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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GDP）207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产业增长较快，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2.6%，新经济动力增势较好。”2016年7月18日下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会，通报了浙江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而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比增幅为6.7%。两相对比，浙江上半年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实现了“半年红”。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撰写的《关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指出。
经济数字密密麻麻，但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钱袋子”有没有鼓起来。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388元，同比增长8.7%，在全国31个省、区、市排名第三，位于上海、北京之后。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跑城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1.88，同比缩小0.01。
省统计局的分析师指出，收入增速环比回升，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工资涨了；受到房价上涨因素影响，房租收入提升了；还有打零工及技术工工资持续增长等，加上新农村建设、五水共治、迎接G20峰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吸纳了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上半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速为10%。
“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服务业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工业回升态势较好，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出口份额继续上升，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公共服务保障有力。”参与调研的省人大财经委相关同志介绍说。
调研报告显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6%。1―5月，事关补齐短板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环保投资增速均高于15%的预期目标。新开工项目投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另一项值得“表扬”的是进出口。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口增长2.6%，增速比一季度回升6.7个百分点，占全国的出口份额升至12.8%。调研报告指出：“外贸质量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和部分机电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型贸易模式对扩大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互联网+”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促使网络零售额迈入4066亿元大关，同比增长了35.4%；省内居民网络消费2183亿元，同比增长28.7%。同时，网络购物也带动了快递业务的快速增长，快递业务量突破24.7亿件，增长65.0%。
未雨绸缪：风险和压力不容忽视
从一季度GDP增速7.2%，到上半年的7.7%，浙江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鼓舞人心。
“不过，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我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调研报告写道。
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新旧动能转换尚不到位引致的经济分化加剧。调研报告直击问题：“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资源和市场加速向新动能增长基础和优势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集中，旧动能经济部分比重较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加速收缩，引致经济分化问题加剧。”
从地区看，得益于信息经济快速发展、人才集聚优势显现等多种因素，一些地区经济表现出色，如杭州市上半年生产总值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1―5月份贡献了全省51.1%的税收增量。与此同时，有的地方传统产业比重偏高，转型升级步伐不快，面临的困难较多，原本综合实力靠前的一些地区，今年以来发展速度较慢。
从行业看，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力、电气机械等六大行业，其新增利润占比达77.4%，而化纤、运输设备等9个行业利润为负增长。
从企业看，上市企业、大型骨干企业，以及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发展态势较好，但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局面仍在延续，1―5月小微企业亏损面达20.6%。调研中，许多企业反映，用工用地成本居高不下，人才引进难、应收账款回笼难、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民间投资增速和比重同比回落幅度较大。调研显示，虽然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回升，但增速仅为4.5%，同比回落4.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为55.6%，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
在调研中，不少企业向省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反映，“信心不足、预期谨慎，投资意愿偏低”。省发改委万家样本企业监测显示，二季度仅15.3%的企业表示未来三个月有投资计划。
同时，一些领域的潜在风险和压力也不容忽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不良贷款余额和关注类贷款余额继续双升。5月末，我省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26.5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0.2个百分点。另外，企业“两链”风险仍然较大，恶意逃废债现象仍然多发，个别地区的信用环境建设有待加强。此外，随着减税减负力度持续加大，“营改增”全面扩围，税收收入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不断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任务仍然较重。
砥砺前行：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
“半年红”虽已过去，却仍将激励着未来更好前行。
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省人大财经委建议，下半年，“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更加重视投资的有效性，更加重视补短板各项措施的落实到位，更加重视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更加重视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互联网的应用，让在线预约平台“火”了，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以特色小镇为引领的大众创业热潮风起云涌，成为我省新旧动力成功切换的典范，为新常态下浙江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
省人大财经委建议，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要着力提升引导新需求和新消费，为新动能发展壮大提供更大空间；重视研究区域、行业、企业加快分化问题，加强分类指导，运用好改革、人才、资金、项目等政策措施，加快解决在培育新动能、推进转型升级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增强中小微企业的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篇2
况且，体力渐衰的中国经济还身背着房地产这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曾因其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和投资聚拢能力而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对GDP的贡献曾一度超过13%。然而细细想来，这种贡献是建立在牺牲资源基础上的、是十分粗放的。对于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房地产“绑架”。从历史节拍上看，房地产似乎更适于“经济加速跑”时期，而不适于也不应适于经济转型和跳出“陷阱”时期。目前来看，房地产所制造的供给远大于其创造的需求。某知名经济学家就认为，房地产供给的“远行”和需求的“滞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最终极有可能使房地产的“蛋糕”以“改革再分配”的方式切割分享。此外，国家也正竭力摆脱“地产型”经济模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后，是鼓励人们选择更为多样的投资产品，不再仅仅把钱投资在地产上；土地制度改革，旨在打破土地供应的垄断，加大土地流转；房产税的改革就更是直指房地产了。地产者也许会陷入“好景不再”的悲凉情绪里，但经济原本就是一场不讲情绪的游戏。
篇3
2011年以来山东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减弱，经济增长新动力快速提升，这一深刻变化决定着今后一个时期山东经济走势。
一、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减弱
工业、投资、消费、出口是山东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2008年以后相继放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受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影响，工业生产先行回调。自2008年开始放缓，年均增速由2002-2007年的17.5%回落到2008-2013年的12.1%，2014年1-11月已降至9.5%。过剩行业产品产量增速回落明显，钢铁由2011年的12.6%回落至2013年的4.6%；水泥由2011年的8.5%回落到2013年的5.3%；平板玻璃由2011年的29.5%回落到2013年的7.5%，化学纤维由2011年17.1%转为2013年的下降6.7%。
受房地产投资回落以及市场信心不足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调力度加大。2002年以来，山东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20%以上的较快增速，2013年降至19.6%，2014年回落明显，1-11月仅增长15.6%。房地产投资大幅回落。2003-2011年年均增速达29.2%，在宏观调控和供求关系变化作用下，2012年放缓至14.6%，2014年1-11月仅增长7.7%。房地产投资回落强化了相关行业的下行压力。
受热点消费需求减弱影响，市场消费稳中缓降。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区间由2005-2011年的15-20%逐步回落到2012-2014年的12-15%，2014年1-11月增长12.6%。部分热点消费需求快速释放后趋于平稳，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速由2011年的23.4%放缓至2013年的13.3%，家电音响器材类商品由2011年的30.6%放缓至2013年的17.5%。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家具、建材类商品销售放缓。2009-2011年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均在33%以上，2013年降至14.1%。建材类商品也由2009年的47.1%逐步回落到2013年的22.5%。
受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影响，出口转向低速增长。加入WTO后，山东出口额在2002-2008年间保持了年均26.3%的高速增长。2009年跌入低谷，之后开始恢复性增长，但由于全球复苏力度不稳，出口增速波动下行，2009-2013年年均增速已回落至7.7%。出口放缓加剧了省内产能过剩问题，减弱了经济拉动作用。2013年山东钢材出口额比2008年下降9.6%，船舶出口额比2008年仅增长1.5%，纺织服装出口额仅比2011年增长6.0%，而橡胶轮胎出口额增速自2012年开始大幅下滑，2013年仅增长5.0%。
二、经济增长新动力快速提升
当前经济运行正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合理、产业更高端方向迈进，经济增长新动力孕育而生。
科技带动能力增强，先进制造业快速增长。2014年前三季度，山东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31.12%，比2011年提高3.81个百分点。装备工业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的趋势加强。2011-2013年装备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2%，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9个百分点，2014年1-11月增长12.1%，快于规模以上工业2.6个百分点。
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动力结构改善。传统产业加快技改步伐，向中高端转型。2013年，山东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额占全部投资比重达31.3%，比2011年提高6.5个百分点。新技术、新产业快速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2.15%，比2011年提高0.29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15.9%，比2011年提高2.6个百分点。服务业贡献率明显提高。2014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8.3%，为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消费带动作用加强。对比于投资和出口增势回调，消费增势相对稳定，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社区消费、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消费形态发展加快。
