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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案例一：
20__年3月，甲向乙借款150万用于短期资金周转，但是乙要求甲找人来担保，甲找来自己的朋友丙，甲乙在向丙说明了借款的情况后，丙同意为甲担保并在借条上签字。借款到期后甲无法归还借款。20__年6月，乙向法院甲和丙以及丙的丈夫丁，请求法院判令丁连带偿还该笔借款。丁对上述借款和担保等事实不知情。本案的焦点在于：丙为甲提供担保而负的担保之债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案例二:
杨某在与陈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以个人名义向李某借款用于经营与他人共同开办的某公司，共计债务20万元，该借款发生在杨某与陈某分居期间，后杨某与陈某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各自名下债务各自承担。后李某向法院，要求杨某、陈某共同偿还该20万元的债务。审理中，杨某下落不明未到庭应诉。陈某举证证明该债务发生在分居期间，且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已约定债务各自承担，因此认为其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也在于该笔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陈某应否承担还款的责任。
笔者认为，要想弄清楚以上焦点问题，必须对我国民法上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予以明确,即如何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二、夫妻共同债务概述
（一）、夫妻共同债务概念的重新认识
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首要问题是要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概念。目前无论是法律上还是理论界对此尚无一致认可的概念。根据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性规定,结合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有关规定及现实情况,笔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出于共同生活目的为维持生活或从事经营活动所发生的债务。具体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从债务发生的时间来看,必须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从夫妻双方登记结婚之日起至婚姻关系终止之日止的期间。但有些特殊情况可不受该期间限制,如结婚登记前,双方为购买新房、筹办婚礼、置办结婚用品所负的债务,由于该债务是为了婚后夫妻共同生活的,而且婚后也为夫妻共同使用,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二是从债务发生的原因来看,夫妻双方是出于共同生活的目的所负的债务,既包括双方为维持共同生活需要如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日常生活所引起的债务,也包括双方或一方为增加家庭收入从事经营活动所负债务。
（二）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现行法律规定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判断标准问题，20__年新《婚姻法》中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给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下定义，仅在第19条第3款中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同时第41条中规定了“离婚时，原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而司法解释中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的判断上有更进一步的规定:
1、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
《若干意见》第17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该条还列出四种个人债务的情况以区别共同债务:“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中规定
在20__年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中规定“债权人就婚姻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规定
除此以外，在198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
(三)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
从上文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概念以及现行法律的规定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共同债务认定有两种认定标准。
1、“目的论”标准
结合债法的原理、对共同债务定义的理解以及《婚姻法》的规定，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是否是共同债务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第一，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有共同举债之合意，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共同债务。第二，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的利益尽管夫妻事先或事后均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该债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则同样应认定为共同债务。这种把债的发生原理和共同债务的定义相结合为内在标准，把举债的意愿和目的相结合作为外观判断原则的标准，笔者称为“目的论”标准,还有学者称之为“用途论”标准。
2、“形式论”标准
“形式论”标准即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负的债务除了两种除外规定后都推定为共同债务。也就是说，以一方或双方谁的名义都不改变债务的性质，除非有证据证明所负的债务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在债务发生时债权人已知道夫妻双方采用约定分别财产制。《司法解释(二)》第24条确定的就是这种“形式论”标准。从社会效益来说，这种推定的做法对交易安全，促进财产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当事人和法院的角度而能减轻财产交易的成本，便于及时、合理地解决纠纷，又符合日常家事思想。
有学者提出，确定婚姻债务性质，客观上存在三个诉讼:夫妻双方的离婚诉讼、债权人与夫妻双方的债务诉讼、原夫妻之间的追偿诉讼。 为此，笔者围绕上述三个诉讼结构结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来探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
三、夫妻共同债务内部承担规则
（一）夫妻共同债务内部承担认定标准
夫妻共同债务内部承担，主要是指在夫妻双方的离婚诉讼以及夫妻之间的债务追偿诉讼中的债务承担问题。在上述两个诉讼中，确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应采“目的论”标准，从理论上讲，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需要，或出于共同生活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从前文分析来开，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应考虑两个判断标准：(1)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举债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 视为共同债务。(2)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尽管夫妻事先或事后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该债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同样视为共同债务。
“目的论”标准用于夫妻共同债务内部承担中确定债务性质，主要理由一是根据“目的论”标准，双方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债应由夫妻共同偿还。这是民法上意思自治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体现，与离婚诉讼的特点一脉相承，即解决婚姻内部权利义务分担，维护夫或妻单方的财产安全。二从举证能力看，离婚诉讼当事人为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收入、支出情况应有了解，对是否存在举债合意、是否用于共同生活或某一方个人生活等等，在举证能力上势均力敌。
在离婚诉讼中确定婚姻债务的性质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1)如果双方对是否存在借款的事实有争议，尤其是夫妻中一方向其亲戚朋友出具的借据，当存在夫或妻一方与他人相互串通伪造债务、多分财产的可能，在争议事实难以查清时，离婚案中应当暂不处理有关债务，告知当事人可待权利人主张权利时一并处理，此时当然不必确定婚姻债务的性质。(2)“目的论”标准的效力不能对抗婚姻关系外的债权人，以防止夫妻双方相互串通、以离婚手段规避法律、逃避债务。对此，可在离婚诉讼的裁判文书中释明。
（二）夫妻共同债务内部承担认定规则的立法本意及价值取向
《婚姻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现实生活中，处分共有财产时，有时是由夫妻共同出面，但更多的是夫妻一方单独处分。以债务的目的作为判断债务性质的标准可防止夫妻一方非因共同生活需要任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包括任意举债，侵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
（三）夫妻共同债务内部承担的举证规则
举证责任分配方法一般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即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就该法律关系发生所须具备的要件事实负担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就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所须具备的要件负担证明责任。
按照举证责任原理及方法，是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亦应有主张权利、减轻或免除自己责任的一方举证。夫妻共同债务举证应区分不同情形，依据公平正义原则和举证责任原理分类说明：
1、夫妻双方共同名义举债
第一，夫妻双方共同名义举债，一方主张是共同债务，另一方主张是个人债务的，应由主张是个人债务的一方负举证责任。若不能举证，则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夫妻双方共同名义举债，夫妻双方分别主张是另一方的个人债务的，应由夫妻双方分别举证。当双方举证不能时，则视为共同债务。
2、夫妻一方名义举债
第一，夫妻一方名义负债，举债一方认为是共同债务，非举债方认为是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的，应由举债一方举证。
第二，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夫妻双方分别主张是对方的个人债务，亦应由夫妻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总之，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还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夫妻双方谁主张权利，加重对方负担应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自己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负举证责任。这样在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情形下，可以更好地保护夫妻非举债一方的利益，减少了推定规则带给夫妻非举债一方的风险。同时，在夫妻共同名义举债情形下，要求主张是个人债务的一方举证不能时，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更有利于债权人的利益及时实现。
（四）夫妻共同债务内部承担具体类型
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法律当然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但是在原则性规定不能覆盖所有问题时，法律规定应使用列举的方法。法律对其调整的对象采用概念或文字表述的，并对其进行列举，这一立法技巧能有效保证法律的严密性。在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夫妻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如购置共同生活用品所负的债务，购买、装修共同居住的房屋所负的债务，为支付一方医疗费用所负的债务；（2）夫妻一方或双方为履行法定扶养义务所负的债务；（3）夫妻一方或双方为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所负的债务；（4）为支付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教育、培训费用所负的债务，如夫妻从事正当的文化、教育、娱乐活动，从事体育活动等所负的债务。（5）为支付正当必要的社会交往费用所负的债务；（6）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7）夫妻协议约定为共同债务的债务。
下列债务一般可认定为个人债务：（1）夫妻一方的婚前债务；（2）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没有抚养义务的人所负的债务；（3）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且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的；（4）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附随这份遗嘱或赠与合同而带来的债务为接受遗嘱或赠与一方的个人债务；（5）夫妻双方依法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6）夫妻一方因个人不合理开支所负的债务；（7）其他依法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如一方因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侵权行为所负的债务。 （8）夫妻一方擅自为自己设定负担的债务，如为他人担保、代为清偿等。
四、夫妻共同债务对外清偿规则
夫妻共同债务对外清偿即上文提及的债权人与夫妻双方的债务诉讼。在夫妻共同债务对外清偿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就是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
（一）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理解与适用
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中规定“债权人就婚姻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该规定改变了依共同生活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是否成立的婚姻法的规定，而是将婚后个人负债推定为成立夫妻共同债务，同时又从财产制的角度来对这一推定进行限制，规定夫妻适用分别财产制并且为债权人所知的，不成立夫妻共同债务,笔者将该规定称为“推定规则”。
