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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全省各族人民盼发展、想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两加一推”主基调、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的深入推进，为缩短贵州与全国发展差距、实现同步小康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全省保险业夯实了加快发展的基础，拓宽了快速发展的空间，提升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全行业紧紧围绕主基调主战略，承担经济社会发展风险保障，积极融通资金参与建设等作用，在助推全省经济社会实现2020年与全国同步小康的同时，努力实现全省保险业发展与全国保险业发展基本同步的目标。
截至2012年底，保险业为全省4100万人次提供1.26万亿元风险保障，为1.66万家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个人财产提供2.49万亿风险保障，为贵州茅台酒厂、粤黔电力、水钢等重点企业和清织高速公路、贵阳客运东站、国酒快线等重点工程提供3528亿元的风险保障，为安顺、水城96个煤矿7600多名井下从业人员提供保险保障。仅2012年，全省保险业累计赔付支出55.3亿元，较上年增长40%。保险保障功能的发挥，有利于助推全省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构建和谐社会。
2010年至2012年，全省保险业主动优化保险产品供给，提升保险保障水平，累计为煤矿和非煤矿山工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逾1102亿元，承担各类安全生产事故赔款支出3.95亿元，有力地支持煤矿和非煤矿工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贵州保险业将遵循“政策引导、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模式，加强对煤矿和非煤矿山、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等高危行业的保险服务，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风险管理优势，做好与国家工伤保险的衔接，为高风险企业提供涵盖意外保障和医疗保障的一揽子财产、责任、意外保险保障，在切实解决高危行业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后顾之忧的同时，逐步建立覆盖广、保障足、重预防的高危行业安全生产风险保障与安全生产相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切实防范化解高危行业风险。
全行业将紧紧围绕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主战略，以“5个100工程”和建设贵安新区为重点，开发更加贴近消费者、贴近市场的保险产品，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满足全省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多元化的保险需要。
服务“三农”普惠民生
贵州省乡村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64%，解决好“三农”问题至关重要。近年来，贵州农业保险发展势头喜人，涵盖到能繁母猪、奶牛、森林、烤烟等多个品种。2012年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31亿元，支付赔款2316.4万元。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区域拓宽至全省范围。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承保111.73万人次，承担风险保障468.41亿元。今年，贵州保监局与省财政、农业、林业等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将全省农业保险补贴品种从原来的能繁母猪、奶牛、森林三个品种扩大到水稻、小麦、玉米、油料作物、马铃薯、糖类作物等10个品种，基本覆盖到全省的主要农作物。
保险业将进一步创新“三农”保险发展思路和模式，扩大能繁母猪、森林、水稻、小麦、玉米等中央财政补贴品种的覆盖面，因地制宜发展烟草、茶叶、中药材、蔬菜等贵州特色农产品保险，研究开发天气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收入保险等新型产品，分散农业生产风险，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推广为契机，大力发展医疗、意外、养老等保险业务，为广大农民提供较为全面的保险保障，重点提升外出务工农民、被征地农民等群体的保障水平；支持保险机构加强农村网点建设，健全“三农”保险服务网络，完善保险服务机制，提高服务水平，为广大农民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
今年1月，《贵州省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印发，从4月1日起正式启动大病保险工作，由商业保险机构承办。目前，贵阳、毕节、黔西南、六盘水及铜仁5个市（州）正在稳步推动大病保险工作，全省1421万人即将参与大病保险试点。截至7月底，已为120名参保居民支付大病保险赔款1164.22万元，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居民大病医疗自付费用进行二次补偿。同时，保险业通过发展企业年金、个人年金、养老、医疗、疾病保险业务，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医疗费用增长对居民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到2012年末保险业共为全省城乡居民养老和健康积累风险准备金300.77亿元。商业保险机构还积极参与“新农合”经办管理服务，为六盘水市钟山区31.98万人（次）参合农民提供医疗费审查及给付服务，基金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大幅提升。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意外险、责任保险发展迅猛，校园方责任险基本实现全省全覆盖。保险业与各地交警部门联合在全省9个市（州）中心城市建成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快速理赔中心，促进中心城区交通畅通。贵州保险业发挥精算、网络、管理优势，在更广层面、更深层次参与全省居民养老、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保险业务，做好校园方、旅行社责任保险工作，协调推进环境污染责任试点，积极发展公共安全、医疗等领域责任保险，积极服务社会管理创新。
引资入黔扩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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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省交通集团”)是一家大型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组建于2000年6月，主营高等级公路的投资、建设、经营以及汽车客货运输和现代物流业，是当前广东省资产规模最大的省属国有企业。目前集团拥有全资和直接控股公司17家，其中上市公司2家(粤高速、南粤物流)。截止2008年底，企业总资产1336.48亿元，净资产369.16亿元，综合实力稳居广东企业50强和中国企业500强。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自组建以来，广东省交通集团致力于国家和广东省规划的高速公路主骨架项目的投资、建设与经营，新建成高速公路共2097公里，累计投资、控股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2875公里，约占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3820公里的75％，充分发挥了高速公路剥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和引导作用，为推动广东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建设和谐广东作出了重要贡献，让高速公路的发展成暴惠及全省人民。该集团所属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东交通实业投资公司、新粤有限公司等企业已成为广东交通建设的主力军和中流砥柱。集团控股的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粤高速)，是全国百强上市企业。汽车客货运输及现代物流业是该集团另一主导产业，现有“粤运快车”、“粤港”、“岐关”、“拱北”、“威盛”等覆盖粤港澳的著名汽车运输品牌，是泛珠江三角洲区域规模和实力屈指可数的重要国有公路运输力量。集团控股的广东南粤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是广东省政府重点扶持的现代流通龙头企业之一，2005年10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同时，该集团还拥有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广东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具有国家公路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大型施工企业；拥有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航运规划设计院和参股的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等具有多项甲级资质的科研设计监理检测企业，多次荣获各种科研、设计和施工奖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近20项，省部级成果40项，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1项，詹天佑土木工程科技奖3项。
广东省交通集团董事长朱小灵表示，在当前全国全省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要求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肩负着特殊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确定的2010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5000公里、2012年达到5500公里的建设目标，广东省交通集团承担的在建和拟建高速公路项目有23个，建设里程合计约1566公里，投资规模达到1646亿元，其中大部分建设项目都属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省交通集团将恪尽职守、尽职尽责把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与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集中优势资源做强做大做优高速公路核心主业不动摇，权利推进高速公路建设，为广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内需应付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做出积极的努力合现实的贡献。
篇3
一、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现世性价值判断，是指以稀缺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的合理性作为标准的判断方法。市场经济与这种对资源配置和财富生产分配的关注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它强调效率和效益，强调合理的市场规则对市场个体的制约，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在人们对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异常关注的现实条件下，离开现世性价值判断，不顾人们日益增长的提高收入、改善经济生活的愿望，对公众提出的任何“清高的”伦理要求，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似的玄谈，对于解决形形的经济伦理问题无能为力。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时，“利”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因素，而是义利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义利矛盾运动中动力源泉的核心。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用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指导原则。
功利主义的萌芽，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并在西方奠基于近代社会前期，最终形成于19世纪。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主导精神是“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尚义精神，具有反功利的倾向，而这一切是与自然经济的运作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威力，是通过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来发挥作用的。这三大法则与规律无不体现着市场经济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客观精神——效益精神。效益精神反映了市场经济求利性本质的根本要求，效益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
