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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课题组认为，如果美国经济能在2011年结束疲软的复苏，从2012年开始常态增长，欧元区在2011年能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中国货币政策继续以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那么，可以得出一个谨慎乐观的判断，即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2011年8月，美国债务评级的下调，引发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课题组认为，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将对中国进出口形成冲击，并最终导致净出口负增长。但是，由于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加强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净流入扩大，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在净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仍将增加。今后一段时期在重视对资本流入管制的同时，还需管理好外汇储备资产的使用。
未来CPI或维持在5.4%―4%
课题组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GDP的增速将可能维持在9％―8％的区间内。今明两年CPI可能还将维持在5.4%―4%的较高区间内，通胀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不应为勉强保持过高增速而不断刺激投资扩张，进一步加剧结构失衡；不能放松对通货膨胀的管理；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影响，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课题组提出，要正视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理性看待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次高速以至中速增长的阶段。在通胀压力减缓后，顺应发展态势的改变，着力推进体制变革，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的调整，为未来更高阶段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
篇2
作者简介：饶晓辉（1973- ），男，江西广昌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136-05收稿日期：2011-11-22
本文旨在利用我国季度GDP数据，应用Clements和Krolzig（2003）（以下简称为CK）参数检验方法，对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及经济周期的持续性进行分析。
国外已有众多文献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如Neftic（1984）、Sichel（1993）、McQueen等（1993），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国内学者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既有理论描述，也有实证经验研究（刘树成，2000；刘金全 等，2001；徐大丰 等，2005；陈浪南 等，2007）。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数据样本太小，且忽略了深度、尖度及陡度型的非对称检验。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判断我国经济周期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扩充了样本容量，采用CK方法，在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框架中对三大非对称、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及持续期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一、理论模型
（一）经济周期中深度、陡度及尖度的非对称性
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有很多类型，本文主要关注深度、陡度及尖度型非对称。CK在马尔科夫链参数模型的背景下对3种非对称性重新进行了定义。
定义1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深度对称当且仅当yt分布为非偏态，即E[（yt-μy）3]=0。
定义2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陡度对称当且仅当Δyt分布为非偏态，即E[Δyt3]=0。
定义3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尖度对称当且仅当中间任意区制来回于第1区制和最后区制之间的转移概率相等：pm1=pmM，p1m=pMm， m≠1，M，p1M=pM1。
（二）CK检验
CK利用沃特检验统计量W检验了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假设。下面以MSI（M）AR模型为例介绍CK检验的具体方法。模型结构如下所示
yt=μ（st）+∑pj=1αjyt-j+ut （1）
其中ut|stNID（0，σ2），st∈{1，…，M}是一个具有M状态的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pij具有时间不变性，转移概率pij=pr（st+1=j|st=i）表示从i时刻状态转移到j时刻状态的转换概率，并且不同的概率之间满足正则性约束条件∑Mj=1pij=1，j，j∈{1，…，M}。另外，st还被假设为具有不可退化性：pii
考虑如下假设的W检验
H0：（λ）=0， H1：（λ）≠0 （2）
其中λ=（μ1，…，μM；α1，…，αp，σ2；π），=RnRr是一个秩为r的连续差分函数，秩r=rank（（λ）λ′）≤dimλ。
令λ～、λ^分别表示有约束和无约束条件下λ=（μ1，…，μM；α1，…，αp，σ2；π）的最大似然估计量。沃特检验统计量W依赖于无约束的估计量λ～，W统计量分布近似服从于正态分布，有
T（λ～-λ）dN（0，∑λ～） （3）
函数（λ～）在大样本中也服从正态分布，从而有
T[（λ～）-（λ）]dN（0，（λ）λ′|λ～∑λ～（λ）′λ′|λ′） （4）
如果零假设H0：（λ）=0成立，并且方差协方差矩阵具有不可逆，有
T（λ～）′[（λ）λ′|λ～∑λ～（λ）′λ′|λ′]′（λ～）dχ2（r） （5）
在非深度型零假设条件下，
D（λ）=∑Mm=1ξ-m（μm-μx）3 （6）
其中ξ-m为区制m的遍历概率，μx=∑Mm=1ξ-mμm为x的非条件均值。
非陡度零假设的沃特统计量依赖于
S（λ）=∑M-1i=1∑Mj=i+1（ξ-ipij-ξ-jpji）（μj-μi）3 （7）
最后，非尖度零假设的沃特统计量可表述为
TP（λ）=Φπ （8）
对于非深度和非陡度检验而言，（5）式中的r等于1；对于非尖度检验来说，（5）式中r等于区制的个数。
二、实证结果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样本容量为124。1994年之前的季度数据，我们采用了Abeysinghe等（2004）的研究成果。2007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97年不变价格为基准，对名义GDP进行了调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公报》。为了剔除季节性的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了Census X12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季节性的调整，调整后的实际季度GDP增长率记为yt。
