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积淀而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于经济危机发生根源的阐述。另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其危机实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一种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社会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消化吸收，而是显得过剩，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质上留有大量剩余，继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第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认为，第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路，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 W-G 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种种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的经济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形成波及范围较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想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第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过去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其表现形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或轻或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全球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大众所看到的现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滞销，闲置的生产资料，企业、银行、商场的倒闭和破产以及激增的失业人员。伴随着这些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股票市场、证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胁。这些现象背后显现出来的本质依旧是相对于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的相对过剩。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一定是会被载入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的一年。这一年，美国首先爆发次贷危机（即次级房贷危机）。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地爆发，并且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传播逐渐波及世界其它各国，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的疲软。这场经济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截至到目前，这次危机仍然是国际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问题，而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时需要购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导致其购买力匮乏。其次，社会范围内，大部分过剩的房产资源需要售卖，信贷中介在此时发挥作用，将购买者与购买物联系起来。此时，金融机构充当了无担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会购买能力无法满足房产的过剩消费，加上货币链条的中断，最终导致美国信用危机的爆发，不但冲击了国际金融领域，还冲击了国际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场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为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努力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国家，我国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更好的解决危机后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缩孝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实体购买力。这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只有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由此引起的问题；第二，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整个金融业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出口依赖。我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略显严重的国家，这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的冲击巨大，所以，只有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平稳度过，免受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 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决策参考，2006.
[2]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篇2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篇3
篇4
一、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论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实质时，提出了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同时在流通领域抽象的考察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事实证明，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1、揭示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经济危机爆发的诱因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导致的，即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同时，资本家作为人格化了的资本，表现为对剩余价值永恒的追求。资本家为了能够持续的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将获得的剩余价值在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逐渐积累，但绝大部分的资本是掌握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而被剥削阶级却占有极少的资本。他们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购买能力是有限的。这样，商品无法获得相应的价值补偿，造成资本不能有效地运转。这样便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
随着资本大量的投入到再生产中，企业的规模扩大，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总量超过了社会总的需求，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的商品积压，大批生产企业减产或停产，资本家就无法向员工发放工资，或企业裁员，导致一部分人失业。这样社会的购买力下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消费者有购买的意愿却没有购买的能力。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是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
2、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的揭示
《资本论》揭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即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它内在的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及生产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使得社会的再生产能够顺利的进行。但是，由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盲目的提高生产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破坏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第二，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二、《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爆发的实质，对于当今的经济危机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同时对于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1.制度的选择。