功利主义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无疑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时，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为现代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重视人们的行为后果，不仅使道德评价具有比较客观的标准，而且对于人们的务实精神具有促进意义；强调趋利避害，不仅符合现代社会复杂的生活本质，也符合现代人的基本心理趋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与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既有着因共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而产生的共同要求，又有着因所有制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特殊要求。这种特殊的伦理精神主要是：其一，它把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其二，它虽然侧重以行为后果作为评价道德现象的标准，但也兼顾行为动机的评价意义；其三，既反对重义轻利，也反对重利轻义，而主张义利统一，既求效率，更讲公平。
经济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现世性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规范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运行的主体是有着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个人。要保证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离不开完善的法制对企业和个人的规范。法制是建立市场经济的第一种规范，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客观上要求市场活动的主体以及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秩序中进行活动，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没有有序化的市场，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仅有法律的维持是不够的，市场经济还必须有自己的道德基础。经济伦理在这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
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通过交换来实现资源的配置，来实现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交易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方式。交易打破了传统封闭的生活，也在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道德世界。与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道德世界，其核心在于“忠诚”。血缘纽带、宗法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严格的上下级层次结构都要求某种人身依附的“忠诚”。市场经济作为对传统自然经济的历史对立，在经济伦理上所要求的核心在于“信任”，以及由此衍生的平等和自由。所以，它最重要的道德基础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缘于每个人对自己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基础上的责任感，对于社会，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职业职能、创造效益、组织社会结构、稳定社会价值；对于个人，它不能进行个人技能的积累，为社会创造服务与作出贡献。离开了这种责任感，市场经济的活动基础——契约伦理和经济信用就难以为继，分工合作的价值前提也会丧失殆尽，交易成本费用将会大大上升。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大量经济信用失常、权钱交易中的“寻租”等违反市场经济伦理的行为极大地危害着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使得分工合作和规模经营的效益难以实现。另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要求个人和企业坚持平等、自由等经济正义原则，这些经济正义原则构筑了人类分工合作的秩序。因此，强调经济伦理对个人和企业的规范行为对于建立和维系健全的经济秩序大有裨益。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认为，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但同时又承认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其“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既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更是非物质生产即“精神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文动力即精神生产力可以作为第二种动力，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伦理是这种人文动力中一种现实的、强大的力量。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新教伦理的推动，新教伦理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人文动力，其中“天职”观念形成的职业伦理，“蒙恩”观念构成的经济合理主义，“节欲”观念构成的积累精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的人文动力，它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内生的变量。由此我们也可以判定，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契合的伦理道德，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并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经济发展，首先来自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分工和专业化；二是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分工和专业化已成为普遍的现实，人们的积极性或进行投资、创新、经营和创造的经济努力，对于经济增长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人们的经济努力，尤其是涉及长远利益的投资与创新，需要社会激励提供心理与舆论支持。由于人类行为具有寻求合理性依据的偏好，经济伦理的激励就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合乎市场经济需求的经济伦理可以为人们的经济努力提供合理性辩护，使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从事各种创造性的经济活动，它也可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调动人们的热情和信心，推动人们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终极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或替代是必然的，它要求把对于现行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作为其他价值判断的基础，在整体上引导着制度的前进方向。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一些具有根本性价值意义的经济伦理问题的出现，比如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共富的关系等有关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价值判断问题等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使其拥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使其富有人文精神。在这种思考的指导之下，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同时，还要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
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主张人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要把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其他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均不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精神有着双重的道德价值：
一方面，以人为本精神对于市场经济逐利性具有矫正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本质—·逐利性。这种逐利性，既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又是导致人的异化的重要根源。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将人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和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但是又把人推向了对物的依赖中，从而造成了人本主义精神的沉沦。因而，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要求不谋而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为人民谋利益，它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因而在本质上以人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集中反映，又是抵制和抑制市场经济反人本主义精神负面效应的有力武器。这种新的经济伦理精神，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经济行为的最根本和最高的价值标准。
同样，认识终极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还必须考虑经济伦理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意义。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进步需要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将社会发展主要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把经济增长视为目的。其战略目标追求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将经济效率视为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并不令人满意：不仅造成对有限资源的掠夺性浪费，而且无法使人得到整体幸福。对这种模式弊端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虽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决不能顾此失彼。于是，社会发展模式发生向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这种模式以“人”为本，是一种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全新发展观，它要求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这是从哲学高度对人的需要的思考。在他看来，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的对象的一种本质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由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和人们的社会关系本身，又构成需要的主要内容。因此，“需要”体现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及社会实践活动主体这两方面的规定，所以也就是人的本性。需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推动着生产的扩大和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运动和前进。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以人为本的要求体现了人类需要的这种全面性和多层次性。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来看，市场经济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经济形式，与未来的产品经济形式相比，它有一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必然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的利益差异为前提，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具有必然性。然而，它又必然会被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形态——产品经济形态所克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产品经济形态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以人为本要求即终极性的价值要求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是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
