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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所以我建议在工业文明内部之争――市场与政府――外面，我们还要引入工业文明本身与信息文明本身的矛盾这个视角。从信息文明视角解读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看待东西方的所长所短。
第一个解读：国际金融危机是工业化基本矛盾的集中暴发，这一矛盾不可能在工业化内部解决，需要信息化帮助转化矛盾，经过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进而向信息文明方向质变来从根本上解决。
尽管《资本论》在德国卖得很火，但从《资本论》的视角解读国际金融危机，只是在工业化内部进行分析；而换个视角，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角度进行解读，反而有助于超越工业化视野。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词是“异化”。对应国际金融危机，在雷曼兄弟公司的案例中，是人对于委托人的异化；对美国华尔街而言，是美国的人阶层对于整个委托人阶层的异化。用马克思的术语，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相当于委托化)的资本人格化代表，对于人的存在(相当于委托人)本身的异化。从这个特殊角度看，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在反映工业化基本矛盾方面，具有同构性，其性质是否相同，主要看尺度是什么。中国远没到乐观的时候，也需要深刻反思为什么没有以人为本进行生产而造成大量过剩生产这种工业病。
马克思当然没有谈到过信息化，但信息化的本质，恰恰在于消除信息不对称、利益不对称，达到人的本质向人的存在的复归。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对称就是广义的异化。因为一旦消除了不对称，如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有时反映在生产过剩，有时反映在消费过剩――之间的不对称，异化也就不存在了。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不是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完成的中国马上追求的主要目标。但十年的历史证明，无视这种理想状态是未来取向，一定会无视信息文明；而且还一定无视美国和日本这方面明显的时代信号。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工业化谈工业化，对于回应国际金融危机来说，既有务实的一面，也有误国的一面。
第二个解读，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存在两种虚拟经济。选择信息对称化、还是信息不对称化的治理，将对一国的文明定位产生深远影响。
一般说的两种虚拟经济，是指金融经济与信息经济。这也算两种虚拟经济，但不是我说的两种虚拟经济。我主要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特征区分：一种是扩大信息不对称的虚拟经济(工业文明的虚拟经济)，一种是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虚拟经济(信息文明的虚拟经济)。在前一种情况下，信息技术的作用，就是让信息更不对称、更不透明，用信息化为工具理。在后一种情况下，信息技术的作用，是让信息趋向更加对称。更加透明，以人为本。在透明化这个问题上，技术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的意愿，是推动还是阻碍这件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监管虽然十分必要，但仍是一种体制内治理，还是应该向信息文明上走，敢于尝试以人为本的体制创新。当前这方面最薄弱的一环，就是用信息化推进经济社会和企业的透明化过程，让社会本质的人格化代表对全社会更加负责任。这样中国才能在文明制高点上，而不是仅仅在操作层，建立体制优势。
信息文明对信息化的引导作用在于，用比现有传统人集团更低的成本、更透明的方式，把他们现在承担的工业化任务完成得更好。中国和美国现在都面临人坐大带来的工业病的挑战。如果屈从于利益集团，任他们为做的那一点工业化的工作而漫天要价，吃垮一个文明也是很容易的。谁不能着眼信息文明向以人为本的信息、利益对称方向调整结构，谁就会先被工业化拖垮。
第三个解释，在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应区分东方文明的普世价值与特殊经验。在工业化文明内部谈东方优势(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如在更高的信息化文明上认识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种倾向，好象中国没有闹金融危机，所以西方要倒过来学中国。学什么呢?从媒体列举的来看，有些误导成学习中国的工业文明模式了。
东方国家在建设工业文明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模式。我认为这种总结主要是对自己有意义，可以坚持对自己适合的东西；而不是对西方人有意义，因为东方集中模式到西方未必行得通，它只是一种适合东方的特殊经验。
篇2
金融危机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影响
（一）全行业增速放缓
自2007年以来，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增速始终低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2008上半年虽有小幅回升，但进入三季度增速又开始回落。到9月份，全行业增速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通讯行业低于全行业增速8.4个百分点，计算机低于全国增速5.2个百分点，增幅回落主要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低迷、国内电信业体制改革和国内电信运营商投资发展平缓因素所致，通信业国内外市场都出现明显下降。
（二）企业融资难度加大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内投资机构和基金更加谨慎地进行投资。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扩大，风险投资纷纷缩小资金规模、放缓投资步伐。这也意味着对风险投资有强烈偏好和依赖的电子信息产业将面临较大的发展困难。
（三）出口增长乏力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国外贸出口额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以上，对外依存度超过60%。全球电子信息市场需求萎缩，将对我国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是占电子信息市场很大份额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缩减电子信息支出，国际市场增长空间快速收缩；其次是欧美国家居民消费能力降低，需求变弱，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市场萎缩；第三是美元持续贬值，我国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竞争力不断减弱。
（四）软件行业业务缩减
由于软件业具有国际化特征，我国软件服务业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欧美企业不得不取消原本要实施的外包项目或者缩减其规模，这对于以承接欧美离岸外包业务为主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来说，将面临订单减少、业务萎缩等影响。
（五）加工贸易企业困境加剧
受外部环境和国内宏观调控影响，电子加工贸易企业获利空间明显减少，生存压力不断加重。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受人民币升值、税收改革、新劳动法实施和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高企的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快速增加，例如新劳动法实施，电子制造企业人工成本需要增加10%；电子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企业增产不增收。例如手机平均售价比年初下降30%多。全行业三资企业2008年1-9月实现销售利润率仅有3.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比内资企业利润率还低1.9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风险加剧，开拓国际市场异常困难，加工贸易订单明显下降，来料加工出口增幅下降30个百分点。
同时，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中的结构调整矛盾也更加突出。一方面，像集成电路、关键器件等新兴行业技术较差，发展模式主要是两头在外，产品大量依赖进口，2007年仅集成电路这一项逆差就高达1042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上游核心技术领域竞争力缺乏，价格竞争局面日益恶化，内资企业市场份额大幅下降，手机内资品牌市场份额从高峰的68%下降到目前不足30%，手机行业收入和效率增幅出现负增长。
金融危机下电子信息产业面临的机遇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外向型的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我国企业还是要看到其中蕴藏着许多有利的发展机遇。
我国金融和资本市场相对独立，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加上外汇储备充足，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仍然能在较稳定的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下稳步发展。同时，一些国外资金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选择进入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避险。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资本供给也面临一定的历史机遇。
发达国家企业生存环境恶化，为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带来良好机遇。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发达国家由于资金链断裂资金短缺，成本上升，可能会使产业发展受到阻碍，我国的一些优势企业可以发挥成本低、资金充裕的优势，抢占海外市场，适时开展跨国并购、引进技术及人才，改变以往在产业竞争格局中的劣势地位。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电子信息企业面临巨大发展阻力，短期内难以恢复，更难顾及发达国家以外的市场。我国企业将获得在弱竞争环境中开拓新兴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对印度、东欧、拉美、非洲等地区的需求还有很大挖掘潜力。
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现在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下降，包括人才、人力资本和企业融资，银行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多次下调，对中小企业放宽融资政策，一些技术输出的障碍和壁垒在减少等，这些政策调整都十分有利于国内中小企业增强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国家针对启动内需，在扩大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方面都有明确政策出台，如“家电下乡”计划的深入实施等，信息产业作为启动内需的重点，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国际购买能力降低，提升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在危机冲击下，发达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在未来几年内会明显下降。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低廉，将较好地迎合发达国家消费者对廉价商品逐步扩大的需求。
金融危机下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策
（一）企业层面
首先，企业自身要增强应对危机的能力。在金融危机和市场低迷时期，企业要加强技术测试和新产品研发，在掌握关键技术上狠下功夫，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耐心等待市场机会的到来。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控制好成本和各项费用支出，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稳定人才队伍，防止人才流失，为危机过后的企业发展提供后续动力。同时，企业要利用当前有利时机，抓紧生产设备与技术采购，搞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完善企业生产条件，加大应收款清收力度，尽可能减少利润损失，保证企业资金安全。
其次，加强整合能力以储备下一轮发展的资源和能力。对我国的电子信息企业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下一轮发展储备资源和能力：一是梳理企业业务，剥离非核心资产，为主业“挤出”部分资金。二是针对企业未来增长点，开展技术和业务收购，利用危机带来的“贬值效应”，重点收购对核心业务有支持作用的先进技术和业务模块，增强本企业发展的竞争力。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大多位于国际产业链末端，购买技术成本很高。而现在，购买一个国外企业的成本，比以前购买这个企业的一项技术的成本还要低。因此，我国电子信息企业要抓住机遇，收购、兼并国外同类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技术优势。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国际市场软件外包力度加大，中国企业应主动承接国际市场的这一业务。三是实现“剩”者为王效应，开展企业之间的联合，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在危机和压力下生存下来。
再次，加强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鼓励符合产业政策、有实力条件的东部地区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继续抓好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以及公共服务平台、信用制度建设，引导和扶持电子信息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最后，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要加快发展适合本国市场，特别是农村的电子信息产品，扩大国内需求。另一方面要重点挖掘印度、东欧、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潜力，为过剩生产能力和产品找新的销售渠道。
（二）产业层面
首先，针对三种不同的冲击影响因素，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针对信息产业自身的周期性问题，要重点引导产业投资方向，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多方面共同研究制定重点行业转型发展的思路和战略；鼓励企业间的联合发展，培育具有持续竞争能力和增长能力的产业主体；引导产业布局调整，鼓励企业向更具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
针对我国经济波动问题，要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打造大产业链条；逐步实现信息产业发展由投资推动型向投资和消费共同驱动型转变。
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要刺激国内需求，同时引导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利用我国相对安全的金融环境，吸引国际资金投资我国信息产业；研究制定对重点企业的扶持办法，降低危机对产业的危害程度。
其次，利用经济和产业调整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引智与人才储备力度，着力建设健康的产业体系。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做好软件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原来欧美企业的外包业务集中在印度，由于金融危机带来印度成本过高，一些欧美订单将流向印度以外。根据金融危机后软件外包市场出现的萎缩，应抓住危机给大企业带来机遇，做好承接软件外包高端业务的人才储备工作。要抓好高端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的智力引进工作，通过引进“外脑”，激活内力，更新观念，拓宽产业发展的层次和视野。要建立全国信息产业人才库，逐步完善人才使用、拆借与交流合作平台。要重视基础研发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研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以利于更好地吸引和留住人才，保持人才队伍的稳定。另一方面，要加快核心基础产业发展，夯实产业基础，建立植根于中国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要重点培育产业新增长点。同时，要着力增强电子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建立创新型产业，重点建设低成本的研发环境。
再次，跟踪研究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动态，引导支持国内企业开展全球资源整合。跟踪发现因危机而陷入困难的优势企业，寻找因危机而大幅贬值的优质资产，及时引导国内企业对其进行并购、整合，形成我国信息产业新优势。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利用当前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特别要做好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子信息市场开发。同时要注重启动国内市场，抓住国家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契机，推动信息技术与农业发展的融合，鼓励企业发展适合于农业农村的信息技术和产品，努力占领农村市场，目前我国农村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应用很有潜力，在启动市场方面要加大工作力度，全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在为传统产业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提升信息产业发展水平。
结论
总之，金融危机下的我国信息产业虽然面临许多压力和危机，但同时也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要用战略的眼光和思维，制定在危机下和危机后产业的发展思路；要在危机和压力下，保存和发展实力；要加快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形成更强的产业主体，抓住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向电子信息强国的目标迈进。
篇3
本文所借鉴的经济学原理即西蒙教授在其《管理行为》一书中提出的“有限理性”理论。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完全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而且，人是不存在完全理性的。通过进一步研究，他明确区分了程序理性和结果理性。其中，程序理性是指，行为是在适当考虑其结果的条件下进行的，或者说行为过程符合规范的标准，则该行为就是程序理性的，强调行为过程的理性，而不是注重结果本身。因此，行为的程序理性取决于某项行为的过程是否合规；结果理性是指在一定条件和限定范围内，当行为能够达到预定的目标时，它就是结果理性的，强调结果对预定目标的符合程度，而不在意产生这一结果的行为程序。也就是说，行为的结果理性取决于某项行为是否达到了预定目标，而不管行为过程如何。而西蒙教授认为人们应当更加注重程序理性。在人是“有限理性”的前提下,我们应当侧重程序理性加强对行为过程的考核、控制。只要程序合理、过程规范，结果理性自是程序理性的必然结果,而不应刻意追求结果理性、倒置本末。因此，在强调人是“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会计工作应当侧重“程序理性”，加强对会计信息产生过程的考核和控制。
2.基于“有限理性”理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成因
2.1内在利益驱动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
学者刘玉廷指出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在于利益驱动。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人是不完全理性的，在巨大经济利益面前，上至单位负责人下至普通会计人员不惜铤而走险牺牲“程序理性”去尽力迎合评价者对“结果理性”的要求，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不合理的关联方交易、非货币易以及资产剥离等种种会计信息造假行为，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2.2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内部原因
