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出去”。纺织、轻工产品本是上海制造的代名词，但在“东锭西移”的政策下，上海的纺织产业大量向新疆转移，轻工产业则流向了江浙、安徽等周边省份。上海轻工业比重由1997年的43.4%下降到2003年30.3%，重工业比重由56.6%上升到69.7%。然而，上海原本寄予厚望的金融、服务业发展不尽人意，推出去的制造企业又令周边的江浙城市获得了成长壮大的机遇。
当年上海看不上眼的苏州，2004年GDP已达3450亿元，超过深圳；注册外资额达147.02亿美元，超过上海，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工业总产值9560亿元，仅次于上海，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芯片产业上，苏州也成为了上海的有力竞争者。在整体电子业上，苏州比上海发展得更大、更快、更均衡。今天群虎环伺的被动局面，是上海当年所料想不到的。其实1992年前后的深圳，也有这样的一幕。当时为了发展高科技产业，深圳开始鼓励简单的“三来一补”企业迁移出特区，结果不仅造成自身经济增长乏力，周边的东莞、惠州也因承接这些企业，经济迅猛增长。几年后，深圳不得不检讨并修正其抛弃“三来一补”的政策。
离现代服务业有多远?
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不能说没有基础。上海荟萃着全国各地的人才和一批一流的大学、研究所，近年更是海归人士、港台专才的主要落脚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多选上海作总部。他们不仅带来资金、技术，也带来了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专业人士。长江三角洲在近10年的发展中，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2.1%，出口增长平均为26.1%，GDP和人均收入水平均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集群（表8）。这为上海的物流业提供了必要的腹地和良好的增长空间。上海的优势和前景吸引了国内和海外的大量资金，其资本优势在国内各省市中可谓无与伦比。同时，上海在基础设施上发展十分迅速。从通讯到交通，从惯例到文化，上海不仅是全国的佼佼者，部分标准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大都市水准。惟一例外是市内交通，建设速度跟不上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
尽管上海拥有众多优势，但许多并未转化为竞争力，更谈不上形成集群优势。例如，上海的浦东机场和磁悬浮铁路都是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但彼此之间的协同效应少之又少，远未能发挥出“1＋1＞2”的优势。上海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人才优势、研究专长远没有被充分利用。它们的商业化程度和对经济所作的贡献，不仅低于国际同行中的领先者，而且逊色于北京的中关村。没有本土研究力量的鼎力支持，没有基础研究、商业研究、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的一条龙作业，发展“先进制造业”谈何容易。
时机是另一个障碍。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似乎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但是，以目前的金融体制、银行结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国内外不接轨、市场不规范，希冀金融业拉动全市经济可能不切实际。上海对洋山港充满期待，但是洋山港对物流和整体经济带来贡献最早也要再等三、四年。
另外，上海的经济模式不利于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成长。在大型企业之后缺少广东、浙江、江苏所大量拥有的一个中型企业家人才层，对上海来说是一个缺憾。同时，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在创意和多元化上还有明显的差距，而这些是打造现代服务业不可缺少的。
上海给人的印象是服务业潜力巨大，不过不少领域条件尚未成熟。那么，上海的现代服务业战略是否过分超前？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一项研究显示，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服务业，在人均GDP（以200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元计价，下同）处于2000-4000美元阶段，有一次爆炸性增长；在人均GDP处于8000-9000美元阶段，金融保险、运输物流、法律中介等领域占服务业的比重开始明显上升，房地产及关联产业也再次出现重大扩张。上海追求的不是餐饮、交通等初级服务业,而是金融、物流等高附加值服务业。上海人均GDP在2004年为55090元（合6661美元）。如果这项研究可信，则上海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三二一”战略，也许超前了15年。即使近年提出的“现代服务业”可能也超前了3年。同时，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还须受人民币政策、A股市况等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
未来发展的三种模式
发展战略超前是政府主导式经济开发的通病。上海市显然希望借中国经济起飞、与国际接轨的东风，使经济转型一步到位。高起点、大战略无可厚非，关键是发展战略有无与现实脱节，有无经济基础的支持，实施的时机是否成熟。少了制造业，对发展服务业并不有利。金融保险、运输物流多需要实业支持。
大都市必有大腹地支持。强劲、有活力的腹地经济是发展大都市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彼此有着共生共荣的依赖关系。上海在处理与邻省的经济关系上，有一种对竞争、胜出的执着，而谦让、协调、追求共赢的理念似乎不足。
洋山港与宁波北仑港之间的暗中较劲，正是一个写照。其实北仑港当年上马的初衷是为上海服务，不过可惜北仑港坐落在浙江省，所产出的GDP属于浙江，不属于上海，洋山港的建设于是被提上议程。洋山港的建设成本，至少是北仑港的3倍。更麻烦的是，洋山港没有北仑港那样的环围岛屿，直接暴露在台风影响之下。受台风季节影响，洋山港每年最多可运作280天，而且船期延误率可能远较北仑港高―这是定期集装箱航班的一大忌讳。上海港去年的集装箱吞吐量为1455万标箱，宁波港去年的吞吐量为400万标箱。到2010年，上海港吞吐量达2500万标箱，宁波港达1000万标箱，两者之和达3500万标箱（图15）。无论长三角出口如何增长，大量运能过剩都不可避免。
由于营商成本的上升，上海经济面临着转型。摆在上海面前的有三个模式。第一是伦敦模式―经济彻底转型，走向全球性金融、全球性旅游和全球性文化创意之路。这可能最接近上海自己提出的“现代服务业”蓝图，但以中国/上海目前的经济实力、市场开放度、人才/企业结构和制度上的限制，实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必须看到，伦敦在脱胎换骨完成转型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过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第二种是东京模式―经济立足于本国资源，成为本国银行、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这条路的成功可能性较伦敦模式高，但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日本企业基本集中在东京圈或大阪圈，而中国企业在地理上更分散、更多样，企业变动更受各地方政府影响。第三种是香港模式―产业资金和投资资金出现置换，产业空洞化，经济房地产化，增长动力来自房地产增值，依赖境外资金流入。这是上海最不愿意看到的出路，但是近两年上海经济恰恰在向这个方向前进。今天的上海还有自己的产业，有其内在的增长动力，可是在租金、工资带动下，营商成本急剧上升。热钱流入、产业流出，是上海制造业面临的尴尬，是上海增长模式面临的尴尬。
尴尬与希望
急升的营商成本和制造业的流失，为上海产业空洞化敲响了警钟。其实，今天的许多问题在当年上海提出“三二一”发展战略时已经留下了伏笔，并已经出现。只不过火爆的房地产掩盖了上海经济其他产业后继乏力的现实。海内外热钱百川归大海般地热炒房地产，拉高了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制造着财富效应，但也快速推高着营商成本。
有趣的是，撤离上海的公司，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都不愿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们选择不说，不代表他们不撤，也不代表其他公司不会跟随。举目望去，除了房地产外，好像没有哪个大的产业能够提供足够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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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酝酿转型的基本情况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转型的酝酿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的主导产业由重化工业向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标志是日本政府1978年开始实施的《特种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第二阶段：以“广场协议”签署为界限，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动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方式主要有三个，一是继续通过政府财政投资的方式大规模兴建社会公共事业。二是从金融和土地政策角度推动房地产业发展。三是鼓励和推动电子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三阶段：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制造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银行出现大量不良债权，新兴制造业未能带来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大量增加，日本经济的转型陷入困难，整体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从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的结果看，这次转型并不成功。1980-1984年期间，对日本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商品服务出口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1991-2000年期间，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商品服务出口。同前期相比，1991-2000年期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据对GDP增长贡献的前两名，表明日本国内需求对于整体经济增长贡献在加大。但显然，内需型经济自主增长的机制还未形成。表现在：（1）转型过程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很好地延续。1985-1990年期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幅度远大于其他两个时期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2）1985-1990年期间，对GDP增长贡献较大的国内需求部分，企业设备投资支出和居民住宅支出，在1991-2000期间整体对GDP的贡献为负。（3）从财政投资的效果看，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资的公共固定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在三个时期中增加明显。（4）1991-2000年期间，国内消费需求对GDP的增长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整体经济处于慢性萧条中。