篇4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伦理学说，尽管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英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西方伦理学的专利，“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都是贯穿着某种功利主义原则的，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所包含的正确的合理的因素，也可以借鉴使用，只不过各自的功利有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以及阶级内容和表达方式。
一、功利主义的发展
功利主义又为最大幸福主义，《辞海》之“功利主义”的解释为：“主张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行为准则的伦理观点。功利主义，亦译‘功用主义’。”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当时存在的经济状况产物，作为一种伦理学说或者伦理学流派，它根源于人们的生存欲望和趋乐避苦、趋利避害（霍布斯）的感官满足，是将功利当作道德标准，是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观点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他认为人们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提供保障保证个人的幸福生活。功利主义集大成者杰罗米・边沁强调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number，the greatest happiness），即“最大幸福”原则，所关心的是“利益攸关的人们的最大幸福，这种幸福是人类行为（这种情况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是执行政府职权的一个或一批官员的行为）的正确适当的目标，并且是唯一适当并为人们普遍欲求的目标”。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阐述：“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至上的主人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具有其定夺。”快乐和痛苦是决定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标准，那些人应该做的或值得去做的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而那些人不应该去做的，或是不值得去做的是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事情。边沁认为快乐和幸福只有量的大小而没有质的不同，比如在学校获得奖励得到的快乐和朋友聚餐得到的快乐是等价的。针对快乐的计算问题，边沁提出了他的“快乐计算法”，即苦乐价值的大小由以下七个因素决定：快乐强度大小、快乐持久性、确定性的程度、迫近性、继生性、纯度和范围，有人形象地把它比作“道德温度计”。边沁虽然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思想，但他的伦理学体系是粗糙的，对快乐论原则、最大幸福主义等都未做充分论证。因此，他的功利主义学说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和攻击。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修正并发展了边沁的学说，并把它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边沁不同的是，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大小，而且有质的不同，“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要强。”某些种类的快乐内在地比其它种类快乐优越，但其依靠主观经验区别快乐的质和量是有局限性的。密尔认为凡是能够为别人的幸福而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都是功利主义道德观所赞美的。可见，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不仅主张追求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同时也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把牺牲自己的福利而获得的高尚道德看作最高的幸福。
功利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大工业化和产业革命，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的历史时代，新生和保守两种社会力量尖锐对立，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学说为其提供理论知识作为其思想武器，其政治条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和自由主义精神，其文化背景是以社会公正、民主和自由秩序为理想的个人主义道德精神。功利主义“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和“文化背景’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自由辩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武器，这种新的伦理关系突出了利益关系，用利益关系替代了旧的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性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性关系让位于经济利益关系。
针对功利主义是否适合我国现状的伦理观，学术理论界有的采取批判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一种理论引起学者讨论毫无疑问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功利主义是当时存在的社会经济的产物，强调了人的基本需要，是有进步意义的，任何一种理论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处于怎样的地位，绝对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所决定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的扬弃
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其是否适合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我们要确实对其做到扬弃。
（一）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合法取利
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都是以实现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模式，也为功利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关联性。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后果论的经济形态，强调收获、利益，它是围绕利益的生产、分配的经济活动。“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市场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建设方面向美丽中国前进。而功利主义是一种效果论，是一种快乐主义，它直接根源于人们对“后果、效用、收获、事实”的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对快乐、幸福的追求与道德联系起来，有鲜明的利益倾向。
（二）理性追求个人利益关系
自然条件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财产所有权归社会共同体所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人从人伦上下依附关系、家族、血缘的从属关系下解放出来，个人获得了独立支配自己财产和独立自由、自主参加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市场经济是蕴含利己性、为他性、服务性的双重属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个体的一切需要和利益只能通过市场的劳动交换才能实现。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利益而与市场上的其他个体合作，并且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总是谋求实现最小投入――最大产出。市场经济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与此同时，也调动了人们人性深处的欲望，使义利关系常常处于博弈的状态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积极引导人们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将求利与取义有机结合起来。当义利关系平衡时，获利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当“只要有钱可赚，其他一切不管”、“只有损人才能利己”的思想占上风时，就会出现“毒豆芽”、“地沟油”、“注水肉”、“三聚氰胺”、“避孕药养黄鳝”、“毒生姜”等见利忘义的违法行为。当前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惧，促使我们反思：应当怎样理性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义利博弈中要固守和坚持什么样的基本伦理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将义与利统一，认为个体不是仅仅以合法的手段获利就是义，在合法取得的同时，还要合道德，不仅要取之合法，还要取之有道。物质财富的增加为个体道德境界的提高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道德境界的提高反作用于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使人们不陷入当下社会过分的功利和拜金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内容应包含理性原则，墨子的“志功合一”也告诉我们要义利并重、以利进义、以义促利。
（三）功利主义离不开“看得见的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个体自由、平等、独立的基础并遵循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必须规范自己的求利行为，以保证市场的有序化进行，如果主体违规和失范，就会使市场运行偏离轨道，造成市场的混乱。
机会平等的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结果的不平等，我国是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可以有效地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等手段做到合理调控。边沁也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他发现每个人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隐晦地提出市场失灵的观点，因此边沁在相当程度上认可“看得见的手”――政府活动的合理性。
市场有其自由平等性，由“看不见的手”掌控，失灵的时候可以由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但有时政府进入的幅度大容易打消个体的积极性。前段时间针对微信是否要收费引发的争议，涉及3亿多用户，包括4000万海外用户的利益。三大运营商主张收费，理由是微信分流了语音、短信业务，占据信令资源，影响了收入；腾讯方面则强调微信增加了运营商的流量，否认将要收费传闻；而工信部则抛出“有可能收费”的说法。“微信收费”之争的背后是复杂的利益纠葛与博弈。对微信用户来说，运营商已经收取流量费，凭什么重复收费？中国内地电信运营商虽三分天下，但仍处于垄断地位。三家之中以中国移动最为积极，其余两家态度暧昧，这是竞争格局使然。表面上微信收费之争是单纯的市场竞争，面对的是新经济浪潮下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成本分摊的世界性难题，但是在中国国情之下，又涉及垄断与创新、政府与市场等关系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有形之手”企图进行宏观调控，如工信部部长苗圩所言，会考虑运营商的合理要求，但严禁利用垄断地位遏制微信等增值服务，微信不会大幅收费。监管者变成了决策者，竞争中的所有各方都成了被调控的弱者，表面上看垄断似乎被遏制了，但是，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在内的中国电信行业的自由竞争与创新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利益的价值导向的同时，肯定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某些契合点是必要的。功利主义的核心是为人们追求利益和幸福的目的，他强调效果论，要求人们合理追求利义，并增加“最大幸福”的生活要求，我国目前正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将功利原则的合理性和公正原则统一，利与义协调好，使之与我们追求集体主义的主导向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使市场经济公平、合理、高效率地发展，为实现中国梦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 参 考 文 献 ]