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产物，选择怎样的制度就显得很重要。我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危机爆发的可能。因此，我们因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是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如党的十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决定，对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扩大内需。
从经济危机爆发的逻辑思路：有效地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预期消费―信用违约―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危机发生的逻辑起点。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应依靠投资和出口转移到依靠投资、出口、消费的协调推进，在危机的大背景下，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显得尤为的重要。通过改变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缩短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建立和健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良好的就业和创业环境。将我国居民的购买力释放出来，利用消费红利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3.市场与政府的有效地配合。
马克思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万能的。1929―1933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4年就任后，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美国经济较快的摆脱了危机的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中全会最新提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正确的对待“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关系，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
篇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篇6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在《资本论》这样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巨著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货币产生之前，一次商品交换行为既是买进又是卖出，买卖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同步进行，鲜少出现生产过剩，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但在货币产生后，商品的买卖成为了两个阶段，商品所有者要将自己的商品卖出去换成货币，再用货币买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商品买卖脱节、生产过剩的情况，这其中也就酝酿着经济危机。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首先，一方面，每一个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想方设法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这使得企业生产存在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家长期的剥削使得无产阶级越加贫困。因此，市场的发展必定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有其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因此，生产过剩的危机就在所难免了。最后，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这意味着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由生产力的解放者变成了阻碍者，这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的“被革命”。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与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种生产过剩是相对的生产过剩。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其对资本的无限追求导致了资本积累以及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继而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升级，生产过剩的危机也就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灵；失业率和利率上升。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一个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危机阶段是起点；进入萧条阶段后生产逐渐恢复，逐渐转入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没有破产的资本家加紧改进技术，投入生产，加紧对工人的剥削，生产不断扩大，逐步进入高涨阶段。而在繁荣的背后，新的危机也在酝酿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像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子，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存在，这种“周期性现象”就不可避免。
二、当今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
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如今，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欧债危机又接踵而至，成为了2012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重点议题，但是仍然未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方法，这充分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实质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放任金融创新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管。此次金融危机与传统的经济危机有很大不同，表现为消费过度而并非消费不足，而导致危机的原因是金融监管缺失和金融创新过度等金融市场的自身因素，而事实上，此次危机同时存在着物质产品与虚拟产品过剩的问题，金融产品过剩刺激着虚假的消费需求，产生了许多经济泡沫，一旦这些经济泡沫破裂，危机便无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是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次级贷款这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刺激了消费需求，导致了“需求过度”，出现了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这种过度的需求导致了违约率的不断攀升，最终导致了经济泡沫的破裂。所以，此次金融危机仍然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特点
此次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是一场以银行信用危机为起点，进而扩展到实体经济的有别于以往的新型经济危机。这场新型的经济危机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传统的经济危机由实体经济领域蔓延到金融领域，此次危机是从金融领域进一步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其二，信用对危机的影响已经大大地增强了。其三，以往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或非核心地带，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相对较小，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影响颇大，甚至还导致了当今的世界性难题——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引发了西方社会的“《资本论》热”，他们试图从中找到解决之道。巨额救市方案与《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都只是治标之策。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但是现阶段社会主义仍然有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在我国，市场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也继续存在，贫富悬殊也较大，加之我国经济具有的开放性以及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经济危机也具有的全球性，使得我国也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我们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为指导，提高警惕，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努力防范经济危机风险。