上市公司本应注重按照生产经营活动规律、市场经济理论和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合法、合理进行生产经营，确保会计信息产生过程的规范。但是在我国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一股独大”、监事会形同虚设、独立董事没有发挥作用，导致会计信息失去“程序理性”，即会计信息产生过程中没有按法律法规进行严格有效的考核和控制，甚至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操纵信息披露，这类会计信息最终体现的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价值观取向和意志，其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
2.3我国上市公司外部监管不力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外部原因
我国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管主要来自两方面，即注册会计师审计和政府监管。学者张俊民分析指出会计舞弊的根源之一在于会计缺乏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审计职业的独立性缺失，难以独立、客观、公正地发表审计意见，同时，政府的监管不到位，导致了上市公司忽视规范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偏重于对企业一定期间经营结果的考核，即偏重“结果理性”，而忽视“程序理性”。
3.基于经济学视角治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建议
3.1引导上市公司更加关注“程序理性”
由于会计信息舞弊的收益大于成本，产生了内在利益驱动力，诱导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造假，所以需要提高会计市场透明度，而信息披露的过程, 本身就是控制过程。西蒙教授的“有限理性”理论告诉我们：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中，要求上市公司负责人和财务人员更加注重“程序理性”，而不仅仅是“结果理性”。所以，上市公司应该积极探索、构建一个以“程序理性”目标为起点，适当考虑“结果理性”特征的、科学合理的控制评价体系以引导会计工作的正常运行，防止盲目追求“结果理性”的现象，以保证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3.2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学者谢志华认为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决策治理比错弊治理更重要，决策治理是错弊治理的前提。决策治理是生成真实可靠会计信息的基本保证，这样可以确保会计信息生成的“程序理性”，那么，“结果理性”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而决策治理取决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
1）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培育机构投资者，可以避免个人持股所带来的股权高度分散，对于强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提倡企业法人持股，企业法人持股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控制企业，持股公司与被投资公司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因而持股公司对被投资公司的监控更全面，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还可以借鉴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考虑银行持股。银行作为股东，会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又具有廉价获取公司经营和财务信息的天然优势，能在外部监控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2）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不仅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会计信息披露过程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强化董事会决策功能，确立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健全和完善监事会制度，扩充监事会的权力，发挥监事会应有的独立监察功能，健全财务监督约束机制。
3.3加强外部监督管理
在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过程中，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干预的程度及效果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通过提高监管的效率与水平，建立明确的监管目标，减少政府其它目标对监管目标的干扰，改变多头管理体制，使政令统一，可以有效地加强政府监管。同时，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日常监督管理，建立一支独立的高素质的注册会计师队伍，增强其独立性，完善审计委托制度，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提升其社会公信力，有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篇4
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萧条,极大地削弱了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减少、FDI(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外资撤资倾向、国内外股市低迷。金融风暴对电子信息产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商投资步伐的放缓。从2007年起外商投资一直处于低迷态势,全年累计完成投资900.6亿元,增速比2006年降低了33%。2008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设备制造业投资额为1017.4亿元,增速远低于全国各行业城镇投资26.8%的投资增速。
(二)企业融资困难
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各企业在投资方面变得谨慎有余,为规避风险,企业进行资金规模的缩小和投资步伐的放缓。信息产业企业向来是风投和私募青睐的目标,企业发展的主流模式也是初期以高风投的支持,完善其技术和盈利模式,最后在私募的帮助下完成上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扩大,风险投资纷纷缩小资金规模、放缓投资步伐。
(三)出口困难
一是金融危机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两头在外、加工在内”的产销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是外需市场萎缩,产业增速持续放缓。三是美元贬值也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竞争力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影响的因素
(一)负面的影响因素
金融危机出现之后,产业依赖的发展因素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对信息产业产生负面的影响:第一,外资因素。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外商的投资与出口的拉动,目前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增长速度放缓,在这种投资环境的影响下,使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第二,管理的滞后。电子信息产业受到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的牵制,要求对基于产业链的大行业管理模式进行新探索。第三,产业机构因素。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呈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产品过剩状态,依赖于降低参与市场的竞争。第四、生产成本因素。金融危机袭击,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国家的税收改革与生产资料高起,导致生产升本的快速增加,而国内电子产品价格却持续走低,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更是无从说起。
(二)正面的影响因素
我国金融与资本的市场相对对立,外汇储备充足,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电子信息产业仍能在较稳定的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下稳步发展;我国金融环境稳健,国外资金为了规避风险,选择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为我国融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发达国家企业面对金融环境恶劣,给我国实力较强的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技术及人才引进提供了绝佳机会,我国企业将获得在弱竞争环境中开拓新兴市场的机会;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制定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IT产业的发展;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购买能力降低,发达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明显下降,而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价格实惠,将扩大国际消费者对其的需求,提升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
三、对策
(一)国家的政策扶持
金融危机并非只有负面影响,对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也带来一定的机遇。我们国家应该加强电子信息产业各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为这些企业提供体系建设的担保,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往中西部转移,实现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给予资金扶持,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下一代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增强我国该类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加工方面能力强大,但创新能力不强。因此,企业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显得更加重要。总之,自主创新是根本,持续创新是关键。市场在发展,科学技术在进步,企业的业务模式必须跟随市场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以适应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提高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
(三)加快投资步伐
电子信息产业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是投入、风险和收益高的产业,因此需要对信息技术与产品的创新提供足够的自己保障,另外加强国际间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也是企业提升竞争能力的投资手段之一,大力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完善政策环境和服务体系。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将在国际化经营中获得高科技领域、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营造更好的平台,减少发达国家不合理的高尖端产品的出口限制情况。因此,我国电子信息企业要抓住机遇,收购、兼并国外同类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技术优势。
(四)产业结构调整
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要促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引导和鼓励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品出口,限制“二高一资”产品出口;鼓励和支持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业发展,鼓励电信运营企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联合“走出去”,提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国家应该鼓励电子信息产业的有关企业发展,进行企业的优胜劣汰的调整,抑制企业的盲目扩张,压缩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实现企业结构的自我调整。
(五)加快建立健全产业预警机制
面对产业发展的新形势,要抓好产业运行监测网络体系建设,全面加强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分析及产业发展趋势研究,建立健全产业安全和损害预警机制。一旦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研究并制定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六)两化融合将为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随着“两化融合”进程的不断加深,未来三年汽车电子、机床电子、网络金融等产业或服务项目将得到大力的发展;下一代互联网、游戏、数字媒体等新兴数字内容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篇5
一、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状及特点
近年来，随着传统银行业务竞争加剧，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动较之以往逐步加强，在组织制度、经营体制、业务品种等各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经营体制创新。一些商业银行积极探索专业化经营，实现内部的公司化运作，成立了票据中心、资金运营中心、信用卡中心、电子银行中心、个人理财中心、数据处理中心、产品研发中心等各类业务中心。部分银行还积极推进综合经营试点，工行、交行和建行设立基金公司，开始发行银行系基金产品。
（2）管理创新。一些商业银行开始构建新的内部经营管理体系，加快以客户为中心、以风险控制为主线的业务流程再造，通过推行业务前、中、后台分离，完成数据大集中，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内部组织架构，开发各种业务系统，部分业务实现了垂直化的条线管理和业务整合，不仅加强了风险控制，也提高了分析与管理能力。
（3）产品创新。各商业银行逐渐从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转移到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并重的轨道上来，纷纷推出各类创新产品。资产类业务创新表现为对贷款对象的细分和满足特定融资需要的业务品种；负债类业务创新表现为商业银行各类主动负债产品的创新，它以各种理财产品为主流，包括各类债券、大额存单、企业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以及与资本市场连接的银基通、银证通、银保通等产品；在中间业务领域，结算、咨询、担保承诺、投资银行、资产托管、基金托管、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等创新活动，为商业银行改变收入结构、提高综合经营效益、实施经营战略转型提供的契机。
（4）服务手段创新。各商业银行依托技术支持，不断拓宽服务渠道、改变服务方式、提高业务附加功能，各种自动存取款机、自助银行服务和银行卡产品，为银行增值延伸服务提供了平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网上银行服务的发展，继 1999 年 9 月，招商银行率先在国内全面启动“一网通”网上银行服务，成为国内首家实现全国联通“网上银行”的商业银行以来，各家商业银行纷纷推出网上银行业务，网银业务发展十分迅速，尤其在城市地区，网上银行已日益成为帮助居民理财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金融创新对我国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1.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
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使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面临“流动性困境”，而且过度的流动性，会催生资产泡沫，2006 年沪深两市股指分别增长了 130%和132%，两市 A 股总市值和流通市值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而且日成交额也在不断创出新高。房地产方面，2006 年以来，即使在政府部门大力调控的情况下，全国各地房地产价格仍然啊大幅上涨，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上涨幅度都超过一成，尤其是北京、广州、深圳等区域中心城市，涨幅更为惊人。可见，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会影响商业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2.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和人均利润率是用来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最常用指标。资本利润率(利润总额/资本总额)反映资本获利能力的大小，即每百元的资本金能取得多少利润，实现的利润越多，资本的获利能力越强，资本利润率也就越高。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总额）能有效衡量商业银行利用总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该银行的获利能力越强。人均利润（利润总额/期末员工人数）反映银行职工人均创利能力，它综合反映了一家商业银行的人才素质、服务质量和运转效率，是体现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也是评估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
3.金融创新对我国商业银行安全性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尚未彻底解决，社会诚信制度还有待建立，各种利益主体矛盾交织在一起，稳健经营、控制风险成为银行发展的第一要务。本文选取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比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安全能力的指标。
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加权风险资产），该指标主要是从银行方面衡量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它是衡量银行能否承受坏账风险的一个重要尺度。根据现行的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 8％，资本充足率低将加大银行的风险和成本，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流动性。不良贷款比率（不良贷款总额/贷款总额）反映问题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该指标值越高，安全性越低，反之，指标值越低，则安全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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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海红（1980-），女，黑龙江绥化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金融市场、投资学、公司金融。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房贷机构被政府接管，雷曼兄弟公司破产，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大投资银行被收购重组，这场金融风暴引发了一轮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企业大量破产，银行倒闭，股市暴跌，市场和消费低迷，工资福利大幅下降，工人失业，经济发展停滞，社会财富大幅度缩水，全球的股票市场在短短半年的时间蒸发掉27万亿美元。这场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大、连锁效应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发酵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一、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充满着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