推定规则在理论界、实务界受到了愈来愈多的质疑：第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所有债务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合法的婚姻关系所要承担的风险明显大于同居关系，其价值导向偏失。第二，债务人配偶若不知举债事实，又如何证明举债时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且债权人与债务人有多大可能会作此约定。第三，约定财产制仅是夫妻间的内部约定，债务人的配偶如何能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这一规则在实现司法正义上的困难，有不少法官甚至尽可能避开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以求实质正义的实现。推定规则所具有的这种价值取向和政策考量的偏正性和时代性会使法律的天平发生一定的倾斜。
从上述的质疑声中可以看出，理论界对推定规则的适用还是存在分歧。下面笔者就该规则适用范围、适用基础、适用前提谈谈看法。如果将这些问题梳理清楚了，许多质疑、困扰也就迎刃而解了。
1、该条的适用范围限于夫妻单方非处理共同财产的举债引发的外部债务纠纷。《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这就明确了适用该条调整的对象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须为意定债务之纠纷。该条的 设计宗旨是维护交易安全，所以，已婚者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侵权行为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不涉及交易安全的债务，不能援用该条来处理。
第二，须为夫妻单方举债引发的债务纠纷。该条运用的是司法推定逻辑原理，而以夫妻双方名义所负的债务其性质确定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无需推定，故也不能援用该条来处理。
第三，须为发生在债权人与作为债务方的夫妻之间的债务纠纷。该条仅调整夫妻债务的外部关系，如果是夫妻内部就某项单方举债之性质发生争议，不能适用该条，而应该援用《婚姻法》第41条或该法其他相关司法解释。
第四，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行为引发的债务。夫妻单方处理特定共同财产引发的债务应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处理。比如，一方与他人签订出卖夫妻共有房屋的合同，通常超出了日常生活需要，在不构成表见的情况下，买受方自然无权要求出卖人的配偶承担连带的履行义务或违约责任。除此以外的夫妻单方举债，都应该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处理。
2、该条的适用基础是婚姻法第41条规定
有许多人认为，该条与《婚姻法》第4l条不一致。但笔者认为，这两条并不矛盾，而是相关联的。《婚姻法》第41条确定的“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这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同样适用于《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中的“夫妻共同债务”，即这两条在对夫妻债务性质的界定标准上是一致的。推定的“夫妻共同债务”在概念上与《婚姻法》第41条所指的“夫妻共同债务”是完全相同的定义，其法定的基本内涵也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
3、该条的适用前提应是债权人对涉讼债务的性质不明
目前审判实践中遇到债权人就夫妻单方举债主张权利的案件，几乎是不加甄别地援引《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进行判决。这同样是不适当地扩大了其适用范围。该条是对夫妻单方所举债务性质的“司法推定”。如果涉讼债务的性质本来就明确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话，就不能再援引该条来“推定”为共同债务了。所谓“涉讼债务性质不明”，仅指善意债权人依据债成立当时的客观情形，不能肯定债务非“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即举债人的配偶不可能享用该笔债务。若债权人当时就能肯定这一点，又没有“表见”的外观，就说明债权人一开始就知道了“债务不可能是夫妻共同债务”，就不能再适用第24条将单方举债推定为共同债务。如一方无偿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担保之债、一方对第三人的赠与之债等，这类债务因为对夫妻财产没有任何贡献，不可能使举债方配偶从中享受到财产利益。因此，当债权人没有理由相信该类单方举债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即表见)时，一般应该认定债权人在债成立时就明知了债务的非共同性质，“就不能再适用该条来推定为共同债务。
（二）推定规则的合理性及立法缺陷
推定规则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一方举证证明两种除外情形才能否定，其合理性在于:对于夫妻之外的第三人而言，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决定其对外产生”外表授权“，形成表见权，对夫妻一方所为之行为后果，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夫妻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抗辩。在夫妻共同债务对外清偿诉讼中如果采用”目的论“标准，将因为债权人对此不具备举证能力而缺乏可操作性，而推定规则运用证据学上的”推定“原理解决此司法操作难题，避免了诉讼中的繁琐证明活动，具有现实司法意义。从立法价值看，该标准总体上符合节省司法成本，侧重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的立法潮流。
推定规则在有关举证责任分配上却是存在一定的缺陷。从理论上来说，推定规则确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这种规则是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容易产生错误的利益衡量。依据婚姻法解释中关于举证原则的规定，实际上是直接免除了债权人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而将该责任强加给了债务人的配偶，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l)、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债权人主张其债权，就应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其有实际举证的能力。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发生过程中，掌握了选择、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动权，并且可以在债务发生前采取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等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债务实现，减轻风险，也有为以后发生纠纷时准备充分证据的能力。所以，按照公平原则及有关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债权人都应当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2)、在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问题上，夫妻一方与债权人约定的个人债务发生纠纷后，这个债务的性质就成为夫妻另一方与债权人争辩的焦点。根据推定规则，债权人无须证明，而债务人配偶却要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争议之前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书面约定，但如果在债权人和债务人否认的情况下，证明起来很难，也很不现实的;并且很多人在离婚时，为了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故意伪造债务，就算是之前有约定，债务人肯定也不会承认了，而债权人为了自己利益，为了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也不会实事求是的承认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3)、在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为约定分别财产制“的问题上，债务纠纷发生后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实行约定分别财产制的事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债权人不愿承认自己知道实情，要想证明债权人明知的主观想法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债务人的配偶想证明的是与自己利益完全对立、冲突的相对人的主观想法，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综上所述，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债务人的配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也是极不合理的。
（三）、推定规则的价值衡量及司法完善
目前”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己成为全国法院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普遍适用的规则，在立法上暂时无法对其完善的情况下，法官应充分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对夫妻个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进行充分比较权衡，并灵活适用法律，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首先，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适用范围作限制性理解。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是对现行婚姻法的解释，其应忠实于现行婚姻法，并限制在现行婚姻法的框架内。
其次，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法官审理案件时，在兼听双方当事人述辩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并利用自己的经验法则，充分运用法律规则，对个案做出合理公正的判断，一般而言，这样的结果会更趋向于实质正义。
最后，以共同生活标准为基础重构夫妻共同债务的发生依据。在对依”目的论“确定的夫妻共同债务与依推定规则确定的夫妻共同债务两种不同规定的比较中，可以认为，后者的立意在于免除债权人就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实则，就夫妻共同债务在婚后的成立上，仍可采用共同生活标准。并且考虑到债权人举证困难的事实，不妨将举证责任倒置，也即在立法技术上仍采法律推定的方法，但将其推定的内容限于共同生活上，具体内容为：用于共同生活的个人负债成立夫妻共同债务；就婚后个人负债未用于共同生活的，由债务人配偶负举证责任。同时，兼顾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也即当事人就债务性质有约定的从约定。这样就将共同生活标准一以贯之，从而使夫妻共同债务的成立统一于共同生活上来。并且，对夫妻个人负债共同生活的推定，也是与大多数情形相符合的。
篇2
在执行程序中，对于法律文书直接确定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债务的，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任何争议。但如果法律文书仅确定夫妻一方为义务主体，夫妻共同财产能否作为被执行财产？尽管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执行实践中，对能够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是通行的做法。但若不能确定夫妻共同债务，或者法律文书未确定一方为履行义务的主体，需要根据不同情况，依据法律规定执行，不能一概而论。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
在执行中应否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首先要弄清执行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此，夫妻共同债务是夫或妻一方或双方为了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具体意见》规定：（1）夫妻双方约定的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立筹资从事经营活动的，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除此之外，均为夫妻共同债务。
根据《婚姻法》第1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二）》第12条、第14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范围：（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受益；（3）知识产权的受益；（4）继承或赠与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包括：1）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2）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3）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明确了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置权。《婚姻法》第18条，明确了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除当事人约定外，夫妻婚前的个人财产不再随着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自动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欠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二、清偿对外债务与夫妻处分共同财产的冲突
夫妻处分共同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其约定或法院判决、调解均不得对抗债权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如无特别约定，夫妻财产适用法定的所得共有制。夫妻对共同债务都负有连带清偿责任。这种连带清偿责任，不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之间的约定无效，否则将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夫妻之间离婚时对财产的分割，只能对彼此内部有效，不能向外对抗其他债权人。债权人仍然有权就原夫妻所负共同债务向原夫妻双方或者其中任何一方要求偿还。在执行程序中，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原则上适用上述规定，但是，对于夫妻之间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其约定仅仅对夫妻双方有约束力，即使法院的离婚判决书、民事调解书确定了当事人就共同债务的处理约定的，也不能对抗其他债权人的权利主张。这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8条中已有了明确的规定：“当事人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离婚判决，就财产分割的处理对夫妻双方有约束力，但不能对抗其他债权人。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债权人要求执行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只要能够证明该债务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且不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即可，至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执行人负举证责任。
三、夫妻共同财产执行的具体径路
篇3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概念
夫妻共同债务，是夫妻双方在共同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基于共同的意愿，为了共同的生活而产生的债务。主要包括：家庭共同生活、生产、经营、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治病以及为负有法定义务的人治病、抚养子女、支付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教育、培训费用等所负的债务等。共同债务的主要体现为共同生活所负担。涉及到共同债务的，多为夫妻离婚时所适用。夫妻共同生活时，较少出现争议。