改革红利释放，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边界，市场主体加速增长，市场活力明显提升，带动了民营经济快速发展。2014年前三季度山东各类市场主体数量增长20.3%，相比于2012年的8.1%、2013年的12.1%，增速明显加快。民营经济投资增长19.6%，快于固定资产投资4.0个百分点。受此利好，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9.3%，快于GDP增速0.6个百分点。
区域空间优化，释放经济增长新潜力。山东的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和西部经济隆起带等四大区域发展定位清晰，产业布局合理，正释放出经济增长新潜力。2013年全省“蓝黄圈带”四大区域分别实现GDP增长10.4%、10.9%、10.0%和10.9%，均高于全省的9.6%，对全省经济拉动作用明显。
三、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2013年山东人均GDP折算为9094美元，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爬坡阶段。因此要优化存量挖掘潜力，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助力经济的平稳增长，实现经济成功转型。
（一）加快重点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切实缓解企业融资瓶颈，化解各类财政金融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稳定投资增长。推进简政放权，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市场活力。
（二）加转转调创进程，优化增长动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供给创新激活市场需求，打响“厚道鲁商”品牌。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推动产业间融合发展。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把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有效产业活动。
篇4
由此，中国当前的粮食安全问题，准确说应该是农业产业的安全问题。对于导致如此局面的原因，决策层、智库、学者存在一定共识，那就是“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
11月12日至13日，“2016（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此次峰会“深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本期封面专题，就聚焦这一主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在题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的致辞中指出，新形势下继续提升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他详细分析了当前的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从“以市场化手段加快去库存”、“以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竞争力”、“以绿色产能的增长接替边际产能的退出”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篇5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或许，他是因为终究没能明白，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篇6
中国为何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牛犁看来，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需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以“住行”为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个性化、多元化、高端化。全球低增长困境弱化外部需求，特别是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原有“大三角”格局打破。二是需求管理政策难以解决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表现在产能严重过剩，经济结构恶化、杠杆率持续攀升等。三是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体制机制则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
“我国经济延续供给侧企稳，需求侧走弱的态势。”牛犁分析，根据最新数据，从供给侧来看，2017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6.9%。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城镇新增就业334万人，增加16万人。用电量、铁路运量有所回升；工业生产出现回升，服务业增长好于预期；国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见顶回落；从需求侧来看，有所改善，总体呈疲软态势。居民实际消费增速放缓，外部需求有所改善。
中国经济的“三大失衡”
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摆脱“萨默斯魔咒”的迹象，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三低状态”正在打破。从重要经济体的情况来看，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有序退出，自动减支的影响将会逐步减弱，经济将延续温和复苏态势；欧洲已走出通货紧缩，宽松政策、低油价等推动欧元区经济温和回升；日本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产业空心化、老龄少子化、收入分配等长期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仍难以摆脱停滞状态；俄罗斯、巴西有望摆脱衰退状态，使得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将加快。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好转，主要发达国家的先行指数有所回升。当然，英国脱欧谈判、特朗普上台等重大事件，使得反全球化逆风飞扬，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中东、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加大。
如此背景下，牛犁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现积极成效。新技术广泛深度应用，加快培育新动能进而催生新经济已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区域战略及其重点区域分类指导效应开始显现，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建设，将会带来新增长极。企业效益出现改善，工业领域进入补库存周期。宏观调控政策仍有一定空间，同时可以更加注重相向着力、协同发力。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小幅缓降态势。预计2017年GDP将增长6.5%以上。
同时，牛犁也指出，我国经济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当前最突出的三大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具体说来，中国经济还缺乏新的具有较大带动作用的经济增长支撑点。随着今年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企业贷款成本上升，经营压力上升，制造业不良率会提高，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也在加大，导致今年需要重点防控金融风险。
“我国现在地区经济的差距地区分化严重，由原来的东中西差距变成了南北差距。”牛犁介绍，从产业转型来讲，南方新兴领域，如无人机、机器人等业态活力非常强。而从京津冀协调一体化发展到雄安新区的设立，都是国家试图探求北方经济增长机遇的表现，另一方面，许多北方城市，包括一线城市的经济规划存在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慢慢调整。
寻找风险期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齐鲁周刊》：国内外大环境下，山东省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何N状态？
牛犁：山东省综合实力比较强，经济实力位列全国第三位，从资源到市场的整体协调性比较好。当其他地区拉闸限电的时候，我们这里是不缺电的，当别的地方闹油荒的时候，咱们没有闹油荒。但从经济成分来讲，国企的比重比较大，经济活力不足。这几年山东正经历一个经济结构改革风险期，在石化等重化工业调整方面面临的压力比较大。
《齐鲁周刊》：作为大象经济的代表省份，山东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应当如何寻找？
牛犁：首先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使市场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山东在加快培育新兴业态方面确实需要大量的工作，但在加快海洋经济发展，促进蓝色经济开发方面有自己的区域优势。传统的以规模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所以要加快研发，依靠技术改造、设备升级，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以质取胜。还要进一步加强投入，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提高原始创新的力度，提高经济的可持续性。积极转变观念，努力争取设立自贸区，争取拿到先行先试的机会，实现与国际对接。
《齐鲁周刊》：从房地产这方面来讲，济南、青岛这种级别的城市，房价上涨的可能性有多大？
篇7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GDP增速外，一些反映经济活力的关键指标好於预期，良好的开局为完成全年“6.5%左右”的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
作为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一向在稳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2%，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从投资领域来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短板领域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民间投资增速则比1月至2月加快了1个百分点，增长了7.7%，从去年9月至今呈现回升态势，表明市场供求关S总体趋好，市场活力有所改善，为民营企业的投资和发展创造了较好条件。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7.2%
近年，消费已经超过投资，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7.2%，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显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与此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不断催生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也带动了新动能的成长。
外贸：出口贡献由负转正
各国进出口数据是世界经济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今年一季度，全国进出口总值增长21.8%，亮眼的数字是国内经济企稳向好的有力体现。扣除价格因素，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从去年同期的负11.5%转为4.2%。
但也要看到，一季度进出口的高速增长有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因素，也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回暖、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有关。保持外贸回稳向好的积极态势，还要更加苦练内功，积极培育外贸增长新优势。
财政收入：增长14.1%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达到14.1%。相比去年的个位数增幅，今年开局季国家“钱袋子”的变化进一步反映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尤为可喜的是，中高端u造、居民消费相关行业税收快速增长，体现出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居民文化、旅[、信息消费需求旺盛。
不过，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受短期增收因素影响较大，後期特别是二季度增幅可能会明显回落。
货币供应：增速平稳回落
3月末，我国广义币供应量M2N额同比增长10.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5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
M2增速平稳回落，是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具体体现。虽然M2增速回落，但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企业中长期贷款等重要指标同比多增，反映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减。
城镇就业：规模扩大
去年，我国超额完成1000万人以上新增就业目标。今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规模继续扩大，达到334万人，比去年同期多增了16万人。
就业乃民生之本。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调查失业率来看，3月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比2月末有所回落，处於较低水平，市场整体就业环境较好。
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