1.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一方面“过剩”的商品堆积如山，找不到销路；另一方面，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却买不起商品，过着贫困的生活。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而言，这种相对的生产过剩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2.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经济方面具体表现为这两个矛盾的激化，从而直接引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金融管理的失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创造了资本的辉煌和神话，但是由于人性的贪婪和狂妄滥用资本法则和规律，肆意践踏和破坏人类社会的资信系统，破坏人类文明社会中复杂而且独有的信用平台，从而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金融监管的失败。
马克思曾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资本论》第三卷）就是说，批发商业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导致金融危机。“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个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产生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资本论》第二卷）此种情况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就给人们造成一个虚假繁荣的假象。而与此同时生产方面的不断扩大又是靠信用来实现。因此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一同在不断增大。
由于信用功能的增强使得资本家们可以不断从事远远超过他们资本能力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同时货币形式上的回流由于商业信用的增加，变得可以不受实际回流时间限制，从而加速资本的回流速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信用的扩大，而信用的不断膨胀又促进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所有这些变化都会让资本家们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形式，获取追加资本，用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同时，在经济不断发展的阶段，股票、债券这些虚拟资本股票、债券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所以，信用的繁荣和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信用的繁荣导致产业和商业的繁荣，产业的繁荣进一步加强商业的繁荣。但是，由于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实际资本回流非常缓慢，数量也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资本论》第三卷）实际上，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它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实行新自由经济政策，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盛行，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带动生产，从而使得企业摆脱经济危机，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幅增加，致使国家的通货膨胀加剧；与此同时，资本家为寻求投资，获得剩余价值，会大量积累资本；这两股资本积累面对实际生产的相对过剩就开始转向资本运作，从而摆脱实体经济，以钱生钱，即生产的过剩开始由实体经济向金融方面转移。
美国为了进一步刺激资本的繁荣，放弃对金融资本的监管，以“新自由经济”政策为指导，利用科学技术推动GDP高增长、低通胀发展10年，从而使资本市场过度繁荣。迅猛扩大的虚拟经济使经济泡沫超速膨胀，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使经济走出低谷，美联储从2001年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以大泡沫治疗小泡沫，使金融资产向房地产转移，直至次贷危机爆发，资金链断裂。截至2008年11月3日，世界五大投资银行不复存在，华尔街经营模式被彻底改写，美国14家银行倒闭，世界各国联合救市，向市场注入更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一场世界性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每隔4～10年就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以往的金融危机都有相似之处。
1.监管不力致使信贷条件宽松。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滞涨”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遭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此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追捧。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成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走向的主要方针。2001年以后，美国央行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使得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而相应的贷款机构对未来市场预期一片乐观，预期未来市场会持续走高，并加大贷款力度，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当然在市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的前提下，贷款机构也积极发放次级贷款。贷款机构不断降低贷款门坎，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不断创新次贷产品，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此外，正常的经济应该是实体经济和货币的相对平衡，而美国人消费观念超前，属于过度消费，无节制的消费甚至浪费，为资金链的断裂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压力。同时，世界市场上的通胀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波动和流动，使得大量热钱没有任何防备地到处流动，并大量涌入房地产业，使得房价泡沫越来越大，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2.金融全球化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生产的国际化导致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迅速增加，促使跨国银行在海外开设大量的分支机构，以满足跨国公司全球范围资本流动的需要，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原始的推动力量；同时，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各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换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产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拉美国家为了得到西方国家或者经济合作组织的援助来摆脱自身的债务危机，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新兴市场国家为了加快市场化的步伐，纷纷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例如，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各国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取消外汇管制，实施利率、汇率市场化等，这大大便利了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并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说，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内在地推动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此外，现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消除了金融交易在国际间进行的一系列技术障碍和限制，使各国金融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近，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流动几乎没有限制，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质量，降低了其筹资成本，也推动了各国金融创新、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金融危机的蔓延。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已经成为常态，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不利的影响。而且，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不稳定通过资本流动的变动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很容易通过日渐畅通的金融渠道迅速传递给所有关联国家。同时，金融资本全球化削弱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使汇率制度选择困难。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发展趋势，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之间的明显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发金融动荡或者金融危机。另外，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了一些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资金流动加快，流动性过剩日益突出，资产证券化趋势盲目扩张。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使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
三、金融危机冲击资本主义，带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开始出现，重创美式资本主义
新自由资本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可有效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新自由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也日益突出：1.不平等日益扩大，这种不平等性不仅存在于能体现劳资关系的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于整个社会中；2.金融部门越来越专注于投机性和风险性活动；3.出现了一系列的大资产泡沫。这些方面在促进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为最终的体制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大卫·科茨，2009）也就是说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虽然恢复了经济增长，但社会财富开始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同时由贫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也会日益激化最后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在今后10年里，新兴市场和中低收入的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调整和改革本国的经济政策方针，完善本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国内工业，不必特别注重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北欧模式、亚洲模式甚至新加坡模式等纷至沓来，将引发一场资本主义模式的新一轮竞争。
（二）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经济体制调整力度加大
金融危机带来经济的萧条，因此各国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和审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从中吸取教训。如巴西利用政府扶植的开发银行把信贷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门，作为其在危机推动下实行的初步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在国有银行领域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而西方各国都加强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的主导作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大规模的刺激消费和需求的政策，同时为了抑制经济的继续下滑，优先保护大公司和大企业。
以美国为例，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始发国家，大量的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因此，在金融市场上，美国对大型金融机构紧急注资，购买大型银行的股票，同时财政部还公布新的金融救援计划，已修复金融体系，使信贷市场恢复信心。在消费品市场上，美国政府为了加强消费者的信心，刺激投资，实行了免费政策，通过对一定数量的家庭进行减税支持，从而把更多的财富让渡于民，促进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政府支出上，美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出资鼓励消费者支出，降低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尽最大努力改善经济的低迷，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走向多极化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独立承担全球发展责任。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还涉及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竞争。而美国一向喜欢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美国不再被看作是政策或意识形态的唯一标准。
例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最初是在拉美制订并实施的。至于产业政策，30多年来西方在这一领域中所贡献的创新思维甚少。实践中很多的成功模式源于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的声音与思想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一直是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提供国——的声音与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发展议程方面的一项明显的转变。这曾经一贯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实施——实际上往往是强加于后者的一项议程。美国、欧洲和日本将继续充当经济资源与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是，新兴市场正在进入这一领域，并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在用于发展的资源和有关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实践方面，都不仅将成为捐赠国，而且将成为受益者。尽管世界上的很多穷人都生活在其境内，但这些国家就经济、政治和知识而言，已经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了新的尊重。事实上，发展从来就不是富人恩赐给穷人的某种东西，而是由穷人自己实现的。西方大国看来最终正在觉醒，认识到这一真理，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对他们来说还根本没有结束。（《外交》，2011（3/4））
（四）资本主义开始步入资本过剩时代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初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引起的。因为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积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资本家为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利润，他们在使用相对剩余价值榨取手段时，为提高生产效率，缩短自身的个别必要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产力的进步，从而导致社会上的商品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得到增加，而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必然导致商品销售市场的相对缩小，即导致了生产过剩。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实质是由资本过剩带来的。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生产和消费，造成市场上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带动下实体经济发展迅速，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因此总是向利润率高的领域流动，因此这些实体经济可以引来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投资者目的就是“以钱赚钱”。由于大量资本被投入到实体经济中，造成生产过剩，商品大量积压，不能及时收回资本，从而银行资金出现短缺，掀起挤兑风潮，先引发金融危机，资本家从银行贷款越来越难，只好低价出售产品，甚至销毁产品，普遍的经济危机就到来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缓慢地对传统实体经济的投资会由于风险的扩大和利润的缩小作用减少，使得过剩资本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进入资本过剩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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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恩富，杨斌.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J].红旗文稿， 2010（11）.
[3] 沈娟，何泽荣.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J].金融发展研究， 2009（12）.