二、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中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在日本经济酝酿转型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要素与虚拟经济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的不成功。
1、汇率短期大幅升值未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外贸顺差大量存在的格局。
从日本外贸顺差的整体格局看，汇率的总体大幅升值对外贸顺差构成了明显影响，但80年代后期，日本整体的外贸顺差保持在了11万亿日元以上，高于1984年10.5万亿日元的水平。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情况看，1986-1987年均保持了增长，在1988-1989年出现了下降，但仍明显高于1984年水平。
在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传统优势产业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日本国内由于日元升值带来了消费品价格下降和消费热潮的出现。而在短期居民消费热潮和低融资成本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国内设备投资热潮显现。日本国内设备投资与名义GDP之比在1986-1991年期间出现逐年递增。1987-1990年日本设备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2.7%，相当于同期经济实际增长率（4.7%）的2.7倍。这种资本形成率创下日本战后空前的高纪录。与日本国内设备投资热潮对应的却是日本国内家用耐用消费品市场基本饱和的状况。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增长家用耐用消费品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的普及程度在1985年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只有汽车的普及度还存在上升空间。
国内市场的狭小、出口增速的下降与设备投资过快增长的共同作用使得曾经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
2、在日元汇率升值背景下，日本国内短期即出现了经济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
在日本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房地产业被规划为扩大日本国内需求的主导产业。在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1981-1985年间，日本市街地价格年平均增长5.3%，1986-1990年期间，日本市街地价格年平均增长7.98%，其中，1990年升幅最大，较1989年上升了14.1%。随后在日本政府“地价税”政策的影响下，房地产价格出现明显回落，但泡沫成分依旧严重。
1985年之后，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也出现了大幅上升，股价的泡沫化现象非常明显。股价指数最终在1989年达到80年代的最高点。最终，股价和房地产价格出现剧烈下降，给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带来了深刻伤害。
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过程中，实体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也积极参与到了虚拟经济的炒作中，泡沫的破灭，给企业带来了大量投资损失，资金运转出现困难。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体系中则形成了巨额的不良债权，银行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和保证资产的安全出现了惜贷，使得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无法得到满足。
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是由国内和国际资本共同推动的。一方面“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国际市场上的流动资本对日元升值存在着强烈预期，同期，日本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有所提高，加剧了国外资本的流入虚拟经济的速度和规模。这些流入的资本有着强烈的短期增值要求，基本都选择进入到流动性较好日本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1986-198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日本国内本已存在的大量过剩资本也纷纷进入到股票和房地产市场。1986年之后实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日本国内企业设备投资增速出现明显上升，企业在将资金运用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也有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市。这部分资金同日本实体经济中本已存在的大量过剩资本一起推高了资产的价格。
实体经济中的资金除了大规模进入虚拟经济中以外，还出现了大量向境外的净流出。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日元在国外购买力的上升，出现了大量海外投资和实物资产购买。1985-1990年期间，日本国际收支项下投资收支均为净流出，1985年净流出规模为12.9万亿日元。1990年达到一个相对的低点，但净流出规模也达到了4.7万亿。资本的大量净流出，特别是生产资本的净流出，在日本特定的产业分工模式下，还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日本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
国内以房地产、公用设施建设、设备更新为主体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都在产能过剩的威胁下无法得到有效增加，传统制造业的外迁形成的产业空心化使得经济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动力。
3、新兴产业的发展难以上升为主导产业，带动日本经济实现全面复苏和持续增长。
首先，在产能普遍过剩的背景下，以资本节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的的传统产业设备的信息化改造投资有限。其次，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发展的初期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了计算机的大型化、高速化和半导体芯片的大容量化、微型化等硬件技术方面，忽视了软件开发、终端设备制造和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忽视了信息通信产业在扩大直接消费领域所具有的巨大潜力。第三，日本国内的投融资体制对于新兴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存在一定的限制。日本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制，资金供给偏于保守，资金难以流向高风险的中小型创新企业。而信息通信业中与终端消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研究要求有一部分对市场需求反应敏锐、开发速度快的知识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产品升级换代不断加快，投融资体制对于日本新兴产业的发展创新带来的局限日益凸显。
三、对中国内需型经济转型的启示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深刻挑战，如何在稳定和扩大外需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国内需求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一环。日本经济转型的不成功及其之后的长期经济萧条对于中国面临的转型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汇率波动情况看，单纯的汇率波动，不管是一次性大幅升值还是逐步升值，都不能够解决国际间的贸易不平衡。汇率波动压力的产生源自于国际间的贸易失衡，而贸易失衡反映的则是不同国家产品价格的国际竞争力差异和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价格优势通过汇率的波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但技术、劳动生产率和低成本的优势通过汇率升值无法直接消解。另外，相近行业的企业可以通过战略结盟的方式实现流通环节优势互补，特别是外贸为主企业和内贸为主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帮助外贸企业建立国内的销售网络，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同时帮助内贸企业建立起在国外的销售网络，扩大在国外的销售。
2、面对汇率的明显升值，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汇率升值的预期一旦形成，必须重视对资本跨境流动、资产泡沫的监管。必须采取措施对本国过剩资本的流向加以引导。同时，政府的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过于频繁和大幅度的调高或调低利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同时，不应大幅度削减低风险资产，特别是本国国债的流量和存量，避免银行资产中高风险资产运用比例的被迫升高。
3、从根本上消除汇率短期大幅波动的压力，应关注本国出口主导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国内市场的饱和度，加强国际间的技术引进、技术转让，实现国家间的水平分工体系和垂直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同时不断加强本国创新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培育新兴主导产业。
4、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选择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产业时，应高度重视新兴产业在扩大就业和扩大消费方面的能力和作用。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远未完成。传统制造业产品和新兴电子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应积极发挥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在扩大投资、促进消费方面的作用，积极推动信息通信业中终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制造。同时，积极扶持电子商务业，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