[1] .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3]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篇5
二、现场调研
此次设计任务属于公益活动，在没有设计费的情况下，院里却 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了相关设计人员，于2006年的9月10日，对北京市门头沟区南辛房村做了为期三天的调研。
在调研期间我们发现，地理位置上，南辛房村座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域中心区，在镇政府北侧1公里处。该村北行2公里是北京市著名的寺庙潭柘寺，西行2公里是北京市级天门山森林公园，东北行2公里是广慧寺和望都峰景区，正南方紧邻潭柘寺镇，是京城游客通往谭柘寺的必经之处，潭柘寺每年50多万的游人全部从此村路过，南辛房村发展民俗旅游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人文优势。同时南辛房村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庄，村内有明代弘恩寺遗址，古朴的村民住宅旁古老的拴马桩、上马石和村民院内的石碾子、石磨等都向人们诉说该村的历史沧桑。南辛房村历史上建有舍粥棚和茶棚，据说乾隆皇帝到潭柘寺公园进香礼佛路过此村时，多次在此停留喝粥饮茶。南辛房村现有住家789户，1419人，其中纯农业户口为470户，平均每户2.5人，主要经济来源为农副业及运输业，人均年收入5500元，村落地势东高西低，村西侧为新区（中心村），村东为旧区，地形多为山坡地，住宅多为早期砖木结构、砖石结构或者土坯石墙、乱石土坯围墙等，屋面多为当地的页岩片石瓦屋面，木格门窗，因地形复杂，故朝向较为杂乱。
三、南辛房村农宅设计分析和展望
根据调研结果及南辛房村落的现状，得出“环境立镇、文化兴镇、旅游富镇”的设计原则， 把注重环境（自然环境与地形地貌环境）保护，弘扬地区文化与“文化名城、旅游强镇”“旅游富村”紧密结合在一起。分期建设，逐步发展，强调规划的可实施性。本着全面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指导思想。与整个区域的规划协调，坚持统一规划的原则，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将南辛房村的建设融入京西历史文化古村落群的规划之中，将南辛房村的规划融入潭柘寺镇“环境立镇、文化兴镇、旅游富镇”的规划之中。大力发展民俗旅游业，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为新农村建设积累经济基础，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合理布局，节约用地，通过规划将旅游服务区沿路边集中、住宅向村内集中，促进新村适度集聚发展，推进土地的集约利用。充分利用地区的产业资源、自然资源及周边资源，变资源优势为农民致富的条件和途径。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改善村庄整体生产、生活环境；坚持环境整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有效形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格局。合理保护和利用本地资源，尊重当地文化和传统。在新村建设中，尽可能利用所拆旧房的石板屋瓦，充分保留现存栓马桩、石磨、石碾，将可保留的门、窗及其他老建筑上有传统特色的小构建保留、修缮并结合到新村建设中。充分利用南辛房村集体文化优势，传承历史文脉，建设特色农宅，村东现状住宅虽因年久失修，房屋质量差，但不同时期建造的房屋见证了村落的发展历史。房屋就地取材而建成，很好地结合了山坡地形；传统形式的细部处理，如窗格，砖雕，门楼以及块石铺砌的街道景观等等，都可以成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返朴归真追怀自然的良好素材，是京郊农村发展周边旅游的重要资源，这些都可成为现代新农宅设计借鉴的文化因素。根据现状的条件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新建农宅建设不应一味贪求城市化，而应基于农村现状经济水平和农村的生产生活习惯，考虑今后的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
四、南辛房村农宅的方案设计
遵循设计分析得出的设计原则，及我国对“节水、节地、节能、节材”刻不容缓的要求，我们展开了南辛房村农宅的方案设计工作。
1、户型设计
农宅首先考虑自住，在自住的基础上结合民俗旅游等多种使用的灵活性，因此我们在户型设计上采用于多种居住形态：
居住形态一：二层建筑，满足三代同堂自住需求；
居住形态二：二层建筑：首层自住，二层用作子女探亲时的临时用房，旅游季节可作农家乐接待游客住宿，庭院和屋顶平台均可作为游客娱乐活动的场所；
居住形态三：二层建筑：位于街角，首层，二层屋顶及庭院可经营餐厅、小卖部等，二层自住，满足本村和旅游季节民俗餐饮业需求。
2、功能布局设计
功能布局上主要居住用房座北朝南，适合农民居住习惯。各功能用房布局紧凑，有利于采暖和水管的集中使用，功能及季节安排灵活性大。居室、庭院、屋顶平台等各功能用房彼此密切联系。节约用地，严格按照北京市农村宅基地面积指标要求，用地方正，这样可以保证在组团拼接时道路占地少，杜绝土地浪费，充分体现“节地”的要求。
3、造型朴素和谐
设计时我们充分使用当地地方材料，降低建设成本，体现“节材”要求。造型上遵循传统中式建筑特征，手法简洁，突出乡土气息，体现地域文化特征，而且经济易行。
a、墙体为当地产品粉煤灰砖，240厚，100厚聚苯外墙外保温。
b、屋面采用本地石灰石片瓦。
c、基础及勒脚采用本地石灰石砌筑。
d、庭院及室内铺装采用本地石灰石页岩。
4、节能环保措施：
建筑物居室座北朝南，南侧开大窗，二层设玻璃暖阁，冬季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纳入热量，晚间设置厚窗帘利于保温。北侧开小窗，利于夏季通风。
a、首层二层采暖分路控制，冬季居住人口少时可只开启一层，便于“节能
b、建材多采用当地天然石材，降低初始投资，与自然和谐统一，促进节能环保。
c、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在屋顶设置太阳能集热器，解决一年四季热水使用及冬季取暖问题。
d、屋面，庭院设置雨水收集，将雨水收集至庭院中水窖，可用于庭院绿植浇灌和庭院卫生，无需附加设备，充分做到“节水“的要求。
e、经过调研，原村东坡上多为老旧宅院，房屋年久失修，属于第一批修缮或拆除对象。拆除过程中，应尽量回收使用老房的有价值建材，如石板，木窗格，砖雕，木材等，节能和翻新的同时，延续古村的文脉和历史。
五、农宅方案设计成果得到高度认可
2006年底应邀的11家设计院共完成37个农宅设计方案，经专家认真评审选出27个推荐方案，我院为南辛房村设计的农宅获得了各专家的好评，被评为第一名。
2007年1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将入选的27个方案汇编成册，并免费发放到各个村民的手里，请他们提出宝贵意见（右图为积极踊跃的村民）。此活动在京郊农村获得了积极反响，农民纷纷回信反馈了意见，我院的南辛房村农宅设计方案被印刷在第一页。
根据各村民反馈的意见，同时为了更好的了解农民对农宅设计方案的意见、更好的促进设计师对农民意愿的了解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07年7月19日下午在市规划展览馆召开了农民意愿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南辛房村的书记对我们的农宅方案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夸赞我们的设计不久充分的考虑了当地的民俗、民风，而且符合当的发展需要及农民的需求和习惯，当地村民非常喜欢我们给他们设计的房子。
六、细化南辛房村农宅样板间设计
虽然我院设计的南辛房村农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毕竟是停留在图纸阶段，对村民来说，还是比较粗向的，为了给村民比较直观、具体的认识，门头沟区规划局决定在南辛房村盖两种规格的农宅样板间。照理说农宅图样已汇编成册，我们此次的任务也该结束了，但我们为了彻底贯彻2006年中央1号文件的精神，答应了门头沟规划局的要求：免费为南辛房村完成150/180平米两种规格样板间的施工图设计工作。
为了彻底满足当地群众的需求，我们就两种规格的样板间同南辛房村委进行了多次沟通。通过沟通，我们除了对功能、外观的进行了细化之外，技术上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两种规格的样板间在墙体做法上采取了两种绝然不同的做法（见下图）。墙体做
法一采用的是现代复合墙体做法，此做法目前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不仅使建筑有很丰富的外观形式，更为突出的是它有很好的隔热性能，能提高建筑的舒适性及节能上的经济性，美中不足的是初期投入比墙体做法二多一些。墙体做法二是较为常见的贴面砖墙面，比做法一相对简单，但缺少了做法一的舒适及节能的优势。两种做法各有优缺点，在使用的过程中能让当地的村名能有有个比较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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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分配制度原理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运行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与之相适应收入分配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的：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制经济的相互结合，决定了在公有制经济中只能采取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参与创造财富，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应根据其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的大小来参与收益分配，获得相应的报酬。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只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现阶段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因而也是公平的。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家和集体是除了劳动以外的一切生产要素唯一的所有者，因此全体社会成员只能是劳动者而不能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按付出劳动量的多少来决定应该获得的收入的数量。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也存在不平等的一面，由于人的天赋、能力、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担任的工作的难易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采用同一种分配方式同等的对待必然产生新的不平等。
(2)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决定的。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多次指出劳动并非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实的常识告诉我们仅仅有劳动者而没有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参与，是不可能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在生产过程中三者缺一不可。对此马克思曾经论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原材料。”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信息和管理才能等过去不被重视的要素在现代的生产和经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也要求参与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由于“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所以应该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分配，这样有利于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的领域流动，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加快，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价值的认识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多，现代生产中体力劳动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不重视脑力劳动，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论述到：“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