依据深度、陡度及尖度非对称性检验的原理，我们需对yt进行单位根统计检验。由表1结果可知，在5%的统计显著水平下，ADF和PP两种统计检验方法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yt符合检验经济周期三大非对称性检验的要求。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统计量的p值 ADF -3.126398 0.0273 PP -2.914449 0.0466注：单位根检验均为截距项的设定形式；p值为接受原假设的概率。
本文同时考虑了MSI、MSM、MSIH以及MSMH 4种类型的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由于所涉及的数据为季度数据，故每种类型模型的自回归滞后阶数的最大值均设定为4。依据SBC和HQ信息评价标准，MSI、MSM、MSIH以及MSMH模型的最优自回归滞后阶数分别为1、0、2、1。
表2给出了4种相应模型的尖度、深度及陡度非对称性的检验结果。从非尖度的检验结果可知，非尖度零假设条件下卡方分布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9627、0.3338、5.3987、0.8982，接受非尖度零假设的概率分别为0.2655、0.9536、0.1449、0.8259，均大于10%的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不存在尖度型非对称。非深度的检验结果告诉我们，除MSM（3）-AR（0）模型在10%统计显著水平接受零假设之外，MSI（3）-AR（1）、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拒绝零假设的概率分别为0.1819、0.4737和0.9833，均大于10%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不存在深度型非对称，我国经济周期不会出现“高峰低谷”或“高谷低峰”型深度非对称。从非陡度型非对称检验结果可知，零假设条件下MSI（3）-AR（1）、MSM（3）-AR（0）、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中的卡方分布统计量分别等于7.9058、27.8967、3.212和6.865，在10%统计显著水平下均拒绝了零假设，说明我国经济周期存在着显著的陡度型非对称特征，陡度型非对称特征具有稳健性。
依据SBC评价标准，我们选取了MSIH（3）-AR（2）来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波动的其他特征。MSIH（3）-AR（2）模型系数估计结果如表3与表4所示，实际数据与模型拟合数据的曲线图为图1。从图1的拟合结果看，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特征。
从表3自回归滞后系数来看，自回归系数α1、α2的估计值分别为0.6371和0.1676，均在统计显著水平上显著不为零，并且自回归系数之和α1+α2等于0.8047小于1，说明MSIH（3）-AR（2）模型具有稳健性。自回归系数α1=0.6371，说明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率对下一期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影响力度达到63.71%，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持久影响；α2=0.1676，说明滞后2期的经济增长率对当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力度为16.76%，其持续时间要比滞后1期短。
表2非对称性检验的结果模型MSI（3）-AR（1）MSM（3）-AR（0）非尖度 Chi（3）= 3.9627[0.2655] Chi（3）= 0.3338 [0.9536] p_12 = p_32 test： Chi（1）= 0.0530 [0.8180] Chi（1）= 0.0890 [0.7654] p_13 = p_31 test： Chi（1）= 3.9161 [0.0478]** Chi（1）= 0.0003 [0.9851] p_21 = p_23 test： Chi（1）= 0.0210 [0.8848] Chi（1）= 0.1976 [0.6567]非深度 -2.0494 9.6238 Chi（1）= 1.7823 [0.1819] Chi（1）= 3.1765 [0.0747]*** 非陡度 -0.0251 -0.0044 Chi（1）= 7.0958 [0.0077]* Chi（1）= 27.8967 [0.0000]*模型 MSIH（3）-AR（2） MSMH（3）-AR（1） 非尖度 Chi（3）=5.3978[0.1449] Chi（3）= 0.8982 [0.8259] p_12 = p_32 test： Chi（1）= 0.0819 [0.7747] Chi（1）= 0.8355 [0.3607] p_13 = p_31 test： Chi（1）= 4.6336 [0.0314]** Chi（1）= 0.0003 [0.9868] p_21 = p_23 test： Chi（1）= 0.8011 [0.3708] Chi（1） = 0.0628 [0.8021]非深度 -1.9204 0.1714 Chi（1）= 0.5133 [0.4737] Chi（1）= 0.0004 [0.9833]非陡度 0.3754 0.2461 Chi（1）= 3.2120 [0.0731]*** Chi（1）= 6.8650 [0.0088]*注：*、**、***分别表示1%、5%、10%统计显著水平；[]内的数字为卡方检验的p概率统计值。
图1MSIH（3）-AR（2）模型的拟合数据与实际数据
表3三区制MSIH（3）-AR（2）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μ1 -0.6787 0.9261 -0.7328 μ2 1.7514 0.4274 4.0977 μ3 2.8537 0.5625 4.0977 α1 0.6371 0.0835 7.6278 α2 0.1676 0.0748 2.2395
表4不同区制下标准差系数的估计结果
变量σ1σ2σ3 估计值 1.8991 0.75883 1.3009
表4结论显示适度增长阶段的经济波动性最小，其次为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波动性，最大为低速阶段的经济波动性。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适度经济增长阶段是最平稳的。
表5、表6分别给出了转移概率矩阵和区制特征属性。从表5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三区制转移概率分别为p11=0.6729，p22=0.9656，p33=0.9222。特别的，区制1自身持续的概率0.6729大于其转向区制2和3的概率之和0.3252139，意味着经济体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趋势具有一定强度的惰性，因此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刺激经济体由低速增长区制向适度或高速增长区制转移。p13=0.325，说明区制1转移到区制3的概率为32.5%，说明我国经济由低速增长区制跳跃到高速增长区制有着非常大的可能性。当经济体一旦达到高速增长阶段时，其自身持续概率为0.9222，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经济将能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态势。但它也有回复到低速增长阶段（转移概率约为4.95%）和适速增长阶段（转移概率为2.83%）的可能性。当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经济增长有着急速下滑的趋势，政府部门若能及时制定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下降趋势将会逆转，在进一步的刺激下经济增长率将回复到高速增长阶段（p13=0.325）。在三区制自身转移概率中，区制2自身转移概率（0.9656）最高，说明我国经济体处于适度经济增长阶段具有很强的持续性。