（一）正确认识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以及信用的缺失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这在虚拟经济极为发达的今天尤其引人深思：虚拟经济必须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虚拟经济的发展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讲还处于“幼年期”，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较小，也反映出我国金融业发展还不成熟，开放性不够。美国金融危机给了我们警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虚拟资本的投机性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方面推动农业、工业、建筑业等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另一方面要监督虚拟经济的发展，严格控制虚拟经济泡沫和恶性投机行为，引导虚拟经济走上优质轨道，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实理二者的协调发展。
（二）加强金融监管
次贷危机暴露出了美国金融监管缺位、金融创新过度以及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问题，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更正。事实证明，金融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和金融市场自身具有的内在缺陷表明金融行业’需要政府进行监管。我们必须要防范和控制好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在金融创新中应当坚持适度原则，过犹不及，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市场将资金带来时，也带来了风险。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程度不足，这使得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这同时也说明我国金融业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较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势必会融入全球金融圈中，这时，加强金融监管就显得十分迫切。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新加坡等国的金融监管经验，加强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控制金融创新，通过立法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三）政府管制与市场调节的有效结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具有活力的，但是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如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就孕育着经济危机。所以，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有形之手”也不可或缺，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形之手”既不能缺位，也不能错位，应当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有进有退，实现政府职能的收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弥补市场调节所固有的缺陷。
（四）刺激内需
经济危机表现为消费不足，因此，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了应对和防范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在美国，消费者的支出部分大约占总体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因此，消费需求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最值得关注的因素。”当前扩大内需主要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农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当致力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在小城镇兴办小型微型企业，拉动农村和小城镇经济以拉动内需；合理规划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比例，以需求带动投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五）控制房地产业过度开发
篇7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危机频频爆发，而各国政府运用现有经济理论在不断干预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过程中，却埋下又一次危机来临的伏笔，使得一个国家在不断的陷入经济周期的资本漩涡――政府负债增加，社会总体净值上升缓慢，贫富差距增大，物价以及汇率的极不稳定。在这些威胁中国家的发展举步维艰；同时，由于主导权力的不同型和财富意识的扩张，中国不但需要压制经济周期的震荡幅度，还要通过建立合理的价值评估体系来抵御金权入侵；最终为了国家综合实力增长明确价值创造的直接方式，将科学技术拉回经济发展的中心。
二、文献综述
《用马克思有关资本理论剖析金融危机根源》阐述经济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在以国家为主体分析的过程中，强调了政府意识的主导作用；《货币战争》在其论述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多有待验证，但启发本理论中核心的思考方式；《对美国次贷金融―经济危机根源的再追思―中国是否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中描述道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阐述生产过生为主体引起经济危机爆发全面过程，将经济危机作为事件性阐述如何管控；《经济危机成因、克服依据与中国发展途径》中描述了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为相对生产过剩，从经济结构失衡、消费生产矛盾和政府策略失误角度阐释经济危机成因，多以理论为中心；《符号货币制度与经济危机：机理、根源与对策》中对经济危机中货币作用的阐述强调货币发行以及三大利益主体之间的目标，由货币的价值背离模型说明经济危机成因。
以上文献中对货币与国际政治关系之间的阐述，仅限于政体意识操纵经济变化，对于经济危机现象的形成过程解释不足。集合以体系为中心的观点，以《资本论》为指导阐述经济危机，就事论事，缺乏对经济危机频发解释，也无法解释经济危机不可消除的根源问题，尤其是前人的研究仅限于在理论研究中的贡献，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经过对前人知识的总结、经济危机发展过程的关注，将经济危机回归系统分析、罗列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关系，为缓解经济危机探索可操作的方案。
三、国家法定货币形成与国际间货币关系
（一）银行券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以金银为主体时间最长，早期在欧洲有金匠银行家的诞生，为货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起初，人们因为大量黄金在外出行动时十分不便利，而且不会保养，为防止黄金的成色改变与质量因磨损而减小使财富缩水。于是将黄金交给金匠银行家贮存起来，银行家开出收据，并且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当客户需要提取黄金时，递交收据提取黄金。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人们发现没有必要每次由买方兑换黄金后交易，由卖方将黄金交给金匠银行家再贮存起来，这个过程太过繁琐，于是所有交易的媒介从实体的金银转变成贮藏收据――银行券。
（二）国家货币形成机理与货币发机制
由于银行券的具有支付手段流通，银行家们便发现平时兑现黄金的人越来越少，索性就多开出一些银行券，对外进行放贷收取利息，当贷款者还贷时不但交付收据还要支付部分黄金利息，之后销毁这些多余的银行券，由于银行券数量不多，也不会引起外界怀疑。这样银行家们不但可以盘活这些黄金，还可以稳收利息。为了扩大自己的收益，首先要提高自己银行券的适用范围，他们必须不断吸收更多存款，为此以前收取贮藏费用变为现在的支付利息给储户，一方面扩大放贷规模，另一方面扩大银行券的流通范围。
这里我们可以将银行券当做一般商品对待，假设一个国家仅有两家银行，两家银行的银行券在消费者眼里属于两种替代品，哪一个的适用范围广，哪一个效用就高，针对于这两种银行券，我们可以谱出一组无差异曲线簇，人们的财富收入便成为预算线，可以勾画出一个人财富的表现形式如图1，C点便是均衡财富表示方式。而当其中一种银行券认可度达到一个国家的范围时无差异曲线会无限趋近于这条财富预算线，即无论财富收入为多少时，其中一种银行券的持量变动会改变人们效用，而财富将以另一种银行券表示，此时这种银行券就是财富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们的效用便不受其持有数量的影响，从商品中独立出来，这时人们的收入预算线便由这一财富代表表示，因此这种银行券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原本的图像的一个坐标轴变为价格，而另外一种银行券也可以是任何商品，原有的无差曲线也变成不同收入条件下的需求曲线，表示财富得银行券就形成了国家货币，而这一标志性事件就是政府接受人民上缴这种银行券作为税赋，这就是国家货币的诞生。
其次最重要的便是货币的发行机制。国家货币的发行机制在现今社会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美国式，以国家债务为核心价值，货币发行中具有政府的债务抵押，信用来源于国民税收的抵押，私有银行发行国库券，政府无法自主导向型控制货币政策，利率的变化不可控制，使得“剪羊毛”事件频频发生，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第二种是中国式，政府掌控中央银行与货币发行机构，其货币发行以社会总资产为价值基础，是更贴近于贵金属货币的货币体制，但在政府主导干涉市场的形势下，民间企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领域会因为权力寻租受到严重阻碍，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如图1）