篇7
Key words： subprime crisis；emerging markets；financial crisis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3-0156-02
0 引言
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浪潮[1]。本文试图对次贷危机与新兴市场金融危机进行对比，以找出其共性所在，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危机防范提出一定的建议。
1 危机表现及其后果的比较分析
1.1 次贷危机 2007年3月13日，新世纪金融宣布破产。当日，道琼斯30股价指数暴跌242.66点，全球股市随之下挫。7月，标普降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评级，相应投资机构爆出巨额亏损。第四季度，花旗与美林的亏损额均达98亿美元，而瑞银亏损高达114亿美元。2008年3月14日，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由于流动性严重恶化，股价重挫45.88%，美联储决定提供应急资金，这是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同时，全球股市剧烈震荡下行。虽然紧急降息和央行联手注资给股市带来了短期反弹，但股市整体已进入下降通道。2007年全年道琼斯600指数比上年下跌0.17%，是继2002年大跌32%后首度收阴。美元指数也进一步走低，由此造成了黄金、原油等各类商品期货价格攀升，特别是能源、贵金属和农产品的商品期货上涨最为显著，引发了全球通胀浪潮。
实体经济方面，07年12月美国失业率增至5.0%，为O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活动指数下降至47.7，为03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同时，欧元区也调低了200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007年的2.2%降为1.8%，这也是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低经济增速。
1.2 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1.2.1 东南亚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都加快了市场化进程，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1996年，美元的升值和美国利率的上调造成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从泰国开始，受美国方面的影响泰国贸易迅速萎缩，泰国国内的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并导致了全国的政治动荡，大量的外资企业宣布退出泰国市场，最终造成泰国股市的崩盘。而就在这时候，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对泰铢进行攻击，泰国政府无计可施，泰铢贬值严重，宣布金融危机爆发。这次金融危机很快就影响到了东南亚其他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股市下跌，大量的金融机构倒闭，东南亚经济衰退。这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很广，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东亚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 [2]。
1.2.2 俄罗斯金融危机 俄罗斯从1992年经济全面转型之后，经济状况一直不理想，深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俄罗斯连续爆发了两次金融危机，分别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到的是俄罗斯的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俄罗斯国债的集体大规模外逃，大约占到了俄罗斯国债总额的1/3，汇率和股市相继受挫，整个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状况几乎呈瘫痪的状态。1998年，8月份，政府对卢布不再控制，决定让其自由浮动，并决定了单方面对内债和一部分外债进行延期偿付，导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1.2.3 阿根廷金融危机 199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形势恶化，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衰退。2001年第四季度，受长期衰退困扰及金融和财政形势恶化的冲击，经济大幅下滑，陷入危机。危机引发了市场恐慌，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政府被迫实行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资金外流等管制措施，引爆了蓄势已久的社会不满情绪，出现严重的政治混乱，国家陷入了以经济持续恶化、社会动荡不安和政治混乱为特征的全面危机。金融系统瘫痪，银行业陷入破产边缘；生产大幅萎缩，经济继13个季度持续衰退后于2002年一季度跌到谷底；失业率上升到25%以上；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危机还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及民众对政治家的信任危机。
1.2.4 越南金融危机 2008年6月5日，胡志明股指从2007年的1170点巨挫至390.08点。CPI连续7个月高于两位数，5月份更是创下13年新高，攀升到25.2%。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居首，达到42.4%。截至5月30日，越南盾兑美元贬值27%，而且几乎每天都会贬值5～7个百分点，这加大了越南当局稳定汇率的难度。楼市方面，河内房价下跌了20%，而胡志明市的跌幅达到50%。即便如此，其住宅价格依然维持在每平20兆越南盾（人民币8500元左右），商务楼则每平40兆越南盾（人民币17000元以上）。
2 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2.1 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深层次的根源，主要有如下方面[3]：
①从宏观上讲，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为这次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在过去的5年中，各国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较低的资金成本压低了美国国内住宅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低了贷款成本，经济繁荣使居民收入大幅上升，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对住宅的强劲需求，抬高了房价。
②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次级抵押贷款产品主要是基于房价的上涨和低利率上的，在房市很火的时候，银行就能够靠此得到非常高的利润还不用害怕风险；但是，如果房市比较低迷，利率上升，这样会无形中增大客户的负担，一旦这种负担超过了其实际能够承受的压力，就会造成违约事件大幅度增加，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
③管理机制的缺陷加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政府把对次级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结果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真实可靠。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危机风险加大。
2.2 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2.2.1 前三次新兴市场危机的共同原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共同的原因如下[2]：①资本账户余额：三次危机爆发的共同标志都是国际游资的突然逆转。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极易滋生泡沫经济，削弱了宏观经济基础。中国和印度能在东南亚危机中幸免于难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管制减少了投机性攻击的可能。②外债/GDP：巨额的外债负担是导致三次金融危机的最明显原因。所有危机国在危机前都有一个快速或持续、且数额巨大的外债形成过程。从债务形成开始到后续阶段，这些资本流入总是包含着高比例的短期债权。这些债务的波动性极强，一旦有风吹草动，债权人就会中止已到期债务或者对未到期债务不再展期，造成债务国的流动性不足，引发危机。③金融自由化程度：金融自由化使得每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越来越多，但也为金融危机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得金融危机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被扩大。另外，作为金融自由化的产物，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同样也使得国际经济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更加脆弱。④金融监管缺位：与外国非制造短期资本进入对应，东盟国家对本国金融也采取放手发展的方式，允许金融机构数目急剧扩张，取消企业的贷款限额，银行体系监管不严，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项目，加之部分国家政治上的腐败，给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又十分脆弱。据统计，在1987年～1997年的10年中，银行贷款逐年增加，而贷款损失准备却在逐年减少。
2.2.2 越南金融危机的成因 2000年以来，越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的主要是输入型通货膨胀造成的，其根源则是内忧外患的双重结果。2008年上半年，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就上涨了38.54%。作为石油输入国的越南无法自主制定能源价格，国际油价的飙升使国内财政承受巨大压力。尽管是世界第二的大米输出国，世界粮价的高速上涨加速了其出口增长，但也带动国内粮价上涨，成为国内CPI居高不下的元凶。同时，越南在2006年加入WTO后，就开始放开资本项目的外资直接投资。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宽到49%。直接投资扩大了越南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流入房地产、股市的组合投资则通过推高资产价格反过来又推高了商品服务价格。从内部而言，越南国内的投资过高，2002-2006年投资占GDP比例依次为33.2%、35.4%、35.5%、35.6%和35.7%；高投资导致其进口增长过快，从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额从2002年的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7%上升到9.6%，而1997年泰国爆发危机时，其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例才6.5%。
另一方面，越南同泰国、俄罗斯和阿根廷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越南盾在资本账户下不能自由兑换；其次，越南外汇储备超出了3个月的警戒线；再次，越南的外债/GDP的比率约为30%，远低于100%的警戒线；最后，越南的贸易伙伴除菲律宾外均有贸易盈余。这使越南金融危机的传染性相对较弱[4]。
3 启示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能力就更为重要。在未来中国金融自由化、金融证券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效监管和谨慎开放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4]：
①慎恰当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把握好金融开放的速度；
②在鼓励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发展的同时，要严格加强监管；
③适当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既要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衰退的大潮中寻求经济增长，又要严密控制高速增长引发的通胀压力；
④谨慎而积极地处置对外金融投资。
参考文献：
[1]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反思.社科纵横. 2009，1.
篇8
0 引言
所谓金融信息化，可以广泛的理解为：在金融领域内广泛应用智能创新的现代信息技术，改变实务物理性空间的金融活动构架，变革为虚拟信息性空间构架，通过金融电子化技术系统提供便捷快速的金融服务与金融信息服务的创新过程。金融信息化是交叉的学科，使计算机领域和金融领域相结合，培养现代金融领域的实用、复合、技术性的信息化精英人才。学生不仅要掌握相关的计算机技术，还要对金融领域的相关专业知识有相当的储备。因此，设计金融信息化专业的课程将是研究解决的问题。如何通过成果为本的教学改革将是本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的重点内容。
1 基于成果为本的教学改革探讨
技术性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培养理论知识够用和实践能力较强，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综合型一线人才的一种教育类型，这种教育类型具有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更具有较强的应用性、综合性、职业性和适应性，因此，构建技术性应用型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过程和方法应有别与研究型本科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构建的构建方法和过程。首先，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设立的课程体系、途径和方法与研究型本科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区别比较明显。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综合型一线人才为目的，学生有够用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具有明显的针对性、职业性。而职业教育和研究型本科高等教育无视学生的理论知识需求和学生的文化基础，无法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以成果为本的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是紧密与企业岗位需求和学生基础需求相结合，确定岗位技能的预期目标、学生学习的预期成果，确定专业课程体系，将课程体系中的课程确定学习成果形式，最后制定学习成果的学习活动和教学内容。这使得课程既能够紧密与实际相结合，又明确教学与课程目标之间的差距，逐渐满足企业用人需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是技术性应用型本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比较理想的过程和方法。
其次，在成果为本课程体系设计的思路上，一方面需要掌握企业对学生的基本知识、职业能力的需求，另一方面要了解学生职业基础知识、职业基础能力情况，两者相结合，确定学生的能力、态度、知识和理念等方面的需求，以此向教育规律进行转化，设计专业的预期成果，根据预期的学习成果构建专业课程体系。
2 以成果为本课程体系设计的基本思路
通过对招聘网站中职业岗位描述分析和职业能力描述分析和专业实地调研，了解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专业技能、团队合作等方面的能力需求，通过学生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状况的调查，掌握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基础理论、职业基础能力目前状况，最后将企业岗位需求和学生基本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确定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态度和理念等方面的学习需求，并以此为依据按照教育规律向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进行转化，设计专业和课程教学的预期学习成果，最后形成以专业预期学习成果为本的专业课程体系。
3 以成果为本的课程体系构建遵循的程序和方法
3.1 企业调研
技术性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以服务企业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的高等教育，构建技术性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课程体系需要进行较为深度的专业调研、岗位需求分析、职业技能分析。构建以预期学习成果为本的课程体系除了需要对企业人才专业和技能进行充分调研外，还需要对学生基础状况进行调研，并进行两个方面的分析和对比。因为，以预期学习成果为本的教学体系是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的高等教育模式。首先，进行企业人才需求的调研，包括行业背景调研、行业人才需求调研、行业企业调研、行业岗位调研、岗位技能调研等。其次进行学生基础状况进行调研，包括学生基础知识调研、学习能力的调研、学习兴趣调研、专业基本知识要求调研、职业基础技能要求调研、职业经历要求调研。通过两个方面的调研，可以较为确定的分析出以预期学习成果为本的教学体系雏形，进而为课程体系构建服务。
3.2 职业能力需求分析
根据岗位履行的职责分工、从业能力要求不同，对岗位的职责、过程、任务、角色等分析其对应岗位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专业技术能力、专业综合素质能力和专业关键能力的要求，并按照相近岗位群进行整理，列出从业岗位对态度、能力、知识、技术需求的频次表。
根据岗位履行的职责分工、从业能力要求不同，对岗位的职责、过程、任务、角色等分析其对应岗位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专业技术能力、专业综合素质能力和专业关键能力的要求，并按照相近岗位群进行整理，列出从业岗位对态度、能力、知识、技术需求的频次表。
3.3 学生学习需求分析
将岗位职业能力需求分析的频次表和基本情况调查表进行对比，分析学生在专业知识、相关能力(学习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和态度三方面的学习要求，作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构建的依据。
4 创建成果为本金融信息化专业知识技能矩阵
金融信息化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兼备计算机技术知识与现代银行业务知识、现代数理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并掌握金融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实现、测试与维护的相关理论、方法和技能，了解银行核心业务处理过程、银行产品的运作流程，清楚掌握金融信息化维护管理流程，熟悉软件开发周期和软件工程等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意识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在金融应用软件开发商、金融信息系统提供商以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的IT部门从事金融信息化系统分析、设计、实现、测试和维护方面的研发和管理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金融信息化专业人才。根据金融信息化专业特点将成果为本的教育理念应用到课程设计中，进而提高教学效果。课程设置的思路为：根据金融信息化相关岗位需求确定专业技能目标;将技能目标，转换为学习目标;根据学习目标列出可考核的课程体系;再将课程体系中的课程根据职业岗位需求确定学习成果形式;根据学习成果设计教学活动方式和教学内容，并制定考核评价体系，经考核明确教学与课程目标之间的差距，为后续教学提供参考，使目标课程与实施教学过程形成了良性的闭环。