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总共124个季度数据中，经济能够被识别出处于低速、适速与高速阶段的时期数分别为13.5、63.6和46.8个季度。在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频率为11.42%，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的10.48%；我国经济处于适度增长区制的频率为40.36%，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的50.81%；而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频率为48.23%，高速增长持续期占了整个周期长度的38.71%。我国经济处于适度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这说明我国政策决策部门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时，经济增长会得到快速回复，但也要预防经济返回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
表5区制转移概率的估计结果
区制 1 区制 2 区制 3 区制 1 0.6729 0.002139 0.3250 区制 2 0.03338 0.9656 0.0009902 区制 3 0.04950 0.02825 0.9222
表6区制的特征属性
观测值的个数 频率 平均持续期 区制1 13.5 0.1142 3.06 区制 2 63.6 0.4036 29.10 区制 3 46.8 0.4823 12.86
MSIH（3）-AR（2）将样本数据划分为如图2和表7中的3个不同的周期阶段。图2给出了不同周期阶段的事后平滑概率和滤波概率。概率值越大，则经济处于相应区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从表7及图2中的第2幅图可知，1980年第4 季度～1981年第3季度、1988年第4季度～198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出现了较长的低速增长阶段，分别为4个季度和5个季度；而1986年第1季度、2008年第4季度～2009年第1季度间我国经济出现较为短暂的低速增长时期，其时间跨度分别为1个季度和2个季度。这与表6中低速阶段的平均持续期为3.06个季度的结果基本一致。低速增长阶段的划分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我国经济保持适速增长的阶段为1979年第1季度～1980年第3季度和1994年第3季度～2008年第3季度，其时间跨度分别为7个季度和56个季度，说明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稳定的适速发展，几乎有一半时间处于适度增长阶段，这也构成了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间力量。适度增长时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事实。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有着强烈的扩张冲动和通货膨胀态势。1993年中央政府开始采取“双紧”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和投资冲动，使我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期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政府政策制定及调整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谨慎性，这使我国经济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适度增长，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第3季度。
表7区制的划分估计结果 区制1 区制2 区制3 1980：4～1981：3 [0.8281] 1979：1～1980：3 [0.9493] 1981：4～1985：4 [0.9743]1986：1～1986：1 [1.0000] 1994：3～2008：3 [0.9846] 1986：2～1988：3 [0.8888]1988：4～1989：4 [0.9871] —— 1990：1～1994：2 [0.9474]2008：4～2009：1 [0.8952] —— 2009：2～2009：4 [0.9683]注：方括号里为区制概率值。
图2MSIH（3）-AR（2）模型的事后概率
表7及图2表明，1981年第4季度～1985年第4季度、1986年第2季度～1988年第3季度、1990年第1季度～1994年第2季度、2009年第2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从持续时间看，最长的持续期18个季度，最短的持续期为3个季度。模型分析的结果与我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比如，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遭遇了强烈的负面外部冲击，经济增长率急剧下滑。这时，我国政府出台了包括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央行百日内5次降息、大规模的税负调整等相机抉择政策，促使我国经济迅速止跌并反弹到高速增长阶段（这与p13所隐含的结论相一致）。自2009年第2季度起，我国经济就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领先世界进入了危机后的复苏阶段。
三、结论
本文运用CK检验方法，对经季节调整后的我国实际GDP增长率的不对称特征及持续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在本文所考虑的4种MS-（V）AR中，MSIH（3）-AR（2）模型的估计结果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数据的非线性结构特征。我国经济周期存在“陡升缓降”型的陡度型非对称，但不存在深度及尖度型非对称。
第二，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之间的转移概率看，我国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高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较大，远大于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适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同时，经济也存在着由高速（或适速）增长状态转向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自身持续概率表明，经济处于适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
上述实证结论对我国宏观经济有着重要的实践和政策涵义。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时，因低速增长阶段具有一定的惰性，所以政策实施就要有一定的力度。经济一旦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由于高速增长阶段具有较高的持续概率，经济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时期。但要注意的是，经济也存在着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的可能。在当前的经济运行背景下，如果经济一旦出现下滑现象，政府政策制定部门若能及时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并加大政策实施力度，经济将很快恢复到高速增长阶段。
参考文献：
陈浪南，刘宏伟.2007.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研究[J].经济研究（4）：43-52.