（三）货币战争关系
1812年，在法国伟大的军事统帅拿破仑・波拿巴曾经率领法国57万人组成的远征军进攻俄罗斯并且从俄罗斯惨败而回。英、普、奥等欧洲大国看到法兰西第一帝国元气大伤的局面后，迅速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尽管滑铁卢战役是威林顿勋爵大获全胜，却让整个英国沦陷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由于他们持有巨额英国债券，因此成为英国最大的债权人，伦敦银行也就成为他们掌控之物，这便是金权逐渐掌控了政权的例子。
其次，以现存最发达而国家美国而言，总统并没有这样的权力来制造出世界级规模的经济危机。其一，这样的决策需要大量资金，首先要通过议员的统一认可；其次，美国是多党执政，存在这样的想法，对于一个党派来说十分危险，并且政治由于恐惧内部动荡，所以其妥协性在法治条件下更加凸显，从侧面论证霸权主义的政治性的错误，经济危机背后是否存在机构和个人主体推动，这种推断过于偏激，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无论主体的行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其行动的方式依旧是遵循财富意识的指向，由于财富也可以通过有价证券在世界上任何地区被聚集起来，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正常盈利目的也是构成这笔财富统一的关键。
（二）金权与政权的对立统一
当今社会体制依据世界体系理论所阐述的一样分类为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而划分依据并不是十分明显，在这此笔者将两种权力分开讨论。金权，以财富意识为主体意识所支配的权利与实施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绝对理性，符合经济人假设；政权，以政治领导者或集合为核心意识所支配的权利与实施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伴随一定的人文关怀，会因为人际关系方面限制发展缺少理性，近似于社会人假设。将两种权力从一个集合分离开来会有一方权力为主导支配另一种权力，但在现实中这两种权力又通过相互寻租的形式融合起来影响社会，因此笔者将两权分假设出一种极端如图2所示：
左面端点是指完全金权控制下的社会制度，右面端点是指完全政权控制下的社会制度，而由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将这两种权力极端化控制，因此所有国家都会坐落于这条线段之上。由于当今政治体制来分配，在一国多党制的形式下，依据管理学原理中：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以金权为主导的国家为例能够统一控制多个党派权力并从中协调只有金权主导政权的条件才能够实施，美国正是如此。在中轴时，金权与政权均衡权力，这是一个国家最健康的社会体制，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其次，由于政权存在领土内的排他性，也注定小政权之间的相互融合必须伴随两个政权中的其中之一的灭亡。而金权存在共利性，所以在相同目的的驱使下可以产生融合，所以金权主导的国家其权力通过金权融合，是权力增强，故处于中心国家的范畴。
就现阶段的国际形势比对下，中国正处于半边缘国家范围，但就权力分割而言，是相对与其他国家而言更健康的体制，因此没有毁灭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权渗透会使得政权掌控力削弱，也会形成经济危机，因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依旧需要提防经济危机。
（三）经济危机运作模型
现在对于经济周期这一系统给予如下解释，如图3，所示，经济周期也起始于货币流量扩张，当巨量财富在市场上进行低息放贷时创出大量的流动性，货币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低息无异于降低企业成本，这样企业可以扩大生产，企业股价上升；但是，由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增加，短期收入没有上升而CPI上升导致需求量会受到限制，从而引起的产能过剩，最终由于无法将这些剩余的产能变现，当债务到期时就会导致债务偿还出现问题，由于债务风险上升，其利息会随之上升，一些弱小的企业会出现短期流动性缺失；由于缺失流动性引发企业重组债务清算的渡劫时期――即经济危机降临，会产生优质企业的低价时期，此时巨量财富再度出现，大举收购这些优质资产，将流动性重新投放市场，使自己持有的资产增值，便通过这一机制形成的“剪羊毛”循环。
假设在没有巨量财富进行牵头的条件下，以财富主体自由运行时，由于风险性的不定性，分散财富量主体的投资方向有不定性，无法形成爆发式价格浮动，并且由于羊群效应，在无牵头条件下，分散的资本不会有规律性的进行规模式资产收购和流动性释放，而且绝大多数人由于对金融知识的缺乏，他们的财富会囤积于银行，又因为银行的性质，这些财富在保证了每日正常流动性的同时，成为银行的资产，由于银行经营的性质，银行进行放贷的过程中就无意间将这些财富的意识压制性表现出来。产生出相对平和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循环，周期也会随主要投资方向的生产周期来变动，而相对平稳的是商品价格和人们的财富量。因此可以证明市场上存在一笔巨量的财富集合，在不断的通过购买有价证券来放款货币的流动量，使自己的非货币资产增值，在繁荣阶段引起人们的投资狂热，随之抛售高价的弱势资产来侵吞财富，同时形成了经济危机。（如图3）
五、经济危机控制机制
（一）突破危机运作环
经济周期存在四个环节中由可控意识主题介入，打开这一锁链的循环是突破这一循环的关键，首先要明确，经济周期不可完全消失，只能熨平其波动幅度，因此选择进入环节十分重要。
对比介入四个环节，在经济低谷时介入，是控制短期货币需求量，防止流动性过量，主要方式是提高市场利率，这会使企业的发展与恢复受限；从经济繁荣阶段介入方式是由政府机构通过政府购买行为，吸收剩余产品，是凯恩斯主义最典型的理论即赤字财政干预市场，这使得政府赤字激增，未来的政府货币需求量增加，通胀危机不能根治；若从经济复苏阶段介入，则强制抛售有价资产，压制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创造社会流动性不足，引发失业率上升；在危机阶段介入，便是收购企业资产，以跟价优惠的政治条件与巨量财富进行竞争，收购优质企业，创造政府的收入渠道，一方面缓解货币流量需求，另一方面防止货币流量剧变。
因此，在经济危机时段切入对经济周期的干涉，可以以低成本的方式削弱经济周期的幅度，而剧变性的货币流动状况也被有效压制，在经济运行的下降过程中，便不会出冲击性的经济危机。
（二）建立价格价值财富评价体系
首先我们在寻找到熨平经济危机的介入点时，中国式货币发行机制的国家如何预防经济周期中剧变的货币流量产生，这便需要先建立一个立体化的商品循环的价格体系，通过这一体系规划一种全新的评价机制，来解析财富本质以及企业效益的真正意义。
首先将商品的价值与价格完全剥离开来，我们便可以将最新的人口、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体系结合，最终得出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方向中并不包括商品价值问题，而是分配中剩余回馈的配置问题。利用系统论方式分析如图4所示：
第一部分这里我们将重新定义价值，商品的价值是成本的形成因素之一，在于它生产时实际消耗的物质、能量与时间，属于实物消耗，是实际被转化的事物，依照物质守恒，物质通过消费自然还原到原有形式，能量以熵的形式消散或者流转回自然界，而时间是主观描述事物变迁的一个元素，提供一个描述运动的变量，因此在消费后的自我分解和再生过程也形成了时间的回馈，这一部分统一定义为自然回馈，不需过多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要因此不用进行详尽分析。
第二部分将人类无差异劳动分解，则可以视为人类生产时投入的生物能量、时间和自我技术的运用，这里需要重新定义技术，技术不单纯指科技在此它还指代了文化、信息、技能、经验等。人类生产时投入的生物能量、时间在人们进食与休息时都以获得补充，因此将其归类于自然回馈；技术是主观投入的意识，为了区别于人力资本的特性，它包含了简单劳动的主观意识回馈，它是每一个有理性思维能力者都具有的特征，从正面或负面角度影响人们的偏好。其运行的规律是通过消费形成收入的同时，剔除自然回馈部分的支出，剩余收入由于无法通过消费某些产品来进行回馈，便形成了被积攒下来的财富――即财富的本质就是对人们技术在生产中的贡献所积攒下来的回馈。我们将这一循环定义为经济回馈，经济回馈所积攒的财富方式是当人们使用一次这种技术，便可以累积一次这种回馈，这样代表供给方的因素解释完毕。需求方则是效用为基础，一方面由技术提供的收入影响人们对商品的主观效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自我爱好，习惯的养成，节日文化的影响反映人类心理对效用的影响，这样便解释在节日或者特殊时期人们对某一商品的需求上升，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价格高。
阐述这一点是为了建立新的评价机制，将货币的通胀和紧缩因素排除后的纯粹国民财富的累积，这样可以直观现实条件下的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对应状态。一方面通过对企业的实际财富累积做出评价并有效控制货币需求量的大小，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先进性直观评价出国家的发展水平。
（三）限制内生货币流动量
由于财富的共利性，在政权主导的社会体制下和容易受到金权的渗透，金权集合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创造短期的货币流动性缺失。例如集合购买债券进行统一抛售，或者购买短期的合约提高远期合约的价格预期，并做空远期合约的对冲套利等等，会造成社会上信贷需求上升，在没有直观数据的检测下，短期货币的内生量会大于需求量，造成短期生产过剩，便会形成长期金融链条的崩断，使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增大。通过图4的体系建立起来的评价机制，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借贷厂商生产商品所累积下的实际财富值，通过这一数值的存量来进行借贷（原有资产净值=新增负债量），可以保证债务的偿还，即企业健康的债务状况是所有者权益等于企业负债，企业投资收益率应当大于等于负债利息的一半，这样才能使得货币流通量得到有效控制。