湖南省某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就涉及的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认定及区分。原告甲男与原告乙女系夫妻关系，被告易某与被告肖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3年5月8日离婚）。2011年3月28日，原告甲男与被告易某就某套房屋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协议，约定被告易某向原告甲男转让上述房屋，转让金额为300000元。2011年3月29日，原告甲男向被告易某一次性支付购房款30000元。该房屋某公司开发的安置房。被告易某收到上述房款后，向开发公司补交了剩余房款。至今，被告易某一直未向原告交付房屋，双方亦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2011年7月2日，被告易某以欺骗手段将上述房屋以32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胡某，胡某于2012年7月15日向被告易某支付购房款200 000元，但被告易某一直未向胡某提供该房屋的相关票据和钥匙。2011年9月4日，胡某发现该房屋已售予原告甲男后，以被告易某对其实施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2012年4月29日，公安机关将被告易某抓获归案。2012年8月8日，法院判处被告人易某犯合同诈骗罪。两原告以本案涉案房屋系安置房，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遂向法院提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两被告于2013年5月8日调解离婚，离婚调解协议约定：夫妻共同财产位于某某处房屋归肖某所有；夫妻共同债务110 000元由肖某偿还。两被告在离婚调解协议中未对本案涉案房屋进行分割。本案诉讼中，两被告约定：本案涉案房屋归被告易某个人处置。被告肖某声明其自愿放弃对涉案房屋主张任何权利。
首先，肖某虽然未在合同上签字，但本案所涉合同签订的时间、交付房款的时间均发生在两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法院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其次，2011年3月29日，吴男向易某一次性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易某收到上述房款后，随即用该款向开发公司补交了剩余房款。该行为系易某、肖某夫妻双方受益的夫妻共同生产生活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夫妻一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对外所负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应认定该债务属于一方当事人的个人债务。但在本案中肖某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易某所收的房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为此，该债务不能认定为易某的个人债务。根据2003年颁布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最后，肖某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声明，即本案涉案房屋归易某个人处置，肖某声明其自愿放弃对涉案房屋主张任何权利。该声明系两被上诉人的离婚后的声明，不能对抗原婚姻存续期间的债权人，不能成为肖某本案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为此，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后应返还的房款及利息损失构成夫妻共同债务，肖某在本案中应该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肖某承担责任后，可以通过双方之间的约定向易某追偿。
二、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的区别
（一）二者发生条件不同
首先，夫妻共同债务发生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个人债务则是基于个人原因发生的，用于个人使用或者一方从事与家庭共同生活无关的活动时所产生的债务。夫妻共同债务是基于夫妻关系的确立为前提的。婚姻关系建立前，夫妻双方是彼此独立的民事主体，任何一方发生的债务均为其个人债务。只要是因婚前原因造成的债务，即使在婚后其他原因而使该债务在婚后才发生，也仍为婚前的个人债务。简而言之，夫妻共同债务必然发生在夫妻关系成立之后。根据我国法律对夫妻财产可以自由约定的规定，基于双方的自由意思表示，夫妻一方或双方各自的婚前债务，在婚后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一方或双方婚前的个人债务则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 二者法律依据不同
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依据为我国的《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而夫妻个人债务，则是一般多见于《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的但书中。债权人在向夫妻双方主张债权时，除非债权人明知或夫妻中的一方能够有证据证明，一般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个人债务的认定则需要法定的条件和情形，非一般性默示性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的规定，只有符合法定情形的才能按个人债务处理。
三、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区别的启示
（一）明确区分二者，有利于债权人更好的实现债权
明确区分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之间的不同，能促使债权人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债权。在民事活动中，明确划分两种债务的范围，有利于债权人有效的针对适格的债务人主张债权，避免了浪费司法资源。[1]债权人可以根据《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直接找到适格债务人要求清偿中债务，避免了在民事诉讼中增加、变更诉讼主体以及有利于法院在作出民事裁决或民事执行中的直接指向。[2]
（二）区分二者，还能保障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
通过对《婚姻法》第十九条的理解，可以得知，我国的法律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仅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只有在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情况下，个人债务才能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夫妻共同债务及个人债务进行了细化的规定。[3]
综述，不论在民事活动还是司法活动中，区分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个人债务都是有必要且必须的。公民的债权能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实现，婚姻家庭中，夫妻共有财产、个人财产的区分，不仅涉及到小家的和谐和稳定，更关乎大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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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国婚姻法首次以立法形式将“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2001年婚姻法为适应社会主义根据我国理论界的通说，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维持婚姻家庭共同生活，或者为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夫妻个人债务，是指夫妻一方婚前或婚后以个人名义所负的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的债务。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该条规定确定了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和处理原则。
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是基于夫妻的共同生活需要，以及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产生的债务，无论其名义上是否以一方为债务人，夫妻双方都负有共同偿还的责任。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例外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例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根据婚姻法第41条，婚姻法解释（二）第23条之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均以夫妻共同生活为条件。对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非属因夫妻共同生活而产生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由债务性质决定，属于个人债务的延伸。此种债务又表现为多种情况：
一是如侵权行为所生之债，因为侵权的民事责任本身具有一定的惩罚性，一般以过错为责任要件，不应对侵权人的配偶一并处罚。二是如专属于个人，须由本人履行的债务。债权债务关系仅及与债权人签订合同的一方，并且往往只能由本人履行。此种债务具有一定的人身专属性，债权人是基于对债务人个人能力的信赖，个人专业技术的依靠等原因请求其履行的，性质上不能转让。典型的如委托合同、演出合同、培训合同等。当然，此类债务虽只能由专属于一方的夫妻履行，但不排除当一方不履行债务，要求夫妻双方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因为签订合同时，可能是为夫妻生活而负债。
（二）违背公序良俗原则
夫妻一方实施违法行为所生债务一味地归于行为人个人承担，将会使夫妻另一方在明知或应知配偶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形下，可能受利益驱使而弱化对违法方实施违法行为的反对及阻却力度，甚至纵容违法方实施违法行为，诱发道德风险，从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
违法行为所生利益的最终归属，应是评判该违法行为所生债务之由谁来承担的首要前提与依据。若夫妻一方是为了共同利益、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活动而实施违法行为，则该违法行为所生债务，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之法理，应当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享有该利益的夫妻双方以共同财产来承担。如果夫妻一方是为了个人利益、个人私欲而实施了与共同生活无关的违法行为，则其所生之债务，根据民法的自己行为、自己责任之原理，应由违法行为人独自承担。
三、域外法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
（一）德国法的规定
德国法律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认定：（1） 拥有夫妻共同财产管理权的配偶所负的债务（2）经拥有管理权的配偶同意的债务（3） 未经同意但是为夫妻共同的利益所负的债务。德国法律规定只要符合其中上述标准任何一条便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德国法律规定夫妻个人债务认定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因保留财产或持有财产而发生的债务，但是这里存在一个例外就是该项权利或该物属于该方经另一方允许而独立从事的营业，或者该债务属于通常就收入予以清偿的特有财产的负担的。（2）因一方的侵权行为或者犯罪行为所负的债务。在德国只要是夫妻一方侵权行为，就被认定为夫妻个人债务，这条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不一致。
（二）法国法的规定
《法国民法典》第220条规定：夫妻各方均有权单独订立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子女为目的的合同。夫妻一方依此缔结的债务对另一方具有连带约束力。但是，依据家庭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以及缔结合同的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此种连带责任。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责任；但如此种购买与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这里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债务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夫妻共同债务，而是分为永久性负债和应当补偿的负债。永久性负债才是我们所说的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不能清偿的由夫妻双方各自的财产清偿；应当补偿的共同财产债务首先由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不足的部分由举债方清偿。
（三）瑞士法的规定
《瑞士民法典》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规定的相对明确一些。该法典第166条规定：“配偶双方中任何一方，于共同生活期间，代表婚姻共同生活处理家庭日常事务”夫妻一方家事事务而与他人所为之法律行为亦包括债务，可视为夫妻二人达成了相同的意思表示，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法律行为。夫妻只有在日常家庭事务范围内可以享有权，然而当一方法律行为超过了家事范围的，只能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责任。但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可适用表见。该法典第233 条规定：“配偶间任何一方以其自有财产和共同财产对以下债务负责：（1）在其行使夫妻财产共同体的权或共同财产的管理权时发生的债务；（2）在其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中发生的债务，但仅以动用共同财产之资金或将收益归入了共同财产者为限。”
四、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建议
（一）明确界定家事的范围及权限
史尚宽先生指出：“为夫妻共同生活通常必要的一切事项，一家之食物、光热、衣着等之购买，保健（正当）、娱乐、医疗子女之教养，家具及日常用品之购置，女仆、家庭教师之雇佣，亲友之馈赠，报纸杂志指订购等。”属于家事的范围。因此，如果夫妻一方所欠债务属于日常家事范围，那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双方对外应承担共同连带责任。
严格限制夫妻一方单独巨额负债的行为，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向外巨额负债，必须经夫妻双方事先协商一致，并有书面协议，未经协商一致，一方单独负巨额债务的，除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人的负债行为没有超出日常家事范围或确属夫妻共同债务外，应按夫妻个人债务处理。是否为“巨额”，此应由夫妻一方举证，法官也可结合一般社会标准、逻辑原理、生活经验和债务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辅助判断。如果真是巨额负债，会产生一种社会公信力，法律上认为以一个“善良家父”标准拟制的债权人应征询债务人配偶的意见，否则，债权人就应自担风险。但如果债权人能够反证证明债务人负巨债没有超出日常家事范围或确属夫妻共同债务的，夫妻必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既可以防止配偶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借离婚骗取夫妻共同财产，又可以防止配偶双方串通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