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感”直接来自於居民收入水平。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8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跑赢”GDP0.1个百分点。
在收入差距方面，一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7，比上年同期缩小0.02，显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城乡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PMI：连续两月上升
中国制u造业窆壕理指数（PMI）涵盖了企业窆骸⑸产、流通等各个环节，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3月份，我国PMI为51.8%，高於上月0.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
PMI保持扩张区间，K连续8个月站上荣枯线，显示u造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篇8
引言
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面临不少新挑战和新考验，也催生很多新机遇。2015年，清水河县将继续贯彻落实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继续优化“一县三区”生产力空间布局，推进“三区三镇”建设，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转型发展，活力富民为目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推进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
清水河县作为的一个典型县域，更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典型代表。以清水河县作为研究的对象，深刻发掘现行经济调整过程中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将具有显著的意义。
一、清水河县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县域经济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进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有放缓的趋势，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清水河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究其原因就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了变化。从需求结构来看，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而拉动清水河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表现为投资，特别是煤电、高岭土、重大民生工程等大项目投资，索洛模型指出：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依靠投资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获得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由于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经济最终要减速，最后的增长速度会收敛为零;如果发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速度最终收敛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就是说，仅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动力不足，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
从产业结构来看，清水河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而能源又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风力、太阳能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不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煤电产业不可能实现迅猛发展。
从要素驱动来看，清水河县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禀赋，特别是能源要素的驱动。煤、电、高岭土是清水河县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资源型产品的价格走低，简单的挖煤卖煤、挖土卖土的发展道路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把科技创新和改革作为新常态下清水河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大科技创新，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新活力、增添经济发展新动力。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大企业带动清水河县经济的发展。通常来说，国有大企业一般主要集中在煤炭、电力、冶金、化工等行业，而这些工业部门对拉动当地就业远不及服务行业，一定程度上形成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反之，非公有制经济活力不足，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经营者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二、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动力
新常态下的内蒙古，关键是要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经济常态，一切活动瞄准的对象是“人”，新动力背后的核心力量也是“人”，以满足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百姓需求为目标，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为基本动力，是构建新常态下新动力的基础。
（一）政策稳定新动力
清水河县继续贯彻落实“8337”发展思路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转型发展，活力富民”为目标，改革创新为动力，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与此同时，清水河县积极推进“依法治县”，将法治建设贯穿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实现经济平稳合理运行、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
（二）市场需求新动力
稳增长是新常态时期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现经济稳中向好，关键需要在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上下功夫。在步入新常态，要让发展的“软肋”变为“硬翅膀”，就要将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点专项创新驱动的新增长点。
要提高投资的效率，虽然大多数传统产业面临产能过剩，但还是要积极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加大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民生工程的建设。促进城乡居民提高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出台刺激消费的举措，才能使其消费需求有扩大的可能。加快杂粮、果蔬和畜产品等生产加工企业建设，积极转变经营理念，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安全绿色农畜产品。
（三） 结构优化新动力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就内蒙古经济整体来说，传统产业需求已基本饱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同时涌现出许多新兴业态和新的需求，供给所能创造的需求空间依然巨大，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清洁新能源等领域将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
内蒙古以“五大基地”建设作为推动本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清水河县通过积极响应并主动践行“五大基地”建设，来实现县域经济优化升级。努力推动上下游产业整合发展，就地消化煤炭产能，实现清洁发展;加快发展外送电和光伏发电等重大项目，实现发电提质转型;同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融入沿黄规划、积极引进先进工艺、产业配套带动本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工业的增效发展。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居民的食品消费观念也日益注重“绿色、有机、无公害”，绿色生态食品逐渐成为广大消费者的首选，市场需求巨大，且绿色农畜产品又是内蒙古的一张“名片”。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可以说，经济的更高级形态、更复杂分工、更合理机构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上。经济结构的调整应以服务业为重点。要把旅游、现代物流等潜力巨大、拉动能力强且收益较好的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加快发展旅游业。进一步提高县域的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起到巨大作用。优化县域服务业的发展结构、推动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消费点和经济增长点具有强大拉动作用。
（四） 改善民生新动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常态下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就是为了让广大百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教育、卫生、医疗、文化等领域的重大举措，将带动相关产业、企业做大做强，也极大地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竞争力，统筹了城乡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最终是要为改善民生服务，民生领域的投资、重大项目建设、扶贫攻坚会让全县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搞活了一方的经济。
（五） 改革创新新动力
新常态下，改革已经成为内蒙古实现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尤其是行政审批、金融、财税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努力引进知识型、创新型人才，同时鼓励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如技术入股等吸引一批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使经济发展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创新驱动提供人才保障。
结语
2015年清水河县经济发展面临不少新挑战和新考验，同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带来了许多新机遇和新思路。清水河县仍属于欠发达旗县，也就意味着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优化产业布局、加快项目建设和投资力度，补齐服务业发展的“短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经济增长新潜力。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新常态下清水河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社会和谐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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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是一种自然过程,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是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到新增长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都将出现新增长点,并叠加起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经济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随着我国要素成本的优势逐渐弱化,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度依赖要素驱动了,而应该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3)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转向存量调整和增量做优.不管是农业还是制造业甚至服务业,都应该把发展重点从产业的中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转变,这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4)经济发展目标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共享发展成果.中国经济新常态要放弃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而要做到以人为本,重点解决教育、养老、就业等老百姓最关系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能够共享发展成果.(5)经济管理从刺激增长转向科学调控.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如果仍然还是一味地刺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科学的宏观调控,那系统性风险迟早会爆发,所以应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科学、精准、有效的宏观调控上.