金融业空前繁荣的今天，杠杆收购等活动会催生出很多打包的金融商品，将原有四散的财富集合起来形成规模，在经济危机后的清算时段同时出现，进行资产收购。首先这种收购有很大的投机性，基金在企业收购成功后很少长期持有，往往会伴随短期增值套利；其次获得短期收益最大；第三是保证贷款利息的支付。因此，以政权主导国家的国有银行应当与类似基金进行竞标性收购，将竞标方案中心内容放在企业复苏的方面，迫使此类基金将收购目的放在长期企业成长和复苏上。相对的，杠杆机制的融资周期可以适当加长，开设二级市场流通，以保证流动性。
（四）控制财政债务规模
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间，如果政府干预市场过度，会使财政负担增加，形成赤字财政，在短期内增加国民消费与乐观的经济前景，但在远期的债务偿还上形成政府性货币需求量激增实质上就是货币需求转嫁，这也会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美国的“财政悬崖”就是典型范例，这就需要政府实施反腐行动、调整财政收入结构和控制政府放债规模。
但是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自我市场调节，因此，小额的政府赤字是可以接受，一旦赤字激增，金权便有机会切入政权，会导致政权的土崩瓦解，因此保证财政预算平衡也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要保证社会稳定，在处理就业问题时放开部分资源，公平竞争的经营国有企业；其次，稀缺资源国家占有部分收益即可，不应当实施垄断收益以国民的保障基金为主要受益对象；在土地方面，不应当过多依赖土地使用权出售，应当以政府服务为中心，改变财政收入结构。政府也可以适当参与收购竞标，在收购一些资产的同时，为企业健康复苏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使企业复苏过程中不断创造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分红获得收益，这样便可以提高国家的绝对经济实力改变财政收入结构，未来房价也会平稳回落。
六、结束语
经济周期无法消失，因此经济危机无法根治，只有减少经济周期中的经济波动幅度，创造合理的国家和企业评价体系，将国家发展中心从原有的劳动力转移到知识科技创新上，在经济变化中认清财富的最源泉，防止由于短期的货币需求幻觉引来财富集合投放的货币流量激增，从经济危机的成因处遏制经济危机的爆发，让经济周期运营的更加平缓。
参考文献：
[1]屈兴月. 用马克思有关资本理论剖析金融危机根源，[J]重庆与世界.重庆交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2012
[2]彼得・L.伯恩斯坦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3]宋鸿宾.货币战争[M].中信出版社出版
[4]郭洪涛，李静.对美国次贷金融―经济危机根源的再追思―中国是否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N].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1
篇8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我们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与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危机一样，有着其固有的根源。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矛盾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判断金融危机发生根源的理论利器。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积累使社会的产能迅速提高，而工人受剥削程度的加重使得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发生。
美国次贷危机从根源上说，其实就是源于资本的疯狂逐利本性所导致的生产能力飞速增长（追求剩余价值）与劳动人民的支付能力不足（次级贷款者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以及单个公司的有组织化的快速发展和创新（房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的发展和创新）与整个市场的缺乏监管或监管不力之间的矛盾。有人把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和非理性。其实当人们埋怨金融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疯狂和贪婪，埋怨次级房贷者的非理性超前消费的时候，更应当看到这些所谓“人性的贪婪和非理性”其实又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正常反应，正是这样的制度才形成了这样的人性，危机的根源在制度而不在人性。
二、公允价值的含义和特征
（一）公允价值的含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结算的金额。”我国财政部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二）公允价值的特征
1.公允价值的非主导性。我国新会计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这实质上是在强调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我国会计计量中的主导地位。这也说明，公允价值在具体准则中体现为非主导性。正是由于这种非主导的地位，给公允价值的利用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2.公允价值的应用有严格的条件和要求。在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方面，我国新会计准则设定了较为苛刻的限制条件。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明确规定了公允价值的运用前提是公允价值应当能够“可靠的计量”。我国之所以要谨慎地运用公允价值，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非市场化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无视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必然会使公允价值失去其“公允”的意义，最终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
三、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关系
纵观历次经济危机，分析其原因时，多少会有会计的因素，只不过不同的学者认为会计承担经济危机的责任权重不同。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人们认为不规范的会计实务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人们认为会计信息披露混乱导致决策失误和信贷关系紊乱是触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成了受攻击对象，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危机的主因。
那么，公允价值计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呢？我们知道，本轮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美国楼市泡沫破灭引起次级按揭贷款违约率上升，导致相关衍生品担保债务凭证价格崩溃。而根据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市场价格迅速下降的资产价格要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这就使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开始显著缩水，不断下跌的资产价格使得公司为保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和降低负债比率，需要甩卖各种可交易资产回收现金并偿还债务，但资产出售行为又进一步引起了相关资产价格下跌，于是连锁反应出现了：资产减记导致亏损和信用评级降低、亏损导致股价下跌、抛售资产从而进一步压低资产市价。而金融机构也开始缩小贷款规模，这必然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使金融危机快速扩大和加深。这一连锁反应的发生，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下的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显然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次贷是一个极富传染力的病毒，那么公允价值计量则为病毒传播提供了快捷的渠道。
四、金融危机后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反思
1.需要客观看待会计准则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2.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准则的缺陷。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公允价值计量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相比其他计量属性来说，公允价值仍然是目前更优选择，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它也是一场考验，说明它在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使之更完善。
3.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只有理论界先弄清楚了，实务界才有可能跟上。当前我国理论界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念体系。其次，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市场条件。在公允价值应用的三个级次中，应鼓励优先采用活跃市场中资产或负债的报价。虽然公允价值并不就等于市场价格，但市场价格毕竟是最为客观的，可靠程度最高。所以当前应努力培育各级市场，从而使交易双方能够获得相对公允的市价信息，为公允价值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黄世忠.次贷危机引发的公允价值论战[J].财务通讯(综合版),2008(11).
[2]邢精平.公允价值计量:美国的经验与教训[M].证券市场导报,2009.