5、应逐步完善国内的中小企业投融资体制，特别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体制，规范和推动民间资本参与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与新兴主导产业相关的部门和行业的研发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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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主要模式与经验探讨
(一)以英､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中心”模式
美国和英国都是当今世界上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最成熟的国家,其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产业投资基金提供了成长的沃土｡从资金来源看,国内庞大的养老基金都是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英国在金融管制取消后允许银行资金直接进入创业资本市场,也成为产业投资基金重要的资金来源｡发达的资本市场为产业投资基金提供了畅通的退出渠道,在美国,新股上市(IPO)和并购都非常便利规范｡英国拥有欧洲最发达的股票交易市场,近年来还特别注重培育小型企业资本市场｡丰裕的资金来源､灵活的组织形式和畅通的退出渠道,使得以证券市场为中心的发达的产业投资基金倾向于投向风险相对较高的高新技术型企业和企业的创业阶段,促进了国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二)以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中心”模式
由于受民族文化和国民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德国和日本的产业投资基金都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更多追求投资安全｡
德国的银行业实行混业经营模式,即“万能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也成为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受法律规定和追求安全性的国民心理影响,日本的养老金不能用做创业投资,个人出资也极为有限,产业投资基金也以大金融机构出资为主｡
银行中心型的产业投资基金在投资取向上更注重安全性｡对高新技术的投入相对较少,也很少投资于企业创建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日本的产业投资基金很多投向流通业和服务业,德国侧重于较为成熟的产业领域和企业的扩张阶段;投资行业也不专业化于某一个高科技产业或其分支,而是倾向于将资本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分布,以减少投资风险｡
注重严肃和安全的国民心理也使得德国和日本的证券市场相对欠发达,都缺乏活跃的私募资本市场｡由于创业企业上市的难度极大,日本的产业投资基金主要通过原投资企业回购和被其他企业兼并收购实现退出｡德国的银行家们则广泛参与企业的管理层承接和购并活动,以实现投资收益｡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
很多后起的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大国都有政府力量的推动,有些就是政府直接投资创办产业投资公司,投资于商业性产业投资公司或投资基金所不敢冒险的创业早期阶段,发挥着引导社会投资的领头羊作用和弥补社会资本投资缺陷的拾遗补缺作用｡
以色列政府不仅投资参股“YOZMA基金”作为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先驱和中坚力量,还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国外特别是美国产业投资资金的流入,并引导其向高科技和处于创业初始阶段的企业投入｡
在我国台湾,当局对产业投资基金进行严格的监管,在其发展初期实行审批制｡并引导产业投资基金向半导体､资讯､电子等中度技术方向投资,并不盲目求新求高,追求适应台湾岛情的市场定位｡同时注重给所投资企业提供经营管理服务｡
但是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干预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经营,产业投资基金完全按照市场方式运作,在行使特殊使命的同时依然严格受到利润目标的约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综上,由于各国在资源禀赋条件､文化背景､制度基础､市场规模､科技知识积累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不同,产业投资基金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和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在选择产业投资基金发展路径的时候,都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现实条件,不能照搬照抄任何现有的模式｡
二､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及面临的环境约束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主要投资于实业的基金,但当时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基金管理法规加以监管和约束｡后来,这些基金有的迫于环境的局限而转向证券投资;有的因为政府参与过多,产业投资基金赖以成长的土壤尚未形成等诸多原因而最终失败｡90年代以后我国建立了一批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推动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鉴于目前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完备的规则加以约束和指导,在借鉴和参考国际经验方面,必须综合考虑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以及经济､金融体系发展的现状｡
(一)商业银行及其间接融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
一方面中国居民储蓄的绝大部分都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商业银行掌握着大部分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转轨期间的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残留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最主要的是产权不够明晰,有时候还在扮演政策银行的角色｡许多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过程中都出现过银行扮演主要角色的情况,但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由于产权主体的缺位,以独资组建附属机构(如德国､日本)的方式参与风险投资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道德风险｡
(二)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
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都很不成熟,缺乏一个多层次的､能满足企业不同融资需求的资本市场,包括场外交易市场和私募资本市场｡国际经验中成熟的产业投资发展经验往往与IPO市场的繁荣相伴出现｡但是,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做支持,单纯依靠政府来构建创业板市场并不能实现IPO市场的真正繁荣,也不能真正解决产业投资基金的有效退出问题｡2004年5月27日,中国的中小企业板在深交所启动,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优胜劣汰机制,投资者对市场也缺乏信心,该市场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产业投资资本､特别是涉及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的风险投资资本方式退出渠道依然不够通畅｡
(三)资本市场的参与者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机构投资者很少
中国的社保基金发展比较晚,规模相对较小,本身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因此,还不能起到全面动员社会金融资源的作用;保险业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政府金融管制方面的原因,至今未能很好地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投资基金比西方国家发展更晚,现有的证券市场投资基金就存在品种偏少､规模偏小､难以发挥专业理财优势且违规违法操作现象严重等许多问题｡
(四)金融监管环境
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时期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另一方面落后国家信用资源匮乏的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两种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政府的有关部门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但这样做是有成本的,许多符合金融体系发展规律的东西也被抑制(如私募资本市场被抑制),而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信息失真问题至今仍没能很好地解决,严重地影响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五)金融业开放环境
中国加入WTO承诺要在5年的保护期满后全面放开国内金融业,这就意味着从2007年开始中国将面临全面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目前中国利用外资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对国际产业投资基金的吸收还很少｡金融业全面开放后有助于我国拓宽产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在更深层次上利用好外资｡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以色列､英国等成功经验都表明国际资金对促进本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重大意义,但是相伴而生的风险控制问题,由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进行研究和规范｡
(六)产业投资基金的投向选择