2低碳经济是新常态下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1低碳经济的涵义
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气候异常的事件不断增多,并开始威胁人类的正常生活,近年来中国多地长时间遭遇雾霾天气,环境污染现象极其严重.气候专家认为这种气候变暖的现象是温室效应引发的,而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是大气中碳浓度上升.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减少碳排放,降低大气中的碳浓度,进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在此背景下英国2003年率先提出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模式:“低碳经济概念”.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能源结构,改变以化石燃料为主的现有能源消费格局.在减排和发展的迫切需求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在政府十工作报告中更是从战略高度明确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2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
2．2．1全国和区域环境从国家层面讲,我国在过去30多年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投资、能源消耗,在产业结构上更多依赖第二产业的发展.其效果显著,但也面临严重的问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低、枯竭和环境污染严重等等.同时,我国还面临环境的压力、人口红利的消失、低端产业的疯长和限制、企业缺乏创新力和长期研发能力等诸多不利因素,迫切需要完成在经济方式从规模数量到质量效率的转变,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将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甚至农业发展的重点都将从产业中低端环节向研发营销等产业高端环节转变,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功跨越.诸多问题的解决和目标的实现,决定了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模式,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经济新形态.为此,国家发改委启动了低碳省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低碳经济发展.从区域经济来看,河北地处京津冀经济带.在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其中河北省定位于“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实现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发展,重点提高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这对河北省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因此探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2．2．2省内经济发展状况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河北省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15年全省生产总值由2010年的2万亿元增加到3万亿元,年均增长8．5％,在全国31省排名第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439．4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14388．0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11978．7亿元,增长11．2％.目前全省的产业结构仍以钢铁冶炼、水泥化工、制药等六高耗能行业为主,基本上保持着“二、三、一”的结构,第二产业的优势明显.但这种依赖资源、高能耗的增长方式存在着发展后劲不足、竞争力低的弱点.省内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行业,劳动效率低、生产效益不高,发展比较落后,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方面力不从心,影响了其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作用的发挥.近几年省内产业结构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优化升级,但河北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又在不断出现.一是发展的质量效益不高,新旧动能转换不快,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全社会研发投入不足,财政收支矛盾加剧,部分市县地方债务存在风险,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转型升级尤为迫切.二是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大气、水污染问题突出,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还需付出极大努力.三是改革开放相对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不高,城市经济、沿海经济、县域经济仍是明显短板,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解.因此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下,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提升,特别是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3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策略
加快形成引低碳经济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已得到国际共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将是河北省经济未来发展的主基调.具体发展策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3．1借东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抓住用好京津冀一体化的机遇,牢牢把握发展大势,切实把京津冀协同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补齐河北发展短板,真正使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一方面,建设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另一方面,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按照区域发展主体功能区定位,打造沿海率先发展区、冀中南功能拓展区、冀西北生态涵养区等特色功能节点区域城市.
3．2低碳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实现河北省重新发展的关键所在.首先,推动高碳低碳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水平,加快淘汰落后技术工艺、生产设备,坚决化解过剩产能,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装备制造产业智能化、化工产业精细化、建材产业绿色化.最终实现第二产业低碳化.其次,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高效、优质、生态、品牌、安全农业.加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从实现到第一产业的低碳经济发展形态.
3．3创新性,提高经济增长动力
创新是低碳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只有不断创新才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才可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进行转型升级的同时,还需要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培育一批新兴产业集群.政府需要为创新企业提供良好的平台支持,包括政策激励、金融支持和人才保障等.另外还需要有编制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以保证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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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潜在增长率有所下滑，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加速进行，江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将逐步提升。面对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目标任务，江苏既要及时培植新动能，以冲抵传统动力衰减带来的短期阵痛;同时更要借力新动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塑造发展新优势。“十三五”时期，受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等因素影响，江苏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有所下滑，由此会进一步压缩经济增长空间，但由于包括江苏在内的长三角核心区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就致力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取得实质性成效，尤其是在转型升级中带来的增长新动能，不断蓄积并逐渐率先形成增长新引擎。预计“十三五”期间，江苏以加工贸易为典型代表的传统增长动力逐步衰减，同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经济新动能将从力量积蓄期进入动能全面释放期，江苏经济有望在小幅波动中进入新稳态增长区间。同时，由于经济体量加大，未来江苏经济增速虽可能有所放缓，但实际增量可观，发展质量也将迈向新台阶。
创新驱动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充分暴露，江苏创新型省份建设将在攻坚克难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发展创新型经济，是江苏经济进行“第三次转型”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江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成效显著，但在基础创新力、高端创新突破力、科技创新创业水平、创新机制体制、区域创新生态等领域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例如，江苏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第一，其中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两个单项排名第一。但知识创新能力低于北京，知识获取能力低于上海，创新绩效低于广东。创新体制机制不活、科技创新水平不高，是制约江苏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根据江苏省委、省政府要求，到2020年，江苏将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主要创新指标力争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以上水平。“十三五”时期，江苏能否在克服创新短板，在构建区域创新生态、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上实现根本突破，将是决定能否实现上述目标的根本性因素。