三、当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不仅仅是生产工人的劳动支出的增加，更多的是包括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付出的大量的复杂的脑力劳动。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才能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能否大大加强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劳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提出相应的激励措施。科技工作者作为生产性劳动者，他们自身的劳动创造价值。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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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生产矿井在安全环境许可时，要回收趋于报废立井的保护煤柱，快要报废矿井的井筒保护煤柱和工业场地保护煤柱，要采用正规采煤方法和利用本井筒回收，必须用非正规方法和另建新井筒或增加其他工程才能回收的，要在专门设计中论证。回收井筒保护煤柱，要按井筒与所采煤层的空间关系、地质、水文地质及开采技术条件，采用有效的开采方法和安全措施。
1、立井井筒保护煤柱回收设计步骤
（1）方案设计。包括回收井筒保护煤柱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安全可靠性，回收井筒保护煤柱的各种技术方案，方案的技术、经济评价和方案的选择
（2）初步设计。开采方法的设计。包括采煤方法和顶板管理方法、布置、开采顺序、推进方向、推进速度等；井筒及装备、井筒保护煤柱范围内主要巷道、硐室及地面建（构）筑物所在地表的移动与变形值预计；建（构）筑物、井筒及其装备的加固保护和维修措施。包括采前的加固保护、加固构件的设计说明书和施工图；开采期间及采后的维修措施，加固与维修材料和费用预算。经济效益分析与评价。
2、技术资料和工程图
（1）技术资料。地质及开采技术条件。煤层的层数、层间距、厚度、倾角、埋藏深度、压煤量，煤层与井筒的空间关系，煤层中及其上、下的巷道、硐室分布状况，岩性、断裂构造、岩层含水性、井筒保护煤柱外已开采状况。井筒及装备状况，井深、井壁、井径、罐道、罐道梁、提升设备、井筒内管路、电缆、梯子间、井架（井塔）及井口房的技术特征、安装、布置方式、使用现状及必要的设计说明书。
（2）工程图。井上、下对照图。主要有：地形和煤层底板等高线、地质构造、邻近工作面位置及建（构）筑物平面布置。地质剖面图和钻孔柱状图。要标清地面标高，建（构）筑物位置、煤层的层数、厚度、层间距、埋藏深度、倾角和地质构造等。建（构）筑物的施工图，一般有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主要承重构件的支座联接方式，断面尺寸和配筋，管线接头构造及重要设备基础等。井筒剖面图主要有：井壁结构、围岩性质及含水层分布等；通过井筒及工业场地的地质剖面图；井筒横断面图及井筒装备布置图。
3、变形观测
回收井筒保护煤柱时，要在地面、巷道内实施观测。一是地表及建筑物的移动与变形观测；二是井筒保护煤柱范围内的巷道移动与变形的观测；三是井筒及装备的移动与变形的观测。主要有井筒的水平位移和垂直变形，井壁应力变形，罐道水平间距和垂直变形，罐道梁变形和管道垂直变形等；四是构筑物和重要设备及基础的移动与变形观测。主要有：井架偏斜、天轮中心线水平移动、绞车与电动机大轴及基础移动与变形的观测。
二、斜井井筒保护煤柱回收设计
生产矿井在安全环境许可条件下，要回收即将报废斜井的保护煤柱。要按照斜井井筒与煤层的空间关系，地质及开采技术条件，运用有效开采方法和安全措施并提高回收率。
（1）在斜井井筒位于煤层底板岩层内时，要参照跨巷回采经验回收。
（2）在斜井井筒位于煤层内时，要采用从下到上逐段回采、逐段报废井筒的方法回收。
（3）在斜井井筒置于煤层群的上部煤层内或顶板岩层内时，离井筒的垂距不大于导水裂缝带高度的煤层，要采用条带法或充填法回收；离井筒的垂距不小于导水裂缝带高度的煤层，要采用全部垮落法回收。
（4）在斜井穿过煤层或反斜井时，斜井上方的煤层，要参照跨巷回采经验回收。
（5）回收斜井保护煤柱，要在地面和井筒内实施观测。
三、平铜、石门、大巷及上、下山煤柱回收设计
各生产矿井在安全完好的条件下，要回收快要报废的平硐、石门、大巷和上、下山保护煤柱和护巷煤柱。回收平硐、石门、大巷及上、下山煤柱时，要按它所在位置，实行跨采或巷下采煤，运用从远到近、逐段回收、报废的办法。
四、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工作管理
（1）煤柱留设、压煤开采设计、采动损害鉴定由国家、省级政府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具有资质的技术部门进行。在存在分歧时，上级资质单位应对下级资质单位的设计、鉴定组织专家进行修改、提出最终评审意见。
（2）保护煤柱的留设和变更权限
国有煤矿保护煤柱的留设，由国家、省级煤炭行业主管部门审批；乡镇煤矿保护煤柱的留设，由地市级煤炭行业部门审批；保护煤柱储量按照《生产矿井储量管理规程》的规定处理；经批准后的保护煤柱不可随意变更；城镇及村庄保护煤柱经批准后，煤矿企业要以书面形式把受护范围通知城镇、乡政府及村委会。
在煤矿生产中，可自行留设临时性保护煤柱，但煤矿闭坑前一定回收。各级煤炭管理部门对未及时回收保护煤柱，形成孤立块段，浪费煤炭资源的行为，要按情节轻重，依照《煤炭法》、《煤炭行政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处罚。
参考文献
[1] 杨赞行：谈“三下”采煤的行业管理，河北煤炭，2001.2
[2] 陈俊杰等：断层构造影响下井筒保护煤柱开采研究，煤炭工程，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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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经济理论都有它的假设前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经济人”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特殊形态，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且是生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自身的假设前提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内涵及特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内涵
从主体性角度，利益分为利己和利他。给主体自身带来某种需要的满足即是利己；给他人（包括集体、社会、自然、人类）带来某种需要的满足即是利他。因此，从利益角度人性可分为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利己性是人们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行为动机和本能，它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类群体发展的前提之一。利他性是人们为他人和人类群体谋取利益的一种行为动机和本能，它是人类整体得以共同进步的另一个前提。利己人性与利他人性作为同一个行为主体的两个人性侧面，相辅相成，共处同一个行为主体之中。也就是说，人具有利己利他双重人性。
人虽然具有利己和利他两方面人性，但利己性和利他性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一些学者研究后所说：“至于社会上利己和利他哪种行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地位，那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因为人的利己与利他是一种社会网络中的互动行为，具有交互性的内在机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整体大环境和群体小环境相关联”（程恩富，200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利己利他两方面人性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及其相互关系如何，这里借鉴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现实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周诚，2008），详见表1。
首先，“利己人性”的行为表现有三种类型：一是“利人利己”型行为―通过利人的方式而达到利己的目的，这是最常见、最普遍的类型；但它本身是中性的―既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二是“损人利己”型行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而利己，即“恶”性利己。三是“封闭利己”型行为―与他人无关之利己行为，属于与社会不发生关联的私生活。
其次，“利他人性”的行为表现也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利己利他”型行为―即以利己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利他行为，或者称为“互惠利他”型行为、“表面利他”型行为。此种行为的客观效果是利他，对他人有利，对于整个社会也有利。它与上面所说的“利人利己”型行为，其实是同一类型，只不过是考察的角度不同而已。其二是“舍己利他”型行为―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型行为或称“纯粹利他”型行为。其具体表现是，其利人的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牺牲自己的财力、精力甚至健康、生命，而不图任何回报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回报（如匿名慈善捐款，舍己救人而不事张扬，为正义事业而奉献财力、精力乃至生命等等）。其三是“亲缘利他”型行为，即在家庭成员及亲属之间发生的利他行为。
由上分析可知，“利己人性”的行为表现与“利他人性”的行为表现具有相通性和共同点，即无论是主观利他还是客观利他，都具有“利己利他（人）”（或称“互利互惠”）的行为倾向，说明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是能够并存能够同时兼顾的。
基于利己人性的人性假设就是“经济人”；基于利他人性的人性假设就是“道德人”；兼具“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和融合就是“道德经济人”。准确地说，“道德经济人”就是基于利己利他本性，奉行互利主义行为准则，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支配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人。
“道德经济人”兼顾利己和利他来实现自身目的，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表现最为普遍的经济行为人。根据经济学“实然”的人性假设，“道德经济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人性假设。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 是指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首先，在经济领域中，“道德经济人”的逐利性是激励经济主体的原动力。其次，“道德经济人”是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道德经济人”不仅包括有逐利行为的个人，还包括企业等经济单位，由于它们同样具备“道德经济人”逐利这一基本特征，所以也被概括进“道德经济人”范畴当中。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最终目的是利己，但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利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经济人”（包括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具有一般市场经济中 “经济人”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自利，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注重实现自利的途径即利他来达到目的。首先，“以利己为目的”是人性化的表现，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同时，又尊重了整个经济发展规律，即通过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自利的行为，来实现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经济目标。其次，“通过利他途径实现经济目的”，即个体为他人和整体的公利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价值，实现了这种意义上的“利他”，同时他人和整体又会给他以回报，实现了个体利己的目的，并且整体再把公利通过国家职能造福所有人，实现所有人的利益，如此循环，推动社会进步。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具有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行为选择状态，即双重理性。出自于人的利己行为动机，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行为选择状态下，“道德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始终是利己和利他的统一。