[3]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篇9
劳动使人自身存在的自然与人之外的自然相分离,并使后者成为对象性的存在,前者成为其对象的对象性存在,劳动的首要价值在于这种区别性,正是区别性使人类获得了主体性力量。生产劳动是对象化的活动,但是活动的结果却危害到劳动的对象,支撑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承担着人对其生存条件的破坏,这种破坏如此严重以至于人类因之陷入生存困境。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取消对象意味着取消劳动本身,自然的不存在意味着人的不存在,彻底的虚无化带来的是彻底的异化,自在的自然并不会随之消失,反倒是人最终取消自身的存在。自然与社会都是循环系统,当人类对自然索取过度,自然将反作用于人类而导致异化,两者之间会出现新陈代谢的断裂,而新陈代谢的断裂导致生态危机发生。存在着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两种物质变换断裂现象,生态将马克思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强调转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视。
作为人宣示自身价值的产物,生态危机反过来揭示并控制人的观念与活动,究根归底是由于人自身的不完善性,人与自然的分裂是人自身分裂的自然后果,这种分裂也确证了人与自然本源上的同一性,确证了人的不自由与局限性。人的劳动是包含目的性的创造性活动,劳动过程置于人的目的性中,而劳动的结果却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异化劳动展示劳动对人自身的否定,确证了人的自然本质,但否定了自然的人的本质。人试图以对自然的统治结束自然对人的控制,结果自然无一例外的报复了人。在经济理性支配下,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灌输,通过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成功营造出消费主义,通过制造虚假需求鼓励消费,成功的将非必需品不断转化为必需品,将扩张性需求转化为生存性需求。虚假消费与异化消费互为动力,资本主义不仅为消费需求生产产品,而且为产品寻求消费者。
人们不是出自真正的需求,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为衡量生活状况的基本尺度。这样的消费主义主导下,人盲目的运用主体力量戕害对自然的,引发自然规律反弹,生态问题愈演愈烈。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要求改进环保意识,更迫切需要转变消费观念。异化劳动的束缚使人们寄希望于在劳动之外弥补生产中的不自由,消费主义迎合这一需要,以异化消费补偿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越不自由,在消费中就越会出现貌似自由的依附性。莱易斯指出,人们在异化劳动中享受不到不到真正的劳动尊严,于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消费领域加以弥补。资本主义迎合这一需要,创造出虚假的幸福概念,将幸福与消费等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脱离了真实需求而陷入编织的谎言中,在毒害自然的同时毒害自身。传统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难以为继,面临死亡的判决。而异化消费及虚假需求的满足缓解了紧张的劳资关系,整个社会满足于资本主义提供充足物质的虚假幸福之中,丧失了警惕性,使资本主义重新获得合法性,无疑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但是,异化消费构成资本主义人的全面异化的一环,实质上以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最真切的关系,只是相对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而必将以更的激烈方式埋葬它,生态危机的出现宣告了彻底的毁灭。
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引导人们关注消费领域之外的人生价值体现。消除异化消费需要消除虚假需求,最根本的是消除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把消费限制在真正必要的地方,而将自由时间用于自由自主的个人创造性活动中,以自由的生产而非虚假的消费实现人的解放,换言之,异化劳动压制人,自由劳动解放人。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道德、经济无不存在着异化现象,异化劳动是其他异化现象的总根源。技术异化本质上也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割裂了人和技术,使技术逐渐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人的对立面。技术既是引向异化深渊的工具,也是人类借以实现自由的条件,这些都应当在技术之外,在技术的社会应用中实现。消除异化劳动的根源,也就实现了技术合理运用,限制经济理性,改变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消除了技术同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总根源,也是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生态坚持马克思这一传统论断,看到了自然系统的异化根源在于社会系统的异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即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生态危机,问题被转换到不是人们的行为而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深层因素应该对生态危机负责。生态意识到自然的反叛应在社会背景中寻求突破,对自然的解放是人解放自身的先决条件,而改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首先在于恢复社会系统的生态平衡。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高兹着重刻画了资本主义下的消费异化现象,将消费与经济理性相联系,将异化与消费相结合,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主张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以更好更少代替更多作为原则,限制经济理性的适用范围。莱易斯主张关注中心重回生产领域,消费不再是唯一的衡量生活的尺度,人们在消费之外有着众多的选择,通过非等级制的联合体结构组织劳动生产,个人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真实需要的权利。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而不是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主要危机。生态危机导致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丰富的生活理想一定会破灭,因而反过来促使人们要求现实变革的理想,促使人们对它进行深刻反思,这被称作“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阿格尔进而提出以生产技术的分散化、生产组织的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等措施消除异化消费和背后的整个异化现象。这和传统侧重关注社会分配性正义相佐照,丰富了的现实批判力。异化劳动构成了生态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生态同相联系的内在环节。以异化理论为基点构建的生态之维,无论对生态学还是对其作用都不容小觑。
篇10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局限性的根本表现。正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尖锐地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次大规模的危机。两次危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危机发生的状况以及危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二者必存相通之处，它们都是美国经济自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尚未演变成资本主义全面的经济危机，但危机的规模、危机波及的范围、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都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两次危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是一片繁荣景象，1923--1930年间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交额翻了4倍，1925--1929年间股价翻了近3倍。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方面，技术革新和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和战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潜伏着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源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在低利率的条件下美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扩大，不具备偿还能力的贷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为危机埋下了隐患。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又开始连续17次加息，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降温，大量偿还不起贷款的人出现，房贷公司遭受沉重打击。随后引发一系列金融事件，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二)两次危机背景的相似之处
虽然两次危机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但二者却有相似之处：一是在两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都处于繁荣的状态中，经济表面呈现出投资增加、生产扩大、股价上涨的局面。二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都存在着经济比例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股市充斥大量泡沫等问题，这些矛盾的积聚，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三是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扩张性经济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发展，助长了危机的发生。
二、危机发生的状况比较
1 两次危机发生的基本状况及特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始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的暴跌，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它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萧条。造成社会中下层的恐慌。由于其表现出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的特点，因此被称为“大萧条”和“大恐慌”。在整个危机中，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46.2％，贸易总额下降了70％，出现了极高的失业率，大量的生产设备遭到破坏；与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爆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产品市场经历了价格的暴跌，大量的农畜产品被废弃，众多的贫农、中农走向破产，美国农业生产者的人均收入从1929年的223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90美元，降低了60％；失业人数达1300多万，至少14万家企业倒闭。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信用危机，美国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内一周损失100亿美元。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创下了空前纪录，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失业人数达到5 000万左右。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为前导。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股市剧烈下挫，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倒闭。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以此为标志的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此次危机呈现出明显特点：一是美国国内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关系极为密切，金融业务相互交织、债务关系相互关联、链条不断扩大延展、风险交叉传递，一旦债务链断裂，就会不断出现连锁反应，并逐级放大，形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二是由于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各国的金融业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又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强烈冲击。
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各有不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主要发生于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商品的供给规模严重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信用危机，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发生于虚拟经济领域，它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
2 两次危机状况的共同特征。虽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有相异之处，但是二者也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危机的传导速度极快，危机一经爆发迅速传导至相关经济领域，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衰退；二是危机的波及范围极广，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蔓延至欧洲、亚洲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三是危机的破坏性较大，危机发生后，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社会生产迅速萎缩，产值下降，失业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力下降，造成经济下滑；四是危机的延续时间较长，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五是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进行救助，以刺激经济，摆脱衰退。
三、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以经济理论为分析基础
1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存在，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为扩大生产的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