刘金全，范剑青.2001.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 [J].经济研究（5）：28-37.
刘树成.2000. 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J].中国社会科学（1）： 114-122.
徐大丰，朱平芳，刘弘. 2005.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 [J].财经研究（4）：13-21.
ABEYSINGHE T， GULASEKARAN R.2004. Quarterly real GDP estimates for China and ASEAN4 with a forecast evaluation[J]. Journal of Forecast， 23：431-447.
CLEMENTS M，KROLZIG H.2003.Business cycle asymmetries in the US business cycle[J].Empirical Economics， 27（2）：185-204.
MCQUEEN G， THORLEY S.1993.Asymmetric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1（3）：341-362.
NEFTIC S.1984.Are economic time series asymmetric over the business cycl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2（2）：307-328.
SICHEL D.1993.Business cycle asymmetry： a deeper look[J]. Economic Inquiry， 31（2）：224-236.
（编校：沈育）
Asymmetric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 in China
RAO Xiaohui
篇3
一种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超过六七千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长速度回落，陷入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困境。这些经济体大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借用大量外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义的压力，实行难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增长难以为继。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国家。
另一种是经历了一个更长时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出现回落，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有发展导向的强政府，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11000国际元，增长模式和轨迹与东亚经济体显示的增长规律较为相似。从长期增长框架看，我国已经成功利用了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的潜力；当前经济增长条件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构成经济发展的新困难，经济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应该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
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从需求侧看，以往长时期带动高增长的低成本出口、大规模开发建设、排浪式消费等主要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在供给侧，由于重化工业调整相对较慢，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扩大。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业品价格有所回升，工业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如果去产能到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供给侧也有望调整到位。随着供需两侧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高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四五万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说以往高速增长期主要是数量追赶，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质量追赶。在这一阶段，创新活动比重将有所增大，但大多数还是追赶型的，仍然需要重视向先行者学习，并要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向“上台阶”。与数量追赶相比，质量追赶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纠正资源错配。目前，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依然较大，这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不仅可以使传统行业继续释放出可观的需求，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产率，化解潜在风险。
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既包括发展新兴产业，也包括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同时还表现为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设计、研发、品牌等。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将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全面推动精致生产。
营造创新环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政策条件，使创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流动，聚集到创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创新效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现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垄断行业的投资看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其实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资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应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
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发展从以往的孤岛型转变为网络型，带动大城市之间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为此，应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模仿具有实质性差异。在模仿阶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为指定技术路线、做好规划。在创新阶段，政府职能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预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深化各项改革，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篇4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看来，当转型升级的阶段结束后，经济将有可能进入7% ～ 8%的中高速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但发展的质量会更好，更稳定，更有持续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也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提出，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则表示，经济体量大，增速下行是客观规律、世界规律，经济中高速增长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要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找到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在改革中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对话
嘉宾
“新常态”：经济增速的转轨换段
剧锦文：“新常态”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包括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经济质量的提升两个内涵。早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高，但是经济基数较低，在此基础上增长，增速很快。而今，我国经济的基数和基本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要实现高增速相对困难。
此外，由于过去经济增长为数量型增长，即主要通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拉动的增长。而今，经济发展转变为以质量为基础的增长，需要通过技术进步等要素驱动。因此，当转型升级的阶段结束后，经济将有可能进入7% ～ 8%的中高速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但发展的质量会更好，更有持续性。
牛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增速的转轨换段。以国际经济危机为分水岭，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由原来持续30多年GDP平均增速9.8%，过渡到目前7%到8%的中高速的增长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面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
刘世锦：从大的背景看，我国经济仍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要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找到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可以形容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 “中高速稳定增长期”。
当前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备若干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带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第四，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第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第六，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