5 总结
篇9
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
(一)国际金融中心分类
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地理概念,是国际资金融通业务的集聚地。按照资金供求来源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综合性国际金融中心。综合性中心一般是在地区经济、贸易发展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其业务范围是其作为国内金融中心业务的扩张和延伸。此类中心的资金供求来源具有世界性,功能具有多样性,在由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及保险市场等构成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基础上进行着三类交易:境内资金供给方与境外资金需求方之间的交易、境内资金需求方与境外资金供给方之间的交易以及境外资金供求双方之间的交易(陈彪如,1998)。门类齐全的金融机构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证券经纪、外汇买卖、黄金交割等金融服务。目前能够称得上是综合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有伦敦、纽约和东京。
(2)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应国际资本为逃避管制的需要而产生,通常是政策推动的直接产物。主要为非居民提供境外货币投融资服务,在国际惯例的基础上自成体系进行管理和运营,不受所在国或任何国家的一般金融法规管制,是金融交易的避税天堂和庇护港。世界上主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有新加坡、香港、巴哈马、开曼群岛等。纽约作为综合性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其独立的离岸金融市场,实行内外分离,伦敦的离岸金融业务则与在岸业务融合,但由于它们均不是以离岸业务为主,离岸金融市场只是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故不在离岸金融中心之列。
离岸金融中心无所谓全球性与区域性,而综合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按金融中心业务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二)上海应建立综合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有学者认为上海应建设离岸金融中心(干杏娣,2001),如果我们了解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历程和发展趋势,就会知道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时机已不复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金融城独霸天下;二战前,伦敦、纽约两雄对踞;二战后初期,纽约、伦敦、苏黎世三分天下;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离岸金融中心星罗棋布。从历史轨迹上看,国际金融中心从少数几个城市走向世界各地(游碧蓉,2001)。但从目前来看,未来全球范围的离岸金融中心将由盛转衰,国际金融中心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1)离岸金融中心兴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形成对金融服务和避税的需求因发达国家实施金融管制而无法满足。然而进入21世纪,各国政府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中竞相放松管制,冲击了离岸金融中心存在的基础。(2)为了规避风险而创生的衍生工具又被用于投机活动,基于同样的理由,衍生工具的衍生工具应运而生。而只有那些实力雄厚、设施先进、管理科学、拥有大量金融人才的国际金融中心才具备从事高风险的衍生金融业务的条件,因此金融业务又回流到少数几个综合性国际金融中心。(3)建立在放松管制、优惠税率基础上的离岸金融中心本身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有效监管的缺失使离岸机构与在岸关联机构之间发生大规模的资产负债转移套利行为,流动性风险、外汇风险和信贷膨胀会引发国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其次,监管缺失、保密规则的设立方便了洗钱和金融犯罪。离岸金融中心所在国面临两难选择:执行国际金融监管准则将导致其吸引离岸金融业务的优势不复存在;不执行,则遭受国际社会制裁的风险将大大增加。现有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出路就在于在现有离岸金融业务的基础上扩展成综合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过程需要强大的国内经济实力作支撑,而经济实力的制约恰恰是很多国家当初选择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的原因。
关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上,丁剑平认为离岸金融中心是综合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前期阶段(丁剑平,2002),而潘英丽认为国内金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阶段(潘英丽,2003),黄亚钧认为离岸金融市场要和国内金融市场接轨,从而使国内金融中心转变为具有内外辐射功能的国际金融中心(黄亚钧,1994)。
上海不仅没有机遇也没有必要建成“为了金融而金融”的离岸金融中心,更不必取道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综合性国际金融中心。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有比较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业务体系,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以全球性综合性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而区域性综合性国际金融中心倒是上海在迈向全球性综合性国际金融中心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综合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来看,伦敦、纽约都是如此。
二、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分析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对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进行了研究。陈彪如、连平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条件包括有良好的经济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本地经济较为繁荣、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快、本地金融业和金融市场较为发达、拥有一定规模的中高级金融人才和培养基地、既宽松又严格的政策和法规体系等(陈彪如、连平;1994);潘英丽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其货币必须是国际货币、有充足的资金供给与需求、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合适的时区以及现代化大都市的基础设施与发展水平(潘英丽;2006);Kufman认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要具备强大的经济和高信用等级的银行、自由市场制度和私人企业占主体的市场环境、开放经济、政府的政治独立、稳定的汇率、良好的通讯条件、受过良好教育并且经验丰富的银行家、金融活动的大量集聚、外国银行及银行从业者可以自由进入、强大的法律体系、和平的环境(Kufman;2001)。
结合各位学者的观点,一个综合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良好的经济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条件、金融业发达、资本自由流动、本币国际化、本国经济实力、金融专业人才。上海是否具备上述条件,以下逐一分析。
(一)经济地理位置
上海大位置特点是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以及东西向长江的出口处。对内它是广阔富饶的长江流域以至更大地域的门户,对外它是中国大陆向东最接近太平洋世界贸易要道的城市。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扼长江黄金水道之咽喉,黄浦江两岸则具有天然良港之优势,洋山深水港的兴建使得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0万标准箱,列世界首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提出又为上海对外联系增添了砝码。
时区对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有重要影响,任何时区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数量上以3个为上限(宁越敏,侯学钢;1996)。上海和目前的离岸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同处于东8区,即便是上海定位于建设综合性国际金融中心,在离岸业务的经营上也不可避免地同现有的离岸金融中心存在竞争,从这个角度上讲,上海的时区条件没有优势。
(二)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条件中最主要的是电信通讯设施。金融机构在电信上的巨额花费预示着电信对金融服务机构的战略重要性。电话、网上银行、在线支付的发展也充分显示了金融市场开发、金融交易效率的提高对电信服务的依赖性。3G网络的全面铺开,大大促进了移动通讯业务的发展,提高了信息通讯效率。从交通状况上看,上海已经建成集航空、铁路、公路、海运、地铁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立体交通枢纽,交通十分便利。众所周知的是,上海陆家嘴附近拥有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商务办公楼群。可见,上海的基础设施条件比较优越。
(三)金融业发达
金融业发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集聚;二是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机构的集中有助于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金融机构的合作得以开展,其辅产业得以共享,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效益。金融集聚不仅仅是金融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更本质的是金融活动的空间集聚。而金融市场是金融活动的载体。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由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保险市场组成。上海已经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各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金融业体系。金融机构的数量和门类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2008年我国股票、期货、黄金等市场交易额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0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为9.73万亿元,位居全球第六。全国银行间货币和债券市场成交额110.3万亿元,同比增长54.7%。上海期货交易所2008年成交额28.9万亿元,同比增长24.8%。现货黄金成交8696亿元,现货黄金场内交易额位列全球第一。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人民币外汇远期成交173.68亿美元,人民币外汇掉期成交4402.97亿美元,同比增长39.6%;人民币利率互换成交4121.5亿元,同比增长63.3%①。
上海金融市场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债券市场发育水平较低,重开国债期货尚未实现,再保险市场还处以起步阶段,这些足以说明上海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在现行体制下上海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服务于本地区,没有辐射全国的效应。此外,上海现有金融市场不规范。我国的外汇市场也不是真正的金融性外汇市场,外汇市场交易额十分有限,无法同国际外汇交易中心相提并论。黄金储备增加完全在国内市场完成,黄金市场目前尚是一个不具备定价权的区域性市场,对国际黄金市场金价走势影响非常有限。中国金融市场的资金供需仍然立足于本国。
(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目前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正是人民币区域可自由兑换的尝试。但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维持必须建立在改变我国外汇体制的基础上。货币可自由兑换必须具备充足的国际储备、有弹性的汇率、健全的宏观调控机制等条件。除了充足的国际储备,其他条件尚未满足。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依然很遥远。主要因为国际货币要求一国持续贸易逆差以输出人民币,但贸易逆差意味着本国就业岗位向境外转移,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要实现输出人民币的机制,我国必须继续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大幅度提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改变GDP增长靠出口拉动的局面。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互为条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
(五)经济实力和外向型经济发展
金融业的发展要以工商业活动为基础,并靠其他行业的支撑才能正常运转。200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00670亿元,折合43974.96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3。中国经济的高成长性正在给上海崛起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创造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此外,地区经济是否外向发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至关重要。对外贸易的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借贷、兑换、结算等需求,国际贸易的发展必定带动国际金融的发展,带动金融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长,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持续上升。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5616亿美元,全球排名第3。从地区发展情况来看,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作为长三角龙头城市的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以及其对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开通,使得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上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就使得在上海这个口岸进行的国际贸易有巨大的增长。
虽然我国经济实力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向好,但上海的金融机构仍只局限于为本地服务,城市金融的辐射实力相对较差。
(六)政策、法规
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过程。金融的发展、需要在强化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又要以严格的政策和法规体系规范金融业的行为。比如以优惠税率吸引外资银行同时又在某些情况下限制外资银行业务范围,放松各种金融管制与强化金融监管并举。政府应做好金融运行的守夜人,使金融机构能自由发展,而不是直接介入,保证金融市场的自由度和安全性。以我国证券市场为例,证券市场交易还不够规范。市场有效性程度差,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管制度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都需要我国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打造一个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实现资本自由流动。
培养高级金融人才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条件。但这个条件是后起的,不是基础性条件。金融人才的培养必须置身于市场当中,在我国,金融业发育水平较低,基础金融市场建设尚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金融市场体系都没有完全建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高级金融人才无从培养。金融监管、金融操作方面的确需要人才,但是这些人才的来源却未必一定要本土培养的。
上述6条件中,前3个条件是涉及到上海自身应具备的条件,而后3个条件则是对国家层面上提出的要求。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上海目前并不能满足上述所有条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任重道远,但是上海仍然是全国最有希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而且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个动态过程,只要做到了上述几个方面,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指日可待了。
注释:
①省略/yh/04/200901/t20090123_1733046.htm 中证网2009-01-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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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游碧蓉.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J].亚太经济.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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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丁剑平.香港与人民币汇率的协整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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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彪如,连平.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条件的探索[J].1994,4.
[9]潘英丽.上海:崛起中的国际金融中心[J].西部论丛,2006,11.