“智能制造”、“互联网+”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将深刻改变江苏产业、企业和市场质态。江苏制造业在全国具有领先优势，但在互联网经济等新经济领域与广东、浙江等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十三五”时期，江苏将进一步发扬“三创三先”新时期江苏精神，抢抓“中国制造2025”深入实施、互联网跨界融合创新方兴未艾等战略机遇，按照调高、调轻、调优、调强的思路，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创新，给制造业注入互联网的基因，加快推进研发设计可视化、生产制造智能化、生产组织网络化、产品服务个性化，构建信息化背景下的核心竞争力，使互联网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从江苏竞争力的短板变为新优势。
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效应加速释放，江苏经济在国家发展全局中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增强。“十三五”时期，“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江苏沿海开发等国家战略在江苏密集实施，为江苏加强战略统筹，更好发挥综合效应，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多重国家战略的密集实施，为江苏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并从国家意志与地区发展的互动中构成江苏发展的特殊战略机遇期。多个国家战略在江苏的布局实施，不仅将带来政策、资源、项目、投资集聚，也将营造出独特的发展环境，丰富江苏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并将成为江苏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江苏将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区域，在全国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有望进一步提升。
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进入落地见效期，以改革促发展将成为江苏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根本保障。“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江苏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努力在全国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强政府”是江苏的重要传统。新常态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释放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一方面，未来江苏“强政府”的内涵将进一步向政府的高效服务聚焦;另一方面，“强市场”、“强创新”将成为江苏经济的新内涵、新优势。
江苏“十三五”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
在新常态下，江苏“十三五”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为主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加大统筹力度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增创竞争新优势，通过多种富民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努力打造江苏经济升级版，推动江苏经济发展走向中高端。
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在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国内经济下行的复杂经济形势下，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江苏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十三五”期间江苏的“稳增长”，不是沿用粗放型发展方式来保持经济较快的增速，而是通过调结构和深化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效益的双重提升。从宏观上，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着力优化投资需求，持续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加快形成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寻求新的增长点，防止和抑制需求膨胀，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协调性。从微观上，通过进一步深化国企、财税、金融、价格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多个领域加快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十三五”时期，江苏一方面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突破关键环节、提升价值链”的战略，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实现制造业由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并积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另一方面，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做大做强“江苏制造”，从而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顺利实施做出积极贡献。
以区域一体化带动城乡统筹发展。一是推进交通一体化，主要是要完善省内交通基础设施，强化省内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连接及其向省外的对外连接，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功能和辐射功能，加强港口合作、江海河联运，以及港口与铁路、高速的无缝对接，建设长江中下游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同时加大综合交通物流配套建设，形成港口、跨江大桥、高速公路、城际快速通道、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相互融通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二是推进市场一体化，包括商品市场的一体化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消除省内区域间地方市场分割，促进商品、人才、资金、技术、旅游等要素在省内无障碍化流动，使得资源要素可以进行有效配置，形成完善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三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建立健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的城乡统筹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合理分工，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形成体制接轨、发展互动、服务共享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增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江苏迫切需要向有利于创新驱动的新一轮开放模式转型，不仅要注重“高水平引进来”――通过国内平台环境的建设，利用内需虹吸全球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更要强调“大规模走出去”――依托国内市场和出口导向战略中掌握的资源，在全球广泛配置那种可以就地吸收和利用的上述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和资本。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使江苏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从而成为江苏下一轮发展的内生动力。
创新民生发展的新路径。紧紧围绕富民优先这一发展的根本目的，积极推进创业富民、就业惠民、社保安民，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有机统一。在物质财富方面，一是大力实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切实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二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财富公平分配，逐步缩小部门、城乡、区域差距;三是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精神财富方面，一是加大教育投入，同时努力实现居民教育体系的均衡发展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发展;二是重视各领域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优良环境;三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加快发展具有江苏特色的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业的规模、效益和竞争力，促进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以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时期，江苏应当把握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能源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展生态化和低碳化产业，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一是向生态节约型产业倾斜。生态节约化概念应贯穿到整个城市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战略选择、布局、管理、监督以及技术改造，到流通和消费领域各个环节，使生态化贯穿到整个产业链。二是积极发展低碳型产业。着力推进节能减排，能源、原材料等传统重化工业的高新化、集约化、清洁化和循环化，加快推进产业发展由传统的“高投入、高排放”模式向“高效益、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江苏“十三五”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十三五”期间，江苏经济发展政策，要致力于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上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努力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具体政策包含以下方面：