经济体量大，经济降速是客观规律
刘世锦：增长速度与结构转换密不可分。回顾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观察到一个规律，即消费增长基本稳定，未出现大的起落；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不是很确定，总体上说影响占比不大；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增长，而高投资很大程度上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
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严重，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由此可知，即随着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也相应结束，增长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
牛犁：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在经济转轨换段的过程中，往往直接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下降幅度接近一半。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处于中高速阶段，有两个基础支持：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差距恰恰是发展的潜力。如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东部地区部分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仍然可以转移到西部去。而日本、韩国等国则只能将产业转出去，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第二，尽管目前人口红利已经到达了峰值和拐点，然而我国的储蓄率仍然高达 48%以上。这在国际上绝无仅有。因此，资本积累对于增长贡献的潜力仍然很大。
所以我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相对高的发展速度，而非直接下落到中速增长。
陈文玲：在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时，经济增速下行，我觉得有四方面原因：
第一，当一个经济体经过经济起飞、高速发展后都会产生回落，美、日、德等国均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体量大，增速下行是客观规律、世界规律，因此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第二，劳动力红利、制度红利、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不可能永远保持在高水平上。目前，经济发展的重心已转变为调整经济结构，同时修复、改善和建设生态环境。在此过程中，经济适度的降速和下行也是为配合结构调整，可说是我们主动为之。
第三，社会治理成本在不断加大。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补民生这一短板。包括投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医保体系以及正在建立的养老体系等。解决一系列的民生和社会问题需要付出成本，这个成本也会导致经济适度的下行。
第四，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外部不确定因素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尽管美国经济复苏、欧洲经济回暖、日本经济脱离20年衰退期，但它们依靠的是高债务、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邻为壑等一系列不考虑全球利益的经济政策。中国受外部影响很大，也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
五方面推进改革，激发中国经济内生动力
剧锦文：首先，还是要强调释放改革红利，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制度改革应当是全方位的，其核心还是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模式的转变，将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技术进步等效率驱动的经济增长。
第三，要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依靠内需的同时，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如建立自由贸易区，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方式。
牛犁：从短期来看，应当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解决经济体制机制中存在的矛盾。总的来说还是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例如减少行政审批、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结构性减税，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而长期来看，最核心的仍然是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即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世界上许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城市产生了新的二元结构，两极分化严重，富人聚集区和贫民窟并存，社会犯罪率升高等问题。未来中国要避免这些问题，改善各种突出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刘世锦：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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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原来以农业为主逐步变成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逐步变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镇。
从这两个结构变化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还处于这个起飞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农业已下降到只占GDP的10%，但是服务业比重还不够。以美国为参照，美国的服务业占到快80%，而中国只有40%，产业结构的变化只走到了一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还正处在起飞阶段，发展速度不会慢也不能慢。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刚刚降到50%以下。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是超过5%的。这就说明，中国还有40%左右的农民需要转移。
要解决农村人口转移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农村的人口必须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城市里面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来吸纳就业。根据经济学中的奥肯定律，每2%的GDP增长能够降低1%的失业率。中国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但是如果加上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这个数字就会很大，这就需要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推动农村人口的转移。
有学者认为，GDP增长过快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针对这个问题，海闻的解释是，中国目前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化和市场进一步分工，使原来隐形的GDP显现了出来。未来如果GDP的增长主要是由服务业发展拉动的话，就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的问题。
海闻认为中国经济会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特有的市场规模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海闻说，早年决定国家比较优势的是技术上占优的产业，然后是资源配置占优的产业。现在，技术可以转让，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是成本。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大，同种产品国内需求也大，同样的研发成本，平均摊到每一件商品中就会很小，所以中国就具有了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只要中国国内的市场规模可以进一步发挥出来，中国就可以延续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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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拉动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速不断走高(1)河南省投资增速走高带动潜在GDP增速走高。1981～1992年河南省从GDP增速10．1%、投资增速18．6%;分别提高到1993～2003年的11．3%、20．3%;又分别提高到2004～2012年的12．7%、30．9%。(2)河南省GDP增速越来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根源在于投资增速比全国越来越高;GDP增速每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需要投资增速高于全国约2．5个百分点。2．全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由高速向中速过渡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曾根据我国1978～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计算得出改革开放30多年潜在经济增长率中线为10%，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的区间内。由于资源紧缺，资源价格成本上升，环境容量接近极限，约束刚性化显现，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人口红利趋弱，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过渡，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十二五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为9%。［4］3．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长率由高速向次高速过渡从河南省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来看，三十多年来不断抬高，比全国越来越高，当前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加速增长阶段，处于加快赶超全国平均水平阶段，所以河南省经济增长率将由12%～14%的高速增长阶段，向10%～12%的次高速增长阶段转换，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为11%，约比全国高出2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2～2011年近10年的平均投资弹性系数2．33计算，河南省的潜在投资增速约为25%，适度投资增长区间约为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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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经济在旧模式、旧方式下高速增长至体量巨大平台上转入了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由于经济体量的扩大，尽管即期增速有所下降，但从增量规模来说，中国每年一定会为世界经济维持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强调关注绝对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忽视增长速度，保持大体量基础上的中高速增长，无疑是新常态的追求目标，不会任由其迅速下滑。