篇10
一、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
关于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国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所做的相关研究，在他的专著《全球化的资本：国际货币体系史》（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中对从金币本位制开始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描绘，巴里•埃森格林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通常会与金融危机的发生相伴相生，并具有一种“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旧的国际货币体系通常会终结于一次大的金融危机。这些结论为我们探讨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提供了角。［1］
国内方面，代表性研究如钟伟回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他把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分成五个阶段：(1)1870―1914年间的古典金本位时期；(2)1915―1945年间的前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3)1945―1975年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4)1975年以后以全球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5)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货币区域化和美元化时期。［2］回顾这些历史，钟伟认为：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寻找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形成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货币体系的更替通常是由于原有的本位货币和货币体系已经难于适应最新世界经济的情况和需求，从而导致大规模国际失衡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进而导致新的货币体系的产生。最后的结论是：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史几乎同时也就是百年危机史，旧的货币体系常常因一场大的国际性金融危机而终结，全球各个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防范则常常引来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
在我们看来，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因为在每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下，都有所谓的“中心国家”和“国家”，［3］中心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上的统治地位和主导作用，通常起到引导和稳定整个货币体系的作用，国家则采用盯住中心国家的策略来进行相应制度的安排(包括汇率、储备货币的选择、危机的救助等)，并以中心国发行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在这种安排下中心国和国的关系变化势必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并有可能直接诱发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具体来说，在一个货币体系的早期，中心国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中心国无论在资源和生产力上都处于最高级，因此它此时主要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向国家提供资金，从而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储备货币，并说明国家通过借贷获得资金用来向中心国家购买商品，进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国家的生产能力。随着发展，在货币体系的后期，情况一般会发生逆转，此时中心国的地位开始明显下降，即国家开始实现顺差，中心国家实现逆差，中心国家通过逆差的方式输出货币、获得实物资源，国家则通过输出实物资源的方式获得中心国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中心国霸权地位的逐步下降，［4］随着其对资本输入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心国家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国家对其发行的储备货币价值的信心下降和这种模式的难以为继，储备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带来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同时从历史来看，中心国出现储备货币信心危机通常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只有当中心国出现债务危机时，旧的国际货币体系才会到达终点。即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的体系的诞生，通常是以中心国发生债务危机为标志。另外，旧的体系瓦解和新的体系诞生通常还需要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以替代原有中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综上所述，在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过程中，中心国通常会出现两类金融危机：一个是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具体表现为中心国的货币危机；另外一个就是中心国的债务危机。下面我们来分别分析：
（一）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机制
这类金融危机主要指随着中心国的经济实力和霸权垄断地位的下降，国对其发行货币的信心开始下降，并抛售该种储备货币的行为，通常发生机制如下：中心国国际储备货币供应过大世界各国对储备货币信心下降各国纷纷抛出储备货币，购入黄金或其他货币储备货币的汇率大幅贬值，中心国出现货币危机为维持各国的贸易竞争力，可能出现各国汇率竞相贬值的情况各主要国家出面联合干预，以稳定货币当信心彻底难于扭转，中心国的储备货币地位消失，新的储备货币替代原有储备货币。
根据上面的逻辑推演，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储备货币发行过大会导致储备货币发行国，即中心国家自身出现货币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主要为美国。根据我们的统计，如果将一国货币在一年内贬值15%以上的情形定义为货币危机，从1945年至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共发生了4次货币危机，具体年份为： 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5］我们将1960―2009年间每年美国M2的增长率数据与美国发生货币危机的时间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下图。
根据上图我们发现，美国在经历较高的M2增长年份后，自身随后通常容易发生货币危机，危机发生的时间离美国货币扩张时间会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为1―2年）。如1969年、1971年美国发生货币危机，在此之前两年的美国M2的增长率在1967年为9.16%，1968年为7.9%，这两次货币危机最终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5年美国再次爆发货币危机，而之前的1971年、1972年美国的M2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13.28%，12.92%，1973年、1974年开始回调但仍然维持在5%以上，当1975年M2增长率再次上升到12.65%时候，货币危机马上触发；2002年美国再次发生货币危机，同样的，在此之前是美元M2大幅飙升的时期，2001年美国的M2增长率为10.52%。本次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为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潭而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货币，这使得美元大幅贬值的风险正在不断积聚。
（二）中心国的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
关于中心国的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我们将主要采用“事件研究法”来进行分析，回顾历史上英国发生危机并最终将中心国家过渡给美国的例子来进行论证和总结。下面的历史片段描述主要来自巴里•埃森格林的专著《全球化的资本：国际货币体系史》，相关总结和分析为本文自行归纳和梳理。
中心国的更替，以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和英国中心地位的丧失为例。从1925年回归金本位开始，英格兰银行一直与黄金储备的流失做斗争。这种斗争的一种重要支撑就是这个国家“看不见的盈利”：它包括英国在海外投资的利息和分红；外国游客来英国的旅游收入；海上运输和保险带来的收入；为外国人提供的金融服务带来的收入。然而从1930年开始，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外国工业的竞争，很多国家开始对贸易施加高额的关税，这直接严重打击了世界贸易，从而减少了英国从海上运输和保险所带来的收入。另外由于1930年全世界商业环境的恶化，英国在海外投资的收益和分红也大幅下降。1931年，拉美的债务危机以及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等国对利息转移支付的禁止进一步恶化了英国在投资方面的收益和分红。1929―1931年之间英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6000万英镑，更致命的是，英国“看不见的盈利”减少了1.2亿英镑，是贸易逆差增加额的两倍，这导致英格兰银行保持英镑与黄金的官方兑换比率越来越困难，英镑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1930年下半年，英国的黄金储备流失进一步加剧，这迫使法兰西银行、美国的美联储不得不联合进场对汇率进行干预，以支持英镑保持黄金平价。但即使这样，英镑的汇率还是从4.86（1/4）美元每英镑下跌到了4.85（1/2）美元每英镑。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不断恶化的经常账户正不断抽干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同时也招来了对英镑的投机攻击。按理说，英格兰银行此时仍然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来应对这种情况，那就是提高贴现率，英格兰银行实际上也这么做了，它在1931年7月23日将贴现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一星期后再次提高了1个百分点，希望以此吸引黄金的流入，从而对冲经常账户恶化导致的储备流失。然而，黄金储备却仍然继续流出，因为市场上已经开始认为英格兰银行上调贴现率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过高的利率将进一步提高已经很高的失业率，同时还将削弱在议会中已经不占多数的工党政府所得到的支持。利率上升同时还将提高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到中欧经济停滞影响导致盈利下降的英国银行体系的经营状况。另外，高利率还将提高政府国债的融资成本并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由于政府在一战中累积了大量的“战争负债”，并且其利息支出占到了英国政府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一。利率的上升使得英国政府在1930―1931年期间进一步掉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潭。投机者们认为，如果英国的失业率进一步恶化，财政赤字进一步上升，英格兰银行放弃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变得不可避免，因此，投机者们开始出售英镑。
历史学家认为，尽管英国的失业率维持在20%的高位，如果没有投机者们的攻击，英格兰银行还是可以通过3.5%的贴现率（1931年7月23日的水平）来维持英镑的黄金平价。然而由于德国危机带来市场对欧洲复苏前景的进一步暗淡，市场上对英镑的投机进一步加大，投资者们坚信民选政府无法在面对20%的失业率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利率，因此，对英镑贬值的投机攻击进一步加剧。终于，1931年9月19日，英格兰银行停止了英镑与黄金的可兑换，从而宣布了英国退出金本位制，作为一战前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绝对中心国家，一战后的世界双中心国家之一（和美国），英国退出金本位制宣告了世界金本位制的解体。英镑也在随后的3个月内对黄金的比价贬值了三分之一。这种下降同时摧毁了世界对其他信用货币的信心，各国央行纷纷将其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这种行为进一步压缩了世界货币体系的储备供应。从1932年开始，世界上大约24个国家放弃了原来的金平价水平，并将其货币贬值，从而彻底宣告金本位制成为一种历史。在英镑危机发生之后，1932年开始，英国接着出现债务危机，这彻底标志着英国不再担任世界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角色，其中心国家的角色逐渐被美国所取代。
从英国作为中心国家衰落的历史中，我们总结出一个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中心国家已经从原来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为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入的角色，并且在中后期严重依赖资本账户资金的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的逆差。如英国到后期严重依赖其“看不见的收益”来支撑其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出。(2)原来的中心国家经济实力占世界经济的垄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世界上已经出现潜在的中心国家接任者。我们认为英国出现英镑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统治地位的崛起，它为世界寻找新的中心国家找到了支点，这也加速了世界各国对英镑信心的丧失。(3)中心国家的更替最重要的因素会是世界对中心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信心的下降，直接表现为国家对中心国货币的抛售，从而带来中心国货币大幅贬值的压力。在1929-1933年这段历史中直接表现为“英镑危机”。(4)中心国家发生货币危机还不是该中心国家中心地位彻底终结的标志，其发生债务危机才是其中心地位彻底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另外中心国家更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继任者的出现。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
在英国之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一直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心国家”，下面我们回顾一下美国的历次货币危机和其他类型的金融危机。
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美国成为中心国家后，已经在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发生了多次货币危机。其中的1969年和1971年的货币危机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典型的中心国家霸权垄断地位下降所引致的金融危机范例。从70年代开始，美国也完成了从原来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为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入的角色，并且在后期严重依赖资本账户资金的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的逆差。然而，与英国的更替不同，即使到今天，世界上还一直没有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中心国家，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强的，虽然危机多次发生后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减低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欧元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在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除美元外，世界上其他国家还可以以欧元作为储备资产之一，但从美国和美元的实际影响力上来看，美国仍然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心国家。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是否在不断下降？未来的新的中心国家会是哪个？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是什么？下面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中对各国实际GDP的估计和测算，我们将美国、中国、德国、印度、日本这5个国家以国际元（million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①）为单位的实际GDP除以世界的实际GDP，得到各国从1970―2008年实际GDP在世界GDP中的占比，从而得到表1。
我们发现，在2000年之前，美国一个国家的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20%以上，日本即使在其本国经济最辉煌的80年代，其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比重的峰值（8.7%）也一直远低于美国，从来没有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真正的威胁。然而2000年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迅速崛起似乎正在改变这一趋势，根据上表2008年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实际GDP占世界的比例已经达到17.5%，而美国已经下降到18.6%。不过就此判断中国将在未来替代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国位置还为时尚早。
根据前面对英国例子的分析，我们认为一个中心国家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将是这个中心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同时它的前提条件是新的中心国家替代者正在出现。如果说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增加了这种更替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新的货币体系的更替或者说美国中心国家地位的丧失将是等待美国债务危机的出现。表2为美国国债目前前10个持有者的数据。
根据美国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截止2011年2月底，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数额已经达到了42743亿美元，其中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占美国全部国债的25.79%，这与上一次中心国家更替时新中心国家美国是旧中心国家英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极其相似。我们认为，美国中心地位衰落的标志性事件或许就是美国国债危机的爆发，即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不愿意再持有美国国债。这也就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
三、结 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当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霸权地位开始逐步下降后，随着其对资本输入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心国家的力量会开始不断地削弱，并带来国家对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的下降和这种模式的难以为继，中心国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带来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同时从历史来看，中心国出现储备货币信心危机通常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只有当中心国出现债务危机时，旧的国际货币体系才会到达终点。即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的体系的诞生，通常会是以中心国发生债务危机为标志。另外，旧的体系瓦解和新的体系诞生通常还需要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以替代原有中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中国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的霸权垄断地位不断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还没有发生，究其原因，一个是能够替代美国的中心国家还未真正出现；另一个是美国虽然爆发了次贷危机，新一轮的美元货币危机的发生压力也在增大，但其目前还未出现债务危机的情况，因此中国作为国家和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应重点关注美国国债市场的变化趋势，并及时做好应对措施。
注 释：
①国际元（英语： Geary-Khamis dollar），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相同购买力的假设通货单位。1990年或2000年常用作基准，与其他年份作比较。国际元由罗伊•C•吉尔里于1958年提出，萨利姆•汉纳•哈米斯于1970―1972年发展而成。国际元建基于通货购买力平价与日常用品国际平均价格的双生概念。国际元和国际汇率皆可用作比较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在比较各地生活水平时，国际元比国际汇率更准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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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钟 伟．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和远瞻［J］．国际金融研究，2001(4)．
［3］张 明，覃东海．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资源流动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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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rmen M.Reinhart and Kenneth S.Rogoff,2010:“From Financial Crash to Debt Crisis”［R］.NBER Working Paper No. w15795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 TianpengAbstract: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es have a close linkage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hen the central country's hegemonic dominance begin to decline, the periphery will lose the confidence in the central country's currency and induce the currency crisis in the central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ill be symbolized by the sovereign default in the central country, not the currency crisis.Considering China is still a peripheral country in the monetary system,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U.S. Treasury Bond market and select the correct response.