国际产业投资基金往往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各国政府对其的扶持也以促进高新技术发展为首要标的｡但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除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外,还承担着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融通资金的重大使命｡后二者是由我国目前所处的特殊时期和面临的特殊问题所决定的,套用任何一种既定模式都可能是低效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符合国情的投资基金发展模式｡
三､在我国进一步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路径探讨
(一)先发展封闭式私募产业投资基金,而后发展开放式公募产业投资基金
比较而言,私募基金的发起人往往是数量较少且彼此间具有密切关系的几个相关机构,基金本身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较高,其经营运作不会造成大的社会风险,因此适合在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初始阶段使用,能够满足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状况以及法律对投资者的保障程度｡但从广泛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特别是大量分散在居民个人之间的储蓄资金流向产业基金的功能上看,面向全社会发行的开放式公募基金将是产业基金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是开放式公募基金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和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以及健全的社会征信体系等市场条件之上,而我国在这些条件上显然还需要在未来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
(二)模式
由先发展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向契约型和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并行发展,以公司型为主的模式转化｡
(三)发展态势
由“大金融机构及大企业集团中心型产业投资基金”渐次向“银行中心型”,以及“证券市场中心型”转变,形成几种类型综合发展的态势｡目前我国各地区争取试点的几只产业投资基金大都是由政府牵头､大型企业或大金融机构出资构建,这种模式能够满足试点阶段对于基金资金来源的保障和出资人资信状况的要求,有利于减少产业基金试点过程中的风险｡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不利于广泛调动市场资源､其投资运作也非完全依靠市场手段来进行｡在我国,产业基金的发展最终应形成银行中心型的局面,打破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现状,让银行资金(主要是居民储蓄资金)成为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实现从储蓄到投资的有机转化｡
(四)投向选择
在产业投资基金的投向选择上,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除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外,还应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方面提供融资支持,同时也应为跨国公司的中方投融资,以及支持企业“走出去”发挥作用｡
(五)在银行资金进入产业投资基金方面进行金融制度创新｡
(六)吸引外资加入我国产业投资基金,以尽快提高基金管理水平,分散基金风险｡
篇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和“外部经济”两个分支。利润转移理论是指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超额垄断利润，一国的政策如果能诱使外国企业削减产量或扩张得慢一些，本国企业就会获益。利润转移具有三种形式：(1)利用关税抽取外国企业的垄断利润；(2)以出口补贴促进本国企业的出口；(3)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外部经济理论指的是一部分个人或企业从其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个人或企业那里所获的利益。由于技术外溢性的存在，一国政府应对技术研发者进行补贴，从而调动企业的创新和研发积极性。外部经济分为技术外部经济和货币外部经济：技术外部经济是指企业从本产业或相关产业的技术外溢和“干中学”(Learning-by-doing)中获得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是指企业从本产业或相关产业的集聚中获得的市场规模效应(如原材料供应、技术工人、专业服务等)。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表明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不是最优的，适度的政府干预可以改变本国现存的比较优势模式，从而加速构建本国的竞争优势。
二、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背景的异同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尽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建立起来的，但日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和实践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而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初露端倪，并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得以全面执行。
(一)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背景。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通过实施以“贸易立国”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并跃居发达国家行列。日本实施贸易立国战略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1.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压力沉重。日本需要通过贸易和投资方式来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从而扬长避短，不断创造和建立新的比较优势。
2.国内市场规模小。日本国内的市场容量有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借助外部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3.赶超欧美的民族梦想。战后初期的日本上下齐心，将重建家园、赶超欧美作为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民众全心全意服从于政府的安排，不计个人利益以换取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国内环境。
4.有利的外部环境。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拉拢日本成为其政治盟友。除了提供大量物资和军事订单之外，美国对日本的单边主义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了契机。
(二)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背景。尽管一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但当国家利益面临巨大挑战时，美国选择了政府干预主义，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1.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美国政府通过“公平贸易”来对抗外国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2.产业竞争力下降。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软化迹象：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而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上升。在这变革的十字路口。美国要么选择贸易保护，要么进行实质性调整。鉴于保护主义的危害，克林顿政府选择了以高技术产品出口为导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3.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在战后成为了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拥有绝对的统治力，因此美国积极倡导和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在政治上，单边贸易自由化成为美国拉拢盟国的“政治糖果”：慷慨地对盟国开放国内市场，却不要求盟国对等开放。然而随着霸权的衰落、日欧的崛起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美国不愿也无力继续提供自由贸易之类的国际公共品。随着冷战的结束，东方阵营的威胁大大减弱，美国转而将经济利益置于外交事务的首位，转变了贸易政策理念，实施“公平的、积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总的来说，战略性贸易政策是特定的历史产物，日本和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既相似又有差异的背景下：政策的实施既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是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反应。
三、日美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共同效应
日本从战后的废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新经济”的繁荣，这些都与战略性贸易政策密不可分，其共同效应表现为三方面。
(一)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日本在战后发达国家中的出口增长率最高，其进出口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直线上升：1950年为1.6％、1.4％，1970年为6.2％、6.7％，1988年为6.8％、9.9％。自60年代开始，日本获得了持续的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日本在1985年的对外资产额突破了1 000亿美元。从结构上看，日本的出口商品向高层次转变：从5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60、70年代以钢铁、汽车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再到80、90年代以微电子、新材料为主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