国际经验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高速增长期之后，有一个明显的12～15年的中高速增长期，其间的GDP增速均值在5%～7%之间。而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直接进入长约20年的陷阱期（GDP增速0.8%～2.0%），无法突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值10000美元的关口，即告停滞与下降。
从我国情况来看，1978～2011年为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增速平均为9.96%，这个速度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时的日本和韩国相似。相对较高的高增速，给其后的中高速阶段留足了回旋空间。相比之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其高速期的增速也只有4%～7%。有鉴于此，只要我们能长期保持中高速持续增长的“新常态”，就决不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中国追求的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新常态。结构是多年积累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难度主要不在于不清楚调整的方向或无法出台正确的政策，而在于调整过程或政策执行过程可能面临的巨大压力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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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现状
1.1 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里程逐步增加
近几年，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一直处于高速发展、进步的状态。截止2012年，我国内陆地区的高速铁路的建设里程达到六千八百多千米，在建的高速铁路里程达到一万多千米。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脉络正向着连接各大重要城市的网状化方向发展着。
1.2 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技术逐步提升
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起步时间较晚，但也正是因此，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从其他国家的高速铁路建设中吸取了较多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提高了我们对于高速铁路建设的技术与信心。高速铁路的建设具有高成本以及无法重建的特性，所以，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能够在轨道技术、列车制造技术等方面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经过自我的探讨，逐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1.3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正遭遇瓶颈
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速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开始进入瓶颈期，高速的建设、发展中所潜在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使得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面临着许多挑战。
但是，现阶段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的时期，高速铁路的建设、发展如果不能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相适应，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所以，我国要积极迎接挑战，推进我国高速铁路的进一步发展。
2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2.1 我国高速铁路运行时的噪声问题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列车行驶速度的加快，轮轨的相互作用以及列车与空气的相互作用等都使得高速铁路在运行使用时产生较大的噪声。如果对噪声问题不加以控制，不仅会降低高速铁路列车乘客的舒适度，对于居住在铁路沿线的人们，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下去，会对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损伤。
2.2 我国建设的高速铁路整体性较差
高速铁路的建设需要注重三个方面，即轨道、交通控制以及车组。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在轨道的铺设方面现已达到国际水平，像是高原冻土等环境问题的，也以成功地被我国铁路轨道的建设人员解决了。而且，我国高速铁路的交通控制系统，像是高速铁路中的通信信号、调度指挥、旅客服务等系统也建设地相对完善。但是，在列车的设计制造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的。列车设计制造方面的缺失，使得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缺乏整体性，从而降低了我国高速铁路高效性、经济性以及安全性的发挥。
2.3 高速铁路运行的不稳定性
尽管我国的铁路建设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但是对于高速铁路列车的建设，我们还需要多加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高速铁路系统中的高速铁路列车的复杂的设计与制造是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而对于高速铁路列车运行稳定性的保持是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面临的又一个新的挑战。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列车大都采用动车组的形式，其是利用先进的牵引、制动以及网络控制。对于高速铁路列车来说，其的特殊性在于轮轨接触，而轮轨接触的特征具有强烈的非线性的特征，并且在高速铁路列车运行时，其蠕滑力所导致的阻尼作用会使得列车产生振动，从而使得高速铁路在运行时缺乏可靠的稳定性。
3 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优化方案设计
3.1 提高我国高速铁路系统的科技研发水平
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轨道铺设技术已达到国际水平，但是高速铁路系统中的列车的设计制造技术还是稍有欠缺。所以，要使得我国现阶段的高速铁路建设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我国高速铁路自我科技研发的技术水平，从而降低高速铁路的建设成本。因此，对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相关的科研单位，应尽快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为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3.2 合理设计我国高速铁路系统的运行网络
我国的铁路发展历史较长，其所包含的运行范围也相对较广。所以，在铺设高速铁路轨道时，我们应首先对原有的铁路线路进行考察，对其的高速铁路列车运行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从而避免轨道铺设的重复性，致使资源以及资金的浪费。
特别是，对于我国远距离的高速铁路的建设规划，其不可缺少地就是对于原有线路的实地考察以及可改建性的评估，从而降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成本，加大对我国自主产权的研发与利用。
3.3 增强我国高速铁路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现阶段的高速铁路发展应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将部分现代化的技术，如信息技术、模拟仿真技术等应用到我国的高速铁路的建设中来，以提高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水平。以信息技术为例，高速铁路建设中的信息技术可以将铁路运输体系中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共享，从而提高信息的利用率。同时，信息技术可以促进高速铁路系统中的乘客信息服务业务的开发，使得乘客能够更加了解高速铁路的运行信息，从而在无形中提高高速铁路体系的服务质量，使得高速铁路系统能够吸收更多的客流量，提高高速铁路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高速铁路的经济效益。
4 总结
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其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尽管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时间较晚，但是，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速度却很对，因为，我国能够从其他国家借鉴更多的经验与教训，以提高自身的建设水平。