篇11
一、船舶融资的概念、特点及传统融资方式的缺点
（一）船舶融资的概念、特点
狭义的船舶融资，一般是指船舶经营者、船舶制造者，为造船或购船，对外募集资金；广义的船舶融资，则除了上述意义外，还包括船舶经营者在船舶运营时对外取得融通资金，以及船舶营运终了后，就船舶剩余价值加以回收变现等取得资金之方式 [1]。本文所述船舶融资是指广义的概念。船舶融资业务具有回报期长、投入高、技术性强、波动性大等特点。
（二）传统融资方式的缺点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大多采取对船舶企业、航运企业直接贷款的方式，但银行对于航运和造船的评估体系参照其他固定资产投资，不符合造船业高负债运营的特点，传统的船舶抵押贷款也不便于操作。债券市场融资和股票市场融资，具有程序复杂、花费时间长、竞争对手能轻松获取公司的经营和财务信息、公司将承受被竞争对手收购的风险等缺点，除大型船舶企业外，实用性不强。
二、当前船舶融资的难点[2]
造船属资金密集型行业，可自金融危机以来，交船前付款比例从最高时的80%降至40%，甚至降到20%，造成企业建造期间生产资金缺口较大。加上2011年以来，国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收缩银根，控制银行贷款额度致使不少船厂融资出现困难。
从资金总量数据来看，未来两年是船舶市场资金需求量最高的时期；从资金供给结构来看，目前船舶行业资金供给结构与资金需求结构不匹配，资金基本只流向大型船东或是老牌船东，而中小型企业则普遍难以取得融资。从未来发展来看，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银行对于大型船东的偏好不会改变，金融资源集中的格局短期内也难以转变。因此，在资金总量不足之外，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将同样成为融资难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危机下中国船舶融资新途径
（一）船舶融资租赁
船舶融资租赁是指航运企业向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专业机构融资租入船舶并按期向其交纳租金、最终取得船舶所有权的一种融资行为 [3]。融资租赁具有融资额度较高、融资期限较长、要求抵押品较少、融资速度较快、资金占用较小等优点。
融资租赁公司可以集合不同客户的相同需求，统一与船厂谈判，统一下单，船舶的价格优势非常明显。对他们的客户来说，可省去几个月的市场调研以及和船厂的交涉之苦，造船价格还下降了；对船厂来说，同一船型的单份订单和统一订单的成本价也大为不同，后者可以获得很高的规模效益，如2010年民生金融租赁手持订单共83条船只，总载重吨达310多万吨，合同总金额超过150亿元人民币。
（二）中国船舶产业投资基金
船舶基金在国内是个新鲜事物，但在国外已开展了很多年。“通过中国船舶产业投资基金，我感觉到我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走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生产力发展和优化的道路”。①
中国第一支船舶产业投资基金于2009年12月29日在天津揭牌并投入运营，总规模200亿元。船舶产业投资基金是一支专注于投资船舶资产、航运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领域股权的船舶产业投资及股权投资。船舶基金通过对未来船舶周期不断地滚动操作，提高基金净值，增加投资人回报，壮大基金实力，支持中国船舶和航运产业发展，扶持中国相关船舶配套业发展，促进实现产业整合。
（三）大型船厂为船东提供商业融资 [4]
对于国内实力相对较强的大船厂，多数为上市公司，资产规模雄厚、银行授信充裕，具备了向船东提供商业性融资的可能，而且为船东提供建造期垫资和交船后延付这种商业融资模式，一方面对船舶订单谈判有较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建造过程和交船安排上也可得到船东方的配合，从而帮助船厂稳定“采购—生产—交船”的计划执行性，降低船厂的经营成本。这种中短期的融资，由于没有占用船东在金融机构中的授信和额度资源，独特灵活，受得到船东的青睐。
（四）积极吸引外国银行进入中国船舶融资市场
中国造船业的迅速崛起使船舶融资的需求大增，加上国内银行涉足不深，导致外资银行在中国船舶融资市场有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为了更好地实施船舶融资本土化策略，近年来，挪威银行、法国外贸银行、澳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外资银行纷纷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设立分行，负责相关业务。在国内船舶融资不足的情况下，适当引进外国银行进入中国船舶融资市场是非常值得推陈的，可以及时解决部分船厂船东资金不足的困境。
四、船舶融资新途径的法律分析
（一）船舶融资租赁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简称《合同法》）第237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是融资租赁合同的一种。它是一种船舶买卖与信贷相结合，融资与融物为一体的综合易合同，将两个合同——船舶买卖合同和租船合同、三方当事人——出卖人、出租人（买受人）、租船人结合在一起的以出租人和租船人为主体的独立有名合同 [5]。
在船舶融资租赁交易中，所有权在行使过程中总是处于不完整状态，即船舶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并不是同时集中于一个主体，它存在着分离。同任何租赁一样，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期间，亦是让出船舶占有、使用、收益权的所有权，是仅仅保留船舶处分权，它是随船舶租赁债权实现程度不同而变动的所有权。船舶出租人的所有权是一项受其租赁债权严格限制的权利。根据中国《合同法》第242条“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船舶出租人在租船人破产时享有实体上的一般性取回权，该权利基础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表现为船舶所有权与占有、使用、收益权能的分离，这从立法的角度担保了租金债权的实现，但需注意以下问题：
1.船舶融资租赁的登记。融资租赁登记是公示融资租赁交易关系的方式，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下简称《条例》）中已明确了船舶的相关登记方式，但对船舶融资租赁的登记尚无专门的规定。根据《关于融资租赁船舶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根据《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为融资租赁船舶办理所有权登记和光船租赁登记。”因此，目前在国内，船舶融资租赁的登记暂以光船租赁的模式体现。
在《条例》里，融资租赁未被写入“光船租赁登记”章节，实际操作中，承租人提交融资租赁合同及交接文书申请船舶所有权注销，然后将船舶所有权转移到出租人处。 在办理所有权重新登记的同时合并办理光船租赁登记，以同样的一份融资租赁合同来确定光船租赁登记的出租人（新的船舶所有人）和承租人（原船舶所有人，现为船舶经营人）。融资租赁终止日期为光船租赁终止日期，也多半是国籍证书有效期（非老旧运输船舶且融资租赁期限小于五年时）。期满后再次办理所有权注销和转移所有权后的重新登记。因为没有具体条款确定如何办理融资租赁登记，仅凭登记人员的理解，在前后3次所有权登记的形式审查过程中可能出现对登记提交材料难以全面把握造成失误的现象。因此建议将融资租赁实施办法列入《条例》。
2.出租人作为船舶所有人的权益限制。在常规融资租赁中，出租人一般作为出资人，不承担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期间潜在的风险。但在中国的船舶融资租赁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出租人特别注意。
（1）船舶优先权。虽然《合同法》第246条规定，“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但在《海商法》第21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中，相关海事请求人可以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提出海事请求，并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由于《海商法》系属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理，《海商法》中关于船舶优先权的规定优先适用。因此，在船舶的融资租赁中，出租人作为船舶所有人其权利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那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出租人的利益呢？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海商法》第22条规定的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出租人应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要求承租人预先缴纳一定数目的保证金，并约定出租人在发现船舶之上附有优先权时，或船舶优先权人通过海事法院扣押船舶之时，有权从保证金中优先支付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债权，对不足部分仍可向承租人追偿；若保证金留有余额则可冲抵出租人对承租人的租金债权。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租人在船舶优先权人扣船时处于尴尬境地。另外，某些受优先权担保的债权项目（如船员遣返费用的给付请求、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海难救助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等）产生的赔付风险属于船东互保协会承保之列，此时出租人可以通过保险方式解决对受优先权担保的债权人的赔付问题，即出租人作为船东加入船东互保协会，来规避这些赔付风险。入会费用和保险费作为融资风险成本摊入租金之中，由承租人承担。
（2）船舶留置权。《海商法》第25条规定，“船舶留置权，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时，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保证造船费用或者修船费用得以偿还的权利。船舶留置权在造船人、修船人不再占有所造或者所修的船舶时消灭。”船舶融资租赁中，一旦承租人延迟或者拒绝偿付修船费用，则修船人会行驶船舶留置权，直接损害出租人作为船舶所有人的权益。
根据中国《海商法》的规定，修船人行使留置权时，船舶融资租赁中的出租人是无法以船舶所有权人的身份进行抗辩的。此时出租人大致有三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一是向修船人给付修船费用，修船人则将船舶返回给承租人，承租人继续履行融资租赁合同，而出租人再向承租人追偿相关费用，或是以违约为由取回船舶；二是对于修船人留置船舶置若罔闻，任由修船人对船舶进行处理，而直接向承租人要求赔偿；三是以船舶所有权人身份请求修船人直接向其返还拍卖船舶受偿后的余额，对于出租人自身的其余租金损失则作为债权向承租人求偿。出租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选择
（二）船舶产业基金的法律分析
中国船舶产业基金投资主要投资企业股权，该基金也积极参与企业的并购重组。中船产业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从基金的形式乃至业务的模式上，均仿照德国KG船舶基金进行运作。从法律结构上分析，作为KG 基金的发起人，即基金普通合伙人，通常会投入少量的自有资金、发行基金份额来获得有限合伙人的参与，并通过杠杆来获得银行资本的参与，从而共同购入船舶并进而从事租赁业务 [6]。租赁取得的收入在偿还银行贷款后，按照各投资者的投资额来进行分配。同时，KG大都以单项资产或单个项目为投资目的，每一个KG船舶基金只对应一艘船舶，因而属于单船基金。在这种契约中，有限合伙人通常并无参与经营的意愿，仅希望通过投资获得预期利润；而船东则往往是精于经营的人士，希望通过管理获取更大利润。无限股东享有很大权利，承担广泛责任；有限合伙人不得对外代表公司，其清偿责任的上限是认定的股金，每个有限合伙人对该KG项目的损益共享也是基于其在该KG 项目中的股本比例，一般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双方对管理结构的不同需求在有限合伙组织中都能得到切实的满足。
船舶产业投资基金的主体主要有：发起人、投资人、管理人、托管人。发起人可以是投资银行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参与发起人可以是一些大型的船舶企业集团，如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基金投资人主要是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以及拥有较大资本规模的私人投资者 [7]。但依据《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投资者数目不得多于200 人。根据《合伙企业法》可知，发起人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投资人只以其认定的股金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三）外资银行船舶融资法律分析
外资银行在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交船前担保方式包括预付款保函和在建船舶抵押。
1.预付款保函。根据国际通用的造船合同，船厂需安排银行向船东或船东的贷款银行提供预付款保函。该保函性质上是一种第三方保证，保证人是商界信誉最高的银行，其保证责任是：如果船厂未能按照合同按时交付新船，且无故未能退还船东已经支付的预付款，担保银行将向船东或船东的贷款银行支付预付款及相应的利息。若外资银行向中国航运公司贷款在国内造船，一般要求船厂安排中资银行向其直接提供预付款保函，或要求船东将其从船厂银行取得的预付款保函单独或连同造船合同一并转让给它 [8]。
但是谁有权出具该种保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第17条的规定，没有权限的分支机构出具的保函自始无效。如果不慎接受如此“保函”，国外金融机构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虽然根据《担保法》第5条及《担保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国外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过错原则追究该分支机构的责任，并要求其总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法律并未明确由分行设立的支行和支行以下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如何规范这些机构的业务权限。《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13条规定，中资银行总部应当制定其对各分支机构提供对外担保的授权方式及管理办法，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被授权的分支机构应当将其总部的授权方式及管理办法报其所属的外汇管理局备案。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银行还未制定或不愿公开此种规定。
笔者认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第10条的精神，通过其网站和公众容易获得的金融出版物，定期对外公布最新备案的各商业银行的授权方式及管理办法，或者，允许国外金融机构通过中国执业律师向各地外汇管理局查询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的对外担保权限。再者，国家外汇管理局可修改《细则》第13条，规定对外担保的授权方式及管理办法一经备案，即对商业银行和其分支机构具有法律约束力；如商业银行对授权方式及管理办法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文件只在备案后生效。