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不断扩大，但美国的出口表现出以高附加值商品为主的结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从1991年的1 016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 274亿美元；新型服务贸易(如电信、数据处理)发展迅速，到1998年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为55.1％，1997年美国从国外获得特许使用费和许可证使用费收入约为303亿美元，顺差额高达228亿美元。
(二)促进了经济增长。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出口可以弥补由边际收益递减造成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日本作为贸易加工大国，扩大出口是维持其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据统计：在1975年，日本整个产业部门每增加1单位出口会带动国内生产增加2.38个单位；在1979年，日本的汽车出口每增加100万日元会带动国内生产增加254万日元。在贸易的带动下，日本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飞速上升：1950年为1％，1970年为6％，1988年为14.2％。
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对外贸易在GDP中的比重 相对较小。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依存度稳步上升：出口依存度从1981年的6.03％、1991年的8.5％攀升到2000年的15.03％；贸易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显著。在贸易的推动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90年代美国的出口增长率为9.68％，远高于3.25％的GDP增长率；出口的增长不仅为美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据商务部的估计，美国每出口10亿美元可维持2万个就业岗位。
(三)提升了产业结构。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政府适时提出了“技术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官产学联合开展技术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由“厚重长大”的高能耗产业向“轻薄短小”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出口结构也由重化学工业品为主转向了包括精密机械、电气机械在内的装配机械产品为主，从而为其缓解石油价格上涨和日元升值冲击、稳定出口贸易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美国政府放松了反垄断限制，包括银行、电信在内的几乎所有行业都进行了合并与重组，提高了行业的竞争力和企业的经营效率。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行业的支持、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了美国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的提升。
四、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特征的异同
日美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总体上看，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共同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导向性。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将经济复兴和赶超欧美作为主要目标，“贸易立国”成为基本国策，对发展所需的原料、能源和技术给予进口优惠，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向国际市场供应工业制成品。正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提出的：充实社会公共设施、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素质和振兴科学基础等。但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全球性经济滞胀和石油危机的出现，严重挑战了“贸易立国”方针。由于自60年代末开始的贸易顺差，日本逐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其施政重点变为在缓和国际经贸摩擦的同时，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技术立国”方针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除了强调大力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还要加大自主研究和创新的力度。20世纪80、90年代，增强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成为了新目标，战略性贸易政策使日本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美国的贸易政策从历史上看，表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特征：以国家利益为重，将推动贸易自由化与实行贸易保护作为其追逐国内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和手段。美国历来主张自由贸易，但当受到日欧的冲击之后，美国开始强调公平贸易，对其单方面认定的“不公平”行为进行制裁。冷战结束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科技实力决定着一国的国际地位。美国在90年代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是为了保护美国某些与知识、技术密切联系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与就业，而且旨在摆脱经济萧条、加快美国经济复苏、保护美国的经济安全。面对巨额的贸易赤字和联邦赤字，克林顿政府一方面坚持公平贸易原则，一方面以出口贸易为突破口，提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出口战略――“国家出口战略”。克林顿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使美国重新坐上了世界经济、技术的头把交椅。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产业导向性。受资源的约束，日本不能兼顾所有部门的发展：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政策向重化工业倾斜，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在60、70年代超过了60％、70％；自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的政策重心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产品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以半导体为例，日本政府通过实施R&D补贴、组织官产学联合攻关等措施，使日本从一个半导体净进口国发展为世界半导体强国。正如鲍德温与克鲁格曼对日美16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竞争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没有政府的保护，半导体产业在日本将不会存在。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高技术产业的兴衰成为一国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克林顿政府通过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保证美国经济实现了整整120个月的增长。服务业成为全美生产率最高的部门之一，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更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美国也成为了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出口鼓励为主。为了促进和扩大出口，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金融、税收方面的优惠、设立出口保险制度、开拓海外市场准备金制度等。而所有这些都使日本出口企业在经济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帮助和实惠，从而大大激发了它们出口的积极性。日本在战后初期的出口主要是为了获得足够的外汇，以进口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料、能源、设备和技术。而在此之后，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始终居高不下，即使在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仍高达8％。日本的出口结构与世界需求结构保持一致，而出口结构的调整也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克林顿在对待巨额贸易赤字问题上，既不愿退到保护主义中，也反对政府的无所作为，而是选择了“政府适度干预主义”，帮助国内企业扩大出口和开拓海外市场。克林顿在两届任期内，分别采取了所谓的“出口能动主义”和“新门户开放”战略，这两大战略主张具有内在的连续性，都将出口作为重点考虑的对象。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企业为中心。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都是以企业为中心的，政府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监督者，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而本身并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日本的经济体制可概括为“控制下的竞争”，“日本政府并不直接对受到管理的市场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具体办法为工业创造能促进其长远发展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及防范风险的条件。政府的产业战略假定市场的竞争压力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并经常引入他想要的那种竞争。通过为产品开辟市场，使企业能比较容易的得到廉价的投资资本，从而保证企业获得利润并吸引更多的竞争者进入。”政府的补贴一般不直接资助私人部门，而是用作催化剂，刺激私人投资和加强国内竞争，使日本企业不会成为骄傲自满的寻租者。例如，JDB的贷款主要是为了说服商业银行向新兴产业贷款，经常与私人银行组成银团辛迪加提供贷款。