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要是指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充分地精明地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和计算。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源自于人的利己本性，从利己动机出发，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理性被称为经济理性（利己理性）。同时，作为社会中的行为人还要从社会性利他动机出发，对自己经济行为的正当性进行理性判断和评价，不能损害他人利益。这里的他人利益泛指除自己利益以外的个别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等。这里的理性是指道德理性，也就是基于利他性道德的理性。这里的正当性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合法，亦即经济行为合乎现实的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违法。另一个是合德，亦即经济行为合乎现代文明的公共道德规则（这里的道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道德，而是人类遵守的公共准则，是指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不能违背它。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行为的互利主义结果：即经济主体行为结果的利己性和利他性。经济主体的行为活动在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下，能够实现行为结果的互利性。首先，他律指“看不见的手”（市场竞争机制）和“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干预和调节）的共同作用。一方面，行为人的市场经济活动服从于“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是牟利动机实现的最终手段，竞争则是市场经济实现的主要途径。竞争需要各种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体现并维持有序竞争的公正、道德和伦理，体现道义、信念和牟利动机的并存。另一方面，“看得见的手”（政府）也对行为人的市场经济活动起到约束作用。政府的手段一般分为两种，或是命令式的，或是非命令式的。前者通过法规、政策等手段去规定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形式，这带有强制性和统一性。后者是政府通过传播信息或运用它掌握的经济资源及手段来创造一种经济环境，对经济行为人的活动给予劝告、推动。其次，自律指经济行为人的利他性道德自律，源自于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人格。
在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主体的求利行为就能够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既利己又利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主体的行为只具有正外部性的效果，能够避免负外部性。这样，个体的正外部性经济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增加，必然会引起作为个体利益之和的社会利益的相应增加。也就是说，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其行为结果具有互利性。这也是“道德经济人”假设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核心命题，也可称为“道德经济人”的灵魂。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可行性
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特殊形式，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经济人”特性。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经济人”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手段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人”行为的逐利性提供了激励市场经济主体的动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动力机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性，能够合理地配置并能够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趋向合理，从而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经济人”思想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相适应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和分配形式实现了多元化，人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人们不仅重视精神需求的满足， 更重视物质利益需求的满足；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和趋利行为，与个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具有一致性，是合理合法的，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而且还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三个特殊性，我们可以分析出在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所具备的主要特征（张伟超、廖鸣，2007）。
（一）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利已行为不会排斥利他行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利己行为不会排斥利他行为。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互惠互利等价值规律决定了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 必须尊重和满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隐含了利己与利他的双重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自利与利他的结合体。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与私有经济不同，它更多地强调为集体或社会谋利益，强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不损害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二）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对经济理性的重视不会排斥道德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对经济理性的重视不会排斥道德理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既存在经济理性，也存在道德理性，在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冲突时强调道德理性。公有经济的基点是寻求集体利益最大化或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制度下，已经取得相对最大化的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同时要公平地分配到每个人（按劳分配），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身上体现了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一致性。
（三）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展开经济行为，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能够引导经济主体更好地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鼓励经济主体有意识地、主动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防范经济主体的自利心膨胀，出现单纯追求私利的伦理危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据1996年及相关年份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新加坡实现了连续33年的经济增长（1961-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3%；中国香港地区实现了连续33年的经济增长（1961-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1%；日本实现了连续12年的经济增长（1961-1973年），年均增长率为9.8%；韩国实现了连续11年的经济增长（1983-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8%。一些学者研究了如此骄人的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原因，结论是，西方理性精神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东亚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而且顺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显然，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从整体上说，已经是东西文化的结合体了，经过改造和创新后的儒家伦理文化，不仅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还能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获得新生（郑爱文、李敏，2006）。“道德经济人”就是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儒家文化信奉“道德人”的价值理念，市场经济一般强调“经济人”特性，二者的有效融合就是“道德经济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影响，每一个生长在中国环境下的经济主体都有意或无意地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主体也是“经济人”，但绝不是“自利经济人”，而是“道德经济人”。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现实意义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现象、问题。因此，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本性的认识 ，总结出符合这种人性的人性假设范式―“道德经济人”，对于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经济人”范式，有助于解决经济活动的动力问题。“道德经济人”范式承认经济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人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追逐经济利益的利己行为的现实必要性和合伦理性，承认了经济利益原则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能有效调动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次，“道德经济人”范式可以使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共同增长，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强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道德经济人”范式不仅承认利益主体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且坚决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只顾自己甚至损人利己的行径，强调在主观目的上，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要考虑与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他所有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行为上，不能依靠损人而利己，要做到互利互惠，共谋发展，通过利他而利己；在客观效果上，要做到“双赢”、“各有所获”，使自我利益、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都得到保护和发展；在实现方式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和结合，不仅要通过“看得见的手” 的国家宏观调控来实现，而且还要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来实现，使公有制得以巩固（马姗伊、王辉，2006）。