确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性质，首要前提是确定家事的范围及权限，这也是对保护债权人及配偶财产权之间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国婚姻法应当根据夫妻身份关系的特殊身份出发，及兼顾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安全稳定的需要，对家事权的概念范围及权限在作出更具体的规定。
篇5
一、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弊端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约定为夫妻分别财产制，以及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该规定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遵循现行法律规定，即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只要夫妻双方未约定实行夫妻共同分别财产制，未举债一方也不能证明恶意方债权人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恶意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非举债的无辜一方在未享受负债利益，甚至不知悉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仍应对另一方所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这种判决结果将给夫妻中的非举债一方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和感情伤害，甚至给社会带来惧怕婚姻的不良现象。显然，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与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虽易操作，但也存在天然缺陷，关键在于相关配套制度未能合理地兼顾到夫妻双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对于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例外情形，以下分别讨论：
第一种情形：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前面已经分析过，夫妻双方对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以第三人知道与否为判断标准，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第三人事先不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仍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对限制夫妻双方滥用权利、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十分有利。但由于夫妻财产契约属于内部契约，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约定仅要求夫妻双方采用书面形式，不要求履行公示程序，通常情况下第三人无从知晓。况且，司法解释还把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非举债的夫妻一方，非举债方如果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对婚后所得实行分别财产制，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就一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这对婚姻关系中的无辜者实属不利，只会纵容恶意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还应优先于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就权益受害者的防范成本来看，债权人方法风险的成本小于婚姻当事人。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易，而且完全能够通过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交易对象；但生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则不一样，其已经被束缚在婚姻之中，无法再行选择。因此，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同时，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对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予以关注和保护。
第二种情形：非举债一方能够证明举债方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可否认，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尊重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此制度设计缺乏生存土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往往是以一方个人名义进行的，对于夫妻任何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另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负债一方与债权人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约定，都必须按照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夫或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向外负债时，很少有人会明确约定所负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即使夫妻一方想约定，与之交易的债权人一般也不会同意。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具有完全的理性，都会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现实交易中债权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债权担保，一般都不会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假使夫妻一方的确与第三人约定为夫妻个人债务，要求未参与交易的夫妻一方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进行证明，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有违举证责任分配时应遵循的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将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在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与手段的当事人身上，而占有或者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反倒不负举证责任，势必造成不公平。其后果是，一方假借夫妻之名，行个人事务之实，以期行为的后果由夫妻共同来承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利益。
总之，婚姻法进行利益衡量和制度安排时，表现出了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和对配偶的不信任。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表现为，只要借钱给已婚的债务人，不论其用途，不论恶意善意，只要没有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声明对债务人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一无所知，法院均奉送法定连带保证人一名；对配偶的不信任表现为，推定夫妻为利益共同体，一方对外负债而另一方必将受益，即使喊冤说确不知情或确未受益，均视为狡辩或推定为借钱不还之同谋。
二、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策略
（一）确认家事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家事权的行使是夫妻共同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十分频繁，为保护夫妻双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国外许多国家立法明文规定夫妻互有家事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日常家事权，导致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故笔者建议在婚姻法必要明确规定日常家事权，包括家事权的范围、权利行使的方法和限制、对夫妻及第三人的效力等。法律设立日常家事权，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对夫妻行为进行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负担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降低其债权落空的交易风险。
（二）明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夫妻双方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是维护夫妻共同生活的基础，而夫妻共同债务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减损，在本质上为消极夫妻共同债务。在婚姻生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夫妻共同债务的特点来看，必须符合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此，债权人负有举证责任。但是，如果非举债方可提出相反的抗辩来否认，即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非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此以外，如果夫妻双方明确认可夫妻一方所负个人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有共同财产的，共同财产应优先清偿夫妻共同债务，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夫妻双方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夫妻任何一方清偿全部债务。夫妻内部份额的分担由夫妻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份额的，不能对抗债权人，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达成的协议和法院对夫妻双方共同债务所作的承担份额的判决，其效力不及于债权人，即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有权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任何一方有有完全清偿义务，以使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永远承担连带责任。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
篇6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消极夫妻共同财产，其理论基础在于婚姻的契约性和伦理性。基于夫妻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夫妻双方互享家事权，家事权制度也成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理论渊源。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不仅关系到婚姻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而且涉及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因此，在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处理时，必须始终贯彻私法自治原则、保护交易安全原则、保护弱势群体原则，恰当地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尽可能地实现实质公平。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弊端。基于此，当前对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弊端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约定为夫妻分别财产制，以及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该规定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遵循现行法律规定，即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只要夫妻双方未约定实行夫妻共同分别财产制，未举债一方也不能证明恶意方债权人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恶意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非举债的无辜一方在未享受负债利益，甚至不知悉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仍应对另一方所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这种判决结果将给夫妻中的非举债一方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和感情伤害，甚至给社会带来惧怕婚姻的不良现象。显然，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与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虽易操作，但也存在天然缺陷，关键在于相关配套制度未能合理地兼顾到夫妻双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对于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例外情形，以下分别讨论：
第一种情形：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前面已经分析过，夫妻双方对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以第三人知道与否为判断标准，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第三人事先不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仍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对限制夫妻双方滥用权利、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十分有利。但由于夫妻财产契约属于内部契约，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约定仅要求夫妻双方采用书面形式，不要求履行公示程序，通常情况下第三人无从知晓。况且，司法解释还把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非举债的夫妻一方，非举债方如果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对婚后所得实行分别财产制，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就一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这对婚姻关系中的无辜者实属不利，只会纵容恶意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还应优先于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就权益受害者的防范成本来看，债权人方法风险的成本小于婚姻当事人。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易，而且完全能够通过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交易对象；但生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则不一样，其已经被束缚在婚姻之中，无法再行选择。因此，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同时，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对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予以关注和保护。