但是，现阶段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正遭遇瓶颈，因为，早期的高速铁路建设中存在着某些的问题，其现今已成为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的制约因素，限制着我国高速铁路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要针对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发展现状，分析高速铁路系统中的优劣势，在优秀的高速铁路建设技术的基础上，探究制约现阶段高速铁路发展的问题，从而能够提高有效的方案，优化、完善我国的高速铁路系统，使得高速铁路发挥其高效、安全、经济的运行优势，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以及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2012.9.21.
[2]陈泓旭，李焕.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面临的挑战[J].交通企业管理，2010（09）.
[3]张聪.我国高速铁路发展若干问题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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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路运输转型阶段的初长期中体现出来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路规模增长速度高于当时公路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规律二适用于转型阶段的成长期,这个阶段是公路运输高速发展的阶段;规律三适用于转型的成熟期,因为在这个阶段,我国公路运输网络的规模已达到了一定程度,要继续高速发展公路运输,唯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手段;规律四则适用于转型的完善期,因为那时影响公路运输发展的已经不是速度、能力、范围等,而是是否符合那时的生活要求,因此要以提供更为舒适、更为方便的交通条件为目标去发展公路运输;规律五则适用于整个公路运输发展阶段,因为此规律可以作为指导公路运输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内容的理论原则，预计行业加速增长的趋势逐渐结束，行业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对比各道路季度间通行费收入的增长率，2009年一季度到2009年四季度，除受分流影响的道路外，其余道路收入持续加速增长。2010年一季度，部分道路收入增速出现环比回落。对比各季度收入的复合增长率，2009年四季度的复合增长率在6%以内，明显低于2010年一季度的复合增长率。我们认为，2010年一季度收入、盈利增速出现环比回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基数导致2009年四季度增速过高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未来车流量增长的动力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增长。不存在路网分流、道路维修扩建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下，高速公路整体的收入增速与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步。在2008年四季度经济下滑到2010年一季度经济恢复增长的周期中，高速公路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尤为明显。我们认为公路行业加速增长的趋势可能逐渐结束，随着宏观经济增长动量的减弱，公路行业将进入稳定增长期；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为我国公路运输行业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国内发展环境，使行业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困境中得到了缓解和恢复。我国公路运输行业也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为行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3.公路运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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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水平也逐渐居于世界前列。自从我们国家进行了改革开放这项举措，我国的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这样的发展趋势持续了很久，直到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国内经济呈现出了速度缓慢的情况，而且在速度放缓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特点。比如在速度放缓的同时，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在国家经济驱动力的方面也在逐渐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新常态，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状态。
针对于现在的大环境，国家的经济模式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在经济大环境，应该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找到并摸索出一个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做到国家经济能够创新稳步有效率的进行发展。
二、我国经济在增长中的规律
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主要是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了中高速增长。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速度，而且一直增加的都比较稳定。直到21世纪之后，虽然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处在增长的速度之下，但是增加的速度要比以往的速度要低很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的模式逐渐转变成了中高速?l展的模式。这样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专家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们可以把之前的高速增长模式看成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第一阶段，把后来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看成是第二阶段。那么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最开始的第一阶段逐渐变成了第二阶段，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一开始的经济迅猛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模式逐渐处于变缓的状态。这是我们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运行中的一种客观规律，不代表任何问题。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是处于这种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转换期，这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重要关键时期，我们国家必须认清当下的经济发展形势，不能因为经济放缓就强加经济刺激，这样会对经济造成反向作用力，而应该遵循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保证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特点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处在关键的转型阶段，一些经济上出现的特点和以往相比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很快。由于国家在早些年进行了改革开放，调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使经济一直处于高速的发展态势之下，以这样的高速度增长，经济逐渐出现放缓的态势。但是由于近些年一些创新性的思想和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子的出现再一次的刺激了我国放缓的经济模式，使我国的经济又一次出现了速度上的增长。其次，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驱动力因子强。在经济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经济措施，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保证了经济有了新的刺激点，不断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最后，国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只要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进行发展，但是在现在新常态下的经济模式之下，我们开始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倾斜于第三产业的政策。因此，综上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过去的粗放型传统型的经济模式转变成了高效性集约型的经济模式。
四、保持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措施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转变成第二阶段的关键时期。在第一阶段时期，我们国家主要注重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有限，经济已经开始逐渐放缓。所以，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我们国家应该采取创新型改革发展的模式，使国家的经济繁荣富强。
1.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市场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资本市场能够给国家经济提供一定的投资途径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资本市场一直处在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重要。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现在有着一些小问题，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应该重新审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2.科技创新。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保证科技的创新，创新就是要给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国家应该进行积极创新模式改革的措施，保证我国经济中的创新因子，让更多的科学技术能够在经济产业中稳步前进。我们国家现阶段很多产业都做出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是归根到底，很多产业没有自己的技术产权，缺乏一定的技术创新，所以经济仍然是受到技术创新的束缚。所以，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保证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创新改革相结合，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够顺利的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五、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由于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国家在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也逐步加大，比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都要提高很多。国家为了保证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提出了完整的方针政策，使经济发展中新兴产业的发展逐渐占领市场。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发展事业，国家有效的优化产业的结构，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未来发展走向。