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的实际需要，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相对过剩。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2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美国金融危机进行深入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它通过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进行过系统论述。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它们只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是资本的纸制副本并不创造价值。虚拟资本实际上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给持有者带来定期收入的想象的或虚幻的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有价证券作为资本的虚拟性不易被人们察觉，但是，一旦有价证券的价格暴跌，甚至成为一张废纸时，其资本的虚拟性就会明显的暴露出来。因此，虚拟资本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的运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将催生泡沫经济。
篇11
（一）我国依然是商品经济社会
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现实的可能性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只要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过剩的危机就随时可能爆发。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不但存在着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依据，而且就经济关系本质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广泛借助于信用关系，因而同样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依据。所以，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必然产物，它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无关。只要处于商品经济社会，无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或者导致生产过剩或者引发需求旺盛，矛盾的不可调和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我国不是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从源头上消灭了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盲目、无序的生产，因而引起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也就不复存在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和不平衡性，使我们的经济制度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创新，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且私有制经济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并存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不广泛地存在于全社会范围内，但毕竟仍在一些行业和部门内小范围长期存在。因而，在我国依然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面向市场，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独立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依靠取得的收入来抵偿用于消费方面的所有支出，并获得利润，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公有制企业逐渐蜕化成尽可能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这时企业的生产首先表现为一种局部劳动，而非社会劳动，因而企业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只要认为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加大资金的投入，借助于外延式扩张手段不断膨胀生产规模。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浪费行为。同时，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体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其释放出的新能量虽然极大地提高了微观经济效率，加速了经济发展态势，但由于缺乏宏观统筹和统一指导，其生产往往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甚至有些企业在地方政府设置的隐性壁垒庇护下，有恃无恐地在商品销售市场大打“价格战”，甚至不惜以低于成本价出售商品。这种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后果使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无法对过度膨胀的生产能力实现有效的挤出，从而为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埋下隐患。
其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大造成了国内总体消费需求不旺盛的现状，具体表现为：一是城乡居民需求结构的二元化现状。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对中高档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已经趋于饱和。而广大农村居民由于消费水平普遍偏低，导致这些中高档耐用品无法在广大农村得到普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汇集了我国当今较大部分生产业的消费缺口。二是城镇高收入群体对一些高档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趋于饱和，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长期无法得到提升。这两种情况的矛盾运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协调。
（三）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影响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比从前更加密切。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区域统一使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现代科技在全球范围迅速传播。因此，我国要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就必须参与到国际经贸活动中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这样一来，世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也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影响，经济波动难以避免。
二、我国防范经济波动的根本措施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了世界经济波动的蝴蝶效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我国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条件日趋成熟。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变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优越性，使我国不惧任何外部挑战，完全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措施来避免或减轻世界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影响。
（一）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市场失灵
现阶段，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市场主体之间竞争的盲目性、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滞后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都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主体在制定发展决策时难以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总目标保持一致，难以促进企业转型和产业机构优化，难以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外部不经济问题，因而经济波动也就无法避免。为了避免经济出现明显下滑，我国政府应当出台一些刺激方案，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完善与国家计划相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加强对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的研究和制定，科学引导市场要素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只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够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克服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从构成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不难发现，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比较弱，投资和出口所占比重较大。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切实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才是防止我国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的稳定器。因此，我们必须要转换发展思路，积极拓展国内市场，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切实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社??公平，从而缓解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同时，我国政府还应该继续增加社会投入，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逐步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的长效机制。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企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标准。不断强化个人所得税项目的征收和监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缴扣标准，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压力。努力调节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的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切实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篇12
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思想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
马克思认为,在货币产生之前, 物物交换的条件下, 买和卖的行为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同步的, 因此, 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平衡的, 没有什么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使商品的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成两次过程, 从而出现了买与卖脱节、商品卖不出去的可能。流通“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
货币产生以后,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使商品交换潜伏着经济危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会形成支付的连锁关系, 一旦有债务人到期不能支付, 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使一系列支付关系不能实现, 影响整个信用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发达商品经济阶段, 商品经济在一国经济中居统治地位, 一切生产都是商品化的, 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上, 一方面,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每一个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目标, 这种商品本性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逐利性, 必然迫使企业生产有着无限扩大的趋势,致使市场的发展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配置资源有其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 容易产生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一次到位, 因为,市场经济无法合理解决个别企业投资、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投资、生产盲目性之间的矛盾。因此,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和社会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追求剩余价值和外部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生产资料和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了,生产的社会性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却没有顾及到需求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价值的无休止追逐,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螺旋式上升与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 当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成本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这一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杠杆
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信用制度,一方面加强了货币的支付功能 ,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 …… 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这实际上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