第二种情形：非举债一方能够证明举债方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可否认，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尊重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此制度设计缺乏生存土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往往是以一方个人名义进行的，对于夫妻任何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另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负债一方与债权人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约定，都必须按照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夫或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向外负债时，很少有人会明确约定所负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即使夫妻一方想约定，与之交易的债权人一般也不会同意。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具有完全的理性，都会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现实交易中债权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债权担保，一般都不会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假使夫妻一方的确与第三人约定为夫妻个人债务，要求未参与交易的夫
妻一方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进行证明，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有违举证责任分配时应遵循的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将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在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与手段的当事人身上，而占有或者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反倒不负举证责任，势必造成不公平。其后果是，一方假借夫妻之名，行个人事务之实，以期行为的后果由夫妻共同来承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利益。
总之，婚姻法进行利益衡量和制度安排时，表现出了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和对配偶的不信任。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表现为，只要借钱给已婚的债务人，不论其用途，不论恶意善意，只要没有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声明对债务人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一无所知，法院均奉送法定连带保证人一名；对配偶的不信任表现为，推定夫妻为利益共同体，一方对外负债而另一方必将受益，即使喊冤说确不知情或确未受益，均视为狡辩或推定为借钱不还之同谋。
二、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策略
（一）确认家事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家事权的行使是夫妻共同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十分频繁，为保护夫妻双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国外许多国家立法明文规定夫妻互有家事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日常家事权，导致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故笔者建议在婚姻法必要明确规定日常家事权，包括家事权的范围、权利行使的方法和限制、对夫妻及第三人的效力等。法律设立日常家事权，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对夫妻行为进行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负担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降低其债权落空的交易风险。
（二）明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夫妻双方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是维护夫妻共同生活的基础，而夫妻共同债务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减损，在本质上为消极夫妻共同债务。在婚姻生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夫妻共同债务的特点来看，必须符合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此，债权人负有举证责任。但是，如果非举债方可提出相反的抗辩来否认，即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非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此以外，如果夫妻双方明确认可夫妻一方所负个人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有共同财产的，共同财产应优先清偿夫妻共同债务，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夫妻双方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夫妻任何一方清偿全部债务。夫妻内部份额的分担由夫妻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份额的，不能对抗债权人，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达成的协议和法院对夫妻双方共同债务所作的承担份额的判决，其效力不及于债权人，即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有权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任何一方有有完全清偿义务，以使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永远承担连带责任。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消极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财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夫妻共同财产所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相反，夫妻个人财产所引起的债务则为个人债务。我国《婚姻法》采用了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存的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并且规定如果非举债方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得，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通常情况下，第三人对夫妻财产制的约定难以知晓，要求债权人对此予以证明更是强人所难。解决此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公示，这也是目前国外立法中普遍采取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法国，夫妻在对财产进行约定时，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形式要件，不仅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而且还需经公证人进行公正，在完成公证手续后，还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才能对抗第三人。《法国民法典》第1394条规定：“夫妻间有关财产的约定不仅需要采用书面的行使，而且应在公证人面前订立；订立协议时，夫妻双方以及有关的当事人，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监护人等，或者其委托的人必须在场，并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财产协议做成后，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同时免费向各当事人提交一份未印花的白纸制作的证书。”纵观各国的立法，公示程序分为登记和公正两种。采取登记程序的有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澳门、台湾地区；要求双方在办理婚姻登记时一并办理财产契约登记。采取公正程序的有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要求夫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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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与丈夫张先生结婚多年，一直一起做着外贸生意。张先生性格大胆豪迈，主要负责市场，经常在外应酬，而王女士性格敏感细腻，主要负责销售和财务。多年来夫妻档配合默契，也攒下了不菲的财富。但是好景不长，就在去年，敏感的王女士发现丈夫张先生在外“应酬”的频率明显增多。在细致调查之下，王女士发现了张先生金屋藏娇，并且与小三的关系已维系多年，去年开始因小三怀上了张先生的孩子，张先生去小三那儿的频率明显增多。
这个消息对于王女士来说可谓晴天霹雳！无法接受如此重大打击的王女士立刻向法院离婚，张先生作为过错方在离婚过程中也自知理亏，表示可以同意离婚，并且在财产分割上也适当照顾了王女士。但是令王女士震惊的是，在离婚过程中，一纸传票寄到了王女士的家中，竟是因其涉及债务纠纷被到法院。王女士非常纳闷，她平时也没向别人借钱，怎么就被告上法庭了呢？后来王女士终于了解到：在2015年初，张先生的朋友李先生向贷款公司借债500万元，张先生很豪迈地作为保证人在该笔借款上签了字。现债务到期，李先生无法归还巨额钱款，贷款公司以李先生、张先生和王女士为共同被告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共同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
王女士刚遭婚变，现在离婚过程中又出现丈夫的巨额担保事件，让王女士头皮发麻，不知所措。无奈之下，王女士来到事务所，希望得到律师的帮助！ 来一点家法：
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外担保是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 律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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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个人债务 日常家事权 表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出台，为法院审理各类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同时，从全国法院审理各类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情况来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离婚诉讼中当事人虚构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日益增多”既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的出现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不无关系。《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这种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首先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显然着眼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考虑，防止夫妻借离婚逃避债务，以致削弱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可能性。但该解释片面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忽视了对婚姻关系中无辜一方的保护，肆意扩大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加重了夫妻关系中非借债一方的举证责任，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存在立法缺陷。
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立法缺陷
1、《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与其他法律规定存在立法冲突。
《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分割的若干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
（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好友所负的债务。
（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婚姻法》还是《财产分割的若干意见》都将夫妻共同债务定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核心特征，而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则无论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借，哪怕是举债一方的违法行为所致，或是个人生活享乐行为所致，甚至是一方离婚时为侵吞另一方财产恶意虚构的债务，只要配偶他方无法举证证明存在“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之情形，则一律推定为共同债务。我们以一方违法行为所负债务（如借钱赌博）为例，无论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还是《财产分割的若干意见》第十七条，都应该认定为个人债务，而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则要推定为共同债务。同一笔债务，依据不同的法律却被界定为两种对立的性质，难免会让人感到法律适用上的无所适从。
2、《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忽视了夫妻在婚姻关系中的人格独立地位。
夫妻双方在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表现形式是非常复杂的。基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本质要求，夫妻对外民事法律行为常常具有如下特征：（1）主体的一致性。夫、妻在对外进行法律行为时是作为一方当事人——复合主体而存在的； （2）以家庭事务为目的。夫妻对外民事法律行为以处理家庭事务为目的，这是由夫妻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决定的；（3）意思表示的一致性。夫妻对外民事法律行为主观上的构成要素为夫妻之间的合意，即体现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4）效力归属的同一性。夫妻对外民事法律行为基于其主体和意思表示的一致性，决定了其法律效力归属上的一致性，即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和承担。