重点突破若干重点领域的改革。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抓住改革的时间窗口，重点在简政放权、财政税收改革、国企国资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等领域推出一批能够叫得响、立得住、群众得实惠的硬招实招，既对经济增长加力，又让人民群众得益。坚持改革与开放互动并进，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对接，发挥优势，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用正面清单限制政府，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制定出政府行政审批目录清单、政府行政权力清单、投资审批负面清单、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等。同时，建立科学的监管网络和机制，适应由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加强政府服务，实现由“强发展型政府”向“强服务型政府”过渡。
兴起新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十三五”期间，江苏以人才引领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不能仅仅局限于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更为关键的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增强本土企业、本土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像马云、马化腾这样在商业实践中最成功的人士，当初也未必符合现在各地引进的“高端人才”标准。江苏应当倡导建设“全民创业型社会”，充分激活广大人民群众蕴藏的无穷创业创新热情、智慧和力量，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新时期江苏精神，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公平准入，创造机会均等，鼓励和支持广大城乡居民尤其是懂技术、有理想的本土人才自主创业创新，加快在江苏培育一批“马云”、“马化腾”式的创业人才。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十三五”期间，江苏要善于从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制造业创新、群众的大量生活需求等各领域激发潜在市场需求，形成新的市场空间，使之成为新增长点的重要来源，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是在体制上更加注重依靠市场的力量。让企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创造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政府主要起到引导支持和制度创新的作用，加快推动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体制创新等在内的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二是在主攻方向上，培育新的增长点。尤其要注重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要用足用好江苏雄厚的基础和资源，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嫁接融合，促进制造业服务化。主动顺应信息化的时代浪潮，把推进信息化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主线，通过“互联网+”实现江苏经济的转型升级。
促进传统产业向中高端攀升。必须把产业发展放到稳增长、调结构的全局中来谋划和推进，向结构调整要增长、要质量、要效率。一要突出产品品质，坚持走以质取胜的道路，通过吸引人才、研发投入、工艺提升、品牌建设、质量控制、国际化经营等多种途径，提升“江苏制造”的品质。二要突出服务化方向，推动产业链向两端延伸，实现生产性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变，最大限度地提高制造业的产业价值。三要突出信息化引领，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传统制造业插上信息化的翅膀，在“互联网+”浪潮中脱胎换骨、走在前列。四要突出市场化需求，主动适应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发展变化，积极创新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努力在满足需求中创造需求、引领需求。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新台阶。“十三五”期间，在前期投入的基础上，江苏应更加重视新兴产业发展的“软环境”建设。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形成尊重创新愿望、发挥创新才能、包容创新失败、肯定创新成果的良好文化氛围;完善“吸引人、培养人、留住人”的用人机制，给予新兴产业高端人才良好物质待遇和情感认同，提供出入境及落户、创新创业、社会保障等多领域的优质便捷服务;加大营造财富效应和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利用各类基金和资本市场的工具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活力。
加强公共产品和服务投资。“十三五”期间，政府投资既要严格控制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又要尤其注重群众的大量生活需求等各领域激发潜在市场需求，形成新的投资点。可以考虑以下重点方向：一是建设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和实验室。政府建设好区域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已经成为促进该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政府要敢于拿出最重要的资源，结合区域产业基础和产业规划，支持、鼓励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合作，建设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二是从解决重要民生领域供给瓶颈的角度出发，扩大公共服务业投资，包括大力发展公共医疗、职业教育等。
篇11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6%，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口，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篇12
当前经济形势确实较为复杂，一些媒体于2012年二季度就已经报告经济形势探“底”，三季度会呈U型回升。但是，7～8月份的数据公布后，这个声音逐渐变小，现在的提法是：三季度探“底”，四季度呈V字反转。但我们的“底”在哪里？各方面的认识也不完全统一。
一、关于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及政策的主要观点
关于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集中在对于经济形势未来走向的判断与基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上。
（一）宏观经济形势及发展判断之分歧
2012年7、8月份数据以后，大多数机构都下调了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预期。但是一般认为7.5%-8%应该没有问题。但也存在一些“唱空”中国经济的观点，特别是国际上认为中国于2013年存在“硬着陆”的风险；第三种观点认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即将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第二阶段跨过大西洋到欧洲，成为债务危机，第三阶段可能要跨过欧亚大陆到东亚来，成为“产能过剩”危机。
（二）采取的调控政策上之分歧
对于应对经济形势变化采取的政策上也有分歧。第一种观点，即大部分机构，包括笔者个人也认为中国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在内）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刺激率只有1.8。目前欧洲的债务危机刺激率与债务率均较高。而我们的债务率较低，无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都不高，在警戒线以内。另外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还很高，有往下走的空间。所以政策空间较大，通过适度、有效地实施一些宏观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不宜出台力度过大的刺激计划，因为我们要调结构，要防风险。
第二种观点是，一些学者认为，现在经济放缓的原因属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短期政策基本不见效，最好的调控就是不要去调控，让经济体自身去调整。如同一个人生病，实质上就是一种调整。不应过度采用短期政策，而应依靠深化改革、结构调整来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二、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分析
怎么看当前的形势呢？—— 应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笔者认为，本轮经济放缓实际上始于2007年第3季度，金融危机于2008年4季度开始影响中国。根据季度增长的相关数据，2007年3季度GDP增长率为14.8%，至2008年4季度为6.6%，相比下降了8.2个百分点，原因是当时经济危机的影响。经过政策刺激，经济开始反弹，但至2010年1季度由于刺激计划动能的足量释放，季度增长率又开始放缓，2010年1季度11.9%到2012年2季度的7.6%，大概10个季度降了4.3个百分点，下降的幅度呈大幅放缓的态势。如此分析，“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应该说“软着陆”的趋势越来越明朗了。
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多重因素导致。因为比较于以往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所以显得较为复杂。经济放缓既有外部因素影响，即外部需求收缩，也有内需增长的放缓，二者相互叠加；既有周期性的调整，也有解救性的因素相互交织；既有短期需求波动，也有中长期下降的相互作用。
（一）外需收缩
2012年7月份出口只有1%，8月份2.7%，有轻微的回升。但是如果看累计增长率，1-7月、1-8月的数据，总的趋势还是下行。2012年预计达到10%是比较困难的。出口部门压力比较大。比如对于欧盟的出口，7月份为-18%。欧洲因为是紧缩性财政，必须紧缩，所以削减养老金、削减工资、削减婴幼儿补贴，总需求下降了。对于欧洲出口的缺口大约是1300亿美元。
（二）内需增长放缓
比如说投资，就基础设施、房地产业、制造业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基础设施由于前一次的投资基数很大，如果没有新的扩张性计划，增长率就会放缓，2012年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是-2.1%，二季度有反弹。房地产业自去年调控以后投资增长率与预期有变化，是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得没有预期的大，是渐进下降。制造业是产能过剩，过剩了谁去投资呢？所以这三个方面均可以看得出来，投资也是放缓了。1-8月为24.2%，1-7月为24.4%，下降了0.2个百分点。当然开始在趋稳。
（三）周期性因素