私人部门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克林顿的智囊机构――“进步政策研究所”曾指出：“最终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国经济能量得以发挥的地方一企业，正是在那里，我们在为提高我们所生产的商品的质量，为提高我们所提供的劳务的效率而奋斗。”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应为企业提供一个鼓励企业和工人进入高技术产业的环境。尽管风险投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保资金流向新兴产业，但由于基础研究的风险高且回报低，还是不能够吸引足够的私人投资。所以美国政府补贴大学和实验室开展基础研究，当取得一定进展后，就引导私人企业进入，转而开展商业研究，并将商用产品推向市场。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小企业经济政策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等法律法规，组织实施了“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SBIR)、“先进技术计划”(ATP)等，支持中小企业进入高风险项目，并助其研发成果转化为商品进行流通。
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特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政府的干预力度和方式。日本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仅干预力度较大，而且进行全方位的行政指导；美国奉行自由主义，主张以市场方式调节经济活动，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2.美国可以利用其大国地位实行单边主义政策，其战略性保护措施具有较强的霸权主义色彩；而日本由于在国际政治、军事事务中要依附于美国，所以其战略性贸易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例如广场协议和自愿出口协定。
3。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更注重技术进步、教育发展与观念交流等动态增长因素，以此作为提高本国竞争力的途径。
4.日本的进口保护措施更具主动性，通产省把自己看作是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积极地利用关税和非关税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而美国的301条款、反倾销机制更具被动性和反应性，美国的美国贸易代表仅把自己视为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
五、日美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的异同
日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手段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其共同点在于：在政策运用上，既坚守原则又灵活运用；注重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实施关税保护，并保持着形式各异的“隐形壁垒”；注重不同政策的配合，以发挥整体性作用和互补性优势；将高技术产业作为扶持对象等等。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手段可概括为四方面：
1.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出口。日本政府于1958年成立了对外贸易组织(JETRO)。作为公共品，JETRO向出口企业提供信息服务，负责海外市场的调研与开发，安排国内企业参加贸易展会。并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公共关系，促进技术研发的国际合作。
日本政府以财政、金融等直接方式补贴企业的出口：第一，公开补贴与不公开补贴。公开补贴是指日本政府通过官方出口保险制度向因销售条件或价格等因素而蒙受损失的企业提供相当于损失额80％～90％的补偿；不公开补贴是指通过出口退税、税收优惠和双重价格制度减轻日本企业的负担。第二，成立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为重点产业提供低息贷款；执行汇率贬值政策来推动出口等。
2.鼓励和默许民间贸易组织推动出口。日本政府允许众多的私人公司组成一个由大银行支持的综合商社，负责销售私人公司的产品，既可以向政府提出建议又可接受政府的委托代为管理，而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综合商社不受垄断法案约束。综合商社在出口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众多中小企业参与到贸易活动中来，这样既节省了交易成本又实现了信息共享，国内9个最大的综合商社的贸易额曾占日本贸易总额的50％以上。
3.实施进口保护。日本的关税法主要由《关税法》、《关税定率法》、《关税临时措施法》构成，利用有差别的关税进行进口调节：对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执行低关税，对消费品执行高关税。
日本的非关税保护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政府采购。日本的计算机产业明显得益于政府的采购，日本政府要求各部门、教育系统优先采购国产计算机。第二，复杂而严格的技术壁垒。日本拥有严格的技术管理体系，技术标准名目繁多，其中多数标准都高于国际标准。进入日本市场的外国商品，不仅要符合国际标准，更要符合日本的技术标准。
有限市场准入措施为日本微电子产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隔绝了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竞争的渠道，使日本企业可以在国内形成世界规模的生产能力，而外国企业不能利用技术优势并将其转变为长期的市场力量。封闭的国内市场还能产生强制性技术转让效应，使先进技术有控制地扩散到整个日本微电子产业。通产省强迫外国潜在进入者将原始技术以诀窍、许可证和专有技术形式卖给日本，并且拒绝设立外国独资公司和外国企业拥有多数所有权的合资企业的申请。美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条件，是允许日本企业使用它们的先进技术。通产省还要求外国企业向所有要求获得某一技术的日本企业颁发经营许可，并根据交易涉及的日本企业是否愿意将自己的技术进展通过许可协议扩散到其他日本企业来决定是否允许某项交易。
4.注重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结合。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为一体，日本政府也被形象地比作“日本株式会社”或“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产业政策的基本作法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挑选特定产业，从资金分配、物资供应和研究开发上予以全力支持。为了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了有效的产业政策，以R&D补贴、组织官产学合作以及扩大海外FDI等方式替代了直接补贴，这种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效结合也被称为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重塑了日本的微观经济基础，活跃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就已初显端倪，而在克林顿时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手段可以概括为四方面：
1.发挥政府在促进出口方面的作用。克林顿政府将扩大出口作为经济复苏的一剂良药：建立贸易促进和协作委员会(TPCC)；放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建立贸易数据库，汇总商贸信息供企业免费使用；加强政府的金融服务，提高出口信贷的担保额度，解决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问题，建立出口援助中心；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多元化手段，为美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包括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重点开发“十大新兴市场”。
2.强调公平贸易。克林顿在坚持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坚持“公平、对等”原则，对其单方面认定的“不公平行为”进行制裁，包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超级301条款”。当反倾销程序启动后，美国会对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此外，技术标准、环保和劳工标准也是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常用手段。
篇13
在过去的10年内，美国的商品、服务贸易都取得了快速增长。商品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991年的9079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9960亿美元，增长了2.2倍。进口增长了149%，出口增长了85%，商品贸易逆差则增长了6.7倍。而服务贸易的扩张势头更猛。1992～1999年，全部服务出口年平均增长了6.5%。到2000年，服务贸易至少已占美国出口价值的38%和进口价值的17.5%。
由此可见，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它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进口国的地位。
(二)美国已形成相对稳定均衡的进出口商品结构
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商品进口结构中，处于第一位是的资本货物，占贸易值比重从1989～1990年的23.0%增长到1999～2000年的28.2%，增长了5.2个百分点，增速最快;处于第二位的是消费品，比重为22.5%增长了1.5个百分点;处于第三位的是工业设备，其比重为21.9%，比10年前下降了5.3个百分点;处于第四位的是汽车及组件，比重为16.6%，比10年前下降了1个百分点。此外，食品进口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他商品进口增长了1个百分点。
与进口结构相比，美国的出口商品构成变化比较显著，即在相对稳定的出口结构中重者更重。如占出口值第一位的资本货物从1989～1990年的37.8%增长到44.8%，增长了7个百分点;同期，工业设备占出口值的比重虽然从25.8%降至20.6%，降了5.2个百分点，但仍占出口值的1/5;消费品出口比重增长了1个百分点，汽车及部件比重增长了1.3个百分点，食品和其他商品出口比重分别下降3.1和1个百分点。资本货物和工业设备两类出口占总出口值的65.4%。
二对贸易逆差的成因分析及新的认识
关于美国巨额外贸逆差形成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因素来分析：一方面是短期因素即暂时性因素，如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长期因素，也即基本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1.短期因素
美元汇率偏高是影响外贸平衡的重要短期原因之一。美国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使得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国外的购买者而言过于昂贵了。(注：JosephQuinlanandMarcChandler,TheU.S.TradeDeficit:ADangerousObsession.)