2.增加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自从我们国家经济采取改革开放的手段以来，国家一直采取的都是“走出去”的战略，虽然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一直都很高，但是我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却一直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在整个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下，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们国家引进了很多国际经济因子，给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保证了企业在国家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提高了我国经济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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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赖服务、更加依赖消费驱动。2015年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60%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50%，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中国还建成了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超过1.9万公里，占世界60%以上。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2000年增加10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而且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出口产品中高端消费品和投资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增长；分区域看，在31个省份中，有10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5亿人。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7%”，有可能强化经济下滑的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7%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31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明显高于以往，2015年1个百分点的增量，已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6个百分点。
评估中国经济要看到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变化和动态调整的速度比较快，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各变量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一些在经济稳态时用来判断跟踪经济增速的指标和方法的有效性在减弱。仅仅根据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货物运输量、工业产品产量，或者一些根据实物量编制的综合指数来推断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忽略了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新兴部门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
过去，中国经济增速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与GDP的相关度较高，用工业产值或重要工业产品实物量都能较好地测算GDP增速。但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特别是随着钢铁、水泥、发电量等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GDP变化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稳定。比如，发达国家历史上有一个能源消费的“倒U型”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单位GDP能耗会明显上升，随后则会下降。在倒U曲线左侧时用能源消费检验GDP增速会比较有效，而处于倒U曲线的顶部或右侧时，仍沿用过去的历史关系来检验则会失效。因此，简单根据工业增速或者能源消费变化推算GDP增速的做法需要随着增长阶段变化而调整。
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增长也发生了明显分化。一部分与大宗商品运输相关的生产业增长缓慢，比如铁路货运；但客运尤其是航空客运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旅客周转量增长接近15%。信息服务、金融、商务咨询、健康和娱乐等现代或新兴服务行业增长也比较迅速，而且这些行业对固定资产、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属于轻资产行业。如果再简单套用分析工业生产的方法，基于实物量估计增加值，无疑会低估服务业增长对GDP的贡献。
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在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
2016年的世界经济难改“新平庸”表现，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有望阶段性企稳。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有望探底。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将逐步探底。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放缓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的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回落，但仍将明显高于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二是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11.3亿吨，但产量仅为8.04亿吨，同比下降2.3%；煤炭实有产能42亿吨，加上新建扩建的合计总规模约为57亿吨，而消费量仅为39.2亿吨。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8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表明过剩产能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去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科技创新将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宏观政策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资本外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稳定的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位于前列，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基数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继续位居第一。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五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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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方式调结构要以提高生产率为导向。转方式调结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转方式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调结构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升级，关键都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部门向生产率更高部门转移，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和增长点，从而提高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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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跟着“中高速”强调“结构优化”。在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之后，这个“常”要落到增长状态最为关键的结构优化上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质追求在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落到人本主x立场上，就是要使社会成员、老百姓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得到实惠，而且这个实惠可持续。这第二个关键词，显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结构优化谈何容易？市场怎么样发挥决定性的资源配置中优胜劣汰的作用，政府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在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处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