再次，“道德经济人”范式为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提供了统一的理论依据，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有利于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缓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经济主体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作贡献，实施利他行为，社会则依据劳动贡献向经济主体分配消费品，实现着对等的双边互利关系。同样，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中，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生产要素，为社会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并承担风险，同时他有权按提供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参与分配，并获得风险收入，也实现着这种对等的利己利他双边关系。
最后，“道德经济人”范式反对两极分化，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道德经济人”范式反对损人而利己，就是要反对剥削，反对两极分化。“道德经济人”范式坚持既利己又利他，让各方面都获得利益，获得发展，其本意即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上，一方面是根据互利主义原则，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从而承认和鼓励能更多更好地利他的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也强调人们不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得坑蒙拐骗，必须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依靠更多更好的利他而致富。在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上，“道德经济人”范式主张通过榜样示范、资金技术扶持、资源共同开发利用等利他或互利方式实现共同富裕（欧阳超，2003）。
参考文献：
1.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J].教学与研究，2003（11）
2.周诚.“双重经济秉性人”论[J].研究，2008（8）
3.张伟超，廖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新探[J].经济师，2007（4）
4.郑爱文，李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之我见[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3）
5.马姗伊，王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范式[J].当代经济研究，2006（9）
6.欧阳超.试论互利主义[J].天府新论，2003（6）
篇9
西方管理理论在我国经济转轨期的应用障碍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
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的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泛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局面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的应用局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
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篇10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从简单再生产开始，以商品资本循环公式为基础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
首先，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时，是从社会总产品地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入手的。从实物构成上看马克思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从而社会生产部门相应地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地部类（Ⅰ）和生产消费资料地部类（Ⅱ），当然两个部类地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更小地生产部门。从价值构成上看，社会产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c、v、m社会总产品按实物构成分为两大部类和按价值构成分为三个部分，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地基本理论的前提。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卖得出去，把全部产品卖掉，收回价值，实现价值补偿。二是要买得进来，通过购买，把已消耗掉地各种物质资料买回来，实现物质补偿。
其次，马克思再生产理论采用总量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进行了本质地分析，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地原理和分析方法对当前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仍然处于转轨时期，结构性问题是制约市场机制运行地直接因素。我国目前地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体现在对投资品供给巨大和由此引起地消费品供给地连动扩大。生产资料地供给和需求要实现均衡，投资的结构要进行较大地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实现。对一些出现过热势头的行业，应压缩投资规模。
最后，在两大部类的增长关系方面，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其基本内容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有即构成将不断提高，这意味着社会总资本中不变资本的比例逐渐增长，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缩小，因而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的更快。从实物形式来看，就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比消费资料的生产要增长的更快。虽然生产资料要优先较快增长，但其增长最终必须依赖消费资料成产的增长。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要科学处理几大产业的关系，合理促成产业的演变和转型。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发展的自我内在张力，以及社会生产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如何有效地利用市场无形之手和国家调控的有形之手，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速度、比例、效率之间的关系；如何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如何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等等问题都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均衡性和协调性。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揭示了产业之间的关联和所存在的比例关系，保持产业之间发展的合理比例，才能充分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效率。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必须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合理干预。
其次，有助于形成我国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结构的指导思想。虽然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关注的是物质生产部门两大部类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两大产业的划分与现代经济中三次产业的划分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无论是对两大产业还是三次产业，都是对国民经济总体产业的研究，都是要加强产业之间发展的协调，促进产业的合理化与运行的高效化。这一理论思想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有助于我们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产业，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同时，在发展现代产业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降低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效率损失，保持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高效。
再次，有助于指导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资本表现出自我扩张的冲动和能力，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表现出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诱惑下不断扩大自身的生产规模。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也是一种扩大再生产，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就是这一扩大再生产发展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和鼓励这一资本内在的扩张动力，可以使我国经济充满活力，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合理指引下，我国经济一定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最后，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步实现管理现代化。企业资金循环、周转速度的快慢，除取决于生产中的物质技术条件外，又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在自然条件和物质技术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经营管理上的差别，企业资金的循环周转速度和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极不相同的。为了从管理中找效益，我们要力求做到：企业根据本身的技术构成情况和市场情况，合理地安排好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商品资金三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协调关系，建立和健全财务、生产、供销等职能机构，使生产设备、原材燃料和劳动力实现最佳的结合，使供、产、销三个环节相互衔接好和配合好；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减少流通环节，从而缩短流通时间；不仅搞产品经营，而且搞资产经营，更有效地提高企业总资金的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篇11
一、主张建立“稳态经济”实现经济的“零增长”：20世纪70、80年代
所谓“稳态”指的是，“创造一种使各个个人都在其中既可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既可同自然和谐一致而又彼此平等交往”的经济模式。”而“稳态经济”（即生态经济）就是指实现经济的“零增长”。 这种经济制度把符合生态原则而不是把利润的大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就是支持这一个观点，力求打破经济不断增长的迷梦，追求经济发展。他们认为这一时期中的人们都是在盲目的追求利润、追求经济的发展，疯狂的开发和摄取自然资源，西德绿党主张——我们根本反对一切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当它由于追求利润而受到刺激之时。这种盲目以至于已经超过了自然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了全球的生态危机，所以他们希望人们能够在这种盲目当中冷静下来，将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主张建立一种以保护自然和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着想为特征的“稳态经济”，实现经济的零增长。这一主张虽有它的可取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南北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由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一味的追求经济的“零增长”只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根本就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它们最根本最基本的权利。而经济的增长是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的唯一途径，一个国家要发展也要依靠经济的增长，所以如果还妄想着在这样贫困的，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国家企图建立零增长的稳态经济，这无异于就是叫他们自杀。实行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也只能是两极分化的日益扩大。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现在资源的短缺，生态的失衡，如果我们要解决这种现状，就需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对现有的企业进行技术上的改造，而要实现技术的进步，就需要经济的增长，然而在这种零增长的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20世纪90年代