经济增长都是有周期波动的，但是这一轮下行的周期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被大大拉长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历史上金融危机的研究统计，由金融危机恢复到正常趋势线大约需要7年周期。金融危机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就是恢复到趋势线，但是下行周期被拉长了，而且往下的幅度更大了。
（四）结构性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体现了经济放缓的结构性因素。出口的下降、收缩影响投资，相应地，投资也会收缩。投资收缩波及到经济增长。投资要转化成生产率，生产率要转化成各种产品，各种产品要有能力消耗，而内需消耗不掉，就要出口。过去流行一种说法，说中国不断地炒菜，不断地扩张产能，现在吃不下就给外国人吃，不吃也得吃，而现在外国人也吃不下，生病了。这就是结构性因素。
（五）短期因素与中长期因素
短期因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一些房地产的调控对于投资、融资平台的清理规范均有影响，这些都是短期因素。中长期因素起作用则体现在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但是很难做出完全实证性结论的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到底影响有多大。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看，潜在增长能力也会下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同时，增长基数在扩大。我国目前GDP增长的基数是47.2万亿，若想在此基础上保持两位数的持续增长确实很难。有人说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正在阶段性增长。笔者称这种“中速增长”为“次高速增长”，8%这个比率还是较高的。既然是“次高速增长”，速度是会放缓一点。放缓的最基础因素，笔者认为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后抚养比随之变化，储蓄率也发生了下降。同时，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影响潜在增长能力。
三、调整策略
目前面临的问题要抓主要矛盾。短期矛盾与中长期矛盾中什么是主要的，短期因素、中长期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大，到底是外需影响变化大，还是内需变化大。外部收缩与内需的放开何者更重要？周期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哪一个更需要着重考虑，这些均需要研究。
（一）逆周期调整仍需继续
有学者说要放开调整，将“稳增长” 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经济都有自我调整，对于经济的波动不要强行调整。“逆周期调控”与“顺其自然的调控”是两条路线，我们采取的往往是逆周期调控，经济往下行就拉起来一点，过热了就拉下来一点，采取“熨平”策略。什么要进行逆周期调控？因为经济增速继续下降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当前热议的“产能过剩”问题。钢铁、水泥、建材、有色、石化，包括风能、太阳能等都存在过剩问题。产能利用率下降就业矛盾就会显现（当然登记失业率数字是相对稳定的）。从沿海一些地区看，尽管劳动力供需结构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增长速度的放缓对冲掉一部分就业压力。但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幅度继续增大，那么在就业上还会有所反映。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就业压力仍会显现。其次就是企业的利润问题。企业的盈利水平因需求收缩而下降。需求收缩而劳动力成本与融资成本没有下降，如何维持企业的发展呢？只有把利润挤掉。利润迅速下降，亏损企业就会增加，亏损面迅速扩大。企业利润下降还会迅速地在财政收入与政府的收入中体现。2012年8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开始出现负增长。目前提出的一系列减税措施与财政负增长之间的矛盾愈加突现。接踵而来的是原料融资平台风险显现。即财政和金融的风险增大，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具体表现在没有偿付能力，三角债出现。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放任经济增速继续下行，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进行一定的调控。
（二）内需稳是调整的关键
从2012年的形势来看，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更积极的变化。为什么说是“软着陆” 呢？因为从投资、消费来说，如果是扣除价格因素，投资已经开始回落了，就是近几个月扣除价格因素，经济增长是下滑的。消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是回升的，内需稳还是关键。外需重要还是内需重要？笔者认为，内部因素显得更重要些，内需稳是关键。经济下行还有一定的压力，从供给面和需求面的角度来看，需求面的下降幅度比供给面的下降幅度要小，供给面的下降幅度相对更大。这说明过去这些年大规模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的压力和库存的压力还没有彻底消化掉，去库存的过程还会持续。只有供给面下降了，经济才会回稳。但供给面的消化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笔者认为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会维持在7.5%～8%。
（三）中期目标需放在重要位置
笔者理解的多重目标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中期经济能否稳定在合理的区间。即潜在增长率大体接近或大体一致，维持在8%左右的区间内，是否不再下行。二是长期经济结构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是短、中、长期目标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设计政策呢？“稳增长”、“防通胀”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协调。在此当中，“稳增长”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那么确实还得把中期目标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2012年在“稳增长”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结构性减税已经扩大到10个省，包括总量减税，中央财政负增长，地方财政也大幅下降。营业税改增值税也已改了10个省。另外加速折旧、研发投入加计抵扣等政策，还有一些地方落实得不好。
（四）继续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
在货币政策上，央行采取了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不对称降息等政策。是否还有空间？——笔者认为，只要CPI能够维持在2%的幅度，利率调整就还有空间。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利率流动性不足，相当一部分是企业流动性的问题。首先是因为产能大，企业就不会去扩大投资，这就导致融资需求不足，再加上经济下行银行贷款也变得谨慎。第二，鼓励设备更新。通过技改贴息，只要企业搞技改就可以贴息。第三，鼓励民间投资。出台了42个实施细则，如果想将这些细则落到实处可能还需要再想些办法。再有就是启动了一些包括地铁、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路、水利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笔者认为地铁项目的启动非常有必要。特别是在北京这样大城市，城市轨道交通尤为重要。而且对于未来也是有意义的，不会造成无效的投资。但不要让政府去包办，应当引进民间投资。如，将地铁沿线的商业地产配给民营资本，形成合力的盈利模式，医院的建设、医疗设施的供给、垃圾的处理等都可以考虑采取金融创新模式，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在经济放缓的时候民间投资一般会非常谨慎，一定要给予相应的激励。
（五）限制房地产投资投机易
房地产也是投资中很重要的方面，这里还涉及征收房产税的问题。房地产要限制投资和投机交易。可能通过提高交易税率的办法限制投资和投机交易。如果交易税率的提高导致持有量的增大，到时再开征房产税。这个思路与方向是正确的。但也涉及到一些制度性变革，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开征房产税就涉及到财政制度改革、财产的公开与透明化等问题。
（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除了上述的短期政策以外，下边就要涉及中期的调整策略与调整方案了。中期目标就是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因为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现在逐渐减弱，再靠出口、扩大投资无法维持原有的增长速度。因此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来自何方？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市场化的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发展称之为“制度红利”，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制度红利”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但笔者认为制度红利潜力仍较大，改革的潜力也较大。
（七）推进城市化与城镇化的进程
除了深化改革、创新，更主要的任务仍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一种再平衡，而扩大内需的手段就是推进城市化与城镇化。目前我国城市化率为41.3%，城市人口约为6.9亿，接近7亿。在这7亿中大约有2.3亿人没有完全市民化。即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可以称之为城市人口，但并不能说是城市居民。即不是城市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如何让这部分人进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的廉租房体系，进入这三个体系需要投入多少资金？笔者做了一些调研工作，结论是每人至少需要20万元左右。原有的2.3亿人，再加如果要使城市化率提高至70%，仍有3亿人需要加入，共约5.5亿人，乘以基数20万元，即100万亿元。以2011年的GDP总量47.2万亿计算，这就是两年的GDP。
（八）鼓励创新
未来需要创新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优势资源应当向企业流动，而现在的优秀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了。如何形成优势资源的企业化流动机制值得我们思考。另外，就是大学教育怎么形成个性化教育等问题。培育经济增长新的动力，高校负有重要的使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改革的潜力，改革一定会解放出新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参考文献：
[1] 王一鸣，王君.关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几个问题[J] .中国软科学，2005，（7）.
[2]王一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8）.
[3]王一鸣.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J] .宏观经济管理，2008（1）.