1999年美元对外汇率变化不大，但在2000年开始升值，在贸易加权年平均基础上，美元对广泛使用的7国集团货币升值5%。美元对欧元升值15%，相反，对日元贬值了5%。(注：SurveyofCurrentBusiness,April2001,p.29.)近几个月来美元汇率不断下跌，然而美林银行2002年6月20日公布的月度调查仍显示，即使在目前的汇率水平下，多数全球基金经理人依旧认为美元还是被高估。
此外石油及其制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口石油是美国贸易逆差中最大的单项商品。美国政府通过实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空气清洁法案等，限制石油的开采，并鼓励大量进口石油和石油制品，美国最大的前20位石油供给国中，有15位同时列于美国最大的35个贸易逆差国之中。2000年，因油价上涨仅石油进口额即高达1200亿美元。据资料显示，这两个原因是2000年美国外贸逆差陡增1000多亿美元的主要原因。
2.经济全球化因素
近20年来，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发生的更深刻的变化是经济国际化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国际间商品、劳务与资本市场的相互依存加深了。加速的全球化，使得美国经济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好地在国际经济中扬长避短，这势必导致美国在大量出口的同时需要大量进口。因此美国对外贸易出现较大逆差是十分自然的。
美国经济中每年资源消耗约占世界资源总产量的30%。因此美国必须从中东、非洲和世界各地进口大量的资源，特别是矿物燃料如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以及各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这些商品进口造成的逆差即是资源性逆差。同时，美国进口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轻工产品、纺织服装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机电产品。这类进口弥补了美国大众对基本消费品和国民经济对部分生产资料的需求，是对美国社会再生产的必要补充。由此造成的逆差为补充性逆差。这两大类商品源源不断进入美国市场，已构成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再生产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同时从国外的低成本进口也大大节约了美国国内资源、保护了本国环境。此外由于技术与产品的多样化、差异化、国际分工格局以及各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差异等原因所造成的一些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逆差也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必然产物。因此正如昆兰教授指出，现在进出口贸易再也不是表明美国全球销售和竞争力的一张有效的记分卡。
3.经济结构性因素
战后美国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拥有了极强的科技优势、资本货物的生产优势以及服务出口优势，由此构建了对美国最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
美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途径：
(1)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发展。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是指贸易参加国既出口又进口同一部门或某种同类型制成品，也被称为双向贸易(two-waytrade)，或贸易重叠。随着战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各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处于快速的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带来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引致世界产业发展史中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即各产业部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调整和重新定位。由此导致战后国际分工体系的迅速发展和深化，各国间产业内贸易规模显著扩大。
如表3显示，当代美国对外部世界的产业内贸易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资本货物综合产业内贸易指数已高达0.994。半导体，工业发动机，泵和压缩机，通信设备，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机械，发电机械，电力设备和部件等特定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也接近0.90或0.90以上。其中出口大于进口的主要有半导体、民用航空器、发动机和部件、科学、医院和医疗设备和部件以及钻油、采矿和建筑机械。这表明在这些类别中，美国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这是美国近10年经济结构进一步提升、主导产业进一步高附加值化、主体产业加速现代化的结果。
(2)跨国公司内贸易空前发达
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成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深化的主力军。而美国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战略的通行做法是使交易内部化。其结果是公司内贸易迅速发展，同时这也成了美国产品贸易出现高赤字的主要原因。
以信息技术企业为例，众所周知，美国信息技术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一直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然而，正是这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领域，其产品贸易逆差1990年为115亿美元，到1999年竟高达660亿美元。1994年计算机、设备贸易开始从顺差转为逆差，1999年美国电子计算机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到2000年，仅计算机、设备和部件贸易逆差就达342亿美元。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信息技术企业大都实行全球化经营，将交易内部化。由于受到低成本的外国生产商的竞争压力以及国外放松对FDI和资本输入的限制，美国许多信息技术企业已把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一些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
从整体来看，美国企业更愿意通过它们海外子公司向国外的市场提供信息技术产品，而不是从本土向这些地区出口产品。现在，美国公司在全球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建立了大约23000个分公司。与此同时，许多日本和欧洲的公司也已经开始把在销售地建立分公司作为进入外国市场的主要渠道。如在1997年，日本在美国的FDI比美国在日本的资产价值累计多640亿美元。据统计，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有近一半由跨国公司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贸易构成。
事实上美国跨国公司已成功地实现了全球化和跨国经营内部化战略。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内部化是实现规模经济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但也掩盖了美国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
(3)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美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另一重要特点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是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表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反映创意和知识活动价值的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美国服务贸易始终保持巨额盈余，1999和2000年分别为806亿和810亿美元。美国保持了服务贸易的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进口国地位。但与迅速扩大的商品贸易相比，其服务贸易顺差几无变化。如1998、1999、2000三年分别为800亿美元、806亿美元、810亿美元。因此，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商品贸易逆差，但缓冲作用有所下降。1998～2000年分别为32.4%、23.3%和18.0%。
4.制度性原因
制度性因素主要是指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因素。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也缘于一系列政策因素。最突出的是美国出于各种原因对他国实行的单边贸易政策。所谓单边贸易政策是指美国政府为压制某些国家改变其行为而单独实施的制裁。在实行单边制裁时，美国公司不得在被制裁的国家做生意，致使外国竞争者得以在那里建立前途无量的合资企业。显然这使得美国公司在这些市场处于不利的地位。
单边制裁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而且效果极差。单边制裁通过关闭美国在世界某些地区的公司，极大地加重了美国企业的负担。甚至在制裁取消之后，影响还迟迟无法消除，美国公司发现很难在失去的外国市场中重新赢得一席之地。
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1995年，由于美国的制裁行为，美国公司出口方面在26个国家输给外国竞争者至少150亿美元。对美国工人而言，这意味着失去了20万个就业机会。据全国制造商协会说，美国在1993～1996年实行制裁使美国“不得进入”价值7900亿美元的出口市场。竞争力委员会1994年的一份报告发现，8次制裁行为使美国年销售额损失60亿美元，并失去12万个与出口有关的工作。
三贸易逆差对新经济的贡献
首先，从经济的宏观面来分析，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处于均衡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产量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之前的AS曲线之形状是向上倾斜的，在产量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之后AS曲线之形状是垂直的。