但是，夫妻在婚姻生活中又是彼此保持独立人格的。夫妻地位的立法例经历了由“夫妻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的转变，现代各国的立法无不确立了夫妻在婚姻中的独立地位。我国《婚姻法》亦规定了“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十三条）以及关于夫妻个人财产制等规定都是夫妻彼此人格独立的体现。因此，夫妻在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不可能都为夫妻双方共同的行为，也有可能是一方出于个人目的的个人行为。即使在处理夫妻财产（包括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如债务）方面亦是如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不区分夫妻对外举债的性质一律简单推定为共同债务，忽视了夫妻一方以独立主体资格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形。
3、《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忽视了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保护，无法体现公平与正义。
当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时，一方面要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利益，防止夫妻借离婚逃避共同债务，另一方面又要注重保护非举债配偶一方的利益，防止配偶他方恶意举债。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非举债配偶一方能举证证明存在两种“例外情形”。很显然，这样的规定是片面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那么是否债权人比非举债配偶一方更需要保护呢？笔者并不这样认为。首先，从规避风险的角度看，债权人在与债务人交易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他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交易以及选择预期清偿能力强的债务人为交易对象，甚至还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以保全债权实现；而夫妻中非举债一方却无法预知另一方何时举债，举债数额，无法控制其举债用途，尤其在另一方恶意举债时更是如此。所以，债权人比非举债配偶一方更容易规避风险。其次，从权利救济手段看，即使债务被认定为个人债务，债权人仍有承担债务的义务主体，他仍可以采用各种法律手段促使债权得以实现；而夫妻中非举债一方如不能证明存在两种“例外情形”就不得不承担连带责任，虽然理论上其对外承担责任以后还可以向配偶他方追偿，但往往举债人已将财产消耗殆尽，被侵害的权益难以得到救济。再次，从举证能力的角度看，由于第二十四条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债权人无需承担举证责任；而非举债配偶方要想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方举债往往具有隐蔽性，恶意举债时更不会让对方知晓。若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即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更为困难，因为首先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分别所有的家庭少之又少，即使有此约定，如何证明第三人知道该约定对非举债配偶来讲也是很困难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债权人与非举债配偶相比，后者其实处于弱势地位，更需要法律的保护。那么立法过程中，立法者面对需要保护的两种 利益就要进行仔细衡量，做好价值判断，以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二十四条之规定使利益的天平过分倾向债权人一边，不仅不利于对非举债配偶一方的保护，更易诱发道德风险，夫妻离婚时恶意举债现象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问题的解决
司法实践中，如果仅按字面意思生搬硬套《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审理夫妻债务案件，容易造成结果上的不正义、不公平，相信这也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因此，要解决适用第二十四条的困境，则需正本清源，以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为切入点，区分各种情况，最终找到适用二十四条时应把握的原则。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
生活中，夫妻举债的情形是异常复杂的，是否认定为共同债务通常要考虑以下因素：
1、借债时间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三条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这说明夫妻婚前所负债务应认定为个人债务，除非存在例外情形。
2、借债目的为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所需或夫妻共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前者如为家庭共同生活需要、为履行法定的抚养、赡养义务或一方因治疗疾病所负的债务；后者如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无论一方经营还是双方共同经营，其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或一方婚前举债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形。
3、夫妻双方合意。即无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只要当事人双方合意举债，均可以认定为共同债务。
4、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权所负债务。我国婚姻法虽未直接规定日常家事权制度，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之规定可以看做是此制度的体现。该条规定“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这里的“财产”应该即包含积极财产又包含消极财产（如债务）。因此夫妻以一方名义在“日常家事”范畴内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共同债务。
5、夫妻一方超越日常家事权范畴构成表见所负债务。即夫妻一方超越“日常家事”范围举债，而第三人善意且有理由相信其是在“日常家事”范围内行事或认为该债务为夫妻双方合意，则出于保护第三人利益，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应承担连带责任。
（二）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应把握的原则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依二十四条之规定“婚后夫妻以一方名义举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推定为“共同债务”？且此种推定不违背我们上述关于共同债务的界定。既然第二十四条设置的适用条件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故在此我们只需讨论上述第2、4、5种情形。而4、5两种情形下所负债务法律已明确规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根本无需推定。因此笔者认为，若要推定为共同债务必须符合上述第3种情形的要求，即推定的前提是此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或双方共享了债务带来的利益”。这样推定的优点是：
其一，实现了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保护。夫妻婚后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首先推定为共同债务，免除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是为对债权人利益的考虑，而推定的前提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可以有效防止夫妻一方恶意举债的现象发生，避免了对无辜一方利益的侵害；
其二，实现了我们对法律概念理解的统一。即“夫妻共同债务”无论在哪个法律条文中出现，我们对其理解都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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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形：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前面已经分析过，夫妻双方对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以第三人知道与否为判断标准，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第三人事先不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仍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对限制夫妻双方滥用权利、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十分有利。但由于夫妻财产契约属于内部契约，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约定仅要求夫妻双方采用书面形式，不要求履行公示程序，通常情况下第三人无从知晓。况且，司法解释还把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非举债的夫妻一方，非举债方如果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对婚后所得实行分别财产制，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就一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这对婚姻关系中的无辜者实属不利，只会纵容恶意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还应优先于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就权益受害者的防范成本来看，债权人方法风险的成本小于婚姻当事人。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易，而且完全能够通过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交易对象；但生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则不一样，其已经被束缚在婚姻之中，无法再行选择。因此，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同时，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对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予以关注和保护。
第二种情形：非举债一方能够证明举债方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可否认，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尊重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此制度设计缺乏生存土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往往是以一方个人名义进行的，对于夫妻任何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另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负债一方与债权人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约定，都必须按照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夫或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向外负债时，很少有人会明确约定所负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即使夫妻一方想约定，与之交易的债权人一般也不会同意。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具有完全的理性，都会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现实交易中债权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债权担保，一般都不会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假使夫妻一方的确与第三人约定为夫妻个人债务，要求未参与交易的夫妻一方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进行证明，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有违举证责任分配时应遵循的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将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在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与手段的当事人身上，而占有或者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反倒不负举证责任，势必造成不公平。其后果是，一方假借夫妻之名，行个人事务之实，以期行为的后果由夫妻共同来承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利益。
总之，婚姻法进行利益衡量和制度安排时，表现出了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和对配偶的不信任。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表现为，只要借钱给已婚的债务人，不论其用途，不论恶意善意，只要没有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声明对债务人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一无所知，法院均奉送法定连带保证人一名；对配偶的不信任表现为，推定夫妻为利益共同体，一方对外负债而另一方必将受益，即使喊冤说确不知情或确未受益，均视为狡辩或推定为借钱不还之同谋。
二、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策略
（一）确认家事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家事权的行使是夫妻共同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十分频繁，为保护夫妻双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国外许多国家立法明文规定夫妻互有家事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日常家事权，导致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故笔者建议在婚姻法必要明确规定日常家事权，包括家事权的范围、权利行使的方法和限制、对夫妻及第三人的效力等。法律设立日常家事权，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对夫妻行为进行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负担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降低其债权落空的交易风险。