高兹明确提出：“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只能意味着停滞、失业和贫富之间的差距的扩大。”九十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也逐渐意识到“零增长”几乎是难以实现，他们转而开始反对“稳态经济”，主张经济的适度和理性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是随着人们的需求的增长而增长，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目的，而不是利润，这种增长必须是适度的、合理的。这种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增长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它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理性需求，是否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当经济增长慢的时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好；当经济增长过快时，也不一定意味着危险，不正常。也即是说，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理性的，为了每个人平等的需求有计划地发展，因此，它与生态环境的要求是相容的。采用这种生态经济模式正是由于生态社会主义者明白是什么造成了全球的生态危机，它的根源是什么，这样有利于社会的更快发展。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必须是适度的、理性的，它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是为了能够达到每一个人的共同利益，为了每一个的均衡发展，同时也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经济增长模式选择的转变，正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逐渐趋于成熟的最好验证，同时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不仅是人类的合理选择，同时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三、结论
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了获得经济的增长是通过大量的投入生产要素来扩大生产规模这种方式实现的。而这种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决定了它必要要依靠较高的成本、消耗大量的生产要素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增长，同时无法保证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质量，经济效益也低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思想。这一思想的转变由最初的“九五”计划到“十五”计划，在十六大以后逐步地完善和丰富。接着十七大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式写入了党的报告。可以说十七大提出的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思想的飞跃。十报告再次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难看出，十对此转变方式的重视，并且明确在报告里指出，“发展是关键，经济建设是中心。”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搞清楚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不能盲目的把经济增长看成是经济发展，增长看中的是量上的增加，而发展不仅要求量，更要求的是质，而且应该要把质摆在首位，把握各种关系的协调。所以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成效是我们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总的看来，尽管其理论尚有诸多问题，但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有许多共通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臧立.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58-63.
篇12
有利于发展同国外跨国公司业务
在发展同国外跨国公司业务方面，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对那些工作条件恶劣、环保意识薄弱、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即使合作成本较低，跨国公司也会弃之不顾。2004年，在福建泉州，一位欧洲采购商在对某大型玩具公司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执行情况的审查时发现，该公司在使用一名童工，于是当即中止了合作，使玩具公司一下丧失了几千万元的出口订单。广东一家企业因没有达到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国外客户停止订单2个月，企业被勒令整顿。这些都给予我国企业深深的启示。
有利于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说：“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赌注押在我们所选择的人身上，因此，我的全部工作便是选择适当的人。”对一流人才的争夺是企业成功的必要因素。“良臣择主而侍，良禽择木而栖”，优秀的人才，往往在工作去向上选择慎重，他们不再仅仅关注薪水、职位、发展机会等，更关心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在开放创新、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企业中，士气才会高涨，员工才能真正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由衷的自豪，全身心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效益自然也随之提高。对于那些经常参与到社会责任事业中的企业来说，它们更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好感，当然也更容易招聘到并留住优秀人才。海尔对消费者的“以用户满意为标准”、“用户永远是对的”、“真诚到永远”，对员工的“人人是人才”、“优秀的产品是优秀的人干出来的”给每个海尔人和向往进入海尔者留下深刻印象。
有利于提升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必须具备独特的竞争资源(核心竞争力)，如创新性、安全性和商业道德等。作为国际社会责任准则的SA8000，无疑将成为企业赢得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资源。经过SA8000认证的产品具有更严格的社会责任方面的道义标准，其产品更具人性化与道义化的特点。2004年中国最具竞争力医药类上市公司十强之一的浙江海正药业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无形中使自己的产品贴上了符合劳工标准的“社会标签”，形成了产品差异化的优势，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有利于改善监管环境
遵守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无疑受到政府机构的信赖，也常常能被国家或当地政府给予更多的自由。在我国，那些诚实经营、遵章守纪的企业往往也能得到政府给予的一些优惠政策，或者能授予一些荣誉(例如，政府向那些符合生产和质量标准的产品给予环境标志产品、国家免检产品、国家出口免验产品等称号)。在美国，国家和州级环境监管部门都有正式的规划，对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健康和安全影响的企业给予认可和奖励。这些企业面临的检查和程序性工作都会减少，在向政府提出申请时甚至能获得一些优惠。美国联邦判决指导方针规定，如果企业能证明它将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并且实行了有效的道德规范计划的话，针对该企业的处罚和罚款就会减少甚至完全没有。这样，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相对宽松的监管力度和政府的政策使企业能得到更好的经营环境，无疑有助于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
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越来越多企业实践和研究成果表明，在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世界上许多知名企业都非常重视社会责任问题，因而才赢得了社会及公众的认同，保持了企业经久不衰的发展态势。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加入WTO，中国经济正式介入经济全球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在中国也逐步开展起来。
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 促使全社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相当一部分企业将社会责任认证视为企业的负担，或通向国际市场的门槛。事实上，社会责任标准认证是责任也是工具，它决不仅是一道门槛，与此相反，它是企业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的门票。它关注的问题正是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社会必须关注并且正在努力改善的问题。因此，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进而提高全社会对其的认知。
加快企业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力
企业只有在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我们要进一步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明晰企业产权，实行政企分离。与此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通过战略性改组，积极支持和发展一批大企业，提高规模效益，从整体上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力。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最大的是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和出口企业。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不断发起反倾销调查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据商务部外贸司统计，2005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51起，涉案金额17．9亿美元，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此外，2005年中国还遭遇国外发起的特保案件7起，涉案金额2．2亿美元，保障措施5起，涉案金额0．9亿美元。从涉案产品看，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机电等中国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其中纺织品贸易摩擦最为突出。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来自企业社会责任和反倾销、技术性壁垒多重压力。面对这种形势，国内出口企业一方面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加快出口商品结构向深加工制成品转变，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从根本上改变出口主要依靠数量增长方式，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加强自律约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切实解决企业在生产条件、生产安全、员 工职业健康和权益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竞争力。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调控 塑造符合社会道德的企业文化
篇13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