从美国的劳动市场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左右，甚至低于这一水平，基本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产品市场上，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的不断涌现，企业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已经从供给决定消费发展成为消费引导供给的阶段。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把美国经济看做是一种供给约束型经济。在该经济中，总需求处于较高水平并且有充分弹性，所以在无资源闲置和供给过剩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变动不会引起收入的变动，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波动。因而，国民收入的提高取决于供给能力的改善，国民收入是供给的函数。
附图
如图，若增加需求，AD曲线向右上移至AD''''，收入不变而价格水平上升;若将供给曲线向右移至AS''''，则国民收入由Y增至Y''''，同时价格略有下降。由此可见在供约约束型经济下，贸易顺差于国民收入之间会形成一种负相关的效应。
其次，大量相对低价的日用消费品和资源性商品的进口弥补了国内相关生产的不足，提高了国内的总有效供给，弥补了消费缺口，从而有力地抑制了经济的过热，防止通胀的重燃，使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国内价格总水平降低，为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
消费者价格指数近二十年来始终维持了较低的水平。GDP连锁价格指数，以1996年为100，1997～1999年分别为101.95、103.23和104.77。三年平均增幅仅为1.59个百分点。除去食品和能源以外的核心通货膨胀率1996～1999年分别为1.6、1.6、1.1和1.4。(注：EconomicReportofthePresident,2001,p.285.)这与经济的全球化和低价商品的进口有密切关系。
再次，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有利于美国扬长避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提升，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中美间的分工和贸易关系即为典型例子。如，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普雷斯托维兹指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除纺织业外，主要发生在那些我们已不再生产同类产品的工业部门。
此外，大量的廉价进口品的“冲击”推进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并带动了整体经济的繁荣。大量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加速了美国相对落后的产业淘汰和转型，从而促进了美国新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它的发展又带动了许多其他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素质，最终降低了失业率。
最后，美国每年高达1万多亿美元的商品进口使其得以继续保持在国际贸易中的第一大国地位。
四恰当地认识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在美国国内人们普遍担心巨额外贸逆差会使美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下降，但事实上随着美国经济的转型及新经济的成长，在存在巨额逆差的同时美国仍然保持了其超强贸易地位。
(一)美国在世界商品贸易中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进口国的地位将继续保持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对外贸易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同时其商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持续相对下降。美国商品出口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从1974年的32.5%，到1980年降为10.8%。但在80年代以来的20年里，在对外贸易收支逆差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份额。美国商品出口在世界商品出口中的比重大体维持在11～13%之间，显示美国经过较长时间的结构性调整，其商品贸易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已基本稳定，并呈现出增长的势头。
(二)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再度显著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决定美国国际竞争力从而影响外贸收支的长期的基本经济因素，也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相对变化。
让我们通过美国政府使用的三个表示或衡量国际竞争力的指标来分析：一是单位劳动成本指标的相对变化，用以表明使用美国劳动力生产商品的相关成本竞争力;二是制造业出口商品的相关平均单位价值的相对变化，用来表示美国出口商品的相关价格竞争力变化;三是实际汇率变化，这是将名义汇率对国内外相关消费者价格指数做相应调整后的汇率变化，因此它可用来广泛地表示货币对外国商品和劳务的实际购买力的变化。(注：EconomicReportofthePresident,1992,p.276.)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高峰后，所有这三个测定美国国际竞争力的指标都大大地改善了。美国相关成本的相对低廉加上劳动生产率指数的较高水平，使美国制造业从总体上说来仍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借以维持相对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三)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大最强的服务贸易出口国
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结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推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在迅速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中，美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也日益提高，80年代已达1/3以上。
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转型成效的逐步显现，新型的经济结构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出更大的竞争优势。美国的服务贸易逐步扩大，独占鳌头，持续领先，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最大出口国，又是服务贸易的最大进口国，并成为服务贸易的最大盈余国。
美国服务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90年代初，服务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服务进口增长速度相反，近年来，服务进口的增长速度相对高于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1990～1992年，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6.6%、10.1%和9.7%，服务进口的增长率为：15.1%、1.7%和2.4%。然而在1998～2000年，服务出口分别增长1.7%、3.5%和9.0%，服务进口分别增长7.1%、4.7%和12.5%。尽管如此，服务贸易仍然保持巨大的顺差。这种情况表现出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服务贸易的再一个特点是，服务出口在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高于其他主要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近几年内服务业出口的部门结构中知识、信息密集型的服务部门的比重明显增大。这种结构突出地显示了新经济的特点。
伴随着技术不断创新和一系列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在高技术出口中将继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从长期看，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将长期保持，并将具有良好的出口前景。
五关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的讨论
从1982年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着巨额的逆差，到2000年已达到了4350亿美元，为GDP的4.4%。与此同时，美国的股票、债券大幅增值，外资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发展直接引发了关于贸易逆差的大讨论。焦点是赤字会长期保持目前的水平吗?赤字得以持续的原因是什么?什么能够引起赤字下降?
从长期来看，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可以持续的。关键就是使得赤字持续的因素有哪些。一种观点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正如美国著名金融学家麦金农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大多数的国际金融和商业活动都是以美元为交易货币的。根据美联储的数据，从1980～1998年，流通中的货币量从1248亿美元增长到了4922亿美元，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8%。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了一种自然垄断。这种地位使美国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规避大量的货币风险，并使得政府在采取货币政策时可以不考虑汇率的因素，将焦点集中在国内经济目标上。同时，美元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因此如果逆差的持续扩大导致美元大幅贬值时，其他国家也会动用手上的外汇储备来干预美元的下跌，来维持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如此前对于美元价格下跌，美国政府至今未表示过什么态度。但是，日本政府对此却十分敏感，日本央行迫不及待地抛售日元购买美元，以遏制日元汇率上升。此外，即使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其他国家时，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其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将增加美元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