（二）明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夫妻双方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是维护夫妻共同生活的基础，而夫妻共同债务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减损，在本质上为消极夫妻共同债务。在婚姻生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夫妻共同债务的特点来看，必须符合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此，债权人负有举证责任。但是，如果非举债方可提出相反的抗辩来否认，即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非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此以外，如果夫妻双方明确认可夫妻一方所负个人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有共同财产的，共同财产应优先清偿夫妻共同债务，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夫妻双方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夫妻任何一方清偿全部债务。夫妻内部份额的分担由夫妻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份额的，不能对抗债权人，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达成的协议和法院对夫妻双方共同债务所作的承担份额的判决，其效力不及于债权人，即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有权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任何一方有有完全清偿义务，以使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永远承担连带责任。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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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我国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规定比较粗略，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主要是《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该条文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强加给债务人配偶一方的举证责任，确实保护了交易安全，但是却牺牲了配偶一方的权益。
一、问题的提出
夫妻共同债务案件主要发生在借款合同领域，因此本文选取了Q县法院2009―2013年涉夫妻共同债务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分析。为便于表述，下文把实际欠款人称为债务人，欠款人配偶则称为债务人配偶。
（一）女性权利保护的缺失――夫债妇还
如图一所示，债务人为女性的案件数为10件，仅占14%。因民间借贷案件多有同一债务人的系列案件，除去重复的债务人后，债务人为女性的竟只有4人，仅占实际债务人总数的7%。尽管在调查中对男性债务人案件数及人数会多于女性债务人有所预期，但女性债务人人数如此稀少还是令人称奇。由此可知，虽然《婚姻法》以男女平等为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女性一般要承担抚养儿女及操持家务等重任，代表家庭参与经济活动的往往是男性，“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现实导致对外负债的多为男性。上述原因，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夫债妇还”案件频发。夫妻共同债务制度为了保障交易安全，不可避免地要牺牲配偶一方的权益，却无可奈何仅牺牲了女性配偶一方的权益。
（二）个人债务证明难――裁判结果一边倒
二、法律症结：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证明难
（一）《指导意见》第19条分析
“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在司法实践中很难界定，现实生活中的借条一般不会写明用途，就算写明用途，债务人也完全可以胡诌。而Q县常见的“职业放贷人”所设计的借款合同，一般主文开篇即是“因生意周转资金需要……”这使得认定“日常生活需要”无从谈起，因为夫妻生活的私密性，外人对借款用途基本无法查明。既然如此，那只能在借款金额上加以限制。可问题是浙江省各地区之间、农村城市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日常生活需要”的借款金额如何认定？这还没有考量债务人的职业、收入、跨地区借款等更复杂的情形。在此种情况下，法官最保险的做法无疑是不对“日常生活需要”加以认定，而是让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人举债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经营。
（二）《指导意见》第19条裁判结果分析
三、路径选择：构建双重推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新规则
在夫妻共同债务领域中，举证责任无论分配给债权人抑或债务人配偶，裁判结果均呈现一边倒的局面。因此，应对“巨额债务”作出界定，并构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新规则：以“巨额债务”为临界区分个人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并分别赋予债权人与债务人配偶抗辩权。
（一）以“巨额债务”为临界区分个人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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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妻之间是否共同享有债务利益
《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根据这一规定，只有“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之间的债务存在“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之别，其区别的关键在于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只要夫妻双方对该债务享有共同利益，不论其是直接享有还是间接享有，都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夫妻之间对债务是否有共同意思表示
如果夫妻之间对债务有共同的意思表示，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共同债务。如为负有法定义务的治病，主要指为夫妻双方的父母、因为年老、患病不能维持生活，而夫妻一方对其有有“扶养”义务的父或妻的兄姐。抚养子女所负的债务，包括亲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等。其他应当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一般是：经过夫妻双方同意的赠与、经过夫妻双方同意的支付对非法定抚养、赡养、扶养人的生活医疗费用所导致的债务。比如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借款捐助一个没有抚养关系的孤儿等等，这种债务如果不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在离婚时候这笔债务由夫妻一方承担。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
夫妻财产是共同共有关系，夫妻双方共同地平等地享有共有财产的各种利益，共同地平等地负担由共有财产产生的各种义务。对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夫妻之间的关系具有合伙性，而合伙人对合伙事务产生的债务，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样，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换言之，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各自的个人财产为担保。
但在法律规定的两种情况下，债权人只能找债务人的夫妻一方归还，不能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项债务属于个人债务比如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由债务人一人单独承担债务履行责任的，视为债权人放弃要求债务人和其配偶共同偿还的权利。但是如果书面协议中的债务人的署名只有债务人一人，而协议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债务人一人单独承担债务履行责任的，还是由债务人及其配偶共同承担债务。
（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即：“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三、夫妻共同债务与第三人的关系
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相对于夫妻双方之外的债权人而言的，因而是一种外部责任。
四、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篇12
1、离婚当事人双方均不举债。
这种当事人往往负债较多，且多是共同债务，双方合意不举债，目的是逃避债务，使债权人无法追要。
2、一方认为有共同债务，另一方认为无债。这种往往是夫妻一方有过错导致的离婚，或者有过错方要求离婚，无过错方明知有债，却不承认有债，导致法院认证难。
3、一方认为是共同债务，另一方认为是举债方个人债务。这种情况往往是借债人要求离婚，另一方为了多得财产，而不承认是共同债务。
4、一方或双方搞假债务。虚假的债权人多伴属造假当事人的近亲属。目的使法院无法质证、认证，从而抵消对方应得财产的分额。
5、一方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挥霍所负的债务，称是共同债务。这种当事人主要掌握了对方没有证据证明是个人债务而为的。
6、一方主动承担全部债务并放弃其他财产分割。这种心态的当事人多为假离婚，真逃债。让一方占有全部财产，带着子女过舒坦日子，自己漂流在外一无所有，企图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
原因之二：法官处理离婚债务的判点不统一
1、当事人不举债，法官就不审。有的当事人为了少交诉讼费，对债务隐瞒不报，使债务悬空。那么，有的法官就认为民事审制的原则是不告不理，当事人不举债就按没有债务处理。待债权人主张债权时，再确定债务的承担。
2、当事人不举债或认为无债，应加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有的法官认为不加判该项内容，当事人上诉再举债就可能导致改判或发回重审。债权人申诉时就会引起离婚案件再审的被动局面。有的法院对此还作为错案来追究法官的责任。因此，加判该项内容，意在能保证“万无一失”。
3、一方认为所负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另一方无充分证据证明没有用于共同生活的，应认定是共同债务；负债方承认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判负债方个人偿还。有的法官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证据无法取得，尤其小额负债更无法查验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加之离婚时，夫妻矛盾已到缰化状态，双方对负债用途的陈述更难以置信。因此这样判前者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不负债一方，后者把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由债权人在主张权利时，再认定是一方偿还，还是夫妻双方共同偿还。
4、不管负债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还是一方个人所用，均不作分割。有的法官认为，基于《合同法》的规定，债务的转移要征得债权人同意。如果把一方负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将债务分给另一方承担，是否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在我国大部分家庭主宰家庭财政的是夫或妻一方，借债往往由掌管家庭财政的人多次经办，债权人也凭着他（她）有一定信誉，才借给他（她）的。离婚时，一旦把债务分给另一方，就可能出现债权落空。即使把财产抵作清偿债务分割给另一方，谁来保证这些财产就能用于还债。有的当事人把财产变卖后一走了之，下落不明；有的变卖后资金挥霍，穷困无比。而当初的借债人凭自己的专长、职业、经济收入，完全有能力还债，却被法院判决只偿还部分债务。另外，有的离婚当事人举债无证据，怎么能认定是否负债？当事人离婚时往往债权人不知道，怎可能征得债权人同意？因此，法官不能以审判权驳夺债权人的权利。只有待债权人主张权利时，再予以确认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把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
5、一方主张负债，另一方认为不负债，对双方意见均不支持。持该观点的法官认为，离婚案件当事人一方常常会以欠自己近亲属的债来编造债务，另一方也常常以夫妻矛盾恶化而拒不认债。法官对这些债务也无法查实。因此，处理时以不支持为上策，仍然把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待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法院再认定是否负债，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
6、离婚判决未对债务进行处理，判决生效后，债权人主张债务人是夫妻双方或一方，且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应撤销原判决的财产分割部分，就财产部分进行再审。持该观点的法官认为，原判对债务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其它财产分割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应撤销原判决的财产分割部分，进行再审，并追究审判人员错案责任。
7、离婚时负债人不举债，应视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债权人主张权利时，原负债人承担责任。离婚的另一方不再承担责任。
原因之三：相关法律规定对审判实务的影响
1、《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偿还；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条规定难以运作：①审判实践中对“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难以认定，难以取证。主张是夫妻共同债务或主张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一方也难以举证，最后导致法院判决难。②如何用共同财产清偿共同债务，离婚时共同财产一般价值很低，甚至无价值，如果用这些财产抵偿债务，分明是帮助离婚当事人销售旧财产，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通过迫卖、变卖程序，诉讼成本将加大。③“由双方协议偿还”，很容易让当事人钻法律空子，使债务归一方，另一方不承担偿还义务。如果承担偿还义务的一方不具备偿还能力，就更加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④由人民法院判决偿还，容易导致债权人申诉，认为法院以审判权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使债权难以实现。
2、《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与《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相悖。《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那么离婚案件中的一方或双方所借的债务均与债权人形成一个合同，在这个合同中欠款人（或借款人）就是债务人，当债务人是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时，他在离婚时协商将债务由另一方还，或法院判决由另一方还，是否征得了债权人同意？若没征得债权人同意，是不是就违反了《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立法原意。它的原意就是要求债务转移必须具备四个要件。首先，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之间自愿达成债务转移合同或协议，而不是法院的判决书。其二，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而不是债权人之外的人的随意协定。其三，必须有合法的债务存在，而不是无中生有的伪造的债务，更不是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其四，所承担的债务依法可以转移。不具有可转移性的债务，就不能转移给他人，必须由原债务人履行。这四个条件是债务转移的必备条件，若按这些要求转移债务，那么《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就难以运作。不但离婚双方当事人无权协议分摊债务，而且法院也不能以审判权迫使离婚双方债务转移。因此《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应当修改或作出相关解释予以完善。既要与《合同法》相一致，也要考虑到对审判实务的影响。
离婚债务的定性与处理对策