篇13
历经多年快速发展，北京与上海已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与风向标，但经济发展却各具特色。这与两个城市的战略定位、发展环境以及应对不同发展阶段问题所采取的措施等有莫大关系。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上海以世博会、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新形势下，面临资源优势发挥不够、新旧动力转换等问题，北京需深入分析经济放缓的原因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借鉴上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深度挖掘资源与要素潜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1 京沪经济发展比照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京、沪两地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调结构转方式的艰巨任务，虽然在战略定位、发展环境、发展阶段等方面均取得斐然成绩，但还是存在细节性的差距。
1.1 战略定位
北京是全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注重发展“高精尖”经济――高级、精密、尖端。反观，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城市，重在打造“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可见，北京重在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逐步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而上海重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热点，不断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
1.2 发展环境
投资方面，京沪近年来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吸引外资不断涌入，2015年北京实际利用外商投资130亿美元而上海实际吸收外资184.59亿美元。产业方面，北京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生产业发展；上海重在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六大重点行业。创新方面，北京力推为企业营造技术、组织、管理、标准和商业模式等多维创新环境；上海积极营造创新体系建设环境，形成共建研发机构、组建产业创新联盟、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多种模式。整体而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与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2015年《GN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均显示，上海排名高于北京。
1.3 发展阶段
2008―2015年，北京人均GDP由0.91万美元增加到1.71万美元，而上海由1.04万美元增加到1.65万美元。据世界银行2014年收入分组标准，京沪均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2015年，北京三次产业比由2008年的1.1∶25.7∶73.2变为0.6∶19.6∶79.8，而上海由0.8∶45.5∶53.7变为0.4∶31.8∶67.8；京沪城市化率均达到85%以上；京沪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均在10%以下。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与赛尔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京沪同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可见，虽然同处于高收入发展及后工业化阶段，但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城市化率，上海与北京都存在差异，且京沪的产业发展特别是二、三产有所差异。
2 上海经济发展经验剖析
针对经济发展困境，上海及时捕捉经济发展战略机遇，紧扣战略指向不偏离，积极采取有关出口、投资、制度、产业等有效措施，多维举措促进上海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反观，北京也存在类似于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2.1 突破出口投资困境，适时启动经济增长新引擎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上海经济逐步从2007年15.2%的高速增长向2015年6.9%的中速增长过渡，尽管2010年出现小幅上升达到9.9%，但整体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源于上海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与出口拉动效应减弱。2008―2015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连续七年低于10%，而2010年与2011年该数据更是低至0.8%、0.3%；出口额增速由2007年的26.7%变为2015年的5.3%，其中2009年更是下降到16.2%，如下图所示。可见，上海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对此，上海积极转变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思维。一是转变投资发展思路。2011年，在《上海市“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固定资产投资从预期指标中剔除，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基本思路，加快向创新经济转变；上海出台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和《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优化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投资发展环境；2012年，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与市商务委印发的《上海市吸收外资和境外投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上海市在吸收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中要突出“五个更加注重”与“八项重点任务”。二是加大R&D支出力度。上海R&D支出占GDP比重由2007年的2.46%直线上升到2015年的3.7%，共上升1.24个百分点。三是打造服务业为主引资结构。上海自2007年后在引进外资上逐步加大服务业的比重，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占比由2006年的60%提升到2015年的86.3%。四是创新扩大内需发展机制。2008年12月，上海专门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八项措施；2012年，上海把体验式消费列为“扩内需”“促消费”重要内容。
反观，北京也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导致经济增长也逐步从2007年的14.5%高速增长向2015年的6.9%的中速增长过渡，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07年的17.6%变为2015年的5.7%，出口额增速由2007年的28.9%变为2015年的12.3%，如下图所示。可见，北京经济增长对投资与出口依赖度也在降低，亟须转变经济增长引擎。
2.2 精准把握发展动态，积极寻找制度改革突破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经济下行大趋势下，上海原有的一些经济制度及相关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因此上海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紧抓世博会、自贸区建设的战略发展机遇，大胆实施新一轮先行先试，破除经济增长阻力，探索出新时期改革开放新路径。
首先，以全面服务世博会为改革契机，多维举措健全经济增长制度体系。紧抓世博会机遇，上海2009年陆续出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措施：首部《上海市质量状况分析报告》，确立以市长质量奖为标杆、以质量金奖为基础的政府质量奖励制度，完成上海市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服务平台、产品质量安全评估研究中心等建设；基于2008年22项服务企业措施，再推出12条帮扶举措，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推出《关于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再取消行政审批事项8项，调整47项，提高了审批效率；制定出台《车用汽柴油》等13项节能地方标准，并启动节能环保标准化试点工作等。
其次，以自贸区建设为改革机遇，开启制度创新与改革新阶段。基于浦东四家海关特殊监管区（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上海于2013年成立自由贸易园区，陆续《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7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措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等制度文件，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不嗉哟蟾母锟放力度，促进上海经济在新探索中持续发展。
反观，北京正处于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关键阶段，面临举办2022年冬奥会盛会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战略区域提质增效的重大发展机遇，也亟须挖掘制度潜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3 注重产业衔接融合，构建新兴服务型产业体系
随着高新技术超加速发展，上海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0.8∶45.5∶53.7变为2015年的0.4∶31.8∶67.8，逐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但为保障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上海优化产业结构并不放弃一、二产业，而是加速产业间衔接融合，尤其注重营造二、三产业共同发展格局。
上海重点从自主创新、结构优化、效益提升三方面突破制造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制造技术基础及创新能力薄弱和重工业企业抗风险较差等发展困境，实现传统制造业与智能制造之间有效衔接；聚焦重点领域、通过产业关联实现重点服务行业之间的功能耦合，提高传统服务业技术含量，实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与保持传统服务业优势之间有效衔接，加速转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批发零售、餐饮、仓储、邮电、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重点发展金融、信息服务、航运、商贸等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新兴服务业；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有力地推进科技创新，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变“资源依赖”为“创新要素引领”，促进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产业生态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反观，北京三次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1.1∶25.7∶73.2变为2015年的0.6∶19.6∶79.8，凸显典型服务型经济特征，更需保障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加速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之间的融合发展，不断增强产业间相互促进衔接作用，以新兴服务型产业体系支撑经济发展。
3 加速北京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海经济发展经验，北京正处于工业化向发达经济迈进的关键期，亟须挖掘经济发展潜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资源有效利用，培育共享经济商业环境；优化产业内部结构，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增强改革动力韧劲，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全方位打好经济提质增效“组合拳”。
3.1 挖掘经济发展潜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基于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弱化，北京应把创新作为发展基点，积极发挥首都科研院所众多，高等院校集中所带来的科技资源优势，健全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加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创新资源整合，优化创新资源空间布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对高端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力度，实施以企业为主体、重大项目为牵引的发展战术，促进自主创新和成果产业化，做大做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创新型企业，大幅提高首都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性。
3.2 提高资源有效利用，培育共享经济商业环境
随着北京经济加速发展，加上全球资源状况日益紧张，北京凸显资源“瓶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更应活跃经济思维，营造良好的商业气氛，大胆创新“分享经济”商业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通过建立弹性连接的机制体制，整合北京及其周边经济闲置资源，进一步优化区域分工，完善经济利益各方的合作体系，全方位构建经济资源的弹性供应网络，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商品流通效率，降低商品运营成本，促使“分享经济”商业模式切实增强北京核心竞争能力，助力北京经济增长。
3.3 优化产业内部结构，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依据资源禀赋与自身发展特色，北京在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产业内部结构的基础上，尤其需要警惕产业“空心化”，在保障适度规模的工业的同时，促进工业体系的全面均衡发展和多点支撑，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引领经济发展能力。为此，北京应紧抓新产业革命机遇，有效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不断拓展传统优势产业服务化发展形态，大力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环节，强有力提高工业智能制造水平，大力促进具有服务型制造业特征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着力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层次水平，加速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步伐，全面促进北京经济超加速发展。
3.4 增强改革动力韧劲，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北京应紧跟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大趋势，推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精确定位国际市场，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改革完善外商投资与合作管理机制体制，积极创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优化贸易结构，加快培育对外经济新优势，大力推动高端装备出口，健全售后保养维修等服务体系，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全方位提高北京经济核心竞争力，为实现北京经济快速增长注入新动力。
总而言之，经济转型升级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北京要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深度思考如何把握经济发展战略机遇、制定好可持续健康发展战略、破解经济发展困境、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首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