2.在建船舶抵押程序有法可依却操作性不强。由于船舶制造是高负债产业，中资银行经常并不乐于为其提供预付款保函。一些船舶建造、融资项目因此半途而废。如果船厂不能安排其银行提供预付款保函，国外金融机构又看好整个船舶融资项目，其会考虑接受在建船船舶抵押作为交船前的融资担保，即在建船舶所有权人（船厂或船东）将在建船舶抵押给银行，担保贷款的偿还。《海商法》明确规定了在建船舶的抵押权，但《条例》却没有设定权利实现的程序，即如何对在建船舶进行抵押。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于2003年颁布的《船舶登记工作规程》的第2章第2节第2部分D5）段对在建船舶抵押的程序作了极为简单的规定，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各地海事局因《海商法》与《条例》均未界定何为在建船舶，无序可循而拒绝对在建船舶的抵押进行登记。
唯一的法律定义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实施若干问题说明》的第7条，即“建造中的船舶是指已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建造阶段的船舶”。这条规定始于《67年公约》第4条的第2款。第4条的第1款规定：“缔约国可以规定在建船舶从造船合同签订时起形成、可供抵押。”显然，中国法律选择了较为稳妥的第2款规定。但中国并未吸收《67年公约》第8条对在建船舶所作的扩展定义，即缔约国可以规定在建船舶包括在船厂内还未装备在建船舶的材料，机器和设备。无论是公约还是国内法规均未说明何为“处于相似建造阶段”。 在这一点上，新近颁布的《江苏省建造中船舶抵押融资试点办法》的第10条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参照，可以说是相关立法上的一个突破点：如整体建造，则安放龙骨阶段；如分段建造，则完成工作的评估价值是合同造价的8%以上。当然，在建船舶的定义还需在上位法中得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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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5-0018-02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审议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这是首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明确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定位。“十一五”是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框架体系的关键时期，也是打造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关键时期。《上海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三个集聚”和“三个先行”的总体目标。即加强浦东作为金融核心功能区金融机构的集聚、资金的集聚和金融人才的集聚；将浦东建设成为金融创新、金融标准制定、金融生态环境的先行地区。按照这一规划设想，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集聚与辐射功能将日益增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贡献力度也将越来越大。
一、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战略定位
(一)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生态环境
浦东的经济规模占上海市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90年的1／12上升到2007年的近1／4；浦东的财政浦东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2007年分别超过2.4万元和1.2万元，高于上海市平均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同时，浦东已初步形成了新型产业体系，2007年浦东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达到52.3％。
2007年底浦东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280亿美元。外资企业对浦东经济的贡献率已达70％以上，全国各地企业也有11849家落户浦东。形成了以服务贸易开放为特征的对内对外开放格局。
浦东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设施和社会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社会事业投入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基本建立了与快速城市化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和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浦东金融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为“十一五”期间构建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生态基础。
(二)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建设现状
2007年浦东的金融业占新区总产值的比重为16.9％，这个数字已接近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水平。浦东金融业已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到目前为止，上海浦东已拥有各类金融机构509家，涉及到银行、保险、信托、证券、期货、基金、金融租赁、货币经纪、汽车金融等领域，外资银行的总额占全国的一半以上。金融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金融机构集聚效应基本形成。
(三)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定位内涵
浦东核心功能区在形态上，应类似伦敦金融城，其不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和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的核心，更应建成一个开放性的、面向全球的金融服务中心。
金融业的根本功能作用表现为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基于这一认识，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战略定位应以金融交易为核心，以建立金融产业价值网络体系、建立和强化价格发现机制以及金融创新为重点，通过建立交易、扩大交易、激发交易、推动交易、创新交易、服务交易、将浦东打造成为远东乃至全球的金融资源配置中心。
二、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建设的相关建议
(一)建立并不断完善金融产业(价值链)网络体系
当前，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的金融机构众多，但金融产业的价值链仍不明确。为此，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引进各类金融机构。继续地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信托、金融租赁、货币经纪、汽车金融等金融机构，以及功能性和服务性金融机构，如支付清算、信用评估、会计、法律信息服务，大型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中心、灾难备份中心和呼叫中心、新产品研发中心等后台服务机构等。通过引进和构建各种类型、各个层级的金融产品交易中心和市场，促进交易主体由国内扩展至国际，为金融产业网络的扩张、金融价值链的延伸提供广阔的空间。
2、孵化和培育金融机构与金融人才。浦东新区应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各种激励措施，孵化各种金融企业及与金融相关的企业；充分利用上海高等教育的资源优势筹建各类高等院校、研究所，建立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培育各类高级金融人才。
3、完善配套支持体系。为金融产业链的各环节要素提供各方面的配套服务，研究、制定、争取各项优惠政策与优惠福利，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调。
(二)建立和强化金融交易价格发现机制
1、构建浦东多元化的金融信息体系。大力发展金融咨询产业，通过引进和鼓励设立各类金融网站，金融报纸、金融期刊，建立各类金融资讯服务公司，如金融信息系统开发公司，金融咨询机构，金融风险管理公司等，为全国乃至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交易提供充分、完整、对称、深层次、多角度的信息支持，进而为金融价格发现机制的形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金融服务企业化。围绕金融交易的市场需求，组建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企业，为金融发展提供便利的后援保障，使浦东金融服务企业化、市场化，鼓励建立金融服务专业化公司，完善和转变政府职能，从而实现政府，政策协调与产业引领的作用。
篇13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爆发。这场危机虽然从美国开始爆发，但范围极广席卷全球。首先是与美国经济的紧密联系极为紧密的欧洲、日本被卷入。其次像中国、印度等新兴的经济体国家，也由于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影响。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广泛开始兴起，各国纷纷出台相关的保护措施。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场金融危机具有典型的“蝴蝶效应”，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很快将亚非拉的很多国家都卷入进来。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率先出台保护贸易的措施，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升温，这些保护措施的“跟风”现象和报复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
二、金融危机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速减缓和环境恶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给我经济发展带来了极端影响。从我国的外贸贸易的统计数据来看，从2008年11月份进出口总额出现了自入世以来的首次负增长，此后进出口总额也不断下滑，且下滑的趋势不断加剧。
（二）多国政府提高了对华进口的门槛。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阿根廷增加了自动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和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的名单。与此相应，印度也欲对中国产品设限。如果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也加紧对中国出口品实行贸易壁垒，那么中国出口贸易将遭遇更为严重的冲击。
（三）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焦点。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不断上升，财政赤字严重高涨等现象。美国政府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转而攻击人民币汇率制度，借以转移国内民众对其经济日益低迷的不满情绪。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将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攻击的对象。
（四）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不断增加。进一步增多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出口品也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针对我国出口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不断增多。中国的出口品将遭遇全球的围堵，必将损害“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严重阻碍中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一）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应积极参与该框架下多边贸易谈判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与修订。同时，利用有利的多边贸易规则规避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和贸易摩擦，努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的同时，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二）建立并完善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进口贸易管理机制。我国应努力督促国内企业加快国际认证工作和相应技术标准的实施，进一步将国内有关贸易规则和标准与国际接轨。对破坏我国环境和资源的进口贸易利用强制手段进行限制。通过对涉及安全、卫生和健康的进口制定严格的标准等方式，来规范进口贸易的市场准入制度，从而实现同发达国家在贸易纠纷处理上的平等地位。
（三）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以规避贸易壁垒。很多国际贸易壁垒都是针对我国出口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较低提出的。我国政府应认识到这一问题，积极倡导企业树立对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科技含量。同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加大科技投入和教育扶持，提升基础研究、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加快企业实行自主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增强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创建贸易摩擦预警机制。政府加强对国际市场的监测，建立对出口贸易跟踪机制。帮助企业全面认识和理解各国的技术、环境保护等标准，防止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并在遭遇到反倾销调查时，鼓励企业积极应对，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