要妥善处理好离婚债务，必须要用与时俱进的观念去重新给夫妻共同债务定性，正确理解《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立法原意，不能一味就法条搬法条，就债务谈债务，多得财产就多担债务，不能把以“共同财产清偿债务”理解成债权人必须先把债务人有形财产穷尽后，再谈以现金或其他方式清偿。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婚姻法》及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都作了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定性呢？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法学界及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高度重视，定性准了就易处理，定性不准处理就难。过去虽然对夫妻共同债务作过定性，但很不完善，笔者认为夫妻存续期间的债务一旦被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它就具有不可分性。因为夫妻共同与债权人行成了债的关系，当这些债务未清偿终了前，夫妻就应共同承担这些债务的民事责任，一旦不清偿就形成了对债权人的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必须由共同侵权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而共同承担的民事责任，责任人之间具有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显著特点就是债务未履行完之前具有不可分性。只有将债务全部清偿终了，债务人之间才能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分责追偿。由于夫妻共同债务具有不可分的特点，因此我们在处理离婚债务时应采用以下对策：
一、双方均认可的共同债务，经债权人同意后，方可由双方协商清偿或以共同财产清偿。债权人不同意的，法院应判决双方共同偿还，并互负连带责任，不应判决各自偿还。当债务清偿终了后，履行清偿义务较多的一方可依法向履行清偿义务少的一方进行分责追偿。法院在审理追偿之诉时应充分考虑离婚时财产分割、子女抚育以及离婚后经济状况、给付能力等情况，注重调解，适度判决。
二、一方不认同是共同债务的，法院不宜在离婚诉讼中确认是否是共同债务。应待债权人时，由债权人主张。只有当债权人主张是离婚双方共同债务或一方债务，离婚双方或一方反对时，法院再行确定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这样做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也不致无辜地加重离婚当事人一方的负担，同时更加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版权所有
三、离婚案件审理中，债权人向离婚案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主张债权的，法院应中止离婚案件的审理，先行审理债务案件，待债务案件终结后，再恢复离婚案件的审理。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债权人在债务人离婚前实现债权，防止离婚当事人分完财产逃避债务。同时也有利于查清夫妻债务，更合理地分割夫妻财产。
篇13
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一直是民事审判工作的难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婚姻家庭财产及债务也出现许多新特征，而基于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以及对共有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又难免不会产生债务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双方虽然彼此是独立的个体，但夫妻对外作为一个统一的民事主体在社会经生活领域会频繁地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基于夫妻这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关系，人们对其财产的处理更加敏感。在案件审理中，按照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其处理越来越复杂、矛盾越来越突出，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需要。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准确认定和恰当处理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具体纠纷并充实解决对策，从而健全夫妻共同债务清偿制度并推动法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拟从立法不足和司法困境等方面探讨夫妻共同债务审判所存在的问题，以期在理论上为破解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实践困境和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做一点辅助。
债务问题在离婚案件中很难处理的原因：
一、立法规范可操作性不强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偿还；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该规定从立法上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总体范围是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这意味着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如果不能认定为个人债务，则夫妻任何一方均具有全额清偿债务的义务，即便夫妻关系的终结也不能改变夫妻连带债务责任的性质，后者由债权、债务双方当事人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所决定。从规定可看出其用意在于优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赋予了夫妻双方一定的自主权利，对民事行为主体的财产自由和人格自主的维护，意义不言而喻。 但在适用过程中则极难实现。
（一）审判实践中对“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难以认定，难以举证和取证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称《意见》），判断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关键在于是否源自或为了夫妻共同生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称《解释（二）》）则指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开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两种除外情形，或者夫妻一方能够证明该债务系举债方与债权人明确约定的个人债务，只要债权人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情况主张权利的，就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无论是否真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无论夫妻双方是否有举债合意。这种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上的差异，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扰，也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混乱。比方说，举债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只对个人有益，能否判定为个人债务？债权人只起诉夫妻一方且判决夫妻一方承担债务，但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强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对原夫妻另一方的个人财产是否应采取强制措施？离婚后如何落实这一措施？一方举债进行自己的营业活动但收入都用于夫妻双方的生活必须，此时债务属于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一方举债用于另一方的教育生活，离婚时将所借债务认定共同债务会否失之偏颇？司法过程以《意见》中规定的“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准绳，或以《解释（二）》中将婚姻当事人于婚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原则上都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依据，均由法官依据其司法理念自由裁量。
2.《解释（二）》第24条将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非举债方（指配偶）。按此规定，当夫妻一方与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时，债务人（指实际举债方）的配偶负有两种证明义务：（1）举证证明所负债务为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的个人债务。换言之，当夫妻一方与债权人约定的个人债务产生纠纷后，该债务性质的争辩焦点转向了债务人的配偶与债权人。因为依据推定原则，债务人与债权人均无须证明债务来源的性质问题，而债务人的配偶却要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纠纷产生之前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书面约定，这一证明十分困难，因为实情常常出现债权人和债务人不承认约定的情况，比方说在离婚时，为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债务人往往会挖空心思虚构债务，就算是有约在先，离婚时也必不会承认，而债权人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也不会如实说明此债务系单方所为。（2）能够举证证明两种除外情形，也即：其一，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其二，债权人明确知晓此约定。这个证明的难度更大。因为当债务纠纷产生后，如果债权人明知债务人与其配偶有财产约定却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实情，债务人的配偶如何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的这种主观想法？更何况债权人的身份是与自己利益完全对立或冲突的第三人。
此外，究竟何为夫妻共同债务，法律条文的规定粗糙简单、语义模糊不明（例如夫妻分居期间的债务应如何承担，有关法律只字未提，而此类现象在生活中大量存在），这无疑加剧了夫妻之间的财产纠纷，不但不能有效指导复杂的司法实务问题，也难以有效保护夫妻非负债方的合法权益。可见，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二）时至今日，我国在审理婚姻关系案件时仍然没有引入第三人参加的原则
此规定导致审判夫妻财产分割以及夫妻对外共同债务负担时，债权人往往处于不知情或者不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地位。各地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通常将财产、债务与子女抚养等一并处理，这使得共同财产在当事人离婚之后往往已被分割（即转化为个人财产），此时，债权人再要求偿还原夫妻共同债务，当事人也无法再用婚姻法规定的“共同财产”进行清偿；即使当夫妻离婚时债权人能及时向其提出履行还债义务，“共同财产”也早已名存实亡，因为共同财产的价值不高且多以实物形式存在，若以此清偿债务，容易被认为是在帮离婚当事人销售旧资产，不见得能够维护债权人利益，如果走拍卖、变卖流程，诉讼成本又会增加。另外，即使通过完善法制，允许债权人参与婚姻关系案件的审理，债权人是否具有对债务的独立请求权仍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三）“由双方协议偿还”的规定意在优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则给了当事人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将债务归一方而不用另一方承担偿还义务
这种情形很常见，比方说：夫妻双方不愿偿还共同债务，一方故意通过离婚的方式，主动要求承担全部债务，并以照顾弱势一方（包括妇女、老人、孩子）为由或借口社会风俗习惯压力，将全部或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让给弱势一方。这样，主动要求承担债务一方的履债义务实为空头支票。倘若承担还债义务的一方不具备偿还能力，必然更加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有夫妻在离婚时故意不申报或隐瞒债务，待债权人要求偿还债务时以离婚为借口互相推诿。 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也滋生大量诉讼欺诈现象（如一方要么擅自以对方名义到单位领取劳动报酬、提交辞呈或向外举债，要么代表对方到银行取款等，无所不用其极），存在严重损害夫妻非负债一方利益的风险。这对道德建设以及法制权威的树立，无疑是不利的。
二、当事人法律意识不足
受年龄、职业、身份、环境等影响，离婚当事人各自处理债务的目的也不同。后者常常扰乱正常的举证、质证等诉讼活动的开展，究其根源，皆为当事人法律意识不足所致。以下是离婚时常见的几种情形：
（一） 夫妻双方都隐瞒举债情况
这种情形常常是夫妻双方负债较多且多为共同债务、对债务均无异议但偿还能力不足，为逃避债务，使债权人无法追要，双方合意隐瞒举债情况。也有的当事人懒于对负债义务进行具体分割或降低诉讼费用而隐瞒债务实况。
（二）一方主动承担全部债务并放弃财产分割，将财产转移到无关债务人员名下
该情形的实质为假离婚，真逃债。其表现往往是以保护未成年人为由，将财产赠与子女；不履行法律规定夫妻有互相抚养的义务，把共同债务混成个人债务；以结婚分家、各自生活为由，人为缩小共同债务的范围，不认可一方赡养父母所产生的债务为共同债务等。
（三）对是否存在共同债务，一方认为有，另一方则认为无
这种情形主要表现在：（1）夫妻中的一方有过错而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明知有债，却否认债务的存在，导致法院认证难；（2）夫妻关系僵化、长期分居，夫妻共同财产关系日渐瓦解，双方对负债情况或举债用途的陈述各执一词、缺乏真实性（比方说，离婚时主张债务一方认为债务产生于履行夫妻共同义务——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等，而另一方却以双方长期分居、对所欠债务均不知晓为由，不认可债务的存在）。
（四）一方认为是共同债务，另一方认为是借债人个人债务
此类情形承认债务存在，但对举债用途持相反意见，目的是多得财产或减轻自身债务负担。
（五）一方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比方说个人挥霍或违法犯罪所产生的债务）并称其为共同债务
该情形往往源自于受害一方的法律意识淡薄或怠于收集证据，举债方又恰好掌握了对方没有证据证明是个人债务而为之。 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一般都是相互信任，不会考虑离婚或预见离婚时的债务分担问题，自然也不会主动收集和保存与债务相关的证据。中国婚姻的传统文化也突出“家”的主导作用，忽视对夫妻个体利益的尊重和保护。这种对离婚时分担债务缺乏危机感的现象在离婚时就增加了司法实践的困难。因为，夫妻关系恶化时，个人自我保护意识猛增、个人利益凸显，对敏感的财产分割自然就不留情面。此时，一旦一方否认应当承担的债务甚至伪造债务，共同债务审判就必然陷入僵局。……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人在权益受侵害之后，仍不愿意收集证据，而是以公德自在人心或者从道德角度认定事实本身如此就是最好的证明，提交物质性证据是多此一举。这常使得举债方或债权人提起诉讼后，受害人因不能提供有力证据而败诉并为此承担不利后果就在所难免。
三、法官自由裁量水平不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不完善的运作条件使得债务问题越发复杂，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水平也要求更高。但现实情况则是，法官们的自由裁量水平不高，在审判离婚夫妻的共同债务时，几乎没有一条合理合法的准绳，裁量的随意性相当大，其主要表现是法官在处理离婚债务时判点不统一。这不仅加剧了原本就不完美的司法实践，还深深冲击着法治的权威。以下几种情形就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常见考验：
（一） 当事人不就举债情况作出说明，法官就不审
有的法官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审判原则，推认当事人认为无债就按没有债务处理。待债权人主张债权时，再确定债务的承担。
（二）对认为无债的当事人不加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