马克思认为,信用危机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危机才会全面爆发。“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 ,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 。信用制度的最大益处在于促使人、 财、 物的高度集中化和生产组织的高度社会化。这又使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分开,造成危机的可能性。信用制度的范围越大,造成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危害性也越大。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倘若没有信用体系,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生产扩张将不断遭遇到工人工资收入和消费需求的限制,呈现为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货币经济中的信用关系不断打破对生产扩张的束缚和限制。 “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其结果是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并不能真正解决生产与消费间的尖锐冲突,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此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往往会表现为货币流通的危机和信用的危机。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会发生,并且是隔一段时期发生一次。从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到下一次经济危机发生之间间隔可称之为经济周期。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更新的平均时间决定了经济周期的长短, “预付资本价值必须完成一个包含多次周转的周期,这个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期时间决定的。……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期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由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组成。“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驰、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阶段。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的“周期性现象”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从出现一次危机到新的危机出现,就会形成一个经济周期。危机发生后,由于商品大量过剩,商品价格就会暴跌,促使大批企业倒闭,社会生产规模急剧缩小。经过一段时间,随着过剩商品的破坏、浪费和减价卖出,再加之企业的大量倒闭,商品的供应量大幅减少,商品的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商品的价格逐步回升,大量企业重新组织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
货币的出现,买与卖的分离,是经济危机的起源,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存在信用制度,就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简单商品经济仅仅提供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来完成的。在科技革命与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推动下,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所取代,简单商品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经济危机爆发所需要的“一系列关系”也初步形成,这就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逐渐演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过程。基于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也出现过类似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需要运用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原因,在实践上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加强宏观调控,努力使我国的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从理论上讲,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急剧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混乱。并且,这个体制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经济危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也可能发生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工业危机等。因此,经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各种社会形态共有的。因此要提高警惕,多管齐下,努力防范经济危机风险。
我国防范经济危机风险的基本思路
(一)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努力刺激内需以避免经济大幅波动
我国的宏观调控要坚持科学的方法和适度的原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政府应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也要注意区分市场经济常态下的干预和某种特殊条件下的干预。在常态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在于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在某种特殊时期,政府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使经济运行尽快回归常态,但是,政府的干预也应该合理有效和公平正义,不可任意而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刺激内需方面,要注意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另一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改善投资结构,降低贷款利率,扩大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
(二)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增强判断风险的能力
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信用评级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信用制度作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杠杆,往往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线。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还很不完善,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有效进行信用等级的区分,以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
(三)审慎推行资产证券化,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提醒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时要更加谨慎。资产证券化有助于释放风险、活跃金融市场,但也要注意到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它也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风险源。这就需要加强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率,以稳妥的态度逐步开发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以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真正让金融创新产品为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邱海平.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J].当代经济研究,2008(3)
2.王伟光.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重读《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J].研究,2009(2)
3.郭真,梁东兴.《资本论》:从物质生产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J].哲学研究,2008(8)
4.王宇伟.从马克思的《资本论 》看美国的次贷危机[J].当代经济研究,2009(3)
篇13
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实质上也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并获得发展的。主张政府权利扩大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是政府的宠儿，也是应对危机的及时手段。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经济自由不仅是市场的宠儿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理论需要。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效，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失效的今天，该出台创新防范，应对和治理危机的理论政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以不适应当前的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该寻求新的经济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蜕变
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主流经济学遭到来自学界、政界人士的猛烈批判。但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被彻底的抛弃，只是力量受到极大的消弱。新自由主义不会很快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是超级大国，只要美国仍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它不会很快消亡。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会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关键点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取决于目前的阶段还是否发生了变化及此次危机能否完全得到化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对于凯恩斯主义回归轮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暂的喘息之计。因为它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还占据着官方地位是由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需要来决定。经济复苏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达到新的高峰、能否完全化解危机、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定。
三、凯恩斯主义回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比如2000-2012年中“凯恩斯”的出现频率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用率一直在上升。理论界也有人士提出要走出危机是需要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主流学者都明确指出只有“回到凯恩斯”才能走出危机。但也有不少主流学者和媒体评论员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是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里的力器。并且从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采用的危机解救方案来看，不完全与凯恩斯主义相同，而是变为更加多元化，已经发展到减税、国有化、经济刺激等多种手段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的程度。因此由危机解救措施和出版多种关于凯恩斯的书来推断凯恩斯主义大有可能再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趋势还需待观察。比如，土耳其奥坎大学布伦特·霍卡教授指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危机不能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来解决，必须寻求更彻底的方法。程恩富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
四、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点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各其利弊。凯恩斯主义的副作用是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的滞涨现象。而过度依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生产停滞，而且也会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凯恩斯主义是解救危机的良药而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向外扩张的需要因此也不能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将二者融合从中取其精华，走出经济低迷期。
五、回到熊彼特
虽然危机后“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为此理论界有些学者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视角入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追寻危机根源，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熊彼特重视长期效率、供给关系，强调动态分析。采取以企业家、企业和产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由此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第一，“大稳定” 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为人类找到了克服经济周期的办法。第二，金融创新不等于创新，任何金融创新都应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目的。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政府政策应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第四，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直面根本现象。所以倡导经济学家能够回到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察本次金融危机。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止痛药，熊彼特的理论则是长期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